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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翻譯作為漢學方法 =

== 1. 引言：作為漢學家的譯者 ==

翻譯始終是漢學的奠基性行為。在歐洲語言中出現中國哲學史之前，在比較文學或社會科學分析成為可能之前，必須首先有翻譯——將中國文本轉化為西方語言這一艱辛、不完美卻不可或缺的勞作。從1687年耶穌會士將《四書》譯成拉丁文，到最新的人工智能輔助古典詩歌翻譯，漢學史在根本意義上就是一部翻譯史。本書前各章所論述的每一位重要漢學家，在其職業生涯的某個階段都是翻譯者。許多人——理雅各、韋利、衛禮賢、高本漢、顧彬——主要以翻譯家的身份被後世銘記。而數百年來活躍於漢學界的論爭——翻譯應該多麼直譯？需要多少注釋？詩歌能否經受翻譯的考驗？——在根本上都是關於翻譯的論爭。

本章不僅將翻譯視為一種實踐活動，更將其視為一種獨立的漢學方法。它追溯了翻譯實踐從最早的傳教士努力，歷經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偉大的語文學翻譯，到二十一世紀數字革命的發展歷程。它考察了被用來處理中文轉譯為西方語言問題的理論框架——從歌德的翻譯三階段到現代翻譯學。它直面在我們這個時代已變得迫切的問題：當機器能夠翻譯時，漢學將何去何從？

利害攸關。正如大衛·霍尼在其先驅漢學家概覽中所指出的，「漢學傳統上被認為是通過書面記錄對前現代中華文明進行的人文研究」，「漢學家」這一頭銜在歷史上「等同於『語文學家』」。<ref>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preface, xxii.</ref>如果語文學是漢學的靈魂，翻譯就是其跳動的心臟。一個不能翻譯的漢學家，嚴格說來就不是漢學家。然而翻譯也是漢學最暴露的側翼——在這個點上，學科的主張最為明顯地接受中國語言之不可克服的他異性和文明之間不可消弭的距離的檢驗。

== 2. 傳教士譯者：拉丁文、準確性與對等問題 ==

=== 2.1 耶穌會士與最初的翻譯 ===

漢學翻譯史始於耶穌會士。1583年利瑪竇（Matteo Ricci）抵達中國時，他開啟了一項文化翻譯事業，將在此後數百年間塑造西方對中國的理解。利瑪竇「通過文化適應進行傳教」的策略不僅要求耶穌會士學習中文，還要求他們將中國文本——尤其是儒家經典——轉譯為歐洲知識分子能夠閱讀的語言。<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reface, x.</ref>

這一努力的第一個重要成果是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國哲學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這部《四書》中三書的拉丁文譯本——《論語》、《大學》和《中庸》——主要由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和魯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等耶穌會士完成。附有長篇導言、孔子傳記和詳盡注釋。按當時的標準衡量，這一翻譯相當準確；耶穌會士的優勢在於與中國學者的密切合作，後者幫助他們理解經典文本和注疏傳統。<ref>Zhang Xiping, lecture 1,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Sinology Studies," pp. 165–168.</ref>

然而，《中國哲學家孔夫子》不可避免地也是一種詮釋行為。耶穌會士將中國概念轉譯為拉丁經院哲學的詞彙，在儒家思想與基督教觀念之間尋找對應關係，有時富有啟發性，有時卻造成誤導。將「天」譯為Deus（上帝），將「禮」譯為ratio（理性），將「仁」譯為charitas（慈善），為儒家思想強加了一個基督教框架，而擺脫這一框架需要數個世紀。<ref>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用霍尼的話說，這一翻譯是「耶穌會譯者」而非「前漢學家」的作品——其目的不是無私的學術研究，而是證明儒家思想與基督教相容，並最終是基督教的預備。<ref>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see also the Digital Humanities guide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ref>

=== 2.2 術語對等問題 ===

耶穌會士在西方知識史上首次面對了在中國與歐洲概念體系之間進行翻譯的根本問題。這一問題從未被完全解決。正如張西平在其西方漢學導論中指出的，「漢學」（Sinology/hanxue）一詞本身在中文和歐洲語言中都承載著多重且有爭議的含義：在中文中，「漢學」可以指清代考證學派，可以指中國學問的總稱，也可以指西方對中國的研究。每一種含義都意味著譯者與文本之間、詮釋文化與被詮釋文化之間不同的關係。<ref>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困難不僅是語言的，更是概念的。中國哲學詞彙無法整齊地對應西方範疇。「道」一詞被不同地翻譯為「Way」、「Truth」、「Reason」或「Logos」，抵拒任何單一的英語對等詞。正如顧彬（Wolfgang Kubin）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講座中所指出的，當荷蘭漢學家伊維德（Wilt Idema）在其中國文學指南中將「道」譯為「truth」（真理），當德國漢學家瑪麗亞·羅赫爾如法炮製時，他們將一個西方哲學範疇——根植於希臘語ἀλήθεια（真理）的概念——強加於一個內涵截然不同的中國概念。<ref>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ref>將「道」譯為「真理」，是將中國思想同化到西方語言與現實之間對應關係的框架中——這一框架對於中國古典傳統是陌生的，在那裡「道」所指的不是命題性真理，而是一種存在方式、宇宙過程的模式、一條被行走的道路，而非一個被陳述的事實。

