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Sinology - Revision history

XUE HANYI at 03:54, 16 Jul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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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 HANYI: /* Week 3 Classical times until M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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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non Yang(Yang jiaxuan): /* Kor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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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Shannon Yang(Yang jiaxuan): /* 4 Japan/Kor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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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apan/Korea

Shannon Yang(Yang jiaxuan): /* 4 Japan/Kor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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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apan/Korea

Jintong: /* Fr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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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Jintong: /* Fr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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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Wangyizhou at 02:56, 18 Jun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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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Zihan: /* Brita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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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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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璐, and吴泓缈."浅谈法国当代汉学研究."法國研究(2013):48-58
-法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有着极悠远的传统。早在 18 世纪，伏尔泰就曾将马若瑟神父（1666-1735）节译的元曲《赵氏孤儿》改编成戏剧，成为当时风靡巴黎剧场的《中国孤儿》。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名著及《老残游记》﹑《儒林外史》﹑《九命奇冤》﹑《金瓶梅》﹑《孽海花》等经典著作的法文版相继问世，几乎是在同一时期，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作品的法文译本陆续出版，在当时形成一股翻译中国文学的热潮，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法国学者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对中国文学的学术性研究。
+法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有着极悠远的传统。早在 18 世纪，伏尔泰就曾将马若瑟神父（1666-1735）节译的元曲《赵氏孤儿》改编成戏剧，成为当时风靡巴黎剧场的《中国孤儿》。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名著及《老残游记》﹑《儒林外史》﹑《九命奇冤》﹑《金瓶梅》﹑《孽海花》等经典著作的法文版相继问世，几乎是在同一时期，鲁迅﹑巴金﹑老舍﹑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作品的法文译本陆续出版，在当时形成一股翻译中国文学的热潮，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法国学者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对中国文学的学术性研究。......
 法国汉学界对道家思想的研究，最早应始于沙畹，在他之前，所谓的研究工作，仅局限在对个别经典（尤其是《道德经》）的翻译上，而沙畹则首次将“道教”视为一种宗教信仰，并对其体系﹑仪式﹑历史发展等进行专门研究。其弟子马伯乐对《道藏》的经典断代工作，初步地整理出道教的产生﹑发展﹑教义﹑仪式等等，为道教及道家思想的研究工作奠定下坚实的基础。
 --[[User:Xue Hanyi|Xue Hanyi]] ([[User talk:Xue Hanyi|talk]]) 11:49, 16 July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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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美德. "奥地利汉学的奠基人———奥古斯都•费茨梅尔"古典文学知识4(2010):107-111
