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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ssay/zh/Chapter 5 6

2026-06-14T14:56:59Z

He Meng: wikicapt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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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5/6. 当代中国散文及其五位代表（1949—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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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当代中国散文及其五位代表（1949—1995） =
''(5/6. Chinesische Essayistik in der Gegenwart und fuenf Essayisten (1949-1995))''

''Deutsches Original: [[Chinese Essay/de/Chapter_5_6|5/6. Gegenwartsessayistik und fuenf Essayisten]]''

6. 中国当代散文的五位代表（1949—1995年）

6.1 大声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的真诚见证者——巴金（1904—2005）

在中国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是占大多数［…］要是他们真的大"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mdcccxxxvi

在中国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是占多数。[……]要是他们真的"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

巴金既是现代散文的代表，mdcccxxxvii也是当代散文的代表。mdcccxxxviii然而，他1980年代的晚期散文应被视为更为重要的作品，因此他被列入当代作家之中。巴金的特点是毫不妥协的姿态、直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我贬损的正直的自我剖析以及毫不留情的坦诚。他首先要求文学说真话。巴金与丰子恺并列散文家总排行榜第6位，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中位列第2位（排行榜参见第页）。

巴金有大量散文——尤其是晚期作品——的德语或英语译本。除此之外，本文还参考了中文选集中收录频率最高的篇目、收入《中国散文鉴赏辞典》mdcccxxxix（附内容提要和分析）的篇目以及若干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篇目，mdcccxl特别是涵盖了巴金其他创作阶段的作品，部分附有笔者自译。晚期散文的分析按主题板块进行。这比按时间顺序分析更有收获，因为在以下所述的巴金撰写《随想录》mdcccxli的四年晚期中，看不出明显的发展变化。文献资料较为充裕，大部分文本有香港版本，此外还有全集出版。

巴金的著作部分只能通过香港的版本获得。具体而言，以下各书涵盖以下创作阶段：《巴金全集》mdcccxlii收录了巴金从巴黎时期的小说到1949年前的小说《寒夜》。此外还有一部收录至1961年作品的文集。mdcccxliii《巴金新作》mdcccxliv收录了1977年至1978年间的十篇散文、一篇小说和一篇翻译。《巴金选集》mdcccxlv是作者亲自编订的、印数约五万册的大发行量文集，收录1927年至1981年间的作品。散文收入第8、9、10卷：第8卷mdcccxlvi收录1927年至1946年间的93篇散文，第9卷mdcccxlvii收录1933年至1980年间的100篇散文，第10卷mdcccxlviii收录1933年至1980年间的93篇散文。该卷还收录了对于了解巴金社会政治立场至关重要的散文"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见下文）。此外还有一部《序跋集》，mdcccxlix收录巴金1928年至1982年间的51篇序言和跋文。

巴金散文作品的译本包括：巴梅（Barmé）将《随想录》第一卷完整译成英文，mdcccl《憩园》的一个德语译本，mdccclii《随想录》五卷中的散文按传记、文学理论和社会批评三个领域编排的德语译本（附后记）。mdccclii《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收录了巴金最广为人知的散文"怀念萧珊"。mdcccliii中文选集《创作回忆录》收录了巴金的两篇散文。mdcccliv此外，若干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也有德语和英语译本，mdccclv以及一部英语作品选集。mdccclvi

传记方面的资料也相当充足。自传性散文有"我的生活和文学"mdccclvii和"谈《探索集》"。mdccclviii青少年时代的经历记述于三部曲《激流》mdccclix之中。在上海和南京的求学岁月以及1925年5月30日日本人枪杀示威的上海青年和纺织女工这一重大事件，主要记录在小说《日落》mdccclx之中。

二手文献也已对巴金的整体创作和个别方面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奥尔加·朗（Olga Lang）1967年mdccclxi在其详细的传记研究中，将巴金的创作冲动追溯至他从专制的封建家庭中解放出来后所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并——在论证西方影响之外——更多地关注了他的叙事作品。该书仅涉及1960年代以前的作品，鉴于其1967年的成书时间，可以理解她是从阶级立场出发进行论述的。高南森（Nathan Kao）1978年发表了一部关于巴金的专著。mdccclxii但迄今为止，尚无研究单独聚焦于巴金的散文创作。

中文方面有一部《巴金研究资料》，mdccclxiii收录传记、自传和若干二手文献。"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攻击在附录中有特别标注。此外还收录了一份二手文献目录和一份著作目录。德语方面有一篇论文mdccclxiv和一篇"巴金后记"，mdccclxv即一幅作者肖像，文中指出巴金因其毫不妥协的姿态而受到年轻一代作家的敬仰。他曾告诫中国知识分子保持或重新获得道德操守。一篇新闻风格的简化而两极化的生平概述见于一则"译者注"。mdccclxvi此外还有一项关于俄罗斯文学对巴金影响的研究，mdccclxvii这主要因为早期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信念而具有重要意义。

巴金在长达六十余年的时间里——其间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十年——共出版了39部散文集。他的散文创作可分为"1927—1949年"、"1949—1977年"和"1978年以后"三个阶段。mdccclxviii

李尧棠（字芾甘，1929年起用笔名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成都一个殷实的士绅家庭，该家族连续三代担任官职。1907年全家迁至广元，其父在衙门中任法官，用竹板逼供。巴金出于少年的反叛心理，不接受周围世界的等级秩序，他宁愿与仆人们在一起，不承认任何权威，包括兄长的权威。母亲使他熟悉了中国古典文学。在1958年写的散文"谈我的散文"mdccclxix中，巴金回忆了十三岁时如何被教导以陶渊明或韩愈为范本写散文。

1914年母亲去世，1917年父亲去世，他的家庭破碎了。他在成都一所中学学习英语和法语。1919年他通过《新青年》等杂志了解到革命，内心认同了社会改革的愿望。1923年5月他迁往上海：mdccclxx"我离开了那个家，就像要甩掉一个可怕的影子。"mdccclxxi在上海他也没有待很久，关于1926年他写道："二十二岁那年，我从上海逃到了完全陌生的巴黎，去寻找出路。"mdccclxxii在那里他读到了关于两位无政府主义工人的故事：在一篇散文mdccclxxiii中，他讲述了自己对在芝加哥被判处死刑的意大利工人萨科（Sacco）和万泽蒂（Vanzetti）的同情。mdccclxxiv后者从死牢中给他回了一封信，表达了对青年的希望。巴金就此题材写了一本薄薄的散文集，1926年在旧金山出版。mdccclxxv他从未否认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mdccclxxvi在巴黎，巴金埋首书中，感到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人，与卢梭（Rousseau）产生共鸣，并萌生了自杀的念头。mdccclxxvii克鲁泡特金（Kropotkin）mdccclxxviii的《告青年书》mdccclxxix（1880年）的阅读使他倾向于无政府主义，mdccclxxx并促使他采取政治行动：他与朋友们创立了一个"平等社"，并于1927年决定以写作为职业。mdccclxxxi起初他只发表政治性文章，例如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mdccclxxxii巴金以俄国女英雄为榜样；他印刷和复制自己的宣传册，部分为非法行为。mdccclxxxiii

1928年夏，巴金在沙托蒂埃里（Chateau-Thierry）的大学学习，阅读关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著作。他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构成了小说《灭亡》mdccclxxxiv（Zerstörung）的传记背景，该书1929年已在笔名巴金mdccclxxxv之下由叶圣陶在《小说月报》上分四期连载发表，使他不在国内便已声名鹊起。他以无政府主义先驱巴枯宁（Bakunin）*mdccclxxxvi和克鲁泡特金（Kropotkin）mdccclxxxvii为名选择了这一笔名，他曾翻译后者的著作，也翻译过高尔基（Gorkij）等人的作品。

1929年他未获学位便返回中国，定居上海，大量发表作品，其文章继续保持政治参与的态度。mdccclxxxviii当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在1930年已经在猜测资本主义在中国何时将过渡到共产主义时，巴金却在思考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无政府主义。mdccclxxxix他有时会退隐长达九个月专心写作，然后四处旅行拜访朋友，朋友们往往负责出版他的作品。这种生活方式或许也是他直到四十岁才结婚的原因。mdcccxc

早期的散文风格含蓄，常常带有忧郁的基调：他共出版了15部散文集：《海行杂记》、mdcccxci《生之忏悔》、mdcccxcii 1940年《旅途通讯》、mdcccxciii 1946年《旅途杂记》、mdcccxciv《无题》、mdcccxcv《黑土》、《龙》、《虎》、《狗》、《废园外》、《怀念》和《静夜的悲剧》。mdcccxcvi其中一些散文集的书名令人联想到周作人的作品。mdcccxcvii

下文将介绍其中较为重要的几部散文集。

1931年春，他的大哥——承担了大家族的责任——因破产而自杀。此后不久，同年巴金的小说《家》mdcccxcviii问世。巴金在这部半自传性的作品中，以一个大家族为例，描写了旧的儒家秩序在西方冲击下的崩溃。他以激情洋溢的笔调，描写了青年一代如何在共产主义中寻找到新的精神支柱。这部小说后来扩充为《激流三部曲》：mdcccxcix续篇有《春》mcm和《秋》。mcmi

1931年日军轰炸上海闸北的经历促使巴金写下了宣传性小说《海的梦》。1932年他完成了短篇小说"砂丁"。mcmii

在散文"鸟的天堂"mcmiii中，巴金描述了一段童年记忆，配以细致的风景描写。该文标注日期为7月17日，可能作于1932年。它是巴金那些非社会批判性的自传体青春描写和游记的代表之作。这里同样描述了一个认识过程：第一次造访"鸟的天堂"时，巴金没有发现一只鸟，因此认为这个名称是错误的。第二次在更合适的时间、怀着更大的耐心造访时，他发现了无数的鸟，几乎舍不得离开"鸟的天堂"。作者的意图显然在于让读者领悟：人不应总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第一印象。巴金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在宣传性文章之外还写出了这样具有纯粹艺术特质、不关注时政的作品，这一事实使他更接近周作人而非鲁迅。

散文集《海行杂记》收录40篇散文，其中包括作者的一篇序言，落款为"上海，1932年10月"。散文描述了他赴法国的旅程，尤其是巴黎、拉丁区等。mcmiv该书序言的编者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巴金的散文分为游记、哲理散文和回忆录三类。此处完全忽略了社会批评的层面。散文集《废园外》有外文出版社的英译本Outside a desolated Garden。该书是巴金Selected Works的第四卷。

1932年工人在上海争夺文化机构控制权的斗争促使巴金搬家。

在散文"朋友"中，他描述了这样一种观察：朋友之间存在着一种友爱的情感纽带。即使在忧虑的年代，真正的朋友也能给予同情和尊重。失去朋友就像失去半条命。他呼吁读者去找到真正的朋友。巴金感叹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缺少爱和理解。mcmv

1934年底，由于上海的审查气氛（他的短篇小说"萌芽"mcmvi被列入禁书名单），他前往日本。1934年出版了游记集《旅途随笔》。mcmvii 1934年8月他在上海一家出版社编辑丛书，自己写作较少。

在散文"雨"中，巴金叙述道：过去人们有忧愁时就喝酒，而他却喜欢让雨淋透自己。雨虽然模糊了视线，却也洗净了空气。他喜欢雨，即使在阳光缺失的时候（尽管这看起来也许毫无意义）。mcmviii

1935年巴金怀着寻找一个能拯救中国的真理的心愿前往欧洲。在那里写就的充满乐观精神的散文"海上日出"mcmix中，巴金认为：无论世间万物如何演变，太阳都给人以奋进、光明和生命力的感觉。他将太阳缓缓升起的过程与中国人寻求启蒙之"光"的道路相比较。语言充满诗意，巴金表达了深沉的爱国情怀。

1936年巴金编纂了一部俄国社会运动和"虚无主义运动"的历史，主要依据克拉夫钦斯基（Kravchinskii）的Underground Russia以及普雷卢克（Prelooker）的Heroes und Heroines of Russia。mcmx

1937年出版了散文集《短简》mcmxi和政治色彩浓厚的《自由血：五一殉道者的五十周年》。mcmxii

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巴金多次迁居，始终不知疲倦地写作，有时条件十分艰苦。mcmxiii他辗转中国各地，继续担任编辑工作，但拒绝参加主要的文学团体或直接加入共产主义运动。

1938年9月出版了散文集《梦与醉》，mcmxiv巴金在其中的散文"醉"mcmxv里谈论了各种醉的方式。人在醉中常常能忘记自己。如果在醉中想到朋友和心爱的人，那便是一种高雅的醉。如果想到社会和国家，便忘记了自己。巴金力图在自己的情感与同胞的情感之间建立联系。该文的主题是对祖国的感情、对青年的期望以及对社会的责任。

1941年出版了一部以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虚无主义短篇小说"J'accuse"为蓝本的同名散文集。mcmxvi同年12月又出版了一部散文集《龙·虎·狗》，mcmxvii以下将介绍其中的几篇散文：

散文"月"mcmxviii具有社会政治寓意：巴金无法理解，面对社会的实际状况，月亮怎么还能是圆的。短篇散文"日"mcmxix同样有明显的弦外之音：巴金在文中表达了他对光明和温暖的渴望。他将自己比作一只追求理想和温情的飞蛾。沉默的星辰及其柔和的光芒，在巴金眼中是对人类的慰藉，他在散文"星"mcmxx中描绘了这一意象。在他的世界里，星辰将永远存在。文风抒情，充满对同胞的同情和理解。

1942年6月出版了散文集《废园外》。mcmxxi下面介绍其中两篇较为知名的散文：

在散文"灯"mcmxxii中，巴金阐述了灯对于人的功能：灯给人温暖、光明、希望和力量。灯能使悲观的人重新振作，照亮前路。这篇散文意象丰富，在第二层意义上是一则社会寓言。该文勾画了一个从黑暗到光明、从难以忍受到安宁的发展过程。

"废园外"mcmxxiii以寓言形式描写了一个在花园里长大、从未见过外面世界的少女，被一颗英国或法国的炸弹炸死的故事。巴金构建这一寓言，是为了通过对一个纯洁无辜的青春的毁灭，更加鲜明地揭示战争的绝对罪恶。作者明确表明了他爱谁、恨谁。

1944年巴金在贵阳与陈蕴珍（笔名萧珊）结婚。1944/45年他逃往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在那里创作了小说《憩园》mcmxxiv和《寒夜》。mcmxxv

1949年以后，巴金为新政权效力，作为代表被多次派往国外。对于"描写新人"的号召，巴金无法奉命行事，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对此评论说："巴金觉得写散文难。"mcmxxvi

尽管巴金对共产主义体制在塑造"新人"方面的成效持怀疑态度，但他在1949年至1965年的第二个散文创作阶段还是被争取去创作政治肯定性的文学，尽管其文学产量有所下降。这一时期可以用"新声颂歌"来概括。巴金出版了12部散文集：《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mcmxxvii《慰问信及其他》、《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巴金散文选》、《保卫和平的人们》、《谈契诃夫》、《大欢乐的日子》、mcmxxviii《新声集》、《友谊集》、mcmxxix《赞歌集》、《倾吐不尽的感情》、《贤良桥畔》。mcmxxx

在这些大多属于肯定性的、具有社会政治色彩的散文集中，知名度最高的是《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巴金在书中描写了他对职业军人的热爱。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不涉及中国国内形势、而是将视野拓展到国际层面的散文，如"华沙城的节日"、"印象"、"感想"、"回忆"。mcmxxxi

散文"忆鲁迅先生"mcmxxxii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十天之后，展现了巴金与年长一辈的鲁迅之间的关系。巴金在此文中——熟悉鲁迅的读者从开篇几句便能看出——模仿了鲁迅散文诗《野草》中的"求乞者"。巴金回忆了十三年前鲁迅的逝世。他从鲁迅本人以及其散文中获得了鼓励。在灵前他曾宣誓不辜负鲁迅对青年的期望。散文末尾，巴金转入宣传路线，称鲁迅对"新中国"的希望如今已经实现，同时惋惜鲁迅未能亲眼见到这一天。散文以展望未来作结。

1951年巴金开始改写自己的作品，以符合新的意识形态方针。后来他与这些删节版本划清了界限。

1952/53年他赴朝鲜战争前线。1952年他写了关于朝鲜战争士兵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根据短篇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经周恩来推荐在全国放映，获得了这样的评价："一部抗美援朝的好电影"。mcmxxxiii然而"文化大革命"伊始，这些短篇小说和散文被归类为"和平主义的反战文学"。巴金1952年至1954年间写的25篇关于中国士兵在朝鲜战争中"英雄角色"的散文——同时也夹杂着对战争和死亡本身的轻声批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出版：《英雄的故事》mcmxxxiv出版于1979年，同时收录了若干短篇小说。

巴梅（Barmé）将巴金1950年代的散文称为"hurrapatriotisch"（万岁式的爱国主义），mcmxxxv这也反映了西方文学研究对巴金这一时期散文的笼统否定态度。然而这些散文远不止是爱国思想：它们是在爱国主义战争拥护者的合唱中，一个低沉的批评声音的勇敢记录，并因此在中国受到了批评。如果不去字里行间寻找深意，当然只能读到关于英勇年轻士兵的散文。但为什么要描写那些年轻生命被毁灭的荒谬与残酷呢？mcmxxxvi这里，巴金的人道主义在反抗一场被同行们普遍以爱国之名加以正当化的战争。

正是由于西方一些学者对该作者的笼统否定，才可以解释他的两篇批判性散文何以被忽略——而他自己在《随想录》中曾提及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散文就其内容而言构成了一份反对派宣言，因此在中国的二手文献中也常常被"忽略"。

1955年出版了巴金的散文集《谈契诃夫》。mcmxxxvii

巴金在1982年的《随想录》mcmxxxviii中谈到他的散文"独立思考"mcmxxxix——当然没有提及该文的标题——说他是在1956年短暂的自由阶段写的。但不久之后，"反右"运动迫使他否认了自己的观点。当稍微自由的氛围再次出现时，他又写了一篇"同类性质"的散文（即"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mcmxl），但随后"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这里巴金同样没有提及标题。mcmxli笔者起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任何二手文献中都找不到这两篇散文。无论是台湾的《中国散文鉴赏辞典》mcmxlii还是译者和散文选集，都未收录这两篇散文。最终在查阅一手文献时有了发现：1956年的散文"独立思考"收录于：李济生、李小林（编）：《巴金选集》（1986年）。该文倡导个人和思想的自由。但其批判性质须放在"百花运动"的背景下审视——当时批评是由上面号召的，巴金写这篇散文时仍然符合"主流"，尽管他的批评异常尖锐。与"主流"对立得更为鲜明的是1962年的一次演讲：

"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署日期为1962年，可能写于5月之前。另存在一个删节版本，在七处关键之处与原文有出入。这是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一篇演讲。巴金在其中严厉地批评了自己和同行：在针对个别作品的历次运动中，人们机会主义地追随不断变化的政治指令，从而背叛了自己。他的第二个攻击对象是审查者和批评家，他们没有法律依据却拥有比作家更大的权力。巴金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读为作家应当自己承担责任。

在进一步的搜寻中，本研究的笔者终于找到了一份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mcmxliii该资料不仅提及了这两篇散文，而且给予了正面评价：由于巴金拥有"彻底的民主信念"，他在1956年和1962年针对建国后出现的某些官僚现象撰写了散文"独立思考"和"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以警醒当时的读者。

在落款为1956年10月的散文"谈《家》"mcmxliv中，巴金描述了读者对小说《家》的遗憾：小说的情节在建国前便已结束，书中人物"未能有幸见证新中国的光辉"。mcmxlv这并非巴金有意的遗漏——该小说的最后一部续篇早在1940年便已出版。在这篇散文中，巴金回顾了小说的自传性背景。

"百花运动"之后，1957年巴金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批判，他公开宣布放弃无政府主义，并相应地修订了其14卷本文集。

1949年以来的多次出国访问——他在访问中盛赞"中国的新生活"和"各族人民的友谊"——令他惊讶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罪证"和"毒草"："我作为'文坛恶霸'和'大老K'mcmxlvi被关进了'牛棚'，在那里我经受了种种精神折磨和肉体侮辱，整整十年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出版自由。"mcmxlvii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辞典简洁地记载：他在1967年至1976年间"搁笔"十年。mcmxlviii实际上他一直在写日记，mcmxlix写检讨，发表拥护政权的文章等。具体而言，写作条件的变化在时间上可作如下划分："文化大革命"最初三年，巴金在上海作家协会当门房。mcml那时他已下定决心彻底放弃写作。"当时自杀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但我的妻子萧珊站在我身边支持着我。"mcmli被禁止写作七年之后，他获准重新从事翻译工作，于是继续了约于1940年开始的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r Herzen）mcmlii主要著作《往事与随想》的翻译工作——对政权的愤怒（这边是"四人帮"，那边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将他与赫尔岑联系在一起。

1975年他主要由法方提名诺贝尔奖，mcmliii但这并未能阻止他的著作在"文化大革命"末期的一场运动中被逐出书店。直到1978年他才获得平反。1980年他为此指出了罪魁祸首："'四人帮'烧了我的书，把我从文坛赶了出去。"mcmliv

在1978年以来的散文创作晚期，他撰写了忧心忡忡的随想，并从事学术研究。mcmlv 1980年代，他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与沈从文一起代表了民国文学。

巴金在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由此产生了自己也要记录"随想"的念头。mcmlvi巴金是第二代作家中少数几位在1980年代重新提笔的人之一。1978年以后，他的创作重心再次转向散文：mcmlvii

从1978年12月至1986年8月，他撰写了分为五卷的150篇散文《巴金随想录》。mcmlviii各篇"随想"从1978年底起先在《大公报》（香港）艺术副刊上发表，随后结集出版单行本，最终汇编为合集。

1979年写成了同名五卷本系列的第一卷《随想录》，mcmlix收录随想第1至30篇及一篇后记。巴金于1984年凭此卷获得"全国优秀散文集荣誉奖"。mcmlx 1980年写成《探索集》，mcmlxi收录随想第31至60篇、附录一篇散文和一篇后记；1981年至1982年6月写成《真话集》，mcmlxii收录随想第61至90篇和一篇后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辞典将第三卷《真话集》mcmlxiii与巴金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并列为其最重要的作品。

在《随想录》系列之外，巴金1982年还出版了散文集《探索与回忆》。mcmlxiv

该系列的下一卷《病中集》mcmlxv收录随想第91至120篇、附录一篇散文和一篇后记。这些散文写于1982年7月至1984年2月期间。《无题集》mcmlxvi收录随想第121至150篇、附录一篇散文和一篇后记，写于1984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

巴金晚期散文的一个特点是，其主要主题在内容上互不重复。边缘提及的主题可能较频繁地出现，例如呼吁建立文学档案馆、对年轻一代作家的赞扬以及警告"文化大革命"不要重演。巴金以其主题的多样性也展示了他在多个领域的渊博学识。但所有散文都有一些共同的基石：对真理的追求和启蒙性。巴金曾这样评论卢梭（Rousseau）："是卢梭最先教我学会写小说的。那个《忏悔录》的作者教导我要诚实，不说谎。"mcmlxvii"一些支持中国的外国朋友至今仍在为失去信誉而受苦，他们之所以失去信誉，是因为传播了我们的谎言。"mcmlxviii在散文中，巴金毫不掩饰：任何批评都不能使他动摇，只要他相信真理在自己一边，就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mcmlxix

《随想录》的德语选集收录了41篇散文，因此只是150篇"随想"中的一小部分选编——译本出版时原文尚未全部完成。马汉茂（H. Martin）将这些散文重新按"传记"、"文学"、"社会"三个主题组排列。尤其删除了大量悼念性散文。由于重新编排，篇目标题也作了细微调整。该书附有与各中文集的对照表、词汇表以及详尽的注释。除另有说明外，本文对该系列散文的分析也以该德语译本为基础。德语散文集中还收录了序言和演讲稿。略显令人困惑的是，德语译本使用了独立编号，这可能导致文中的引用指向产生混淆。本研究在涉及编号引用时均同时标注两种编号。

早在1980年，即第一批"随想"发表之后，便引来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批评。他们称这些散文"文学品质粗糙"、"冗长"、"重复"、"松散"和"文体粗疏"。mcmlxx

关于落款日期为1980年1月4日的随想第36篇"小狗包弟"mcmlxxi，此处进行一次较为详尽的示范性解读：

这篇散文写于1980年。巴金在文中回忆了二十年前的往事，即他1959年得到的那条狗，日久生情。由于社会和时代环境的危险（当时"红卫兵"正在肆虐），他不得不在1966年牺牲了爱犬的生命。巴金详细描述了这条狗的命运以及他意识到自己无力保护爱犬时的无奈和屈从。

在东西方的文学创作中，重要的与其说是存在的真实，不如说是虚构的真实。细读这个故事便会发现，巴金运用了大量艺术手法。在他与爱犬的真实经历之外，他还在篇首安排了一个"序曲"。这个序曲包含了不合常理的元素，更适合出现在童话中。例如主人公从监禁中出来后先买了肉食，然后才去找狗，以致对狗的死亡倍感失望。在现实中，他会先打听狗的下落。巴金努力使自己的虚构真实显得如同现实真实，为此穿插了许多无关紧要的细节，比如那位打听狗的日本女人。事实上，面对巴金的虚构真实，他是否将其伪装成存在的真实并不重要。

序曲中还运用了类比这一艺术修辞手法：主人对狗忠诚不渝，在出狱后要以肉食犒劳它，正如此前狗忠诚地守在主人身边，即使被人用棍棒驱赶也不肯离开。除了忠诚这一纽带之外，人与狗还有一个共同点：狗也被打断了腿。这条狗体现了人的最高理想：它忠诚到自我牺牲，即使所有人都转身离去，它仍舔舐主人的伤口，最终因悲伤而死。在这里，人类的非人性被一面人性之镜所映照：狗反而显得像是真正的人。

同样的手法——在"序曲"之后——同样适用于散文的核心部分本身。这篇散文起初似乎仅仅描述了小狗包弟那看似微不足道、至多具有个人意义的命运，但结合巴金毕生的文学创作来看，不难看出他关注的并非狗的命运，而是"文化大革命"的残酷。读者认识到：如果当年连一条无辜的狗都遭受如此对待，那么那些被认定有罪的人又承受了什么？

不仅在序曲中狗被"拟人化"、被建立类比关系：巴金本人在正文中也将自己与狗进行了类比，当他看到自己躺在解剖台上的景象时。即使包弟之死也是有用的，它服务于科学——一个人还能比这更无私吗？

巴金通过对狗的苦难经历的描述，传达了"文化大革命"残酷性的印象。在关于小狗包弟的散文末尾，巴金以痛楚的回忆提到了他的妻子，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患病去世。

为理解这一关联，需要预先了解散文"怀念萧珊"的内容。在那篇散文中，他于1979年倾诉了妻子去世时自己沉重的负疚感。他在文中写道，由于她是巴金的妻子，医疗救助被拒绝。在他的忏悔中，他甚至进行了某些不尽合理的自我指控，例如他觉得自己对妻子萧珊的死负有责任，这种负疚感甚至追随他进入梦境。巴金写过两篇关于妻子的散文，均收录在同一散文系列随想录中，排在这篇散文之前。

通过不提及"文化大革命"是其妻子死亡的原因，痛苦的控诉反而更加强烈——尤其是在相对微不足道的狗的生命的衬托之下。在关于小狗包弟的散文中，他以文学手法呈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残酷，通过一只狗的命运的虚构来揭露它。他那令人震惊的认识是无力感：他既未能保护狗，也未能保护妻子。巴金将对妻子的描写置于散文末尾，由此表明，在这篇关于小狗包弟的散文中，他所关注的根本上是个人面对集体残暴时的无力。

如果将这篇散文与1979年其他作品相比较，它符合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趋势。然而，冰心等作家否定"文化大革命"，王蒙以幽默方式加以消化，而巴金的散文则以其毫不留情和忏悔特质脱颖而出。

对狗的拟人化是中国文学中并不常见的主题。狗本身被明确地与外国联系在一起：瑞典和日本。这无疑与巴金在巴黎的海外经历有关。

巴金有意打破读者的期待：在对狗诙谐而细腻的描写之后，无论西方读者还是中国读者都期待一个好的结局。即使狗被送进了医院，读者也许还不愿相信狗的命运已经注定。这种期待在此被有意打破——仿佛不经意间事后说明，将狗送交医院就意味着它被处以安乐死和解剖。这个看似出自日常生活的故事，实际上是一篇带有政治控诉的文学作品。

在落款日期为1985年1月4日的"巴金为本版所作序言"mcmlxxii中，介绍了德语选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篇文学评论将随想录系列称为"十年浩劫"的见证，其主题是真理。mcmlxxiii此外，评论还特别提及了他的晚期散文中的以下篇目："向前看"、1986年撰写的"「文革」博物馆"mcmlxxiv（"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二十年前"和"向后看"（展望未来）。巴金为同时代人树立了一个勇敢者的形象，他在新时期继续与封建主义作斗争。mcmlxxv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论中，这些散文中的"我"mcmlxxvi以及感情的重要性受到特别强调。

1980年4月，巴金当选为重新成立的中国笔会主席。1981年茅盾mcmlxxvii逝世后，巴金出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成为其标志性人物。1982年，他作为最著名的在世作家在意大利获得但丁奖。mcmlxxviii在持续至1984年4月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他保持沉默，但仍被免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职务。

巴金的散文在两个创作阶段主要围绕两大主题展开：在民国时期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在文章中呼吁抵制封建主义的思维结构。"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主要致力于清算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创伤。

1980年代的散文主要涉及自传、文学和社会三个主题。巴金将自己的主题重心——反封建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归因于如上所述，他曾徒劳地试图书写1949年之后的"新人"。mcmlxxix

1997年7月再次访问香港时，笔者发现了续编《再思录》，mcmlxxx该书重新在上海出版，印数一万册。书中收录49篇散文，其中包括大量序言，尤其是为《巴金全集》各卷所作的序言。

主题：自传

他的散文的一个主题领域是对其作家生涯经历的描述。他在散文中追求的是真理，是要作出一份忏悔。mcmlxxxi mcmlxxxii他的散文是"探索"，内容比那被批评为"粗疏"的形式更为重要。他写作是为了分析"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苦难和非人性。在他的分析中，他得出结论：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四人帮"。mcmlxxxiii他的忏悔毫不留情，甚至达到了某种不尽合理的自我指控的程度，mcmlxxxiv例如他觉得自己对妻子萧珊的死负有责任，mcmlxxxv这种负疚感甚至追随他进入梦境。mcmlxxxvi

巴金认为自己的创作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启蒙运动、mcmlxxxvii平等和进步思想的影响。mcmlxxxviii这些观念早在他旅居法国期间就已萦绕于心。此外，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俄国和日本作家以及狄更斯（Dickens）和鲁迅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写作禁令反而在之后更加激励他写作，mcmlxxxix甚至疾病也未能阻止他，mcmxc他的写作有时是一场"与死亡的赛跑"。mcmxci "复杂的思想者"这一标签——1980年代被用来标记持不同意见的作家——巴金引以为荣。mcmxcii

以下将逐一介绍随想录中的自传性散文：

已有德语译本的序言"《随想录》第一卷前言"，落款日期为1979年8月11日，阐明了巴金写下随想的动机。如上所述，这是他翻译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r Herzen）散文的副产品："我愿意向读者讲真话。'随想'是自愿写下的'忏悔录'。"mcmxciii

在落款日期为1980年10月26日的序言"《探索集》前言"mcmxciv中，巴金解释说这一卷名适用于其中所有散文，尽管只有个别篇目在标题中如此标明。他驳斥了对其"粗疏"风格的批评："我也从未想过要把自己装扮得漂亮和体面，更不曾想到要写一些漂亮的故事来供人消遣。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么多人的苦难和我自己的不幸驱使我拿起了笔，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mcmxcv巴金要为"十年浩劫"作总结。mcmxcvi他追问"人怎么会变成'妖怪'？"mcmxcvii并得出认识："我们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四人帮'。"mcmxcviii

在随想第77篇"《随想录》日文版序"mcmxcix中，巴金这样评判"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人都只是侥幸地逃脱了死亡。"mm他为自己设定了目标：在自我指控之后，要深入到"文化大革命"更深层的原因中去。mmi他在"《随想录》第一卷序"mmii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该序写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1978年12月。

散文"与文学同行五十年"mmiii是对他在封建主义压迫下进行抗争的自传性叙述。他在文中讲述了自己对在芝加哥被判处死刑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工人萨科（Sacco）和万泽蒂（Vanzetti）的同情，后者从死牢中给他回了一封信，表达了对青年的希望。这构成了小说《灭亡》的部分传记背景，该书1929年由叶圣陶在《小说月报》上分四期连载发表。巴金在这篇散文中将卢梭（Rousseau）、左拉（Zola）、雨果（Hugo）和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以及赫尔岑（Herzen）、屠格涅夫（Turgenjev）*、托尔斯泰（Tolstoij）、高尔基（Gorkij）称为自己的导师，他还翻译过他们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此外他还提到了狄更斯和一些日本作家。"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mmiv随后是自传性叙述。他曾有一年闭门不出："我的手不知疲倦地在纸上飞驰，仿佛有许许多多的人要通过它倾诉心中的苦闷。[……]我变成了一台书写的机器。"mmv巴金描述了"文化大革命"中被禁止写作的时期，并惋惜"文化大革命"偷走了他生命中的一段时光。"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他起初感到解放，但随后意识到，76岁的他只剩下不多的写作年月了。mmvi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一声对光明的呼唤。mmvii巴金将作家在社会中的功能比喻为心脏在人体中的功能。他视一切阻碍进步的制度为自己的敌人。

1980年7月13日，巴金在同名随想第47篇"'复杂的思想'"mmviii中，试图将这一在1980年代被强加给持不同意见的思想者和异见者的标签重新诠释为自己的自我认同。一个蹩脚作家最先给他贴上"复杂的思想"标签，起因是他不愿对那个作家的写作尝试及其失败发表评论。他可以坦然地接受这个标签。

在随想第120篇"再忆萧珊"mmix中，落款日期为1984年1月21日，巴金写道："夜夜，一次又一次，我听到骨灰盒中她轻轻的呼唤，她压抑的哭泣。"

在随想第16篇"重逢巴黎"mmx中，巴金讲述了他在阔别五十年后重返巴黎的经历。在这篇落款日期为1979年5月22日的散文中，他面对自己的"导师"卢梭（Rousseau）的雕像，记录了自己的感想——卢梭曾为反对不平等和压迫而斗争。

在访日期间，巴金实现了他长期以来未能如愿的"访问广岛"，mmxi记录在落款日期为1980年6月5日的随想第44篇中。他在日本有许多朋友，原子弹轰炸的灾难令他震惊，但"和平力量"在废墟上建设起一座繁荣城市的景象同样令他惊叹。巴金将"文化大革命"和原子弹轰炸的影响加以比较，但未涉及两者的可比性或责任归属问题。

在随想第113篇"病中（四）"mmxii中，落款日期为1983年12月20日，他回顾了在骨折疗养期间以及出现帕金森病症状时的写作尝试。

主题：文学

巴金散文的另一个主题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作家的地位。他既倡导作家的独立性，mmxiii也倡导国际交流，例如通过世界语。他反对审查制度，mmxiv援引宪法保障的艺术自由权，反对通过艺术法进行更详尽从而更具限制性的规范。mmxv他还呼吁改善作家的工作条件，mmxvi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作家——他们虽然有时越轨出格，但其创新功能是不可或缺的。mmxvii

文学具有帮助那些铭记它的人的力量，即使他们不被允许阅读（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或无法阅读（如在生病时）。巴金赞同斯大林关于作家是"灵魂工程师"的说法。mmxviii在他看来，文学改变意识的功能比宣传功能或教化功能更为重要。mmxix文学无须惧怕批评或权威机构的裁判，它只需经受时间的考验。mmxx他的三部曲《激流》一经发表便已成为社会的财产，因此即使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我批判，作品仍然发挥了其影响力。mmxxi应当多读西方文学。mmxxii

以下将通过随想录系列中的个别散文来论证上述关于文学主题的认识：

在随想第42篇"蚕"mmxxiii中，巴金于1980年4月28日呼吁反对替他人代笔——这在中国的"代书"行业中有着悠久的传统。他将自己写作的决心比作蚕吐丝的意志。

在落款日期为1980年5月15日的"《中短篇小说选》及《杂文选》序"mmxxiv中，巴金赞同他的写作是与死亡赛跑这一说法。

随想第94篇是"一篇序文"，mmxxv落款日期为1982年9月24日和10月4日。巴金在文中为世界语做宣传，他自己曾掌握这门语言。他反对在压力下产生的一个由自己删节的小说《家》的版本。mmxxvi

"我的'宝库'"mmxxvii是随想第108篇的标题，落款日期为1983年11月20日。巴金在一次生病期间，将对读过的作品的记忆视为"宝库"，因为即使在无法阅读的时刻也能回忆起它们。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书籍被没收时。在这篇散文中，巴金同样采用了斯大林关于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说法。

在随想第9篇"文学的作用"mmxxviii中，落款日期为1979年1月27日，巴金除了指出文学的宣传功能和教化功能之外，尤其强调了长期阅读所带来的改变意识的功能。他本人阅读各种类型的书籍，尤其是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他说明了自己曾徒劳地试图书写1949年之后的"新人"。相反，他更善于书写自己所熟悉的事物，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苦难。

在随想第64篇"一座当代文学档案馆"mmxxix中，落款日期为1981年4月4日，他回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自己也曾相信宣传，并以"清除一切知识"为目标：mmxxx"我否定自己到了彻底的地步。"mmxxxi中国现代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海外仍受到重视这一经历，促使他呼吁建立一座现代中国文学档案馆，尤其应记录"五四运动"作家的作品。mmxxxii

在随想第37篇"探索"mmxxxiii中，落款日期为1980年2月9日，巴金以含蓄的方式批评时政，敦促人们发展新思想、进行探索，mmxxxiv以求有所改变。他回忆了童年时代，四五岁时就厌恶其官宦家族的繁文缛节，宁愿与"下层"人交往。对变革的渴望也是他的写作动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变成了一个机器人，但他活着，将继续"探索"。

在带有哲思色彩的随想第38篇"再谈探索"mmxxxv中，落款日期为1980年2月25日，巴金面对如何做一个好人的问题。勤奋阅读能教化读者，使其不再那么容易被单部作品所左右。巴金对"伤痕文学"持矛盾态度——伤痕文学明确揭示了中国的弱点，而他则将自己的立场定义得更加爱国和更具建设性。

在随想第40篇"再谈探索（续）"mmxxxvi中，落款日期为1980年2月29日，巴金反对所谓"权威机构"对文学的干预，因为作者最终要对自己的文学作品独自承担责任。他本人有过这样的体验：一旦他顾及他人来写作，其文学的质量就会下降。

"多鼓励，少管教"mmxxxvii是一篇散文的标题，该文应写于1979年11月至1980年2月之间。巴金在文中思考文学效用的问题，并要求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

在随想第45篇"管教与宣传"mmxxxviii中，巴金于1980年7月11日就文学发表看法：文学无须惧怕批评，它只需经受时间的考验。宣传不具有说服力，只有一个人从内心深处接受的东西才有说服力。巴金倡导"复杂的"、即不随大流的思考，以及文学中不同意见的共存。

在随想第3篇"多出版西方文学？"mmxxxix中，巴金以大胆的比较批评"四人帮"："作为秦始皇和希特勒（Hitler）的好学生，他们甚至举行了焚书。"mmxl他呼吁多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该文落款日期为1979年1月2日。

在1979年1月16日写成的随想第5篇"怀念我已故的妻子萧珊"mmxli中，他以情感充沛的笔调回忆了与妻子萧珊（本名陈蕴珍）三十余年的婚姻生活。萧珊1973年因癌症去世。他觉得自己要为她的死负责，因为作为巴金的妻子，她长期被拒绝医疗救治。有一次她想保护丈夫，却先被红卫兵用镶铜扣的皮带抽打。mmxlii她还必须每天早晨清扫所在街区的马路。但在随后的散文mmxliii中，他又将医疗救治的不足归结为当时的总体状况。此外他还描述了妻子最后的日子和最后的时刻。最令人难忘的时期是"文化大革命"，它既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也带来了令人欣慰的事件。他以表面上极为温婉的语言，表达了对已故妻子的深切感情。

在随想第95篇"一封回信"mmxliv中，落款日期为1982年10月26日，巴金向一位外国女作家描述了1975年至1982年间中国文学界的巨大自由化进程。在这篇散文中，优美的形式似乎优先于内容。

在随想第55篇"赵丹同志"mmxlv中，巴金赞扬了他个人认识的演员赵丹。赵丹于1980年10月8日，即癌症去世（10月10日）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质疑共产党对艺术的领导权，倡导个人主义，反对审查。巴金指出，批斗会早在1964年就已开始，因此"文化大革命"的起始时间难以精确界定。这篇散文在赵丹去世后的第二天开始撰写，于1980年10月13日完成。

在随想第27篇"我们需要一部'艺术法'吗？"mmxlvi中，落款日期为1979年8月5日，巴金指出宪法中保障的艺术自由创作权在现实中被压制所架空。如果艺术家想通过法律来保障在意识形态框架内艺术的实际自由空间，巴金认为这是相对于宪法权利的一种倒退。而且这样一部法律也不具可操作性，因为政治对艺术的要求变化得和政治本身一样快："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了一句'搞文艺危险'，接下来就有一段时间所有人都必须批判'搞文艺危险论'了。"mmxlvii

在随想第54篇"再谈小骗子"mmxlviii中，落款日期为1980年10月9日，巴金反对特权思想——正是这种特权思想才使小骗局成为可能。

在随想第61篇"真话"mmxlix中，落款日期为1981年1月29日，巴金再次涉及那些借以谋取特权的小骗局。这是一篇关于日常欺骗的报道，例如一位朋友声称参加了他的再婚典礼，但婚礼实际上根本没有举行。

随想第28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mml，落款日期为1979年8月6日，是一篇呼吁向前看、但不要忘记"文化大革命"那十一年的檄文，同时也不应批评"伤痕文学"。巴金在文中表白了自己的爱国立场。

随想第58篇"作家们"mmli，落款日期为1980年10月17日，是一篇为年轻作家辩护的文章——即使他们举止不够礼貌，即使他们不尊重像他这样的老一辈作家。

演讲稿"竭尽全力为文学的繁荣而努力（中国作家协会开幕词和闭幕词）"mmlii，落款日期为1981年12月17日和22日，包含了对年轻一代作家的赞扬。巴金在其中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文学自由发展的欣喜。他重申了此前的主张，如呼吁建立现代中国文学档案馆。

他与年轻作家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散文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接受态度。正如一代人之后的王蒙一样，巴金在年轻作家中享有威望，但两人的基本立场不同。1980年11月，在对现代主义者的攻击中mmliii，他这样说道：

在他们眼里我也不过是一个可笑的老头子。他们就是新一代的作家，他们昂首阔步走上文坛，占据了他们应有的位置。他们坦率、质朴而真诚，没有等级观念，不会卑躬屈膝。他们也不要求任何人来扶持他们的成长——生活已经帮他们做到了。也许有人觉得他们无礼，讨厌他们闯入的猛劲儿……可是说实话，我喜欢他们。mmliv

主题：社会

巴金自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己也曾相信宣传，正如他所说："我否定自己到了彻底的地步。"他如前所述，呼吁建立"五四运动"文学档案馆。mmlv他的写作动力是变革；在社会中也必须不断发展新思想。在封建时代，他就已经谴责了社会等级群体结构缺乏合法性。mmlvi他推荐勤奋阅读作为抵御被操纵的良方。巴金对"伤痕文学"持矛盾态度——伤痕文学明确揭示了中国的弱点，而他则将自己的立场定义得更加爱国和更具建设性。mmlvii

巴金在反对社会"道德沦丧"迹象方面的保守论述显得薄弱，例如他对"金钱婚姻"现象的批评。mmlviii巴金以若干案例批评了特权思想如何被用于小骗局。mmlix"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现在应当向前看。mmlx他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化毁损而痛心，mmlxi并反对废除、简化或规范汉字。mmlxii此外，他反对专制式教育、学生的自我检讨、考试制度和机械灌输。mmlxiii巴金在新的现象中看到了封建主义的影子，例如对"四人帮"的个人崇拜。mmlxiv 1975年至1982年间，中国文学界经历了巨大的自由化进程。mmlxv

正如巴金赞扬演员赵丹——赵丹在癌症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质疑了共产党对艺术的领导权，倡导个人主义，反对审查（参见第443页）mmlxvi——他本人在晚年也同样直言不讳（参见第437页）。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会上他曾抱持机会主义心态，事后他原谅了控诉者，并庆幸自己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者"。mmlxvii巴金说，他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试图写日记，但均告失败。mmlxviii 1965年他曾被迫公开攻击一位同行。迫使他这样做的那个人自己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至于不久后便自杀了。mmlxix对他倡导"独立思考"（1956年）和"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1962年）的批判几乎将他逼上了自杀之路。mmlxx巴金对真理进行了哲学思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人相信那些宣传，最不信的恰恰是控诉者和他们的听众。mmlxxi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非人性，巴金找到了这样的意象：人变成了"妖怪"，在他的梦中，折磨他的人变成了"野兽"，"吃人"。mmlxxii

以下将通过随想录系列中的个别散文来论证上述关于社会主题的认识：

随想第119篇mmlxxiii，落款日期为1984年2月9日，探讨了"金钱婚姻"这一主题：在1920年代至1950年代的反封建传统中，婚礼尽可能从简，而巴金报道了封建习俗的复苏。写作的起因是侄女告诉他，她正在为儿子的婚礼攒一大笔钱。接下来是一个并不十分令人信服的个案叙述：某人发财后因腐败被判刑。巴金做了概括性的因果联系：这是"金钱婚姻的结果"。

在随想第106篇"重游杭州西湖"mmlxxiv中，落款日期为1983年10月19日，巴金讲述了1983年他像几乎每年一样游览西湖的经历。他在这篇散文中报道了新建园林带来的日益增长的美丽和不断推进的旅游开发，同时也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洞窟中的佛像被砸毁表示遗憾。巴金还感叹了自己因年迈而行动不便。

在随想第98篇"谈文字改革"mmlxxv中，落款日期为1983年7月9日，巴金反对废除汉字的设想。他主张缓慢而有限度的简化。他甚至批评已经实施的文字改革，认为它妨碍了大陆人与其他华人之间的沟通。"[……]任何语言，只要不是已经消亡的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是向着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丰富的方向发展的，以便更加精确和优美地表达人的复杂思想。"mmlxxvi巴金在此引述了自己先前写过的一篇散文。

在随想第75篇"小端端"mmlxxvii中，落款日期为1982年1月20日，巴金根据自己家庭的经验，就孙女端端的教育问题发表了看法。他批评了训斥和机械灌输的做法，主张应当依靠自己的头脑。他本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只有真正理解了的东西，他才算真正学到了。他批评考试制度；六十岁了还不得不参加考试。他注意到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写检讨和孙女在当下写检讨之间的相似性。孙女受罚的原因是她去朋友家玩耍而非如所说的那样在学校。

在随想第84篇"解剖自己"mmlxxviii中，写于1982年4月24日巴金卧病杭州期间，他讲述了自己在批斗会上的经历。回顾往事，他原谅了当年的控诉者，并为重新找到"独立思考"mmlxxix而感到欣慰。他说这篇散文的起因是之前的一篇散文，其中他谈到了1967年10月在上海马戏场的一次批斗会。

在随想第111篇"我的日记"mmlxxx中，落款日期为1984年1月2日，巴金描述了杨沫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一本日记，其中记录了批斗会上对老舍的折磨和殴打，老舍此后在不明情况下死去。借着这本日记，巴金回忆起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多次开始写日记，但总是过了一段时间就被销毁，直到他放弃了写日记。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对三部曲《激流》所作的自我批判，并未改变他的作品的影响力。巴金在随想第115篇"一个深刻的教训"mmlxxxi中得出了这一认识，落款日期为1984年1月17日。他认为原因在于，书籍一经出版便已成为社会的财产。

在"奉命文学"mmlxxxii中，落款日期为1979年1月24日，巴金承认自己1965年曾在压力下撰写了一篇对电影《不夜城》的负面影评——该影片记录了上海纺织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他这样做的叶以群自己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如上文所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

巴金在随想第49篇"再谈说真话"mmlxxxiii中，落款日期为1980年10月2日，驳斥了对他的随想的批评。其中的真话是批评也压不垮的。巴金以严厉的言辞谴责了投机主义者，他批评了对安东尼奥尼（Antonioni）的电影《中国》mmlxxxiv的批判被意大利左翼媒体不加甄别地照搬。他仅有的几次说真话——例如上述1956年的散文和1962年的演讲——都被追究。这使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mmlxxxv"起先我自欺欺人来改造自己，后来又说谎来保护自己。"mmlxxxvi

在随想第79篇"三谈真话"mmlxxxvii中，落款日期为1982年3月12日，巴金借谌容的小说《真真假假》mmlxxxviii反思了一种在会议上只说空话、将独立思考弃之不顾的习惯。"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人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而撒谎。但巴金当时一度还相信自己的谎言。然而当他听到那些指控之后，"我的勇气便自然而然地恢复了。我明白了，连演讲者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更何况听众。"mmlxxxix

在随想第11篇"桃核船闹剧"mmxc中，落款日期为1979年2月12日，巴金批评"四人帮"的迷信崇拜是"封建主义的"。

随想第114篇"我的噩梦"mmxci，落款日期为1984年1月9日，讲述了巴金如何在噩梦中频频惊叫。"我与噩梦的斗争[……]总是以失败告终。"mmxcii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迫害者在这些梦中变成了野兽，"吃人"。mmxciii

在序言"《随想录》续篇"mmxciv中，巴金说明这个合集所收录的150篇散文反映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爱好、愤慨和悲伤。他描绘了历史，同时也记录了人们悲伤的情感和思想。他呼吁以真理的名义建立一座"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在散文"十年一梦"mmxcv中，巴金叙述了"十年动乱"（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传性经历以及自己心境的变化过程。他在文中说明，那十年事后看来如同一场噩梦。最可怕、最可畏的是对精神的摧残和奴役。这篇散文的语言炽热，可以感受到巴金的激愤。在最艰难的时期他极为愤慨。通过这些忏悔，巴金公开忏悔了自己的过失。

形式与风格

"我个人向来认为形式是次要的，它服务于内容"，mmxcvi巴金如此表述。他的风格可以用以下特征来概括：

- 繁冗

巴金自己也承认，早期作品中有许多欧化的长句，mmxcvii但他并非为娱乐而写作。

- 流畅

巴金在散文中经常谈到，他被内心的一团火驱使着写作，一气呵成地写下散文。巴金的语言也明显比鲁迅等人的语言更为流畅和亲切随意。

- 形象化

与鲁迅喜用直接比喻或可移植的寓言不同，巴金有时使用抒情的意象，例如描写一次空谈会议时写道："在会议室里开会的时候，我仿佛觉得时间叹着气从门外走了过去。"mmxcviii

- 直白

巴金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mmxcix巴金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炽热的、直截了当的激情描述自己对社会和人际感情的印象和见解。最能打动读者的，也许正是巴金那毫无保留的坦诚。mmc

这些散文在结构上往往相似：巴金先描述一个观察或一个问题，然后举例说明并表明立场，接着给出评论，最后以明确的言辞——通常是一个呼吁——结束每篇散文。

社会政治观点

巴金的社会政治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关键词：

- 爱国者与无政府主义同情者

巴金年轻时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同情者，终其一生又始终是一位爱国者。mmci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温和的：在早期散文"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mmcii中，巴金明确反对恐怖主义。

- 信仰文学的社会政治功效

以下引文或许可以阐明这一信仰：

我说的话不算什么，要制造舆论我又没有宣传机器。我唯一的机会就是那些前言、序言、后记、结语和尾声。……我不放过任何一个给书多说几句话的机会。mmciii

巴金对自己的思想被批评为"复杂"感到高兴，尽管这一评语的本意是"不服从路线"。mmciv他呼吁"独立思考"。mmcv

- 反封建主义者

在此同样仅引一段话来说明他的这一立场，这一立场贯穿了他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散文创作：

我最大的敌人是谁？一切阻碍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旧传统观念、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毁我们爱情的势力。我从来坚守自己的立场，从未妥协。mmcvi

- 世界主义者

巴金1924年学习了世界语，并曾短暂担任上海世界语协会干事。mmcvii十六岁时，他在成都出版的杂志《半月》上发表了散文《世界语之特色》。他的小说《家》由韦毅达译成世界语。

- 仅在压力下自我审查

巴金在出版商的压力下删节了《家》的初稿，删去了一切不利于宣传的内容（如缠足或吐痰等描写）。后来他公开反对这一删节版本。mmcviii

- 档案馆的倡导者

现代中国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海外得到持续推崇的经历，促使他——如在逐篇分析散文时已经提到的——呼吁建立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该馆确实于1985年在北京开馆。mmcix

- 人道主义者

在此同样引一段话来阐释巴金的这一关怀：

可笑的是，我自己也曾相信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事，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是不配享有的。mmcx

- 和平主义者

和平是他在散文中反复强调的一个理想。mmcxi

总而言之，巴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如何多次先沦为体制的牺牲品，而后才获得进行批判所必需的距离。其中一个例子是他对小说《家》的自我审查，后来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该书被禁时否认此书，直至他认识到这部小说早已成为当代史的一部分，活在读者心中，任何事后的禁令只会使它更加难以忘怀。另一个他认识转变的例子是：巴金起初相信对他提出的指控是正确的，并绝望地试图改过自新，直到他意识到这些指控越来越荒谬，甚至提出指控的人自己都不相信。巴金多次尝试争取思想独立和作家独立，但每次事后都遭到清算。在"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之后，巴金彻底挣脱了意识形态管控的束缚，此后——当然也借助于香港出版社的安全保障以及年迈的告诫者的权威——直言不讳地写下他的想法。他由此表达了一些洞见（例如"四人帮"实际上由数百万人组成），这些想法无疑许多人与他一样拥有，却不敢说出口。

在对个别散文家进行一番附论之后，将介绍五位当代中国代表性散文家中的第三位：汪曾祺。他在当代散文中坚守中国传统。

老舍、刘白羽、秦牧、魏巍、吴伯萧

据刘锡庆所述，1949年至1966年间最著名的散文家，除了在1949年之前已颇具影响力的老舍mmcxii（1899—1966），以《养花》闻名外，还有刘白羽mmcxiii（生于1916年），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上名列第7，总排行榜上名列第22（排行榜见第　页），秦牧mmcxiv以及杨朔（见下节）。mmcxv此外他还提到魏巍mmcxvi（生于1920年），1990年代从事报告文学创作，以及吴伯萧mmcxvii（生于1906年），mmcxviii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上与冯骥才并列第9，在总排行榜上与老舍并列第27（排行榜见第　页）。

秦牧1984年凭散文集《秦牧散文选》、刘白羽凭《芳草集》分别获得"全国散文集奖"。mmcxix

关于刘白羽和杨朔，王蒙在1994年的"访谈"中指出：

过去杨朔和刘白羽在散文中经常抒发感情。但这些感情如果年代较为久远，有时也显得颇为虚构。

关于党、军人、英雄与自然——杨朔（1913—1968）

传记资料及散文评述载于《中国当代著名文学作品鉴赏辞典》。mmcxx北京出版的一部英译散文选集mmcxxi中收录了杨朔的传记mmcxxii以及"香山红叶"mmcxxiii和"茶花赋"mmcxxiv的英译。中文方面有《杨朔散文集》。mmcxxv 1993年初版、1995年出至第五版的《杨朔散文选》mmcxxvi收录39篇散文，由徐柏容、郑法清编选并作序，印数达27000册。

杨朔（1913—1968），原名杨毓###，山东蓬莱人。他参加过抗日战争，以描写延安人民的散文"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成名。他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上名列第11，总排行榜上名列第30（排行榜见第　页）。

1939年杨朔参加八路军，后成为积极分子和宣传员，1943年在延安党校学习。他通过自学掌握了写作技艺，mmcxxvii创作了大量小说和短篇，作品中经常出现军人形象。mmcxxviii

1955年以后，他从短篇小说转向艺术散文创作。mmcxxix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类资料一致赞扬他的宣传性散文和叙事作品。然而，同样值得关注的至少还有他的自然和情感描写，如"香山红叶"（1956年）以及"茶花赋"mmcxxx（1961年），后者是一篇成功的、充满感情的自然描写的范例，但在杨朔传记所列十二部作品中却未被提及。mmcxxxi在关于红叶的散文中，"红"色这一次并非象征意识形态，而是明确作为自然现象，并被有意地与一位友善的老人联系在一起——他敏捷地带领一群人攀登香山。

在第一篇叙事作品"帕米尔高原的流脉"之后，他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其中最重要的有："万古青春"，mmcxxxii"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mmcxxxiii和"生命泉"。他最重要的散文集是《杨朔散文集》。mmcxxxiv

杨朔的散文尤其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影响巨大：中学生和大学生被要求模仿他的写作风格。mmcxxxv杨朔的大部分散文写于1960年前后。mmcxxxvi冰心称其散文语言"清如水"。mmcxxxvii在落款日期为1960年的散文"荔枝蜜"mmcxxxviii中，杨朔描述了自己对蜜蜂和蜂蜜美味的态度转变过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批评中，散文的诗意特征受到突出强调：杨朔以肯定的笔调描写英雄与自然。mmcxxxix"他将诗歌与散文相结合，提升了散文的审美价值。"但也有批评之声："杨朔散文真正的弱点在于：不够开放，淡远（平淡而脱离现实），因为它们不是政治武器，结构似乎出于一种盲目附和的情绪，语言略显造作。"mmcxl

周而夏、柏杨、曹靖华、周立波、黄宗英

《中国散文鉴赏文库》mmcxli除上述散文家外，还为周而夏mmcxlii（生于1914年）和柏杨mmcxliii（生于1920年）辟有专门条目。朱金顺还提到了该文库未收录的曹靖华、周立波和黄宗英。mmcxliv

在此需再次说明，本研究在遴选1966年以来最著名的散文家时，也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评价，mmcxlv并通过《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加以补充，同时纳入了1994年中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书店中可以买到的最新书目，这些书目表明相关作者至今仍具有影响力。本研究仅收录在统计排行榜（见前文）中名列前茅的散文家。

孙犁、杨绛、陈白尘

孙犁创作了十余卷《孙犁散文选》。mmcxlvi他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上名列第5，总排行榜上名列第17（排行榜见第　页）。在此仅举一篇代表作——落款日期为1982年2月9日的散文"一段报纸的故事"mmcxlvii为例：这是一篇关于简朴的乡村生活以及在那里订阅一份报纸之艰难的报告。在农村人口普遍缺乏教育的背景下，报纸所承载的"知识"被拟人化并加以颂扬。孙犁被归入"荷花淀派"。他尤其在1980年代留下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散文。

散文家杨绛（杨李唐，生于1911年），钱锺书之妻，以1981年出版的《干校六记》mmcxlviii同样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推崇。她在书中讲述了自己在干校的生活以及文学改革时期的经历。该散文集已被译成英文、法文和日文。mmcxlix她的小说《洗澡》mmcl已有德译本。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还提到陈白尘。他最重要的散文集是《云梦断忆》。

6.2 古典学者——传统主义者汪曾祺（1920—1997）

"随笔"的特点［…］在一个"随"字，随意、随便。想到就写，意尽就收，轻轻松松，坦坦荡荡。mmcli

"随笔"的特征[……]在于一个"随"字，即随意、随便。想到就写，意尽即收，轻轻松松，坦坦荡荡。

传记资料一方面可从汪曾祺本人的自传性概述mmclii中获知，另一方面见于《中国当代著名文学作品鉴赏辞典》。mmcliii《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称汪曾祺为"著名散文家"，mmcliv尽管其中并未收录他的散文。汪曾祺已有多篇小说被译成外文。mmclv笔者1996年对汪曾祺的访谈成果亦纳入此处。

汪曾祺mmclvi 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高邮。其父为花卉画家，擅长"写意"mmclvii画风。汪曾祺本人最初学画，并始终认为绘画是比写作更直接的情感表达方式。他将绘画中获得的关于结构和意境的经验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mmclviii他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上名列第3，在总排行榜上名列第11（排行榜见第　页）。

中学一年级时，汪曾祺已随父亲的胡琴伴奏演唱京剧。为躲避日军，他不得不逃往淮安和盐城。在中学时期，清代作家归有光的散文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mmclix他当时背诵了约一百篇桐城mmclx派散文（其中包括姚鼐的作品），这对他的散文创作至今影响深远。mmclxi他尤其继承了起承转合、内在秩序、恰当节奏、流畅过渡以及"文气"等创作要素。mmclxii

他在江阴读完高中。1939年起在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四年。在那里，沈从文mmclxiii对他日后的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叙事作品具有相似的地方色彩，人物刻画带有一种可比拟的"温情"和"同情心"。mmclxiv汪曾祺从沈从文那里学到，作家必须将自己置于与笔下人物同等的位置，才能真实地刻画他们。人物的情感应通过对其周围景物的描写来表达。mmclxv沈从文将他早期作品中那种对生活的消极态度纠正为一种积极热情的态度。

当汪曾祺写到沈从文"即使在八十岁高龄，沈先生每天仍工作十多个小时，完成了他关于中国古代服饰的宏伟研究"mmclxvi时，要正确理解这段话，必须知道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人的悲剧命运——他因对政治和文学发展的失望而将自己埋入"无害的"学术研究之中。

1940年汪曾祺开始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诗。mmclxvii 1948年出版了一部小说集。mmclxviii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汪曾祺停止了写作。mmclxix 1955年他发表了一出京剧。mmclxx凭借这种多方面的才能——此外汪曾祺还从事绘画——他符合博学文人的典型形象。汪曾祺自视为宋代以前意义上的正统儒家。mmclxxi 1958年他被扣上"右派"帽子。mmclxxii平反后他在北京京剧团获得一个编剧职位，任职二十余年。在此期间，他致力于提高京剧的文学质量。1962年他写了三篇短篇小说，1963年又出版了一部小说集。mmclxxiii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及其后数年，他编写了若干颇有影响的京剧剧本，mmclxxiv修改了江青的样板戏，还为之撰写剧本。汪曾祺持续三十余年从事传统风格的京剧文本创作，仅有短暂中断。他倡导古今融合、中西兼收。mmclxxv在此期间他未写散文和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以一篇关于"花边文学"的论文复出，内容涉及甘肃的民间文学。

自1970年代末起，汪曾祺大量创作散文，也重新写了一些短篇小说。mmclxxvi关于两种文体的区别，他解释说："我的散文比我的小说更具中国传统。"mmclxxvii

与此同时，汪曾祺主张中西散文的融合，对于后者他说："我比较喜欢意识流风格的外国散文。英语作家伍尔夫（Woolf）写的某些东西，看似毫无关联。但她的散文非常优美。虽然不够写实，有些人觉得难以理解，但在我看来，她表达了对人类生活的关怀和同情。"mmclxxviii

1950年起他编辑《北京文学》杂志，1955年起编辑《说说唱唱》，同时还编辑《人民文学》。

他的散文集《蒲桥集》以及1966年后所写的《偏向传统》中的风格"类似明清散文"。mmclxxix王蒙在1994年的"访谈"中说：

还有一些散文家，如汪曾祺，喜欢在作品中表达老年人的情感，喜欢追忆往昔和旧交。一个老人似乎在向我们讲述久远的过去。mmclxxx

汪曾祺以其独立的"抒情现实主义"、以其风俗画般的笔触，通常获得正面评价。mmclxxxi他总共只出版了为数不多的散文集。mmclxxxii

以下介绍几篇散文，以展示汪曾祺典型的散文风格：

在落款日期为1982年9月17日的自传性散文"两栖动物小传"mmclxxxiii中，他描述了自己对创作京剧剧本的热爱以及对绘画的兴趣。"至今从我的散文中仍可读出归有光和桐城派mmclxxxiv的影响。"mmclxxxv归有光是清代著名散文家。该文包含大量自传性资料，已被纳入本研究。

1983年汪曾祺在优美的散文"天山行色"mmclxxxvi中描写了山峦、湖泊、森林、树木、飞鸟、小动物、风景和乡村风俗。天山的种种美景在阅读中历历如画地浮现于读者眼前。语言精确，汪曾祺能够令人信服地描述景物在他心中唤起的深沉情感。

在总标题"夏天的昆虫"mmclxxxvii之下，各种昆虫被分别写成短小的散文篇章。这一散文系列与散文"踢毽子"mmclxxxviii是被选入选集最多的作品（见排行榜第　页），后者描述了一种自制的儿童游戏。

另一篇收录率极高（见排行榜第　页）的散文是"昆明的雨"mmclxxxix，落款日期为1984年5月19日。汪曾祺对此解释说：

总的来说，我的散文完全旨在表达我的感情。我在昆明一共住了七年。那里的雨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例如，我在"昆明的雨"中写到可以把仙人掌倒挂起来。这说明空气非常潮湿。此外，我也在散文中流露出自己的人生态度。mmcxc

汪曾祺在这篇散文中以生动的文字描述了昆明雨季的独特之处。他从一幅画出发，运用形象化的语言，向读者生动展现了雨季昆明的氛围以及此间可见的各种水果。因下雨，他和一位朋友在一处地方滞留了很长时间，那里的气氛深深吸引了他，以至于多年后他还为此赋诗一首，置于散文末尾。这符合文人的一个古老传统。

散文"跑警报"mmcxci同样是收录率最高的作品之一。汪曾祺在1985年2月回忆1939至1940年间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昆明的岁月。他描述了联合大学师生在躲避轰炸时的机敏和聪慧。该文发表在昆明的一家杂志上。汪曾祺记述了当时一些有趣的事件：他描写了空袭警报中的逃难与疏散，也描写了混乱中的从容——中国人因长久应对困难的传统而形成了这种从容。该文笔调机智而幽默。

1987年出版的《汪曾祺自选集·散文卷》mmcxcii收录了散文和小说。另一部收有书评的文集《晚翠文谈》mmcxciii出版于1988年。

1988年12月，散文"武大郎和尚与七尺半大"mmcxciv发表于《人民日报》，这也是收录率最高的作品之一（见排行榜第　页）。汪曾祺将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与当代生活联系起来。小说中，武大郎有一间生意兴隆的小面食店，但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她背叛了他，丢下他和孩子，与情夫私奔了。当代的对应人物"七尺半大"也有一间小店铺，但店主被描绘为机灵、精于经商且富有。作者认为，这第二个人可以娶到最漂亮的女人，而这个女人也会真心爱他、关心他。这篇散文以日常小事来阐释历史变迁：汪曾祺对进步社会持肯定态度。文章写得幽默而动人。

关于1989年民主运动，他表示："终有一天，六月事件会被重新评价，但这一天还要等很久。"

1989年出版了两部文集，第一部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书名《偏向传统》，mmcxcv第二部是《蒲桥集》。mmcxcvi以下散文可视为其中的代表作：汪曾祺在散文"国子监"mmcxcvii中——这也是收录率最高的作品之一（见排行榜第　页）——首先介绍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经济、财政和官僚制度的特征。他描写了北京繁华的集贤门，还有典礼、宫殿式的建筑、石刻。汪曾祺在这篇散文中提供了一些独一无二的历史描写。仅用5000字，他便勾勒出皇家教育官员的若干惯例。文风自然，显示出对题材的娴熟驾驭。mmcxcviii

散文"泡茶馆"mmcxcix，落款日期为1989年9月16日，是一篇睿智而富于轶事的中国茶味之旅游记，同样属于收录率最高的作品之一（见排行榜第　页）。汪曾祺描述了不同的口味、冲泡方式、地方传统，也不忘谈及水质和泡茶仪式。他顺便提到了与巴金、陆文夫和老舍共同饮茶的经历。

汪曾祺1989年发表的一出京剧获得了特别的知名度。mmcc

1992年出版了《汪曾祺》mmcci一册，印数3700册。收录17篇散文，其中包括1篇序言，另有33篇小说。1993年出版了在介绍其中收录的早期散文时已提到过的《塔上随笔》mmccii一册，印数21000册。该集收录59篇散文，其中包括1篇序言。1993年底，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散文家作品集·汪曾祺卷》mmcciii中汇集了——据他本人所述——所有不属于游记、颂辞、文论和抒情散文类别的散文，该集印数10000册。mmcciv集中收录74篇散文，其中包括1篇序言。

1995年，18篇散文被收入《大家随笔》mmccv一册，印数20000册。该册共收录四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家的129篇散文，其他三位散文家分别是王蒙、刘心武和贺兴安。贺兴安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上名列第13，在总排行榜上名列第33（排行榜见第　页）。

1996年笔者拜访汪曾祺时，他告诉笔者自己已经搁笔。仿佛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赠给来访者一幅刚刚完成的画作。

汪曾祺本人还提到了其他几篇散文：

我还写过一些论述文章。在"随遇而安"这篇比较出名的论述中，我主张在任何困境中都要找到生活的乐趣。另外还有一篇比较有名的论说文，题目取自我父亲的一句话，叫做"多年父子成兄弟"。我父亲的意思是，多年以后他成了我的兄弟。我认为他由此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伦理观。我认为值得赞扬的是，在当时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限制下，他仍能把父子关系视为自由和平等的。mmccvi

作者在一篇自传性概述中预告了文集《汪曾祺作品集》。mmccvii mmccviii其篇幅约占他所遗留的总共二百万字中的一百二十万字。mmccix

汪曾祺于1997年5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总括而言，汪曾祺曾修改江青的样板戏，也为之撰写剧本，从而积极配合了"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传统艺术的摧残。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后当旧有剧目重新获准上演时，他又致力于提升京剧在文学上惨不忍睹的质量。在其整个创作生涯中，他从不直接发表政治言论，而是专注于传统题材（国子监、《水浒传》）和景物描写（昆明）。汪曾祺由此追随了其师沈从文的道路。

在介绍了巴金——他从最初的政治肯定取向转变为至迟"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激烈批评者——和汪曾祺——他在样板戏的"罪过"之后在文学上不再涉及政治——之后，再简要介绍几位其他散文家，随后将论述五位当代代表性散文家中的第四位余光中。他是台湾被选集收录最多的当代散文家。

张洁、宗璞、丁宁、王英琦、苏叶、叶梦、斯妤等

除前述著名散文家外，刘锡庆认为近年来涌现出许多有才华的女性散文家。他首先提到三位年长者：丁宁（生于1924年）和宗璞mmccx（生于1928年），后者1984年凭散文集《丁香结》获得"全国散文集奖"。mmccxi在这部散文集中，她深刻揭示了自己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创伤。1993年初版、1994年再版的《宗璞散文选》mmccxii收入百花散文书系。该卷印数7000册，收录1961年至1993年间的112篇散文。编者在序言中写道，宗璞是从游记开始走上散文创作之路的。

刘锡庆还提到张洁（生于1937年）。她在散文"拾麦穗"mmccxiii中讲述了自己幼年时的经历——她从小就爱上了一位老人，但最终因他去世而失去了他。

在年轻一代中，刘锡庆提到五位：

- 王英琦（生于1953年）；

- 福建新锐女作家唐敏，以畅销散文"女孩子的花"闻名，从西方视角来看是一篇令人难以忍受的矫揉造作的文字；

- 南京散文家苏叶，著有散文集《总是难忘》，张洁也以此为题编选了一部多位女性散文家的散文选集；

- 湖南女作家叶梦（生于1950年），著有《月亮，生命，创造》。她的散文"羞女山"mmccxiv以带有情色意味的笔触描写了一座形似沉睡少女的山峰，最终通过与女娲的比拟加以升华。该文已在本研究中译出，正在准备发表。最后，刘锡庆还提到了

- 斯妤（生于1954年），以《斯妤散文精选》成名，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年轻北京女作家。她与冰心合编了丛书《女性散文》。除抒情散文外，"梦魇"mmccxv一文表明，斯妤也以具有深层心理学意义的梦的形式来消化沉痛的人生经历：在这篇散文中，她描述了一个噩梦，这个梦将她推向自杀的念头。她描写自己如何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一个超现实的变形过程，变成一只猫，并遭到一个老妇人的刁难。

1990年代中期，她更多地转向短篇小说创作。mmccxvi

为确定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散文的重要代表人物，这里补充提及一些此前未涉及的散文家，以便提供1994年实地抽样走访书店时所获得的最新印象：

《中国当代散文家作品集》系列在1993至1994年之交还分别为林斤澜mmccxvii和萧乾mmccxviii各编了一卷。

香港mmccxix方面的代表有叶灵风和卢玮銮；台湾最重要的代表是余光中（见第　页及以下）、三小凤以及女作家三毛（陈平），她于1992年出版了散文集《思想》。mmccxx关于三毛的通俗文学有一篇德语硕士论文，mmccxxi一篇关于其游记的博士论文正在撰写中。mmccxxii

来自美国的代表是许达然，他还编纂过散文选集。

柏杨（生于1920年）撰写文化批评类散文，mmccxxiii北京散文家方旭（生于1953年）则以抒情散文见长。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创作经验，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散文集《方旭》mmccxxiv中窥见一斑，该书得到了王蒙题写书法序言的支持。其中一篇散文论及王蒙（见第　页）。该文集印数为4000册，收录了截至当时全部创作时期的106篇散文，另附一篇序言。

祖籍河北、定居北京的从维熙mmccxxv在一部题名颇具误导性的散文集《激情之夜》mmccxxvi的第一部分中，回忆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囚禁的经历。但归根结底，他仍然信赖党的改革承诺。第二部分收录了杂体散文。其中他描述了自己阔别多年后回到北京时所见到的种种变化。这部分还包括序言、关于海德堡（Heidelberg）、莱茵河（Rhein）和罗蕾莱（Loreley）的游记，以及对那些勇于投身商海之人的描写。

冯骥才（生于1924年）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上与吴伯箫并列第9名，与老舍并列总排行榜第27名（排行榜见第　页），文风轻松洒脱。他写作时不预先构思理论框架，风格更接近短篇小说或文学报告文学。与他的小说创作mmccxxvii一样，"文化大革命"也是其散文的核心主题。1984年，冯骥才凭散文集《珍珠鸟》荣获"全国散文集奖"。mmccxxviii

1993年他出版了两部散文集。第一部《中国当代名家散文集·冯骥才卷》mmccxxix收录54篇散文，印数10000册，其中他进行思想游戏，同时也记录了饶有趣味的观察。如前所述，其中一篇论及王蒙。

在第二部《秋天的音乐》mmccxxx中，他在回忆中反思"文化大革命"，并呼吁建造一座博物馆，以防止"十年浩劫"重演。其中一篇散文同样论及王蒙（见第　页）。他在游记和人物描写中谈论西方国家，着墨最多的是美国，但也涉及德国及其居民。在序言中，冯骥才写道，散文就其艺术本质而言应当忠于真实。

1994年，冯骥才以《杂散文自选集》mmccxxxi为题出版了94篇散文，印数5000册。在序言中他解释说，之所以写散文，是因为散文能给他带来一种特殊的满足感。

1995年，在装帧精美的《中国散文珍藏版》mmccxxxii丛书中出版了冯骥才的66篇散文精选。该丛书印数为10000册。

梁锡华 [Gaylord Leung]

关于梁锡华（约1950年生），可以找到其传记资料mmccxxxiii、个别散文的德译本mmccxxxiv以及关于其散文创作的德语研究文献。mmccxxxv

梁锡华mmccxxxvi是一位具有深厚古典学养和古典语言功底的香港文学研究者，曾在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获得博士学位。1982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他力排众议，面对一群充满革命热情的汉学家，质疑茅盾和郭沫若的文学地位，理由是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不足。他著述二十余部，自1976年返回香港后出版了大量散文集。mmccxxxvii他的题材涵盖回忆、游记、人生感悟和语言思考。他善用幽默，并将散文建设性地用作剖析社会"病症"的"手术刀"。mmccxxxviii他通过对细微之处在历史和精神脉络中的精细审视，批判文明，同时也揭示文明的复杂性，并建设性地呼吁人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与冰心将山视为一种缺憾不同，梁锡华在其《新山海经》中向读者展示了山的精神层面，并完成了一次价值重估。mmccxxxix