這一問題——中國概念與西方概念之間完美對等的不可能性——並非翻譯的缺陷，而正是使翻譯在智識上富有成效的條件本身。每一次翻譯都是一種詮釋，而每一種詮釋都揭示出關於源語文化和目標語文化的某些東西。漢學翻譯史在此意義上就是一部跨文化詮釋學史：每一次中國經典的新譯本不僅反映了語文學知識的進步，也反映了翻譯文化智識關懷的變遷。

== 3. 偉大的翻譯家：理雅各、衛禮賢、韋利、高本漢 ==

=== 3.1 理雅各：「寧拙勿滑」 ===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為中國經典的學術翻譯設定了至今未被完全超越的標準。他的鴻篇巨製《中國經典》（Chinese Classics，1861–1872年出版）為英語世界提供了第一批嚴謹的、具有語文學基礎的儒家經典譯本。<ref>See Chapter 22 (Translation) of this volume on AI translation challenges.</ref>

理雅各的翻譯哲學堅定地傾向直譯。他著名的格言——「寧拙勿滑」（better wooden than woolly）——表達了他的信念：準確性必須優先於優雅。<ref>"Wenyan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asks," arXiv preprint (2025).</ref>這並非天真的字面主義；理雅各深諳中國注疏傳統，他豐富的注釋系統地討論了從鄭玄、孔穎達到朱熹及後來的清代語文學家之間的詮釋分歧。正如霍尼所指出的，「他對注疏傳統的把握堪與中國本土學者匹敵，在中國，他被視為《詩經》的專家——具有舊派中國經學注疏的意義」。<ref>"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valuating Adequacy, Fluency, and Elegance," ''Proceedings of EMNLP'' (2025).</ref>

理雅各的譯本之所以經久不衰，恰恰在於其透明性。通過緊貼原文的句法和詞彙，理雅各創造了在英語中有時略顯笨拙、但允許讀者透過英語外殼看到中文文本結構的譯文。他的譯文在某種意義上是窗戶而非畫作——它們犧牲了美感以獲取清晰度，但所獲得的清晰度是任何更「文學化」的翻譯都無法提供的。

=== 3.2 衛禮賢：作為文化中介者的翻譯家 ===

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代表了一種截然不同的翻譯途徑。理雅各是語文學家，衛禮賢則是文化中介者。理雅各讓風格服從於準確性，衛禮賢則力圖創造出不僅傳達意義、更傳達中國原作精神的德文譯本。<ref>"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ref>

衛禮賢於1924年出版的《易經》譯本成為任何中國文本西譯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之一。其影響遠遠超出漢學：通過榮格（C. G. Jung）為英文版（1950年）所寫的前言，《易經》進入了西方大眾文化，影響了心理學、藝術和音樂等各個領域。約翰·凱奇、菲利普·K·迪克和無數其他人都從衛禮賢的《易經》中汲取了靈感。<ref>See, e.g., Mark Edward Lewis and Curie Viragh,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 no. 1 (2022).</ref>

衛禮賢的遺產揭示了漢學翻譯中一個永恆的張力：學術精確性與文化影響力之間的取捨。理雅各的譯本更準確；衛禮賢的譯本讀者更廣。理雅各的譯本服務於專家；衛禮賢的譯本服務於普通讀者。兩者都不可或缺，漢學翻譯的歷史在這兩極之間擺動。

=== 3.3 韋利：作為語文學家的詩人 ===

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創作出既準確又優美的中國詩歌譯本。他的《一百七十首中國詩》（1918年）和《詩經》（1937年）以前所未有的生動和優雅向英語世界介紹了中國文學。<ref>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chinesedh2025.eas.princeton.edu).</ref>

韋利是一位自學成才者，從未到過中國或日本。他在大英博物館自學了中文和日文。他的翻譯方法得益於對世界文學和人類學的深入了解。他開創了一種自由詩體的詩行，既捕捉了中國詩歌的節奏和意象，又無可爭議地是英語詩歌。<ref>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96–97, citing Li Xueqin.</ref>

