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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葡萄牙與西班牙——歐洲漢學的伊比利亞根源 =

== 導論 ==

任何關於西方漢學史的敘述都不能不承認伊比利亞半島所扮演的奠基性角色。葡萄牙與西班牙——這兩個於1494年《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中瓜分非歐洲世界的海上強國——也是近代早期最先與中國建立持續接觸的歐洲國家。從1513年葡萄牙航海家抵達廣東沿海，到西班牙傳教士經由菲律賓開展活動，伊比利亞人開闢了溝通渠道，最終徹底改變了歐洲對中國文明的認識。他們對漢學的貢獻橫跨兩個偉大的時代——遊記漢學（''yóujì hànxué'' 游记汉学）時代和傳教士漢學（''chuánjiàoshì hànxué'' 传教士汉学）時代——其遺產至今仍在兩國的學術傳統中迴響。<ref>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preface, xxii.</ref>

== 一、葡萄牙：海上接觸的先驅 ==

=== 1.1 歷史背景：大航海時代 ===

葡萄牙與中國的交往必須放在其非凡的海上擴張背景下理解。葡萄牙是位於歐洲西端的一個小王國，自十二世紀起便是獨立國家，擁有歐洲大陸上最古老、最穩定的國界之一。其有限的國土和匱乏的資源驅使它走向海洋。在具有遠見卓識的航海家恩里克王子（Infante Dom Henrique，1394–1460）的領導下——他在大西洋海岸的薩格里什建立了航海學校——葡萄牙系統性地探索了非洲海岸線，繞過好望角，開闢了通往印度的海路。到1498年，瓦斯科·達·伽馬已抵達卡利卡特；到1511年，葡萄牙人已佔領麻六甲——通往南中國海的戰略門戶。<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reface, x.</ref>

1513年，葡萄牙商人若熱·阿爾瓦雷斯抵達廣東沿海的屯門島（屯门），為葡萄牙水手搭建了簡陋的棲身之所——這是歐洲人經由海路踏足中國領土的最早記錄。1517年，費爾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和皇家特使托梅·皮雷斯獲准進入廣州城。西歐與明帝國的邂逅就此開始。<ref>Zhang Xiping, lecture 1,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Sinology Studies," pp. 165–168.</ref>

=== 1.2 早期遊記漢學 ===

十六至十七世紀間抵達中國的葡萄牙人身份各異——有外交官、商人、士兵、冒險家和傳教士。他們以豐富多樣的文學形式（信函、報告、編年史、遊記乃至史詩）傳回歐洲的中國記述，構成了最早一批基於與明朝及清初帝國直接接觸的歐洲文獻。張西平將這一語料稱為「遊記漢學」，以區別於隨後更為系統化的「傳教士漢學」。<ref>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廣州囚犯書信'''（''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ão''）：最早的文獻之一是兩封由關押在廣州的葡萄牙囚犯——克里什托旺·維埃拉（1534年）和瓦斯科·卡爾沃（1536年）——撰寫的長篇書信，他們曾是皮雷斯使團的成員。維埃拉的書信長達五十七段，詳細描述了中國的地理、司法行政、商業、軍事組織和廣東省的日常生活。儘管囚犯的視角不免帶有偏差——維埃拉低估了中國的軍事實力，並寄望於葡萄牙的軍事遠征——這些書信仍然是第一批由長期居住在中國的歐洲人撰寫的詳盡目擊記述。<ref>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see also the Digital Humanities guide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ref>

'''《中國報告》'''（''Informação da China''，1548年）：此文獻歸於方濟各·沙勿略名下，係根據從上川島葡萄牙商人處蒐集的資訊編纂而成。沙勿略本人雖未進入中國，但其報告向歐洲讀者介紹了中國教育、文字和印刷術等方面的情況。

'''加萊奧特·佩雷拉的《已知的中國事物》'''（''Algumas Coisas Sabidas da China''，約1555年）：佩雷拉是一位貴族，在福建被囚六年，他的著述被學者們視為葡萄牙人認知中國的轉折點。在八十一段文字中，他描述了明帝國的十三個省份、司法制度、地方風俗和經濟生活，語調中帶有在當時不多見的讚賞。他的評語——「這些人雖為異教徒，卻擁有超越我們自身的美德」——標誌著歐洲人開始願意將中國視為一個同等水準的文明。<ref>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費爾南·門德斯·平托與《遠遊記》'''（1614年）：任何關於葡萄牙遊記漢學的討論都不能略過平托——他那部篇幅浩繁的自傳體敘事，講述了在亞洲二十一年的經歷，既是該體裁中最負盛名的作品，也是最具爭議的作品。全書二百二十六章中有八十九章涉及中國——佔全書三分之一。平托描述了自己如何被俘後從廣東押送至北京，途經河流、城市和鄉村，以異常生動（雖時有潤色）的筆觸描繪了十六世紀的中國。他將北京描繪為一個超越他所知所有城市的城市烏托邦，有力地助長了歐洲人對中國的理想化想像。該書被譯為西班牙語、荷蘭語、德語、義大利語、英語和法語，迄今共有約一百七十個版本和節本。<ref>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ref>