在散文"致命的圆圈"mmccxl中，梁锡华以圆的意象将人类存在在时空中的种种现象联系在一起。贯穿全文的核心认识是：任何事物都不应孤立地看待。

在散文"'不'的消解"mmccxli中，"不"这个字通过其在宗教（《圣经》）、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中的运用被戏谑地加以追踪，梁锡华由此揭示出，这个不起眼的字可以引发动乱和巨大的不幸。

梁锡华在散文"停思坐爱秋霞晚"mmccxlii（放下思绪，静坐独赏秋日晚霞）中营造了一种闲适的意境。

余大祥（编）：《中国散文鉴赏辞典1993》mmccxliii收录了十篇散文：在游记"八仙之恋"mmccxliv（对八仙山的情感）中，梁锡华描写了八仙山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在散文"你不肯，我就……"mmccxlv（如果你不愿意，那我就……）中，梁锡华探讨了失恋者以自杀相威胁的讹诈公式。梁锡华在散文"来鸿去雁"mmccxlvi（鸿雁往来）中讲述了书信往来所带来的喜悦。在散文"红红绿绿"mmccxlvii中，梁锡华反对形式主义，尤其是政治领域中的形式主义。梁锡华在散文"盗道"mmccxlviii（窃取道德）中以讽刺笔法描写了政客们如何相互败坏各自原本良好的初衷。在散文"贵格又春风——记法国汉学教授于儒伯"mmccxlix（春风——记法国汉学家儒伯[Robert Ruhlmann]）中，梁锡华描述了他的法国同事信奉贵格会。梁锡华在散文"漫语慢蜗牛"mmccl（闲话慢吞吞的蜗牛）中描写了行动迟缓的同代人。在散文"虽惆怅，却热切"mmccli中，他比较了中国和西方知识分子在文学上的成就。梁锡华在散文"鹊爱"mmcclii（喜鹊之爱）中描写了一对夫妇对自己养大的喜鹊的深情。

在台湾结束日据时期、重新获准使用中文书写之后仅数年，mmccliii散文便在台湾开始了独立发展。这一文化区域因政治原因与大陆基本隔绝，虽然在本文所论述的文体方面最初还出现了类似的发展——例如将散文用于宣传目的，mmccliv但总体而言，台湾散文的发展比大陆更为连续，mmcclv因为"文化大革命"在大陆构成了一道分水岭，而西方影响直到1980年代才重新被允许进入。

台湾散文的发展历程，几乎没有哪位作家能比余光中（又作Yu Kwang-chung，生于1928年）更清楚地加以呈现。

6.3 战后台湾高产散文家、政治鼓动者与语言艺术家余光中（生于1928年）

剪掉散文的辨子！mmcclvi

给散文剪辫子！

在西方学术文献中，马丁（Martin）最早关注了余光中。mmcclvii余光中被收入众多散文选集，其中包括台湾作家选本《四海集》mmcclviii、《诗人散文选》mmcclix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散文卷二》。mmcclx散文"朋友四型"被收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选集》（Columbia Anthology）。不过该文并不具有代表性：在本研究考察的其他30部选集中，均未收录此文。mmcclxi关于余光中，有大量中文研究文献，但大多缺乏批判性。mmcclxii

余光中于1948年底迁居台湾。凭借其贯穿台湾整个战后史的丰富散文创作mmcclxiii以及在诗歌理论和散文理论方面的贡献，mmcclxiv他在台湾获得了比其他作家更大的反响。mmcclxv然而，余光中在中文世界之外几乎未被接受。mmcclxvi以下对其散文作品的介绍，除历史背景外，还将结合余光中的生平。

余光中于1928年9月9日生于南京（福建）。他在金陆大学和厦门大学攻读外国文学。1948年随父母迁居香港，同年底赴台湾。1952年在台北的国立台湾大学完成西方文学学业。1953年参与创立"蓝星诗社"。1953年至1956年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编辑和翻译，1956年离开军队转入大学任教。他赴美国深造，1958年在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获硕士学位，此后又数次赴美从事教学工作。在两次担任美国客座教授之后，他转赴香港中文大学，1996年任高雄国立中山大学西方文学教授。最终他到了高雄中山大学。1974年至1985年间，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后因其政治右倾立场而被迫离开。

在1950年代的反共宣传时期，余光中主要专注于教学和诗歌创作。但他始终——从1948年到1961年尤为高调地mmcclxvii——倡导借鉴西方文学手法，mmcclxviii并列举西方楷模：浪漫主义文学潮流、济慈（John Keats）、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弗罗斯特（Robert Frost）。mmcclxix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台湾诗歌以西方主题和中国形式为主，1960年代末兴起了一股自觉取法浪漫主义的文学潮流。mmcclxx据一部作品选集的序言称，他的抒情散文"独具匠心、富有创造力且'举世闻名'"。mmcclxxi至少最后一项断言因缺乏西方研究文献而无法得到证实。不过，在本研究中，余光中至少位列台湾当代散文家排行榜第1名、华语当代散文家排行榜第14名以及总排行榜第36名（排行榜见第　页及以下）。

自1948年起他开始创作并发表诗歌，共计12卷。mmcclxxii他还以8卷译介外国诗歌。1949年他开始写散文，并在《新生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到1995年共出版15卷散文集，其中有三卷未收录新作。除了他最著名的散文"狼来了"mmcclxxiii之外，本文从15卷中选取了以下三个主题领域（分布在四卷中）来介绍余光中：

1. 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散文集名为《掌上雨》（掌上之雨），是余光中的第二部散文集，收录了1959年至1963年间的散文，至1986年多次再版。1980年余光中自评这些散文"充满火气"。它们在当时的文学论争中表达了鲜明的立场：余光中主张坚决使用现代白话文和古典文言文，mmcclxxiv主张写现代诗而非传统诗，主张全面现代化。

2. 社会政治类杂文见于《凭一张地图》（凭借一张地图）：48篇文学理论、政治或语言政策方面的散文，篇幅不超过2000字（其中也有若干游记），均发表于报纸，余光中在其中表达了其两极化的见解——以简洁精炼的方式拼成了一幅他的观点之马赛克。该卷收录了散文"我们要制度，不要口号"mmcclxxv，该文呼吁香港政治化，可能促成了余光中被迫离开香港。这是余光中的第十一部散文集，1988年出版。余光中的政治立场亲国民党，他长期渴望成为台湾首任文化部长，但该职位始终未被设立。

3. 余光中的游记见于《四海集》mmcclxxvi（收录四篇）和散文集《隔水呼渡》（站在岸边呼唤渡船），后者收录17篇"纯"mmcclxxvii散文，其中13篇为游记，写于1985年至1988年间。他在其中记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台湾以及此前在大陆的旅行。后一版本经历了四次印刷。其中可见被收入《中华民国当代文学大系》的同名散文"隔水呼渡"mmcclxxviii，该文描写了台湾某山区的自然原貌及其居民的淳朴。余光中还以游记形式记录了其海外旅行，除英国、西班牙、瑞士和泰国外，他还在"德国之声"中描写了德国。对大陆故土的思念在"关山无月"（关山上没有月亮）中得到表达。他惯用的修辞手法是借景抒情，如"古堡与黑塔"（古堡与黑色宝塔），一篇描写爱丁堡（Edinburgh）的散文。

选择这三个主题领域——它们构成了上述四卷的重点——是因内容繁多而有此必要。其他卷次有的笔者未能获得，有的包含重复内容，有的收录的是不太知名或较少被接受的散文。

关于余光中的散文，不存在西方研究文献，mmcclxxix此处的分析主要基于对一手文献和中文研究文献的梳理（尤其是黄维樑1979年mmcclxxx、1994年mmcclxxxi的论著）。现有的mmcclxxxii评论文集1979年mmcclxxxiii和1989年mmcclxxxiv并不符合西方的客观性要求：它们一律持肯定态度，尽管从西方视角可以提出批评，而且在台湾文献中也确实能找到批评性论文mmcclxxxv甚至论战性小册子。mmcclxxxvi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评论文集中用于评价的标准出自余光中本人的文学理论术语。mmcclxxxvii因此，本文所进行的文学研究考察的任务之一，也是揭示这种正面评价的原因：有利于获得积极接受的因素包括余光中作为台湾文学选集编者的权威地位，mmcclxxxviii他对不喜欢的人的粗暴态度——如对待胡兰成mmcclxxxix或其散文"狼来了"mmccxc（见下文）的受害者——以及他与评论者之间的私人关系。mmccxci事实上，林耀德在他对余光中的访谈mmccxcii序言中指出，第一部评论文集的稿件中原本也包含批评性论文，但被黄维樑审查删除了。mmccxciii因此，以下也必须通过批评来纠正这种片面评论所传播的余光中形象。

余光中还运用了另一种在传统文人中赋予其权威性的手段：他特别在标题中使用生僻字，给读者造成博览群书的印象。事实上，据余光中自述，他喜欢让自己从字骰游戏中随机掷出的汉字中获取灵感。

余光中散文与其生平及台湾文学史发展之映照

- 余光中的争议性

余光中很早就因反对"主流"mmccxciv而不受欢迎却声名远播：1964年，他"虽非无误，但颇具建设性"mmccxcv地猛烈抨击对"五四运动"文学改革的神化，并呼吁："收起'五四运动'的半面旗帜"。mmccxcvi他还攻击了胡适这一典范：胡适对"流畅、欢快"散文的主张会误导读者。mmccxcvii在此后台湾的历次文学论争中，余光中始终逆流而行。年轻时他或许出于造势需要这样做，但随着知名度的提高，这已成为他的标志，即便在成为公认的文学权威之后依然如故。

- 余光中对现代与传统之间平衡的推动

在1960年代的台湾，以白先勇为代表的、取法欧洲存在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现代派成为主流。余光中也凭其诗作成为台湾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之一。mmccxcviii他当时的散文反映了他为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平衡所做的努力：1963年出版了余光中的第一部散文集《左手的缪斯》mmccxcix，其中探讨了诗歌与散文之间的关系。

1964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散文集《掌上雨》。具体而言，余光中持有以下引发热烈讨论的观点：

- 现代白话文必须取代古典文言文。mmccc

- 诗歌必须现代化mmccci，并以西方为楷模。mmcccii在这一问题上，余光中主要与他的论争对手言曦mmccciii和陈绍鹏展开了交锋。

- 社会必须现代化。mmccciv

- 现代诗歌必须延续中国传统mmcccv，同时也要吸纳西方传统。mmcccvi

- 诗人应当意识到，台湾现代诗歌仅在形式上西化，本质上仍然是中国诗歌。mmcccvii

- 诗歌应当清晰可懂mmcccviii，并与时代同步。mmcccix

回顾往昔，余光中于1980年表示，他已认识到每位作家都应自行解决这些问题。mmcccx余光中批评知识分子读者"过于庸俗"mmcccxi，显得颇为标签化。尽管余光中的文学理论贡献引起了很多争议，mmcccxii但其巨大影响可以从该书1980年附新序的再版中得到印证。mmcccxiii

以下是该散文集所收录散文的内容概览：

散文集《掌上雨》汇集了1959年至1963年间的散文，余光中在1980年的"新版序言"mmcccxiv中回顾性地称之为"充满火气"的"参加文学论战时期"之作。当时有三个论争主题，他都为之撰写了散文：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现代诗歌的引入以及全面现代化。他在论争的第一阶段顶着社会的巨大压力捍卫了现代诗歌。在第二阶段，他介入了现代诗人内部关于固守传统还是走向现代化的冲突。他认为从古典诗歌经"五四"诗歌到现代诗歌的进程是必然的。他承认，现代诗歌在其早期阶段尚有缺陷。mmcccxv现代诗歌在质量上不断提高，也更加注重对古典传统的吸收。余光中批评1970年代以来的诗人追逐时尚，而非保持精神独立。mmcccxvi他反驳了台湾文学在1960年代已经完全西化的观点，举出了典型的中国风格作家为例。自从十多年前他写作《掌上雨》以来，他就很少再为论争撰文，因为每位诗人都应自行解决这类问题。mmcccxvii余光中批评自己在再版集中的散文质量不佳，称自己此后已有所长进。当时他觉得现代诗歌犹如"文学荒漠中的仙人掌"。这里汇集的散文是对现代诗歌的一次"辩护"。mmcccxviii

在散文"论非专业读者的文学"mmcccxix中，余光中批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仍然偏爱阅读感伤浪漫的作品，品味庸俗，尚未成熟。他们宣扬忧郁、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

写诗最重要的前提是诗的精神内涵。读者须从阅读中领悟的诗人讯息，余光中在散文"论知性"mmcccxx中有所阐述。精神内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比喻。他进一步指出，诗写得越凝练越好。

在散文"论明朗"mmcccxxi中，余光中认为中国现代诗歌面临两重危险：内容的无意义和形式的晦涩。诗有易懂的和晦涩的之分。余光中主张诗歌表达的明晰性，尤其应当清晰地表达崇高的品德。

余光中在散文"论情诗"mmcccxxii中说，情诗是抒情诗中最好的。余光中归纳了古今中外情诗的四个特征：意境虚幻、诗人在创作中敞开心扉、唤起肉体的欲望以及使用夸张的手法。

在散文"论剽窃"中，余光中区分了三种剽窃：1. 未标注引用前人之作；2. 未标注引用同代人之作；3. 不断重复自己的作品。他将剽窃与吸纳有益事物区分开来。mmcccxxiii

他在散文"现代诗歌的节奏"mmcccxxiv中说，诗歌是时代的呼吸。"节奏"是诗的呼吸——这是余光中散文理论中的一个术语。他呼吁在诗歌的节奏中捕捉时代的脉搏。

在散文"论新诗的语言"mmcccxxv中，余光中指出新诗的语言不仅仅是白话。他揭示了文言与白话的区别，并主张如果使用文言就应通篇使用，而不应在白话中零星夹杂。某些诗歌从内容上就决定了应采用白话或文言形式。

余光中在散文"翻译一首现代诗"mmcccxxvi中介绍了美国现代诗人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1890-1932），并分析了他的诗作"At Malville's Tomb"。

在散文"从一首唐诗说起"mmcccxxvii中，余光中由唐代诗人贾岛的一首诗联想到古典诗歌和当代诗歌。

针对维尔哈伦（Verhaeren）"星辰与人类构成世界"之说，余光中在散文"诗人与天文学"mmcccxxviii中提出类比：诗歌与人类构成世界。他列举了既是天文学家又是诗人的西方古典作家：昆体良（Quintilian）、豪斯曼（Housman）、奥登（Auden）。他指出，天文学在当时是唯一的科学。上述诗人的创作受到了天文学的启发。一些当代诗人以此为榜样。

在散文"我的写作经验"mmcccxxix——标注日期为1961年1月——中，余光中描述了一首诗的诞生过程。他认为作家必须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

余光中在散文"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mmcccxxx中批判性地回应了言曦的文章"论新诗"。余光中反驳了言曦认为今天的诗歌仍须像古典诗歌那样可以谱曲吟唱的观点。

在散文"新诗与传统"mmcccxxxi中，余光中阐述道，新诗是对传统的反叛，但同时也从未脱离传统。对旧事物的否定已蕴含在标题之中。他主张新诗也应吸纳旧诗中的积极因素。古典传统本身也曾吸纳更早的古典传统。他得出结论：新诗应当兼收传统与现代的影响。受西方影响的新诗仍然是中国诗歌，因为决定性因素在于作者的身份。这里需要批判性地指出，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国际文学研究的惯例——作者的族裔出身通常并不被视为将作品归入某一民族文学的标准。

余光中在散文"摸象与画虎"mmcccxxxii中再次批判性地回应了言曦的文章"论新诗"。与言曦理想化古典文学不同，余光中认为应当在时代背景下评价每一种文学，评估其历史功能及其对文学整体发展的作用。余光中承认，新诗由于其"年轻"尚未达到成熟，因此在某些方面容易受到攻击。

散文标题"摸象与捺虱"mmcccxxxiii以谚语暗喻吹毛求疵的指责。余光中将对新诗的批评斥为吹毛求疵。他转述了陈绍鹏对新诗的批评：评价一首新诗不应再仅仅看是否读得懂，而应看它是否内在一致、合乎逻辑。余光中反驳说，诗歌是艺术，不必内在一致和合乎逻辑。

散文"年轻的'现代病'"mmcccxxxiv将一些人断然拒绝传统的态度比喻为一种病态现象，称之为"现代病"。他主张，在否定传统之前，首先必须理解传统。

在散文"再见，虚无"mmcccxxxv中，余光中为自己的诗作"论天狼星"辩护，洛夫曾就此写过一篇评论。余光中转述了洛夫的两点批评：现代诗歌应该是存在主义的和超现实主义的，但余光中的诗却是保守的。余光中在这篇论战性散文中指出，这篇评论表明现代诗歌正处于一场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危机之中。

余光中在散文"现代诗歌：读者与作者"mmcccxxxvi中分析了现代诗歌的现状。对读者而言，这些诗歌难以理解。从作者的角度看，读者跟不上他们的思路。余光中提出了促进作者与读者之间理解的建议：读者可以多加研读，作者不应写连自己都不理解或不喜欢的东西。他们也不应盲目地承袭对传统的抵制。

在散文"从古典诗到现代诗"mmcccxxxvii中，余光中梳理了从古代到当代文学鉴赏和创作过程的发展，以及当代作家对现代诗歌的看法。

余光中在散文"迎接中国的文艺复兴"mmcccxxxviii中阐述了一些类似文艺复兴的观点：必须延续、发展和展开自己的传统，以创造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传统。以吸纳西方影响来实现中国艺术和文化的现代化，乃是一场"文艺复兴"的序幕。这是本民族独特的发展。对此必须批判性地指出，对西方影响的吸纳也是全球化进程的标志。

散文"在古董店和服务社之间"mmcccxxxix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诗歌未来和目标的具体要求：现代诗歌应当在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服务业原则之间争得一席典型的中国位置。不论是西化mmcccxl还是中国化，目标都是创造现代中国诗歌。

散文"翻译与批评"mmcccxli探讨了翻译问题和书评文化。

在"后记"mmcccxlii中，余光中说明该散文集是他的第二部，其中大多数散文属理论性质。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以极大的热情写了许多诗评。他批评萧士敏不接受自己、不认可自己，而只是记录琐碎之事，但这也仅具文献价值。

给散文剪辫子——余光中的"散文革命"

余光中发展了自成体系的散文理论，有四篇重要散文与之相关。mmcccxliii

余光中对文学的总体批评也涉及散文本身：1963年他呼吁"给散文剪辫子"，即在歌曲、诗歌和小说之后，也对散文进行"现代化"。mmcccxliv这里尤其要提到他那篇许多同胞响应的"散文革命"mmcccxlv号召。现代散文必须满足以下三项质量要求：mmcccxlvi 1. 风格转换的弹性，mmcccxlvii 2. 精神的浓缩性，mmcccxlviii 3. 自觉的措辞。mmcccxlix 1989年他在接受林耀德采访时阐述了这一理想。mmcccl

1963年至1965年间产生了抒情散文以及传统的和"叛逆的"文学艺术评论。余光中将这些散文（包括上述关于"五四运动"、散文改革等方面的文章）收入其第三部散文集《逍遥游》mmcccli，该集1965年出版。他说，写这些散文首要目的是通过练笔来改进自己散文的"文气"、"精神浓缩性"和"弹性"——而这些正是他在散文改革中对散文提出的一般性要求。

鲜明的意象

他的散文和诗歌中一个持久的主题是以风景描写表达对大陆故土的怀旧而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思念。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余光中才开始涉及台湾题材。mmccclii

余光中现代诗歌创作的高峰mmcccliii在1964年至1969年间。mmcccliv如果说1964年的《莲的联想》（对莲花的联想）还明确以中国古典为楷模，那么自1974年的《白玉苦瓜》（白玉与苦瓜）起则更具当代取向。余光中持续为报纸撰写散文并定期结集出版：1968年出版了《望乡的牧神》mmccclv（眺望故乡的牧神），1972年出版了《焚鹤人》mmccclvi（烧鹤者）。

1974年他出版了第六部散文集《听听那冷雨》mmccclvii，其中同名散文以其鲜明而深刻的意象从其余52篇中脱颖而出。该文已在本研究中译出，正在准备发表。在这篇散文中，余光中的一个成功秘诀清晰可见：即便是风景描写，在余光中笔下也带有爱国情怀。对西方读者而言，这类散文有时显得矫揉造作、令人难以忍受。余光中看似纯粹的风景描写，也必须从政治角度加以解读。

在散文"听听那冷雨"mmccclviii中，余光中描写了雨声在他心中唤起的对大陆的忧郁乡思。该同名散文中一处感人至深但仍不失幽默的段落如下：

有一次我送她回家。当时我穿着雨衣，和她一起坐在三轮车的油布篷里。篷内世界的微小格外可爱，且不在警察的管辖范围之内。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那样口袋就可以装下我的一只手和她那握在我手中的纤细的一只手。台湾的雨季相当漫长。应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大的双人雨衣。每人得一只袖子，其余部分的分配标准不必那么严格。不管工业社会如何发展，雨伞暂时还是不可或缺的。只要不是大雨倾盆、风力不太强，在雨中撑伞还是自有其古典韵味的。让雨点敲打在黑布伞上或透明的塑料胶布伞上。转动伞柄，雨珠就向四面八方飞溅。伞的周围升起一圈飞檐。与女友只撑一把伞是一种美好的合作形式，最好是初恋时。有一点激动，还有一点羞涩，不太亲密也不太生疏。雨大一点也无妨。初恋时人是那样激动，根本不需要雨伞。两人手牵手跑过雨中，把年轻的头发献给那满是雨水的天空。然后他吻她的唇和脸颊，触碰到冰凉甜美的雨水。但那必须非常年轻、非常热烈才行，而且其实那只发生在法国现代电影里。mmccclix

香港间奏与转折

1974年至1985年，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此前散文集的成功以及读者对他新居地香港的兴趣，促使余光中在1975年——迁居香港一年后——出版了一部此前散文的精选集。mmccclx 1977年出版了散文集《青春的忧伤》。mmccclxi

他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散文"沙田山居"中记录了在香港的居所。谢川成评论道：该文表达力强，对比鲜明，将山、海与"自我"融为一体。散文中以乡下姑娘比喻山口的意象十分贴切。在文体上，该文以ABB、AABB、AA、ABAC等模式的叠词修饰语为特征。

在散文"沙田山居"mmccclxii中，余光中以抒情笔调描写了从沙田山中居所眺望的奇妙景色和海上日落。他又以深情的笔触将之与更加无与伦比的中国大陆远景相比——因为他对那片土地怀有故乡的情感。

1977年8月，余光中——此前已因在1960年和1972年的论争中倡导现代诗歌而闻名——在"乡土文学论战"mmccclxiii（1970年代至1979年）中发表散文"狼来了"，表态反对台湾乡土文学，试图将其贬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农兵文艺运动的支流。他以论战口吻攻击"乡土文学家"，指控自己的同胞为"共产主义"的追随者。mmccclxiv直到1989年，余光中仍然警告不要"局限于乡土文学"，并主张更大的题材多样性。mmccclxv

散文"狼来了"mmccclxvi是针对台湾乡土文学代表人物的一篇论战性的、带有侮辱性质的全面攻击，余光中在文中指控他们具有毛泽东思想倾向。他以当时台湾文学论争中偶尔用来指称乡土文学的"工农兵文艺"一词为出发点，援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阐释这一表述所蕴含的毛主义内涵。他指出了其中的危险：在毛泽东那里，这一文学运动不过是政治目的的工具。在指控若干乡土文学家为在台湾筹备共产主义文学进行合作之后，余光中建议这些作家去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余光中以此文引发了一场论战，并由此促成了他至今仍被视为极端右翼的评价。标题取自一个寓言故事：一个牧羊女在山中多次以"狼来了"的呼喊惊扰山中的农民。当狼真的来了时，再也没有人相信她了。于是所有人连同羊群都被吃掉了。该文编者尉天骢在序言中批评了余光中的散文，并指出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抗议性散文。该文署名日期为"香港，1977.8"。

余光中从1977年至1981年间所写的评论中选取24篇，于1981年在香港出版了第九部散文集《分水岭上》mmccclxvii，这是他首次出版纯文学评论集。通过分析个案，余光中也得出了一般性的文学理论论断，例如关于现代白话文、散文与诗歌的亲缘关系以及西化问题。在后记中，余光中叙述了这些评论的缘起。

余光中在台北生活了26年，当时已在香港居住一年有余。他收到一本从台北寄来的书，勾起了他对台湾首都的思乡之情，促使他写下了散文"忆台北"mmccclxviii（1980年发表）。但对大陆的乡愁更为强烈：1978年至1985年间撰写的20篇大陆游记，余光中收入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mmccclxix一集，该集迟至1987年才在台湾出版。这部散文集标志着余光中创作取向的一个转折点：此前诗歌对他更为重要，mmccclxx此后散文至少与诗歌同等重要。mmccclxxi林耀德认为，余光中的重心在1980年代从诗歌转向了散文。mmccclxxii余光中本人也意识到散文与诗歌之间关系的复杂性。mmccclxxiii

自1983年起，余光中不再以西方诗人为其诗歌创作的楷模，而是转向李白、杜甫、李商隐、屈原。mmccclxxiv 1989年他警告散文家也不应过度借鉴西方榜样。mmccclxxv

1985年2月至9月间，身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余光中在台北的《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了若干政治散文，其中包括呼吁香港政治化这一敏感话题的文章："我们要制度，不要口号"。mmccclxxvi在这些散文中，他持极端右翼立场。他附带提出了一个既不受大陆政府也不受当时港督府欢迎的诉求：香港需要民主。不久之后，他便被迫离开了教席。

1986至1995年：在台湾的十年

回到台北后，余光中于1986年发表了若干关于殖民时期和反英主题的散文。mmccclxxvii这使他在1984年已签署回归协议的香港不太受欢迎，倒是北京更为赏识——北京为迎接香港回归曾在街头张贴标语"洗清国耻"。mmccclxxviii

1987年解除戒严令对台湾散文发展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在新兴的新闻自由中，散文成为批判性表达意见的首选文体。一党专政宣告终结，"乡土文学"以"本土主义"mmccclxxix的形式再度兴起。余光中欢迎戒严令的解除，但对"本土"立场持反对态度。

1988年余光中在台北出版了第十一部散文集《凭一张地图》mmccclxxx（见上文），第一部分收录了他原为报纸撰写的香港时期社会政治短评，第二部分收录了高雄时期的短评。

所收散文的内容可概括如下：

在散文"翻译乃大道"mmccclxxxi中，余光中描述了作家们最大的忧虑——素材枯竭。翻译家则无此顾虑。翻译的效果可以截然不同：最好的情况是影响本国文化，最差的情况也能借此赚些稿费。余光中以"大道"的隐喻表达了翻译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不仅专家才能从事翻译。

翻译是一项辛苦而不被读者感激的工作，余光中在散文"唯翻译者虚弱无力"mmccclxxxii中如此阐述。翻译比写作耗时更长。译者有时不得不充当原作者错误的替罪羊。

在散文"美文与杂文"mmccclxxxiii中，余光中解释道，美文（"belles-lettres"）将"感性"（ganxing 感性）置于首位，而杂文则强调"知性"（zhixing 知性）。这两种要素无法完全清晰地加以区分。

余光中在政治散文"砍柴的斧头"mmccclxxxiv中告诫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再浪费时间，应当效仿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榜样加快发展。

"鸡同鸭讲"mmccclxxxv指的是一种对外来者而言无法理解的语言（此处指香港的粤语）。余光中列举了若干香港方言中的英语借词，如"沙律"（salad）、"士丹"（stamp）、"士多啤利"（strawberry）。

在散文"奇特的诗评"mmccclxxxvi中，余光中批评了一位"何先生"何的评论，后者声称没有一首好诗是以歌曲闻名的。余光中以元代马致远的叙事诗《琵琶行》（琵琶女）作为反例予以驳斥。

在政治散文"我们要制度，不要口号"mmccclxxxvii中，余光中要求香港确立明确的政治方向，口号应当得到落实。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现出一种反动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仅在口号中将人民置于至高地位，而在香港则应真正践行这一点。他说从前不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如今他明白只需看看后果就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大陆贫穷而闭塞。

余光中在散文"职业读者"mmccclxxxviii中介绍了不同的读者群体，他们出于职业兴趣而阅读：例如为提高自身创作而阅读的作者、教师、译者、书评人以及编辑——后者本身可能默默无闻，却始终握有评判文章的权力。审查者则又属另一类。

余光中在散文"好书上架，坏书下架"mmccclxxxix中表达了希望普通读者能对书籍发表意见的愿望。他力主校样审读应当认真负责地进行。

在散文"三间书房"mmcccxc中，余光中介绍了自己的三间书房。一间在厦门，一间在沙田（香港北部新界地区的一个近郊）的住所中，一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

余光中在散文"边缘文学"mmcccxci中指出，许多人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文学视为二流的中国文学。事实上，这些地方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政治。他在文中表达了这样的希望：也许将来这些文学不再被视为二流。文学不应服务于政治。

在散文"鸡犬相闻"mmcccxcii中，余光中描述了他在首届"国际古典中国文学大会"上的感受：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他在文中并未将台湾和香港称为外国。

余光中在散文"舞台与讲台"mmcccxciii中讨论了报纸及其副刊的状况。如果文学副刊变成舞台，则过于花哨；如果变成讲台，则过于严肃。余光中主张走中间路线。

在散文"你的耳朵值钱吗？"mmcccxciv中，余光中批评了台湾社会的噪音。他认为越安静的地方，社会越进步。

余光中借第三次访问菲律宾之机，在散文"芒果与九重葛"mmcccxcv中记录了他的旅行印象以及当地向繁荣方向的积极变化，同时描述了那里朋友们的热情。

散文"夜读舒本华"是对舒本华文风的一篇普通书评，余光中认为其文风非常流畅，令他联想到自己的风格。mmcccxcvi

"五月的美国之旅"mmcccxcvii是一篇普通的游记。他此行是为参加一场经济促进会议。

在散文"王尔德说粤语"mmcccxcviii中，余光中通过王尔德的经历说明，无论来自何方，在香港都必须说粤语才能沟通。

"如果我有九条命"mmcccxcix——余光中在同名散文中阐述了这一愿望的理由：若有九条命，他便能既照顾自己的生活，也照顾父母，同时可以身兼丈夫、父亲、朋友、读者等多重角色。

在散文"在任何情况下都笑"mmcd中，余光中如同王蒙一样表现为乐观主义者。应对生活最好的方法就是即使在最糟糕的处境中也放声大笑。此外他还说明，王尔德的喜剧并非儿戏。

散文"难以驯服的巴塞罗那"是一篇描述当前状况的西班牙游记。巴塞罗那（Barcelona）虽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但在历史、文化等方面对西班牙影响最大。mmcdi

在散文"名画的最终归宿"mmcdii中，余光中报道了毕加索（Picasso）的画作《格尔尼卡》（Guernica），他在参观巴塞罗那普拉多博物馆（Prado）时见到了这幅画。

余光中在散文"在巴塞罗那看画"mmcdiii中描述了在坎博收藏馆（Colección Cambó）参观毕加索（Picasso）展览的经历。他遗憾地指出，那些著名画作的保管并不十分理想。

在散文"网球场与橘园"mmcdiv中，余光中报道了参观巴塞罗那印象派博物馆"网球场画廊"（Galerie du Jeu de Paume）和"橘园美术馆"（Musée de l'Orangerie）的经历。

余光中从西班牙西南部前往英格兰北部，在散文"西欧的夏天"mmcdv中报道了这次旅行，描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夏季的不同印象。

在散文"重访西敏寺"mmcdvi中，余光中描述了参观伦敦西敏寺（Cimman-Kloster）的经历，并提供了有关王室家族的历史背景信息。

余光中根据自己在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亲身经历，在散文"凭一张地图"mmcdvii中报道了旅行中租车的情况和经验。

在散文"驱车穿越西欧"mmcdviii中，余光中报道了自己在西班牙和法国驾车的经历，以及不同国家的驾驶习惯——西班牙人驾车"猛"（meng 猛，野蛮），法国人驾车"斯文"（siwen 斯文，优雅），英国人则以"有礼帽"（you limao 有礼帽，有礼貌）来形容。

余光中在散文"边界的远征"mmcdix中描述了学者们如何面对死亡研究。

在散文"远方的雷声"mmcdx中，余光中报道了他虽身在香港，思绪却常常飘向台湾。他在文中表示，他将希望寄托在台湾年轻一代的作家身上。

余光中在散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mmcdxi中表达了这样的希望：高雄不应再自认为文化沙漠而仰望台北，而应发展出独立的文化意识。

在散文"开始演讲"mmcdxii中，余光中分析了各种演讲方式。余光中认为文章比演讲更为重要。

余光中在散文"多言与饶舌"mmcdxiii中分析了不同的说话方式。最常见的是对话，因为许多人相互交谈是最自然的事情。社会节奏如此之快，以至于几乎没有对话的机会。其结果便是个体的沉默。

散文"划分浪漫主义的两种方式"mmcdxiv在内容上反映了时任美国国务卿舒尔茨（Shulz）在纽约第48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一次演讲。

在散文"木棉花开时节的艺术活动"mmcdxv中，余光中报道了高雄每年木棉花盛开时节的艺术活动。余光中表达了希望高雄艺术界得到发展的愿望。

余光中在散文"孤独而粗犷"mmcdxvi中报道了社会变迁给文化带来的成就（报纸副刊、正规出版物）和负面后果（空气污染、噪音骚扰）。余光中再次表达了希望高雄增进其成就、减少其弊端的愿望。

在散文"一座青山对着四川的一座青山"mmcdxvii中，余光中引用了四川学者禹平的一首关于青山的诗。

余光中在散文"旧友的夕阳情怀"mmcdxviii中记述了他如何坐在家中，凝望落日，回忆大陆的老朋友们。

散文"有福同享"mmcdxix是一部图文诗集的序言。借一座公园开放之际，余光中表达了对环境保护的期望。

余光中在散文"召唤抗日战争的精神"mmcdxx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写抗日战争的人太少了。这段历史不应被遗忘。

在散文"诗与哲学"mmcdxxi中，余光中指出诗歌可以包含哲学思想。他通过多首诗歌加以论证，其中包括古典诗人苏轼的作品。在此他再次看到了"知性"（zhixing 知性）与"感性"（ganxing 感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世纪末文学的发展，余光中在散文"世纪末龙抬头"mmcdxxii中指出，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仍然落后于旅游往来。在诗歌领域，这一时期乡土诗歌在题材上可能出现向城市和工业的转向。政治诗将会减少。

余光中以两篇颂词——"论秋天"mmcdxxiii和"一场梁实秋灯火追思会"mmcdxxiv——表彰了其老师梁实秋对台湾文学的重要贡献。

在散文"强力麦克风"mmcdxxv中，余光中描述了他的观察：扩音器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已成为一种公害。声音的传播在某些用途上令人欣喜，在另一些用途上则令人无法逃避。

余光中在散文"四窟短记"mmcdxxvi中将自己的四个"窟"命名为诗歌、散文、书评和翻译。他报告了这四种文类的创作状况。对散文家而言，在一篇散文中兼容知性与感性（见上文）虽然困难，却值得追求。

在散文"一次能有多诚实"mmcdxxvii中，余光中将作者与散文视为命中注定的联结。他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坐着，云起时"（Zuozhe yunqi shi 坐着，云起时）的文章。由此他开始了在这份杂志上的发表生涯。他描述了自己与这份杂志的关系，直至1968年出任主编。

余光中在散文"奇迹发生时"中描述了导游兼摄影师王庆华的道德情操与艺术造诣，王庆华曾带领他游览高山。mmcdxxviii

在《凭一张地图》的"后记"mmcdxxix中，余光中将所收散文一概称为小品文（xiaopinwen 小品文，自由随笔），几乎全部控制在两千字以内。就笔法而言，它们让人联想到杂文和抒情散文，但实为小品文。第一部分于1985年2月至9月在香港（或从香港出发的短暂海外旅行中）为《联合报副刊》所写，当时余光中已萌生回台之意。第二部分是回到高雄后为自己的报纸专栏所写。在该文中，余光中感谢了香港和台湾的大学为他提供的海景住所，这对他的创作极富激发作用。

1989年，余光中将若干已发表的散文重新汇编为第十二部散文集《鬼雨》mmcdxxx。

1989年出版了《台湾当代文学选集1970-89》丛书，附有余光中的序言。mmcdxxxi余光中在序言中概述了他对所涉二十年文学史发展的看法，以下将对其内容进行摘要：他将文学视为时代的产物。1950年至1990年间各时期的历史背景变化迅速，尤其是对作家的影响。1987年解除戒严令构成了一个转折点。mmcdxxxii 1940年代的核心问题是台湾如何发生了变化，1980年代则是已发展起来的台湾面临什么样的社会问题。mmcdxxxiii 1970年代发展陷入停滞，仅有40%的老一代作家仍在写作。mmcdxxxiv诗歌多由年轻作家创作，散文则多出自年长作家之手。与以往相比，女性作家的创作也更为频繁。mmcdxxxv在台湾，散文家的重心落在女性作家身上。mmcdxxxvi在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三个领域，台湾作家的创作数量均呈上升趋势。mmcdxxxvii

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乡土文学相较于1950年代至1970年代在内容上发生了转变：早期仅"忠实地"描绘日常生活，如今则也探讨社会和政治问题。mmcdxxxviii作家过去多出身于外国文学系，如今则更多来自本国文学系。此处应批评性地指出，余光中仅做了统计罗列，而未由此推论台湾作家正在回归自身文化。

余光中描述了信息时代带来的当下挑战。mmcdxxxix他认为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即越来越多的学者来自理工科背景。许多著名学府已不再出产著名作家。mmcdxl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的选材中，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多，台湾次之，海外最少。如今台湾的素材占据了主导地位。过去台湾文学仅有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社会的发展为故事提供了更多题材。mmcdxli大多数作家已从乡土文学转向城市文学mmcdxlii，其中包括李黎和黄凡。mmcdxliii余光中在一篇散文中表达了希望产生兼具知性与感性的新文学的愿望。到1989年为止，台湾社会日益开放。自1989年新闻自由以来，也出现了政治叙事和政治诗歌。影响最大的当属黄凡的作品《赖索》。他在书中描述了自己年少时无辜入狱十年以及出狱后政治偶像不认可他的经历。mmcdxliv新的主题包括妇女解放，但女性作家的作品相当"文静"（wenjing 文静，温柔）。mmcdxlv从台湾文学的视角来看，大陆被分为"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旧大陆（记忆中的）和新大陆。mmcdxlvi

海外华人的中国文学在海外发生了变化，他们如今更加关注台湾和大陆的社会政治发展。mmcdxlvii过去二十年间，台湾散文的发展不如诗歌和小说那样强劲。自1960年代以来，经历了现代主义、1970年代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19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直至1980年代末大陆的政治开放——这在台湾引起了巨大兴趣，并通过出版物对台湾作家产生了影响。mmcdxlviii 1980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轻一代中兴起了写作现代诗歌的风潮。香港作家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诗歌已分化为纷繁杂乱的众多流派。mmcdxlix台湾作家与大陆作家之间的差异在于：台湾作家仍然保留着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记忆。大陆新一代作家则将目光投向西方文学。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他们在同一时期的目标也各不相同。余光中在一篇散文中表达了希望此处发表的台湾作品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愿望。差异仍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这属于同一种文化。mmcdl

1989年，他在一部诗集mmcdli中纪念了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遇难者。

余光中将1985年至1988年间的"纯"散文（主要为游记）汇编为第十三部散文集《隔水呼渡》mmcdlii（见上文），戴天曾为之撰写书评。mmcdliii

以下是对该散文集所收散文的内容介绍：

在"作者自序"mmcdliv中，余光中说明《隔水呼渡》是继1987年的《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和1988年的《凭一张地图》之后第三部收录纯散文的散文集。16篇散文中有13篇为游记：

散文"隔水呼渡"mmcdlv是一篇关于原始山区的游记。余光中描绘了南仁湖的自然风光以及当地山民的纯朴。

在充满感情色彩的散文"关山无月"mmcdlvi中，余光中描写了他的精神在对大陆故乡的回忆中游荡，而身体却留在台湾。他的回忆被旧歌唤起："有时一首歌能将人带入另一个世界。"

在散文"龙洞之雨"mmcdlvii中，余光中描写了"龙洞"的风景——那是台湾南部一个半岛上的一个小"鼻尖"。余光中在圣诞节期间驱车前往，体验了那里的雨中意境。描写以一段对话收尾，他与一位旅伴讨论为何那个时节那里没有海鸥。

余光中在散文"满天星月的亭子"mmcdlviii中透露，关山以西有一座可以眺望山景的亭子。余光中傍晚与其他旅客坐在亭中。接下来是对当地景色的描写——月亮、流星划过的星空以及辽阔宁静的大海。

在散文"木棉花之旅"中，余光中描写了盛开的木棉花刚硬、挺拔、抽象的美感，他曾与友人在高雄附近散步时前往观赏。mmcdlix

余光中在散文"旧堡与黑塔"mmcdlx中，通过对爱丁堡（Edinburgh）的描写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世界。他报道了一座古堡和为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而建的黑色纪念塔，颂扬了后者高贵、善良和勇敢的品格。

在散文"风吹向西班牙"mmcdlxi中，余光中描写了西班牙的干旱和人烟稀少的荒野，他从塞维利亚（Sevilla）驾车向东行驶。

余光中借参观雪浓莎宫之机，在散文"雪浓莎宫"mmcdlxii中叙述了这座宫殿及其历代主人数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他还描写了宫殿如今的宏伟外观。

在散文"德国的声音"mmcdlxiii中，余光中描写了德国的各种声音：著名作曲家的乐声、电视转播足球赛时观众的喧闹、钟声、鸟鸣。他描写了德国的风景、文化、旅行见闻，并引用了《罗蕾莱》（Loreley）。

余光中在散文"山国雪景"mmcdlxiv中描写了瑞士的自然和社会状况以及当地的人们。他具体论及了社会、文化和历史。

在散文"佛国的午梦"mmcdlxv中，余光中描写了泰国佛教寺院中的宫殿和佛像。

余光中在散文"黄手镯"mmcdlxvi中描述了在泰国佩戴手镯的技巧及其祈福功能。

在散文"耶稣与释迦牟尼同堂"mmcdlxvii中，余光中描写了泰国的自然和社会状况以及当地民众。他进而叙述了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余光中注意到泰国宫殿和雕像建筑风格中的欧洲影响——泰国人很早就学习了英语、法语和荷兰语。

现代台湾音乐在一切适当和不适当的场合被滥用，余光中在讽刺散文"音乐，你恩赐我的耳朵一条生路"mmcdlxviii中如此阐述。这已经构成噪音骚扰。

在散文"与海的前世今生之缘"mmcdlxix中，余光中报道了大海的审美魅力，描述了他对大海的热爱之情。

余光中在散文"文章如额般高雅"mmcdlxx中描写了他对老师梁实秋的感情。他在文中评论了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及其散文的特色。他赞扬了梁实秋对台湾文学的贡献以及在翻译莎士比亚（Shakespeare）等作品方面的功绩。

1989年，余光中在回顾自己散文创作的发展时表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散文和游记越来越不以自我为中心。mmcdlxxi

1994年，余光中将1981年至1993年间的14篇书评发表在第十五部散文集《从徐霞客到梵谷》mmcdlxxii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批判性接受

余光中散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接受mmcdlxxiii具有典型性：一部"幽默散文"选集mmcdlxxiv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印数。然而对作者的右翼立场——例如他指责乡土文学代表人物充当工农兵文学的代理人mmcdlxxv——以及那些重要的政治散文只字不提。在政治上，余光中有时措辞过激：文学不应服务于政治，mmcdlxxvi香港必须确立明确的政治方向，mmcdlxxvii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效仿香港和台湾的榜样来发展。mmcdlxxviii余光中在散文"诗人何罪？"mmcdlxxix中阐述了作家也应承担责任的观点。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散文研究者刘锡庆不以散文所产生的效果为评价标准，而以"文学性"为标准，因此在他编选的文集中缺少社会政治类散文。

中国的时钟走得有多慢，从一部怀旧游记散文集mmcdlxxx的重印可见一斑——其中没有任何提示表明该书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在台湾出版。mmcdlxxxi刘锡庆建立了一个质量等级排序，台湾散文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散文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散文又位列香港散文之前。mmcdlxxxii

关于大陆对这位台湾作家信息匮乏的一个例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mmcdlxxxiii，发行量为6000册。该辞典将重点放在余光中的教学活动和诗歌上，对其散文仅用一句话带过。与辞典中大多数其他作家不同，其出生日期仅注明了年份。诗歌创作的开始被错误地标注为1952年（正确为1949年）。同样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新文学辞典》mmcdlxxxiv提供了一份以列举其作品为重点的简短传记概要。中国出版的《台湾作家辞典》mmcdlxxxv——发行量1700册——对余光中在文学论争中的角色提供了一份翔实的概述。只是他关于散文改革的呼吁在此被忽略了。在文献资料中包含最详尽传记信息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中文文学辞典》mmcdlxxxvi。

杨昌年（1930年生）在其专著《现代散文的新面貌》mmcdlxxxvii中——序言署期为1986年6月15日——介绍了散文的十一种"新"亚类（包括意识流散文、艺术散文等），并分别阐述其特征。他在书中分析了所选作者和文本。基于其分析，杨昌年得出结论：余光中是一位具有国际水准的作家。

苏州大学讲师范培松在其为1994年广州散文研讨会所撰的论文"香港学者散文概评"mmcdlxxxviii中认为，余光中具有一种"神圣的天赋"，能够将平凡之事描写得不同寻常、引人入胜。他引用余光中《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中"散文与诗是我的两只眼睛"之语，并提及另外四部散文集：《逍遥游》、《听听那冷雨》、《凭一张地图》、《隔水呼渡》。余光中的散文具有"气"（qi 气，精气）。范培松引用孟子（Mengzi）的话，认为散文应当具有"浩然之气"（haoran zhi qi 浩然之气）。对此应批评性地指出：孟子所知的虽有散文以及散文的前身形式，但恐怕并不了解真正意义上的散文，更不用说他能给出在两千多年后仍然适用的美学建议了。范培松特别推崇余光中的游记散文，认为它们自然率性，并非刻意写给读者看的。余光中还擅长以日常话题写作小品文。与梁锡华的散文相比，余光中的风格更具自传色彩。除余光中外，范培松在论文中还评述了另外五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刘锡庆）和台湾的作家。应批评性地指出，被评述的散文家中有两位——余光中和黄维梁——是范培松的同事，他们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正面评价。苏州大学与余光中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和黄维梁任教的该校共同主办了这次研讨会。

孙绍振在其会议论文"论中国散文中的敏感与幽默"mmcdlxxxix中评价道，余光中写出的散文与梁锡华的某些散文同样滑稽幽默。孙绍振还论及了林语堂（Lin Yutang）、梁实秋。

徐学在其会议论文"现代散文节奏短论"mmcdxc中指出，余光中要求现代散文应运用西方句法的严谨与生动，同时保持文言文的简洁。余光中的散文读起来"很快"。余光中1980年代之前的散文是气势磅礴的（qishipangbo 气势磅礴，雄伟壮丽）。

在香港的非批判性接受

此外还有黄维梁的一篇论文，但该文并未反映余光中实际上颇具争议的状况，而是持肯定立场。mmcdxci

黄维梁于1979年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火浴的凤凰》mmcdxcii，该集分三部分及一个附录收录了关于余光中的二手文献：28篇论文探讨其诗歌，9篇探讨其散文，mmcdxciii 7篇探讨其论辩及其他方面。黄维梁本人撰写了下文将要介绍的序言以及五篇论文。

在"导言"中，黄维梁在论述余光中散文的部分写道：截至1979年，余光中已写了200篇散文，拥有独特的风格。黄维梁将余光中的散文与其诗歌等量齐观。自"五四运动"以来，散文家们从未对散文提出过要求。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属于议论性的（yilun 议论，论述）或旨在传播学问（xuewen 学问，知识）。冰心和朱自清强调感情。何其芳强调感伤性。钱钟书非常"旁微博引、甚富机智"（pangwei boyin, shenfu jizhi，广征博引、极富机敏），梁实秋风趣，林语堂幽默。余光中不愿步其后尘，而要寻找自己的风格，正如他在《逍遥游》的后记中以凤凰之喻自陈的那样。他要将文字彻底重新组合。mmcdxciv余光中的散文清新而有力。mmcdxcv余光中的散文属于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之列，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据光辉的地位。mmcdxcvi

在这部论文集以及下文将介绍的关于余光中的第二部二手文献集《五彩缤纷》中，以下撰稿人再次出现：郑明娳、黄维梁、颜元叔、思果、黄国彬mmcdxcvii（1946年生）。不再参与的知名人士有梁实秋、陈芳明、夏志清。

黄维梁编辑的第二部关于余光中的二手文献集《五彩缤纷》mmcdxcviii收录了1979年至1993年间的论文，分为四部分和一个附录：包括15篇关于其诗歌的论文，mmcdxcix 10篇关于其散文的论文，mmd 8篇关于其书评和翻译理论的论文，mmdi 5篇关于日常话题的论文。黄维梁撰写了前言、后记以及五篇论文。以下将对其中提供进一步认识的内容进行简要的批评性介绍：

在"导言"mmdii中，黄维梁勾勒了传记经历：余光中在厦门大学就读后，于1950年5月来到台湾，此后一直担任大学教师。1974年成为香港大学教授。1985年返回台湾。此处隐去了他因曾呼吁香港政治化而被迫离去的情况。1991年10月，香港的一次翻译家会议为其作品颁奖，mmdiii当时他还是高雄中山大学教授。他的早期作品风格"气魄"（qipo 气魄，豪迈），雄奇（xiongqi 雄奇，壮丽而奇特），很早便形成了丰富的个人风格。他是诗人、mmdiv散文家、书评人、编辑、译者。mmdv家庭背景和旅行等多方面的兴趣使他的作品在传统中国元素之外增添了西方元素。mmdvi

郑明娳在其论文"论余光中的散文"mmdvii中分析了余光中1963年至1970年间的五部散文集。除诗人和散文家身份外，余光中还是散文理论家。1. 关于其散文理论与实践，她解释道，余光中的散文理论载于《左手的缪思》和《逍遥游》的后记中，在《我们需要几本书》中也有若干相关论述，三个具体观点则见于"剪掉散文的辫子"。她将余光中的理论概念"弹性"（tanxing 弹性）解释为：文章中的文学体裁和语调应经常变换，以使散文更加有趣。mmdviii她将"密度"（midu 密度）解释为"在一定篇幅内写出精彩内容"。mmdix "质料"（zhiliao 质料）则是指用词和措辞恰到好处。mmdx郑明娳随后探究了余光中如何在自己的散文中贯彻这三项要求。她指出了明显的句式锤炼和对韵律的精心选择。2. 关于余光中的中国意识，她写道，mmdxi余光中对中国怀有强烈的情感。他曾生活在旧中国，在那里接触了古典文化，并阅读了关于中国壮丽山河的文字，从此拥有了对故土的美化回忆。他称台湾为"岛"。他最美的怀旧散文是"蒲公英的岁月"。郑明娳通过若干散文展示了余光中如何追忆旧日大陆。在第3部分中，她考察了余光中的散文在唤起情感方面的效果。mmdxii她得出结论：他在读者那里激发了全部感情的丰富色调。在第4部分中她考察了散文的结构：mmdxiii其特征为内容的完整性和各段落之间的相互关联。在结语即第5点中，她将余光中的散文誉为当代诗人的"瑰宝"。

众多散文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局限——他们没有以跨领域的或比较性的问题来审视余光中的散文。郑明娳、黄维梁（见下文）及其他人仅仅检验余光中是否遵守了自己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论述的价值仅限于余光中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然而，只有通过与其他散文家的比较、将其置于社会政治背景和创作背景中等方式，才能得出根本性的判断。此外，也许是出于对这位有时被奉为"神圣"的在世作者的顾忌——余光中以论战方式攻击批评者——这些研究者没有勾勒出余光中作品的发展轨迹，或许也是为了通过宣称其绝对性和完美性来否定任何进一步的发展。

何龙在其论文"文字的妙排"mmdxiv中就"余光中的散文艺术"阐述了四点：1. 余光中如同一位"将军"，指挥文字如同调遣士兵。2. 余光中选字独到。3. 他兑现了自己关于"弹性"、口语化、西方影响和文言语法的主张。4. "密度与内涵"也符合他的要求。然而，何龙以"将军"这一比喻损害了自己的学术可信度。

雷锐在其论文"文字火炉中炼成的不死之丹"mmdxv中专门探讨了余光中散文的幽默特质。mmdxvi 1. 余光中要求进一步推动中国散文的现代化。余光中的散文描写了他在台湾的家庭生活、在香港的职业日常、在美国的求学与教学生涯、在台湾和欧美及南太平洋旅行中的观察与主观感受，以及关于社会状况和人情感受的杂论。幽默在其散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mmdxvii 2. 雷锐将余光中的幽默评价为"华丽的"，mmdxviii通过幽默的表达，余光中赋予其散文以对所写对象的（表面上的？）距离感，从而产生深度。此处应批评性地指出，余光中在论战性散文中的弱点恰恰是缺乏距离感。雷锐继续写道：3. 其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核"；mmdxix 4. 幽默和其艺术"意象"（yixiang 意象）的效果通过以下方式精心设计并加以实现：mmdxx散文包含以幽默方式呈现的丰富艺术构思。幽默是不可或缺的。雷锐似乎与余光中的文字缺乏足够的距离来做出客观判断，他与郑明娳不同，不加反思地使用了余光中的术语。

雷锐接着写道：5. 散文包含语言创新，余光中与钱钟书一样拥有良好的幽默感。mmdxxi雷锐试图从分析角度探究散文中幽默的根源。在第6部分中，雷锐肯定了余光中的语言韵律感，并再次重申他具有幽默感。mmdxxii语言韵律与幽默感统一的最佳范例是"听听那冷雨"。事实上，在《余光中幽默散文的赏析》mmdxxiii中，该文也被作为代表性散文和幽默的典范加以引用。雷锐进而写道，余光中强烈的幽默是通过缩减表达方式但保留实质意义来实现的。7. 在结语中，mmdxxiv雷锐阐述了幽默在散文中的重要性。余光中的散文如诗一般，具有一种"抒情的幽默"。该文努力进行分析——为什么余光中的散文部分地产生幽默效果——但最终未能给出答案。

冯友军在其论文"以奇妙的比喻和巧妙的拟人写文章"mmdxxv中论述了余光中散文中的比喻和类比。mmdxxvi 1. 余光中以奇妙的比喻和巧妙的拟人著称，mmdxxvii他选择了恰当的表达形式。2. 他的写作独具匠心、个性鲜明、每篇各异。mmdxxviii他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的生活阅历、节奏感，体现出一种"阳刚"（yanggang 阳刚，男性化的）气质和艺术内涵，并运用隐喻手法：他不用"象"（xiang 象，像）而直接使用其他表达。3. 在结语中，mmdxxix冯友军引用了"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指出余光中写散文打个比方说只用左手。这篇颂词全文七页，没有事实依据或对评价的论证，情绪色彩浓厚。

黄维梁在其文章"余光中《催魂铃》赏析"mmdxxxi中描述道，余光中1.mmdxxxii认为电话铃声令人心烦，主张以书信作为通讯方式。在这一点上他与钱钟书看法相同，后者在小说《围城》中对电话、书信与门铃的竞争关系有过类似的表述。2. 余光中引用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实例；mmdxxxiii其中包含许多对古典文学中所记载的事件的典故和文学段落的引用。他在描写中频繁使用比喻。3. 他的语言灵活自如，mmdxxxiv善于运用或改造俗语，偶尔也借用西方语法元素以求新意。黄维梁同样试图在余光中的文本中寻找其理论主张的实践。4. 余光中在散文中展现了娴熟的句式衔接，mmdxxxv构思严谨，5. 兼具趣味与裨益，其散文中始终包含对社会的批评。在此须批评性地指出，这一论点停留在理论层面，如中文二手文献中常见的那样，未以具体例证加以支撑。6. 黄维梁在结语中写道，余光中的散文早已声名远播。它们比胡适和巴金那种朴实无华的文章要精巧得多。他的散文富有诗意和文学性。值得肯定的是，这是少数试图确定余光中在散文家中地位的文章之一。然而，将余光中置于胡适和巴金之后的排序无法得到现有研究成果的支持。此处大概只能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因为胡适以其文章创造了余光中所使用的白话文，而巴金则如他一贯强调的那样，由于缺乏专业写作训练，仅仅致力于传达内容，而那些内容无疑比余光中散文中的内容更为重要。

沈谦在其文章"用左手写散文的魔术"mmdxxxvi中，基于对余光中《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的阅读而撰写了此文。这些散文是

1. "多棱的水晶"：余光中是诗人兼散文家、译者、评论者、研究者、教师。沈谦也重复了余光中那个尚武的比喻，称他为"文字的将军"，mmdxxxvii

2. 他向远方伸出"触角"。mmdxxxviii关于散文"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沈谦概述了内容和场景：第一部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背景，

3. 第二部分再现了在台湾乘火车的经历及沿途风景描写。mmdxxxix余光中还描述了家乡的铁路，

4. 沈谦评论了诗作"九广的铁路"，该诗讲述了一个无意识的肚脐，不可被碾过。

这篇文章沿用了余光中富于意象的语言。由于缺乏学术成果，人们或可将其视为作者自身文学抱负的实现，尽管即便出于这样的动机，单纯复述余光中散文的内容仍然是多余的。

思果在其文章"作文的字帖"mmdxl中提出了与其他文章相比颇为异端的论点：余光中有很多后天习得的技能，但天赋不足。接下来他着重阐述了年轻时知识积累的重要性。思果指出，余光中关于画家梵谷的散文可以作为同类散文的范本。这篇文章包含隐含的批评，是对研究对象进行批判性探讨的证据，其评判有意识地保持"相对"态度，而非像同行们那样"绝对"。

戴天在"致余光中的'隔水呼渡'"mmdxli一文中指出，余光中以此承担了现代散文的先驱角色。不喜欢他表达方式的人是吹毛求疵。余光中的散文安排得当、结构清晰。戴天引述余光中的观点：现代散文的标准应当是博采众长，从各种文类中择其精华。戴天转述了余光中的主张：1. 要求语调、重音和表达方式具有"弹性"。2. 无论散文长短，都必须达到一定水准的"密度"（midu）和"美感"（meigan）。3. 余光中要求"质料，精确的用词"。戴天建议余光中仿照欧文·W·迪尔斯（Irwin W. Dears）的《美国四季》（American Seasons）写一篇旅行散文。通过余光中，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民应当被唤起对故土和自然的热爱。除了转述余光中的主张之外，戴天在此还向作者提出建议，并引申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在此文中找不到任何文学批评的要素。

柯灵（生于1909年）在"增加一分信任"mmdxlii一文中，转述了余光中关于散文革命的呼吁。这意味着对现代文学和汉字表达能力的信任增长。柯灵本人也是作家，在本研究的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中位列第12位，在总排行榜中位列第31位（排行榜见第页）。

台湾的批评性接受

林耀德以"用两只眼睛才能看"mmdxliii为题发表了一篇对余光中的批评性访谈。由于其批评性特质，它在其他二手文献中脱颖而出，因此在此——同样以批判的眼光——予以转述：

林耀德在引言中写道：余光中是现代主义者。他曾在杂志《联合文学》的乡土文学论争中发表文章，倡导西方诗歌的影响，翻译过美国文学作品。mmdxliv余光中现代诗的"黄金时代"是1964年至1969年，20世纪80年代他写了更多散文，1948年至1989年间他是所有中国作家中最为活跃的，余光中已经成为一段（文学）历史。mmdxlv

黄维梁在他1979年编辑的余光中评论集中，对作者的批评进行了审查删削。mmdxlvi在他的第二部二手文献集中，需要补充的是，黄维梁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郑明娳的文章"余光中论"mmdxlvii是关于余光中最具代表性的论文之一。关于余光中的评论和访谈超过300篇。mmdxlviii以前，余光中认为诗歌比散文更重要，他将散文视为"诗馀"（创作诗歌时的副产品）。自1987年的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以来，散文与诗歌对他同等重要，他自己曾使用"两只眼睛"的比喻。梁实秋曾以类似的话概括道："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当时无人能及"。mmdxlix

林耀德转述了余光中的观点，即中国传统中散文家同时也是诗人，反之亦然，mmdl这种亲缘关系在中国抒情散文中比在西方更为显著，因为西方更多地写作论述性文章。mmdli余光中如今将散文与诗歌视为同等重要，散文能更好地表达极为不同的内容。mmdlii约1000字的自由散文对余光中而言不太重要，他提倡较长的散文。余光中主张自传体散文。随着年龄增长，"自我"在他的散文和游记中越来越不处于中心位置。游记超越了诗歌的局限。mmdliii

林耀德提到，郑明娳和吕正惠曾在《自由青年》（第696期）上发表文章，其中描述余光中对文字极为审慎，但在生活中不那么敏感。余光中在访谈中反驳说，他在两方面都非常敏感。mmdliv

关于西方散文和中国散文的优点能否结合的问题，余光中解释说，中国作家不应过多顾虑西方的看法，西方散文源于"西塞罗（Cicero）的希腊传统"。mmdlv对此须批评性地指出，西塞罗（Cicero）是罗马人，他以其书信集《致友人书》（Ad familiares）至多是传播和延续了希腊传统。关于散文的真正起源，请参阅本文开头的相关章节。余光中接着说，散文最能展现作者的语言才华。余光中否认外国学者有能力分析中国散文，mmdlvi因为语言上的妙处不可翻译。这一论证同样令人难以信服。余光中继续说道，文学始终只代表一个民族。叶维廉mmdlvii在同一篇散文中同时使用了诗歌和散文形式，余光中则主张将两者分开。mmdlviii散文可以少量借鉴诗歌形式，但不能过于抒情。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是他的实验阶段。许多散文家对"抑扬格"形式有所偏好。mmdlix

关于他的诗集，余光中表示，mmdlx艾略特（T.S. Eliot）兼具理性与情感。余光中主张多元发展。mmdlxi林耀德批评多位译者同时翻译一本书或从第二语言转译的现象，余光中对此解释说，在文学领域这是不可行的，按照纪德（Gide）的观点，只应由优秀的作家来翻译外国著作。mmdlxii余光中告诫不要在内容上局限于乡土文学，也应该写一些其他题材。mmdlxiii

林耀德在访谈中进一步询问台湾海峡两岸不同的中国意识，并以如下分类质问余光中：20世纪50至60年代外来内容占主导地位，形式保持保守，60年代末浪漫主义者登上舞台。mmdlxiv余光中解释说，中国意识在鸦片战争和抗日战争前后发生了变化。在此必须考虑两个方面：第一是文化的、传统的形象，第二是后天教育形成的形象。mmdlxv中国非常贫穷。余光中也开始涉及台湾题材。mmdlxvi关于旧体诗与新体诗的问题，mmdlxvii余光中解释说，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在文学领域也将日益紧密，未来一部作品的质量将不是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分别评判，而是在两地共同评判。余光中希望翻译事业能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的繁荣景象。mmdlxviii乡土诗与政治诗的作者之间的争论仅是表面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越来越少。mmdlxix

除这篇访谈外，台湾还有一部关于余光中的评论集，但笔者未能获得。mmdlxx

余光中以激进但不离经叛道的口号、精心策划的散文研讨会以及为他而编的二手文献集，展现出一位渴望站在前台的作者形象。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位善于自我推销的人，而且是一位语言艺术家，仅凭他的散文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对西方读者而言，它们有时显得过于感性。但余光中也不惮于利用自己的手段来中伤同行作家，例如当他将乡土文学曲解为工农兵文学，并以论战的方式提议对这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进行精神鉴定时。对胡兰成也是如此，由于后者曾与日本傀儡政权合作，余光中对他毫不手软。他对国民党政策的失误——例如自1987年以来已在文学中有所反映的"白色恐怖"——保持沉默，其动机似乎在于他被许诺了即将新设的文化部长一职。

与此形成有趣对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长王蒙，他将作为下一位当代散文家加以论述，在此之前先简要介绍包括钱钟书在内的几位其他散文家。

邱言曦、杜十三、郑明娳

笔者在台湾书店随意浏览时注意到以下几位散文家：邱言曦有散文全集出版，以社会批评的视角讨论时事话题。年轻的杜十三在解严前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中英双语抒情散文集《爱的乱乱记》mmdlxxi和《叹的乱乱记》，mmdlxxii由《时报》出版社出版。台湾散文研究专家郑明娳于1992年以散文集《教授的牌局》mmdlxxiii亲自涉足文学创作——并取得了成功，1993年该书即出了第二版。这仅是书店中众多散文集中的几部，台湾的散文似乎正经历一个新的繁盛期。

学者散文——大师钱钟书

关于钱钟书至1982年的全部著作，已有一部详尽的专著，其中包含批判性评价、介绍其写作发展的传记概述以及书目。mmdlxxiv关于钱钟书，现有一部德语教授资格论文mmdlxxv和一部中文硕士论文，mmdlxxvi另有五篇关于诗学的散文被译成法语。mmdlxxvii

钱钟书于1910年11月10日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学者家庭，早期作品使用笔名"中书君"。

他的才华根植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广泛阅读，他以天才的方式将其转化为机智的文字游戏、典故和语言意象。民国时期鲜有人能凭借自身学识创造出足够的距离，以如此恶毒的讽刺和辛辣的嘲讽来蔑视同时代人的狭隘和虚荣——那些人的西学不过是矫揉造作罢了。mmdlxxviii这是一篇介绍钱钟书创作的导论，其中对若干散文的评介也被纳入本文。通过对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他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钱钟书的父亲是文学史家和大学教授。他自幼接受古典教育，写出了超越同龄人水平的文章和诗歌。1929年，由于数学和英语成绩悬殊，他以特殊录取的方式进入清华大学英语系学习。在那里他大量自学，被视为性格内向。mmdlxxix他在此期间也为《清华周刊》、mmdlxxx《国风半月刊》、《国闻周报》和《文学杂志》mmdlxxxi撰写了最初的批评性散文，在《新月》和《观察》上发表书评。他还用英文发表了散文："On 'Old Chinese Poetry'"、mmdlxxxii"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mmdlxxxiii刊载于《中国评论周报》，"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mmdlxxxiv刊载于《天下》（T'ien Hsia Monthly）。此外，他为一本关于苏东坡的著作撰写了序言，mmdlxxxv并于1930年至1933年间担任《清华周刊》的编辑和撰稿人。

1934年至1936年间，钱钟书担任《中国评论周报》mmdlxxxvi的编辑。在《中国年鉴》中他任顾问编辑，并发表了一章关于中国文学的内容。他参与了1941年《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年卷的编辑工作。

钱钟书其后在上海任教，并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mmdlxxxvii赴牛津大学（Oxford）研读英国文学，期间阅读侦探小说、黑格尔（Hegel）的哲学著作和普鲁斯特（Proust）的小说。他以17至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为题完成博士论文。随后他在巴黎（Paris）研修一年。1938年他返回中国，主编多种期刊，并在多所大学任教直至1948年。mmdlxxxviii

1941年，十篇先后发表在《新月》和《文学研究》上的小品文被收入在上海出版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mmdlxxxix中再版。钱钟书在其中以讽刺的笔触针砭人性弱点。"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是一篇从形而上学的视角讽刺人类无知与伪善的作品。在散文"读伊索寓言"中，非人类的叙述者揭示了人类投射到寓言动物身上的负面品性——而这些品性实则为人与寓言动物所共有。"说笑"抨击了那些从来不会笑或已经丧失笑的能力的人。虚伪的或过于热心的道德卫士在散文"谈教训"中遭到了钱钟书的嘲讽。伪君子在"论文人"mmdxc中被揭露，在"释文盲"中则讽刺了那些冒充文学评论家的江湖骗子。mmdxci在散文"论文人"中，钱钟书以对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歌德（Goethe）和雪莱（Shelley）的旁征博引展示了他的博学。

1946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mmdxcii钱钟书在其中将他最喜欢的攻击目标——当代作家——加以嘲讽。他揭示了某些作者不过是社会和文化颓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他有时确实过于偏激，例如在他对周作人的漫画化描写中（见上文）。

1946年至1948年在暨南大学任教期间，他担任由南京中央图书馆出版的英文期刊《书林季刊》（Philobiblon: 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ons）的编辑。他在其中发表了关于西方作者中国题材著作的短评以及各类主题的散文，如"The Return of the Native"、mmdxciii"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mmdxciv"A Note to the Second Chapter of 'Mr. Decadent'"，mmdxcv以及中英互译的翻译作品。

1947年，钱钟书发表了机智的散文"中国诗与中国画"，mmdxcvi该文后来被多次再版。

钱钟书的创作高峰期在20世纪40年代，但尽管他的文学产量有限，其生平和著作目录却鲜少被系统整理。mmdxcvii原因可能在于他的世界观中立性（例如与鲁迅不同），他的文学产量较少（例如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沈从文不同），他偶尔使用英语和古典文言写作，其典故丰富的文本的复杂性，以及他的文体多样性：叙事散文、随笔、书评、学术论文、文学小品、文学理论著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篇文学评论中，mmdxcviii钱钟书的散文被视为承袭英国随笔传统。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和冰心仅仅受到英国随笔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直接模仿英国随笔。在这些英国随笔的模仿者中，首推梁遇春、林雨堂、梁实秋和钱钟书。这四人在政治观点上也接近资产阶级。他们以改善人们生活的态度与人交往。同时，由于他们的教养，他们对许多事物发出"高雅的微笑"。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批评mmdxcix对钱钟书散文提出如下批评："书卷气太浓"。其哲学性、理论性的阐述有时过于晦涩、过于密集。他的小说中"自我"太多，而散文中"自我"太少。

1946年出版了他被译成五种语言的小说《围城》，mmdc唐实（Tang Shi）、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内森·K·毛（Nathan K. Mao）、夏志清（C.T. Hsia）将其称为现代中国文学中最好的——如果不是唯一最好的——小说。mmdci小说讲述了青年中国人方鸿渐的喜剧式漂泊，他在留学归来后于抗日战争初期返回中国。这部小说是一幅可亲的当代人物肖像，mmdcii是诙谐的世态喜剧、学者小说、讽刺作品，也是对爱情与婚姻的评论。与《儒林外史》等小说不同，《围城》首尾贯通、结构完整，人物描写真实而非理想化。"围城"的意象象征着婚姻：外面的人想攻进去，里面的人想冲出来。

钱钟书博学的例证见于散文系列"小说识小"mmdciii的前两篇。它们以文言写成，作者追溯典故的出处，并将其用法与中国、英国、美国、拉丁、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拉丁文学中的例子进行比较。

在湖南期间，钱钟书以文言撰写了论文集《谈艺录》，于1943年完稿，1948年方才出版。mmdciv此书以典雅的古典汉语写成，旁引从柏拉图（Plato）到布雷蒙神父（Abbé Bremond）的西方诗学，详细论述了唐代至清代中国诗人的风格与语言运用，采用传统诗话的体裁。

1949年，钱钟书放弃了自身文学创作，转而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49年后他谢绝了来自香港和牛津的邀约，接受了清华大学的教席。自1952年起，他在中国科学院（今社会科学院）先后从事外国文学和古典中国文学研究。1958年出版了《宋诗选注》，mmdcv试图从社会学视角介绍宋代诗歌。

20世纪60年代，他撰写了文学批评散文："通感"、mmdcvi"读《拉奥孔》"mmdcvii和"林纾的翻译"。mmdcviii最后一篇散文由高克毅（George Kao）节选翻译并发表在《译丛》（Renditions）上。这些文章于1979年与"中国诗与中国画"一起收入一部论文集出版。mmdcix 1962年，钱钟书参与编写了官方性质的《中国文学史》。mmdcx

他研究宋诗和唐诗，于1979年出版了一部包含四篇研究的著作，其中一篇关于绘画与诗歌写于20世纪30年代，另外三篇则是1949年以后所写。

除散文集外，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小说《围城》，mmdcxi一部充满幽默的行为喜剧、学者小说、讽刺作品，是对宫廷生活和婚姻的评论，也是一幅可亲的当代人物肖像。mmdcxii

1961年，夏志清（C.T. Hsia）使钱钟书在西方为人所知。他在专章中介绍了钱钟书的生平、作品和学术背景，并分析了其叙事作品，mmdcxiii由此引发了西方学界的迅速关注。夏志清称其小说为最佳现代小说，尤其赞赏其讽刺和嘲讽。mmdcxiv

十年后他的作品以盗版形式在香港再版，又过了十年后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重新出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钱钟书一度被认为失踪，mmdcxv实际上他和妻子被送到了劳改营。然而他仍设法保留了进入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权限。后来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79年他还以文言出版了十篇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mmdcxvi在他那部以谦逊标题命名的历史-文献学经典注释《管锥编》mmdcxvii中，他以十个章节论述了经、史、子、集四部的经典文本，行文古雅，典故丰富。他在论述中纵贯西方语言，从古希腊经汉唐直至现代西方哲学。

散文"窗"mmdcxviii从哲学角度探讨了窗户的母题。1985年钱钟书出版了散文集《七缀集》。mmdcxix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辞世。

6.4 多面性、现代性与政治隐喻——前文化部长王蒙（生于1934年）

散文是渴望自由。自由的表达，自由的形式，自由的来来去去。mmdcxx

散文是对自由的渴望，渴望自由的表达，自由的形式，自由的来去。

截至1993年，王蒙已出版了26卷散文。特别是由于其著作目录（含至1992年的书目）的整理出版，在中国当代散文家中，几乎没有人像王蒙这样在书目方面得到如此完善的梳理。

关于王蒙的散文，现有一部德语研究著作，mmdcxxi列出了1948年至1992年间的542篇散文，对其中200余篇进行了注释，并提供了15篇译文。mmdcxxii因此，这里可以侧重于对研究成果的呈现和评析，偶尔参引散文原文，而无需像对待其他作者那样逐一列举单篇散文。关于王蒙，现有一部中文的全部作品书目（至1992年）mmdcxxiii和一部附有德语注释的散文作品中文书目（至1992年）。mmdcxxiv

关于王蒙的文学批评散文，mmdcxxv有中文二手文献可查；关于其苏联旅行散文，mmdcxxvi也有相关研究；另有与鲁文夫mmdcxxvii和张贤亮mmdcxxviii的比较研究，以及以其写作技巧mmdcxxix和叙事作品mmdcxxx为重点的专著。

德语二手文献涉及以下主题：他的散文"'洛伊宁格尔'和他的眼睛"mmdcxxxi、mmdcxxxii他的末世想象、mmdcxxxiii他的叙事作品、mmdcxxxiv他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群体中的定位、mmdcxxxv他的小说"花斑马"、mmdcxxxvi他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mmdcxxxvii他的叙事技巧、mmdcxxxviii尤其是他的意识流写作手法、mmdcxxxix以及他作为革命、反动与改革之间走钢丝者的定位。mmdcxl

H·马丁（H. Martin）mmdcxli于1989年首次在西方引起对王蒙散文的关注。"王蒙的理论和文学批评表述"是"值得注意的"。作为例证，他列举了两部散文集《当你拿起笔……》和《王蒙谈创作》，以及评论集《王蒙·资料》。

其他西方二手文献涉及他的农村生活和晋升，mmdcxlii他作品中的孤立与自我疏离，mmdcxliii以及他受苏联影响的小说"布礼"mmdcxliv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mmdcxlv

尽管王蒙在本研究中高居中国当代散文家再版频率排行榜之首，并在散文家总排行榜中位列第5（排行榜见第页），但亲自接受访谈的中国散文研究专家——蔡渝嘉、mmdcxlvi黄维梁、mmdcxlvii李瑞腾、mmdcxlviii刘锡庆mmdcxlix和郑明娳mmdcl——迄今对这位作家的散文作品仅给予了有限的关注，mmdcli因为他已经被归类为小说家和短篇小说家。mmdclii