 奥古斯都•费茨梅尔(AugustPfizmaier,1808—1887),精通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汉语、日语等,在汉学、日本学、韩国学、突厥学等东方学分支上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1843年,他开始在维也纳大学开设汉语课程,这是奥地利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也使奥地利成为欧洲最早设立汉学课程的国家之一。1847年,他把日本江户时代作家柳亭种彦的《合刊浮世形6枚屏风》翻成了德文,这在西方世界是第一次。1848年,他成为奥地利皇家科学院人文学部的正式院士,此后在科学院研究整整40年,平均每年翻译200页汉文和125页日文著作,逝世前一周还发表了一篇论文。他笔耕不辍,学富五车,成为德语区乃至西方世界东方学诸多领域的先驱。--[[User:Mao Yucheng|Mao Yucheng]] ([[User talk:Mao Yucheng|talk]]) 10:33, 21 May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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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汉学家 查赫、库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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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查赫（Erwin Ritter von Zach,1872-1942）出身于奥地利的高级军人家族。查赫本人弃武从文，最初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自然科学和高等数学，同时学习了中文。1896年至1897年间他赶赴中国前，又在莱顿大学师从薛力赫、高延等继续进修汉语。之后在1901年前受到英国人雇佣在中国海关任职，后来成为东亚多处领事馆外交官。担任外交官期间和退休后，查赫完成了许多汉学著作。霍福民（A. Hoffmann）教授曾经将他的全部著作整理成一个细目，凡318种，其中成书12种，杂志论文84篇，书评224篇。查赫对于汉学的贡献首先是他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特别是李白、杜甫、韩愈的诗歌几乎全部被他翻译成德文。除此之外他还旁征博引，考证出处，1976年美国旧金山出版了他翻译的扬雄《法言》德译本。
 弗朗茨·库恩（Franz Kuhu,1884-1961）是另一种类型的翻译大师。他出生在德国东部的弗兰肯贝格城，1903年夏库恩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之后又到柏林大学学习中文课程。库恩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成为了自由的汉学翻译者。1930年在莱比锡岛屿出版社（Insel-Verlag）出版《金瓶梅》节译本获得成功。二战结束前他翻译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主要有《好逑传》、《二度梅》、《红楼梦》、《水浒》、《隔帘花影》、《三国演义》等；他还翻译了茅盾的《子夜》等现代小说。二战后主要翻译了唐代传奇和各种文学选集。和查赫不同，库恩的汉学著作主要面向广大读者而非专家，因此他在普通民众中有着很大的影响。--[[User:Zhao jiangshan|Zhao jiangshan]] ([[User talk:Zhao jiangshan|talk]]) 23:47, 27 May 2018 (UTC)
 ==Week 8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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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万历时期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是中西饮食文化交流史上的开拓者。利玛窦发回欧洲的个人回忆录及其所著中文书稿是中西食物知识交流的重要载体与文本证据，他向西方传回了大量的中国食物信息并引起了欧洲知识群体的讨论，激发了更多欧洲人进一步探索中国的欲望。当然利玛窦所记录中国土特产与他在华游历路线有关，并且他的记录也存在一定疏误之处。除去食物之外，利玛窦还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和总结中国的宴饮文化。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斋旨》和《畸人十篇》，以中文的方式在华传播了西方天主教斋素教义，他通过文化适应策略，顺利地使得西方宗教饮食知识纳入到中国知识历史的演变过程中。
 --[[User:Mao Yucheng|Mao Yucheng]] ([[User talk:Mao Yucheng|talk]]) 10:28, 21 May 2018 (UTC)
 ==Week 4 Sinology and Translations: Earliest translations from the West to Chinese 从西方到中国的早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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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ea===
+姓名：崔守雅 学号：201519080031
 * <big>'''一 韩国的古诗'''</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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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rea===
-一、韩国的古诗
+* <big>'''一 韩国的古诗'''</big>
 .韩国古诗的特点--跟中国的汉诗有什么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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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诗具有一种渗透性的朝超脱方向运动的特点。这反映了自由与解脱的佛教传统，也反映了在渴望秩序与管束的同时也追求终极智慧的儒教传统。佛教和儒教对韩国文学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高丽王朝时代，即“汉诗”（用汉文写作诗）发展成熟的时期，佛教居主要地位。在朝鲜王朝时代，即“时调”和“歌辞”这两种据认为最能表达韩国人的感情的通俗文学形式达到全盛发展的时期，则一直是儒教居主要地位。人格修养是这两个体系都不可或缺的部分。佛教所向往的超脱的人与儒教所向往的圣贤之士的基础是相同的。
-二、韩国和中国的服饰
+* <big>'''二、韩国和中国的服饰'''</big>
 （1）韩国的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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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辛亥革命,受到西方服装的影响,从以前的华丽形态转变为简洁的设计和优雅的颜色。
-三、对传播文化我的想法
+* <big>'''对传播文化我的想法'''</big>
 韩国文化主流与中国文化有许多相似和相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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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顾琳（中国近现代经济史）--[[User:Root\|Root]] ([[User talk:Root\|talk]]) 11:39, 9 April 2018 (UTC)		* 顾琳（中国近现代经济史）--[[User:Root\|Root]] ([[User talk:Root\|talk]]) 11:39, 9 April 2018 (UTC)
