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13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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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 Chén Jìng 国别 女 202020080595

康、雍、乾三朝时期的汉书翻译及其文化统制意涵* 摘要：清代的汉书翻译是统治者了解、学习和接纳汉文化的重要途径。与清初文化政策的其它单元一样，如官修史书、国语骑射、思想控制等，汉书的翻译、刊刻与颁行也是清代中、前期诸帝治术的独特构成。

蔡珠凤 Cài Zhūfèng 日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477

康、乾、雍三朝期间，汉书翻译规模不断扩大，主题日益丰富，目的更加明确，为满洲统治者走出“我族”意识，实现满、汉之间的文化接轨与观念沟通，建构并巩固满洲政权的治统与道统等，做出了重要贡献。汉书翻译的开展与推进源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与三朝统治者长期以来耽于汉籍，力主道德教化关系甚巨。自起始之日起，汉书翻译便被赋予德治与教化功能，其目的不是为了“以夷变夏”，或者“以夏变夷”，而是为了在满、汉之间进行交流、沟通与互鉴，政治意义与文化意涵并存。

曾俊霖 Zēng Jùnlín 国别 男 202120081478

关键词：汉书翻译； 文化沟通； 治术； 治统； 道统 导论：清初翻译汉书，实有不得已的情由。满洲以少数族群统摄中原，虽然历代君主强调“敬天”、“法祖”，遵循历史经验，然而满洲文化除了“国语骑射”之外，整体简陋贫乏，因此欲从自身民族历史、文化中寻求借镜，必会遭遇不敷应用的困境。

陈惠妮 Chén Huìnī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79

为了在征服和统治过程中有效运用历史经验，并将其正当化与合法化，汉文化的撷取成为不二选择，而汉籍的翻译便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例如建元初年，太祖努尔哈赤称汗之后，即命大臣翻译汉籍，进讲汉文经史，以便了解汉族历史。继位的太宗皇帝更是性嗜典籍，披览弗倦，有着丰富的汉族历史知识，不仅深明《金史》与《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等，认为二者使其耳目明快，而且接纳汉官建议，效法太祖命人翻译汉籍，并通过翻译吸收历史知识，将其运用至现实政治实践中，巩固并扩展政权的统治基础。

陈湘琼 Chén Xiāngqióng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女 202120081480

太宗对于汉书的翻译屡有训示，要求“读史致用”，翻译的书籍要么属于“勤于求治而国祚昌隆”者，要么则属于“所行悖道而统绪废坠”者，总之必须关乎朝政之要务。[1]9 ([1](清)鄂尔泰等.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太宗之后，冲幼即位的顺治帝同样“嗜观史书”，并采纳大学士希福建议，效仿太宗“鉴古之心”，颁赐《辽》、《金》、《元》三史译本，以明政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国家之治乱。[2]15-16

陈心怡 Chén Xīnyí 翻译学 女 202120081481

（[2]（清）鄂尔泰等.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尤其是《资治通鉴》一书，顺治帝对其更是情有独钟，认为它有“考百代之是非”的成效。[2]1清初三帝之后，满汉交流日渐频繁，民族融合逐步加强，满洲文化长足发展，嗣后诸帝的汉文化态度随之变化。

程杨 Chéng Yá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82

但无论是何种变化，汉书翻译的事业却从未间断，通过翻译汉籍求明道致用的功心也从未革损。如康熙帝“性眈问学”，于听政之暇常取《六经》和《资治通鉴》等书译本，发而读之，以探求圣人之心、治道之切。雍正帝也通过阅读汉籍，论及传统正统论，尤其是其中的“承统之正”与“得国之正”的观点，以此为满洲政权建构统治的理论基础。乾隆帝即位之后，凭借其对于汉籍的熟读与精研，继续推行尊孔崇儒的政策，宣传汉族文化，通过道德学术实现传国久远的理想抱负。