与文化部长头衔相关的声誉或许促进了他的散文被更频繁地再版。然而，他的散文广泛传播和被接受的事实本身就证明了对其进行更深入考察的合理性。

对资料整理有所助益的是1993年12月王蒙十卷本文集mmdcliii的问世，该文集由作者本人监督和授权。mmdcliv本研究的文本基础是该文集的第6至第10卷，mmdclv以及较新的文本——在可获得的情况下——则以首次发表的版本为准。mmdclvi在其全部著作中，散文约占文集的40%，所占篇幅相当大。晚年的王蒙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散文写作。

传记

关于王蒙的传记资料十分丰富：一篇16页的德语传记及对王蒙的评价附有书目，题为"王蒙"；mmdclvii一篇访谈，mmdclviii认为忧郁是其写作动力。德语二手文献还包括一篇关于王蒙的传记概述mmdclix和笔者进行的两篇访谈。mmdclx此外还有一份年表mmdclxi和一则传记辞典条目。mmdclxii在《百花文学》（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论文集中也有一个章节。mmdclxiii

在《王蒙代表作》mmdclxiv的中文"前言"中，作者的生平和作品按时间顺序得到介绍。另有一篇中文文章"解剖王蒙"，mmdclxv标注日期为1992年6月15日，考察了王蒙作品中的幽默。王蒙担任文化部长的经历在以下文章中有所描述："王蒙任文化部长：一个符号"。mmdclxvi

作者本人有若干自传性概述文章可查："文学与我——回答《花城》杂志某某同志的提问"、mmdclxvii"我在寻找什么"mmdclxviii等。他的童年在1986年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有所反映，青年时代在1956/57年的《青春万岁》中有所描写，被流放到东突厥斯坦的经历在1980年的《买买提处长轶事》以及长篇小说《布礼》中有所呈现，初入干部生涯则在1980年的《蝴蝶》中有所反映。1992年9月王蒙撰写的论文"中国先锋短篇小说与新写实主义"mmdclxix也反映了他自身对文学现代化的努力。

王蒙于1934年10月15日出生在北平附近的沙滩，是两位学者的后代，至少有三个mmdclxx孩子，其父后来成为哲学教授。元代著名山水画家王蒙mmdclxxi（1308(?)—1385）是王蒙取名的典故来源。

王蒙在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长大。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后，mmdclxxii全家逃往北平，王蒙在那里上学。mmdclxxiii日本投降后，他曾热情地欢迎国民党军队进入北平。

然而不久，王蒙便认为自己对国民党寄予的希望落空了。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自1946年起，他与（当时尚属非法的）共产党成员保持经常性联系。1948年10月10日，年仅十三岁的他加入了共产党；他怀有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愿望。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1月31日攻克北平，中央委员会于3月25日迁至该地。同月，王蒙成为"新民主主义"城市青年团工作委员会的干部。1949年8月，他进入青年团中央学校学习。1950年5月，他调入第三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委员会。

1948年，王蒙以一篇散文开启了写作生涯：十七八岁时他写了"春天的心"，mmdclxxiv并将其置于1993年文集中（按非编年排列的）散文部分的开头。年轻的王蒙在这篇小文中表达了对春天到来的喜悦。1992年他在散文"我在平民中学"mmdclxxv中描述了这篇文章的创作背景。

直到1978年，他的散文和小说数量大体相当，mmdclxxvi此后散文数量始终远超小说。

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之际，王蒙申请参加建筑工程学入学考试遭到拒绝。于是王蒙下定决心撰写宣传性文学，他后来坦言："……甚至在我们的信中，我们写的不是'我吻你'，而是'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他的青年阅读——苏联文学和文艺理论（将作家视为"灵魂工程师"的理念）——对他的早期创作具有决定性影响。1953年11月，十九岁的他开始创作以共产主义信仰为支撑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mmdclxxvii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给予知识分子的短暂言论自由期间，王蒙发表了他最初的几篇小说，mmdclxxviii并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mmdclxxix取得了第一个重大文学成就。

1956年12月，王蒙被提升为青年团委员会副书记，并被调至第四机械工业部有线广播器材厂。1956年他写了两篇散文。1957年他与崔瑞芳结婚，mmdclxxx这一年创作了六篇散文。

1957年毛泽东转变方针、结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成为王蒙被打为"右派分子"的导火索。由此他与记者刘宾雁mmdclxxxi一起成为"反右运动"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以"撰写破坏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作品"为由，他被禁止写作（至1977年），并于1958年至1962年间被下放到北京附近的农村劳动，在此期间王蒙搁笔不写。

1961年他首次获得平反。1962年他曾短暂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他恢复了写作：发表了两篇小说。mmdclxxxii

在成为"反右运动"的批判对象后，王蒙据其本人说法于1963年10月"自愿"决定前往新疆自治区（东突厥斯坦）进行思想改造和搜集小说素材，年底携家人前往，直到1979年才得以返回。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当时自己也相信"再教育"的正确性。1963年他到达伊犁的一个人民公社，在那里从事体力劳动并学习维吾尔语。按他自己的叙述，在维吾尔族农民和干部的保护下，他安然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王蒙曾这样评价自己："如果我人格分裂，我就活不下去了。如果白天当农民，晚上偷偷试着做作家，我会崩溃的。我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王蒙在农村保持了乐观的基本态度。他学会了突厥语系的维吾尔语，并将维吾尔文作品翻译成中文。他曾在东突厥斯坦作家协会工作了两年。在他后来那部包含大量自传元素的长篇小说《布礼》mmdclxxxiii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提到，他在那段时期仅以笔名发表了维吾尔诗歌的翻译。此后，当"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他时，他在伊犁地区巴彦岱公社第二大队担任了六年的副队长，经历了艰苦的岁月。

1971年至1973年，王蒙进入"五七干校"学习，mmdclxxxiv自1975年起在新疆（东突厥斯坦）乌鲁木齐的文化部门和文艺工作者联合会担任翻译和编辑。1978年王蒙重新开始写作和发表小说。1978年初发表了小说"向阳湖畔的春风"。mmdclxxxv在小说"大队书记、秘书、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mmdclxxxvi"最宝贵的"mmdclxxxvii和"光明"mmdclxxxviii中，他的社会批评最初仍较为克制。1978年还出版了五章本长篇小说"这边风景"。mmdclxxxix王蒙也尝试了报告文学的写作，例如1978年底发表的报告文学"火之歌"。mmdcxc

1979年2月，王蒙再次获得平反并重新入党。据戴维·E·桑格（David E. Sanger）mmdcxci报道，他得到邓小平的鼓励，就其在东突厥斯坦积累的经历写一些中篇和短篇小说。同年6月他携家人返回北京。他决定从此以专业作家身份从事创作。至此开始了他真正的文学创作阶段，此前的早期作品（1953年至1957年）后来在国内外评论界mmdcxcii（除了《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之外）被评为次要作品。1979年以来创作的大量小说屡获殊荣。

在北京期间，他每年创作约20至50篇散文，以及5至15篇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

1979年，王蒙写了"祭坛圣手——邵荃麟同志"、mmdcxciii"激动与沉思"、mmdcxciv"国庆节的焰火"mmdcxcv和"我们这些三十岁的人"mmdcxcvi等散文。1980年初，他在乌鲁木齐短暂停留期间写了风格各异的小说。mmdcxcvii 1980年除小说mmdcxcviii外，还发表了散文"我听到了一首'梦之歌'"、mmdcxcix"在贝多芬故居"mmdcc和"一个准备沉没的人"。mmdcci

在散文"当你拿起笔……"mmdccii中，王蒙细致入微地追溯了文学创作过程。这篇散文作为二十年禁笔后重新体验创作的自传性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1980年初，王蒙在一篇散文中描述了自己的探索：散文"我在寻找什么"mmdcciii是关于其至1980年创作经验的最重要的文学自传性散文。

1980年，王蒙发表了六篇小说（其中最早的几篇写于1978/79年），mmdcciv以中国当时不常见的意识流手法和闪回技巧引发了一场全国性讨论。mmdccv王蒙在散文中参与了围绕其争议性社会批评小说mmdccvi、mmdccvii和新写作技巧mmdccviii的论争。他的散文在文学界引起了热议，激发了许多读者的反响。凭借大量小说，王蒙成为国内外最受欢迎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

1980年6月，他访问了西德两周，8月底又在美国停留四个月，期间在艾奥瓦（Iowa）的"写作中心"驻留。mmdccix在标注为1981年1月的旅行报告《西德·浮光掠影》mmdccx中，王蒙描述了在当时西德各地旅行的印象。在艾奥瓦，王蒙参加了一次国际作家会议，并在散文"告别艾奥瓦"mmdccxi中记录了他的观察。王蒙享受着这座城市的宁静之美：河流景色、树木、草地和玉米田。在那里他与同胞和非中国人都有交往，感到中国被所有人所喜爱，所有人都在思考中国、想要更好地理解中国。中国人也在努力理解非中国的外部世界。王蒙以对中国的深情告白和对告别艾奥瓦的淡淡忧伤结束全文。

春夏之交，王蒙写了若干小说，mmdccxii秋天又在东突厥斯坦写了更多小说mmdccxiii和报告文学"故乡行"，mmdccxiv表达了他对东突厥斯坦的深厚感情。他发表了旅行报告"美国之行的小插曲"mmdccxv和散文"从美国归来的零星感想"，mmdccxvi以及上面提到的旅行报告"告别艾奥瓦"。mmdccxvii

1981年王蒙非常高产：他首先写了一篇讽刺微型小说。mmdccxviii同年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又发表了更多小说。mmdccxix 1981年也出版了第一部纯散文集：《当你拿起笔……》mmdccxx印数达25,000册。该集收录了21篇关于创作过程和文学理论的散文以及其他文学批评文章。1981年还出版了散文集《小说与短篇报告文学选》，mmdccxxi收录五篇散文，印数38,000册。同年还出版了一部收录五篇散文的选集《夜的眼及其他小说与评论》，mmdccxxii印数45,000册。

1982年初发表了散文"冬天的失落"mmdccxxiii和"沂蒙山区的灵感"。mmdccxxiv自1982年4月起，王蒙担任中国笔会副主席。1982年又创作了更多小说。mmdccxxv 1982年5月，王蒙第二次飞赴美国，并用一周时间访问了墨西哥。1982年年中发表了散文"墨西哥一瞥"。mmdccxxvi

1981年的自传体散文"用心倾听生命的声音"mmdccxxvii以生动的笔触展现了这位作家从革命梦想家到坚定的改革开放者的个人发展历程，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80年代初。但它也展现了王蒙性格中的恒定因素：乐观主义、对生活的热情和理想主义。

1982年的散文"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mmdccxxviii提出了提高作家文化水平的诉求。王蒙写作此文的直接动因是他观察到，由于"文化大革命"，整整一代作家根本不存在，而那些仍然（重新）从事文学表达的人往往缺乏教养。

1982年9月出版了散文集《德美之行散记》，mmdccxxix收录五篇散文，印数12,000册。同月，王蒙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2年12月，他在一篇小说mmdccxxx中记录了在中国南方西沙群岛的见闻。1982年底发表了散文"橘黄色的梦"mmdccxxxi和"雨中的葡萄园"。mmdccxxxii3327 在散文《文学与我——回答〈花城〉杂志编辑部某某同志的提问》mmdccxxxiv中，副标题给人以访谈的印象——但实际上这是王蒙独立撰写的一篇散文，详细叙述了其生平经历，并介绍或提及了七十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该文写于1983年3月，后来又增补了描述1983年至1986年的部分，题为"重新开始以来"。

八月，他在花溪（贵州省）又写了若干短篇小说mmdccxxxv，并发表了十一篇。mmdccxxxvi

1983年出版了两部散文集：第一部收录三十篇散文，题为《谈小说的技巧》mmdccxxxvii，印数达三万五千册。散文的主题涉及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序跋和演讲。第二部是收录二十一篇散文的选集，题为《王蒙谈创作》。mmdccxxxviii其中的主题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过程。

自1984年6月起，他出访苏联。随后在1984年，他以散文《访苏》mmdccxxxix完成了与苏联文学的决裂。1984年，王蒙凭借游记《访苏心潮》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mmdccxl回国后，他又创作了散文《塔什干的晨雨》、《大饼子和卡秋莎》、《明天我们坐船走》和《苏丽珂》以及若干短篇小说。mmdccxli

1984年出版了一部资料集、一部散文集和一部作品集：《王蒙研究资料》mmdccxlii印数七千册，收录了十八篇散文和三十五篇二手研究文献。该卷还附有1955年至1982年小说和散文的精选书目。同年出版的散文集《橘黄色的梦》mmdccxliii收录三十一篇散文，印数一万一千六百册。mmdccxliv

1984至1985年间出版了四卷本作品选mmdccxlv，印数五千五百册，收录五十篇散文，其中十一篇归入散文类，三十九篇归入评论类。此外，王蒙同年还写了游记《塔什干的晨雨》。mmdccxlvi

1985年同样出版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四卷本作品选以及《箱底紫绸花衣》和《在伊犁》两卷。1985年，王蒙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同年6月，他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了西柏林的"地平线艺术节"，同年还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1985年9月，王蒙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他完成了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mmdccxlvii，于1986年春出版。他创作了若干短篇小说mmdccxlviii和散文，如《写时偶感》、《葛川江的魅力》、《香雪的善良的眼睛》，以及散文集《写作是一种燃烧》mmdccxlix，收录三十七篇关于文学与创作的散文，印数五千六百册。

1986年1月，王蒙作为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国际笔会年会。1986年春发表了若干短篇小说。mmdccl 1986年4月，王蒙以一篇散文告诫人们在经济进步方面应循序渐进：散文《成功之路》mmdccli传达的寓意是"不劳则无获"。一切通往成功的道路都充满忧虑、匮乏和挫折。有三类人阻碍或促进自身的成功：一类人追求成功，另一类人靠欺诈损人利己，还有一类人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通往成功的唯一真正道路是循序渐进地学习，而这需要时间。不可过于依赖运气。该文具有强烈的说教特征，分析性强，提供建议和激励。作者在文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1986年6月25日，王蒙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王蒙是被胡耀邦委以文化部长之职的，在任时间为1986年至1989年。他由此面临知识分子作家与政治家之间的个人冲突。他平淡无奇的施政至少给予了作家创作自由mmdcclii，促进了与台湾的文化交流mmdccliii，对民主运动的支持者采取了默许态度mmdccliv，但也并非毫无争议。mmdcclv

这一时期诞生了大量短篇小说mmdcclvi和较短的文本，其中一些已有德语译本。mmdcclvii 1986年还出版了收录七篇游记散文的集子《访苏心潮》mmdcclviii，印数两千五百册。

1987年发表的散文《反省》mmdcclix带有意识流的风格特征。1987年，王蒙以部长身份为受到批评的改革派作家辩护mmdcclx，正如1994年他又以一篇散文反驳批评改革的作者王山（见下文）。同年出版了收录三十九篇散文的集子《被文学所诱惑》mmdcclxi，印数六千七百册。

在王蒙至少两次到访苏州之后，1988年发表了他被转载最多的一篇散文：《苏州赋》mmdcclxii以游记的形式描写了苏州——一座古老的（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又现代的城市，经济在此得到发展，变化极为迅速，而传统和园林因为苏州经过部分修缮而得以保存。王蒙表达了他的希望：不要像某些地方已经发生的那样，在现代化进程中再度破坏一些传统的美好事物。他以动人的笔触描写了苏州山水的魅力。

1989年出版了收录十一篇游记和十三首诗的集子《在佛罗伦萨名餐馆用晚餐的体验》。mmdcclxiii

同年，但在六月事件之前，发表了三篇后来被广泛讨论的散文。第一篇《遗忘的魅力》mmdcclxiv写于1989年5月，传达了遗忘有时可以是积极的这一认识。第二篇《蝴蝶为什么深感满足》mmdcclxv是作者将自己比作一只无法捕捉的蝴蝶的自喻。第三篇《落叶》mmdcclxvi是对这一秋季现象的抒情描写。与贾平凹同名散文——贾在其中观察一棵树经历四季——不同的是，王蒙将落叶转化为他书写文字所用纸页的隐喻。这篇散文对德语读者而言尤为易于理解，因为在德语中，中文表示树叶"叶"和纸页"页"的词不仅是同音词，而且是同义词。

1989年9月4日，王蒙被迫辞去文化部长职务，原因是他没有附和对反革命的声讨。官方的理由是他希望"专心从事文学创作"。mmdcclxvii六月事件之后，他的许多作家同行逃往国外。然而王蒙属于选择"内心流亡"而非流亡海外的那一群作家。与邓友梅和冯骥才mmdcclxviii或许不同的是，王蒙在文学上并未与党的新（旧）政治路线妥协。

在非正式获得的"缓刑式写作自由"中，王蒙转向非政治性题材，实现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心愿：以非常规的方式——即从作者的主观视角——撰写关于《红楼梦》的阐释性散文mmdcclxix（1991年出版），这些散文因其全新的研究路径甚至在红学研究者中也获得了认可。

这些文本mmdcclxx通常按照同一模式构建：《红楼梦》中的某句话或某个事件激发王蒙产生以下方向的联想：1.政治和历史认知收获，2.作品内在的认知收获，3.哲学认知收获，4.文化批评认知收获（如等级制度、奴仆与外国人），5.通过作品内在阐释并结合自身经验所获得的认知收获。在退出政治生活的背景下，王蒙在此借助以历史批评的形式来进行时政批评。

假如曹雪芹mmdcclxxi复活，听到所有这些高谈阔论的批评，尤其是"阶级斗争史"和"四大家族兴衰史"——毛泽东那些极为重要的阐释——如果他不被吓得晕倒，那才真是奇怪了。mmdcclxxii

因此，所有这些问题反映了以下几点：1.严格的专制社会制度；2.机构人浮于事；3.治理不是依据宪法，而仅凭个人意志，制度中缺乏相互制约或促进的机制。4.表面上看[……]利益服从于大集体[……]。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在顾及自己的私利[……]mmdcclxxiii

该文集以《红楼启悟录·笔记》mmdcclxxiv为题出版，印数三万册。收录四十七篇散文，分为以下各部分：《红楼梦》中的"现实主义"及其他mmdcclxxv、宝玉与黛玉的相遇mmdcclxxvi、余味悠长的满足mmdcclxxvii、论贾宝玉mmdcclxxviii、《红楼梦》的语言与结构mmdcclxxix、感情与政治mmdcclxxx、论"红楼二尤"mmdcclxxxi、《红楼梦》的结构与贾府的末日mmdcclxxxii、《红楼梦》后四十回一议mmdcclxxxiii、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奇书《红楼梦》mmdcclxxxiv。内容分为四个部分：1.语言结构/内容，2.人物，3.流传，4.隐秘的钥匙。

尤其自1990年代初（1991年、1994年），王蒙的散文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一场政治动机的文学假辩论中mmdcclxxxv被逼入绝境的王蒙，在为其小说《坚硬的稀粥》mmdcclxxxvii所写的充满讽刺的辩护文《我爱喝粥》mmdcclxxxvi中，展示了典型的散文风格。mmdcclxxxviii

散文《我爱喝粥》mmdcclxxxix约两千字，标注日期为1991年10月。在这篇散文中，作者表达了对稀粥的热爱，并描述了各种煮粥的习俗、相关的回忆与诠释。在围绕《坚硬的稀粥》的争论背景下，这篇散文可被视为一次爱国的反击——针对领导层中那些指责王蒙反对改革的正统势力；因此该文具有当代政治的深层含义。王蒙呼吁人们回归稀粥的传统。他援引日常生活和记忆中的例子，并从理论上加以阐述。文风生动，略带讽刺。1991至1992年之交，王蒙的《坚硬的稀粥》在香港出版。mmdccxc

散文《感伤》mmdccxci约一百字，写于1991年9月，王蒙在文中描写了自己至今未能摆脱的感伤情怀，他将之加以普遍化并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其中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所呈现的情感真切可感。

1991年11月，王蒙的三十二篇散文以《文体随笔》mmdccxcii为题出版，印数三千册。该卷收录了关于《红楼梦》、李商隐等的散文。

1991年12月发表了散文《散文》mmdccxciii，同时创作了约六百字的短文《快乐》mmdccxciv，其中将快乐描述为一种形而上的状态。王蒙在文中一方面解释了这种感受本身，然后对"快乐"一词进行了词源学式的诠释。文风流畅。

1992年出版了收录二十九篇mmdccxcv散文的集子《欲读书结》。mmdccxcvi同年，王蒙还写作并发表了后来被频繁转载的、约一千一百字的散文《淡然》。mmdccxcvii文中，王蒙分享了他的观察：世人往往过于浮躁。他呼吁人们以淡然作为日常心境的理想来追求，由此汲取智慧和力量，获得自信。在形式上，这篇散文属于理论性阐述和词源学诠释。文风在此显得不太有序，较为口语化。

此外，他在1992年还撰写了另外四篇偶尔被转载的散文：约一千字的散文《再论淡然》mmdccxcviii在内容上承接上述文章。这次他以亲身经历阐述如何保持淡然。他呼吁读者注意以下八点：1.享受自然；2.享受艺术（如音乐）；3.多想自己的缺点和他人的优点；4.认识到所有人从根本上说是相似的；5.同等重视工作与休息；6.培养更多幽默感；7.忘却无关紧要之事；8.培养更多兴趣，生活在多个"世界"中。在形式上，这篇散文属于理论性阐述，因列举箴言而具有说教特征。文风口语化、流畅、条理清晰。

1992年还产生了讽刺散文《写与不写》mmdccxcix，王蒙在文中以反讽的方式鼓吹不写作。在《王朔的挑战》mmdccc中，王蒙批判性地论述了作家王朔。在约六百一十字的散文《无为》mmdccci中，他阐释了道家的行为准则无为以及老子的消极人生观——不干预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治理天下。王蒙将无为诠释为不做不值得做的事。他呼吁人们遵循无为的原则。这是一篇理论性的哲学论述，文风为说明性的、抽象的、总结性的、条理清晰且逻辑连贯。

约五百字的散文《自在》mmdcccii写于1992年，提供了词源学诠释、回忆、自我描写和自我观察。王蒙在经过十年的努力之后，评价自己的人生状态为自在从容。他呼吁人们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世界。在形式上，这篇散文属于具有世界观、人生观和总结性特征的理论阐述。文风轻松，时而简洁，时而别出心裁。

1993年出版了大量散文和文集：四十四篇散文收入文集《释然与惆怅》mmdccciii，印数四千二百册。收录一百一十五篇散文的是《中国当代名家散文丛书·王蒙卷》mmdccciv，印数一万册。收录五十九篇散文的集子《自在·一辑》mmdcccv印数两万一千册。这些散文"源于生活"，并非理论性的，是"真正的散文"。在1993年发表的散文《我爱读红楼梦》mmdcccvi中，王蒙表达了阅读这部小说时的愉悦之情。

1993年还出版了专著《〈红楼梦〉的发现·笔记》mmdcccvii的增补版。由于这些散文大多具有独立性格，且其中一些也曾单独发表，因此该专著也可以被视为收录八十二篇散文的文集。散文分为以下四个主题领域：1.语言结构/内容，2.人物，3.流传，4.隐秘的钥匙。

1993年还出版了十卷本《王蒙文集》mmdcccviii，其中已发表的散文再次收入。这里应列出其中的分类方式：一百三十一篇散文分属综论、代言（代序）、文艺杂谈三个栏目，收入《王蒙文集》mmdcccix第六卷。《王蒙文集》mmdcccx第七卷收录一百四十九篇散文，分属创作谈、序、欲读书结三个栏目，以及目录中未列出的另外两个栏目：作家与作品和谈自己的作品。

《王蒙文集》mmdcccxi第八卷收录九十二篇散文，分为两个栏目。在红楼梦栏目mmdcccxii中有：《红楼梦》中的"现实主义"及其他mmdcccxiii、宝玉与黛玉的相遇mmdcccxiv、余味悠长的满足mmdcccxv、论贾宝玉mmdcccxvi、《红楼梦》的语言与结构mmdcccxvii、感情与政治mmdcccxviii、论"红楼二尤"mmdcccxix、《红楼梦》的结构与贾府的末日mmdcccxx、《红楼梦》后四十回一议mmdcccxxi、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奇书《红楼梦》mmdcccxxii。第二个栏目是关于李商隐的。mmdcccxxiii

文集第九卷收录一百三十九篇散文，分为三个栏目：散文、报告文学和杂文。mmdcccxxiv《王蒙文集》mmdcccxxv第十卷的文本分为四个栏目，其中之一收录了十一篇以散文诗为名的抒情散文。

在1990年代，王蒙成为炙手可热的专栏作家mmdcccxxvi，并且敢于触及最为热门的话题，如《王朔的挑战》mmdcccxxvii。1994年9月，他的散文体文章《"洛伊宁格"和他的眼睛》mmdcccxxix也引起了国际关注。mmdcccxxviii他在文中公开质疑该作者——一位据称名叫洛伊宁格（Leuninger）博士的德国汉学家——的真实存在，这一质疑后来被证明是有根据的：出版社以这一伪装出版了一本批评改革的政治书籍mmdcccxxx，以保护本社作者并赋予该书权威性。

在《南方周末》上也发表了若干散文，如《做好你自己的事》mmdcccxxxi和《安静下来》。mmdcccxxxii

王蒙作为散文家（例如以其"欲读书结"专栏的文章）在中国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声音，以告诫的姿态伴随着改革进程和社会变革。

主题概览

在1948年至1992年间的542篇论文中，这里仅纳入了对其中220篇的单项评估结果。这些论文按内容可分为以下27个主题组：其中47篇涉及《红楼梦》，其非常规的解读角度已从现代作者的角度在上文详述。此外，王蒙还撰写了20篇游记，主要描述了他多次前往美国和欧洲的旅行。他还留下了18篇自传体随笔，其中7篇是回忆录，大多具有自传性质。十七篇散文涉及哲学主题，王蒙尤其关注的是获得内心的宁静与平和，并将这一体验传递给读者。十六篇散文追忆新疆（东突厥斯坦）的往事。十二篇散文关注在中国长期被忽视的环境问题。他的十二篇散文探讨文学，十篇涉及文学创作。在八篇散文中，王蒙评论了其他作家。与他在其他散文中——如关于《红楼梦》的散文——所隐含的政治批评不同，他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肯定性散文则是直言不讳的。不过，他在这方面也保持了一贯的批判精神，除了指出社会主义拥护者的热情之外，也指出了现实存在的问题。对王蒙而言，这些问题始终可以在现有体制内加以解决。与其他作家相比，王蒙只写了很少的悼词，即七篇。在六篇散文中他论及教育，始终要求提高教育水平。在五篇散文中，王蒙论及改革开放，他对此无条件支持，并抨击改革的批评者。此外还有五篇关于上述围绕《坚硬的稀粥》之争论的散文。在四篇散文中，王蒙关注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和培养。四篇散文涉及日常生活现象。这位乐观幽默的作者在三篇散文中探讨了幽默。三篇散文主要进行社会批评，在上述界限之内。三篇散文提供概念释义，另有三篇散文中王蒙对人道主义和公民勇气表示赞同。与此同时，他也以两篇散文致力于爱国主义，他对此表示支持。两篇散文涉及声学与音乐，最后王蒙还写了两篇赞颂军人的文章、一篇关于散文这一文类的文学反思、一篇关于文学独立于政治的文章、一篇关于逻辑的文章，以及一篇"意识流"风格的反思性散文。

下面介绍王蒙以其散文追求的三个目标。首先是对过去的反思与清理，其次是其游记中的文化交流和对异域社会制度的理解，最后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说教式劝诫。

主题：反思过去

自1979年起，王蒙对自身经历进行文学性梳理，在主题上比“文化大革命”后兴起的“伤痕文学”（得名于卢新华1978年的小说《伤痕》）走得更远：1979年，他不仅批判性地审视“文化大革命”以及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政治行径，还属于批判其他历史错误的群体。王蒙无疑是这一群体中形式上最多样化的代表人物，这一群体还包括1996年遇害的戴厚英、描绘农村现实的编年史家高晓声、丛维熙以及展现“右派”精神毁灭和性压抑的张贤亮（他也是政治劳改营囚犯情况的报道者）。这一以“反思”（反思文学）命名的文学思潮所关注的主题包括“大跃进”及随后的饥荒岁月、1957年的“反右”运动（王蒙本人也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并且首次对毛泽东在延安将列宁的理念为中国所做的文学应服务于政治目标的方针提出批判。

主题：旅行（游记）

王蒙在他的旅行随笔中，比如在《苏丽珂》（1984 年关于当时的苏联）里，并非像中国这类作品常见的那样，旨在向读者介绍遥不可及的国家，或者吸引读者前往可及的国家旅游，而是着眼于不同社会制度的比较。王蒙在一次关于德国的访谈回答中，清晰地表达了这种分析视角：他区分了风景优美的德国和能带来精神启迪的德国。

主题：劝诫（说教散文）

王蒙尤其面向年轻一代作家撰写说教性散文。尽管怀有启蒙动机，却存在显得居高临下的危险，王蒙早在1982年的散文《半内行》中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文中承认自己的言辞或许带有一些"好为人师"的味道。质疑和论证是王蒙早期说教散文的长处，他自己说他喜欢逻辑思维。约六十岁时王蒙的晚期说教散文（《无为》《轻松》等）呈现出朝道家方向发展的哲学思考。

1994年写作的散文《做好你自己的事》的核心思想是佛教和道家的、在其结果上具有维护体制稳定性的观念——每个人都应尽可能好地履行自己在社会中的职能。

王蒙在1994年使用了经典著作（如《大学》《中庸》等）中常见的论证链：

如果一个人想先把自己的事做好，私事也包括在内。我希望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生活、健康以及家庭和邻里的和睦相处越来越搞好。一个人能把家事料理好，并不一定意味着他能治理好国家，但这对治理国家至少不是负面的，而是正面的。

在其哲学散文中，他采用归纳论证的方式，将多个需要联系的个别观察加以综合。这种"类比推理"是中国哲学的典型手法。

逻辑——辩证说教散文的基础——是王蒙的"业余爱好"，正如他在散文《生命的声音》第四节中自述的那样。在1994年的"访谈"中，王蒙说康德（Kant）的辩证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另一处强调了自然科学，尤其是"逻辑"和"抽象"对其人生的意义。H.马丁（H. Martin）甚至在王蒙的说教散文中辨认出了中国散文写作开端时期的哲学假对话。

在说教散文中传达的王蒙的人生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人与人本质上的相似性，个体的不可捉摸性（"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知道：谁是王蒙？"），谦逊而非自夸，热爱生活，乐观主义（尽管经历了艰难岁月），文学作为一种瘾好，通过逻辑分析解决问题，对宗教信仰的坦然态度，拒绝商业化。其实践写作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不伪装成"假洋鬼子"，不守旧而是对新事物保持开放，保持操守而非迎合低俗趣味，不模仿他人现有的风格和方法，也不重复自己作品中的内容，记录时代，自然而然，描写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追求原创性，文学不应在意图或主线方面具有功利目的，不搞黑白分明的脸谱化，追求真实，拒绝通俗文学，以及对读者的责任感。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王蒙以对其他作家的包容著称，因为他首先尝试从作者的视角来审视作品。

作品发展

王蒙在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因其批判性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年）和充满激情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至1957年）而成名，凭借其维吾尔族流放地的小说（1977年起）和若干以意识流风格写成的短篇小说（1979年起），他跻身于"文化大革命"后实现文学复出的作家之列。与此同时，他在作家协会中开始了文学干部生涯，直至担任文化部长（1986至1989年）。

散文在王蒙的创作中相对于小说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这可以从已发表的散文和小说数量中得到印证：1950年代为八篇小说、八篇散文，1960年代为两篇小说、两篇散文，1970年代为十五篇小说、二十四篇散文，1980年代为九十篇小说、二百九十篇散文，这一趋势延续到1990年代（1990至1992年为十九篇小说、一百一十一篇散文）。1948年至1992年间的总比例为一百三十四篇小说对四百三十七篇散文。

无论其文学才华如何，在"后文革"时代的中国，王蒙作为政治与文化之间游走于刀锋之上的大师，成功地延续着自己的影响力直至今日。他的基本信念是：在考虑中国国情的前提下，科学和艺术的自由化是必要的。

这位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自身的发展变化。在《我的探索》中他写道，在1950年代他对社会以及写什么是必要的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当时他的写作可以用"革命加青春"这一公式来概括。二十多年后，这种天真已经被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冷静态度所取代。

在1994年的"访谈"中，王蒙描述了其发展在长篇小说中的映照，以及过去二十年间他情感的变化：

散文《当你拿起笔……》写于1970年代末。它是在我沉默了二十多年后重返文坛时的感受驱动下写成的。今天回首，我发现我的感受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写作逐渐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非每次写作时我都会感受到一种崇高的感觉。

在1994年的"访谈"中，当被问及政治是否应该影响文学时，王蒙回答说政治向来如此，但他希望这种影响能尽可能减小。

比较王蒙1948年至1992年间不同时期的散文，可以得出如下图景：在《春天的心》（1948年）中，作者对自然界的变化充满好奇，对社会变革满怀希望。他自信、积极思考，细致而生动地描写周围的环境（春雨）。约六十岁的王蒙在《我在民办中学的时候》（写于1992年）中对《春天的心》做出评价：过去他使用了过多的形容词，写得过于感情化。当年他的文字试图让每一个细胞都柔软，如今他只描写现实。如果当年他就描写现实的话，他就不得不描写严厉的老师和艰苦简朴的生活，然而他却逃入了一个文学的梦幻世界。

晚年的王蒙同样描写了一场雨，但意味深长的是不再是春天的雨，而是1992年的《盛夏》中的暴风雨。他将之描写为没有节奏、没有旋律，却又轻盈。他为可能发生的可怕洪水而忧心忡忡。

在《轻松》（1992年）中，一个孩子问叙述者为什么总做一些无意义的事。他的回答是：无意义中蕴含着意义——如果他每天都严肃认真、追逐名利，他就会爆炸。王蒙不再像《春天的心》中那样描写自己的思想，而是更多地选择他人的视角。他以道家式的要求作结：在生活中既要勤奋又要轻松，唯有如此才能享受生活。

从作品目录中各子类型的分布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王蒙自1979年开始散文创作以来，其兴趣从文学和创作问题（1979至1982年），经由作品和文集的一般性附属文字（得益于他1986年声望的高峰期），转向了1989至1992年的专栏文章以及1990年的文学研究。值得注意的是1991至1992年间反思性文本（总结、自传性文字）比例的增加。

观察王蒙的早期散文和1992年至1994年间的散文，可以看到如下发展轨迹：作为青年，他在散文中表达了对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热情，并描绘了一个工农天堂的愿景。在苏联文学的影响下，他怀着这样的信念写作：生活比个人更强大，个人无法影响生活。

经历了写作禁令和流放之后，他在散文中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认识：文学完全可以进行干预，而且是通过读者的心灵。在其关于《红楼梦》的散文中，王蒙强调文学的功用在于"娱乐"，甚至这就是文学的使命。与之相应，他的新散文如《王朔的挑战》、《我爱读红楼梦》和《轻松》等读起来更为轻松，行文更为流畅、令人耳目一新。

王蒙具有一位公认的中国文学艺术"导游"的权威。这种权威在中国读者中最初来自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文化大革命"前主要来自他后来被平反的"右派"判定，之后则来自他长达十五年的流放经历（如同邓小平的权威来自其参加长征的经历），以及他与领导人物关系密切的种种暗示（见1994年的"访谈"）。在他1989年因民主运动而被免职引起全国关注之后，大约自1990年起，他通过广受阅读的散文扮演了"国民评论员"的角色。

风格与形式

也许[……]二十年的写作禁令造成了某种过度敏感；其作品结构的清晰理性散发出某种冷峻，一种字斟句酌的倾向，似乎并非总是发自内心。

这些文本显得圆融自足，部分通过框架结构形成自我封闭（在《"洛伊宁格"和他的眼睛》中，对译者真实性的质疑出现在散文的开头和结尾）。反讽和悬念贯穿始终。

唯一可以证实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是王蒙从1989年的角度来看出于仕途考量而对共产党唯一领导权的口头效忠，尽管他在文学作品中在字里行间对此加以批评。然而在1989年，他默许了对这一领导权的质疑：他所领导的部委有两千八百名官员参加了民主运动。

王蒙在散文中如同在小说中一样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包括陌生化表达、反讽、隐喻、寓言、比喻、拟人、被字面化的意象、标题等。

散文理论

王蒙的写作方式符合他在说教散文中提出的要求：复杂化（文学应具有更大的复杂性，以适应瞬息万变、高度专业化且处于改革转型中的当代世界的纷繁复杂）和多样化（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

在散文形式的本质特征方面，王蒙将无形式性提升为核心——从中也可以读出对倾向文学的拒绝（参见第555页引文）。

在《散文》中，他做了一段诗意的描述：

散文是诗意与智慧的精华。

我不喜欢甜腻的散文，它们想要迷惑人，却不过是在故作姿态。

我所喜欢的散文风格是自然的、贴近现实的、精炼的、不拘束的、清晰而流畅的。

散文允许我们最真实地表现感情、情趣和人物。

在1994年的"访谈"中，王蒙列举了散文的四个子类型：理论性的、评论性的、记事性的和抒情性的。他自己写杂文（"批评、嘲讽、讥讽生活中的事物，或者自嘲到心灰意冷"）、理论散文和批评文章（"这种批评严格来说不是理论贡献，不是论文，不是科学研究"）。王蒙在1994年的"访谈"中说，他的大多数散文是对生活经验和感受的记录。

王蒙对散文的理解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变化：他如今更加重视形式。这可以从他在其授权出版的文集《当你拿起笔……》（1981年2月）和《王蒙文集》1993年第六至第十卷（1993年12月）中对其散文及其子类型的具体命名（参见第……页及以下）中看出。在这些子类型下收录的散文（除访谈和少数逐一标明的例外）也符合中国和国际当代散文的定义要求。

关于他对文类的偏好，王蒙这样说：

至少我有理由希望我的作品能比我活得更久。在我去世之后，也许一个年轻人会因为我的一篇散文而微笑，也许一个女孩会因为我的一首诗而改变表情，也许一个老人会因为我的一篇小说而备受煎熬。仅仅想到这些，就已经能让人激动不已了。

对作家来说，在选择文类（散文、诗歌、小说）时，重要的是其中能容纳什么样的内容。在这方面，王蒙做出了明确的表态："散文允许我们最真实地表现感情、情趣和人物。"

王蒙意识到散文不能取代科学论文，并指出自己缺乏科学资质。

另一方面，他在散文《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半内行"》中认为散文这一文类相对于科学论文是"有灵魂的"，并以负面的方式评价了后者的作者：

有些学者的评论和研究文章[……][作家们]往往敬谢不敏。他们觉得，那种肤浅而又迂腐的、公式化的、脱离内容的接受方式只会扼杀作者的灵魂。

两种文类之间的差异赋予了两者各自的存在合理性。在蒙田（Montaigne）那里，散文产生于对科学论文的自觉背离。王蒙将这一主题提升为科学与文学的根本问题。在散文《半内行》中，他虽然要求作家更多地以科学为导向，但也看到了作家相对于学者的优势。

同行中的接受

冯骥才在其散文《关于王蒙的一句话》中写道，许多人批评他违背中国文学传统写出了《夜的眼》之类的作品。关于王蒙，他认为王蒙需要挑战来激发斗志。王蒙笔下的情节和人物是具体的、贴近现实的。王蒙那些不拘常规的作品令读者困惑，使他们不安和怀疑。

方旭于1992年4月1日在一篇散文中描述了他对"王蒙的印象"，他于1981年在一次演讲中结识了王蒙。王蒙给他的印象是充满友善，是一位乐观主义者。

结论

1.作为干部与文人的王蒙，只在虚构文本中处理其作为干部的传记经历，而在非虚构文本中仅以文人身份自居。

2.王蒙在创作其作品时具有文体问题意识。

3.他的长处在于较短的文本，这一点在按定义本身就短小的散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4.王蒙的发展在其散文中清晰可见：从青年时代共产主义事业的热情拥护者，经过受苏联影响的决定论者——将社会视为不可抗拒和不可改变的——再到从流放归来的心灵激荡者，最终成为"娱乐者"和哲理警示者。

5.在王蒙的发展历程中，文学逐渐获得了对政治的优先地位。他最终确信，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必须减少。在毛泽东主义的理解中，文学起初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化大革命"之前），但在王蒙的理解中，文学最终获得了对政治的纠偏功能（1982年），并最终可以凭借其艺术价值宣告独立（1994年）。

6.王蒙在其部分散文中倡导中国的政治变革，在内政方面主张自由化和法治，反对专制、导致无政府状态的机构臃肿、任意统治、退化进程、权力滥用以及假借伟大集体之名的自私自利。在长期将苏联视为榜样之后，他与苏联决裂了。

作为政治文人，前文化部长王蒙在自由化与忠于党之间进行了一场高空走钢丝般的表演，因而与余光中不同，他在文学作品中始终如一地表达了对党的错误的批评立场。在他竞争政治职位时期创作的讽刺小说《坚硬的稀粥》中如此，在他辞去文化部长后撰写的《红楼梦》评论中亦然。然而，王蒙曾经相信过那些口号，因此他对口号的嘲讽不如王朔那样尖刻——后者能够完全无所顾忌地将这些口号付诸嘲笑。王蒙的乐观主义使他在政治上显得有些天真，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和六月事件之后仍然寄希望于党的自我变革能力。这种乐观主义以及对干部语言的驾驭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艺，我愿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使王蒙更容易做出表面效忠，而这些效忠在1990年代越来越频繁地被明确的批评或自由主义宣言所消解。对于他在散文中论及的众多事物，王蒙都有明确的观点并坚持己见。因此，他比周作人拥有更强的立场——后者虽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但事后不得不承认，在同胞们看来他的行为是错误的。王蒙立场的坚定当然也来自于一种确信：他代表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声音，人民站在他身后，例如当他起诉正统的极左派时。

至此，五位被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散文家中的第四位王蒙已经阐述完毕。在对刘再复的简要论述之后，将介绍第五位散文家贾平凹——乡土风俗与地方故事的记录者，他在游记中对这些描写倾注了大量笔墨。

囿于中国思维世界——刘再复

生活在美国的刘再复（生于1941年）在他较新的文化批评文集《漂流手记》（1991年）和《人论二十五种》（1992年）中表明，即便身处美国，他依然囿于自己的中国思想世界。在讽刺中国人性格的漫画的后记中，他将自己归为那些在社会“夹缝”中生活和思考的人，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免受限制并得以生存。

有一篇1996年关于刘再复的文章，探讨了刘再复对知识分子面对权威时的角色和可能性的理解。

刘再复曾是北京社会科学院院长，自1989年起流亡美国。起初他陷入绝望的沉默，后来以托马斯·曼为榜样振作起来，托马斯·曼自认为将德国文化带到了美国。

尽管刘再复的文章有鲁迅文风的影子，但对他来说内容似乎比语言形式更重要：除了那篇富有意境、近乎抒情的散文《死得其时的落叶》外，这些风格多样的文本很难翻译成富有文学性的德语。

在散文《落叶》中，刘再复以抒情的笔调描述了流亡美国的经历，在那里人们可以在秋日漫步，欣赏飘落的树叶。刘再复由飘落的秋叶联想到生命的轮回，并思考人应该在恰当的时候离世。

1993年，刘再复一篇关于重新审视文学的主体与主体性的论文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这篇论文是他在前往美国之际对自身立场的反思之作。

在1994年出版的散文集《远游岁月》中，他描述了更多海外经历和流亡华人的困境；以及《放逐诸神——文学理论的展望与新时期文学史的重估》，刘在其中尝试重新评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意识形态歪曲的中国文学史。

1996年，他记录了与哲学家李泽厚的一次对话：《告别革命》。

不那么沉重于哲理思考的薛尔康（生于1947年）描写了"北方的秋叶"。

6.5 朴素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乡土风情描写——贾平凹（生于1953年）

散文是飞的艺术, 游的艺术, 它很自由。

散文是飞翔与漫游的艺术，它非常自由。

贾平凹的大量原始文献因印数较高而易于获取。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这位年轻作家迄今几乎未受到关注。现有甘路易（Kam Louie）的一项研究。他以社会学考察为基础，从女性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与"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类似歧视这一观察出发，研究了贾平凹小说《人极》所蕴含的男性形象。贾平凹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乡村居民光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之后起伏跌宕、充满损失的人生：他先后失去了挚友和两位与他相恋的女性。

自传性资料可从以下文本中获取：散文《商州山中——〈月迹〉前言后记》，标注日期为1984年2月25日；以及《小传》和《生平》，均写于1992年。贾平凹在本研究中位列1949年以后出生的当代散文家排行榜第一名，当代散文家排行榜第八名，总排行榜第二十三名（排行榜见第……页）。

贾平凹，原名贾平蛙，1953年2月21日生于陕西。他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父亲是教师。他的青少年时代在西安度过。他曾就读大学，后来从事农业劳动，之后又重新入学。此后他曾短暂担任编辑。

自1973年起他撰写了大量散文，但最初是凭借小说成名的。三毛曾在一封信中称他为"由衷爱戴的大师"。汪曾祺也认为他是一位"鬼才作家"。乡村生活是贾平凹偏爱的主题，他尤其重视急剧的变化以及某些未受变化影响的传统。贾平凹因色情小说《废都》而更加广为人知，该小说以非同寻常的坦率讲述了农村普通百姓的性生活——对于农村人口而言，这往往是劳作之余唯一的消遣。

在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评论中，以下散文集受到特别推崇：《贾平凹散文自选集》以及"篇幅虽薄但质量上乘"的《抱朴集》（柴薪束·文集），其首篇散文即为"丑石"。据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评论，贾平凹的散文创作始于1980年代初。

自1980年代起出版了五部标题中含"迹"字的文集，第一部是收录二十五篇散文的《月迹》。贾平凹在散文集标题中使用"迹"字，令人想起朱自清，后者早在1924年即出版了散文集《踪迹》（参见第309页）。散文《月迹》最初发表于天津一家杂志，描写了中秋节期间的一件事：几个孩子发现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月亮。月亮以其美丽与纯洁呈现。这种美丽与纯洁能帮助人迈向无限的世界。贾以儿童纯真的感情表达了他认为全人类共有的一种渴望。由于以儿童为主角，语言风格简朴，却传达出庄重的意蕴。

在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评论中，贾平凹的著名散文《丑石》受到推崇，认为它证明了贾平凹将实践经验生动呈现的能力。它揭示了贾平凹对人生与社会进行思考的过程。

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论家对《丑石》评价道："他写过更好的散文。这类散文还有《地平线》、《品茶》和《太阳路》。它们都因灵光一闪而写就，都想传达某种哲理认识，但他对素材和立意的变化不够充分，语言显得不够精练。他的散文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在1980年代初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希望化为了文字。"

贾平凹由窗前一棵法国泡桐在四季更替中的变化引发哲理思考，并于1981年8月16日将其记录在散文《四季落叶》中。在文中，他意识到了自身生命的短暂和大自然的伟大。

在散文《读山》中，标注日期为1982年4月29日，贾描写了一座大山对山谷生活的支配性自然力量。他使用了一种因其简洁而更具感染力的语言。

1982年9月，贾平凹在散文《黄土高原》中描写了陕北黄土高原的巨大寂静与荒凉，该文发表于郑州一家杂志。文中，贾以对比手法描写了婚宴和筑路工地上吃饭的场景。同时介绍了当地居民的风俗与性格以及该地区的诸多特色。

陕北的风土人情在散文《三边行》中有详细描写，该文标注日期为1982年10月23日，发表于郑州一家杂志。他描绘了无垠草原上牛羊成群的画面，叙述了人们的好客。他将游牧民的性格描写为直率而诚实。贾平凹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表达了他对乡村人民深切的热爱。

1983年，贾平凹在北京一家报纸上描写了"秦腔"（此处指陕西）。这篇散文除了文化信息之外，还以粗犷的幽默著称：

底下便乱了，后边的人叫前边的人坐下，前边的人不再站着了。前面的反问那些站在最前面的人为什么还站着。外边的人呼唤亲戚问是否已找到座位，那些亲戚立刻尖声回应"快进来！"想吃饼子的人让熟人代买。熟人买好之后，从外面"嗖"地一下，越过许多人头，不偏不倚正好扔到目标手中。左边的人埋怨右边的人踩了他的脚，右边的人冲左边的人喊他挤着他的腰子了，一个人说狗年早过了，另一个人怎么还在叫唤？那人回答说："猪年还没到呢，你怎么就哼哼上了？"双方于是互相推搡踢打起来，其他人趁乱挤了进去，里面的人想阻止涌入，形成一个人体漩涡，那运动令人想起四月的风吹过田野时的庄稼，根扎得稳稳的，只有脑袋一会儿朝西一会儿朝东，叫骂声、吵闹声、哭声混作一团。有人拼尽全力挤了出来，这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原来这么大。身上肿胀了，鞋也差点丢了，头发乱成一团。幕布微微掀起，剧团团长喊叫着出来维持秩序。立刻跳出两个所谓的"赶客"，这些人总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却对秦腔忠心耿耿。此刻他们手持棍棒，见挤就打，打起来像恶鬼一般。人人恨他们骂他们，但人人也盼着他们出现，称他们为"戏宪兵"，这使他们更加尽职尽责。虽然他们整夜看不成戏，但只要大家对这个夜晚满意，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当演出《救裴生》时，慧娘在舞台中央蹲下身去，慢慢地，直到完全蹲到地上。这时观众也矮了十公分。当她缓缓站起来时，观众也慢慢伸出脖子，直到恢复正常长度。

贾揭示了秦腔深深扎根于当地居民的风俗和传统之中。它给人们带来欢乐，让他们表达情感。在这篇散文中，戏曲与民俗和谐地相互补充。

1982年12月18日，贾平凹在散文《一位作家》中报道了一位默默无闻的作家的命运：此人物质条件虽然不佳，却相信仅凭勤奋就能成为一名优秀作家。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他一辈子只有一个读者——他的妻子。但这位作者并未因此气馁，依然乐观地继续写作。这篇散文的风格带有讽刺和调侃意味，但也包含一丝悲凉，整体上显得细致而协调。

在散文《说关中》中，贾于1983年12月14日描写了关中地区的风俗习惯和居民的性格。贾平凹在与当下落后状况的对比中回忆道，历史上这一地区曾涌现出无数英雄豪杰。这一发展令他忧心。描写色彩丰富，行文流畅。

1984年，贾平凹凭借收录十五篇散文的散文集《爱的踪迹》获得"全国优秀散文集奖"。

1985年出版了收录十五篇散文的散文集《心迹》。虽然在台湾方面的资料中，《心迹》卷中的散文连同包含十四篇散文的系列散文《商州初录》以及散文《商州又录》未受到关注，但在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评论中，它们被视为贾散文创作"成熟"的证据。事实上，这些作品记录了贾平凹与其家乡——商州偏远山区——之间深厚的联系，以及他如何从那里获取题材和灵感。贾展现了该地区昔日的文化辉煌，主张对外开放和联系，同时也记录了本地区自身的文化认同。

1985年发表的《敦煌鸣沙山笔记》描写了位于敦煌以南的鸣沙山的风光。笔记的第一部分描述了景观中的声响与动态以及整体风貌。第二部分从各种视角（广角、近景、仰望和俯瞰山峦）描写了这片景色。风格富于感情且流畅，尽管论证密实。

在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评论中对此评价道：

这些散文从两方面表明他的散文创作已臻成熟：1. 他的散文从讲"理"发展到"无理"[……]，他开始变得洒脱，能够写一切人和一切事。 2. 他的散文从追求读者的欢心发展到独立于成功之外。其原因有三：写作成功的因素、身体因素（中年人转移兴趣）以及视野的拓宽。

在散文《棋人》中——1987年发表于广州一家杂志——贾描写了下棋如何能缔结友谊。但他也告诫，如果迷上了棋局、被其迷住，生活可能会变得畸形。贾平凹由下棋联想到人的性格，并对社会中的某些现象表达了忧虑。

自1990年代初，贾平凹也在西方获得了知名度。

1991年出版了收录五十七篇散文的散文集《抱朴集》，印数八千一百二十五册。其中包括一篇前言以及著名散文《丑石》、《秦腔》、《月迹》、《风雨》和《冬景》。1992年之前出版了散文集《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收录九十六篇散文，印数十一万三千册。其中包含三篇序言，其中一篇出自贾平凹之手；散文按自然、爱情、商州、旅行、文学等主题编排。1992年出版了散文集《爱迹》，收录三十九篇散文，以及《文迹》，收录十五篇散文。

由于"迹"系列散文集广受欢迎，1990年代又出版了另外四部散文选集，从中选取散文编辑而成：

1992年贾出版了两部散文集：第一部《贾平凹散文选集》主要汇集了贾描写中国西北乡村朴素生活的散文，他曾在那里度过童年。他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并从中抽象出深刻的见解。语言风格简朴、优美、极富画面感，传达了作者的乡愁之情。第二部散文集是1992年4月出版的《贾平凹散文精选》。贾平凹在其中展示了八十二篇散文的选集，其语言带有文言文的元素。在序言中，贾探讨了散文的定义以及散文与时代精神的关系。

1994年，贾平凹同时有三部著作在书店出售：1994年3月，他1992年9月出版的散文集《贾平凹散文选集》第三次印刷，印数达三万四千册。散文集《贾平凹散文精选》在1994年1月第三次印刷时达到六万册。1994年1月出版了散文集《贾平凹散文精选》，印数两万册。

贾平凹认为，当代散文必须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改革：1. 必须具有真实情境的强烈感受。为了扩大散文所涉及的对象范围，必须练习以宏大事物为题材，[……]必须[……]寻求自我与宇宙及人类的实践经验的融合。2. 在继承古典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发展新的思想，以推动新时代的散文向前发展。

贾平凹提倡"蹈大方行之"（遵循朴素之道）。这意味着，人不能在开始学习散文写作时就立刻掌握技巧。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不存在为艺术而艺术，但文学也不是政治的附庸。当代人对散文不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散文缺乏时代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贾平凹的解读

在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评论中，贾平凹的散文被从五个方面加以评述：1. 他的散文构成一个整体，其内容形成一个独立的天地。当他对某一事物、某个小问题、某个哲理思考有了顿悟，他便为此写一篇散文。2. 贾平凹直率而真诚地表达他的感情和思想，不借助辅助手段，不假装智慧，不说教。3. 他的思想和观点常以晦涩和模糊的方式呈现。他的主题和内容丰富多样。他具有审美意识，也同样具有时代精神的敏感。4. 除游记之外，他的散文在结尾部分总是回归哲理阐释。 5. 其艺术思想和情感的"水彩画般"的细腻增强了散文的艺术感染力。6. 形式多变，色彩丰富。批评意见指出：7. 缺乏宏观视野，纤细淡雅、温婉含蓄的作品在数量上占据优势。此外，由于创作过多，部分作品在主题、词句方面存在重复。

他所擅长的文本是表达精神状态的文本，在其中他并不明确阐述其根本的、不变的观点：这就是他的场面散文和写人散文，如《风雨》和《冬景》。

贾平凹的散文弥漫着一种神秘氛围，这种氛围也由其中出现的人物所支撑。在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评论中对此评价道："贾平凹并未深入研究中国古典思想史，他也不是一个分析家，他只是运用自己的感知力来感性地吸收印象。"他在散文中所表达的神秘精神状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1. 他意识到"赢家"和"输家"两面并加以描写，他不追求名利。2. 他借助刻意的模糊制造一种神秘的精神状态，这构成了其散文的重要内涵。在生命无常的意识中，他描绘了一种由人创造的无限哲学。

文中还说，贾平凹的散文具有一定的"野"性：1. [……]他依靠自发感受到的情感[……]。2. 他对审美情趣有兴趣，相信魅力，热爱残酷的事物。一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论家认为贾平凹只在早期散文中使用了文言文元素，但与此相反，贾平凹在后来的作品中也提供了大量以文言文风格写作的才华的例证。

至此，五位当代中国散文家中最年轻的贾平凹已经介绍完毕。在自1920年代末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政治表态强制之后，随着贾平凹的出现，非政治性作家似乎重新回到了中国文坛。这一发展与1990年代明显可见的意识形态退却相呼应——在此之前直到"文化大革命"，社会一直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新的去意识形态化甚至发展到1989年六月事件后广大民众对一切意识形态影响企图的内心抗拒，这似乎与年轻一代作家的态度相一致。事实上，共产主义思想及后来共产党对文学的影响恰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时间框架内加以确定。

在进入总结之前，以下再列举一些在1990年代以散文和报告文学在书店中有较多出现的散文家：

蒋子龙、刘宾雁、刘心武、铁凝、王崧、于光选、张火韦

蒋子龙（生于1941年）在"中国当代名家散文丛书"系列中的一卷里，以篇幅较长、批判性强且带有讽刺意味的散文描写了社会现象。他的特殊才能在于揭露和嘲讽社会丑恶面目。

以下再介绍两位报告文学作家：

刘宾雁（生于1925年）以其报告文学反对社会不公，并再次强调其故事的道德寓意。关于他的写作处境应当指出："虽然他的作品偶尔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但并未像其他作家——例如作家兼文化部长王蒙——的叙事散文那样被出版社有代表性地、恰当地推广。"

1984年，刘宾雁的四篇报告文学——1980年的《一个人和他的影子》、1979年的《人妖之间》、1982年的《很难的起飞》以及《关东奇人传》——被授予"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张欣辛（生于1953年）以其1985年的《北京人》通过访谈记录了一幅比官方宣传更为真实的民众画像。

刘心武（生于1942年）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中位列第四，在总排行榜中位列第十四（排名列表见第……页）。

他在1993至1994年之交同时有三部散文集进入中国书店：印数达六千册的散文集《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汇集了各类散文：他在其中回忆童年时光和人物（如母亲），又在另一些散文中反对同胞的商业化倾向。他批评物价上涨，思考低收入的生活，却又主张过有"高雅品味"的生活。最后他还谈到了他的"德国朋友"。标题《无声的交流》令人产生误解：这实际上是一本游记集，按地域（欧洲和中国）划分，描写旅行情况并以诗歌捕捉氛围。印数八千册。刘心武在序言中说，其中收录了近两年的三十九篇散文。主题为：他1992年访问北欧若干国家的经历、国内游记、旅行文化概论。该书出自"金蔷薇随笔文丛"系列。

在"中国当代名家散文丛书"系列中——印数达一万册——刘心武也有一卷。在他的社会批评散文中，他以特有的正义感描述了群众运动的极端表现。该集收录1961年至1992年的七十三篇散文，其中包括一篇描述其发展历程的序言。

被归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铁凝（生于1957年）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写日记。1975年毕业后，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作家协会。1994年中，她以散文集《河之女》展示了抒情才华，尽管在中国来说印数不大。她在其中以诗意的语言记述回忆，以游戏般的笔调交替描写风景与情感。她的散文读起来如同短篇小说。她在其中叙述的人生经历显得复杂，引人深思，有时带有忧郁色彩。她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写作。王蒙也曾评论过铁凝的一篇小说。

王崧是一位旅行文学散文家，1992年中以收录七十五篇游记散文的散文集《五彩梦境》亮相，旅行目的地涵盖中国各地及地中海沿岸。他的散文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并由北京广播电台向一百多个国家播出。

值得一提的是，自称"非作家"的于光选以非常口语化的方式撰写的散文集《七十周年笔记["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引者注]》。六十六篇部分涉及政治的散文讲述了北平学生1935年12月9日的抗日运动以及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兵谏扣押蒋介石事件。于将当年的学生与当今青年进行比较。他建议被解职的高级干部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他呼吁进行客观的历史书写。其中既有关于爱因斯坦（Einstein）的理论思考，也有关于疾病的实际回忆以及对"左派"的评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散文《我们需要思想随笔》，该文呼吁社会的科学化。

张火韦于1993年以一部收录一百零六篇散文的散文集亮相，其中四篇关于西德。

当代的散文选集比已经令人眼花缭乱的"五四"传统选集更为丰富。文献目录中收录了一份精选。在注释中分别说明了做出选择的国家视角以及作者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收录台湾海峡两岸作者的选集再度增加。在跨地区的选集中，各自国家的作者自然占有更大比例。

展望：赵毅衡（Henry Zhao）与新近发展

亨利·赵（Henry Zhao）曾在伯克利学习，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工作多年。赵如同钱钟书一样，用英文和中文撰写关于当代文化发展的文章。此外，他还主编了年轻中国先锋作家的选集《迷失之舟》（1993年）和《地下之上，地面之下》（1994年）。《迷失之舟》这一书名取自该选集中收录的格非的同名故事。1995年，他出版了杰出的散文集《必要的孤独》。表面上，他是在形式层面分析叙事话语，实际上却揭示了“必要的孤独”作为先锋派主流文人的根本条件，也许也是大多数其他当代知识分子的根本条件。赵将当前的文化转型阶段视为一个宏大的创造性元素——这一转型超越了本世纪，是在毛泽东时代文化荒漠之后的文化重新定位，并以新形式延续文化传统。西方形式不再被作为目的本身来模仿，而是作为激发本土中国文化的刺激。

邓小平1992年至1997年的政策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争论"，他遭到"左王"——即左派元老——的攻击，后者得到江泽民、李鹏以及意识形态强硬派、宣传部长丁关根（邓小平的桥牌牌友）的掩护。一些1989年被任命的强硬派后来又被撤换，例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书记处书记玛拉沁夫。来自北京商会的局外人翟泰丰出任书记处书记，寻求与张贤亮和贾平凹的和解——贾平凹此前因其广受欢迎且一度被禁的小说《废都》（1993年）中的情色描写而遭到攻击，并被阻止出国访问。与贾和解之后，贾在其下一部小说《土门》（1996年）中表达了感激之情，描写了中国的诸多积极变化以及农民面对城市化时的冲突。

1996年和1997年初，王蒙遭到攻击，因为他此前曾将王朔及其痞子文学作为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创新加以欢迎。事实上，王蒙在散文《王朔的挑战》中对王朔的评价是批评性的，但语调缓和。1996年，王朔全集的出版和多个电影项目的实施被叫停，理由是他嘲弄了中国的价值观，将金钱奉为偶像，宣扬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哲学史家李泽厚和刘再复于1996年出版了他们的对话《告别革命》，书中他们反对激进主义，主张渐进式改革。他们在批判先锋派的浪潮中同样受到攻击。

1996年出版的论战性著作《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见证了日益增强的爱国主义自信。

比散文更能满足知识分子急切心情的新型思想记录形式是对话录。以下作者通过经文学加工的录音记录，在与他人的对话中记录了其思想的发展：金观涛与其妻刘青峰关于中国的危机与现代化争论的《新十日谈》，李欧梵（Leo Ou-fan Lee）与一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轻学者对谈的自传《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1996年），柏杨的自传（1996年），阿城与中文系学生的虚构对话《闲话闲说》，以及在科罗拉多（Colorado）比邻而居的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告别革命》（1995年）。

《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列出了以下在本研究中此前尚未涉及的当代作家，他们此前不为笔者所知，例如在三十一部已分析的散文选集所包含的一千四百六十二位散文家中并未出现：

吴鲁芹（吴鸿藻，1919—1983年）在武汉学习英国文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赴台湾，在台湾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并在美国驻台北新闻处工作。该选集收录了吴鲁芹的一篇散文：《我们第一部电话》。

女作家潘琦君（潘希珍，生于1918年）在杭州学习中国文学，后赴台湾，在中国文化大学任教。她的大部分散文集中于对其在中国大陆童年时光的怀旧回忆。1997年她居住在美国。在《哥伦比亚选集》中收录了潘琦君的散文《算盘》。

作家文洁若（生于1927年）1934至1936年间在东京上小学，回到北京后，她仍然就读于一所日本学校。1950年，她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

《活地狱》是她关于“文革”回忆录中的一个章节，记述了她和丈夫——记者萧乾——在红卫兵手下所遭受的巨大苦难。这一章节以独立随笔的形式收录于文选中。在本研究遴选的现代随笔作家排名中，她的丈夫萧乾位列第20位，在总榜单中排名第31位（排名表见第页）。

萧文苑（生于1933年）于195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文学专业。1996年任天津作家协会研究员。他发表过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该选集中收录了他的散文《一种奇特的抢劫》。

董桥（董寻觉，生于1942年）曾在香港求学，在台南攻读英语专业，后在伦敦大学从事研究。他的散文呈现出传统文人的学者风范。他曾任《读者文摘》中文版主编，1996年任职于香港《明报》。该选集中收录了他的散文《夜读笔记》。

来自柏林的爱娃·米勒（Eva Müller）在1997年从北京旅行回来后提到，以下散文家在书店中的代表性高于平均水平：金克木，这位作者在评估作者排名中位列第415位左右；以及周涛（生于1946年，排名第89位）。她还提到了余秋雨（生于1946年，排名第84位），他创作长篇散文，常常在文中进行穿越到过去的旅程，以便为现实提供一面镜子。他散文的出发点往往是历史遗迹。

<referen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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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Essay/zh/Chapter 5 6

2026-06-14T13:36:3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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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 5/6. 当代中国散文及其五位代表（1949—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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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当代散文的五位代表（1949—1995年）

6.1 大声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的真诚见证者——巴金（1904—2005）

在中国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是占大多数［…］要是他们真的大"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mdcccxxxvi

在中国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是占多数。[……]要是他们真的"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

巴金既是现代散文的代表，mdcccxxxvii也是当代散文的代表。mdcccxxxviii然而，他1980年代的晚期散文应被视为更为重要的作品，因此他被列入当代作家之中。巴金的特点是毫不妥协的姿态、直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我贬损的正直的自我剖析以及毫不留情的坦诚。他首先要求文学说真话。巴金与丰子恺并列散文家总排行榜第6位，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中位列第2位（排行榜参见第页）。

巴金有大量散文——尤其是晚期作品——的德语或英语译本。除此之外，本文还参考了中文选集中收录频率最高的篇目、收入《中国散文鉴赏辞典》mdcccxxxix（附内容提要和分析）的篇目以及若干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篇目，mdcccxl特别是涵盖了巴金其他创作阶段的作品，部分附有笔者自译。晚期散文的分析按主题板块进行。这比按时间顺序分析更有收获，因为在以下所述的巴金撰写《随想录》mdcccxli的四年晚期中，看不出明显的发展变化。文献资料较为充裕，大部分文本有香港版本，此外还有全集出版。

巴金的著作部分只能通过香港的版本获得。具体而言，以下各书涵盖以下创作阶段：《巴金全集》mdcccxlii收录了巴金从巴黎时期的小说到1949年前的小说《寒夜》。此外还有一部收录至1961年作品的文集。mdcccxliii《巴金新作》mdcccxliv收录了1977年至1978年间的十篇散文、一篇小说和一篇翻译。《巴金选集》mdcccxlv是作者亲自编订的、印数约五万册的大发行量文集，收录1927年至1981年间的作品。散文收入第8、9、10卷：第8卷mdcccxlvi收录1927年至1946年间的93篇散文，第9卷mdcccxlvii收录1933年至1980年间的100篇散文，第10卷mdcccxlviii收录1933年至1980年间的93篇散文。该卷还收录了对于了解巴金社会政治立场至关重要的散文"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见下文）。此外还有一部《序跋集》，mdcccxlix收录巴金1928年至1982年间的51篇序言和跋文。

巴金散文作品的译本包括：巴梅（Barmé）将《随想录》第一卷完整译成英文，mdcccl《憩园》的一个德语译本，mdccclii《随想录》五卷中的散文按传记、文学理论和社会批评三个领域编排的德语译本（附后记）。mdccclii《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收录了巴金最广为人知的散文"怀念萧珊"。mdcccliii中文选集《创作回忆录》收录了巴金的两篇散文。mdcccliv此外，若干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也有德语和英语译本，mdccclv以及一部英语作品选集。mdccclvi

传记方面的资料也相当充足。自传性散文有"我的生活和文学"mdccclvii和"谈《探索集》"。mdccclviii青少年时代的经历记述于三部曲《激流》mdccclix之中。在上海和南京的求学岁月以及1925年5月30日日本人枪杀示威的上海青年和纺织女工这一重大事件，主要记录在小说《日落》mdccclx之中。

二手文献也已对巴金的整体创作和个别方面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奥尔加·朗（Olga Lang）1967年mdccclxi在其详细的传记研究中，将巴金的创作冲动追溯至他从专制的封建家庭中解放出来后所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并——在论证西方影响之外——更多地关注了他的叙事作品。该书仅涉及1960年代以前的作品，鉴于其1967年的成书时间，可以理解她是从阶级立场出发进行论述的。高南森（Nathan Kao）1978年发表了一部关于巴金的专著。mdccclxii但迄今为止，尚无研究单独聚焦于巴金的散文创作。

中文方面有一部《巴金研究资料》，mdccclxiii收录传记、自传和若干二手文献。"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攻击在附录中有特别标注。此外还收录了一份二手文献目录和一份著作目录。德语方面有一篇论文mdccclxiv和一篇"巴金后记"，mdccclxv即一幅作者肖像，文中指出巴金因其毫不妥协的姿态而受到年轻一代作家的敬仰。他曾告诫中国知识分子保持或重新获得道德操守。一篇新闻风格的简化而两极化的生平概述见于一则"译者注"。mdccclxvi此外还有一项关于俄罗斯文学对巴金影响的研究，mdccclxvii这主要因为早期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信念而具有重要意义。

巴金在长达六十余年的时间里——其间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十年——共出版了39部散文集。他的散文创作可分为"1927—1949年"、"1949—1977年"和"1978年以后"三个阶段。mdccclxviii

李尧棠（字芾甘，1929年起用笔名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成都一个殷实的士绅家庭，该家族连续三代担任官职。1907年全家迁至广元，其父在衙门中任法官，用竹板逼供。巴金出于少年的反叛心理，不接受周围世界的等级秩序，他宁愿与仆人们在一起，不承认任何权威，包括兄长的权威。母亲使他熟悉了中国古典文学。在1958年写的散文"谈我的散文"mdccclxix中，巴金回忆了十三岁时如何被教导以陶渊明或韩愈为范本写散文。

1914年母亲去世，1917年父亲去世，他的家庭破碎了。他在成都一所中学学习英语和法语。1919年他通过《新青年》等杂志了解到革命，内心认同了社会改革的愿望。1923年5月他迁往上海：mdccclxx"我离开了那个家，就像要甩掉一个可怕的影子。"mdccclxxi在上海他也没有待很久，关于1926年他写道："二十二岁那年，我从上海逃到了完全陌生的巴黎，去寻找出路。"mdccclxxii在那里他读到了关于两位无政府主义工人的故事：在一篇散文mdccclxxiii中，他讲述了自己对在芝加哥被判处死刑的意大利工人萨科（Sacco）和万泽蒂（Vanzetti）的同情。mdccclxxiv后者从死牢中给他回了一封信，表达了对青年的希望。巴金就此题材写了一本薄薄的散文集，1926年在旧金山出版。mdccclxxv他从未否认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mdccclxxvi在巴黎，巴金埋首书中，感到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人，与卢梭（Rousseau）产生共鸣，并萌生了自杀的念头。mdccclxxvii克鲁泡特金（Kropotkin）mdccclxxviii的《告青年书》mdccclxxix（1880年）的阅读使他倾向于无政府主义，mdccclxxx并促使他采取政治行动：他与朋友们创立了一个"平等社"，并于1927年决定以写作为职业。mdccclxxxi起初他只发表政治性文章，例如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可能性。mdccclxxxii巴金以俄国女英雄为榜样；他印刷和复制自己的宣传册，部分为非法行为。mdccclxxxiii

1928年夏，巴金在沙托蒂埃里（Chateau-Thierry）的大学学习，阅读关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著作。他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构成了小说《灭亡》mdccclxxxiv（Zerstörung）的传记背景，该书1929年已在笔名巴金mdccclxxxv之下由叶圣陶在《小说月报》上分四期连载发表，使他不在国内便已声名鹊起。他以无政府主义先驱巴枯宁（Bakunin）*mdccclxxxvi和克鲁泡特金（Kropotkin）mdccclxxxvii为名选择了这一笔名，他曾翻译后者的著作，也翻译过高尔基（Gorkij）等人的作品。

1929年他未获学位便返回中国，定居上海，大量发表作品，其文章继续保持政治参与的态度。mdccclxxxviii当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在1930年已经在猜测资本主义在中国何时将过渡到共产主义时，巴金却在思考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无政府主义。mdccclxxxix他有时会退隐长达九个月专心写作，然后四处旅行拜访朋友，朋友们往往负责出版他的作品。这种生活方式或许也是他直到四十岁才结婚的原因。mdcccxc

早期的散文风格含蓄，常常带有忧郁的基调：他共出版了15部散文集：《海行杂记》、mdcccxci《生之忏悔》、mdcccxcii 1940年《旅途通讯》、mdcccxciii 1946年《旅途杂记》、mdcccxciv《无题》、mdcccxcv《黑土》、《龙》、《虎》、《狗》、《废园外》、《怀念》和《静夜的悲剧》。mdcccxcvi其中一些散文集的书名令人联想到周作人的作品。mdcccxcvii

下文将介绍其中较为重要的几部散文集。

1931年春，他的大哥——承担了大家族的责任——因破产而自杀。此后不久，同年巴金的小说《家》mdcccxcviii问世。巴金在这部半自传性的作品中，以一个大家族为例，描写了旧的儒家秩序在西方冲击下的崩溃。他以激情洋溢的笔调，描写了青年一代如何在共产主义中寻找到新的精神支柱。这部小说后来扩充为《激流三部曲》：mdcccxcix续篇有《春》mcm和《秋》。mcmi

1931年日军轰炸上海闸北的经历促使巴金写下了宣传性小说《海的梦》。1932年他完成了短篇小说"砂丁"。mcmii

在散文"鸟的天堂"mcmiii中，巴金描述了一段童年记忆，配以细致的风景描写。该文标注日期为7月17日，可能作于1932年。它是巴金那些非社会批判性的自传体青春描写和游记的代表之作。这里同样描述了一个认识过程：第一次造访"鸟的天堂"时，巴金没有发现一只鸟，因此认为这个名称是错误的。第二次在更合适的时间、怀着更大的耐心造访时，他发现了无数的鸟，几乎舍不得离开"鸟的天堂"。作者的意图显然在于让读者领悟：人不应总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第一印象。巴金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在宣传性文章之外还写出了这样具有纯粹艺术特质、不关注时政的作品，这一事实使他更接近周作人而非鲁迅。

散文集《海行杂记》收录40篇散文，其中包括作者的一篇序言，落款为"上海，1932年10月"。散文描述了他赴法国的旅程，尤其是巴黎、拉丁区等。mcmiv该书序言的编者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巴金的散文分为游记、哲理散文和回忆录三类。此处完全忽略了社会批评的层面。散文集《废园外》有外文出版社的英译本Outside a desolated Garden。该书是巴金Selected Works的第四卷。

1932年工人在上海争夺文化机构控制权的斗争促使巴金搬家。

在散文"朋友"中，他描述了这样一种观察：朋友之间存在着一种友爱的情感纽带。即使在忧虑的年代，真正的朋友也能给予同情和尊重。失去朋友就像失去半条命。他呼吁读者去找到真正的朋友。巴金感叹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缺少爱和理解。mcmv

1934年底，由于上海的审查气氛（他的短篇小说"萌芽"mcmvi被列入禁书名单），他前往日本。1934年出版了游记集《旅途随笔》。mcmvii 1934年8月他在上海一家出版社编辑丛书，自己写作较少。

在散文"雨"中，巴金叙述道：过去人们有忧愁时就喝酒，而他却喜欢让雨淋透自己。雨虽然模糊了视线，却也洗净了空气。他喜欢雨，即使在阳光缺失的时候（尽管这看起来也许毫无意义）。mcmviii

1935年巴金怀着寻找一个能拯救中国的真理的心愿前往欧洲。在那里写就的充满乐观精神的散文"海上日出"mcmix中，巴金认为：无论世间万物如何演变，太阳都给人以奋进、光明和生命力的感觉。他将太阳缓缓升起的过程与中国人寻求启蒙之"光"的道路相比较。语言充满诗意，巴金表达了深沉的爱国情怀。