		+
		+	===Korea===
		+
		+	一、韩国的古诗
		+
		+	1.韩国古诗的特点--跟中国的汉诗有什么共同点？
		+	（1）什么是汉诗？
		+	汉诗的定义为在韩国、日本等地使用汉文,根据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诗以及各种文学作品,也是与本国语言相结合的诗集,通俗易懂地叙述了中国传统诗歌文学。
		+	在古代韩国，作诗是一门有实际用处的技能。它是评定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担任公职为国家效劳的主要标准之一，也是衡量一个人的人格修养的尺度。对待诗的这种态度产生了某些有趣的后果。
		+	（2）有什么特点
		+	首先，诗往往以“我”为中心，往往是一种自由。这种主观传统到了造诣不够深厚的人手里会格于一些严格的规则而落于俗套，但是到了大诗人手里就能让读者以诗人的感受中发现他自己的感受，因此也是所有人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由具体而至于普遍的。这确实是好诗的标志。
		+	第二，诗具有一种渗透性的朝超脱方向运动的特点。这反映了自由与解脱的佛教传统，也反映了在渴望秩序与管束的同时也追求终极智慧的儒教传统。佛教和儒教对韩国文学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高丽王朝时代，即“汉诗”（用汉文写作诗）发展成熟的时期，佛教居主要地位。在朝鲜王朝时代，即“时调”和“歌辞”这两种据认为最能表达韩国人的感情的通俗文学形式达到全盛发展的时期，则一直是儒教居主要地位。人格修养是这两个体系都不可或缺的部分。佛教所向往的超脱的人与儒教所向往的圣贤之士的基础是相同的。
		+
		+	二、韩国和中国的服饰
		+
		+	（1）韩国的韩服
		+	韩服是韩民族特有的衣服。韩服从古代开始就通过与中国的交流,引进中国式的服装,
		+	实现韩民族的发展和变化。
		+	虽然不能说抄袭,但也不能说是独自性的东西。
		+	它是通过保留独立的方式,通过中国引进文物演变而成的。
		+	在韩服时代的变迁史中,最大的特点是,上流层和中央官厅的服装进行了中国化,
		+	但在民间还留有很多韩国固有的要素。
		+	这是东亚文化圈国家之间存在的差异,也是共同的问题。
		+
		+	（2）中国的汉服(例子旗袍)
		+	来自满族人穿的长衫由来已久,汉族开始称赞为旗袍。旗袍普及到中原后期,到清朝后期汉族
		+	模仿满族服装获得了人气。
		+	经过辛亥革命,受到西方服装的影响,从以前的华丽形态转变为简洁的设计和优雅的颜色。
		+
		+	三、对传播文化我的想法
		+
		+	韩国文化主流与中国文化有许多相似和相关的地方。
		+	韩中日三国开始使用筷子等，找出来的话,在各种方面共同的部分很多。
		+	其中也有从中国开始传播到韩国、日本的情况。
		+	也有从韩国或日本开始传播到中国的。
		+	我觉得文化是‘充满活力的(dynamic)存在,’。
		+	所谓文化,不是停留在某一个地方，‘文化’不断传播到周边国家。
		+	在这样的过程中,虽然起源于中国,但随着不断发展和变化,成为韩国的固有文化。

	==5 Europe (France, Britain, Germany, Austria, Russia…)==		==5 Europe (France, Britain, Germany, Austria,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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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法国汉学，经过儒莲、沙畹、微席叶几代人的努力，此时已进入成熟期，成为国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的领头羊。以崇尚古代历史和文化经典的传统汉学，无论在研究队伍、研究成果和研究形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作为成熟期的法国汉学，呈现以下一些显著标志'''：
-    第一，研究机构的增多和研究队伍的增强。这个时段法国汉学主要的教学和研究阵地，除了十九世纪的法兰西高级研究院和巴黎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外，巴黎大学、里昂大学、波尔多大学、巴黎高级研究学校、国家科研中心、罗浮宫学校等也陆续开设中文系或中国学专业。另外，巴黎亚洲学会、附属巴黎大学的汉学高级研究所、法国远东学院、日佛会馆等研究机构也都增设了汉学研究机构。在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从事学习的学员达四百多名，教员也有数十人之多。其中设在远东地区的法国远东学院，是这个时段成立并在远东地区产生极大影响的一所法国汉学研究机构。该院以印度支那和中国的考古学为主，旁及语言文化。第二年学院的一些出版物开始面世，其中《考古学志》是考古专业杂志，到20世纪结束已出版22册；《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和“法国远东学院集刊”以研究印度支那和中国文化为主前者每年一卷，后改为一年二期，后者至20世纪结束已出版181册。这是法国在亚洲历史最悠久、成果也最显著的一所研究机构，标志着法国的汉学研究已由间接传播进入发生地第一手资料的直接获得；传播和研究的主体也由传教士的个别行为和随意性，转为专业学者和专门研究机构的计划性和规范性研究。1957年，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独立，法国远东学院撤回法国巴黎。 目前，远东学院有三十多位亚洲学研究专家，从事文献学、金石学、人类学、考古学、史学和艺术史方面的研究，并在中国台北、香港、福州，印度、吉隆坡、首尔、东京、河内、金边等有常设研究机构。二十世纪法国一些著名的汉学家如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谢和耐等都曾在这个学院学习或工作过，并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汉学论着，因而声名远播。
+第一，研究机构的增多和研究队伍的增强。这个时段法国汉学主要的教学和研究阵地，除了十九世纪的法兰西高级研究院和巴黎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外，巴黎大学、里昂大学、波尔多大学、巴黎高级研究学校、国家科研中心、罗浮宫学校等也陆续开设中文系或中国学专业。另外，巴黎亚洲学会、附属巴黎大学的汉学高级研究所、法国远东学院、日佛会馆等研究机构也都增设了汉学研究机构。在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从事学习的学员达四百多名，教员也有数十人之多。其中设在远东地区的法国远东学院，是这个时段成立并在远东地区产生极大影响的一所法国汉学研究机构。该院以印度支那和中国的考古学为主，旁及语言文化。第二年学院的一些出版物开始面世，其中《考古学志》是考古专业杂志，到20世纪结束已出版22册；《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和“法国远东学院集刊”以研究印度支那和中国文化为主前者每年一卷，后改为一年二期，后者至20世纪结束已出版181册。这是法国在亚洲历史最悠久、成果也最显著的一所研究机构，标志着法国的汉学研究已由间接传播进入发生地第一手资料的直接获得；传播和研究的主体也由传教士的个别行为和随意性，转为专业学者和专门研究机构的计划性和规范性研究。1957年，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独立，法国远东学院撤回法国巴黎。 目前，远东学院有三十多位亚洲学研究专家，从事文献学、金石学、人类学、考古学、史学和艺术史方面的研究，并在中国台北、香港、福州，印度、吉隆坡、首尔、东京、河内、金边等有常设研究机构。二十世纪法国一些著名的汉学家如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谢和耐等都曾在这个学院学习或工作过，并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汉学论着，因而声名远播。