'''若昂·德·巴羅斯與《亞洲十年史》'''：巴羅斯是當時最傑出的葡萄牙歷史學家，他本人從未到過亞洲，但其依據「印度之家」官員身份蒐集的第一手材料撰成的鴻篇巨著，首次向歐洲讀者正式介紹了萬里長城。他的第三部《十年史》（1563年）包含關於中國的大量論述，部分依據一幅帶回里斯本的中國地圖。<ref>See Chapter 22 (Translation) of this volume on AI translation challenges.</ref>

=== 1.3 傳教士漢學與耶穌會事業 ===

從遊記漢學到傳教士漢學的轉變是漸進的，但其對西方漢學發展的意義怎麼強調都不過分。正如漢學家莫東寅所言：「從十六世紀起，當耶穌會傳教士到達東方時，對東方文化的研究便從偶然觀察的領域進入了系統研究的範疇。」<ref>"Wenyan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asks," arXiv preprint (2025).</ref>

關鍵的制度樞紐是澳門。澳門自1557年成為葡萄牙的永久居留地後，便成為所有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的必經中轉站。1594年創立的聖保祿學院規定所有師生必修中文。清朝的順治和康熙兩朝以及耶穌會本身都要求傳教士在前往中國大陸之前至少在澳門學習兩年中文。1594年至1805年間，約有兩百名耶穌會傳教士經過聖保祿學院，其中包括幾乎所有早期傳教士漢學的重要人物：羅明堅、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徐日昇等。<ref>"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valuating Adequacy, Fluency, and Elegance," ''Proceedings of EMNLP'' (2025).</ref>

在作出特別重要貢獻的葡萄牙耶穌會士中，有幾位值得特別提及：

'''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5–1658）'''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二年，是第一位親眼見到西安景教碑的歐洲人。他的''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 da China''（1638年），1641年以葡萄牙語在馬德里出版，並迅速被譯為義大利語、法語和其他語言，是利瑪竇之後由耶穌會士出版的第一部關於中國的完整著作。該書詳細描述了明朝的政府管理、儒家哲學和中國語言，包括對漢字構造方式的早期分析（象形、會意和形聲原理）。曾德昭是最早向西方讀者介紹《易經》的人之一。<ref>"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ref>

'''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1609–1677）'''，航海家麥哲倫的後裔，在中國生活了三十七年。他的''Nova Relação da China''（1688年以法文出版，題為''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歸納了中國在十二個方面的優越之處——從疆域之遼闊到孔子之影響——被譽為十七世紀最重要的關於中國的著作之一。<ref>See, e.g., Mark Edward Lewis and Curie Viragh,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 no. 1 (2022).</ref>

'''葡中辭典'''（1584–1588年）：由羅明堅和利瑪竇在澳門期間合作編纂，這是歐洲語言與中文之間的第一部雙語辭典，比國際音標早了三百零五年。其拉丁字母拼寫系統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的一個里程碑。<ref>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ref>

=== 1.4 現代葡萄牙漢學 ===

1773年耶穌會被解散以及隨後傳教活動的衰落之後，葡萄牙漢學進入了一段相對沉寂的時期。現代的復興集中在三個主要基地：米尼奧大學、里斯本大學和阿威羅大學，以及澳門的葡萄牙東方研究所（IPOR）。葡萄牙與澳門的獨特歷史關係（管治至1999年）確保了與中國語言和文化的持續交往，儘管有時較為薄弱。2008年里斯本大學和2006年米尼奧大學孔子學院的建立為新一代學者提供了制度支持。當代葡萄牙漢學傾向於關注葡中歷史關係、比較文學和翻譯研究，並以里斯本和澳門極為豐富的檔案館藏為依託。<ref>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chinesedh2025.eas.princeton.edu).</ref>

