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ce between revisions of "Lu Xu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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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灵魂的秘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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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２〕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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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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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３〕。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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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博士回答道：“到无可奈何之时，真的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呵——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即为日本计，也非万全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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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胡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４〕，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何况这并不难，所谓“彻底停止侵略”，原只要执行“公平的”李顿报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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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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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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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五鬼闹中华”　胡适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三○年四月）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认为危害中国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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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　语出《孟子•公孙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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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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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太平洋会议　指太平洋学术会议，又称泛太平洋学术会议，自一九二○年在美国檀香山首次召开后，每隔数年举行一次。这里所指胡适准备出席的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面文中所引胡适关于“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等语，都是他就这次会议的任务等问题，于三月十八日在北平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所说，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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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无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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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种姓“大”的报的副刊上，有一位“姓张的”在“要求中国有为的青年，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２〕这实在是对透了的。但那“无行”的界说，可又严紧透顶了。据说：“所谓无行，并不一定是指不规则或不道德的行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也都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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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就举了一些日本文人的“恶癖”的例子，来作中国的有为的青年的殷鉴，一条是“宫地嘉六〔３〕爱用指爪搔头发”，还有一条是“金子洋文〔４〕喜舐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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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嘴唇干和头皮痒，古今的圣贤都不称它为美德，但好像也没有斥为恶德的。不料一到中国上海的现在，爱搔喜舐，即使是自己的嘴唇和头发罢，也成了“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了。如果不舒服，也只好熬着。要做有为的青年或文人，真是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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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中国文人的“恶癖”，其实并不在这些，只要他写得出文章来，或搔或舐，都不关紧要，“不近人情”的并不是“文人无行”，而是“文人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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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两三年前，就看见刊物上说某诗人到西湖吟诗去了，某文豪在做五十万字的小说了，但直到现在，除了并未豫告的一部《子夜》〔５〕而外，别的大作都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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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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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不免无文，武人也一样不武。说是“枕戈待旦”的，到夜还没有动身，说是“誓死抵抗”的，看见一百多个敌兵就逃走了。只是通电宣言之类，却大做其骈体，“文”得异乎寻常。“偃武修文”〔６〕，古有明训，文星〔７〕全照到营子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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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的“文人”，就只好不舐嘴唇，不搔头发，揣摩人情，单落得一个“有行”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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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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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考：恶癖　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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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无行”，并不一定是不规则或不道德的行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也都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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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是人，谁都容易沾染不良的习惯，特别是文人，因为专心文字著作的缘故，在日常生活方面，自然免不了有怪异的举动，而且，或者也因为工作劳苦的缘故，十人中九人是染着不良嗜好，最普通的，是喜欢服用刺激神经的兴奋剂，卷烟与咖啡，是成为现代文人流行的嗜好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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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的日本文人，除了抽烟喝咖啡之外，各人都犯着各样的怪奇恶癖。前田河广一郎爱酒若命，醉后呶鸣不休；谷崎润一郎爱闻女人的体臭和尝女人的痰涕；今东光喜欢自炫学问宣传自己；金子洋文喜舐嘴唇；细田源吉喜作猥谈，朝食后熟睡二小时；宫地嘉六爱用指爪搔头发；宇野浩二醺醉后侮慢侍妓；林房雄有奸通癖；山本有三乘电车时喜横膝斜坐；胜本清一郎谈话时喜用拇指挖鼻孔。形形色色，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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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现代文人所犯的恶癖，正和中国旧时文人辜鸿鸣喜闻女人金莲同样的可厌，我要求现代中国有为的青年，不但是文人，都要保持着健全的精神，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再犯着和日本文人同样可诟病的恶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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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九日，《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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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凉话：第四种人　周木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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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无文》一文，论中国的文人，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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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近人情’的并不是‘文人无行’，而是‘文人无文’。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是有的。进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专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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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如这文所说，“这实在是对透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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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例外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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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现在，除了并未预告的一部《子夜》而外，别的大作却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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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的“界说”，也可借用同文的话，“可又严紧透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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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文的动机，从开首的几句，可以知道直接是因“一种姓‘大’的副刊上一位‘姓×的’”关于“文人无行”的话而起的。此外，听说“何家干”就是鲁迅先生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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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议论虽“对透”，“文”的“界说”虽“严紧透顶”，但正惟因为这样，却不提防也把自己套在里面了；纵然鲁迅先生是以“第四种人”自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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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坛的充实而又空虚，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不过在矮子中间找长人，比较还是有的。我们企望先进比企图谁某总要深切些，正因熟田比荒地总要容易收获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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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鲁迅先生的素养及过去的造就，总还不失为中国的金钢钻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来又是怎样？单就他个人的发展而言，却中画了，现在不下一道罪己诏，顶倒置身事外，说些风凉话，这是“第四种人”了。名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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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近人情”的固是“文人无文”，最要紧的还是“文人不行”（“行”为动词）。“进，吾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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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五日，《涛声》二卷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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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凉：两误一不同　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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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木斋先生对我有两种误解，和我的意见有一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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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是关于“文”的界说。我的这篇杂感，是由《大晚报》副刊上的《恶癖》而来的，而那篇中所举的文人，都是小说作者。这事木斋先生明明知道，现在混而言之者，大约因为作文要紧，顾不及这些了罢，《第四种人》这题目，也实在时新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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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是要我下“罪己诏”。我现在作一个无聊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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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家干诚然就是鲁迅，但并没有做皇帝。不过好在这样误解的人们也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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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不同之点，是：凡有所指责时，木斋先生以自己包括在内为“风凉话”；我以自己不包括在内为“风凉话”，如身居上海，而责北平的学生应该赴难，至少是不逃难之类〔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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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由这一篇文章，我可实在得了很大的益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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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有指摘社会全体的症结的文字，论者往往谓之“骂人”。先前我是很以为奇的。至今才知道一部分人们的意见，是认为这类文章，决不含自己在内，因为如果兼包自己，是应该自下罪己诏的，现在没有诏书而有攻击，足见所指责的全是别人了，于是乎谓之“骂”。且从而群起而骂之，使其人背着一切所指摘的症结，沉入深渊，而天下于是乎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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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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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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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指《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张若谷的《恶癖》一文，原文见本篇“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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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宫地嘉六（１８８４—１９５８）　日本小说家。工人出身，曾从事工人运动。作品有《煤烟的臭味》、《一个工人的笔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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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金子洋文　日本小说家、剧作家。早期曾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作品有小说《地狱》、剧本《枪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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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子夜》　长篇小说，茅盾著。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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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偃武修文”　语见《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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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文星　即文曲星，又称文昌星，旧时传说中主宰文运的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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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周木斋指责学生逃难的话，参看本卷第１０页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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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艺术的国家〔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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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譬如说，中国的固有文化是科举制度，外加捐班〔２〕之类。当初说这太不像民权，不合时代潮流，于是扮成了中华民国。然而这民国年久失修，连招牌都已经剥落殆尽，仿佛花旦脸上的脂粉。同时，老实的民众真个要起政权来了，竟想革掉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参政权。这对于民族是不忠，对于祖宗是不孝，实属反动之至。现在早已回到恢复固有文化的“时代潮流”，那能放任这种不忠不孝。因此，更不能不重新扮过一次〔３〕，草案〔４〕如下：第一，谁有代表国民的资格，须由考试决定。第二，考出了举人之后，再来挑选一次，此之谓选（动词）举人；而被挑选的举人，自然是被选举人了。照文法而论，这样的国民大会的选举人，应称为“选举人者”，而被选举人，应称为“被选之举人”。但是，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因此，他们得扮成宪政国家〔５〕的选举的人和被选举人，虽则实质上还是秀才和举人。这草案的深意就在这里：叫民众看见是民权，而民族祖宗看见是忠孝——忠于固有科举的民族，孝于制定科举的祖宗。此外，像上海已经实现的民权，是纳税的方有权选举和被选，使偌大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６〕这虽是捐班——有钱的为主，然而他们一定会考中举人，甚至不补考也会赐同进士出身〔７〕的，因为洋大人膝下的榜样，理应遵照，何况这也并不是一面违背固有文化，一面又扮得很像宪政民权呢？此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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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８〕：从这一方面看过去是抵抗，从那一面看过来其实是交涉。其三，一面做实业家，银行家，一面自称“小贫〔９〕而已”。其四，一面日货销路复旺，一面对人说是“国货年”〔１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两面光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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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中国真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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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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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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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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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捐班　指不经科举考试，而用钱财换得官职或做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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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曾明定价格，实行直接用银钱捐官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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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重新扮过一次　指一九三三年春蒋介石提出“制定宪法草案”和“召开国民大会”。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曾开过一次“国民会议”，公布过所谓“训政时期约法”，所以这里说“重新扮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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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草案　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国民党政府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国民大会组织”的草案。其中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国民，年满二十岁者，有选举代表权，年满三十岁经考试及格者，有被选举代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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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宪政国家　孙中山在所著《建国大纲》中，划分“建国”程序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主张到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成立民选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自由的借口；一九三三年，他们声称要“结束训政”、准备实施宪政，但实际上只是企图用以掩饰和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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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　这里说的上海，指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自一九二八年起，准许由“高等华人”组织的“纳税华人会”选举华人董事三人（一九三○年起增至五人）、华人委员六人参加租界的行政机关工部局。“纳税华人会”章程规定有下列资格的可为会员并有选举权：一、所执产业地价在五百两（按指银两）以上者；二、每年纳房捐或地捐十两以上者；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按上海公共租界规定出租房产的房捐，由租用者负担）。有下列资格并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者，可以被选为“纳税华人会”代表大会代表及被推选为工部局的华人董事、华人委员：一、年付房地各捐在五十两以上；二、年付房租一千二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本文所说的“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是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纳税华人会”市民组举行第十二届选举时，按上述条件统计的会员数，其中有选举权者二千一百七十五人，有被选举权者二千二百九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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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赐同进士出身　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举人经会试考中后又经殿试考中的，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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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一二八战事后，蒋介石、汪精卫曾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为饰词，掩盖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勾结、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真相。如一九三二年二月，汪精卫在徐州演讲中谈中日外交问题时，便说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解释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是以抵抗和交涉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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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小贫”　这个词见于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一书中《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孙中山的意思在于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和打击，因而难以发展；但后来中国一些资本家曾利用这句话来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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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国货年”　上海工商界曾把一九三三年定为“国货年”，并于该年元旦举行游行大会，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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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君子之中庸”二句，语出《礼记•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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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史〔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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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见有“变把戏”的，也叫作“变戏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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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教一个猴子戴起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骑了羊跑几圈。还有一匹用稀粥养活，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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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是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还有将纸塞在嘴巴里，点上火，从嘴角鼻孔里冒出烟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钱。要了钱之后，一个人嫌少，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一个人来劝他，对大家说再五个。果然有人抛钱了，于是再四个，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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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抛足之后，戏法就又开了场。这回是将一个孩子装进小口的坛子里面去，只见一条小辫子，要他再出来，又要钱。收足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大人用尖刀将孩子刺死了，盖上被单，直挺挺躺着，要他活过来，又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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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Ｈｕａｚａａ！Ｈｕａｚａａ！〔２〕”变戏法的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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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细的看，他是要骂的；再不听，他就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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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有许多人Ｈｕａｚａａ了。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检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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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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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Ｈｕａｚａａ，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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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Ｈｕａｚａａ　Ｈｕａｚａａ一通之后，又要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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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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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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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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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Ｈｕａｚａａ　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译音似“哗嚓”，形容撒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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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背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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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所用的“推背”的意思，是说：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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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月的《自由谈》里，就有一篇《正面文章反看法》〔２〕，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本草家〔３〕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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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巷间有一个笑话：某甲将银子三十两埋在地里面，怕人知道，就在上面竖一块木板，写道：“此地无银三十两。”隔壁的阿二因此却将这掘去了，也怕人发觉，就在木板的那一面添上一句道，“隔壁阿二勿曾偷。”这就是在教人“正面文章反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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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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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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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军在××血战，杀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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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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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芳泽来华〔４〕，据云系私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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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共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接洽。〔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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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使都当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骇人了。但报上也有“莫干山路草棚船百余只大火”，“××××廉价只有四天了”等大概无须“推背”的记载，于是乎我们就又胡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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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推背图》〔６〕本是灵验的，某朝某帝怕他淆惑人心，就添了些假造的在里面，因此弄得不能豫知了，必待事实证明之后，人们这才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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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只好等着看事实，幸而大概是不很久的，总出不了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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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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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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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正面文章反看法》　陈子展作，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其中大意说当时的喊“航空救国”，其实是不敢炸日本军而只是炸“匪”（红军）；“长期抵抗”等于长期不抵抗；“收回失地”等于不收回失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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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本草家　指中药药物学家。汉代有托名神农作的药物学书《本草》，载药三百六十五味，后即以本草为中药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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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芳泽来华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曾经做过日本驻华公使、外务大臣的芳泽谦吉（１８７４—１９６５）从日本到上海；对外宣称是私人旅行，以掩饰其来华活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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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造的谣言，载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申报》“国内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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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推背图》　一种妄诞迷信的图册。《宋史•艺文志》列为五行家的著作，不题撰人，南宋岳珂《侨史》以为唐代李淳风撰。现存传本一卷共六十图，前五十九图预测以后历代兴亡变乱，第六十图画的是唐代袁天纲要李淳风停止继续预测而推李的背脊的动作，故后来又被认作李袁二人同撰。《侨史》卷一《艺祖禁谶书》说：“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闭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宋兴，受命之符尤为著明。艺祖（按历代称太祖或高祖为“艺祖”，此处指宋太祖）即位，始诏禁谶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传已数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狱奏，因言‘犯者至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乃命取旧本，自已验之外，皆紊其次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甚孰讹；间有存者，不复验，亦弃弗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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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错了人》异议〔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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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曹聚仁〔２〕先生的一篇《杀错了人》，觉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觉得有些还不免是愤激之谈了，所以想提出几句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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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３〕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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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４〕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５〕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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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６〕，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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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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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情，一转眼竟已经是二十年，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那时还在吸奶，时光是多么飞快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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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７〕呢？这无须多议论，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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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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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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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末，对于“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我也有一点异议，但因为自己早在“中年以上”了，为避免嫌疑起见，只将眼睛看着地面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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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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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洋的时候，还要大开欢送会”这类意思的句子，后被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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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二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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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考：杀错了人　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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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已经完成“专卖鸦片”和“统一币制”的两大政策。这两件事，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大家认为无法整理，现在他们一举手之间，办得有头有绪。所以某君叹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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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乱之害，咸以积重难返，诿为难办；何以日人一刹那间，即毕乃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为国人一大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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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岂独“病根”而已哉！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也就在这肺痨病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积重难返”，所以非“革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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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荡旧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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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凯拿大权，天天杀党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诿为难办”。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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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反常状态，我名之曰“杀错了人”。我常和朋友说：“不流血的革命是没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错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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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杀溥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丧社会元气，就可以得‘亡国灭种’的‘眼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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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谈》，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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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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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　浙江浦江人，当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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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　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王朝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先后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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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二次革命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蓄谋复辟，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杀害革命党人。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称为“二次革命”，但不久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所打败。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疯狂地捕杀革命党人，并颁布“附乱自首”特赦令等，分化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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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国民公仆”　袁世凯在窃取中华民国总统职位时，曾自称是“国民一分子”，并说过“总统向称公仆”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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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军政执法处”　袁世凯设立的专事捕杀革命者和爱国人民的特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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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旧皇帝　指清朝宣统皇帝溥仪（１９０６—１９６７）。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谈判议决，对退位后的清帝给以优待，仍保留其皇帝称号。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申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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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生命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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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蝼蚁尚知贪生”，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我为暂时保全自己的生命计，时常留心着比较安全的处所，除英雄豪杰之外，想必不至于讥笑我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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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对于正面的记载，是不大相信的，往往用一种另外的看法。例如罢，报上说，北平正在设备防空，我见了并不觉得可靠；但一看见载着古物的南运〔２〕，却立刻感到古城的危机，并且由这古物的行踪，推测中国乐土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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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一批一批的古物，都集中到上海来了，可见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还是上海的租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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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房租是一定要贵起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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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蚁民”，也是一个大打击，所以还得想想另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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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生命圈”。这就是说，既非“腹地”，也非“边疆”〔３〕，是介乎两者之间，正如一个环子，一个圈子的所在，在这里倒或者也可以“苟延性命于×世”〔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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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据日本报，说是在剿灭“兵匪”；据中国报，说是屠戮了人民，村落市廛，一片瓦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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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据上海报，说是在剿灭“共匪”，他们被炸得一塌胡涂；“共匪”的报上怎么说呢，我们可不知道。但总而言之，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只有在这两者之间的，只要炸弹不要误行落下来，倒还有可免“血肉横飞”的希望，所以我名之曰“中国人的生命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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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从外面炸进来，这“生命圈”便收缩而为“生命线”；再炸进来，大家便都逃进那炸好了的“腹地”里面去，这“生命圈”便完结而为“生命○”〔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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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预感是大家都有的，只要看这一年来，文章上不大见有“我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套话了，便是一个证据。而有一位先生，还在演说上自己说中国人是“弱小民族”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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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一番话，阔人们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们不但有飞机，还有他们的“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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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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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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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古物的南运　据一九三三年二月至四月间报载，国民党政府已将北平故宫博物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所存古物近二万箱，分批南运到上海，存放于租界的仓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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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腹地”　指江西等地区工农红军根据地。一九三三年二月至四月，蒋介石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后期，调集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出动飞机滥肆轰炸。“边疆”，指当时热河一带。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占领承德后，又向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进迫，出动飞机狂炸，人民死伤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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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苟延性命于×世”　语出诸葛亮《前出师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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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生命○”　即“生命零”，意思是存身之处完全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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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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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说内外有别，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叫“贱内”。伤兵在医院之内，而慰劳品在医院之外，非经查明，不准接收。对外要安，对内就要攘，或者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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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香凝〔２〕先生叹气：“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内外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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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３〕次之者，两害取其轻也。所以，外面的身体要它死，而内心要它活；或者正因为那心活，所以把身体治死。此之谓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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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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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当真要闹抵抗：这种人，“绝对不能言抗日”〔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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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要镇静大家，心死的应该出洋〔５〕，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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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心过于活的，是有罪，应该严厉处置，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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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香凝先生以为“谁为罪犯是很成问题的”，——这就因为她不懂得内外有别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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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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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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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何香凝（１８７８—１９７２）　广东南海人，廖仲恺的夫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坚持进步立场，对反动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三月她曾致书国民党中央各委员，建议大赦全国政治犯，由她率领北上，从事抗日军的救护工作，但国民党当局置之不理。本文所引用的，是她在三月十八日就此事对日日社记者的谈话，曾刊于次日上海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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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语出《庄子•田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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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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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绝对不能言抗日”　一九三三年春，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于四月十日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剿匪要领，首须治心，王阳明在赣剿匪，致功之道，即由于此。哀莫大于心死，内忧外患，均不足惧，惟国人不幸心死，斯可忧耳。救国须从治心做起，吾人当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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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心死的应该出洋　指张学良。参看本卷第１４８页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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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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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彻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辣辣的。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却连自由的本身也漏掉了，原来只剩得一个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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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反对八股〔２〕是极应该的。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３〕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４〕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但是，这是为着要聪明，不是要更蠢笨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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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要保存蠢笨的人，却有一种策略。他们说：“我不行，而他和我一样。”——大家活不成，拉倒大吉！而等“他”拉倒之后，旧的蠢笨的“我”却总是偷偷地又站起来，实惠是属于蠢笨的。好比要打倒偶像，偶像急了，就指着一切活人说，“他们都像我”，于是你跑去把貌似偶像的活人，统统打倒；回来，偶像会赞赏一番，说打倒偶像而打倒“打倒”者，确是透底之至。其实，这时候更大的蠢笨，笼罩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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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口诗云子曰，这是老八股；而有人把“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曰”也算做新八股。〔５〕于是要知道地球是圆的，人人都要自己去环游地球一周；要制造汽机的，也要先坐在开水壶前格物〔６〕……。这自然透底之极。其实，从前反对卫道文学，原是说那样吃人的“道”不应该卫，而有人要透底，就说什么道也不卫；这“什么道也不卫”难道不也是一种“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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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正最透底的，还是下列的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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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候一个国度里革命了，旧的政府倒下去，新的站上来。旁人说，“你这革命党，原先是反对有政府主义的，怎么自己又来做政府？”那革命党立刻拔出剑来，割下了自己的头；但是，他的身体并不倒，而变成了僵尸，直立着，喉管里吞吞吐吐地似乎是说：这主义的实现原本要等三千年之后呢〔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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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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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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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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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阅及大作《透底》一文，有引及晚前发表《论新八股》之处，至为欣幸。惟所“譬”云云，实出误会。鄙意所谓新八股者，系指有一等文，本无充实内容，只有时髦幌子，或利用新时装包裹旧皮囊而言。因为是换汤不换药，所以“这个空虚的宇宙”，仍与“且夫天地之间”同为八股。因为是挂羊头卖狗肉，所以“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说”，仍与“子曰诗云”毫无二致。故攻击不在“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说”，与“这个宇宙”本身（其实“子曰”，“诗云”，如做起一本中国文学史来，仍旧要引用，断无所谓八股之理），而在利用此而成为新八股之形式。先生所举“地球”“机器”之例，“透底”“卫道”之理，三尺之童，亦知其非，以此作比，殊觉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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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文坛，虽有蓬勃新气，然一切狐鼠魍魉，仍有改头换面，衣锦逍遥，如礼拜六礼拜五派等以旧货新装出现者，此种新皮毛旧骨髓之八股，未审先生是否认为应在扫除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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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借时代招牌，歪曲革命学说，口念阿弥，心存罔想者，此种借他人边幅，盖自己臭脚之新八股，未审先生亦是否认为应在扫除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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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底”言之，“譬如，古之皇帝，今之主席，在实质上固知大有区别，但仍有今之主席与古之皇帝一模一样者，则在某一意义上非难主席，其意自明，苟非志在捉虱，未必不能两目了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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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生也晚，不学无术，但虽无“彻底”之聪明，亦不致如“透底”之蠢笨，容或言而未“透”，致招误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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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望赐教到“底”，感“透”感“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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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秀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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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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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侠〔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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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你的来信，知道你所谓新八股是礼拜五六派〔９〕等流。其实礼拜五六派的病根并不全在他们的八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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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我是已经说过了；礼拜五六派有新八股性，其余的人也会有新八股性。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１０〕，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即使明明是你理直，也会弄得读者疑心你空虚，疑心你已经不能答辩，只剩得“国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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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歪曲革命学说”的人，用些“蒲力汗诺夫曰”等来掩盖自己的臭脚，那他们的错误难道就在他写了“蒲……曰”等等么？我们要具体的证明这些人是怎样错误，为什么错误。假使简单地把“蒲力汗诺夫曰”等等和“诗云子曰”等量齐观起来，那就一定必然的要引起误会。先生来信似乎也承认这一点。这就是我那《透底》里所以要指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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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那篇文章是反对一种虚无主义的一般倾向的，你的《论新八股》之中的那一句，不过是许多例子之中的一个，这是必须解除的一个“误会”。而那文章却并不是专为这一个例子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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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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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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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八股　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每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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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阴沉木　一称阴桫，指某些久埋土中而质地坚硬的木材，旧时认为是制棺木的贵重材料。这里借喻思想的顽固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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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功令　旧时指考核、录用学者的法令或规程，也泛指政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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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指祝秀侠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自由谈》的《论“新八股”》，其中列举“新旧八股的对比”：“（旧）孔子曰……孟子曰……《诗》不云乎……诚哉是言也。（新）康德说……蒲力哈诺夫说……《三民主义》里面不是说过吗？……这是很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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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格物　推究事物的道理。《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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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这里是讽刺国民党政客吴稚晖，他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写的《所谓赤化问题》（致邵飘萍）中说：“赤化就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再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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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秀侠　祝秀侠，广东番禺人。曾参加“左联”，后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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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礼拜五六派　礼拜六派，又称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多用文言文描写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才子佳人故事，因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三年间出版《礼拜六》周刊；故称礼拜六派。礼拜五派是当时进步文艺界对一些更为低级庸俗的作家、作品的讽刺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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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　作者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曾发表《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后收入《南腔北调集》），对当时左翼文艺界一些人在对敌斗争中表现的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文章发表后，祝秀侠曾化名“首甲”，与别人联合在《现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文章，为被批评的错误倾向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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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夷制夷”〔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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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上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祖传的“以夷制夷”〔２〕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仿佛有些像的，但是，其实不然。那时的中国的许多人，的确将国联看作“青天大老爷”，心里何尝还有一点儿“夷”字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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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相反，“青天大老爷”们却常常用着“以华制华”的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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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罢，他们所深恶的反帝国主义的“犯人”，他们自己倒是不做恶人的，只是松松爽爽的送给华人，叫你自己去杀去。他们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们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将飞机炸弹卖给华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对付下等华人的有黄帝子孙的巡捕和西崽，对付智识阶级的有高等华人的学者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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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自夸了许多日子的“大刀队”，好像是无法制伏的了，然而四月十五日的《××报》上，有一个用头号字印《我斩敌二百》的题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觉得胜利的，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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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一看本文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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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今日北平电）昨日喜峰口右翼，仍在滦阳城以东各地，演争夺战。敌出现大刀队千名，系新开到者，与我大刀队对抗。其刀特长，敌使用不灵活。我军挥刀砍抹，敌招架不及，连刀带臂，被我砍落者纵横满地，我军伤亡亦达二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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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其实是“敌斩我军二百”了，中国的文字，真是像‘国步”〔３〕一样，正在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但我要指出来的却并不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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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指出来的是“大刀队”乃中国人自夸已久的特长，日本人员有击剑，大刀却非素习。现在可是“出现”了，这不必迟疑，就可决定是满洲的军队。满洲从明末以来，每年即大有直隶山东人迁居，数代之后，成为土著，则虽是满洲军队，而大多数实为华人，也决无疑义。现在已经各用了特长的大刀，在滦东相杀起来，一面是“连刀带臂，纵横满地”，一面是“伤亡亦达二百余”，开演了极显著的“以华制华”的一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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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中国的所谓手段，由我看来，有是也应该说有的，但决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然而“夷”又那有这么愚笨呢，却先来一套“以华制华”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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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例子常见于中国的历史上，后来的史官为新朝作颂，称此辈的行为曰：“为王前驱”〔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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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的战报是极可诧异的，如同日同报记冷口失守云：“十日以后，冷口方面之战，非常激烈，华军……顽强抵抗，故继续未曾有之大激战”，但由宫崎部队以十余兵士，作成人梯，前仆后继，“卒越过长城，因此宫崎部队牺牲二十三名之多云”。越过一个险要，而日军只死了二十三人，但已云“之多”，又称为“未曾有之大激战”，也未免有些费解。所以大刀队之战，也许并不如我所猜测。但既经写出，就姑且留下以备一说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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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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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踉：“以华制华”　李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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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阿弥陀佛，选拔国士如征求飞檐走壁之类的“善”文，还可以随时长许多见识。譬如说杀人，以前只知道有斫头绞颈子，现在却知道还有吃人肉，而且还有“以夷制夷”，“以华制华”等等的分别。经明眼人一说，是越想越觉得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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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以华制华”，那样的手段真是越想越觉得多的。原因是人太多了，华对华并不会亲热；而且为了自身的利害要坐大交椅，当然非解决别人不可。所以那“制”是，无论如何要“制”的。假如因为制人而能得到好处，或是因为制人而能讨得上头的欢心，那自然更其起劲。这心理，夷人就很善于利用，从侵略土地到卖卖肥皂，都是用的这“华人”善于“制华”的美点。然而，华人对华人，其实也很会利用这种方法，而且非常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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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不必明言，彼此心照，各得其所；旁人看来，不露痕迹。据说那被利用的人便是哈吧狗，即走狗。但细细甄别起来，倒并不只是哈吧狗一种，另外还有一种是警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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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哈吧狗与做警犬，当然都是“以华制华”，但其中也不无分别。哈吧狗只能听主人吩咐，向仇人摇摇尾，狂吠几声。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身分。警犬则不然：老于世故者往往如此。他只认定自己是一个好汉，是一个权威，是一个执大义以绳天下者。在那门庭间的方寸之地上，只有他可以彷徨彷徨，呐喊呐喊。他的威风没有人敢冒犯，和哈吧狗比较起来，哈吧狗真是浅薄得可怜。但何以也是“以华制华”呢？那是因为虽然老于世故，也不免露出破绽。破绽是：他俨若嫉恶如仇，平时蹲在地上冷眼旁观，一看到有类乎“可杀”的情形时，就踪身向前，猛咬一口；可是，他决不是乱咬，他早已看得分明，凡在他寄身的地段上的（他当然不能不有一个寄身的地方），他决不伤害，有了也只当不看见，以免引起“不便”。他咬，是咬圈子外头的，尤其是，圈子外头最碍眼的仇人。这便是勇，这便是执大义，同时，既可显出自己的权威，又可博得主人底欢心：因为，他所咬的，往往会是他和他东家的共同的敌人。主人对于他所痛恨，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给你一些供养和地位，叫你自己去咬去。因此有接二连三的奋勇，和吹毛求疵的找机会。旁观者不免有点不明白，觉得这仇太深，却不知道这正是老于世故者的做人之道，所谓向恶社会“搏战”“周旋”是也。那样的用心，真是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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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可哀者，为了要挣扎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之下，竟然不惜受员外府君之类的供奉，把那旗子斜插在庄院的门楼边，暂且作个“江湖一应水碗不得骚扰”的招贴纸儿。也可见得做中国人的不容易，和“以华制华”的效劳，虽贤者亦不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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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四，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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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二日，《大晚报》副刊《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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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摆：过而能改　傅红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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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莫大焉！”意思是错误人人都有，只要能够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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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孔老夫子这句话尚有未尽意处，譬如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之后，再加上一句：“知过不改，罪孽深重”，那便觉得天衣无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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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说现在前线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而有人觉得这种为国牺牲是残酷，是无聊，便主张不要打，而且更主张不要讲和，只说索性藏起头来，等个五十年。俗谚常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看起来五十年的教训，大概什么都够了。凡事有了错误，才有教训，可见中国人尚还有些救药，国事弄得乌烟瘴气到如此，居然大家都恍然大觉大悟自己内部组织的三大不健全，更而发现武器的不充足。眼前须要几十个年头，来作准备。言至此，吾人对于热河一直到滦东的失守，似乎应当有些感到失得不大冤枉。因为吾党（借用）建基以至于今日，由军事而至于宪政，尚还没有人肯认过错，则现在失掉几个国土，使一些负有自信天才的国家栋梁学贯中西的名儒，居然都肯认错，所谓“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塞翁失马，又安知非福的聊以自慰，也只得闭着眼睛喊两声了，不过假使今后“知过尚不能改，罪孽的深重”，比写在讣文上，大概也更要来得使人注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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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再说，四月二十二日本刊上李家作的“以华制华”里说的警犬。警犬咬人，是蹲在地上冷眼傍观，等到有可杀的时候，便一跃上前，猛咬一口，不过，有的时候那警大被人们提起棍子，向着当头一棒，也会把专门咬人的警犬，打得藏起头来，伸出舌头在暗地里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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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发急，大概便又是所谓“过”了。因为警犬虽然野性，但有时被棍子当头一击，也会被打出自己的错误来的，于是“过而能改”的警犬，在暗地里发急时，自又便会想忏悔，假使是不大晓得改过的警犬，在暗地发急之余，还想乘机再试，这种犬，大概是“罪孽深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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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只晓得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可惜都忘记了底下那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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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六日，《大晚报》副刊《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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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几句：案语　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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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炬》上的文章，为了我的那篇《“以夷制夷”》而发的，揭开了“以华制华”的黑幕，他们竟有如此的深恶痛嫉，莫非真是太伤了此辈的心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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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尽然的。大半倒因为我引以为例的《××报》其实是《大晚报》，所以使他们有这样的跳踉和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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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无论怎样的跳踉和摇摆，所引的记事具在，旧的《大晚报》也具在，终究挣不脱这一个本已扣得紧紧的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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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也无须多话了，只要转载了这两篇，就已经由他们自己十足的说明了《火炬》的光明，露出了他们真实的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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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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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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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以夷制夷”　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待国内少数民族常用的策略，即让某些少数民族同另一些少数民族冲突，以此来削弱并制服他们。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也曾采用这种策略，企图利用某些外国力量来牵制另一些外国，借以保护自己，但这种对外策略最后都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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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国步”　语见《诗经•大雅•桑柔》：“於乎有哀，国步斯频。”国步，国家命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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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为王前驱”　语见《诗经•卫风•伯兮》：“伯兮屏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原是为周王室征战充当先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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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处用来指当时国民党所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实际是为日本进攻中国开辟道路的卖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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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的界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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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红楼梦》〔２〕，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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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３〕，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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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的新月社〔４〕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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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５〕，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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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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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竟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世界上没有这许多甜头，我想，该是明白的罢，这误解，大约是在没有悟到现在的言论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而还想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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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断乎不行的。前一种，是和《新月》受难时代不同，现在好像已有的了，这《自由谈》也就是一个证据，虽然有时还有几位拿着马粪，前来探头探脑的英雄。至于想说开去，那就足以破坏言论自由的保障。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这我是亲眼见过好几回的，非“卖老”也，不自觉其做奴才之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鉴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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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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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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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二○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焦大是小说中贾家的一个忠实的老仆，他酒醉骂人被塞马粪事见该书第七回。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的话，见第六十六回，系另一人物柳湘莲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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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屈原（约前３４０—约前２７８）　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诗人。楚怀王时官至左徒，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不见容于贵族集团而屡遭迫害，后被顷襄王放逐到沅、湘流域，愤而作长诗《离骚》，以抒发其愤激心情和追求理想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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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新月社　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周刊）。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一九二九年他们曾在《新月》上发表谈人权等问题的文章，引证英、美各国法规，提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意见，意在向蒋介石献策邀宠。但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报刊纷纷著文攻击，说他们“言论实属反动”，国民党中央议决由教育部对胡适加以“警诫”，《新月》月刊曾遭扣留。他们继而变换手段，研读“国民党的经典”，著文引据“党义”以辨明心迹，终于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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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语见屈原《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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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园的人才〔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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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老老骂山门。〔２〕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３〕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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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被缴械的人大喊“杀，杀，杀！”〔４〕那呼声是多么雄壮。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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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时世大不同了，手里象刀，而嘴里却需要“自由，自由，自由”，“开放××”〔５〕云云。压轴戏要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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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人才辈出，各有巧妙不同，出场的不是老旦，却是花旦了，而且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笑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不知道是时世造英雄（说“美人”要妥当些），还是美人儿多年阅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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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儿而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６〕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任了老鸨婆；然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现在不但有手无寸铁的人，而且有了……况且又遇见了太露骨的强奸。要会应付这种非常之变，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７〕这是多么难做的戏。没有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说，“以天下与人易。”〔８〕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９〕，谁入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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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娼妓说她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虽然，这新鲜压轴戏的玩笑却开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是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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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旦进场，玩笑旦出场，大观园的人才着实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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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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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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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大观园　《红楼梦》中贾府的花园，这里比喻国民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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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老是《红楼梦》中的人物，这里指国民党中以“元老”自居的反动政客吴稚晖（他曾被人称作“吴老老”）。吴稚晖，参看本卷第１２５页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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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大“放”一通　吴稚晖的反动言论中，常出现“放屁”一类字眼，如他在《弱者之结语》中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止能提提案，放放屁，……我今天再放这一次，把肚子泻空了，就告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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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裤子后穿”，是章太炎在《再复吴敬恒书》中痛斥吴稚晖的话：“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载一九○八年《民报》二十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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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指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背叛革命时，吴稚晖充当帮凶，叫嚣“打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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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开放××”　指当时一些国民党政客鼓吹的“开放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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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徐娘　《南史•后妃传》有关于梁元帝妃徐昭佩的记载：“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后来因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成语。这里是指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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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似战似和”等语，是讽刺汪精卫等人既想降日又要掩饰投降面目的丑态。如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汪精卫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国难如此严重，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则两俱可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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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以天下与人易”　语见《孟子•滕文公》：“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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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入火坑　汪精卫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现时置身南京政府中人，其中心焦灼，无异投身火坑一样。我们抱着共赴国难的决心，涌身跳入火坑，同时……，竭诚招邀同志们一齐跳入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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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与题目〔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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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然而只要一步一步的做下去，每天又有帮闲的敲边鼓，给人们听惯了，就不但做得出，而且也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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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近来最主要的题目，是“安内与攘外”〔２〕罢，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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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到了绝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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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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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种意思，做起文章来，虽然实在希奇，但事实却有的，而且不必远征晋宋，只要看看明朝就够。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民命，杀戮清流〔３〕，做了第一种。李自成〔４〕进北京了，阔人们不甘给奴子做皇帝，索性请“大清兵”来打掉他，做了第二种。至于第三种，我没有看过《清史》，不得而知，但据老例，则应说是爱新觉罗〔５〕氏之先，原是轩辕〔６〕黄帝第几子之苗裔，唏于朔方，厚泽深仁，遂有天下，总而言之，咱们原是一家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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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的史论家，自然是力斥其非的，就是现在的名人，也正痛恨流寇。但这是后来和现在的话，当时可不然，鹰犬塞途，干儿当道，魏忠贤〔７〕不是活着就配享了孔庙么？他们那种办法，那时都有人来说得头头是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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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清末年，满人出死力以镇压革命，有“宁赠友邦，不给家奴”〔８〕的口号，汉人一知道，更恨得切齿。其实汉人何尝不如此？吴三桂之请清兵入关，便是一想到自身的利害，即“人同此心”的实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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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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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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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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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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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安内与攘外”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这时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谈“安内攘外”问题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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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草菅民命，杀戮清流　指明末任用宦官魏忠贤等，通过特务机构东厂、锦衣卫、镇抚司残酷压榨和杀戮人民；魏忠贤的阉党把大批反对他们的正直的士大夫，如东林党人，编成“天鉴录”、“点将录”等名册，按名杀害。这时，在我国东北统一了满族各部的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已于明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登可汗位，正率军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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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李自成（１６０６—１６４５）　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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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起义。崇祯十七年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同年三月攻克北京，推翻明朝。后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李自成兵败退出北京，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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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爱新觉罗　清朝皇室的姓。满语称金为“爱新”，族为“觉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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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轩辕　传说中汉民族的始祖。《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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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魏忠贤（１５６８—１６２７）　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末天启时专权的宦官。曾掌管特务机关东厂，凶残跋扈，杀人甚多。当时，趋炎附势之徒对他竞相谄媚，《明史•魏忠贤传》记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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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宁赠友邦，不给家奴”　这是刚毅的话。刚毅（１８３４—１９００），满洲镶蓝旗人。清朝王公大臣中的顽固分子，曾任军机大臣等职；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期，他常对人说：“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四）他所说的朋友，指帝国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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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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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就记得，诚然，自从九一八以后，再没有听到吴稚老〔２〕的妙语了，相传是生了病。现在刚从南昌专电中，飞出一点声音来〔３〕，却连改头换面的，也是自从九一八以后，就再没有一丝声息的民族主义文学者们，也来加以冷冷的讪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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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为了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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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来就记得，吴稚老的笔和舌，是尽过很大的任务的，清末的时候，五四的时候，北伐的时候，清党的时候，清党以后的还是闹不清白的时候。然而他现在一开口，却连躲躲闪闪的人物儿也来冷笑了。九一八以来的飞机，真也炸着了这党国的元老吴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闪闪的人物儿的小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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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以后，情形就有这么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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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书里有过这么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一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有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就嗫嚅的答道：是药渣〔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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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前几天报上的情形看起来，吴先生仿佛就如药渣一样，也许连狗子都要加以践踏了。然而他是聪明的，又很恬淡，决不至于不顾自己，给人家熬尽了汁水。不过因为九一八以后，情形已经不同，要有一种新药出卖是真的，对于他的冷笑，其实也就是新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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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新药的性味，是要很激烈，而和平。譬之文章，则须先讲烈士的殉国，再叙美人的殉情；一面赞希特勒的组阁，一面颂苏联的成功；军歌唱后，来了恋歌；道德谈完，就讲妓院；因国耻日而悲杨柳，逢五一节而忆蔷薇；攻击主人的敌手，也似乎不满于它自己的主人……总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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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药虽然好像万应，但也常无一效的，医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过对于误服这药的病人，却能够使他不再寻求良药，拖重了病症而至于胡里胡涂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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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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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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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吴稚老　指吴稚晖（１８６５—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早年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右翼，曾出卖过革命者章太炎、邹容。一九二四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清党”案，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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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指吴稚晖在南昌对新闻界的谈话，见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申报》“南昌专电”：“吴稚晖谈，暴日侵华，为全国预定计划，不因我退让而软化，或抵抗而强硬，我惟不计生死，拚死抵抗。”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此时正酝酿派亲日分子黄郛北上，与进犯华北的日本侵略者妥协，因此《大晚报》“星期谈屑”曾载《吴稚晖抗日》一文，对吴的谈话加以嘲笑，文中说：“自九一八以后，一二八以后，我们久已不闻吴稚晖先生的解颐快论了，最近，申报的南昌电，记着吴老先生的一段谈话”，“便是吴老先生的一张嘴巴，也是无从可以救国了”，“吴老先生的解颐快论”，只不过是“‘皓首匹夫’的随便谈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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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药渣　见清代褚人获《坚瓠丙集•药渣》：“明吾郡陆天池博学能文，精于音律。有寓言曰：某帝时，宫人多怀春疾，医者曰：‘须敕数十少年药之。’帝如言。后数日，宫人皆颜舒体胖，拜帝曰：‘赐药疾愈，谨谢恩！’诸少年俯伏于后，枯瘠蹒跚，无复人状。帝问是何物？对曰：‘药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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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难之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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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月底的报章上，多说五月是“多难之月”。这名目，以前是没有见过的。现在这“多难之月”已经临头了。从经过了的日子来想一想，不错，五一是“劳动节”，可以说很有些“多难”；五三是济南惨案〔２〕纪念日，也当然属于“多难”之一的。但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扬，五五是革命政府成立〔３〕的佳日，为什么都包括在“难”字堆里的呢？这可真有点儿希奇古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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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只要将这“难”字，不作国民“受难”的“难”字解，而作令人“为难”的“难”字解，则一切困难，可就涣然冰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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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势也真改变得飞快，古之佳节，后来自不免化为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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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的开会，是听大众在空地上开的，现在却要防人“乘机捣乱”了，所以只得函请代表，齐集洋楼，还要由军警维持秩序。〔４〕先前的要人，虽然出来要“清道”（俗名“净街”），但还是走在地上的，现在却更要防人“谋为不轨”了，必得坐着飞机，须到出洋的时候，才能放心送给朋友。〔５〕名人逛一趟古董店，先前也不算奇事情的，现在却“微服”〔６〕“微服”的嚷得人耳聋，只好或登名山，或入古庙，比较的免掉大惊小怪。总而言之，可靠的国之柱石，已经多在半空中，最低限度也上了高楼峻岭了，地上就只留着些可疑的百姓，实做了“下民”，且又民匪难分，一有庆吊，总不免“假名滋扰”。向来虽靠“华洋两方当局，先事严防”，没有闹过什么大乱子，然而总比平时费力的，这就令人为难，而五月也成了“多难之月”，纪念的是好是坏，日子的为戚为喜，都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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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来；但愿中国里惨案不要再有；但愿也不再有什么政府成立；但愿也不再有伟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则，日积月累，不久就会成个“多难之年”，不但华洋当局，老是为难，连我们走在地面上的小百姓，也只好永远身带“嫌疑”，奉陪戒严，呜呼哀哉，不能喘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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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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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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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济南惨案　指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兵侵占济南，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五千余人的五三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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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革命政府成立　指一九二一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取消了原广州军政府，于五月五日在广州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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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举行“革命政府成立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事前通知各界“于是日上午九时，在本党部三楼大礼堂，召集各界代表举行纪念大会”，并规定纪念办法九条，末条是“函请警备司令部暨市公安局，严防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并酌派军警若干，维持会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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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要人送飞机给朋友的事，指张学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将一架自备的福特机选给宋子文，又在四月辞职出国时，将另一架福特机送给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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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旧时“要人”在外出时，改换常服以免被人认识，叫做“微服”。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到南京夫子庙文物店购买古玩，报纸纷纷宣传，如次日《申报》“南京专电”说：“林主席今日微服到旧书店购古籍数本，骨董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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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责任的坦克车〔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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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报上说，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车。自然，江西人的眼福很好。然而也有人惴惴然，唯恐又要掏腰包，报效坦克捐。我倒记起了另外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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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自称姓“张”的〔２〕说过，“我是拥护言论不自由者……唯其言论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来，所谓冷嘲，讽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负言论责任的文体，在压迫钳制之下，都应运产生出来了。”这所谓不负责任的文体，不知道比坦克车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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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讽刺等类为什么是不负责任，我可不知道。然而听人议论“风凉话”怎么不行，“冷箭”怎么射死了天才，倒也多年了。既然多年，似乎就很有道理。大致是骂人不敢充好汉，胆小。其实，躲在厚厚的铁板——坦克车里面，砰砰碰碰的轰炸，是着实痛快得多，虽然也似乎并不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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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古时候有厚厚的城墙，为的要防备盗匪和流寇。现在就有钢马甲，铁甲车，坦克车。就是保障“民国”和私产的法律，也总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脸皮的厚，也是合于古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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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有下等人要这么自卫一下，就要受到“不负责任”等类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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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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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３〕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４〕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总之，死活都有罪。足见做人实在很难，而做坦克车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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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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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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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自称姓“张”的　指张若谷，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当时的投机文人。这段话见于他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发表的《拥护》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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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许褚　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他赤膊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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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金圣叹批《三国演义》　金圣叹（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吴县（今属江苏）人，明末清初文人。他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罗贯中所著，后经清代毛宗岗改编，卷首有假托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评语认为金圣叹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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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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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氏的祖宗积德很厚，他们的子孙就举行了两次“收复失地”的盛典：一次还是在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治下，一次就在当今国民政府治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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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元的时候，说盛宣怀〔２〕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将他的家产没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后，就发还了。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卖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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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年年都在纪念五七和五九〔３〕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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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又在报上发见这么一段消息，大致是说：“盛氏家产早已奉命归还，如苏州之留园，江阴无锡之典当等，正在办理发还手续。”这却叫我吃了一惊。打听起来，说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沪宁的时候，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绅而至于“劣”，再加上卖国的旧罪，自然又该没收了。可是为什么又发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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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现在的人早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４〕，他们不比盛宣怀和袁世凯。第二，现在正在募航空捐〔５〕，足见政府财政并不宽裕。那末，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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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理上研究的结果是——压迫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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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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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理的，就是没收盛宣怀的家产等等了；这种“压迫”巨绅的手法，在当时也许有理，现在早已变成无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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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初看见报上登载的《五一告工友书》〔６〕上说：“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我也是吃了一惊的。这不是提倡阶级斗争么？后来想想也就明白了。这是说，无理的压迫要反对，有理的不在此例。至于怎样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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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还有说“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７〕等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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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上想，幸而没有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天下的事情总是有道理的，一切压迫也是如此。何况对付盛宣怀等的理由虽然很少，而对付工人总不会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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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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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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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盛宣怀（１８４４—１９１６）　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清末大官僚资本家。曾经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冶萍公司等，由于营私舞弊，成为当时中国有数的富豪。一九一一年任邮传部大臣，曾向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铁路和矿山等权利，滥借外债，以支持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他的财产曾两次被查封，第一次是民国初年，但随即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由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第二次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命令苏州、常州、杭州、无锡、江阴、常熟等地县政府全部查封盛氏产业，但一九三三年四月又命令清理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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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五七和五九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在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满足之答复”。袁世凯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反对，于五月九日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曾以每年五月七日和九日为国耻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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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誓不签订辱国条约　这是蒋介石集团为掩饰其卖国面目的欺人之谈，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接见各地来南京请愿学生代表时说：“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时也说：“国民党政府坚决不肯签字于丧权辱国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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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航空捐　参看本卷第１７页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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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五一告工友书》　指国民党操纵的上海市总工会于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发的《告全市工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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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在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主持的上海五一节纪念会上，所谓上海市总工会代表李永祥曾说：“中国资本主义之势力，尚极幼稚，中国工人，目前所受资本家之压迫，当不如当时欧美工人所受压迫之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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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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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王化现在真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２〕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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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溥仪的弟媳妇跟着一位厨司务，卷了三万多元逃走了。〔３〕于是中国的法庭把她缉获归案，判定“交还夫家管束”。满洲国虽然“伪”，夫权是不“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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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的回民闹乱子〔４〕，于是派出宣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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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的王公流离失所了，于是特别组织“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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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西藏的怀柔〔６〕，是请班禅喇嘛诵经念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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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宽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广西对付瑶民的办法〔７〕。据《大晚报》载，这种“宽仁政策”是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去“下蛋”，使他们“惊诧为天神天将而不战自降”。事后，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叫他们看看上国〔８〕的文化，例如马路上，红头阿三〔９〕的威武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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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红头阿三说的是：勿要哗啦哗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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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久已归化的“夷狄”，近来总是“哗啦哗啦”，原因是都有些怨了。王化盛行的时候，“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１０〕这原是当然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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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们还是东奔西走，南征北剿，决不偷懒。虽然劳苦些，但“精神上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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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伪”满的夫权保障了，蒙古的王公救济了，喇嘛的经咒念完了，回民真的安慰了，瑶民“不战自降”了，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呢？自然只有修文德以服“远人”〔１１〕的日本了。这时候，我们印度阿三式的责任算是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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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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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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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被新闻检查处抽掉了，没有登出。幸而既非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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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又居租界，得免于国货的飞机来“下蛋”，然而“勿要哗啦哗啦”却是一律的，所以连“欢呼”也不许，——然则惟有一声不响，装死救国而已！〔１３〕十五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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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投给《申报•自由谈》，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处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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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署名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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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语见《尚书•尧典》，是记叙尧的功德时所作的颂词，意思是遍及上下四方，无所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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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申报》曾载“溥仪弟妇恋奸案”的新闻，说溥仪堂弟妇和厨工携款从长春逃到烟台，被烟台公安局发觉后，将厨工处徒刑一年，女方由夫家领回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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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新疆的回民闹乱子　指一九三三年初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当时报纸称“回民”）的反抗行动。一九三一年四月，维族人民曾因反抗新疆省主席军阀金树仁的暴政，遭到残酷镇压。一九三三年初，维族人民继续开展大规模的反抗行动，金树仁被迫弃守哈密等地，迪化（今乌鲁木齐）也遭包围；四月，金树仁垮台逃走，他的参谋长盛世才乘机攫取了新疆的统治权。四月底，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宣慰使”，前往处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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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内蒙东部地区，国民党政府曾指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拨款救济流落在北平等地的东蒙王公官民学生和逃来内蒙的原外蒙王公等，并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在北平设立“蒙古救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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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对于西藏的怀柔　九一八事变前后，西藏统治阶级中的亲英势力，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在青海玉树、西康甘孜一带，不断挑起同地方军阀的武装冲突；一九三三年四月，他们曾企图以武力强渡金沙江进入当时西康的巴安，以实现所谓“康藏合一”的计划。国民党政府当时对此一筹莫展，曾竭力拉拢被达赖喇嘛赶出西藏的班禅喇嘛（当时班禅在南京设有办事处），举办祈祷法会，通过这种宗教形式的联系以示怀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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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对付瑶民的办法　广西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区，是少数民族瑶族的聚居地。国民党政府一贯实行大汉族政策，地方政府对瑶民的剥削侮辱尤为严重，因而激起瑶族人民的多次反抗。一九三三年二月，广西北部全县、灌阳等地瑶民，以打醮的迷信方式聚众起义，提出“杀财主佬，杀官兵”的口号，声势颇大。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以一旅左右的兵力“进剿”，并派飞机前往轰炸，瑶民伤亡甚重。事后，国民党当局又玩弄“剿抚并施”的策略，“拟领导瑶民乡村长到全省各埠去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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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上国　春秋时称中原齐、晋等国为上国，是对吴、楚诸国而言的。这里是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在少数民族面前以“上国”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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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红头阿三　旧时上海对公共租界内印度巡捕的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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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东面而征西夷怨”二句，原出《尚书•仲虺之诰》：“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这里引用的是孟轲的话，见《孟子》中的《梁惠王》和《滕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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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远人”　指异族人或外国人，见《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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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草野小民”等四句，见孙中山一八九四年六月写的《上李鸿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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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这段附记，未随本文在《论语》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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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地下〔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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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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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进去之一例曰：“日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２〕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五月十日《申报》南昌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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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进来之一例曰：“今晨六时，敌机炸蓟县，死民十余，又密云今遭敌轰四次〔３〕，每次二架，投弹盈百，损害正详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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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日《大晚报》北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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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了这运会而生的，是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和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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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来的两股好文章。〔５〕住在租界里的人们是有福的。但试闭目一想，想得广大一些，就会觉得内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敌军在天上，没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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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害正详查中”，而太平之区，却造起了宝塔〔６〕。释迦〔７〕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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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试闭目一想，想得久远一些，可就遇着难题目了。假如炸进去慢，炸进来快，两种飞机遇着了，又怎么办呢？停止了“安内”，回转头来“迎头痛击”呢，还是仍然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他跟着炸进来，一前一后，同炸“匪区”，待到炸清了，然后再“攘”他们出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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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只是讲笑话，事实是决不会弄到这地步的。即使弄到这地步，也没有什么难解决：外洋养病，名山拜佛〔８〕，这就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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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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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山上拜佛，小便里有糖，这就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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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夜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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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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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宜黄、崇仁，江西省的县名。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是当时中央苏区军民反“围剿”斗争的前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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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蓟县、密云，河北省的县名。一九三三年四月，日军进袭冀东滦河一带时，曾派机轰炸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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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　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上海市预定征募二百万元。至五月初仅得半数，乃发动全市童子军于十二日起，在各交通要道及娱乐场所劝募购买“童子军号飞机”捐款三天。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北平各小学校长因日机时临上空，曾派代表赴社会局要求各校每日上午停课，挖防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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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据手稿，这里还有下面一段：“买飞机，将以‘安内’也，挖地洞，‘无以攘外’也。因为‘安内急于攘外’，故还须买飞机，而‘非安内无以攘外’，故必得挖地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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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造起了宝塔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客戴季陶邀广东中山大学在南京的师生七十余人，合抄孙中山的著作，盛铜盒中，外镶石匣，在中山陵附近建筑宝塔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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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释迦　即释迦牟尼（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佛教创始人。《瑞应本起经》卷上有关于他出生的记载：“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化从右胁生。堕地即行七步，举右手住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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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三国时吴国支谦汉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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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外洋养病，名山拜佛　这是国民党政客因内讧下野或处境困难时惯用的脱身借口，如汪精卫曾以生背痈、患糖尿病等为由，“卧床休息”或“出国养病”；黄郛退居莫干山“读书学佛”；戴季陶自称信奉佛教，报上屡载他去名山诵经拜佛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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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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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的报章告诉我们：新任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１〕的专车一到天津，即有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掷一炸弹，犯人当场捕获，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绑赴新站外枭首示众〔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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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的变成民国，虽然已经二十二年，但宪法草案的民族民权两篇，日前这才草成，尚未颁布。上月杭州曾将西湖抢犯当众斩决，据说奔往赏鉴者有“万人空巷”之概〔３〕。可见这虽与“民权篇”第一项的“提高民族地位”稍有出入，却很合于“民族篇”第二项的“发扬民族精神”。南北统一，业已八年，天津也来挂一颗小小的头颅，以示全国一致，原也不必大惊小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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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中国虽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４〕，但一有事故，除三老通电，二老宣言，九四老人题字〔５〕之外，总有许多“童子爱国”，“佳人从军”的美谈，使壮年男儿索然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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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民族，好像往往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６〕，到得老年，才又脱尽暮气，据讣文，死的就更其了不得。则十七岁的少年而来投掷炸弹，也不是出于情理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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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要保留的，是“据供系受日人指使”这一节，因为这就是所谓卖国。二十年来，国难不息，而被大众公认为卖国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虽然他们后来依然逍遥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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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少年和儿童，则拚命的使尽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携着竹筒或扑满〔７〕，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干次数了。虽然因为他们无先见之明，这些用汗血求来的金钱，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爱国之心是真诚的，卖国的事是向来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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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这一次却破例了，但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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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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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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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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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黄郛（１８８０—１９３６）　浙江绍兴人。国民党政客，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八年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因进行媚外投降活动，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久下台。一九三三年五月又被蒋介石起用，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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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刘庚生炸黄郛案，发生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这年四月，日军向滦东及长城沿线发动总攻后，唐山、遵化、密云等地相继沦陷，平津形势危急。国民党政府为了向日本表示更进一步的投降，于五月上旬任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十五日黄由南京北上，十七日晨专车刚进天津站台，即有人投掷炸弹。据报载，投弹者当即被捕，送第一军部审讯，名叫刘魁生（刘庚生是“路透电”的音译），年十七岁，山东曹州人，在陈家沟刘三粪厂作工。当天中午刘被诬为“受日人指使”，在新站外枭首示众。事实上刘只是当时路过铁道，审讯时他坚不承认投弹。国民党将他杀害并制造舆论，显然是借以掩盖派遣黄郛北上从事卖国勾当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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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西湖抢案，见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报》载新闻《西湖有盗》：“二十三日下午二时，西湖三潭印月有沪来游客骆王氏遇匪谭景轩，出手枪劫其金镯，女呼救，匪开枪，将事主击毙，得赃而逸。旋在苏堤为警捕获，讯供不讳，当晚押赴湖滨运动场斩决，观者万人。匪曾任四四军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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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语见《论语•阳货》：“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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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三老通电　指马良、章炳麟、沈恩孚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向全国通电，指斥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阳示抵抗，阴作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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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老宣言，指马良、章炳麟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初发表的联合宣言，内容是依据历史证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他们两人还在同年二月十八日发表宣言，驳斥日本侵略者捏造的热河不属中国领土的谰言；四月下旬又联名通电，勖勉国人坚决抗日，收回失地。九四老人，即马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字相伯，江苏丹徒人。当年虚龄九十四岁，他常自署“九四老人”为各界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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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语见《世说新语•言语》，是汉代陈韪戏谑孔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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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扑满　陶制的储钱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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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作者撰此文后十四天，即五月三十一日，黄郛就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派熊斌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日本侵占长城及山海关以北的地区为合法，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的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以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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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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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讲过刘庚生的罪名，就想到开口和动笔，在现在的中国，实在也很难的，要稳当，还是不响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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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几个例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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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Ｑ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Ｑ”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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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１〕，说反对者是拿了卢布的，所以在学界捣乱。然而过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２〕，靠俄款〔３〕享福，听到停付，就要力争了。这虽然是现世的善报，但也总是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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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则如各报章上，“敌”呀，“逆”呀，“伪”呀，“傀儡国”呀，用得沸反盈天。不这样写，实在也不足以表示其爱国，且将为读者所不满。谁料得到“某机关通知〔４〕：御侮要重实际，逆敌一类过度刺激字面，无裨实际，后宜屏用”，而且黄委员长〔５〕抵平，发表政见，竟说是“中国和战皆处被动，办法难言，国难不止一端，亟谋最后挽救”（并见十八日《大晚报》北平电）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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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而还好，报上果然只看见“日机威胁北平”之类的题目，没有“过度刺激字面”了，只是“汉奸”的字样却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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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既非敌，汉何云奸，这似乎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漏洞。好在汉人是不怕“过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头来，挂在街头，给中外士女欣赏，也从来不会有人来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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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处所，我们是知道说话之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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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清朝的文字狱〔６〕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经过敏，豫先改称为“上国”或“天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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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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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　指胡适、陈西滢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办的《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曾在该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发表《闲话》一则，诬蔑进步人士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正人君子”，是当时拥护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报》对现代评论派的吹捧，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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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　陈西滢曾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教授。胡适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于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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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俄款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复交，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一九二六年初，《现代评论》曾连续刊载谈论“俄款用途”的文章，为“北京教育界”力争俄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以“应付国难”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费用的庚子赔款，曾引起教育界有关人士的恐慌和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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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某机关通知　指黄郛就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后，为讨好日本而发布的特别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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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黄委员长　即黄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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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清朝的文字狱　清代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狱有康熙年间庄廷桫《明书》狱；雍正年间吕留良、曾静狱；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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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名无实”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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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的《战区见闻记》有这么一段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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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适遇一排长，甫由前线调防于此，彼云，我军前在石门寨，海阳镇，秦皇岛，牛头关，柳江等处所做阵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万元，木材重价尚不在内……艰难缔造，原期死守，不幸冷口失陷，一令传出，即行后退，血汗金钱所合并成立之阵地，多未重用，弃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五月十七日《申报》特约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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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第一，他以为不抵抗将军〔１〕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为化了三四十万大洋建筑了防御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总算还好，他没有想到进攻）。