-    第二，涌现出沙畹（Chavannes,Edouard，1865-1918）、伯希和（Pellilt,Paul， 1878-1945）、马伯乐（Maspero,Henri，1883-1945）、葛兰言（Granet,Marcel ，1884-1940 ）、考狄（Cordier,Henri，1849-1925）、列维（Lévi,Sylvain，1863-1935 ）、古兰（Maurice Courant）、斯坦因（Rolf A. Stein）、艾田蒲（René Etienble）等一大批出色的汉学研究代表人物，其中沙畹、伯希和、葛兰言等对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流播贡献尤着
+第二，涌现出沙畹（Chavannes,Edouard，1865-1918）、伯希和（Pellilt,Paul， 1878-1945）、马伯乐（Maspero,Henri，1883-1945）、葛兰言（Granet,Marcel ，1884-1940 ）、考狄（Cordier,Henri，1849-1925）、列维（Lévi,Sylvain，1863-1935 ）、古兰（Maurice Courant）、斯坦因（Rolf A. Stein）、艾田蒲（René Etienble）等一大批出色的汉学研究代表人物，其中沙畹、伯希和、葛兰言等对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流播贡献尤着
-    第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译介进到一些深层问题的探究，学术思想和研究手段也随之产生变革。这个时段的著名汉学家如沙畹、伯希和、马伯乐（Maspero,Henri）、葛兰言和考狄等人，皆到过中国甚至在中国生活多年，又皆具有深厚的学养和系统的“中国学”专业训练，既有当年传教士们对中国的亲历和第一手资料，又有着专业汉学家扎实的功底和专业视野，这种双重功底，使他们对汉学研究向纵深开拓和理论建树成为可能。他们不仅在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经济等汉学领域皆有全面的推进，而且开创了敦煌学、考古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中国学者增添了新的学术领域和研究手段。以中国古典文学而言，不仅开创了敦煌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也开始由文学作品的译介转入文艺学的探究和研究思想上变革和研究手段的创新。例如葛兰言，他在学术思想上不满自19世纪以来汉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考据学派，转而采用结构主义的解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注意社会发展变化以及人与社会环境间的关系，加上又富有独创精神，所以常能一反传统，发人所未发。在《古代中国的祭日和歌谣》这本专着中，作者从“乡野主题”入手，与郑国、鲁国、陈国的春季节日以及春天的皇宫节日联系起来，探讨中国古代节庆、劳动、歌舞与爱情相生相成的关系。他还有意识的运用人类学、神话学等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远古时代原始祭祀的宗教学意义，并引用了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的祭祀和恋爱时的歌舞作为例证，从而得出与中国传统儒家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只要不坚持把《诗经》尊之为经，不把儒家的标准作为衡量价值的首要标准，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说，哪一首诗描绘了恶习，哪一篇歌颂了德行，没有任何东西一定能证明，只有受到王政影响的地方，风尚才会纯正。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多了，人们就会更加有把握地推断出所有的歌谣都表现了往昔正常的风尚习俗” 。此时的法国汉学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上的突破，除了进行文艺学的探究外，还表现在一些作家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移植，用改写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如克洛岱（Paul Claude,1868-1955）的散文诗《认识东方》，瑟加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的诗集《碑林集》等。克洛岱和瑟加兰都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瑟加兰更是两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陕西、甘肃、四川等地，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由此抒发的感慨，已不像当年伏尔泰那样，凭借传教士的第二手资料和一些道听途说，贮满浪漫情调和理想色彩了。
+第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译介进到一些深层问题的探究，学术思想和研究手段也随之产生变革。这个时段的著名汉学家如沙畹、伯希和、马伯乐（Maspero,Henri）、葛兰言和考狄等人，皆到过中国甚至在中国生活多年，又皆具有深厚的学养和系统的“中国学”专业训练，既有当年传教士们对中国的亲历和第一手资料，又有着专业汉学家扎实的功底和专业视野，这种双重功底，使他们对汉学研究向纵深开拓和理论建树成为可能。他们不仅在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经济等汉学领域皆有全面的推进，而且开创了敦煌学、考古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中国学者增添了新的学术领域和研究手段。以中国古典文学而言，不仅开创了敦煌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也开始由文学作品的译介转入文艺学的探究和研究思想上变革和研究手段的创新。例如葛兰言，他在学术思想上不满自19世纪以来汉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考据学派，转而采用结构主义的解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注意社会发展变化以及人与社会环境间的关系，加上又富有独创精神，所以常能一反传统，发人所未发。在《古代中国的祭日和歌谣》这本专着中，作者从“乡野主题”入手，与郑国、鲁国、陈国的春季节日以及春天的皇宫节日联系起来，探讨中国古代节庆、劳动、歌舞与爱情相生相成的关系。