=== 3.4 高本漢：作為翻譯家的語言學家 ===

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為翻譯帶來了歷史語言學的嚴謹方法。他的《尚書》和《詩經》譯本以之前任何譯者都未嘗試過的系統性語音重構和語法分析為特色。<ref>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114–117.</ref>

高本漢與韋利的對比富有教益。兩人都翻譯了《詩經》；結果幾乎截然不同。韋利創造了充滿抒情意味的英語詩歌，捕捉了中國詩篇的情感質地；高本漢則創造了直譯式的轉述，以犧牲一切詩歌品質為代價，保留了原作的語法結構和詞彙精確性。每種方法都揭示了另一種方法所遮蔽的原作面向。兩者共同證明，沒有任何單一翻譯能窮盡中國文本的意涵。

== 4. 歌德的三種翻譯及其漢學意義 ==

=== 4.1 理論框架 ===

歌德在其《西東詩集》（1819年）附錄的「札記與論述」中提出了一種三分翻譯理論，對漢學實踐仍具有顯著的相關性。<ref>"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CCP's Global Academic Rebranding Campaign," ''Bitter Winter'' (2024).</ref>歌德區分了三種「時代」或類型的翻譯：

第一種是簡單的散文翻譯，以讀者自身語言和文化的方式向其介紹外國作品的內容。這種翻譯馴化了外國文本，使其易於理解，但也抹平了其獨特品質。在漢學語境中，這相當於耶穌會士和早期傳教士的實用翻譯。

第二種是歌德所說的「仿擬式」翻譯——即挪用外國文本並按照目標語文化的規範和趣味加以改造。在漢學語境中，這相當於龐德（Ezra Pound）等人的「創造性」翻譯，其《華夏集》（Cathay，1915年）基於中國原作創作了出色的英語詩歌，而龐德實際上無法閱讀中文原文。<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reface, xxii.</ref>

第三種——歌德認為最高的一種——追求與原作的同一性（Identität）。它不是馴化也不是挪用外國文本，而是力圖創造一個與原作佔據同一概念和美學空間的新文本。在漢學語境中，這一理想對應於偉大的語文學翻譯家的抱負：理雅各堅持保留中文結構、高本漢堅持語音準確性，以及韋利在另一種意義上力圖創造出與中文原作之於中國讀者具有同等關係的英語詩歌。

=== 4.2 對漢學實踐的應用 ===

歌德的框架照亮了貫穿漢學翻譯全史的張力。第一和第二種翻譯服務於目標語文化的需要：它們以歐洲的方式將中國思想和文學帶給歐洲讀者。第三種服務於原文的需要：它試圖保持中文原作的完整性，即使代價是使譯文對歐洲讀者而言困難或陌生。

德國漢學傳統對歌德的框架尤為關注。海尼施（Erich Haenisch）的Extenso-Übersetzung（「廣延翻譯」）概念——一種以詳盡注釋和解說伴隨翻譯的語文學方法——代表了對這一問題的一種回應。<ref>"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 report (2024); ''Sinology vs. the Disciplines, Then & Now'', China Heritage (2019).</ref>

== 5. 顧彬與十卷本《中國文學史》 ==

=== 5.1 翻譯一個完整的傳統 ===

顧彬（Wolfgang Kubin，1945年生）代表了一種獨特的漢學翻譯途徑。作為十卷本《中國文學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任何西方語言中最廣泛的中國文學史——的作者和編者，顧彬面臨的挑戰不僅是翻譯個別文本，而是翻譯一整個文學傳統。<ref>"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ow China's Long Reach of Repression Undermines Academic Freedom at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Human Rights Watch (2021).</ref>

正如李雪濤在顧彬北京外國語大學講座系列的導言中所指出的，顧彬對中國文學的方法是「多維的」：他兼具漢學家、翻譯家、詩人和文學批評家的角色。<ref>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ch. 7, pp. 100–111.</ref>

吳漠汀提出的一個關鍵問題涉及顧彬的總論旨——所有文學皆源於與神聖者的對話。這一前提讓人聯想到馬丁·布伯的對話哲學和顧彬本人早年的神學研究，但不易與最早的文學文本的證據相調和。吳漠汀指出，顧彬的詮釋框架令人想起早期耶穌會傳教士和象數派的詮釋策略，他們在《道德經》和其他中國經典中尋找基督教上帝或三位一體等概念的痕跡。當原始文本中找不到這類證據時，這些學者便調整其拉丁文翻譯，直到出現所需的神學共鳴——至少在翻譯中如此。