1936年巴金编纂了一部俄国社会运动和"虚无主义运动"的历史，主要依据克拉夫钦斯基（Kravchinskii）的Underground Russia以及普雷卢克（Prelooker）的Heroes und Heroines of Russia。mcmx

1937年出版了散文集《短简》mcmxi和政治色彩浓厚的《自由血：五一殉道者的五十周年》。mcmxii

自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巴金多次迁居，始终不知疲倦地写作，有时条件十分艰苦。mcmxiii他辗转中国各地，继续担任编辑工作，但拒绝参加主要的文学团体或直接加入共产主义运动。

1938年9月出版了散文集《梦与醉》，mcmxiv巴金在其中的散文"醉"mcmxv里谈论了各种醉的方式。人在醉中常常能忘记自己。如果在醉中想到朋友和心爱的人，那便是一种高雅的醉。如果想到社会和国家，便忘记了自己。巴金力图在自己的情感与同胞的情感之间建立联系。该文的主题是对祖国的感情、对青年的期望以及对社会的责任。

1941年出版了一部以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虚无主义短篇小说"J'accuse"为蓝本的同名散文集。mcmxvi同年12月又出版了一部散文集《龙·虎·狗》，mcmxvii以下将介绍其中的几篇散文：

散文"月"mcmxviii具有社会政治寓意：巴金无法理解，面对社会的实际状况，月亮怎么还能是圆的。短篇散文"日"mcmxix同样有明显的弦外之音：巴金在文中表达了他对光明和温暖的渴望。他将自己比作一只追求理想和温情的飞蛾。沉默的星辰及其柔和的光芒，在巴金眼中是对人类的慰藉，他在散文"星"mcmxx中描绘了这一意象。在他的世界里，星辰将永远存在。文风抒情，充满对同胞的同情和理解。

1942年6月出版了散文集《废园外》。mcmxxi下面介绍其中两篇较为知名的散文：

在散文"灯"mcmxxii中，巴金阐述了灯对于人的功能：灯给人温暖、光明、希望和力量。灯能使悲观的人重新振作，照亮前路。这篇散文意象丰富，在第二层意义上是一则社会寓言。该文勾画了一个从黑暗到光明、从难以忍受到安宁的发展过程。

"废园外"mcmxxiii以寓言形式描写了一个在花园里长大、从未见过外面世界的少女，被一颗英国或法国的炸弹炸死的故事。巴金构建这一寓言，是为了通过对一个纯洁无辜的青春的毁灭，更加鲜明地揭示战争的绝对罪恶。作者明确表明了他爱谁、恨谁。

1944年巴金在贵阳与陈蕴珍（笔名萧珊）结婚。1944/45年他逃往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在那里创作了小说《憩园》mcmxxiv和《寒夜》。mcmxxv

1949年以后，巴金为新政权效力，作为代表被多次派往国外。对于"描写新人"的号召，巴金无法奉命行事，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对此评论说："巴金觉得写散文难。"mcmxxvi

尽管巴金对共产主义体制在塑造"新人"方面的成效持怀疑态度，但他在1949年至1965年的第二个散文创作阶段还是被争取去创作政治肯定性的文学，尽管其文学产量有所下降。这一时期可以用"新声颂歌"来概括。巴金出版了12部散文集：《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mcmxxvii《慰问信及其他》、《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巴金散文选》、《保卫和平的人们》、《谈契诃夫》、《大欢乐的日子》、mcmxxviii《新声集》、《友谊集》、mcmxxix《赞歌集》、《倾吐不尽的感情》、《贤良桥畔》。mcmxxx

在这些大多属于肯定性的、具有社会政治色彩的散文集中，知名度最高的是《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巴金在书中描写了他对职业军人的热爱。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不涉及中国国内形势、而是将视野拓展到国际层面的散文，如"华沙城的节日"、"印象"、"感想"、"回忆"。mcmxxxi

散文"忆鲁迅先生"mcmxxxii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十天之后，展现了巴金与年长一辈的鲁迅之间的关系。巴金在此文中——熟悉鲁迅的读者从开篇几句便能看出——模仿了鲁迅散文诗《野草》中的"求乞者"。巴金回忆了十三年前鲁迅的逝世。他从鲁迅本人以及其散文中获得了鼓励。在灵前他曾宣誓不辜负鲁迅对青年的期望。散文末尾，巴金转入宣传路线，称鲁迅对"新中国"的希望如今已经实现，同时惋惜鲁迅未能亲眼见到这一天。散文以展望未来作结。

1951年巴金开始改写自己的作品，以符合新的意识形态方针。后来他与这些删节版本划清了界限。

1952/53年他赴朝鲜战争前线。1952年他写了关于朝鲜战争士兵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根据短篇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经周恩来推荐在全国放映，获得了这样的评价："一部抗美援朝的好电影"。mcmxxxiii然而"文化大革命"伊始，这些短篇小说和散文被归类为"和平主义的反战文学"。巴金1952年至1954年间写的25篇关于中国士兵在朝鲜战争中"英雄角色"的散文——同时也夹杂着对战争和死亡本身的轻声批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出版：《英雄的故事》mcmxxxiv出版于1979年，同时收录了若干短篇小说。

巴梅（Barmé）将巴金1950年代的散文称为"hurrapatriotisch"（万岁式的爱国主义），mcmxxxv这也反映了西方文学研究对巴金这一时期散文的笼统否定态度。然而这些散文远不止是爱国思想：它们是在爱国主义战争拥护者的合唱中，一个低沉的批评声音的勇敢记录，并因此在中国受到了批评。如果不去字里行间寻找深意，当然只能读到关于英勇年轻士兵的散文。但为什么要描写那些年轻生命被毁灭的荒谬与残酷呢？mcmxxxvi这里，巴金的人道主义在反抗一场被同行们普遍以爱国之名加以正当化的战争。

正是由于西方一些学者对该作者的笼统否定，才可以解释他的两篇批判性散文何以被忽略——而他自己在《随想录》中曾提及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散文就其内容而言构成了一份反对派宣言，因此在中国的二手文献中也常常被"忽略"。

1955年出版了巴金的散文集《谈契诃夫》。mcmxxxvii

巴金在1982年的《随想录》mcmxxxviii中谈到他的散文"独立思考"mcmxxxix——当然没有提及该文的标题——说他是在1956年短暂的自由阶段写的。但不久之后，"反右"运动迫使他否认了自己的观点。当稍微自由的氛围再次出现时，他又写了一篇"同类性质"的散文（即"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mcmxl），但随后"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这里巴金同样没有提及标题。mcmxli笔者起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任何二手文献中都找不到这两篇散文。无论是台湾的《中国散文鉴赏辞典》mcmxlii还是译者和散文选集，都未收录这两篇散文。最终在查阅一手文献时有了发现：1956年的散文"独立思考"收录于：李济生、李小林（编）：《巴金选集》（1986年）。该文倡导个人和思想的自由。但其批判性质须放在"百花运动"的背景下审视——当时批评是由上面号召的，巴金写这篇散文时仍然符合"主流"，尽管他的批评异常尖锐。与"主流"对立得更为鲜明的是1962年的一次演讲：

"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署日期为1962年，可能写于5月之前。另存在一个删节版本，在七处关键之处与原文有出入。这是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一篇演讲。巴金在其中严厉地批评了自己和同行：在针对个别作品的历次运动中，人们机会主义地追随不断变化的政治指令，从而背叛了自己。他的第二个攻击对象是审查者和批评家，他们没有法律依据却拥有比作家更大的权力。巴金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读为作家应当自己承担责任。

在进一步的搜寻中，本研究的笔者终于找到了一份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mcmxliii该资料不仅提及了这两篇散文，而且给予了正面评价：由于巴金拥有"彻底的民主信念"，他在1956年和1962年针对建国后出现的某些官僚现象撰写了散文"独立思考"和"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以警醒当时的读者。

在落款为1956年10月的散文"谈《家》"mcmxliv中，巴金描述了读者对小说《家》的遗憾：小说的情节在建国前便已结束，书中人物"未能有幸见证新中国的光辉"。mcmxlv这并非巴金有意的遗漏——该小说的最后一部续篇早在1940年便已出版。在这篇散文中，巴金回顾了小说的自传性背景。

"百花运动"之后，1957年巴金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批判，他公开宣布放弃无政府主义，并相应地修订了其14卷本文集。

1949年以来的多次出国访问——他在访问中盛赞"中国的新生活"和"各族人民的友谊"——令他惊讶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罪证"和"毒草"："我作为'文坛恶霸'和'大老K'mcmxlvi被关进了'牛棚'，在那里我经受了种种精神折磨和肉体侮辱，整整十年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出版自由。"mcmxlvii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辞典简洁地记载：他在1967年至1976年间"搁笔"十年。mcmxlviii实际上他一直在写日记，mcmxlix写检讨，发表拥护政权的文章等。具体而言，写作条件的变化在时间上可作如下划分："文化大革命"最初三年，巴金在上海作家协会当门房。mcml那时他已下定决心彻底放弃写作。"当时自杀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但我的妻子萧珊站在我身边支持着我。"mcmli被禁止写作七年之后，他获准重新从事翻译工作，于是继续了约于1940年开始的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r Herzen）mcmlii主要著作《往事与随想》的翻译工作——对政权的愤怒（这边是"四人帮"，那边是沙皇尼古拉一世）将他与赫尔岑联系在一起。

1975年他主要由法方提名诺贝尔奖，mcmliii但这并未能阻止他的著作在"文化大革命"末期的一场运动中被逐出书店。直到1978年他才获得平反。1980年他为此指出了罪魁祸首："'四人帮'烧了我的书，把我从文坛赶了出去。"mcmliv

在1978年以来的散文创作晚期，他撰写了忧心忡忡的随想，并从事学术研究。mcmlv 1980年代，他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身份，与沈从文一起代表了民国文学。

巴金在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由此产生了自己也要记录"随想"的念头。mcmlvi巴金是第二代作家中少数几位在1980年代重新提笔的人之一。1978年以后，他的创作重心再次转向散文：mcmlvii

从1978年12月至1986年8月，他撰写了分为五卷的150篇散文《巴金随想录》。mcmlviii各篇"随想"从1978年底起先在《大公报》（香港）艺术副刊上发表，随后结集出版单行本，最终汇编为合集。

1979年写成了同名五卷本系列的第一卷《随想录》，mcmlix收录随想第1至30篇及一篇后记。巴金于1984年凭此卷获得"全国优秀散文集荣誉奖"。mcmlx 1980年写成《探索集》，mcmlxi收录随想第31至60篇、附录一篇散文和一篇后记；1981年至1982年6月写成《真话集》，mcmlxii收录随想第61至90篇和一篇后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辞典将第三卷《真话集》mcmlxiii与巴金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并列为其最重要的作品。

在《随想录》系列之外，巴金1982年还出版了散文集《探索与回忆》。mcmlxiv

该系列的下一卷《病中集》mcmlxv收录随想第91至120篇、附录一篇散文和一篇后记。这些散文写于1982年7月至1984年2月期间。《无题集》mcmlxvi收录随想第121至150篇、附录一篇散文和一篇后记，写于1984年9月至1986年8月期间。

巴金晚期散文的一个特点是，其主要主题在内容上互不重复。边缘提及的主题可能较频繁地出现，例如呼吁建立文学档案馆、对年轻一代作家的赞扬以及警告"文化大革命"不要重演。巴金以其主题的多样性也展示了他在多个领域的渊博学识。但所有散文都有一些共同的基石：对真理的追求和启蒙性。巴金曾这样评论卢梭（Rousseau）："是卢梭最先教我学会写小说的。那个《忏悔录》的作者教导我要诚实，不说谎。"mcmlxvii"一些支持中国的外国朋友至今仍在为失去信誉而受苦，他们之所以失去信誉，是因为传播了我们的谎言。"mcmlxviii在散文中，巴金毫不掩饰：任何批评都不能使他动摇，只要他相信真理在自己一边，就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mcmlxix

《随想录》的德语选集收录了41篇散文，因此只是150篇"随想"中的一小部分选编——译本出版时原文尚未全部完成。马汉茂（H. Martin）将这些散文重新按"传记"、"文学"、"社会"三个主题组排列。尤其删除了大量悼念性散文。由于重新编排，篇目标题也作了细微调整。该书附有与各中文集的对照表、词汇表以及详尽的注释。除另有说明外，本文对该系列散文的分析也以该德语译本为基础。德语散文集中还收录了序言和演讲稿。略显令人困惑的是，德语译本使用了独立编号，这可能导致文中的引用指向产生混淆。本研究在涉及编号引用时均同时标注两种编号。

早在1980年，即第一批"随想"发表之后，便引来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生的批评。他们称这些散文"文学品质粗糙"、"冗长"、"重复"、"松散"和"文体粗疏"。mcmlxx

关于落款日期为1980年1月4日的随想第36篇"小狗包弟"mcmlxxi，此处进行一次较为详尽的示范性解读：

这篇散文写于1980年。巴金在文中回忆了二十年前的往事，即他1959年得到的那条狗，日久生情。由于社会和时代环境的危险（当时"红卫兵"正在肆虐），他不得不在1966年牺牲了爱犬的生命。巴金详细描述了这条狗的命运以及他意识到自己无力保护爱犬时的无奈和屈从。

在东西方的文学创作中，重要的与其说是存在的真实，不如说是虚构的真实。细读这个故事便会发现，巴金运用了大量艺术手法。在他与爱犬的真实经历之外，他还在篇首安排了一个"序曲"。这个序曲包含了不合常理的元素，更适合出现在童话中。例如主人公从监禁中出来后先买了肉食，然后才去找狗，以致对狗的死亡倍感失望。在现实中，他会先打听狗的下落。巴金努力使自己的虚构真实显得如同现实真实，为此穿插了许多无关紧要的细节，比如那位打听狗的日本女人。事实上，面对巴金的虚构真实，他是否将其伪装成存在的真实并不重要。

序曲中还运用了类比这一艺术修辞手法：主人对狗忠诚不渝，在出狱后要以肉食犒劳它，正如此前狗忠诚地守在主人身边，即使被人用棍棒驱赶也不肯离开。除了忠诚这一纽带之外，人与狗还有一个共同点：狗也被打断了腿。这条狗体现了人的最高理想：它忠诚到自我牺牲，即使所有人都转身离去，它仍舔舐主人的伤口，最终因悲伤而死。在这里，人类的非人性被一面人性之镜所映照：狗反而显得像是真正的人。

同样的手法——在"序曲"之后——同样适用于散文的核心部分本身。这篇散文起初似乎仅仅描述了小狗包弟那看似微不足道、至多具有个人意义的命运，但结合巴金毕生的文学创作来看，不难看出他关注的并非狗的命运，而是"文化大革命"的残酷。读者认识到：如果当年连一条无辜的狗都遭受如此对待，那么那些被认定有罪的人又承受了什么？

不仅在序曲中狗被"拟人化"、被建立类比关系：巴金本人在正文中也将自己与狗进行了类比，当他看到自己躺在解剖台上的景象时。即使包弟之死也是有用的，它服务于科学——一个人还能比这更无私吗？

巴金通过对狗的苦难经历的描述，传达了"文化大革命"残酷性的印象。在关于小狗包弟的散文末尾，巴金以痛楚的回忆提到了他的妻子，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患病去世。

为理解这一关联，需要预先了解散文"怀念萧珊"的内容。在那篇散文中，他于1979年倾诉了妻子去世时自己沉重的负疚感。他在文中写道，由于她是巴金的妻子，医疗救助被拒绝。在他的忏悔中，他甚至进行了某些不尽合理的自我指控，例如他觉得自己对妻子萧珊的死负有责任，这种负疚感甚至追随他进入梦境。巴金写过两篇关于妻子的散文，均收录在同一散文系列随想录中，排在这篇散文之前。

通过不提及"文化大革命"是其妻子死亡的原因，痛苦的控诉反而更加强烈——尤其是在相对微不足道的狗的生命的衬托之下。在关于小狗包弟的散文中，他以文学手法呈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残酷，通过一只狗的命运的虚构来揭露它。他那令人震惊的认识是无力感：他既未能保护狗，也未能保护妻子。巴金将对妻子的描写置于散文末尾，由此表明，在这篇关于小狗包弟的散文中，他所关注的根本上是个人面对集体残暴时的无力。

如果将这篇散文与1979年其他作品相比较，它符合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趋势。然而，冰心等作家否定"文化大革命"，王蒙以幽默方式加以消化，而巴金的散文则以其毫不留情和忏悔特质脱颖而出。

对狗的拟人化是中国文学中并不常见的主题。狗本身被明确地与外国联系在一起：瑞典和日本。这无疑与巴金在巴黎的海外经历有关。

巴金有意打破读者的期待：在对狗诙谐而细腻的描写之后，无论西方读者还是中国读者都期待一个好的结局。即使狗被送进了医院，读者也许还不愿相信狗的命运已经注定。这种期待在此被有意打破——仿佛不经意间事后说明，将狗送交医院就意味着它被处以安乐死和解剖。这个看似出自日常生活的故事，实际上是一篇带有政治控诉的文学作品。

在落款日期为1985年1月4日的"巴金为本版所作序言"mcmlxxii中，介绍了德语选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篇文学评论将随想录系列称为"十年浩劫"的见证，其主题是真理。mcmlxxiii此外，评论还特别提及了他的晚期散文中的以下篇目："向前看"、1986年撰写的"「文革」博物馆"mcmlxxiv（"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二十年前"和"向后看"（展望未来）。巴金为同时代人树立了一个勇敢者的形象，他在新时期继续与封建主义作斗争。mcmlxxv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论中，这些散文中的"我"mcmlxxvi以及感情的重要性受到特别强调。

1980年4月，巴金当选为重新成立的中国笔会主席。1981年茅盾mcmlxxvii逝世后，巴金出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成为其标志性人物。1982年，他作为最著名的在世作家在意大利获得但丁奖。mcmlxxviii在持续至1984年4月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他保持沉默，但仍被免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职务。

巴金的散文在两个创作阶段主要围绕两大主题展开：在民国时期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在文章中呼吁抵制封建主义的思维结构。"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主要致力于清算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创伤。

1980年代的散文主要涉及自传、文学和社会三个主题。巴金将自己的主题重心——反封建主义和"文化大革命"——归因于如上所述，他曾徒劳地试图书写1949年之后的"新人"。mcmlxxix

1997年7月再次访问香港时，笔者发现了续编《再思录》，mcmlxxx该书重新在上海出版，印数一万册。书中收录49篇散文，其中包括大量序言，尤其是为《巴金全集》各卷所作的序言。

主题：自传

他的散文的一个主题领域是对其作家生涯经历的描述。他在散文中追求的是真理，是要作出一份忏悔。mcmlxxxi mcmlxxxii他的散文是"探索"，内容比那被批评为"粗疏"的形式更为重要。他写作是为了分析"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苦难和非人性。在他的分析中，他得出结论：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四人帮"。mcmlxxxiii他的忏悔毫不留情，甚至达到了某种不尽合理的自我指控的程度，mcmlxxxiv例如他觉得自己对妻子萧珊的死负有责任，mcmlxxxv这种负疚感甚至追随他进入梦境。mcmlxxxvi

巴金认为自己的创作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启蒙运动、mcmlxxxvii平等和进步思想的影响。mcmlxxxviii这些观念早在他旅居法国期间就已萦绕于心。此外，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俄国和日本作家以及狄更斯（Dickens）和鲁迅的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写作禁令反而在之后更加激励他写作，mcmlxxxix甚至疾病也未能阻止他，mcmxc他的写作有时是一场"与死亡的赛跑"。mcmxci "复杂的思想者"这一标签——1980年代被用来标记持不同意见的作家——巴金引以为荣。mcmxcii

以下将逐一介绍随想录中的自传性散文：

已有德语译本的序言"《随想录》第一卷前言"，落款日期为1979年8月11日，阐明了巴金写下随想的动机。如上所述，这是他翻译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r Herzen）散文的副产品："我愿意向读者讲真话。'随想'是自愿写下的'忏悔录'。"mcmxciii

在落款日期为1980年10月26日的序言"《探索集》前言"mcmxciv中，巴金解释说这一卷名适用于其中所有散文，尽管只有个别篇目在标题中如此标明。他驳斥了对其"粗疏"风格的批评："我也从未想过要把自己装扮得漂亮和体面，更不曾想到要写一些漂亮的故事来供人消遣。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么多人的苦难和我自己的不幸驱使我拿起了笔，此后我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mcmxcv巴金要为"十年浩劫"作总结。mcmxcvi他追问"人怎么会变成'妖怪'？"mcmxcvii并得出认识："我们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四人帮'。"mcmxcviii

在随想第77篇"《随想录》日文版序"mcmxcix中，巴金这样评判"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人都只是侥幸地逃脱了死亡。"mm他为自己设定了目标：在自我指控之后，要深入到"文化大革命"更深层的原因中去。mmi他在"《随想录》第一卷序"mmii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该序写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1978年12月。

散文"与文学同行五十年"mmiii是对他在封建主义压迫下进行抗争的自传性叙述。他在文中讲述了自己对在芝加哥被判处死刑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工人萨科（Sacco）和万泽蒂（Vanzetti）的同情，后者从死牢中给他回了一封信，表达了对青年的希望。这构成了小说《灭亡》的部分传记背景，该书1929年由叶圣陶在《小说月报》上分四期连载发表。巴金在这篇散文中将卢梭（Rousseau）、左拉（Zola）、雨果（Hugo）和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以及赫尔岑（Herzen）、屠格涅夫（Turgenjev）*、托尔斯泰（Tolstoij）、高尔基（Gorkij）称为自己的导师，他还翻译过他们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此外他还提到了狄更斯和一些日本作家。"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mmiv随后是自传性叙述。他曾有一年闭门不出："我的手不知疲倦地在纸上飞驰，仿佛有许许多多的人要通过它倾诉心中的苦闷。[……]我变成了一台书写的机器。"mmv巴金描述了"文化大革命"中被禁止写作的时期，并惋惜"文化大革命"偷走了他生命中的一段时光。"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他起初感到解放，但随后意识到，76岁的他只剩下不多的写作年月了。mmvi他的每一本书都是一声对光明的呼唤。mmvii巴金将作家在社会中的功能比喻为心脏在人体中的功能。他视一切阻碍进步的制度为自己的敌人。

1980年7月13日，巴金在同名随想第47篇"'复杂的思想'"mmviii中，试图将这一在1980年代被强加给持不同意见的思想者和异见者的标签重新诠释为自己的自我认同。一个蹩脚作家最先给他贴上"复杂的思想"标签，起因是他不愿对那个作家的写作尝试及其失败发表评论。他可以坦然地接受这个标签。

在随想第120篇"再忆萧珊"mmix中，落款日期为1984年1月21日，巴金写道："夜夜，一次又一次，我听到骨灰盒中她轻轻的呼唤，她压抑的哭泣。"

在随想第16篇"重逢巴黎"mmx中，巴金讲述了他在阔别五十年后重返巴黎的经历。在这篇落款日期为1979年5月22日的散文中，他面对自己的"导师"卢梭（Rousseau）的雕像，记录了自己的感想——卢梭曾为反对不平等和压迫而斗争。

在访日期间，巴金实现了他长期以来未能如愿的"访问广岛"，mmxi记录在落款日期为1980年6月5日的随想第44篇中。他在日本有许多朋友，原子弹轰炸的灾难令他震惊，但"和平力量"在废墟上建设起一座繁荣城市的景象同样令他惊叹。巴金将"文化大革命"和原子弹轰炸的影响加以比较，但未涉及两者的可比性或责任归属问题。

在随想第113篇"病中（四）"mmxii中，落款日期为1983年12月20日，他回顾了在骨折疗养期间以及出现帕金森病症状时的写作尝试。

主题：文学

巴金散文的另一个主题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和作家的地位。他既倡导作家的独立性，mmxiii也倡导国际交流，例如通过世界语。他反对审查制度，mmxiv援引宪法保障的艺术自由权，反对通过艺术法进行更详尽从而更具限制性的规范。mmxv他还呼吁改善作家的工作条件，mmxvi并寄希望于年轻一代作家——他们虽然有时越轨出格，但其创新功能是不可或缺的。mmxvii

文学具有帮助那些铭记它的人的力量，即使他们不被允许阅读（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或无法阅读（如在生病时）。巴金赞同斯大林关于作家是"灵魂工程师"的说法。mmxviii在他看来，文学改变意识的功能比宣传功能或教化功能更为重要。mmxix文学无须惧怕批评或权威机构的裁判，它只需经受时间的考验。mmxx他的三部曲《激流》一经发表便已成为社会的财产，因此即使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我批判，作品仍然发挥了其影响力。mmxxi应当多读西方文学。mmxxii

以下将通过随想录系列中的个别散文来论证上述关于文学主题的认识：

在随想第42篇"蚕"mmxxiii中，巴金于1980年4月28日呼吁反对替他人代笔——这在中国的"代书"行业中有着悠久的传统。他将自己写作的决心比作蚕吐丝的意志。

在落款日期为1980年5月15日的"《中短篇小说选》及《杂文选》序"mmxxiv中，巴金赞同他的写作是与死亡赛跑这一说法。

随想第94篇是"一篇序文"，mmxxv落款日期为1982年9月24日和10月4日。巴金在文中为世界语做宣传，他自己曾掌握这门语言。他反对在压力下产生的一个由自己删节的小说《家》的版本。mmxxvi

"我的'宝库'"mmxxvii是随想第108篇的标题，落款日期为1983年11月20日。巴金在一次生病期间，将对读过的作品的记忆视为"宝库"，因为即使在无法阅读的时刻也能回忆起它们。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书籍被没收时。在这篇散文中，巴金同样采用了斯大林关于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说法。

在随想第9篇"文学的作用"mmxxviii中，落款日期为1979年1月27日，巴金除了指出文学的宣传功能和教化功能之外，尤其强调了长期阅读所带来的改变意识的功能。他本人阅读各种类型的书籍，尤其是大量外国文学作品。他说明了自己曾徒劳地试图书写1949年之后的"新人"。相反，他更善于书写自己所熟悉的事物，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苦难。

在随想第64篇"一座当代文学档案馆"mmxxix中，落款日期为1981年4月4日，他回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自己也曾相信宣传，并以"清除一切知识"为目标：mmxxx"我否定自己到了彻底的地步。"mmxxxi中国现代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海外仍受到重视这一经历，促使他呼吁建立一座现代中国文学档案馆，尤其应记录"五四运动"作家的作品。mmxxxii

在随想第37篇"探索"mmxxxiii中，落款日期为1980年2月9日，巴金以含蓄的方式批评时政，敦促人们发展新思想、进行探索，mmxxxiv以求有所改变。他回忆了童年时代，四五岁时就厌恶其官宦家族的繁文缛节，宁愿与"下层"人交往。对变革的渴望也是他的写作动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变成了一个机器人，但他活着，将继续"探索"。

在带有哲思色彩的随想第38篇"再谈探索"mmxxxv中，落款日期为1980年2月25日，巴金面对如何做一个好人的问题。勤奋阅读能教化读者，使其不再那么容易被单部作品所左右。巴金对"伤痕文学"持矛盾态度——伤痕文学明确揭示了中国的弱点，而他则将自己的立场定义得更加爱国和更具建设性。

在随想第40篇"再谈探索（续）"mmxxxvi中，落款日期为1980年2月29日，巴金反对所谓"权威机构"对文学的干预，因为作者最终要对自己的文学作品独自承担责任。他本人有过这样的体验：一旦他顾及他人来写作，其文学的质量就会下降。

"多鼓励，少管教"mmxxxvii是一篇散文的标题，该文应写于1979年11月至1980年2月之间。巴金在文中思考文学效用的问题，并要求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

在随想第45篇"管教与宣传"mmxxxviii中，巴金于1980年7月11日就文学发表看法：文学无须惧怕批评，它只需经受时间的考验。宣传不具有说服力，只有一个人从内心深处接受的东西才有说服力。巴金倡导"复杂的"、即不随大流的思考，以及文学中不同意见的共存。

在随想第3篇"多出版西方文学？"mmxxxix中，巴金以大胆的比较批评"四人帮"："作为秦始皇和希特勒（Hitler）的好学生，他们甚至举行了焚书。"mmxl他呼吁多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该文落款日期为1979年1月2日。

在1979年1月16日写成的随想第5篇"怀念我已故的妻子萧珊"mmxli中，他以情感充沛的笔调回忆了与妻子萧珊（本名陈蕴珍）三十余年的婚姻生活。萧珊1973年因癌症去世。他觉得自己要为她的死负责，因为作为巴金的妻子，她长期被拒绝医疗救治。有一次她想保护丈夫，却先被红卫兵用镶铜扣的皮带抽打。mmxlii她还必须每天早晨清扫所在街区的马路。但在随后的散文mmxliii中，他又将医疗救治的不足归结为当时的总体状况。此外他还描述了妻子最后的日子和最后的时刻。最令人难忘的时期是"文化大革命"，它既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也带来了令人欣慰的事件。他以表面上极为温婉的语言，表达了对已故妻子的深切感情。

在随想第95篇"一封回信"mmxliv中，落款日期为1982年10月26日，巴金向一位外国女作家描述了1975年至1982年间中国文学界的巨大自由化进程。在这篇散文中，优美的形式似乎优先于内容。

在随想第55篇"赵丹同志"mmxlv中，巴金赞扬了他个人认识的演员赵丹。赵丹于1980年10月8日，即癌症去世（10月10日）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质疑共产党对艺术的领导权，倡导个人主义，反对审查。巴金指出，批斗会早在1964年就已开始，因此"文化大革命"的起始时间难以精确界定。这篇散文在赵丹去世后的第二天开始撰写，于1980年10月13日完成。

在随想第27篇"我们需要一部'艺术法'吗？"mmxlvi中，落款日期为1979年8月5日，巴金指出宪法中保障的艺术自由创作权在现实中被压制所架空。如果艺术家想通过法律来保障在意识形态框架内艺术的实际自由空间，巴金认为这是相对于宪法权利的一种倒退。而且这样一部法律也不具可操作性，因为政治对艺术的要求变化得和政治本身一样快："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了一句'搞文艺危险'，接下来就有一段时间所有人都必须批判'搞文艺危险论'了。"mmxlvii

在随想第54篇"再谈小骗子"mmxlviii中，落款日期为1980年10月9日，巴金反对特权思想——正是这种特权思想才使小骗局成为可能。

在随想第61篇"真话"mmxlix中，落款日期为1981年1月29日，巴金再次涉及那些借以谋取特权的小骗局。这是一篇关于日常欺骗的报道，例如一位朋友声称参加了他的再婚典礼，但婚礼实际上根本没有举行。

随想第28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mml，落款日期为1979年8月6日，是一篇呼吁向前看、但不要忘记"文化大革命"那十一年的檄文，同时也不应批评"伤痕文学"。巴金在文中表白了自己的爱国立场。

随想第58篇"作家们"mmli，落款日期为1980年10月17日，是一篇为年轻作家辩护的文章——即使他们举止不够礼貌，即使他们不尊重像他这样的老一辈作家。

演讲稿"竭尽全力为文学的繁荣而努力（中国作家协会开幕词和闭幕词）"mmlii，落款日期为1981年12月17日和22日，包含了对年轻一代作家的赞扬。巴金在其中表达了对"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文学自由发展的欣喜。他重申了此前的主张，如呼吁建立现代中国文学档案馆。

他与年轻作家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散文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接受态度。正如一代人之后的王蒙一样，巴金在年轻作家中享有威望，但两人的基本立场不同。1980年11月，在对现代主义者的攻击中mmliii，他这样说道：

在他们眼里我也不过是一个可笑的老头子。他们就是新一代的作家，他们昂首阔步走上文坛，占据了他们应有的位置。他们坦率、质朴而真诚，没有等级观念，不会卑躬屈膝。他们也不要求任何人来扶持他们的成长——生活已经帮他们做到了。也许有人觉得他们无礼，讨厌他们闯入的猛劲儿……可是说实话，我喜欢他们。mmliv

主题：社会

巴金自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己也曾相信宣传，正如他所说："我否定自己到了彻底的地步。"他如前所述，呼吁建立"五四运动"文学档案馆。mmlv他的写作动力是变革；在社会中也必须不断发展新思想。在封建时代，他就已经谴责了社会等级群体结构缺乏合法性。mmlvi他推荐勤奋阅读作为抵御被操纵的良方。巴金对"伤痕文学"持矛盾态度——伤痕文学明确揭示了中国的弱点，而他则将自己的立场定义得更加爱国和更具建设性。mmlvii

巴金在反对社会"道德沦丧"迹象方面的保守论述显得薄弱，例如他对"金钱婚姻"现象的批评。mmlviii巴金以若干案例批评了特权思想如何被用于小骗局。mmlix"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现在应当向前看。mmlx他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化毁损而痛心，mmlxi并反对废除、简化或规范汉字。mmlxii此外，他反对专制式教育、学生的自我检讨、考试制度和机械灌输。mmlxiii巴金在新的现象中看到了封建主义的影子，例如对"四人帮"的个人崇拜。mmlxiv 1975年至1982年间，中国文学界经历了巨大的自由化进程。mmlxv

正如巴金赞扬演员赵丹——赵丹在癌症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中质疑了共产党对艺术的领导权，倡导个人主义，反对审查（参见第443页）mmlxvi——他本人在晚年也同样直言不讳（参见第437页）。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斗会上他曾抱持机会主义心态，事后他原谅了控诉者，并庆幸自己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者"。mmlxvii巴金说，他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试图写日记，但均告失败。mmlxviii 1965年他曾被迫公开攻击一位同行。迫使他这样做的那个人自己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至于不久后便自杀了。mmlxix对他倡导"独立思考"（1956年）和"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1962年）的批判几乎将他逼上了自杀之路。mmlxx巴金对真理进行了哲学思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人相信那些宣传，最不信的恰恰是控诉者和他们的听众。mmlxxi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非人性，巴金找到了这样的意象：人变成了"妖怪"，在他的梦中，折磨他的人变成了"野兽"，"吃人"。mmlxxii

以下将通过随想录系列中的个别散文来论证上述关于社会主题的认识：

随想第119篇mmlxxiii，落款日期为1984年2月9日，探讨了"金钱婚姻"这一主题：在1920年代至1950年代的反封建传统中，婚礼尽可能从简，而巴金报道了封建习俗的复苏。写作的起因是侄女告诉他，她正在为儿子的婚礼攒一大笔钱。接下来是一个并不十分令人信服的个案叙述：某人发财后因腐败被判刑。巴金做了概括性的因果联系：这是"金钱婚姻的结果"。

在随想第106篇"重游杭州西湖"mmlxxiv中，落款日期为1983年10月19日，巴金讲述了1983年他像几乎每年一样游览西湖的经历。他在这篇散文中报道了新建园林带来的日益增长的美丽和不断推进的旅游开发，同时也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洞窟中的佛像被砸毁表示遗憾。巴金还感叹了自己因年迈而行动不便。

在随想第98篇"谈文字改革"mmlxxv中，落款日期为1983年7月9日，巴金反对废除汉字的设想。他主张缓慢而有限度的简化。他甚至批评已经实施的文字改革，认为它妨碍了大陆人与其他华人之间的沟通。"[……]任何语言，只要不是已经消亡的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是向着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丰富的方向发展的，以便更加精确和优美地表达人的复杂思想。"mmlxxvi巴金在此引述了自己先前写过的一篇散文。

在随想第75篇"小端端"mmlxxvii中，落款日期为1982年1月20日，巴金根据自己家庭的经验，就孙女端端的教育问题发表了看法。他批评了训斥和机械灌输的做法，主张应当依靠自己的头脑。他本人有过这样的体验：只有真正理解了的东西，他才算真正学到了。他批评考试制度；六十岁了还不得不参加考试。他注意到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写检讨和孙女在当下写检讨之间的相似性。孙女受罚的原因是她去朋友家玩耍而非如所说的那样在学校。

在随想第84篇"解剖自己"mmlxxviii中，写于1982年4月24日巴金卧病杭州期间，他讲述了自己在批斗会上的经历。回顾往事，他原谅了当年的控诉者，并为重新找到"独立思考"mmlxxix而感到欣慰。他说这篇散文的起因是之前的一篇散文，其中他谈到了1967年10月在上海马戏场的一次批斗会。

在随想第111篇"我的日记"mmlxxx中，落款日期为1984年1月2日，巴金描述了杨沫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一本日记，其中记录了批斗会上对老舍的折磨和殴打，老舍此后在不明情况下死去。借着这本日记，巴金回忆起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多次开始写日记，但总是过了一段时间就被销毁，直到他放弃了写日记。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对三部曲《激流》所作的自我批判，并未改变他的作品的影响力。巴金在随想第115篇"一个深刻的教训"mmlxxxi中得出了这一认识，落款日期为1984年1月17日。他认为原因在于，书籍一经出版便已成为社会的财产。

在"奉命文学"mmlxxxii中，落款日期为1979年1月24日，巴金承认自己1965年曾在压力下撰写了一篇对电影《不夜城》的负面影评——该影片记录了上海纺织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他这样做的叶以群自己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如上文所述，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

巴金在随想第49篇"再谈说真话"mmlxxxiii中，落款日期为1980年10月2日，驳斥了对他的随想的批评。其中的真话是批评也压不垮的。巴金以严厉的言辞谴责了投机主义者，他批评了对安东尼奥尼（Antonioni）的电影《中国》mmlxxxiv的批判被意大利左翼媒体不加甄别地照搬。他仅有的几次说真话——例如上述1956年的散文和1962年的演讲——都被追究。这使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mmlxxxv"起先我自欺欺人来改造自己，后来又说谎来保护自己。"mmlxxxvi

在随想第79篇"三谈真话"mmlxxxvii中，落款日期为1982年3月12日，巴金借谌容的小说《真真假假》mmlxxxviii反思了一种在会议上只说空话、将独立思考弃之不顾的习惯。"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人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而撒谎。但巴金当时一度还相信自己的谎言。然而当他听到那些指控之后，"我的勇气便自然而然地恢复了。我明白了，连演讲者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更何况听众。"mmlxxxix

在随想第11篇"桃核船闹剧"mmxc中，落款日期为1979年2月12日，巴金批评"四人帮"的迷信崇拜是"封建主义的"。

随想第114篇"我的噩梦"mmxci，落款日期为1984年1月9日，讲述了巴金如何在噩梦中频频惊叫。"我与噩梦的斗争[……]总是以失败告终。"mmxcii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迫害者在这些梦中变成了野兽，"吃人"。mmxciii

在序言"《随想录》续篇"mmxciv中，巴金说明这个合集所收录的150篇散文反映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爱好、愤慨和悲伤。他描绘了历史，同时也记录了人们悲伤的情感和思想。他呼吁以真理的名义建立一座"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在散文"十年一梦"mmxcv中，巴金叙述了"十年动乱"（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传性经历以及自己心境的变化过程。他在文中说明，那十年事后看来如同一场噩梦。最可怕、最可畏的是对精神的摧残和奴役。这篇散文的语言炽热，可以感受到巴金的激愤。在最艰难的时期他极为愤慨。通过这些忏悔，巴金公开忏悔了自己的过失。

形式与风格

"我个人向来认为形式是次要的，它服务于内容"，mmxcvi巴金如此表述。他的风格可以用以下特征来概括：

- 繁冗

巴金自己也承认，早期作品中有许多欧化的长句，mmxcvii但他并非为娱乐而写作。

- 流畅

巴金在散文中经常谈到，他被内心的一团火驱使着写作，一气呵成地写下散文。巴金的语言也明显比鲁迅等人的语言更为流畅和亲切随意。

- 形象化

与鲁迅喜用直接比喻或可移植的寓言不同，巴金有时使用抒情的意象，例如描写一次空谈会议时写道："在会议室里开会的时候，我仿佛觉得时间叹着气从门外走了过去。"mmxcviii

- 直白

巴金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mmxcix巴金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以炽热的、直截了当的激情描述自己对社会和人际感情的印象和见解。最能打动读者的，也许正是巴金那毫无保留的坦诚。mmc

这些散文在结构上往往相似：巴金先描述一个观察或一个问题，然后举例说明并表明立场，接着给出评论，最后以明确的言辞——通常是一个呼吁——结束每篇散文。

社会政治观点

巴金的社会政治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关键词：

- 爱国者与无政府主义同情者

巴金年轻时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同情者，终其一生又始终是一位爱国者。mmci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是温和的：在早期散文"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mmcii中，巴金明确反对恐怖主义。

- 信仰文学的社会政治功效

以下引文或许可以阐明这一信仰：

我说的话不算什么，要制造舆论我又没有宣传机器。我唯一的机会就是那些前言、序言、后记、结语和尾声。……我不放过任何一个给书多说几句话的机会。mmciii

巴金对自己的思想被批评为"复杂"感到高兴，尽管这一评语的本意是"不服从路线"。mmciv他呼吁"独立思考"。mmcv

- 反封建主义者

在此同样仅引一段话来说明他的这一立场，这一立场贯穿了他直至"文化大革命"的散文创作：

我最大的敌人是谁？一切阻碍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旧传统观念、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毁我们爱情的势力。我从来坚守自己的立场，从未妥协。mmcvi

- 世界主义者

巴金1924年学习了世界语，并曾短暂担任上海世界语协会干事。mmcvii十六岁时，他在成都出版的杂志《半月》上发表了散文《世界语之特色》。他的小说《家》由韦毅达译成世界语。

- 仅在压力下自我审查

巴金在出版商的压力下删节了《家》的初稿，删去了一切不利于宣传的内容（如缠足或吐痰等描写）。后来他公开反对这一删节版本。mmcviii

- 档案馆的倡导者

现代中国文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海外得到持续推崇的经历，促使他——如在逐篇分析散文时已经提到的——呼吁建立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该馆确实于1985年在北京开馆。mmcix

- 人道主义者

在此同样引一段话来阐释巴金的这一关怀：

可笑的是，我自己也曾相信人权是资产阶级的事，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是不配享有的。mmcx

- 和平主义者

和平是他在散文中反复强调的一个理想。mmcxi

总而言之，巴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如何多次先沦为体制的牺牲品，而后才获得进行批判所必需的距离。其中一个例子是他对小说《家》的自我审查，后来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该书被禁时否认此书，直至他认识到这部小说早已成为当代史的一部分，活在读者心中，任何事后的禁令只会使它更加难以忘怀。另一个他认识转变的例子是：巴金起初相信对他提出的指控是正确的，并绝望地试图改过自新，直到他意识到这些指控越来越荒谬，甚至提出指控的人自己都不相信。巴金多次尝试争取思想独立和作家独立，但每次事后都遭到清算。在"文化大革命"的创伤之后，巴金彻底挣脱了意识形态管控的束缚，此后——当然也借助于香港出版社的安全保障以及年迈的告诫者的权威——直言不讳地写下他的想法。他由此表达了一些洞见（例如"四人帮"实际上由数百万人组成），这些想法无疑许多人与他一样拥有，却不敢说出口。

在对个别散文家进行一番附论之后，将介绍五位当代中国代表性散文家中的第三位：汪曾祺。他在当代散文中坚守中国传统。

老舍、刘白羽、秦牧、魏巍、吴伯萧

据刘锡庆所述，1949年至1966年间最著名的散文家，除了在1949年之前已颇具影响力的老舍mmcxii（1899—1966），以《养花》闻名外，还有刘白羽mmcxiii（生于1916年），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上名列第7，总排行榜上名列第22（排行榜见第　页），秦牧mmcxiv以及杨朔（见下节）。mmcxv此外他还提到魏巍mmcxvi（生于1920年），1990年代从事报告文学创作，以及吴伯萧mmcxvii（生于1906年），mmcxviii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上与冯骥才并列第9，在总排行榜上与老舍并列第27（排行榜见第　页）。

秦牧1984年凭散文集《秦牧散文选》、刘白羽凭《芳草集》分别获得"全国散文集奖"。mmcxix

关于刘白羽和杨朔，王蒙在1994年的"访谈"中指出：

过去杨朔和刘白羽在散文中经常抒发感情。但这些感情如果年代较为久远，有时也显得颇为虚构。

关于党、军人、英雄与自然——杨朔（1913—1968）

传记资料及散文评述载于《中国当代著名文学作品鉴赏辞典》。mmcxx北京出版的一部英译散文选集mmcxxi中收录了杨朔的传记mmcxxii以及"香山红叶"mmcxxiii和"茶花赋"mmcxxiv的英译。中文方面有《杨朔散文集》。mmcxxv 1993年初版、1995年出至第五版的《杨朔散文选》mmcxxvi收录39篇散文，由徐柏容、郑法清编选并作序，印数达27000册。

杨朔（1913—1968），原名杨毓###，山东蓬莱人。他参加过抗日战争，以描写延安人民的散文"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成名。他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上名列第11，总排行榜上名列第30（排行榜见第　页）。

1939年杨朔参加八路军，后成为积极分子和宣传员，1943年在延安党校学习。他通过自学掌握了写作技艺，mmcxxvii创作了大量小说和短篇，作品中经常出现军人形象。mmcxxviii

1955年以后，他从短篇小说转向艺术散文创作。mmcxxix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类资料一致赞扬他的宣传性散文和叙事作品。然而，同样值得关注的至少还有他的自然和情感描写，如"香山红叶"（1956年）以及"茶花赋"mmcxxx（1961年），后者是一篇成功的、充满感情的自然描写的范例，但在杨朔传记所列十二部作品中却未被提及。mmcxxxi在关于红叶的散文中，"红"色这一次并非象征意识形态，而是明确作为自然现象，并被有意地与一位友善的老人联系在一起——他敏捷地带领一群人攀登香山。

在第一篇叙事作品"帕米尔高原的流脉"之后，他主要从事散文创作，其中最重要的有："万古青春"，mmcxxxii"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mmcxxxiii和"生命泉"。他最重要的散文集是《杨朔散文集》。mmcxxxiv

杨朔的散文尤其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影响巨大：中学生和大学生被要求模仿他的写作风格。mmcxxxv杨朔的大部分散文写于1960年前后。mmcxxxvi冰心称其散文语言"清如水"。mmcxxxvii在落款日期为1960年的散文"荔枝蜜"mmcxxxviii中，杨朔描述了自己对蜜蜂和蜂蜜美味的态度转变过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批评中，散文的诗意特征受到突出强调：杨朔以肯定的笔调描写英雄与自然。mmcxxxix"他将诗歌与散文相结合，提升了散文的审美价值。"但也有批评之声："杨朔散文真正的弱点在于：不够开放，淡远（平淡而脱离现实），因为它们不是政治武器，结构似乎出于一种盲目附和的情绪，语言略显造作。"mmcxl

周而夏、柏杨、曹靖华、周立波、黄宗英

《中国散文鉴赏文库》mmcxli除上述散文家外，还为周而夏mmcxlii（生于1914年）和柏杨mmcxliii（生于1920年）辟有专门条目。朱金顺还提到了该文库未收录的曹靖华、周立波和黄宗英。mmcxliv

在此需再次说明，本研究在遴选1966年以来最著名的散文家时，也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评价，mmcxlv并通过《中国散文鉴赏文库》加以补充，同时纳入了1994年中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书店中可以买到的最新书目，这些书目表明相关作者至今仍具有影响力。本研究仅收录在统计排行榜（见前文）中名列前茅的散文家。

孙犁、杨绛、陈白尘

孙犁创作了十余卷《孙犁散文选》。mmcxlvi他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上名列第5，总排行榜上名列第17（排行榜见第　页）。在此仅举一篇代表作——落款日期为1982年2月9日的散文"一段报纸的故事"mmcxlvii为例：这是一篇关于简朴的乡村生活以及在那里订阅一份报纸之艰难的报告。在农村人口普遍缺乏教育的背景下，报纸所承载的"知识"被拟人化并加以颂扬。孙犁被归入"荷花淀派"。他尤其在1980年代留下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散文。

散文家杨绛（杨李唐，生于1911年），钱锺书之妻，以1981年出版的《干校六记》mmcxlviii同样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推崇。她在书中讲述了自己在干校的生活以及文学改革时期的经历。该散文集已被译成英文、法文和日文。mmcxlix她的小说《洗澡》mmcl已有德译本。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还提到陈白尘。他最重要的散文集是《云梦断忆》。

6.2 古典学者——传统主义者汪曾祺（1920—1997）

"随笔"的特点［…］在一个"随"字，随意、随便。想到就写，意尽就收，轻轻松松，坦坦荡荡。mmcli

"随笔"的特征[……]在于一个"随"字，即随意、随便。想到就写，意尽即收，轻轻松松，坦坦荡荡。

传记资料一方面可从汪曾祺本人的自传性概述mmclii中获知，另一方面见于《中国当代著名文学作品鉴赏辞典》。mmcliii《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称汪曾祺为"著名散文家"，mmcliv尽管其中并未收录他的散文。汪曾祺已有多篇小说被译成外文。mmclv笔者1996年对汪曾祺的访谈成果亦纳入此处。

汪曾祺mmclvi 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高邮。其父为花卉画家，擅长"写意"mmclvii画风。汪曾祺本人最初学画，并始终认为绘画是比写作更直接的情感表达方式。他将绘画中获得的关于结构和意境的经验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mmclviii他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上名列第3，在总排行榜上名列第11（排行榜见第　页）。

中学一年级时，汪曾祺已随父亲的胡琴伴奏演唱京剧。为躲避日军，他不得不逃往淮安和盐城。在中学时期，清代作家归有光的散文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mmclix他当时背诵了约一百篇桐城mmclx派散文（其中包括姚鼐的作品），这对他的散文创作至今影响深远。mmclxi他尤其继承了起承转合、内在秩序、恰当节奏、流畅过渡以及"文气"等创作要素。mmclxii

他在江阴读完高中。1939年起在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学习四年。在那里，沈从文mmclxiii对他日后的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叙事作品具有相似的地方色彩，人物刻画带有一种可比拟的"温情"和"同情心"。mmclxiv汪曾祺从沈从文那里学到，作家必须将自己置于与笔下人物同等的位置，才能真实地刻画他们。人物的情感应通过对其周围景物的描写来表达。mmclxv沈从文将他早期作品中那种对生活的消极态度纠正为一种积极热情的态度。

当汪曾祺写到沈从文"即使在八十岁高龄，沈先生每天仍工作十多个小时，完成了他关于中国古代服饰的宏伟研究"mmclxvi时，要正确理解这段话，必须知道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人的悲剧命运——他因对政治和文学发展的失望而将自己埋入"无害的"学术研究之中。

1940年汪曾祺开始创作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诗。mmclxvii 1948年出版了一部小说集。mmclxviii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汪曾祺停止了写作。mmclxix 1955年他发表了一出京剧。mmclxx凭借这种多方面的才能——此外汪曾祺还从事绘画——他符合博学文人的典型形象。汪曾祺自视为宋代以前意义上的正统儒家。mmclxxi 1958年他被扣上"右派"帽子。mmclxxii平反后他在北京京剧团获得一个编剧职位，任职二十余年。在此期间，他致力于提高京剧的文学质量。1962年他写了三篇短篇小说，1963年又出版了一部小说集。mmclxxiii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及其后数年，他编写了若干颇有影响的京剧剧本，mmclxxiv修改了江青的样板戏，还为之撰写剧本。汪曾祺持续三十余年从事传统风格的京剧文本创作，仅有短暂中断。他倡导古今融合、中西兼收。mmclxxv在此期间他未写散文和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以一篇关于"花边文学"的论文复出，内容涉及甘肃的民间文学。

自1970年代末起，汪曾祺大量创作散文，也重新写了一些短篇小说。mmclxxvi关于两种文体的区别，他解释说："我的散文比我的小说更具中国传统。"mmclxxvii

与此同时，汪曾祺主张中西散文的融合，对于后者他说："我比较喜欢意识流风格的外国散文。英语作家伍尔夫（Woolf）写的某些东西，看似毫无关联。但她的散文非常优美。虽然不够写实，有些人觉得难以理解，但在我看来，她表达了对人类生活的关怀和同情。"mmclxxviii

1950年起他编辑《北京文学》杂志，1955年起编辑《说说唱唱》，同时还编辑《人民文学》。

他的散文集《蒲桥集》以及1966年后所写的《偏向传统》中的风格"类似明清散文"。mmclxxix王蒙在1994年的"访谈"中说：

还有一些散文家，如汪曾祺，喜欢在作品中表达老年人的情感，喜欢追忆往昔和旧交。一个老人似乎在向我们讲述久远的过去。mmclxxx

汪曾祺以其独立的"抒情现实主义"、以其风俗画般的笔触，通常获得正面评价。mmclxxxi他总共只出版了为数不多的散文集。mmclxxxii

以下介绍几篇散文，以展示汪曾祺典型的散文风格：

在落款日期为1982年9月17日的自传性散文"两栖动物小传"mmclxxxiii中，他描述了自己对创作京剧剧本的热爱以及对绘画的兴趣。"至今从我的散文中仍可读出归有光和桐城派mmclxxxiv的影响。"mmclxxxv归有光是清代著名散文家。该文包含大量自传性资料，已被纳入本研究。

1983年汪曾祺在优美的散文"天山行色"mmclxxxvi中描写了山峦、湖泊、森林、树木、飞鸟、小动物、风景和乡村风俗。天山的种种美景在阅读中历历如画地浮现于读者眼前。语言精确，汪曾祺能够令人信服地描述景物在他心中唤起的深沉情感。

在总标题"夏天的昆虫"mmclxxxvii之下，各种昆虫被分别写成短小的散文篇章。这一散文系列与散文"踢毽子"mmclxxxviii是被选入选集最多的作品（见排行榜第　页），后者描述了一种自制的儿童游戏。

另一篇收录率极高（见排行榜第　页）的散文是"昆明的雨"mmclxxxix，落款日期为1984年5月19日。汪曾祺对此解释说：

总的来说，我的散文完全旨在表达我的感情。我在昆明一共住了七年。那里的雨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例如，我在"昆明的雨"中写到可以把仙人掌倒挂起来。这说明空气非常潮湿。此外，我也在散文中流露出自己的人生态度。mmcxc

汪曾祺在这篇散文中以生动的文字描述了昆明雨季的独特之处。他从一幅画出发，运用形象化的语言，向读者生动展现了雨季昆明的氛围以及此间可见的各种水果。因下雨，他和一位朋友在一处地方滞留了很长时间，那里的气氛深深吸引了他，以至于多年后他还为此赋诗一首，置于散文末尾。这符合文人的一个古老传统。

散文"跑警报"mmcxci同样是收录率最高的作品之一。汪曾祺在1985年2月回忆1939至1940年间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昆明的岁月。他描述了联合大学师生在躲避轰炸时的机敏和聪慧。该文发表在昆明的一家杂志上。汪曾祺记述了当时一些有趣的事件：他描写了空袭警报中的逃难与疏散，也描写了混乱中的从容——中国人因长久应对困难的传统而形成了这种从容。该文笔调机智而幽默。

1987年出版的《汪曾祺自选集·散文卷》mmcxcii收录了散文和小说。另一部收有书评的文集《晚翠文谈》mmcxciii出版于1988年。

1988年12月，散文"武大郎和尚与七尺半大"mmcxciv发表于《人民日报》，这也是收录率最高的作品之一（见排行榜第　页）。汪曾祺将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与当代生活联系起来。小说中，武大郎有一间生意兴隆的小面食店，但有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她背叛了他，丢下他和孩子，与情夫私奔了。当代的对应人物"七尺半大"也有一间小店铺，但店主被描绘为机灵、精于经商且富有。作者认为，这第二个人可以娶到最漂亮的女人，而这个女人也会真心爱他、关心他。这篇散文以日常小事来阐释历史变迁：汪曾祺对进步社会持肯定态度。文章写得幽默而动人。

关于1989年民主运动，他表示："终有一天，六月事件会被重新评价，但这一天还要等很久。"

1989年出版了两部文集，第一部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书名《偏向传统》，mmcxcv第二部是《蒲桥集》。mmcxcvi以下散文可视为其中的代表作：汪曾祺在散文"国子监"mmcxcvii中——这也是收录率最高的作品之一（见排行榜第　页）——首先介绍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经济、财政和官僚制度的特征。他描写了北京繁华的集贤门，还有典礼、宫殿式的建筑、石刻。汪曾祺在这篇散文中提供了一些独一无二的历史描写。仅用5000字，他便勾勒出皇家教育官员的若干惯例。文风自然，显示出对题材的娴熟驾驭。mmcxcviii

散文"泡茶馆"mmcxcix，落款日期为1989年9月16日，是一篇睿智而富于轶事的中国茶味之旅游记，同样属于收录率最高的作品之一（见排行榜第　页）。汪曾祺描述了不同的口味、冲泡方式、地方传统，也不忘谈及水质和泡茶仪式。他顺便提到了与巴金、陆文夫和老舍共同饮茶的经历。

汪曾祺1989年发表的一出京剧获得了特别的知名度。mmcc

1992年出版了《汪曾祺》mmcci一册，印数3700册。收录17篇散文，其中包括1篇序言，另有33篇小说。1993年出版了在介绍其中收录的早期散文时已提到过的《塔上随笔》mmccii一册，印数21000册。该集收录59篇散文，其中包括1篇序言。1993年底，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散文家作品集·汪曾祺卷》mmcciii中汇集了——据他本人所述——所有不属于游记、颂辞、文论和抒情散文类别的散文，该集印数10000册。mmcciv集中收录74篇散文，其中包括1篇序言。

1995年，18篇散文被收入《大家随笔》mmccv一册，印数20000册。该册共收录四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家的129篇散文，其他三位散文家分别是王蒙、刘心武和贺兴安。贺兴安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上名列第13，在总排行榜上名列第33（排行榜见第　页）。

1996年笔者拜访汪曾祺时，他告诉笔者自己已经搁笔。仿佛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赠给来访者一幅刚刚完成的画作。

汪曾祺本人还提到了其他几篇散文：

我还写过一些论述文章。在"随遇而安"这篇比较出名的论述中，我主张在任何困境中都要找到生活的乐趣。另外还有一篇比较有名的论说文，题目取自我父亲的一句话，叫做"多年父子成兄弟"。我父亲的意思是，多年以后他成了我的兄弟。我认为他由此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伦理观。我认为值得赞扬的是，在当时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限制下，他仍能把父子关系视为自由和平等的。mmccvi

作者在一篇自传性概述中预告了文集《汪曾祺作品集》。mmccvii mmccviii其篇幅约占他所遗留的总共二百万字中的一百二十万字。mmccix

汪曾祺于1997年5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总括而言，汪曾祺曾修改江青的样板戏，也为之撰写剧本，从而积极配合了"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传统艺术的摧残。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后当旧有剧目重新获准上演时，他又致力于提升京剧在文学上惨不忍睹的质量。在其整个创作生涯中，他从不直接发表政治言论，而是专注于传统题材（国子监、《水浒传》）和景物描写（昆明）。汪曾祺由此追随了其师沈从文的道路。

在介绍了巴金——他从最初的政治肯定取向转变为至迟"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激烈批评者——和汪曾祺——他在样板戏的"罪过"之后在文学上不再涉及政治——之后，再简要介绍几位其他散文家，随后将论述五位当代代表性散文家中的第四位余光中。他是台湾被选集收录最多的当代散文家。

张洁、宗璞、丁宁、王英琦、苏叶、叶梦、斯妤等

除前述著名散文家外，刘锡庆认为近年来涌现出许多有才华的女性散文家。他首先提到三位年长者：丁宁（生于1924年）和宗璞mmccx（生于1928年），后者1984年凭散文集《丁香结》获得"全国散文集奖"。mmccxi在这部散文集中，她深刻揭示了自己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创伤。1993年初版、1994年再版的《宗璞散文选》mmccxii收入百花散文书系。该卷印数7000册，收录1961年至1993年间的112篇散文。编者在序言中写道，宗璞是从游记开始走上散文创作之路的。

刘锡庆还提到张洁（生于1937年）。她在散文"拾麦穗"mmccxiii中讲述了自己幼年时的经历——她从小就爱上了一位老人，但最终因他去世而失去了他。

在年轻一代中，刘锡庆提到五位：

- 王英琦（生于1953年）；

- 福建新锐女作家唐敏，以畅销散文"女孩子的花"闻名，从西方视角来看是一篇令人难以忍受的矫揉造作的文字；

- 南京散文家苏叶，著有散文集《总是难忘》，张洁也以此为题编选了一部多位女性散文家的散文选集；

- 湖南女作家叶梦（生于1950年），著有《月亮，生命，创造》。她的散文"羞女山"mmccxiv以带有情色意味的笔触描写了一座形似沉睡少女的山峰，最终通过与女娲的比拟加以升华。该文已在本研究中译出，正在准备发表。最后，刘锡庆还提到了

- 斯妤（生于1954年），以《斯妤散文精选》成名，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年轻北京女作家。她与冰心合编了丛书《女性散文》。除抒情散文外，"梦魇"mmccxv一文表明，斯妤也以具有深层心理学意义的梦的形式来消化沉痛的人生经历：在这篇散文中，她描述了一个噩梦，这个梦将她推向自杀的念头。她描写自己如何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一个超现实的变形过程，变成一只猫，并遭到一个老妇人的刁难。

1990年代中期，她更多地转向短篇小说创作。mmccxvi

为确定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散文的重要代表人物，这里补充提及一些此前未涉及的散文家，以便提供1994年实地抽样走访书店时所获得的最新印象：

《中国当代散文家作品集》系列在1993至1994年之交还分别为林斤澜mmccxvii和萧乾mmccxviii各编了一卷。

香港mmccxix方面的代表有叶灵风和卢玮銮；台湾最重要的代表是余光中（见第　页及以下）、三小凤以及女作家三毛（陈平），她于1992年出版了散文集《思想》。mmccxx关于三毛的通俗文学有一篇德语硕士论文，mmccxxi一篇关于其游记的博士论文正在撰写中。mmccxxii

来自美国的代表是许达然，他还编纂过散文选集。

柏杨（生于1920年）撰写文化批评类散文，mmccxxiii北京散文家方旭（生于1953年）则以抒情散文见长。他很少谈及自己的创作经验，这一点可以从他的散文集《方旭》mmccxxiv中窥见一斑，该书得到了王蒙题写书法序言的支持。其中一篇散文论及王蒙（见第　页）。该文集印数为4000册，收录了截至当时全部创作时期的106篇散文，另附一篇序言。

祖籍河北、定居北京的从维熙mmccxxv在一部题名颇具误导性的散文集《激情之夜》mmccxxvi的第一部分中，回忆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囚禁的经历。但归根结底，他仍然信赖党的改革承诺。第二部分收录了杂体散文。其中他描述了自己阔别多年后回到北京时所见到的种种变化。这部分还包括序言、关于海德堡（Heidelberg）、莱茵河（Rhein）和罗蕾莱（Loreley）的游记，以及对那些勇于投身商海之人的描写。

冯骥才（生于1924年）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上与吴伯箫并列第9名，与老舍并列总排行榜第27名（排行榜见第　页），文风轻松洒脱。他写作时不预先构思理论框架，风格更接近短篇小说或文学报告文学。与他的小说创作mmccxxvii一样，"文化大革命"也是其散文的核心主题。1984年，冯骥才凭散文集《珍珠鸟》荣获"全国散文集奖"。mmccxxviii

1993年他出版了两部散文集。第一部《中国当代名家散文集·冯骥才卷》mmccxxix收录54篇散文，印数10000册，其中他进行思想游戏，同时也记录了饶有趣味的观察。如前所述，其中一篇论及王蒙。

在第二部《秋天的音乐》mmccxxx中，他在回忆中反思"文化大革命"，并呼吁建造一座博物馆，以防止"十年浩劫"重演。其中一篇散文同样论及王蒙（见第　页）。他在游记和人物描写中谈论西方国家，着墨最多的是美国，但也涉及德国及其居民。在序言中，冯骥才写道，散文就其艺术本质而言应当忠于真实。

1994年，冯骥才以《杂散文自选集》mmccxxxi为题出版了94篇散文，印数5000册。在序言中他解释说，之所以写散文，是因为散文能给他带来一种特殊的满足感。

1995年，在装帧精美的《中国散文珍藏版》mmccxxxii丛书中出版了冯骥才的66篇散文精选。该丛书印数为10000册。

梁锡华 [Gaylord Leung]

关于梁锡华（约1950年生），可以找到其传记资料mmccxxxiii、个别散文的德译本mmccxxxiv以及关于其散文创作的德语研究文献。mmccxxxv

梁锡华mmccxxxvi是一位具有深厚古典学养和古典语言功底的香港文学研究者，曾在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获得博士学位。1982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他力排众议，面对一群充满革命热情的汉学家，质疑茅盾和郭沫若的文学地位，理由是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不足。他著述二十余部，自1976年返回香港后出版了大量散文集。mmccxxxvii他的题材涵盖回忆、游记、人生感悟和语言思考。他善用幽默，并将散文建设性地用作剖析社会"病症"的"手术刀"。mmccxxxviii他通过对细微之处在历史和精神脉络中的精细审视，批判文明，同时也揭示文明的复杂性，并建设性地呼吁人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与冰心将山视为一种缺憾不同，梁锡华在其《新山海经》中向读者展示了山的精神层面，并完成了一次价值重估。mmccxxxix

在散文"致命的圆圈"mmccxl中，梁锡华以圆的意象将人类存在在时空中的种种现象联系在一起。贯穿全文的核心认识是：任何事物都不应孤立地看待。

在散文"'不'的消解"mmccxli中，"不"这个字通过其在宗教（《圣经》）、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中的运用被戏谑地加以追踪，梁锡华由此揭示出，这个不起眼的字可以引发动乱和巨大的不幸。

梁锡华在散文"停思坐爱秋霞晚"mmccxlii（放下思绪，静坐独赏秋日晚霞）中营造了一种闲适的意境。

余大祥（编）：《中国散文鉴赏辞典1993》mmccxliii收录了十篇散文：在游记"八仙之恋"mmccxliv（对八仙山的情感）中，梁锡华描写了八仙山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在散文"你不肯，我就……"mmccxlv（如果你不愿意，那我就……）中，梁锡华探讨了失恋者以自杀相威胁的讹诈公式。梁锡华在散文"来鸿去雁"mmccxlvi（鸿雁往来）中讲述了书信往来所带来的喜悦。在散文"红红绿绿"mmccxlvii中，梁锡华反对形式主义，尤其是政治领域中的形式主义。梁锡华在散文"盗道"mmccxlviii（窃取道德）中以讽刺笔法描写了政客们如何相互败坏各自原本良好的初衷。在散文"贵格又春风——记法国汉学教授于儒伯"mmccxlix（春风——记法国汉学家儒伯[Robert Ruhlmann]）中，梁锡华描述了他的法国同事信奉贵格会。梁锡华在散文"漫语慢蜗牛"mmccl（闲话慢吞吞的蜗牛）中描写了行动迟缓的同代人。在散文"虽惆怅，却热切"mmccli中，他比较了中国和西方知识分子在文学上的成就。梁锡华在散文"鹊爱"mmcclii（喜鹊之爱）中描写了一对夫妇对自己养大的喜鹊的深情。

在台湾结束日据时期、重新获准使用中文书写之后仅数年，mmccliii散文便在台湾开始了独立发展。这一文化区域因政治原因与大陆基本隔绝，虽然在本文所论述的文体方面最初还出现了类似的发展——例如将散文用于宣传目的，mmccliv但总体而言，台湾散文的发展比大陆更为连续，mmcclv因为"文化大革命"在大陆构成了一道分水岭，而西方影响直到1980年代才重新被允许进入。

台湾散文的发展历程，几乎没有哪位作家能比余光中（又作Yu Kwang-chung，生于1928年）更清楚地加以呈现。

6.3 战后台湾高产散文家、政治鼓动者与语言艺术家余光中（生于1928年）

剪掉散文的辨子！mmcclvi

给散文剪辫子！

在西方学术文献中，马丁（Martin）最早关注了余光中。mmcclvii余光中被收入众多散文选集，其中包括台湾作家选本《四海集》mmcclviii、《诗人散文选》mmcclix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散文卷二》。mmcclx散文"朋友四型"被收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选集》（Columbia Anthology）。不过该文并不具有代表性：在本研究考察的其他30部选集中，均未收录此文。mmcclxi关于余光中，有大量中文研究文献，但大多缺乏批判性。mmcclxii

余光中于1948年底迁居台湾。凭借其贯穿台湾整个战后史的丰富散文创作mmcclxiii以及在诗歌理论和散文理论方面的贡献，mmcclxiv他在台湾获得了比其他作家更大的反响。mmcclxv然而，余光中在中文世界之外几乎未被接受。mmcclxvi以下对其散文作品的介绍，除历史背景外，还将结合余光中的生平。

余光中于1928年9月9日生于南京（福建）。他在金陆大学和厦门大学攻读外国文学。1948年随父母迁居香港，同年底赴台湾。1952年在台北的国立台湾大学完成西方文学学业。1953年参与创立"蓝星诗社"。1953年至1956年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编辑和翻译，1956年离开军队转入大学任教。他赴美国深造，1958年在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获硕士学位，此后又数次赴美从事教学工作。在两次担任美国客座教授之后，他转赴香港中文大学，1996年任高雄国立中山大学西方文学教授。最终他到了高雄中山大学。1974年至1985年间，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后因其政治右倾立场而被迫离开。

在1950年代的反共宣传时期，余光中主要专注于教学和诗歌创作。但他始终——从1948年到1961年尤为高调地mmcclxvii——倡导借鉴西方文学手法，mmcclxviii并列举西方楷模：浪漫主义文学潮流、济慈（John Keats）、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弗罗斯特（Robert Frost）。mmcclxix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台湾诗歌以西方主题和中国形式为主，1960年代末兴起了一股自觉取法浪漫主义的文学潮流。mmcclxx据一部作品选集的序言称，他的抒情散文"独具匠心、富有创造力且'举世闻名'"。mmcclxxi至少最后一项断言因缺乏西方研究文献而无法得到证实。不过，在本研究中，余光中至少位列台湾当代散文家排行榜第1名、华语当代散文家排行榜第14名以及总排行榜第36名（排行榜见第　页及以下）。

自1948年起他开始创作并发表诗歌，共计12卷。mmcclxxii他还以8卷译介外国诗歌。1949年他开始写散文，并在《新生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到1995年共出版15卷散文集，其中有三卷未收录新作。除了他最著名的散文"狼来了"mmcclxxiii之外，本文从15卷中选取了以下三个主题领域（分布在四卷中）来介绍余光中：

1. 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散文集名为《掌上雨》（掌上之雨），是余光中的第二部散文集，收录了1959年至1963年间的散文，至1986年多次再版。1980年余光中自评这些散文"充满火气"。它们在当时的文学论争中表达了鲜明的立场：余光中主张坚决使用现代白话文和古典文言文，mmcclxxiv主张写现代诗而非传统诗，主张全面现代化。

2. 社会政治类杂文见于《凭一张地图》（凭借一张地图）：48篇文学理论、政治或语言政策方面的散文，篇幅不超过2000字（其中也有若干游记），均发表于报纸，余光中在其中表达了其两极化的见解——以简洁精炼的方式拼成了一幅他的观点之马赛克。该卷收录了散文"我们要制度，不要口号"mmcclxxv，该文呼吁香港政治化，可能促成了余光中被迫离开香港。这是余光中的第十一部散文集，1988年出版。余光中的政治立场亲国民党，他长期渴望成为台湾首任文化部长，但该职位始终未被设立。

3. 余光中的游记见于《四海集》mmcclxxvi（收录四篇）和散文集《隔水呼渡》（站在岸边呼唤渡船），后者收录17篇"纯"mmcclxxvii散文，其中13篇为游记，写于1985年至1988年间。他在其中记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台湾以及此前在大陆的旅行。后一版本经历了四次印刷。其中可见被收入《中华民国当代文学大系》的同名散文"隔水呼渡"mmcclxxviii，该文描写了台湾某山区的自然原貌及其居民的淳朴。余光中还以游记形式记录了其海外旅行，除英国、西班牙、瑞士和泰国外，他还在"德国之声"中描写了德国。对大陆故土的思念在"关山无月"（关山上没有月亮）中得到表达。他惯用的修辞手法是借景抒情，如"古堡与黑塔"（古堡与黑色宝塔），一篇描写爱丁堡（Edinburgh）的散文。

选择这三个主题领域——它们构成了上述四卷的重点——是因内容繁多而有此必要。其他卷次有的笔者未能获得，有的包含重复内容，有的收录的是不太知名或较少被接受的散文。

关于余光中的散文，不存在西方研究文献，mmcclxxix此处的分析主要基于对一手文献和中文研究文献的梳理（尤其是黄维樑1979年mmcclxxx、1994年mmcclxxxi的论著）。现有的mmcclxxxii评论文集1979年mmcclxxxiii和1989年mmcclxxxiv并不符合西方的客观性要求：它们一律持肯定态度，尽管从西方视角可以提出批评，而且在台湾文献中也确实能找到批评性论文mmcclxxxv甚至论战性小册子。mmcclxxxvi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评论文集中用于评价的标准出自余光中本人的文学理论术语。mmcclxxxvii因此，本文所进行的文学研究考察的任务之一，也是揭示这种正面评价的原因：有利于获得积极接受的因素包括余光中作为台湾文学选集编者的权威地位，mmcclxxxviii他对不喜欢的人的粗暴态度——如对待胡兰成mmcclxxxix或其散文"狼来了"mmccxc（见下文）的受害者——以及他与评论者之间的私人关系。mmccxci事实上，林耀德在他对余光中的访谈mmccxcii序言中指出，第一部评论文集的稿件中原本也包含批评性论文，但被黄维樑审查删除了。mmccxciii因此，以下也必须通过批评来纠正这种片面评论所传播的余光中形象。

余光中还运用了另一种在传统文人中赋予其权威性的手段：他特别在标题中使用生僻字，给读者造成博览群书的印象。事实上，据余光中自述，他喜欢让自己从字骰游戏中随机掷出的汉字中获取灵感。

余光中散文与其生平及台湾文学史发展之映照

- 余光中的争议性

余光中很早就因反对"主流"mmccxciv而不受欢迎却声名远播：1964年，他"虽非无误，但颇具建设性"mmccxcv地猛烈抨击对"五四运动"文学改革的神化，并呼吁："收起'五四运动'的半面旗帜"。mmccxcvi他还攻击了胡适这一典范：胡适对"流畅、欢快"散文的主张会误导读者。mmccxcvii在此后台湾的历次文学论争中，余光中始终逆流而行。年轻时他或许出于造势需要这样做，但随着知名度的提高，这已成为他的标志，即便在成为公认的文学权威之后依然如故。

- 余光中对现代与传统之间平衡的推动

在1960年代的台湾，以白先勇为代表的、取法欧洲存在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现代派成为主流。余光中也凭其诗作成为台湾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之一。mmccxcviii他当时的散文反映了他为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平衡所做的努力：1963年出版了余光中的第一部散文集《左手的缪斯》mmccxcix，其中探讨了诗歌与散文之间的关系。

1964年出版了他的第二部散文集《掌上雨》。具体而言，余光中持有以下引发热烈讨论的观点：

- 现代白话文必须取代古典文言文。mmccc

- 诗歌必须现代化mmccci，并以西方为楷模。mmcccii在这一问题上，余光中主要与他的论争对手言曦mmccciii和陈绍鹏展开了交锋。

- 社会必须现代化。mmccciv

- 现代诗歌必须延续中国传统mmcccv，同时也要吸纳西方传统。mmcccvi

- 诗人应当意识到，台湾现代诗歌仅在形式上西化，本质上仍然是中国诗歌。mmcccvii

- 诗歌应当清晰可懂mmcccviii，并与时代同步。mmcccix

回顾往昔，余光中于1980年表示，他已认识到每位作家都应自行解决这些问题。mmcccx余光中批评知识分子读者"过于庸俗"mmcccxi，显得颇为标签化。尽管余光中的文学理论贡献引起了很多争议，mmcccxii但其巨大影响可以从该书1980年附新序的再版中得到印证。mmcccxiii