他还有意识的运用人类学、神话学等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远古时代原始祭祀的宗教学意义，并引用了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的祭祀和恋爱时的歌舞作为例证，从而得出与中国传统儒家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只要不坚持把《诗经》尊之为经，不把儒家的标准作为衡量价值的首要标准，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说，哪一首诗描绘了恶习，哪一篇歌颂了德行，没有任何东西一定能证明，只有受到王政影响的地方，风尚才会纯正。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多了，人们就会更加有把握地推断出所有的歌谣都表现了往昔正常的风尚习俗” 。此时的法国汉学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上的突破，除了进行文艺学的探究外，还表现在一些作家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移植，用改写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如克洛岱（Paul Claude,1868-1955）的散文诗《认识东方》，瑟加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的诗集《碑林集》等。克洛岱和瑟加兰都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瑟加兰更是两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陕西、甘肃、四川等地，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由此抒发的感慨，已不像当年伏尔泰那样，凭借传教士的第二手资料和一些道听途说，贮满浪漫情调和理想色彩了。
 　　这种深层探讨也表现在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上。 20世纪法国学者对中国戏剧的研究远不止于对中国戏剧特征作一般的描述，还把这些表现特点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去追寻哲学的、文化的源头。最早将中国戏剧表现形式和中国哲学联系起来考察的是法国戏剧家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他是位戏剧理论家、演员和诗人，也是法国反戏剧理论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戏剧和它的影子》和《生命的新发现》、《戏剧及其两重性》等。1924年，他就加入了超现实主义小组，并主持超现实主义研究中心的工作。1931年写出《论巴厘戏剧》、《导演和形而上学》等文章。1932年发表“残酷戏剧”宣言，提出借助戏剧粉碎所有现存舞台形式的主张。他在1938年出版的戏剧论文集《戏剧及其两重性》中十分欣赏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开头的一句话：“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美学观“虚实相生”的形象说明。中国古典戏剧的“涵虚”风格的追求，正源于老子的“无”与“空”的哲学原理，而这种“涵虚性”恰恰是20世纪西方戏剧藉以摆脱自己原有的表现模式，寻求新的出路的依据。阿尔托正是从中受到启发，从而提出“从无走向形，又从形返回无”反西方传统的戏剧构想 。法国当代戏剧理论家乔治•巴努在其《戏剧的出路》一书中也反复引证老子的《道德经》，认定“将西方戏剧界人士求救的种种哲学思想联合在一起的，是他们对‘无’与‘空’的共同追求”，强调老子这位东方哲人的思想对建立欧洲戏剧新的舞台秩序的重要性影响。他指出：“从（20世纪）六十年代起，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经常地放到东方戏剧的练功上，放在通向动作符号的道路上，而不是更多的放在动作符号的本身，这一点是频繁接触东方灵性的结果” 。
-    第四，一批中国学者加入了法国汉学的翻译和研究队伍。这批“外国军团”已不是十八世纪来法朝圣如黄嘉略、马国贤、高类思、杨德望等中国传教士，而是一批来法留学专门从事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如刘半农、傅惜华、戴望舒、吴晓玲、林黎光、王力、高名凯、敬隐渔、徐仲年、汪德耀等，在20世纪上半叶达百人之多。刘半农（1891～1934）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2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次年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语音学。1925年春季，他以《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史》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获得法国学院的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等职。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创立有很大功绩，除捍卫新文学运动展开理论论战外，也付诸创作实践，出版有诗集《瓦釜集》（1924年4月）、《扬鞭集》（1924年6月）、《半农杂文》（1934），翻译有《茶花女》等。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语文运动、实验语音学及汉语语法的研究三个方面。古典文学方面的论着有《敦煌掇琐》（1925）、《宋元以来俗字谱》（合作，1930）、《中国俗曲总目稿》（合作，1932）、《十韵汇编》（合作，1935）等。林黎光（1902－1945）是法国汉学家列维（Lévi,Sylvain，1863-1935 ）的弟子，曾受列维委托，整理列维从尼泊尔带回来的梵文《诸法集要经》，林将此做成汉、藏、法文对照评注本，这在中国佛经整理研究中还是首次。另外，傅惜华、戴望舒、吴晓玲等此时皆在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的汉学杂志上发表过关于中国小说和戏曲的专论，对推动法国汉学对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研究也起了引导作用。留学生当中还有不少人以探究中国古典小说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并在法国的杂志上公开发表，成为法国最早的一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中国的留法学者如罗大冈、梁宗岱、徐仲年等发表一些关于唐代诗人诗作的译介评论，点缀着此时段寥若晨星的汉诗研究。徐仲年在20世纪上半叶陆续发表有《中国诗五十首》（里昂《中国季刊》），《李白诗》、《杜甫诗》（《交流》），其中在里昂《大学杂志》上发表的《白居易研究》是法国汉学研究中第一篇唐代作家专论。梁宗岱有王维诗的法译，罗大冈则出版了两本唐诗专着：一本是《唐诗百首》（1942），翻译唐诗约百首，所选篇目为戴维尔•圣－德尼的《唐诗》之外；另一本是《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诗人》（1948），译介中国古典诗坛的七大名家：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李清照，这在法国汉学研究中也是第一次。--[[User:Jintong|Jintong]] ([[User talk:Jintong|talk]]) 17:08, 25 June 2018 (UTC)
