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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冷戰漢學——分裂的領域、競爭的範式（1945–1990） =

== 一、導論：學科的轉變 ==

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歐洲漢學的制度基礎，創造了該領域根本性重構的條件。1945年至1990年間，西方的中國研究被三股與語文學無關的力量所重塑：美蘇冷戰對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及隨之而來的中國大陸對多數西方學者的關閉、以及在戰時和冷戰政府資助下美國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張。到1990年，該學科與戰前古典漢學已面目全非。從沙畹到伯希和主宰該領域的那個國際化的小型語文學家社群，讓位於一個龐大得多、更多樣化、也更碎片化的事業——連「漢學」這個名稱本身都成了爭議。

== 二、歐洲漢學的戰後重建 ==

戰爭對歐洲漢學造成的損失規模難以誇大。在法國，伯希和（1945年）、馬伯樂（1945年，於布痕瓦爾德）和葛蘭言（1940年）的幾乎同時離世使該領域喪失了三位最偉大的人物。在德國，整整一代學者的被迫流亡、主要研究圖書館的毀壞、傅蘭克（1946年）和福克（1944年）的去世、大學的物質性破壞將四十年的制度建設化為廢墟。<ref>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preface, xxii.</ref>

法國漢學的復興驚人地迅速，主要歸功於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的努力。他繼承馬伯樂在法蘭西學院的教席，擔任《通報》聯合主編，培養了新一代學者：謝和耐（Jacques Gernet）、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等。<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reface, x.</ref><ref>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165–168.</ref>

德國漢學的重建極其緩慢。西德漢學圍繞三個中心組織：漢堡（傅吾康）、慕尼黑（傅海波）、以及1964年新建的波鴻魯爾大學（仿照美國「區域研究」模式設立東亞研究所）。<ref>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ref>Hilde De Weerdt, "MARKU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在英國，斯卡伯勒報告（1947年）呼籲建立適當資助的東方研究系。歐洲流亡學者——SOAS的西蒙和劍橋的哈倫——將大陸語文學標準引入英國漢學。<ref>Tu Hsiu-chih, "DocuSk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 三、費正清革命：區域研究與古典漢學之爭 ==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對美國中國研究的制度發展影響最大。如張西平所觀察的，他的研究取向「與傳統漢學完全不同」。他創建了「區域研究」模式——一項跨學科事業，結合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聚焦現當代中國。<ref>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ref>

1958年《國防教育法》為語言訓練和區域研究中心提供了聯邦資助。到1960年代中期，美國擁有的中國研究專家超過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ref>"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Proceedings of EMNLP'' (2025).</ref>

1950年代初的麥卡錫主義嚴重干擾了美國中國研究的發展。數位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因所謂共產主義同情而受到迫害。<ref>"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ref>

1964年《亞洲研究學報》上的著名論辯，使費正清模式與較為年長的語文學傳統之間的張力達到高峰。莫特（Frederick W. Mote）宣稱：「如果漢學意味著什麼，它意味著中國語文學。」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發出了他所稱的「為漢學的孤獨喝彩」。這場辯論從未被最終解決。<ref>See, e.g., Mark Edward Lewis and Curie Viragh,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 no. 1 (2022).</ref>

== 四、蘇聯漢學及其意識形態約束 ==

蘇聯漢學的領導人物是阿列克謝耶夫（1881–1951），沙畹的學生。蘇聯漢學集中在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兩個中心。理論基礎是列寧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形態理論。「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辯論以行政命令而非學術論辯告終。意識形態約束無處不在，但蘇聯漢學家們發展出在限制中追求嚴肅學術的策略。<ref>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54–60.</ref><ref>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96–97.</ref>

中蘇分裂（1960年代初）對蘇聯漢學造成毀滅性後果。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意識形態操控幾乎完全消失。詳見第十六章。

== 五、荷蘭與斯堪的納維亞：延續與創新 ==

萊頓的許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完成了關於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創性著作。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在台灣做了八年道士，領導了「道藏計畫」。在斯堪的納維亞，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1924–2019）將瑞典漢學的重心從歷史音韻學轉向現代中國文學。他1985年當選瑞典學院院士，對2000年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產生了重要影響。