丁旋 Dīng Xu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83

可以认为，清代的汉书翻译既是一种笼络的手段，也是一种治术的形式，其根本目的乃是建构、巩固并维护满洲政权的正当性。一、清初汉书翻译述要 鉴于文献所限，清初翻译汉书的准确数字，难以查考。特别是太祖、太宗两朝时期，汉书翻译的具体情况尤难统计。

杜莉娜 Dù Lìnuó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484

但从《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和《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等文献记载情况看，顺、康、雍、乾四朝官方刊刻的汉书满文译本共计五十三种。其中，除去既有满文本，又有满汉合璧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大学衍义》，以及刊刻次数在两次及以上的满文本《诗经》、满汉合璧本《孝经（御制翻译孝经）》，以及满汉合璧本《潘氏（通鉴）总论》等，汉籍满文译书实为四十七种。以朝代统计，则分别是： 顺治朝九种：《辽史》、《金史》、《元史》、《洪武要训》、《三国志（通俗演义）》、《诗经》、《表忠录》、《孝经》（阿什坦译）和《六韬三略》；

付红岩 Fù Hóngy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85

康熙朝十二种：《纲鉴汇纂》、《大学衍义》、《日讲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解义》、《日讲易经解义》、《御选古文渊鉴》、《资治通鉴纲目》、《黄石公素书》、《醒世要言》、《潘氏（通鉴）总论》、《菜根谭》和《薛文清先生要语》； 雍正朝五种：《孝经集注》、《小学合解》、《小学》及《四体翻译心经》；④ 乾隆朝二十二种：《日讲春秋解义》、《御制翻译四书》（鄂尔泰等奉敕译，满文本，乾隆六年）、《御制翻译四书》（乾隆皇帝敕译，满汉合璧本，乾隆二十年）、《御制翻译书经集传》、《御制翻译周易》、《御制翻译诗经》、《御制翻译名义集》、《御制大悲心忏法仪轨经》、《大藏经全咒》、《御制楞严经》、《御制翻译礼记》、《御制翻译春秋》、《心经》、《大藏经》、《御制翻译孝经》、《翻译潘氏（通鉴）总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御译大云轮请雨经》、《吉祥偈》、《佛说四十二章经》、《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及《沐浴经》。

付诗雨 Fù Shīyǔ 日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486

上述译本中，虽然《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大学衍义》分别于顺治七年、康熙十一年刊印两次，但各自的底本相同，区别只在于一次为满文本，另一次则为满汉合璧本。此外，《孝经》曾于顺治、康熙、雍正朝各刊刻一次，但底本各不相同，其中顺治年间的刊行本为阿什坦译本、康熙年间的刊行本为和素译校本，雍正时期的版本则译者未明，只是注明“雍正皇帝敕译”。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世祖顺治帝笃信佛教，论佛谈法，但从现有文献看，未见有顺治朝翻译的汉文经书，反倒是禁教严厉的高宗时期，翻译汉文经书多达九部，其中缘由，值得深思。

高蜜 Gāo Mì 翻译学 女 202120081487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诗经》与《孝经》的满文译本。以《诗经》为例，该书翻译成书后，顺治帝曾为其亲制序文，赞誉该部作品意旨深厚，能使人明性意，崇礼义，“其言之深者，可用于庙堂；言之浅者，可用于身家。以之事君，必忠；以之事父，必孝。更可以敦厚人伦，端正教化。”[3]72-73（[3]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M].台北：稻乡出版社，2002.）

宫博雅 Gōng Bóyǎ 俄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488

从教化的角度思考《诗经》的翻译，既是顺治帝本人的自觉认识，也是以他为首的统治者在面对稗（bài）官小说盛行，而满洲人竞相翻译时所做的一种被动调整。正如顺治九年进士、刑科给事中阿什坦担心的那样：学者立志，宜以圣贤为期，读书务以经史为中。