+第四，一批中国学者加入了法国汉学的翻译和研究队伍。这批“外国军团”已不是十八世纪来法朝圣如黄嘉略、马国贤、高类思、杨德望等中国传教士，而是一批来法留学专门从事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如刘半农、傅惜华、戴望舒、吴晓玲、林黎光、王力、高名凯、敬隐渔、徐仲年、汪德耀等，在20世纪上半叶达百人之多。刘半农（1891～1934）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2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次年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语音学。1925年春季，他以《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史》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获得法国学院的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等职。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创立有很大功绩，除捍卫新文学运动展开理论论战外，也付诸创作实践，出版有诗集《瓦釜集》（1924年4月）、《扬鞭集》（1924年6月）、《半农杂文》（1934），翻译有《茶花女》等。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语文运动、实验语音学及汉语语法的研究三个方面。古典文学方面的论着有《敦煌掇琐》（1925）、《宋元以来俗字谱》（合作，1930）、《中国俗曲总目稿》（合作，1932）、《十韵汇编》（合作，1935）等。林黎光（1902－1945）是法国汉学家列维（Lévi,Sylvain，1863-1935 ）的弟子，曾受列维委托，整理列维从尼泊尔带回来的梵文《诸法集要经》，林将此做成汉、藏、法文对照评注本，这在中国佛经整理研究中还是首次。另外，傅惜华、戴望舒、吴晓玲等此时皆在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的汉学杂志上发表过关于中国小说和戏曲的专论，对推动法国汉学对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研究也起了引导作用。留学生当中还有不少人以探究中国古典小说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并在法国的杂志上公开发表，成为法国最早的一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中国的留法学者如罗大冈、梁宗岱、徐仲年等发表一些关于唐代诗人诗作的译介评论，点缀着此时段寥若晨星的汉诗研究。徐仲年在20世纪上半叶陆续发表有《中国诗五十首》（里昂《中国季刊》），《李白诗》、《杜甫诗》（《交流》），其中在里昂《大学杂志》上发表的《白居易研究》是法国汉学研究中第一篇唐代作家专论。梁宗岱有王维诗的法译，罗大冈则出版了两本唐诗专着：一本是《唐诗百首》（1942），翻译唐诗约百首，所选篇目为戴维尔•圣－德尼的《唐诗》之外；另一本是《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诗人》（1948），译介中国古典诗坛的七大名家：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李清照，这在法国汉学研究中也是第一次。--[[User:Jintong|Jintong]] ([[User talk:Jintong|talk]]) 17:08, 25 June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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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是法国汉学的繁荣昌盛时期。这一时期在法国涌现出了很多汉学大师。沙畹是学术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公认的“欧洲汉学泰斗”。他研究中国的佛教、考察文物、碑帖、钻研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中国地理、道教、中外关系史等等。他翻译《史记》，专著有《古代中国的土地神》《两汉时代的石画像》《中国民间艺术愿望的表达》等等。他培养了很多的弟子，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有“四大弟子”之称的：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戴密微。他们都是汉学研究的杰出者：伯希和研究敦煌学，马伯乐重点研究语言学并著有《唐代长安方言研究》，他用实例证明古音体系的存在。葛兰言著有社会学著作《中国古代的节庆和歌谣》。--[[User:Jintong\|Jintong]] ([[User talk:Jintong\|talk]]) 11:35, 19 March 2018 (UTC)		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是法国汉学的繁荣昌盛时期。这一时期在法国涌现出了很多汉学大师。沙畹是学术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公认的“欧洲汉学泰斗”。他研究中国的佛教、考察文物、碑帖、钻研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中国地理、道教、中外关系史等等。他翻译《史记》，专著有《古代中国的土地神》《两汉时代的石画像》《中国民间艺术愿望的表达》等等。他培养了很多的弟子，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有“四大弟子”之称的：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戴密微。他们都是汉学研究的杰出者：伯希和研究敦煌学，马伯乐重点研究语言学并著有《唐代长安方言研究》，他用实例证明古音体系的存在。葛兰言著有社会学著作《中国古代的节庆和歌谣》。--[[User:Jintong\|Jintong]] ([[User talk:Jintong\|talk]]) 11:35, 19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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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法国汉学，经过儒莲、沙畹、微席叶几代人的努力，此时已进入成熟期，成为国外汉学、尤其是西方汉学的领头羊。以崇尚古代历史和文化经典的传统汉学，无论在研究队伍、研究成果和研究形式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作为成熟期的法国汉学，呈现以下一些显著标志'''：