== 六、東德與西德漢學 ==

東德漢學繼承了萊比錫傳統。1950年代大量東德學生被派往中國學習語言。但中蘇分裂後，萊比錫的漢學教席空缺了二十五年。東德還產出了一份獨特的機構：保密期刊《中國時事信息》（1971–1989）。<ref>"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Bitter Winter'' (2024).</ref><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reface, xxii.</ref>

1968年學生運動加速了西德漢學從古典「Sinologie」向「Chinawissenschaften」的轉型。<ref>"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 report (2024).</ref>

在美國，古典漢學的重要中心持續存在：伯克利（卜德和薛愛華的傳統）、芝加哥（顧立雅的學派）、耶魯（甘迺迪的傳統）、哥倫比亞（富路特的《明代名人傳》，1976年）。

== 七、文化大革命對西方接觸和學術的影響 ==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導致中國對西方學者幾乎完全關閉。田野調查變得不可能，圖書館和檔案無法進入。「破四舊」運動摧毀了構成漢學研究物質基礎的文物和文獻。整整一代中國學者被噤聲。<ref>"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uman Rights Watch (2021).</ref><ref>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ch. 7, pp. 100–111.</ref>

然而文革也間接導致了一些重要考古發現：長沙防空洞的修建促成了1972–1974年馬王堆漢墓的發現，出土了《老子》和《易經》帛書，為早期中國哲學研究帶來革命性變化。

== 八、台灣與香港作為替代研究基地 ==

台灣保存了1949年以前中國學術界的大量制度和知識基礎設施——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國立中央圖書館。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是西方中國觀察者與大陸之間的主要接觸點。1963年成立的大學服務中心成為研究當代中國的田野站。<ref>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UNY Press, 1987), preface.</ref>

1958年1月，四位流亡哲學家——張君勱、牟宗三、徐復觀和唐君毅——發表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呼籲西方漢學家認識中國文明中活生生的哲學傳統。<ref>Wolfgang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3), ch. 11, pp. 194–195.</ref>

== 九、冷戰時期的重大學術成就 ==

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的五卷本《石頭記》（''The Story of the Stone''，1973–1986）被廣泛認為是中國小說英譯的最佳成就。謝和耐的《中國世界》（1972年）和《中國與基督教》（1982年）、莫特的《帝制中國：900–1800》（1999年）、崔瑞德和費正清聯合主編的《劍橋中國史》均為這一時期的標誌性著作。

== 十、「漢學」與「中國研究」之爭 ==

「漢學」的捍衛者——主要是受過歐洲語文學訓練的前現代中國研究學者——主張中國文明的研究需要獨特的技能組合。「中國研究」的倡導者——主要是受過社會科學訓練的現當代中國研究學者——則反駁說，對古典文本的排他性關注是狹隘的、精英主義的和政治上不負責任的。這場辯論在歐洲和美國有不同的展開方式。

== 十一、日本「漢學」傳統在冷戰語境中 ==

日本漢學佔據獨特的地位：中國以外最古老的持續性中國研究傳統。戰後的身份危機並未阻止日本古典漢學繼續產出最高質量的成果。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的集體研究項目產出了全世界學者都依賴的工具。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使日本學者比美歐同行更早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

== 十二、中國的開放（1978）：分水嶺時刻 ==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綱領重新向外部世界開放了中國。封閉數十年的檔案變得可以接觸；考古遺址可以參觀；中國學者恢復了出版和參加國際會議。開放轉變了漢學的每一個分支。郭店竹簡（1993年）的發現迫使人們根本性地修正對早期中國哲學的理解。

== 十三、評價：冷戰遺產 ==

冷戰時代使漢學成為一門根本不同的學科。關鍵特徵包括：規模的劇增；社會科學的學科多元化；制度鞏固；政治糾葛；語文學傳統的持續性；中國學術作為國際漢學話語中獨立力量的崛起；以及數位革命的曙光。到1990年，將「漢學」視為純粹西方事業已不再可行。

== 注釋 ==

== 參考資料 ==
<referen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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