何芩 Hé Qín 翻译学 女 202120081489

此外杂书无益之言，必概废之而不睹。则庶乎学业日隆，而邪慝（tè）之心无由而入。近见满洲译书内，多有小说秽言，非惟无益，恐流行渐染，则人心易致于邪慝 。

胡舒情 Hú Shūqíng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490

况圣贤古训，日详究之，犹恐不及，何暇费日时于无用之地？[4]5339（[4](清)鄂尔泰等修，李洵等点校.八旗通志·初集[Z].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阿什坦认为，读书必以经史为要，摒弃杂书，尤其是污言秽语之书。

黄锦云 Huáng Jǐnyún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491

因此，他奏请皇上对旗人读书严加限制，要求嗣后翻译书籍只应针对“关圣贤义理，古今治乱之书”，对于“此外杂书秽言”，则“概为禁饬，不许翻译”。[4]5339（[4](清)鄂尔泰等修，李洵等点校.八旗通志·初集[Z].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正是缘于这样的认识，《大学》、《中庸》、《孝经》、《潘氏（通鉴）总论》和《太公家教》等被陆续译成。

黄逸妍 Huáng Yìyán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女 202120081492

顺治帝对于《孝经》的翻译亦甚重视，曾亲自撰写《御注孝经》，令儒臣博采群书，加以论断，编纂《孝经衍义》。顺治帝指出，自古治平天下，莫大于孝，而《孝经》立意正大，“孝”更是“五常百行之原”，如不能取古人言行，将其推广，则不足以彰显其义，同时也与其本人“以孝治天下”的愿景相悖。[2]1-2;[5]140-141（[2]（清）鄂尔泰等.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曾俊霖 Zēng Jùnlín 国别 男 202120081493

（[5]宋德宣.满族哲学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顺治年间翻译的其它汉文典籍，如《洪武宝训》、《表忠录》、《诗经》与《孝经》等，也各具代表性。以《洪武宝训》为例，该书系明朝皇权政治的象征，反映了明太祖朱元璋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方针。顺治三年三月，《洪武宝训》完成满文翻译，成为清朝入关后的首部汉籍译作，顺治帝对此极为重视，不仅赏赐了刚林、宁完我、范文程等译者，而且由摄政王钦命汉官代笔，以世祖名义制作序文，颁行全国。

黄柱梁 Huáng Zhùliáng 国别 男 202120081493

世祖认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希望通过翻译此书，学习中原汉族王朝正统，巩固满清统治，所谓“彝宪格言，深裨治理”，即是此书翻译目的之体现。[2]1（[2]（清）鄂尔泰等.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二、康熙朝的汉书翻译。康熙朝的汉籍翻译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整理、刊行前朝译本；另一部分则着手翻译其它各类汉文书籍。

金晓童 Jīn Xiǎotóng 202120081494

其中，前者如《纲鉴汇纂》（康熙三年）、《黄石公素书》（康熙四十三年）和《潘氏（通鉴）总论》（康熙四十六年）等，后者则如《大学衍义》等，数目更多。康熙十一年，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傅达礼翻译《大学衍义》成书，次年进呈皇帝，获太皇太后和圣祖嘉奖。孝庄太皇太后在亲览傅礼达《大学衍义》译本后，大赞此书“法戒毕陈，诚为且要”，并对康熙帝钦命儒臣翻译、刊刻、颁赐此书给诸臣，予以充分肯定。[6]82

邝艳丽 Kuàng Yànl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495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4.）《大学衍义》译毕后，康熙帝又在康熙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分别命人将《四书》、《五经》等的经筵讲义加以刊印，先后集成《日讲四书解义》、《日讲书经讲义》和《日讲易经讲义》。这些讲义虽不是直接译自清代以前的汉文典籍，然而作为阐释经典的作品，也经历了由汉文翻译成满文的过程，且书中又将原典逐字逐句译出，故仍然属于汉籍翻译的范畴，对高宗年间的儒家经典重译也产生了重要、深刻的影响。