这是不懂策略：防御工程原是建筑给老百姓看看的，并不是教你死守的阵地，真正的策略却是“诱敌深入”。第三，他虽然奉令后退，却敢于“痛心”。这是不懂哲学：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额手称庆”，实在高兴得太快了。这是不懂命理：中国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痴呆的排长，难怪他连叫两个“不幸”，居然自己承认是“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其实究竟是谁“有名无实”，他是始终没有懂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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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比排长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说，他们只会“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弟兄，处于今日局势，若非对外，鲜有不哗变者”（同上通信）。这还成话么？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２〕以前我总不大懂得这是什么意思：既然连敌国都没有了，我们的国还会亡给谁呢？现在照这兵士的话就明白了，国是可以亡给“哗变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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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要不亡国，必须多找些“敌国外患”来，更必须多多“教训”那些痛心的愚劣人民，使他们变成“有名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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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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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不抵抗将军　指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放弃东北。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侵占热河，蒋介石为推卸责任，平抑民愤，又迫令张“引咎辞职”，派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辞职后，于四月十一日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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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孟轲的话，见《孟子•告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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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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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学家自己做的文章还要自己来注释，觉得很麻烦。至于世界要人就不然，他们有的是秘书，或是私淑弟子，替他们来做注释的工作。然而另外有一种文章，却是注释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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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说，世界第一要人美国总统发表了“和平”宣言〔１〕，据说是要禁止各国军队越出国境。但是，注释家立刻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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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则为条约所许，故不在罗斯福总统所提议之禁止内”〔２〕（十六日路透社华盛顿电）。再看罗氏的原文：“世界各国应参加一庄严而确切之不侵犯公约，及重行庄严声明其限制及减少军备之义务，并在签约各国能忠实履行其义务时，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质之武装军队越出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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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认真注解起来，这其实是说：凡是不“确切”，不“庄严”，并不“自己承允”的国家，尽可以派遣任何性质的军队越出国境。至少，中国人且慢高兴，照这样解释，日本军队的越出国境，理由还是十足的；何况连美国自己驻在中国的军队，也早已声明是“不在此例”了。可是，这种认真的注释是叫人扫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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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则，像“誓不签订辱国条约”〔３〕一句经文，也早已有了不少传注。传曰：“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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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主要的是一个“敢”字。但是：签订条约有敢与不敢的分别，这是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拿枪杆的人却用不着研究敢与不敢的为难问题——缩短防线，诱敌深入之类的策略是用不着签订的。就是拿笔杆的人也不至于只会签字，假使这样，未免太低能。所以又有一说，谓之“一面交涉”。于是乎注疏就来了：“以不承认为责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头交涉……清算无益之抗日。”这是日本电通社的消息〔４〕。这种泄漏天机的注解也是十分讨厌的，因此，这不会不是日本人的“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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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这类文章浑沌一体，最妙是不用注解，尤其是那种使人扫兴或讨厌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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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读书讲到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５〕，先生就给我讲了，他说：“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注解虽有，确有人不愿意我们去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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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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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和平”宣言　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世界四十四国元首发表的《吁请世界和平保障宣言书》，它的主要内容是向各国呼吁缩减军备并制止武装军队的逾越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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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等语，是罗斯福发表宣言时，美国官方为自己驻兵中国、违反这一宣言的行径辩解时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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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誓不签订辱国条约”　参看本卷第１３４页注〔４〕。“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黄郛在天津对记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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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电通社的消息　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公社。此则消息的原文是：“东京十七日电通电：关于中国方面之停战交涉问题，日军中央部意向如下，虽有停战交涉之情报，然其诚意可疑。中国第一线军队，尚执拗继续挑战，华北军政当局，且发抵抗乃至决战之命令。停战须由军事责任者，以确实之方法堂堂交涉，若由不承认为责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头交涉，此不过谋一时和缓日军之锋锐而已。中国当局，达观东亚大势，清算无益之抗日，乃其急务，因此须先实际表示诚意。”（据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大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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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好读书不求甚解”　语见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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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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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向《自由谈》投稿的由来，《前记》里已经说过了。到这里，本文已完，而电灯尚明，蚊子暂静，便用剪刀和笔，再来保存些因为《自由谈》和我而起的琐闻，算是一点余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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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发表短评时中，攻击得最烈的是《大晚报》。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为我所看的只有《申报》和《大晚报》两种，而后者的文字往往颇觉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释闷。即如我的眼前，现在就有一张包了香烟来的三月三十日的旧《大晚报》在，其中有着这样的一段——“浦东人杨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丑陋，人复贫穷，向为泥水匠，曾佣于苏州人盛宝山之泥水作场。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龄，而矮小异常，人亦猥琐。昨晚八时，杨在虹口天潼路与盛相遇，杨奸其女。经捕头向杨询问，杨毫不抵赖，承认自去年一二八以后，连续行奸十余次，当派探员将盛金弟送往医院，由医生验明确非处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经刘毓桂推事提审，捕房律师王耀堂以被告诱未满十六岁之女子，虽其后数次皆系该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应强奸罪论，应请讯究。旋传女父盛宝山讯问，据称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责女后，女忽失踪，直至昨晨才归，严诘之下，女始谓留住被告家，并将被告诱奸经过说明，我方得悉，故将被告扭入捕房云。继由盛金弟陈述，与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余次，每次均系被告将我唤去，并着我不可对父母说知云。质之杨江生供，盛女向呼我为叔，纵欲奸犹不忍下手，故绝对无此事，所谓十余次者，系将盛女带出游玩之次数等语。刘推事以本案尚须调查，谕被告收押，改期再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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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记事里分明可见，盛对于杨，并未说有“伦常”关系，杨供女称之为“叔”，是中国的习惯，年长十年左右，往往称为叔伯的。然而《大晚报》用了怎样的题目呢？是四号和头号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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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途扭往捕房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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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叔奸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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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自称被奸过十余次男指系游玩并非风流它在“叔”上添一“干”字，于是“女”就化为“侄女”，杨江生也因此成了“逆伦”或准“逆伦”的重犯了。中国之君子，叹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伦，而惟恐人间没有逆伦的故事，偏要用笔铺张扬厉起来，以耸动低级趣味读者的眼目。杨江生是泥水匠，无从看见，见了也无从抗辩，只得一任他们的编排，然而社会批评者是有指斥的任务的。但还不到指斥，单单引用了几句奇文，他们便什么“员外”什么“警犬”〔１〕的狂嗥起来，好像他们的一群倒是吸风饮露，带了自己的家私来给社会服务的志士。是的，社长我们是知道的，然而终于不知道谁是东家，就是究竟谁是“员外”，倘说既非商办，又非官办；则在报界里是很难得的。但这秘密，在这里不再研究它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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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大晚报》不相上下，注意于《自由谈》的还有《社会新闻》〔２〕。但手段巧妙得远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愿通的文章，而只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即如《自由谈》的改革的原因，虽然断不定所说是真是假，我倒还是从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来的——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中国文坛，本无新旧之分，但到了五四运动那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这时中国青年外感外侮的压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烦闷，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了伟大的成功。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但旧文坛势力在社会上有悠久的历史，根深蒂固，一时不易动摇。那时旧文坛的机关杂志，是著名的《礼拜六》，几乎集了天下摇头摆尾的文人，于《礼拜六》一炉！至《礼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说，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极点了！此即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亚吴双热周瘦鹃等，尤以善谈鸳鸯蝴蝶著名，周瘦鹃且为礼拜六派之健将。这时新文坛对于旧势力的大本营《礼拜六》，攻击颇力，卒以新兴势力，实力单薄，旧派有封建社会为背景，有恃无恐，两不相让，各行其是。此后新派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陆续成立，人材渐众，势力渐厚，《礼拜六》应时势之推移，终至“寿终正寝”！惟礼拜六派之残余分子，迄今犹四出活动，无肃清之望，上海各大报中之文艺编辑，至今大都仍是所谓鸳鸯蝴蝶派所把持。可是只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兴文艺出版数量的可惊，已有使旧势力不能抬头之势！礼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复以《礼拜六》的头衔以相召号，盖已至强弩之末的时期了！最近守旧的《申报》，忽将《自由谈》编辑礼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鹃撤职，换了一个新派作家黎烈文，这对于旧势力当然是件非常的变动，遂形成了今日新旧文坛剧烈的冲突。周瘦鹃一方面策动各小报，对黎烈文作总攻击，我们只要看郑逸梅主编的《金刚钻》，主张周瘦鹃仍返《自由谈》原位，让黎烈文主编《春秋》，也足见旧派文人终不能忘情于已失的地盘。而另一方面周瘦鹃在自己编的《春秋》内说：各种副刊有各种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论，也足见周瘦鹃犹惴惴于他现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时还硬拉非苏州人的严独鹤加入周所主持的纯苏州人的文艺团体“星社”，以为拉拢而固地位之计。不图旧派势力的失败，竟以周启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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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所闻：周的不能安于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对于选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认识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内容，见篇即登；同时无名小卒或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则也不看内容，整堆的作为字纸篓的虏俘。因周所编的刊物，总是几个夹袋里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内容糟不可言！外界对他的攻击日甚，如许啸天主编之《红叶》，也对周有数次剧烈的抨击，史量才为了外界对他的不满，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这次史量才的一动，周竟作了导火线，造成了今日新旧两派短兵相接战斗愈烈的境界！以后想好戏还多，读者请拭目俟之。〔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惊小怪起来，为“守旧文化的堡垒”的动摇惋惜——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水手关于左翼文化运动，虽然受过各方面严厉的压迫，及其内部的分裂，但近来又似乎渐渐抬起头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产党“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的确是较前稍有起色。在杂志方面，甚至连那些第一块老牌杂志，也左倾起来。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杂志，也是最稳健不过的杂志，可是据王云五老板的意见，胡愈之近来太左倾了，所以在愈之看过的样子，他必须再重看一遍。但虽然是经过王老板大刀阔斧的删段以后，《东方杂志》依然还嫌太左倾，于是胡愈之的饭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来接他的手了。又如《申报》的《自由谈》在礼拜六派的周某主编之时，陈腐到太不像样，但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东方杂志》是属于商务印书馆的，《自由谈》是属于《申报》的，商务印书馆与申报馆，是两个守旧文化的堡垒，可是这两个堡垒，现在似乎是开始动摇了，其余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还有几个中级的新的书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语罕丁晓先与沈雁冰等，都各自抓着了一个书局，而做其台柱，这些都是著名的红色人物，而书局老板现在竟靠他们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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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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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三星期，便确指鲁迅与沈雁冰〔３〕为《自由谈》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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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系留法学生，为一名不见于经传之新进作家。自彼接办《自由谈》后，《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稿尤多，署名为“何家干”。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蛰存曹聚仁李辉英辈是。一般人以《自由谈》作文者均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总中人，但黎氏对此，加以否认，谓彼并未加入文总，与以上诸人仅友谊关系云。〔逸〕又过了一个多月，则发见这两人的“雄图”（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鲁迅沈雁冰的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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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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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这个运动的台柱，除他们二人外有郁达夫，郑振铎等，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运动，是以语丝社创造社及文学研究会为中心，而消散之后，语丝创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学研究会的人大部分都还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而沈雁冰及郑振铎，一向是文学研究派的主角，于是决定循此路线进行。最近，连田汉都愿意率众归附，大概组会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这红五月中实现了。〔农〕这些记载，于编辑者黎烈文是并无损害的，但另有一种小报式的期刊所谓《微言》〔４〕，却在《文坛进行曲》里刊了这样的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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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聚仁经黎烈文等绍介，已加入左联。”（七月十五日，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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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刊物立说的差异，由于私怨之有无，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却更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五字，便并陷两者，使都成为必被压迫或受难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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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五月初，对于《自由谈》的压迫，逐日严紧起来了，我的投稿，后来就接连的不能发表。但我以为这并非因了《社会新闻》之类的告状，倒是因为这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但这时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而《自由谈》可就难了，到五月廿五日，终于刊出了这样的启事——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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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篇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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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现象，好像很得了《社会新闻》群的满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里的“文化秘闻”栏内，就有了如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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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谈》态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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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报•自由谈》自黎烈文主编后，即吸收左翼作家鲁迅沈雁冰及乌鸦主义者曹聚仁等为基本人员，一时论调不三不四，大为读者所不满。且因嘲骂“礼拜五派”，而得罪张若谷等；抨击“取消式”之社会主义理论，而与严灵峰等结怨；腰斩《时代与爱的歧途》，又招张资平派之反感，计黎主编《自由谈》数月之结果，已形成一种壁垒，而此种壁垒，乃营业主义之《申报》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间亦耳闻有种种不满之论调，乃特下警告，否则为此则惟有解约。最后结果伙计当然屈伏于老板，于是“老话”，“小旦收场”之类之文字，已不复见于近日矣。〔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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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５〕，大家多猜测为遭了暗算，而这猜测也日益证实了。谣言也因此非常多，传说某某也将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吓信的也有。我没有接到什么信，只有一连五六日，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６〕的支店去询问我的住址。我以为这些信件和电话，都不是实行暗算者们所做的，只不过几个所谓文人的鬼把戏，就是“文坛”上，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烦，这小玩意是也能发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谈》上《蘧庐絮语》〔７〕之后有一条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戏的见效的证据了——编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来信，现以全力从事某项著作，无暇旁鹜，《蘧庐絮语》，就此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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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大晚报》静观了月余，在六月十一的傍晚，从它那文艺附刊的《火炬》上发出毫光来了，它愤慨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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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鲁久不曾提起的“自由”这问题，近来又有人在那里大论特谈，因为国事总是热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谈，死心再来谈“风月”，可是“风月”又谈得不称心，不免喉底里喃喃地漏出几声要“自由”，又觉得问题严重，喃喃几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语似有不便，于是正面问题不敢直接提起来论，大刀阔斧不好当面幌起来，却弯弯曲曲，兜着圈子，叫人摸不着棱角，摸着正面，却要把它当做反面看，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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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见这只口本身已经是不自由的了。因为不自由，所以才讽讽刺刺，一回儿“要自由”，一回儿又“不要自由”，过一回儿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来复去，总叫头脑简单的人弄得“神经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说清了，大家也好顺风转舵，免得闷在葫芦里，失掉听懂的自由。照我这个不是“雅人”的意思，还是粗粗直直地说：“咱们要自由，不自由就来拚个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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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自由”并不是个非常问题，给大家一谈，倒严重起来了。——问题到底是自己弄严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阔斧，将何以冲破这黑漆一团？细针短刺毕竟是雕虫小技，无助于大题，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我们聪明的智识份子又何尝不知道讽刺在这时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却又觉左右掣肘，在这一年代，科学发明，刀斧自然不及枪炮；生贱于蚁，本不足惜，无奈我们无能的智识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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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说，自由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给你一谈，倒谈得难能可贵起来了。你对于时局，本不该弯弯曲曲的讽刺。现在他对于讽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现在被别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着头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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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时十五分，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杨杏佛〔８〕（铨）遭了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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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总算拚了个“你死我活”，法鲁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说亮话了。只有《社会新闻》，却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显，还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来——左翼作家纷纷离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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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闹一时，好像什么都要染上红色，文艺界全归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势显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阵线布置完成，左翼的内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据确讯，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杭州，陈望道回家乡，连蓬子，白薇之类的踪迹都看不见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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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湖是诗人避暑之地，牯岭乃阔老消夏之区，神往尚且不敢，而况身游。杨杏佛一死，别人也不会突然怕热起来的。听说青岛也是好地方，但这是梁实秋〔９〕教授传道的圣境，我连遥望一下的眼福也没有过。“道”先生有道，代我设想的恐怖，其实是不确的。否则，一群流氓，几枝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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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嗅觉好像特别灵敏的《微言》，却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载着另一种消息——自由的风月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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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烈文主编之《自由谈》，自宣布“只谈风月，少发牢骚”以后，而新进作家所投真正谈风月之稿，仍拒登载，最近所载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讽刺文章，即其刺探们无聊之考古。闻此次辩论旧剧中的锣鼓问题，署名“罗复”者，即陈子展，“何如”者，即曾经被捕之黄素。此一笔糊涂官司，颇骗得稿费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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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虽然也是一科“牢骚”，但“真正谈风月”和“曾经被捕”等字样，我觉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为“顽石”，灵气之不钟于鼻子若我辈者，竟莫辨其为“新进作家”抑“老作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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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本来也可以完结了，但还有应该提一下的，是所谓“腰斩张资平”〔１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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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谈》上原登着这位作者的小说，没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报上，便轰传为“腰斩张资平”。当时也许有和编辑者往复驳难的文章的，但我没有留心，因此就没有收集。现在手头的只有《社会新闻》，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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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有一篇文章，据说是罪魁祸首又是我，如下——张资平挤出《自由谈》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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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的《自由谈》，是一块有为而为的地盘，是“乌鸦”“阿Ｑ”的播音台，当然用不着“三角四角恋爱”的张资平混迹其间，以至不得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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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有人要问：为什么那个色欲狂的“迷羊”——郁达夫却能例外？他不是同张资平一样发源于创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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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唱着“妹妹我爱你”吗？我可以告诉你，这的确是例外。因为郁达夫虽则是个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联”，认识“民权保障”的大人物，与今日《自由谈》的后台老板鲁（？）老夫子是同志，成为“乌鸦”“阿Ｑ”的伙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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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自由谈》主编人黎烈文开革张资平的理由，是读者对于《时代与爱的歧路》一文，发生了不满之感，因此中途腰斩，这当然是一种遁词。在肥胖得走油的申报馆老板，固然可以不惜几千块钱，买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纸簏，但在靠卖文为活的张资平，却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惨，他还得见见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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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自由谈》的写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请客席上，请他担任的，即使鲁（？）先生要扫清地盘，似乎也应当客气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问题是这样的，鲁先生为了要复兴文艺（？）运动，当然第一步先须将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于是乃有批评曾今可张若谷章衣萍等为“礼拜五派”之举；张资平如若识相，自不难感觉到自己正酣卧在他们榻旁，而立刻滚蛋！无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恋着，致触了这个大霉头。当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还是徒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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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资平被挤出《自由谈》之后，以常情论，谁都咽不下这口冷水，不过张资平的阘懦是著名的，他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们斗争，而且也不敢同他们摆好了阵营的集团去斗争，于是，仅仅在《中华日报》的《小贡献》上，发了一条软弱无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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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红萝卜须》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组成的文艺观摹团，将大批的移殖到《自由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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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是《自由谈》上曾经攻击过曾今可〔１１〕的“解放词”，据《社会新闻》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说，原来却又是我在闹的了，如下——曾今可准备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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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今可之为鲁迅等攻击也，实至体无完肤，固无时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鲜，难于如愿耳！且知鲁迅等有左联作背景，人多手众，此呼彼应，非孤军抗战所能抵御，因亦着手拉拢，凡曾受鲁等侮辱者更所欢迎。近已拉得张资平，胡怀琛，张凤，龙榆生等十余人，组织一文艺漫谈会，假新时代书店为地盘，计划一专门对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如〕那时我想，关于曾今可，我虽然没有写过专文，但在《曲的解放》（本书第十五篇）里确曾涉及，也许可以称为“侮辱”罢；胡怀琛〔１２〕虽然和我不相干，《自由谈》上是嘲笑过他的“墨翟为印度人说”的。但张，龙两位是怎么的呢？彼此的关涉，在我的记忆上竟一点也没有。这事直到我看见二卷二十六期的《涛声》〔１３〕（七月八日出），疑团这才冰释了——“文艺座谈”遥领记聚仁《文艺座谈》者，曾词人之反攻机关报也，遥者远也，领者领情也，记者记不曾与座谈而遥领盛情之经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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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题既毕，乃述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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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到暨南去上课，休息室的台子上赫然一个请帖；展而恭读之，则《新时代月刊》之请帖也，小子何幸，乃得此请帖！折而藏之，以为传家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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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请客而《文艺座谈》生焉，而反攻之阵线成焉。报章煌煌记载，有名将在焉。我前天碰到张凤老师，带便问一个口讯；他说：“谁知道什么座谈不座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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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又没说，签了名，第二天，报上都说是发起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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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遇到龙榆生先生，龙先生说：“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们再三叫我去谈谈，只吃了一些茶点，就算数了；我又出不起广告费。”我说：“吃了他家的茶，自然是他家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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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幸而没有去吃茶，免于被强奸，遥领盛情，志此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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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文艺漫谈会”的机关杂志《文艺座谈》〔１４〕第一期，却已经罗列了十多位作家的名字，于七月一日出版了。其中的一篇是专为我而作的——内山书店小坐记白羽遐某天的下午，我同一个朋友在上海北四川路散步。走着走着，就走到北四川路底了。我提议到虹口公园去看看，我的朋友却说先到内山书店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书。我们就进了内山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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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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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的朋友随便翻看着书报。内山看见我们就连忙跑过来和我们招呼，请我们坐下来，照例地闲谈。因为到内山书店来的中国人大多数是文人，内山也就知道点中国的文化。他常和中国人谈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情形，却不大谈到中国的政治，自然是怕中国人对他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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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样。‘白发三千丈’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诳！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国的别的问题，也可以以此类推……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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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山的话我们听了并不觉得一点难为情，诗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去批评的。内山不过是一个九州角落里的小商人，一个暗探，我们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会拿什么话语去向他声辩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谈》上看到何家干先生的一篇文字，就是内山所说的那些话。原来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文坛老将”，连一点这样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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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山还和我们谈了好些，“航空救国”等问题都谈到，也有些是已由何家干先生抄去在《自由谈》发表过的。我们除了勉强敷衍他之外，不大讲什么话，不想理他。因为我们知道内山是个什么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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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我的朋友出了内山书店，又散步散到虹口公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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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一礼拜（七月六日），《社会新闻》（第四卷二期）就加以应援，并且廓大到“左联”〔１５〕去了。其中的“茅盾”，是本该写作“鲁迅”的故意的错误，为的是令人不疑为出于同一人的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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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山书店与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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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座谈》第一期上说，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是侦探作用，这是确属的，而尤其与左联有缘。记得郭沫若由汉逃沪，即匿内山书店楼上，后又代为买船票渡日。茅盾在风声紧急时，亦以内山书店为惟一避难所。然则该书店之作用究何在者？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杂志所载调查中国匪情文字，比中国自身所知者为多，而此类材料之获得，半由受过救命之恩之共党文艺份子所供给；半由共党自行送去，为张扬势力之用，而无聊文人为其收买甘愿为其刺探者亦大有人在。闻此种侦探机关，除内山以外，尚有日日新闻社，满铁调查所等，而著名侦探除内山完造外，亦有田中，小岛，中村等。〔新皖〕这两篇文章中，有两种新花样：一，先前的诬蔑者，都说左翼作家是受苏联的卢布的，现在则变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先前的揭发者，说人抄袭是一定根据书本的，现在却可以从别人的嘴里听来，专凭他的耳朵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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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有人来抱不平了，七月五日的《自由谈》上，竟揭载了这样的一篇文字——谈“文人无行”谷春帆虽说自己也忝列于所谓“文人”之“林”，但近来对于“文人无行”这句话，却颇表示几分同意，而对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喟，也不完全视为“道学先生”的偏激之言。实在，今日“人心”险毒得太令人可怕了，尤其是所谓“文人”，想得出，做得到，种种卑劣行为如阴谋中伤，造谣诬蔑，公开告密，卖友求荣，卖身投靠的勾当，举不胜举。而在另一方面自吹自擂，觍然以“天才”与“作家”自命，偷窃他人唾余，还沾沾自喜的种种怪象，也是“无丑不备有恶皆臻”，对着这些痛心的事实，我们还能够否认“文人无行”这句话的相当真实吗？（自然，我也并不是说凡文人皆无行。）我们能不兴起“世道人心”的感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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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我这样的感触并不是毫没来由的。举实事来说，过去有曾某其人者，硬以“管他娘”与“打打麻将”等屁话来实行其所谓“词的解放”，被人斥为“轻薄少年”与“色情狂的急色儿”，曾某却唠唠叨叨辩个不休，现在呢，新的事实又证明了曾某不仅是一个轻薄少年，而且是阴毒可憎的蛇蝎，他可以借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吹牛（见二月崔在本报所登广告），甚至硬把日本一个打字女和一个中学教员派做“女诗人”和“大学教授”，把自己吹捧得无微不至；他可以用最卑劣的手段投稿于小报，指他的朋友为×××，并公布其住址，把朋友公开出卖（见第五号《中外书报新闻》）。这样的大胆，这样的阴毒，这样的无聊，实在使我不能相信这是一个有廉耻有人格的“人”——尤其是“文人”，所能做出。然而曾某却真想得到，真做得出，我想任何人当不能不佩服曾某的大无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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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曾某年纪还不大，也并不是没有读书的机会，我想假如曾某能把那种吹牛拍马的精力和那种阴毒机巧的心思用到求实学一点上，所得不是要更多些吗？然而曾某却偏要日以吹拍为事，日以造谣中伤为事，这，一方面固愈足以显曾某之可怕，另一方面亦正见青年自误之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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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话说回头，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专写三角恋爱小说出名，并发了财的张××，彼固动辄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会在一些小报上泼辣叫嗥，完全一副满怀毒恨的“弃妇”的脸孔，他会阴谋中伤，造谣挑拨，他会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宁，简直想要置你于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恶辣，可说空前绝后，这样看来，高等教育又有何用？还有新出版之某无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者作《内山书店小坐记》一文，公然说某人常到内山书店，曾请内山书店救过命保过险。我想，这种公开告密的勾当，大概也就是一流人化名玩出的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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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无论他们怎样造谣中伤，怎样阴谋陷害，明眼人一见便知，害人不着，不过徒然暴露他们自己的卑污与无人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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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想，“有行”的“文人”，对于这班丑类，实在不应当像现在一样，始终置之不理，而应当振臂奋起，把它们驱逐于文坛以外，应当在污秽不堪的中国文坛，做一番扫除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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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祸水就又引到《自由谈》上去，在次日的《时事新报》〔１６〕上，便看见一则启事，是方寸大字的标名——张资平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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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日《申报•自由谈》之《谈“文人无行”》，后段大概是指我而说的。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此须申明者一；白羽遐另有其人，至《内山小坐记》亦不见是怎样坏的作品，但非出我笔，我未便承认，此须申明者二；我所写文章均出自信，而发见关于政治上主张及国际情势之研究有错觉及乱视者，均不惜加以纠正。至于“造谣伪造信件及对于意见不同之人，任意加以诬毁”皆为我生平所反对，此须申明者三；我不单无资本家的出版者为我后援，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更进而行其“诬毁造谣假造信件”等卑劣的行动。我连想发表些关于对政治对国际情势之见解，都无从发表，故凡容纳我的这类文章之刊物，我均愿意投稿。但对于该刊物之其他文字则不能负责，此须申明者四。今后凡有利用以资本家为背景之刊物对我诬毁者，我只视作狗吠，不再答复，特此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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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明白，除我而外，大部分是对于《自由谈》编辑者黎烈文的。所以又次日的《时事新报》上，也登出相对的启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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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烈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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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文去岁游欧归来，客居沪上，因《申报》总理史量才先生系世交长辈，故常往访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过任何党派，且留欧时专治文学，故令加入申报馆编辑《自由谈》。不料近两月来，有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因烈文停登其长篇小说，怀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谣诬蔑，挑拨陷害，无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与目的过于卑劣，明眼人一见自知，不值一辩，故至今绝未置答，但张氏昨日又在《青光》栏上登一启事，含沙射影，肆意诬毁，其中有“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一语，不知何指。张氏启事既系对《自由谈》而发，而烈文现为《自由谈》编辑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释群疑。烈文只胞妹两人，长应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现在长沙某校读书，亦未嫁人，均未出过湖南一步。且据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族姊妹中不论亲疏远近，既无一人嫁人为妾，亦无一人得与“大商人”结婚，张某之言，或系一种由衷的遗憾（没有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的遗憾），或另有所指，或系一种病的发作，有如疯犬之狂吠，则非烈文所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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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还有几个启事，避烦不再剪贴了。总之：较关紧要的问题，是“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者是谁？但这事须问“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好汉张资平本人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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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中国真也还有好事之徒，竟有人不怕中暑的跑到真茹的“望岁小农居”这洋楼底下去请教他了。《访问记》登在《中外书报新闻》〔１７〕的第七号（七月十五日出）上，下面是关于“为妾”问题等的一段——（四）启事中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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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话还只是讲刊登及停载的经过，接着，我便请他解答启事中的几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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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你的启事中，有许多话，外人看了不明白，能不能让我问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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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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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嫁作商人妾’，这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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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黎烈文他自己多心，我不过自然他既然说了不能公开的话，也就不便追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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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你所谓‘想发表些关于对政治对国际情势之见解都无从发表’，这又何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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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讲我在文艺以外的政治见解的东西，随笔一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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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像《新时代》上的《望岁小农居日记》一样的东西呢？”（参看《新时代》七月号）我插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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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对于鲁迅的批评，我所说的是对政治的见解，《文艺座谈》上面有。”（参看《文艺座谈》一卷一期《从早上到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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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鲁迅的什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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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题外的事情了，我看关于这个，请你还是不发表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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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１８〕，寥寥几笔，就画出了这位文学家的嘴脸。《社会新闻》说他“阘懦”，固然意在博得社会上“济弱扶倾”的同情，不足置信，但启事上的自白，却也须照中国文学上的例子，大打折扣的（倘白羽遐先生在“某天”又到“内山书店小坐”，一定又会从老板口头听到），因为他自己在“行不改姓”之后，也就说“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虽然“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而无奈“还是不发表好了”何？但既然“还是不发表好了”，则关于我的一笔，我也就不再深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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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枝笔不能兼写两件事，以前我实在闲却了《文艺座谈》的座主，“解放词人”曾今可先生了。但写起来却又很简单，他除了“准备反攻”之外，只在玩“告密”的玩艺。崔万秋〔１９〕先生和这位词人，原先是相识的，只为了一点小纠葛，他便匿名向小报投稿，诬陷老朋友去了。不幸原稿偏落在崔万秋先生的手里，制成铜版，在《中外书报新闻》（五号）上精印了出来——崔万秋加入国家主义派《大晚报》屁股编辑崔万秋自日回国，即住在愚园坊六十八号左舜生家，旋即由左与王造时介绍于《大晚报》工作。近为国家主义及广东方面宣传极力，夜则留连于舞场或八仙桥庄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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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罪案，有住址，逮捕起来是很容易的。而同时又诊出了一点小毛病，是这位词人曾经用了崔万秋的名字，自己大做了一通自己的诗的序，而在自己所做的序里又大称赞了一通自己的诗。〔２０〕轻恙重症，同时夹攻，渐使这柔嫩的诗人兼词人站不住，他要下野了，而在《时事新报》（七月九日）上却又是一个启事，好像这时的文坛是入了“启事时代”似的——曾今可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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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鄙人不日离沪旅行，且将脱离文字生活。以后对于别人对我造谣诬蔑，一概置之不理。这年头，只许强者打，不许弱者叫，我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弱者，我无力反抗，我将在英雄们胜利的笑声中悄悄地离开这文坛。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当他是尊我为“英雄”。此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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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完了。但我以为文字是有趣的，结末两句，尤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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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剪贴在上面的《谈“文人无行”》，其实就是这曾张两案的合论。但由我看来，这事件却还要坏一点，便也做了一点短评，投给《自由谈》。久而久之，不见登出，索回原稿，油墨手印满纸，这便是曾经排过，又被谁抽掉了的证据，可见纵“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资本家的出版者”也还是为这一类名公“后援”的。但也许因为恐怕得罪名公，就会立刻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为性命计，不如不登的也难说。现在就抄在这里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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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文人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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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这一块大招牌，是极容易骗人的。虽在现在，社会上的轻贱文人，实在还不如所谓“文人”的自轻自贱之甚。看见只要是“人”，就决不肯做的事情，论者还不过说他“无行”，解为“疯人”，恕其“可怜”。其实他们却原是贩子，也一向聪明绝顶，以前的种种，无非“生意经”，现在的种种，也并不是“无行”，倒是他要“改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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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的衰微使他要“改行”。虽是极低劣的三角恋爱小说，也可以卖掉一批的。我们在夜里走过马路边，常常会遇见小瘪三从暗中来，鬼鬼祟祟的问道：“阿要春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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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要春宫？中国的，东洋的，西洋的，都有。阿要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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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也并不清淡。上当的是初到上海的青年和乡下人。然而这至多也不过四五回，他们看过几套，就觉得讨厌，甚且要作呕了，无论你“中国的，东洋的，西洋的，都有”也无效。而且因时势的迁移，读书界也起了变化，一部份是不再要看这样的东西了；一部份是简直去跳舞，去嫖妓，因为所化的钱，比买手淫小说全集还便宜。这就使三角家之类觉得没落。我们不要以为造成了洋房，人就会满足的，每一个儿子，至少还得给他赚下十万块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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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乎暴躁起来。然而三角上面，是没有出路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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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勾结一批同类，开茶会，办小报，造谣言，其甚者还竟至于卖朋友，好像他们的鸿篇巨制的不再有人赏识，只是因为有几个人用一手掩尽了天下人的眼目似的。但不要误解，以为他真在这样想。他是聪明绝顶，其实并不在这样想的，现在这副嘴脸，也还是一种“生意经”，用三角钻出来的活路。总而言之，就是现在只好经营这一种卖买，才又可以赚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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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说罢，有些“第三种人”也曾做过“革命文学家”，借此开张书店，吞过郭沫若的许多版税，现在所住的洋房，有一部份怕还是郭沫若的血汗所装饰的。此刻那里还能做这样的生意呢？此刻要合伙攻击左翼，并且造谣陷害了知道他们的行为的人，自己才是一个干净刚直的作者，而况告密式的投稿，还可以大赚一注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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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的手淫小说，还是下部的勾当，但此路已经不通，必须上进才是，而人们——尤其是他的旧相识——的头颅就危险了。这那里是单单的“无行”文人所能做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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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所说，有几处自然好像带着了曾今可张资平这一流，但以前的“腰斩张资平”，却的确不是我的意见。这位作家的大作，我自己是不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里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倘有青年来问我可看与否，我是劝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脑子里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许多角。若夫他自在投稿取费，出版卖钱，即使他无须养活老婆儿子，我也满不管，理由也很简单：我是从不想到他那些三角四角的角不完的许多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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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多角之辈，竟谓我策动“腰斩张资平”。既谓矣，我乃简直以Ｘ光照其五脏六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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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这回本来也真可以完结了，但且住，还有一点余兴的余兴。因为剪下的材料中，还留着一篇妙文，倘使任其散失，是极为可惜的，所以特地将它保存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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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载在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的《火炬》里——新儒林外史柳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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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回揭旗扎空营兴师布迷阵却说卡尔和伊理基两人这日正在天堂以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忽见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杀气腾腾，尘沙弥漫，左翼防区里面，一位老将紧追一位小将，战鼓震天，喊声四起，忽然那位老将牙缝开处，吐出一道白雾，卡尔闻到气味立刻晕倒，伊理基拍案人怒道，“毒瓦斯，毒瓦斯！”扶着卡尔赶快走开去了。原来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左翼防区里头，近来新扎一座空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无产阶级文艺营垒受了奸人挑拨，大兴问罪之师。这日大军压境，新扎空营的主将兼官佐又兼士兵杨邨人提起笔枪，跃马相迎，只见得战鼓震天，喊声四起，为首先锋扬刀跃马而来，乃老将鲁迅是也。那杨邨人打拱，叫声“老将军别来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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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将鲁迅并不答话，跃马直冲扬刀便刺，那杨邨人笔枪挡住又道：“老将有话好讲，何必动起干戈？小将别树一帜，自扎空营，只因事起仓卒，未及呈请指挥，并非倒戈相向，实则独当一面，此心此志，天人共鉴。老将军试思左翼诸将，空言克服，骄盈自满，战术既不研究，武器又不制造。临阵则军容不整，出马则拖枪而逃，如果长此以往，何以维持威信？老将军整顿纪纲之不暇，劳师远征，窃以为大大对不起革命群众的呵！”老将鲁迅又不答话，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只见得从他的牙缝里头嘘出一道白雾，那小将杨邨人知道老将放出毒瓦斯，说的迟那时快，已经将防毒面具戴好了，正是：情感作用无理讲，是非不明只天知！欲知老将究竟能不能将毒瓦斯闷死那小将，且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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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编辑者的信，大意说：兹署名有柳丝者（“先生读其文之内容或不难想像其为何人”），投一滑稽文稿，题为《新儒林外史》，但并无伤及个人名誉之事，业已决定为之发表，倘有反驳文章，亦可登载云云。使刊物暂时化为战场，热闹一通，是办报人的一种极普通办法，近来我更加“世故”，天气又这么热，当然不会去流汗同翻筋斗的。况且“反驳”滑稽文章，也是一种少有的奇事，即使“伤及个人名誉事”，我也没有办法，除非我也作一部《旧儒林外史》，来辩明“卡尔和伊理基”〔２１〕的话的真假。但我并不是巫师，又怎么看得见“天堂”？“柳丝”是杨邨人〔２２〕先生还在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时候已经用起的笔名，这无须看内容就知道，而曾几何时，就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子下做着这样的幻梦，将自己写成了这么一副形容了。时代的巨轮，真是能够这么冷酷地将人们辗碎的。但也幸而有这一辗，因为韩侍桁〔２３〕先生倒因此从这位“小将”的腔子里看见了“良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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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作品只是第一回，当然没有完，我虽然毫不想“反驳”，却也愿意看看这有“良心”的文学，不料从此就不见了，迄今已有月余，听不到“卡尔和伊理基”在“天堂”上和“老将”“小将”在地狱里的消息。但据《社会新闻》（七月九日，四卷三期）说，则又是“左联”阻止的——杨邨人转入ＡＢ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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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左联而写揭小资产战斗之旗的杨邨人，近已由汉来沪，闻寄居于ＡＢ团小卒徐翔之家，并已加入该团活动矣。前在《大晚报》署名柳丝所发表的《新封神榜》一文，即杨手笔，内对鲁迅大加讽刺，但未完即止，闻因受左联警告云。〔预〕左联会这么看重一篇“讽刺”的东西，而且仍会给“叛左联而写揭小资产战斗之旗的杨邨人”以“警告”，这才真是一件奇事。据有些人说，“第三种人”的“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是已经因了左翼理论家的凶恶的批评而写不出来了〔２４〕，现在这“小资产战斗”的英雄，又因了左联的警告而不再“战斗”，我想，再过几时，则一切割地吞款，兵祸水灾，古物失踪，阔人生病，也要都成为左联之罪，尤其是鲁迅之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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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使我记起了蒋光慈〔２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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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早已过去，恐怕有四五年了，当蒋光慈先生组织太阳社〔２６〕，和创造社联盟，率领“小将”来围剿我的时候，他曾经做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大意是说，鲁迅向来未曾受人攻击，自以为不可一世，现在要给他知道知道了。其实这是错误的，我自作评论以来，即无时不受攻击，即如这三四月中，仅仅关于《自由谈》的，就已有这许多篇，而且我所收录的，还不过一部份。先前何尝不如此呢，但它们都与如驶的流光一同消逝，无踪无影，不再为别人所觉察罢了。这回趁几种刊物还在手头，便转载一部份到《后记》里，这其实也并非专为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对于别人的攻击，想来也还要用这一类的方法，但自然要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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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引时文字中，我以为很有些篇，倒是出于先前的“革命文学者”。但他们现在是另一个笔名，另一副嘴脸了。这也是必然的。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２７〕，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发现以前的“良心”，或以“孝子”〔２８〕之名，或以“人道”之名，或以“比正在受难的革命更加革命”之名，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的。这不是我的“毒瓦斯”，这是彼此看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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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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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什么“员外”什么“警犬”反动文人对作者的这种诬蔑，参看本书《以夷制夷》附录《“以华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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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社会新闻》反动刊物。一九三二年十月在上海创刊，曾先后出版三日刊、旬刊、半月刊等，新光书店经售。一九三五年十月起改名《中外问题》，一九三七年十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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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沈雁冰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曾主编《小说月报》。著有长篇小说《蚀》、《子夜》及《茅盾短篇小说集》、《茅盾散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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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微言》反动刊物，周刊，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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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丁玲湖南临澧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说《水》等。潘梓年（１８９３—１９７２），江苏宜兴人，哲学家。他们同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在上海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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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内山书店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上海所开的书店。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以后常有交往，鲁迅曾借他的书店作通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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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蘧庐絮语》札记，陈子展作。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起连载于《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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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杨杏佛（１８９３—１９３３）名铨，江西清江人。早年曾赴美留学，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协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一九三三年六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上海。〔９〕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派主要成员之一，国家社会党党员。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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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腰斩张资平”张资平（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写过大量三角恋爱小说。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他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起在《申报•自由谈》连载，次年四月二十二日《自由谈》刊出编辑室启事说：“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创作《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当时上海的小报对这件事多有传播，除文中所引《社会新闻》外，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晶报》曾载有《自由谈腰斩张资平》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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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曾今可（１９０１—１９７１）江西泰和人。关于他的“解放词”，参看本卷第５４页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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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胡怀琛（１８８６—１９３８）安徽泾县人。他曾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八号（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第十六号（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先后发表《墨翟为印度人辨》和《墨翟续辨》，武断说墨翟是印度人，墨学是佛学的旁支。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自由谈》发表署名玄（茅盾）的《何必解放》一文，其中有“前几年有一位先生‘发见’了墨翟是印度人，像煞有介事做了许多‘考证’”的话，胡怀琛认为这是“任意讥笑”，“有损个人的名誉”，写信向《自由谈》编者提出责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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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涛声》文艺性周刊，曹聚仁编辑。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停刊。该刊自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起，封面上印有乌鸦搏浪的图案并题辞：“老年人看了摇头，青年人看了头痛，中年人看了短气，这便是我们的乌鸦主义。”前面引文中关于“乌鸦主义”的话即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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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文艺座谈》半月刊，曾今可等编。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新时代书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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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一九三五年底自行解散。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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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时事新报》一九○七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初名《时事报》，后合并于《舆论日报》，改名为《舆论时事报》，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八日起改名《时事新报》。初办时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辛亥革命后，曾经是拥护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政客集团研究系的报纸。一九二七年后由史量才等接办。一九三五年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时停刊。下面的启事载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该报副刊《青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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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中外书报新闻》周刊，包可华编辑。一九三三年六月在上海创刊，内容以书刊广告为主，兼载文坛消息，中外出版公司印行。同年八月改名《中外文化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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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孟轲的话，见《孟子•离娄》：“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眊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眊，眼睛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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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崔万秋山东观城（今与河南范县等合并）人，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当时《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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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曾今可用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的诗作序事，指一九三三年二月曾今可出版他的诗集《两颗星》时，书前印有崔万秋为之吹捧的“代序”。同年七月二、三日，崔万秋分别在《大晚报•火炬》和《申报》刊登启事，否认“代序”为他所作；曾今可也在七月四日《申报》刊登启事进行辩解，说“代序”“乃摘录崔君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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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卡尔和伊理基”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伊理基，通译伊里奇，指列宁；列宁的姓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乌里扬诺夫），伊里奇是其父称，意为伊里亚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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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杨邨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曾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诋毁革命。为适应反动派分裂瓦解革命文艺运动的需要，他又在同年二月《现代》第二卷第四期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宣扬“第三种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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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韩侍桁天津人。曾参加“左联”，后转向“第三种人”。当杨邨人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后，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发表《文艺时评•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其中说杨邨人是“一个忠实者，一个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团体的忠实者”；他的言论是“纯粹求真理的智识者的文学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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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苏汶在《现代》第一卷第六号（一九三二年十月）发表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曾说：“作家，假使他是忠实于自己的话，……他不能够向自己要他所没有的东西。然而理论家们还是大唱高调，尽向作者要他所没有的东西呢！不勇于欺骗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而别人所要的却又拿不出，于是怎么办？——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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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蒋光慈（１９０１—１９３１）又名蒋光赤，安徽六安人，作家，太阳社主要成员。著有诗集《新梦》、中篇小说《短裤党》、长篇小说《田野的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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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太阳社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一九三○年“左联”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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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狮子身中的害虫原为佛家的譬喻，指比丘（佛教名词，俗称和尚）中破坏佛法的坏分子，见《莲华面经》上卷：“阿难，譬如师（狮）子命绝身死，若空、若地、若水、若陆所有众生，不敢食彼师子身肉，唯师子身自生诸虫，还自瞰食师子之肉。阿难，我之佛法非余能坏，是我法中诸恶比丘，犹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积行勤苦所集佛法。”（据隋代那连提黎耶舍汉文译本）这里指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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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孝子”指杨邨人。他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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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风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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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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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风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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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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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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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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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丑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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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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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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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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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白相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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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德保粹优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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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德焚书异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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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谈“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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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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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一个窃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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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识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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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和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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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的余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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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旧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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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凉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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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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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语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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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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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坛的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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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夜纪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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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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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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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翻译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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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和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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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捐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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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库全书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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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秋杂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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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闲法发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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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龙术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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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聋而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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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秋杂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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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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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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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床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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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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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翻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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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翻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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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秋杂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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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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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听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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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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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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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用和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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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变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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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十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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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三感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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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旧”以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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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旧”以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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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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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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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稽”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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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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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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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兼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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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与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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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兽训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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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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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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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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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书中寻活字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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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定”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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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与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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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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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风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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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三年六月至十一月间所作杂文六十四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名义出版，一九三六年五月改由联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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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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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中华民国建国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１〕以来，很使老牌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了一大阵，讲冷话的也有，说俏皮话的也有，连只会做“文探”的叭儿们也翘起了它尊贵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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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假如出一个“学而时习之”〔２〕的试题，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自然，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是胡说，但这不通或胡说，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古话里也有过：柳下惠看见糖水，说“可以养老”，盗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３〕。他们是弟兄，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么天差地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４〕好的，凤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５〕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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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谈风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不过也并非为了主张“杀人放火”。其实，以为“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的意思，是误解的。“漫谈国事”倒并不要紧，只是要“漫”，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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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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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现在就将当时所用的笔名，仍旧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负着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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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点和先前的编法不同的，是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这删改，是出于编辑或总编辑，还是出于官派的检查员的呢，现在已经无从辨别，但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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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这一种办法，是比日本大有进步的，我现在提出来，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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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整半年中，随时写一点，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一本了。当然，这不过是一些拉杂的文章，为“文学家”所不屑道。然而这样的文字，现在却也并不多，而且“拾荒”的人们，也还能从中检出东西来，我因此相信这书的暂时的生存，并且作为集印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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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于上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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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自由谈》　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１〕。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压迫和攻击，《自由谈》编者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发表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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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学而时习之”　语见《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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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柳下惠与盗跖见糖水的事，见《淮南子•说林训》：“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粘牡。’见物同而用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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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汉高诱注：“牡，门户会牡也。”按柳下惠，春秋时鲁国人，《孟子•万章》中称他为“圣之和者”；盗跖，相传是柳下惠之弟，《史记•伯夷列传》说他是一个“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的大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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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语见宋代苏轼《后赤壁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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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语见元代冁然子《拊掌录》：“欧阳公（欧阳修）与人行令，各作诗两句，须犯徒（徒刑）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欧云：‘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或问之，答云：‘当此时，徒以上罪亦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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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颂〔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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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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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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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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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见掌，有漆黑一团糟。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君子们从电灯下走入暗室中，伸开了他的懒腰；爱侣们从月光下走进树阴里，突变了他的眼色。夜的降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当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像见于佛画上面似的，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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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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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的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她是初学的时髦，假如长在明晃晃的照耀中，将使她碰着“没落”的命运。一大排关着的店铺的昏暗助她一臂之力，使她放缓开足的马力，吐一口气，这时之觉得沁人心脾的夜里的拂拂的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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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夜的人和摩登女郎，于是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与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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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已尽，人们又小心翼翼的起来，出来了；便是夫妇们，面目和五六点钟之前也何其两样。从此就是热闹，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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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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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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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夜，在夜间作《夜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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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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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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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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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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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三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踏脚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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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倒孩子的人，却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会被踹住，可见穿的是长衫，即使不是“高等华人”，总该是属于上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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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海路上走，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对于对面或前面的行人，决不稍让的人物。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倘不让开，他就会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没有华人那样上下的区别。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他坐电车，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车，他看报，要看专登黑幕的小报，他坐着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动，又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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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旧历端午，在一家戏场里，因为一句失火的谣言，就又是推，把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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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２〕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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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些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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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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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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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好白相来希　上海话，好玩得很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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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丑艺术〔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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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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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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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净，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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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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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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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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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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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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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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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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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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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于治国平天下的人物，真能随处看出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来，四川正有人以为长衣消耗布匹，派队剪除〔２〕；上海又有名公要来整顿茶馆〔３〕了，据说整顿之处，大略有三：一是注意卫生，二是制定时间，三是施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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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条当然是很好的；第二条，虽然上馆下馆，一一摇铃，好像学校里的上课，未免有些麻烦，但为了要喝茶，没有法，也不算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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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容易是第三条。“愚民”的到茶馆来，是打听新闻，闲谈心曲之外，也来听听《包公案》〔４〕一类东西的，时代已远，真伪难明，那边妄言，这边妄听，所以他坐得下去。现在倘若改为“某公案”，就恐怕不相信，不要听；专讲敌人的秘史，黑幕罢，这边之所谓敌人，未必就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也难免听得不大起劲。结果是茶馆主人遭殃，生意清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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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清光绪初年，我乡有一班戏班，叫作“群玉班”，然而名实不符，戏做得非常坏，竟弄得没有人要看了。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曾给他编过一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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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下都走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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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忙关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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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墙壁都爬塌（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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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忙扯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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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一担馄饨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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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客的取舍，是没法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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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如有几种刊物，有钱有势，本可以风行天下的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连投稿也寥寥，总要隔两月才出一本。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５〕，非讽刺的好文艺，好像也将是后世纪的青年的出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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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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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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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派队剪除长衣的事，指当时四川军阀杨森的所谓“短衣运动”。《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古香斋”栏曾转载“杨森治下营山县长罗象翥禁穿长衫令”，其中说：“查自本军接防以来，业经军长通令戍区民众，齐着短服在案。……着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队，随带剪刀，于城厢内外梭巡，遇有玩视禁令，仍着长服者，立即执行剪衣，勿稍瞻徇。”参看本书《“滑稽”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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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整顿茶馆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上海《大晚报》“星期谈屑”刊载署名“蓼”的《改良坐茶馆》一文，其中说对群众聚集的茶馆“不能淡然置之”，提示反动当局把茶馆变为对群众“输以教育”的场所，并提出“改良茶馆的设备”、“规定坐茶馆的时间”、“加以民众教育的设备”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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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包公案》　又名《龙图公案》，明代公案小说，写宋代清官包拯断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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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报•火炬》登载法鲁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一文，攻击鲁迅等写的杂文说：“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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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蝙蝠〔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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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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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他，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２〕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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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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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这么一副尊容而能写入画图，实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还有，是中国人本来愿意自己能飞的，也设想过别的东西都能飞。道士要羽化，皇帝想飞升，有情的愿作比翼鸟〔３〕儿，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飞去。想到老虎添翼，便毛骨耸然，然而青蚨〔４〕飞来，则眉眼莞尔。至于墨子的飞鸢〔５〕终于失传，飞机非募款到外国去购买不可〔６〕，则是因为太重了精神文明的缘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毫不足怪的。但虽然不能够做，却能够想，所以见了老鼠似的东西生着翅子，倒也并不诧异，有名的文人还要收为诗料，诌出什么“黄昏到寺蝙蝠飞”〔７〕那样的佳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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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人可就没有这么高情雅量，他们不喜欢蝙蝠。推源祸始，我想，恐怕是应该归罪于伊索〔８〕的。他的寓言里，说过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里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里去，又因为他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于是大家就讨厌这作为骑墙的象征的蝙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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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来拾一点洋古典，有时也奚落起蝙蝠来。但这种寓言，出于伊索，是可喜的，因为他的时代，动物学还幼稚得很。现在可不同了，鲸鱼属于什么类，蝙蝠属于什么类，就是小学生也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倘若还拾一些希腊古典，来作正经话讲，那就只足表示他的知识，还和伊索时候，各开大会的两类绅士淑女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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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教授梁实秋先生以为橡皮鞋是草鞋和皮鞋之间的东西，〔９〕那知识也相仿，假使他生在希腊，位置是说不定会在伊索之下的，现在真可惜得很，生得太晚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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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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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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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微行”　旧时帝王、大臣隐藏自己身分改装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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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比翼鸟　传说中的鸟名，《尔雅•释地》晋代郭璞注说它“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飞”。旧时常用以比喻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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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青蚨　传说中的虫名，过去诗文中曾用作钱的代称。晋代干宝《搜神记》卷十三载：“南方有虫，……名青蚨，形似蝉而稍大，……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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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墨子的飞鸢　墨子（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制飞鸢事，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飞）一日而败。”又见《淮南子•齐俗训》：“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在《墨子》一书中，则仅有公输般（一说即鲁般）“削竹木以为鹊”的记载（见《鲁问》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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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募款买飞机，参看本卷第１７页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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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黄昏到寺蝙蝠飞”　语见唐代韩愈《山石》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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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伊索（Ａｅｓｏｐ，约前六世纪）　相传是古希腊寓言作家，奴隶出身，因机智博学获释为自由民。所编寓言经后人加工和补充，集成现在流传的《伊索寓言》。该书《蝙蝠与黄鼠狼》一篇，说一只蝙蝠被与鸟类为敌的黄鼠狼捉住时，自称是老鼠，后来被另一只仇恨鼠类的黄鼠狼捉住时，又自称是蝙蝠，因而两次都被放了。鲁迅文中所说的情节与这一篇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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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梁实秋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曾说：“鲁迅先生最近到北平，做过数次演讲，有一次讲题是《第三种人》。……这一回他举了一个譬喻说，胡适之先生等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是穿着皮鞋踏入文坛，现在的普罗运动，是赤脚的也要闯入文坛。随后报纸上就有人批评说，鲁迅先生演讲的那天既未穿皮鞋亦未赤脚，而登着一双帆布胶皮鞋，正是‘第三种人。’”（据《偏见集》）按鲁迅曾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讲题为《再论“第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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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靶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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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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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２〕，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３〕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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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候是二十世纪，地方是上海，虽然骨子里永是“素重人道”，但表面上当然会有些不同的。对于中国的有一部分并不是“人”的生物，洋大人如何赐谥，我不得而知，我仅知道洋大人的下属们所给与的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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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黄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４〕了。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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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者，搜也，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我从前年九月以来〔５〕，才知道这名目的的确。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侥幸的只是还没有被打着。洋大人的下属，实在给他的同胞们定了绝好的名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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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这些“靶子”们，自己互相推举起来的时候却还要客气些。我不是“老上海”，不知道上海滩上先前的相骂，彼此是怎样赐谥的了。但看看记载，还不过是“曲辫子”，“阿木林”〔６〕。“寿头码子”虽然已经是“猪”的隐语，然而究竟还是隐语，含有宁“雅”而不“达”〔７〕的高谊。若夫现在，则只要被他认为对于他不大恭顺，他便圆睁了绽着红筋的两眼，挤尖喉咙，和口角的白沫同时喷出两个字来道：猪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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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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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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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清朝雍正皇帝（胤肚，康熙第四子）未即位前，和他的兄弟争谋皇位；即位以后，于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命削去他的弟弟胤肚（康熙第八子）和胤肚（康熙第九子）二人宗籍，并改胤肚名为“阿其那”，改胤肚名为“塞思黑”。在满语中，前者是狗的意思，后者是猪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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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黄巢（？—８８４）　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旧史书中多有夸张其残暴的记载。《旧唐书•黄巢传》说他起义时“俘人而食”，但无“两脚羊”的名称。鲁迅引用此语，当出自南宋庄季裕《鸡肋编》中：“自靖康丙午岁（１１２６），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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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１１３３）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杭州）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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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则不得免焉”　语见《孟子•梁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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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前年九月以来　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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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曲辫子”　即乡愚。“阿木林”，即傻子。都是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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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宁“雅”而不“达”　清末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曾说“评事三难：信、达、雅”。按“信”指忠实于原作；“达”指语言通顺明白；“雅”指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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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白相饭”〔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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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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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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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荡可以为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问一个男人，或向一个女人问她的丈夫的职业的时候，有时会遇到极直截的回答道：“吃白相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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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的也并不觉得奇怪，如同听到了说“教书”，“做工”一样。倘说是“没有什么职业”，他倒会有些不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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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白相饭”在上海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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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上海的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但功绩虽多，归纳起来也不过是三段，只因为未必全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看起来好像五花八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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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段是欺骗。见贪人就用利诱，见孤愤的就装同情，见倒霉的则装慷慨，但见慷慨的却又会装悲苦，结果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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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是威压。如果欺骗无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脸孔一翻，化为威吓，或者说人无礼，或者诬人不端，或者赖人欠钱，或者并不说什么缘故，而这也谓之“讲道理”，结果还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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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了两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失败了，也是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事情闹得大一点，则离开本埠，避过了风头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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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的职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是不以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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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也不以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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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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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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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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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德保粹优劣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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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孺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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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拉〔２〕先生不许德国境内有别的党，连屈服了的国权党〔３〕也难以幸存，这似乎颇感动了我们的有些英雄们，已在称赞其“大刀阔斧”〔４〕。但其实这不过是他老先生及其之流的一面。别一面，他们是也很细针密缕的。有歌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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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一伙各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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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宫嫔都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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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不敢来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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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咬得发了痒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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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挤烂它也怎么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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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嗳哈哈，嗳哈哈，哈哈，嗳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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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家知道的世界名曲《跳蚤歌》〔５〕的一节，可是在德国已被禁止了。当然，这决不是为了尊敬跳蚤，乃是因为它讽刺大官；但也不是为了讽刺是“前世纪的老人的呓语”，却是为着这歌曲是“非德意志的”。华德大小英雄们，总不免偶有隔膜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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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也是诞生细针密缕人物的所在，有时真能够想得入微，例如今年北平社会局呈请市政府查禁女人养雄犬文〔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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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雌女雄犬相处，非仅有碍健康，更易发生无耻秽闻，揆之我国礼义之邦，亦为习俗所不许，谨特通令严禁，除门犬猎犬外，凡妇女带养之雄犬，斩之无赦，以为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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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国的立脚点，是都在“国粹”的，但中华的气魄却较为宏大，因为德国不过大家不能唱那一出歌而已，而中华则不但“雌女”难以蓄犬，连“雄犬”也将砍头。这影响于叭儿狗，是很大的。由保存自己的本能，和应时势之需要，它必将变成“门犬猎犬”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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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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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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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希特拉（Ａ．Ｈｉｔｌ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４５）　通译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头子，纳粹德国头号战犯。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大资产阶级垄断集团支持下出任内阁总理，一九三四年八月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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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登台以后，对内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对外大肆进行侵略。一九三九年九月他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五月苏军攻抵柏林时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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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国权党　一译民族党。在希特勒攫取政权前后，与法西斯的国社党密切合作，其党魁休根堡曾任希特勒内阁的经济与农业部长。一九三三年六月，希特勒取缔除国社党外的一切政党，民族党被迫解散，休根堡辞去部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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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大刀阔斧”　见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晚报》所载未署名的《希特勒的大刀阔斧》一文：“大刀阔斧，言行相符的手段，是希特勒从政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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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跳蚤歌》　德国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一首政治讽刺诗，一八七九年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为此诗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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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查禁女人养雄犬文　这段呈文转引自《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古香斋”栏。参看本书《“滑稽”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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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德焚书异同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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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孺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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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的希特拉先生们一烧书〔２〕，中国和日本的论者们都比之于秦始皇〔３〕。然而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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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４〕，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秦人重小儿；始皇之母，赵女也，赵重妇人〔５〕，所以我们从“剧秦”〔６〕的遗文中，也看不见轻贱女人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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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拉先生们却不同了，他所烧的首先是“非德国思想”的书，没有容纳客卿的魄力；其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７〕……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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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剌伯人攻陷亚历山德府〔８〕的时候，就烧掉了那里的图书馆，那理论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经》〔９〕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异端，不该留了。这才是希特拉先生们的嫡派祖师——虽然阿剌伯人也是“非德国的”——和秦的烧书，是不能比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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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结果往往和英雄们的豫算不同。始皇想皇帝传至万世，而偏偏二世而亡，赦免了农书和医书，而秦以前的这一类书，现在却偏偏一部也不剩。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烧书，打犹太人，不可一世，连这里的黄脸干儿们，也听得兴高彩烈，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１０〕来——到底还明白的冷冷的讯问道：你们究竟要自由不要？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去拚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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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是不必二世，只有半年，希特拉先生的门徒们在奥国一被禁止，连党徽也改成三色玫瑰了。最有趣的是因为不准叫口号，大家就以手遮嘴，用了“掩口式”。〔１１〕这真是一个大讽刺。刺的是谁，不问也罢，但可见讽刺也还不是“梦呓”，质之黄脸干儿们，不知以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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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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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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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执政后，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禁止所谓“非德意志”（即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出版和流通。一九三三年五月起曾在柏林和其它城市焚烧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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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秦始皇　嬴政（前２５９—前２１０），战国时秦国国君，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四年（前２１３年），丞相李斯因当时博士中有人怀疑郡县制、以古非今，向秦始皇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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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秦以前除农书和医书之外的古籍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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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客卿”　战国时代，某一诸侯国任用他国人担任官职，称之为“客卿”。如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就是楚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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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关于秦人重小儿，赵重妇人，见《史记•扁鹊列传》：“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赵人）贵妇人，即为带下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又同书《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载，秦始皇的母亲，是赵国邯郸的一个“豪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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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剧秦”　意思就是很短促的秦朝。原语见汉代扬雄《剧秦美新》：“二世而亡，何其剧与（欤）！”《文选•剧秦美新》唐代李善注：“剧，甚也，言促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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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车同轨，书同文　原语出《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战国时诸侯割据一方，各国制度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车轨一致；又规定以秦国的小篆作为标准字体推行全国；同时，还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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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亚历山德府　即亚历山大，埃及最大的海港城市，在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前３０５—前３０）是地中海东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该城图书馆藏书甚丰，公元前四十八年罗马人入侵时被焚烧过半；残存部分，传说公元六四一年阿拉伯人攻陷该城时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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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可兰经》　又译《古兰经》，伊斯兰教经典。共三十卷，为该教创立人穆罕默德的言行录，经后人整理成册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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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报•火炬》登载法鲁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一文，对得不到写作自由而被迫用“弯弯曲曲”笔法的作者进行嘲讽。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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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执政后，极力策划德奥合并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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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地利的法西斯政党国社党也希望奥国能早日合并于德国。当时奥总理陶尔斐斯反对法西斯党的合并运动，他在五月间下令除国旗外禁止悬挂一切政党旗帜，随着德奥关系的紧张，奥政府又于六月解散奥国国社党，禁止佩带该党党徽，禁呼该党口号。有的国社党员因而用黑红白三色玫瑰花代替该党的靛字标志；或直立举右手，以左手掩口，作为呼口号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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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堕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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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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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谈》里，唐包〔２〕先生曾经讲到浙东的堕民，并且据《堕民猥谈》〔３〕之说，以为是宋将焦光瓒的部属，因为降金，为时人所不齿，至明太祖〔４〕，乃榜其门曰“丐户”，此后他们遂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过着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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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于绍兴，堕民是幼小时候所常见的人，也从父老的口头，听到过同样的他们所以成为堕民的缘起。但后来我怀疑了。因为我想，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５〕，他是决不会来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将的；况且看他们的职业，分明还有“教坊”或“乐户”〔６〕的余痕，所以他们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７〕也说不定。还有一层，是好人的子孙会吃苦，卖国者的子孙却未必变成堕民的，举出最近便的例子来，则岳飞〔８〕的后裔还在杭州看守岳王坟，可是过着很穷苦悲惨的生活，然而秦桧，严嵩〔９〕……的后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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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现在并不想翻这样的陈年账。我只要说，在绍兴的堕民，是一种已经解放了的奴才，这解放就在雍正年间罢〔１０〕，也说不定。所以他们是已经都有别的职业的了，自然是贱业。男人们是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她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事情就帮忙，在这里还留着奴才的皮毛，但事毕便走，而且有颇多的犒赏，就可见是曾经解放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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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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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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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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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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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唐包　浙江镇海人，作家。著有杂文集《推背集》、《短长书》等。他曾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堕民》一文，其中有“辱国者的子孙作堕民，卖国的汉奸如果有子孙的话，至少也将是一种堕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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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堕民猥谈》　应作《堕民猥编》，作者不详。清代钱大昕编纂的《鄞县志》中，曾引录该书关于堕民的记载：“堕民，谓之丐户，……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丐自言则云宋将焦光赞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元人名为怯怜户，明太祖定户籍，扁其门曰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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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则捕蛙，卖饧……立冬打鬼，胡花帽鬼脸，钟鼓戏剧，种种沿门需索。其妇人则为人家拗发髻，剃妇面毛，习媒妁，伴良家新娶妇，梳发为髟也。”（卷一《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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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明太祖　即朱元璋（１３２８—１３９８），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一三六八年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改元洪武，庙号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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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　明初对待元代残余努力实行剿抚兼施政策，据《明史•太祖本纪》载：洪武三年（１３７０）五月，武将李文忠攻克应昌（今内蒙自治区克什克腾旗），生擒元帝之子买的里八剌。六月，买的里八剌至京师，群臣请“献俘”，明太祖不许，并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同时又因为李文忠的捷报过于夸耀，对宰相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洪武七年九月，又把买的里八剌放回；十一年四月，元主爱猷识理达腊死，明太祖于六月遣使致祭。鲁迅所说明太祖对元朝“不肯放肆”，大概指的这类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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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教坊”　唐代开始设立的掌管教练女乐的机构。“乐户”，封建时代罪人妻女被编入乐籍者，其名称最早见于《魏书•刑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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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者实际都是官妓，相沿到清代雍正年间才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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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反抗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有景清、铁弦、方孝孺等人。朱元璋死后，由皇太孙朱允吧继位，即建文帝；不久，他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夺取帝位，即永乐帝。当时景清等人效忠建文反抗永乐，他们的妻子儿女及族人多同遭杀戮或被贬为奴（但未见到贬为堕民的明确记载）。反抗洪武（明太祖）的忠臣义士，未知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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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　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名将。因坚持抗击金兵而被投降派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被害后，初被偷偷草葬于杭州钱塘门外荒关中，宋孝宗时改葬于杭州西湖西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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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秦桧（１０９０—１１５５）　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宋高宗时曾任宰相，是主张降金的内奸，杀害岳飞的主谋。严嵩（１４８０—１５６７），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明世宗时官至太子太师，是祸国殃民的权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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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据清代蒋良骐《东华录》载：雍正元年（１７２３）九月“除浙江绍兴府堕民丐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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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解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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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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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做一部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２〕，是封建时代的事，早已过去了。现在是二十世纪过了三十三年，地方是上海的租界上，做买办立刻享荣华，当文学家怎不马上要名利，于是乎有术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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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术，是自己先决定自己是文学家，并且有点儿遗产或津贴。接着就自开书店，自办杂志，自登文章，自做广告，自报消息，自想花样……然而不成，诗的解放〔３〕，先已有人，词的解放〔４〕，只好骗鸟，于是乎“序的解放”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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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序，原是古已有之，有别人做的，也有自己做的。但这未免太迂，不合于“新时代”的“文学家”〔５〕的胃口。因为自序难于吹牛，而别人来做，也不见得定规拍马，那自然只好解放解放，即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６〕，术语曰“摘录来信”，真说得好像锦上添花。“好评一束”还须附在后头，代序却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仿佛名角一登场，满场就大喝一声采，何等有趣。倘是戏子，就得先买许多留声机，自己将“好”叫进去，待到上台时候，一面一齐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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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样的玩意儿给人戳穿了又怎么办呢？也有术的。立刻装出“可怜”相，说自己既无党派，也不借主义，又没有帮口，“向来不敢狂妄”〔７〕，毫没有“座谈”〔８〕时候的摇头摆尾的得意忘形的气味儿了，倒好像别人乃是反动派，杀人放火主义，青帮红帮，来欺侮了这位文弱而有天才的公子哥儿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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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效的是说，他的被攻击，实乃因为“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们之要求”。我们倘不知道这位“文学家”的性别，就会疑心到有许多有党派或帮口的人们，向他屡次的借钱，或向她使劲的求婚或什么，“无法满足”，遂受了冤枉的报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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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希望我的话仍然无损于“新时代”的“文学家”，也“摘”出一条“好评”来，作为“代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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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早已过去了。二十世纪，有术存焉，词的解放，解放解放，锦上添花，何等有趣？可是别人乃是反动派，来欺侮这位文弱而有天才的公子，实乃因为‘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们的要求’，遂受了冤枉的报复的，无损于‘新时代’的‘文学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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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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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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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语出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诚以著此书（按指《史记》），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文选》卷四十一选此文，唐代刘良注：“当时无圣人可以示之，故深藏之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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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诗的解放　指“五四”时期的白话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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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词的解放　参看本卷第５４页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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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新时代”的“文学家”　指曾今可，他当时主持的书局和刊物，都用“新时代”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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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　指曾今可用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的诗集《两颗星》作序一事，参看本卷第１８４页注〔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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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评一束”，指曾今可在《两颗星•自序》中罗列的“读者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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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向来不敢狂妄”　这是曾今可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四日《申报》刊登的答复崔万秋的启事中的话：“鄙人既未有党派作护符，也不借主义为工具，更无集团的背景，向来不敢狂妄。