		+	第一，研究机构的增多和研究队伍的增强。这个时段法国汉学主要的教学和研究阵地，除了十九世纪的法兰西高级研究院和巴黎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外，巴黎大学、里昂大学、波尔多大学、巴黎高级研究学校、国家科研中心、罗浮宫学校等也陆续开设中文系或中国学专业。另外，巴黎亚洲学会、附属巴黎大学的汉学高级研究所、法国远东学院、日佛会馆等研究机构也都增设了汉学研究机构。在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中从事学习的学员达四百多名，教员也有数十人之多。其中设在远东地区的法国远东学院，是这个时段成立并在远东地区产生极大影响的一所法国汉学研究机构。该院以印度支那和中国的考古学为主，旁及语言文化。第二年学院的一些出版物开始面世，其中《考古学志》是考古专业杂志，到20世纪结束已出版22册；《法国远东学院学报》和“法国远东学院集刊”以研究印度支那和中国文化为主前者每年一卷，后改为一年二期，后者至20世纪结束已出版181册。这是法国在亚洲历史最悠久、成果也最显著的一所研究机构，标志着法国的汉学研究已由间接传播进入发生地第一手资料的直接获得；传播和研究的主体也由传教士的个别行为和随意性，转为专业学者和专门研究机构的计划性和规范性研究。1957年，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独立，法国远东学院撤回法国巴黎。目前，远东学院有三十多位亚洲学研究专家，从事文献学、金石学、人类学、考古学、史学和艺术史方面的研究，并在中国台北、香港、福州，印度、吉隆坡、首尔、东京、河内、金边等有常设研究机构。二十世纪法国一些著名的汉学家如伯希和、马伯乐、戴密微、谢和耐等都曾在这个学院学习或工作过，并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汉学论着，因而声名远播。
		+	第二，涌现出沙畹（Chavannes,Edouard，1865-1918）、伯希和（Pellilt,Paul， 1878-1945）、马伯乐（Maspero,Henri，1883-1945）、葛兰言（Granet,Marcel ，1884-1940 ）、考狄（Cordier,Henri，1849-1925）、列维（Lévi,Sylvain，1863-1935 ）、古兰（Maurice Courant）、斯坦因（Rolf A. Stein）、艾田蒲（René Etienble）等一大批出色的汉学研究代表人物，其中沙畹、伯希和、葛兰言等对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的流播贡献尤着
		+	第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译介进到一些深层问题的探究，学术思想和研究手段也随之产生变革。这个时段的著名汉学家如沙畹、伯希和、马伯乐（Maspero,Henri）、葛兰言和考狄等人，皆到过中国甚至在中国生活多年，又皆具有深厚的学养和系统的“中国学”专业训练，既有当年传教士们对中国的亲历和第一手资料，又有着专业汉学家扎实的功底和专业视野，这种双重功底，使他们对汉学研究向纵深开拓和理论建树成为可能。他们不仅在历史、哲学、文学、宗教、经济等汉学领域皆有全面的推进，而且开创了敦煌学、考古学等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中国学者增添了新的学术领域和研究手段。以中国古典文学而言，不仅开创了敦煌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也开始由文学作品的译介转入文艺学的探究和研究思想上变革和研究手段的创新。例如葛兰言，他在学术思想上不满自19世纪以来汉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考据学派，转而采用结构主义的解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诗词，注意社会发展变化以及人与社会环境间的关系，加上又富有独创精神，所以常能一反传统，发人所未发。在《古代中国的祭日和歌谣》这本专着中，作者从“乡野主题”入手，与郑国、鲁国、陈国的春季节日以及春天的皇宫节日联系起来，探讨中国古代节庆、劳动、歌舞与爱情相生相成的关系。他还有意识的运用人类学、神话学等研究方法，来探讨中国远古时代原始祭祀的宗教学意义，并引用了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的祭祀和恋爱时的歌舞作为例证，从而得出与中国传统儒家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只要不坚持把《诗经》尊之为经，不把儒家的标准作为衡量价值的首要标准，那就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说，哪一首诗描绘了恶习，哪一篇歌颂了德行，没有任何东西一定能证明，只有受到王政影响的地方，风尚才会纯正。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多了，人们就会更加有把握地推断出所有的歌谣都表现了往昔正常的风尚习俗” 。此时的法国汉学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上的突破，除了进行文艺学的探究外，还表现在一些作家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移植，用改写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如克洛岱（Paul Claude,1868-1955）的散文诗《认识东方》，瑟加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的诗集《碑林集》等。克洛岱和瑟加兰都在中国生活过很长时间，瑟加兰更是两次来到中国，足迹遍布陕西、甘肃、四川等地，他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由此抒发的感慨，已不像当年伏尔泰那样，凭借传教士的第二手资料和一些道听途说，贮满浪漫情调和理想色彩了。
		+	这种深层探讨也表现在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上。 20世纪法国学者对中国戏剧的研究远不止于对中国戏剧特征作一般的描述，还把这些表现特点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去追寻哲学的、文化的源头。最早将中国戏剧表现形式和中国哲学联系起来考察的是法国戏剧家阿尔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他是位戏剧理论家、演员和诗人，也是法国反戏剧理论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戏剧和它的影子》和《生命的新发现》、《戏剧及其两重性》等。1924年，他就加入了超现实主义小组，并主持超现实主义研究中心的工作。1931年写出《论巴厘戏剧》、《导演和形而上学》等文章。1932年发表“残酷戏剧”宣言，提出借助戏剧粉碎所有现存舞台形式的主张。他在1938年出版的戏剧论文集《戏剧及其两重性》中十分欣赏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开头的一句话：“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美学观“虚实相生”的形象说明。中国古典戏剧的“涵虚”风格的追求，正源于老子的“无”与“空”的哲学原理，而这种“涵虚性”恰恰是20世纪西方戏剧藉以摆脱自己原有的表现模式，寻求新的出路的依据。阿尔托正是从中受到启发，从而提出“从无走向形，又从形返回无”反西方传统的戏剧构想。法国当代戏剧理论家乔治•巴努在其《戏剧的出路》一书中也反复引证老子的《道德经》，认定“将西方戏剧界人士求救的种种哲学思想联合在一起的，是他们对‘无’与‘空’的共同追求”，强调老子这位东方哲人的思想对建立欧洲戏剧新的舞台秩序的重要性影响。他指出：“从（20世纪）六十年代起，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经常地放到东方戏剧的练功上，放在通向动作符号的道路上，而不是更多的放在动作符号的本身，这一点是频繁接触东方灵性的结果” 。
