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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中欧对话：

“中国与欧洲：多层次比较与全方位理解”国际研讨会亲历

罗军

2014年3月28日、29日，由意大利罗马第三大学和德国波鸿大学联合承办的“中国与欧洲：多层次比较与全方位理解”国际研讨会在意大利罗马大学斯平尼利中心举行，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比利时、波兰、匈牙利、乌克兰、土耳其、中国及香港地区的23位学者从经济学、文化学、传播学、法学、外交学、比较文学等多个侧面，就深化中欧互信与理解、相互沟通与学习等话题，在社会、经济、文化等三系列的论坛中展开了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江时学和笔者以中国大陆学者身份出席会议并发言。

本次研讨会从历史纵深、空间跨度和学科交叉几个方面，为中欧相互理解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慕尼黑应用语言大学马丁•威斯勒教授盘点了包括广为人知的“葡萄牙航海”在内的中欧交流史，并提出若干新颖论据。中国人第一次派出赴欧使者是在公元97年，该行动失败而告终，主导者是东汉大名鼎鼎的外交家班超 。之后的公元161到166间，罗马帝国全权公使也出访过当时的中国。1540年，第一位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从中国南部海岸被捉到了欧洲，后被葡萄牙历史学家若奥•德•巴罗斯买下，用于协助将中文翻译成葡萄牙文。1593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出版了拉丁文的儒学典籍《四书》。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可能是为了自己继续留在中国、或者吸引更多人来中国，这些耶稣会士向欧洲提供了大量对中国的正面报告，在某种程度了甚至夸大了欧洲对中国之美好的想象。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1756年曾比喻中国是由“士”掌控的“理想国”；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因太极的灵感而发明二进制，1692年写信给时任北京天文台台长的传教士闵明我 说：“让我们凝聚优势、碰撞火花，交流学习，双双取得丰硕成果”。遗憾的是，之后的若干世纪，中国渐渐被妖魔化。马克思在评论太平天国运动时也称中国为“活化石”——落后于时代的人。19世纪末，弥漫在欧美的“黄祸” 虽起源于欧美对华工的丑化，但应该说是世界范围内第一次“中国威胁论”。上世纪50年代，当整个中国正沉浸在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时，欧洲却由于1923年尉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翻译德文版在1949年被译成英文后热卖而掀起了几乎与19世纪中国“洋务运动”对西方崇拜差不多的对东方神秘主义的追逐。威斯勒教授将整个60年代视为西方被“毛式浪漫主义”所痴迷的时代，直至大跃进和文革中诸多问题被广泛报道，此风才逐渐散去。中国文化在与欧洲文明的对话中几起几落，也颇耐人寻味。
威斯勒教授还就“中国可以向欧洲学习什么”和“欧洲还需向中国学习什么”双向的角度罗列了诸多散点。比如欧洲可以借鉴中国的“家庭观念”、“经济成就”、和独特的对“关系”的处理与把握。他以麦肯锡咨询公司为例，指出该公司现已开始重视从员工介绍的熟人中招募新人，并认为这种新员工不愿因自己表现不佳而使介绍人蒙羞。当然，引入这类管理技术的公司也深知中国文化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倾向，他们加强了招募环节的透明度，试图即发挥中国文化中“熟人社会”的关系优势、又有效防范招募中的作弊行为。就“中国还可以向欧洲学习什么”这个话题，威斯勒教授在“社会组织与福利制度”、“语言政策”、“在旅行中学习”、“欧洲礼仪”、“法制”、“版权保护”等若干方面提出提出了建议，比如语言政策，他提出中国应该效仿欧洲，使用更简单易学的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同时注重对小语种的保护。