惟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们之要求，遂不免获罪于知己。……（虽自幸未尝出卖灵魂，亦足见没有‘帮口’的人的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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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座谈”　指曾今可拉拢一些人举办“文艺漫谈会”和他主办《文艺座谈》杂志（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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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一个窃火者〔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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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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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的来源，希腊人以为是普洛美修斯〔２〕从天上偷来的，因此触了大神宙斯之怒，将他锁在高山上，命一只大鹰天天来啄他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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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的土人瓦仰安提族〔３〕也已经用火，但并不是由希腊人传授给他们的。他们另有一个窃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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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窃火者，人们不能知道他的姓名，或者早被忘却了。他从天上偷了火来，传给瓦仰安提族的祖先，因此触了大神大拉斯之怒，这一段，是和希腊古传相像的。但大拉斯的办法却两样了，并不是锁他在山巅，却秘密的将他锁在暗黑的地窖子里，不给一个人知道。派来的也不是大鹰，而是蚊子，跳蚤，臭虫，一面吸他的血，一面使他皮肤肿起来。这时还有蝇子们，是最善于寻觅创伤的脚色，嗡嗡的叫，拚命的吸吮，一面又拉许多蝇粪在他的皮肤上，来证明他是怎样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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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瓦仰安提族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一个故事。他们单知道火乃酋长的祖先所发明，给酋长作烧死异端和烧掉房屋之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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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而现在交通发达了，非洲的蝇子也有些飞到中国来，我从它们的嗡嗡营营声中，听出了这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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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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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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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普洛美修斯　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予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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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瓦仰安提族　即尼亚姆威齐人，东非坦桑尼亚的主要民族之一，属班图语系。原信祖先崇拜，现多已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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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识过剩〔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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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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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因为生产过剩，所以闹经济恐慌。虽然同时有三千万以上的工人挨饿，但是粮食过剩仍旧是“客观现实”，否则美国不会赊借麦粉〔２〕给我们，我们也不会“丰收成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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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智识也会过剩的，智识过剩，恐慌就更大了。据说中国现行教育在乡间提倡愈甚，则农村之破产愈速〔４〕。这大概是智识的丰收成灾了。美国因为棉花贱，所以在铲棉田了。中国却应当铲智识。这是西洋传来的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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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人是能干的。五六年前，德国就嚷着大学生太多了，一些政治家和教育家，大声疾呼的劝告青年不要进大学。现在德国是不但劝告，而且实行铲除智识了：例如放火烧毁一些书籍，叫作家把自己的文稿吞进肚子去，还有，就是把一群群的大学生关在营房里做苦工，这叫做“解决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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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不是也嚷着文法科的大学生过剩〔５〕吗？其实何止文法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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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学生也太多了。要用“严厉的”会考制度〔６〕，像铁扫帚似的——刷，刷，刷，把大多数的智识青年刷回“民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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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识过剩何以会闹恐慌？中国不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还不识字吗？然而智识过剩始终是“客观现实”，而由此而来的恐慌，也是“客观现实”。智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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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害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智识非铲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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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单是铲除还是不够的。必须予以适合实用之教育，第一，是命理学——要乐天知命，命虽然苦，但还是应当乐。第二，是识相学——要“识相点”，知道点近代武器的利害。至少，这两种适合实用的学问是要赶快提倡的。提倡的方法很简单：——古代一个哲学家反驳唯心论，他说，你要是怀疑这碗麦饭的物质是否存在，那最好请你吃下去，看饱不饱。现在譬如说罢，要叫人懂得电学，最好是使他触电，看痛不痛；要叫人知道飞机等类的效用，最好是在他头上驾起飞机，掷下炸弹，看死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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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这样的实用教育，智识就不过剩了。亚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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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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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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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赊借麦粉　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华盛顿与美国复兴金融公司签定“棉麦借款”合同，借款五千万美元，规定以五分之四购买美棉，五分之一购买美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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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丰收成灾”　一九三二年长江流域各省丰收，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以及地主和商人的操纵，谷价大跌，造成了丰收地区农民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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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见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申报》载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谈话，他把当时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荒谬地归之于“现行教育制度不适合农村环境之需要”，说“现行教育制度在乡间提倡愈甚，则农村之破产愈速。故欲求农村之发达，必须予以适合实用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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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文法科的大学生过剩　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令各大学限制招收文法科学生，令文中说：“吾国数千年来尚文积习，相沿既深，求学者因以是为趋向，而文法等科又设备较简，办学者亦往往避难就易，遂致侧重人文，忽视生产，形成人才过剩与缺乏之矛盾现象。”（据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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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会考制度　国民党政府自一九三三年度开始，规定全国各中小学学生届毕业时，除校内毕业考试以外，还须会同他校毕业生参加当地教育行政机关所主持的一次考试，称为会考，及格者才得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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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亚门　希伯来文ａLｍｅLｎ的音译，一译“阿们”。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祈祷结束时的用语，表示“诚心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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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和豫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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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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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言总是诗，而诗人大半是豫言家。然而豫言不过诗而已，诗却往往比豫言还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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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然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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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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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句《推背图》〔２〕里的豫言，就不过是“诗”罢了。那时候，何尝只有九十九把钢刀？还是洋枪大炮来得厉害：该着洋枪大炮的后来毕竟占了上风，而只有钢刀的却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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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且当时的“胡儿”，不但并未“杀尽”，而且还受了优待〔３〕，以至于现在还有“伪”溥仪出风头〔４〕的日子。所以当做豫言看，这几句歌诀其实并没有应验。——死板的照着这类豫言去干，往往要碰壁，好比前些时候，有人特别打了九十九把钢刀〔５〕，去送给前线的战士，结果，只不过在古北口等处流流血，给人证明国难的不可抗性。——倒不如把这种豫言歌诀当做“诗”看，还可以“以意逆志，自谓得之”〔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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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诗里面，却的确有着极深刻的豫言。我们要找豫言，与其读《推背图》，不如读诗人的诗集。也许这个年头又是应当发现什么的时候了罢，居然找着了这么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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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辈封狼从狗，生平猎人如猎兽，万人一怒不可回，会看太白悬其首。”汪精卫〔７〕著《双照楼诗词稿》：译嚣俄〔８〕之《共和二年之战士》这怎么叫人不“拍案叫绝”呢？这里“封狼从狗”，自己明明是畜生，却偏偏把人当做畜生看待：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万人”的愤怒的确是不可挽回的了。嚣俄这诗，是说的一七九三年（法国第一共和二年）的帝制党，他没有料到一百四十年之后还会有这样的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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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先生译这几首诗的时候，不见得会想到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已经是白话的世界。现在，懂得这种文言诗的人越发少了，这很可惜。然而豫言的妙处，正在似懂非懂之间，叫人在事情完全应验之后，方才“恍然大悟”。这所谓“天机不可泄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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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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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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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推背图》　参看本卷第９３页注〔６〕。“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是《烧饼歌》中的两句。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中常流传着这两句话，表示对满族统治者的仇恨。《烧饼歌》相传是明代刘基（伯温）所撰，旧时常附刊于《推背图》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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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指清皇室受优待，参看本卷第９７页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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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溥仪出风头　参看本卷第３０页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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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打了九十九把钢刀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载，当时上海有个叫王述的人，与亲友捐资特制大刀九十九柄，赠给防守喜峰口等处的宋哲元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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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以意逆志，自谓得之”　语出《孟子•万章》：“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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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汪精卫（１８８３—１９４４）　名兆铭，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历任国民党政府要职及该党副总裁。自九一八事变后，他一直主张对日本侵略者妥协，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公开投敌，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任主席。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死于日本。他的《双照楼诗词稿》，一九三○年十二月民信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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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嚣俄（Ｖ．Ｈｕｇｏ，１８０２—１８８５）　通译雨果，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他在一八五三年写作长诗《斥盲从》（收入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歌颂一七九三年（即共和二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国士兵奋起抗击欧洲封建联盟国家武装干涉的英雄业绩，谴责一八五一年拿破仑第三发动反革命政变时的追随者。汪精卫译的《共和二年之战士》，系该诗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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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的余谈〔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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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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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了《第三种人的“推”》〔２〕，使我有所感：的确，现在“推”的工作已经加紧，范围也扩大了。三十年前，我也常坐长江轮船的统舱，却还没有这样的“推”得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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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船票自然是要买的，但无所谓“买铺位”，买的时候也有，然而是另外一回事。假如你怕占不到铺位，一早带着行李下船去罢，统舱里全是空铺，只有三五个人们。但要将行李搁下空铺去，可就窒碍难行了，这里一条扁担，那里一束绳子，这边一卷破席，那边一件背心，人们中就跑出一个人来说，这位置是他所占有的。但其时可以开会议，崇和平，买他下来，最高的价值大抵是八角。假如你是一位战斗的英雄，可就容易对付了，只要一声不响，坐在左近，待到铜锣一响，轮船将开，这些地盘主义者便抓了扁担破席之类，一溜烟都逃到岸上去，抛下了卖剩的空铺，一任你悠悠然搁上行李，打开睡觉了。倘或人浮于铺，没法容纳，我们就睡在铺旁，船尾，“第三种人”是不来“推”你的。只有歇在房舱门外的人们，当账房查票时却须到统舱里去避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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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没有买票的人物，那是要被“推”无疑的。手续是没收物品之后，吊在桅杆或什么柱子上，作要打之状，但据我的目击，真打的时候是极少的，这样的到了最近的码头，便把他“推”上去。据茶房说，也可以“推”入货舱，运回他下船的原处，但他们不想这么做，因为“推”上最近的码头，他究竟走了一个码头，一个一个的“推”过去，虽然吃些苦，后来也就到了目的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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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之“第三种人”，好像比现在的仁善一些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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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的压迫，令人烦冤，胡涂中看不清冤家，便以为家人路人，在阻碍了他的路，于是乎“推”。这不但是保存自己，而且是憎恶别人了，这类人物一阔气，出来的时候是要“清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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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非眷恋过去，不过说，现在“推”的工作已经加紧，范围也扩大了罢了。但愿未来的阔人，不至于把我“推”上“反动”的码头去——则幸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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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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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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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第三种人的“推”》　载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作者署名达伍。他所说的“第三种人”，是指鲁迅在《推》中所说的“洋大人”和“上等”华人以外的另一种人。达伍的文中说：“这种人，既非‘上等’，亦不便列作下等。然而他要帮闲‘上等’的来推‘下等’的。”又举长江轮船上的情形为例说：“买了统舱票的要被房舱里的人推，单单买了船票，而不买床位的要被无论那一舱的人推，推得你无容身之地。至于连船票也买不起的人，就直率了当，推上岸或推下水去。万一船开了，才被发现，就先在你身上穷搜一遍，在衣角上或裤腰带里搜出一毛两毛，或十几枚铜元，尽数取去，充作船费，然后把你推下船底的货舱了事。……这些事，都由船上的‘帮闲’者们来干，使用的是‘第三种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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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旧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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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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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听涛社出了一本《肉食者言》〔２〕，是现在的在朝者，先前还是在野时候的言论，给大家“听其言而观其行”〔３〕，知道先后有怎样的不同。那同社出版的周刊《涛声》〔４〕里，也常有同一意思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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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查旧帐，翻开帐簿，打起算盘，给一个结算，问一问前后不符，是怎么的，确也是一种切实分明，最令人腾挪不得的办法。然而这办法之在现在，可未免太“古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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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是怕查这种旧帐的，蜀的韦庄〔５〕穷困时，做过一篇慷慨激昂，文字较为通俗的《秦妇吟》，真弄得大家传诵，待到他显达之后，却不但不肯编入集中，连人家的钞本也想设法消灭了。当时不知道成绩如何，但看清朝末年，又从敦煌的山洞中掘出了这诗的钞本，就可见是白用心机了的，然而那苦心却也还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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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是古之名人。常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杀旧帐，必须砍下脑袋，再行投胎。斩犯绑赴法场的时候，大叫道，“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为了另起炉灶，从新做人，非经过二十年不可，真是麻烦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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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是古今之常人。今之名人就又不同了，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净坛将军〔６〕摇身一变，化为鲫鱼，在女妖们的大腿间钻来钻去，作者或自以为写得出神入化，但从现在看起来，是连新奇气息也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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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样变法，还觉得麻烦，那就白一白眼，反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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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帐？”如果还嫌麻烦，那就眼也不白，问也不问，而现在所流行的却大抵是后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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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道”怎么能再行于今之世呢？竟还有人主张读经，真不知是什么意思？然而过了一夜，说不定会主张大家去当兵的，所以我现在经也没有买，恐怕明天兵也未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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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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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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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肉食者言》　原书作《食肉者言》，马成章编，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海听涛社出版。内收吴稚晖和现代评论派唐有壬、高一涵、周鲠生等人数年前所写的攻击北洋政府的文章十数篇。这书出版的用意，是在显示吴稚晖等当时的行为和以前的言论完全不符，因为当时吴稚晖已成为蒋介石的帮凶，唐有壬等也大都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吏。“肉食者”，指居高位，享厚禄的人，语见《左传》庄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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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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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听其言而观其行”　语见《论语•公冶长》：“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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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涛声》　参看本卷第１８３页注〔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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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韦庄（约８３６—９１０）　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晚唐五代时的诗人与词人，五代前蜀主王建的宰相。唐僖宗广明元年（８８０）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长安时，韦庄因应试正留在城中，三年后（中和三年，８８３）他将当时耳闻目见的种种乱离情形，写成长篇叙事诗《秦妇吟》。这首诗在当时很流行，许多人家都将诗句刺在幛子上，又称他为“《秦妇吟》秀才”。诗中写了黄巢入长安时一般公卿的狼狈以及官军骚扰人民的情状，因王建当时是官军杨复光部的将领之一，所以后来韦庄讳言此诗，竭力设法想使它消灭，在《家诫》内特别嘱咐家人“不许垂《秦妇吟》幛子”（见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后来他的弟弟韦蔼为他编辑《浣花集》时也未将此诗收入。直到清光绪末年，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先后在我国甘肃敦煌县千佛洞盗取古物，才发现了这诗的残抄本。一九二四年王国维据巴黎图书馆所藏天复五年（９０５）张龟写本和伦敦博物馆所藏贞明五年（９１９）安友盛写本，加以校订，恢复了原诗的完整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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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净坛将军　即小说《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原作净坛使者），关于他化为鲫鱼（原作鲇鱼）在女妖们的大腿间钻来钻去的故事，见该书第七十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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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凉漫记〔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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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孺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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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张献忠〔２〕的传说，中国各处都有，可见是大家都很以他为奇特的，我先前也便是很以他为奇特的人们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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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时见过一本书，叫作《无双谱》〔３〕，是清初人之作，取历史上极特别无二的人物，各画一像，一面题些诗，但坏人好像是没有的。因此我后来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５〕的《伟人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６〕，舍身求法的玄奘〔７〕，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８〕，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９〕，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１０〕；张献忠当然也在内。但现在是毫没有动笔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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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碧》〔１１〕一类的书，记张献忠杀人的事颇详细，但也颇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他其实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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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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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还要维持兵，这实在不过是维持杀。他杀得没有平民了，就派许多较为心腹的人到兵们中间去，设法窃听，偶有怨言，即跃出执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许就是掳来的妇女）。以杀治兵，用兵来杀，自己是完了，但要这样的达到一同灭亡的末路。我们对于别人的或公共的东西，不是也不很爱惜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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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张献忠的举动，一看虽然似乎古怪，其实是极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杀的人们，怎么会总是束手伸颈的等他杀，一定要清朝的肃王〔１２〕来射死他，这才作为奴才而得救，而还说这是前定，就是所谓“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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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想，这豫言诗是后人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那时的人们真是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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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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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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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张献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　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崇祯三年（１６３０）起义，转战河南、陕西等地。崇祯十七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出川，有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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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无双谱》　清代金古良编绘，内收从汉到宋四十个名人的画像，并各附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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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嘉勒尔（Ｔ．Ｃａｒｌｙｌ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１）　通译卡莱尔，英国著作家及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史》、《过去与现在》等。《英雄及英雄崇拜》是他的讲演稿，出版于一八四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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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亚懋生（Ｒ．Ｗ．Ｅｍｅｒｓ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８２）　通译爱默生，美国著作家。著有《论文集》、《英国人的性格》等。《伟人论》（一译《代表人物》）是他于一八四七年访问英国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讲演稿，后经整理于一八五○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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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苏武（？—前６０）　字子卿，京兆杜陵（今属陕西西安市）人。汉武帝天汉元年（前１００）以中郎将出使匈奴，被单于扣留，幽禁在一个大窖中，断绝饮食。他啮雪吞毡，得以不死。后又被送到北海（今苏联贝加尔湖）无人处去牧羊，他仍坚苦卓绝，始终不屈。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前８１），因匈奴与汉和好，才被遣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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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玄奘（６０２—６６４）　唐代高僧，翻译家、旅行家。本姓陈，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隋末出家。他鉴于初期输入的佛典不够精确完全，佛教内部对教义阐发不一，立志亲赴佛教发源地天竺（古印度）求法，于贞观三年（６２９，一说贞观元年）自长安西行，取道甘肃、新疆，过沙漠，越葱岭，经阿富汗，历尽艰险到达印度，在中印度摩揭陀国那烂陀寺从戒贤法师钻研梵典，又遍游印度半岛的东部和西部，后于贞观十九年返抵长安。他带回经卷六五七部，与其弟子们共译七十五部，计一三三五卷。此外，他又口述所历诸国风土，由僧人辩机编录而成《大唐西域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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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孔明（１８１—２３４）　姓诸葛名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蜀汉丞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句，是他在建兴六年（２２８）十一月上蜀后主刘禅奏章中的话。这篇奏章世称为《后出师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未载，见于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晋代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据说出于三国时吴国张俨的《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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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王莽（前４５—２３）　字巨君，东平陵（今山东历城）人。西汉末年，他以外戚由大司马逐渐做到“摄皇帝”，实际掌握了当时的政权。公元八年，他废孺子婴，自立为帝，国号新。即位后他模仿古法，改定一切制度，如收全国土地为国有，称为“王田”，不得买卖；一家男口不满八人而有田一井（九百亩）以上的，将余田分给同族或乡里；奴婢称为“私属”，禁止买卖等等。但后来一切新政又都先后废止，王莽本人则在对农民起义军作战失败后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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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　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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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北宋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在宋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任宰相，实行改革，推行均输、青苗、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等新法。后来因受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和攻击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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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蜀碧》　清代彭遵泗著，四卷。内容系记述张献忠在四川时的事迹，特别夸张了他杀人的事。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作的自序中说，该书系根据幼年所闻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记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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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肃王　即豪格（１６０９—１６４８），清太宗长子，封和硕肃亲王。顺治三年（１６４６）率清兵进攻陕西、四川，镇压张献忠部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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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　这是《蜀碧》卷三所载关于张献忠之死的预言诗：“初，成都东门外，沿江十里，有锁江桥，桥畔有回澜塔，万历中布政使余一龙所建，……（献忠）命毁之，就其地修筑将台，穿穴取砖，至四丈余，得一古碑，上有篆文云：‘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孔明记。’至肃王督师攻献，于西充射杀之，乃知‘吹箫不用竹’，盖‘肃’字也。”按张献忠之死，据《明史•张献忠传》载：“顺治三年，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但清代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七则说张献忠是“以病死于蜀中”，与清代官修的《明史》所记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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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奇想〔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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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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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人不知道中国，常说中国人是专重实际的。其实并不，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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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古今，谁都知道，一个男人有许多女人，一味纵欲，后来是不但天天喝三鞭酒〔２〕也无效，简直非“寿（？）终正寝”不可的。可是我们古人有一个大奇想，是靠了“御女”，反可以成仙，例子是彭祖〔３〕有多少女人而活到几百岁。这方法和炼金术一同流行过，古代书目上还剩着各种的书名。不过实际上大约还是到底不行罢，现在似乎再没有什么人们相信了，这对于喜欢渔色的英雄，真是不幸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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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还有一种小奇想。那就是哼的一声，鼻孔里放出一道白光，无论路的远近，将仇人或敌人杀掉。白光可又回来了，摸不着是谁杀的，既然杀了人，又没有麻烦，多么舒适自在。这种本倾，前年还有人想上武当山〔４〕去寻求，直到去年，这才用大刀队来替代了这奇想的位置。现在是连大刀队的名声也寂寞了。对于爱国的英雄，也是十分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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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新近又有了一个大奇想。那是一面救国，一面又可以发财，虽然各种彩票〔５〕，近似赌博，而发财也不过是“希望”。不过这两种已经关联起来了却是真的。固然，世界上也有靠聚赌抽头来维持的摩那科王国〔６〕，但就常理说，则赌博大概是小则败家，大则亡国；救国呢，却总不免有一点牺牲，至少，和发财之路总是相差很远的。然而发见了一致之点的是我们现在的中国，虽然还在试验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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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又还有一种小奇想。这回不用一道白光了，要用几回启事，几封匿名的信件，几篇化名的文章，使仇头落地，而血点一些也不会溅着自己的洋房和洋服〔７〕。并且映带之下，使自己成名获利。这也还在试验的途中，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但翻翻现成的文艺史，看不见半个这样的人物，那恐怕也还是枉用心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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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赌救国，纵欲成仙，袖手杀敌，造谣买田，倘有人要编续《龙文鞭影》〔８〕的，我以为不妨添上这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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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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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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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三鞭酒　用三种动物的雄性生殖器泡制的强身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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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彭祖　传说中人物。晋代葛洪《神仙传》卷一：“彭祖者，姓狠讳铿，帝颛顼之玄孙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传内记彭祖曾说过这样的话：“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天地昼分而夜合，一岁三百六十交而精气和合，故能生产万物而不穷；人能则之，可以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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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武当山　在湖北均县北，山上有紫霄宫、玉虚宫等宫观，为我国著名的道教胜地。《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引南朝宋郭仲产《南雍州记》说：“武当山广三四百里，……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在旧小说中常把武当山描写为剑侠修炼的神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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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彩票　又称奖券。这里指国民党政府同一九三三年起发行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当时报纸宣传购买奖券是“既爱国，又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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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摩那科王国（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ｎａｃｏ）　通译摩纳哥公国，法国东南地中海滨的一个君主立宪国，境内蒙的卡罗（Ｍｏｎ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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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ａｒｌｏ）城有世界著名的大赌场，赌场收入为该国政府主要财政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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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指当时《社会新闻》、《微言》一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和张资平、曾今可等人的启事，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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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龙文鞭影》　明代萧良友编著，内容都是从古书中摘取来的一些故事，四字一句，每两句自成一联，按韵谱列为长编。旧时书塾常采用为儿童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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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语的折扣〔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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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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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语的折扣其实也就是文学上的折扣，凡作者的自述，往往须打一个扣头，连自白其可怜和无用〔２〕也还是并非“不二价”的，更何况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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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才李太白〔３〕的善作豪语，可以不必说了；连留长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长吉〔４〕，也说“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起来，简直是毫不自量，想学刺客了。这应该折成零，证据是他到底并没有去。南宋时候，国步艰难，陆放翁〔５〕自然也是慷慨党中的一个，他有一回说：“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他其实是去不得的，也应该折成零。——但我手头无书，引诗或有错误，也先打一个折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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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故作豪语的脾气，正不独文人为然，常人或市侩，也非常发达。市上甲乙打架，输的大抵说：“我认得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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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说，他将如伍子胥〔６〕一般，誓必复仇的意思。不过总是不来的居多，倘是智识分子呢，也许另用一些阴谋，但在粗人，往往这就是斗争的结局，说的是有口无心，听的也不以为意，久成为打架收场的一种仪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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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小说家也早已看穿了这局面，他写暗娼和别人相争，照例攻击过别人的偷汉之后，就自序道：“老娘是指头上站得人，臂膊上跑得马……”〔７〕底下怎样呢？他任别人去打折扣。他知道别人是决不那么胡涂，会十足相信的，但仍得这么说，恰如卖假药的，包纸上一定印着“存心欺世，雷殛火焚”一样，成为一种仪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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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因时势的不同，也有立刻自打折扣的。例如在广告上，我们有时会看见自说“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８〕，真要蓦地发生一种好像见了《七侠五义》〔９〕中人物一般的敬意，但接着就是“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章，均自负责”，却身子一扭，土行孙〔１０〕似的不见了。予岂好“用其他笔名”哉？予不得已也。上海原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受着孔子的教化的。便是商家，柜内的“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也时时和屋外“大廉价”的大旗互相辉映，不过他总有一个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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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提倡国货，就是纪念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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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自打折扣，也还是没有打足的，凡“老上海”，必须再打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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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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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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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自白其可怜和无用　指曾今可。参看本卷第２２１页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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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李太白（７０１—７６２）　名白，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唐代诗人。他的诗豪放飘逸，有“诗仙”之称。后代文人曾将他与下文提到的李长吉并论，如北宋宋祁等人就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的说法（见《文献通考•经籍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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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李长吉（７９０—８１６）　名贺，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新唐书•文艺传》说他“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他的诗想像丰富，诡异新奇。这里引用的两句，见他的《南园》十三首中的第七首，意思是说他要去学剑术。“猿公”典出《吴越春秋》卷九：越有处女，善剑术，应聘往见勾践，途中遇一老翁，自称袁公，要求和她比剑，结果两力相敌，老翁飞上树枝，化为白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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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陆放翁（１１２５—１２１０）　名游，字务观，自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他生活在外族入侵、国势衰微的时代，诗词慷慨激昂。这里所引两句，见他的《夜泊水村》一诗，意思是说他虽然年老，但也还可以到边塞去驱逐敌人，并鼓励他人对国事不要悲观。“新亭”典出《世说新语•言语》：东晋初年，由北方逃到建康（今南京）的一批士大夫，有一天在新亭（在今南京市南）宴会，周（晋元帝时的尚书左仆射）想起西晋的首都洛阳，叹息说：“风景不殊，正自有河山之异！”于是大家“皆相视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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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伍子胥（？—前４８４）　名员，春秋时楚国人。楚平王杀了他的父亲伍奢、哥哥伍尚，他出奔吴国，力谋复仇；后佐吴王阖庐（一作阖闾）伐楚，攻破楚国首都郢（在今湖北江陵），掘平王墓，鞭尸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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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这两句是小说《水浒》中人物潘金莲所说的话，见该书第二十四回。原作“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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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此句与下文“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句，都是张资平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的启事中的话，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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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七侠五义》　原名《三侠五义》，清代侠义小说，共一二○回，署“石玉昆述”，一八七九年出版。十年后经俞樾改撰第一回并对全书作了修订，改名为《七侠五义》。书中所叙人物，口头常说“坐不改名，行不改姓”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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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土行孙　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小说写他善“地行之术”——“身子一扭，即时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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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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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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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月以前，曾经说过“推”，这回却又来了“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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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九日《申报》载六日晚间，有漆匠刘明山，杨阿坤，顾洪生三人在法租界黄浦滩太古码头纳凉，适另有数人在左近聚赌，由巡逻警察上前驱逐，而刘，顾两人，竟被俄捕〔２〕弄到水里去，刘明山竟淹死了。由俄捕说，自然是“自行失足落水”〔３〕的。但据顾洪生供，却道：“我与刘，杨三人，同至太古码头乘凉，刘坐铁凳下地板上，……我立在旁边，……俄捕来先踢刘一脚，刘已立起要避开，又被踢一脚，以致跌入浦中，我要拉救，已经不及，乃转身拉住俄捕，亦被用手一推，我亦跌下浦中，经人救起的。”推事〔４〕问：“为什么要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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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曰：“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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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还要抬一抬手，对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费事的，于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专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现在还添了白俄巡捕，他们将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手段，到我们这里来施展了。我们也真是善于“忍辱负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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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一只外国火腿”，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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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民大败之后，都往山里跑，这是我们的先帝轩辕氏赶他的。南宋败残之余，就往海边跑，这据说也是我们的先帝成吉思汗赶他的，赶到临了，就是陆秀夫〔５〕背着小皇帝，跳进海里去。我们中国人，原是古来就要“自行失足落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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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慷慨家说，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气给与穷人。此说其实是不确的，穷人在实际上，那里能够得到和大家一样的水和空气。即使在码头上乘乘凉，也会无端被“踢”，送掉性命的：落浦。要救朋友，或拉住凶手罢，“也被用手一推”：也落浦。•如•果•大•家•来•相•帮，•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以•结•果•还•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是•终•于•是•落•浦。时代在进步，轮船飞机，随处皆是，假使南宋末代皇帝而生在今日，是决不至于落海的了，他可以跑到外国去，而小百姓以“落浦”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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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理由虽然简单，却也复杂，故漆匠顾洪生曰：“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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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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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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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俄捕　旧时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公共租界内雇佣白俄充当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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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自行失足落水”　这是国民党当局为掩饰自己屠杀爱国学生的罪行时所说的话，参看本卷第１０页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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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推事　旧法院中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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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陆秀夫（１２３６—１２７９）　字君实，盐城（今属江苏）人，南宋大臣。一二七八年拥立宋度宗八岁的儿子赵绊为帝，任左丞相。祥兴二年（１２７９），元兵破祪山（在广东新会县南大海中），他背负赵祪投海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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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的悲观”〔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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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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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雅书生中也真有特别善于下泪的人物，说是因为近来中国文坛的混乱〔２〕，好像军阀割据，便不禁“呜呼”起来了，但尤其痛心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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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明末太远，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３〕，李莼客和赵祪叔〔４〕，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再近些，则有《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５〕，《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６〕，也都非常猛烈。当初又何尝不使局外人摇头叹气呢，然而胜负一明，时代渐远，战血为雨露洗得干干净净，后人便以为先前的文坛是太平了。在外国也一样，我们现在大抵只知道嚣俄和霍普德曼〔７〕是卓卓的文人，但当时他们的剧本开演的时候，就在戏场里捉人，打架，较详的文学史上，还载着打架之类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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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无论中外古今，文坛上是总归有些混乱，使文雅书生看得要“悲观”的。但也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增加混乱的倒是有些悲观论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８〕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这样子，扰乱是永远不会收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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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世间却并不都这样，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我们试想一想，林琴南〔９〕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为时并不久，现在那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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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近来的诬陷，倒像是颇为出色的花样，但其实也并不比古时候更厉害，证据是清初大兴文字之狱的遗闻。况且闹这样玩意的，其实并不完全是文人，十中之九，乃是挂了招牌，而无货色，只好化为黑店，出卖人肉馒头的小盗；即使其中偶然有曾经弄过笔墨的人，然而这时却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没落，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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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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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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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原题《悲观无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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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中国文坛的混乱　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大晚报•火炬》载小仲的《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其中说：“中国近几年来的文坛，处处都呈现着混乱，处处都是政治军阀割据式的小缩影”，“文雅的书生，都变成狰狞面目的凶手”，“把不相干的帽子硬套在你的头上，……直冤屈到你死！”并慨叹道：“呜呼！中国的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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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章实斋（１７３８—１８０１）　名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史学家。袁子才（１７１６—１７９８），名枚，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县）人，清代诗人。袁枚死后，章学诚在《丁巳札记》内针对袁枚论诗主张性灵及收纳女弟子的事，攻击袁枚为“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此外，他又著有《妇学》、《妇学篇书后》、《书坊刻诗话后》等文，也都是攻击袁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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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李莼客（１８３０—１８９４）　名慈铭，字无心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清末文学家。赵譅叔（１８２９—１８８４），名之谦，字譅叔，浙江会稽人，清末书画篆刻家。李慈铭在所著《越缦堂日记》中常称赵之谦为“妄人”，攻击赵之谦“亡赖险诈，素不知书”，“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见光绪五年十一月廿九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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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　指清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关于民主革命和君主立宪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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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报》，月刊，一九○五年十一月在日本东京创刊，一九○八年冬被日本政府查禁，一九一○年初在日本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新民丛报》，半月刊，一九○二年二月在日本横滨创刊，一九○七年冬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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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　指《新青年》派和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派进行的论争。《新青年》，“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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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嚣俄　通译雨果。一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雨果的浪漫主义剧作《欧那尼》在巴黎法兰西剧院上演时，拥护浪漫主义文学的人们同拥护古典主义文学的人们在剧院发生尖锐冲突，喝采声和反对声混成一片。霍普德曼（Ｇ．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６），通译霍普特曼，德国剧作家，著有剧本《织工》等。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日，霍普特曼的自然主义剧作《日出之前》在柏林自由剧院上演时，拥护者和反对者也在剧院发生尖锐冲突，欢呼声和嘲笑声相杂，一幕甚于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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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语见《庄子•齐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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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林琴南（１８５２—１９２４）　名纾，字琴南，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翻译家。他曾据别人口述，以文言翻译欧美文学作品一百多种，在当时影响很大，后集为《林译小说》。他晚年是反对“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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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有《荆生》与《妖梦》（分别载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上海《新申报》），前篇写一个所谓“伟丈夫”荆生，将大骂孔丘、提倡白话者打骂了一顿；后篇写一个所谓“罗苍罗阿修罗王”将“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吃掉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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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纪游〔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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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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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已经来了，炎热也不比夏天小，当电灯替代了太阳的时候，我还是在马路上漫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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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到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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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界也还有悠闲的处所，是住宅区。但中等华人的窟穴却是炎热的，吃食担，胡琴，麻将，留声机，垃圾桶，光着的身子和腿。相宜的是高等华人或无等洋人住处的门外，宽大的马路，碧绿的树，淡色的窗幔，凉风，月光，然而也有狗子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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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长农村中，爱听狗子叫，深夜远吠，闻之神怡，古人之所谓“犬声如豹”〔２〕者就是。倘或偶经生疏的村外，一声狂嗥，巨獒跃出，也给人一种紧张，如临战斗，非常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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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惜在这里听到的是吧儿狗。它躲躲闪闪，叫得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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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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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爱听这一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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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面漫步，一面发出冷笑，因为我明白了使它闭口的方法，是只要去和它主子的管门人说几句话，或者抛给它一根肉骨头。这两件我还能的，但是我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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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常常要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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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爱听这一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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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面漫步，一面发出恶笑了，因为我手里拿着一粒石子，恶笑刚敛，就举手一掷，正中了它的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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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的一声，它不见了。我漫步着，漫步着，在少有的寂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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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已经来了，我还是漫步着。叫呢，也还是有的，然而更加躲躲闪闪了，声音也和先前不同，距离也隔得远了，连鼻子都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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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再冷笑，不再恶笑了，我漫步着，一面舒服的听着它那很脆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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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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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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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犬声如豹”　语出唐代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原作“深巷寒犬，吠声如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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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揩油”〔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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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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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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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谓之“舞弊”罢。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设法向妇女调笑几句，或乘机摸一下，也谓之“揩油”，这虽然不及对于金钱的名正言顺，但无大损于被揩者则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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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得最分明的是电车上的卖票人。纯熟之后，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付钱而不给票，客人本该索取的，然而很难索取，也很少见有人索取，因为他所揩的是洋商的油〔２〕，同是中国人，当然有帮忙的义务，一索取，就变成帮助洋商了。这时候，不但卖票人要报你憎恶的眼光，连同车的客人也往往不免显出以为你不识时务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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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彼一时，此一时，如果三等客中有时偶缺一个铜元，你却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车，这时他就不肯通融，变成洋商的忠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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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如果同巡捕，门丁，西崽之类闲谈起来，他们大抵是憎恶洋鬼子的，他们多是爱国主义者。然而他们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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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揩油”的生活有福了。这手段将更加展开，这品格将变成高尚，这行为将认为正当，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和对于帝国主义的复仇。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所谓“高等华人”也者，也何尝逃得出这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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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如“吃白相饭”朋友那样，卖票人是还有他的道德的。倘被查票人查出他收钱而不给票来了，他就默然认罚，决不说没有收过钱，将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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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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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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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揩的是洋商的油　解放前，上海租界内的电车是分别由英商和法商投资的两个电车公司经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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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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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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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讲到“孔乙己”〔２〕，就想起中国一向怎样教育儿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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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自然是各式各样的教科书，但在村塾里也还有《三字经》和《百家姓》〔３〕。清朝末年，有些人读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神童诗》〔４〕，夸着“读书人”的光荣；有些人读的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的《幼学琼林》〔５〕，教着做古文的滥调。再上去我可不知道了，但听说，唐末宋初用过《太公家教》〔６〕，久已失传，后来才从敦煌石窟中发现，而在汉朝，是读《急就篇》〔７〕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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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谓“教科书”，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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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而且因为旧的社会关系，一面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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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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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谈》的投稿者，常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为对于这工作，是很有胜任者在的。不知亦有有意于此者乎？现在提出这问题，盖亦知易行难，遂只得空口说白话，而望垦辟于健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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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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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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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指陈子展所作《再谈孔乙己》一文，内容是关于旧时书塾中教学生习字用的描红语诀“上大人，丘（孔）乙己……”的考证和解释，载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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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三字经》　相传为南宋王应麟（一说宋末元初人区适子）作。《百家姓》，相传为宋代初年人作。都是旧时书塾中所用的识字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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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神童诗》　旧时书塾中初级读物的一种，相传为北宋汪洙作。这里所引的是该书开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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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幼学琼林》　旧时学童初级读物，清代程允升等编著。内容系杂集关于天文、人伦、器用、技艺……的多种成语典故而成，全都是骈文。这里所引的第三四句，原文作：“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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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太公家教》　旧时学童初级读物，作者不详。太公即曾祖或高祖。此书在唐宋时颇流行，后失传，清光绪末年在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发现写本一卷，有罗振玉《鸣沙石室古佚书》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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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急就篇》　一名《急就章》，旧时学意识字读物，西汉史游撰。有唐代颜师古及王应麟注。内容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多数为七字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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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其功德，当不在禹下　是唐代韩愈在《与孟尚书书》中称赞孟轲的话：“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亚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禹是一条虫，是顾颉刚在一九二三年讨论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参看本卷第１３页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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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翻译辩护〔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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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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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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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曰“硬译”，或曰“乱译”，或曰“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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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现象，在翻译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抢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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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翻译者当然也逃不出这例子的。而书店和读者，实在也没有容纳同一原本的两种译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种译稿，别一译本就没有书店肯接收出版了，据说是已经有了，怕再没有人要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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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一个例在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古典的达尔文〔３〕的《物种由来》，日本有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国只有一种马君武〔４〕博士的翻译，而他所根据的却是日本的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然而那里还会有书店肯出版呢？除非译者同时是富翁，他来自己印。不过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盘，再也不来弄什么翻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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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层，是中国的流行，实在也过去得太快，一种学问或文艺介绍进中国来，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大抵就烟消火灭。靠翻译为生的翻译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来，则到他脱稿时，社会上早已无人过问。中国大嚷过托尔斯泰，屠格纳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５〕，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也没有。去年虽然还有以郭沫若〔６〕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读书和出版界的惰气，势必至于读者也厌倦，译者也厌倦，出版者也厌倦，归根结蒂是不会完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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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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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现在最普通的对于翻译的不满，是说看了几十行也还是不能懂。但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倘是康德〔７〕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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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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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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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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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见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申报•自由谈》载林翼之《“翻译”与“编述”》，文中说：“许多在那儿干硬译乱译工作的人，如果改行来做改头换面的编述工作，是否胜任得了？……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连把原作从头到尾瞧一遍的工夫也没有，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又同年八月十三日《自由谈》载有大圣《关于翻译的话》，又中说：“目前我们的出版界的大部分的译品太糟得令人不敢领教了，无论是那一类译品，往往看了三四页，还是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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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达尔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他的《物种起源》（一译《物种由来》）一书，于一八五九年出版，是奠定生物进化理论基础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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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马君武（１８８２—１９３９）　名和，广西桂林人。初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去德国，获柏林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曾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及上海中国公学、广西大学校长等职。他翻译的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译名《物种原始》，一九二○年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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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托尔斯泰（M．N．OGPQRGS，１８２８—１９１０）　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屠格纳夫（T．U．ＴVHWXKXY，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罗亭》、《父与子》等。辛克莱（Ｕ．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美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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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　四川乐山人。创造社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历史论文集《奴隶制时代》等。他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共三册（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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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康德（Ｉ．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　德国哲学家。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出版于一七八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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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和撞〔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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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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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梁实秋教授曾经说过：穷人总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２〕。不但穷人，奴隶也是要爬的，有了爬得上的机会，连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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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样自然都安分的去耕田，种地，拣大粪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俭，背着苦恼的命运，和自然奋斗着，拚命的爬，爬，爬。可是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大多数人却还只是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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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失望也会渐渐的侵蚀善良的人心，至少，也会发生跪着的革命。于是爬之外，又发明了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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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明知道你太辛苦了，想从地上站起来，所以在你的背后猛然的叫一声：撞罢。一个个发麻的腿还在抖着，就撞过去。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就是五十万元大洋〔３〕，妻，财，子，禄都有。撞不好，至多不过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么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旧可以爬。何况有些人不过撞着玩罢了，根本就不怕跌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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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是自古有之。例如从童生到状元，从小瘪三到康白度〔４〕。撞却似乎是近代的发明。要考据起来，恐怕只有古时候“小姐抛彩球”〔５〕有点像给人撞的办法。小姐的彩球将要抛下来的时候，——一个个想吃天鹅肉的男子汉仰着头，张着嘴，馋涎拖得几尺长……可惜，古人究竟呆笨，没有要这些男子汉拿出几个本钱来，否则，也一定可以收着几万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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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得上的机会越少，愿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叫你们化些小本钱，而豫约着你们名利双收的神仙生活。所以撞得好的机会，虽然比爬得上的还要少得多，而大家都愿意来试试的。这样，爬了来撞，撞不着再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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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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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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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梁实秋在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话：“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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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五十万元大洋　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头等奖为五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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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康白度　英语Ｃｏｍｐｒａｄｏｒ的音译，即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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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小姐抛彩球”　旧小说戏曲中描述的官僚贵族小姐招亲的一种方式，小姐抛出彩球，落在哪个男子身上，就嫁给他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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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捐班〔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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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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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这一伙。财主少爷吃得油头光脸，忽而忙了几天，头上就有一粒水晶顶，有时还加上一枝蓝翎〔２〕，满口官话，说是“今天天气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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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得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实际上倒是开展了起来，连“学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顶戴。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钱。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容易办了。譬如，要捐学者罢，那就收买一批古董，结识几个清客，并且雇几个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纹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书，名之曰“什么集古录”或“什么考古录”。李富孙〔３〕做过一部《金石学录》，是专载研究金石〔４〕的人们的，然而这倒成了“作俑”〔５〕，使清客们可以一续再续，并且推而广之，连收藏古董，贩卖古董的少爷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６〕的收进去了，这就叫作“金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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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应该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而“文学家”或“艺术家”也就这样的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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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学者文人也不会折本。印刷品固然可以卖现钱，古董将来也会有洋鬼子肯出大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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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叫作“名利双收”。不过先要能“投资”，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学士也就不大值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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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现在还值钱，所以也还会有人忙着做人名辞典，造文艺史，出作家论，编自传。我想，倘作历史的著作，是应该像将文人分为罗曼派，古典派一样，另外分出一种“捐班”派来的，历史要“真”，招些忌恨也只好硬挺，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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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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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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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水晶顶、蓝翎　都是清代用以区别官员等级的帽饰。五品官礼帽上用亮白色水晶顶。帽后又分别垂戴孔雀翎（五品以上）或羽蓝翎（六品以下）。富家子弟也可以因捐官而得到这种“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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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李富孙（１７６４—１８４３）　字芗蒜，清代嘉兴人。著有《金石学录》、《汉魏六朝墓铭纂例》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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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金石　这里金指铜器，石指石碑等，古代常在这些东西上面铸字或刻字以记事，故称这类历史文物为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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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作俑”《孟子•梁惠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后来即称开头做坏事为“作俑”。俑，古代殉葬用的木偶或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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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一榻括子　上海话，统统、全盘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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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珍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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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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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除兵争，政争等类之外，还有一种倘非闲人，就不大注意的影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２〕。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学界却以为库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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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学界的主张，是不会通过的，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这理由很分明，就因为要赶快。四省不见，九岛出脱〔３〕，不说也罢，单是黄河的出轨〔４〕举动，也就令人觉得岌岌乎不可终日，要做生意就得赶快。况且“钦定”二字，至今也还有一点威光，“御医”“贡缎”，就是与众不同的意思。便是早已共和了的法国，拿破仑〔５〕的藏书在拍卖场上还是比平民的藏书值钱；欧洲的有些著名的“支那学者”，讲中国就会引用《钦定图书集成》〔６〕，这是中国的考据家所不肯玩的玩艺。但是，也可见印了“钦定”过的“珍本”，在外国，生意总可以比“善本”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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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中国，恐怕生意也还是“珍本”好。因为这可以做摆饰，而“善本”却不过能合于实用。能买这样的书的，决非穷措大也可想，则买去之后，必将供在客厅上也亦可知。这类的买主，会买一个商周的古鼎，摆起来；不得已时，也许买一个假古鼎，摆起来；但他决不肯买一个沙锅或铁镬，摆在紫檀桌子上。因为他的目的是在“珍”而并不在“善”，更不在是否能合于实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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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来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７〕。这回的《四库全书》中的“珍本”是影印的，决无改错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气第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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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因为“将来”的事，和现在的官商是不相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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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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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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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影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下令编纂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三千余种。为了维护清政权的封建统治，有些书曾被抽毁或窜改。一九三三年六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当时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和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影印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未刊本；北京图书馆馆长蔡元培则主张采用旧刻或旧抄本，以代替经四库全书馆馆臣窜改过的库本，藏书家傅增湘、李盛铎和学术界陈垣、刘复等人，也与蔡元培主张相同，但为教育部长王世杰所反对，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也主张照印库本。结果商务印书馆仍依国民党官方意见，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刊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选书二百三十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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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四省不见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侵占我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九岛出脱，九一八事变后，法国殖民主义者趁机提出吞并我国领土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无理要求，并于一九三三年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九个岛屿。对此，中国人民群起抗议，当时中国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当局提出了严正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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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黄河的出轨　指一九三三年七月黄河决口，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安徽以至江苏北部，都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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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拿破仑（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藏书很多，死后其藏书辗转易主，一九三二年曾有一部分被人运往柏林，准备拍卖，后由法国政府设法运回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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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钦定图书集成》　即《古今图书集成》，我国大型类书之一。清康熙、雍正时命陈梦雷、蒋廷锡等先后编纂，于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完成。全书共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总计凡一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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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　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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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秋杂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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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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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外的有限的一方泥地上，有两队蚂蚁在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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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话作家爱罗先珂〔２〕的名字，现在是已经从读者的记忆上渐渐淡下去了，此时我却记起了他的一种奇异的忧愁。他在北京时，曾经认真的告诉我说：我害怕，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人发明一种方法，只要怎么一来，就能使人们都成为打仗的机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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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这方法早经发明了，不过较为烦难，不能“怎么一来”就完事。我们只要看外国为儿童而作的书籍，玩具，常常以指教武器为大宗，就知道这正是制造打仗机器的设备，制造是必须从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入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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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人们，连昆虫也知道。蚂蚁中有一种武士蚁，自己不造窠，不求食，一生的事业，是专在攻击别种蚂蚁，掠取幼虫，使成奴隶，给它服役的。但奇怪的是它决不掠取成虫，因为已经难施教化。它所掠取的一定只限于幼虫和蛹，使在盗窟里长大，毫不记得先前，永远是愚忠的奴隶，不但服役，每当武士蚁出去劫掠的时候，它还跟在一起，帮着搬运那些被侵略的同族的幼虫和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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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人类，却不能这么简单的造成一律。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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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制造者也决不放手。孩子长大，不但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是我们时时看见的。经济的雕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学术文艺书籍，不是教科书，便是儿童书，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但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要将我们的孩子们造成什么东西呢？却还没有看见战斗的批评家论及，似乎已经不大有人注意将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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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战会议〔３〕的消息不很在日报上看到，可见打仗也还是中国人的嗜好，给它一个冷淡，正是违反了我们的嗜好的证明。自然，仗是要打的，跟着武士蚁去搬运败者的幼虫，也还不失为一种为奴的胜利。但是，人究竟是“万物之灵”，这样那里能就够。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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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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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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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爱罗先珂（Ｂ．Z．ＥHG[XK\G，１８８９—１９５２）　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曾来中国，与鲁迅结识，鲁迅译过他的作品《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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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反战会议　指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在上海召开的远东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争取国际和平等问题。开会前，国民党政府和法租界、公共租界当局对会议进行种种诽谤和阻挠，不许在华界或租界内召开。但在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支持下终于秘密举行。英国马莱爵士、法国作家和《人道报》主笔伐扬－古久里、中国宋庆龄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鲁迅被推为主席团名誉主席。在会议筹备期间，鲁迅曾尽力支持和给以经济上的帮助。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鲁迅复萧军的一封信中曾说：“会（按指反战会议）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了中国的实情。我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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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闲法发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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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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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开迦尔〔２〕是丹麦的忧郁的人，他的作品，总是带着悲愤。不过其中也有很有趣味的，我看见了这样的几句——“戏场里失了火。丑角站在戏台前，来通知了看客。大家以为这是丑角的笑话，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说是火灾。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结在当作笑话的开心的人们的大家欢迎之中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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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的所以觉得有趣的，并不专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帮闲们的伎俩。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譬如罢，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打诨”。如果是杀人，他就来讲当场的情形，侦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艳尸”，或介绍她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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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暗杀，他就来讲死者的生前的故事，恋爱呀，遗闻呀……人们的热情原不是永不弛缓的，但加上些冷水，或者美其名曰清茶，自然就冷得更加迅速了，而这位打诨的脚色，却变成了文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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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有一个人，认真的在告警，于凶手当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还没有僵死。但这时他就又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仍用打诨，从旁装着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边都化为笑话。耸肩装穷，以表现对方之阔，卑躬叹气，以暗示对方之傲；使大家心里想：这告警者原来都是虚伪的。幸而帮闲们还多是男人，否则它简直会说告警者曾经怎样调戏它，当众罗列淫辞，然后作自杀以明耻之状也说不定。周围捣着鬼，无论如何严肃的说法也要减少力量的，而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却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它呢？这回它倒是道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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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没有这样的事件时，那就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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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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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五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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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吉开迦尔（Ｓ．Ａ．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１８１３—１８５５）　通译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下面引文见于他的《非此即彼》一书的《序幕》。原书注解说，一八三六年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按鲁迅这段引文是根据日本宫原晃一郎译克尔凯郭尔《忧愁的哲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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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龙术拾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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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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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克标〔２〕先生做过一部《文坛登龙术》，因为是预约的，而自己总是悠悠忽忽，竟失去了拜诵的幸运，只在《论语》〔３〕上见过广告，解题和后记。但是，这真不知是那里来的“烟士披里纯”〔４〕，解题的开头第一段，就有了绝妙的名文——龙的技术，那是和骑马驾车相类似的东西了。但平常乘龙就是女婿的意思，文坛似非女性，也不致于会要招女婿，那么这样解释似乎也有引起别人误会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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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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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查看广告上的目录，并没有“做女婿”这一门，然而这却不能不说是“智者千虑”〔５〕的一失，似乎该有一点增补才好，因为文坛虽然“不致于会要招女婿”，但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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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曰：要登文坛，须阔太太〔６〕，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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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声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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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试看王尔德〔７〕遗照，盘花钮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见犹怜，而况令阃〔８〕。可惜他的太太不行，以至滥交顽童，穷死异国，假如有钱，何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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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倘欲登龙，也要乘龙，“书中自有黄金屋”〔９〕，早成古话，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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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１０〕。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然而富女诗人未必一定爱穷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难，这一法，在这里只算是《登龙术拾遗》的附录，请勿轻用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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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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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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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章克标　浙江海宁人。他的《文坛登龙术》，是一部以轻浮无聊的态度，叙述当时部分文人种种投机取巧手段的书，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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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论语》　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该刊第十九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曾刊载《文坛登龙术》的《解题》和《后记》，第二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又刊载该书的广告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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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烟士披里纯”　英语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的音译，意为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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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智者千虑”　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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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要登文坛，须阔太太　这是对邵洵美等人的讽刺。邵娶清末大买办官僚、百万富豪盛宣怀之孙女为妻，曾出资自办书店和编印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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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王尔德（Ｏ．Ｗｉｌｄｅ，１８５６—１９００）　英国唯美派作家。著有童话《快乐王子集》、剧本《莎乐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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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因不道德罪（同性恋，即文中说的“滥交顽童”）入狱，后流落巴黎，穷困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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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人见犹怜，而况令阃　南朝宋虞通之《妒记》记晋代桓温以李势女为妾，桓妻性凶妒，知此事后，拔刀率领婢女数十人前往杀李，但在会见之后，却为李的容貌言辞所动，乃掷刀说：“阿姊见汝，不能不怜，何况老奴！”（据鲁迅辑《古小说钩沈》本）这两句即从此改变而来。阃，门槛，古代妇女居住的内室也称为阃，所以又用作妇女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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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书中自有黄金屋”　语见《劝学文》（相传为宋真宗赵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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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女诗人”　当时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虞岫云，在一九三二年以虞琰的笔名出版诗集《湖风》，内容充满“痛啊”、“悲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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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无病呻吟之词。一些无聊的杂志和小报曾加以吹捧，如曾今可就写过《女诗人虞岫云访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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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聋而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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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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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告诉我们：有许多哑子，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只因为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就以为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他自然也只好呜呜哑哑了。所以勃兰兑斯〔２〕叹丹麦文学的衰微时，曾经说：文学的创作，几乎完全死灭了。人间的或社会的无论怎样的问题，都不能提起感兴，或则除在新闻和杂志之外，绝不能惹起一点论争。我们看不见强烈的独创的创作。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哑”来。（《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第一卷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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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句话，也可以移来批评中国的文艺界，这现象，并不能全归罪于压迫者的压迫，五四运动时代的启蒙运动者和以后的反对者，都应该分负责任的。前者急于事功，竟没有译出什么有价值的书籍来，后者则故意迁怒，至骂翻译者为媒婆〔３〕，有些青年更推波助澜，有一时期，还至于连人地名下注一原文，以便读者参考时，也就诋之曰“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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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竟何如？三开间店面的书铺，四马路上还不算少，但那里面满架是薄薄的小本子，倘要寻一部巨册，真如披沙拣金之难。自然，生得又高又胖并不就是伟人，做得多而且繁也决不就是名著，而况还有“剪贴”。但是，小小的一本“什么ＡＢＣ〔４〕”里，却也决不能包罗一切学术文艺的。一道浊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但蒸溜了浊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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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多年买空卖空的结果，文界就荒凉了，文章的形式虽然比较的整齐起来，但战斗的精神却较前有退无进。文人虽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为了出力的吹，壳子大了，里面反显得更加空洞。于是误认这空虚为寂寞，像煞有介事的说给读者们；其甚者还至于摆出他心的腐烂来，算是一种内面的宝贝。散文，在文苑中算是成功的，但试看今年的选本，便是前三名，也即令人有“貂不足，狗尾续”〔５〕之感。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６〕所描写的“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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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绍介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作，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连洋人走狗，富户赘郎，也会来哼哼的冷笑一下。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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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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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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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勃兰兑斯（Ｇ．Ｂｒａｎｄｅｓ，１８４２—１９２７）　丹麦文学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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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主要著作《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共六卷，出版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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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一九二一年二月郭沫若在《民铎》杂志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致李石岑函，其中有这样的话：“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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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ＡＢＣ　入门、初步的意思。当时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过一套“ＡＢＣ丛书”，内收各方面的入门书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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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貂不足，狗尾续”　语见《晋书•赵王伦传》，原意是讽刺司马懿第九子司马伦封爵过滥，连家中奴仆差役都受封，“每朝会，貂蝉盈座，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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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尼采（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８４４—１９００）　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末人”（Ｄｅｒ　Ｌｅｔｚｔｅ　Ｍｅｎｓｃｈ），见尼采所著《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意思是指一种无希望、无创造、平庸畏葸、浅陋渺小的人。鲁迅曾经把这篇《序言》译成中文，发表于一九二○年六月《新潮》杂志第二卷第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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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秋杂识（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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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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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三十日的夜里，远远近近，都突然劈劈拍拍起来，一时来不及细想，以为“抵抗”又开头了，不久就明白了那是放爆竹，这才定了心。接着又想：大约又是什么节气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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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到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原来昨夜是月蚀，那些劈劈拍拍，就是我们的同胞，异胞（我们虽然大家自称为黄帝子孙，但蚩尤〔２〕的子孙想必也未尝死绝，所以谓之“异胞”）在示威，要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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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前几天，夜里也很热闹。街头巷尾，处处摆着桌子，上面有面食，西瓜；西瓜上面叮着苍蝇，青虫，蚊子之类，还有一桌和尚，口中念念有词：“回猪猡普米呀邓！〔３〕**呀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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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这是在放焰口，施饿鬼。到了盂兰盆节〔４〕了，饿鬼和非饿鬼，都从阴间跑出，来看上海这大世面，善男信女们就在这时尽地主之谊，托和尚“**呀邓”的弹出几粒白米去，请它们都饱饱的吃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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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俗人，向来不大注意什么天上和阴间的，但每当这些时候，却也不能不感到我们的还在人间的同胞们和异胞们的思虑之高超和妥帖。别的不必说，就在这不到两整年中，大则四省，小则九岛，都已变了旗色了，•不•久•还•有•八•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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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救不胜救，即使想要救罢，•一•开•口，•说•不•定•自•己•就•危•险（这两句，印后成了“于势也有所未能”）。所以最妥当是救月亮，那怕爆竹放得震天价响，天狗决不至于来咬，月亮里的酋长（假如有酋长的话）也不会出来禁止，目为反动的。救人也一样，兵灾，旱灾，蝗灾，水灾……灾民们不计其数，幸而暂免于灾殃的小民，又怎么能有一个救法？那自然远不如救魂灵，事省功多，和大人先生的打醮造塔〔５〕同其功德。这就是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６〕；而“君子务其大者远者”〔７〕，亦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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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况“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８〕，也是古圣贤的明训，国事有治国者在，小民是用不着吵闹的。不过历来的圣帝明王，可又并不卑视小民，倒给与了更高超的自由和权利，就是听你专门去救宇宙和魂灵。这是太平的根基，从古至今，相沿不废，将来想必也不至先便废。记得那是去年的事了，沪战初停，日兵渐渐的走上兵船和退进营房里面去，有一夜也是这么劈劈拍拍起来，时候还在“长期抵抗”〔９〕中，日本人又不明白我们的国粹，以为又是第几路军前来收复失地了，立刻放哨，出兵……乱烘烘的闹了一通，才知道我们是在救月亮，他们是在见鬼。“哦哦！成程（Ｎａｒｕｈｏｄｏ＝原来如此）！”惊叹和佩服之余，于是恢复了平和的原状。今年呢，连哨也没有放，大约是已被中国的精神文明感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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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们•的•发•昏•和•做•梦•也•不•准•的•么？•……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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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题为《秋夜漫谈》，署名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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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蚩尤　古代传说中我国九黎族的首领，相传他和黄帝作战，兵败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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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回猪猡普米呀邓！”　梵语音译，《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中的咒文，“猪猡”原作“资*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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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盂兰盆节　“盂兰盆”是梵语音译，意为解倒悬。旧俗以夏历七月十五日为盂兰盆节，在这一天夜里请和尚诵经施食，追荐死者，称为放焰口。焰口，饿鬼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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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打醮　旧时僧道设坛念经做法事。国民党政客戴季陶等在九一八事变后，拉拢当时的班禅喇嘛，以超荐天灾兵祸死去的鬼魂等名义，迭次发起“仁王护国法会”、“普利法会”等，诵经礼佛。造塔，指戴季陶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在南京筑塔收藏孙中山的遗著抄本，参看本卷第１４０页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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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孔丘的话，语见《论语•卫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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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君子务其大者远者”　语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是春秋时郑国子皮对子产所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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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　语见《庄子•逍遥游》，意思是各人办理自己分内的事。庖人，厨子；尸祝，主持祝祷的人；尊俎，盛酒载牲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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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长期抵抗”　参看本卷第１７页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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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进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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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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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禽兽交合是恋爱未免有点亵渎。但是，禽兽也有性生活，那是不能否认的。它们在春情发动期，雌的和雄的碰在一起，难免“卿卿我我”的来一阵。固然，雌的有时候也会装腔做势，逃几步又回头看，还要叫几声，直到实行“同居之爱”为止。禽兽的种类虽然多，它们的“恋爱”方式虽然复杂，可是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就是雄的不见得有什么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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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为万物之灵，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领大。最初原是马马虎虎的，可是因为“知有母不知有父”〔２〕的缘故，娘儿们曾经“统治”过一个时期，那时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后来的族长还要威风。后来不知怎的，女人就倒了霉：项颈上，手上，脚上，全都锁上了链条，扣上了圈儿，环儿，——虽则过了几千年这些圈儿环儿大都已经变成了金的银的，镶上了珍珠宝钻，然而这些项圈，镯子，戒指等等，到现在还是女奴的象征。既然女人成了奴隶，那就男人不必征求她的同意再去“爱”她了。古代部落之间的战争，结果俘虏会变成奴隶，女俘虏就会被强奸。那时候，大概春情发动期早就“取消”了，随时随地男主人都可以强奸女俘虏，女奴隶。现代强盗恶棍之流的不把女人当人，其实是大有酋长式武士道的遗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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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强奸的本领虽然已经是人比禽兽“进化”的一步，究竟还只是半开化。你想，女的哭哭啼啼，扭手扭脚，能有多大兴趣？自从金钱这宝贝出现之后，男人的进化就真的了不得了。天下的一切都可以买卖，性欲自然并非例外。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所以嫖妓是男人进化的颇高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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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却要比嫖妓更高明。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当新妇被人放到新郎的床上的时候，她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自由也没有，何况恋爱。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３〕孔圣人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即使“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４〕的。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这样巧妙而严厉的手段来，雌的一定要急得“跳墙”。然而人却只会跳井，当节妇，贞女，烈女去。礼教婚姻的进化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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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男人会用“最科学的”学说，使得女人虽无礼教，也能心甘情愿地从一而终，而且深信性欲是“兽欲”，不应当作为恋爱的基本条件，因此发明“科学的贞操”，——那当然是文明进化的顶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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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人——男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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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注：这篇文章是卫道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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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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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旅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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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知有母不知有父”　指原始共产社会杂婚制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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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氏春秋•恃君览》中有关于这种现象的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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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周公　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他曾助武王灭商，并辅成王执政，对周代典章制度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旧传“六经”中的《礼经》（《仪礼》）为周公所作，或说是孔丘所定；其中关于婚礼的详细规定，长期影响着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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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　语出基督教的《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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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和解释〔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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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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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司的行动不必征求下属的同意，这是天经地义。但是，有时候上司会对下属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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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进的世界闻人说：“原人时代就有威权，例如人对动物，一定强迫它们服从人的意志，而使它们抛弃自由生活，不必征求动物的同意。”〔２〕这话说得透彻。不然，我们那里有牛肉吃，有马骑呢？人对人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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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耶教会〔３〕主教最近宣言日本是圣经上说的天使：“上帝要用日本征服向来屠杀犹太人的白人……以武力解放犹太人，实现《旧约》上的豫言。”这也显然不征求白人的同意的，正和屠杀犹太人的白人并未征求过犹太人的同意一样。日本的大人老爷在中国制造“国难”，也没有征求中国人民的同意。——至于有些地方的绅董，却去征求日本大人的同意，请他们来维持地方治安，那却又当别论。总之，要自由自在的吃牛肉，骑马等等，就必须宣布自己是上司，别人是下属；或是把人比做动物，或是把自己作为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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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里最要紧的还是“武力”，并非理论。不论是社会学或是基督教的理论，都不能够产生什么威权。原人对于动物的威权，是产生于弓箭等类的发明的。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这种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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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上司对于下属解释的时候，你做下属的切不可误解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为即使你绝对的不同意，他还是干他的。他自有他的梦想，只要金银财宝和飞机大炮的力量还在他手里，他的梦想就会实现；而你的梦想却终于只是梦想，——万一实现了，他还说你抄袭他的动物主义的老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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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十•九•世•纪•人•士•所•梦•想•不•到•的。•意•大•利•和•德•意•志•不•用•说•了；•就•是•英•国•的•国•民•政•府，“•它•的•实•权•也•完•全•属•于•保•守•党•一•党”。“•美•国•新•总•统•所•取•得•的•措•置•经•济•复•兴•的•权•力，•比•战•争•和•戒•严•时•期•还•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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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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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做•动•物，•使•上•司•不•必•征•求•什•么•同•意，•这•正•不•过，•我•这•种•解•释•还•有•点•美•中•不•足：•中•国•自•己•的•秦•始•皇•帝•焚•书•坑•儒，•中•国•自•己•的•韩•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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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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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说：“•民•不•出•米•粟•麻•丝•以•的•学•说•和•事•实•—•—•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呢？九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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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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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这是希特勒一九三三年九月初在纽伦堡国社党大会闭幕时发表演说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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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日本耶教会　即日本耶稣教会。据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大晚报》载路透社东京讯说，该会负责人中田宣称：“《以色亚》章（按指《旧约全书•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中一汝所不知之国，与亦不知汝之国，及《启示录》第七篇（按指《新约全书•启示录》第七章）一天使降自东方，执上帝之玺，皆指日本而言。”又说：“上帝将以日本征服向来屠杀犹太人之白人，……日本以武力解放犹太人，实现《旧约》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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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归国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在南京说的话。他宣传西方各国政府的“权力之大”，“为十九世纪人士所梦想不到”，要中国效法这种“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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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韩退之（７６８—８２４）　名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著有《韩昌黎集》。这里所引的话见他所作的《原道》，原文为：“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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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床秋梦〔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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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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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梦是颠颠倒倒的。“夏夜梦”呢？看沙士比亚〔２〕的剧本，也还是颠颠倒倒。中国的秋梦，照例却应该“肃杀”，民国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后处决”的，这是顺天时。天教人这么着，人就不能不这么着。所谓“文人”当然也不至于例外，吃得饱饱的睡在床上，食物不能消化完，就做梦；而现在又是秋天，天就教他的梦威严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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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卷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的《涛声》上，有一封自名为“林丁”先生的给编者的信，其中有一段说——彼此摧残，则在傍观人看来，却不能不承是整个文坛的不幸。……我以为各人均应先打屁股百下，以儆效尤，余事可一概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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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还有某小报上的不署名的社谈，它对于早些日子余赵的剪窃问题之争〔３〕，也非常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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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我一朝大权在握，我一定把这般东西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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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来，判他们罚作苦工，读书十年；中国文坛，或尚有干净之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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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献忠自己要没落了，他的行动就不问“孰是孰非”，只是杀。清朝的官员，对于原被两造〔４〕，不问青红皂白，各打屁股一百或五十的事，确也偶尔会有的，这是因为满洲还想要奴才，供搜刮，就是“林丁”先生的旧梦。某小报上的无名子先生可还要比较的文明，至少，它是已经知道了上海工部局“判罚”下等华人的方法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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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第一个问题是在怎样才能够“一朝大权在握”？文弱书生死样活气，怎么做得到权臣？先前，还可以希望招驸马，一下子就飞黄腾达，现在皇帝没有了，即使满脸涂着雪花膏，也永远遇不到公主的青睐；至多，只可以希图做一个富家的姑爷而已。而捐官的办法，又早经取消，对于“大权”，还是只能像狐狸的遇着高处的葡萄一样，仰着白鼻子看看。文坛的完整和干净，恐怕实在也到底很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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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候，曾经在出版界上发现了“文丐”，接着又发现了“文氓”，但这种威风凛凛的人物，却是我今年秋天在上海新发见的，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文官”罢。看文学史，文坛是常会有完整而干净的时候的，但谁曾见过这文坛的澄清，会和这类的“文官”们有丝毫关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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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梦是总可以做的，好在没有什么关系，而写出来也有趣。请安息罢，候补的少大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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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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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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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沙士比亚（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家。他的喜剧《仲夏夜之梦》，出版于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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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余赵的剪窃问题之争　余赵指余慕陶和赵景深。一九三三年余慕陶在乐华书局出版《世界文学史》上中两册，内容大都从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及他人所著中外文学史、革命史中剪窃而来，经赵景深等人在《自由谈》上指出以后，余慕陶一再作文强辩，说他的书是“整理”而非剪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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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原被两造　原告与被告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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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教训〔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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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孺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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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在家乡的村子里看中国旧戏的时候，是还未被教育成“读书人”的时候，小朋友大抵是农民。爱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焰，现出一个妖精来；对于剧情，似乎都不大和我们有关系。大面和老生的争城夺地，小生和正旦的离合悲欢，全是他们的事，捏锄头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是决不会登坛拜将，或上京赴考的。但还记得有一出给了感动的戏，好像是叫作《斩木诚》〔２〕。一个大官蒙了不白之冤，非被杀不可了，他家里有一个老家丁，面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那悲壮的动作和歌声，真打动了看客的心，使他们发见了自己的好模范。因为我的家乡的农人，农忙一过，有些是给大户去帮忙的。为要做得像，临刑时候，主母照例的必须去“抱头大哭”，然而被他踢开了，虽在此时，名分也得严守，这是忠仆，义士，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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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到我在上海看电影的时候，却早是成为“下等华人”的了，看楼上坐着白人和阔人，楼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华胄”，银幕上现出白色兵们打仗，白色老爷发财，白色小姐结婚，白色英雄探险，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觉得做不到。但当白色英雄探险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备第二次探险时，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记起了死者，脸色一沉，银幕上就现出一个他记忆上的黑色的面貌。黄脸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脸色一沉：他们被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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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而国产电影也在挣扎起来，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不过这也和十九路军〔３〕一同退出上海，现在是正在准备开映屠格纳夫的《春潮》〔４〕和茅盾的《春蚕》〔５〕了。当然，这是进步的。但这时候，却先来了一部竭力宣传的《瑶山艳史》〔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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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片子，主题是“开化瑶民”，机键是“招驸马〔７〕”，令人记起《四郎探母》〔８〕以及《双阳公主追狄》〔９〕这些戏本来。中国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伟论，近来不大听到了，要想去开化，自然只好退到苗瑶之类的里面去，而要成这种大事业，却首先须“结亲”，黄帝子孙，也和黑人一样，不能和欧亚大国的公主结亲，所以精神文明就无法传播。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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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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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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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斩木诚》　根据下文所述情节，此剧出自清代李玉著传奇《一捧雪》。木诚应作莫诚，为剧中人莫怀古之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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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十九路军　指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曾自动进行抵抗；但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日，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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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春潮》　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上海亨生影片公司曾据以拍摄为同名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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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春蚕》　茅盾的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改编拍摄为同名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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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瑶山艳史》　一部侮辱少数民族的影片，上海艺联影业公司出品。片中有在瑶区从事“开化”工作的男主角向瑶王女儿求爱，决心不再“出山”的情节。一九三三年九月初在上海公映时，影片公司在各报大登广告。该片曾获国民党中央党部嘉奖，“开化瑶民”一语，见于嘉奖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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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驸马　汉朝设有“驸马都尉”，掌管御马；魏晋开始，公主的配偶授与“驸马都尉”的职位，此后驸马成为公主配偶的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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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四郎探母》　京剧，内容是北宋与辽交战，宋将杨四郎（延辉）被俘，当了驸马。后四郎母佘太君统兵征辽，四郎思母，潜回宋营探望，然后重返辽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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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双阳公主追狄》　京剧，内容是北宋大将狄青西征途中误走单单国，被诱与单单王之女双阳公主成亲。后来狄青逃出，继续西行，至风火关，公主追来，斥他负义；狄青以实情相告，公主感动，将他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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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集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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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灵魂的秘诀〔１〕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２〕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３〕。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可惜的是这“唯一方法”的实行，完全要靠日本陛下的觉悟。如果不觉悟，那又怎么办？胡博士回答道：“到无可奈何之时，真的接受一种耻辱的城下之盟”好了。那真是无可奈何的呵——因为那时候“仇恨鬼”是不肯走的，这始终是中国民族性的污点，即为日本计，也非万全之道。