李爱璇 Lǐ Àixuán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496

与此同时，康熙帝即位后，也缵述世祖遗绪，命儒臣编纂《孝经衍义》，只是由于该书达一百卷之多，篇帙繁复，读者未必领会周全，因而康熙帝钦命专译其经文，以利读者习诵。康熙帝对汉书翻译的重视也体现在《通鉴纲目》的翻译上。据《康熙起居注》中载，康熙帝耽于《资治通鉴》，自二十四年起便对《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又名《通鉴纲目》）、《纲目大全》三书“以硃笔亲加点定”，不但将书中错误悉数改正，而且对缺失者也加以增补。[6]1339-1340

李瑞洋 Lǐ Ruìyá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97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Z].北京：中华书局，1984.）而康熙帝对于《通鉴纲目》的关注尤甚，达到了“循环披览，手未释卷”的程度。[7]2-3（[7]（清）玄烨.康熙帝御制文集[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

李姗 Lǐ Shā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98

故此，康熙三十年，圣祖命阿什坦之子，翻书房总裁和素将《通鉴纲目》译文满文，由武英殿内府刊刻，该译本现存于中国民族图书馆，共三十册（三函），虽然内容上并不完整，但仍然包含了《资治通鉴纲目》（朱熹）、《订正通鉴纲目前编》（南轩），以及《续资治通鉴》（商辂）等三部作品的基本内容。难得的是，该部汉籍的满文译本曾入选第四批《国家古籍珍贵名录》（编号：11326），可见其在翻译史、满语史乃至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康熙年间，除翻译汉文经、史外，也编译汉书，如《御选古文渊鉴》的编译等，即属此类。

李双 Lǐ Shuāng 翻译学 女 202120081499

《御选古文渊鉴》由康熙九年进士徐乾学编注，全书共六十四卷选文，收录时间自春秋至宋末，偏重于先秦、两汉古文，以及唐宋八大家散文。关于《御选古文渊鉴》的缘起，《康熙帝御制文集》中有详细记载，概言之便是康熙帝常思“文以载道”，认为文章之事源远流长，所谓“今古错综，盛衰或通于千载，损益无关于一朝”，因而命儒臣选辑“辞义精纯，可以鼓吹《六经》者，汇为正集”，“间有瑰丽之篇，……则列之别集”，而“旁采诸子，录其要论，以为外集。”[7]17-18（[7]（清）玄烨.康熙帝御制文集[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

李文璇 Lǐ Wénxu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00

按照康熙帝自己的设想，该书的编纂着眼于“文治”，使帝王之道“大化以成”，而圣贤之业“性功以备”，既强调“质文互用”，又强调“博约并施”。[7]18（[7]（清）玄烨.康熙帝御制文集[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6.）康熙二十四年，该书先以汉文刊印，两年后又以满文翻译成书，由内府刊刻。

李雯 Lǐ Wé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01

《御选古文渊鉴》的编译对于康熙朝的汉籍翻译影响甚大。以此书为界，康熙朝的汉籍翻译在前后两个阶段中，对于对象的选取有着明显不同的诉求。其中，前一阶段的翻译文本多与《四书》、《五经》及宋代以前的作品有关，仅有《纲鉴汇纂》（达海等译）一部涉及前明，而康熙中、后期之后，由明代儒士作品翻译的情况明显增多，如吕坤的《醒世要言》、洪应明的《菜根谭》，以及薛瑄的《薛文清先生要语》等。

李新星 Lǐ Xīnxīng 亚非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03

虽然如此，但康熙一朝的翻译目的并无明显改变，仍以劝善除恶、裨益治道者为先。 三、雍正朝的汉书翻译。雍正年间，汉籍翻译与出版仍在发展，但种类与数量和康熙朝比稍嫌单调、稀少。之所以如此，与雍正年间的政治形势不无关联。雍正二年，朝廷颁布《朋党论》和《雍正上谕》，暴露出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