以下是该散文集所收录散文的内容概览：

散文集《掌上雨》汇集了1959年至1963年间的散文，余光中在1980年的"新版序言"mmcccxiv中回顾性地称之为"充满火气"的"参加文学论战时期"之作。当时有三个论争主题，他都为之撰写了散文：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现代诗歌的引入以及全面现代化。他在论争的第一阶段顶着社会的巨大压力捍卫了现代诗歌。在第二阶段，他介入了现代诗人内部关于固守传统还是走向现代化的冲突。他认为从古典诗歌经"五四"诗歌到现代诗歌的进程是必然的。他承认，现代诗歌在其早期阶段尚有缺陷。mmcccxv现代诗歌在质量上不断提高，也更加注重对古典传统的吸收。余光中批评1970年代以来的诗人追逐时尚，而非保持精神独立。mmcccxvi他反驳了台湾文学在1960年代已经完全西化的观点，举出了典型的中国风格作家为例。自从十多年前他写作《掌上雨》以来，他就很少再为论争撰文，因为每位诗人都应自行解决这类问题。mmcccxvii余光中批评自己在再版集中的散文质量不佳，称自己此后已有所长进。当时他觉得现代诗歌犹如"文学荒漠中的仙人掌"。这里汇集的散文是对现代诗歌的一次"辩护"。mmcccxviii

在散文"论非专业读者的文学"mmcccxix中，余光中批评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仍然偏爱阅读感伤浪漫的作品，品味庸俗，尚未成熟。他们宣扬忧郁、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

写诗最重要的前提是诗的精神内涵。读者须从阅读中领悟的诗人讯息，余光中在散文"论知性"mmcccxx中有所阐述。精神内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比喻。他进一步指出，诗写得越凝练越好。

在散文"论明朗"mmcccxxi中，余光中认为中国现代诗歌面临两重危险：内容的无意义和形式的晦涩。诗有易懂的和晦涩的之分。余光中主张诗歌表达的明晰性，尤其应当清晰地表达崇高的品德。

余光中在散文"论情诗"mmcccxxii中说，情诗是抒情诗中最好的。余光中归纳了古今中外情诗的四个特征：意境虚幻、诗人在创作中敞开心扉、唤起肉体的欲望以及使用夸张的手法。

在散文"论剽窃"中，余光中区分了三种剽窃：1. 未标注引用前人之作；2. 未标注引用同代人之作；3. 不断重复自己的作品。他将剽窃与吸纳有益事物区分开来。mmcccxxiii

他在散文"现代诗歌的节奏"mmcccxxiv中说，诗歌是时代的呼吸。"节奏"是诗的呼吸——这是余光中散文理论中的一个术语。他呼吁在诗歌的节奏中捕捉时代的脉搏。

在散文"论新诗的语言"mmcccxxv中，余光中指出新诗的语言不仅仅是白话。他揭示了文言与白话的区别，并主张如果使用文言就应通篇使用，而不应在白话中零星夹杂。某些诗歌从内容上就决定了应采用白话或文言形式。

余光中在散文"翻译一首现代诗"mmcccxxvi中介绍了美国现代诗人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1890-1932），并分析了他的诗作"At Malville's Tomb"。

在散文"从一首唐诗说起"mmcccxxvii中，余光中由唐代诗人贾岛的一首诗联想到古典诗歌和当代诗歌。

针对维尔哈伦（Verhaeren）"星辰与人类构成世界"之说，余光中在散文"诗人与天文学"mmcccxxviii中提出类比：诗歌与人类构成世界。他列举了既是天文学家又是诗人的西方古典作家：昆体良（Quintilian）、豪斯曼（Housman）、奥登（Auden）。他指出，天文学在当时是唯一的科学。上述诗人的创作受到了天文学的启发。一些当代诗人以此为榜样。

在散文"我的写作经验"mmcccxxix——标注日期为1961年1月——中，余光中描述了一首诗的诞生过程。他认为作家必须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

余光中在散文"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mmcccxxx中批判性地回应了言曦的文章"论新诗"。余光中反驳了言曦认为今天的诗歌仍须像古典诗歌那样可以谱曲吟唱的观点。

在散文"新诗与传统"mmcccxxxi中，余光中阐述道，新诗是对传统的反叛，但同时也从未脱离传统。对旧事物的否定已蕴含在标题之中。他主张新诗也应吸纳旧诗中的积极因素。古典传统本身也曾吸纳更早的古典传统。他得出结论：新诗应当兼收传统与现代的影响。受西方影响的新诗仍然是中国诗歌，因为决定性因素在于作者的身份。这里需要批判性地指出，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国际文学研究的惯例——作者的族裔出身通常并不被视为将作品归入某一民族文学的标准。

余光中在散文"摸象与画虎"mmcccxxxii中再次批判性地回应了言曦的文章"论新诗"。与言曦理想化古典文学不同，余光中认为应当在时代背景下评价每一种文学，评估其历史功能及其对文学整体发展的作用。余光中承认，新诗由于其"年轻"尚未达到成熟，因此在某些方面容易受到攻击。

散文标题"摸象与捺虱"mmcccxxxiii以谚语暗喻吹毛求疵的指责。余光中将对新诗的批评斥为吹毛求疵。他转述了陈绍鹏对新诗的批评：评价一首新诗不应再仅仅看是否读得懂，而应看它是否内在一致、合乎逻辑。余光中反驳说，诗歌是艺术，不必内在一致和合乎逻辑。

散文"年轻的'现代病'"mmcccxxxiv将一些人断然拒绝传统的态度比喻为一种病态现象，称之为"现代病"。他主张，在否定传统之前，首先必须理解传统。

在散文"再见，虚无"mmcccxxxv中，余光中为自己的诗作"论天狼星"辩护，洛夫曾就此写过一篇评论。余光中转述了洛夫的两点批评：现代诗歌应该是存在主义的和超现实主义的，但余光中的诗却是保守的。余光中在这篇论战性散文中指出，这篇评论表明现代诗歌正处于一场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危机之中。

余光中在散文"现代诗歌：读者与作者"mmcccxxxvi中分析了现代诗歌的现状。对读者而言，这些诗歌难以理解。从作者的角度看，读者跟不上他们的思路。余光中提出了促进作者与读者之间理解的建议：读者可以多加研读，作者不应写连自己都不理解或不喜欢的东西。他们也不应盲目地承袭对传统的抵制。

在散文"从古典诗到现代诗"mmcccxxxvii中，余光中梳理了从古代到当代文学鉴赏和创作过程的发展，以及当代作家对现代诗歌的看法。

余光中在散文"迎接中国的文艺复兴"mmcccxxxviii中阐述了一些类似文艺复兴的观点：必须延续、发展和展开自己的传统，以创造一种新的、有生命力的传统。以吸纳西方影响来实现中国艺术和文化的现代化，乃是一场"文艺复兴"的序幕。这是本民族独特的发展。对此必须批判性地指出，对西方影响的吸纳也是全球化进程的标志。

散文"在古董店和服务社之间"mmcccxxxix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诗歌未来和目标的具体要求：现代诗歌应当在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服务业原则之间争得一席典型的中国位置。不论是西化mmcccxl还是中国化，目标都是创造现代中国诗歌。

散文"翻译与批评"mmcccxli探讨了翻译问题和书评文化。

在"后记"mmcccxlii中，余光中说明该散文集是他的第二部，其中大多数散文属理论性质。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以极大的热情写了许多诗评。他批评萧士敏不接受自己、不认可自己，而只是记录琐碎之事，但这也仅具文献价值。

给散文剪辫子——余光中的"散文革命"

余光中发展了自成体系的散文理论，有四篇重要散文与之相关。mmcccxliii

余光中对文学的总体批评也涉及散文本身：1963年他呼吁"给散文剪辫子"，即在歌曲、诗歌和小说之后，也对散文进行"现代化"。mmcccxliv这里尤其要提到他那篇许多同胞响应的"散文革命"mmcccxlv号召。现代散文必须满足以下三项质量要求：mmcccxlvi 1. 风格转换的弹性，mmcccxlvii 2. 精神的浓缩性，mmcccxlviii 3. 自觉的措辞。mmcccxlix 1989年他在接受林耀德采访时阐述了这一理想。mmcccl

1963年至1965年间产生了抒情散文以及传统的和"叛逆的"文学艺术评论。余光中将这些散文（包括上述关于"五四运动"、散文改革等方面的文章）收入其第三部散文集《逍遥游》mmcccli，该集1965年出版。他说，写这些散文首要目的是通过练笔来改进自己散文的"文气"、"精神浓缩性"和"弹性"——而这些正是他在散文改革中对散文提出的一般性要求。

鲜明的意象

他的散文和诗歌中一个持久的主题是以风景描写表达对大陆故土的怀旧而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思念。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余光中才开始涉及台湾题材。mmccclii

余光中现代诗歌创作的高峰mmcccliii在1964年至1969年间。mmcccliv如果说1964年的《莲的联想》（对莲花的联想）还明确以中国古典为楷模，那么自1974年的《白玉苦瓜》（白玉与苦瓜）起则更具当代取向。余光中持续为报纸撰写散文并定期结集出版：1968年出版了《望乡的牧神》mmccclv（眺望故乡的牧神），1972年出版了《焚鹤人》mmccclvi（烧鹤者）。

1974年他出版了第六部散文集《听听那冷雨》mmccclvii，其中同名散文以其鲜明而深刻的意象从其余52篇中脱颖而出。该文已在本研究中译出，正在准备发表。在这篇散文中，余光中的一个成功秘诀清晰可见：即便是风景描写，在余光中笔下也带有爱国情怀。对西方读者而言，这类散文有时显得矫揉造作、令人难以忍受。余光中看似纯粹的风景描写，也必须从政治角度加以解读。

在散文"听听那冷雨"mmccclviii中，余光中描写了雨声在他心中唤起的对大陆的忧郁乡思。该同名散文中一处感人至深但仍不失幽默的段落如下：

有一次我送她回家。当时我穿着雨衣，和她一起坐在三轮车的油布篷里。篷内世界的微小格外可爱，且不在警察的管辖范围之内。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那样口袋就可以装下我的一只手和她那握在我手中的纤细的一只手。台湾的雨季相当漫长。应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大的双人雨衣。每人得一只袖子，其余部分的分配标准不必那么严格。不管工业社会如何发展，雨伞暂时还是不可或缺的。只要不是大雨倾盆、风力不太强，在雨中撑伞还是自有其古典韵味的。让雨点敲打在黑布伞上或透明的塑料胶布伞上。转动伞柄，雨珠就向四面八方飞溅。伞的周围升起一圈飞檐。与女友只撑一把伞是一种美好的合作形式，最好是初恋时。有一点激动，还有一点羞涩，不太亲密也不太生疏。雨大一点也无妨。初恋时人是那样激动，根本不需要雨伞。两人手牵手跑过雨中，把年轻的头发献给那满是雨水的天空。然后他吻她的唇和脸颊，触碰到冰凉甜美的雨水。但那必须非常年轻、非常热烈才行，而且其实那只发生在法国现代电影里。mmccclix

香港间奏与转折

1974年至1985年，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此前散文集的成功以及读者对他新居地香港的兴趣，促使余光中在1975年——迁居香港一年后——出版了一部此前散文的精选集。mmccclx 1977年出版了散文集《青春的忧伤》。mmccclxi

他在令人印象深刻的散文"沙田山居"中记录了在香港的居所。谢川成评论道：该文表达力强，对比鲜明，将山、海与"自我"融为一体。散文中以乡下姑娘比喻山口的意象十分贴切。在文体上，该文以ABB、AABB、AA、ABAC等模式的叠词修饰语为特征。

在散文"沙田山居"mmccclxii中，余光中以抒情笔调描写了从沙田山中居所眺望的奇妙景色和海上日落。他又以深情的笔触将之与更加无与伦比的中国大陆远景相比——因为他对那片土地怀有故乡的情感。

1977年8月，余光中——此前已因在1960年和1972年的论争中倡导现代诗歌而闻名——在"乡土文学论战"mmccclxiii（1970年代至1979年）中发表散文"狼来了"，表态反对台湾乡土文学，试图将其贬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农兵文艺运动的支流。他以论战口吻攻击"乡土文学家"，指控自己的同胞为"共产主义"的追随者。mmccclxiv直到1989年，余光中仍然警告不要"局限于乡土文学"，并主张更大的题材多样性。mmccclxv

散文"狼来了"mmccclxvi是针对台湾乡土文学代表人物的一篇论战性的、带有侮辱性质的全面攻击，余光中在文中指控他们具有毛泽东思想倾向。他以当时台湾文学论争中偶尔用来指称乡土文学的"工农兵文艺"一词为出发点，援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阐释这一表述所蕴含的毛主义内涵。他指出了其中的危险：在毛泽东那里，这一文学运动不过是政治目的的工具。在指控若干乡土文学家为在台湾筹备共产主义文学进行合作之后，余光中建议这些作家去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余光中以此文引发了一场论战，并由此促成了他至今仍被视为极端右翼的评价。标题取自一个寓言故事：一个牧羊女在山中多次以"狼来了"的呼喊惊扰山中的农民。当狼真的来了时，再也没有人相信她了。于是所有人连同羊群都被吃掉了。该文编者尉天骢在序言中批评了余光中的散文，并指出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抗议性散文。该文署名日期为"香港，1977.8"。

余光中从1977年至1981年间所写的评论中选取24篇，于1981年在香港出版了第九部散文集《分水岭上》mmccclxvii，这是他首次出版纯文学评论集。通过分析个案，余光中也得出了一般性的文学理论论断，例如关于现代白话文、散文与诗歌的亲缘关系以及西化问题。在后记中，余光中叙述了这些评论的缘起。

余光中在台北生活了26年，当时已在香港居住一年有余。他收到一本从台北寄来的书，勾起了他对台湾首都的思乡之情，促使他写下了散文"忆台北"mmccclxviii（1980年发表）。但对大陆的乡愁更为强烈：1978年至1985年间撰写的20篇大陆游记，余光中收入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mmccclxix一集，该集迟至1987年才在台湾出版。这部散文集标志着余光中创作取向的一个转折点：此前诗歌对他更为重要，mmccclxx此后散文至少与诗歌同等重要。mmccclxxi林耀德认为，余光中的重心在1980年代从诗歌转向了散文。mmccclxxii余光中本人也意识到散文与诗歌之间关系的复杂性。mmccclxxiii

自1983年起，余光中不再以西方诗人为其诗歌创作的楷模，而是转向李白、杜甫、李商隐、屈原。mmccclxxiv 1989年他警告散文家也不应过度借鉴西方榜样。mmccclxxv

1985年2月至9月间，身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余光中在台北的《联合报副刊》上发表了若干政治散文，其中包括呼吁香港政治化这一敏感话题的文章："我们要制度，不要口号"。mmccclxxvi在这些散文中，他持极端右翼立场。他附带提出了一个既不受大陆政府也不受当时港督府欢迎的诉求：香港需要民主。不久之后，他便被迫离开了教席。

1986至1995年：在台湾的十年

回到台北后，余光中于1986年发表了若干关于殖民时期和反英主题的散文。mmccclxxvii这使他在1984年已签署回归协议的香港不太受欢迎，倒是北京更为赏识——北京为迎接香港回归曾在街头张贴标语"洗清国耻"。mmccclxxviii

1987年解除戒严令对台湾散文发展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在新兴的新闻自由中，散文成为批判性表达意见的首选文体。一党专政宣告终结，"乡土文学"以"本土主义"mmccclxxix的形式再度兴起。余光中欢迎戒严令的解除，但对"本土"立场持反对态度。

1988年余光中在台北出版了第十一部散文集《凭一张地图》mmccclxxx（见上文），第一部分收录了他原为报纸撰写的香港时期社会政治短评，第二部分收录了高雄时期的短评。

所收散文的内容可概括如下：

在散文"翻译乃大道"mmccclxxxi中，余光中描述了作家们最大的忧虑——素材枯竭。翻译家则无此顾虑。翻译的效果可以截然不同：最好的情况是影响本国文化，最差的情况也能借此赚些稿费。余光中以"大道"的隐喻表达了翻译方式的多样性，以及不仅专家才能从事翻译。

翻译是一项辛苦而不被读者感激的工作，余光中在散文"唯翻译者虚弱无力"mmccclxxxii中如此阐述。翻译比写作耗时更长。译者有时不得不充当原作者错误的替罪羊。

在散文"美文与杂文"mmccclxxxiii中，余光中解释道，美文（"belles-lettres"）将"感性"（ganxing 感性）置于首位，而杂文则强调"知性"（zhixing 知性）。这两种要素无法完全清晰地加以区分。

余光中在政治散文"砍柴的斧头"mmccclxxxiv中告诫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再浪费时间，应当效仿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榜样加快发展。

"鸡同鸭讲"mmccclxxxv指的是一种对外来者而言无法理解的语言（此处指香港的粤语）。余光中列举了若干香港方言中的英语借词，如"沙律"（salad）、"士丹"（stamp）、"士多啤利"（strawberry）。

在散文"奇特的诗评"mmccclxxxvi中，余光中批评了一位"何先生"何的评论，后者声称没有一首好诗是以歌曲闻名的。余光中以元代马致远的叙事诗《琵琶行》（琵琶女）作为反例予以驳斥。

在政治散文"我们要制度，不要口号"mmccclxxxvii中，余光中要求香港确立明确的政治方向，口号应当得到落实。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现出一种反动态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仅在口号中将人民置于至高地位，而在香港则应真正践行这一点。他说从前不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如今他明白只需看看后果就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大陆贫穷而闭塞。

余光中在散文"职业读者"mmccclxxxviii中介绍了不同的读者群体，他们出于职业兴趣而阅读：例如为提高自身创作而阅读的作者、教师、译者、书评人以及编辑——后者本身可能默默无闻，却始终握有评判文章的权力。审查者则又属另一类。

余光中在散文"好书上架，坏书下架"mmccclxxxix中表达了希望普通读者能对书籍发表意见的愿望。他力主校样审读应当认真负责地进行。

在散文"三间书房"mmcccxc中，余光中介绍了自己的三间书房。一间在厦门，一间在沙田（香港北部新界地区的一个近郊）的住所中，一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公室里。

余光中在散文"边缘文学"mmcccxci中指出，许多人将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文学视为二流的中国文学。事实上，这些地方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政治。他在文中表达了这样的希望：也许将来这些文学不再被视为二流。文学不应服务于政治。

在散文"鸡犬相闻"mmcccxcii中，余光中描述了他在首届"国际古典中国文学大会"上的感受：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他在文中并未将台湾和香港称为外国。

余光中在散文"舞台与讲台"mmcccxciii中讨论了报纸及其副刊的状况。如果文学副刊变成舞台，则过于花哨；如果变成讲台，则过于严肃。余光中主张走中间路线。

在散文"你的耳朵值钱吗？"mmcccxciv中，余光中批评了台湾社会的噪音。他认为越安静的地方，社会越进步。

余光中借第三次访问菲律宾之机，在散文"芒果与九重葛"mmcccxcv中记录了他的旅行印象以及当地向繁荣方向的积极变化，同时描述了那里朋友们的热情。

散文"夜读舒本华"是对舒本华文风的一篇普通书评，余光中认为其文风非常流畅，令他联想到自己的风格。mmcccxcvi

"五月的美国之旅"mmcccxcvii是一篇普通的游记。他此行是为参加一场经济促进会议。

在散文"王尔德说粤语"mmcccxcviii中，余光中通过王尔德的经历说明，无论来自何方，在香港都必须说粤语才能沟通。

"如果我有九条命"mmcccxcix——余光中在同名散文中阐述了这一愿望的理由：若有九条命，他便能既照顾自己的生活，也照顾父母，同时可以身兼丈夫、父亲、朋友、读者等多重角色。

在散文"在任何情况下都笑"mmcd中，余光中如同王蒙一样表现为乐观主义者。应对生活最好的方法就是即使在最糟糕的处境中也放声大笑。此外他还说明，王尔德的喜剧并非儿戏。

散文"难以驯服的巴塞罗那"是一篇描述当前状况的西班牙游记。巴塞罗那（Barcelona）虽是西班牙第二大城市，但在历史、文化等方面对西班牙影响最大。mmcdi

在散文"名画的最终归宿"mmcdii中，余光中报道了毕加索（Picasso）的画作《格尔尼卡》（Guernica），他在参观巴塞罗那普拉多博物馆（Prado）时见到了这幅画。

余光中在散文"在巴塞罗那看画"mmcdiii中描述了在坎博收藏馆（Colección Cambó）参观毕加索（Picasso）展览的经历。他遗憾地指出，那些著名画作的保管并不十分理想。

在散文"网球场与橘园"mmcdiv中，余光中报道了参观巴塞罗那印象派博物馆"网球场画廊"（Galerie du Jeu de Paume）和"橘园美术馆"（Musée de l'Orangerie）的经历。

余光中从西班牙西南部前往英格兰北部，在散文"西欧的夏天"mmcdv中报道了这次旅行，描述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夏季的不同印象。

在散文"重访西敏寺"mmcdvi中，余光中描述了参观伦敦西敏寺（Cimman-Kloster）的经历，并提供了有关王室家族的历史背景信息。

余光中根据自己在欧洲、尤其是英国的亲身经历，在散文"凭一张地图"mmcdvii中报道了旅行中租车的情况和经验。

在散文"驱车穿越西欧"mmcdviii中，余光中报道了自己在西班牙和法国驾车的经历，以及不同国家的驾驶习惯——西班牙人驾车"猛"（meng 猛，野蛮），法国人驾车"斯文"（siwen 斯文，优雅），英国人则以"有礼帽"（you limao 有礼帽，有礼貌）来形容。

余光中在散文"边界的远征"mmcdix中描述了学者们如何面对死亡研究。

在散文"远方的雷声"mmcdx中，余光中报道了他虽身在香港，思绪却常常飘向台湾。他在文中表示，他将希望寄托在台湾年轻一代的作家身上。

余光中在散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mmcdxi中表达了这样的希望：高雄不应再自认为文化沙漠而仰望台北，而应发展出独立的文化意识。

在散文"开始演讲"mmcdxii中，余光中分析了各种演讲方式。余光中认为文章比演讲更为重要。

余光中在散文"多言与饶舌"mmcdxiii中分析了不同的说话方式。最常见的是对话，因为许多人相互交谈是最自然的事情。社会节奏如此之快，以至于几乎没有对话的机会。其结果便是个体的沉默。

散文"划分浪漫主义的两种方式"mmcdxiv在内容上反映了时任美国国务卿舒尔茨（Shulz）在纽约第48届国际笔会大会上的一次演讲。

在散文"木棉花开时节的艺术活动"mmcdxv中，余光中报道了高雄每年木棉花盛开时节的艺术活动。余光中表达了希望高雄艺术界得到发展的愿望。

余光中在散文"孤独而粗犷"mmcdxvi中报道了社会变迁给文化带来的成就（报纸副刊、正规出版物）和负面后果（空气污染、噪音骚扰）。余光中再次表达了希望高雄增进其成就、减少其弊端的愿望。

在散文"一座青山对着四川的一座青山"mmcdxvii中，余光中引用了四川学者禹平的一首关于青山的诗。

余光中在散文"旧友的夕阳情怀"mmcdxviii中记述了他如何坐在家中，凝望落日，回忆大陆的老朋友们。

散文"有福同享"mmcdxix是一部图文诗集的序言。借一座公园开放之际，余光中表达了对环境保护的期望。

余光中在散文"召唤抗日战争的精神"mmcdxx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写抗日战争的人太少了。这段历史不应被遗忘。

在散文"诗与哲学"mmcdxxi中，余光中指出诗歌可以包含哲学思想。他通过多首诗歌加以论证，其中包括古典诗人苏轼的作品。在此他再次看到了"知性"（zhixing 知性）与"感性"（ganxing 感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世纪末文学的发展，余光中在散文"世纪末龙抬头"mmcdxxii中指出，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仍然落后于旅游往来。在诗歌领域，这一时期乡土诗歌在题材上可能出现向城市和工业的转向。政治诗将会减少。

余光中以两篇颂词——"论秋天"mmcdxxiii和"一场梁实秋灯火追思会"mmcdxxiv——表彰了其老师梁实秋对台湾文学的重要贡献。

在散文"强力麦克风"mmcdxxv中，余光中描述了他的观察：扩音器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已成为一种公害。声音的传播在某些用途上令人欣喜，在另一些用途上则令人无法逃避。

余光中在散文"四窟短记"mmcdxxvi中将自己的四个"窟"命名为诗歌、散文、书评和翻译。他报告了这四种文类的创作状况。对散文家而言，在一篇散文中兼容知性与感性（见上文）虽然困难，却值得追求。

在散文"一次能有多诚实"mmcdxxvii中，余光中将作者与散文视为命中注定的联结。他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坐着，云起时"（Zuozhe yunqi shi 坐着，云起时）的文章。由此他开始了在这份杂志上的发表生涯。他描述了自己与这份杂志的关系，直至1968年出任主编。

余光中在散文"奇迹发生时"中描述了导游兼摄影师王庆华的道德情操与艺术造诣，王庆华曾带领他游览高山。mmcdxxviii

在《凭一张地图》的"后记"mmcdxxix中，余光中将所收散文一概称为小品文（xiaopinwen 小品文，自由随笔），几乎全部控制在两千字以内。就笔法而言，它们让人联想到杂文和抒情散文，但实为小品文。第一部分于1985年2月至9月在香港（或从香港出发的短暂海外旅行中）为《联合报副刊》所写，当时余光中已萌生回台之意。第二部分是回到高雄后为自己的报纸专栏所写。在该文中，余光中感谢了香港和台湾的大学为他提供的海景住所，这对他的创作极富激发作用。

1989年，余光中将若干已发表的散文重新汇编为第十二部散文集《鬼雨》mmcdxxx。

1989年出版了《台湾当代文学选集1970-89》丛书，附有余光中的序言。mmcdxxxi余光中在序言中概述了他对所涉二十年文学史发展的看法，以下将对其内容进行摘要：他将文学视为时代的产物。1950年至1990年间各时期的历史背景变化迅速，尤其是对作家的影响。1987年解除戒严令构成了一个转折点。mmcdxxxii 1940年代的核心问题是台湾如何发生了变化，1980年代则是已发展起来的台湾面临什么样的社会问题。mmcdxxxiii 1970年代发展陷入停滞，仅有40%的老一代作家仍在写作。mmcdxxxiv诗歌多由年轻作家创作，散文则多出自年长作家之手。与以往相比，女性作家的创作也更为频繁。mmcdxxxv在台湾，散文家的重心落在女性作家身上。mmcdxxxvi在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三个领域，台湾作家的创作数量均呈上升趋势。mmcdxxxvii

1970年代至1990年代的乡土文学相较于1950年代至1970年代在内容上发生了转变：早期仅"忠实地"描绘日常生活，如今则也探讨社会和政治问题。mmcdxxxviii作家过去多出身于外国文学系，如今则更多来自本国文学系。此处应批评性地指出，余光中仅做了统计罗列，而未由此推论台湾作家正在回归自身文化。

余光中描述了信息时代带来的当下挑战。mmcdxxxix他认为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即越来越多的学者来自理工科背景。许多著名学府已不再出产著名作家。mmcdxl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的选材中，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多，台湾次之，海外最少。如今台湾的素材占据了主导地位。过去台湾文学仅有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社会的发展为故事提供了更多题材。mmcdxli大多数作家已从乡土文学转向城市文学mmcdxlii，其中包括李黎和黄凡。mmcdxliii余光中在一篇散文中表达了希望产生兼具知性与感性的新文学的愿望。到1989年为止，台湾社会日益开放。自1989年新闻自由以来，也出现了政治叙事和政治诗歌。影响最大的当属黄凡的作品《赖索》。他在书中描述了自己年少时无辜入狱十年以及出狱后政治偶像不认可他的经历。mmcdxliv新的主题包括妇女解放，但女性作家的作品相当"文静"（wenjing 文静，温柔）。mmcdxlv从台湾文学的视角来看，大陆被分为"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旧大陆（记忆中的）和新大陆。mmcdxlvi

海外华人的中国文学在海外发生了变化，他们如今更加关注台湾和大陆的社会政治发展。mmcdxlvii过去二十年间，台湾散文的发展不如诗歌和小说那样强劲。自1960年代以来，经历了现代主义、1970年代乡土文学的现实主义、198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直至1980年代末大陆的政治开放——这在台湾引起了巨大兴趣，并通过出版物对台湾作家产生了影响。mmcdxlviii 1980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轻一代中兴起了写作现代诗歌的风潮。香港作家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诗歌已分化为纷繁杂乱的众多流派。mmcdxlix台湾作家与大陆作家之间的差异在于：台湾作家仍然保留着19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记忆。大陆新一代作家则将目光投向西方文学。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他们在同一时期的目标也各不相同。余光中在一篇散文中表达了希望此处发表的台湾作品被视为中国文学的愿望。差异仍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这属于同一种文化。mmcdl

1989年，他在一部诗集mmcdli中纪念了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的遇难者。

余光中将1985年至1988年间的"纯"散文（主要为游记）汇编为第十三部散文集《隔水呼渡》mmcdlii（见上文），戴天曾为之撰写书评。mmcdliii

以下是对该散文集所收散文的内容介绍：

在"作者自序"mmcdliv中，余光中说明《隔水呼渡》是继1987年的《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和1988年的《凭一张地图》之后第三部收录纯散文的散文集。16篇散文中有13篇为游记：

散文"隔水呼渡"mmcdlv是一篇关于原始山区的游记。余光中描绘了南仁湖的自然风光以及当地山民的纯朴。

在充满感情色彩的散文"关山无月"mmcdlvi中，余光中描写了他的精神在对大陆故乡的回忆中游荡，而身体却留在台湾。他的回忆被旧歌唤起："有时一首歌能将人带入另一个世界。"

在散文"龙洞之雨"mmcdlvii中，余光中描写了"龙洞"的风景——那是台湾南部一个半岛上的一个小"鼻尖"。余光中在圣诞节期间驱车前往，体验了那里的雨中意境。描写以一段对话收尾，他与一位旅伴讨论为何那个时节那里没有海鸥。

余光中在散文"满天星月的亭子"mmcdlviii中透露，关山以西有一座可以眺望山景的亭子。余光中傍晚与其他旅客坐在亭中。接下来是对当地景色的描写——月亮、流星划过的星空以及辽阔宁静的大海。

在散文"木棉花之旅"中，余光中描写了盛开的木棉花刚硬、挺拔、抽象的美感，他曾与友人在高雄附近散步时前往观赏。mmcdlix

余光中在散文"旧堡与黑塔"mmcdlx中，通过对爱丁堡（Edinburgh）的描写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世界。他报道了一座古堡和为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而建的黑色纪念塔，颂扬了后者高贵、善良和勇敢的品格。

在散文"风吹向西班牙"mmcdlxi中，余光中描写了西班牙的干旱和人烟稀少的荒野，他从塞维利亚（Sevilla）驾车向东行驶。

余光中借参观雪浓莎宫之机，在散文"雪浓莎宫"mmcdlxii中叙述了这座宫殿及其历代主人数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他还描写了宫殿如今的宏伟外观。

在散文"德国的声音"mmcdlxiii中，余光中描写了德国的各种声音：著名作曲家的乐声、电视转播足球赛时观众的喧闹、钟声、鸟鸣。他描写了德国的风景、文化、旅行见闻，并引用了《罗蕾莱》（Loreley）。

余光中在散文"山国雪景"mmcdlxiv中描写了瑞士的自然和社会状况以及当地的人们。他具体论及了社会、文化和历史。

在散文"佛国的午梦"mmcdlxv中，余光中描写了泰国佛教寺院中的宫殿和佛像。

余光中在散文"黄手镯"mmcdlxvi中描述了在泰国佩戴手镯的技巧及其祈福功能。

在散文"耶稣与释迦牟尼同堂"mmcdlxvii中，余光中描写了泰国的自然和社会状况以及当地民众。他进而叙述了东西方文化的异同。余光中注意到泰国宫殿和雕像建筑风格中的欧洲影响——泰国人很早就学习了英语、法语和荷兰语。

现代台湾音乐在一切适当和不适当的场合被滥用，余光中在讽刺散文"音乐，你恩赐我的耳朵一条生路"mmcdlxviii中如此阐述。这已经构成噪音骚扰。

在散文"与海的前世今生之缘"mmcdlxix中，余光中报道了大海的审美魅力，描述了他对大海的热爱之情。

余光中在散文"文章如额般高雅"mmcdlxx中描写了他对老师梁实秋的感情。他在文中评论了梁实秋的文学思想及其散文的特色。他赞扬了梁实秋对台湾文学的贡献以及在翻译莎士比亚（Shakespeare）等作品方面的功绩。

1989年，余光中在回顾自己散文创作的发展时表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散文和游记越来越不以自我为中心。mmcdlxxi

1994年，余光中将1981年至1993年间的14篇书评发表在第十五部散文集《从徐霞客到梵谷》mmcdlxxii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批判性接受

余光中散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接受mmcdlxxiii具有典型性：一部"幽默散文"选集mmcdlxxiv在中国获得了很高的印数。然而对作者的右翼立场——例如他指责乡土文学代表人物充当工农兵文学的代理人mmcdlxxv——以及那些重要的政治散文只字不提。在政治上，余光中有时措辞过激：文学不应服务于政治，mmcdlxxvi香港必须确立明确的政治方向，mmcdlxxvii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效仿香港和台湾的榜样来发展。mmcdlxxviii余光中在散文"诗人何罪？"mmcdlxxix中阐述了作家也应承担责任的观点。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散文研究者刘锡庆不以散文所产生的效果为评价标准，而以"文学性"为标准，因此在他编选的文集中缺少社会政治类散文。

中国的时钟走得有多慢，从一部怀旧游记散文集mmcdlxxx的重印可见一斑——其中没有任何提示表明该书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在台湾出版。mmcdlxxxi刘锡庆建立了一个质量等级排序，台湾散文位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散文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散文又位列香港散文之前。mmcdlxxxii

关于大陆对这位台湾作家信息匮乏的一个例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mmcdlxxxiii，发行量为6000册。该辞典将重点放在余光中的教学活动和诗歌上，对其散文仅用一句话带过。与辞典中大多数其他作家不同，其出生日期仅注明了年份。诗歌创作的开始被错误地标注为1952年（正确为1949年）。同样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新文学辞典》mmcdlxxxiv提供了一份以列举其作品为重点的简短传记概要。中国出版的《台湾作家辞典》mmcdlxxxv——发行量1700册——对余光中在文学论争中的角色提供了一份翔实的概述。只是他关于散文改革的呼吁在此被忽略了。在文献资料中包含最详尽传记信息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中文文学辞典》mmcdlxxxvi。

杨昌年（1930年生）在其专著《现代散文的新面貌》mmcdlxxxvii中——序言署期为1986年6月15日——介绍了散文的十一种"新"亚类（包括意识流散文、艺术散文等），并分别阐述其特征。他在书中分析了所选作者和文本。基于其分析，杨昌年得出结论：余光中是一位具有国际水准的作家。

苏州大学讲师范培松在其为1994年广州散文研讨会所撰的论文"香港学者散文概评"mmcdlxxxviii中认为，余光中具有一种"神圣的天赋"，能够将平凡之事描写得不同寻常、引人入胜。他引用余光中《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中"散文与诗是我的两只眼睛"之语，并提及另外四部散文集：《逍遥游》、《听听那冷雨》、《凭一张地图》、《隔水呼渡》。余光中的散文具有"气"（qi 气，精气）。范培松引用孟子（Mengzi）的话，认为散文应当具有"浩然之气"（haoran zhi qi 浩然之气）。对此应批评性地指出：孟子所知的虽有散文以及散文的前身形式，但恐怕并不了解真正意义上的散文，更不用说他能给出在两千多年后仍然适用的美学建议了。范培松特别推崇余光中的游记散文，认为它们自然率性，并非刻意写给读者看的。余光中还擅长以日常话题写作小品文。与梁锡华的散文相比，余光中的风格更具自传色彩。除余光中外，范培松在论文中还评述了另外五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刘锡庆）和台湾的作家。应批评性地指出，被评述的散文家中有两位——余光中和黄维梁——是范培松的同事，他们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正面评价。苏州大学与余光中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和黄维梁任教的该校共同主办了这次研讨会。

孙绍振在其会议论文"论中国散文中的敏感与幽默"mmcdlxxxix中评价道，余光中写出的散文与梁锡华的某些散文同样滑稽幽默。孙绍振还论及了林语堂（Lin Yutang）、梁实秋。

徐学在其会议论文"现代散文节奏短论"mmcdxc中指出，余光中要求现代散文应运用西方句法的严谨与生动，同时保持文言文的简洁。余光中的散文读起来"很快"。余光中1980年代之前的散文是气势磅礴的（qishipangbo 气势磅礴，雄伟壮丽）。

在香港的非批判性接受

此外还有黄维梁的一篇论文，但该文并未反映余光中实际上颇具争议的状况，而是持肯定立场。mmcdxci

黄维梁于1979年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火浴的凤凰》mmcdxcii，该集分三部分及一个附录收录了关于余光中的二手文献：28篇论文探讨其诗歌，9篇探讨其散文，mmcdxciii 7篇探讨其论辩及其他方面。黄维梁本人撰写了下文将要介绍的序言以及五篇论文。

在"导言"中，黄维梁在论述余光中散文的部分写道：截至1979年，余光中已写了200篇散文，拥有独特的风格。黄维梁将余光中的散文与其诗歌等量齐观。自"五四运动"以来，散文家们从未对散文提出过要求。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属于议论性的（yilun 议论，论述）或旨在传播学问（xuewen 学问，知识）。冰心和朱自清强调感情。何其芳强调感伤性。钱钟书非常"旁微博引、甚富机智"（pangwei boyin, shenfu jizhi，广征博引、极富机敏），梁实秋风趣，林语堂幽默。余光中不愿步其后尘，而要寻找自己的风格，正如他在《逍遥游》的后记中以凤凰之喻自陈的那样。他要将文字彻底重新组合。mmcdxciv余光中的散文清新而有力。mmcdxcv余光中的散文属于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之列，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据光辉的地位。mmcdxcvi

在这部论文集以及下文将介绍的关于余光中的第二部二手文献集《五彩缤纷》中，以下撰稿人再次出现：郑明娳、黄维梁、颜元叔、思果、黄国彬mmcdxcvii（1946年生）。不再参与的知名人士有梁实秋、陈芳明、夏志清。

黄维梁编辑的第二部关于余光中的二手文献集《五彩缤纷》mmcdxcviii收录了1979年至1993年间的论文，分为四部分和一个附录：包括15篇关于其诗歌的论文，mmcdxcix 10篇关于其散文的论文，mmd 8篇关于其书评和翻译理论的论文，mmdi 5篇关于日常话题的论文。黄维梁撰写了前言、后记以及五篇论文。以下将对其中提供进一步认识的内容进行简要的批评性介绍：

在"导言"mmdii中，黄维梁勾勒了传记经历：余光中在厦门大学就读后，于1950年5月来到台湾，此后一直担任大学教师。1974年成为香港大学教授。1985年返回台湾。此处隐去了他因曾呼吁香港政治化而被迫离去的情况。1991年10月，香港的一次翻译家会议为其作品颁奖，mmdiii当时他还是高雄中山大学教授。他的早期作品风格"气魄"（qipo 气魄，豪迈），雄奇（xiongqi 雄奇，壮丽而奇特），很早便形成了丰富的个人风格。他是诗人、mmdiv散文家、书评人、编辑、译者。mmdv家庭背景和旅行等多方面的兴趣使他的作品在传统中国元素之外增添了西方元素。mmdvi

郑明娳在其论文"论余光中的散文"mmdvii中分析了余光中1963年至1970年间的五部散文集。除诗人和散文家身份外，余光中还是散文理论家。1. 关于其散文理论与实践，她解释道，余光中的散文理论载于《左手的缪思》和《逍遥游》的后记中，在《我们需要几本书》中也有若干相关论述，三个具体观点则见于"剪掉散文的辫子"。她将余光中的理论概念"弹性"（tanxing 弹性）解释为：文章中的文学体裁和语调应经常变换，以使散文更加有趣。mmdviii她将"密度"（midu 密度）解释为"在一定篇幅内写出精彩内容"。mmdix "质料"（zhiliao 质料）则是指用词和措辞恰到好处。mmdx郑明娳随后探究了余光中如何在自己的散文中贯彻这三项要求。她指出了明显的句式锤炼和对韵律的精心选择。2. 关于余光中的中国意识，她写道，mmdxi余光中对中国怀有强烈的情感。他曾生活在旧中国，在那里接触了古典文化，并阅读了关于中国壮丽山河的文字，从此拥有了对故土的美化回忆。他称台湾为"岛"。他最美的怀旧散文是"蒲公英的岁月"。郑明娳通过若干散文展示了余光中如何追忆旧日大陆。在第3部分中，她考察了余光中的散文在唤起情感方面的效果。mmdxii她得出结论：他在读者那里激发了全部感情的丰富色调。在第4部分中她考察了散文的结构：mmdxiii其特征为内容的完整性和各段落之间的相互关联。在结语即第5点中，她将余光中的散文誉为当代诗人的"瑰宝"。

众多散文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局限——他们没有以跨领域的或比较性的问题来审视余光中的散文。郑明娳、黄维梁（见下文）及其他人仅仅检验余光中是否遵守了自己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论述的价值仅限于余光中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性。然而，只有通过与其他散文家的比较、将其置于社会政治背景和创作背景中等方式，才能得出根本性的判断。此外，也许是出于对这位有时被奉为"神圣"的在世作者的顾忌——余光中以论战方式攻击批评者——这些研究者没有勾勒出余光中作品的发展轨迹，或许也是为了通过宣称其绝对性和完美性来否定任何进一步的发展。

何龙在其论文"文字的妙排"mmdxiv中就"余光中的散文艺术"阐述了四点：1. 余光中如同一位"将军"，指挥文字如同调遣士兵。2. 余光中选字独到。3. 他兑现了自己关于"弹性"、口语化、西方影响和文言语法的主张。4. "密度与内涵"也符合他的要求。然而，何龙以"将军"这一比喻损害了自己的学术可信度。

雷锐在其论文"文字火炉中炼成的不死之丹"mmdxv中专门探讨了余光中散文的幽默特质。mmdxvi 1. 余光中要求进一步推动中国散文的现代化。余光中的散文描写了他在台湾的家庭生活、在香港的职业日常、在美国的求学与教学生涯、在台湾和欧美及南太平洋旅行中的观察与主观感受，以及关于社会状况和人情感受的杂论。幽默在其散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mmdxvii 2. 雷锐将余光中的幽默评价为"华丽的"，mmdxviii通过幽默的表达，余光中赋予其散文以对所写对象的（表面上的？）距离感，从而产生深度。此处应批评性地指出，余光中在论战性散文中的弱点恰恰是缺乏距离感。雷锐继续写道：3. 其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核"；mmdxix 4. 幽默和其艺术"意象"（yixiang 意象）的效果通过以下方式精心设计并加以实现：mmdxx散文包含以幽默方式呈现的丰富艺术构思。幽默是不可或缺的。雷锐似乎与余光中的文字缺乏足够的距离来做出客观判断，他与郑明娳不同，不加反思地使用了余光中的术语。

雷锐接着写道：5. 散文包含语言创新，余光中与钱钟书一样拥有良好的幽默感。mmdxxi雷锐试图从分析角度探究散文中幽默的根源。在第6部分中，雷锐肯定了余光中的语言韵律感，并再次重申他具有幽默感。mmdxxii语言韵律与幽默感统一的最佳范例是"听听那冷雨"。事实上，在《余光中幽默散文的赏析》mmdxxiii中，该文也被作为代表性散文和幽默的典范加以引用。雷锐进而写道，余光中强烈的幽默是通过缩减表达方式但保留实质意义来实现的。7. 在结语中，mmdxxiv雷锐阐述了幽默在散文中的重要性。余光中的散文如诗一般，具有一种"抒情的幽默"。该文努力进行分析——为什么余光中的散文部分地产生幽默效果——但最终未能给出答案。

冯友军在其论文"以奇妙的比喻和巧妙的拟人写文章"mmdxxv中论述了余光中散文中的比喻和类比。mmdxxvi 1. 余光中以奇妙的比喻和巧妙的拟人著称，mmdxxvii他选择了恰当的表达形式。2. 他的写作独具匠心、个性鲜明、每篇各异。mmdxxviii他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的生活阅历、节奏感，体现出一种"阳刚"（yanggang 阳刚，男性化的）气质和艺术内涵，并运用隐喻手法：他不用"象"（xiang 象，像）而直接使用其他表达。3. 在结语中，mmdxxix冯友军引用了"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指出余光中写散文打个比方说只用左手。这篇颂词全文七页，没有事实依据或对评价的论证，情绪色彩浓厚。

黄维梁在其文章"余光中《催魂铃》赏析"mmdxxxi中描述道，余光中1.mmdxxxii认为电话铃声令人心烦，主张以书信作为通讯方式。在这一点上他与钱钟书看法相同，后者在小说《围城》中对电话、书信与门铃的竞争关系有过类似的表述。2. 余光中引用了大量古今中外的实例；mmdxxxiii其中包含许多对古典文学中所记载的事件的典故和文学段落的引用。他在描写中频繁使用比喻。3. 他的语言灵活自如，mmdxxxiv善于运用或改造俗语，偶尔也借用西方语法元素以求新意。黄维梁同样试图在余光中的文本中寻找其理论主张的实践。4. 余光中在散文中展现了娴熟的句式衔接，mmdxxxv构思严谨，5. 兼具趣味与裨益，其散文中始终包含对社会的批评。在此须批评性地指出，这一论点停留在理论层面，如中文二手文献中常见的那样，未以具体例证加以支撑。6. 黄维梁在结语中写道，余光中的散文早已声名远播。它们比胡适和巴金那种朴实无华的文章要精巧得多。他的散文富有诗意和文学性。值得肯定的是，这是少数试图确定余光中在散文家中地位的文章之一。然而，将余光中置于胡适和巴金之后的排序无法得到现有研究成果的支持。此处大概只能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因为胡适以其文章创造了余光中所使用的白话文，而巴金则如他一贯强调的那样，由于缺乏专业写作训练，仅仅致力于传达内容，而那些内容无疑比余光中散文中的内容更为重要。

沈谦在其文章"用左手写散文的魔术"mmdxxxvi中，基于对余光中《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的阅读而撰写了此文。这些散文是

1. "多棱的水晶"：余光中是诗人兼散文家、译者、评论者、研究者、教师。沈谦也重复了余光中那个尚武的比喻，称他为"文字的将军"，mmdxxxvii

2. 他向远方伸出"触角"。mmdxxxviii关于散文"记忆像铁轨一样长"，沈谦概述了内容和场景：第一部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背景，

3. 第二部分再现了在台湾乘火车的经历及沿途风景描写。mmdxxxix余光中还描述了家乡的铁路，

4. 沈谦评论了诗作"九广的铁路"，该诗讲述了一个无意识的肚脐，不可被碾过。

这篇文章沿用了余光中富于意象的语言。由于缺乏学术成果，人们或可将其视为作者自身文学抱负的实现，尽管即便出于这样的动机，单纯复述余光中散文的内容仍然是多余的。

思果在其文章"作文的字帖"mmdxl中提出了与其他文章相比颇为异端的论点：余光中有很多后天习得的技能，但天赋不足。接下来他着重阐述了年轻时知识积累的重要性。思果指出，余光中关于画家梵谷的散文可以作为同类散文的范本。这篇文章包含隐含的批评，是对研究对象进行批判性探讨的证据，其评判有意识地保持"相对"态度，而非像同行们那样"绝对"。

戴天在"致余光中的'隔水呼渡'"mmdxli一文中指出，余光中以此承担了现代散文的先驱角色。不喜欢他表达方式的人是吹毛求疵。余光中的散文安排得当、结构清晰。戴天引述余光中的观点：现代散文的标准应当是博采众长，从各种文类中择其精华。戴天转述了余光中的主张：1. 要求语调、重音和表达方式具有"弹性"。2. 无论散文长短，都必须达到一定水准的"密度"（midu）和"美感"（meigan）。3. 余光中要求"质料，精确的用词"。戴天建议余光中仿照欧文·W·迪尔斯（Irwin W. Dears）的《美国四季》（American Seasons）写一篇旅行散文。通过余光中，台湾海峡两岸的人民应当被唤起对故土和自然的热爱。除了转述余光中的主张之外，戴天在此还向作者提出建议，并引申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在此文中找不到任何文学批评的要素。

柯灵（生于1909年）在"增加一分信任"mmdxlii一文中，转述了余光中关于散文革命的呼吁。这意味着对现代文学和汉字表达能力的信任增长。柯灵本人也是作家，在本研究的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中位列第12位，在总排行榜中位列第31位（排行榜见第页）。

台湾的批评性接受

林耀德以"用两只眼睛才能看"mmdxliii为题发表了一篇对余光中的批评性访谈。由于其批评性特质，它在其他二手文献中脱颖而出，因此在此——同样以批判的眼光——予以转述：

林耀德在引言中写道：余光中是现代主义者。他曾在杂志《联合文学》的乡土文学论争中发表文章，倡导西方诗歌的影响，翻译过美国文学作品。mmdxliv余光中现代诗的"黄金时代"是1964年至1969年，20世纪80年代他写了更多散文，1948年至1989年间他是所有中国作家中最为活跃的，余光中已经成为一段（文学）历史。mmdxlv

黄维梁在他1979年编辑的余光中评论集中，对作者的批评进行了审查删削。mmdxlvi在他的第二部二手文献集中，需要补充的是，黄维梁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郑明娳的文章"余光中论"mmdxlvii是关于余光中最具代表性的论文之一。关于余光中的评论和访谈超过300篇。mmdxlviii以前，余光中认为诗歌比散文更重要，他将散文视为"诗馀"（创作诗歌时的副产品）。自1987年的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以来，散文与诗歌对他同等重要，他自己曾使用"两只眼睛"的比喻。梁实秋曾以类似的话概括道："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当时无人能及"。mmdxlix

林耀德转述了余光中的观点，即中国传统中散文家同时也是诗人，反之亦然，mmdl这种亲缘关系在中国抒情散文中比在西方更为显著，因为西方更多地写作论述性文章。mmdli余光中如今将散文与诗歌视为同等重要，散文能更好地表达极为不同的内容。mmdlii约1000字的自由散文对余光中而言不太重要，他提倡较长的散文。余光中主张自传体散文。随着年龄增长，"自我"在他的散文和游记中越来越不处于中心位置。游记超越了诗歌的局限。mmdliii

林耀德提到，郑明娳和吕正惠曾在《自由青年》（第696期）上发表文章，其中描述余光中对文字极为审慎，但在生活中不那么敏感。余光中在访谈中反驳说，他在两方面都非常敏感。mmdliv

关于西方散文和中国散文的优点能否结合的问题，余光中解释说，中国作家不应过多顾虑西方的看法，西方散文源于"西塞罗（Cicero）的希腊传统"。mmdlv对此须批评性地指出，西塞罗（Cicero）是罗马人，他以其书信集《致友人书》（Ad familiares）至多是传播和延续了希腊传统。关于散文的真正起源，请参阅本文开头的相关章节。余光中接着说，散文最能展现作者的语言才华。余光中否认外国学者有能力分析中国散文，mmdlvi因为语言上的妙处不可翻译。这一论证同样令人难以信服。余光中继续说道，文学始终只代表一个民族。叶维廉mmdlvii在同一篇散文中同时使用了诗歌和散文形式，余光中则主张将两者分开。mmdlviii散文可以少量借鉴诗歌形式，但不能过于抒情。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是他的实验阶段。许多散文家对"抑扬格"形式有所偏好。mmdlix

关于他的诗集，余光中表示，mmdlx艾略特（T.S. Eliot）兼具理性与情感。余光中主张多元发展。mmdlxi林耀德批评多位译者同时翻译一本书或从第二语言转译的现象，余光中对此解释说，在文学领域这是不可行的，按照纪德（Gide）的观点，只应由优秀的作家来翻译外国著作。mmdlxii余光中告诫不要在内容上局限于乡土文学，也应该写一些其他题材。mmdlxiii

林耀德在访谈中进一步询问台湾海峡两岸不同的中国意识，并以如下分类质问余光中：20世纪50至60年代外来内容占主导地位，形式保持保守，60年代末浪漫主义者登上舞台。mmdlxiv余光中解释说，中国意识在鸦片战争和抗日战争前后发生了变化。在此必须考虑两个方面：第一是文化的、传统的形象，第二是后天教育形成的形象。mmdlxv中国非常贫穷。余光中也开始涉及台湾题材。mmdlxvi关于旧体诗与新体诗的问题，mmdlxvii余光中解释说，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在文学领域也将日益紧密，未来一部作品的质量将不是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分别评判，而是在两地共同评判。余光中希望翻译事业能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的繁荣景象。mmdlxviii乡土诗与政治诗的作者之间的争论仅是表面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越来越少。mmdlxix

除这篇访谈外，台湾还有一部关于余光中的评论集，但笔者未能获得。mmdlxx

余光中以激进但不离经叛道的口号、精心策划的散文研讨会以及为他而编的二手文献集，展现出一位渴望站在前台的作者形象。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位善于自我推销的人，而且是一位语言艺术家，仅凭他的散文就足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对西方读者而言，它们有时显得过于感性。但余光中也不惮于利用自己的手段来中伤同行作家，例如当他将乡土文学曲解为工农兵文学，并以论战的方式提议对这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进行精神鉴定时。对胡兰成也是如此，由于后者曾与日本傀儡政权合作，余光中对他毫不手软。他对国民党政策的失误——例如自1987年以来已在文学中有所反映的"白色恐怖"——保持沉默，其动机似乎在于他被许诺了即将新设的文化部长一职。

与此形成有趣对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长王蒙，他将作为下一位当代散文家加以论述，在此之前先简要介绍包括钱钟书在内的几位其他散文家。

邱言曦、杜十三、郑明娳

笔者在台湾书店随意浏览时注意到以下几位散文家：邱言曦有散文全集出版，以社会批评的视角讨论时事话题。年轻的杜十三在解严前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中英双语抒情散文集《爱的乱乱记》mmdlxxi和《叹的乱乱记》，mmdlxxii由《时报》出版社出版。台湾散文研究专家郑明娳于1992年以散文集《教授的牌局》mmdlxxiii亲自涉足文学创作——并取得了成功，1993年该书即出了第二版。这仅是书店中众多散文集中的几部，台湾的散文似乎正经历一个新的繁盛期。

学者散文——大师钱钟书

关于钱钟书至1982年的全部著作，已有一部详尽的专著，其中包含批判性评价、介绍其写作发展的传记概述以及书目。mmdlxxiv关于钱钟书，现有一部德语教授资格论文mmdlxxv和一部中文硕士论文，mmdlxxvi另有五篇关于诗学的散文被译成法语。mmdlxxvii

钱钟书于1910年11月10日出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学者家庭，早期作品使用笔名"中书君"。

他的才华根植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广泛阅读，他以天才的方式将其转化为机智的文字游戏、典故和语言意象。民国时期鲜有人能凭借自身学识创造出足够的距离，以如此恶毒的讽刺和辛辣的嘲讽来蔑视同时代人的狭隘和虚荣——那些人的西学不过是矫揉造作罢了。mmdlxxviii这是一篇介绍钱钟书创作的导论，其中对若干散文的评介也被纳入本文。通过对中西文学的比较研究，他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钱钟书的父亲是文学史家和大学教授。他自幼接受古典教育，写出了超越同龄人水平的文章和诗歌。1929年，由于数学和英语成绩悬殊，他以特殊录取的方式进入清华大学英语系学习。在那里他大量自学，被视为性格内向。mmdlxxix他在此期间也为《清华周刊》、mmdlxxx《国风半月刊》、《国闻周报》和《文学杂志》mmdlxxxi撰写了最初的批评性散文，在《新月》和《观察》上发表书评。他还用英文发表了散文："On 'Old Chinese Poetry'"、mmdlxxxii"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mmdlxxxiii刊载于《中国评论周报》，"Tragedy in Old Chinese Drama"mmdlxxxiv刊载于《天下》（T'ien Hsia Monthly）。此外，他为一本关于苏东坡的著作撰写了序言，mmdlxxxv并于1930年至1933年间担任《清华周刊》的编辑和撰稿人。

1934年至1936年间，钱钟书担任《中国评论周报》mmdlxxxvi的编辑。在《中国年鉴》中他任顾问编辑，并发表了一章关于中国文学的内容。他参与了1941年《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年卷的编辑工作。

钱钟书其后在上海任教，并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mmdlxxxvii赴牛津大学（Oxford）研读英国文学，期间阅读侦探小说、黑格尔（Hegel）的哲学著作和普鲁斯特（Proust）的小说。他以17至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为题完成博士论文。随后他在巴黎（Paris）研修一年。1938年他返回中国，主编多种期刊，并在多所大学任教直至1948年。mmdlxxxviii

1941年，十篇先后发表在《新月》和《文学研究》上的小品文被收入在上海出版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mmdlxxxix中再版。钱钟书在其中以讽刺的笔触针砭人性弱点。"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是一篇从形而上学的视角讽刺人类无知与伪善的作品。在散文"读伊索寓言"中，非人类的叙述者揭示了人类投射到寓言动物身上的负面品性——而这些品性实则为人与寓言动物所共有。"说笑"抨击了那些从来不会笑或已经丧失笑的能力的人。虚伪的或过于热心的道德卫士在散文"谈教训"中遭到了钱钟书的嘲讽。伪君子在"论文人"mmdxc中被揭露，在"释文盲"中则讽刺了那些冒充文学评论家的江湖骗子。mmdxci在散文"论文人"中，钱钟书以对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歌德（Goethe）和雪莱（Shelley）的旁征博引展示了他的博学。

1946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人兽鬼》，mmdxcii钱钟书在其中将他最喜欢的攻击目标——当代作家——加以嘲讽。他揭示了某些作者不过是社会和文化颓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他有时确实过于偏激，例如在他对周作人的漫画化描写中（见上文）。

1946年至1948年在暨南大学任教期间，他担任由南京中央图书馆出版的英文期刊《书林季刊》（Philobiblon: A Quarterly Review of Chinese Publications）的编辑。他在其中发表了关于西方作者中国题材著作的短评以及各类主题的散文，如"The Return of the Native"、mmdxciii"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mmdxciv"A Note to the Second Chapter of 'Mr. Decadent'"，mmdxcv以及中英互译的翻译作品。

1947年，钱钟书发表了机智的散文"中国诗与中国画"，mmdxcvi该文后来被多次再版。

钱钟书的创作高峰期在20世纪40年代，但尽管他的文学产量有限，其生平和著作目录却鲜少被系统整理。mmdxcvii原因可能在于他的世界观中立性（例如与鲁迅不同），他的文学产量较少（例如与"文化大革命"前的沈从文不同），他偶尔使用英语和古典文言写作，其典故丰富的文本的复杂性，以及他的文体多样性：叙事散文、随笔、书评、学术论文、文学小品、文学理论著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篇文学评论中，mmdxcviii钱钟书的散文被视为承袭英国随笔传统。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和冰心仅仅受到英国随笔的影响，而另一些人则直接模仿英国随笔。在这些英国随笔的模仿者中，首推梁遇春、林雨堂、梁实秋和钱钟书。这四人在政治观点上也接近资产阶级。他们以改善人们生活的态度与人交往。同时，由于他们的教养，他们对许多事物发出"高雅的微笑"。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批评mmdxcix对钱钟书散文提出如下批评："书卷气太浓"。其哲学性、理论性的阐述有时过于晦涩、过于密集。他的小说中"自我"太多，而散文中"自我"太少。

1946年出版了他被译成五种语言的小说《围城》，mmdc唐实（Tang Shi）、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内森·K·毛（Nathan K. Mao）、夏志清（C.T. Hsia）将其称为现代中国文学中最好的——如果不是唯一最好的——小说。mmdci小说讲述了青年中国人方鸿渐的喜剧式漂泊，他在留学归来后于抗日战争初期返回中国。这部小说是一幅可亲的当代人物肖像，mmdcii是诙谐的世态喜剧、学者小说、讽刺作品，也是对爱情与婚姻的评论。与《儒林外史》等小说不同，《围城》首尾贯通、结构完整，人物描写真实而非理想化。"围城"的意象象征着婚姻：外面的人想攻进去，里面的人想冲出来。

钱钟书博学的例证见于散文系列"小说识小"mmdciii的前两篇。它们以文言写成，作者追溯典故的出处，并将其用法与中国、英国、美国、拉丁、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拉丁文学中的例子进行比较。

在湖南期间，钱钟书以文言撰写了论文集《谈艺录》，于1943年完稿，1948年方才出版。mmdciv此书以典雅的古典汉语写成，旁引从柏拉图（Plato）到布雷蒙神父（Abbé Bremond）的西方诗学，详细论述了唐代至清代中国诗人的风格与语言运用，采用传统诗话的体裁。

1949年，钱钟书放弃了自身文学创作，转而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49年后他谢绝了来自香港和牛津的邀约，接受了清华大学的教席。自1952年起，他在中国科学院（今社会科学院）先后从事外国文学和古典中国文学研究。1958年出版了《宋诗选注》，mmdcv试图从社会学视角介绍宋代诗歌。

20世纪60年代，他撰写了文学批评散文："通感"、mmdcvi"读《拉奥孔》"mmdcvii和"林纾的翻译"。mmdcviii最后一篇散文由高克毅（George Kao）节选翻译并发表在《译丛》（Renditions）上。这些文章于1979年与"中国诗与中国画"一起收入一部论文集出版。mmdcix 1962年，钱钟书参与编写了官方性质的《中国文学史》。mmdcx

他研究宋诗和唐诗，于1979年出版了一部包含四篇研究的著作，其中一篇关于绘画与诗歌写于20世纪30年代，另外三篇则是1949年以后所写。

除散文集外，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小说《围城》，mmdcxi一部充满幽默的行为喜剧、学者小说、讽刺作品，是对宫廷生活和婚姻的评论，也是一幅可亲的当代人物肖像。mmdcxii

1961年，夏志清（C.T. Hsia）使钱钟书在西方为人所知。他在专章中介绍了钱钟书的生平、作品和学术背景，并分析了其叙事作品，mmdcxiii由此引发了西方学界的迅速关注。夏志清称其小说为最佳现代小说，尤其赞赏其讽刺和嘲讽。mmdcxiv

十年后他的作品以盗版形式在香港再版，又过了十年后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重新出版。

"文化大革命"期间，钱钟书一度被认为失踪，mmdcxv实际上他和妻子被送到了劳改营。然而他仍设法保留了进入北京国家图书馆的权限。后来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79年他还以文言出版了十篇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mmdcxvi在他那部以谦逊标题命名的历史-文献学经典注释《管锥编》mmdcxvii中，他以十个章节论述了经、史、子、集四部的经典文本，行文古雅，典故丰富。他在论述中纵贯西方语言，从古希腊经汉唐直至现代西方哲学。

散文"窗"mmdcxviii从哲学角度探讨了窗户的母题。1985年钱钟书出版了散文集《七缀集》。mmdcxix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辞世。

6.4 多面性、现代性与政治隐喻——前文化部长王蒙（生于1934年）

散文是渴望自由。自由的表达，自由的形式，自由的来来去去。mmdcxx

散文是对自由的渴望，渴望自由的表达，自由的形式，自由的来去。

截至1993年，王蒙已出版了26卷散文。特别是由于其著作目录（含至1992年的书目）的整理出版，在中国当代散文家中，几乎没有人像王蒙这样在书目方面得到如此完善的梳理。

关于王蒙的散文，现有一部德语研究著作，mmdcxxi列出了1948年至1992年间的542篇散文，对其中200余篇进行了注释，并提供了15篇译文。mmdcxxii因此，这里可以侧重于对研究成果的呈现和评析，偶尔参引散文原文，而无需像对待其他作者那样逐一列举单篇散文。关于王蒙，现有一部中文的全部作品书目（至1992年）mmdcxxiii和一部附有德语注释的散文作品中文书目（至1992年）。mmdcxxiv

关于王蒙的文学批评散文，mmdcxxv有中文二手文献可查；关于其苏联旅行散文，mmdcxxvi也有相关研究；另有与鲁文夫mmdcxxvii和张贤亮mmdcxxviii的比较研究，以及以其写作技巧mmdcxxix和叙事作品mmdcxxx为重点的专著。

德语二手文献涉及以下主题：他的散文"'洛伊宁格尔'和他的眼睛"mmdcxxxi、mmdcxxxii他的末世想象、mmdcxxxiii他的叙事作品、mmdcxxxiv他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群体中的定位、mmdcxxxv他的小说"花斑马"、mmdcxxxvi他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mmdcxxxvii他的叙事技巧、mmdcxxxviii尤其是他的意识流写作手法、mmdcxxxix以及他作为革命、反动与改革之间走钢丝者的定位。mmdcxl

H·马丁（H. Martin）mmdcxli于1989年首次在西方引起对王蒙散文的关注。"王蒙的理论和文学批评表述"是"值得注意的"。作为例证，他列举了两部散文集《当你拿起笔……》和《王蒙谈创作》，以及评论集《王蒙·资料》。

其他西方二手文献涉及他的农村生活和晋升，mmdcxlii他作品中的孤立与自我疏离，mmdcxliii以及他受苏联影响的小说"布礼"mmdcxliv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mmdcxlv

尽管王蒙在本研究中高居中国当代散文家再版频率排行榜之首，并在散文家总排行榜中位列第5（排行榜见第页），但亲自接受访谈的中国散文研究专家——蔡渝嘉、mmdcxlvi黄维梁、mmdcxlvii李瑞腾、mmdcxlviii刘锡庆mmdcxlix和郑明娳mmdcl——迄今对这位作家的散文作品仅给予了有限的关注，mmdcli因为他已经被归类为小说家和短篇小说家。mmdclii

与文化部长头衔相关的声誉或许促进了他的散文被更频繁地再版。然而，他的散文广泛传播和被接受的事实本身就证明了对其进行更深入考察的合理性。

对资料整理有所助益的是1993年12月王蒙十卷本文集mmdcliii的问世，该文集由作者本人监督和授权。mmdcliv本研究的文本基础是该文集的第6至第10卷，mmdclv以及较新的文本——在可获得的情况下——则以首次发表的版本为准。mmdclvi在其全部著作中，散文约占文集的40%，所占篇幅相当大。晚年的王蒙越来越多地致力于散文写作。

传记

关于王蒙的传记资料十分丰富：一篇16页的德语传记及对王蒙的评价附有书目，题为"王蒙"；mmdclvii一篇访谈，mmdclviii认为忧郁是其写作动力。德语二手文献还包括一篇关于王蒙的传记概述mmdclix和笔者进行的两篇访谈。mmdclx此外还有一份年表mmdclxi和一则传记辞典条目。mmdclxii在《百花文学》（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论文集中也有一个章节。mmdclxiii

在《王蒙代表作》mmdclxiv的中文"前言"中，作者的生平和作品按时间顺序得到介绍。另有一篇中文文章"解剖王蒙"，mmdclxv标注日期为1992年6月15日，考察了王蒙作品中的幽默。王蒙担任文化部长的经历在以下文章中有所描述："王蒙任文化部长：一个符号"。mmdclxvi

作者本人有若干自传性概述文章可查："文学与我——回答《花城》杂志某某同志的提问"、mmdclxvii"我在寻找什么"mmdclxviii等。他的童年在1986年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有所反映，青年时代在1956/57年的《青春万岁》中有所描写，被流放到东突厥斯坦的经历在1980年的《买买提处长轶事》以及长篇小说《布礼》中有所呈现，初入干部生涯则在1980年的《蝴蝶》中有所反映。1992年9月王蒙撰写的论文"中国先锋短篇小说与新写实主义"mmdclxix也反映了他自身对文学现代化的努力。

王蒙于1934年10月15日出生在北平附近的沙滩，是两位学者的后代，至少有三个mmdclxx孩子，其父后来成为哲学教授。元代著名山水画家王蒙mmdclxxi（1308(?)—1385）是王蒙取名的典故来源。

王蒙在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长大。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后，mmdclxxii全家逃往北平，王蒙在那里上学。mmdclxxiii日本投降后，他曾热情地欢迎国民党军队进入北平。

然而不久，王蒙便认为自己对国民党寄予的希望落空了。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自1946年起，他与（当时尚属非法的）共产党成员保持经常性联系。1948年10月10日，年仅十三岁的他加入了共产党；他怀有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愿望。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1月31日攻克北平，中央委员会于3月25日迁至该地。同月，王蒙成为"新民主主义"城市青年团工作委员会的干部。1949年8月，他进入青年团中央学校学习。1950年5月，他调入第三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委员会。

1948年，王蒙以一篇散文开启了写作生涯：十七八岁时他写了"春天的心"，mmdclxxiv并将其置于1993年文集中（按非编年排列的）散文部分的开头。年轻的王蒙在这篇小文中表达了对春天到来的喜悦。1992年他在散文"我在平民中学"mmdclxxv中描述了这篇文章的创作背景。

直到1978年，他的散文和小说数量大体相当，mmdclxxvi此后散文数量始终远超小说。

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之际，王蒙申请参加建筑工程学入学考试遭到拒绝。于是王蒙下定决心撰写宣传性文学，他后来坦言："……甚至在我们的信中，我们写的不是'我吻你'，而是'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他的青年阅读——苏联文学和文艺理论（将作家视为"灵魂工程师"的理念）——对他的早期创作具有决定性影响。1953年11月，十九岁的他开始创作以共产主义信仰为支撑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mmdclxxvii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给予知识分子的短暂言论自由期间，王蒙发表了他最初的几篇小说，mmdclxxviii并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mmdclxxix取得了第一个重大文学成就。

1956年12月，王蒙被提升为青年团委员会副书记，并被调至第四机械工业部有线广播器材厂。1956年他写了两篇散文。1957年他与崔瑞芳结婚，mmdclxxx这一年创作了六篇散文。

1957年毛泽东转变方针、结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成为王蒙被打为"右派分子"的导火索。由此他与记者刘宾雁mmdclxxxi一起成为"反右运动"中最著名的受害者。以"撰写破坏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作品"为由，他被禁止写作（至1977年），并于1958年至1962年间被下放到北京附近的农村劳动，在此期间王蒙搁笔不写。

1961年他首次获得平反。1962年他曾短暂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他恢复了写作：发表了两篇小说。mmdclxxxii

在成为"反右运动"的批判对象后，王蒙据其本人说法于1963年10月"自愿"决定前往新疆自治区（东突厥斯坦）进行思想改造和搜集小说素材，年底携家人前往，直到1979年才得以返回。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当时自己也相信"再教育"的正确性。1963年他到达伊犁的一个人民公社，在那里从事体力劳动并学习维吾尔语。按他自己的叙述，在维吾尔族农民和干部的保护下，他安然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王蒙曾这样评价自己："如果我人格分裂，我就活不下去了。如果白天当农民，晚上偷偷试着做作家，我会崩溃的。我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王蒙在农村保持了乐观的基本态度。他学会了突厥语系的维吾尔语，并将维吾尔文作品翻译成中文。他曾在东突厥斯坦作家协会工作了两年。在他后来那部包含大量自传元素的长篇小说《布礼》mmdclxxxiii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提到，他在那段时期仅以笔名发表了维吾尔诗歌的翻译。此后，当"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他时，他在伊犁地区巴彦岱公社第二大队担任了六年的副队长，经历了艰苦的岁月。

1971年至1973年，王蒙进入"五七干校"学习，mmdclxxxiv自1975年起在新疆（东突厥斯坦）乌鲁木齐的文化部门和文艺工作者联合会担任翻译和编辑。1978年王蒙重新开始写作和发表小说。1978年初发表了小说"向阳湖畔的春风"。mmdclxxxv在小说"大队书记、秘书、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mmdclxxxvi"最宝贵的"mmdclxxxvii和"光明"mmdclxxxviii中，他的社会批评最初仍较为克制。1978年还出版了五章本长篇小说"这边风景"。mmdclxxxix王蒙也尝试了报告文学的写作，例如1978年底发表的报告文学"火之歌"。mmdcxc

1979年2月，王蒙再次获得平反并重新入党。据戴维·E·桑格（David E. Sanger）mmdcxci报道，他得到邓小平的鼓励，就其在东突厥斯坦积累的经历写一些中篇和短篇小说。同年6月他携家人返回北京。他决定从此以专业作家身份从事创作。至此开始了他真正的文学创作阶段，此前的早期作品（1953年至1957年）后来在国内外评论界mmdcxcii（除了《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之外）被评为次要作品。1979年以来创作的大量小说屡获殊荣。

在北京期间，他每年创作约20至50篇散文，以及5至15篇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

1979年，王蒙写了"祭坛圣手——邵荃麟同志"、mmdcxciii"激动与沉思"、mmdcxciv"国庆节的焰火"mmdcxcv和"我们这些三十岁的人"mmdcxcvi等散文。1980年初，他在乌鲁木齐短暂停留期间写了风格各异的小说。mmdcxcvii 1980年除小说mmdcxcviii外，还发表了散文"我听到了一首'梦之歌'"、mmdcxcix"在贝多芬故居"mmdcc和"一个准备沉没的人"。mmdcci

在散文"当你拿起笔……"mmdccii中，王蒙细致入微地追溯了文学创作过程。这篇散文作为二十年禁笔后重新体验创作的自传性文献，具有重要意义。

1980年初，王蒙在一篇散文中描述了自己的探索：散文"我在寻找什么"mmdcciii是关于其至1980年创作经验的最重要的文学自传性散文。

1980年，王蒙发表了六篇小说（其中最早的几篇写于1978/79年），mmdcciv以中国当时不常见的意识流手法和闪回技巧引发了一场全国性讨论。mmdccv王蒙在散文中参与了围绕其争议性社会批评小说mmdccvi、mmdccvii和新写作技巧mmdccviii的论争。他的散文在文学界引起了热议，激发了许多读者的反响。凭借大量小说，王蒙成为国内外最受欢迎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

1980年6月，他访问了西德两周，8月底又在美国停留四个月，期间在艾奥瓦（Iowa）的"写作中心"驻留。mmdccix在标注为1981年1月的旅行报告《西德·浮光掠影》mmdccx中，王蒙描述了在当时西德各地旅行的印象。在艾奥瓦，王蒙参加了一次国际作家会议，并在散文"告别艾奥瓦"mmdccxi中记录了他的观察。王蒙享受着这座城市的宁静之美：河流景色、树木、草地和玉米田。在那里他与同胞和非中国人都有交往，感到中国被所有人所喜爱，所有人都在思考中国、想要更好地理解中国。中国人也在努力理解非中国的外部世界。王蒙以对中国的深情告白和对告别艾奥瓦的淡淡忧伤结束全文。

春夏之交，王蒙写了若干小说，mmdccxii秋天又在东突厥斯坦写了更多小说mmdccxiii和报告文学"故乡行"，mmdccxiv表达了他对东突厥斯坦的深厚感情。他发表了旅行报告"美国之行的小插曲"mmdccxv和散文"从美国归来的零星感想"，mmdccxvi以及上面提到的旅行报告"告别艾奥瓦"。mmdccxvii

1981年王蒙非常高产：他首先写了一篇讽刺微型小说。mmdccxviii同年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又发表了更多小说。mmdccxix 1981年也出版了第一部纯散文集：《当你拿起笔……》mmdccxx印数达25,000册。该集收录了21篇关于创作过程和文学理论的散文以及其他文学批评文章。1981年还出版了散文集《小说与短篇报告文学选》，mmdccxxi收录五篇散文，印数38,000册。同年还出版了一部收录五篇散文的选集《夜的眼及其他小说与评论》，mmdccxxii印数45,000册。

1982年初发表了散文"冬天的失落"mmdccxxiii和"沂蒙山区的灵感"。mmdccxxiv自1982年4月起，王蒙担任中国笔会副主席。1982年又创作了更多小说。mmdccxxv 1982年5月，王蒙第二次飞赴美国，并用一周时间访问了墨西哥。1982年年中发表了散文"墨西哥一瞥"。mmdccxxvi

1981年的自传体散文"用心倾听生命的声音"mmdccxxvii以生动的笔触展现了这位作家从革命梦想家到坚定的改革开放者的个人发展历程，时间跨度从1949年到80年代初。但它也展现了王蒙性格中的恒定因素：乐观主义、对生活的热情和理想主义。