除顧彬的十卷本文學史外，還出現了幾部單卷本著作：施密特-格林策爾（Schmidt-Glintzer）著有《中國文學史》，1990年首次由Scherz出版、1999年由C.H. Beck再版；艾默里希（Emmerich）領導團隊（包括漢斯·范·艾斯、勞爾·大衛·芬代森、馬丁·柯恩和克萊門斯·特雷特）為Metzler出版社編著了2004年的《中國文學史》。

=== 5.2 作為詮釋者的翻譯家 ===

顧彬在討論伊維德將有關「道」的儒家段落譯為「truth」（真理）時提出了根本性問題：「我們真的能把道翻譯為真理或現實嗎？我對此表示懷疑。」<ref>Thomas Michael, "Heidegger's Legacy for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Laoz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1, no. 2 (2020): 299.</ref>他對「情」——被不同地翻譯為「emotion」（情感）、「feeling」（感覺）、「sentiment」（情緒）或「circumstance」（情境）——的分析進一步說明了這一點。在分析陸機的《文賦》時，顧彬指出，「詩緣情」一語——通常被翻譯為「詩歌源於情感」——如果將「情」理解為唐代之前的用法即「外在世界」或「情境」，而非現代西方意義上的「情感」，則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含義。<ref>Steven Burik, ''The End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Comparative Thinking: Heidegger, Derrida, and Daoism'' (Albany: SUNY Press, 2009).</ref>

== 6. 機器翻譯與中文：古典與現代中文的挑戰 ==

=== 6.1 數字轉向 ===

機器翻譯的出現為漢學翻譯帶來了新的挑戰和可能性。神經機器翻譯（NMT）系統在翻譯現代中文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但古典中文對目前的NMT系統提出了未被克服的艱巨挑戰。根本問題在於古典中文是一種與現代中文截然不同的語言，具有不同的語法、詞彙和表達慣例。<ref>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UNY Press, 1987), preface.</ref>

=== 6.2 具體技術挑戰 ===

近期研究確定了機器翻譯系統在處理古典中文時面臨的若干具體挑戰：命名實體識別、多義性和語境依賴、文化典故，以及文學品質問題。<ref>Francois Jullien, ''Detour and Access: Strategies of Meaning in China and Greece''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ref><ref>Wolfgang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3), ch. 11, pp. 194–195.</ref>

=== 6.3 最新進展 ===

2025年《科學報告》中的一項研究描述了一種多代理框架，將古典中文翻譯分解為三個階段：詞級詮釋、段落級生成和多維審核。<ref>Bryan W. Van Norden, ''Taking Back Philosophy: 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ref>另一項研究對大型語言模型在翻譯古典中國詩歌方面的表現進行了基準測試，評估了充分性、流暢性和典雅性。<ref>Carine Defoort,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1, no. 3 (2001): 393–413.</ref>

== 7. 未來：AI翻譯及其對漢學的影響 ==

AI翻譯系統的快速進步為漢學的未來提出了迫切問題。目前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機器翻譯無法取代區分學術翻譯與單純解碼的詮釋判斷。然而，AI翻譯工具開闢了漢學研究的新可能性。翻譯最深刻的含義可能不是實踐性的而是概念性的：如果機器能翻譯，那麼翻譯就不僅是技術技能，而是某種更多的東西——一種詮釋行為、一種理解形式、一種不可化約地屬於人類的與另一種文化交往的方式。

== 8. 結論：翻譯與漢學的未來 ==

漢學翻譯史是一部日益精緻化的歷史。然而根本挑戰始終未變。中文和西方語言編碼著不同的思維方式、不同的審美價值、語言與現實之間不同的關係。沒有任何翻譯能完全彌合這一鴻溝；每一次翻譯充其量只是近似。這不是失敗，而是可能性的條件。正因為翻譯是不完美的，它才在智識上是富有成效的。

翻譯，簡而言之，不只是漢學家工具箱中的一種方法。它是使所有其他方法成為可能的方法。沒有翻譯，西方就無法接觸中華文明；有了翻譯，這種接觸總是被中介的、總是詮釋性的、總是不完整的——因此總是能產生新的理解。漢學的未來，一如其過去，將以翻譯書寫。

== 附註 ==

== 參考文獻 ==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West-ostlicher Divan: Mit allen Noten und Abhandlungen''. Stuttgart: Cotta, 1819.

Honey, David B.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Kubin, Wolfgang, ed.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10 vols. Munich: K. G. Saur, 2002–2010.

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 5 vols. London: Trubner, 1861–1872.

Waley, Arthur. ''170 Chinese Poems''. London: Constable, 1918.

Wilhelm, Richard. ''I Ging: Das Buch der Wandlungen''. Jena: Diederichs, 1924.

Zhang Xiping. ''Ouzhou zaoqi hanxue shi'' [A History of Early European Sinology].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9.

== 註釋 ==
<referen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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