李怡 Lǐ Yí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04

同年，世宗又对圣祖“上谕十六条”进行演绎和注解，并与后者一道合成《圣谕广训》，由武英殿刊刻，颁行天下，以加强伦理道德教育。不久之后，朝廷遵圣谕又相继颁布《上谕八旗》和《上谕旗务议复》，表明雍正帝急欲加强皇权统治，削弱王公旗主权势。正是这样的政治环境，给汉籍的翻译施加了限制。

刘沛婷 Liú Pèití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05

雍正朝汉书翻译的单调与稀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翻译人才的相对紧缺。众所周知，清初之际，政府对于翻译的重视不只是体现在语言学习和公文的处理上，也体现在官修书籍的翻译与编纂上。例如，自雍正五年开始修纂，乾隆三十七年成书的《八旗通志》，作为研究满洲贵族特权和司法特权，以及旗地旗产制度的重要文献，便被翻译成蒙语。

刘胜楠 Liú Shèngnán 翻译学 女 202120081506

另一部记录蒙古、回部等部落如何归附清朝，并跟随努尔哈赤及其继承者建国立业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也被译成满文。这些书籍的翻译先由理藩院或内阁实录馆奏呈皇帝，获准后再从理藩院各司中抽调“笔帖式”，或从其它内阁机构中征调翻译人员，按相关规定与程序加以完成。然而，尽管清朝建国以来，朝廷对于翻译人员的数量要求有所增加，但直到顺治和康熙年间，兼通满、蒙两种语言的八旗族人尚能满足朝廷需求，可雍正在位期间，情形随之变化，出现了译员不足的局面。雍正帝曾说：

刘薇 Liú Wēi 国别 女 202120081507

近见蒙古旗分能蒙古语言翻译者甚少, 沿习日久则蒙古语言文字必渐至废弃。应照考试清文翻译例考试蒙古翻译, 取生员 、举人 、进士以备理藩院之用。 ……如此则蒙古旗分之人益加鼓励勤学, 蒙古语言文字不至废弃, 而理藩院亦收得人之效矣。[8]203

刘晓 Liú Xiǎo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08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为解决此困局，雍正帝即位之初即敕令朝廷各部院衙门分别采取措施，在八旗蒙古人中培养翻译人才。如1723年，即雍正元年，皇帝诏谕八旗蒙古各部建立官学，并命理藩院与吏部考录通晓蒙语者，允许其“考试笔帖式补用”。[9]243

刘越 Liú Yuè 亚非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09

雍正六年，吏部经过议复，同意了理藩院尚书特古忒的意见，认为今后理藩院中专门负责蒙古事物的官员，必须懂得蒙古文。同时，吏部将会同理藩院，在蒙古各部官学中选拔通晓满、蒙语言的学生和监生，充任翻译工作，“以各部院蒙古笔帖式，换次补用”。[9]290以上诸种虽就蒙古语译员而言，但满、汉之间的翻译亦与此同，由此造成了汉籍满译的相对颓势。

刘运心 Liú Yùnxī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10

四、乾隆朝的汉书翻译。乾隆朝期间，汉字书籍的翻译与顺、康、雍三朝多有类似，所译作品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儒家经典，另一类为佛教典籍。乾隆帝认为，经义之教可以启迪人心，其翻（重）译虽然废时耗工，但仍属必要。

罗安怡 Luó Ānyí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11

以《御制翻译四书》为例，该书由大学士鄂尔泰奉敕在厘定满文本《日讲四书解义》的基础上纂成，于乾隆六年由武英殿首次刊刻，后又于乾隆二十年刊刻满、汉合璧本。关于该书翻译的动机，《御制翻译四书·序》中有着明确的记载：朕于御极之初，命大学士鄂尔泰重加厘定，凡其文义之异同，意旨之深浅，语气之轻重，稍有未协者，皆令更正之。然抑扬虚实之间，其别甚微，苟不能按节揣称，求合于毫芒，而尽祛其疑似，于人心终有未慊然者。