美国纽波特大学教授许晓群、德国汉堡大学林洪博士分别以西方研究视角对民国税制史和中国古代善本史进行了阐述，延伸了马丁教授提供的历史维度。

学者们还就中欧对话中的一系列领域广阔的具体着眼点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讨。乌克兰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叶夫根尼娅研究员对比研究中国与乌克兰的语言政策，发现双方都遇到多民族语言混用后引发的语言边界和国家认同问题。她认为，乌克兰更大的问题是难以在俄语与乌克兰语之间取舍，中国的问题是普通话过于强大。波兰雅盖隆大学最值得骄傲的校友是天文学家哥白尼，本次研讨会来自该学校社会学系的娜塔莉用比较文化学视角就欧洲与中国流行文化中的对精神异常者“去污名化”的案例进行了探讨。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法律教授布庆修谈论的是中国儒家文化对公司治理相关法律的影响，提出诸如尊重等级、集体主义倾向、“和为贵”等文化特性，对公司治理有关的法律及其实施都有影响。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部欧洲大学法律教授斯帝凡•梅斯曼讲述了中国与欧洲贸易中的法律问题。比法律选题更“硬”的有黑山共和国黑山大学梅顿•戈尔基奇博士关于中欧军事禁运、英国牛津大学托马斯•夸特梅因博士关于中欧能源安全、意大利卡利亚里大学安德里亚•奇立乌博士就中国运用孙子兵法在欧洲扩大影响的研究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江时学教授就中欧关系提供了高层全力交接后的影响逻辑。在毋容置疑地介绍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仍然是本届政府处理对外事务的基础并阐述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之后，江时学专门指出，中国将在“公共外交、人际沟通和文化交往”方面迈出坚实的步伐，并力求保障本国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笔者做了题为“中国媒体体系独特性及其内部机制”的主题演讲，为欧洲学者理解中国媒体生态搭建了一个认识框架，指出中国媒体体系是在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衍生出的、由若干动力按照不同的媒介哲学相互交织、互相作用的一个动态平衡的体系，与美国较为单一的、基于自由主义市场机制的媒体体系和欧洲各国广泛存在的“公共事业+商业媒体”的媒体体系均有很大不同。欧洲学者在观察中国媒体时，通常片面地将中国媒体体系贴上“威权主义”、“新威权主义”、缺乏“新闻自由”、“后共产主义”、“市场化的共产主义”等标签，这些简化了的范式夸大了政府、政党在中国媒体体系中的作用，误导了学界。笔者指出，中国媒体体系中至少还存在来自从业者的专业主义力量、来自资本的自由主义力量和来自民众的个体主义力量，最后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维度、空间维度和哲学维度下共同作用，形成较为独特的媒体生态。
跟欧洲学者的近距离交流让笔者感到，话语体系的差异和时间空间经验的不同，仍然是中欧学者交流的两大难点。中欧学术话语体系存在很大共性，但对同一概念及其表述仍有定义和语境上诸多差异，不能完全对等和置换。比如表述媒体从业者专业努力，欧洲学者用“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或者“专业性（Professionality）”的多，指媒体从业者超脱于一切干扰的、超然的、纯粹的媒体实践行为，类似于《大公报》早期“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主义”。而“专业性”在中国更多的是指专业技术、技能、作息时间、从业态度等介乎个人修为和企业管理之间的那些“职业化”内容。中国承载了5000年的不间断文明，欧洲的文明也是源远流长，双方某些基本理念的差异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比如中国的“天下”观与欧洲的“世界（World）”体系之间的差异就导致了双方对当今世界体系的很多不同的判断。再比如“士”这个欧洲不曾出现过的阶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大多数欧洲学者看来实在是超乎想象，匪夷所思。尽管威斯勒教授证明伏尔泰起码是意识到了“士”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作用，但事实上今天我们接触到的欧洲学者还是普遍低估了“士”的文化价值，当然真正的低估可能恰恰来源于中国学界。

罗马第三大学著名汉学家路易奇•马乔教授继承“欧盟之父”之一斯平尼利衣钵，为本次研讨会做了题为《培养跨文化公民：“全球国籍”的欧洲视角》主旨演讲，立意宏大，直至天下大同。他引用了法国伟大的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预言——“世界文明只能是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的结合体，且这些文化的根源要被很好地保护”，并介绍了两个具体遵循上述理念、在欧洲推行的案例，一是由欧洲委员会和欧联委员会合作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跨文化城市”计划，一是上述计划中包括的基于文化对话的“跨文化公民”教育计划。“跨文化城市”计划立意是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繁荣的同时，将文化冲击的威胁降至最低，其一系列政策被总结为“跨文化模式”，比如少数族裔保持文化差异的权利被立法保护等。2008年后，该计划首先试运行了两年，共有欧盟内外11个城市参与，之后还接纳了北美和东亚的城市。由于建立起了超越国家的、以城市为单位的、以交叉教育为脉络的信息流动、政策沟通、人员交流和文化互动，这些城市的活力、创造力、成长性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学界很快给这样的实践打上了“跨文化主义”或者“多文化主义”的标签。马乔教授提到传说中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的两句语录“我是世界的公民”、“我在寻找人类”，用以比喻他对构建大同世界的构想——“教育，尤其是跨文化教育，可以强化人类的核心价值与情感，尊重多样性、促进相互理解，是通往理想国的路径。”套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言论“教育是基本权利，对我们重塑未来至关重要”，马乔教授进一步指出“有意识地成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就是“世界公民”意识的觉醒。

本次研讨会由欧盟和意大利外交部主办，罗马大学孔子学院、《欧洲汉学》期刊、罗马第三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等协办。会议论文集正编辑出版英文版，希望今后可以看到该文集的中文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