　　因此，胡博士准备出席太平洋会议〔４〕，再去“忠告”一次他的日本朋友：征服中国并不是没有法子的，请接受我们出卖的灵魂罢，何况这并不难，所谓“彻底停止侵略”，原只要执行“公平的”李顿报告——仇恨自然就消除了！

　　三月二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五鬼闹中华”　胡适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三○年四月）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认为危害中国的是“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病。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３〕　“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　语出《孟子•公孙丑》：

　　“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４〕　太平洋会议　指太平洋学术会议，又称泛太平洋学术会议，自一九二○年在美国檀香山首次召开后，每隔数年举行一次。这里所指胡适准备出席的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上面文中所引胡适关于“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等语，都是他就这次会议的任务等问题，于三月十八日在北平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所说，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

文人无文〔１〕

　　在一种姓“大”的报的副刊上，有一位“姓张的”在“要求中国有为的青年，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犯着可诟病的恶癖。”〔２〕这实在是对透了的。但那“无行”的界说，可又严紧透顶了。据说：“所谓无行，并不一定是指不规则或不道德的行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也都包括在内。”

　　接着就举了一些日本文人的“恶癖”的例子，来作中国的有为的青年的殷鉴，一条是“宫地嘉六〔３〕爱用指爪搔头发”，还有一条是“金子洋文〔４〕喜舐嘴唇”。

　　自然，嘴唇干和头皮痒，古今的圣贤都不称它为美德，但好像也没有斥为恶德的。不料一到中国上海的现在，爱搔喜舐，即使是自己的嘴唇和头发罢，也成了“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了。如果不舒服，也只好熬着。要做有为的青年或文人，真是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了。

　　但中国文人的“恶癖”，其实并不在这些，只要他写得出文章来，或搔或舐，都不关紧要，“不近人情”的并不是“文人无行”，而是“文人无文”。

　　我们在两三年前，就看见刊物上说某诗人到西湖吟诗去了，某文豪在做五十万字的小说了，但直到现在，除了并未豫告的一部《子夜》〔５〕而外，别的大作都没有出现。

　　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文人不免无文，武人也一样不武。说是“枕戈待旦”的，到夜还没有动身，说是“誓死抵抗”的，看见一百多个敌兵就逃走了。只是通电宣言之类，却大做其骈体，“文”得异乎寻常。“偃武修文”〔６〕，古有明训，文星〔７〕全照到营子里去了。

　　于是我们的“文人”，就只好不舐嘴唇，不搔头发，揣摩人情，单落得一个“有行”完事。

　　三月二十八日。

　　备考：恶癖　若谷

　　所谓“无行”，并不一定是不规则或不道德的行为，凡一切不近人情的恶劣行为，也都包括在内。

　　只要是人，谁都容易沾染不良的习惯，特别是文人，因为专心文字著作的缘故，在日常生活方面，自然免不了有怪异的举动，而且，或者也因为工作劳苦的缘故，十人中九人是染着不良嗜好，最普通的，是喜欢服用刺激神经的兴奋剂，卷烟与咖啡，是成为现代文人流行的嗜好品了。

　　现代的日本文人，除了抽烟喝咖啡之外，各人都犯着各样的怪奇恶癖。前田河广一郎爱酒若命，醉后呶鸣不休；谷崎润一郎爱闻女人的体臭和尝女人的痰涕；今东光喜欢自炫学问宣传自己；金子洋文喜舐嘴唇；细田源吉喜作猥谈，朝食后熟睡二小时；宫地嘉六爱用指爪搔头发；宇野浩二醺醉后侮慢侍妓；林房雄有奸通癖；山本有三乘电车时喜横膝斜坐；胜本清一郎谈话时喜用拇指挖鼻孔。形形色色，不胜枚举。

　　日本现代文人所犯的恶癖，正和中国旧时文人辜鸿鸣喜闻女人金莲同样的可厌，我要求现代中国有为的青年，不但是文人，都要保持着健全的精神，切勿借了“文人无行”的幌子，再犯着和日本文人同样可诟病的恶癖。

　　三月九日，《大晚报》副刊《辣椒与橄榄》。

　　风凉话：第四种人　周木斋

　　《文人无文》一文，论中国的文人，有云：

　　“‘不近人情’的并不是‘文人无行’，而是‘文人无文’。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是有的。进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专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

　　诚如这文所说，“这实在是对透了的”。

　　然而例外的是：

　　“直到现在，除了并未预告的一部《子夜》而外，别的大作却没有出现。”

　　“文”的“界说”，也可借用同文的话，“可又严紧透顶了”。

　　这文的动机，从开首的几句，可以知道直接是因“一种姓‘大’的副刊上一位‘姓×的’”关于“文人无行”的话而起的。此外，听说“何家干”就是鲁迅先生的笔名。

　　可是议论虽“对透”，“文”的“界说”虽“严紧透顶”，但正惟因为这样，却不提防也把自己套在里面了；纵然鲁迅先生是以“第四种人”自居的。

　　中国文坛的充实而又空虚，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不过在矮子中间找长人，比较还是有的。我们企望先进比企图谁某总要深切些，正因熟田比荒地总要容易收获些。

　　以鲁迅先生的素养及过去的造就，总还不失为中国的金钢钻招牌的文人吧。但近年来又是怎样？单就他个人的发展而言，却中画了，现在不下一道罪己诏，顶倒置身事外，说些风凉话，这是“第四种人”了。名的成人！

　　“不近人情”的固是“文人无文”，最要紧的还是“文人不行”（“行”为动词）。“进，吾往也！”

　　四月十五日，《涛声》二卷十四期。

　　乘凉：两误一不同　家干

　　这位木斋先生对我有两种误解，和我的意见有一点不同。

　　第一是关于“文”的界说。我的这篇杂感，是由《大晚报》副刊上的《恶癖》而来的，而那篇中所举的文人，都是小说作者。这事木斋先生明明知道，现在混而言之者，大约因为作文要紧，顾不及这些了罢，《第四种人》这题目，也实在时新得很。

　　第二是要我下“罪己诏”。我现在作一个无聊的声明：

　　何家干诚然就是鲁迅，但并没有做皇帝。不过好在这样误解的人们也并不多。

　　意见不同之点，是：凡有所指责时，木斋先生以自己包括在内为“风凉话”；我以自己不包括在内为“风凉话”，如身居上海，而责北平的学生应该赴难，至少是不逃难之类〔８〕。

　　但由这一篇文章，我可实在得了很大的益处。就是：

　　凡有指摘社会全体的症结的文字，论者往往谓之“骂人”。先前我是很以为奇的。至今才知道一部分人们的意见，是认为这类文章，决不含自己在内，因为如果兼包自己，是应该自下罪己诏的，现在没有诏书而有攻击，足见所指责的全是别人了，于是乎谓之“骂”。且从而群起而骂之，使其人背着一切所指摘的症结，沉入深渊，而天下于是乎太平。

　　七月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指《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张若谷的《恶癖》一文，原文见本篇“备考”。

　　〔３〕　宫地嘉六（１８８４—１９５８）　日本小说家。工人出身，曾从事工人运动。作品有《煤烟的臭味》、《一个工人的笔记》等。

　　〔４〕　金子洋文　日本小说家、剧作家。早期曾参加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作品有小说《地狱》、剧本《枪火》等。

　　〔５〕　《子夜》　长篇小说，茅盾著。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６〕　“偃武修文”　语见《尚书•武成》：“王来自商；至于丰，乃偃武修文。”

　　〔７〕　文星　即文曲星，又称文昌星，旧时传说中主宰文运的星宿。

　　〔８〕　周木斋指责学生逃难的话，参看本卷第１０页注〔５〕。

最艺术的国家〔１〕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譬如说，中国的固有文化是科举制度，外加捐班〔２〕之类。当初说这太不像民权，不合时代潮流，于是扮成了中华民国。然而这民国年久失修，连招牌都已经剥落殆尽，仿佛花旦脸上的脂粉。同时，老实的民众真个要起政权来了，竟想革掉科甲出身和捐班出身的参政权。这对于民族是不忠，对于祖宗是不孝，实属反动之至。现在早已回到恢复固有文化的“时代潮流”，那能放任这种不忠不孝。因此，更不能不重新扮过一次〔３〕，草案〔４〕如下：第一，谁有代表国民的资格，须由考试决定。第二，考出了举人之后，再来挑选一次，此之谓选（动词）举人；而被挑选的举人，自然是被选举人了。照文法而论，这样的国民大会的选举人，应称为“选举人者”，而被选举人，应称为“被选之举人”。但是，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因此，他们得扮成宪政国家〔５〕的选举的人和被选举人，虽则实质上还是秀才和举人。这草案的深意就在这里：叫民众看见是民权，而民族祖宗看见是忠孝——忠于固有科举的民族，孝于制定科举的祖宗。此外，像上海已经实现的民权，是纳税的方有权选举和被选，使偌大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６〕这虽是捐班——有钱的为主，然而他们一定会考中举人，甚至不补考也会赐同进士出身〔７〕的，因为洋大人膝下的榜样，理应遵照，何况这也并不是一面违背固有文化，一面又扮得很像宪政民权呢？此其一。

　　其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８〕：从这一方面看过去是抵抗，从那一面看过来其实是交涉。其三，一面做实业家，银行家，一面自称“小贫〔９〕而已”。其四，一面日货销路复旺，一面对人说是“国货年”〔１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大都是扮演得十分巧妙，两面光滑的。

　　呵，中国真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然而小百姓还要不满意，呜呼，君子之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也〔１１〕！

　　三月三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捐班　指不经科举考试，而用钱财换得官职或做官的资格。

　　清代曾明定价格，实行直接用银钱捐官的制度。

　　〔３〕　重新扮过一次　指一九三三年春蒋介石提出“制定宪法草案”和“召开国民大会”。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曾开过一次“国民会议”，公布过所谓“训政时期约法”，所以这里说“重新扮过一次”。

　　〔４〕　草案　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国民党政府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国民大会组织”的草案。其中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国民，年满二十岁者，有选举代表权，年满三十岁经考试及格者，有被选举代表权。”

　　〔５〕　宪政国家　孙中山在所著《建国大纲》中，划分“建国”程序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主张到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成立民选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自由的借口；一九三三年，他们声称要“结束训政”、准备实施宪政，但实际上只是企图用以掩饰和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６〕　上海只剩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　这里说的上海，指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上海公共租界自一九二八年起，准许由“高等华人”组织的“纳税华人会”选举华人董事三人（一九三○年起增至五人）、华人委员六人参加租界的行政机关工部局。“纳税华人会”章程规定有下列资格的可为会员并有选举权：一、所执产业地价在五百两（按指银两）以上者；二、每年纳房捐或地捐十两以上者；三、每年付房租在五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按上海公共租界规定出租房产的房捐，由租用者负担）。有下列资格并住公共租界五年以上者，可以被选为“纳税华人会”代表大会代表及被推选为工部局的华人董事、华人委员：一、年付房地各捐在五十两以上；二、年付房租一千二百两以上而付捐者。本文所说的“四千四百六十五个大市民”，是指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纳税华人会”市民组举行第十二届选举时，按上述条件统计的会员数，其中有选举权者二千一百七十五人，有被选举权者二千二百九十人。

　　〔７〕　赐同进士出身　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举人经会试考中后又经殿试考中的，分为三甲：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８〕　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一二八战事后，蒋介石、汪精卫曾以“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为饰词，掩盖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勾结、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真相。如一九三二年二月，汪精卫在徐州演讲中谈中日外交问题时，便说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并解释说“因为不能战，所以抵抗；因为不能和，所以交涉，是以抵抗和交涉并行。”

　　〔９〕　“小贫”　这个词见于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一书中《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孙中山的意思在于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着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和打击，因而难以发展；但后来中国一些资本家曾利用这句话来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区别。

　　〔１０〕　“国货年”　上海工商界曾把一九三三年定为“国货年”，并于该年元旦举行游行大会，进行宣传。

　　〔１１〕　“君子之中庸”二句，语出《礼记•中庸》：“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现代史〔１〕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直到现在，凡我所曾经到过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见有“变把戏”的，也叫作“变戏法”的。

　　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教一个猴子戴起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骑了羊跑几圈。还有一匹用稀粥养活，已经瘦得皮包骨头的狗熊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

　　一种，是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还有将纸塞在嘴巴里，点上火，从嘴角鼻孔里冒出烟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钱。要了钱之后，一个人嫌少，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一个人来劝他，对大家说再五个。果然有人抛钱了，于是再四个，三个……

　　抛足之后，戏法就又开了场。这回是将一个孩子装进小口的坛子里面去，只见一条小辫子，要他再出来，又要钱。收足之后，不知怎么一来，大人用尖刀将孩子刺死了，盖上被单，直挺挺躺着，要他活过来，又要钱。

　　“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Ｈｕａｚａａ！Ｈｕａｚａａ！〔２〕”变戏法的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的说。

　　别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细的看，他是要骂的；再不听，他就会打。

　　果然有许多人Ｈｕａｚａａ了。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检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

　　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

　　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Ｈｕａｚａａ，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

　　我的话说完了，意思也浅得很，不过说大家Ｈｕａｚａａ　Ｈｕａｚａａ一通之后，又要静几天了，然后再来这一套。

　　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是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

　　四月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Ｈｕａｚａａ　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译音似“哗嚓”，形容撒钱的声音。

推背图〔１〕

　　我这里所用的“推背”的意思，是说：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情形。

　　上月的《自由谈》里，就有一篇《正面文章反看法》〔２〕，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因为得到这一个结论的时候，先前一定经过许多苦楚的经验，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本草家〔３〕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字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性命的了。

　　里巷间有一个笑话：某甲将银子三十两埋在地里面，怕人知道，就在上面竖一块木板，写道：“此地无银三十两。”隔壁的阿二因此却将这掘去了，也怕人发觉，就在木板的那一面添上一句道，“隔壁阿二勿曾偷。”这就是在教人“正面文章反看法”。

　　但我们日日所见的文章，却不能这么简单。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

　　例如近几天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

　　一，××军在××血战，杀敌××××人。

　　二，××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

　　三，芳泽来华〔４〕，据云系私人事件。

　　四，共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接洽。〔５〕五，××××……

　　倘使都当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骇人了。但报上也有“莫干山路草棚船百余只大火”，“××××廉价只有四天了”等大概无须“推背”的记载，于是乎我们就又胡涂起来。

　　听说，《推背图》〔６〕本是灵验的，某朝某帝怕他淆惑人心，就添了些假造的在里面，因此弄得不能豫知了，必待事实证明之后，人们这才恍然大悟。

　　我们也只好等着看事实，幸而大概是不很久的，总出不了今年。

　　四月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正面文章反看法》　陈子展作，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其中大意说当时的喊“航空救国”，其实是不敢炸日本军而只是炸“匪”（红军）；“长期抵抗”等于长期不抵抗；“收回失地”等于不收回失地，等等。

　　〔３〕　本草家　指中药药物学家。汉代有托名神农作的药物学书《本草》，载药三百六十五味，后即以本草为中药的统称。

　　〔４〕　芳泽来华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曾经做过日本驻华公使、外务大臣的芳泽谦吉（１８７４—１９６５）从日本到上海；对外宣称是私人旅行，以掩饰其来华活动的目的。

　　〔５〕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造的谣言，载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申报》“国内电讯”。

　　〔６〕　《推背图》　一种妄诞迷信的图册。《宋史•艺文志》列为五行家的著作，不题撰人，南宋岳珂《侨史》以为唐代李淳风撰。现存传本一卷共六十图，前五十九图预测以后历代兴亡变乱，第六十图画的是唐代袁天纲要李淳风停止继续预测而推李的背脊的动作，故后来又被认作李袁二人同撰。《侨史》卷一《艺祖禁谶书》说：“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闭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宋兴，受命之符尤为著明。艺祖（按历代称太祖或高祖为“艺祖”，此处指宋太祖）即位，始诏禁谶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传已数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狱奏，因言‘犯者至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乃命取旧本，自已验之外，皆紊其次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甚孰讹；间有存者，不复验，亦弃弗藏矣。”