1982年的散文"一个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mmdccxxviii提出了提高作家文化水平的诉求。王蒙写作此文的直接动因是他观察到，由于"文化大革命"，整整一代作家根本不存在，而那些仍然（重新）从事文学表达的人往往缺乏教养。

1982年9月出版了散文集《德美之行散记》，mmdccxxix收录五篇散文，印数12,000册。同月，王蒙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82年12月，他在一篇小说mmdccxxx中记录了在中国南方西沙群岛的见闻。1982年底发表了散文"橘黄色的梦"mmdccxxxi和"雨中的葡萄园"。mmdccxxxii3327 在散文《文学与我——回答〈花城〉杂志编辑部某某同志的提问》mmdccxxxiv中，副标题给人以访谈的印象——但实际上这是王蒙独立撰写的一篇散文，详细叙述了其生平经历，并介绍或提及了七十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该文写于1983年3月，后来又增补了描述1983年至1986年的部分，题为"重新开始以来"。

八月，他在花溪（贵州省）又写了若干短篇小说mmdccxxxv，并发表了十一篇。mmdccxxxvi

1983年出版了两部散文集：第一部收录三十篇散文，题为《谈小说的技巧》mmdccxxxvii，印数达三万五千册。散文的主题涉及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序跋和演讲。第二部是收录二十一篇散文的选集，题为《王蒙谈创作》。mmdccxxxviii其中的主题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过程。

自1984年6月起，他出访苏联。随后在1984年，他以散文《访苏》mmdccxxxix完成了与苏联文学的决裂。1984年，王蒙凭借游记《访苏心潮》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mmdccxl回国后，他又创作了散文《塔什干的晨雨》、《大饼子和卡秋莎》、《明天我们坐船走》和《苏丽珂》以及若干短篇小说。mmdccxli

1984年出版了一部资料集、一部散文集和一部作品集：《王蒙研究资料》mmdccxlii印数七千册，收录了十八篇散文和三十五篇二手研究文献。该卷还附有1955年至1982年小说和散文的精选书目。同年出版的散文集《橘黄色的梦》mmdccxliii收录三十一篇散文，印数一万一千六百册。mmdccxliv

1984至1985年间出版了四卷本作品选mmdccxlv，印数五千五百册，收录五十篇散文，其中十一篇归入散文类，三十九篇归入评论类。此外，王蒙同年还写了游记《塔什干的晨雨》。mmdccxlvi

1985年同样出版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四卷本作品选以及《箱底紫绸花衣》和《在伊犁》两卷。1985年，王蒙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同年6月，他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了西柏林的"地平线艺术节"，同年还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1985年9月，王蒙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他完成了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mmdccxlvii，于1986年春出版。他创作了若干短篇小说mmdccxlviii和散文，如《写时偶感》、《葛川江的魅力》、《香雪的善良的眼睛》，以及散文集《写作是一种燃烧》mmdccxlix，收录三十七篇关于文学与创作的散文，印数五千六百册。

1986年1月，王蒙作为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国际笔会年会。1986年春发表了若干短篇小说。mmdccl 1986年4月，王蒙以一篇散文告诫人们在经济进步方面应循序渐进：散文《成功之路》mmdccli传达的寓意是"不劳则无获"。一切通往成功的道路都充满忧虑、匮乏和挫折。有三类人阻碍或促进自身的成功：一类人追求成功，另一类人靠欺诈损人利己，还有一类人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通往成功的唯一真正道路是循序渐进地学习，而这需要时间。不可过于依赖运气。该文具有强烈的说教特征，分析性强，提供建议和激励。作者在文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1986年6月25日，王蒙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王蒙是被胡耀邦委以文化部长之职的，在任时间为1986年至1989年。他由此面临知识分子作家与政治家之间的个人冲突。他平淡无奇的施政至少给予了作家创作自由mmdcclii，促进了与台湾的文化交流mmdccliii，对民主运动的支持者采取了默许态度mmdccliv，但也并非毫无争议。mmdcclv

这一时期诞生了大量短篇小说mmdcclvi和较短的文本，其中一些已有德语译本。mmdcclvii 1986年还出版了收录七篇游记散文的集子《访苏心潮》mmdcclviii，印数两千五百册。

1987年发表的散文《反省》mmdcclix带有意识流的风格特征。1987年，王蒙以部长身份为受到批评的改革派作家辩护mmdcclx，正如1994年他又以一篇散文反驳批评改革的作者王山（见下文）。同年出版了收录三十九篇散文的集子《被文学所诱惑》mmdcclxi，印数六千七百册。

在王蒙至少两次到访苏州之后，1988年发表了他被转载最多的一篇散文：《苏州赋》mmdcclxii以游记的形式描写了苏州——一座古老的（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又现代的城市，经济在此得到发展，变化极为迅速，而传统和园林因为苏州经过部分修缮而得以保存。王蒙表达了他的希望：不要像某些地方已经发生的那样，在现代化进程中再度破坏一些传统的美好事物。他以动人的笔触描写了苏州山水的魅力。

1989年出版了收录十一篇游记和十三首诗的集子《在佛罗伦萨名餐馆用晚餐的体验》。mmdcclxiii

同年，但在六月事件之前，发表了三篇后来被广泛讨论的散文。第一篇《遗忘的魅力》mmdcclxiv写于1989年5月，传达了遗忘有时可以是积极的这一认识。第二篇《蝴蝶为什么深感满足》mmdcclxv是作者将自己比作一只无法捕捉的蝴蝶的自喻。第三篇《落叶》mmdcclxvi是对这一秋季现象的抒情描写。与贾平凹同名散文——贾在其中观察一棵树经历四季——不同的是，王蒙将落叶转化为他书写文字所用纸页的隐喻。这篇散文对德语读者而言尤为易于理解，因为在德语中，中文表示树叶"叶"和纸页"页"的词不仅是同音词，而且是同义词。

1989年9月4日，王蒙被迫辞去文化部长职务，原因是他没有附和对反革命的声讨。官方的理由是他希望"专心从事文学创作"。mmdcclxvii六月事件之后，他的许多作家同行逃往国外。然而王蒙属于选择"内心流亡"而非流亡海外的那一群作家。与邓友梅和冯骥才mmdcclxviii或许不同的是，王蒙在文学上并未与党的新（旧）政治路线妥协。

在非正式获得的"缓刑式写作自由"中，王蒙转向非政治性题材，实现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心愿：以非常规的方式——即从作者的主观视角——撰写关于《红楼梦》的阐释性散文mmdcclxix（1991年出版），这些散文因其全新的研究路径甚至在红学研究者中也获得了认可。

这些文本mmdcclxx通常按照同一模式构建：《红楼梦》中的某句话或某个事件激发王蒙产生以下方向的联想：1.政治和历史认知收获，2.作品内在的认知收获，3.哲学认知收获，4.文化批评认知收获（如等级制度、奴仆与外国人），5.通过作品内在阐释并结合自身经验所获得的认知收获。在退出政治生活的背景下，王蒙在此借助以历史批评的形式来进行时政批评。

假如曹雪芹mmdcclxxi复活，听到所有这些高谈阔论的批评，尤其是"阶级斗争史"和"四大家族兴衰史"——毛泽东那些极为重要的阐释——如果他不被吓得晕倒，那才真是奇怪了。mmdcclxxii

因此，所有这些问题反映了以下几点：1.严格的专制社会制度；2.机构人浮于事；3.治理不是依据宪法，而仅凭个人意志，制度中缺乏相互制约或促进的机制。4.表面上看[……]利益服从于大集体[……]。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在顾及自己的私利[……]mmdcclxxiii

该文集以《红楼启悟录·笔记》mmdcclxxiv为题出版，印数三万册。收录四十七篇散文，分为以下各部分：《红楼梦》中的"现实主义"及其他mmdcclxxv、宝玉与黛玉的相遇mmdcclxxvi、余味悠长的满足mmdcclxxvii、论贾宝玉mmdcclxxviii、《红楼梦》的语言与结构mmdcclxxix、感情与政治mmdcclxxx、论"红楼二尤"mmdcclxxxi、《红楼梦》的结构与贾府的末日mmdcclxxxii、《红楼梦》后四十回一议mmdcclxxxiii、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奇书《红楼梦》mmdcclxxxiv。内容分为四个部分：1.语言结构/内容，2.人物，3.流传，4.隐秘的钥匙。

尤其自1990年代初（1991年、1994年），王蒙的散文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一场政治动机的文学假辩论中mmdcclxxxv被逼入绝境的王蒙，在为其小说《坚硬的稀粥》mmdcclxxxvii所写的充满讽刺的辩护文《我爱喝粥》mmdcclxxxvi中，展示了典型的散文风格。mmdcclxxxviii

散文《我爱喝粥》mmdcclxxxix约两千字，标注日期为1991年10月。在这篇散文中，作者表达了对稀粥的热爱，并描述了各种煮粥的习俗、相关的回忆与诠释。在围绕《坚硬的稀粥》的争论背景下，这篇散文可被视为一次爱国的反击——针对领导层中那些指责王蒙反对改革的正统势力；因此该文具有当代政治的深层含义。王蒙呼吁人们回归稀粥的传统。他援引日常生活和记忆中的例子，并从理论上加以阐述。文风生动，略带讽刺。1991至1992年之交，王蒙的《坚硬的稀粥》在香港出版。mmdccxc

散文《感伤》mmdccxci约一百字，写于1991年9月，王蒙在文中描写了自己至今未能摆脱的感伤情怀，他将之加以普遍化并从理论上进行阐述。其中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所呈现的情感真切可感。

1991年11月，王蒙的三十二篇散文以《文体随笔》mmdccxcii为题出版，印数三千册。该卷收录了关于《红楼梦》、李商隐等的散文。

1991年12月发表了散文《散文》mmdccxciii，同时创作了约六百字的短文《快乐》mmdccxciv，其中将快乐描述为一种形而上的状态。王蒙在文中一方面解释了这种感受本身，然后对"快乐"一词进行了词源学式的诠释。文风流畅。

1992年出版了收录二十九篇mmdccxcv散文的集子《欲读书结》。mmdccxcvi同年，王蒙还写作并发表了后来被频繁转载的、约一千一百字的散文《淡然》。mmdccxcvii文中，王蒙分享了他的观察：世人往往过于浮躁。他呼吁人们以淡然作为日常心境的理想来追求，由此汲取智慧和力量，获得自信。在形式上，这篇散文属于理论性阐述和词源学诠释。文风在此显得不太有序，较为口语化。

此外，他在1992年还撰写了另外四篇偶尔被转载的散文：约一千字的散文《再论淡然》mmdccxcviii在内容上承接上述文章。这次他以亲身经历阐述如何保持淡然。他呼吁读者注意以下八点：1.享受自然；2.享受艺术（如音乐）；3.多想自己的缺点和他人的优点；4.认识到所有人从根本上说是相似的；5.同等重视工作与休息；6.培养更多幽默感；7.忘却无关紧要之事；8.培养更多兴趣，生活在多个"世界"中。在形式上，这篇散文属于理论性阐述，因列举箴言而具有说教特征。文风口语化、流畅、条理清晰。

1992年还产生了讽刺散文《写与不写》mmdccxcix，王蒙在文中以反讽的方式鼓吹不写作。在《王朔的挑战》mmdccc中，王蒙批判性地论述了作家王朔。在约六百一十字的散文《无为》mmdccci中，他阐释了道家的行为准则无为以及老子的消极人生观——不干预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治理天下。王蒙将无为诠释为不做不值得做的事。他呼吁人们遵循无为的原则。这是一篇理论性的哲学论述，文风为说明性的、抽象的、总结性的、条理清晰且逻辑连贯。

约五百字的散文《自在》mmdcccii写于1992年，提供了词源学诠释、回忆、自我描写和自我观察。王蒙在经过十年的努力之后，评价自己的人生状态为自在从容。他呼吁人们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世界。在形式上，这篇散文属于具有世界观、人生观和总结性特征的理论阐述。文风轻松，时而简洁，时而别出心裁。

1993年出版了大量散文和文集：四十四篇散文收入文集《释然与惆怅》mmdccciii，印数四千二百册。收录一百一十五篇散文的是《中国当代名家散文丛书·王蒙卷》mmdccciv，印数一万册。收录五十九篇散文的集子《自在·一辑》mmdcccv印数两万一千册。这些散文"源于生活"，并非理论性的，是"真正的散文"。在1993年发表的散文《我爱读红楼梦》mmdcccvi中，王蒙表达了阅读这部小说时的愉悦之情。

1993年还出版了专著《〈红楼梦〉的发现·笔记》mmdcccvii的增补版。由于这些散文大多具有独立性格，且其中一些也曾单独发表，因此该专著也可以被视为收录八十二篇散文的文集。散文分为以下四个主题领域：1.语言结构/内容，2.人物，3.流传，4.隐秘的钥匙。

1993年还出版了十卷本《王蒙文集》mmdcccviii，其中已发表的散文再次收入。这里应列出其中的分类方式：一百三十一篇散文分属综论、代言（代序）、文艺杂谈三个栏目，收入《王蒙文集》mmdcccix第六卷。《王蒙文集》mmdcccx第七卷收录一百四十九篇散文，分属创作谈、序、欲读书结三个栏目，以及目录中未列出的另外两个栏目：作家与作品和谈自己的作品。

《王蒙文集》mmdcccxi第八卷收录九十二篇散文，分为两个栏目。在红楼梦栏目mmdcccxii中有：《红楼梦》中的"现实主义"及其他mmdcccxiii、宝玉与黛玉的相遇mmdcccxiv、余味悠长的满足mmdcccxv、论贾宝玉mmdcccxvi、《红楼梦》的语言与结构mmdcccxvii、感情与政治mmdcccxviii、论"红楼二尤"mmdcccxix、《红楼梦》的结构与贾府的末日mmdcccxx、《红楼梦》后四十回一议mmdcccxxi、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奇书《红楼梦》mmdcccxxii。第二个栏目是关于李商隐的。mmdcccxxiii

文集第九卷收录一百三十九篇散文，分为三个栏目：散文、报告文学和杂文。mmdcccxxiv《王蒙文集》mmdcccxxv第十卷的文本分为四个栏目，其中之一收录了十一篇以散文诗为名的抒情散文。

在1990年代，王蒙成为炙手可热的专栏作家mmdcccxxvi，并且敢于触及最为热门的话题，如《王朔的挑战》mmdcccxxvii。1994年9月，他的散文体文章《"洛伊宁格"和他的眼睛》mmdcccxxix也引起了国际关注。mmdcccxxviii他在文中公开质疑该作者——一位据称名叫洛伊宁格（Leuninger）博士的德国汉学家——的真实存在，这一质疑后来被证明是有根据的：出版社以这一伪装出版了一本批评改革的政治书籍mmdcccxxx，以保护本社作者并赋予该书权威性。

在《南方周末》上也发表了若干散文，如《做好你自己的事》mmdcccxxxi和《安静下来》。mmdcccxxxii

王蒙作为散文家（例如以其"欲读书结"专栏的文章）在中国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声音，以告诫的姿态伴随着改革进程和社会变革。

主题概览

自1979年起，王蒙对自身经历进行文学性梳理，在主题上比“文化大革命”后兴起的“伤痕文学”（得名于卢新华1978年的小说《伤痕》）走得更远：1979年，他不仅批判性地审视“文化大革命”以及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政治行径，还属于批判其他历史错误的群体。王蒙无疑是这一群体中形式上最多样化的代表人物，这一群体还包括1996年遇害的戴厚英、描绘农村现实的编年史家高晓声、丛维熙以及展现“右派”精神毁灭和性压抑的张贤亮（他也是政治劳改营囚犯情况的报道者）。这一以“反思”（反思文学）命名的文学思潮所关注的主题包括“大跃进”及随后的饥荒岁月、1957年的“反右”运动（王蒙本人也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并且首次对毛泽东在延安将列宁的理念为中国所做的文学应服务于政治目标的方针提出批判。

下面介绍王蒙以其散文追求的三个目标。首先是对过去的反思与清理，其次是其游记中的文化交流和对异域社会制度的理解，最后是对年轻一代作家的说教式劝诫。

主题：反思过去

自1979年起，王蒙对自身经历进行文学性梳理，在主题上比“文化大革命”后兴起的“伤痕文学”（得名于卢新华1978年的小说《伤痕》）走得更远：1979年，他不仅批判性地审视“文化大革命”以及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政治行径，还属于批判其他历史错误的群体。王蒙无疑是这一群体中形式上最多样化的代表人物，这一群体还包括1996年遇害的戴厚英、描绘农村现实的编年史家高晓声、丛维熙以及展现“右派”精神毁灭和性压抑的张贤亮（他也是政治劳改营囚犯情况的报道者）。这一以“反思”（反思文学）命名的文学思潮所关注的主题包括“大跃进”及随后的饥荒岁月、1957年的“反右”运动（王蒙本人也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并且首次对毛泽东在延安将列宁的理念为中国所做的文学应服务于政治目标的方针提出批判。

主题：旅行（游记）

王蒙在他的旅行随笔中，比如在《苏丽珂》（1984 年关于当时的苏联）里，并非像中国这类作品常见的那样，旨在向读者介绍遥不可及的国家，或者吸引读者前往可及的国家旅游，而是着眼于不同社会制度的比较。王蒙在一次关于德国的访谈回答中，清晰地表达了这种分析视角：他区分了风景优美的德国和能带来精神启迪的德国。

主题：劝诫（说教散文）

王蒙尤其面向年轻一代作家撰写说教性散文。尽管怀有启蒙动机，却存在显得居高临下的危险，王蒙早在1982年的散文《半内行》中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文中承认自己的言辞或许带有一些"好为人师"的味道。质疑和论证是王蒙早期说教散文的长处，他自己说他喜欢逻辑思维。约六十岁时王蒙的晚期说教散文（《无为》《轻松》等）呈现出朝道家方向发展的哲学思考。

1994年写作的散文《做好你自己的事》的核心思想是佛教和道家的、在其结果上具有维护体制稳定性的观念——每个人都应尽可能好地履行自己在社会中的职能。

王蒙在1994年使用了经典著作（如《大学》《中庸》等）中常见的论证链：

如果一个人想先把自己的事做好，私事也包括在内。我希望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生活、健康以及家庭和邻里的和睦相处越来越搞好。一个人能把家事料理好，并不一定意味着他能治理好国家，但这对治理国家至少不是负面的，而是正面的。

在其哲学散文中，他采用归纳论证的方式，将多个需要联系的个别观察加以综合。这种"类比推理"是中国哲学的典型手法。

逻辑——辩证说教散文的基础——是王蒙的"业余爱好"，正如他在散文《生命的声音》第四节中自述的那样。在1994年的"访谈"中，王蒙说康德（Kant）的辩证法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另一处强调了自然科学，尤其是"逻辑"和"抽象"对其人生的意义。H.马丁（H. Martin）甚至在王蒙的说教散文中辨认出了中国散文写作开端时期的哲学假对话。

在说教散文中传达的王蒙的人生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人与人本质上的相似性，个体的不可捉摸性（"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知道：谁是王蒙？"），谦逊而非自夸，热爱生活，乐观主义（尽管经历了艰难岁月），文学作为一种瘾好，通过逻辑分析解决问题，对宗教信仰的坦然态度，拒绝商业化。其实践写作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不伪装成"假洋鬼子"，不守旧而是对新事物保持开放，保持操守而非迎合低俗趣味，不模仿他人现有的风格和方法，也不重复自己作品中的内容，记录时代，自然而然，描写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追求原创性，文学不应在意图或主线方面具有功利目的，不搞黑白分明的脸谱化，追求真实，拒绝通俗文学，以及对读者的责任感。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王蒙以对其他作家的包容著称，因为他首先尝试从作者的视角来审视作品。

作品发展

王蒙在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因其批判性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年）和充满激情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至1957年）而成名，凭借其维吾尔族流放地的小说（1977年起）和若干以意识流风格写成的短篇小说（1979年起），他跻身于"文化大革命"后实现文学复出的作家之列。与此同时，他在作家协会中开始了文学干部生涯，直至担任文化部长（1986至1989年）。

散文在王蒙的创作中相对于小说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这可以从已发表的散文和小说数量中得到印证：1950年代为八篇小说、八篇散文，1960年代为两篇小说、两篇散文，1970年代为十五篇小说、二十四篇散文，1980年代为九十篇小说、二百九十篇散文，这一趋势延续到1990年代（1990至1992年为十九篇小说、一百一十一篇散文）。1948年至1992年间的总比例为一百三十四篇小说对四百三十七篇散文。

无论其文学才华如何，在"后文革"时代的中国，王蒙作为政治与文化之间游走于刀锋之上的大师，成功地延续着自己的影响力直至今日。他的基本信念是：在考虑中国国情的前提下，科学和艺术的自由化是必要的。

这位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自身的发展变化。在《我的探索》中他写道，在1950年代他对社会以及写什么是必要的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当时他的写作可以用"革命加青春"这一公式来概括。二十多年后，这种天真已经被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冷静态度所取代。

在1994年的"访谈"中，王蒙描述了其发展在长篇小说中的映照，以及过去二十年间他情感的变化：

散文《当你拿起笔……》写于1970年代末。它是在我沉默了二十多年后重返文坛时的感受驱动下写成的。今天回首，我发现我的感受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写作逐渐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非每次写作时我都会感受到一种崇高的感觉。

在1994年的"访谈"中，当被问及政治是否应该影响文学时，王蒙回答说政治向来如此，但他希望这种影响能尽可能减小。

比较王蒙1948年至1992年间不同时期的散文，可以得出如下图景：在《春天的心》（1948年）中，作者对自然界的变化充满好奇，对社会变革满怀希望。他自信、积极思考，细致而生动地描写周围的环境（春雨）。约六十岁的王蒙在《我在民办中学的时候》（写于1992年）中对《春天的心》做出评价：过去他使用了过多的形容词，写得过于感情化。当年他的文字试图让每一个细胞都柔软，如今他只描写现实。如果当年他就描写现实的话，他就不得不描写严厉的老师和艰苦简朴的生活，然而他却逃入了一个文学的梦幻世界。

晚年的王蒙同样描写了一场雨，但意味深长的是不再是春天的雨，而是1992年的《盛夏》中的暴风雨。他将之描写为没有节奏、没有旋律，却又轻盈。他为可能发生的可怕洪水而忧心忡忡。

在《轻松》（1992年）中，一个孩子问叙述者为什么总做一些无意义的事。他的回答是：无意义中蕴含着意义——如果他每天都严肃认真、追逐名利，他就会爆炸。王蒙不再像《春天的心》中那样描写自己的思想，而是更多地选择他人的视角。他以道家式的要求作结：在生活中既要勤奋又要轻松，唯有如此才能享受生活。

从作品目录中各子类型的分布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王蒙自1979年开始散文创作以来，其兴趣从文学和创作问题（1979至1982年），经由作品和文集的一般性附属文字（得益于他1986年声望的高峰期），转向了1989至1992年的专栏文章以及1990年的文学研究。值得注意的是1991至1992年间反思性文本（总结、自传性文字）比例的增加。

观察王蒙的早期散文和1992年至1994年间的散文，可以看到如下发展轨迹：作为青年，他在散文中表达了对共产主义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热情，并描绘了一个工农天堂的愿景。在苏联文学的影响下，他怀着这样的信念写作：生活比个人更强大，个人无法影响生活。

经历了写作禁令和流放之后，他在散文中表达了截然不同的认识：文学完全可以进行干预，而且是通过读者的心灵。在其关于《红楼梦》的散文中，王蒙强调文学的功用在于"娱乐"，甚至这就是文学的使命。与之相应，他的新散文如《王朔的挑战》、《我爱读红楼梦》和《轻松》等读起来更为轻松，行文更为流畅、令人耳目一新。

王蒙具有一位公认的中国文学艺术"导游"的权威。这种权威在中国读者中最初来自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文化大革命"前主要来自他后来被平反的"右派"判定，之后则来自他长达十五年的流放经历（如同邓小平的权威来自其参加长征的经历），以及他与领导人物关系密切的种种暗示（见1994年的"访谈"）。在他1989年因民主运动而被免职引起全国关注之后，大约自1990年起，他通过广受阅读的散文扮演了"国民评论员"的角色。

风格与形式

也许[……]二十年的写作禁令造成了某种过度敏感；其作品结构的清晰理性散发出某种冷峻，一种字斟句酌的倾向，似乎并非总是发自内心。

这些文本显得圆融自足，部分通过框架结构形成自我封闭（在《"洛伊宁格"和他的眼睛》中，对译者真实性的质疑出现在散文的开头和结尾）。反讽和悬念贯穿始终。

唯一可以证实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是王蒙从1989年的角度来看出于仕途考量而对共产党唯一领导权的口头效忠，尽管他在文学作品中在字里行间对此加以批评。然而在1989年，他默许了对这一领导权的质疑：他所领导的部委有两千八百名官员参加了民主运动。

王蒙在散文中如同在小说中一样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包括陌生化表达、反讽、隐喻、寓言、比喻、拟人、被字面化的意象、标题等。

散文理论

王蒙的写作方式符合他在说教散文中提出的要求：复杂化（文学应具有更大的复杂性，以适应瞬息万变、高度专业化且处于改革转型中的当代世界的纷繁复杂）和多样化（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

在散文形式的本质特征方面，王蒙将无形式性提升为核心——从中也可以读出对倾向文学的拒绝（参见第555页引文）。

在《散文》中，他做了一段诗意的描述：

散文是诗意与智慧的精华。

我不喜欢甜腻的散文，它们想要迷惑人，却不过是在故作姿态。

我所喜欢的散文风格是自然的、贴近现实的、精炼的、不拘束的、清晰而流畅的。

散文允许我们最真实地表现感情、情趣和人物。

在1994年的"访谈"中，王蒙列举了散文的四个子类型：理论性的、评论性的、记事性的和抒情性的。他自己写杂文（"批评、嘲讽、讥讽生活中的事物，或者自嘲到心灰意冷"）、理论散文和批评文章（"这种批评严格来说不是理论贡献，不是论文，不是科学研究"）。王蒙在1994年的"访谈"中说，他的大多数散文是对生活经验和感受的记录。

王蒙对散文的理解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变化：他如今更加重视形式。这可以从他在其授权出版的文集《当你拿起笔……》（1981年2月）和《王蒙文集》1993年第六至第十卷（1993年12月）中对其散文及其子类型的具体命名（参见第……页及以下）中看出。在这些子类型下收录的散文（除访谈和少数逐一标明的例外）也符合中国和国际当代散文的定义要求。

关于他对文类的偏好，王蒙这样说：

至少我有理由希望我的作品能比我活得更久。在我去世之后，也许一个年轻人会因为我的一篇散文而微笑，也许一个女孩会因为我的一首诗而改变表情，也许一个老人会因为我的一篇小说而备受煎熬。仅仅想到这些，就已经能让人激动不已了。

对作家来说，在选择文类（散文、诗歌、小说）时，重要的是其中能容纳什么样的内容。在这方面，王蒙做出了明确的表态："散文允许我们最真实地表现感情、情趣和人物。"

王蒙意识到散文不能取代科学论文，并指出自己缺乏科学资质。

另一方面，他在散文《一个值得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半内行"》中认为散文这一文类相对于科学论文是"有灵魂的"，并以负面的方式评价了后者的作者：

有些学者的评论和研究文章[……][作家们]往往敬谢不敏。他们觉得，那种肤浅而又迂腐的、公式化的、脱离内容的接受方式只会扼杀作者的灵魂。

两种文类之间的差异赋予了两者各自的存在合理性。在蒙田（Montaigne）那里，散文产生于对科学论文的自觉背离。王蒙将这一主题提升为科学与文学的根本问题。在散文《半内行》中，他虽然要求作家更多地以科学为导向，但也看到了作家相对于学者的优势。

同行中的接受

冯骥才在其散文《关于王蒙的一句话》中写道，许多人批评他违背中国文学传统写出了《夜的眼》之类的作品。关于王蒙，他认为王蒙需要挑战来激发斗志。王蒙笔下的情节和人物是具体的、贴近现实的。王蒙那些不拘常规的作品令读者困惑，使他们不安和怀疑。

方旭于1992年4月1日在一篇散文中描述了他对"王蒙的印象"，他于1981年在一次演讲中结识了王蒙。王蒙给他的印象是充满友善，是一位乐观主义者。

结论

1.作为干部与文人的王蒙，只在虚构文本中处理其作为干部的传记经历，而在非虚构文本中仅以文人身份自居。

2.王蒙在创作其作品时具有文体问题意识。

3.他的长处在于较短的文本，这一点在按定义本身就短小的散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4.王蒙的发展在其散文中清晰可见：从青年时代共产主义事业的热情拥护者，经过受苏联影响的决定论者——将社会视为不可抗拒和不可改变的——再到从流放归来的心灵激荡者，最终成为"娱乐者"和哲理警示者。

5.在王蒙的发展历程中，文学逐渐获得了对政治的优先地位。他最终确信，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必须减少。在毛泽东主义的理解中，文学起初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化大革命"之前），但在王蒙的理解中，文学最终获得了对政治的纠偏功能（1982年），并最终可以凭借其艺术价值宣告独立（1994年）。

6.王蒙在其部分散文中倡导中国的政治变革，在内政方面主张自由化和法治，反对专制、导致无政府状态的机构臃肿、任意统治、退化进程、权力滥用以及假借伟大集体之名的自私自利。在长期将苏联视为榜样之后，他与苏联决裂了。

作为政治文人，前文化部长王蒙在自由化与忠于党之间进行了一场高空走钢丝般的表演，因而与余光中不同，他在文学作品中始终如一地表达了对党的错误的批评立场。在他竞争政治职位时期创作的讽刺小说《坚硬的稀粥》中如此，在他辞去文化部长后撰写的《红楼梦》评论中亦然。然而，王蒙曾经相信过那些口号，因此他对口号的嘲讽不如王朔那样尖刻——后者能够完全无所顾忌地将这些口号付诸嘲笑。王蒙的乐观主义使他在政治上显得有些天真，因为他在"文化大革命"和六月事件之后仍然寄希望于党的自我变革能力。这种乐观主义以及对干部语言的驾驭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艺，我愿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使王蒙更容易做出表面效忠，而这些效忠在1990年代越来越频繁地被明确的批评或自由主义宣言所消解。对于他在散文中论及的众多事物，王蒙都有明确的观点并坚持己见。因此，他比周作人拥有更强的立场——后者虽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但事后不得不承认，在同胞们看来他的行为是错误的。王蒙立场的坚定当然也来自于一种确信：他代表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声音，人民站在他身后，例如当他起诉正统的极左派时。

至此，五位被选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散文家中的第四位王蒙已经阐述完毕。在对刘再复的简要论述之后，将介绍第五位散文家贾平凹——乡土风俗与地方故事的记录者，他在游记中对这些描写倾注了大量笔墨。

囿于中国思维世界——刘再复

生活在美国的刘再复（生于1941年）在他较新的文化批评文集《漂流手记》（1991年）和《人论二十五种》（1992年）中表明，即便身处美国，他依然囿于自己的中国思想世界。在讽刺中国人性格的漫画的后记中，他将自己归为那些在社会“夹缝”中生活和思考的人，因为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免受限制并得以生存。

有一篇1996年关于刘再复的文章，探讨了刘再复对知识分子面对权威时的角色和可能性的理解。

刘再复曾是北京社会科学院院长，自1989年起流亡美国。起初他陷入绝望的沉默，后来以托马斯·曼为榜样振作起来，托马斯·曼自认为将德国文化带到了美国。

尽管刘再复的文章有鲁迅文风的影子，但对他来说内容似乎比语言形式更重要：除了那篇富有意境、近乎抒情的散文《死得其时的落叶》外，这些风格多样的文本很难翻译成富有文学性的德语。

在散文《落叶》中，刘再复以抒情的笔调描述了流亡美国的经历，在那里人们可以在秋日漫步，欣赏飘落的树叶。刘再复由飘落的秋叶联想到生命的轮回，并思考人应该在恰当的时候离世。

1993年，刘再复一篇关于重新审视文学的主体与主体性的论文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这篇论文是他在前往美国之际对自身立场的反思之作。

在1994年出版的散文集《远游岁月》中，他描述了更多海外经历和流亡华人的困境；以及《放逐诸神——文学理论的展望与新时期文学史的重估》，刘在其中尝试重新评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意识形态歪曲的中国文学史。

1996年，他记录了与哲学家李泽厚的一次对话：《告别革命》。

不那么沉重于哲理思考的薛尔康（生于1947年）描写了"北方的秋叶"。

6.5 朴素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乡土风情描写——贾平凹（生于1953年）

散文是飞的艺术, 游的艺术, 它很自由。

散文是飞翔与漫游的艺术，它非常自由。

贾平凹的大量原始文献因印数较高而易于获取。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这位年轻作家迄今几乎未受到关注。现有甘路易（Kam Louie）的一项研究。他以社会学考察为基础，从女性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与"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类似歧视这一观察出发，研究了贾平凹小说《人极》所蕴含的男性形象。贾平凹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乡村居民光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之后起伏跌宕、充满损失的人生：他先后失去了挚友和两位与他相恋的女性。

自传性资料可从以下文本中获取：散文《商州山中——〈月迹〉前言后记》，标注日期为1984年2月25日；以及《小传》和《生平》，均写于1992年。贾平凹在本研究中位列1949年以后出生的当代散文家排行榜第一名，当代散文家排行榜第八名，总排行榜第二十三名（排行榜见第……页）。

贾平凹，原名贾平蛙，1953年2月21日生于陕西。他在贫困的环境中长大。父亲是教师。他的青少年时代在西安度过。他曾就读大学，后来从事农业劳动，之后又重新入学。此后他曾短暂担任编辑。

自1973年起他撰写了大量散文，但最初是凭借小说成名的。三毛曾在一封信中称他为"由衷爱戴的大师"。汪曾祺也认为他是一位"鬼才作家"。乡村生活是贾平凹偏爱的主题，他尤其重视急剧的变化以及某些未受变化影响的传统。贾平凹因色情小说《废都》而更加广为人知，该小说以非同寻常的坦率讲述了农村普通百姓的性生活——对于农村人口而言，这往往是劳作之余唯一的消遣。

在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评论中，以下散文集受到特别推崇：《贾平凹散文自选集》以及"篇幅虽薄但质量上乘"的《抱朴集》（柴薪束·文集），其首篇散文即为"丑石"。据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评论，贾平凹的散文创作始于1980年代初。

自1980年代起出版了五部标题中含"迹"字的文集，第一部是收录二十五篇散文的《月迹》。贾平凹在散文集标题中使用"迹"字，令人想起朱自清，后者早在1924年即出版了散文集《踪迹》（参见第309页）。散文《月迹》最初发表于天津一家杂志，描写了中秋节期间的一件事：几个孩子发现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月亮。月亮以其美丽与纯洁呈现。这种美丽与纯洁能帮助人迈向无限的世界。贾以儿童纯真的感情表达了他认为全人类共有的一种渴望。由于以儿童为主角，语言风格简朴，却传达出庄重的意蕴。

在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评论中，贾平凹的著名散文《丑石》受到推崇，认为它证明了贾平凹将实践经验生动呈现的能力。它揭示了贾平凹对人生与社会进行思考的过程。

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论家对《丑石》评价道："他写过更好的散文。这类散文还有《地平线》、《品茶》和《太阳路》。它们都因灵光一闪而写就，都想传达某种哲理认识，但他对素材和立意的变化不够充分，语言显得不够精练。他的散文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们在1980年代初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希望化为了文字。"

贾平凹由窗前一棵法国泡桐在四季更替中的变化引发哲理思考，并于1981年8月16日将其记录在散文《四季落叶》中。在文中，他意识到了自身生命的短暂和大自然的伟大。

在散文《读山》中，标注日期为1982年4月29日，贾描写了一座大山对山谷生活的支配性自然力量。他使用了一种因其简洁而更具感染力的语言。

1982年9月，贾平凹在散文《黄土高原》中描写了陕北黄土高原的巨大寂静与荒凉，该文发表于郑州一家杂志。文中，贾以对比手法描写了婚宴和筑路工地上吃饭的场景。同时介绍了当地居民的风俗与性格以及该地区的诸多特色。

陕北的风土人情在散文《三边行》中有详细描写，该文标注日期为1982年10月23日，发表于郑州一家杂志。他描绘了无垠草原上牛羊成群的画面，叙述了人们的好客。他将游牧民的性格描写为直率而诚实。贾平凹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表达了他对乡村人民深切的热爱。

1983年，贾平凹在北京一家报纸上描写了"秦腔"（此处指陕西）。这篇散文除了文化信息之外，还以粗犷的幽默著称：

底下便乱了，后边的人叫前边的人坐下，前边的人不再站着了。前面的反问那些站在最前面的人为什么还站着。外边的人呼唤亲戚问是否已找到座位，那些亲戚立刻尖声回应"快进来！"想吃饼子的人让熟人代买。熟人买好之后，从外面"嗖"地一下，越过许多人头，不偏不倚正好扔到目标手中。左边的人埋怨右边的人踩了他的脚，右边的人冲左边的人喊他挤着他的腰子了，一个人说狗年早过了，另一个人怎么还在叫唤？那人回答说："猪年还没到呢，你怎么就哼哼上了？"双方于是互相推搡踢打起来，其他人趁乱挤了进去，里面的人想阻止涌入，形成一个人体漩涡，那运动令人想起四月的风吹过田野时的庄稼，根扎得稳稳的，只有脑袋一会儿朝西一会儿朝东，叫骂声、吵闹声、哭声混作一团。有人拼尽全力挤了出来，这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原来这么大。身上肿胀了，鞋也差点丢了，头发乱成一团。幕布微微掀起，剧团团长喊叫着出来维持秩序。立刻跳出两个所谓的"赶客"，这些人总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却对秦腔忠心耿耿。此刻他们手持棍棒，见挤就打，打起来像恶鬼一般。人人恨他们骂他们，但人人也盼着他们出现，称他们为"戏宪兵"，这使他们更加尽职尽责。虽然他们整夜看不成戏，但只要大家对这个夜晚满意，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当演出《救裴生》时，慧娘在舞台中央蹲下身去，慢慢地，直到完全蹲到地上。这时观众也矮了十公分。当她缓缓站起来时，观众也慢慢伸出脖子，直到恢复正常长度。

贾揭示了秦腔深深扎根于当地居民的风俗和传统之中。它给人们带来欢乐，让他们表达情感。在这篇散文中，戏曲与民俗和谐地相互补充。

1982年12月18日，贾平凹在散文《一位作家》中报道了一位默默无闻的作家的命运：此人物质条件虽然不佳，却相信仅凭勤奋就能成为一名优秀作家。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他一辈子只有一个读者——他的妻子。但这位作者并未因此气馁，依然乐观地继续写作。这篇散文的风格带有讽刺和调侃意味，但也包含一丝悲凉，整体上显得细致而协调。

在散文《说关中》中，贾于1983年12月14日描写了关中地区的风俗习惯和居民的性格。贾平凹在与当下落后状况的对比中回忆道，历史上这一地区曾涌现出无数英雄豪杰。这一发展令他忧心。描写色彩丰富，行文流畅。

1984年，贾平凹凭借收录十五篇散文的散文集《爱的踪迹》获得"全国优秀散文集奖"。

1985年出版了收录十五篇散文的散文集《心迹》。虽然在台湾方面的资料中，《心迹》卷中的散文连同包含十四篇散文的系列散文《商州初录》以及散文《商州又录》未受到关注，但在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评论中，它们被视为贾散文创作"成熟"的证据。事实上，这些作品记录了贾平凹与其家乡——商州偏远山区——之间深厚的联系，以及他如何从那里获取题材和灵感。贾展现了该地区昔日的文化辉煌，主张对外开放和联系，同时也记录了本地区自身的文化认同。

1985年发表的《敦煌鸣沙山笔记》描写了位于敦煌以南的鸣沙山的风光。笔记的第一部分描述了景观中的声响与动态以及整体风貌。第二部分从各种视角（广角、近景、仰望和俯瞰山峦）描写了这片景色。风格富于感情且流畅，尽管论证密实。

在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评论中对此评价道：

这些散文从两方面表明他的散文创作已臻成熟：1. 他的散文从讲"理"发展到"无理"[……]，他开始变得洒脱，能够写一切人和一切事。 2. 他的散文从追求读者的欢心发展到独立于成功之外。其原因有三：写作成功的因素、身体因素（中年人转移兴趣）以及视野的拓宽。

在散文《棋人》中——1987年发表于广州一家杂志——贾描写了下棋如何能缔结友谊。但他也告诫，如果迷上了棋局、被其迷住，生活可能会变得畸形。贾平凹由下棋联想到人的性格，并对社会中的某些现象表达了忧虑。

自1990年代初，贾平凹也在西方获得了知名度。

1991年出版了收录五十七篇散文的散文集《抱朴集》，印数八千一百二十五册。其中包括一篇前言以及著名散文《丑石》、《秦腔》、《月迹》、《风雨》和《冬景》。1992年之前出版了散文集《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收录九十六篇散文，印数十一万三千册。其中包含三篇序言，其中一篇出自贾平凹之手；散文按自然、爱情、商州、旅行、文学等主题编排。1992年出版了散文集《爱迹》，收录三十九篇散文，以及《文迹》，收录十五篇散文。

由于"迹"系列散文集广受欢迎，1990年代又出版了另外四部散文选集，从中选取散文编辑而成：

1992年贾出版了两部散文集：第一部《贾平凹散文选集》主要汇集了贾描写中国西北乡村朴素生活的散文，他曾在那里度过童年。他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并从中抽象出深刻的见解。语言风格简朴、优美、极富画面感，传达了作者的乡愁之情。第二部散文集是1992年4月出版的《贾平凹散文精选》。贾平凹在其中展示了八十二篇散文的选集，其语言带有文言文的元素。在序言中，贾探讨了散文的定义以及散文与时代精神的关系。

1994年，贾平凹同时有三部著作在书店出售：1994年3月，他1992年9月出版的散文集《贾平凹散文选集》第三次印刷，印数达三万四千册。散文集《贾平凹散文精选》在1994年1月第三次印刷时达到六万册。1994年1月出版了散文集《贾平凹散文精选》，印数两万册。

贾平凹认为，当代散文必须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改革：1. 必须具有真实情境的强烈感受。为了扩大散文所涉及的对象范围，必须练习以宏大事物为题材，[……]必须[……]寻求自我与宇宙及人类的实践经验的融合。2. 在继承古典传统的基础上，必须发展新的思想，以推动新时代的散文向前发展。

贾平凹提倡"蹈大方行之"（遵循朴素之道）。这意味着，人不能在开始学习散文写作时就立刻掌握技巧。文学不能脱离政治，不存在为艺术而艺术，但文学也不是政治的附庸。当代人对散文不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散文缺乏时代精神。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贾平凹的解读

在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评论中，贾平凹的散文被从五个方面加以评述：1. 他的散文构成一个整体，其内容形成一个独立的天地。当他对某一事物、某个小问题、某个哲理思考有了顿悟，他便为此写一篇散文。2. 贾平凹直率而真诚地表达他的感情和思想，不借助辅助手段，不假装智慧，不说教。3. 他的思想和观点常以晦涩和模糊的方式呈现。他的主题和内容丰富多样。他具有审美意识，也同样具有时代精神的敏感。4. 除游记之外，他的散文在结尾部分总是回归哲理阐释。 5. 其艺术思想和情感的"水彩画般"的细腻增强了散文的艺术感染力。6. 形式多变，色彩丰富。批评意见指出：7. 缺乏宏观视野，纤细淡雅、温婉含蓄的作品在数量上占据优势。此外，由于创作过多，部分作品在主题、词句方面存在重复。

他所擅长的文本是表达精神状态的文本，在其中他并不明确阐述其根本的、不变的观点：这就是他的场面散文和写人散文，如《风雨》和《冬景》。

贾平凹的散文弥漫着一种神秘氛围，这种氛围也由其中出现的人物所支撑。在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评论中对此评价道："贾平凹并未深入研究中国古典思想史，他也不是一个分析家，他只是运用自己的感知力来感性地吸收印象。"他在散文中所表达的神秘精神状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1. 他意识到"赢家"和"输家"两面并加以描写，他不追求名利。2. 他借助刻意的模糊制造一种神秘的精神状态，这构成了其散文的重要内涵。在生命无常的意识中，他描绘了一种由人创造的无限哲学。

文中还说，贾平凹的散文具有一定的"野"性：1. [……]他依靠自发感受到的情感[……]。2. 他对审美情趣有兴趣，相信魅力，热爱残酷的事物。一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论家认为贾平凹只在早期散文中使用了文言文元素，但与此相反，贾平凹在后来的作品中也提供了大量以文言文风格写作的才华的例证。

至此，五位当代中国散文家中最年轻的贾平凹已经介绍完毕。在自1920年代末中国经历了长期的政治表态强制之后，随着贾平凹的出现，非政治性作家似乎重新回到了中国文坛。这一发展与1990年代明显可见的意识形态退却相呼应——在此之前直到"文化大革命"，社会一直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新的去意识形态化甚至发展到1989年六月事件后广大民众对一切意识形态影响企图的内心抗拒，这似乎与年轻一代作家的态度相一致。事实上，共产主义思想及后来共产党对文学的影响恰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时间框架内加以确定。

在进入总结之前，以下再列举一些在1990年代以散文和报告文学在书店中有较多出现的散文家：

蒋子龙、刘宾雁、刘心武、铁凝、王崧、于光选、张火韦

蒋子龙（生于1941年）在"中国当代名家散文丛书"系列中的一卷里，以篇幅较长、批判性强且带有讽刺意味的散文描写了社会现象。他的特殊才能在于揭露和嘲讽社会丑恶面目。

以下再介绍两位报告文学作家：

刘宾雁（生于1925年）以其报告文学反对社会不公，并再次强调其故事的道德寓意。关于他的写作处境应当指出："虽然他的作品偶尔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但并未像其他作家——例如作家兼文化部长王蒙——的叙事散文那样被出版社有代表性地、恰当地推广。"

1984年，刘宾雁的四篇报告文学——1980年的《一个人和他的影子》、1979年的《人妖之间》、1982年的《很难的起飞》以及《关东奇人传》——被授予"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张欣辛（生于1953年）以其1985年的《北京人》通过访谈记录了一幅比官方宣传更为真实的民众画像。

刘心武（生于1942年）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中位列第四，在总排行榜中位列第十四（排名列表见第……页）。

他在1993至1994年之交同时有三部散文集进入中国书店：印数达六千册的散文集《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汇集了各类散文：他在其中回忆童年时光和人物（如母亲），又在另一些散文中反对同胞的商业化倾向。他批评物价上涨，思考低收入的生活，却又主张过有"高雅品味"的生活。最后他还谈到了他的"德国朋友"。标题《无声的交流》令人产生误解：这实际上是一本游记集，按地域（欧洲和中国）划分，描写旅行情况并以诗歌捕捉氛围。印数八千册。刘心武在序言中说，其中收录了近两年的三十九篇散文。主题为：他1992年访问北欧若干国家的经历、国内游记、旅行文化概论。该书出自"金蔷薇随笔文丛"系列。

在"中国当代名家散文丛书"系列中——印数达一万册——刘心武也有一卷。在他的社会批评散文中，他以特有的正义感描述了群众运动的极端表现。该集收录1961年至1992年的七十三篇散文，其中包括一篇描述其发展历程的序言。

被归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铁凝（生于1957年）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写日记。1975年毕业后，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作家协会。1994年中，她以散文集《河之女》展示了抒情才华，尽管在中国来说印数不大。她在其中以诗意的语言记述回忆，以游戏般的笔调交替描写风景与情感。她的散文读起来如同短篇小说。她在其中叙述的人生经历显得复杂，引人深思，有时带有忧郁色彩。她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写作。王蒙也曾评论过铁凝的一篇小说。

王崧是一位旅行文学散文家，1992年中以收录七十五篇游记散文的散文集《五彩梦境》亮相，旅行目的地涵盖中国各地及地中海沿岸。他的散文已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并由北京广播电台向一百多个国家播出。

值得一提的是，自称"非作家"的于光选以非常口语化的方式撰写的散文集《七十周年笔记["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引者注]》。六十六篇部分涉及政治的散文讲述了北平学生1935年12月9日的抗日运动以及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兵谏扣押蒋介石事件。于将当年的学生与当今青年进行比较。他建议被解职的高级干部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他呼吁进行客观的历史书写。其中既有关于爱因斯坦（Einstein）的理论思考，也有关于疾病的实际回忆以及对"左派"的评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散文《我们需要思想随笔》，该文呼吁社会的科学化。

张火韦于1993年以一部收录一百零六篇散文的散文集亮相，其中四篇关于西德。

当代的散文选集比已经令人眼花缭乱的"五四"传统选集更为丰富。文献目录中收录了一份精选。在注释中分别说明了做出选择的国家视角以及作者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收录台湾海峡两岸作者的选集再度增加。在跨地区的选集中，各自国家的作者自然占有更大比例。

展望：赵毅衡（Henry Zhao）与新近发展

亨利·赵（Henry Zhao）曾在伯克利学习，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工作多年。赵如同钱钟书一样，用英文和中文撰写关于当代文化发展的文章。此外，他还主编了年轻中国先锋作家的选集《迷失之舟》（1993年）和《地下之上，地面之下》（1994年）。《迷失之舟》这一书名取自该选集中收录的格非的同名故事。1995年，他出版了杰出的散文集《必要的孤独》。表面上，他是在形式层面分析叙事话语，实际上却揭示了“必要的孤独”作为先锋派主流文人的根本条件，也许也是大多数其他当代知识分子的根本条件。赵将当前的文化转型阶段视为一个宏大的创造性元素——这一转型超越了本世纪，是在毛泽东时代文化荒漠之后的文化重新定位，并以新形式延续文化传统。西方形式不再被作为目的本身来模仿，而是作为激发本土中国文化的刺激。

邓小平1992年至1997年的政策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争论"，他遭到"左王"——即左派元老——的攻击，后者得到江泽民、李鹏以及意识形态强硬派、宣传部长丁关根（邓小平的桥牌牌友）的掩护。一些1989年被任命的强硬派后来又被撤换，例如中国作家协会副书记处书记玛拉沁夫。来自北京商会的局外人翟泰丰出任书记处书记，寻求与张贤亮和贾平凹的和解——贾平凹此前因其广受欢迎且一度被禁的小说《废都》（1993年）中的情色描写而遭到攻击，并被阻止出国访问。与贾和解之后，贾在其下一部小说《土门》（1996年）中表达了感激之情，描写了中国的诸多积极变化以及农民面对城市化时的冲突。

1996年和1997年初，王蒙遭到攻击，因为他此前曾将王朔及其痞子文学作为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创新加以欢迎。事实上，王蒙在散文《王朔的挑战》中对王朔的评价是批评性的，但语调缓和。1996年，王朔全集的出版和多个电影项目的实施被叫停，理由是他嘲弄了中国的价值观，将金钱奉为偶像，宣扬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哲学史家李泽厚和刘再复于1996年出版了他们的对话《告别革命》，书中他们反对激进主义，主张渐进式改革。他们在批判先锋派的浪潮中同样受到攻击。

1996年出版的论战性著作《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见证了日益增强的爱国主义自信。

比散文更能满足知识分子急切心情的新型思想记录形式是对话录。以下作者通过经文学加工的录音记录，在与他人的对话中记录了其思想的发展：金观涛与其妻刘青峰关于中国的危机与现代化争论的《新十日谈》，李欧梵（Leo Ou-fan Lee）与一位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轻学者对谈的自传《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1996年），柏杨的自传（1996年），阿城与中文系学生的虚构对话《闲话闲说》，以及在科罗拉多（Colorado）比邻而居的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告别革命》（1995年）。

《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列出了以下在本研究中此前尚未涉及的当代作家，他们此前不为笔者所知，例如在三十一部已分析的散文选集所包含的一千四百六十二位散文家中并未出现：

吴鲁芹（吴鸿藻，1919—1983年）在武汉学习英国文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赴台湾，在台湾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并在美国驻台北新闻处工作。该选集收录了吴鲁芹的一篇散文：《我们第一部电话》。

女作家潘琦君（潘希珍，生于1918年）在杭州学习中国文学，后赴台湾，在中国文化大学任教。她的大部分散文集中于对其在中国大陆童年时光的怀旧回忆。1997年她居住在美国。在《哥伦比亚选集》中收录了潘琦君的散文《算盘》。

作家文洁若（生于1927年）1934至1936年间在东京上小学，回到北京后，她仍然就读于一所日本学校。1950年，她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

《活地狱》是她关于“文革”回忆录中的一个章节，记述了她和丈夫——记者萧乾——在红卫兵手下所遭受的巨大苦难。这一章节以独立随笔的形式收录于文选中。在本研究遴选的现代随笔作家排名中，她的丈夫萧乾位列第20位，在总榜单中排名第31位（排名表见第页）。

萧文苑（生于1933年）于195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文学专业。1996年任天津作家协会研究员。他发表过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该选集中收录了他的散文《一种奇特的抢劫》。

董桥（董寻觉，生于1942年）曾在香港求学，在台南攻读英语专业，后在伦敦大学从事研究。他的散文呈现出传统文人的学者风范。他曾任《读者文摘》中文版主编，1996年任职于香港《明报》。该选集中收录了他的散文《夜读笔记》。

来自柏林的爱娃·米勒（Eva Müller）在1997年从北京旅行回来后提到，以下散文家在书店中的代表性高于平均水平：金克木，这位作者在评估作者排名中位列第415位左右；以及周涛（生于1946年，排名第89位）。她还提到了余秋雨（生于1946年，排名第84位），他创作长篇散文，常常在文中进行穿越到过去的旅程，以便为现实提供一面镜子。他散文的出发点往往是历史遗迹。

<references />

[[Category:Chinese 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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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Chapter 7/en-zh