		+	第四，一批中国学者加入了法国汉学的翻译和研究队伍。这批“外国军团”已不是十八世纪来法朝圣如黄嘉略、马国贤、高类思、杨德望等中国传教士，而是一批来法留学专门从事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如刘半农、傅惜华、戴望舒、吴晓玲、林黎光、王力、高名凯、敬隐渔、徐仲年、汪德耀等，在20世纪上半叶达百人之多。刘半农（1891～1934）是“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2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次年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语音学。1925年春季，他以《汉语字声实验录》《国语运动史》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并成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获得法国学院的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法大学国文系主任等职。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创立有很大功绩，除捍卫新文学运动展开理论论战外，也付诸创作实践，出版有诗集《瓦釜集》（1924年4月）、《扬鞭集》（1924年6月）、《半农杂文》（1934），翻译有《茶花女》等。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在语文运动、实验语音学及汉语语法的研究三个方面。古典文学方面的论着有《敦煌掇琐》（1925）、《宋元以来俗字谱》（合作，1930）、《中国俗曲总目稿》（合作，1932）、《十韵汇编》（合作，1935）等。林黎光（1902－1945）是法国汉学家列维（Lévi,Sylvain，1863-1935 ）的弟子，曾受列维委托，整理列维从尼泊尔带回来的梵文《诸法集要经》，林将此做成汉、藏、法文对照评注本，这在中国佛经整理研究中还是首次。另外，傅惜华、戴望舒、吴晓玲等此时皆在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的汉学杂志上发表过关于中国小说和戏曲的专论，对推动法国汉学对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研究也起了引导作用。留学生当中还有不少人以探究中国古典小说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并在法国的杂志上公开发表，成为法国最早的一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中国的留法学者如罗大冈、梁宗岱、徐仲年等发表一些关于唐代诗人诗作的译介评论，点缀着此时段寥若晨星的汉诗研究。徐仲年在20世纪上半叶陆续发表有《中国诗五十首》（里昂《中国季刊》），《李白诗》、《杜甫诗》（《交流》），其中在里昂《大学杂志》上发表的《白居易研究》是法国汉学研究中第一篇唐代作家专论。梁宗岱有王维诗的法译，罗大冈则出版了两本唐诗专着：一本是《唐诗百首》（1942），翻译唐诗约百首，所选篇目为戴维尔•圣－德尼的《唐诗》之外；另一本是《首先是人，然后才是诗人》（1948），译介中国古典诗坛的七大名家：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李清照，这在法国汉学研究中也是第一次。--[[User:Jintong\|Jintong]] ([[User talk:Jintong\|talk]]) 17:08, 25 June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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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恢复发展与现代中国研究兴起的时期。'''--[[User:Jintong\|Jintong]] ([[User talk:Jintong\|talk]]) 16:02, 12 March 2018 (UTC)		'''四、恢复发展与现代中国研究兴起的时期。'''--[[User:Jintong\|Jintong]] ([[User talk:Jintong\|talk]]) 16:02, 12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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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 费乐仁的专著不仅具有凝重的历史感,强烈的宗教文化意识,深厚的学术学养,而且,还富有理论创建, 提出并深入探讨了与赛义德之东方学相对的汉学特色的东方学之说, 深刻、全面、客观地评述了理雅各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和汉学研究, 不愧为一部集研究、传记于一体的反映近代中国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学术精品。<ref>陈可培,刘红新.理雅各研究综述[J].上海翻译,2008(02):18-22.</ref>--[[User:Geng Mingyang|Geng Mingyang]] ([[User talk:Geng Mingyang|talk]]) 11:35, 27 May 2018 (UTC)
 * <big>'''翟理思'''</big>（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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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文学的概貌，使西方人对中国文学从一鳞半爪的印象到系统的了解，尽管这个概貌并不很全面。同时，本书译介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文笔流畅，准确易晓，是一本优秀的中国文学读本，也是19世纪欧洲汉学水平和译介成就的总结。<ref>https://baike.baidu.com/item/翟理思/4604918?fr=aladdin</ref>--[[User:Geng Mingyang|Geng Mingyang]] ([[User talk:Geng Mingyang|talk]]) 12:06, 27 May 2018 (UTC)
 * <big>'''韦利'''</big>（Arthur David Waley，1889-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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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利的主要作品有《中国古诗170首》（1918），《日本诗歌：和歌的选择》（1919），《日本能剧》（1921），《源氏物语》（从1921-33发行6卷），《枕草子》（1928），《海獭》（1951）（插话：是主人公一个阿伊努人的名字），《美猴王》（1942，《西游记》删节版），《李白诗歌与生平》 （1959），《蒙古秘史并残篇》（1964）韦利因为《美猴王》获得“詹姆斯泰德布莱克纪念奖”（JamesTaitBlackMemorialPrize），他所翻译的《道德经》在同辈中评价最高。<ref>https://baike.baidu.com/item/阿瑟·戴维·韦利/4605014?fr=aladdin</ref>--[[User:Geng Mingyang|Geng Mingyang]] ([[User talk:Geng Mingyang|talk]]) 12:51, 27 May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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