《杀错了人》异议〔１〕

　　看了曹聚仁〔２〕先生的一篇《杀错了人》，觉得很痛快，但往回一想，又觉得有些还不免是愤激之谈了，所以想提出几句异议——

　　袁世凯〔３〕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到二次革命〔４〕时，表面上好像他又是一个筋斗，从“国民公仆”〔５〕变了吸血魔王似的。其实不然，他不过又显了本相。

　　于是杀，杀，杀。北京城里，连饭店客栈中，都满布了侦探；还有“军政执法处”〔６〕，只见受了嫌疑而被捕的青年送进去，却从不见他们活着走出来；还有，《政府公报》上，是天天看见党人脱党的广告，说是先前为友人所拉，误入该党，现在自知迷谬，从此脱离，要洗心革面的做好人了。

　　不久就证明了袁世凯杀人的没有杀错，他要做皇帝了。

　　这事情，一转眼竟已经是二十年，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那时还在吸奶，时光是多么飞快呵。

　　但是，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为什么留下他真正对头的旧皇帝〔７〕呢？这无须多议论，只要看现在的军阀混战就知道。

　　他们打得你死我活，好像不共戴天似的，但到后来，只要一个“下野”了，也就会客客气气的，然而对于革命者呢，即使没有打过仗，也决不肯放过一个。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所以我想，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

　　临末，对于“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我也有一点异议，但因为自己早在“中年以上”了，为避免嫌疑起见，只将眼睛看着地面罢。

　　四月十日。

　　出洋的时候，还要大开欢送会”这类意思的句子，后被删去了。

　　四月十二日记。

　　备考：杀错了人　曹聚仁

　　国已经完成“专卖鸦片”和“统一币制”的两大政策。这两件事，从前在老张小张时代，大家认为无法整理，现在他们一举手之间，办得有头有绪。所以某君叹息道：

　　“愚尝与东北人士论币制紊乱之害，咸以积重难返，诿为难办；何以日人一刹那间，即毕乃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为国人一大病根！”

　　岂独“病根”而已哉！中华民族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颠覆，也就在这肺痨病上。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到了衰老期，什么都“积重难返”，所以非“革命”不可。

　　革命是社会的突变过程；在过程中，好人，坏人，与不好不坏的人，总要杀了一些。杀了一些人，并不是没有代价的：于社会起了隔离作用，旧的社会和新的社会截然分成两段，恶的势力不会传染到新的组织中来。所以革命杀人应该有标准，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即在大恐慌时期的扫荡旧势力。

　　可是中国每一回的革命，总是反了常态。许多青年因为参加革命运动，做了牺牲；革命进程中，旧势力一时躲开去，一些也不曾铲除掉；革命成功以后，旧势力重复涌了出来，又把青年来做牺牲品，杀了一大批。孙中山先生辛辛苦苦做了十来年革命工作，辛亥革命成功了，袁世凯拿大权，天天杀党人，甚至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杀；这样的革命，不但不起隔离作用，简直替旧势力作保镖；因此民国以来，只有暮气，没有朝气，任何事业，都不必谈改革，一谈改革，必“积重难返，诿为难办”。其恶势力一直注到现在。

　　这种反常状态，我名之曰“杀错了人”。我常和朋友说：“不流血的革命是没有的，但‘流血’不可流错了人。

　　早杀溥仪，多杀郑孝胥之流，方是邦国之大幸。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丧社会元气，就可以得‘亡国灭种’的‘眼前报’。”

　　《自由谈》，四月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　浙江浦江人，当时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３〕　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　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王朝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于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先后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　二次革命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蓄谋复辟，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杀害革命党人。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发动讨袁战争，称为“二次革命”，但不久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所打败。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更加疯狂地捕杀革命党人，并颁布“附乱自首”特赦令等，分化革命力量。

　　〔５〕　“国民公仆”　袁世凯在窃取中华民国总统职位时，曾自称是“国民一分子”，并说过“总统向称公仆”等话。

　　〔６〕　“军政执法处”　袁世凯设立的专事捕杀革命者和爱国人民的特务机关。

　　〔７〕　旧皇帝　指清朝宣统皇帝溥仪（１９０６—１９６７）。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与清廷谈判议决，对退位后的清帝给以优待，仍保留其皇帝称号。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曾“申令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

中国人的生命圈〔１〕

　　“蝼蚁尚知贪生”，中国百姓向来自称“蚁民”，我为暂时保全自己的生命计，时常留心着比较安全的处所，除英雄豪杰之外，想必不至于讥笑我的罢。

　　不过，我对于正面的记载，是不大相信的，往往用一种另外的看法。例如罢，报上说，北平正在设备防空，我见了并不觉得可靠；但一看见载着古物的南运〔２〕，却立刻感到古城的危机，并且由这古物的行踪，推测中国乐土的所在。

　　现在，一批一批的古物，都集中到上海来了，可见最安全的地方，到底也还是上海的租界上。

　　然而，房租是一定要贵起来的了。

　　这在“蚁民”，也是一个大打击，所以还得想想另外的地方。

　　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生命圈”。这就是说，既非“腹地”，也非“边疆”〔３〕，是介乎两者之间，正如一个环子，一个圈子的所在，在这里倒或者也可以“苟延性命于×世”〔４〕的。

　　“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据日本报，说是在剿灭“兵匪”；据中国报，说是屠戮了人民，村落市廛，一片瓦砾。

　　“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据上海报，说是在剿灭“共匪”，他们被炸得一塌胡涂；“共匪”的报上怎么说呢，我们可不知道。但总而言之，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只有在这两者之间的，只要炸弹不要误行落下来，倒还有可免“血肉横飞”的希望，所以我名之曰“中国人的生命圈”。

　　再从外面炸进来，这“生命圈”便收缩而为“生命线”；再炸进来，大家便都逃进那炸好了的“腹地”里面去，这“生命圈”便完结而为“生命○”〔５〕。

　　其实，这预感是大家都有的，只要看这一年来，文章上不大见有“我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套话了，便是一个证据。而有一位先生，还在演说上自己说中国人是“弱小民族”哩。

　　但这一番话，阔人们是不以为然的，因为他们不但有飞机，还有他们的“外国”！

　　四月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古物的南运　据一九三三年二月至四月间报载，国民党政府已将北平故宫博物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所存古物近二万箱，分批南运到上海，存放于租界的仓库中。

　　〔３〕　“腹地”　指江西等地区工农红军根据地。一九三三年二月至四月，蒋介石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后期，调集五十万兵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出动飞机滥肆轰炸。“边疆”，指当时热河一带。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占领承德后，又向冷口、古北口、喜峰口等地进迫，出动飞机狂炸，人民死伤惨重。

　　〔４〕　“苟延性命于×世”　语出诸葛亮《前出师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５〕　“生命○”　即“生命零”，意思是存身之处完全没有了。

内外〔１〕

　　古人说内外有别，道理各各不同。丈夫叫“外子”，妻叫“贱内”。伤兵在医院之内，而慰劳品在医院之外，非经查明，不准接收。对外要安，对内就要攘，或者嚷。

　　何香凝〔２〕先生叹气：“当年唯恐其不起者，今日唯恐其不死。”然而死的道理也是内外不同的。

　　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３〕次之者，两害取其轻也。所以，外面的身体要它死，而内心要它活；或者正因为那心活，所以把身体治死。此之谓治心。

　　治心的道理很玄妙：心固然要活，但不可过于活。

　　心死了，就明明白白地不抵抗，结果，反而弄得大家不镇静。心过于活了，就胡思乱想，当真要闹抵抗：这种人，“绝对不能言抗日”〔４〕。

　　为要镇静大家，心死的应该出洋〔５〕，留学是到外国去治心的方法。

　　而心过于活的，是有罪，应该严厉处置，这才是在国内治心的方法。

　　何香凝先生以为“谁为罪犯是很成问题的”，——这就因为她不懂得内外有别的道理。

　　四月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何香凝（１８７８—１９７２）　广东南海人，廖仲恺的夫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坚持进步立场，对反动派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三月她曾致书国民党中央各委员，建议大赦全国政治犯，由她率领北上，从事抗日军的救护工作，但国民党当局置之不理。本文所引用的，是她在三月十八日就此事对日日社记者的谈话，曾刊于次日上海各报。

　　〔３〕　“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语出《庄子•田子方》：

　　“仲尼曰：‘恶，可不察与！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

　　〔４〕　“绝对不能言抗日”　一九三三年春，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被粉碎后，于四月十日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说：“抗日必先剿匪。征之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剿匪要领，首须治心，王阳明在赣剿匪，致功之道，即由于此。哀莫大于心死，内忧外患，均不足惧，惟国人不幸心死，斯可忧耳。救国须从治心做起，吾人当三致意焉。”

　　〔５〕　心死的应该出洋　指张学良。参看本卷第１４８页注〔１〕。

透底〔１〕

　　凡事彻底是好的，而“透底”就不见得高明。因为连续的向左转，结果碰见了向右转的朋友，那时候彼此点头会意，脸上会要辣辣的。要自由的人，忽然要保障复辟的自由，或者屠杀大众的自由，——透底是透底的了，却连自由的本身也漏掉了，原来只剩得一个无底洞。

　　譬如反对八股〔２〕是极应该的。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３〕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４〕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但是，这是为着要聪明，不是要更蠢笨些。

　　不过要保存蠢笨的人，却有一种策略。他们说：“我不行，而他和我一样。”——大家活不成，拉倒大吉！而等“他”拉倒之后，旧的蠢笨的“我”却总是偷偷地又站起来，实惠是属于蠢笨的。好比要打倒偶像，偶像急了，就指着一切活人说，“他们都像我”，于是你跑去把貌似偶像的活人，统统打倒；回来，偶像会赞赏一番，说打倒偶像而打倒“打倒”者，确是透底之至。其实，这时候更大的蠢笨，笼罩了全世界。

　　开口诗云子曰，这是老八股；而有人把“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曰”也算做新八股。〔５〕于是要知道地球是圆的，人人都要自己去环游地球一周；要制造汽机的，也要先坐在开水壶前格物〔６〕……。这自然透底之极。其实，从前反对卫道文学，原是说那样吃人的“道”不应该卫，而有人要透底，就说什么道也不卫；这“什么道也不卫”难道不也是一种“道”么？

　　所以，真正最透底的，还是下列的一个故事：

　　古时候一个国度里革命了，旧的政府倒下去，新的站上来。旁人说，“你这革命党，原先是反对有政府主义的，怎么自己又来做政府？”那革命党立刻拔出剑来，割下了自己的头；但是，他的身体并不倒，而变成了僵尸，直立着，喉管里吞吞吐吐地似乎是说：这主义的实现原本要等三千年之后呢〔７〕。

　　四月十一日。

　　来信：

　　家干先生：

　　昨阅及大作《透底》一文，有引及晚前发表《论新八股》之处，至为欣幸。惟所“譬”云云，实出误会。鄙意所谓新八股者，系指有一等文，本无充实内容，只有时髦幌子，或利用新时装包裹旧皮囊而言。因为是换汤不换药，所以“这个空虚的宇宙”，仍与“且夫天地之间”同为八股。因为是挂羊头卖狗肉，所以“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说”，仍与“子曰诗云”毫无二致。故攻击不在“达尔文说”，“蒲力汗诺夫说”，与“这个宇宙”本身（其实“子曰”，“诗云”，如做起一本中国文学史来，仍旧要引用，断无所谓八股之理），而在利用此而成为新八股之形式。先生所举“地球”“机器”之例，“透底”“卫道”之理，三尺之童，亦知其非，以此作比，殊觉曲解。

　　今日文坛，虽有蓬勃新气，然一切狐鼠魍魉，仍有改头换面，衣锦逍遥，如礼拜六礼拜五派等以旧货新装出现者，此种新皮毛旧骨髓之八股，未审先生是否认为应在扫除之列？

　　又有借时代招牌，歪曲革命学说，口念阿弥，心存罔想者，此种借他人边幅，盖自己臭脚之新八股，未审先生亦是否认为应在扫除之列？

　　“透底”言之，“譬如，古之皇帝，今之主席，在实质上固知大有区别，但仍有今之主席与古之皇帝一模一样者，则在某一意义上非难主席，其意自明，苟非志在捉虱，未必不能两目了然也。

　　予生也晚，不学无术，但虽无“彻底”之聪明，亦不致如“透底”之蠢笨，容或言而未“透”，致招误会耳。

　　尚望赐教到“底”，感“透”感“透”！

　　祝秀侠上。

　　回信：

　　秀侠〔８〕先生：

　　接到你的来信，知道你所谓新八股是礼拜五六派〔９〕等流。其实礼拜五六派的病根并不全在他们的八股性。

　　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我是已经说过了；礼拜五六派有新八股性，其余的人也会有新八股性。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１０〕，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即使明明是你理直，也会弄得读者疑心你空虚，疑心你已经不能答辩，只剩得“国骂”了。

　　至于“歪曲革命学说”的人，用些“蒲力汗诺夫曰”等来掩盖自己的臭脚，那他们的错误难道就在他写了“蒲……曰”等等么？我们要具体的证明这些人是怎样错误，为什么错误。假使简单地把“蒲力汗诺夫曰”等等和“诗云子曰”等量齐观起来，那就一定必然的要引起误会。先生来信似乎也承认这一点。这就是我那《透底》里所以要指出的原因。

　　最后，我那篇文章是反对一种虚无主义的一般倾向的，你的《论新八股》之中的那一句，不过是许多例子之中的一个，这是必须解除的一个“误会”。而那文章却并不是专为这一个例子写的。

　　家干。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八股　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每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３〕　阴沉木　一称阴桫，指某些久埋土中而质地坚硬的木材，旧时认为是制棺木的贵重材料。这里借喻思想的顽固僵化。

　　〔４〕　功令　旧时指考核、录用学者的法令或规程，也泛指政府法令。

　　〔５〕　指祝秀侠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自由谈》的《论“新八股”》，其中列举“新旧八股的对比”：“（旧）孔子曰……孟子曰……《诗》不云乎……诚哉是言也。（新）康德说……蒲力哈诺夫说……《三民主义》里面不是说过吗？……这是很对的。”

　　〔６〕　格物　推究事物的道理。《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

　　〔７〕　这里是讽刺国民党政客吴稚晖，他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四日写的《所谓赤化问题》（致邵飘萍）中说：“赤化就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再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

　　〔８〕　秀侠　祝秀侠，广东番禺人。曾参加“左联”，后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９〕　礼拜五六派　礼拜六派，又称鸳鸯蝴蝶派，兴起于清末民初，多用文言文描写迎合小市民趣味的才子佳人故事，因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三年间出版《礼拜六》周刊；故称礼拜六派。礼拜五派是当时进步文艺界对一些更为低级庸俗的作家、作品的讽刺说法。

　　〔１０〕　“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　作者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曾发表《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后收入《南腔北调集》），对当时左翼文艺界一些人在对敌斗争中表现的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批评。文章发表后，祝秀侠曾化名“首甲”，与别人联合在《现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文章，为被批评的错误倾向辩解。

“以夷制夷”〔１〕

　　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一味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的报纸上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祖传的“以夷制夷”〔２〕的老手段。粗粗一看，也仿佛有些像的，但是，其实不然。那时的中国的许多人，的确将国联看作“青天大老爷”，心里何尝还有一点儿“夷”字的影子。

　　倒相反，“青天大老爷”们却常常用着“以华制华”的方法的。

　　例如罢，他们所深恶的反帝国主义的“犯人”，他们自己倒是不做恶人的，只是松松爽爽的送给华人，叫你自己去杀去。他们所痛恨的腹地的“共匪”，他们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将飞机炸弹卖给华人，叫你自己去炸去。对付下等华人的有黄帝子孙的巡捕和西崽，对付智识阶级的有高等华人的学者和博士。

　　我们自夸了许多日子的“大刀队”，好像是无法制伏的了，然而四月十五日的《××报》上，有一个用头号字印《我斩敌二百》的题目。粗粗一看，是要令人觉得胜利的，但我们

　　再来看一看本文罢——

　　“（本报今日北平电）昨日喜峰口右翼，仍在滦阳城以东各地，演争夺战。敌出现大刀队千名，系新开到者，与我大刀队对抗。其刀特长，敌使用不灵活。我军挥刀砍抹，敌招架不及，连刀带臂，被我砍落者纵横满地，我军伤亡亦达二百余。……”

　　那么，这其实是“敌斩我军二百”了，中国的文字，真是像‘国步”〔３〕一样，正在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但我要指出来的却并不在此。

　　我要指出来的是“大刀队”乃中国人自夸已久的特长，日本人员有击剑，大刀却非素习。现在可是“出现”了，这不必迟疑，就可决定是满洲的军队。满洲从明末以来，每年即大有直隶山东人迁居，数代之后，成为土著，则虽是满洲军队，而大多数实为华人，也决无疑义。现在已经各用了特长的大刀，在滦东相杀起来，一面是“连刀带臂，纵横满地”，一面是“伤亡亦达二百余”，开演了极显著的“以华制华”的一幕了。

　　至于中国的所谓手段，由我看来，有是也应该说有的，但决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然而“夷”又那有这么愚笨呢，却先来一套“以华制华”给你看。

　　这例子常见于中国的历史上，后来的史官为新朝作颂，称此辈的行为曰：“为王前驱”〔４〕！

　　近来的战报是极可诧异的，如同日同报记冷口失守云：“十日以后，冷口方面之战，非常激烈，华军……顽强抵抗，故继续未曾有之大激战”，但由宫崎部队以十余兵士，作成人梯，前仆后继，“卒越过长城，因此宫崎部队牺牲二十三名之多云”。越过一个险要，而日军只死了二十三人，但已云“之多”，又称为“未曾有之大激战”，也未免有些费解。所以大刀队之战，也许并不如我所猜测。但既经写出，就姑且留下以备一说罢。

　　四月十七日。

　　跳踉：“以华制华”　李家作

　　念阿弥陀佛，选拔国士如征求飞檐走壁之类的“善”文，还可以随时长许多见识。譬如说杀人，以前只知道有斫头绞颈子，现在却知道还有吃人肉，而且还有“以夷制夷”，“以华制华”等等的分别。经明眼人一说，是越想越觉得不错的。

　　尤其是“以华制华”，那样的手段真是越想越觉得多的。原因是人太多了，华对华并不会亲热；而且为了自身的利害要坐大交椅，当然非解决别人不可。所以那“制”是，无论如何要“制”的。假如因为制人而能得到好处，或是因为制人而能讨得上头的欢心，那自然更其起劲。这心理，夷人就很善于利用，从侵略土地到卖卖肥皂，都是用的这“华人”善于“制华”的美点。然而，华人对华人，其实也很会利用这种方法，而且非常巧妙。

　　双方不必明言，彼此心照，各得其所；旁人看来，不露痕迹。据说那被利用的人便是哈吧狗，即走狗。但细细甄别起来，倒并不只是哈吧狗一种，另外还有一种是警犬。

　　做哈吧狗与做警犬，当然都是“以华制华”，但其中也不无分别。哈吧狗只能听主人吩咐，向仇人摇摇尾，狂吠几声。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身分。警犬则不然：老于世故者往往如此。他只认定自己是一个好汉，是一个权威，是一个执大义以绳天下者。在那门庭间的方寸之地上，只有他可以彷徨彷徨，呐喊呐喊。他的威风没有人敢冒犯，和哈吧狗比较起来，哈吧狗真是浅薄得可怜。但何以也是“以华制华”呢？那是因为虽然老于世故，也不免露出破绽。破绽是：他俨若嫉恶如仇，平时蹲在地上冷眼旁观，一看到有类乎“可杀”的情形时，就踪身向前，猛咬一口；可是，他决不是乱咬，他早已看得分明，凡在他寄身的地段上的（他当然不能不有一个寄身的地方），他决不伤害，有了也只当不看见，以免引起“不便”。他咬，是咬圈子外头的，尤其是，圈子外头最碍眼的仇人。这便是勇，这便是执大义，同时，既可显出自己的权威，又可博得主人底欢心：因为，他所咬的，往往会是他和他东家的共同的敌人。主人对于他所痛恨，自己是并不明白表示意见的，只给你一些供养和地位，叫你自己去咬去。因此有接二连三的奋勇，和吹毛求疵的找机会。旁观者不免有点不明白，觉得这仇太深，却不知道这正是老于世故者的做人之道，所谓向恶社会“搏战”“周旋”是也。那样的用心，真是很苦！

　　所可哀者，为了要挣扎在替天行道的大旗之下，竟然不惜受员外府君之类的供奉，把那旗子斜插在庄院的门楼边，暂且作个“江湖一应水碗不得骚扰”的招贴纸儿。也可见得做中国人的不容易，和“以华制华”的效劳，虽贤者亦不免焉。

　　——二二，四，二一。

　　四月二十二日，《大晚报》副刊《火炬》。

　　摇摆：过而能改　傅红蓼

　　改，善莫大焉！”意思是错误人人都有，只要能够回头。

　　我觉得孔老夫子这句话尚有未尽意处，譬如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之后，再加上一句：“知过不改，罪孽深重”，那便觉得天衣无缝了。

　　譬如说现在前线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而有人觉得这种为国牺牲是残酷，是无聊，便主张不要打，而且更主张不要讲和，只说索性藏起头来，等个五十年。俗谚常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看起来五十年的教训，大概什么都够了。凡事有了错误，才有教训，可见中国人尚还有些救药，国事弄得乌烟瘴气到如此，居然大家都恍然大觉大悟自己内部组织的三大不健全，更而发现武器的不充足。眼前须要几十个年头，来作准备。言至此，吾人对于热河一直到滦东的失守，似乎应当有些感到失得不大冤枉。因为吾党（借用）建基以至于今日，由军事而至于宪政，尚还没有人肯认过错，则现在失掉几个国土，使一些负有自信天才的国家栋梁学贯中西的名儒，居然都肯认错，所谓“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塞翁失马，又安知非福的聊以自慰，也只得闭着眼睛喊两声了，不过假使今后“知过尚不能改，罪孽的深重”，比写在讣文上，大概也更要来得使人注目了。

　　譬如再说，四月二十二日本刊上李家作的“以华制华”里说的警犬。警犬咬人，是蹲在地上冷眼傍观，等到有可杀的时候，便一跃上前，猛咬一口，不过，有的时候那警大被人们提起棍子，向着当头一棒，也会把专门咬人的警犬，打得藏起头来，伸出舌头在暗地里发急。

　　这种发急，大概便又是所谓“过”了。因为警犬虽然野性，但有时被棍子当头一击，也会被打出自己的错误来的，于是“过而能改”的警犬，在暗地里发急时，自又便会想忏悔，假使是不大晓得改过的警犬，在暗地发急之余，还想乘机再试，这种犬，大概是“罪孽深重”的了。

　　中国人只晓得说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可惜都忘记了底下那一句。

　　四月二十六日，《大晚报》副刊《火炬》。

　　只要几句：案语　家干

　　《火炬》上的文章，为了我的那篇《“以夷制夷”》而发的，揭开了“以华制华”的黑幕，他们竟有如此的深恶痛嫉，莫非真是太伤了此辈的心么？

　　但是，不尽然的。大半倒因为我引以为例的《××报》其实是《大晚报》，所以使他们有这样的跳踉和摇摆。

　　然而无论怎样的跳踉和摇摆，所引的记事具在，旧的《大晚报》也具在，终究挣不脱这一个本已扣得紧紧的笼头。

　　此外也无须多话了，只要转载了这两篇，就已经由他们自己十足的说明了《火炬》的光明，露出了他们真实的嘴脸。

　　七月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以夷制夷”　我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待国内少数民族常用的策略，即让某些少数民族同另一些少数民族冲突，以此来削弱并制服他们。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也曾采用这种策略，企图利用某些外国力量来牵制另一些外国，借以保护自己，但这种对外策略最后都遭失败。

　　〔３〕　“国步”　语见《诗经•大雅•桑柔》：“於乎有哀，国步斯频。”国步，国家命运的意思。

　　〔４〕　“为王前驱”　语见《诗经•卫风•伯兮》：“伯兮屏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原是为周王室征战充当先锋的意思。

　　此处用来指当时国民党所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实际是为日本进攻中国开辟道路的卖国政策。

言论自由的界限〔１〕

　　看《红楼梦》〔２〕，觉得贾府上是言论颇不自由的地方。焦大以奴才的身分，仗着酒醉，从主子骂起，直到别的一切奴才，说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结果怎样呢？结果是主子深恶，奴才痛嫉，给他塞了一嘴马粪。

　　其实是，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所以这焦大，实在是贾府的屈原〔３〕，假使他能做文章，我想，恐怕也会有一篇《离骚》之类。

　　三年前的新月社〔４〕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类的境遇。

　　他们引经据典，对于党国有了一点微词，虽然引的大抵是英国经典，但何尝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不过说：“老爷，人家的衣服多么干净，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儿脏，应该洗它一洗”罢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５〕，来了一嘴的马粪：国报同声致讨，连《新月》杂志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学士的团体，这时就也来了一大堆引据三民主义，辨明心迹的“离骚经”。现在好了，吐出马粪，换塞甜头，有的顾问，有的教授，有的秘书，有的大学院长，言论自由，《新月》也满是所谓“为文艺的文艺”了。

　　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

　　然而竟还有人在嚷着要求言论自由。世界上没有这许多甜头，我想，该是明白的罢，这误解，大约是在没有悟到现在的言论自由，只以能够表示主人的宽宏大度的说些“老爷，你的衣服……”为限，而还想说开去。

　　这是断乎不行的。前一种，是和《新月》受难时代不同，现在好像已有的了，这《自由谈》也就是一个证据，虽然有时还有几位拿着马粪，前来探头探脑的英雄。至于想说开去，那就足以破坏言论自由的保障。要知道现在虽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这我是亲眼见过好几回的，非“卖老”也，不自觉其做奴才之君子，幸想一想而垂鉴焉。

　　四月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著。通行本为一二○回，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作。焦大是小说中贾家的一个忠实的老仆，他酒醉骂人被塞马粪事见该书第七回。只有两个石狮子干净的话，见第六十六回，系另一人物柳湘莲所说。

　　〔３〕　屈原（约前３４０—约前２７８）　名平，字原，又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诗人。楚怀王时官至左徒，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不见容于贵族集团而屡遭迫害，后被顷襄王放逐到沅、湘流域，愤而作长诗《离骚》，以抒发其愤激心情和追求理想的决心。

　　〔４〕　新月社　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周刊）。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一九二九年他们曾在《新月》上发表谈人权等问题的文章，引证英、美各国法规，提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意见，意在向蒋介石献策邀宠。但文章发表后，国民党报刊纷纷著文攻击，说他们“言论实属反动”，国民党中央议决由教育部对胡适加以“警诫”，《新月》月刊曾遭扣留。他们继而变换手段，研读“国民党的经典”，著文引据“党义”以辨明心迹，终于得到蒋介石的赏识。

　　〔５〕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语见屈原《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

大观园的人才〔１〕

　　早些年，大观园里的压轴戏是刘老老骂山门。〔２〕那是要老旦出场的，老气横秋地大“放”一通，〔３〕直到裤子后穿而后止。

　　当时指着手无寸铁或者已被缴械的人大喊“杀，杀，杀！”〔４〕那呼声是多么雄壮。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子，也可以算得一个人才。

　　而今时世大不同了，手里象刀，而嘴里却需要“自由，自由，自由”，“开放××”〔５〕云云。压轴戏要换了。

　　于是人才辈出，各有巧妙不同，出场的不是老旦，却是花旦了，而且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笑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的角色。不知道是时世造英雄（说“美人”要妥当些），还是美人儿多年阅历的结果？

　　美人儿而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６〕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任了老鸨婆；然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现在不但有手无寸铁的人，而且有了……况且又遇见了太露骨的强奸。要会应付这种非常之变，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７〕这是多么难做的戏。没有半推半就假作娇痴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说，“以天下与人易。”〔８〕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９〕，谁入火坑。

　　然而娼妓说她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虽然，这新鲜压轴戏的玩笑却开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是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老旦进场，玩笑旦出场，大观园的人才着实不少！

　　四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２〕　大观园　《红楼梦》中贾府的花园，这里比喻国民党政府。

　　刘老老是《红楼梦》中的人物，这里指国民党中以“元老”自居的反动政客吴稚晖（他曾被人称作“吴老老”）。吴稚晖，参看本卷第１２５页注〔２〕。

　　〔３〕　大“放”一通　吴稚晖的反动言论中，常出现“放屁”一类字眼，如他在《弱者之结语》中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止能提提案，放放屁，……我今天再放这一次，把肚子泻空了，就告完结。”

　　“裤子后穿”，是章太炎在《再复吴敬恒书》中痛斥吴稚晖的话：“善箝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裤，勿令后穿。”（载一九○八年《民报》二十二号）

　　〔４〕　指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背叛革命时，吴稚晖充当帮凶，叫嚣“打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５〕　“开放××”　指当时一些国民党政客鼓吹的“开放政权”。

　　〔６〕　徐娘　《南史•后妃传》有关于梁元帝妃徐昭佩的记载：“徐娘虽老，犹尚多情。”后来因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成语。这里是指汪精卫。

　　〔７〕　“似战似和”等语，是讽刺汪精卫等人既想降日又要掩饰投降面目的丑态。如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汪精卫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国难如此严重，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则两俱可虞。”

　　〔８〕　“以天下与人易”　语见《孟子•滕文公》：“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

　　〔９〕　入火坑　汪精卫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在上海答记者问时曾说：“现时置身南京政府中人，其中心焦灼，无异投身火坑一样。我们抱着共赴国难的决心，涌身跳入火坑，同时……，竭诚招邀同志们一齐跳入火坑。”

文章与题目〔１〕

　　一个题目，做来做去，文章是要做完的，如果再要出新花样，那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然而只要一步一步的做下去，每天又有帮闲的敲边鼓，给人们听惯了，就不但做得出，而且也行得通。

　　譬如近来最主要的题目，是“安内与攘外”〔２〕罢，做的也着实不少了。有说安内必先攘外的，有说安内同时攘外的，有说不攘外无以安内的，有说攘外即所以安内的，有说安内即所以攘外的，有说安内急于攘外的。

　　做到这里，文章似乎已经无可翻腾了，看起来，大约总可以算是做到了绝顶。

　　所以再要出新花样，就使人会觉得不是人话，用现在最流行的谥法来说，就是大有“汉奸”的嫌疑。为什么呢？就因为新花样的文章，只剩了“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了。

　　这三种意思，做起文章来，虽然实在希奇，但事实却有的，而且不必远征晋宋，只要看看明朝就够。满洲人早在窥伺了，国内却是草菅民命，杀戮清流〔３〕，做了第一种。李自成〔４〕进北京了，阔人们不甘给奴子做皇帝，索性请“大清兵”来打掉他，做了第二种。至于第三种，我没有看过《清史》，不得而知，但据老例，则应说是爱新觉罗〔５〕氏之先，原是轩辕〔６〕黄帝第几子之苗裔，唏于朔方，厚泽深仁，遂有天下，总而言之，咱们原是一家子云。

　　后来的史论家，自然是力斥其非的，就是现在的名人，也正痛恨流寇。但这是后来和现在的话，当时可不然，鹰犬塞途，干儿当道，魏忠贤〔７〕不是活着就配享了孔庙么？他们那种办法，那时都有人来说得头头是道的。

　　前清末年，满人出死力以镇压革命，有“宁赠友邦，不给家奴”〔８〕的口号，汉人一知道，更恨得切齿。其实汉人何尝不如此？吴三桂之请清兵入关，便是一想到自身的利害，即“人同此心”的实例了。……

　　四月二十九日。

　　附记：

　　五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安内与攘外”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一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这时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谈“安内攘外”问题的文章。

　　〔３〕　草菅民命，杀戮清流　指明末任用宦官魏忠贤等，通过特务机构东厂、锦衣卫、镇抚司残酷压榨和杀戮人民；魏忠贤的阉党把大批反对他们的正直的士大夫，如东林党人，编成“天鉴录”、“点将录”等名册，按名杀害。这时，在我国东北统一了满族各部的努尔哈赤（即清太祖），已于明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登可汗位，正率军攻明。

　　〔４〕　李自成（１６０６—１６４５）　陕西米脂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崇祯二年（１６２９）起义。崇祯十七年一月在西安建立大顺国，同年三月攻克北京，推翻明朝。后镇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镇压起义军；李自成兵败退出北京，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所害。

　　〔５〕　爱新觉罗　清朝皇室的姓。满语称金为“爱新”，族为“觉罗”。

　　〔６〕　轩辕　传说中汉民族的始祖。《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７〕　魏忠贤（１５６８—１６２７）　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末天启时专权的宦官。曾掌管特务机关东厂，凶残跋扈，杀人甚多。当时，趋炎附势之徒对他竞相谄媚，《明史•魏忠贤传》记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８〕　“宁赠友邦，不给家奴”　这是刚毅的话。刚毅（１８３４—１９００），满洲镶蓝旗人。清朝王公大臣中的顽固分子，曾任军机大臣等职；在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时期，他常对人说：“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于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四）他所说的朋友，指帝国主义国家。

新药〔１〕

　　说起来就记得，诚然，自从九一八以后，再没有听到吴稚老〔２〕的妙语了，相传是生了病。现在刚从南昌专电中，飞出一点声音来〔３〕，却连改头换面的，也是自从九一八以后，就再没有一丝声息的民族主义文学者们，也来加以冷冷的讪笑。

　　为什么呢？为了九一八。

　　想起来就记得，吴稚老的笔和舌，是尽过很大的任务的，清末的时候，五四的时候，北伐的时候，清党的时候，清党以后的还是闹不清白的时候。然而他现在一开口，却连躲躲闪闪的人物儿也来冷笑了。九一八以来的飞机，真也炸着了这党国的元老吴先生，或者是，炸大了一些躲躲闪闪的人物儿的小胆子。

　　九一八以后，情形就有这么不同了。

　　旧书里有过这么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一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有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就嗫嚅的答道：是药渣〔４〕。

　　照前几天报上的情形看起来，吴先生仿佛就如药渣一样，也许连狗子都要加以践踏了。然而他是聪明的，又很恬淡，决不至于不顾自己，给人家熬尽了汁水。不过因为九一八以后，情形已经不同，要有一种新药出卖是真的，对于他的冷笑，其实也就是新药的作用。

　　这种新药的性味，是要很激烈，而和平。譬之文章，则须先讲烈士的殉国，再叙美人的殉情；一面赞希特勒的组阁，一面颂苏联的成功；军歌唱后，来了恋歌；道德谈完，就讲妓院；因国耻日而悲杨柳，逢五一节而忆蔷薇；攻击主人的敌手，也似乎不满于它自己的主人……总而言之，先前所用的是单方，此后出卖的却是复药了。

　　复药虽然好像万应，但也常无一效的，医不好病，即毒不死人。不过对于误服这药的病人，却能够使他不再寻求良药，拖重了病症而至于胡里胡涂的死亡。

　　四月二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２〕　吴稚老　指吴稚晖（１８６５—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早年曾先后留学日本、英国。一九○五年参加同盟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右翼，曾出卖过革命者章太炎、邹容。一九二四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清党”案，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帮凶。

　　〔３〕　指吴稚晖在南昌对新闻界的谈话，见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申报》“南昌专电”：“吴稚晖谈，暴日侵华，为全国预定计划，不因我退让而软化，或抵抗而强硬，我惟不计生死，拚死抵抗。”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此时正酝酿派亲日分子黄郛北上，与进犯华北的日本侵略者妥协，因此《大晚报》“星期谈屑”曾载《吴稚晖抗日》一文，对吴的谈话加以嘲笑，文中说：“自九一八以后，一二八以后，我们久已不闻吴稚晖先生的解颐快论了，最近，申报的南昌电，记着吴老先生的一段谈话”，“便是吴老先生的一张嘴巴，也是无从可以救国了”，“吴老先生的解颐快论”，只不过是“‘皓首匹夫’的随便谈谈而已！”

　　〔４〕　药渣　见清代褚人获《坚瓠丙集•药渣》：“明吾郡陆天池博学能文，精于音律。有寓言曰：某帝时，宫人多怀春疾，医者曰：‘须敕数十少年药之。’帝如言。后数日，宫人皆颜舒体胖，拜帝曰：‘赐药疾愈，谨谢恩！’诸少年俯伏于后，枯瘠蹒跚，无复人状。帝问是何物？对曰：‘药渣！’”

“多难之月”〔１〕

　　前月底的报章上，多说五月是“多难之月”。这名目，以前是没有见过的。现在这“多难之月”已经临头了。从经过了的日子来想一想，不错，五一是“劳动节”，可以说很有些“多难”；五三是济南惨案〔２〕纪念日，也当然属于“多难”之一的。但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扬，五五是革命政府成立〔３〕的佳日，为什么都包括在“难”字堆里的呢？这可真有点儿希奇古怪！

　　不过只要将这“难”字，不作国民“受难”的“难”字解，而作令人“为难”的“难”字解，则一切困难，可就涣然冰释了。

　　时势也真改变得飞快，古之佳节，后来自不免化为难关。

　　先前的开会，是听大众在空地上开的，现在却要防人“乘机捣乱”了，所以只得函请代表，齐集洋楼，还要由军警维持秩序。〔４〕先前的要人，虽然出来要“清道”（俗名“净街”），但还是走在地上的，现在却更要防人“谋为不轨”了，必得坐着飞机，须到出洋的时候，才能放心送给朋友。〔５〕名人逛一趟古董店，先前也不算奇事情的，现在却“微服”〔６〕“微服”的嚷得人耳聋，只好或登名山，或入古庙，比较的免掉大惊小怪。总而言之，可靠的国之柱石，已经多在半空中，最低限度也上了高楼峻岭了，地上就只留着些可疑的百姓，实做了“下民”，且又民匪难分，一有庆吊，总不免“假名滋扰”。向来虽靠“华洋两方当局，先事严防”，没有闹过什么大乱子，然而总比平时费力的，这就令人为难，而五月也成了“多难之月”，纪念的是好是坏，日子的为戚为喜，都不在话下。

　　但愿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来；但愿中国里惨案不要再有；但愿也不再有什么政府成立；但愿也不再有伟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则，日积月累，不久就会成个“多难之年”，不但华洋当局，老是为难，连我们走在地面上的小百姓，也只好永远身带“嫌疑”，奉陪戒严，呜呼哀哉，不能喘气了。

　　五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２〕　济南惨案　指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兵侵占济南，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五千余人的五三惨案。

　　〔３〕　革命政府成立　指一九二一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取消了原广州军政府，于五月五日在广州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

　　〔４〕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举行“革命政府成立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事前通知各界“于是日上午九时，在本党部三楼大礼堂，召集各界代表举行纪念大会”，并规定纪念办法九条，末条是“函请警备司令部暨市公安局，严防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并酌派军警若干，维持会场秩序”。

　　〔５〕　要人送飞机给朋友的事，指张学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将一架自备的福特机选给宋子文，又在四月辞职出国时，将另一架福特机送给蒋介石。

　　〔６〕　旧时“要人”在外出时，改换常服以免被人认识，叫做“微服”。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到南京夫子庙文物店购买古玩，报纸纷纷宣传，如次日《申报》“南京专电”说：“林主席今日微服到旧书店购古籍数本，骨董数件。”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１〕

　　新近报上说，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车。自然，江西人的眼福很好。然而也有人惴惴然，唯恐又要掏腰包，报效坦克捐。我倒记起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个自称姓“张”的〔２〕说过，“我是拥护言论不自由者……唯其言论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来，所谓冷嘲，讽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负言论责任的文体，在压迫钳制之下，都应运产生出来了。”这所谓不负责任的文体，不知道比坦克车怎样？

　　讽刺等类为什么是不负责任，我可不知道。然而听人议论“风凉话”怎么不行，“冷箭”怎么射死了天才，倒也多年了。既然多年，似乎就很有道理。大致是骂人不敢充好汉，胆小。其实，躲在厚厚的铁板——坦克车里面，砰砰碰碰的轰炸，是着实痛快得多，虽然也似乎并不胆大。

　　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古时候有厚厚的城墙，为的要防备盗匪和流寇。现在就有钢马甲，铁甲车，坦克车。就是保障“民国”和私产的法律，也总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脸皮的厚，也是合于古礼的。

　　独有下等人要这么自卫一下，就要受到“不负责任”等类的嘲笑：

　　“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

　　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３〕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４〕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总之，死活都有罪。足见做人实在很难，而做坦克车要容易得多。

　　五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自称姓“张”的　指张若谷，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当时的投机文人。这段话见于他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发表的《拥护》一文。

　　〔３〕　许褚　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他赤膊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

　　〔４〕　金圣叹批《三国演义》　金圣叹（１６０８—１６６１），吴县（今属江苏）人，明末清初文人。他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罗贯中所著，后经清代毛宗岗改编，卷首有假托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评语认为金圣叹所作。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１〕

　　盛氏的祖宗积德很厚，他们的子孙就举行了两次“收复失地”的盛典：一次还是在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治下，一次就在当今国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时候，说盛宣怀〔２〕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将他的家产没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后，就发还了。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卖国贼。

　　不是年年都在纪念五七和五九〔３〕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

　　最近又在报上发见这么一段消息，大致是说：“盛氏家产早已奉命归还，如苏州之留园，江阴无锡之典当等，正在办理发还手续。”这却叫我吃了一惊。打听起来，说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沪宁的时候，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绅而至于“劣”，再加上卖国的旧罪，自然又该没收了。可是为什么又发还了呢？

　　第一，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现在的人早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４〕，他们不比盛宣怀和袁世凯。第二，现在正在募航空捐〔５〕，足见政府财政并不宽裕。那末，为什么呢？

　　学理上研究的结果是——压迫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

　　“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

　　无理的，就是没收盛宣怀的家产等等了；这种“压迫”巨绅的手法，在当时也许有理，现在早已变成无理的了。

　　初初看见报上登载的《五一告工友书》〔６〕上说：“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我也是吃了一惊的。这不是提倡阶级斗争么？后来想想也就明白了。这是说，无理的压迫要反对，有理的不在此例。至于怎样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说：

　　“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还有说“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７〕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没有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天下的事情总是有道理的，一切压迫也是如此。何况对付盛宣怀等的理由虽然很少，而对付工人总不会没有的。

　　五月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２〕　盛宣怀（１８４４—１９１６）　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清末大官僚资本家。曾经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冶萍公司等，由于营私舞弊，成为当时中国有数的富豪。一九一一年任邮传部大臣，曾向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铁路和矿山等权利，滥借外债，以支持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他的财产曾两次被查封，第一次是民国初年，但随即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由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第二次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命令苏州、常州、杭州、无锡、江阴、常熟等地县政府全部查封盛氏产业，但一九三三年四月又命令清理发还。

　　〔３〕　五七和五九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在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满足之答复”。袁世凯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反对，于五月九日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曾以每年五月七日和九日为国耻纪念日。

　　〔４〕　誓不签订辱国条约　这是蒋介石集团为掩饰其卖国面目的欺人之谈，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接见各地来南京请愿学生代表时说：“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时也说：“国民党政府坚决不肯签字于丧权辱国条约。”

　　〔５〕　航空捐　参看本卷第１７页注〔３〕。

　　〔６〕　《五一告工友书》　指国民党操纵的上海市总工会于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发的《告全市工友书》。

　　〔７〕　在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主持的上海五一节纪念会上，所谓上海市总工会代表李永祥曾说：“中国资本主义之势力，尚极幼稚，中国工人，目前所受资本家之压迫，当不如当时欧美工人所受压迫之严重。”

王化〔１〕

　　中国的王化现在真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２〕的了。

　　溥仪的弟媳妇跟着一位厨司务，卷了三万多元逃走了。〔３〕于是中国的法庭把她缉获归案，判定“交还夫家管束”。满洲国虽然“伪”，夫权是不“伪”的。

　　新疆的回民闹乱子〔４〕，于是派出宣慰使。

　　蒙古的王公流离失所了，于是特别组织“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５〕。

　　对于西藏的怀柔〔６〕，是请班禅喇嘛诵经念咒。

　　而最宽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广西对付瑶民的办法〔７〕。据《大晚报》载，这种“宽仁政策”是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去“下蛋”，使他们“惊诧为天神天将而不战自降”。事后，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叫他们看看上国〔８〕的文化，例如马路上，红头阿三〔９〕的威武之类。

　　而红头阿三说的是：勿要哗啦哗啦！

　　这些久已归化的“夷狄”，近来总是“哗啦哗啦”，原因是都有些怨了。王化盛行的时候，“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１０〕这原是当然的道理。

　　不过我们还是东奔西走，南征北剿，决不偷懒。虽然劳苦些，但“精神上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等到“伪”满的夫权保障了，蒙古的王公救济了，喇嘛的经咒念完了，回民真的安慰了，瑶民“不战自降”了，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呢？自然只有修文德以服“远人”〔１１〕的日本了。这时候，我们印度阿三式的责任算是尽到了。

　　呜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１２〕

　　五月七日。

　　这篇被新闻检查处抽掉了，没有登出。幸而既非瑶

　　民，又居租界，得免于国货的飞机来“下蛋”，然而“勿要哗啦哗啦”却是一律的，所以连“欢呼”也不许，——然则惟有一声不响，装死救国而已！〔１３〕十五夜记。

　　〔１〕　本篇最初投给《申报•自由谈》，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处查禁。

　　后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署名何干。

　　〔２〕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语见《尚书•尧典》，是记叙尧的功德时所作的颂词，意思是遍及上下四方，无所不至。

　　〔３〕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申报》曾载“溥仪弟妇恋奸案”的新闻，说溥仪堂弟妇和厨工携款从长春逃到烟台，被烟台公安局发觉后，将厨工处徒刑一年，女方由夫家领回管束。

　　〔４〕　新疆的回民闹乱子　指一九三三年初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当时报纸称“回民”）的反抗行动。一九三一年四月，维族人民曾因反抗新疆省主席军阀金树仁的暴政，遭到残酷镇压。一九三三年初，维族人民继续开展大规模的反抗行动，金树仁被迫弃守哈密等地，迪化（今乌鲁木齐）也遭包围；四月，金树仁垮台逃走，他的参谋长盛世才乘机攫取了新疆的统治权。四月底，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宣慰使”，前往处理此事。

　　〔５〕　“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内蒙东部地区，国民党政府曾指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拨款救济流落在北平等地的东蒙王公官民学生和逃来内蒙的原外蒙王公等，并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在北平设立“蒙古救济委员会”。

　　〔６〕　对于西藏的怀柔　九一八事变前后，西藏统治阶级中的亲英势力，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在青海玉树、西康甘孜一带，不断挑起同地方军阀的武装冲突；一九三三年四月，他们曾企图以武力强渡金沙江进入当时西康的巴安，以实现所谓“康藏合一”的计划。国民党政府当时对此一筹莫展，曾竭力拉拢被达赖喇嘛赶出西藏的班禅喇嘛（当时班禅在南京设有办事处），举办祈祷法会，通过这种宗教形式的联系以示怀柔。

　　〔７〕　对付瑶民的办法　广西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区，是少数民族瑶族的聚居地。国民党政府一贯实行大汉族政策，地方政府对瑶民的剥削侮辱尤为严重，因而激起瑶族人民的多次反抗。一九三三年二月，广西北部全县、灌阳等地瑶民，以打醮的迷信方式聚众起义，提出“杀财主佬，杀官兵”的口号，声势颇大。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以一旅左右的兵力“进剿”，并派飞机前往轰炸，瑶民伤亡甚重。事后，国民党当局又玩弄“剿抚并施”的策略，“拟领导瑶民乡村长到全省各埠去参观。”

　　〔８〕　上国　春秋时称中原齐、晋等国为上国，是对吴、楚诸国而言的。这里是讽刺国民党反动派在少数民族面前以“上国”自居。

　　〔９〕　红头阿三　旧时上海对公共租界内印度巡捕的俗称。

　　〔１０〕　“东面而征西夷怨”二句，原出《尚书•仲虺之诰》：“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这里引用的是孟轲的话，见《孟子》中的《梁惠王》和《滕文公》。

　　〔１１〕　“远人”　指异族人或外国人，见《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１２〕　“草野小民”等四句，见孙中山一八九四年六月写的《上李鸿章书》。

　　〔１３〕　这段附记，未随本文在《论语》刊出。

天上地下〔１〕

　　中国现在有两种炸，一种是炸进去，一种是炸进来。

　　炸进去之一例曰：“日内除飞机往匪区轰炸外，无战事，三四两队，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队飞宜黄以西崇仁以南〔２〕掷百二十磅弹两三百枚，凡匪足资屏蔽处炸毁几平，使匪无从休养。……”（五月十日《申报》南昌专电）

　　炸进来之一例曰：“今晨六时，敌机炸蓟县，死民十余，又密云今遭敌轰四次〔３〕，每次二架，投弹盈百，损害正详查中。

　　……”（同日《大晚报》北平电）

　　应了这运会而生的，是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和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４〕

　　这也是对于“非安内无以攘外”或“安内急于攘外”的题目，做出来的两股好文章。〔５〕住在租界里的人们是有福的。但试闭目一想，想得广大一些，就会觉得内是官兵在天上，“共匪”和“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外是敌军在天上，没有“匪化”了的百姓在地下。

　　“损害正详查中”，而太平之区，却造起了宝塔〔６〕。释迦〔７〕出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惟我独尊！”此之谓也。

　　但又试闭目一想，想得久远一些，可就遇着难题目了。假如炸进去慢，炸进来快，两种飞机遇着了，又怎么办呢？停止了“安内”，回转头来“迎头痛击”呢，还是仍然只管自己炸进去，一任他跟着炸进来，一前一后，同炸“匪区”，待到炸清了，然后再“攘”他们出去呢？……

　　不过这只是讲笑话，事实是决不会弄到这地步的。即使弄到这地步，也没有什么难解决：外洋养病，名山拜佛〔８〕，这就完结了。

　　五月十六日。

　　名山上拜佛，小便里有糖，这就完结了。”

　　十九夜补记。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干。

　　〔２〕　宜黄、崇仁，江西省的县名。宜黄以西崇仁以南是当时中央苏区军民反“围剿”斗争的前沿地区。

　　〔３〕　蓟县、密云，河北省的县名。一九三三年四月，日军进袭冀东滦河一带时，曾派机轰炸这些地方。

　　〔４〕　上海小学生的买飞机　一九三三年初，国民党政府举办航空救国飞机捐，上海市预定征募二百万元。至五月初仅得半数，乃发动全市童子军于十二日起，在各交通要道及娱乐场所劝募购买“童子军号飞机”捐款三天。北平小学生的挖地洞，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北平各小学校长因日机时临上空，曾派代表赴社会局要求各校每日上午停课，挖防空洞。

　　〔５〕　据手稿，这里还有下面一段：“买飞机，将以‘安内’也，挖地洞，‘无以攘外’也。因为‘安内急于攘外’，故还须买飞机，而‘非安内无以攘外’，故必得挖地洞。”

　　〔６〕　造起了宝塔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客戴季陶邀广东中山大学在南京的师生七十余人，合抄孙中山的著作，盛铜盒中，外镶石匣，在中山陵附近建筑宝塔收藏。

　　〔７〕　释迦　即释迦牟尼（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佛教创始人。《瑞应本起经》卷上有关于他出生的记载：“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时，化从右胁生。堕地即行七步，举右手住而言曰：‘天上天下，唯我为尊。’”

　　（据三国时吴国支谦汉文译本）

　　〔８〕　外洋养病，名山拜佛　这是国民党政客因内讧下野或处境困难时惯用的脱身借口，如汪精卫曾以生背痈、患糖尿病等为由，“卧床休息”或“出国养病”；黄郛退居莫干山“读书学佛”；戴季陶自称信奉佛教，报上屡载他去名山诵经拜佛的消息。

保留

　　这几天的报章告诉我们：新任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１〕的专车一到天津，即有十七岁的青年刘庚生掷一炸弹，犯人当场捕获，据供系受日人指使，遂于次日绑赴新站外枭首示众〔２〕云。

　　清朝的变成民国，虽然已经二十二年，但宪法草案的民族民权两篇，日前这才草成，尚未颁布。上月杭州曾将西湖抢犯当众斩决，据说奔往赏鉴者有“万人空巷”之概〔３〕。可见这虽与“民权篇”第一项的“提高民族地位”稍有出入，却很合于“民族篇”第二项的“发扬民族精神”。南北统一，业已八年，天津也来挂一颗小小的头颅，以示全国一致，原也不必大惊小怪的。

　　其次，是中国虽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４〕，但一有事故，除三老通电，二老宣言，九四老人题字〔５〕之外，总有许多“童子爱国”，“佳人从军”的美谈，使壮年男儿索然无色。

　　我们的民族，好像往往是“小时了了，大未必佳”〔６〕，到得老年，才又脱尽暮气，据讣文，死的就更其了不得。则十七岁的少年而来投掷炸弹，也不是出于情理之外的。

　　但我要保留的，是“据供系受日人指使”这一节，因为这就是所谓卖国。二十年来，国难不息，而被大众公认为卖国者，一向全是三十以上的人，虽然他们后来依然逍遥自在。

　　至于少年和儿童，则拚命的使尽他们稚弱的心力和体力，携着竹筒或扑满〔７〕，奔走于风沙泥泞中，想于中国有些微的裨益者，真不知有若干次数了。虽然因为他们无先见之明，这些用汗血求来的金钱，大抵反以供虎狼的一舐，然而爱国之心是真诚的，卖国的事是向来没有的。

　　不料这一次却破例了，但我希望我们将加给他的罪名暂时保留，再来看一看事实，这事实不必待至三年，也不必待至五十年，在那挂着的头颅还未烂掉之前，就要明白了：谁是卖国者。〔８〕

　　从我们的儿童和少年的头颅上，洗去喷来的狗血罢！

　　五月十七日。

　　七月十九日。

　　〔１〕　黄郛（１８８０—１９３６）　浙江绍兴人。国民党政客，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八年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因进行媚外投降活动，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久下台。一九三三年五月又被蒋介石起用，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

　　〔２〕　刘庚生炸黄郛案，发生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这年四月，日军向滦东及长城沿线发动总攻后，唐山、遵化、密云等地相继沦陷，平津形势危急。国民党政府为了向日本表示更进一步的投降，于五月上旬任黄郛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十五日黄由南京北上，十七日晨专车刚进天津站台，即有人投掷炸弹。据报载，投弹者当即被捕，送第一军部审讯，名叫刘魁生（刘庚生是“路透电”的音译），年十七岁，山东曹州人，在陈家沟刘三粪厂作工。当天中午刘被诬为“受日人指使”，在新站外枭首示众。事实上刘只是当时路过铁道，审讯时他坚不承认投弹。国民党将他杀害并制造舆论，显然是借以掩盖派遣黄郛北上从事卖国勾当的真相。