== 二、西班牙：傳教士、菲律賓與「黃金時代」 ==

=== 2.1 方濟各·沙勿略與「適應」策略 ===

西班牙漢學史始於納瓦拉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1506–1552），耶穌會的聯合創始人。沙勿略在印度、東南亞和日本十年的傳教工作使他得出了一個重大結論：中國是整個東亞世界的文明源頭，中國的皈依將帶動整個地區的基督教化。1552年9月他抵達廣東沿海的上川島，開始學習中文，甚至用中文編寫了一本教理問答——使他成為最早將中文作為研究對象的歐洲人之一。同年12月他在島上去世，但他的遺產影響深遠。他所倡導的「適應」策略（''shìyìng cèlüè'' 适应策略）——學習當地語言、尊重本土風俗、以西方科學作為贏得影響力的手段——成為此後兩個世紀天主教在東亞傳教工作的主導模式。<ref>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54–60.</ref>

=== 2.2 馬丁·德·拉達：「第一位西方漢學家」 ===

如果說沙勿略是先驅，那麼奧斯定會修士馬丁·德·拉達（1535–1578）則當之無愧地享有現代學者常授予他的稱號——「第一位西方漢學家」。1565年抵達菲律賓後，拉達開始向當地華人學習中文，並撰寫了''Arte 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na''——第一部歐洲人的中國語言學研究。1574年，他訪問福建兩個多月，蒐集了一百多部中國書籍，隨後委託馬尼拉的中國文人將其譯為西班牙文。他的《中國遊記》（''Las Cosas que los Padres Fr. Martín de Rada… Vieron y Entendieron en aquel Reino''）是西方人撰寫的第一部比較準確地反映中國歷史、地理和社會狀況的作品。他將「契丹」與「中國」等同——即確認馬可·波羅筆下的那個傳奇中世紀國度就是經由新航路到達的同一個國家——對世界地理學作出了重要貢獻。<ref>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96–97, citing Li Xueqin.</ref>

=== 2.3 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與《大中華帝國史》 ===

早期西班牙漢學中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也可以說是十八世紀以前歐洲出版的關於中國最重要的著作——是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1545–1618）的''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羅馬，1585年）。門多薩從未到過中國，但他出色地綜合了拉達、赫羅尼莫·馬林、米格爾·德·洛阿爾卡等旅行者的報告，並輔以中國典籍的譯文，匯編成一部中國文明百科全書。該書在十六世紀餘下的十五年間以八種語言出版了四十六個版本，引起了出版界的轟動。它涵蓋了中國的地理、政治、商業、軍事、教育、印刷術、火藥和社會風俗，其全面性和準確性令歐洲讀者驚歎。G. F. 哈德遜寫道：「門多薩的著作觸及了古代中國生活的本質，其出版可被視為一個分水嶺，為歐洲知識界提供了關於中國及其制度的豐富知識。」D. F. 拉赫認為它「具有如此權威性，足以作為十八世紀之前所有中國著作的起點和比較基準」。<ref>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102–113.</ref>

=== 2.4 胡安·科博與最早的中文翻譯 ===

1590年在馬尼拉，道明會修士胡安·科博（1546–1592）將中國道德啟蒙讀物《明心寶鑑》（《明心宝鉴》）譯為西班牙文——這是第一部從中文翻譯成任何西方語言的書籍。科博還撰寫了''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China''——第二部由歐洲人用中文撰寫的作品（繼羅明堅1584年的《聖教實錄》之後）——以及《辯正教真傳實錄》（辩正教真传实录），該書在論述基督教神學的同時，用中文引入了西方科學和技術知識——使之成為任何語言中此類著作的開山之作。<ref>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114–117.</ref>

=== 2.5 龐迪我：「西方儒者」 ===

在真正融入中國知識界的西班牙傳教士中，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獨樹一幟。1597年抵達中國後，龐迪我加入利瑪竇的團隊，二人於1601年一同進入北京，向萬曆皇帝呈獻歐洲珍品——包括一架大鍵琴，龐迪我教宮中太監演奏此樂器。龐迪我成為僅有的兩位可定期出入紫禁城的歐洲人之一。他的中文著作——《七克》（「七種克勝己身之法」）、《日晷圖法》（關於日晷的製造，與孫元化合著）——在中國文人中廣為傳閱，文人們尊稱他為「龐公」。他用星盤測量北京緯度為北緯40度（糾正了歐洲地圖將其錯誤標為北緯50度的謬誤），並證實「契丹」即「中國」，這些均是對漢學和世界地理學的重要貢獻。他致古斯曼主教的詳細報告''Relación de la Entrada de Algunos Padres de la Compañía de Jesús en la China''（1602年），被譯為法語、德語、義大利語、拉丁語和英語，是利瑪竇''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出版之前歐洲所能見到的最具權威性的中國國情報告。<ref>"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CCP's Global Academic Rebranding Campaign," ''Bitter Winter'' (2024).</ref>