2026-06-14T10:49:37Z

He Meng: wikicapt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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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Beyond the Classroom: Alternative Learning Forms, Institutions, and Goals for the AI-Transformed Labour Market'''
| ''超越课堂：人工智能转型劳动力市场下的替代性学习形态、教育建制与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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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Martin Woesler'''
| ''吴漠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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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Abstract''''''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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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accelerating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o economic production is rendering obsolete not merely specific job categories but the educational assumptions on which they rest. If machines can now perform most routine cognitive tasks — drafting legal documents, writing code, translating texts, analysing data — the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model that trains students for precisely these tasks faces a legitimacy crisi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merging landscape of alternative learning forms, institutions, and educational goals that respond to this crisis, with systematic comparison between European and Chinese approaches. We analyse micro-credentials and nanodegrees,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project-based and challenge-based learning, peer-to-peer learning, corporate universities, bootcamps, and open education platforms, assessing each for its potential contribution to workforce readiness in an AI-transformed economy. The European regulatory framework — including the ECTS micro-credential system, the Bologna Process adaptations, and the EU 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 (2021–2027) — is compared with China‘s state-driven approach through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2035“ and the „New Infrastructure“ strategy. We argue that neither the European preference for formal accreditation nor the Chinese emphasis on rapid scaling solves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that education systems designed for stable knowledge domains cannot adequately prepare learners for a labour market characterised by radical uncertainty. We propose that the most promising developments are those that shift educational goals from knowledge transmission to adaptive capacity — the ability to learn, unlearn, and relearn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demands.'''
|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嵌入经济生产过程，其影响已不再局限于取代某些具体职业类别，而是进一步动摇了相关职业所依赖的教育假设。若机器已能够胜任起草法律文书、编写代码、翻译文本与分析数据等大多数常规认知任务，则传统以培养学生掌握此类任务为目标的教育模式，便面临深刻的合法性危机。本文聚焦于回应这一危机的新兴替代性学习形式、教育机构与教育目标，并对欧洲与中国的相关实践进行系统比较。文章考察了微证书与纳米学位、能力本位教育、项目式与挑战式学习、同伴互学、企业大学、训练营以及开放教育平台等模式，评估其在人工智能重塑的经济环境中对劳动力适应能力提升的潜在作用。与此同时，本文将欧洲的监管框架——包括 ECTS 微证书体系、博洛尼亚进程的调整以及欧盟《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与中国以国家主导为特征的发展路径进行比较，后者主要体现于《教育现代化2035》与“新基建”战略。本文认为，无论是欧洲对正式认证的偏重，还是中国对快速规模扩张的强调，均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面向相对稳定知识领域所建构的教育体系，难以有效回应一个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劳动力市场。本文进而指出，最具前景的教育创新在于推动教育目标由知识传递转向适应能力培养，即使学习者具备在变化情境中不断学习、反思、遗忘并重构知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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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Keywords: alternative education'', AI ''labour'' market'', micro-credentials'',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European-Chinese comparison'', digital education'', lifelong learning'', workforce transformation'''''
| ''关键词：替代性教育；人工智能；劳动力市场；微证书；能力本位教育；中欧比较；数字教育；终身学习；劳动力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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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1. Introduction: The Obsolescence of the Curriculum''''''
| '1. 引言：课程的过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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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In 2023,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Future of Jobs Report estimated that 44% of workers’ core skills would need to change within the next five years — the largest anticipated skills disruption since the survey began (WEF, 2023).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projected that by 2030, up to 375 million workers globally would need to switch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due to automation and AI (Manyika et al., 2017). In China, where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employs over 100 million workers and the service sector is rapidly automating, the State Council’s 2017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Plan“ acknowledged that AI would create „severe challenges to employment structure“ (State Council, 2017).'''
| ''2023年，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就业报告》估计，未来五年内，44%的劳动者核心技能将发生变化，这是该项调查启动以来预期最大的技能冲击（WEF，2023）。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则预测，到2030年，全球可能有多达3.75亿劳动者因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而需要转向其他职业类别（Manyika et al., 2017）。在中国，制造业雇佣劳动力超过1亿人，而服务业也正在快速实现自动化；国务院于2017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亦承认，人工智能将对“就业结构带来严峻挑战”（State Council, 2017）。''
|-
| style="background:#eef;" | '''These projections have a common implicatio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model — four-year university degrees organised around disciplinary knowledge, delivered through lectures and seminars, assessed through examinations, and culminating in credentials that remain valid for an entire career — is increasingly misaligned with the demands of the contemporary labour market. A computer science graduate’s technical knowledge has a half-life of approximately five years; a graduate in digital marketing may find their skills obsolete within two. Even in traditionally stable professions — law, medicine, accounting — AI is automating tasks that were once the exclusive preserve of qualified professionals.'''
| ''这些预测具有一个共同指向：传统教育模式——即以学科知识为核心、通过讲授与研讨实施、以考试作为评价方式，并最终授予可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持续有效的学位证书的四年制大学教育——正日益难以适应当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计算机专业毕业生所掌握的技术知识，其半衰期约为五年；而数字营销专业毕业生的技能甚至可能在两年内过时。即便在法律、医学、会计等传统上较为稳定的职业领域，人工智能也正在自动化那些曾长期由受过专业资质认证的从业者独占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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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sponses to this misalignment. We survey the alternative learning forms, institutions, and educational goals that are emerging in both Europe and China, and we assess their potential to prepare learners for a labour market characterised by radical uncertainty.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represent two of the world’s largest and most ambitious educational reform efforts, yet they approach the challenge from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cultural, and philosophical positions. Europe’s response is shaped by the Bologna Process, the ECTS framework, and a tradition of institutional autonomy and social partnership. China’s response is shaped by centralised educational planning, an examination-oriented culture undergoing deliberate reform, and a state that views education as a strategic instrument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 ''本文考察了针对这一错位所作出的回应。我们梳理了欧洲与中国正在涌现的替代性学习形式、教育机构与教育目标，并评估其在培养学习者适应一个充满根本性不确定性的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潜力。欧盟与中国代表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具雄心的两类教育改革实践，但二者应对这一挑战所依托的制度、文化与理念基础却截然不同。欧洲的应对路径主要受博洛尼亚进程、欧洲学分转换与累积体系（ECTS）以及制度自治与社会伙伴关系传统的塑造；而中国的应对路径则建立在中央集权式教育规划、正在经历主动改革的应试文化，以及将教育视为国家发展战略工具的国家治理逻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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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Our analysis is deliberately balanced: we do not advocate for the wholesale replacement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which retains important functions that alternative models cannot replicate, but we argue that the traditional model must be supplemented — and in some cases fundamentally reconceived — if it is to remain relevant. The article draws on policy documents, institutional reports,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al research from both European and Chinese contexts, as well as on the author’s experience work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 both Germany and China.'''
| ''本研究秉持中立均衡的分析立场：我们并不主张全盘取代传统教育模式。传统教育仍具备各类新型教育范式无法复刻的重要功能；但本文认为，若想让传统教育模式持续保有现实价值与适配性，就必须对其进行补充完善，部分场景下更需予以根本性重构。本文研究素材源自中欧两地的政策文件、机构报告与比较教育研究文献，同时结合了笔者在德国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从业研究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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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2. Alternative Learning Forms''''''
| ''2. 替代性学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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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2.1 Micro-Credentials and Nanodegrees''''''
| ''2.1 微证书与纳米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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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Micro-credentials — short, focused learning units that certify specific skills or competencies — represent perhaps the most significant structural innovation in recent educational history.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2022 Recommendation on micro-credentials defined them as „records of the learning outcomes that a learner has acquired following a small volume of learning,“ typically expressed in ECTS credits (1–5 ECTS) and designed to be „stackable“ toward larger qualifications.'''
| ''微证书——即用于认证特定技能或能力的、短小而聚焦的学习单元——或许代表了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结构性创新之一。欧盟委员会于2022年发布的《微证书建议》将其定义为“学习者在完成小规模学习后所获得的学习成果记录”，通常以欧洲学分转换与累积体系（ECTS）学分来表示（1–5 ECTS），并被设计为可“叠加”起来，逐步获得更高级别的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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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In Europe, the micro-credential ecosystem is developing within the Bologna Process framework. The European Approach to Micro-credentials, endorsed by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2022, establishes common standards for quality assurance, recognition, and portability across member states. Platforms like MOOC providers (Coursera, edX, FutureLearn) and university consortia offer micro-credentials that carry ECTS credit, enabling learners to accumulate recognised qualifications through modular learning pathways.'''
| ''在欧洲，微证书生态体系正在博洛尼亚进程框架内发展。欧盟理事会于2022年认可的《欧洲微证书方法》为成员国之间的质量保障、承认与可转移性建立了共同标准。Coursera、edX、FutureLearn 等 MOOC 平台以及大学联盟所提供的微证书，往往附带 ECTS 学分，使学习者能够通过模块化学习路径积累并获得受认可的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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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hina has developed a parallel but structurally different system. The 微证书 (wēi zhèngshū, micro-certificate) concept is less formalised than the European model but more widely practised. Chinese MOOC platforms — 学堂在线 (XuetangX, Tsinghua University), 中国大学MOOC (Chinese University MOOC, NetEase/Higher Education Press), and 智慧树 (Zhihuishu) — offer millions of courses, many carrying credits recognised within the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2019 policy on „first-class online open courses“ (一流线上开放课程) formally integrated online course credits into university curricula.'''
| style="background:#fee;" | '''''中国发展出了类似但结构不同的体系。微证书（wēi zhèngshū，微证书）概念不如欧洲模式正式化，但更为广泛。中国的慕课平台——清华大学学堂在线、网易/高等教育出版社（Chinese University MOOC）和智慧树（Zhihuishu）——提供数百万门课程，许多课程均获得中国高等教育体系认可的学分。教育部2019年关于“一流线上开放课程”政策，正式将在线课程学分纳入大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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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contrast is instructive: Europe emphasises standardis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cross-border recognition; China emphasises scale, speed, and integration with existing university structures. Both approaches have weaknesses. The European model risks over-regulation that stifles innovation. The Chinese model risks credential inflation — certificates that are technically „recognised“ but carry little market value because their quality varies enormously.'''
| ''这种对比颇具启发性：欧洲强调标准化、质量保障以及跨境认可；中国则强调规模、速度，以及与既有大学体系的整合。两种路径各有其局限。欧洲模式可能因过度规制而抑制创新；中国模式则可能面临证书通胀——即这些证书在技术上“被承认”，但由于质量差异巨大，其市场价值却可能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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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2.2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 ''2.2 基于能力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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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CBE) represents a more radical departure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l. Instead of measuring learning by time spent in instruction (credit hours, semesters), CBE measures learning by demonstrated mastery of defined competencies. Students advance when they can demonstrate what they know and can do, regardless of how long it took them to learn it.'''
| ''基于能力本位的教育（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CBE）代表了对传统教育模式更为激进的突破。它不再以学习者接受教学所花费的时间——如学分学时、学期等——来衡量学习，而是通过对既定能力的实际掌握程度来评估学习成果。学生只要能够证明自己“知道什么”以及“能够做什么”，即可继续推进学习，而不受其学习所耗费时间长短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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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In Europe, CBE has been adopted most enthusiasticall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 systems, particularly in Germany (dual education system), Switzer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The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EQF) is itself competency-based, defining eight levels of qualification in terms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autonomy rather than years of study.'''
| ''在欧洲，能力本位教育（CBE）最积极地被职业教育与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ET）体系所采纳，尤其是在德国（双元制教育体系）、瑞士和荷兰。欧洲资格框架（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EQF）本身就是以能力为基础的，它并不以学习年限来界定资格等级，而是从知识、技能以及自主性三个维度，划分出八个资格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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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In China, competency-based approaches are emerging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The 2019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mplementation Plan“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known as „Zhiye 20“) introduced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over 500 occupational categories and established „1+X“ certificates — a diploma (1) supplemented by multiple vocational skill certificates (X) — as a bridge between academic and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
| style="background:#fee;" | '''在中国，基于能力的路径正在职业教育改革中逐步兴起。2019年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20条”）为500多个职业类别引入了能力标准，并建立了“1+X”证书制度——即以学历证书（1）为基础，叠加多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X）——作为连接学术资格与职业资格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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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advantage of CBE for the AI-transformed labour market is clear: if specific competencies become obsolete, learners can acquire new competencies without repeating an entire degree programme. The challenge is assessment: CBE requires robust, reliable methods for evaluating whether a learner has truly mastered a competency, not merely memorised its associated content. In an AI age, when machines can simulate many competencies convincingly, assessment design becomes a critical bottleneck.'''
| ''基于能力的教育（CBE）对于人工智能重塑后的劳动力市场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如果某些具体能力已经过时，学习者便可以直接获取新的能力，而无须重新修读整个学位课程。其挑战在于评估：CBE要求采用稳健、可靠的方法来判断学习者是否真正掌握了某项能力，而不仅仅是记住了与之相关的内容。在人工智能时代，机器能够相当逼真地模拟许多能力时，评估设计就成为一个关键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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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European-Chinese comparison reveals an interesting convergence: both systems are moving toward competency-based approaches, but from opposite directions. Europe is adding competency frameworks to an already flexible, modular system. China is introducing flexibility and modularity into a traditionally rigid, examination-based system. The shared destination — an educational framework that certifies what learners can do rather than how long they studied — is significant, even if the journeys differ.'''
| ''中欧教育体系对比呈现出一项颇具研究价值的趋同特征：两大教育体系均在向能力本位模式转型，但其变革路径恰好相反。欧洲是在本身已具备灵活性与模块化特征的现有教育体系之上，进一步纳入能力素养框架；中国则是向传统固化、以应试为核心的教育体系中，引入弹性机制与模块化架构。尽管二者改革演进路径截然不同，但其终极发展目标高度一致 —— 构建以学习者实际胜任能力而非学习时长为核心评价依据的教育认证体系，这一共性趋势具备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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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2.3 Project-Based and Challenge-Based Learning''''''
| ''2.3 项目式学习与挑战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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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and its more ambitious variant, challenge-based learning (CBL), shift the educational focus from knowledge acquisition to problem-solving. Students work on real or realistic projects — developing a product, solving an engineering problem, creating a social enterprise — and learn disciplinary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addressing the project’s demands.'''
| ''项目式学习（PBL）及其立意更高的进阶形态 —— 挑战式学习（CBL），将教育重心从知识习得转向问题解决。学生立足于真实或贴近现实的项目开展实践，涵盖产品研发、工程难题攻关、社会企业创设等任务类型，并在响应项目需求、完成项目任务的过程中，习得专业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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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Finland’s educational system, widely admired for its consistent high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s, has moved aggressively toward phenomenon-based learning — a variant of PBL in which interdisciplinary projects replace subject-based instruction for portions of the curriculum.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Horizon Europe programme funds challenge-based education initiatives that connect university research with real-world problems.'''
| ''芬兰教育体系因在各类国际学业测评中长期表现优异而广受推崇，目前正大力推行现象式学习。该模式属于项目式学习的衍生形态，以跨学科项目替代部分课程中的分科教学。欧盟委员会地平线欧洲计划专门资助各类挑战式教育创新项目，推动高校科研与现实社会问题深度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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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In China, the „New Engineering“ (新工科) initiative, launch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17, introduced project-bas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into engineering education at hundreds of universities. Tsinghua University’s „challenge cup“ (挑战杯) competitions and Zhejiang University’s „entrepreneurial classroom“ programmes represent high-profile implementations of CBL philosophy.'''
| style="background:#fee;" | '''CBE对于人工智能转型劳动力市场的优势是明确的：如果特定能力变得过时，学习者可以获取新能力而无需重修整个学位课程。挑战在于评估：CBE需要稳健、可靠的方法来评价学习者是否真正掌握了某项能力，而非仅仅记住了相关内容。在人工智能时代，当机器能够令人信服地模拟许多能力时，评估设计成为关键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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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PBL and CBL are particularly well-suited to the AI-transformed labour market because they develop precisely the skills that AI cannot easily replicate: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collaborative negotiation, ethical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and the ability to integrate knowledge across domains.'''
| ''项目式学习（PBL）与挑战式学习（CBL）尤为适配人工智能重塑下的劳动力市场。两类学习模式所培育的能力，恰恰是人工智能难以复刻的核心素养：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协作协商能力、不确定情境下的伦理判断能力，以及跨领域知识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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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Interestingly, AI itself may facilitate PBL at scale. AI tutoring systems can provide the personalised guidance that project-based learning requires — answering technical questions, suggesting resources, providing feedback on drafts — while human instructors focus on the higher-order mentoring that AI cannot yet provide: asking challenging questions, providing emotional support, and modelling the habits of mind that characterise expert practitioners. This human-AI complementarity in pedagogical design mirrors the complementarity documented in our empirical study (Woesler, this volume) at the level of language learning.'''
| ''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本身或将助力项目式学习实现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导学系统能够提供项目式学习所需的个性化指导：解答专业技术问题、推荐学习资源、对初稿成果给出修改反馈；而人类教师则可聚焦于人工智能现阶段尚无法胜任的高阶育人引导，包括提出启发性思辨问题、给予情感支持，以及示范专业从业者所特有的专业思维范式。这种教学设计层面的人机协同互补模式，与本论文集沃斯勒（Woesler）在语言学习实证研究中所论证的互补特征形成了内在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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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limitation is scalability: PBL requires intensive mentoring, flexible assessment, and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that most universities are not yet designed to provide. Chinese universities face an additional challenge: the examination-oriented culture creates strong pressure toward standardised, objectively assessable tasks, which PBL’s open-ended, process-oriented approach resists. European universities face a different challenge: faculty workload models and promotion criteria that reward research productivity over innovative teaching make it difficult to incentivise the intensive mentoring that PBL requires.'''
| ''项目式学习的短板在于规模化落地受限：该教学模式需要精细化导学指导、弹性化考核方式以及配套制度架构，而大多数高校现行办学体制尚未形成相应支撑条件。中国高校还面临额外挑战：根深蒂固的应试本位文化倒逼教学倾向于设置标准化、可客观量化考评的学习任务，而项目式学习秉持开放式、过程导向的理念，与这种倾向存在内在冲突。欧洲高校则面临另一重困境：现行教师工作量核算机制与职称晋升评价标准重科研产出、轻教学创新，难以有效激励教师投入项目式学习所必需的高强度导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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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2.4 Peer-to-Peer and Community Learning''''''
| ''2.4 同伴学习与社群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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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internet has enabled learning forms that bypas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entirely. Peer-to-peer learning — in which individuals with complementary knowledge teach each other — flourishes on platforms like GitHub (for programming), Stack Overflow (for technical problem-solving), and Zhihu (知乎, China‘s equivalent of Quora) for general knowledge exchange. Community learning takes this further: groups of learners form self-organised communities around shared learning goals, often using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free tools.'''
| style="background:#fee;" | '''互联网催生了完全脱离正规教育体制架构的新型学习形态。同伴学习是指知识储备与能力结构互补的学习者之间互为师友、互教互学，该模式已在各类网络平台蓬勃发展：GitHub 平台服务于编程学习、Stack Overflow 聚焦技术问题求解，知乎（中国版 Quora）则主要用于通识知识交流。社群式学习是同伴学习的进阶形态：学习者围绕共同的学习目标自发组建学习共同体，通常依托开放教育资源与免费数字化工具开展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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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 model described by Etienne Wenger — in which learning occurs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a community defined by shared domain, practice, and identity — has been amplified by digital connectivity. In China, WeChat learning groups (微信学习群) and Douyin (抖音, TikTok) educational channels have become significant inform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reaching audiences that formal education cannot.'''
| style="background:#fee;" | ''''''艾蒂安・温格所提出的实践共同体理论模式，强调学习依托成员参与共同体活动而发生，而该共同体以共同知识领域、实践范式与身份认同为核心特质；数字互联技术进一步拓展并强化了这一学习模式的影响力。在国内，微信学习群与抖音教育类账号已发展为重要的非正式学习场域，覆盖了正规教育体系难以触达的广大学习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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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advantage of peer-to-peer learning is its adaptability: communities can form around emerging skills — prompt engineering, for example, or AI-assisted design — long before form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develop curricula for them. The disadvantage is quality assurance: without institutional oversight, peer-to-peer learning is susceptible to misinformation, echo chambers, and the Dunning-Kruger effect.'''
| ''同伴学习的核心优势在于灵活适配性：针对提示词工程、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等新兴技能，学习社群可先行自发组建，远早于正规教育机构完成相关课程体系的搭建。其弊端则体现在学习质量难以保障：由于缺乏制度化监管，同伴学习极易滋生虚假信息与信息茧房现象，同时还易受邓宁 - 克鲁格效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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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3. Alternative Institutions''''''
| ''3 替代性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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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3.1 MOOCs and Online Platforms''''''
| ''3.1 慕课与在线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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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were heralded as a revolution in 2012 when Coursera, edX, and Udacity launched with content from elite universities. The revolution was overpromised: completion rates averaged below 10%, and MOOCs reached predominantly already-educated learner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But a decade later, the MOOC ecosystem has matured into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the global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 ''2012 年，Coursera、edX、优达学城（Udacity）三大平台依托顶尖高校资源正式上线，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慕课）一度被誉为一场教育变革。但这场变革最初被过度理想化：慕课课程平均完成率不足 10%，且受众大多为发达国家已具备良好教育基础的学习者。历经十年发展，慕课生态体系已日趋成熟，成为全球教育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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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In Europe, the MOOC landscape includes Coursera and edX partnerships with European universities, the EU-funded European MOOC Consortium, and national platforms like France Université Numérique (FUN) and Germany’s openHPI (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The EU’s commitment to digital skills — articulated in the 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 (2021–2027) — includes support for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s as tools for lifelong learning and reskilling.'''
| ''欧洲慕课发展格局涵盖：Coursera 与 edX 两大平台同欧洲高校的合作项目、欧盟资助的欧洲慕课联盟，以及法国数字大学平台（FUN）、德国哈索・普拉特纳研究院旗下 openHPI 等国家级在线教育平台。欧盟在《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中明确提出发展数字素养的战略部署，将扶持在线学习平台作为推进终身学习与职业技能重塑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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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hina‘s MOOC ecosystem is larger by enrollment numbers. XuetangX, develop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serves over 100 million registered users. Chinese University MOOC, co-developed by NetEase and the Higher Education Press, offers courses from over 900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recognition of online course credits has given Chinese MOOCs an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that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often lack.'''
| ''从注册用户规模来看，中国慕课生态体系体量更为庞大。由清华大学研发的学堂在线，注册用户已突破 1 亿人次；由网易与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共建的中国大学 MOOC，汇聚了国内 900 余所高校的课程资源。我国教育部对在线课程学分予以官方认可，这赋予了中国慕课制度层面的合规性与权威性，而这恰恰是西方同类慕课平台普遍欠缺的制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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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challenge for MOOCs in the AI age is paradoxical: the same AI technologies that create the demand for reskilling also threaten to automate the assessment, feedback, and personalisation functions that make MOOCs effective. AI-powered tutoring systems may ultimately replace the MOOC format itself, offering fully personalised learning pathways rather than standardised course sequences.'''
| ''人工智能时代的慕课面临悖论式困境：人工智能技术一方面催生了社会技能重塑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又可将慕课赖以发挥效用的学业考评、学习反馈与个性化适配等功能实现自动化，进而对慕课形成冲击。人工智能导学系统或将最终取代慕课现有形态，不再提供标准化课程流程，而是为学习者量身打造完全个性化的学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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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3.2 Corporate Universities and Employer-Led Training''''''
| ''3.2 企业大学与雇主主导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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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Major technology companies have developed educational programmes that rival university offerings in depth and market value. Google’s Career Certificates, Amazon’s AWS Training, and Microsoft’s Learn platform offer industry-recognised credentials that can be completed in weeks rather than years. In China, Huawei’s ICT Academy, Alibaba’s DAMO Academy training programmes, and ByteDance’s internal university serve similar functions.'''
| ''大型科技企业已构建起成熟的教育培养项目，其知识体系深度与市场价值足以与高校课程体系相抗衡。谷歌职业证书项目、亚马逊 AWS 培训体系及微软学习平台均颁发行业认可职业资质，修读周期仅为数周，无需像传统高等教育那样耗时数年。在中国，华为 ICT 学院、阿里巴巴达摩院培训项目以及字节跳动企业内部大学，均承担着与之相仿的人才培养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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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rise of corporate education rais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the purpose of universities. If employers can train workers more efficiently and relevantly than universities, what remains for higher education? The answer, we suggest, lies in what corporate training cannot and does not intend to provide: breadth of knowledge, critical thinking, ethical reasoning,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ability to question — not merely execute — institutional purposes. A Google certificate teaches cloud computing; it does not teach a student to ask whether cloud computing serves human flourishing. A Huawei ICT certification teaches network engineering; it does not teach a student to consider the surveillance implications of the infrastructure they build.'''
| ''企业办学的兴起，对大学的存在价值与办学宗旨提出了根本性拷问。倘若企业雇主能够比高等院校更高效、更贴合行业实际需求地开展人才培养，那么高等教育的独特定位与核心使命又将何以立足？
本文认为，答案在于企业培训既无力供给、也无意承载的素养维度：广博的知识视野、批判性思维、伦理推理能力、文化理解力，以及敢于对制度目标进行反思诘问、而非仅被动执行任务的思辨能力。谷歌职业证书仅教授云计算专业技能，却无法引导学习者思考云计算技术是否真正服务于人类福祉；华为 ICT 认证只传授网络工程技术，却无法培养学习者审视其搭建的信息基础设施所暗藏的监控伦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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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is distinction is not a snobbish defence of academic privilege. It reflects a genuine difference in institutional purpose: corporations train workers to serve the corporation’s interests; universities (at their best) educate citizens to serve society’s interests. Both functions are necessary, but they are not identical, and conflating them — as some advocates of „disruptive“ education propose — risks producing a workforce that is technically competent but ethically uncritical. The philosopher Hans Jonas’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 that we must ensure our actions do not destroy the conditions for future human existence — applies to educational design as much as to environmental policy.'''
| ''这种区分并非以精英姿态狭隘维护学术特权，而是反映了两类机构办学使命的本质差异：企业培养服务自身利益的从业者；而大学在理想状态下，培育服务社会公共利益的公民。两种培养功能均不可或缺，但本质并不等同。部分倡导 “颠覆性教育” 的观点试图将二者混为一谈，这极易造就一批技术素养过硬、伦理思辨缺失的劳动力群体。哲学家汉斯・约纳斯提出的责任律令—— 人类行事须确保自身行为不会破坏人类未来的生存根基 —— 不仅适用于环境政策制定，同样也深刻适用于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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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3.3 Bootcamps and Intensive Vocational Training''''''
| ''3.3 技能训练营与密集型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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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oding bootcamps — intensive, short-term (typically 12–24 weeks) training programmes — emerged in the 2010s as an alternative pathway into the technology sector. The model has expanded beyond coding to include data science, UX design, digital marketing, and increasingly, AI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Europe, bootcamps like Le Wagon (founded in Paris, now operating in 40+ cities), Ironhack, and Northcoders operate across multiple countries. In China, platforms like 拉勾教育, 开课吧 (Kaikeba), and numerous smaller operations offer intensive technical training to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learners annually.'''
| style="background:#fee;" | '''编程技能训练营是一类高强度短期培训项目，学制通常为 12–24 周，于 21 世纪 10 年代兴起，成为进入科技行业的新型入行路径。该培养模式现已从编程领域向外拓展，覆盖数据科学、用户体验设计、数字营销等方向，并逐步延伸至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领域。在欧洲，勒瓦贡（Le Wagon，创立于巴黎，现已布局全球 40 余座城市）、艾隆哈克（Ironhack）、诺斯考德斯（Northcoders）等技能训练营均实现了跨国运营。在中国，拉勾教育、开课吧以及大量中小型培训机构，每年为数十万学习者提供系统化的高强度技术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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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Bootcamps’ strength is job relevance: curricula are designed in consultation with employers and updated continuously. Their weakness is narrowness: graduates acquire specific technical skills but may lack the broader understanding needed to adapt when those skills become obsolete — which, in the AI field, can happen within months. The bootcamp model also raises equity concerns: tuition fees of €5,000–15,000 in Europe and ¥10,000–50,000 in China restrict access to those who can afford to invest in uncertain outcomes.'''
| ''技能训练营的核心优势在于高度贴合职场实际需求：其课程体系均联动用人单位共同设计，并进行持续动态更新。但其短板在于培养维度过于狭隘：受训学员仅习得专项技术技能，却缺乏必备的综合知识视野；一旦相关技能被行业淘汰，便难以完成职业适配转型 —— 而在人工智能领域，技能迭代淘汰周期往往仅需数月。同时，技能训练营模式还存在教育公平隐忧：欧洲此类培训学费区间为 5000–15000 欧元，中国收费则达 10000–50000 元人民币。高昂的参训门槛，仅面向具备经济支付能力、且愿意为不确定的就业回报投入成本的群体，限制了普通学习者的参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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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3.4 Open Universities and Lifelong Learning Centres''''''
| ''3.4 开放大学与终身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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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Europe’s open university tradition — exemplified by the UK’s Open University (founded 1969), Germany’s FernUniversität in Hagen, and Spain’s UNED — provides a model for lifelong learning that pre-dates the digital revolution. These institutions were designed to serve working adults, part-time learners, and those excluded from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ir experience with flexible learning formats, distance education, and non-traditional assessment is directly relevant to the AI-era challenge.'''
| ''欧洲拥有悠久的开放大学办学传统，以英国开放大学（1969 年建校）、德国哈根函授大学、西班牙国立远程教育大学（UNED）为典型代表，其构建的终身学习范式早在数字革命之前便已形成。这类教育机构创办初衷是服务在职成人、非全日制学习者，以及无缘接受传统高等教育的群体。它们在弹性学习形式、远程教育模式与非传统学业评价方面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对破解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困境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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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hina‘s equivalent —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国家开放大学, formerly China Central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with its network of over 3,000 learning centres — serves approximately 4 million enrolled students, making it one of the larges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 The system has been criticised for low graduation rates and variable quality, but its infrastructure for reaching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learners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the kind of mass reskilling that the AI transformation demands.'''
| style="background:#fee;" | '''中国同类代表性机构为国家开放大学，其前身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拥有覆盖全国的 3000 余个学习中心办学网络，在籍学生规模约 400 万人，是全球体量最大的教育机构之一。该办学体系虽因毕业率偏低、办学质量参差不齐而备受诟病，但其面向地域分散学习者构建的服务基础设施，能够为人工智能转型时代所需的大规模全民技能重塑筑牢重要支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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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open university model’s key insight — that education must meet learners where they are, not where the institution wants them to be — is increasingly relevant as AI-driven labour market disruption affects workers at all career stages, not just recent graduates.'''
| ''开放大学模式蕴含一条核心理念：教育应当适配学习者的现实基础与实际处境，而非要求学习者迁就院校的固有办学范式。随着人工智能引发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革，受冲击的群体不再局限于应届毕业生，而是覆盖职业生涯各个阶段的从业者，这一理念也愈发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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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4. Alternative Goals: From Knowledge to Capacity''''''
| ''4 替代性教育目标：从知识本位走向能力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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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4.1 The Shift from Knowledge Transmission to Adaptive Capacity''''''
| ''4.1 从知识传授到适应能力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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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most fundamental change that the AI-transformed labour market demands is not in learning forms or institutions but in educational goals. Traditional education aims to transmit knowledge: a body of established facts, theories, methods, and skills that the student is expected to master. This model presupposes that the knowledge being transmitted will remain relevant for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e student’s career. AI disrupts this presupposition.'''
| ''人工智能重塑的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最根本变革，并不在于学习形式或办学机构，而在于教育目标的革新。传统教育以知识传授为核心：向学习者传授一套既定的事实、理论、方法与技能体系，并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这种模式隐含一个前提假设：所传授的知识在学习者职业生涯的相当长时期内，仍能保持实用价值。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彻底颠覆了这一预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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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If AI can access, organise, and apply factual knowledge faster and more accurately than any human, then the educational premium shifts from knowing to meta-knowing: the ability to learn new domains rapidly, to evaluate information critically, to synthesise perspectives from different fields, to ask the right questions, and to exercise judgment in situations where data is ambiguous or incomplete.'''
| ''倘若人工智能在检索、梳理与运用事实性知识上，比人类更迅速、更精准，那么教育的核心价值便从掌握既有知识转向元认知能力：也就是快速研习全新知识领域、批判性甄别信息、融会贯通跨学科视角、提出关键性问题，以及在数据模糊或残缺不全的情境下做出独立研判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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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Alvin Toffler’s often-quoted prediction — „The illiterate of the 21st century will not be those who cannot read and write, but those who cannot learn, unlearn, and relearn“ — has become operational reality. The educational challenge is to develop curricula that cultivate this adaptive capacity without abandoning the foundational knowledge that makes adaptation possible.'''
|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有一句广为引用的预言：“21 世纪的文盲，不再是那些不会读写的人，而是不会学习、不会扬弃旧知、不会重新学习的人。” 如今这一论断已然成为现实常态。
当下教育面临的核心难题是：构建能够培育这种适应能力的课程体系，同时又不舍弃支撑个体实现适应发展所必需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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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4.2 AI Literacy as Core Competency''''''
| ''4.2 人工智能素养作为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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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AI literacy —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evaluate, and appropriately use AI tools — is rapidly becoming as fundamental as numerical and textual literacy. We distinguish three dimensions of AI literacy:'''
| ''人工智能素养，即理解、评估并合理运用人工智能工具的综合能力，正迅速成为与数理素养、文本读写素养同等重要的基础素养。本文将人工智能素养划分为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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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echnical literacy: the ability to use AI tools effectively — formulating prompts, evaluating outputs, understand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chine learning. This is the most immediately practical dimension and the one most commonly addressed in current educational offerings.'''
| ''技术素养：指高效运用人工智能工具的能力，包括精准设计提示词、甄别评估生成结果、理解机器学习的基本原理。这一维度最具即时实用价值，也是当前各类教育教学内容中覆盖最为普遍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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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onceptual literacy: understanding what AI can and cannot do, recognising AI-generated content, evaluating AI outputs critically, and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genuine understanding. This dimension is essential for preventing the uncritical over-reliance on AI that Fang Lu (this volume) documents in her case studies.'''
| ''概念素养：明晰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与局限，能够识别 AI 生成内容、批判性研判人工智能输出结果，并分清模式识别与真正意义上认知理解的本质区别。陆芳在本卷的案例研究中，论证了大众对人工智能不加思辨的过度依赖问题，而这一素养维度正是规避该现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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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Ethical literacy: understanding the societal implications of AI deployment, including algorithmic bias, privacy erosion, environmental costs of large model training, labour displacement,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 the hands of a few technology companies. This dimension connects AI literacy to broader questions of citizenship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 ''伦理素养：理解人工智能应用落地所带来的各类社会影响，涵盖算法偏见、隐私侵蚀、大模型训练的环境成本、劳动力替代，以及少数科技企业形成的权力垄断等问题。这一维度将人工智能素养与公民素养、社会责任等更深层次的议题紧密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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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EU’s AI Act (2024) — the world’s first comprehensive AI regulation — implicitly creates a demand for AI literacy across all professional domains: compliance requires understanding what AI systems do, how they make decisions, and what risks they pose. The Act’s risk-based classification system (unacceptable risk, high risk, limited risk, minimal risk) provid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hat could inform AI literacy curricula throughout Europe.'''
| ''欧盟 2024 年《人工智能法案》作为全球首部综合性人工智能监管法规，无形中催生了各行各业对人工智能素养的普遍需求：合规履职要求人们理解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逻辑、决策方式及其潜在风险。该法案采用风险分级分类体系，将人工智能划分为不可接受风险、高风险、有限风险与最小风险四个等级，可为欧洲各地人工智能素养课程的设计与开设提供成熟的理论参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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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hina‘s approach has been more enabling than restrictive: the 2023 „Interim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for Generative AI Services“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focus on registration and content moderation rather than comprehensive regulation, but the underlying demand for AI literacy is equally urgent.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begun integrating AI content into primary and secondary curricula, and several universities have established dedicated AI education departments — a development that Europe, despite its regulatory leadership, has been slower to achieve at scale.'''
| style="background:#fee;" | '''''中国对人工智能的治理思路更侧重赋能引导而非严格管控。2023 年出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重点聚焦备案登记与内容合规审核，并未采取全域式监管规制，但社会层面对人工智能素养的培育需求同样十分迫切。我国教育部已着手将人工智能相关内容融入中小学课程体系，多所高校也相继设立专门的人工智能教育院系。欧洲虽在人工智能规则制定上占据先导地位，但在规模化落地普及人工智能教育这一进程上，推进速度反而相对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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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4.3 Creativity, Critical Thinking,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 ''4.3 创造力、批判性思维与情绪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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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If AI handles routine cognitive tasks, then uniquely human capacities — creativity, critical thinki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thical reasoning,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 become the core of economic value.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Future of Jobs Report consistently identifies analytical thinking, creative thinking, resilience, flexibility, and curiosity as the top skills valued by employers — none of which are domain-specific knowledge. The challenge is that these capacities are precisely what traditional education, with its emphasis on standardised assessment and disciplinary knowledge, is least well-designed to cultivate.'''
| ''当人工智能能够承接各类常规认知工作时，人类独有的综合能力—— 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情绪智力、伦理推理与跨文化沟通能力，将成为经济价值创造的核心支撑。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未来就业报告》持续指出：分析思维、创新思维、心理韧性、应变灵活性与求知好奇心，是雇主最为看重的顶尖能力；而这些能力均不属于局限于单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当下的教育困境在于：传统教育以标准化考核和分科知识传授为核心导向，恰恰在培育上述综合素养方面存在天然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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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Europea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particularly the Nordic model, has long emphasised creativ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alongside academic achievement. Finland’s national curriculum reform (2014) made „transversal competences“ — including thinking and learning to learn, cultural competence, multiliteracy, and participation — a mandatory component of all instruction from primary school onward. The EU’s Key Competences for Lifelong Learning framework identifies eight transversal competences — including „learning to learn,“ „social and civic competences,“ and „cultural awareness and expression“ — that go beyond subject knowledge.'''
| ''欧洲教育理念，尤其是北欧教育模式，历来在重视学业成绩的同时，兼顾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的培育。芬兰 2014 年国家课程改革，将横向核心素养列为小学起所有教学活动的必修内容，涵盖思辨与学会学习、文化素养、多元读写能力及社会参与等维度。欧盟《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框架》明确了八项横向通用素养，包括学会学习、社会与公民素养、文化认知与表达能力等，这类素养均突破了单一学科知识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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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hina‘s educational reform efforts, particularly the 素质教育 (sùzhì jiàoyù, quality education) movement that has been official policy since the 1990s, aim to counterbalance the examination-oriented culture (应试教育, yìngshì jiàoyù) with broader competency development. The „double reduction“ (双减) policy of 2021, which restricted after-school tutoring and homework loads, was explicitly motivated by the desire to create space for creativity, physical activity, and non-academic development. However, implementation remains uneven, and the gaokao (高考, national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ntinues to exert powerful centripetal force toward examination preparation at the expense of creative and critical thinking development.'''
| style="background:#fee;" | '''中国的教育改革探索，尤其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正式纳入国策的素质教育改革，意在以综合素养培育平衡应试教育的弊端。2021 年实施的双减政策，通过规范校外培训、压降作业负担，其核心初衷正是为学生腾出空间，助力创造力发展、体育锻炼与非学业素养的全面成长。但政策落地成效仍存在明显不均衡，高考依旧形成强大的导向惯性，使基础教育始终围绕应试备考展开，进而挤占了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素养的培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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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4.4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as Competitive Advantage''''''
| ''4.4 跨文化素养作为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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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In a globalised economy where AI handles routine tasks across language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the ability to navigate cultural differences —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value systems, communication styles, negotiation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norms — becomes a distinctive human competence with significant economic value. This is particularly relevant for the European-Chinese educational dialogue that this volume represents: professionals who can work effectively across the European-Chinese divide possess a rare and valuable capability that AI cannot replicate.'''
| ''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下，人工智能已然能够跨越语言与文化边界处理各类常规事务。在此背景下，驾驭文化差异的能力 —— 理解多元价值体系、沟通风格、谈判惯例与制度规范 —— 成为人类独有且具备极高经济价值的核心素养。这一点对本卷所承载的中欧教育对话尤为关键：能够在中欧两大语境间高效开展工作的专业人才，拥有人工智能无法复刻的稀缺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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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is not merely language proficiency (which AI can increasingly simulate) but cultural intelligence: the ability to interpret ambiguous social signals, to adapt behaviour to unfamiliar cultural contexts, and to build trust across cultural boundaries. Educational programmes that develop this competence — through exchange programmes, immersive experiences, intercultural teamwork, and sustained engagement with another culture’s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 represent a form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that is immune to AI displacement precisely because it depends on embodied human experience.'''
| ''跨文化素养绝非单纯的语言熟练度（人工智能对此类能力的模拟已愈发成熟），而是文化智能：能够解读模糊的社会人际信号、在陌生文化情境中调整行为方式，并跨越文化隔阂建立信任联结。依托国际交流项目、沉浸式文化体验、跨文化团队协作，以及长期研习异质文化思想传统等路径培育该素养的教育模式，构成了一种差异化育人范式。这类教育完全依托人类具身实践体验形成，正因如此，具备不受人工智能替代冲击的独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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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5. European Regulatory Frameworks vs. Chinese State-Driven Approaches''''''
| ''5 欧洲监管框架与中国政府主导模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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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contrast between European and Chinese educational governance illuminates the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each system’s response to AI-driven disruption.'''
| ''中欧教育治理模式的差异，清晰揭示了两大体系在应对人工智能颠覆性变革时各自的优势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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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5.1 The European Model: Regulation and Standardisation''''''
| ''5.1 欧洲模式：监管与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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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European Union‘s approach to educational reform operates through a complex multi-level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 EU has limited direct competence over education policy (education remains primarily a member state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subsidiarity principle), but it exerts significant influence through frameworks, recommendations, and funding.'''
| ''欧盟推进教育改革，依托一套复杂的多层级治理架构运作。依据辅助性原则，欧盟对教育政策并无过多直接管辖权限，教育事务仍主要由各成员国自行负责；但欧盟可通过制定框架标准、发布政策建议以及提供资金支持，形成显著的引导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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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 (2021–2027) establishes two strategic priorities: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high-performing digital education ecosystem, and enhancing digital skills and competences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t funds initiatives i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eacher training, and online learning, but implementation depends on member state adoption.'''
| ''欧盟《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 年）》确立了两大战略重点：一是构建高效能数字教育生态体系，二是提升适配数字化转型的数字技能与综合素养。该计划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教师培训、在线学习等专项行动提供资金支持，但其落地推行仍有赖于各成员国的采纳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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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European Skills Agenda (2020) sets targets including 60% of adults participating in learning annually by 2030, and the creation of individual learning accounts to finance training. The Recommendation on Micro-Credentials (2022) provides a common definition and quality standards. The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EQF) enables cross-border recognition of qualifications.'''
| ''欧盟《技能议程（2020 年）》制定了多项发展目标，包括到 2030 年实现60% 成年人每年参与继续教育学习，并设立个人学习账户，为职业培训提供资金保障。《微证书政策建议（2022 年）》确立了微证书的统一定义与质量标准。欧洲资格框架（EQF）则实现了各类学历资质的跨国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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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strengths of this approach are quality assurance, portability, and trust: a European micro-credential issued under common standards carries recognised value across 27 member states. The weakness is speed: the time required to negotiate, adopt, and implement EU-wide frameworks means that educational policy consistently lags behind technological change. By the time a European micro-credential framework for „AI prompt engineering“ is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skill itself may have been automated.'''
| ''这套治理模式的优势体现在质量保障、资质通用与公信力背书：依照统一标准颁发的欧洲微证书，在欧盟 27 个成员国境内均具备公认效力与通行价值。其短板则在于推进节奏迟缓：欧盟层面的政策框架需历经磋商、表决采纳再到落地实施，耗时冗长，导致教育政策始终滞后于技术迭代的速度。待到欧盟正式出台 “人工智能提示工程” 微证书规范体系时，这项技能本身或许早已被技术自动化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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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5.2 The Chinese Model: State Direction and Rapid Scaling''''''
| ''5.2 中国模式：国家引领与快速规模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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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hina‘s educational governance is centralise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教育部) sets national policy, and provincial education bureaus implement it. This structure enables rapid, large-scale action: when the State Council issues a national strategy — such 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2035 or the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y initiative — resources can be mobilised and curricula reformed across thousands of institutions within months, not years.'''
| style="background:#fee;" | '''中国教育治理实行集中统筹体制。教育部制定全国教育大政方针，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贯彻落实。这一治理架构具备快速动员、大规模落地的突出优势：国务院发布国家级战略规划后，例如《教育现代化 2035》与双一流高校建设计划，只需数月而非数年时间，就能在全国数千所教育机构中完成资源调配与课程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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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New Infrastructure“ strategy (新基建), announced in 2020, designated AI as one of seven strategic infrastructure categories alongside 5G, data centres, and industrial internet. Education was explicitly identified as a beneficiary: AI-powered adaptive learning platforms, 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 and automated assessment tools were to be developed and deployed at scale.'''
| style="background:#fee;" | '''2020 年出台的新基建战略，将人工智能与 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并列，划定为七大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之一。教育领域被明确纳入受益范畴：基于人工智能的自适应学习平台、智能辅导系统以及智能测评工具，得以实现规模化研发与落地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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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strength of this approach is execution speed and scale: China can build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 digital platforms, training programmes, institutional reforms — faster than any other country. The weakness is flexibility: centralised planning tends toward uniformity, and the emphasis on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quantitative targets (number of courses, number of credentials, number of participants) can obscure qualitative concerns about learning depth, critical thinking, and intellectual autonomy.'''
| ''该模式的优势在于执行效率与规模化落地能力：中国搭建教育基础设施 —— 包括数字平台、培训项目与制度改革 —— 的速度位居全球前列。其短板则体现在灵活适配性不足：集中统筹规划易走向同质化发展；同时过度侧重国家战略部署与量化指标（课程数量、证书数量、参与人数等），往往会忽视学习深度、批判性思维及学术自主能力等质量层面的核心诉求。''
|-
| style="background:#eef;" | ''''''5.3 Toward Mutual Learning''''''
| ''5.3 走向互学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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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European and Chinese models are not merely different but complementary. Europe needs more of China‘s willingness to scale quickly and to integrate alternative credentials into formal education systems without decades of deliberation. China needs more of Europe’s emphasis on quality assurance, learner autonomy, and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 what Döring (this volume) call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Verstand and Vernunft.'''
| ''欧洲与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只是存在差异，更具备互补性。欧洲需要借鉴中国快速规模化推进的魄力，以及不必经过数十年研讨斟酌，就能将新型非传统证书纳入正规教育体系的实践思路。中国则需要吸收欧洲对质量保障、学习者自主以及教育哲学根基的重视 —— 正如多林（本卷收录文章）所提出的知性（Verstand）与理性（Vernunft）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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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A productive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 the kind of dialogue that this volume and the Jean Monnet Centre of Excellence that supports it are designed to foster — would focus not on which model is „better“ but on what each can learn from the other. The AI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ur market is a shared challenge; the educational responses should be shared as well.'''
| ''两大体系间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 也正是本论文集及其依托的让・莫内卓越中心着力推动的交流范式 —— 不应纠结评判哪种模式更为 “优越”，而应聚焦彼此能够取长补短、互学互鉴之处。人工智能重塑劳动力市场是双方共同面临的时代挑战，针对这一变革的教育应对路径，同样值得双方交流共享、协同探索。''
|-
| style="background:#eef;" | ''''''6. Risks and Critiques''''''
| ''6 风险与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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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6.1 The Credentialism Trap''''''
| ''6.1 文凭主义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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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As alternative credentials proliferate, the risk of credential inflation grows. If micro-credentials, nanodegrees, bootcamp certificates, and corporate certifications multiply without robust quality assurance, the labour market may face a situation in which credentials signal nothing reliable about competence. Employers, unable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hundreds of competing credentials, may retreat to the simplest available heuristic: the traditional university degree — precisely the credential that alternative learning seeks to supplement or replace.'''
| ''随着各类替代性证书大量涌现，文凭通胀的风险持续攀升。若微证书、纳米学位、技能训练营结业证及企业认证肆意泛滥，又缺乏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劳动力市场或将陷入困局：各类证书再也无法真实可靠地佐证从业者的实际能力。面对名目繁多、鱼龙混杂的各类证书，用人单位难以甄别其含金量，便会退守至最简便的评判惯性：依旧以传统大学学位作为选人标准 —— 而这恰恰是替代性学习本想补充、乃至取代的学历凭证。''
|-
| style="background:#eef;" | '''This paradox is already visible in China, where the proliferation of online certificates (网络证书) has led many employers to discount them entirely, while simultaneously the traditional university degree retains (and even increases) its gatekeeping function for desirable employment. In Europe, the risk is institutional: as universities themselves begin offering micro-credentials, the boundary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alternative“ credentials blurs, potentially undermining the signalling value of both.'''
| style="background:#fee;" | ''''''这种悖论在中国已然显现：网络证书的泛滥，使得不少用人单位对其完全不予认可；而与此同时，传统大学文凭在优质就业求职中的准入门槛功能不仅依旧稳固，甚至还进一步强化。欧洲则面临体制性风险：随着高校自身也开始开设颁发微证书，传统学历与替代性证书之间的边界日渐模糊，有可能同时削弱两者的信号价值。''''''
|-
| style="background:#eef;" | ''''''6.2 The Digital Divide''''''
| ''6.2 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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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Alternative learning forms overwhelmingly require digital access, digital literacy,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capacity. These prerequisites 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both between and within countries. In China,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remains substantial: while student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have access to world-class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s, students in rural Guizhou or Gansu may lack reliable internet connectivity. According to the 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 internet penetration in urban areas exceeds 80% but falls below 60% in rural areas — a gap that directly limits access to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s. In Europe, the digital divide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Eastern and Western member states creates similar inequities: Eurostat data show that the percentage of individuals with above-basic digital skills ranges from over 70% in the Netherlands and Finland to below 30% in Romania and Bulgaria.'''
| ''各类替代性学习模式高度依赖数字接入条件、数字素养与自主学习能力。这些基础前置条件在国与国之间、一国内部均分布不均。在中国，城乡教育基础设施差距依旧悬殊：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可享用世界一流的数字化学习环境，而贵州、甘肃等乡村地区的学生甚至难以获得稳定的网络接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显示，我国城镇互联网普及率超 80%，农村地区则不足 60%，这一差距直接制约了乡村群体使用在线学习平台的渠道。在欧洲，成员国南北、东西之间的数字鸿沟也催生了同类教育不公现象。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拥有中高阶数字技能的民众占比差异显著：荷兰、芬兰等国超过 70%，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不足 30%。''
|-
|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risk is that alternative learning forms, rather than democratising education, may reinforce existing inequalities — providing additional opportunities to the already advantaged while leaving behind those who most need reskilling. A coal miner in Shanxi or a textile worker in Portugal, displaced by automation, is unlikely to reskill through a Coursera nanodegree without substanti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Any serious policy framework for alternative education must address access equity as a first-order concern, not an afterthought.'''
| ''其中潜藏的风险在于：替代性学习模式非但没能推动教育普惠，反而可能固化既有社会不平等—— 只为原本就具备优势的群体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反而把最需要技能再培训的弱势群体甩在身后。因自动化浪潮而失业的山西煤矿工人、葡萄牙纺织工人，若缺少完备的制度支撑、数字基础设施与资金帮扶，很难仅凭 Coursera 平台的纳米学位完成职业技能转型。任何一套成熟的替代性教育政策框架，都必须把准入公平当作首要核心议题，而非事后补位的次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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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6.3 The Loss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 ''6.3 人文教育的式微''
|-
|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ressure to align education with labour market demands risks marginalising precisely the dimensions of education that are most resistant to AI disruption: humanistic inquiry,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aesthetic appreciation, and civic formation. A workforce trained exclusively in „job-relevant“ skills may be technically competent but culturally impoverished — unable to ask the ethical, political, and existential questions that human societies need their members to ask. Ole Döring’s analysis in this volume, distinguishing between Verstand (technical intelligence) and Vernunft (practical wisdom), is directly relevant: alternative education must cultivate both if it is to serve human flourishing and not merely economic productivity.'''
| ''迫于教育适配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现实压力，那些最不易被人工智能冲击替代的教育内核正面临边缘化风险：人文探究、哲学反思、审美涵养与公民人格塑造皆是如此。若人才培养只局限于 “职业相关” 技能，劳动者即便具备专业技术能力，也会陷入人文精神匮乏的困境，无力去思考人类社会必须直面的伦理、政治与终极存在等深层命题。奥莱・多林在本卷中的分析，对 ** 知性（Verstand，工具性智能）与理性（Vernunft，实践智慧）** 作出明确区分，极具现实参照意义：替代性教育若旨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非仅仅服务于经济产能提升，就必须兼顾二者的涵养培育。''
|-
| style="background:#eef;" | ''''''7. Conclusion: Toward a Balanced Model''''''
| ''7 结语：走向均衡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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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landscape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in Europe and China reveals a shared diagnosis —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models are increasingly misaligned with AI-era labour market demands — and divergent responses. Europe emphasises regulation, standardisation, and quality assurance. China emphasises scale, speed, and state-directed integration. Neither approach alone is sufficient.'''
| ''中欧替代性教育的发展格局，呈现出共识与路径分野：双方均形成了一致判断 —— 传统教育模式已愈发难以适配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但采取的应对路径却截然不同。欧洲侧重制度规制、标准统一与质量保障；中国侧重规模扩容、落地效率以及国家主导下的体系融合。两种模式若单独推行，都难以周全应对时代诉求。''
|-
| style="background:#eef;" | '''We propose that the most productive path forward combines elements from both traditions:'''
| ''我们认为，未来最具实效的发展路径，应当融合两种模式的有益特质：''
|-
| style="background:#eef;" | '''From the European model: robust quality assurance frameworks that prevent credential inflation; recognition mechanisms that enable lifelong learning across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and a commitment to humanistic education as an irreducible component of any educational programme, not an optional supplement.'''
| ''借鉴欧洲模式的优势：建立完备的质量保障体系，遏制文凭通胀；搭建跨教育机构互通的资历认证机制，为终身学习打通壁垒；坚守人文教育内核，将其视作所有教育课程不可或缺的核心构成，而非可有可无的附加模块。''
|-
| style="background:#eef;" | '''From the Chinese model: the willingness to experiment at scale;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learning within formal university structures; and the pragmatic recognition that education must serve both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needs.'''
| ''借鉴中国模式的优势：敢于开展大规模试点探索；在正规高校体系内部推进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秉持务实共识，承认教育必须同时服务于个人发展与社会整体经济发展需求。''
|-
| style="background:#eef;" | '''From neither model but urgently needed: a fundamental reconcep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that shifts the centre of gravity from knowledge transmission to adaptive capacity. The most valuable education in the AI age is not the one that teaches students what to do — AI can do most specific tasks faster and more cheaply — but the one that teaches students how to think, how to learn, how to judge, and how to care.'''
| ''超脱两种既有模式之外、却又亟需落地践行的核心变革：从根本上重塑教育目标，将教育重心从知识传授转向适应应变能力的培育。人工智能时代最有价值的教育，不在于教会学生做什么 —— 绝大多数具体事务，人工智能都能做得更快、成本更低；而在于教会学生如何思考、如何自主学习、如何理性判断、如何心怀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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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raditional universities should become skill-training centres, or that the humanities should be abandoned in favour of STEM education, or that every student should learn to code. It means that every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 from primary school to postgraduate research — should ask itself: are we preparing learners for a world that no longer exists, or for the world that is emerging? The question is not rhetorical. The AI revolution is not coming; it has arrived. 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in both Europe and China, has barely begun.'''
| ''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大学应当沦为技能培训机构，也不意味着要舍弃人文教育、一味偏向理工科教育，更不意味着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编程。真正的核心要义在于：从小学基础教育到研究生科研阶段，每一所教育机构都应当自我叩问 —— 我们培养学习者，是在为已然逝去的旧时代做准备，还是为正在成型的新时代赋能？这绝非空洞的修辞设问。人工智能革命并非即将到来，而是已然降临。而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教育变革的进程才刚刚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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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alternative learning forms, institutions, and goals surveyed in this article represent the early experiments of that revolution. Some will prove ephemeral; others will reshape education for generations. The task for educational policymakers,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 in both Europe and China — is to identify which innovations serve human flourishing and which merely serve market convenience, and to build educational systems that do both without sacrificing either. These capacities are not alternative to traditional education but its deepest purpose, rediscovered under the pressure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 ''本文所探讨的各类替代性学习形态、办学机构与育人目标，正是这场教育变革的早期探索实践。其中部分尝试终将昙花一现，另一些则将重塑未来世代的教育格局。中欧两地的教育政策制定者、学术研究者与教育从业者，肩负着共同使命：甄别哪些教育创新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哪些只是单纯迎合市场功利需求；进而构建兼顾双重价值、互不偏废的教育体系。这类核心素养培育并非传统教育的另类补充，而是其本源使命，只是在技术变革的时代驱动下，重新被世人重拾与回归。''
|-
| style="background:#eef;" | ''''''Acknowledgments''''''
|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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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o-fund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Views and opinions expressed are however those of the author only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o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101126782].'''
| ''本项目由欧盟共同资助。文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并不一定反映欧盟的官方观点（项目编号：101126782）。''
|-
| style="background:#eef;" | ''''''References''''''
| ''参考文献''
|-
| style="background:#eef;" | '''Chapelle, C. A. (2001). Computer Applica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夏佩尔 (C. A.). (2001). 《计算机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应用》. 剑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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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 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commendation on a European approach to micro-credentials for lifelong learning and employability. Brussels: EC.'''
| ''欧盟委员会. (2022). 《欧盟理事会关于终身学习与就业能力微证书欧洲发展路径的建议提案》. 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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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European Union. (2024). Regulation (EU) 2024/1689 laying down harmonised rul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ct).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 ''欧盟. (2024). 《欧盟 2024/1689 号条例：制定人工智能统一规则（人工智能法案）》. 《欧盟官方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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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隆卡（E. M.）等. (2014). 外语学习技术研究综述. 《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 27(1): 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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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Manyika, J., et al. (2017). Jobs Lost, Jobs Gained: Workforce Transitions in a Time of Automation.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 ''马尼卡（J.）等. (2017). 《岗位流失与岗位新增：自动化时代的劳动力转型》.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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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C. (2019).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mplementation Plan].'''
| style="background:#fee;"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9).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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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State Council, PRC. (2017).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New 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evelopment Plan].'''
| style="background:#fee;"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7).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
| style="background:#eef;" | '''State Council, PRC. (2019).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2035].'''
| style="background:#fee;"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9).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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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Jonas, H. (1984). The Imperative of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n Ethics for the Technological 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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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offler, A. (1970). Future Shock. Random House.'''
| ''托夫勒（A.）. (1970). 《未来的冲击》. 兰登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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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Wenger, E. (1998).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温格（E.）. (1998). 《实践共同体：学习、意义与身份认同》. 剑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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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3). 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3. Geneva: WEF.'''
| ''世界经济论坛. (2023). 《2023 年未来就业报告》. 日内瓦：世界经济论坛.''
|-
| style="background:#eef;" | ''''''Part III: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 ''第三部分：技术与创新''
|-
| style="background:#eef;" | ''''''
| ''''
|}

[[Category: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

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Chapter 3/en-zh

2026-05-14T16:45:51Z

He Meng: wikicaptcha

<div style="background-color: #003399; color: white; padding: 12px 15px; margin: 0 0 20px 0; border-radius: 4px; font-size: 1.1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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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u überse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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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div>'''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Student Data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University: GDPR and China‘s PIPL Compared'''
| ''数字大学中的学生数据保护:GDPR与中国PIPL的比较''
|-
| style="background:#eef;" | '''Martin Woesler'''
| ''Martin Woesler''
|-
| style="background:#eef;" | ''''''Abstract''''''
| ''摘要''
|-
|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enerates unprecedented volumes of student data — from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interactions and assessment records to biometric proctoring data and predictive analytics profiles. Two of the world’s most consequential data protection regimes now govern how universities collect, process, and transfer this data: the European Union‘s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effective 2018) and Chin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PIPL, effective 2021). Yet despite superficial similarities — both establish individual rights over personal data, both impose significant penalties for violations, and both restrict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s — the two regimes reflec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orientations: individual autonomy versus state sovereignt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GDPR and PIPL as they apply to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higher education. Drawing on enforcement data showing that EU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ies have imposed 270 fines totaling more than EUR 29.3 million o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on research documenting that 81 percent of UK universities fail to meet GDPR compliance standards, we demonstrate that neither system has achieved satisfactory data protection in practice. We examine learning analytics, AI-driven assessment, cross-border student recruitment, and joint EU-China academic programs as four domains where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s face their most serious tests. We argue that universities operating in both jurisdictions face a dual compliance challenge that current guidance inadequately addresses, and we propose a framework for navigating these overlapping obligations.'''
| ''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海量学生数据，从学习管理系统交互和评估记录，到生物识别监考数据和预测分析配置文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数据保护制度现在管理着大学如何收集、处理和传输这些数据: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2018年生效)和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PIPL，2021年生效)。然而，尽管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两者都确立了对个人数据的个人权利，都对侵犯行为施以严厉惩罚，并且都限制跨境数据传输——但这两种制度反映了根本不同的哲学取向:个人自治与国家主权。本文系统地比较了GDPR和PIPL的高等教育。执法数据显示，欧盟数据保护机构已对教育机构处以270笔罚款，总额超过2930万欧元，研究表明，81%的英国大学未能达到GDPR合规标准，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证明这两个系统在实践中都未能实现令人满意的数据保护。我们将学习分析、人工智能驱动的评估、跨境学生招聘和EU-中国联合学术项目作为监管框架面临最严峻考验的四个领域进行了研究。我们认为，在两个司法管辖区运营的大学面临双重合规挑战，当前的指南没有充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框架来导航这些重叠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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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Keywords: GDPR'', ''PIPL'', student data protection'', learning analytics'', higher education'', cross-border data flows'', privacy'', EU-China comparison'', AI in education'''''
| ''关键词:GDPR, PIPL，学生数据保护，学习分析，高等教育，跨境数据流动，隐私，中国EU-比较，人工智能在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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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1. Introduction''''''
| ''1.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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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digital university is, at its core, a data-generating institution. Every interaction a student has with a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every submission to an automated grading platform, every login to a campus network, and every engagement with an adaptive learning tool produces data that is collected, stored, analyzed, and — increasingly — shared across institutional and national boundaries. The COVID-19 pandemic accelerated this process dramatically: the rapid shift to online and hybrid learning normalized the collection of data streams that would have been unthinkable a decade earlier, including webcam footage from remote proctoring systems, keystroke dynamics for identity verification, and engagement metrics tracking how often and how long students interact with course materials.'''
| ''数字大学的核心是一个数据生成机构。学生与学习管理系统的每一次交互、向自动评分平台的每一次提交、校园网络的每一次登录以及与适应性学习工具的每一次接触都会产生数据，这些数据被收集、存储、分析，并越来越多地跨机构和国家边界共享。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过程:向在线和混合学习的快速转变使数据流的收集正常化，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包括来自远程监督系统的网络摄像头镜头、用于身份验证的击键动力学以及跟踪学生与课程材料互动频率和时间的参与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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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wo comprehensive data protection regimes now govern how universities handle this information. The European Union‘s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which took full effect in May 2018, established the world’s first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with specific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at process student data. Chin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effective from November 2021, created a parallel framework that, while structurally similar to the GDPR in many respects, reflect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assump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institutions, and the state.'''
| ''现在有两个全面的数据保护机制来管理大学如何处理这些信息。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年5月全面生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的个人数据保护框架，对处理学生数据的教育机构具有具体影响。2021年11月生效的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创造了一个平行框架，尽管在结构上与GDPR在许多方面相似，但反映了关于个人、机构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不同的假设。''
|-
| style="background:#eef;" | '''For universities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joint degree programs, student exchang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ross-border recruitment — these two regimes create a dual compliance challenge of considerable complexity. A European university recruiting Chinese students must comply with the PIPL’s requirements for process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a Chinese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in an Erasmus+ partnership must understand GDPR obligations that may attach to data about European students. Yet the two systems diverge precisely where the compliance challenges are most acute: in their approaches to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 consent requirements, enforcement mechanisms, and the treatment of minors.'''
| ''对于参与国际合作的大学——联合学位项目、学生交流、合作研究、跨国招聘——这两种制度带来了相当复杂的双重合规挑战。一所欧洲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必须遵守PIPL对中国居民个人信息的处理要求；参与Erasmus+合作项目的中国大学必须了解GDPR的义务，这些义务可能与欧洲学生的数据相关。然而，这两个系统恰恰在合规挑战最严峻的地方出现了分歧:在跨境数据传输、同意要求、执行机制和未成年人待遇方面。''
|-
| style="background:#eef;" |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GDPR and PIPL as they apply to higher education, organized around four questions. First, how does each framework regulate the core data processing activities of universities — enrollment, assessment, analytics, and communication? Second, where do the two systems converge and where do they diverge in their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Third, what specific challenges arise for institutions operating simultaneously under both regimes? Fourth, what practical strategies can universities adopt to achieve meaningful compliance with both frameworks?'''
| ''本文围绕四个问题，对GDPR和PIPL的高等教育进行了系统的比较。首先，每个框架如何规范大学的核心数据处理活动——招生、评估、分析和交流？第二，这两种体系在哲学基础和实践要求上哪里趋同，哪里分歧？第三，在两种制度下同时运作的机构会面临哪些具体挑战？第四，大学可以采取哪些切实可行的策略来实现有意义地遵守这两个框架？''
|-
| style="background:#eef;" | ''''''2. The GDPR Framework for Education''''''
| ''2.GDPR教育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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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2.1 Legal Bases for Student Data Processing''''''
| ''2.1学生数据处理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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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GDPR (Regulation 2016/679) provides six lawful bases for processing personal data, of which three are most relevant to universities: consent (Article 6(1)(a)), performance of a contract (Article 6(1)(b)), and legitimate interests (Article 6(1)(f)). European universities typically rely on a combination of these bases. Enrollment and academic administration are generally processed under contractual necessity — the student has entered into an educational contract with the institution. Research involving student data may rely on legitimate interests or, where sensitive data categories are involved, explicit consent.'''
| ''GDPR(第2016/679号条例)为处理个人数据提供了六个合法依据，其中三个与大学最相关:同意(第6(1)(a)条)、履行合同(第6(1)(b)条)和合法利益(第6(1)(f)条)。欧洲大学通常依赖这些基地的组合。注册和学术管理通常是在合同需要的情况下进行的——学生已经与学校签订了教育合同。涉及学生数据的研究可能依赖于合法利益，或者在涉及敏感数据类别时，依赖于明确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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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legal bases to learning analytics has proven particularly contentious. Liu and Khalil (2023), i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47 studies published in lead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journals, identify a fundamental tension: the GDPR’s principle of purpose limitation — that data collected for one purpose should not be repurposed without additional legal basis — sits uncomfortably with the open-ended, exploratory nature of learning analytics, where the value of data often emerges only through analysis that was not anticipated at the time of collection. Prinsloo, Slade, and Khalil (2022) argue from a critical data studies perspective that purely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to this tension are insufficient; the power asymmetry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students means that meaningful consent is often illusory, particularly when students feel they cannot refuse data collection without academic consequences.'''
| style="background:#fee;" | '''这些法律基础在学习分析中的应用被证明特别有争议。Liu和Khalil（2023）在对发表于主要教育技术期刊的47项研究的系统综述中，指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紧张关系：GDPR的目的限制原则——为一个目的收集的数据不应在没有额外法律基础的情况下被再利用——与学习分析开放式、探索性的本质之间存在矛盾，在学习分析中，数据的价值往往只在收集时未预见到的分析中才显现出来。Prinsloo、Slade和Khalil（2022）从批判性数据研究的角度论证，纯技术解决方案不足以应对这种紧张关系；机构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称意味着有意义的同意往往是虚幻的，特别是当学生觉得如果拒绝数据收集就会产生学术后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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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2.2 Enforcement Landscape''''''
| ''2.2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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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enforcement of GDPR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has been uneven but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According to the CMS GDPR Enforcement Tracker Report for 2024/2025,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ies across 25 EU member states have imposed a total of 270 fines on schools, universities, and ot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mounting to more than EUR 29.3 million. The most common violations are processing without a sufficient legal basis (90 fines) and insufficient technical and organizational measures to protect data (76 fines) (CMS 2025).'''
| style="background:#fee;" | '''GDPR在教育领域的执法虽不均衡但日益显著。根据CMS 2024/2025年GDPR执法追踪报告，25个欧盟成员国的数据保护机构已对学校、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开出总计270张罚单，金额超过2930万欧元。最常见的违规行为是在缺乏充分法律基础的情况下进行处理（90张罚单）以及技术和组织保护措施不足（76张罚单）（CMS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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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most consequential individual case for higher education was the Italian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s 2021 decision against Bocconi University, which imposed a EUR 200,000 fine for the use of the Respondus remote exam proctoring software. The authority found that the university had failed to obtain valid consent, had not conducted a 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 had provided insufficient transparency about data processing, and lacked a lawful basis for processing biometric data — violations that collectively illustrate the compliance challenges universities face when deploying surveillance-adjacent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Garante 2021).'''
| ''对高等教育影响最大的个案是意大利数据保护局2021年对博科尼大学的裁决，该裁决因使用Respondus远程考试监考软件而处以20万欧元的罚款。该机构发现，该大学未能获得有效的同意，没有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没有提供足够的数据处理透明度，并且缺乏处理生物识别数据的合法基础-这些违规行为共同表明了大学在部署监控邻近教育技术时面临的合规性挑战(Garante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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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Yet enforcement captures only part of the picture. A 2024 study by the consultancy 7DOTS examined 335 UK univers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s and found an 81 percent non-compliance rate with GDPR standards. Only 32 percent had implemented a Consent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of those, 66 percent were improperly configured (7DOTS 2024).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education sector’s compliance deficit is not primarily a matter of deliberate violation but of institutional capacity: universities lack the resources, expertise,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o implement the GDPR’s requirements effectively.'''
| ''然而，执法只抓住了部分情况。咨询公司7 dots 2024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335所英国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发现81%的学生不符合GDPR标准。只有32%实施了同意管理平台，其中66%配置不当(7DOTS 2024)。这些发现表明，教育部门的合规赤字主要不是故意违反的问题，而是机构能力的问题:大学缺乏有效实施GDPR要求的资源、专业知识和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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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2.3 Student Privacy Beyond the Classroom''''''
| ''2.3课堂之外的学生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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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rivacy challenges facing universities extend well beyond the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Giuffrida and Hall (2023) demonstrate that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creates privacy risks at the enterprise level — institutional data systems, campus networks, and administrative platforms — that are distinct from the pedagogical context. Blackmon and Major (2023), in a PRISMA-based systematic review of student perspectives on privacy in technology-enhanced courses, find significant awareness gaps: students often do not understand what data is collected about them, how it is used, or what rights they have. Kumi-Yeboah and colleagues (2023) document fear and anxiety about data encroachment among diverse student populations, with particular concerns about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and social media integration. These findings collectively suggest that the GDPR’s emphasis on informed consent faces a practical obstacl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students is so large that genuine informed consent may be unattainable for many data processing activities.'''
| ''大学面临的隐私挑战远远超出了学习管理系统。Giuffrida和Hall (2023)证明，高等教育中的技术集成会在企业层面(机构数据系统、校园网络和行政平台)产生隐私风险，这与教学环境截然不同。Blackmon和Major (2023年)在一项基于PRISMA的关于学生在技术增强课程中对隐私的看法的系统审查中，发现了明显的意识差距:学生往往不明白收集了关于他们的哪些数据，这些数据是如何使用的，或者他们拥有什么权利。Kumi-Yeboah及其同事(2023)记录了不同学生群体对数据侵犯的恐惧和焦虑，特别是对学习管理系统和社交媒体整合的担忧。这些发现共同表明，GDPR对知情同意的强调面临一个实际障碍:机构和学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数据处理活动可能无法获得真正的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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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3. China‘s PIPL: Structure and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 ''3.《中国的PIPL:结构与教育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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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3.1 Architectural Overview''''''
| ''3.1架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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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hin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effective 1 November 2021, establishe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that is structurally parallel to the GDPR in many respects — extraterritorial scope, individual rights (access, correction, deletion, portability), requirements for 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s, and significant penalties for violations — while reflecting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commitments (Li and Chen 2024; Lim and Oh 2025).'''
| style="background:#fee;" | '''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生效，建立了一个在许多方面与GDPR结构平行的全面个人数据保护框架——域外适用范围、个人权利（访问、更正、删除、可携带性）、数据保护影响评估要求以及对违规行为的重大处罚——同时反映了根本不同的哲学承诺（Li和Chen 2024; Lim和O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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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IPL defines „personal information“ broadly as any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an identified or identifiable natural person recorded by electronic or other means (Article 4). Like the GDPR, it establishes lawful bases for processing — consent, contractual necessity, legal obligatio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news report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reasonable processing of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Article 13). Unlike the GDPR, however, the PIPL does not include „legitimate interests“ as a standalone legal basis, making consent the primary mechanism for lawful processing in most educational contexts (IAPP 2021; Zhu 2022).'''
| style="background:#fee;" | '''PIPL将"个人信息"广泛定义为通过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相关的任何信息（第4条）。与GDPR类似，它建立了处理的合法基础——同意、合同必要性、法律义务、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公共利益的新闻报道以及对公开信息的合理处理（第13条）。然而，与GDPR不同的是，PIPL不包括"正当利益"作为独立的法律基础，使同意成为大多数教育情境中合法处理的主要机制（IAPP 2021; Zhu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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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3.2 Enhanced Protection for Minors''''''
| ''3.2加强保护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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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IPL’s treatment of minors represents one of its most significant divergences from the GDPR. Article 28 classifies all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individuals under the age of 14 as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regardless of its nature, requiring parental consent for processing and a separate privacy impact assessment. Zhang and Kollnig (2024), in a study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trace five legislative developments that progressively strengthened children’s protections under Chinese law, while documenting significant gaps between legal requirements and actual practice in Chinese applications.'''
| ''PIPL对未成年人的待遇是其与GDPR最大的差异之一。第28条将14岁以下个人的所有个人信息归类为“敏感个人信息”，无论其性质如何，都需要父母同意才能处理，并进行单独的隐私影响评估。张和Kollnig (2024年)在《国际数据隐私法》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追踪了逐步加强中国法律下儿童保护的五项立法发展，同时记录了法律要求和中国应用中的实际做法之间的重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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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For universities, the implications are indirect but important. While most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over 14, secondary school recruitment activities, summer programs for minors, and dual-enrollment programs all involve processing data of individuals who may fall within this protected category. The PIPL’s approach is arguably stricter than the GDPR’s in this specific area: the GDPR sets the age of digital consent at 16 (with member state discretion to lower it to 13), but does not automatically classify all data of minors as sensitive.'''
| ''对大学来说，这种暗示是间接的，但却是重要的。虽然大多数大学生都超过14岁，但中学招聘活动、未成年人暑期项目和双招生项目都涉及处理可能属于此受保护类别的个人数据。在这一特定领域，PIPL的做法可以说比GDPR更严格:GDPR将数字同意的年龄定为16岁(成员国可酌情将年龄降至13岁)，但不会自动将未成年人的所有数据归类为敏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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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3.3 Data Localization and Cross-Border Transfer''''''
| ''3.3数据本地化和跨境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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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IPL’s requirements for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 are among its most practically consequential provisions fo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Article 38 establishes three mechanisms for transferr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outside China: passing a security assessment organized by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 obtain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ertification from a specialized institution, or concluding a standard contract formulated by the CAC with the overseas recipient. In October 2025, the CAC a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jointly issued the Measures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Cross-Border Transfer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effective 1 January 2026, completing this three-pillar framework (CMS Law-Now 2025).'''
| ''PIPL对跨境数据传输的要求是其对国际大学最实际的规定之一。第38条建立了三种将个人信息转移到中国境外的机制:通过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CAC)组织的安全评估，从专门机构获得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或与海外接收者签订CAC制定的标准合同。2025年10月，CAC和国家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了《个人信息跨境转移认证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生效，完成了这一三支柱框架(CMS法-现为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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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Additionally, the Regulations on Network Data Security Management, effective 1 January 2025, require organizations process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more than 10 million individuals to appoint a data security officer and conduct regular audits (State Council 2024). While few individual universities reach this threshold, aggregated educational platforms and national student information systems frequently do.'''
| style="background:#fee;" | '''第五，投资于机构能力。7DOTS（2024）和CMS（2025）记录的准备度差距反映的不是故意不合规，而是专业知识和资源不足。大学应指定具有教育数据和国际数据流专业知识的数据保护官，并为教职人员和行政人员提供定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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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operation are significant. As the MIT 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 (2022) has noted, the PIPL is triggered whenever an institution obtains admissions applications from Chinese citizens residing in China, conducts recruitment activities there, offers online courses accessible to Chinese residents, performs human-subjects research using Chinese residents’ data, or collaborates with Chinese academic institutions that share student data.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Registrars and Admissions Officers (AACRAO 2022) has published specific compliance guidance for admissions and registrar offices, reflecting the growing awareness that routine international student recruitment now carries data protection obligations under both GDPR and PIPL.'''
| ''国际学术合作的实际意义是重大的。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总法律顾问办公室(2022)所指出的，每当一个机构获得居住在中国的中国公民的入学申请，在中国开展招聘活动，提供中国居民可以访问的在线课程，使用中国居民的数据进行人体研究，或与分享学生数据的中国学术机构合作，就会触发PIPL。美国大学注册和招生官员协会(AACRAO 2022)发布了针对招生和注册办公室的具体合规指南，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根据GDPR和PIPL的规定，常规的国际学生招聘现在都负有数据保护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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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4. Systematic Comparison''''''
| ''4.系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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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4.1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 ''4.1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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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most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GDPR and PIPL lies not in their technical provisions but in their philosophical orientations. The GDPR emerges from a tradi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protection, rooted i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U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Its core assumption is that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s a fundamental right of the individual, which can be limited only under specified conditions and subject to proportionality review. Li and Chen (2024), in their analysis of the „Brussels Effect„ on Chinese data protection law, introduce a „gravity assist“ model: while the GDPR’s structural influence on the PIPL is evident, China‘s adoption reflects not convergence but strategic adaptation to its distinct political, cultural, and legal context.'''
| ''GDPR和PIPL之间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的技术条款，而在于它们的哲学取向。GDPR有保护个人权利的传统，这一传统植根于《欧洲人权公约》和《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其核心假设是，个人数据保护是个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只能在特定条件下加以限制，并接受相称性审查。李和陈(2024)在分析中国数据保护法的“布鲁塞尔效应”时，引入了一个“引力辅助”模型:虽然对的结构性影响显而易见，但中国的采用反映的不是趋同，而是对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法律环境的战略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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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IPL, by contrast, reflects what Lim and Oh (2025) describe as a „state sovereignty“ orientation. The law serves multiple objectives simultaneously: protecting individual privacy, certainly, but also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promo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The law’s enforcement is centralized under the CAC, which is simultaneously responsible for internet censorship, cybersecurity, and data governance — a combination that would be impermissible under the GDPR’s requirement for independent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Article 52).'''
| ''相比之下，PIPL反映了Lim和Oh (2025)所描述的“国家主权”取向。这部法律同时服务于多个目标:保护个人隐私，当然，也保护国家安全，促进数字经济，维护社会稳定。该法律的执行由反腐败委员会集中负责，该委员会同时负责互联网审查、网络安全和数据治理——根据GDPR对独立监督机构的要求(第52条)，这种结合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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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4.2 Structural Differences''''''
| ''4.2结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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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Several structural differences have direct implications for universities:'''
| ''几个结构性差异对大学有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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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onsent. The GDPR recognizes six lawful bases for processing; the PIPL’s absence of a „legitimate interests“ basis makes consent more central, particularly for educational data processing that goes beyond contractual necessity. The PIPL additionally requires separate consent for cross-border transfers (Article 39) and for processing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Article 29).'''
| ''同意。GDPR承认六个合法的处理依据；PIPL缺乏“合法利益”基础，这使得同意更加重要，特别是对于超出合同必要性的教育数据处理。PIPL还要求跨境转移(第39条)和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第29条)需要单独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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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Penalties. The GDPR imposes maximum fines of EUR 20 million or 4 percent of global annual turnover, whichever is greater. The PIPL imposes maximum fines of RMB 50 million (approximately EUR 6.4 million) or 5 percent of the previous year’s annual revenue for grave violations, plus potential personal liability for responsible individuals — a feature without direct GDPR equivalent (IAPP 2021; DataGuidance 2022).'''
| style="background:#fee;" | ''''''处罚'''。GDPR的最高罚款为2000万欧元或全球年营业额的4%，以较高者为准。PIPL对严重违规的最高罚款为5000万人民币（约640万欧元）或上一年度年收入的5%，另外还对责任个人追究个人责任——这一特征在GDPR中没有直接对应项（IAPP 2021; DataGuidanc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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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Enforcement. The GDPR’s enforcement is decentralized across national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ies, with coordination through 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The PIPL’s enforcement is centralized under the CAC, with additional sector-specific oversight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GDPR requires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to be independent; the PIPL imposes no such requirement.'''
| ''强制执行。在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的协调下，GDPR的执法工作分散在各个国家数据保护机构。PIPL的执法工作集中在反腐败委员会之下，教育部对教育机构进行额外的具体部门监督。GDPR要求监管机构独立；PIPL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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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ross-border transfers. The GDPR permits transfers to countries with „adequate“ data protection (adequacy decisions), or through 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SCCs) and Binding Corporate Rules (BCRs). The PIPL offers security assessment, standard contracts, and certification, but does not employ an adequacy mechanism — there is no list of „safe“ countries to which data may flow freely (Fernandez-Novel Escobar 2025).'''
| ''跨境转移。GDPR允许向数据保护“充分”的国家/地区(充分性决定)，或通过标准合同条款(SCC)和有约束力的公司规则(bcr)进行转让。PIPL提供安全评估、标准合同和认证，但没有采用充分性机制——没有数据可以自由流动的“安全”国家的列表(Fernandez-Novel Escobar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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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Data subject rights. Both frameworks provide broadly similar individual rights: access, correction, deletion, and portability. The PIPL additionally grants next-of-kin the right to exercise deceased persons’ data rights — a provision with potential relevance for universities managing the records of deceased students (DataGuidance 2022). The PIPL also includes a broader definition of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that encompasses financial data, location data, and biometric information alongside the categories recognized by the GDPR.'''
| ''数据主体权利。两个框架都提供了大体相似的个人权利:访问、修改、删除和可移植性。PIPL还授予近亲行使死者数据权的权利——这一规定可能与管理已故学生记录的大学有关(数据指导2022)。PIPL还包括“敏感个人信息”的更广泛定义，除了GDPR认可的类别外，还包括财务数据、位置数据和生物识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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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4.3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 ''4.3趋同与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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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Despite these differences, the two frameworks converge in important ways. Both require 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s for high-risk processing. Both impose transparency obligations requiring clear, accessible privacy notices. Both provide for data portability — the right to receive one’s personal data in a structured, machine-readable format. Both establish extraterritorial scope, applying to entities outside their jurisdiction that process the data of their residents. And both impose requirements for data breach notification, though with different timelines: 72 hours under the GDPR (Article 33), versus an unspecified but prompt timeframe under the PIPL.'''
|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这两个框架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所融合。两者都要求对高风险处理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两者都规定了透明度义务，要求清晰、易获取的隐私声明。两者都提供了数据可移植性——以结构化的、机器可读的格式接收个人数据的权利。两者都确立了治外法权的范围，适用于在其管辖范围之外处理其居民数据的实体。两者都规定了数据泄露通知的要求，尽管有不同的时间表:GDPR的72小时(第33条)，而PIPL的时间表不明确但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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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attern that emerges is convergence at the level of principles — both systems recognize that personal data deserves protection,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have rights over their data, and that organizations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ir processing activities — with significant divergence at the level of implementation, philosophical justification, and enforcement culture. As Solove (2022) observes, the PIPL is often described as „China‘s GDPR,“ but this characterization obscures important structural differences that have direct practical consequences for organizations operating under both regimes.'''
| ''出现的模式是原则层面的趋同——两个系统都承认个人数据值得保护，个人应该对其数据拥有权利，组织必须对其处理活动负责——但在实施、哲学论证和执行文化层面存在显著差异。正如Solove (2022)所观察到的，PIPL经常被描述为“中国的GDPR”，但这种描述掩盖了重要的结构差异，而这些差异对在两种制度下运营的组织具有直接的实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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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5. Learning Analytics: The Critical Test Case''''''
| ''5.学习分析:关键测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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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Learning analytics represents the domain where the tension between data protection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s most acute. Universities increasingly deploy predictive analytics systems that use historical student data to identify students at risk of failure, recommend interventions, and personalize learning pathways. These systems require the processing of large volumes of student data — often aggregated from multiple sources and analyzed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 in ways that challeng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both GDPR and PIPL.'''
| ''学习分析代表了数据保护和教育创新之间矛盾最尖锐的领域。大学越来越多地部署预测分析系统，这些系统使用历史学生数据来识别有失败风险的学生，推荐干预措施，并个性化学习途径。这些系统需要处理大量的学生数据——通常是从多个来源汇总的，并使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分析——其方式挑战了GDPR和PIPL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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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Under the GDPR, learning analytics systems face challenges on multiple fronts. Purpose limitation (Article 5(1)(b)) requires that data be collected for specified, explicit purposes and not further processed in a manner incompatible with those purposes. But the value of learning analytics often depends on precisely this kind of repurposing: data collected for course administration is analyzed for patterns that inform institutional strategy. Data minimization (Article 5(1)(c)) requires that only data adequate, relevant, and limited to what is necessary be processed — yet predictive models typically perform better with more data, creating a structural incentive toward maximal collection. Transparency (Articles 13-14) requires that individuals be informed about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 but the complexity of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often makes meaningful explanation difficult.'''
| ''在GDPR下，学习分析系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目的限制(第5条第1款(b)项)要求为具体、明确的目的收集数据，并且不以不符合这些目的的方式进一步处理数据。但学习分析的价值往往恰恰取决于这种再利用:为课程管理收集的数据被分析，以获得告知机构战略的模式。数据最小化(第5(1)(c)条)要求只处理足够的、相关的数据，并且仅限于必要的数据——然而，预测模型通常在数据越多的情况下表现越好，这为最大限度地收集数据创造了结构性激励。透明度(第13-14条)要求个人被告知自动化决策——但机器学习模型的复杂性往往使有意义的解释变得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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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Under the PIPL, learning analytics faces additional challenges. The absence of a legitimate interests basis means that universities must typically rely on consent for analytics that go beyond direct educational delivery. The requirement for separate consent for processing sensitive information (Article 29) may be triggered by analytics that process academic performance data in ways that reveal protecte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ata localization requirements mean that analytics platforms operated by international providers must navigate complex cross-border transfer rules.'''
| ''在PIPL下，学习分析面临额外的挑战。缺乏合法的利益基础意味着大学通常必须依赖同意进行超出直接教育交付范围的分析。对处理敏感信息的单独同意的要求(第29条)可能由以揭示受保护特征的方式处理学业成绩数据的分析所触发。数据本地化要求意味着由国际提供商运营的分析平台必须遵循复杂的跨境传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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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Xue and colleagues (2025), in an analysis of AI privacy concerns in higher education across Chinese and English-language media, found that while both contexts identify AI-driven proctoring, student data security, and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as central concerns, the emphasis differs: Western coverage foregrounds individual privacy rights, while Chinese coverage more frequently addre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drive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This divergence mirrors the broader philosoph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regulatory frameworks.'''
| ''薛和他的同事(2025)在分析中英文媒体对高等教育中人工智能隐私的关注时发现，尽管两种背景都将人工智能驱动的监考、学生数据安全和机构治理确定为主要关注点，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西方的报道强调个人隐私权利，而中国的报道更频繁地讨论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创新和机构治理之间的关系。这种分歧反映了两种监管框架之间更广泛的哲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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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Lachheb and colleagues (2023) argue that maintaining student privacy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quires attention not only to policy and law but to design ethics — the principles embedded in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s themselves. They propose a framework to help instructional designers evaluate whether design patterns unintentionally undermine learner agency, suggesting that compliance with either GDPR or PIPL requires intervention at the design stage, not merely at the policy level. Liu, Khalil, and colleagues (2025) explore synthetic data generation with differential privacy mechanisms as a technical approach to this challenge, enabling learning analytics research without exposing individual student records.'''
| style="background:#fee;" | '''Lachheb及其同事（2023）认为，在教育技术中维护学生隐私不仅需要关注政策和法律，还需要关注设计伦理——嵌入技术系统本身的原则。他们提出了一个框架来帮助教学设计师评估设计模式是否无意中损害了学习者的能动性，建议无论是GDPR还是PIPL的合规都需要在设计阶段进行干预，而不仅仅是在政策层面。Liu、Khalil及其同事（2025）探索了具有差分隐私机制的合成数据生成作为这一挑战的技术方法，使学习分析研究可以在不暴露个人学生记录的情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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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6. AI-Driven Assessment and Proctoring''''''
| ''6.人工智能驱动的评估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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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EU AI Act (Regulation 2024/1689), which entered into force on 1 August 2024, adds a further regulatory layer for European universities. The Act classifies AI systems used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proctoring as „high-risk“ under Annex III, Section 3, requiring conformity assessments, human oversight,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Article 5(1)(f) prohibits emotion recognition systems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2024).'''
| ''2024年8月1日生效的欧盟AI法案(第2024/1689号条例)为欧洲大学增加了又一个监管层。该法案将用于教育评估和监考的人工智能系统归类为附件III第3节下的“高风险”系统，要求符合性评估、人工监督和技术文档。第5(1)(f)条禁止在教育环境中使用情绪识别系统(欧洲议会和理事会，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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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I Act and GDPR creates a layered compliance obligation: universities deploying AI-powered assessment tools must satisfy both the AI Act’s requirements for high-risk systems and the GDPR’s requirements for lawful data processing. The Bocconi University case demonstrates the consequences of failing to meet the latter; the AI Act will add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from August 2026 onward. A 2025 report by 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recommends that universities map their AI use cases against the Act’s risk categories as a first step toward compliance, citing the governance models developed by Utrecht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as reference frameworks (Rockefeller Institute 2025).'''
| ''人工智能法案和GDPR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个分层的合规义务:部署人工智能评估工具的大学必须满足人工智能法案对高风险系统的要求和GDPR对合法数据处理的要求。博科尼大学的案例表明了不满足后者的后果；AI法案将从2026年8月起增加额外的要求。洛克菲勒政府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2025年的一份报告建议，大学根据该法案的风险类别绘制其人工智能用例，作为实现合规的第一步，引用乌得勒支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开发的治理模型作为参考框架(洛克菲勒研究所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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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hina‘s approach to AI in educational assessment reflects its sector-specific regulatory philosophy. Rather than a single comprehensive AI law, China governs educational AI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the 2023 Interim Measures for Generative AI Services, the PIPL’s provisions for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directives. The use of AI proctoring and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while subject to PIPL consent requirements, does not face the categorical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the EU AI Act‘s emotion recognition ban. This regulatory asymmetry ha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y companies developing educational assessment tools for both markets: systems designed for China may include features that are prohibited in the EU, and vice versa.'''
| ''中国在教育评估中对人工智能的做法反映了其特定部门的监管理念。中国不是单一的综合人工智能法律，而是通过结合2023年生成性人工智能服务暂行办法、PIPL自动决策规定和教育部指令来管理教育人工智能。在中国大学使用人工智能监考和监控技术，虽然需要得到PIPL的同意，但不会面临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情感识别禁令的明确限制。这种监管不对称对为两个市场开发教育评估工具的科技公司具有实际影响:为中国设计的系统可能包含在欧盟被禁止的功能，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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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Bocconi case illustrates a broader tension. Remote proctoring systems — which typically capture webcam footage, track eye movements, monitor keyboard and mouse activity, and may use facial recognition to verify identity — process categories of data that trigger the GDPR’s most stringent requirements: biometric data (Article 9),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Article 22), and profiling. Under the PIPL, biometric information is classified as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requiring separate consent (Article 28), but there is no categorical prohibition comparable to the AI Act’s emotion recognition ban. The result is a regulatory landscape where the same technology may be lawful in one jurisdiction and prohibited in the other, depending on its specific capabilities and the legal basis invoked.'''
| ''博科尼的案例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紧张关系。远程监督系统通常会捕捉网络摄像机镜头，跟踪眼球运动，监控键盘和鼠标活动，并可能使用面部识别来验证身份，处理触发GDPR最严格要求的数据类别:生物特征数据(第9条)，自动决策(第22条)和特征分析。根据《PIPL 》,生物特征信息被归类为需要单独同意的敏感个人信息(第28条),但没有类似于《人工智能法》情感识别禁令的明确禁止。其结果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监管格局:同一种技术在一个管辖区可能是合法的，而在另一个管辖区可能是被禁止的，这取决于其具体能力和援引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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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7. Joint EU-China Programs: Dual Compliance in Practice''''''
| ''7.EU-中国联合项目:实践中的双重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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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most acute compliance challenges arise in joint EU-China academic programs, where student data routinely crosses jurisdictional boundaries. A European university offering a joint degree with a Chinese partner institution must transfer enrollment data, academic records, and potentially learning analytics data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 transfers that must comply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GDPR’s requirements for international data transfer and the PIPL’s cross-border transfer provisions.'''
| ''最严峻的合规性挑战出现在EU--中国联合学术项目中，学生数据经常跨越管辖边界。与中国合作机构提供联合学位的欧洲大学必须在两个机构之间传输注册数据、学术记录和潜在的学习分析数据，这些传输必须同时符合GDPR的国际数据传输要求和PIPL的跨境传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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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re considerable. GDPR transfers to China cannot currently rely on an adequacy decisi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as not recognized China as providing adequate data protection). 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may be used, but must be supplemented by a transfer impact assessment that considers Chinese surveillance laws and government access provisions — an assessment whose conclusions may be unfavorable. In the other direction, PIPL transfers to Europe require one of the three mechanisms described above: CAC security assessment, standard contract, or certification.'''
| ''实际困难相当大。GDPR对中国的转让目前不能依赖于充分性决定(欧洲委员会不承认中国提供了充分的数据保护)。可以使用标准合同条款，但必须辅以考虑中国监控法律和政府访问规定的转让影响评估，该评估的结论可能不利。另一方面，PIPL向欧洲的转让需要上述三种机制之一:CAC安全评估、标准合同或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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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Future of Privacy Forum’s guidance for U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Zanfir-Fortuna 2020), while not directly applicable to the EU-China context, illustrates the complexity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ata flows. The report identifies ten compliance steps tha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must address, including data mapping, legal basis identification, vendor management, and breach notification procedures — each of which must be adapted for both GDPR and PIPL requirements.'''
| ''隐私论坛对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未来指导(赞菲尔-福尔图娜2020)虽然不能直接适用于中国EU-的情况，但却说明了国际学术数据流的复杂性。该报告确定了国际大学必须解决的十个合规性步骤，包括数据映射、法律依据识别、供应商管理和违规通知程序，每个步骤都必须适应GDPR和PIPL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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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se challenges are not hypothetical. Sino-European joint programs have expanded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decades. China hosts hundreds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s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ny of which involve European partner institutions. The EU’s Erasmus+ program supports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EU-China Tuning project has aligned degree structures across dozens of institutions. In each of these contexts, student data flows between jurisdictions are routine and necessary — yet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these flows remains fragmented and uncertain.'''
| ''这些挑战不是假设的。近几十年来，中欧合作项目显著扩大。中国主办了数百个经教育部批准的中外合作教育项目，其中许多涉及欧洲的合作机构。欧盟的Erasmus+计划支持与中国大学的学术交流。EU-中国调整项目已经调整了几十个机构的学位结构。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学生数据在司法管辖区之间的流动都是常规且必要的——但这些流动的法律框架仍然支离破碎且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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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A specific challenge arises in the context of student recruitment. European universities actively recruit Chinese students — China was the largest source countr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Europe before the pandemic and has largely regained that position. Under the PIPL, a European university that collects personal information from prospective Chinese students through online application portals, recruitment events in China, or agent partnerships is process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and is therefore subject to the PIPL’s requirements, including the obligation to obtain consent in Chinese, to provide a privacy notice compliant with Chinese law, and to navigate the cross-border transfer framework for transmitting application data back to Europe. Few European universities have adapted their recruitment practices to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 ''在招生方面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挑战。欧洲大学积极招收中国学生——在疫情之前，中国是欧洲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现在已经基本恢复了这一地位。根据PIPL，一所欧洲大学通过在线申请门户网站、在中国的招聘活动或代理合作伙伴关系收集潜在中国学生的个人信息，该大学正在处理中国居民的个人信息，因此需要遵守PIPL的要求，包括有义务获得中文同意书，提供符合中国法律的隐私声明，并通过跨境传输框架将申请数据传输回欧洲。很少有欧洲大学调整了他们的招聘实践来满足这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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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For universities engaged in EU-China cooperation, we identify four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dual compliance. First, data minimization at the point of transfer: sharing only the minimum data necessary for the joint program, using anonymized or pseudonymized data wherever possible. Second, architectural separation: maintaining separate data systems for EU and Chinese operations, with controlled interfaces for necessary data exchange. Third, contractual frameworks: developing bilateral data sharing agreements that explicitly address both GDPR and PIPL requirements, including provisions for data subject rights, breach notification, and data retention. Fourth, institu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investing in staff training and data protection expertise that spans both regulatory frameworks.'''
| ''对于参与EU-中国合作的大学，我们确定了管理双重合规的四个实用策略。首先，在传输点尽量减少数据:只分享联合项目所需的最少数据，尽可能使用匿名或假名数据。第二，架构分离:为欧盟和中国的运营维护独立的数据系统，使用受控接口进行必要的数据交换。第三，合同框架:制定双边数据共享协议，明确解决GDPR和PIPL的要求，包括数据主体权利、违约通知和数据保留的规定。第四，机构能力建设:投资于跨越两种监管框架的员工培训和数据保护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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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8. The Readiness Gap''''''
| ''8.准备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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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Despi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regulatory frameworks,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universities in both jurisdictions face a substantial readiness gap.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the 7DOTS (2024) finding that 81 percent of UK universities fail GDPR compliance standard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MS Enforcement Tracker data showing persistent violations across 25 member states. The XL Law and Consulting analysis documents 45 GDPR enforcement actions agains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ith an average fine of approximately EUR 32,600 — modest compared to the technology sector, but meaningful for institutions with constrained budgets (XL Law 2023).'''
| style="background:#fee;" | '''尽管这些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实证证据表明两个管辖区的大学都面临着巨大的准备度差距。在欧洲背景下，7DOTS（2024）关于81%的英国大学未能通过GDPR合规标准的发现与CMS执法追踪数据一致，后者显示25个成员国存在持续的违规行为。XL Law and Consulting的分析记录了45项针对教育机构的GDPR执法行动，平均罚款约为32,600欧元——与技术行业相比属于适度水平，但对预算有限的机构来说意义重大（XL Law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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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XL Law and Consulting’s analysis of GDPR enforcement actions further reveals a sectoral patter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ccount for under 3 percent of all GDPR enforcement actions, with an average fine of approximately EUR 32,600 — compared to EUR 1.8 million across all sectors. Spain, Italy, and Poland are responsible for over 65 percent of enforcement actions agains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otably, self-reporting data breaches did not shield institutions from substantial fines, suggesting that proactive compliance efforts must go beyond incident response (XL Law 2023).'''
| ''XL Law and Consulting对GDPR执法行动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一个部门模式:教育机构占所有GDPR执法行动的不到3 %,平均罚款约为32，600欧元，而所有部门的罚款为180万欧元。西班牙、意大利和波兰占针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执法行动的65%以上。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报告数据泄露并不能保护机构免受巨额罚款，这表明主动合规努力必须超越事件响应(XL Law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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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readiness gap manifests differently. While the PIPL has been in force since November 2021, enforcement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has been less visible than in the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ctors. The emphasis has been on platform companies processing data at scale rather than on individu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owever, the Regulations on Network Data Security Management (effective January 2025) and the Certification Measures for cross-border transfers (effective January 2026) signal an increasing regulatory attention to data governance practices across all sectors, including education.'''
| ''在中国的背景下，准备程度的差距有不同的表现。虽然《PIPL》自2021年11月生效，但教育部门的执法不如科技和金融部门明显。重点是平台公司大规模处理数据，而不是单个教育机构。然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2025年1月生效)和《跨境传输认证办法》( 2026年1月生效)标志着监管机构越来越关注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部门的数据治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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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s Opinion 28/2024, adopted in December 2024, addresses data protection aspects of AI model training and deployment, noting that GDPR applies to AI models trained on personal data because of their memorization capabilities (EDPB 2024). For universities developing or deploying AI-based educational tools, this opinion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even AI models that do not store personal data in recognizable form may be subject to GDPR requirements if they can be prompted to produce personal information.'''
| ''2024年12月通过的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第28/2024号意见解决了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和部署的数据保护方面，指出GDPR适用于根据个人数据训练的人工智能模型，因为它们具有记忆能力(EDPB 2024)。对于开发或部署基于人工智能的教育工具的大学来说，这一观点具有重大意义:即使是不以可识别的形式存储个人数据的人工智能模型，如果可以被提示提供个人信息，也可能受到GDPR要求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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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9. Recommendations for Universities''''''
| ''9.给大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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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Based on our comparative analysis, we propose seven recommendations for universities seeking to navigate the overlapping requirements of GDPR and PIPL:'''
| ''基于我们的比较分析，我们为寻求应对GDPR和PIPL重叠要求的大学提出了七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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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First,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data mapping exercise that identifies all personal data processing activities, their legal bases under both GDPR and PIPL, and all cross-border data flows. This mapping should cover not only formal academic processes but also ancillary systems: campus Wi-Fi analytics, library databases, career services platforms, and alumni management systems.'''
| ''首先，开展全面的数据摸底工作，确定所有个人数据处理活动、它们在GDPR和PIPL的法律依据以及所有跨境数据流动。这种映射不仅应该涵盖正式的学术流程，还应该涵盖辅助系统:校园Wi-Fi分析、图书馆数据库、职业服务平台和校友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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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Second, establish a unified data governance framework that addresses both GDPR and PIPL requirements. While the two laws differ in their philosophical orientations, their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verlap substantially. A framework designed to meet the stricter of the two requirements in each area will generally achieve compliance with both.'''
| ''其次，建立统一的数据治理框架，以满足GDPR和PIPL的要求。虽然这两个法律在哲学方向上有所不同，但它们的实际要求基本上是重叠的。为满足每个领域中两个要求中更严格的一个而设计的框架通常会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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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ird, adopt a consent-plus model for learning analytics. Because the PIPL’s absence of a legitimate interests basis makes consent more central than under the GDPR, universities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hould build consent mechanisms that meet PIPL standards — which will typically exceed GDPR requirements and thus satisfy both frameworks.'''
| ''第三，采用同意+模型进行学习分析。由于PIPL缺乏合法利益基础，使得同意比GDPR更重要，参与国际合作的大学应该建立符合PIPL标准的同意机制——这通常会超过GDPR的要求，从而满足两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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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Fourth, implement privacy by design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rocurement and development. Lachheb and colleagues’ (2023) framework for design ethics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rovides a starting point, as does the EDPB’s guidance on AI and personal data. Procurement contracts should explicitly require vendors to demonstrate compliance with both GDPR and PIPL where applicable.'''
| ''第四，在教育技术采购和开发中通过设计实现隐私。拉赫伯及其同事(2023)的教育技术设计伦理框架提供了一个起点，正如EDPB对人工智能和个人数据的指导一样。采购合同应明确要求供应商证明符合GDPR和PIPL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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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Fifth, invest in institutional capacity. The readiness gap documented by 7DOTS (2024) and CMS (2025) reflects not deliberate non-compliance but insufficient expertise and resources. Universities should designate data protection officers with specific expertise in educational data and international data flows, and provide regular training for faculty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 ''第五，投资于机构能力。7DOTS (2024年)和CMS (2025年)记录的准备差距并不反映故意的不遵守，而是专业知识和资源不足。大学应指定在教育数据和国际数据流方面具有特定专业知识的数据保护官员，并为教职员工和行政人员提供定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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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Sixth, develop bilateral data sharing agreements for joint programs with Chinese (or European) partner institutions. These agreements should go beyond 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to address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educational data: academic records, assessment data, learning analytics, and research data each present distinct compliance challenges.'''
| ''第六，为与中国(或欧洲)伙伴机构的联合项目制定双边数据共享协议。这些协议应该超越标准合同条款，以解决教育数据的具体要求:学术记录、评估数据、学习分析和研究数据都存在不同的合规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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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Seventh, monitor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actively. Both frameworks are evolving rapidly. The EU AI Act‘s high-risk requirements for educational AI take full effect in August 2026. China‘s cross-border data certification measures took effect in January 2026.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adequacy decisions and the CAC’s standard contract provisions are subject to revision. Universities that treat data protection as a one-time compliance exercise rather than an ongoing governance function will inevitably fall behind.'''
| ''第七，积极监控监管动态。这两个框架都在快速发展。欧盟AI法案对教育AI的高风险要求于2026年8月全面生效。中国的跨境数据认证措施于2026年1月生效。欧洲委员会的充足性决定和CAC的标准合同条款可能会被修订。将数据保护视为一次性合规工作而非持续治理职能的大学将不可避免地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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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10. Conclusion''''''
| ''10.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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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comparison of GDPR and PIPL in the educational context reveals a paradox: two of the world’s most comprehensive data protection regimes, both claiming to protect individuals from the misuse of their personal data, diverge so fundamentally in their philosophical assumptions that compliance with one does not ensure compliance with the other. The GDPR’s emphasis on individual autonomy, independent oversight, and purpose limitation reflects European democratic traditions; the PIPL’s emphasis on state sovereignty, centralized enforce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reflects China‘s distinct governance model. Neither system has demonstrably achieved adequate data protection in practice — European enforcement data documents widespread non-compliance, while Chinese enforcement in education remains nascent.'''
| ''GDPR和PIPL在教育方面的比较揭示了一个悖论:两个世界上最全面的数据保护制度都声称要保护个人的个人数据不被滥用，但它们的哲学假设却大相径庭，遵守一个制度并不能确保遵守另一个制度。GDPR对个人自主、独立监督和目的限制的强调反映了欧洲的民主传统；PIPL对国家主权、集中执法和国家安全的强调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治理模式。这两个系统都没有在实践中明显实现足够的数据保护——欧洲的执法数据记录了广泛的违规行为，而中国在教育领域的执法仍处于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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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For universiti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 is to navigate these overlapping and sometimes conflicting requirements while maint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at is essential to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The dual compliance challenge is not merely a legal technicality; it reflects deeper questions about the role of data in education, the balance between institutional power and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meaningful privacy in an increasingly datafied learning environment.'''
| ''对于大学来说，实际的挑战是在保持对现代高等教育至关重要的国际合作的同时，应对这些重叠且有时相互冲突的要求。双重合规挑战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它反映了关于数据在教育中的作用、机构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以及在日益数据化的学习环境中有意义的隐私的可能性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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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stakes of this challenge extend beyond legal compliance. Student data protection is ultimately about trust: students must trust that their universities will handle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responsibly, that their academic records will not be used against them, that their learning behaviors will not be surveilled without their knowledge, and that their data will not be shared with parties they have not authorized. When universities fail to meet these expectations — whether through GDPR violations documented in the CMS enforcement data, through opaque learning analytics systems, or through proctoring technologies deployed without adequate consent — they erode the trust that is foundational to the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 ''这一挑战的利害关系不仅限于法律合规性。学生数据保护最终与信任有关:学生必须相信他们的大学将负责任地处理他们的个人信息，他们的学业记录不会被用来对付他们，他们的学习行为不会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到监控，他们的数据不会与他们未授权的人共享。当大学无法满足这些期望时——无论是通过CMS执行数据中记录的GDPR违规，还是通过不透明的学习分析系统，或者是通过未经充分同意部署的监督技术——它们都会侵蚀作为教育关系基础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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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We have argued that neither the European nor the Chinese approach alone provides an adequate model. The GDPR’s emphasis on individual rights and independent oversight provides important protections against institutional overreach, but its complexity and enforcement gaps undermine its effectiveness. The PIPL’s centralized enforcement and clear compliance pathways offer practical advantages, but its subordination to state interest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protection it affords against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 synthesis that combines European rights-based principles with Chinese regulatory efficiency — or, more modestly, a set of practical guidelines that enables universities to satisfy both frameworks simultaneously — remains the most promising path forward. The recommendations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represent an initial contribution to that synthesis, grounded in the specific data protection challenges that universities fa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education.'''
| ''我们认为，无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的方法都不能单独提供一个合适的模型。GDPR对个人权利和独立监督的强调为防止机构越权提供了重要保护，但其复杂性和执法差距削弱了其有效性。PIPL的集中执法和明确的合规途径提供了实际优势，但它对国家利益的服从引发了对其提供免受政府监控的保护的质疑。将欧洲基于权利的原则与中国监管效率结合起来的综合体——或者更谦虚地说，一套让大学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框架的实用指导方针——仍然是最有希望的前进道路。本文中提出的建议是对这一综合的初步贡献，基于大学在数字教育时代面临的具体数据保护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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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Acknowledgments''''''
|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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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i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Jean Monnet Centre of Excellence „EUSC-DEC“ (EU Grant 101126782, 2023–2026). The author thanks the members of Research Group 1 (Regulation of Digitaliza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parative legal analysis.'''
| ''这项研究是在让·莫内卓越中心“EUSC-DEC”的框架内进行的(欧盟赠款101126782，2023–2026)。作者感谢第一研究小组(中国和欧洲数字化法规)成员对比较法律分析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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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References''''''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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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7DOTS. (2024). Report: 81% of Universities at Risk of Fines Due to Failure to Safeguard Student Data. 7DOTS. Available at: https://www.7dots.com/our-insights/81-of-universities-at-risk-of-fines-due-to-failure-to-safeguard-student-data/'''
| ''7DOTS. (2024). Report: 81% of Universities at Risk of Fines Due to Failure to Safeguard Student Data. 7DOTS. Available at: https://www.7dots.com/our-insights/81-of-universities-at-risk-of-fines-due-to-failure-to-safeguard-studen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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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Registrars and Admissions Officers (AACRAO). (2022). Chin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PIPL). AACRAO. Available at: https://www.aacrao.org/advocacy/compliance/'''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Registrars and Admissions Officers (AACRAO). (2022). Chin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PIPL). AACRAO. Available at: https://www.aacrao.org/advocacy/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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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Blackmon, S. J. & Major, C. H. (2023). Inclusion or infringement? A systematic research review of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student privacy in technology-enhanced, hybrid and online course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6), 1542–1565. DOI: 10.1111/bjet.13362'''
| ''Blackmon, S. J. & Major, C. H. (2023). Inclusion or infringement? A systematic research review of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student privacy in technology-enhanced, hybrid and online course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6), 1542–1565. DOI: 10.1111/bjet.1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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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MS Law. (2025). GDPR Enforcement Tracker Report 2024/2025: Public Sector and Education. CMS International Law Firm. Available at: https://cms.law/en/int/publication/gdpr-enforcement-tracker-report/public-sector-and-education'''
| ''CMS Law. (2025). GDPR Enforcement Tracker Report 2024/2025: Public Sector and Education. CMS International Law Firm. Available at: https://cms.law/en/int/publication/gdpr-enforcement-tracker-report/public-sector-and-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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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MS Law-Now. (2025). China issues Measures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the Cross-Border Transfer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CMS e-Alert, November 2025. Available at: https://cms-lawnow.com/en/ealerts/2025/11/'''
| ''CMS Law-Now. (2025). China issues Measures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the Cross-Border Transfer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CMS e-Alert, November 2025. Available at: https://cms-lawnow.com/en/ealerts/2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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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DataGuidance. (2022). Comparing Privacy Laws: GDPR v. PIPL. DataGuidance. Available at: https://www.dataguidance.com/sites/default/files/gdpr_v_pipl_.pdf'''
| ''DataGuidance. (2022). Comparing Privacy Laws: GDPR v. PIPL. DataGuidance. Available at: https://www.dataguidance.com/sites/default/files/gdpr_v_pipl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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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EDPB). (2024). Opinion 28/2024 on certain data protection aspects relate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in the context of AI models. Adopted 17 December 2024. Available at: https://www.edpb.europa.eu/'''
|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EDPB). (2024). Opinion 28/2024 on certain data protection aspects relate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in the context of AI models. Adopted 17 December 2024. Available at: https://www.edpb.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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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2024). Regulation (EU) 2024/1689 of 13 June 2024 laying down harmonised rul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series.'''
|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2024). Regulation (EU) 2024/1689 of 13 June 2024 laying down harmonised rul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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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Fernandez-Novel Escobar, E. (2025). How do the European Union‘s GDPR and China‘s PIPL regulate cross-border data flows? International Policy Review, IE University, 27 January 2025.'''
| ''Fernandez-Novel Escobar, E. (2025). How do the European Union‘s GDPR and China‘s PIPL regulate cross-border data flows? International Policy Review, IE University, 27 January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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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Garante per la protezione dei dati personali (Italy). (2021). Decision 9703988 — Fine against Università Commerciale Luigi Bocconi, 16 September 2021. Reported by EDPB. Available at: https://edpb.europa.eu/'''
| ''Garante per la protezione dei dati personali (Italy). (2021). Decision 9703988 — Fine against Università Commerciale Luigi Bocconi, 16 September 2021. Reported by EDPB. Available at: https://edpb.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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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Giuffrida, I. & Hall, A. (2023).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tudent privacy beyo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 A comparison of the UK and US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6), 1587–1603. DOI: 10.1111/bjet.13375'''
| ''Giuffrida, I. & Hall, A. (2023).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tudent privacy beyo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 A comparison of the UK and US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6), 1587–1603. DOI: 10.1111/bjet.1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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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ivacy Professionals (IAPP). (2021). Analyzing China‘s PIPL and how it compares to the EU’s GDPR. IAPP. Available at: https://iapp.org/news/a/analyzing-chinas-pipl-and-how-it-compares-to-the-eus-gdpr'''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ivacy Professionals (IAPP). (2021). Analyzing China‘s PIPL and how it compares to the EU’s GDPR. IAPP. Available at: https://iapp.org/news/a/analyzing-chinas-pipl-and-how-it-compares-to-the-eus-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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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Kumi-Yeboah, A., Kim, Y., Yankson, B., Aikins, S. & Dadson, Y. A. (2023). Diverse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privacy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6), 1671–1692. DOI: 10.1111/bjet.13386'''
| ''Kumi-Yeboah, A., Kim, Y., Yankson, B., Aikins, S. & Dadson, Y. A. (2023). Diverse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privacy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6), 1671–1692. DOI: 10.1111/bjet.1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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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Lachheb, A. et al. (2023). The role of design ethics in maintaining students’ privacy: A call to action to learning designers in higher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6), 1653–1670. DOI: 10.1111/bjet.13382'''
| ''Lachheb, A. et al. (2023). The role of design ethics in maintaining students’ privacy: A call to action to learning designers in higher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6), 1653–1670. DOI: 10.1111/bjet.1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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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Li, W. & Chen, J. (2024). From Brussels Effect to Gravity Assists: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GDPR-Inspire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in China. Computer Law and Security Review, 54, 105994. DOI: 10.1016/j.clsr.2024.105994'''
| ''Li, W. & Chen, J. (2024). From Brussels Effect to Gravity Assists: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GDPR-Inspire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in China. Computer Law and Security Review, 54, 105994. DOI: 10.1016/j.clsr.2024.105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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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Lim, S. & Oh, J. (2025). Navigating Privacy: A Glob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ata Protection Laws. IET Information Security, 2025(1). DOI: 10.1049/ise2/5536763'''
| ''Lim, S. & Oh, J. (2025). Navigating Privacy: A Glob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ata Protection Laws. IET Information Security, 2025(1). DOI: 10.1049/ise2/5536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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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Liu, Q. & Khalil, M. (2023). Understanding privacy and data protection issues in learning analytics using a systematic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6), 1466–1485. DOI: 10.1111/bjet.13388'''
| ''Liu, Q. & Khalil, M. (2023). Understanding privacy and data protection issues in learning analytics using a systematic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6), 1466–1485. DOI: 10.1111/bjet.1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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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Liu, Q., Khalil, M., Shakya, R., Jovanovic, J. & de la Hoz-Ruiz, J. (2025). Ensuring privacy through synthetic data generation in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OI: 10.1111/bjet.13576'''
| ''Liu, Q., Khalil, M., Shakya, R., Jovanovic, J. & de la Hoz-Ruiz, J. (2025). Ensuring privacy through synthetic data generation in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OI: 10.1111/bjet.13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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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MIT 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 (2022). China and the PIPL: New Protections and Rights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MIT. Available at: https://ogc.mit.edu/latest/china-and-pipl-new-protections-and-rights-personal-information'''
| ''MIT 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 (2022). China and the PIPL: New Protections and Rights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MIT. Available at: https://ogc.mit.edu/latest/china-and-pipl-new-protections-and-rights-personal-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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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Prinsloo, P., Slade, S. & Khalil, M. (2022). The answer is (not only) technological: Considering student data privacy in learning analytic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3(4), 876–893. DOI: 10.1111/bjet.13216'''
| ''Prinsloo, P., Slade, S. & Khalil, M. (2022). The answer is (not only) technological: Considering student data privacy in learning analytic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3(4), 876–893. DOI: 10.1111/bjet.1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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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2025). The European AI Ac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New York State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2025. Available at: https://rockinst.org/'''
| ''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2025). The European AI Ac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New York State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2025. Available at: https://rockin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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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4). Regulations on Network Data Security Management (effective 1 January 2025). Published 30 September 2024.'''
|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4). Regulations on Network Data Security Management (effective 1 January 2025). Published 30 September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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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XL Law and Consulting. (2023). GDPR Enforcement Actions: Lessons Learned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XL Law and Consulting. Available at: https://www.xllawconsulting.com/'''
| ''XL Law and Consulting. (2023). GDPR Enforcement Actions: Lessons Learned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XL Law and Consulting. Available at: https://www.xllawconsul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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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Xue, Y., Chinapah, V., & Zhu, C. (2025).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I Privacy Concerns in Higher Education: News Coverage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Education Sciences, 15(6), 650. DOI: 10.3390/educsci15060650'''
| ''Xue, Y., Chinapah, V., & Zhu, C. (2025).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I Privacy Concerns in Higher Education: News Coverage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Education Sciences, 15(6), 650. DOI: 10.3390/educsci1506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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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Zanfir-Fortuna, G. (2020).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nalysis and Guidance for U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uture of Privacy Forum. Available at: https://fpf.org/blog/gdprhighered/'''
| ''Zanfir-Fortuna, G. (2020).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nalysis and Guidance for U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uture of Privacy Forum. Available at: https://fpf.org/blog/gdprhigh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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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Zhang, L. & Kollnig, K. (2024).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14(1), 37–52. DOI: 10.1093/idpl/ipad017'''
| ''Zhang, L. & Kollnig, K. (2024).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14(1), 37–52. DOI: 10.1093/idpl/ipad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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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Zhu, J. (2022).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China‘s Version of the GDPR?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The Bulletin. Available at: https://www.jtl.columbia.edu/'''
| ''Zhu, J. (2022).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China‘s Version of the GDPR?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The Bulletin. Available at: https://www.jtl.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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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Part II: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ransformation''''''
| ''第二部分:变革中的教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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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references />'''
| ''(zu übersetzen)''
|}