　　〔３〕　西湖抢案，见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报》载新闻《西湖有盗》：“二十三日下午二时，西湖三潭印月有沪来游客骆王氏遇匪谭景轩，出手枪劫其金镯，女呼救，匪开枪，将事主击毙，得赃而逸。旋在苏堤为警捕获，讯供不讳，当晚押赴湖滨运动场斩决，观者万人。匪曾任四四军连长。”

　　〔４〕　“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语见《论语•阳货》：“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

　　〔５〕　三老通电　指马良、章炳麟、沈恩孚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向全国通电，指斥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阳示抵抗，阴作妥协”。

　　二老宣言，指马良、章炳麟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初发表的联合宣言，内容是依据历史证明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他们两人还在同年二月十八日发表宣言，驳斥日本侵略者捏造的热河不属中国领土的谰言；四月下旬又联名通电，勖勉国人坚决抗日，收回失地。九四老人，即马良（１８４０—１９３９），字相伯，江苏丹徒人。当年虚龄九十四岁，他常自署“九四老人”为各界题字。

　　〔６〕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语见《世说新语•言语》，是汉代陈韪戏谑孔融的话。

　　〔７〕　扑满　陶制的储钱罐。

　　〔８〕　作者撰此文后十四天，即五月三十一日，黄郛就遵照蒋介石的指示，派熊斌同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日本侵占长城及山海关以北的地区为合法，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的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以利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吞中国。

再谈保留

　　因为讲过刘庚生的罪名，就想到开口和动笔，在现在的中国，实在也很难的，要稳当，还是不响的好。要不然，就常不免反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举几个例在这里——

　　十二年前，鲁迅作的一篇《阿Ｑ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虽然没有说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里面。然而到得今年，有几个人就用“阿Ｑ”来称他自己了，这就是现世的恶报。

　　八九年前，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１〕，说反对者是拿了卢布的，所以在学界捣乱。然而过了四五年，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２〕，靠俄款〔３〕享福，听到停付，就要力争了。这虽然是现世的善报，但也总是弄到自己的头上来。

　　不过用笔的人，即使小心，也总不免略欠周到的。最近的例，则如各报章上，“敌”呀，“逆”呀，“伪”呀，“傀儡国”呀，用得沸反盈天。不这样写，实在也不足以表示其爱国，且将为读者所不满。谁料得到“某机关通知〔４〕：御侮要重实际，逆敌一类过度刺激字面，无裨实际，后宜屏用”，而且黄委员长〔５〕抵平，发表政见，竟说是“中国和战皆处被动，办法难言，国难不止一端，亟谋最后挽救”（并见十八日《大晚报》北平电）的呢？……

　　幸而还好，报上果然只看见“日机威胁北平”之类的题目，没有“过度刺激字面”了，只是“汉奸”的字样却还有。

　　日既非敌，汉何云奸，这似乎不能不说是一个大漏洞。好在汉人是不怕“过度刺激字面”的，就是砍下头来，挂在街头，给中外士女欣赏，也从来不会有人来说一句话。

　　这些处所，我们是知道说话之难的。

　　从清朝的文字狱〔６〕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但自然，也不必神经过敏，豫先改称为“上国”或“天机”的。

　　五月十七日。

　　〔１〕　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　指胡适、陈西滢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办的《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曾在该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发表《闲话》一则，诬蔑进步人士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正人君子”，是当时拥护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报》对现代评论派的吹捧，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该报。

　　〔２〕　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　陈西滢曾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教授。胡适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于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３〕　俄款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复交，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一九二六年初，《现代评论》曾连续刊载谈论“俄款用途”的文章，为“北京教育界”力争俄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以“应付国难”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费用的庚子赔款，曾引起教育界有关人士的恐慌和抗议。

　　〔４〕　某机关通知　指黄郛就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后，为讨好日本而发布的特别通知。

　　〔５〕　黄委员长　即黄郛。

　　〔６〕　清朝的文字狱　清代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狱有康熙年间庄廷桫《明书》狱；雍正年间吕留良、曾静狱；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狱等。

“有名无实”的反驳

　　新近的《战区见闻记》有这么一段记载：

　　“记者适遇一排长，甫由前线调防于此，彼云，我军前在石门寨，海阳镇，秦皇岛，牛头关，柳江等处所做阵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万元，木材重价尚不在内……艰难缔造，原期死守，不幸冷口失陷，一令传出，即行后退，血汗金钱所合并成立之阵地，多未重用，弃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五月十七日《申报》特约通信。）

　　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第一，他以为不抵抗将军〔１〕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为化了三四十万大洋建筑了防御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总算还好，他没有想到进攻）。这是不懂策略：防御工程原是建筑给老百姓看看的，并不是教你死守的阵地，真正的策略却是“诱敌深入”。第三，他虽然奉令后退，却敢于“痛心”。这是不懂哲学：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额手称庆”，实在高兴得太快了。这是不懂命理：中国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痴呆的排长，难怪他连叫两个“不幸”，居然自己承认是“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其实究竟是谁“有名无实”，他是始终没有懂得的。

　　至于比排长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说，他们只会“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弟兄，处于今日局势，若非对外，鲜有不哗变者”（同上通信）。这还成话么？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２〕以前我总不大懂得这是什么意思：既然连敌国都没有了，我们的国还会亡给谁呢？现在照这兵士的话就明白了，国是可以亡给“哗变者”的。

　　结论：要不亡国，必须多找些“敌国外患”来，更必须多多“教训”那些痛心的愚劣人民，使他们变成“有名有实”。

　　五月十八日。

　　〔１〕　不抵抗将军　指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放弃东北。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侵占热河，蒋介石为推卸责任，平抑民愤，又迫令张“引咎辞职”，派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辞职后，于四月十一日出国。

　　〔２〕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孟轲的话，见《孟子•告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不求甚解

　　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学家自己做的文章还要自己来注释，觉得很麻烦。至于世界要人就不然，他们有的是秘书，或是私淑弟子，替他们来做注释的工作。然而另外有一种文章，却是注释不得的。

　　譬如说，世界第一要人美国总统发表了“和平”宣言〔１〕，据说是要禁止各国军队越出国境。但是，注释家立刻就说：

　　“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则为条约所许，故不在罗斯福总统所提议之禁止内”〔２〕（十六日路透社华盛顿电）。再看罗氏的原文：“世界各国应参加一庄严而确切之不侵犯公约，及重行庄严声明其限制及减少军备之义务，并在签约各国能忠实履行其义务时，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质之武装军队越出国境。”

　　要是认真注解起来，这其实是说：凡是不“确切”，不“庄严”，并不“自己承允”的国家，尽可以派遣任何性质的军队越出国境。至少，中国人且慢高兴，照这样解释，日本军队的越出国境，理由还是十足的；何况连美国自己驻在中国的军队，也早已声明是“不在此例”了。可是，这种认真的注释是叫人扫兴的。

　　再则，像“誓不签订辱国条约”〔３〕一句经文，也早已有了不少传注。传曰：“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

　　这里，主要的是一个“敢”字。但是：签订条约有敢与不敢的分别，这是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拿枪杆的人却用不着研究敢与不敢的为难问题——缩短防线，诱敌深入之类的策略是用不着签订的。就是拿笔杆的人也不至于只会签字，假使这样，未免太低能。所以又有一说，谓之“一面交涉”。于是乎注疏就来了：“以不承认为责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头交涉……清算无益之抗日。”这是日本电通社的消息〔４〕。这种泄漏天机的注解也是十分讨厌的，因此，这不会不是日本人的“造谣”。

　　总之，这类文章浑沌一体，最妙是不用注解，尤其是那种使人扫兴或讨厌的注解。

　　小时候读书讲到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５〕，先生就给我讲了，他说：“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注解虽有，确有人不愿意我们去看的。

　　五月十八日。

　　〔１〕　“和平”宣言　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世界四十四国元首发表的《吁请世界和平保障宣言书》，它的主要内容是向各国呼吁缩减军备并制止武装军队的逾越国境。

　　〔２〕　“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等语，是罗斯福发表宣言时，美国官方为自己驻兵中国、违反这一宣言的行径辩解时所说的话。

　　〔３〕　“誓不签订辱国条约”　参看本卷第１３４页注〔４〕。“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黄郛在天津对记者的谈话。

　　〔４〕　电通社的消息　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公社。此则消息的原文是：“东京十七日电通电：关于中国方面之停战交涉问题，日军中央部意向如下，虽有停战交涉之情报，然其诚意可疑。中国第一线军队，尚执拗继续挑战，华北军政当局，且发抵抗乃至决战之命令。停战须由军事责任者，以确实之方法堂堂交涉，若由不承认为责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头交涉，此不过谋一时和缓日军之锋锐而已。中国当局，达观东亚大势，清算无益之抗日，乃其急务，因此须先实际表示诚意。”（据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大晚报》）

　　〔５〕　“好读书不求甚解”　语见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后记

　　我向《自由谈》投稿的由来，《前记》里已经说过了。到这里，本文已完，而电灯尚明，蚊子暂静，便用剪刀和笔，再来保存些因为《自由谈》和我而起的琐闻，算是一点余兴。

　　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发表短评时中，攻击得最烈的是《大晚报》。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为我所看的只有《申报》和《大晚报》两种，而后者的文字往往颇觉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释闷。即如我的眼前，现在就有一张包了香烟来的三月三十日的旧《大晚报》在，其中有着这样的一段——“浦东人杨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丑陋，人复贫穷，向为泥水匠，曾佣于苏州人盛宝山之泥水作场。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龄，而矮小异常，人亦猥琐。昨晚八时，杨在虹口天潼路与盛相遇，杨奸其女。经捕头向杨询问，杨毫不抵赖，承认自去年一二八以后，连续行奸十余次，当派探员将盛金弟送往医院，由医生验明确非处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经刘毓桂推事提审，捕房律师王耀堂以被告诱未满十六岁之女子，虽其后数次皆系该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应强奸罪论，应请讯究。旋传女父盛宝山讯问，据称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责女后，女忽失踪，直至昨晨才归，严诘之下，女始谓留住被告家，并将被告诱奸经过说明，我方得悉，故将被告扭入捕房云。继由盛金弟陈述，与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余次，每次均系被告将我唤去，并着我不可对父母说知云。质之杨江生供，盛女向呼我为叔，纵欲奸犹不忍下手，故绝对无此事，所谓十余次者，系将盛女带出游玩之次数等语。刘推事以本案尚须调查，谕被告收押，改期再讯。”

　　在记事里分明可见，盛对于杨，并未说有“伦常”关系，杨供女称之为“叔”，是中国的习惯，年长十年左右，往往称为叔伯的。然而《大晚报》用了怎样的题目呢？是四号和头号字的——

　　拦途扭往捕房控诉

　　干叔奸侄女

　　女自称被奸过十余次男指系游玩并非风流它在“叔”上添一“干”字，于是“女”就化为“侄女”，杨江生也因此成了“逆伦”或准“逆伦”的重犯了。中国之君子，叹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伦，而惟恐人间没有逆伦的故事，偏要用笔铺张扬厉起来，以耸动低级趣味读者的眼目。杨江生是泥水匠，无从看见，见了也无从抗辩，只得一任他们的编排，然而社会批评者是有指斥的任务的。但还不到指斥，单单引用了几句奇文，他们便什么“员外”什么“警犬”〔１〕的狂嗥起来，好像他们的一群倒是吸风饮露，带了自己的家私来给社会服务的志士。是的，社长我们是知道的，然而终于不知道谁是东家，就是究竟谁是“员外”，倘说既非商办，又非官办；则在报界里是很难得的。但这秘密，在这里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报》不相上下，注意于《自由谈》的还有《社会新闻》〔２〕。但手段巧妙得远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愿通的文章，而只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即如《自由谈》的改革的原因，虽然断不定所说是真是假，我倒还是从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来的——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中国文坛，本无新旧之分，但到了五四运动那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这时中国青年外感外侮的压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烦闷，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了伟大的成功。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但旧文坛势力在社会上有悠久的历史，根深蒂固，一时不易动摇。那时旧文坛的机关杂志，是著名的《礼拜六》，几乎集了天下摇头摆尾的文人，于《礼拜六》一炉！至《礼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说，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极点了！此即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亚吴双热周瘦鹃等，尤以善谈鸳鸯蝴蝶著名，周瘦鹃且为礼拜六派之健将。这时新文坛对于旧势力的大本营《礼拜六》，攻击颇力，卒以新兴势力，实力单薄，旧派有封建社会为背景，有恃无恐，两不相让，各行其是。此后新派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陆续成立，人材渐众，势力渐厚，《礼拜六》应时势之推移，终至“寿终正寝”！惟礼拜六派之残余分子，迄今犹四出活动，无肃清之望，上海各大报中之文艺编辑，至今大都仍是所谓鸳鸯蝴蝶派所把持。可是只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兴文艺出版数量的可惊，已有使旧势力不能抬头之势！礼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复以《礼拜六》的头衔以相召号，盖已至强弩之末的时期了！最近守旧的《申报》，忽将《自由谈》编辑礼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鹃撤职，换了一个新派作家黎烈文，这对于旧势力当然是件非常的变动，遂形成了今日新旧文坛剧烈的冲突。周瘦鹃一方面策动各小报，对黎烈文作总攻击，我们只要看郑逸梅主编的《金刚钻》，主张周瘦鹃仍返《自由谈》原位，让黎烈文主编《春秋》，也足见旧派文人终不能忘情于已失的地盘。而另一方面周瘦鹃在自己编的《春秋》内说：各种副刊有各种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论，也足见周瘦鹃犹惴惴于他现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时还硬拉非苏州人的严独鹤加入周所主持的纯苏州人的文艺团体“星社”，以为拉拢而固地位之计。不图旧派势力的失败，竟以周启其端。

　　据我所闻：周的不能安于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对于选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认识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内容，见篇即登；同时无名小卒或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则也不看内容，整堆的作为字纸篓的虏俘。因周所编的刊物，总是几个夹袋里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内容糟不可言！外界对他的攻击日甚，如许啸天主编之《红叶》，也对周有数次剧烈的抨击，史量才为了外界对他的不满，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这次史量才的一动，周竟作了导火线，造成了今日新旧两派短兵相接战斗愈烈的境界！以后想好戏还多，读者请拭目俟之。〔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惊小怪起来，为“守旧文化的堡垒”的动摇惋惜——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水手关于左翼文化运动，虽然受过各方面严厉的压迫，及其内部的分裂，但近来又似乎渐渐抬起头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产党“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的确是较前稍有起色。在杂志方面，甚至连那些第一块老牌杂志，也左倾起来。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原是中国历史最久的杂志，也是最稳健不过的杂志，可是据王云五老板的意见，胡愈之近来太左倾了，所以在愈之看过的样子，他必须再重看一遍。但虽然是经过王老板大刀阔斧的删段以后，《东方杂志》依然还嫌太左倾，于是胡愈之的饭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来接他的手了。又如《申报》的《自由谈》在礼拜六派的周某主编之时，陈腐到太不像样，但现在也在左联手中了。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东方杂志》是属于商务印书馆的，《自由谈》是属于《申报》的，商务印书馆与申报馆，是两个守旧文化的堡垒，可是这两个堡垒，现在似乎是开始动摇了，其余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还有几个中级的新的书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语罕丁晓先与沈雁冰等，都各自抓着了一个书局，而做其台柱，这些都是著名的红色人物，而书局老板现在竟靠他们吃饭了。

　　…………

　　过了三星期，便确指鲁迅与沈雁冰〔３〕为《自由谈》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总

　　《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系留法学生，为一名不见于经传之新进作家。自彼接办《自由谈》后，《自由谈》之论调，为之一变，而执笔为文者，亦由星社《礼拜六》之旧式文人，易为左翼普罗作家。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鲁迅在《自由谈》上发表文稿尤多，署名为“何家干”。除鲁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蛰存曹聚仁李辉英辈是。一般人以《自由谈》作文者均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总中人，但黎氏对此，加以否认，谓彼并未加入文总，与以上诸人仅友谊关系云。〔逸〕又过了一个多月，则发见这两人的“雄图”（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鲁迅沈雁冰的雄图

　　自从鲁迅沈雁冰等以《申报•自由谈》为地盘，发抒阴阳怪气的论调后，居然又能吸引群众，取得满意的收获了。在鲁（？）沈的初衷，当然这是一种有作用的尝试，想复兴他们的文化运动。现在，听说已到组织团体的火候了。

　　参加这个运动的台柱，除他们二人外有郁达夫，郑振铎等，交换意见的结果，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化运动，是以语丝社创造社及文学研究会为中心，而消散之后，语丝创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学研究会的人大部分都还一致，——如王统照叶绍钧徐雉之类。而沈雁冰及郑振铎，一向是文学研究派的主角，于是决定循此路线进行。最近，连田汉都愿意率众归附，大概组会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这红五月中实现了。〔农〕这些记载，于编辑者黎烈文是并无损害的，但另有一种小报式的期刊所谓《微言》〔４〕，却在《文坛进行曲》里刊了这样的记事——

　　“曹聚仁经黎烈文等绍介，已加入左联。”（七月十五日，九期。）

　　这两种刊物立说的差异，由于私怨之有无，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却更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五字，便并陷两者，使都成为必被压迫或受难的人们。

　　到五月初，对于《自由谈》的压迫，逐日严紧起来了，我的投稿，后来就接连的不能发表。但我以为这并非因了《社会新闻》之类的告状，倒是因为这时正值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也并非仅在压迫《自由谈》，这时的压迫，凡非官办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样的。但这时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鸳鸯蝴蝶的游泳和飞舞，而《自由谈》可就难了，到五月廿五日，终于刊出了这样的启事——编辑室

　　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这并不是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实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应“不议”。编者谨掬一瓣心香，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若必论长议短，妄谈大事，则塞之字篇既有所不忍，布之报端又有所不能，陷编者于两难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编者敢以此为海内文豪告。区区苦衷，伏乞矜鉴！编者

　　这现象，好像很得了《社会新闻》群的满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里的“文化秘闻”栏内，就有了如下的记载——

　　《自由谈》态度转变

　　《申报•自由谈》自黎烈文主编后，即吸收左翼作家鲁迅沈雁冰及乌鸦主义者曹聚仁等为基本人员，一时论调不三不四，大为读者所不满。且因嘲骂“礼拜五派”，而得罪张若谷等；抨击“取消式”之社会主义理论，而与严灵峰等结怨；腰斩《时代与爱的歧途》，又招张资平派之反感，计黎主编《自由谈》数月之结果，已形成一种壁垒，而此种壁垒，乃营业主义之《申报》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间亦耳闻有种种不满之论调，乃特下警告，否则为此则惟有解约。最后结果伙计当然屈伏于老板，于是“老话”，“小旦收场”之类之文字，已不复见于近日矣。〔闻〕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后一时，还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踪的事〔５〕，大家多猜测为遭了暗算，而这猜测也日益证实了。谣言也因此非常多，传说某某也将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吓信的也有。我没有接到什么信，只有一连五六日，有人打电话到内山书店〔６〕的支店去询问我的住址。我以为这些信件和电话，都不是实行暗算者们所做的，只不过几个所谓文人的鬼把戏，就是“文坛”上，自然也会有这样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烦，这小玩意是也能发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谈》上《蘧庐絮语》〔７〕之后有一条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戏的见效的证据了——编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来信，现以全力从事某项著作，无暇旁鹜，《蘧庐絮语》，就此完结。

　　终于，《大晚报》静观了月余，在六月十一的傍晚，从它那文艺附刊的《火炬》上发出毫光来了，它愤慨得很——

　　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鲁久不曾提起的“自由”这问题，近来又有人在那里大论特谈，因为国事总是热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谈，死心再来谈“风月”，可是“风月”又谈得不称心，不免喉底里喃喃地漏出几声要“自由”，又觉得问题严重，喃喃几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语似有不便，于是正面问题不敢直接提起来论，大刀阔斧不好当面幌起来，却弯弯曲曲，兜着圈子，叫人摸不着棱角，摸着正面，却要把它当做反面看，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见这只口本身已经是不自由的了。因为不自由，所以才讽讽刺刺，一回儿“要自由”，一回儿又“不要自由”，过一回儿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来复去，总叫头脑简单的人弄得“神经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说清了，大家也好顺风转舵，免得闷在葫芦里，失掉听懂的自由。照我这个不是“雅人”的意思，还是粗粗直直地说：“咱们要自由，不自由就来拚个你死我活！”

　　本来“自由”并不是个非常问题，给大家一谈，倒严重起来了。——问题到底是自己弄严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阔斧，将何以冲破这黑漆一团？细针短刺毕竟是雕虫小技，无助于大题，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我们聪明的智识份子又何尝不知道讽刺在这时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却又觉左右掣肘，在这一年代，科学发明，刀斧自然不及枪炮；生贱于蚁，本不足惜，无奈我们无能的智识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这就是说，自由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给你一谈，倒谈得难能可贵起来了。你对于时局，本不该弯弯曲曲的讽刺。现在他对于讽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现在被别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着头脑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时十五分，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副会长杨杏佛〔８〕（铨）遭了暗杀。

　　这总算拚了个“你死我活”，法鲁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说亮话了。只有《社会新闻》，却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显，还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来——左翼作家纷纷离沪

　　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闹一时，好像什么都要染上红色，文艺界全归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势显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阵线布置完成，左翼的内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杀之风甚盛，文人的脑筋最敏锐，胆子最小而脚步最快，他们都以避暑为名离开了上海。据确讯，鲁迅赴青岛，沈雁冰在浦东乡间，郁达夫杭州，陈望道回家乡，连蓬子，白薇之类的踪迹都看不见了。〔道〕

　　西湖是诗人避暑之地，牯岭乃阔老消夏之区，神往尚且不敢，而况身游。杨杏佛一死，别人也不会突然怕热起来的。听说青岛也是好地方，但这是梁实秋〔９〕教授传道的圣境，我连遥望一下的眼福也没有过。“道”先生有道，代我设想的恐怖，其实是不确的。否则，一群流氓，几枝手枪，真可以治国平天下了。

　　但是，嗅觉好像特别灵敏的《微言》，却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载着另一种消息——自由的风月顽石

　　黎烈文主编之《自由谈》，自宣布“只谈风月，少发牢骚”以后，而新进作家所投真正谈风月之稿，仍拒登载，最近所载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讽刺文章，即其刺探们无聊之考古。闻此次辩论旧剧中的锣鼓问题，署名“罗复”者，即陈子展，“何如”者，即曾经被捕之黄素。此一笔糊涂官司，颇骗得稿费不少。

　　这虽然也是一科“牢骚”，但“真正谈风月”和“曾经被捕”等字样，我觉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为“顽石”，灵气之不钟于鼻子若我辈者，竟莫辨其为“新进作家”抑“老作家”也。

　　《后记》本来也可以完结了，但还有应该提一下的，是所谓“腰斩张资平”〔１０〕案。

　　《自由谈》上原登着这位作者的小说，没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报上，便轰传为“腰斩张资平”。当时也许有和编辑者往复驳难的文章的，但我没有留心，因此就没有收集。现在手头的只有《社会新闻》，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

　　里有一篇文章，据说是罪魁祸首又是我，如下——张资平挤出《自由谈》粹公

　　今日的《自由谈》，是一块有为而为的地盘，是“乌鸦”“阿Ｑ”的播音台，当然用不着“三角四角恋爱”的张资平混迹其间，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问：为什么那个色欲狂的“迷羊”——郁达夫却能例外？他不是同张资平一样发源于创造吗？

　　一样唱着“妹妹我爱你”吗？我可以告诉你，这的确是例外。因为郁达夫虽则是个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联”，认识“民权保障”的大人物，与今日《自由谈》的后台老板鲁（？）老夫子是同志，成为“乌鸦”“阿Ｑ”的伙伴了。

　　据《自由谈》主编人黎烈文开革张资平的理由，是读者对于《时代与爱的歧路》一文，发生了不满之感，因此中途腰斩，这当然是一种遁词。在肥胖得走油的申报馆老板，固然可以不惜几千块钱，买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纸簏，但在靠卖文为活的张资平，却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惨，他还得见见人呢！

　　而且《自由谈》的写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请客席上，请他担任的，即使鲁（？）先生要扫清地盘，似乎也应当客气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问题是这样的，鲁先生为了要复兴文艺（？）运动，当然第一步先须将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于是乃有批评曾今可张若谷章衣萍等为“礼拜五派”之举；张资平如若识相，自不难感觉到自己正酣卧在他们榻旁，而立刻滚蛋！无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恋着，致触了这个大霉头。当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还是徒刑呢！

　　在张资平被挤出《自由谈》之后，以常情论，谁都咽不下这口冷水，不过张资平的阘懦是著名的，他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们斗争，而且也不敢同他们摆好了阵营的集团去斗争，于是，仅仅在《中华日报》的《小贡献》上，发了一条软弱无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红萝卜须》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组成的文艺观摹团，将大批的移殖到《自由谈》来。

　　还有，是《自由谈》上曾经攻击过曾今可〔１１〕的“解放词”，据《社会新闻》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说，原来却又是我在闹的了，如下——曾今可准备反攻

　　曾今可之为鲁迅等攻击也，实至体无完肤，固无时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鲜，难于如愿耳！且知鲁迅等有左联作背景，人多手众，此呼彼应，非孤军抗战所能抵御，因亦着手拉拢，凡曾受鲁等侮辱者更所欢迎。近已拉得张资平，胡怀琛，张凤，龙榆生等十余人，组织一文艺漫谈会，假新时代书店为地盘，计划一专门对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如〕那时我想，关于曾今可，我虽然没有写过专文，但在《曲的解放》（本书第十五篇）里确曾涉及，也许可以称为“侮辱”罢；胡怀琛〔１２〕虽然和我不相干，《自由谈》上是嘲笑过他的“墨翟为印度人说”的。但张，龙两位是怎么的呢？彼此的关涉，在我的记忆上竟一点也没有。这事直到我看见二卷二十六期的《涛声》〔１３〕（七月八日出），疑团这才冰释了——“文艺座谈”遥领记聚仁《文艺座谈》者，曾词人之反攻机关报也，遥者远也，领者领情也，记者记不曾与座谈而遥领盛情之经过也。

　　解题既毕，乃述本事。

　　有一天，我到暨南去上课，休息室的台子上赫然一个请帖；展而恭读之，则《新时代月刊》之请帖也，小子何幸，乃得此请帖！折而藏之，以为传家之宝。

　　《新时代》请客而《文艺座谈》生焉，而反攻之阵线成焉。报章煌煌记载，有名将在焉。我前天碰到张凤老师，带便问一个口讯；他说：“谁知道什么座谈不座谈呢？

　　他早又没说，签了名，第二天，报上都说是发起人啦。”

　　昨天遇到龙榆生先生，龙先生说：“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们再三叫我去谈谈，只吃了一些茶点，就算数了；我又出不起广告费。”我说：“吃了他家的茶，自然是他家人啦！”

　　我幸而没有去吃茶，免于被强奸，遥领盛情，志此谢谢！

　　但这“文艺漫谈会”的机关杂志《文艺座谈》〔１４〕第一期，却已经罗列了十多位作家的名字，于七月一日出版了。其中的一篇是专为我而作的——内山书店小坐记白羽遐某天的下午，我同一个朋友在上海北四川路散步。走着走着，就走到北四川路底了。我提议到虹口公园去看看，我的朋友却说先到内山书店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书。我们就进了内山书店。

　　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随便翻看着书报。内山看见我们就连忙跑过来和我们招呼，请我们坐下来，照例地闲谈。因为到内山书店来的中国人大多数是文人，内山也就知道点中国的文化。他常和中国人谈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情形，却不大谈到中国的政治，自然是怕中国人对他怀疑。

　　“中国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样。‘白发三千丈’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诳！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国的别的问题，也可以以此类推……哈哈！哈！”

　　内山的话我们听了并不觉得一点难为情，诗是不能用科学方法去批评的。内山不过是一个九州角落里的小商人，一个暗探，我们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会拿什么话语去向他声辩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谈》上看到何家干先生的一篇文字，就是内山所说的那些话。原来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文坛老将”，连一点这样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

　　内山还和我们谈了好些，“航空救国”等问题都谈到，也有些是已由何家干先生抄去在《自由谈》发表过的。我们除了勉强敷衍他之外，不大讲什么话，不想理他。因为我们知道内山是个什么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

　　我同我的朋友出了内山书店，又散步散到虹口公园去了。

　　不到一礼拜（七月六日），《社会新闻》（第四卷二期）就加以应援，并且廓大到“左联”〔１５〕去了。其中的“茅盾”，是本该写作“鲁迅”的故意的错误，为的是令人不疑为出于同一人的手笔——

　　内山书店与左联

　　《文艺座谈》第一期上说，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是侦探作用，这是确属的，而尤其与左联有缘。记得郭沫若由汉逃沪，即匿内山书店楼上，后又代为买船票渡日。茅盾在风声紧急时，亦以内山书店为惟一避难所。然则该书店之作用究何在者？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杂志所载调查中国匪情文字，比中国自身所知者为多，而此类材料之获得，半由受过救命之恩之共党文艺份子所供给；半由共党自行送去，为张扬势力之用，而无聊文人为其收买甘愿为其刺探者亦大有人在。闻此种侦探机关，除内山以外，尚有日日新闻社，满铁调查所等，而著名侦探除内山完造外，亦有田中，小岛，中村等。〔新皖〕这两篇文章中，有两种新花样：一，先前的诬蔑者，都说左翼作家是受苏联的卢布的，现在则变了日本的间接侦探；二，先前的揭发者，说人抄袭是一定根据书本的，现在却可以从别人的嘴里听来，专凭他的耳朵了。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

　　但也有人来抱不平了，七月五日的《自由谈》上，竟揭载了这样的一篇文字——谈“文人无行”谷春帆虽说自己也忝列于所谓“文人”之“林”，但近来对于“文人无行”这句话，却颇表示几分同意，而对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喟，也不完全视为“道学先生”的偏激之言。实在，今日“人心”险毒得太令人可怕了，尤其是所谓“文人”，想得出，做得到，种种卑劣行为如阴谋中伤，造谣诬蔑，公开告密，卖友求荣，卖身投靠的勾当，举不胜举。而在另一方面自吹自擂，觍然以“天才”与“作家”自命，偷窃他人唾余，还沾沾自喜的种种怪象，也是“无丑不备有恶皆臻”，对着这些痛心的事实，我们还能够否认“文人无行”这句话的相当真实吗？（自然，我也并不是说凡文人皆无行。）我们能不兴起“世道人心”的感喟吗？

　　自然，我这样的感触并不是毫没来由的。举实事来说，过去有曾某其人者，硬以“管他娘”与“打打麻将”等屁话来实行其所谓“词的解放”，被人斥为“轻薄少年”与“色情狂的急色儿”，曾某却唠唠叨叨辩个不休，现在呢，新的事实又证明了曾某不仅是一个轻薄少年，而且是阴毒可憎的蛇蝎，他可以借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吹牛（见二月崔在本报所登广告），甚至硬把日本一个打字女和一个中学教员派做“女诗人”和“大学教授”，把自己吹捧得无微不至；他可以用最卑劣的手段投稿于小报，指他的朋友为×××，并公布其住址，把朋友公开出卖（见第五号《中外书报新闻》）。这样的大胆，这样的阴毒，这样的无聊，实在使我不能相信这是一个有廉耻有人格的“人”——尤其是“文人”，所能做出。然而曾某却真想得到，真做得出，我想任何人当不能不佩服曾某的大无畏的精神。

　　听说曾某年纪还不大，也并不是没有读书的机会，我想假如曾某能把那种吹牛拍马的精力和那种阴毒机巧的心思用到求实学一点上，所得不是要更多些吗？然而曾某却偏要日以吹拍为事，日以造谣中伤为事，这，一方面固愈足以显曾某之可怕，另一方面亦正见青年自误之可惜。

　　不过，话说回头，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专写三角恋爱小说出名，并发了财的张××，彼固动辄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会在一些小报上泼辣叫嗥，完全一副满怀毒恨的“弃妇”的脸孔，他会阴谋中伤，造谣挑拨，他会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宁，简直想要置你于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恶辣，可说空前绝后，这样看来，高等教育又有何用？还有新出版之某无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者作《内山书店小坐记》一文，公然说某人常到内山书店，曾请内山书店救过命保过险。我想，这种公开告密的勾当，大概也就是一流人化名玩出的花样。

　　然而无论他们怎样造谣中伤，怎样阴谋陷害，明眼人一见便知，害人不着，不过徒然暴露他们自己的卑污与无人格而已。

　　但，我想，“有行”的“文人”，对于这班丑类，实在不应当像现在一样，始终置之不理，而应当振臂奋起，把它们驱逐于文坛以外，应当在污秽不堪的中国文坛，做一番扫除的工作！

　　于是祸水就又引到《自由谈》上去，在次日的《时事新报》〔１６〕上，便看见一则启事，是方寸大字的标名——张资平启事

　　五日《申报•自由谈》之《谈“文人无行”》，后段大概是指我而说的。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此须申明者一；白羽遐另有其人，至《内山小坐记》亦不见是怎样坏的作品，但非出我笔，我未便承认，此须申明者二；我所写文章均出自信，而发见关于政治上主张及国际情势之研究有错觉及乱视者，均不惜加以纠正。至于“造谣伪造信件及对于意见不同之人，任意加以诬毁”皆为我生平所反对，此须申明者三；我不单无资本家的出版者为我后援，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以谋得一编辑以自豪，更进而行其“诬毁造谣假造信件”等卑劣的行动。我连想发表些关于对政治对国际情势之见解，都无从发表，故凡容纳我的这类文章之刊物，我均愿意投稿。但对于该刊物之其他文字则不能负责，此须申明者四。今后凡有利用以资本家为背景之刊物对我诬毁者，我只视作狗吠，不再答复，特此申明。

　　这很明白，除我而外，大部分是对于《自由谈》编辑者黎烈文的。所以又次日的《时事新报》上，也登出相对的启事来——

　　黎烈文启事

　　烈文去岁游欧归来，客居沪上，因《申报》总理史量才先生系世交长辈，故常往访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过任何党派，且留欧时专治文学，故令加入申报馆编辑《自由谈》。不料近两月来，有三角恋爱小说商张资平，因烈文停登其长篇小说，怀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谣诬蔑，挑拨陷害，无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与目的过于卑劣，明眼人一见自知，不值一辩，故至今绝未置答，但张氏昨日又在《青光》栏上登一启事，含沙射影，肆意诬毁，其中有“又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一语，不知何指。张氏启事既系对《自由谈》而发，而烈文现为《自由谈》编辑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释群疑。烈文只胞妹两人，长应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现在长沙某校读书，亦未嫁人，均未出过湖南一步。且据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族姊妹中不论亲疏远近，既无一人嫁人为妾，亦无一人得与“大商人”结婚，张某之言，或系一种由衷的遗憾（没有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的遗憾），或另有所指，或系一种病的发作，有如疯犬之狂吠，则非烈文所知耳。

　　此后还有几个启事，避烦不再剪贴了。总之：较关紧要的问题，是“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者是谁？但这事须问“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好汉张资平本人才知道。

　　可是中国真也还有好事之徒，竟有人不怕中暑的跑到真茹的“望岁小农居”这洋楼底下去请教他了。《访问记》登在《中外书报新闻》〔１７〕的第七号（七月十五日出）上，下面是关于“为妾”问题等的一段——（四）启事中的疑问

　　以上这些话还只是讲刊登及停载的经过，接着，我便请他解答启事中的几个疑问。

　　“对于你的启事中，有许多话，外人看了不明白，能不能让我问一问？”

　　“是那几句？”

　　“‘姊妹嫁作商人妾’，这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射？”

　　“这是黎烈文他自己多心，我不过自然他既然说了不能公开的话，也就不便追问了。

　　“还有一点，你所谓‘想发表些关于对政治对国际情势之见解都无从发表’，这又何所指？”

　　“那是讲我在文艺以外的政治见解的东西，随笔一类的东西。”

　　“是不是像《新时代》上的《望岁小农居日记》一样的东西呢？”（参看《新时代》七月号）我插问。

　　“那是对于鲁迅的批评，我所说的是对政治的见解，《文艺座谈》上面有。”（参看《文艺座谈》一卷一期《从早上到下午》。）

　　“对于鲁迅的什么批评？”

　　“这是题外的事情了，我看关于这个，请你还是不发表好了。”

　　这真是“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１８〕，寥寥几笔，就画出了这位文学家的嘴脸。《社会新闻》说他“阘懦”，固然意在博得社会上“济弱扶倾”的同情，不足置信，但启事上的自白，却也须照中国文学上的例子，大打折扣的（倘白羽遐先生在“某天”又到“内山书店小坐”，一定又会从老板口头听到），因为他自己在“行不改姓”之后，也就说“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虽然“但所发表文字，均自负责”，而无奈“还是不发表好了”何？但既然“还是不发表好了”，则关于我的一笔，我也就不再深论了。

　　一枝笔不能兼写两件事，以前我实在闲却了《文艺座谈》的座主，“解放词人”曾今可先生了。但写起来却又很简单，他除了“准备反攻”之外，只在玩“告密”的玩艺。崔万秋〔１９〕先生和这位词人，原先是相识的，只为了一点小纠葛，他便匿名向小报投稿，诬陷老朋友去了。不幸原稿偏落在崔万秋先生的手里，制成铜版，在《中外书报新闻》（五号）上精印了出来——崔万秋加入国家主义派《大晚报》屁股编辑崔万秋自日回国，即住在愚园坊六十八号左舜生家，旋即由左与王造时介绍于《大晚报》工作。近为国家主义及广东方面宣传极力，夜则留连于舞场或八仙桥庄上云。

　　有罪案，有住址，逮捕起来是很容易的。而同时又诊出了一点小毛病，是这位词人曾经用了崔万秋的名字，自己大做了一通自己的诗的序，而在自己所做的序里又大称赞了一通自己的诗。〔２０〕轻恙重症，同时夹攻，渐使这柔嫩的诗人兼词人站不住，他要下野了，而在《时事新报》（七月九日）上却又是一个启事，好像这时的文坛是入了“启事时代”似的——曾今可启事

　　鄙人不日离沪旅行，且将脱离文字生活。以后对于别人对我造谣诬蔑，一概置之不理。这年头，只许强者打，不许弱者叫，我自然没有什么话可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弱者，我无力反抗，我将在英雄们胜利的笑声中悄悄地离开这文坛。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当他是尊我为“英雄”。此启。

　　这就完了。但我以为文字是有趣的，结末两句，尤为出色。

　　我剪贴在上面的《谈“文人无行”》，其实就是这曾张两案的合论。但由我看来，这事件却还要坏一点，便也做了一点短评，投给《自由谈》。久而久之，不见登出，索回原稿，油墨手印满纸，这便是曾经排过，又被谁抽掉了的证据，可见纵“无姊妹嫁作大商人为妾”，“资本家的出版者”也还是为这一类名公“后援”的。但也许因为恐怕得罪名公，就会立刻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为性命计，不如不登的也难说。现在就抄在这里罢——

　　驳“文人无行”

　　“文人”这一块大招牌，是极容易骗人的。虽在现在，社会上的轻贱文人，实在还不如所谓“文人”的自轻自贱之甚。看见只要是“人”，就决不肯做的事情，论者还不过说他“无行”，解为“疯人”，恕其“可怜”。其实他们却原是贩子，也一向聪明绝顶，以前的种种，无非“生意经”，现在的种种，也并不是“无行”，倒是他要“改行”了。

　　生意的衰微使他要“改行”。虽是极低劣的三角恋爱小说，也可以卖掉一批的。我们在夜里走过马路边，常常会遇见小瘪三从暗中来，鬼鬼祟祟的问道：“阿要春宫？

　　阿要春宫？中国的，东洋的，西洋的，都有。阿要勿？”

　　生意也并不清淡。上当的是初到上海的青年和乡下人。然而这至多也不过四五回，他们看过几套，就觉得讨厌，甚且要作呕了，无论你“中国的，东洋的，西洋的，都有”也无效。而且因时势的迁移，读书界也起了变化，一部份是不再要看这样的东西了；一部份是简直去跳舞，去嫖妓，因为所化的钱，比买手淫小说全集还便宜。这就使三角家之类觉得没落。我们不要以为造成了洋房，人就会满足的，每一个儿子，至少还得给他赚下十万块钱呢。

　　于是乎暴躁起来。然而三角上面，是没有出路了的。

　　于是勾结一批同类，开茶会，办小报，造谣言，其甚者还竟至于卖朋友，好像他们的鸿篇巨制的不再有人赏识，只是因为有几个人用一手掩尽了天下人的眼目似的。但不要误解，以为他真在这样想。他是聪明绝顶，其实并不在这样想的，现在这副嘴脸，也还是一种“生意经”，用三角钻出来的活路。总而言之，就是现在只好经营这一种卖买，才又可以赚些钱。

　　譬如说罢，有些“第三种人”也曾做过“革命文学家”，借此开张书店，吞过郭沫若的许多版税，现在所住的洋房，有一部份怕还是郭沫若的血汗所装饰的。此刻那里还能做这样的生意呢？此刻要合伙攻击左翼，并且造谣陷害了知道他们的行为的人，自己才是一个干净刚直的作者，而况告密式的投稿，还可以大赚一注钱呢。

　　先前的手淫小说，还是下部的勾当，但此路已经不通，必须上进才是，而人们——尤其是他的旧相识——的头颅就危险了。这那里是单单的“无行”文人所能做得出来的？

　　上文所说，有几处自然好像带着了曾今可张资平这一流，但以前的“腰斩张资平”，却的确不是我的意见。这位作家的大作，我自己是不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里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倘有青年来问我可看与否，我是劝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脑子里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许多角。若夫他自在投稿取费，出版卖钱，即使他无须养活老婆儿子，我也满不管，理由也很简单：我是从不想到他那些三角四角的角不完的许多角的。

　　然而多角之辈，竟谓我策动“腰斩张资平”。既谓矣，我乃简直以Ｘ光照其五脏六腑了。

　　《后记》这回本来也真可以完结了，但且住，还有一点余兴的余兴。因为剪下的材料中，还留着一篇妙文，倘使任其散失，是极为可惜的，所以特地将它保存在这里。

　　这篇文章载在六月十七日《大晚报》的《火炬》里——新儒林外史柳丝

　　第一回揭旗扎空营兴师布迷阵却说卡尔和伊理基两人这日正在天堂以上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忽见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杀气腾腾，尘沙弥漫，左翼防区里面，一位老将紧追一位小将，战鼓震天，喊声四起，忽然那位老将牙缝开处，吐出一道白雾，卡尔闻到气味立刻晕倒，伊理基拍案人怒道，“毒瓦斯，毒瓦斯！”扶着卡尔赶快走开去了。原来下界中国文坛的大戈壁上面，左翼防区里头，近来新扎一座空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无产阶级文艺营垒受了奸人挑拨，大兴问罪之师。这日大军压境，新扎空营的主将兼官佐又兼士兵杨邨人提起笔枪，跃马相迎，只见得战鼓震天，喊声四起，为首先锋扬刀跃马而来，乃老将鲁迅是也。那杨邨人打拱，叫声“老将军别来无恙？”

　　老将鲁迅并不答话，跃马直冲扬刀便刺，那杨邨人笔枪挡住又道：“老将有话好讲，何必动起干戈？小将别树一帜，自扎空营，只因事起仓卒，未及呈请指挥，并非倒戈相向，实则独当一面，此心此志，天人共鉴。老将军试思左翼诸将，空言克服，骄盈自满，战术既不研究，武器又不制造。临阵则军容不整，出马则拖枪而逃，如果长此以往，何以维持威信？老将军整顿纪纲之不暇，劳师远征，窃以为大大对不起革命群众的呵！”老将鲁迅又不答话，圆睁环眼，倒竖虎须，只见得从他的牙缝里头嘘出一道白雾，那小将杨邨人知道老将放出毒瓦斯，说的迟那时快，已经将防毒面具戴好了，正是：情感作用无理讲，是非不明只天知！欲知老将究竟能不能将毒瓦斯闷死那小将，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编辑者的信，大意说：兹署名有柳丝者（“先生读其文之内容或不难想像其为何人”），投一滑稽文稿，题为《新儒林外史》，但并无伤及个人名誉之事，业已决定为之发表，倘有反驳文章，亦可登载云云。使刊物暂时化为战场，热闹一通，是办报人的一种极普通办法，近来我更加“世故”，天气又这么热，当然不会去流汗同翻筋斗的。况且“反驳”滑稽文章，也是一种少有的奇事，即使“伤及个人名誉事”，我也没有办法，除非我也作一部《旧儒林外史》，来辩明“卡尔和伊理基”〔２１〕的话的真假。但我并不是巫师，又怎么看得见“天堂”？“柳丝”是杨邨人〔２２〕先生还在做“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时候已经用起的笔名，这无须看内容就知道，而曾几何时，就在“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子下做着这样的幻梦，将自己写成了这么一副形容了。时代的巨轮，真是能够这么冷酷地将人们辗碎的。但也幸而有这一辗，因为韩侍桁〔２３〕先生倒因此从这位“小将”的腔子里看见了“良心”了。

　　这作品只是第一回，当然没有完，我虽然毫不想“反驳”，却也愿意看看这有“良心”的文学，不料从此就不见了，迄今已有月余，听不到“卡尔和伊理基”在“天堂”上和“老将”“小将”在地狱里的消息。但据《社会新闻》（七月九日，四卷三期）说，则又是“左联”阻止的——杨邨人转入ＡＢ团

　　叛左联而写揭小资产战斗之旗的杨邨人，近已由汉来沪，闻寄居于ＡＢ团小卒徐翔之家，并已加入该团活动矣。前在《大晚报》署名柳丝所发表的《新封神榜》一文，即杨手笔，内对鲁迅大加讽刺，但未完即止，闻因受左联警告云。〔预〕左联会这么看重一篇“讽刺”的东西，而且仍会给“叛左联而写揭小资产战斗之旗的杨邨人”以“警告”，这才真是一件奇事。据有些人说，“第三种人”的“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是已经因了左翼理论家的凶恶的批评而写不出来了〔２４〕，现在这“小资产战斗”的英雄，又因了左联的警告而不再“战斗”，我想，再过几时，则一切割地吞款，兵祸水灾，古物失踪，阔人生病，也要都成为左联之罪，尤其是鲁迅之罪了。

　　现在使我记起了蒋光慈〔２５〕先生。

　　事情是早已过去，恐怕有四五年了，当蒋光慈先生组织太阳社〔２６〕，和创造社联盟，率领“小将”来围剿我的时候，他曾经做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大意是说，鲁迅向来未曾受人攻击，自以为不可一世，现在要给他知道知道了。其实这是错误的，我自作评论以来，即无时不受攻击，即如这三四月中，仅仅关于《自由谈》的，就已有这许多篇，而且我所收录的，还不过一部份。先前何尝不如此呢，但它们都与如驶的流光一同消逝，无踪无影，不再为别人所觉察罢了。这回趁几种刊物还在手头，便转载一部份到《后记》里，这其实也并非专为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对于别人的攻击，想来也还要用这一类的方法，但自然要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

　　所引时文字中，我以为很有些篇，倒是出于先前的“革命文学者”。但他们现在是另一个笔名，另一副嘴脸了。这也是必然的。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２７〕，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发现以前的“良心”，或以“孝子”〔２８〕之名，或以“人道”之名，或以“比正在受难的革命更加革命”之名，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的。这不是我的“毒瓦斯”，这是彼此看见的事实！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午，记。

　　〔１〕什么“员外”什么“警犬”反动文人对作者的这种诬蔑，参看本书《以夷制夷》附录《“以华制华”》。

　　〔２〕《社会新闻》反动刊物。一九三二年十月在上海创刊，曾先后出版三日刊、旬刊、半月刊等，新光书店经售。一九三五年十月起改名《中外问题》，一九三七年十月停刊。

　　〔３〕沈雁冰笔名茅盾，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曾主编《小说月报》。著有长篇小说《蚀》、《子夜》及《茅盾短篇小说集》、《茅盾散文集》等。

　　〔４〕《微言》反动刊物，周刊，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创刊。

　　〔５〕丁玲湖南临澧人，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中篇小说《水》等。潘梓年（１８９３—１９７２），江苏宜兴人，哲学家。他们同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在上海被捕。

　　〔６〕内山书店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上海所开的书店。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一九二七年十月与鲁迅结识，以后常有交往，鲁迅曾借他的书店作通讯处。

　　〔７〕《蘧庐絮语》札记，陈子展作。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起连载于《申报•自由谈》。

　　〔８〕杨杏佛（１８９３—１９３３）名铨，江西清江人。早年曾赴美留学，回国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协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一九三三年六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上海。〔９〕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派主要成员之一，国家社会党党员。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

　　〔１０〕“腰斩张资平”张资平（１８９３—１９５９），广东梅县人，创造社早期成员。写过大量三角恋爱小说。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他的长篇小说《时代与爱的歧路》自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起在《申报•自由谈》连载，次年四月二十二日《自由谈》刊出编辑室启事说：“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创作《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明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当时上海的小报对这件事多有传播，除文中所引《社会新闻》外，同年四月二十七日《晶报》曾载有《自由谈腰斩张资平》的短文。

　　〔１１〕曾今可（１９０１—１９７１）江西泰和人。关于他的“解放词”，参看本卷第５４页注〔２〕。

　　〔１２〕胡怀琛（１８８６—１９３８）安徽泾县人。他曾在《东方杂志》第二十五卷第八号（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第十六号（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先后发表《墨翟为印度人辨》和《墨翟续辨》，武断说墨翟是印度人，墨学是佛学的旁支。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自由谈》发表署名玄（茅盾）的《何必解放》一文，其中有“前几年有一位先生‘发见’了墨翟是印度人，像煞有介事做了许多‘考证’”的话，胡怀琛认为这是“任意讥笑”，“有损个人的名誉”，写信向《自由谈》编者提出责问。

　　〔１３〕《涛声》文艺性周刊，曹聚仁编辑。一九三一年八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停刊。该刊自第一卷第二十一期起，封面上印有乌鸦搏浪的图案并题辞：“老年人看了摇头，青年人看了头痛，中年人看了短气，这便是我们的乌鸦主义。”前面引文中关于“乌鸦主义”的话即指此。

　　〔１４〕《文艺座谈》半月刊，曾今可等编。一九三三年七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新时代书局发行。

　　〔１５〕“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一九三五年底自行解散。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

　　〔１６〕《时事新报》一九○七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初名《时事报》，后合并于《舆论日报》，改名为《舆论时事报》，一九一一年五月十八日起改名《时事新报》。初办时为资产阶级改良派报纸，辛亥革命后，曾经是拥护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政客集团研究系的报纸。一九二七年后由史量才等接办。一九三五年后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时停刊。下面的启事载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该报副刊《青光》上。

　　〔１７〕《中外书报新闻》周刊，包可华编辑。一九三三年六月在上海创刊，内容以书刊广告为主，兼载文坛消息，中外出版公司印行。同年八月改名《中外文化新闻》。

　　〔１８〕“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孟轲的话，见《孟子•离娄》：“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眊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眊，眼睛失神。

　　〔１９〕崔万秋山东观城（今与河南范县等合并）人，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当时《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

　　〔２０〕曾今可用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的诗作序事，指一九三三年二月曾今可出版他的诗集《两颗星》时，书前印有崔万秋为之吹捧的“代序”。同年七月二、三日，崔万秋分别在《大晚报•火炬》和《申报》刊登启事，否认“代序”为他所作；曾今可也在七月四日《申报》刊登启事进行辩解，说“代序”“乃摘录崔君的来信”。

　　〔２１〕“卡尔和伊理基”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伊理基，通译伊里奇，指列宁；列宁的姓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乌里扬诺夫），伊里奇是其父称，意为伊里亚之子。

　　〔２２〕杨邨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曾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一九三三年二月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诋毁革命。为适应反动派分裂瓦解革命文艺运动的需要，他又在同年二月《现代》第二卷第四期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宣扬“第三种文艺”。

　　〔２３〕韩侍桁天津人。曾参加“左联”，后转向“第三种人”。当杨邨人发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和《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后，他在《读书杂志》第三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发表《文艺时评•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其中说杨邨人是“一个忠实者，一个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团体的忠实者”；他的言论是“纯粹求真理的智识者的文学上的讲话”。

　　〔２４〕苏汶在《现代》第一卷第六号（一九三二年十月）发表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曾说：“作家，假使他是忠实于自己的话，……他不能够向自己要他所没有的东西。然而理论家们还是大唱高调，尽向作者要他所没有的东西呢！不勇于欺骗的作家，既不敢拿出他们所有的东西，而别人所要的却又拿不出，于是怎么办？——搁笔。”

　　〔２５〕蒋光慈（１９０１—１９３１）又名蒋光赤，安徽六安人，作家，太阳社主要成员。著有诗集《新梦》、中篇小说《短裤党》、长篇小说《田野的风》等。

　　〔２６〕太阳社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一九三○年“左联”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

　　〔２７〕狮子身中的害虫原为佛家的譬喻，指比丘（佛教名词，俗称和尚）中破坏佛法的坏分子，见《莲华面经》上卷：“阿难，譬如师（狮）子命绝身死，若空、若地、若水、若陆所有众生，不敢食彼师子身肉，唯师子身自生诸虫，还自瞰食师子之肉。阿难，我之佛法非余能坏，是我法中诸恶比丘，犹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积行勤苦所集佛法。”（据隋代那连提黎耶舍汉文译本）这里指混入革命阵营的投机分子。

　　〔２８〕“孝子”指杨邨人。他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中说：“回过头来看我自己，父老家贫弟幼，漂泊半生，一事无成，革命何时才成功，我的家人现在在作饿殍不能过日，将来革命就是成功，以湘鄂西苏区的情形来推测，我的家人也不免作饿殍作叫化子的。还是：留得青山在，且顾自家人吧了！病中，千思万想，终于由理智来判定，我脱离中国共产党了。”

准风月谈


目录 　　准风月谈

　　前记

　　夜颂

　　推

　　二丑艺术

　　偶成

　　谈蝙蝠

　　“抄靶子”

　　“吃白相饭”

　　华德保粹优劣论

　　华德焚书异同论

　　我谈“堕民”

　　序的解放

　　别一个窃火者

　　智识过剩

　　诗和豫言

　　“推”的余谈

　　查旧帐

　　晨凉漫记

　　中国的奇想

　　豪语的折扣

　　踢

　　“中国文坛的悲观”