=== 2.6 「中國禮儀之爭」與西班牙漢學 ===

曠日持久的「中國禮儀之爭」（約1630–1742年），使主張文化適應的耶穌會士與持批評態度的道明會和方濟各會修士尖銳對立，在很大程度上由西班牙傳教士發起。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1597–1664）和利安當（Antonio de Santa María Caballero，1602–1669）質疑利瑪竇對中國祭祖禮儀和儒家祭典的寬容態度，認為這些儀式構成偶像崇拜，與基督教不可調和。雖然這場爭論對中國的基督教傳教事業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最終導致康熙皇帝禁止傳教活動——但它也產生了大量關於中國哲學、宗教和禮儀的學術文獻。黎玉范撰寫了《中國福音史》（''Historia Evangélica de China''）和數部中西辭典；利安當寫了《天儒印》（「天與儒的印記」）——一部早期比較哲學著作。萬濟國（Francisco Varo，1627–1687）編纂了''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第一部系統分析中國語法的西方專著，對歐洲語言學產生了深遠影響。<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reface, xxii.</ref>

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1618–1686）撰寫了關於清代中國最為翔實的西班牙文記述，包括''Tratados Históricos, Políticos, Ét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quía de China''，啟蒙思想家狄德羅、伏爾泰、孟德斯鳩和萊布尼茲均曾廣泛閱讀此書。耶穌會士亨利·伯爾納寫道：「不參考閔明我的著作，歐洲幾乎不可能理解東亞的禮儀之爭。」<ref>"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 report (2024); ''Sinology vs. the Disciplines, Then & Now'', China Heritage (2019).</ref>

=== 2.7 西班牙漢學與拉丁美洲：「第三極」 ===

西班牙漢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其向美洲的延伸。許多西班牙傳教士經由新西班牙（墨西哥）前往中國，他們在新大陸的停留創造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三極」。何塞·德·阿科斯塔（1540–1599），歷史學家、利馬學院院長，成為西半球漢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胡安·德·帕拉福克斯-伊-門多薩（1600–1659），普埃布拉大主教、前新西班牙副王，不僅將墨西哥變成了中國禮儀之爭的論壇，還撰寫了''Historia de la Conquista de China por los Tártaros''（1670年）——一部對明朝覆亡的敏銳分析。這一時期伊比利亞、美洲原住民和中國文明在美洲的互動，構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獨特的一章。<ref>"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ow China's Long Reach of Repression Undermines Academic Freedom at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Human Rights Watch (2021).</ref>

=== 2.8 衰落與現代復興 ===

十八和十九世紀是西班牙漢學急劇衰落的時期，反映了西班牙全球勢力的衰退。直到二十世紀，西班牙學者才重新投入中國研究。1973年西班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提供了強大的推動力。羅惠靈在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的開創性工作、馬德里自治大學和格拉納達大學的漢學課程，以及在多所西班牙大學（康普頓斯、瓦倫西亞、巴塞隆納、格拉納達等）建立孔子學院，為該領域注入了新的活力。當代西班牙漢學涵蓋翻譯與文學研究、當代中國研究，以及對西班牙傳教士在歐洲中國知識形成中所扮演歷史角色的日益關注。<ref>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ch. 7, pp. 100–111.</ref>

== 三、伊比利亞遺產 ==

葡萄牙和西班牙對歐洲漢學發展的貢獻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葡萄牙航海家開闢了海上通道；葡萄牙和西班牙傳教士率先從事中國語言研究、中文文獻翻譯和對中國文明的系統描述。門多薩、曾德昭、龐迪我、閔明我和萬濟國的著作成為歐洲漢學整座大廈賴以建立的基礎文本。他們的遺產絕非僅具古董價值：里斯本、澳門、馬德里、塞維利亞和梵蒂岡的檔案收藏——包括伊比利亞傳教士撰寫的數千份手稿、書信、辭典、語法書和報告——仍然是研究近代早期中國和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不可或缺的資源。

== 參考文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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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 ==
<referen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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