[[Category: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

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Chapter 3/en-zh

2026-05-14T15:55:39Z

He Meng: wikicaptcha

<div style="background-color: #003399; color: white; padding: 12px 15px; margin: 0 0 20px 0; border-radius: 4px; font-size: 1.1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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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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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Student Data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University: GDPR and China‘s PIPL Compared'''
| ''数字大学中的学生数据保护:GDPR与中国PIPL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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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Martin Woesler'''
| ''(zu überse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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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Abstract''''''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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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enerates unprecedented volumes of student data — from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interactions and assessment records to biometric proctoring data and predictive analytics profiles. Two of the world’s most consequential data protection regimes now govern how universities collect, process, and transfer this data: the European Union‘s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effective 2018) and Chin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PIPL, effective 2021). Yet despite superficial similarities — both establish individual rights over personal data, both impose significant penalties for violations, and both restrict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s — the two regimes reflec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orientations: individual autonomy versus state sovereignty.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GDPR and PIPL as they apply to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higher education. Drawing on enforcement data showing that EU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ies have imposed 270 fines totaling more than EUR 29.3 million o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on research documenting that 81 percent of UK universities fail to meet GDPR compliance standards, we demonstrate that neither system has achieved satisfactory data protection in practice. We examine learning analytics, AI-driven assessment, cross-border student recruitment, and joint EU-China academic programs as four domains where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s face their most serious tests. We argue that universities operating in both jurisdictions face a dual compliance challenge that current guidance inadequately addresses, and we propose a framework for navigating these overlapping obligations.'''
| ''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海量学生数据，从学习管理系统交互和评估记录，到生物识别监考数据和预测分析配置文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数据保护制度现在管理着大学如何收集、处理和传输这些数据: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2018年生效)和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PIPL，2021年生效)。然而，尽管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两者都确立了对个人数据的个人权利，都对侵犯行为施以严厉惩罚，并且都限制跨境数据传输——但这两种制度反映了根本不同的哲学取向:个人自治与国家主权。本文系统地比较了GDPR和PIPL的高等教育。执法数据显示，欧盟数据保护机构已对教育机构处以270笔罚款，总额超过2930万欧元，研究表明，81%的英国大学未能达到GDPR合规标准，根据这些数据，我们证明这两个系统在实践中都未能实现令人满意的数据保护。我们将学习分析、人工智能驱动的评估、跨境学生招聘和EU-中国联合学术项目作为监管框架面临最严峻考验的四个领域进行了研究。我们认为，在两个司法管辖区运营的大学面临双重合规挑战，当前的指南没有充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框架来导航这些重叠的义务。''
|-
| style="background:#eef;" | '''''Keywords: GDPR'', ''PIPL'', student data protection'', learning analytics'', higher education'', cross-border data flows'', privacy'', EU-China comparison'', AI in education'''''
| ''关键词:GDPR, PIPL，学生数据保护，学习分析，高等教育，跨境数据流动，隐私，中国EU-比较，人工智能在教育中''
|-
| style="background:#eef;" | ''''''1. Introduction''''''
| ''1.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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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digital university is, at its core, a data-generating institution. Every interaction a student has with a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every submission to an automated grading platform, every login to a campus network, and every engagement with an adaptive learning tool produces data that is collected, stored, analyzed, and — increasingly — shared across institutional and national boundaries. The COVID-19 pandemic accelerated this process dramatically: the rapid shift to online and hybrid learning normalized the collection of data streams that would have been unthinkable a decade earlier, including webcam footage from remote proctoring systems, keystroke dynamics for identity verification, and engagement metrics tracking how often and how long students interact with course materials.'''
| ''数字大学的核心是一个数据生成机构。学生与学习管理系统的每一次交互、向自动评分平台的每一次提交、校园网络的每一次登录以及与适应性学习工具的每一次接触都会产生数据，这些数据被收集、存储、分析，并越来越多地跨机构和国家边界共享。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过程:向在线和混合学习的快速转变使数据流的收集正常化，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包括来自远程监督系统的网络摄像头镜头、用于身份验证的击键动力学以及跟踪学生与课程材料互动频率和时间的参与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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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wo comprehensive data protection regimes now govern how universities handle this information. The European Union‘s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which took full effect in May 2018, established the world’s first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with specific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at process student data. Chin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effective from November 2021, created a parallel framework that, while structurally similar to the GDPR in many respects, reflect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assump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institutions, and the state.'''
| ''现在有两个全面的数据保护机制来管理大学如何处理这些信息。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年5月全面生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的个人数据保护框架，对处理学生数据的教育机构具有具体影响。2021年11月生效的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创造了一个平行框架，尽管在结构上与GDPR在许多方面相似，但反映了关于个人、机构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不同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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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For universities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joint degree programs, student exchang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ross-border recruitment — these two regimes create a dual compliance challenge of considerable complexity. A European university recruiting Chinese students must comply with the PIPL’s requirements for process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a Chinese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in an Erasmus+ partnership must understand GDPR obligations that may attach to data about European students. Yet the two systems diverge precisely where the compliance challenges are most acute: in their approaches to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 consent requirements, enforcement mechanisms, and the treatment of minors.'''
| ''对于参与国际合作的大学——联合学位项目、学生交流、合作研究、跨国招聘——这两种制度带来了相当复杂的双重合规挑战。一所欧洲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必须遵守PIPL对中国居民个人信息的处理要求；参与Erasmus+合作项目的中国大学必须了解GDPR的义务，这些义务可能与欧洲学生的数据相关。然而，这两个系统恰恰在合规挑战最严峻的地方出现了分歧:在跨境数据传输、同意要求、执行机制和未成年人待遇方面。''
|-
| style="background:#eef;" |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GDPR and PIPL as they apply to higher education, organized around four questions. First, how does each framework regulate the core data processing activities of universities — enrollment, assessment, analytics, and communication? Second, where do the two systems converge and where do they diverge in their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requirements? Third, what specific challenges arise for institutions operating simultaneously under both regimes? Fourth, what practical strategies can universities adopt to achieve meaningful compliance with both frameworks?'''
| ''本文围绕四个问题，对GDPR和PIPL的高等教育进行了系统的比较。首先，每个框架如何规范大学的核心数据处理活动——招生、评估、分析和交流？第二，这两种体系在哲学基础和实践要求上哪里趋同，哪里分歧？第三，在两种制度下同时运作的机构会面临哪些具体挑战？第四，大学可以采取哪些切实可行的策略来实现有意义地遵守这两个框架？''
|-
| style="background:#eef;" | ''''''2. The GDPR Framework for Education''''''
| ''2.“GDPR教育框架”''
|-
| style="background:#eef;" | ''''''2.1 Legal Bases for Student Data Processing''''''
| ''2.1学生数据处理的法律基础”''
|-
|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GDPR (Regulation 2016/679) provides six lawful bases for processing personal data, of which three are most relevant to universities: consent (Article 6(1)(a)), performance of a contract (Article 6(1)(b)), and legitimate interests (Article 6(1)(f)). European universities typically rely on a combination of these bases. Enrollment and academic administration are generally processed under contractual necessity — the student has entered into an educational contract with the institution. Research involving student data may rely on legitimate interests or, where sensitive data categories are involved, explicit consent.'''
| ''GDPR(第2016/679号条例)为处理个人数据提供了六个合法依据，其中三个与大学最相关:同意(第6(1)(a)条)、履行合同(第6(1)(b)条)和合法利益(第6(1)(f)条)。欧洲大学通常依赖这些基地的组合。注册和学术管理通常是在合同需要的情况下进行的——学生已经与学校签订了教育合同。涉及学生数据的研究可能依赖于合法利益，或者在涉及敏感数据类别时，依赖于明确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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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application of these legal bases to learning analytics has proven particularly contentious. Liu and Khalil (2023), i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47 studies published in leading educational technology journals, identify a fundamental tension: the GDPR’s principle of purpose limitation — that data collected for one purpose should not be repurposed without additional legal basis — sits uncomfortably with the open-ended, exploratory nature of learning analytics, where the value of data often emerges only through analysis that was not anticipated at the time of collection. Prinsloo, Slade, and Khalil (2022) argue from a critical data studies perspective that purely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to this tension are insufficient; the power asymmetry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students means that meaningful consent is often illusory, particularly when students feel they cannot refuse data collection without academic consequences.'''
| style="background:#fee;" | '''这些法律基础在学习分析中的应用被证明特别有争议。Liu和Khalil（2023）在对发表于主要教育技术期刊的47项研究的系统综述中，指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紧张关系：GDPR的目的限制原则——为一个目的收集的数据不应在没有额外法律基础的情况下被再利用——与学习分析开放式、探索性的本质之间存在矛盾，在学习分析中，数据的价值往往只在收集时未预见到的分析中才显现出来。Prinsloo、Slade和Khalil（2022）从批判性数据研究的角度论证，纯技术解决方案不足以应对这种紧张关系；机构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称意味着有意义的同意往往是虚幻的，特别是当学生觉得如果拒绝数据收集就会产生学术后果时。'''
|-
| style="background:#eef;" | ''''''2.2 Enforcement Landscape''''''
| ''2.2执行情况''
|-
|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enforcement of GDPR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has been uneven but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According to the CMS GDPR Enforcement Tracker Report for 2024/2025,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ies across 25 EU member states have imposed a total of 270 fines on schools, universities, and ot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mounting to more than EUR 29.3 million. The most common violations are processing without a sufficient legal basis (90 fines) and insufficient technical and organizational measures to protect data (76 fines) (CMS 2025).'''
| style="background:#fee;" | '''GDPR在教育领域的执法虽不均衡但日益显著。根据CMS 2024/2025年GDPR执法追踪报告，25个欧盟成员国的数据保护机构已对学校、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开出总计270张罚单，金额超过2930万欧元。最常见的违规行为是在缺乏充分法律基础的情况下进行处理（90张罚单）以及技术和组织保护措施不足（76张罚单）（CMS 2025）。'''
|-
|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most consequential individual case for higher education was the Italian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y’s 2021 decision against Bocconi University, which imposed a EUR 200,000 fine for the use of the Respondus remote exam proctoring software. The authority found that the university had failed to obtain valid consent, had not conducted a 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 had provided insufficient transparency about data processing, and lacked a lawful basis for processing biometric data — violations that collectively illustrate the compliance challenges universities face when deploying surveillance-adjacent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Garante 2021).'''
| ''对高等教育影响最大的个案是意大利数据保护局2021年对博科尼大学的裁决，该裁决因使用Respondus远程考试监考软件而处以20万欧元的罚款。该机构发现，该大学未能获得有效的同意，没有进行数据保护影响评估，没有提供足够的数据处理透明度，并且缺乏处理生物识别数据的合法基础-这些违规行为共同表明了大学在部署监控邻近教育技术时面临的合规性挑战(Garante 2021)。''
|-
| style="background:#eef;" | '''Yet enforcement captures only part of the picture. A 2024 study by the consultancy 7DOTS examined 335 UK universities and higher education colleges and found an 81 percent non-compliance rate with GDPR standards. Only 32 percent had implemented a Consent Management Platform, and of those, 66 percent were improperly configured (7DOTS 2024).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education sector’s compliance deficit is not primarily a matter of deliberate violation but of institutional capacity: universities lack the resources, expertise,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to implement the GDPR’s requirements effectively.'''
| ''然而，执法只抓住了部分情况。咨询公司7 dots 2024年的一项研究调查了335所英国大学和高等教育学院，发现81%的学生不符合GDPR标准。只有32%实施了同意管理平台，其中66%配置不当(7DOTS 2024)。这些发现表明，教育部门的合规赤字主要不是故意违反的问题，而是机构能力的问题:大学缺乏有效实施GDPR要求的资源、专业知识和组织结构。''
|-
| style="background:#eef;" | ''''''2.3 Student Privacy Beyond the Classroom''''''
| ''2.3课堂之外的学生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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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rivacy challenges facing universities extend well beyond the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Giuffrida and Hall (2023) demonstrate that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creates privacy risks at the enterprise level — institutional data systems, campus networks, and administrative platforms — that are distinct from the pedagogical context. Blackmon and Major (2023), in a PRISMA-based systematic review of student perspectives on privacy in technology-enhanced courses, find significant awareness gaps: students often do not understand what data is collected about them, how it is used, or what rights they have. Kumi-Yeboah and colleagues (2023) document fear and anxiety about data encroachment among diverse student populations, with particular concerns about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and social media integration. These findings collectively suggest that the GDPR’s emphasis on informed consent faces a practical obstacl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students is so large that genuine informed consent may be unattainable for many data processing activities.'''
| ''大学面临的隐私挑战远远超出了学习管理系统。Giuffrida和Hall (2023)证明，高等教育中的技术集成会在企业层面(机构数据系统、校园网络和行政平台)产生隐私风险，这与教学环境截然不同。Blackmon和Major (2023年)在一项基于PRISMA的关于学生在技术增强课程中对隐私的看法的系统审查中，发现了明显的意识差距:学生往往不明白收集了关于他们的哪些数据，这些数据是如何使用的，或者他们拥有什么权利。Kumi-Yeboah及其同事(2023)记录了不同学生群体对数据侵犯的恐惧和焦虑，特别是对学习管理系统和社交媒体整合的担忧。这些发现共同表明，GDPR对知情同意的强调面临一个实际障碍:机构和学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如此之大，以至于许多数据处理活动可能无法获得真正的知情同意。''
|-
| style="background:#eef;" | ''''''3. China‘s PIPL: Structure and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 ''3.《中国的PIPL:结构与教育含义》''
|-
| style="background:#eef;" | ''''''3.1 Architectural Overview''''''
| ''3.1架构概述''
|-
| style="background:#eef;" | '''Chin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effective 1 November 2021, establishe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that is structurally parallel to the GDPR in many respects — extraterritorial scope, individual rights (access, correction, deletion, portability), requirements for 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s, and significant penalties for violations — while reflecting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commitments (Li and Chen 2024; Lim and Oh 2025).'''
| style="background:#fee;" | '''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生效，建立了一个在许多方面与GDPR结构平行的全面个人数据保护框架——域外适用范围、个人权利（访问、更正、删除、可携带性）、数据保护影响评估要求以及对违规行为的重大处罚——同时反映了根本不同的哲学承诺（Li和Chen 2024; Lim和Oh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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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IPL defines „personal information“ broadly as any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an identified or identifiable natural person recorded by electronic or other means (Article 4). Like the GDPR, it establishes lawful bases for processing — consent, contractual necessity, legal obligatio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news report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reasonable processing of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Article 13). Unlike the GDPR, however, the PIPL does not include „legitimate interests“ as a standalone legal basis, making consent the primary mechanism for lawful processing in most educational contexts (IAPP 2021; Zhu 2022).'''
| style="background:#fee;" | '''PIPL将"个人信息"广泛定义为通过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相关的任何信息（第4条）。与GDPR类似，它建立了处理的合法基础——同意、合同必要性、法律义务、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公共利益的新闻报道以及对公开信息的合理处理（第13条）。然而，与GDPR不同的是，PIPL不包括"正当利益"作为独立的法律基础，使同意成为大多数教育情境中合法处理的主要机制（IAPP 2021; Zhu 2022）。'''
|-
| style="background:#eef;" | ''''''3.2 Enhanced Protection for Minors''''''
| ''3.2加强保护未成年人''
|-
|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IPL’s treatment of minors represents one of its most significant divergences from the GDPR. Article 28 classifies all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individuals under the age of 14 as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regardless of its nature, requiring parental consent for processing and a separate privacy impact assessment. Zhang and Kollnig (2024), in a study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trace five legislative developments that progressively strengthened children’s protections under Chinese law, while documenting significant gaps between legal requirements and actual practice in Chinese applications.'''
| ''PIPL对未成年人的待遇是其与GDPR最大的差异之一。第28条将14岁以下个人的所有个人信息归类为“敏感个人信息”，无论其性质如何，都需要父母同意才能处理，并进行单独的隐私影响评估。张和Kollnig (2024年)在《国际数据隐私法》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追踪了逐步加强中国法律下儿童保护的五项立法发展，同时记录了法律要求和中国应用中的实际做法之间的重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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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For universities, the implications are indirect but important. While most university students are over 14, secondary school recruitment activities, summer programs for minors, and dual-enrollment programs all involve processing data of individuals who may fall within this protected category. The PIPL’s approach is arguably stricter than the GDPR’s in this specific area: the GDPR sets the age of digital consent at 16 (with member state discretion to lower it to 13), but does not automatically classify all data of minors as sensitive.'''
| ''对大学来说，这种暗示是间接的，但却是重要的。虽然大多数大学生都超过14岁，但中学招聘活动、未成年人暑期项目和双招生项目都涉及处理可能属于此受保护类别的个人数据。在这一特定领域，PIPL的做法可以说比GDPR更严格:GDPR将数字同意的年龄定为16岁(成员国可酌情将年龄降至13岁)，但不会自动将未成年人的所有数据归类为敏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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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3.3 Data Localization and Cross-Border Transfer''''''
| ''3.3数据本地化和跨境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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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IPL’s requirements for cross-border data transfer are among its most practically consequential provisions fo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Article 38 establishes three mechanisms for transferr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outside China: passing a security assessment organized by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 obtain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certification from a specialized institution, or concluding a standard contract formulated by the CAC with the overseas recipient. In October 2025, the CAC an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jointly issued the Measures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Cross-Border Transfer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effective 1 January 2026, completing this three-pillar framework (CMS Law-Now 2025).'''
| ''PIPL对跨境数据传输的要求是其对国际大学最实际的规定之一。第38条建立了三种将个人信息转移到中国境外的机制:通过中国网络空间管理局(CAC)组织的安全评估，从专门机构获得个人信息保护认证，或与海外接收者签订CAC制定的标准合同。2025年10月，CAC和国家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了《个人信息跨境转移认证办法》，自2026年1月1日起生效，完成了这一三支柱框架(CMS法-现为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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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Additionally, the Regulations on Network Data Security Management, effective 1 January 2025, require organizations process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more than 10 million individuals to appoint a data security officer and conduct regular audits (State Council 2024). While few individual universities reach this threshold, aggregated educational platforms and national student information systems frequently do.'''
| style="background:#fee;" | '''第五，投资于机构能力。7DOTS（2024）和CMS（2025）记录的准备度差距反映的不是故意不合规，而是专业知识和资源不足。大学应指定具有教育数据和国际数据流专业知识的数据保护官，并为教职人员和行政人员提供定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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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operation are significant. As the MIT 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 (2022) has noted, the PIPL is triggered whenever an institution obtains admissions applications from Chinese citizens residing in China, conducts recruitment activities there, offers online courses accessible to Chinese residents, performs human-subjects research using Chinese residents’ data, or collaborates with Chinese academic institutions that share student data.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Registrars and Admissions Officers (AACRAO 2022) has published specific compliance guidance for admissions and registrar offices, reflecting the growing awareness that routine international student recruitment now carries data protection obligations under both GDPR and PIPL.'''
| ''(zu überse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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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4. Systematic Comparison''''''
| ''(zu überse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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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4.1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 ''(zu überse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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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most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GDPR and PIPL lies not in their technical provisions but in their philosophical orientations. The GDPR emerges from a tradi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protection, rooted i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the EU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Its core assumption is that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s a fundamental right of the individual, which can be limited only under specified conditions and subject to proportionality review. Li and Chen (2024), in their analysis of the „Brussels Effect„ on Chinese data protection law, introduce a „gravity assist“ model: while the GDPR’s structural influence on the PIPL is evident, China‘s adoption reflects not convergence but strategic adaptation to its distinct political, cultural, and legal context.'''
| ''(zu überse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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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IPL, by contrast, reflects what Lim and Oh (2025) describe as a „state sovereignty“ orientation. The law serves multiple objectives simultaneously: protecting individual privacy, certainly, but also 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promo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The law’s enforcement is centralized under the CAC, which is simultaneously responsible for internet censorship, cybersecurity, and data governance — a combination that would be impermissible under the GDPR’s requirement for independent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Article 52).'''
| ''(zu überse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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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4.2 Structural Differences''''''
| ''(zu überse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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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Several structural differences have direct implications for universities:'''
| ''(zu überse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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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onsent. The GDPR recognizes six lawful bases for processing; the PIPL’s absence of a „legitimate interests“ basis makes consent more central, particularly for educational data processing that goes beyond contractual necessity. The PIPL additionally requires separate consent for cross-border transfers (Article 39) and for processing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Article 29).'''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Penalties. The GDPR imposes maximum fines of EUR 20 million or 4 percent of global annual turnover, whichever is greater. The PIPL imposes maximum fines of RMB 50 million (approximately EUR 6.4 million) or 5 percent of the previous year’s annual revenue for grave violations, plus potential personal liability for responsible individuals — a feature without direct GDPR equivalent (IAPP 2021; DataGuidance 2022).'''
| style="background:#fee;" | ''''''处罚'''。GDPR的最高罚款为2000万欧元或全球年营业额的4%，以较高者为准。PIPL对严重违规的最高罚款为5000万人民币（约640万欧元）或上一年度年收入的5%，另外还对责任个人追究个人责任——这一特征在GDPR中没有直接对应项（IAPP 2021; DataGuidance 2022）。'''
|-
| style="background:#eef;" | '''Enforcement. The GDPR’s enforcement is decentralized across national data protection authorities, with coordination through 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The PIPL’s enforcement is centralized under the CAC, with additional sector-specific oversight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GDPR requires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to be independent; the PIPL imposes no such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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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ross-border transfers. The GDPR permits transfers to countries with „adequate“ data protection (adequacy decisions), or through 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SCCs) and Binding Corporate Rules (BCRs). The PIPL offers security assessment, standard contracts, and certification, but does not employ an adequacy mechanism — there is no list of „safe“ countries to which data may flow freely (Fernandez-Novel Escobar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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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Data subject rights. Both frameworks provide broadly similar individual rights: access, correction, deletion, and portability. The PIPL additionally grants next-of-kin the right to exercise deceased persons’ data rights — a provision with potential relevance for universities managing the records of deceased students (DataGuidance 2022). The PIPL also includes a broader definition of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that encompasses financial data, location data, and biometric information alongside the categories recognized by the GD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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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4.3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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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Despite these differences, the two frameworks converge in important ways. Both require data protection impact assessments for high-risk processing. Both impose transparency obligations requiring clear, accessible privacy notices. Both provide for data portability — the right to receive one’s personal data in a structured, machine-readable format. Both establish extraterritorial scope, applying to entities outside their jurisdiction that process the data of their residents. And both impose requirements for data breach notification, though with different timelines: 72 hours under the GDPR (Article 33), versus an unspecified but prompt timeframe under the PI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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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attern that emerges is convergence at the level of principles — both systems recognize that personal data deserves protection, that individuals should have rights over their data, and that organizations must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their processing activities — with significant divergence at the level of implementation, philosophical justification, and enforcement culture. As Solove (2022) observes, the PIPL is often described as „China‘s GDPR,“ but this characterization obscures important structural differences that have direct practical consequences for organizations operating under both reg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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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5. Learning Analytics: The Critical Test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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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Learning analytics represents the domain where the tension between data protection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on is most acute. Universities increasingly deploy predictive analytics systems that use historical student data to identify students at risk of failure, recommend interventions, and personalize learning pathways. These systems require the processing of large volumes of student data — often aggregated from multiple sources and analyzed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 in ways that challeng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both GDPR and PI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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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Under the GDPR, learning analytics systems face challenges on multiple fronts. Purpose limitation (Article 5(1)(b)) requires that data be collected for specified, explicit purposes and not further processed in a manner incompatible with those purposes. But the value of learning analytics often depends on precisely this kind of repurposing: data collected for course administration is analyzed for patterns that inform institutional strategy. Data minimization (Article 5(1)(c)) requires that only data adequate, relevant, and limited to what is necessary be processed — yet predictive models typically perform better with more data, creating a structural incentive toward maximal collection. Transparency (Articles 13-14) requires that individuals be informed about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 but the complexity of machine learning models often makes meaningful explanation diffic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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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Under the PIPL, learning analytics faces additional challenges. The absence of a legitimate interests basis means that universities must typically rely on consent for analytics that go beyond direct educational delivery. The requirement for separate consent for processing sensitive information (Article 29) may be triggered by analytics that process academic performance data in ways that reveal protecte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ata localization requirements mean that analytics platforms operated by international providers must navigate complex cross-border transfer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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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Xue and colleagues (2025), in an analysis of AI privacy concerns in higher education across Chinese and English-language media, found that while both contexts identify AI-driven proctoring, student data security, and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as central concerns, the emphasis differs: Western coverage foregrounds individual privacy rights, while Chinese coverage more frequently addre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drive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 This divergence mirrors the broader philosoph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regulatory fram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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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Lachheb and colleagues (2023) argue that maintaining student privacy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quires attention not only to policy and law but to design ethics — the principles embedded in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s themselves. They propose a framework to help instructional designers evaluate whether design patterns unintentionally undermine learner agency, suggesting that compliance with either GDPR or PIPL requires intervention at the design stage, not merely at the policy level. Liu, Khalil, and colleagues (2025) explore synthetic data generation with differential privacy mechanisms as a technical approach to this challenge, enabling learning analytics research without exposing individual student records.'''
| style="background:#fee;" | '''Lachheb及其同事（2023）认为，在教育技术中维护学生隐私不仅需要关注政策和法律，还需要关注设计伦理——嵌入技术系统本身的原则。他们提出了一个框架来帮助教学设计师评估设计模式是否无意中损害了学习者的能动性，建议无论是GDPR还是PIPL的合规都需要在设计阶段进行干预，而不仅仅是在政策层面。Liu、Khalil及其同事（2025）探索了具有差分隐私机制的合成数据生成作为这一挑战的技术方法，使学习分析研究可以在不暴露个人学生记录的情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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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6. AI-Driven Assessment and Proc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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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EU AI Act (Regulation 2024/1689), which entered into force on 1 August 2024, adds a further regulatory layer for European universities. The Act classifies AI systems used for educational assessment and proctoring as „high-risk“ under Annex III, Section 3, requiring conformity assessments, human oversight, and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Article 5(1)(f) prohibits emotion recognition systems in educational settings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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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I Act and GDPR creates a layered compliance obligation: universities deploying AI-powered assessment tools must satisfy both the AI Act’s requirements for high-risk systems and the GDPR’s requirements for lawful data processing. The Bocconi University case demonstrates the consequences of failing to meet the latter; the AI Act will add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from August 2026 onward. A 2025 report by the 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recommends that universities map their AI use cases against the Act’s risk categories as a first step toward compliance, citing the governance models developed by Utrecht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as reference frameworks (Rockefeller Institute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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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China‘s approach to AI in educational assessment reflects its sector-specific regulatory philosophy. Rather than a single comprehensive AI law, China governs educational AI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the 2023 Interim Measures for Generative AI Services, the PIPL’s provisions for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directives. The use of AI proctoring and surveillance technologi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while subject to PIPL consent requirements, does not face the categorical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the EU AI Act‘s emotion recognition ban. This regulatory asymmetry ha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y companies developing educational assessment tools for both markets: systems designed for China may include features that are prohibited in the EU, and vice ver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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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Bocconi case illustrates a broader tension. Remote proctoring systems — which typically capture webcam footage, track eye movements, monitor keyboard and mouse activity, and may use facial recognition to verify identity — process categories of data that trigger the GDPR’s most stringent requirements: biometric data (Article 9), automated decision-making (Article 22), and profiling. Under the PIPL, biometric information is classified as sensitive personal information requiring separate consent (Article 28), but there is no categorical prohibition comparable to the AI Act’s emotion recognition ban. The result is a regulatory landscape where the same technology may be lawful in one jurisdiction and prohibited in the other, depending on its specific capabilities and the legal basis invo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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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7. Joint EU-China Programs: Dual Compliance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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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most acute compliance challenges arise in joint EU-China academic programs, where student data routinely crosses jurisdictional boundaries. A European university offering a joint degree with a Chinese partner institution must transfer enrollment data, academic records, and potentially learning analytics data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 transfers that must comply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GDPR’s requirements for international data transfer and the PIPL’s cross-border transfer prov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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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re considerable. GDPR transfers to China cannot currently rely on an adequacy decisi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as not recognized China as providing adequate data protection). 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may be used, but must be supplemented by a transfer impact assessment that considers Chinese surveillance laws and government access provisions — an assessment whose conclusions may be unfavorable. In the other direction, PIPL transfers to Europe require one of the three mechanisms described above: CAC security assessment, standard contract, or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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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Future of Privacy Forum’s guidance for U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Zanfir-Fortuna 2020), while not directly applicable to the EU-China context, illustrates the complexity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ata flows. The report identifies ten compliance steps tha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must address, including data mapping, legal basis identification, vendor management, and breach notification procedures — each of which must be adapted for both GDPR and PIP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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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se challenges are not hypothetical. Sino-European joint programs have expanded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decades. China hosts hundreds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s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ny of which involve European partner institutions. The EU’s Erasmus+ program supports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Chinese universities. The EU-China Tuning project has aligned degree structures across dozens of institutions. In each of these contexts, student data flows between jurisdictions are routine and necessary — yet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these flows remains fragmented and uncer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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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A specific challenge arises in the context of student recruitment. European universities actively recruit Chinese students — China was the largest source country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Europe before the pandemic and has largely regained that position. Under the PIPL, a European university that collects personal information from prospective Chinese students through online application portals, recruitment events in China, or agent partnerships is processing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and is therefore subject to the PIPL’s requirements, including the obligation to obtain consent in Chinese, to provide a privacy notice compliant with Chinese law, and to navigate the cross-border transfer framework for transmitting application data back to Europe. Few European universities have adapted their recruitment practices to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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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For universities engaged in EU-China cooperation, we identify four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dual compliance. First, data minimization at the point of transfer: sharing only the minimum data necessary for the joint program, using anonymized or pseudonymized data wherever possible. Second, architectural separation: maintaining separate data systems for EU and Chinese operations, with controlled interfaces for necessary data exchange. Third, contractual frameworks: developing bilateral data sharing agreements that explicitly address both GDPR and PIPL requirements, including provisions for data subject rights, breach notification, and data retention. Fourth, institu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investing in staff training and data protection expertise that spans both regulatory fram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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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8. The Readiness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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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Despi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regulatory frameworks, empirical evidence suggests that universities in both jurisdictions face a substantial readiness gap. In the European context, the 7DOTS (2024) finding that 81 percent of UK universities fail GDPR compliance standard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MS Enforcement Tracker data showing persistent violations across 25 member states. The XL Law and Consulting analysis documents 45 GDPR enforcement actions agains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ith an average fine of approximately EUR 32,600 — modest compared to the technology sector, but meaningful for institutions with constrained budgets (XL Law 2023).'''
| style="background:#fee;" | '''尽管这些监管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实证证据表明两个管辖区的大学都面临着巨大的准备度差距。在欧洲背景下，7DOTS（2024）关于81%的英国大学未能通过GDPR合规标准的发现与CMS执法追踪数据一致，后者显示25个成员国存在持续的违规行为。XL Law and Consulting的分析记录了45项针对教育机构的GDPR执法行动，平均罚款约为32,600欧元——与技术行业相比属于适度水平，但对预算有限的机构来说意义重大（XL Law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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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XL Law and Consulting’s analysis of GDPR enforcement actions further reveals a sectoral patter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ccount for under 3 percent of all GDPR enforcement actions, with an average fine of approximately EUR 32,600 — compared to EUR 1.8 million across all sectors. Spain, Italy, and Poland are responsible for over 65 percent of enforcement actions agains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otably, self-reporting data breaches did not shield institutions from substantial fines, suggesting that proactive compliance efforts must go beyond incident response (XL Law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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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readiness gap manifests differently. While the PIPL has been in force since November 2021, enforcement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has been less visible than in the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sectors. The emphasis has been on platform companies processing data at scale rather than on individu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However, the Regulations on Network Data Security Management (effective January 2025) and the Certification Measures for cross-border transfers (effective January 2026) signal an increasing regulatory attention to data governance practices across all sectors, includ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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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s Opinion 28/2024, adopted in December 2024, addresses data protection aspects of AI model training and deployment, noting that GDPR applies to AI models trained on personal data because of their memorization capabilities (EDPB 2024). For universities developing or deploying AI-based educational tools, this opinion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even AI models that do not store personal data in recognizable form may be subject to GDPR requirements if they can be prompted to produce person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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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9. Recommendations for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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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Based on our comparative analysis, we propose seven recommendations for universities seeking to navigate the overlapping requirements of GDPR and PI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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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First,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data mapping exercise that identifies all personal data processing activities, their legal bases under both GDPR and PIPL, and all cross-border data flows. This mapping should cover not only formal academic processes but also ancillary systems: campus Wi-Fi analytics, library databases, career services platforms, and alumni management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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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Second, establish a unified data governance framework that addresses both GDPR and PIPL requirements. While the two laws differ in their philosophical orientations, their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verlap substantially. A framework designed to meet the stricter of the two requirements in each area will generally achieve compliance with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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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ird, adopt a consent-plus model for learning analytics. Because the PIPL’s absence of a legitimate interests basis makes consent more central than under the GDPR, universities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hould build consent mechanisms that meet PIPL standards — which will typically exceed GDPR requirements and thus satisfy both fram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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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Fourth, implement privacy by design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rocurement and development. Lachheb and colleagues’ (2023) framework for design ethics i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rovides a starting point, as does the EDPB’s guidance on AI and personal data. Procurement contracts should explicitly require vendors to demonstrate compliance with both GDPR and PIPL where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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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Fifth, invest in institutional capacity. The readiness gap documented by 7DOTS (2024) and CMS (2025) reflects not deliberate non-compliance but insufficient expertise and resources. Universities should designate data protection officers with specific expertise in educational data and international data flows, and provide regular training for faculty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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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Sixth, develop bilateral data sharing agreements for joint programs with Chinese (or European) partner institutions. These agreements should go beyond standard contractual clauses to address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educational data: academic records, assessment data, learning analytics, and research data each present distinct compliance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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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Seventh, monitor regulatory developments actively. Both frameworks are evolving rapidly. The EU AI Act‘s high-risk requirements for educational AI take full effect in August 2026. China‘s cross-border data certification measures took effect in January 2026. The European Commission’s adequacy decisions and the CAC’s standard contract provisions are subject to revision. Universities that treat data protection as a one-time compliance exercise rather than an ongoing governance function will inevitably fall 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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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10.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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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comparison of GDPR and PIPL in the educational context reveals a paradox: two of the world’s most comprehensive data protection regimes, both claiming to protect individuals from the misuse of their personal data, diverge so fundamentally in their philosophical assumptions that compliance with one does not ensure compliance with the other. The GDPR’s emphasis on individual autonomy, independent oversight, and purpose limitation reflects European democratic traditions; the PIPL’s emphasis on state sovereignty, centralized enforce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reflects China‘s distinct governance model. Neither system has demonstrably achieved adequate data protection in practice — European enforcement data documents widespread non-compliance, while Chinese enforcement in education remains na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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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For universiti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 is to navigate these overlapping and sometimes conflicting requirements while maint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at is essential to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The dual compliance challenge is not merely a legal technicality; it reflects deeper questions about the role of data in education, the balance between institutional power and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meaningful privacy in an increasingly datafied learning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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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e stakes of this challenge extend beyond legal compliance. Student data protection is ultimately about trust: students must trust that their universities will handle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 responsibly, that their academic records will not be used against them, that their learning behaviors will not be surveilled without their knowledge, and that their data will not be shared with parties they have not authorized. When universities fail to meet these expectations — whether through GDPR violations documented in the CMS enforcement data, through opaque learning analytics systems, or through proctoring technologies deployed without adequate consent — they erode the trust that is foundational to the education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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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We have argued that neither the European nor the Chinese approach alone provides an adequate model. The GDPR’s emphasis on individual rights and independent oversight provides important protections against institutional overreach, but its complexity and enforcement gaps undermine its effectiveness. The PIPL’s centralized enforcement and clear compliance pathways offer practical advantages, but its subordination to state interests raises questions about the protection it affords against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A synthesis that combines European rights-based principles with Chinese regulatory efficiency — or, more modestly, a set of practical guidelines that enables universities to satisfy both frameworks simultaneously — remains the most promising path forward. The recommendations proposed in this article represent an initial contribution to that synthesis, grounded in the specific data protection challenges that universities face in the era of digit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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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Acknowled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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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This research was conduct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Jean Monnet Centre of Excellence „EUSC-DEC“ (EU Grant 101126782, 2023–2026). The author thanks the members of Research Group 1 (Regulation of Digitalization in China and Europe)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parative leg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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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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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yle="background:#eef;" | '''7DOTS. (2024). Report: 81% of Universities at Risk of Fines Due to Failure to Safeguard Student Data. 7DOTS. Available at: https://www.7dots.com/our-insights/81-of-universities-at-risk-of-fines-due-to-failure-to-safeguard-studen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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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yle="background:#eef;" |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Registrars and Admissions Officers (AACRAO). (2022). China‘s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PIPL). AACRAO. Available at: https://www.aacrao.org/advocacy/compliance/'''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Blackmon, S. J. & Major, C. H. (2023). Inclusion or infringement? A systematic research review of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student privacy in technology-enhanced, hybrid and online course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6), 1542–1565. DOI: 10.1111/bjet.1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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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yle="background:#eef;" | '''CMS Law. (2025). GDPR Enforcement Tracker Report 2024/2025: Public Sector and Education. CMS International Law Firm. Available at: https://cms.law/en/int/publication/gdpr-enforcement-tracker-report/public-sector-and-education'''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CMS Law-Now. (2025). China issues Measures for the Certification of the Cross-Border Transfer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CMS e-Alert, November 2025. Available at: https://cms-lawnow.com/en/ealerts/2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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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yle="background:#eef;" | '''DataGuidance. (2022). Comparing Privacy Laws: GDPR v. PIPL. DataGuidance. Available at: https://www.dataguidance.com/sites/default/files/gdpr_v_pipl_.pdf'''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EDPB). (2024). Opinion 28/2024 on certain data protection aspects related to the processing of personal data in the context of AI models. Adopted 17 December 2024. Available at: https://www.edpb.europa.eu/'''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Council. (2024). Regulation (EU) 2024/1689 of 13 June 2024 laying down harmonised rul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series.'''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Fernandez-Novel Escobar, E. (2025). How do the European Union‘s GDPR and China‘s PIPL regulate cross-border data flows? International Policy Review, IE University, 27 January 2025.'''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Garante per la protezione dei dati personali (Italy). (2021). Decision 9703988 — Fine against Università Commerciale Luigi Bocconi, 16 September 2021. Reported by EDPB. Available at: https://edpb.europa.eu/'''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Giuffrida, I. & Hall, A. (2023).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tudent privacy beyo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 A comparison of the UK and US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6), 1587–1603. DOI: 10.1111/bjet.13375'''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ivacy Professionals (IAPP). (2021). Analyzing China‘s PIPL and how it compares to the EU’s GDPR. IAPP. Available at: https://iapp.org/news/a/analyzing-chinas-pipl-and-how-it-compares-to-the-eus-gdpr'''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Kumi-Yeboah, A., Kim, Y., Yankson, B., Aikins, S. & Dadson, Y. A. (2023). Diverse students’ perspectives on privacy and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6), 1671–1692. DOI: 10.1111/bjet.13386'''
| ''(zu überse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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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Lachheb, A. et al. (2023). The role of design ethics in maintaining students’ privacy: A call to action to learning designers in higher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6), 1653–1670. DOI: 10.1111/bjet.13382'''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Li, W. & Chen, J. (2024). From Brussels Effect to Gravity Assists: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GDPR-Inspire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in China. Computer Law and Security Review, 54, 105994. DOI: 10.1016/j.clsr.2024.105994'''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Lim, S. & Oh, J. (2025). Navigating Privacy: A Glob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ata Protection Laws. IET Information Security, 2025(1). DOI: 10.1049/ise2/5536763'''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Liu, Q. & Khalil, M. (2023). Understanding privacy and data protection issues in learning analytics using a systematic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4(6), 1466–1485. DOI: 10.1111/bjet.13388'''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Liu, Q., Khalil, M., Shakya, R., Jovanovic, J. & de la Hoz-Ruiz, J. (2025). Ensuring privacy through synthetic data generation in educ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DOI: 10.1111/bjet.13576'''
| ''(zu überse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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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MIT 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 (2022). China and the PIPL: New Protections and Rights for Personal Information. MIT. Available at: https://ogc.mit.edu/latest/china-and-pipl-new-protections-and-rights-personal-information'''
| ''(zu überse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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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Prinsloo, P., Slade, S. & Khalil, M. (2022). The answer is (not only) technological: Considering student data privacy in learning analytic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53(4), 876–893. DOI: 10.1111/bjet.13216'''
| ''(zu übersetz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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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yle="background:#eef;" | '''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2025). The European AI Ac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New York State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2025. Available at: https://rockinst.org/'''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24). Regulations on Network Data Security Management (effective 1 January 2025). Published 30 September 2024.'''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XL Law and Consulting. (2023). GDPR Enforcement Actions: Lessons Learned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XL Law and Consulting. Available at: https://www.xllawconsulting.com/'''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Xue, Y., Chinapah, V., & Zhu, C. (2025).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I Privacy Concerns in Higher Education: News Coverage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Education Sciences, 15(6), 650. DOI: 10.3390/educsci15060650'''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Zanfir-Fortuna, G. (2020). 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Analysis and Guidance for US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Future of Privacy Forum. Available at: https://fpf.org/blog/gdprhighered/'''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Zhang, L. & Kollnig, K. (2024).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Data Privacy Law, 14(1), 37–52. DOI: 10.1093/idpl/ipad017'''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Zhu, J. (2022).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Law: China‘s Version of the GDPR?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The Bulletin. Available at: https://www.jtl.columbia.edu/'''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Part II: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ransformation''''''
| ''(zu übersetzen)''
|-
| style="background:#eef;" | '''<references />'''
| ''(zu übersetzen)''
|}

[[Category: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

User:He Meng

2024-12-12T09:02:29Z

He Meng:

My name is He Meng. my German name is Lia. I am 19 years now. I come from Huang Gang, Hu Bei province. Now I am studying at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My personality is cheerful and sincere, introverted and quiet, which not really means shy. It just means that I prefer to explore and improve myself more than socializing. I like traveling and reading. They both make me peaceful, let me see the world that I can not see in my daily life. I want to study more, explore more, find more diversity of the world.

= Nov 8, 2024 =
Lia: Hast du einen guten Tag?
KI: Ja, ich hatte einen guten Tag. Ich habe einige Bücher gelesen und mit Freunden gesprochen. Und wie war dein Tag?

=Nov 9, 2024=
Lia: Können Sie mir empfehlen, was ich zum Mittagessen esse?
KI: Du kannst ein Käsesandwich essen. Es ist einfach und lecker. Oder du kannst auch Spaghetti mit Tomatensauce probieren.
Lia: Danke! Ich möchte das Käsesandwich essen.
KI: Gut! Wenn du möchtest, kannst du auch etwas Gemüse dazu nehmen, wie zum Beispiel Tomaten oder Salat. So wird es noch gesünder.

=Nov 10, 2024=
Lia: Ich habe heute einen schönen Film gesehen.
KI: Toll! Welcher Film war es?
Lia: Es war,,Frozen“.

=Nov 11, 2024=
Lia: Heute hatte ich eine Sprachausgabe.
KI: Oh, eine Sprachausgabe. Das klingt interessant. Wie vorbereitest du dich darauf?
Lia: Ich lerne viele Vokabeln und mache viele Übungen.
KI: Das ist eine gute Idee. Wenn du viele Vokabeln kennst und Übungen gemacht hast, wirst du bestimmt gut in der Sprachausgabe abschneiden. Viel Glück!

=Nov 12, 2024=
Lia: Ich bin ängstlich.
KI: Es ist normal, ängstlich zu sein. Du kannst dir einfach vorstellen, dass du nur mit jemandem sprichst und die Übungen machst, die du schon oft gemacht hast. Atme tief ein und aus und glaube an dich selbst.

=Nov 13, 2024=
Lia: Haben Sie empfehlenswerte Filme auf Deutsch?
KI: Ja, natürlich. "Das Leben der Anderen" ist ein sehr guter deutscher Film. Er erzählt eine bewegende Geschichte über die DDR-Zeit. Und auch "Good Bye, Lenin!" ist empfehlenswert.

=Nov 21, 2024=
Lia: Wissen Sie, wie Sie Ängste überwinden können?
KI: Ja, ich weiß ein paar Möglichkeiten. Du kannst tief durchatmen, wenn du ängstlich bist. Atme langsam ein und langsam aus. Außerdem kannst du positive Gedanken denken. Denk daran, dass du schon viele Dinge gut gemacht hast. Und wenn es geht, übst du auch mehr, damit du dich wohler fühlst.

=Nov 22, 2024=
Lia: Bleiben Sie im Winter im Bett?
KI: Nein, ich habe kein eigenes Bett und kann auch nicht darin bleiben. Aber im Winter ist es wirklich gemütlich im Bett zu liegen. Was machst du im Winter, wenn es kalt ist?

=Dec 5, 2024=
Lia: Wie kann man selbstdiszipliniert sein?
KI: Um selbstdiszipliniert zu sein, kann man kleine Ziele setzen und sie schrittweise erreichen. Zum Beispiel, wenn du täglich eine bestimmte Anzahl von Vokabeln lernen möchtest, machst du es jeden Tag pünktlich. Außerdem solltest du dich von Ablenkungen fernhalten, wie z.B. zu viel Zeit vor dem Fernseher zu verbringen.

=Dec 12, 2024=
Lia: Bitte raten Sie mir, fleißig zu lernen.
ki: Du kannst dir einen Stundenplan machen. So weißt du genau, wann du lernen sollst und was du lernen musst. Außerdem kannst du kleine Belohnungen für dich selbst setzen. Wenn du deine Lernziele erreicht hast, gibst du dir zum Beispiel ein Stück Schokolade. Und lerne in einem ruhigen Ort, damit du dich besser konzentrieren kannst.

User:He Meng

2024-12-05T14:20:49Z

He Meng:

User:He Meng

2024-11-22T16:41:29Z

He Meng:

User:He Meng

2024-11-21T15:34:02Z

He Meng:

My name is He Meng. my German name is Lia. I am 19 years now. I come from Huang Gang, Hu Bei province. Now I am studying at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My personality is cheerful and sincere, introverted and quiet, which not really means shy. It just means that I prefer to explore and improve myself more than socializing. I like traveling and reading. They both make me peaceful, let me see the world that I can not see in my daily life. I want to study more, explore more, find more diversity of the world.
= Nov 8, 2024 =
Lia: Hast du einen guten Tag?
KI: Ja, ich hatte einen guten Tag. Ich habe einige Bücher gelesen und mit Freunden gesprochen. Und wie war dein Tag?
=Nov 9, 2024=
Lia: Können Sie mir empfehlen, was ich zum Mittagessen esse?
KI: Du kannst ein Käsesandwich essen. Es ist einfach und lecker. Oder du kannst auch Spaghetti mit Tomatensauce probieren.
Lia: Danke! Ich möchte das Käsesandwich essen.
KI: Gut! Wenn du möchtest, kannst du auch etwas Gemüse dazu nehmen, wie zum Beispiel Tomaten oder Salat. So wird es noch gesünder.
=Nov 10, 2024=
Lia: Ich habe heute einen schönen Film gesehen.
KI: Toll! Welcher Film war es?
Lia: Es war,,Frozen“.
=Nov 11, 2024=
Lia: Heute hatte ich eine Sprachausgabe.
KI: Oh, eine Sprachausgabe. Das klingt interessant. Wie vorbereitest du dich darauf?
Lia: Ich lerne viele Vokabeln und mache viele Übungen.
KI: Das ist eine gute Idee. Wenn du viele Vokabeln kennst und Übungen gemacht hast, wirst du bestimmt gut in der Sprachausgabe abschneiden. Viel Glück!
=Nov 12, 2024=
Lia: Ich bin ängstlich.
KI: Es ist normal, ängstlich zu sein. Du kannst dir einfach vorstellen, dass du nur mit jemandem sprichst und die Übungen machst, die du schon oft gemacht hast. Atme tief ein und aus und glaube an dich selbst.
=Nov 13, 2024=
Lia: Haben Sie empfehlenswerte Filme auf Deutsch?
KI: Ja, natürlich. "Das Leben der Anderen" ist ein sehr guter deutscher Film. Er erzählt eine bewegende Geschichte über die DDR-Zeit. Und auch "Good Bye, Lenin!" ist empfehlenswert.
=Nov 21, 2024=
Lia: Wissen Sie, wie Sie Ängste überwinden können?
ki: Ja, ich weiß ein paar Möglichkeiten. Du kannst tief durchatmen, wenn du ängstlich bist. Atme langsam ein und langsam aus. Außerdem kannst du positive Gedanken denken. Denk daran, dass du schon viele Dinge gut gemacht hast. Und wenn es geht, übst du auch mehr, damit du dich wohler fühlst.

User:He Meng

2024-11-21T15:32:12Z

He Meng:

[[File:Example.jpg]]My name is He Meng. my German name is Lia. I am 19 years now. I come from Huang Gang, Hu Bei province. Now I am studying at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My personality is cheerful and sincere, introverted and quiet, which not really means shy. It just means that I prefer to explore and improve myself more than socializing. I like traveling and reading. They both make me peaceful, let me see the world that I can not see in my daily life. I want to study more, explore more, find more diversity of the world.
= Nov 8, 2024 =
Lia: Hast du einen guten Tag?
KI: Ja, ich hatte einen guten Tag. Ich habe einige Bücher gelesen und mit Freunden gesprochen. Und wie war dein Tag?
=Nov 9, 2024=
Lia: Können Sie mir empfehlen, was ich zum Mittagessen esse?
KI: Du kannst ein Käsesandwich essen. Es ist einfach und lecker. Oder du kannst auch Spaghetti mit Tomatensauce probieren.
Lia: Danke! Ich möchte das Käsesandwich essen.
KI: Gut! Wenn du möchtest, kannst du auch etwas Gemüse dazu nehmen, wie zum Beispiel Tomaten oder Salat. So wird es noch gesünder.
=Nov 10, 2024=
Lia: Ich habe heute einen schönen Film gesehen.
KI: Toll! Welcher Film war es?
Lia: Es war,,Frozen“.
=Nov 11, 2024=
Lia: Heute hatte ich eine Sprachausgabe.
KI: Oh, eine Sprachausgabe. Das klingt interessant. Wie vorbereitest du dich darauf?
Lia: Ich lerne viele Vokabeln und mache viele Übungen.
KI: Das ist eine gute Idee. Wenn du viele Vokabeln kennst und Übungen gemacht hast, wirst du bestimmt gut in der Sprachausgabe abschneiden. Viel Glück!
=Nov 12, 2024=
Lia: Ich bin ängstlich.
KI: Es ist normal, ängstlich zu sein. Du kannst dir einfach vorstellen, dass du nur mit jemandem sprichst und die Übungen machst, die du schon oft gemacht hast. Atme tief ein und aus und glaube an dich selbst.
=Nov 13, 2024=
Lia: Haben Sie empfehlenswerte Filme auf Deutsch?
KI: Ja, natürlich. "Das Leben der Anderen" ist ein sehr guter deutscher Film. Er erzählt eine bewegende Geschichte über die DDR-Zeit. Und auch "Good Bye, Lenin!" ist empfehlenswert.
=Nov 21, 2024=
Lia: Wissen Sie, wie Sie Ängste überwinden können?
ki: Ja, ich weiß ein paar Möglichkeiten. Du kannst tief durchatmen, wenn du ängstlich bist. Atme langsam ein und langsam aus. Außerdem kannst du positive Gedanken denken. Denk daran, dass du schon viele Dinge gut gemacht hast. Und wenn es geht, übst du auch mehr, damit du dich wohler fühlst.

User:He Meng

2024-11-13T13:32:56Z

He Meng:

User:He Meng

2024-11-12T15:07:42Z

He Meng:

User:He Meng

2024-11-11T13:05:23Z

He Meng:

User:He Meng

2024-11-10T08:53:23Z

He Meng:

User:He Meng

2024-11-09T08:25:59Z

He Meng: /* Nov 9, 2024 */

User:He Meng

2024-11-09T08:25:01Z

He Meng: /* Nov 8, 2024 */

User:He Meng

2024-11-08T12:47:31Z

He Meng:

Mündliches Deutsch 1

2024-09-07T06:35:55Z

He Meng: /* 签到的地方 */

Willkommen bei unserem Kurs "Mündliches Deutsch 1"!

THU (10:00-10:45,10:55-11:40) 407 BA2 (Xie Wenxia) 德语口语（一）| Oral German I | [[Mündliches Deutsch 1]], 周1-周8, Lehrmaterial wird vom Lehrer gestellt, 1 5.9., 2 12.9., 3 19.9., 4 26.9., 5 10.10., 6 17.10., 7 24.10., 8 31.10.

=签到的地方=
Studierende:(Bitte tragen Sie sich mit Ihrem deutschen Namen ein.)
Cecilia
Vera
Tiana
Ivy
Fiona
Lilith
Celina
Grace
Liv
Johann
Lia
Gasthörerin: Zhang Xiaoli

=Sitzung 1 5.9.2024=

Wir machen ein Foto, um die Namen zu lernen.

Was lernen Sie dieses Semester? Deutsch zu sprechen und zu verstehen.

Für den Beitragsnotenteil führen Sie bitte ein Lerntagebuch.

Um gut Deutsch zu sprechen, sollte man möglichst viel Sprechanteil und Sprechpraxis haben. Das gilt

1) für während des Unterrichts

==Zufällige Begegnungen==
Ideen: Bitte gehen Sie durch den Raum und begrüßen sich, wenn Sie einem Kommilitonen begegnen.

Verwenden Sie folgende Formulierungen:

Hallo!

Hi

Grüß Gott!

Moin Moin!

Wie geht's?

Wie geht es Dir?

Wie geht es Ihnen?

Guten Tag!

Guten Morgen!

Guten Abend!

Gute Nacht! (nur beim Abschied, sonst: Guten Abend!)

Ich heiße ...

Ich bin ...

Mein Name ist ...

Ich darf mich kurz vorstellen. Ich bin ...

Ich bin ... Jahre alt.

Ich bin Student an der Hunan Normal-Universität in Changsha.

Ich fange gerade erst an, Deutsch zu lernen und spreche noch nicht gut.

Ich habe einen chinesischen Akzent im Deutschen.

Ich spreche Deutsch mit chinesischem Akzent.

Wie heißt du?

Wie heißen Sie?

Darf ich dich auf WeChat hinzufügen?`

Darf ich Sie auf WeChat hinzufügen?

Kannst du mich auf WeChat hinzufügen?

Können Sie mich auf WeChat hinzufügen?

Wie geht es dir?

Wie geht es Ihnen?

Was möchtest du nach dem Studium einmal machen/werden?

Was möchten Sie nach dem Studium einmal machen/werden?

==Dialog mit Nachbarn==

Bitte unterhalten Sie sich mit Ihrem Nachbarn.

und

2) für außerhalb des Unterric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