　　秋夜纪游

　　“揩油”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为翻译辩护

　　爬和撞

　　各种捐班

　　四库全书珍本

　　新秋杂识

　　帮闲法发隐

　　登龙术拾遗

　　由聋而哑

　　新秋杂识（二）

　　男人的进化

　　同意和解释

　　文床秋梦

　　电影的教训

　　关于翻译（上）

　　关于翻译（下）

　　新秋杂识（三）

　　礼

　　打听印象

　　吃教

　　喝茶

　　禁用和自造

　　看变戏法

　　双十怀古

　　重三感旧

　　“感旧”以后（上）

　　“感旧”以后（下）

　　黄祸

　　冲

　　“滑稽”例解

　　外国也有

　　扑空

　　答“兼示”

　　中国文与中国人

　　野兽训练法

　　反刍

　　归厚

　　难得糊涂

　　古书中寻活字汇

　　“商定”文豪

　　青年与老子

　　后记

准风月谈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三年六月至十一月间所作杂文六十四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名义出版，一九三六年五月改由联华书局出版。

前记

　　自从中华民国建国二十有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的启事〔１〕以来，很使老牌风月文豪摇头晃脑的高兴了一大阵，讲冷话的也有，说俏皮话的也有，连只会做“文探”的叭儿们也翘起了它尊贵的尾巴。但有趣的是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

　　想从一个题目限制了作家，其实是不能够的。假如出一个“学而时习之”〔２〕的试题，叫遗少和车夫来做八股，那做法就决定不一样。自然，车夫做的文章可以说是不通，是胡说，但这不通或胡说，就打破了遗少们的一统天下。古话里也有过：柳下惠看见糖水，说“可以养老”，盗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３〕。他们是弟兄，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么天差地远。“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４〕好的，凤雅之至，举手赞成。但同是涉及风月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５〕呢，这不明明是一联古诗么？

　　我的谈风月也终于谈出了乱子来，不过也并非为了主张“杀人放火”。其实，以为“多谈风月”，就是“莫谈国事”的意思，是误解的。“漫谈国事”倒并不要紧，只是要“漫”，发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梁，因为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

　　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一面固然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

　　然而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现在就将当时所用的笔名，仍旧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负着应负的责任。

　　还有一点和先前的编法不同的，是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这删改，是出于编辑或总编辑，还是出于官派的检查员的呢，现在已经无从辨别，但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这一种办法，是比日本大有进步的，我现在提出来，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去年的整半年中，随时写一点，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又成一本了。当然，这不过是一些拉杂的文章，为“文学家”所不屑道。然而这样的文字，现在却也并不多，而且“拾荒”的人们，也还能从中检出东西来，我因此相信这书的暂时的生存，并且作为集印的缘故。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日，于上海记。

　　〔１〕　《自由谈》　参看本卷第５页注〔１〕。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压迫和攻击，《自由谈》编者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发表启事，说：“这年头，说话难，摇笔杆尤难”，“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庶作者编者，两蒙其休。”

　　〔２〕　“学而时习之”　语见《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３〕　柳下惠与盗跖见糖水的事，见《淮南子•说林训》：“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粘牡。’见物同而用之异。”

　　后汉高诱注：“牡，门户会牡也。”按柳下惠，春秋时鲁国人，《孟子•万章》中称他为“圣之和者”；盗跖，相传是柳下惠之弟，《史记•伯夷列传》说他是一个“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的大盗。

　　〔４〕　“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语见宋代苏轼《后赤壁赋》。

　　〔５〕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语见元代冁然子《拊掌录》：“欧阳公（欧阳修）与人行令，各作诗两句，须犯徒（徒刑）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欧云：‘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或问之，答云：‘当此时，徒以上罪亦做了。’”

夜颂〔１〕

　　游光

　　爱夜的人，也不但是孤独者，有闲者，不能战斗者，怕光明者。

　　人的言行，在白天和在深夜，在日下和在灯前，常常显得两样。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覆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

　　虽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见掌，有漆黑一团糟。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君子们从电灯下走入暗室中，伸开了他的懒腰；爱侣们从月光下走进树阴里，突变了他的眼色。夜的降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当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像见于佛画上面似的，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

　　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

　　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的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她是初学的时髦，假如长在明晃晃的照耀中，将使她碰着“没落”的命运。一大排关着的店铺的昏暗助她一臂之力，使她放缓开足的马力，吐一口气，这时之觉得沁人心脾的夜里的拂拂的凉风。

　　爱夜的人和摩登女郎，于是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与的恩惠。

　　一夜已尽，人们又小心翼翼的起来，出来了；便是夫妇们，面目和五六点钟之前也何其两样。从此就是热闹，喧嚣。

　　而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

　　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

　　我爱夜，在夜间作《夜颂》。

　　六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申报•自由谈》。

推〔１〕

　　丰之余

　　两三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踏脚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却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会被踹住，可见穿的是长衫，即使不是“高等华人”，总该是属于上等的。

　　我们在上海路上走，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对于对面或前面的行人，决不稍让的人物。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倘不让开，他就会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没有华人那样上下的区别。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他坐电车，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车，他看报，要看专登黑幕的小报，他坐着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动，又是推。

　　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旧历端午，在一家戏场里，因为一句失火的谣言，就又是推，把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２〕呀！”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些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

　　六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好白相来希　上海话，好玩得很的意思。

二丑艺术〔１〕

　　丰之余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净，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

　　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

　　六月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偶成〔１〕

　　苇索

　　善于治国平天下的人物，真能随处看出治国平天下的方法来，四川正有人以为长衣消耗布匹，派队剪除〔２〕；上海又有名公要来整顿茶馆〔３〕了，据说整顿之处，大略有三：一是注意卫生，二是制定时间，三是施行教育。

　　第一条当然是很好的；第二条，虽然上馆下馆，一一摇铃，好像学校里的上课，未免有些麻烦，但为了要喝茶，没有法，也不算坏。

　　最不容易是第三条。“愚民”的到茶馆来，是打听新闻，闲谈心曲之外，也来听听《包公案》〔４〕一类东西的，时代已远，真伪难明，那边妄言，这边妄听，所以他坐得下去。现在倘若改为“某公案”，就恐怕不相信，不要听；专讲敌人的秘史，黑幕罢，这边之所谓敌人，未必就是他们的敌人，所以也难免听得不大起劲。结果是茶馆主人遭殃，生意清淡了。

　　前清光绪初年，我乡有一班戏班，叫作“群玉班”，然而名实不符，戏做得非常坏，竟弄得没有人要看了。乡民的本领并不亚于大文豪，曾给他编过一支歌：

　　台下都走散。

　　连忙关庙门，

　　两边墙壁都爬塌（平声），

　　连忙扯得牢，

　　只剩下一担馄饨担。”

　　看客的取舍，是没法强制的，他若不要看，连拖也无益。

　　即如有几种刊物，有钱有势，本可以风行天下的了，然而不但看客有限，连投稿也寥寥，总要隔两月才出一本。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５〕，非讽刺的好文艺，好像也将是后世纪的青年的出产了。

　　六月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派队剪除长衣的事，指当时四川军阀杨森的所谓“短衣运动”。《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古香斋”栏曾转载“杨森治下营山县长罗象翥禁穿长衫令”，其中说：“查自本军接防以来，业经军长通令戍区民众，齐着短服在案。……着自四月十六日起，由公安局派队，随带剪刀，于城厢内外梭巡，遇有玩视禁令，仍着长服者，立即执行剪衣，勿稍瞻徇。”参看本书《“滑稽”例解》。

　　〔３〕　整顿茶馆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上海《大晚报》“星期谈屑”刊载署名“蓼”的《改良坐茶馆》一文，其中说对群众聚集的茶馆“不能淡然置之”，提示反动当局把茶馆变为对群众“输以教育”的场所，并提出“改良茶馆的设备”、“规定坐茶馆的时间”、“加以民众教育的设备”等办法。

　　〔４〕　《包公案》　又名《龙图公案》，明代公案小说，写宋代清官包拯断案的故事。

　　〔５〕　讽刺已是前世纪的老人的梦呓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报•火炬》登载法鲁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一文，攻击鲁迅等写的杂文说：“讥刺嘲讽更已属另一年代的老人所发的呓语。”

谈蝙蝠〔１〕

　　游光

　　人们对于夜里出来的动物，总不免有些讨厌他，大约因为他偏不睡觉，和自己的习惯不同，而且在昏夜的沉睡或“微行”〔２〕中，怕他会窥见什么秘密罢。

　　蝙蝠虽然也是夜飞的动物，但在中国的名誉却还算好的。

　　这也并非因为他吞食蚊虻，于人们有益，大半倒在他的名目，和“福”字同音。以这么一副尊容而能写入画图，实在就靠着名字起得好。还有，是中国人本来愿意自己能飞的，也设想过别的东西都能飞。道士要羽化，皇帝想飞升，有情的愿作比翼鸟〔３〕儿，受苦的恨不得插翅飞去。想到老虎添翼，便毛骨耸然，然而青蚨〔４〕飞来，则眉眼莞尔。至于墨子的飞鸢〔５〕终于失传，飞机非募款到外国去购买不可〔６〕，则是因为太重了精神文明的缘故，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毫不足怪的。但虽然不能够做，却能够想，所以见了老鼠似的东西生着翅子，倒也并不诧异，有名的文人还要收为诗料，诌出什么“黄昏到寺蝙蝠飞”〔７〕那样的佳句来。

　　西洋人可就没有这么高情雅量，他们不喜欢蝙蝠。推源祸始，我想，恐怕是应该归罪于伊索〔８〕的。他的寓言里，说过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里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里去，又因为他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于是大家就讨厌这作为骑墙的象征的蝙蝠了。

　　中国近来拾一点洋古典，有时也奚落起蝙蝠来。但这种寓言，出于伊索，是可喜的，因为他的时代，动物学还幼稚得很。现在可不同了，鲸鱼属于什么类，蝙蝠属于什么类，就是小学生也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倘若还拾一些希腊古典，来作正经话讲，那就只足表示他的知识，还和伊索时候，各开大会的两类绅士淑女们相同。

　　大学教授梁实秋先生以为橡皮鞋是草鞋和皮鞋之间的东西，〔９〕那知识也相仿，假使他生在希腊，位置是说不定会在伊索之下的，现在真可惜得很，生得太晚一点了。

　　六月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　“微行”　旧时帝王、大臣隐藏自己身分改装出行。

　　〔３〕　比翼鸟　传说中的鸟名，《尔雅•释地》晋代郭璞注说它“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飞”。旧时常用以比喻情侣。

　　〔４〕　青蚨　传说中的虫名，过去诗文中曾用作钱的代称。晋代干宝《搜神记》卷十三载：“南方有虫，……名青蚨，形似蝉而稍大，……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

　　〔５〕　墨子的飞鸢　墨子（约前４６８—前３７６），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制飞鸢事，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飞）一日而败。”又见《淮南子•齐俗训》：“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三日不集。”在《墨子》一书中，则仅有公输般（一说即鲁般）“削竹木以为鹊”的记载（见《鲁问》篇）。

　　〔６〕　募款买飞机，参看本卷第１７页注〔３〕。

　　〔７〕　“黄昏到寺蝙蝠飞”　语见唐代韩愈《山石》诗。

　　〔８〕　伊索（Ａｅｓｏｐ，约前六世纪）　相传是古希腊寓言作家，奴隶出身，因机智博学获释为自由民。所编寓言经后人加工和补充，集成现在流传的《伊索寓言》。该书《蝙蝠与黄鼠狼》一篇，说一只蝙蝠被与鸟类为敌的黄鼠狼捉住时，自称是老鼠，后来被另一只仇恨鼠类的黄鼠狼捉住时，又自称是蝙蝠，因而两次都被放了。鲁迅文中所说的情节与这一篇相近。

　　〔９〕　梁实秋在《论第三种人》一文中曾说：“鲁迅先生最近到北平，做过数次演讲，有一次讲题是《第三种人》。……这一回他举了一个譬喻说，胡适之先生等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是穿着皮鞋踏入文坛，现在的普罗运动，是赤脚的也要闯入文坛。随后报纸上就有人批评说，鲁迅先生演讲的那天既未穿皮鞋亦未赤脚，而登着一双帆布胶皮鞋，正是‘第三种人。’”（据《偏见集》）按鲁迅曾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讲题为《再论“第三种人”》。

“抄靶子”〔１〕

　　旅隼

　　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对于人，是一向非常重视的。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雍正皇帝要除掉他的弟兄，就先行御赐改称为“阿其那”与“塞思黑”〔２〕，我不懂满洲话，译不明白，大约是“猪”和“狗”罢。黄巢〔３〕造反，以人为粮，但若说他吃人，是不对的，他所吃的物事，叫作“两脚羊”。

　　时候是二十世纪，地方是上海，虽然骨子里永是“素重人道”，但表面上当然会有些不同的。对于中国的有一部分并不是“人”的生物，洋大人如何赐谥，我不得而知，我仅知道洋大人的下属们所给与的名目。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黄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４〕了。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

　　抄者，搜也，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我从前年九月以来〔５〕，才知道这名目的的确。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侥幸的只是还没有被打着。洋大人的下属，实在给他的同胞们定了绝好的名称了。

　　然而我们这些“靶子”们，自己互相推举起来的时候却还要客气些。我不是“老上海”，不知道上海滩上先前的相骂，彼此是怎样赐谥的了。但看看记载，还不过是“曲辫子”，“阿木林”〔６〕。“寿头码子”虽然已经是“猪”的隐语，然而究竟还是隐语，含有宁“雅”而不“达”〔７〕的高谊。若夫现在，则只要被他认为对于他不大恭顺，他便圆睁了绽着红筋的两眼，挤尖喉咙，和口角的白沫同时喷出两个字来道：猪猡！

　　六月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　清朝雍正皇帝（胤肚，康熙第四子）未即位前，和他的兄弟争谋皇位；即位以后，于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命削去他的弟弟胤肚（康熙第八子）和胤肚（康熙第九子）二人宗籍，并改胤肚名为“阿其那”，改胤肚名为“塞思黑”。在满语中，前者是狗的意思，后者是猪的意思。

　　〔３〕　黄巢（？—８８４）　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旧史书中多有夸张其残暴的记载。《旧唐书•黄巢传》说他起义时“俘人而食”，但无“两脚羊”的名称。鲁迅引用此语，当出自南宋庄季裕《鸡肋编》中：“自靖康丙午岁（１１２６），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

　　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１１３３）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杭州）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

　　〔４〕　“则不得免焉”　语见《孟子•梁惠王》。

　　〔５〕　前年九月以来　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

　　〔６〕　“曲辫子”　即乡愚。“阿木林”，即傻子。都是上海话。

　　〔７〕　宁“雅”而不“达”　清末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曾说“评事三难：信、达、雅”。按“信”指忠实于原作；“达”指语言通顺明白；“雅”指文雅。

“吃白相饭”〔１〕

　　旅隼

　　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

　　游荡可以为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问一个男人，或向一个女人问她的丈夫的职业的时候，有时会遇到极直截的回答道：“吃白相饭的。”

　　听的也并不觉得奇怪，如同听到了说“教书”，“做工”一样。倘说是“没有什么职业”，他倒会有些不放心了。

　　“吃白相饭”在上海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

　　我们在上海的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但功绩虽多，归纳起来也不过是三段，只因为未必全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看起来好像五花八门了。

　　第一段是欺骗。见贪人就用利诱，见孤愤的就装同情，见倒霉的则装慷慨，但见慷慨的却又会装悲苦，结果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二段是威压。如果欺骗无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脸孔一翻，化为威吓，或者说人无礼，或者诬人不端，或者赖人欠钱，或者并不说什么缘故，而这也谓之“讲道理”，结果还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了两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失败了，也是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事情闹得大一点，则离开本埠，避过了风头再出现。

　　有这样的职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是不以为奇的。

　　“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也不以为奇。

　　但“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

　　六月二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

华德保粹优劣论〔１〕

　　孺牛

　　希特拉〔２〕先生不许德国境内有别的党，连屈服了的国权党〔３〕也难以幸存，这似乎颇感动了我们的有些英雄们，已在称赞其“大刀阔斧”〔４〕。但其实这不过是他老先生及其之流的一面。别一面，他们是也很细针密缕的。有歌为证：

　　带着一伙各处走。

　　皇后宫嫔都害怕，

　　谁也不敢来动手。

　　即使咬得发了痒罢，

　　要挤烂它也怎么能够。

　　嗳哈哈，嗳哈哈，哈哈，嗳哈哈！

　　这是大家知道的世界名曲《跳蚤歌》〔５〕的一节，可是在德国已被禁止了。当然，这决不是为了尊敬跳蚤，乃是因为它讽刺大官；但也不是为了讽刺是“前世纪的老人的呓语”，却是为着这歌曲是“非德意志的”。华德大小英雄们，总不免偶有隔膜之处。

　　中华也是诞生细针密缕人物的所在，有时真能够想得入微，例如今年北平社会局呈请市政府查禁女人养雄犬文〔６〕云：

　　“……查雌女雄犬相处，非仅有碍健康，更易发生无耻秽闻，揆之我国礼义之邦，亦为习俗所不许，谨特通令严禁，除门犬猎犬外，凡妇女带养之雄犬，斩之无赦，以为取缔。”

　　两国的立脚点，是都在“国粹”的，但中华的气魄却较为宏大，因为德国不过大家不能唱那一出歌而已，而中华则不但“雌女”难以蓄犬，连“雄犬”也将砍头。这影响于叭儿狗，是很大的。由保存自己的本能，和应时势之需要，它必将变成“门犬猎犬”模样。

　　六月二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希特拉（Ａ．Ｈｉｔｌ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４５）　通译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头子，纳粹德国头号战犯。一九三三年一月在大资产阶级垄断集团支持下出任内阁总理，一九三四年八月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元首。

　　在他登台以后，对内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对外大肆进行侵略。一九三九年九月他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五月苏军攻抵柏林时自杀。

　　〔３〕　国权党　一译民族党。在希特勒攫取政权前后，与法西斯的国社党密切合作，其党魁休根堡曾任希特勒内阁的经济与农业部长。一九三三年六月，希特勒取缔除国社党外的一切政党，民族党被迫解散，休根堡辞去部长职务。

　　〔４〕　“大刀阔斧”　见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晚报》所载未署名的《希特勒的大刀阔斧》一文：“大刀阔斧，言行相符的手段，是希特勒从政的特色”。

　　〔５〕　《跳蚤歌》　德国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一首政治讽刺诗，一八七九年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为此诗谱曲。

　　〔６〕　查禁女人养雄犬文　这段呈文转引自《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古香斋”栏。参看本书《“滑稽”例解》。

华德焚书异同论〔１〕

　　孺牛

　　德国的希特拉先生们一烧书〔２〕，中国和日本的论者们都比之于秦始皇〔３〕。然而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４〕，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秦人重小儿；始皇之母，赵女也，赵重妇人〔５〕，所以我们从“剧秦”〔６〕的遗文中，也看不见轻贱女人的痕迹。

　　希特拉先生们却不同了，他所烧的首先是“非德国思想”的书，没有容纳客卿的魄力；其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７〕……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

　　阿剌伯人攻陷亚历山德府〔８〕的时候，就烧掉了那里的图书馆，那理论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经》〔９〕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异端，不该留了。这才是希特拉先生们的嫡派祖师——虽然阿剌伯人也是“非德国的”——和秦的烧书，是不能比较的。

　　但是结果往往和英雄们的豫算不同。始皇想皇帝传至万世，而偏偏二世而亡，赦免了农书和医书，而秦以前的这一类书，现在却偏偏一部也不剩。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烧书，打犹太人，不可一世，连这里的黄脸干儿们，也听得兴高彩烈，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１０〕来——到底还明白的冷冷的讯问道：你们究竟要自由不要？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去拚死呢？

　　这回是不必二世，只有半年，希特拉先生的门徒们在奥国一被禁止，连党徽也改成三色玫瑰了。最有趣的是因为不准叫口号，大家就以手遮嘴，用了“掩口式”。〔１１〕这真是一个大讽刺。刺的是谁，不问也罢，但可见讽刺也还不是“梦呓”，质之黄脸干儿们，不知以为何如？

　　六月二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执政后，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禁止所谓“非德意志”（即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出版和流通。一九三三年五月起曾在柏林和其它城市焚烧书籍。

　　〔３〕　秦始皇　嬴政（前２５９—前２１０），战国时秦国国君，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四年（前２１３年），丞相李斯因当时博士中有人怀疑郡县制、以古非今，向秦始皇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秦以前除农书和医书之外的古籍烧毁。

　　〔４〕　“客卿”　战国时代，某一诸侯国任用他国人担任官职，称之为“客卿”。如秦始皇的丞相李斯就是楚国人。

　　〔５〕　关于秦人重小儿，赵重妇人，见《史记•扁鹊列传》：“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赵人）贵妇人，即为带下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又同书《秦始皇本纪》和《吕不韦列传》载，秦始皇的母亲，是赵国邯郸的一个“豪家女”。

　　〔６〕　“剧秦”　意思就是很短促的秦朝。原语见汉代扬雄《剧秦美新》：“二世而亡，何其剧与（欤）！”《文选•剧秦美新》唐代李善注：“剧，甚也，言促甚也。”

　　〔７〕　车同轨，书同文　原语出《史记•秦始皇本纪》：“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战国时诸侯割据一方，各国制度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车轨一致；又规定以秦国的小篆作为标准字体推行全国；同时，还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

　　〔８〕　亚历山德府　即亚历山大，埃及最大的海港城市，在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前３０５—前３０）是地中海东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该城图书馆藏书甚丰，公元前四十八年罗马人入侵时被焚烧过半；残存部分，传说公元六四一年阿拉伯人攻陷该城时被毁。

　　〔９〕　《可兰经》　又译《古兰经》，伊斯兰教经典。共三十卷，为该教创立人穆罕默德的言行录，经后人整理成册传世。

　　〔１０〕　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大晚报•火炬》登载法鲁的《到底要不要自由》一文，对得不到写作自由而被迫用“弯弯曲曲”笔法的作者进行嘲讽。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１１〕　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执政后，极力策划德奥合并运动。

　　奥地利的法西斯政党国社党也希望奥国能早日合并于德国。当时奥总理陶尔斐斯反对法西斯党的合并运动，他在五月间下令除国旗外禁止悬挂一切政党旗帜，随着德奥关系的紧张，奥政府又于六月解散奥国国社党，禁止佩带该党党徽，禁呼该党口号。有的国社党员因而用黑红白三色玫瑰花代替该党的靛字标志；或直立举右手，以左手掩口，作为呼口号的表示。

我谈“堕民”〔１〕

　　越客

　　六月二十九日的《自由谈》里，唐包〔２〕先生曾经讲到浙东的堕民，并且据《堕民猥谈》〔３〕之说，以为是宋将焦光瓒的部属，因为降金，为时人所不齿，至明太祖〔４〕，乃榜其门曰“丐户”，此后他们遂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过着日子。

　　我生于绍兴，堕民是幼小时候所常见的人，也从父老的口头，听到过同样的他们所以成为堕民的缘起。但后来我怀疑了。因为我想，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５〕，他是决不会来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将的；况且看他们的职业，分明还有“教坊”或“乐户”〔６〕的余痕，所以他们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７〕也说不定。还有一层，是好人的子孙会吃苦，卖国者的子孙却未必变成堕民的，举出最近便的例子来，则岳飞〔８〕的后裔还在杭州看守岳王坟，可是过着很穷苦悲惨的生活，然而秦桧，严嵩〔９〕……的后人呢？……

　　不过我现在并不想翻这样的陈年账。我只要说，在绍兴的堕民，是一种已经解放了的奴才，这解放就在雍正年间罢〔１０〕，也说不定。所以他们是已经都有别的职业的了，自然是贱业。男人们是收旧货，卖鸡毛，捉青蛙，做戏；女的则每逢过年过节，到她所认为主人的家里去道喜，有庆吊事情就帮忙，在这里还留着奴才的皮毛，但事毕便走，而且有颇多的犒赏，就可见是曾经解放过的了。

　　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七月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唐包　浙江镇海人，作家。著有杂文集《推背集》、《短长书》等。他曾在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堕民》一文，其中有“辱国者的子孙作堕民，卖国的汉奸如果有子孙的话，至少也将是一种堕民”的话。

　　〔３〕　《堕民猥谈》　应作《堕民猥编》，作者不详。清代钱大昕编纂的《鄞县志》中，曾引录该书关于堕民的记载：“堕民，谓之丐户，……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丐自言则云宋将焦光赞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元人名为怯怜户，明太祖定户籍，扁其门曰丐。

　　……男子则捕蛙，卖饧……立冬打鬼，胡花帽鬼脸，钟鼓戏剧，种种沿门需索。其妇人则为人家拗发髻，剃妇面毛，习媒妁，伴良家新娶妇，梳发为髟也。”（卷一《风俗》）

　　〔４〕　明太祖　即朱元璋（１３２８—１３９８），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一三六八年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改元洪武，庙号太祖。

　　〔５〕　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　明初对待元代残余努力实行剿抚兼施政策，据《明史•太祖本纪》载：洪武三年（１３７０）五月，武将李文忠攻克应昌（今内蒙自治区克什克腾旗），生擒元帝之子买的里八剌。六月，买的里八剌至京师，群臣请“献俘”，明太祖不许，并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同时又因为李文忠的捷报过于夸耀，对宰相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洪武七年九月，又把买的里八剌放回；十一年四月，元主爱猷识理达腊死，明太祖于六月遣使致祭。鲁迅所说明太祖对元朝“不肯放肆”，大概指的这类事情。

　　〔６〕　“教坊”　唐代开始设立的掌管教练女乐的机构。“乐户”，封建时代罪人妻女被编入乐籍者，其名称最早见于《魏书•刑罚志》。

　　两者实际都是官妓，相沿到清代雍正年间才废止。

　　〔７〕　反抗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有景清、铁弦、方孝孺等人。朱元璋死后，由皇太孙朱允吧继位，即建文帝；不久，他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夺取帝位，即永乐帝。当时景清等人效忠建文反抗永乐，他们的妻子儿女及族人多同遭杀戮或被贬为奴（但未见到贬为堕民的明确记载）。反抗洪武（明太祖）的忠臣义士，未知何指。

　　〔８〕　岳飞（１１０３—１１４２）　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南宋名将。因坚持抗击金兵而被投降派宋高宗、秦桧杀害。岳飞被害后，初被偷偷草葬于杭州钱塘门外荒关中，宋孝宗时改葬于杭州西湖西北岸。

　　〔９〕　秦桧（１０９０—１１５５）　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宋高宗时曾任宰相，是主张降金的内奸，杀害岳飞的主谋。严嵩（１４８０—１５６７），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明世宗时官至太子太师，是祸国殃民的权奸。

　　〔１０〕　据清代蒋良骐《东华录》载：雍正元年（１７２３）九月“除浙江绍兴府堕民丐籍”。

序的解放〔１〕

　　桃椎

　　一个人做一部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２〕，是封建时代的事，早已过去了。现在是二十世纪过了三十三年，地方是上海的租界上，做买办立刻享荣华，当文学家怎不马上要名利，于是乎有术存焉。

　　那术，是自己先决定自己是文学家，并且有点儿遗产或津贴。接着就自开书店，自办杂志，自登文章，自做广告，自报消息，自想花样……然而不成，诗的解放〔３〕，先已有人，词的解放〔４〕，只好骗鸟，于是乎“序的解放”起矣。

　　夫序，原是古已有之，有别人做的，也有自己做的。但这未免太迂，不合于“新时代”的“文学家”〔５〕的胃口。因为自序难于吹牛，而别人来做，也不见得定规拍马，那自然只好解放解放，即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６〕，术语曰“摘录来信”，真说得好像锦上添花。“好评一束”还须附在后头，代序却一开卷就看见一大番颂扬，仿佛名角一登场，满场就大喝一声采，何等有趣。倘是戏子，就得先买许多留声机，自己将“好”叫进去，待到上台时候，一面一齐开起来。

　　可是这样的玩意儿给人戳穿了又怎么办呢？也有术的。立刻装出“可怜”相，说自己既无党派，也不借主义，又没有帮口，“向来不敢狂妄”〔７〕，毫没有“座谈”〔８〕时候的摇头摆尾的得意忘形的气味儿了，倒好像别人乃是反动派，杀人放火主义，青帮红帮，来欺侮了这位文弱而有天才的公子哥儿似的。

　　更有效的是说，他的被攻击，实乃因为“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们之要求”。我们倘不知道这位“文学家”的性别，就会疑心到有许多有党派或帮口的人们，向他屡次的借钱，或向她使劲的求婚或什么，“无法满足”，遂受了冤枉的报复的。

　　但我希望我的话仍然无损于“新时代”的“文学家”，也“摘”出一条“好评”来，作为“代跋”罢：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早已过去了。二十世纪，有术存焉，词的解放，解放解放，锦上添花，何等有趣？可是别人乃是反动派，来欺侮这位文弱而有天才的公子，实乃因为‘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们的要求’，遂受了冤枉的报复的，无损于‘新时代’的‘文学家’也。”

　　七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语出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诚以著此书（按指《史记》），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文选》卷四十一选此文，唐代刘良注：“当时无圣人可以示之，故深藏之名山。”

　　〔３〕　诗的解放　指“五四”时期的白话诗运动。

　　〔４〕　词的解放　参看本卷第５４页注〔２〕。

　　〔５〕　“新时代”的“文学家”　指曾今可，他当时主持的书局和刊物，都用“新时代”的名称。

　　〔６〕　自己替别人来给自己的东西作序　指曾今可用崔万秋的名字为自己的诗集《两颗星》作序一事，参看本卷第１８４页注〔２０〕。

　　“好评一束”，指曾今可在《两颗星•自序》中罗列的“读者的好评”。

　　〔７〕　“向来不敢狂妄”　这是曾今可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四日《申报》刊登的答复崔万秋的启事中的话：“鄙人既未有党派作护符，也不借主义为工具，更无集团的背景，向来不敢狂妄。惟能力薄弱，无法满足朋友们之要求，遂不免获罪于知己。……（虽自幸未尝出卖灵魂，亦足见没有‘帮口’的人的可怜了！）”

　　〔８〕　“座谈”　指曾今可拉拢一些人举办“文艺漫谈会”和他主办《文艺座谈》杂志（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别一个窃火者〔１〕

　　丁萌

　　火的来源，希腊人以为是普洛美修斯〔２〕从天上偷来的，因此触了大神宙斯之怒，将他锁在高山上，命一只大鹰天天来啄他的肉。

　　非洲的土人瓦仰安提族〔３〕也已经用火，但并不是由希腊人传授给他们的。他们另有一个窃火者。

　　这窃火者，人们不能知道他的姓名，或者早被忘却了。他从天上偷了火来，传给瓦仰安提族的祖先，因此触了大神大拉斯之怒，这一段，是和希腊古传相像的。但大拉斯的办法却两样了，并不是锁他在山巅，却秘密的将他锁在暗黑的地窖子里，不给一个人知道。派来的也不是大鹰，而是蚊子，跳蚤，臭虫，一面吸他的血，一面使他皮肤肿起来。这时还有蝇子们，是最善于寻觅创伤的脚色，嗡嗡的叫，拚命的吸吮，一面又拉许多蝇粪在他的皮肤上，来证明他是怎样地一个不干净的东西。

　　然而瓦仰安提族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一个故事。他们单知道火乃酋长的祖先所发明，给酋长作烧死异端和烧掉房屋之用的。

　　幸而现在交通发达了，非洲的蝇子也有些飞到中国来，我从它们的嗡嗡营营声中，听出了这一点点。

　　七月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　普洛美修斯　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予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

　　〔３〕　瓦仰安提族　即尼亚姆威齐人，东非坦桑尼亚的主要民族之一，属班图语系。原信祖先崇拜，现多已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取代。

智识过剩〔１〕

　　虞明

　　世界因为生产过剩，所以闹经济恐慌。虽然同时有三千万以上的工人挨饿，但是粮食过剩仍旧是“客观现实”，否则美国不会赊借麦粉〔２〕给我们，我们也不会“丰收成灾”〔３〕。

　　然而智识也会过剩的，智识过剩，恐慌就更大了。据说中国现行教育在乡间提倡愈甚，则农村之破产愈速〔４〕。这大概是智识的丰收成灾了。美国因为棉花贱，所以在铲棉田了。中国却应当铲智识。这是西洋传来的妙法。

　　西洋人是能干的。五六年前，德国就嚷着大学生太多了，一些政治家和教育家，大声疾呼的劝告青年不要进大学。现在德国是不但劝告，而且实行铲除智识了：例如放火烧毁一些书籍，叫作家把自己的文稿吞进肚子去，还有，就是把一群群的大学生关在营房里做苦工，这叫做“解决失业问题”。

　　中国不是也嚷着文法科的大学生过剩〔５〕吗？其实何止文法科。

　　就是中学生也太多了。要用“严厉的”会考制度〔６〕，像铁扫帚似的——刷，刷，刷，把大多数的智识青年刷回“民间”去。

　　智识过剩何以会闹恐慌？中国不是百分之八九十的人还不识字吗？然而智识过剩始终是“客观现实”，而由此而来的恐慌，也是“客观现实”。智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

　　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害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智识非铲除不可。

　　然而单是铲除还是不够的。必须予以适合实用之教育，第一，是命理学——要乐天知命，命虽然苦，但还是应当乐。第二，是识相学——要“识相点”，知道点近代武器的利害。至少，这两种适合实用的学问是要赶快提倡的。提倡的方法很简单：——古代一个哲学家反驳唯心论，他说，你要是怀疑这碗麦饭的物质是否存在，那最好请你吃下去，看饱不饱。现在譬如说罢，要叫人懂得电学，最好是使他触电，看痛不痛；要叫人知道飞机等类的效用，最好是在他头上驾起飞机，掷下炸弹，看死不死……

　　有了这样的实用教育，智识就不过剩了。亚门〔７〕！

　　七月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赊借麦粉　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华盛顿与美国复兴金融公司签定“棉麦借款”合同，借款五千万美元，规定以五分之四购买美棉，五分之一购买美麦。

　　〔３〕　“丰收成灾”　一九三二年长江流域各省丰收，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以及地主和商人的操纵，谷价大跌，造成了丰收地区农民的灾难。

　　〔４〕　见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申报》载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谈话，他把当时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荒谬地归之于“现行教育制度不适合农村环境之需要”，说“现行教育制度在乡间提倡愈甚，则农村之破产愈速。故欲求农村之发达，必须予以适合实用之教育。”

　　〔５〕　文法科的大学生过剩　一九三三年五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命令各大学限制招收文法科学生，令文中说：“吾国数千年来尚文积习，相沿既深，求学者因以是为趋向，而文法等科又设备较简，办学者亦往往避难就易，遂致侧重人文，忽视生产，形成人才过剩与缺乏之矛盾现象。”（据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申报》）

　　〔６〕　会考制度　国民党政府自一九三三年度开始，规定全国各中小学学生届毕业时，除校内毕业考试以外，还须会同他校毕业生参加当地教育行政机关所主持的一次考试，称为会考，及格者才得毕业。

　　〔７〕　亚门　希伯来文ａLｍｅLｎ的音译，一译“阿们”。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祈祷结束时的用语，表示“诚心所愿”。

诗和豫言〔１〕

　　虞明

　　豫言总是诗，而诗人大半是豫言家。然而豫言不过诗而已，诗却往往比豫言还灵。

　　例如辛亥革命的时候，忽然发现了：

　　“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

　　这几句《推背图》〔２〕里的豫言，就不过是“诗”罢了。那时候，何尝只有九十九把钢刀？还是洋枪大炮来得厉害：该着洋枪大炮的后来毕竟占了上风，而只有钢刀的却吃了大亏。

　　况且当时的“胡儿”，不但并未“杀尽”，而且还受了优待〔３〕，以至于现在还有“伪”溥仪出风头〔４〕的日子。所以当做豫言看，这几句歌诀其实并没有应验。——死板的照着这类豫言去干，往往要碰壁，好比前些时候，有人特别打了九十九把钢刀〔５〕，去送给前线的战士，结果，只不过在古北口等处流流血，给人证明国难的不可抗性。——倒不如把这种豫言歌诀当做“诗”看，还可以“以意逆志，自谓得之”〔６〕。

　　至于诗里面，却的确有着极深刻的豫言。我们要找豫言，与其读《推背图》，不如读诗人的诗集。也许这个年头又是应当发现什么的时候了罢，居然找着了这么几句：

　　“此辈封狼从狗，生平猎人如猎兽，万人一怒不可回，会看太白悬其首。”汪精卫〔７〕著《双照楼诗词稿》：译嚣俄〔８〕之《共和二年之战士》这怎么叫人不“拍案叫绝”呢？这里“封狼从狗”，自己明明是畜生，却偏偏把人当做畜生看待：畜生打猎，而人反而被猎！“万人”的愤怒的确是不可挽回的了。嚣俄这诗，是说的一七九三年（法国第一共和二年）的帝制党，他没有料到一百四十年之后还会有这样的应验。

　　汪先生译这几首诗的时候，不见得会想到二三十年之后中国已经是白话的世界。现在，懂得这种文言诗的人越发少了，这很可惜。然而豫言的妙处，正在似懂非懂之间，叫人在事情完全应验之后，方才“恍然大悟”。这所谓“天机不可泄漏也”。

　　七月二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　《推背图》　参看本卷第９３页注〔６〕。“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是《烧饼歌》中的两句。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中常流传着这两句话，表示对满族统治者的仇恨。《烧饼歌》相传是明代刘基（伯温）所撰，旧时常附刊于《推背图》书后。

　　〔３〕　指清皇室受优待，参看本卷第９７页注〔７〕。

　　〔４〕　溥仪出风头　参看本卷第３０页注〔６〕。

　　〔５〕　打了九十九把钢刀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载，当时上海有个叫王述的人，与亲友捐资特制大刀九十九柄，赠给防守喜峰口等处的宋哲元部队。

　　〔６〕　“以意逆志，自谓得之”　语出《孟子•万章》：“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７〕　汪精卫（１８８３—１９４４）　名兆铭，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历任国民党政府要职及该党副总裁。自九一八事变后，他一直主张对日本侵略者妥协，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公开投敌，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任主席。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死于日本。他的《双照楼诗词稿》，一九三○年十二月民信公司出版。

　　〔８〕　嚣俄（Ｖ．Ｈｕｇｏ，１８０２—１８８５）　通译雨果，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他在一八五三年写作长诗《斥盲从》（收入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歌颂一七九三年（即共和二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共和国士兵奋起抗击欧洲封建联盟国家武装干涉的英雄业绩，谴责一八五一年拿破仑第三发动反革命政变时的追随者。汪精卫译的《共和二年之战士》，系该诗第一节。

“推”的余谈〔１〕

　　丰之余

　　看过了《第三种人的“推”》〔２〕，使我有所感：的确，现在“推”的工作已经加紧，范围也扩大了。三十年前，我也常坐长江轮船的统舱，却还没有这样的“推”得起劲。

　　那时候，船票自然是要买的，但无所谓“买铺位”，买的时候也有，然而是另外一回事。假如你怕占不到铺位，一早带着行李下船去罢，统舱里全是空铺，只有三五个人们。但要将行李搁下空铺去，可就窒碍难行了，这里一条扁担，那里一束绳子，这边一卷破席，那边一件背心，人们中就跑出一个人来说，这位置是他所占有的。但其时可以开会议，崇和平，买他下来，最高的价值大抵是八角。假如你是一位战斗的英雄，可就容易对付了，只要一声不响，坐在左近，待到铜锣一响，轮船将开，这些地盘主义者便抓了扁担破席之类，一溜烟都逃到岸上去，抛下了卖剩的空铺，一任你悠悠然搁上行李，打开睡觉了。倘或人浮于铺，没法容纳，我们就睡在铺旁，船尾，“第三种人”是不来“推”你的。只有歇在房舱门外的人们，当账房查票时却须到统舱里去避一避。

　　至于没有买票的人物，那是要被“推”无疑的。手续是没收物品之后，吊在桅杆或什么柱子上，作要打之状，但据我的目击，真打的时候是极少的，这样的到了最近的码头，便把他“推”上去。据茶房说，也可以“推”入货舱，运回他下船的原处，但他们不想这么做，因为“推”上最近的码头，他究竟走了一个码头，一个一个的“推”过去，虽然吃些苦，后来也就到了目的地了。

　　古之“第三种人”，好像比现在的仁善一些似的。

　　生活的压迫，令人烦冤，胡涂中看不清冤家，便以为家人路人，在阻碍了他的路，于是乎“推”。这不但是保存自己，而且是憎恶别人了，这类人物一阔气，出来的时候是要“清道”的。

　　我并非眷恋过去，不过说，现在“推”的工作已经加紧，范围也扩大了罢了。但愿未来的阔人，不至于把我“推”上“反动”的码头去——则幸甚矣。

　　七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第三种人的“推”》　载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作者署名达伍。他所说的“第三种人”，是指鲁迅在《推》中所说的“洋大人”和“上等”华人以外的另一种人。达伍的文中说：“这种人，既非‘上等’，亦不便列作下等。然而他要帮闲‘上等’的来推‘下等’的。”又举长江轮船上的情形为例说：“买了统舱票的要被房舱里的人推，单单买了船票，而不买床位的要被无论那一舱的人推，推得你无容身之地。至于连船票也买不起的人，就直率了当，推上岸或推下水去。万一船开了，才被发现，就先在你身上穷搜一遍，在衣角上或裤腰带里搜出一毛两毛，或十几枚铜元，尽数取去，充作船费，然后把你推下船底的货舱了事。……这些事，都由船上的‘帮闲’者们来干，使用的是‘第三种推’法。”

查旧帐〔１〕

　　旅隼

　　这几天，听涛社出了一本《肉食者言》〔２〕，是现在的在朝者，先前还是在野时候的言论，给大家“听其言而观其行”〔３〕，知道先后有怎样的不同。那同社出版的周刊《涛声》〔４〕里，也常有同一意思的文字。

　　这是查旧帐，翻开帐簿，打起算盘，给一个结算，问一问前后不符，是怎么的，确也是一种切实分明，最令人腾挪不得的办法。然而这办法之在现在，可未免太“古道”了。

　　古人是怕查这种旧帐的，蜀的韦庄〔５〕穷困时，做过一篇慷慨激昂，文字较为通俗的《秦妇吟》，真弄得大家传诵，待到他显达之后，却不但不肯编入集中，连人家的钞本也想设法消灭了。当时不知道成绩如何，但看清朝末年，又从敦煌的山洞中掘出了这诗的钞本，就可见是白用心机了的，然而那苦心却也还可以想见。

　　不过这是古之名人。常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杀旧帐，必须砍下脑袋，再行投胎。斩犯绑赴法场的时候，大叫道，“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为了另起炉灶，从新做人，非经过二十年不可，真是麻烦得很。

　　不过这是古今之常人。今之名人就又不同了，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通，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净坛将军〔６〕摇身一变，化为鲫鱼，在女妖们的大腿间钻来钻去，作者或自以为写得出神入化，但从现在看起来，是连新奇气息也没有的。

　　如果这样变法，还觉得麻烦，那就白一白眼，反问道：

　　“这是我的帐？”如果还嫌麻烦，那就眼也不白，问也不问，而现在所流行的却大抵是后一法。

　　“古道”怎么能再行于今之世呢？竟还有人主张读经，真不知是什么意思？然而过了一夜，说不定会主张大家去当兵的，所以我现在经也没有买，恐怕明天兵也未必当。

　　七月二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　《肉食者言》　原书作《食肉者言》，马成章编，一九三三年七月上海听涛社出版。内收吴稚晖和现代评论派唐有壬、高一涵、周鲠生等人数年前所写的攻击北洋政府的文章十数篇。这书出版的用意，是在显示吴稚晖等当时的行为和以前的言论完全不符，因为当时吴稚晖已成为蒋介石的帮凶，唐有壬等也大都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吏。“肉食者”，指居高位，享厚禄的人，语见《左传》庄公十年：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３〕　“听其言而观其行”　语见《论语•公冶长》：“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４〕　《涛声》　参看本卷第１８３页注〔１３〕。

　　〔５〕　韦庄（约８３６—９１０）　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人，晚唐五代时的诗人与词人，五代前蜀主王建的宰相。唐僖宗广明元年（８８０）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长安时，韦庄因应试正留在城中，三年后（中和三年，８８３）他将当时耳闻目见的种种乱离情形，写成长篇叙事诗《秦妇吟》。这首诗在当时很流行，许多人家都将诗句刺在幛子上，又称他为“《秦妇吟》秀才”。诗中写了黄巢入长安时一般公卿的狼狈以及官军骚扰人民的情状，因王建当时是官军杨复光部的将领之一，所以后来韦庄讳言此诗，竭力设法想使它消灭，在《家诫》内特别嘱咐家人“不许垂《秦妇吟》幛子”（见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后来他的弟弟韦蔼为他编辑《浣花集》时也未将此诗收入。直到清光绪末年，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先后在我国甘肃敦煌县千佛洞盗取古物，才发现了这诗的残抄本。一九二四年王国维据巴黎图书馆所藏天复五年（９０５）张龟写本和伦敦博物馆所藏贞明五年（９１９）安友盛写本，加以校订，恢复了原诗的完整面貌。

　　〔６〕　净坛将军　即小说《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原作净坛使者），关于他化为鲫鱼（原作鲇鱼）在女妖们的大腿间钻来钻去的故事，见该书第七十二回。

晨凉漫记〔１〕

　　孺牛

　　关于张献忠〔２〕的传说，中国各处都有，可见是大家都很以他为奇特的，我先前也便是很以他为奇特的人们中的一个。

　　儿时见过一本书，叫作《无双谱》〔３〕，是清初人之作，取历史上极特别无二的人物，各画一像，一面题些诗，但坏人好像是没有的。因此我后来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如英国嘉勒尔〔４〕的《英雄及英雄崇拜》，美国亚懋生〔５〕的《伟人论》那样。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６〕，舍身求法的玄奘〔７〕，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８〕，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９〕，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１０〕；张献忠当然也在内。但现在是毫没有动笔的意思了。

　　《蜀碧》〔１１〕一类的书，记张献忠杀人的事颇详细，但也颇散漫，令人看去仿佛他是像“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样，专在“为杀人而杀人”了。他其实是别有目的的。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

　　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

　　但他还要维持兵，这实在不过是维持杀。他杀得没有平民了，就派许多较为心腹的人到兵们中间去，设法窃听，偶有怨言，即跃出执之，戮其全家（他的兵像是有家眷的，也许就是掳来的妇女）。以杀治兵，用兵来杀，自己是完了，但要这样的达到一同灭亡的末路。我们对于别人的或公共的东西，不是也不很爱惜的么？

　　所以张献忠的举动，一看虽然似乎古怪，其实是极平常的。古怪的倒是那些被杀的人们，怎么会总是束手伸颈的等他杀，一定要清朝的肃王〔１２〕来射死他，这才作为奴才而得救，而还说这是前定，就是所谓“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１３〕。

　　但我想，这豫言诗是后人造出来的，我们不知道那时的人们真是怎么想。

　　七月二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张献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　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崇祯三年（１６３０）起义，转战河南、陕西等地。崇祯十七年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出川，有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

　　〔３〕　《无双谱》　清代金古良编绘，内收从汉到宋四十个名人的画像，并各附一诗。

　　〔４〕　嘉勒尔（Ｔ．Ｃａｒｌｙｌ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１）　通译卡莱尔，英国著作家及历史学家。著有《法国革命史》、《过去与现在》等。《英雄及英雄崇拜》是他的讲演稿，出版于一八四一年。

　　〔５〕　亚懋生（Ｒ．Ｗ．Ｅｍｅｒｓｏｎ，１８０３—１８８２）　通译爱默生，美国著作家。著有《论文集》、《英国人的性格》等。《伟人论》（一译《代表人物》）是他于一八四七年访问英国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讲演稿，后经整理于一八五○年出版。

　　〔６〕　苏武（？—前６０）　字子卿，京兆杜陵（今属陕西西安市）人。汉武帝天汉元年（前１００）以中郎将出使匈奴，被单于扣留，幽禁在一个大窖中，断绝饮食。他啮雪吞毡，得以不死。后又被送到北海（今苏联贝加尔湖）无人处去牧羊，他仍坚苦卓绝，始终不屈。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前８１），因匈奴与汉和好，才被遣回朝。

　　〔７〕　玄奘（６０２—６６４）　唐代高僧，翻译家、旅行家。本姓陈，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隋末出家。他鉴于初期输入的佛典不够精确完全，佛教内部对教义阐发不一，立志亲赴佛教发源地天竺（古印度）求法，于贞观三年（６２９，一说贞观元年）自长安西行，取道甘肃、新疆，过沙漠，越葱岭，经阿富汗，历尽艰险到达印度，在中印度摩揭陀国那烂陀寺从戒贤法师钻研梵典，又遍游印度半岛的东部和西部，后于贞观十九年返抵长安。他带回经卷六五七部，与其弟子们共译七十五部，计一三三五卷。此外，他又口述所历诸国风土，由僧人辩机编录而成《大唐西域记》一书。

　　〔８〕　孔明（１８１—２３４）　姓诸葛名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蜀汉丞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句，是他在建兴六年（２２８）十一月上蜀后主刘禅奏章中的话。这篇奏章世称为《后出师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未载，见于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晋代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据说出于三国时吴国张俨的《默记》。

　　〔９〕　王莽（前４５—２３）　字巨君，东平陵（今山东历城）人。西汉末年，他以外戚由大司马逐渐做到“摄皇帝”，实际掌握了当时的政权。公元八年，他废孺子婴，自立为帝，国号新。即位后他模仿古法，改定一切制度，如收全国土地为国有，称为“王田”，不得买卖；一家男口不满八人而有田一井（九百亩）以上的，将余田分给同族或乡里；奴婢称为“私属”，禁止买卖等等。但后来一切新政又都先后废止，王莽本人则在对农民起义军作战失败后被杀。

　　〔１０〕　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　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

　　人，北宋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在宋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任宰相，实行改革，推行均输、青苗、免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等新法。后来因受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和攻击而失败。

　　〔１１〕　《蜀碧》　清代彭遵泗著，四卷。内容系记述张献忠在四川时的事迹，特别夸张了他杀人的事。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作的自序中说，该书系根据幼年所闻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记载而成。

　　〔１２〕　肃王　即豪格（１６０９—１６４８），清太宗长子，封和硕肃亲王。顺治三年（１６４６）率清兵进攻陕西、四川，镇压张献忠部起义军。

　　〔１３〕　“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　这是《蜀碧》卷三所载关于张献忠之死的预言诗：“初，成都东门外，沿江十里，有锁江桥，桥畔有回澜塔，万历中布政使余一龙所建，……（献忠）命毁之，就其地修筑将台，穿穴取砖，至四丈余，得一古碑，上有篆文云：‘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孔明记。’至肃王督师攻献，于西充射杀之，乃知‘吹箫不用竹’，盖‘肃’字也。”按张献忠之死，据《明史•张献忠传》载：“顺治三年，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但清代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七则说张献忠是“以病死于蜀中”，与清代官修的《明史》所记各异。

中国的奇想〔１〕

　　游光

　　外国人不知道中国，常说中国人是专重实际的。其实并不，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奇想的人民。

　　无论古今，谁都知道，一个男人有许多女人，一味纵欲，后来是不但天天喝三鞭酒〔２〕也无效，简直非“寿（？）终正寝”不可的。可是我们古人有一个大奇想，是靠了“御女”，反可以成仙，例子是彭祖〔３〕有多少女人而活到几百岁。这方法和炼金术一同流行过，古代书目上还剩着各种的书名。不过实际上大约还是到底不行罢，现在似乎再没有什么人们相信了，这对于喜欢渔色的英雄，真是不幸得很。

　　然而还有一种小奇想。那就是哼的一声，鼻孔里放出一道白光，无论路的远近，将仇人或敌人杀掉。白光可又回来了，摸不着是谁杀的，既然杀了人，又没有麻烦，多么舒适自在。这种本倾，前年还有人想上武当山〔４〕去寻求，直到去年，这才用大刀队来替代了这奇想的位置。现在是连大刀队的名声也寂寞了。对于爱国的英雄，也是十分不幸的。

　　然而我们新近又有了一个大奇想。那是一面救国，一面又可以发财，虽然各种彩票〔５〕，近似赌博，而发财也不过是“希望”。不过这两种已经关联起来了却是真的。固然，世界上也有靠聚赌抽头来维持的摩那科王国〔６〕，但就常理说，则赌博大概是小则败家，大则亡国；救国呢，却总不免有一点牺牲，至少，和发财之路总是相差很远的。然而发见了一致之点的是我们现在的中国，虽然还在试验的途中。

　　然而又还有一种小奇想。这回不用一道白光了，要用几回启事，几封匿名的信件，几篇化名的文章，使仇头落地，而血点一些也不会溅着自己的洋房和洋服〔７〕。并且映带之下，使自己成名获利。这也还在试验的途中，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但翻翻现成的文艺史，看不见半个这样的人物，那恐怕也还是枉用心机的。

　　狂赌救国，纵欲成仙，袖手杀敌，造谣买田，倘有人要编续《龙文鞭影》〔８〕的，我以为不妨添上这四句。

　　八月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三鞭酒　用三种动物的雄性生殖器泡制的强身药酒。

　　〔３〕　彭祖　传说中人物。晋代葛洪《神仙传》卷一：“彭祖者，姓狠讳铿，帝颛顼之玄孙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传内记彭祖曾说过这样的话：“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天地昼分而夜合，一岁三百六十交而精气和合，故能生产万物而不穷；人能则之，可以长存。”

　　〔４〕　武当山　在湖北均县北，山上有紫霄宫、玉虚宫等宫观，为我国著名的道教胜地。《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引南朝宋郭仲产《南雍州记》说：“武当山广三四百里，……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在旧小说中常把武当山描写为剑侠修炼的神奇的地方。

　　〔５〕　彩票　又称奖券。这里指国民党政府同一九三三年起发行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当时报纸宣传购买奖券是“既爱国，又获奖”。

　　〔６〕　摩那科王国（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ｎａｃｏ）　通译摩纳哥公国，法国东南地中海滨的一个君主立宪国，境内蒙的卡罗（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城有世界著名的大赌场，赌场收入为该国政府主要财政来源之一。

　　〔７〕　指当时《社会新闻》、《微言》一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和张资平、曾今可等人的启事，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８〕　《龙文鞭影》　明代萧良友编著，内容都是从古书中摘取来的一些故事，四字一句，每两句自成一联，按韵谱列为长编。旧时书塾常采用为儿童课本。

豪语的折扣〔１〕

　　苇索

　　豪语的折扣其实也就是文学上的折扣，凡作者的自述，往往须打一个扣头，连自白其可怜和无用〔２〕也还是并非“不二价”的，更何况豪语。

　　仙才李太白〔３〕的善作豪语，可以不必说了；连留长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长吉〔４〕，也说“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起来，简直是毫不自量，想学刺客了。这应该折成零，证据是他到底并没有去。南宋时候，国步艰难，陆放翁〔５〕自然也是慷慨党中的一个，他有一回说：“老子犹堪绝大漠，诸君何至泣新亭。”他其实是去不得的，也应该折成零。——但我手头无书，引诗或有错误，也先打一个折扣在这里。

　　其实，这故作豪语的脾气，正不独文人为然，常人或市侩，也非常发达。市上甲乙打架，输的大抵说：“我认得你的！”

　　这是说，他将如伍子胥〔６〕一般，誓必复仇的意思。不过总是不来的居多，倘是智识分子呢，也许另用一些阴谋，但在粗人，往往这就是斗争的结局，说的是有口无心，听的也不以为意，久成为打架收场的一种仪式了。

　　旧小说家也早已看穿了这局面，他写暗娼和别人相争，照例攻击过别人的偷汉之后，就自序道：“老娘是指头上站得人，臂膊上跑得马……”〔７〕底下怎样呢？他任别人去打折扣。他知道别人是决不那么胡涂，会十足相信的，但仍得这么说，恰如卖假药的，包纸上一定印着“存心欺世，雷殛火焚”一样，成为一种仪式了。

　　但因时势的不同，也有立刻自打折扣的。例如在广告上，我们有时会看见自说“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８〕，真要蓦地发生一种好像见了《七侠五义》〔９〕中人物一般的敬意，但接着就是“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但所发表文章，均自负责”，却身子一扭，土行孙〔１０〕似的不见了。予岂好“用其他笔名”哉？予不得已也。上海原是中国的一部分，当然受着孔子的教化的。便是商家，柜内的“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也时时和屋外“大廉价”的大旗互相辉映，不过他总有一个缘故：

　　不是提倡国货，就是纪念开张。

　　所以，自打折扣，也还是没有打足的，凡“老上海”，必须再打它一下。

　　八月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　自白其可怜和无用　指曾今可。参看本卷第２２１页注〔７〕。

　　〔３〕　李太白（７０１—７６２）　名白，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唐代诗人。他的诗豪放飘逸，有“诗仙”之称。后代文人曾将他与下文提到的李长吉并论，如北宋宋祁等人就有“太白仙才，长吉鬼才”的说法（见《文献通考•经籍六十九》）。

　　〔４〕　李长吉（７９０—８１６）　名贺，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新唐书•文艺传》说他“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他的诗想像丰富，诡异新奇。这里引用的两句，见他的《南园》十三首中的第七首，意思是说他要去学剑术。“猿公”典出《吴越春秋》卷九：越有处女，善剑术，应聘往见勾践，途中遇一老翁，自称袁公，要求和她比剑，结果两力相敌，老翁飞上树枝，化为白猿而去。

　　〔５〕　陆放翁（１１２５—１２１０）　名游，字务观，自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他生活在外族入侵、国势衰微的时代，诗词慷慨激昂。这里所引两句，见他的《夜泊水村》一诗，意思是说他虽然年老，但也还可以到边塞去驱逐敌人，并鼓励他人对国事不要悲观。“新亭”典出《世说新语•言语》：东晋初年，由北方逃到建康（今南京）的一批士大夫，有一天在新亭（在今南京市南）宴会，周（晋元帝时的尚书左仆射）想起西晋的首都洛阳，叹息说：“风景不殊，正自有河山之异！”于是大家“皆相视流泪”。

　　〔６〕　伍子胥（？—前４８４）　名员，春秋时楚国人。楚平王杀了他的父亲伍奢、哥哥伍尚，他出奔吴国，力谋复仇；后佐吴王阖庐（一作阖闾）伐楚，攻破楚国首都郢（在今湖北江陵），掘平王墓，鞭尸三百。

　　〔７〕　这两句是小说《水浒》中人物潘金莲所说的话，见该书第二十四回。原作“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

　　〔８〕　此句与下文“纵令有时用其他笔名……”句，都是张资平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的启事中的话，参看《伪自由书•后记》。

　　〔９〕　《七侠五义》　原名《三侠五义》，清代侠义小说，共一二○回，署“石玉昆述”，一八七九年出版。十年后经俞樾改撰第一回并对全书作了修订，改名为《七侠五义》。书中所叙人物，口头常说“坐不改名，行不改姓”这一句话。

　　〔１０〕　土行孙　明代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小说写他善“地行之术”——“身子一扭，即时不见”。

踢〔１〕

　　丰之余

　　两月以前，曾经说过“推”，这回却又来了“踢”。

　　本月九日《申报》载六日晚间，有漆匠刘明山，杨阿坤，顾洪生三人在法租界黄浦滩太古码头纳凉，适另有数人在左近聚赌，由巡逻警察上前驱逐，而刘，顾两人，竟被俄捕〔２〕弄到水里去，刘明山竟淹死了。由俄捕说，自然是“自行失足落水”〔３〕的。但据顾洪生供，却道：“我与刘，杨三人，同至太古码头乘凉，刘坐铁凳下地板上，……我立在旁边，……俄捕来先踢刘一脚，刘已立起要避开，又被踢一脚，以致跌入浦中，我要拉救，已经不及，乃转身拉住俄捕，亦被用手一推，我亦跌下浦中，经人救起的。”推事〔４〕问：“为什么要踢他？”

　　答曰：“不知。”

　　“推”还要抬一抬手，对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费事的，于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专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现在还添了白俄巡捕，他们将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手段，到我们这里来施展了。我们也真是善于“忍辱负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话道：

　　“吃了一只外国火腿”，一笑了之。

　　苗民大败之后，都往山里跑，这是我们的先帝轩辕氏赶他的。南宋败残之余，就往海边跑，这据说也是我们的先帝成吉思汗赶他的，赶到临了，就是陆秀夫〔５〕背着小皇帝，跳进海里去。我们中国人，原是古来就要“自行失足落水”的。

　　有些慷慨家说，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气给与穷人。此说其实是不确的，穷人在实际上，那里能够得到和大家一样的水和空气。即使在码头上乘乘凉，也会无端被“踢”，送掉性命的：落浦。要救朋友，或拉住凶手罢，“也被用手一推”：也落浦。•如•果•大•家•来•相•帮，•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以•结•果•还•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是•终•于•是•落•浦。时代在进步，轮船飞机，随处皆是，假使南宋末代皇帝而生在今日，是决不至于落海的了，他可以跑到外国去，而小百姓以“落浦”代之。

　　这理由虽然简单，却也复杂，故漆匠顾洪生曰：“不知。”

　　八月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　俄捕　旧时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公共租界内雇佣白俄充当的警察。

　　〔３〕　“自行失足落水”　这是国民党当局为掩饰自己屠杀爱国学生的罪行时所说的话，参看本卷第１０页注〔２〕。

　　〔４〕　推事　旧法院中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的官员。

　　〔５〕　陆秀夫（１２３６—１２７９）　字君实，盐城（今属江苏）人，南宋大臣。一二七八年拥立宋度宗八岁的儿子赵绊为帝，任左丞相。祥兴二年（１２７９），元兵破祪山（在广东新会县南大海中），他背负赵祪投海而死。

“中国文坛的悲观”〔１〕

　　旅隼

　　文雅书生中也真有特别善于下泪的人物，说是因为近来中国文坛的混乱〔２〕，好像军阀割据，便不禁“呜呼”起来了，但尤其痛心诬陷。

　　其实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明末太远，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３〕，李莼客和赵祪叔〔４〕，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再近些，则有《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５〕，《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６〕，也都非常猛烈。当初又何尝不使局外人摇头叹气呢，然而胜负一明，时代渐远，战血为雨露洗得干干净净，后人便以为先前的文坛是太平了。在外国也一样，我们现在大抵只知道嚣俄和霍普德曼〔７〕是卓卓的文人，但当时他们的剧本开演的时候，就在戏场里捉人，打架，较详的文学史上，还载着打架之类的图。

　　所以，无论中外古今，文坛上是总归有些混乱，使文雅书生看得要“悲观”的。但也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增加混乱的倒是有些悲观论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８〕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这样子，扰乱是永远不会收场的。

　　然而世间却并不都这样，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别，我们试想一想，林琴南〔９〕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为时并不久，现在那里去了？

　　只有近来的诬陷，倒像是颇为出色的花样，但其实也并不比古时候更厉害，证据是清初大兴文字之狱的遗闻。况且闹这样玩意的，其实并不完全是文人，十中之九，乃是挂了招牌，而无货色，只好化为黑店，出卖人肉馒头的小盗；即使其中偶然有曾经弄过笔墨的人，然而这时却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没落，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

　　八月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原题《悲观无用论》。

　　〔２〕　中国文坛的混乱　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大晚报•火炬》载小仲的《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其中说：“中国近几年来的文坛，处处都呈现着混乱，处处都是政治军阀割据式的小缩影”，“文雅的书生，都变成狰狞面目的凶手”，“把不相干的帽子硬套在你的头上，……直冤屈到你死！”并慨叹道：“呜呼！中国的文坛！”

　　〔３〕　章实斋（１７３８—１８０１）　名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史学家。袁子才（１７１６—１７９８），名枚，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县）人，清代诗人。袁枚死后，章学诚在《丁巳札记》内针对袁枚论诗主张性灵及收纳女弟子的事，攻击袁枚为“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此外，他又著有《妇学》、《妇学篇书后》、《书坊刻诗话后》等文，也都是攻击袁枚的。

　　〔４〕　李莼客（１８３０—１８９４）　名慈铭，字无心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清末文学家。赵譅叔（１８２９—１８８４），名之谦，字譅叔，浙江会稽人，清末书画篆刻家。李慈铭在所著《越缦堂日记》中常称赵之谦为“妄人”，攻击赵之谦“亡赖险诈，素不知书”，“是鬼蜮之面而狗彘之心”。（见光绪五年十一月廿九日日记）

　　〔５〕　《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　指清末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关于民主革命和君主立宪的论争。

　　《民报》，月刊，一九○五年十一月在日本东京创刊，一九○八年冬被日本政府查禁，一九一○年初在日本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新民丛报》，半月刊，一九○二年二月在日本横滨创刊，一九○七年冬停刊。

　　〔６〕　《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　指《新青年》派和当时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派进行的论争。《新青年》，“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该刊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

　　〔７〕　嚣俄　通译雨果。一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雨果的浪漫主义剧作《欧那尼》在巴黎法兰西剧院上演时，拥护浪漫主义文学的人们同拥护古典主义文学的人们在剧院发生尖锐冲突，喝采声和反对声混成一片。霍普德曼（Ｇ．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６），通译霍普特曼，德国剧作家，著有剧本《织工》等。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日，霍普特曼的自然主义剧作《日出之前》在柏林自由剧院上演时，拥护者和反对者也在剧院发生尖锐冲突，欢呼声和嘲笑声相杂，一幕甚于一幕。

　　〔８〕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语见《庄子•齐物论》。

　　〔９〕　林琴南（１８５２—１９２４）　名纾，字琴南，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翻译家。他曾据别人口述，以文言翻译欧美文学作品一百多种，在当时影响很大，后集为《林译小说》。他晚年是反对“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代表人物之一。他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有《荆生》与《妖梦》（分别载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七日至十八日、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上海《新申报》），前篇写一个所谓“伟丈夫”荆生，将大骂孔丘、提倡白话者打骂了一顿；后篇写一个所谓“罗苍罗阿修罗王”将“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的校长、教务长吃掉等事。

秋夜纪游〔１〕

　　游光

　　秋已经来了，炎热也不比夏天小，当电灯替代了太阳的时候，我还是在马路上漫游。

　　危险？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到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

　　租界也还有悠闲的处所，是住宅区。但中等华人的窟穴却是炎热的，吃食担，胡琴，麻将，留声机，垃圾桶，光着的身子和腿。相宜的是高等华人或无等洋人住处的门外，宽大的马路，碧绿的树，淡色的窗幔，凉风，月光，然而也有狗子叫。

　　我生长农村中，爱听狗子叫，深夜远吠，闻之神怡，古人之所谓“犬声如豹”〔２〕者就是。倘或偶经生疏的村外，一声狂嗥，巨獒跃出，也给人一种紧张，如临战斗，非常有趣的。

　　但可惜在这里听到的是吧儿狗。它躲躲闪闪，叫得很脆：

　　汪汪！

　　我不爱听这一种叫。

　　我一面漫步，一面发出冷笑，因为我明白了使它闭口的方法，是只要去和它主子的管门人说几句话，或者抛给它一根肉骨头。这两件我还能的，但是我不做。

　　它常常要汪汪。

　　我不爱听这一种叫。

　　我一面漫步，一面发出恶笑了，因为我手里拿着一粒石子，恶笑刚敛，就举手一掷，正中了它的鼻梁。

　　呜的一声，它不见了。我漫步着，漫步着，在少有的寂寞里。

　　秋已经来了，我还是漫步着。叫呢，也还是有的，然而更加躲躲闪闪了，声音也和先前不同，距离也隔得远了，连鼻子都看不见。

　　我不再冷笑，不再恶笑了，我漫步着，一面舒服的听着它那很脆的声音。

　　八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犬声如豹”　语出唐代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原作“深巷寒犬，吠声如豹”。

“揩油”〔１〕

　　苇索

　　“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谓之“舞弊”罢。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设法向妇女调笑几句，或乘机摸一下，也谓之“揩油”，这虽然不及对于金钱的名正言顺，但无大损于被揩者则一也。

　　表现得最分明的是电车上的卖票人。纯熟之后，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付钱而不给票，客人本该索取的，然而很难索取，也很少见有人索取，因为他所揩的是洋商的油〔２〕，同是中国人，当然有帮忙的义务，一索取，就变成帮助洋商了。这时候，不但卖票人要报你憎恶的眼光，连同车的客人也往往不免显出以为你不识时务的脸色。

　　然而彼一时，此一时，如果三等客中有时偶缺一个铜元，你却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车，这时他就不肯通融，变成洋商的忠仆了。

　　在上海，如果同巡捕，门丁，西崽之类闲谈起来，他们大抵是憎恶洋鬼子的，他们多是爱国主义者。然而他们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

　　“揩油”的生活有福了。这手段将更加展开，这品格将变成高尚，这行为将认为正当，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和对于帝国主义的复仇。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所谓“高等华人”也者，也何尝逃得出这模子。

　　但是，也如“吃白相饭”朋友那样，卖票人是还有他的道德的。倘被查票人查出他收钱而不给票来了，他就默然认罚，决不说没有收过钱，将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

　　八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　揩的是洋商的油　解放前，上海租界内的电车是分别由英商和法商投资的两个电车公司经营的。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１〕

　　旅隼

　　看见了讲到“孔乙己”〔２〕，就想起中国一向怎样教育儿童来。

　　现在自然是各式各样的教科书，但在村塾里也还有《三字经》和《百家姓》〔３〕。清朝末年，有些人读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神童诗》〔４〕，夸着“读书人”的光荣；有些人读的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的《幼学琼林》〔５〕，教着做古文的滥调。再上去我可不知道了，但听说，唐末宋初用过《太公家教》〔６〕，久已失传，后来才从敦煌石窟中发现，而在汉朝，是读《急就篇》〔７〕之类的。

　　就是所谓“教科书”，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

　　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而且因为旧的社会关系，一面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８〕。

　　《自由谈》的投稿者，常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为对于这工作，是很有胜任者在的。不知亦有有意于此者乎？现在提出这问题，盖亦知易行难，遂只得空口说白话，而望垦辟于健者也。

　　八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　指陈子展所作《再谈孔乙己》一文，内容是关于旧时书塾中教学生习字用的描红语诀“上大人，丘（孔）乙己……”的考证和解释，载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３〕　《三字经》　相传为南宋王应麟（一说宋末元初人区适子）作。《百家姓》，相传为宋代初年人作。都是旧时书塾中所用的识字课本。

　　〔４〕　《神童诗》　旧时书塾中初级读物的一种，相传为北宋汪洙作。这里所引的是该书开头几句。

　　〔５〕　《幼学琼林》　旧时学童初级读物，清代程允升等编著。内容系杂集关于天文、人伦、器用、技艺……的多种成语典故而成，全都是骈文。这里所引的第三四句，原文作：“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６〕　《太公家教》　旧时学童初级读物，作者不详。太公即曾祖或高祖。此书在唐宋时颇流行，后失传，清光绪末年在敦煌鸣沙山石室中发现写本一卷，有罗振玉《鸣沙石室古佚书》影印本。

　　〔７〕　《急就篇》　一名《急就章》，旧时学意识字读物，西汉史游撰。有唐代颜师古及王应麟注。内容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用等分类编成韵语，多数为七字一句。

　　〔８〕　其功德，当不在禹下　是唐代韩愈在《与孟尚书书》中称赞孟轲的话：“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亚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禹是一条虫，是顾颉刚在一九二三年讨论古史的文章中提出的看法，参看本卷第１３页注〔４〕。

为翻译辩护〔１〕

　　洛文

　　今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

　　或曰“硬译”，或曰“乱译”，或曰“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２〕。

　　这种现象，在翻译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抢先”。

　　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翻译者当然也逃不出这例子的。而书店和读者，实在也没有容纳同一原本的两种译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种译稿，别一译本就没有书店肯接收出版了，据说是已经有了，怕再没有人要买。

　　举一个例在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古典的达尔文〔３〕的《物种由来》，日本有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国只有一种马君武〔４〕博士的翻译，而他所根据的却是日本的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然而那里还会有书店肯出版呢？除非译者同时是富翁，他来自己印。不过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盘，再也不来弄什么翻译了。

　　还有一层，是中国的流行，实在也过去得太快，一种学问或文艺介绍进中国来，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大抵就烟消火灭。靠翻译为生的翻译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来，则到他脱稿时，社会上早已无人过问。中国大嚷过托尔斯泰，屠格纳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５〕，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也没有。去年虽然还有以郭沫若〔６〕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读书和出版界的惰气，势必至于读者也厌倦，译者也厌倦，出版者也厌倦，归根结蒂是不会完结的。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现在最普通的对于翻译的不满，是说看了几十行也还是不能懂。但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倘是康德〔７〕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

　　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八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　见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申报•自由谈》载林翼之《“翻译”与“编述”》，文中说：“许多在那儿干硬译乱译工作的人，如果改行来做改头换面的编述工作，是否胜任得了？……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连把原作从头到尾瞧一遍的工夫也没有，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又同年八月十三日《自由谈》载有大圣《关于翻译的话》，又中说：“目前我们的出版界的大部分的译品太糟得令人不敢领教了，无论是那一类译品，往往看了三四页，还是不知所云。”

　　〔３〕　达尔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他的《物种起源》（一译《物种由来》）一书，于一八五九年出版，是奠定生物进化理论基础的重要著作。

　　〔４〕　马君武（１８８２—１９３９）　名和，广西桂林人。初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去德国，获柏林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曾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及上海中国公学、广西大学校长等职。他翻译的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译名《物种原始》，一九二○年中华书局出版。

　　〔５〕　托尔斯泰（M．N．OGPQRGS，１８２８—１９１０）　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屠格纳夫（T．U．ＴVHWXKXY，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罗亭》、《父与子》等。辛克莱（Ｕ．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美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等。

　　〔６〕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　四川乐山人。创造社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历史论文集《奴隶制时代》等。他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共三册（未完）。

　　〔７〕　康德（Ｉ．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　德国哲学家。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出版于一七八一年。

爬和撞〔１〕 　　荀继 　　从前梁实秋教授曾经说过：穷人总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２〕。不但穷人，奴隶也是要爬的，有了爬得上的机会，连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 　　 　　虽然爬得上的很少，然而个个以为这正是他自己。这样自然都安分的去耕田，种地，拣大粪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俭，背着苦恼的命运，和自然奋斗着，拚命的爬，爬，爬。可是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大多数人却还只是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 　　 　　然而爬的人太多，爬得上的太少，失望也会渐渐的侵蚀善良的人心，至少，也会发生跪着的革命。于是爬之外，又发明了撞。 　　 　　这是明知道你太辛苦了，想从地上站起来，所以在你的背后猛然的叫一声：撞罢。一个个发麻的腿还在抖着，就撞过去。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就是五十万元大洋〔３〕，妻，财，子，禄都有。撞不好，至多不过跌一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么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旧可以爬。何况有些人不过撞着玩罢了，根本就不怕跌交的。 　　 　　爬是自古有之。例如从童生到状元，从小瘪三到康白度〔４〕。撞却似乎是近代的发明。要考据起来，恐怕只有古时候“小姐抛彩球”〔５〕有点像给人撞的办法。小姐的彩球将要抛下来的时候，——一个个想吃天鹅肉的男子汉仰着头，张着嘴，馋涎拖得几尺长……可惜，古人究竟呆笨，没有要这些男子汉拿出几个本钱来，否则，也一定可以收着几万万的。 　　 　　爬得上的机会越少，愿意撞的人就越多，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你们制造撞的机会，叫你们化些小本钱，而豫约着你们名利双收的神仙生活。所以撞得好的机会，虽然比爬得上的还要少得多，而大家都愿意来试试的。这样，爬了来撞，撞不着再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八月十六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　梁实秋在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六、七号合刊发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其中有这样的话：“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参看《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３〕　五十万元大洋　当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头等奖为五十万元。 　　 　　〔４〕　康白度　英语Ｃｏｍｐｒａｄｏｒ的音译，即买办。 　　 　　〔５〕　“小姐抛彩球”　旧小说戏曲中描述的官僚贵族小姐招亲的一种方式，小姐抛出彩球，落在哪个男子身上，就嫁给他为妻。


各种捐班〔１〕

　　洛文

　　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这一伙。财主少爷吃得油头光脸，忽而忙了几天，头上就有一粒水晶顶，有时还加上一枝蓝翎〔２〕，满口官话，说是“今天天气好”了。

　　到得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实际上倒是开展了起来，连“学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顶戴。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钱。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容易办了。譬如，要捐学者罢，那就收买一批古董，结识几个清客，并且雇几个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纹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书，名之曰“什么集古录”或“什么考古录”。李富孙〔３〕做过一部《金石学录》，是专载研究金石〔４〕的人们的，然而这倒成了“作俑”〔５〕，使清客们可以一续再续，并且推而广之，连收藏古董，贩卖古董的少爷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６〕的收进去了，这就叫作“金石家”。

　　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应该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而“文学家”或“艺术家”也就这样的起来了。

　　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学者文人也不会折本。印刷品固然可以卖现钱，古董将来也会有洋鬼子肯出大价的。

　　这又叫作“名利双收”。不过先要能“投资”，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学士也就不大值钱了。

　　而现在还值钱，所以也还会有人忙着做人名辞典，造文艺史，出作家论，编自传。我想，倘作历史的著作，是应该像将文人分为罗曼派，古典派一样，另外分出一种“捐班”派来的，历史要“真”，招些忌恨也只好硬挺，是不是？

　　八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水晶顶、蓝翎　都是清代用以区别官员等级的帽饰。五品官礼帽上用亮白色水晶顶。帽后又分别垂戴孔雀翎（五品以上）或羽蓝翎（六品以下）。富家子弟也可以因捐官而得到这种“顶戴”。

　　〔３〕　李富孙（１７６４—１８４３）　字芗蒜，清代嘉兴人。著有《金石学录》、《汉魏六朝墓铭纂例》等书。

　　〔４〕　金石　这里金指铜器，石指石碑等，古代常在这些东西上面铸字或刻字以记事，故称这类历史文物为金石。

　　〔５〕　“作俑”《孟子•梁惠王》：“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后来即称开头做坏事为“作俑”。俑，古代殉葬用的木偶或泥人。

　　〔６〕　一榻括子　上海话，统统、全盘的意思。

四库全书珍本〔１〕

　　丰之余

　　现在除兵争，政争等类之外，还有一种倘非闲人，就不大注意的影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２〕。官商要照原式，及早印成，学界却以为库本有删改，有错误，如果有别本可得，就应该用别的“善本”来替代。

　　但是，学界的主张，是不会通过的，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这理由很分明，就因为要赶快。四省不见，九岛出脱〔３〕，不说也罢，单是黄河的出轨〔４〕举动，也就令人觉得岌岌乎不可终日，要做生意就得赶快。况且“钦定”二字，至今也还有一点威光，“御医”“贡缎”，就是与众不同的意思。便是早已共和了的法国，拿破仑〔５〕的藏书在拍卖场上还是比平民的藏书值钱；欧洲的有些著名的“支那学者”，讲中国就会引用《钦定图书集成》〔６〕，这是中国的考据家所不肯玩的玩艺。但是，也可见印了“钦定”过的“珍本”，在外国，生意总可以比“善本”好一些。

　　即使在中国，恐怕生意也还是“珍本”好。因为这可以做摆饰，而“善本”却不过能合于实用。能买这样的书的，决非穷措大也可想，则买去之后，必将供在客厅上也亦可知。这类的买主，会买一个商周的古鼎，摆起来；不得已时，也许买一个假古鼎，摆起来；但他决不肯买一个沙锅或铁镬，摆在紫檀桌子上。因为他的目的是在“珍”而并不在“善”，更不在是否能合于实用的。

　　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来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７〕。这回的《四库全书》中的“珍本”是影印的，决无改错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气第二回。

　　然而结果总非依照《钦定四库全书》不可。因为“将来”的事，和现在的官商是不相干了。

　　八月二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影印《四库全书》中的“珍本”之争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下令编纂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三千余种。为了维护清政权的封建统治，有些书曾被抽毁或窜改。一九三三年六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当时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和商务印书馆订立合同，影印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未刊本；北京图书馆馆长蔡元培则主张采用旧刻或旧抄本，以代替经四库全书馆馆臣窜改过的库本，藏书家傅增湘、李盛铎和学术界陈垣、刘复等人，也与蔡元培主张相同，但为教育部长王世杰所反对，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也主张照印库本。结果商务印书馆仍依国民党官方意见，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刊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选书二百三十一种。

　　〔３〕　四省不见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侵占我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九岛出脱，九一八事变后，法国殖民主义者趁机提出吞并我国领土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无理要求，并于一九三三年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九个岛屿。对此，中国人民群起抗议，当时中国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当局提出了严正交涉。

　　〔４〕　黄河的出轨　指一九三三年七月黄河决口，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安徽以至江苏北部，都泛滥成灾。

　　〔５〕　拿破仑（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　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军事家、政治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藏书很多，死后其藏书辗转易主，一九三二年曾有一部分被人运往柏林，准备拍卖，后由法国政府设法运回巴黎。

　　〔６〕　《钦定图书集成》　即《古今图书集成》，我国大型类书之一。清康熙、雍正时命陈梦雷、蒋廷锡等先后编纂，于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完成。全书共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六编，总计凡一万卷。

　　〔７〕　“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　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

新秋杂识〔１〕

　　旅隼

　　门外的有限的一方泥地上，有两队蚂蚁在打仗。

　　童话作家爱罗先珂〔２〕的名字，现在是已经从读者的记忆上渐渐淡下去了，此时我却记起了他的一种奇异的忧愁。他在北京时，曾经认真的告诉我说：我害怕，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人发明一种方法，只要怎么一来，就能使人们都成为打仗的机器的。

　　其实是这方法早经发明了，不过较为烦难，不能“怎么一来”就完事。我们只要看外国为儿童而作的书籍，玩具，常常以指教武器为大宗，就知道这正是制造打仗机器的设备，制造是必须从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入手的。

　　不但人们，连昆虫也知道。蚂蚁中有一种武士蚁，自己不造窠，不求食，一生的事业，是专在攻击别种蚂蚁，掠取幼虫，使成奴隶，给它服役的。但奇怪的是它决不掠取成虫，因为已经难施教化。它所掠取的一定只限于幼虫和蛹，使在盗窟里长大，毫不记得先前，永远是愚忠的奴隶，不但服役，每当武士蚁出去劫掠的时候，它还跟在一起，帮着搬运那些被侵略的同族的幼虫和蛹去了。

　　但在人类，却不能这么简单的造成一律。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

　　然而制造者也决不放手。孩子长大，不但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是我们时时看见的。经济的雕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学术文艺书籍，不是教科书，便是儿童书，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去。但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要将我们的孩子们造成什么东西呢？却还没有看见战斗的批评家论及，似乎已经不大有人注意将来了。

　　反战会议〔３〕的消息不很在日报上看到，可见打仗也还是中国人的嗜好，给它一个冷淡，正是违反了我们的嗜好的证明。自然，仗是要打的，跟着武士蚁去搬运败者的幼虫，也还不失为一种为奴的胜利。但是，人究竟是“万物之灵”，这样那里能就够。仗自然是要打的，要打掉制造打仗机器的蚁冢，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

　　八月二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　爱罗先珂（Ｂ．Z．ＥHG[XK\G，１８８９—１９５２）　俄国诗人和童话作家。童年时因病双目失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曾来中国，与鲁迅结识，鲁迅译过他的作品《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集》等。

　　〔３〕　反战会议　指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在上海召开的远东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争取国际和平等问题。开会前，国民党政府和法租界、公共租界当局对会议进行种种诽谤和阻挠，不许在华界或租界内召开。但在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支持下终于秘密举行。英国马莱爵士、法国作家和《人道报》主笔伐扬－古久里、中国宋庆龄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鲁迅被推为主席团名誉主席。在会议筹备期间，鲁迅曾尽力支持和给以经济上的帮助。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鲁迅复萧军的一封信中曾说：“会（按指反战会议）是开成的，费了许多力；各种消息，报上都不肯登，所以在中国很少人知道。结果并不算坏，各代表回国后都有报告，使世界上更明了了中国的实情。我加入的。”

帮闲法发隐〔１〕

　　桃椎

　　吉开迦尔〔２〕是丹麦的忧郁的人，他的作品，总是带着悲愤。不过其中也有很有趣味的，我看见了这样的几句——“戏场里失了火。丑角站在戏台前，来通知了看客。大家以为这是丑角的笑话，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说是火灾。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结在当作笑话的开心的人们的大家欢迎之中的罢。”

　　不过我的所以觉得有趣的，并不专在本文，是在由此想到了帮闲们的伎俩。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譬如罢，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开去，这就是所谓“打诨”。如果是杀人，他就来讲当场的情形，侦探的努力；死的是女人呢，那就更好了，名之曰“艳尸”，或介绍她的日记。

　　如果是暗杀，他就来讲死者的生前的故事，恋爱呀，遗闻呀……人们的热情原不是永不弛缓的，但加上些冷水，或者美其名曰清茶，自然就冷得更加迅速了，而这位打诨的脚色，却变成了文学者。

　　假如有一个人，认真的在告警，于凶手当然是有害的，只要大家还没有僵死。但这时他就又以丑角身份而出现了，仍用打诨，从旁装着鬼脸，使告警者在大家的眼里也化为丑角，使他的警告在大家的耳边都化为笑话。耸肩装穷，以表现对方之阔，卑躬叹气，以暗示对方之傲；使大家心里想：这告警者原来都是虚伪的。幸而帮闲们还多是男人，否则它简直会说告警者曾经怎样调戏它，当众罗列淫辞，然后作自杀以明耻之状也说不定。周围捣着鬼，无论如何严肃的说法也要减少力量的，而不利于凶手的事情却就在这疑心和笑声中完结了。它呢？这回它倒是道德家。

　　当没有这样的事件时，那就七日一报，十日一谈，收罗废料，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看过一年半载，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但是，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

　　八月二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　吉开迦尔（Ｓ．Ａ．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１８１３—１８５５）　通译克尔凯郭尔，丹麦哲学家。下面引文见于他的《非此即彼》一书的《序幕》。原书注解说，一八三六年二月十四日在彼得堡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按鲁迅这段引文是根据日本宫原晃一郎译克尔凯郭尔《忧愁的哲理》一书。）

登龙术拾遗〔１〕

　　苇索

　　章克标〔２〕先生做过一部《文坛登龙术》，因为是预约的，而自己总是悠悠忽忽，竟失去了拜诵的幸运，只在《论语》〔３〕上见过广告，解题和后记。但是，这真不知是那里来的“烟士披里纯”〔４〕，解题的开头第一段，就有了绝妙的名文——龙的技术，那是和骑马驾车相类似的东西了。但平常乘龙就是女婿的意思，文坛似非女性，也不致于会要招女婿，那么这样解释似乎也有引起别人误会的危险。

　　……”

　　确实，查看广告上的目录，并没有“做女婿”这一门，然而这却不能不说是“智者千虑”〔５〕的一失，似乎该有一点增补才好，因为文坛虽然“不致于会要招女婿”，但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

　　术曰：要登文坛，须阔太太〔６〕，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

　　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声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

　　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试看王尔德〔７〕遗照，盘花钮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见犹怜，而况令阃〔８〕。可惜他的太太不行，以至滥交顽童，穷死异国，假如有钱，何至于此。

　　所以倘欲登龙，也要乘龙，“书中自有黄金屋”〔９〕，早成古话，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

　　但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１０〕。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然而富女诗人未必一定爱穷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难，这一法，在这里只算是《登龙术拾遗》的附录，请勿轻用为幸。

　　八月二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章克标　浙江海宁人。他的《文坛登龙术》，是一部以轻浮无聊的态度，叙述当时部分文人种种投机取巧手段的书，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版。

　　〔３〕　《论语》　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该刊第十九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曾刊载《文坛登龙术》的《解题》和《后记》，第二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又刊载该书的广告及目录。

　　〔４〕　“烟士披里纯”　英语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的音译，意为灵感。

　　〔５〕　“智者千虑”　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６〕　要登文坛，须阔太太　这是对邵洵美等人的讽刺。邵娶清末大买办官僚、百万富豪盛宣怀之孙女为妻，曾出资自办书店和编印刊物。

　　〔７〕　王尔德（Ｏ．Ｗｉｌｄｅ，１８５６—１９００）　英国唯美派作家。著有童话《快乐王子集》、剧本《莎乐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等。

　　曾因不道德罪（同性恋，即文中说的“滥交顽童”）入狱，后流落巴黎，穷困而死。

　　〔８〕　人见犹怜，而况令阃　南朝宋虞通之《妒记》记晋代桓温以李势女为妾，桓妻性凶妒，知此事后，拔刀率领婢女数十人前往杀李，但在会见之后，却为李的容貌言辞所动，乃掷刀说：“阿姊见汝，不能不怜，何况老奴！”（据鲁迅辑《古小说钩沈》本）这两句即从此改变而来。阃，门槛，古代妇女居住的内室也称为阃，所以又用作妇女的代称。

　　〔９〕　“书中自有黄金屋”　语见《劝学文》（相传为宋真宗赵恒作）。

　　〔１０〕　“女诗人”　当时上海大买办虞洽卿的孙女虞岫云，在一九三二年以虞琰的笔名出版诗集《湖风》，内容充满“痛啊”、“悲愁”

　　等无病呻吟之词。一些无聊的杂志和小报曾加以吹捧，如曾今可就写过《女诗人虞岫云访问记》。

由聋而哑〔１〕

　　洛文

　　医生告诉我们：有许多哑子，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只因为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就以为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他自然也只好呜呜哑哑了。所以勃兰兑斯〔２〕叹丹麦文学的衰微时，曾经说：文学的创作，几乎完全死灭了。人间的或社会的无论怎样的问题，都不能提起感兴，或则除在新闻和杂志之外，绝不能惹起一点论争。我们看不见强烈的独创的创作。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哑”来。（《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第一卷自序）

　　这几句话，也可以移来批评中国的文艺界，这现象，并不能全归罪于压迫者的压迫，五四运动时代的启蒙运动者和以后的反对者，都应该分负责任的。前者急于事功，竟没有译出什么有价值的书籍来，后者则故意迁怒，至骂翻译者为媒婆〔３〕，有些青年更推波助澜，有一时期，还至于连人地名下注一原文，以便读者参考时，也就诋之曰“墟学”。

　　今竟何如？三开间店面的书铺，四马路上还不算少，但那里面满架是薄薄的小本子，倘要寻一部巨册，真如披沙拣金之难。自然，生得又高又胖并不就是伟人，做得多而且繁也决不就是名著，而况还有“剪贴”。但是，小小的一本“什么ＡＢＣ〔４〕”里，却也决不能包罗一切学术文艺的。一道浊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但蒸溜了浊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

　　因为多年买空卖空的结果，文界就荒凉了，文章的形式虽然比较的整齐起来，但战斗的精神却较前有退无进。文人虽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为了出力的吹，壳子大了，里面反显得更加空洞。于是误认这空虚为寂寞，像煞有介事的说给读者们；其甚者还至于摆出他心的腐烂来，算是一种内面的宝贝。散文，在文苑中算是成功的，但试看今年的选本，便是前三名，也即令人有“貂不足，狗尾续”〔５〕之感。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６〕所描写的“末人”。

　　但绍介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作，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连洋人走狗，富户赘郎，也会来哼哼的冷笑一下。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

　　八月二十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　勃兰兑斯（Ｇ．Ｂｒａｎｄｅｓ，１８４２—１９２７）　丹麦文学批评家。

　　他的主要著作《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共六卷，出版于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九○年。

　　〔３〕　一九二一年二月郭沫若在《民铎》杂志第二卷第五号发表致李石岑函，其中有这样的话：“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

　　〔４〕　ＡＢＣ　入门、初步的意思。当时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过一套“ＡＢＣ丛书”，内收各方面的入门书多种。

　　〔５〕　“貂不足，狗尾续”　语见《晋书•赵王伦传》，原意是讽刺司马懿第九子司马伦封爵过滥，连家中奴仆差役都受封，“每朝会，貂蝉盈座，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

　　〔６〕　尼采（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８４４—１９００）　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末人”（Ｄｅｒ　Ｌｅｔｚｔｅ　Ｍｅｎｓｃｈ），见尼采所著《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意思是指一种无希望、无创造、平庸畏葸、浅陋渺小的人。鲁迅曾经把这篇《序言》译成中文，发表于一九二○年六月《新潮》杂志第二卷第五号。

新秋杂识（二）〔１〕

　　旅隼

　　八月三十日的夜里，远远近近，都突然劈劈拍拍起来，一时来不及细想，以为“抵抗”又开头了，不久就明白了那是放爆竹，这才定了心。接着又想：大约又是什么节气了罢？……

　　待到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原来昨夜是月蚀，那些劈劈拍拍，就是我们的同胞，异胞（我们虽然大家自称为黄帝子孙，但蚩尤〔２〕的子孙想必也未尝死绝，所以谓之“异胞”）在示威，要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

　　再前几天，夜里也很热闹。街头巷尾，处处摆着桌子，上面有面食，西瓜；西瓜上面叮着苍蝇，青虫，蚊子之类，还有一桌和尚，口中念念有词：“回猪猡普米呀邓！〔３〕**呀邓！

　　邓！！”这是在放焰口，施饿鬼。到了盂兰盆节〔４〕了，饿鬼和非饿鬼，都从阴间跑出，来看上海这大世面，善男信女们就在这时尽地主之谊，托和尚“**呀邓”的弹出几粒白米去，请它们都饱饱的吃一通。

　　我是一个俗人，向来不大注意什么天上和阴间的，但每当这些时候，却也不能不感到我们的还在人间的同胞们和异胞们的思虑之高超和妥帖。别的不必说，就在这不到两整年中，大则四省，小则九岛，都已变了旗色了，•不•久•还•有•八•岛。

　　不但救不胜救，即使想要救罢，•一•开•口，•说•不•定•自•己•就•危•险（这两句，印后成了“于势也有所未能”）。所以最妥当是救月亮，那怕爆竹放得震天价响，天狗决不至于来咬，月亮里的酋长（假如有酋长的话）也不会出来禁止，目为反动的。救人也一样，兵灾，旱灾，蝗灾，水灾……灾民们不计其数，幸而暂免于灾殃的小民，又怎么能有一个救法？那自然远不如救魂灵，事省功多，和大人先生的打醮造塔〔５〕同其功德。这就是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６〕；而“君子务其大者远者”〔７〕，亦此之谓也。

　　而况“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８〕，也是古圣贤的明训，国事有治国者在，小民是用不着吵闹的。不过历来的圣帝明王，可又并不卑视小民，倒给与了更高超的自由和权利，就是听你专门去救宇宙和魂灵。这是太平的根基，从古至今，相沿不废，将来想必也不至先便废。记得那是去年的事了，沪战初停，日兵渐渐的走上兵船和退进营房里面去，有一夜也是这么劈劈拍拍起来，时候还在“长期抵抗”〔９〕中，日本人又不明白我们的国粹，以为又是第几路军前来收复失地了，立刻放哨，出兵……乱烘烘的闹了一通，才知道我们是在救月亮，他们是在见鬼。“哦哦！成程（Ｎａｒｕｈｏｄｏ＝原来如此）！”惊叹和佩服之余，于是恢复了平和的原状。今年呢，连哨也没有放，大约是已被中国的精神文明感化了。

　　•奴•才•们•的•发•昏•和•做•梦•也•不•准•的•么？•……八月三十一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申报•自由谈》，题为《秋夜漫谈》，署名虞明。

　　〔２〕　蚩尤　古代传说中我国九黎族的首领，相传他和黄帝作战，兵败被杀。

　　〔３〕　“回猪猡普米呀邓！”　梵语音译，《瑜伽集要焰口施食仪》中的咒文，“猪猡”原作“资*獱”。

　　〔４〕　盂兰盆节　“盂兰盆”是梵语音译，意为解倒悬。旧俗以夏历七月十五日为盂兰盆节，在这一天夜里请和尚诵经施食，追荐死者，称为放焰口。焰口，饿鬼名。

　　〔５〕　打醮　旧时僧道设坛念经做法事。国民党政客戴季陶等在九一八事变后，拉拢当时的班禅喇嘛，以超荐天灾兵祸死去的鬼魂等名义，迭次发起“仁王护国法会”、“普利法会”等，诵经礼佛。造塔，指戴季陶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在南京筑塔收藏孙中山的遗著抄本，参看本卷第１４０页注〔６〕。

　　〔６〕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孔丘的话，语见《论语•卫灵公》。

　　〔７〕　“君子务其大者远者”　语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是春秋时郑国子皮对子产所说的话。

　　〔８〕　“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　语见《庄子•逍遥游》，意思是各人办理自己分内的事。庖人，厨子；尸祝，主持祝祷的人；尊俎，盛酒载牲的器具。

　　〔９〕　“长期抵抗”　参看本卷第１７页注〔５〕。

男人的进化〔１〕

　　虞明

　　说禽兽交合是恋爱未免有点亵渎。但是，禽兽也有性生活，那是不能否认的。它们在春情发动期，雌的和雄的碰在一起，难免“卿卿我我”的来一阵。固然，雌的有时候也会装腔做势，逃几步又回头看，还要叫几声，直到实行“同居之爱”为止。禽兽的种类虽然多，它们的“恋爱”方式虽然复杂，可是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就是雄的不见得有什么特权。

　　人为万物之灵，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领大。最初原是马马虎虎的，可是因为“知有母不知有父”〔２〕的缘故，娘儿们曾经“统治”过一个时期，那时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后来的族长还要威风。后来不知怎的，女人就倒了霉：项颈上，手上，脚上，全都锁上了链条，扣上了圈儿，环儿，——虽则过了几千年这些圈儿环儿大都已经变成了金的银的，镶上了珍珠宝钻，然而这些项圈，镯子，戒指等等，到现在还是女奴的象征。既然女人成了奴隶，那就男人不必征求她的同意再去“爱”她了。古代部落之间的战争，结果俘虏会变成奴隶，女俘虏就会被强奸。那时候，大概春情发动期早就“取消”了，随时随地男主人都可以强奸女俘虏，女奴隶。现代强盗恶棍之流的不把女人当人，其实是大有酋长式武士道的遗风的。

　　但是，强奸的本领虽然已经是人比禽兽“进化”的一步，究竟还只是半开化。你想，女的哭哭啼啼，扭手扭脚，能有多大兴趣？自从金钱这宝贝出现之后，男人的进化就真的了不得了。天下的一切都可以买卖，性欲自然并非例外。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所以嫖妓是男人进化的颇高的阶段了。

　　同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却要比嫖妓更高明。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当新妇被人放到新郎的床上的时候，她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自由也没有，何况恋爱。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３〕孔圣人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即使“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４〕的。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这样巧妙而严厉的手段来，雌的一定要急得“跳墙”。然而人却只会跳井，当节妇，贞女，烈女去。礼教婚姻的进化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男人会用“最科学的”学说，使得女人虽无礼教，也能心甘情愿地从一而终，而且深信性欲是“兽欲”，不应当作为恋爱的基本条件，因此发明“科学的贞操”，——那当然是文明进化的顶点了。

　　呜呼，人——男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自注：这篇文章是卫道的文章。

　　九月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署名旅隼。

　　〔２〕　“知有母不知有父”　指原始共产社会杂婚制下的现象。

　　《吕氏春秋•恃君览》中有关于这种现象的记载：“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

　　〔３〕　周公　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他曾助武王灭商，并辅成王执政，对周代典章制度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旧传“六经”中的《礼经》（《仪礼》）为周公所作，或说是孔丘所定；其中关于婚礼的详细规定，长期影响着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

　　〔４〕　“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　语出基督教的《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同意和解释〔１〕

　　虞明

　　上司的行动不必征求下属的同意，这是天经地义。但是，有时候上司会对下属解释。

　　新进的世界闻人说：“原人时代就有威权，例如人对动物，一定强迫它们服从人的意志，而使它们抛弃自由生活，不必征求动物的同意。”〔２〕这话说得透彻。不然，我们那里有牛肉吃，有马骑呢？人对人也是这样。

　　日本耶教会〔３〕主教最近宣言日本是圣经上说的天使：“上帝要用日本征服向来屠杀犹太人的白人……以武力解放犹太人，实现《旧约》上的豫言。”这也显然不征求白人的同意的，正和屠杀犹太人的白人并未征求过犹太人的同意一样。日本的大人老爷在中国制造“国难”，也没有征求中国人民的同意。——至于有些地方的绅董，却去征求日本大人的同意，请他们来维持地方治安，那却又当别论。总之，要自由自在的吃牛肉，骑马等等，就必须宣布自己是上司，别人是下属；或是把人比做动物，或是把自己作为天使。

　　但是，这里最要紧的还是“武力”，并非理论。不论是社会学或是基督教的理论，都不能够产生什么威权。原人对于动物的威权，是产生于弓箭等类的发明的。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这种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

　　当上司对于下属解释的时候，你做下属的切不可误解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为即使你绝对的不同意，他还是干他的。他自有他的梦想，只要金银财宝和飞机大炮的力量还在他手里，他的梦想就会实现；而你的梦想却终于只是梦想，——万一实现了，他还说你抄袭他的动物主义的老文章呢。

　　•是•十•九•世•纪•人•士•所•梦•想•不•到•的。•意•大•利•和•德•意•志•不•用•说•了；•就•是•英•国•的•国•民•政•府，“•它•的•实•权•也•完•全•属•于•保•守•党•一•党”。“•美•国•新•总•统•所•取•得•的•措•置•经•济•复•兴•的•权•力，•比•战•争•和•戒•严•时•期•还•要•大•得•多”。

　　〔４〕

　　•大•家•做•动•物，•使•上•司•不•必•征•求•什•么•同•意，•这•正•不•过，•我•这•种•解•释•还•有•点•美•中•不•足：•中•国•自•己•的•秦•始•皇•帝•焚•书•坑•儒，•中•国•自•己•的•韩•退•之

　　〔５〕

　　•等•说：“•民•不•出•米•粟•麻•丝•以•的•学•说•和•事•实•—•—•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呢？九月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　这是希特勒一九三三年九月初在纽伦堡国社党大会闭幕时发表演说中的话。

　　〔３〕　日本耶教会　即日本耶稣教会。据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大晚报》载路透社东京讯说，该会负责人中田宣称：“《以色亚》章（按指《旧约全书•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中一汝所不知之国，与亦不知汝之国，及《启示录》第七篇（按指《新约全书•启示录》第七章）一天使降自东方，执上帝之玺，皆指日本而言。”又说：“上帝将以日本征服向来屠杀犹太人之白人，……日本以武力解放犹太人，实现《旧约》预言”。

　　〔４〕　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出席世界经济会议归国后，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在南京说的话。他宣传西方各国政府的“权力之大”，“为十九世纪人士所梦想不到”，要中国效法这种“好榜样”。

　　〔５〕　韩退之（７６８—８２４）　名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著有《韩昌黎集》。这里所引的话见他所作的《原道》，原文为：“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文床秋梦〔１〕

　　游光

　　春梦是颠颠倒倒的。“夏夜梦”呢？看沙士比亚〔２〕的剧本，也还是颠颠倒倒。中国的秋梦，照例却应该“肃杀”，民国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后处决”的，这是顺天时。天教人这么着，人就不能不这么着。所谓“文人”当然也不至于例外，吃得饱饱的睡在床上，食物不能消化完，就做梦；而现在又是秋天，天就教他的梦威严起来了。

　　二卷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的《涛声》上，有一封自名为“林丁”先生的给编者的信，其中有一段说——彼此摧残，则在傍观人看来，却不能不承是整个文坛的不幸。……我以为各人均应先打屁股百下，以儆效尤，余事可一概不提。……”

　　前两天，还有某小报上的不署名的社谈，它对于早些日子余赵的剪窃问题之争〔３〕，也非常气愤——

　　“……假使我一朝大权在握，我一定把这般东西捉

　　了来，判他们罚作苦工，读书十年；中国文坛，或尚有干净之一日。”

　　张献忠自己要没落了，他的行动就不问“孰是孰非”，只是杀。清朝的官员，对于原被两造〔４〕，不问青红皂白，各打屁股一百或五十的事，确也偶尔会有的，这是因为满洲还想要奴才，供搜刮，就是“林丁”先生的旧梦。某小报上的无名子先生可还要比较的文明，至少，它是已经知道了上海工部局“判罚”下等华人的方法的了。

　　但第一个问题是在怎样才能够“一朝大权在握”？文弱书生死样活气，怎么做得到权臣？先前，还可以希望招驸马，一下子就飞黄腾达，现在皇帝没有了，即使满脸涂着雪花膏，也永远遇不到公主的青睐；至多，只可以希图做一个富家的姑爷而已。而捐官的办法，又早经取消，对于“大权”，还是只能像狐狸的遇着高处的葡萄一样，仰着白鼻子看看。文坛的完整和干净，恐怕实在也到底很渺茫。

　　五四时候，曾经在出版界上发现了“文丐”，接着又发现了“文氓”，但这种威风凛凛的人物，却是我今年秋天在上海新发见的，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文官”罢。看文学史，文坛是常会有完整而干净的时候的，但谁曾见过这文坛的澄清，会和这类的“文官”们有丝毫关系的呢。

　　不过，梦是总可以做的，好在没有什么关系，而写出来也有趣。请安息罢，候补的少大人们！

　　九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沙士比亚（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家。他的喜剧《仲夏夜之梦》，出版于一六○○年。

　　〔３〕　余赵的剪窃问题之争　余赵指余慕陶和赵景深。一九三三年余慕陶在乐华书局出版《世界文学史》上中两册，内容大都从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及他人所著中外文学史、革命史中剪窃而来，经赵景深等人在《自由谈》上指出以后，余慕陶一再作文强辩，说他的书是“整理”而非剪窃。

　　〔４〕　原被两造　原告与被告两方。

电影的教训〔１〕

　　孺牛

　　当我在家乡的村子里看中国旧戏的时候，是还未被教育成“读书人”的时候，小朋友大抵是农民。爱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焰，现出一个妖精来；对于剧情，似乎都不大和我们有关系。大面和老生的争城夺地，小生和正旦的离合悲欢，全是他们的事，捏锄头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是决不会登坛拜将，或上京赴考的。但还记得有一出给了感动的戏，好像是叫作《斩木诚》〔２〕。一个大官蒙了不白之冤，非被杀不可了，他家里有一个老家丁，面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那悲壮的动作和歌声，真打动了看客的心，使他们发见了自己的好模范。因为我的家乡的农人，农忙一过，有些是给大户去帮忙的。为要做得像，临刑时候，主母照例的必须去“抱头大哭”，然而被他踢开了，虽在此时，名分也得严守，这是忠仆，义士，好人。

　　但到我在上海看电影的时候，却早是成为“下等华人”的了，看楼上坐着白人和阔人，楼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华胄”，银幕上现出白色兵们打仗，白色老爷发财，白色小姐结婚，白色英雄探险，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觉得做不到。但当白色英雄探险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备第二次探险时，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记起了死者，脸色一沉，银幕上就现出一个他记忆上的黑色的面貌。黄脸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脸色一沉：他们被感动了。

　　幸而国产电影也在挣扎起来，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不过这也和十九路军〔３〕一同退出上海，现在是正在准备开映屠格纳夫的《春潮》〔４〕和茅盾的《春蚕》〔５〕了。当然，这是进步的。但这时候，却先来了一部竭力宣传的《瑶山艳史》〔６〕。

　　这部片子，主题是“开化瑶民”，机键是“招驸马〔７〕”，令人记起《四郎探母》〔８〕以及《双阳公主追狄》〔９〕这些戏本来。中国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伟论，近来不大听到了，要想去开化，自然只好退到苗瑶之类的里面去，而要成这种大事业，却首先须“结亲”，黄帝子孙，也和黑人一样，不能和欧亚大国的公主结亲，所以精神文明就无法传播。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

　　九月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　《斩木诚》　根据下文所述情节，此剧出自清代李玉著传奇《一捧雪》。木诚应作莫诚，为剧中人莫怀古之仆。

　　〔３〕　十九路军　指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曾自动进行抵抗；但国民党政府破坏抗日，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

　　〔４〕　《春潮》　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上海亨生影片公司曾据以拍摄为同名影片。

　　〔５〕　《春蚕》　茅盾的短篇小说，一九三三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改编拍摄为同名影片。

　　〔６〕　《瑶山艳史》　一部侮辱少数民族的影片，上海艺联影业公司出品。片中有在瑶区从事“开化”工作的男主角向瑶王女儿求爱，决心不再“出山”的情节。一九三三年九月初在上海公映时，影片公司在各报大登广告。该片曾获国民党中央党部嘉奖，“开化瑶民”一语，见于嘉奖函中。

　　〔７〕　驸马　汉朝设有“驸马都尉”，掌管御马；魏晋开始，公主的配偶授与“驸马都尉”的职位，此后驸马成为公主配偶的专称。

　　〔８〕　《四郎探母》　京剧，内容是北宋与辽交战，宋将杨四郎（延辉）被俘，当了驸马。后四郎母佘太君统兵征辽，四郎思母，潜回宋营探望，然后重返辽邦。

　　〔９〕　《双阳公主追狄》　京剧，内容是北宋大将狄青西征途中误走单单国，被诱与单单王之女双阳公主成亲。后来狄青逃出，继续西行，至风火关，公主追来，斥他负义；狄青以实情相告，公主感动，将他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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