罗曦 Luó Xī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12

几暇玩索，覆检旧编，则文义、意旨、语气之未能吻合者，仍不免焉。乃亲指授翻译诸臣，参考寻绎（yì），单词只字，昭晰周到，无毫发遗憾而后已。[10]（[10]清高宗敕译.御制翻译四书·序[M].清乾隆二十年武英殿满汉合璧本，无页码.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马新 Mǎ Xīn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女 202120081513

由此可见，鄂尔泰奉敕进行厘定，目的是为了确保译文准确，使译文和原文在“文义”、“意旨”和“语气”上保持一致。乾隆三十三年，高宗敕译《诗经》，共八卷四册，亦由武英殿刊刻。然而，与《御制翻译四书》追求译文精准不同，《御制翻译诗经》则别有目的。

毛雅文 Máo Yǎwé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14

《御制翻译诗经·序》中说：是经于世祖章皇帝顺治十一年译定初本，体裁已备。阅时兹久，凡《清文鉴》所未赅（gāi）皙者，参采新定国语，侔（móu）揣务极精详。因命分册籖（qiān）题，几馀复为折衷是正。[11]

毛优 Máo Yōu 俄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15

（[11]清高宗敕译.御制翻译诗经·序[M].清乾隆三十三年武英殿满汉合璧本，无页码.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上文中提及“是经”（即《诗经》）的初次翻译，即顺治十一年的顺治帝敕译本，该译本共二十卷二十册，由内府刊刻。然而，自顺治至康熙，满文的字词和语法等已经发生一定变化，用以规范满、汉文互用的辞书相继问世，这一点既给满语学习注入了活力，也给汉书翻译及其重新厘定提出了要求与条件。

牟一心 Móu Yīxī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16

如康熙九年，正黄旗教习廖纶玑翻译（明）张自烈所撰《正字通》。康熙二十二年，沈启亮修成《大清全书》（实际是满汉词典），该书的修纂加深了人们对于满字的认识，也使学者更易明辨翻译之理。康熙四十五年，正白旗人桑格翻译《满汉同文分类全书》。

彭瑞雪 Péng Ruìxuě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17

上述三种之外，康熙朝期间另有多种其它满语词典，如康熙二十八年的《清书十二字头》（听松楼刻本）、二十九年的《满汉同文全书》（秘书阁刻本）、三十二年的《同文广汇全书》（天绘阁刻本）、三十八年的《清书全集》（听松楼重刻本）、三十九年的《满汉类书》以及四十年的《满汉类书全集》，等等。康熙四十六年，《御制清文鉴》成书，全书共四函二十二卷，卷首有清圣祖玄烨御制序言，书末有编译者跋两篇。作为有清一代唯一一部由皇帝主持编纂的满文词典，《御制清文鉴》体例精湛，编排合理，在满语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秦建安 Qín Jiànān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女 202120081518

关于康熙帝敕谕傅达礼编译此书的目的，《清实录》（卷四二）和《清史列传》（第375页）中皆有记载，但不及《康熙起居注》中详实。据《康熙起居注》中所载，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上谓侍臣曰：“此时满洲，朕不虑其不知满语，但恐后生子弟渐习汉语，竟忘满语，亦未可知。且满汉文义照字翻译，可通用者甚多。

邱婷婷 Qiū Tíngtíng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19

今之翻译者尚知辞意，酌而用之，后生子弟未必知此，不特差失大意，抑且言语欠当，关系不小。”因顾谓翰林院学士傅达礼曰：“尔任翰苑之职，可体朕此意，将满语照汉文字汇发明，某字应如何用，某字当某处用，集成一书，使有易于后学。”傅达礼奏曰：“皇上此旨，诚立教善后之盛心也。

饶金盈 Ráo Jīnyíng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20

臣等虽不才，当祗尊俞旨，编辑成书，敬呈御览。”上谕曰：“此书不必太急，宜详慎为之，务致永远可传，方为善也。”[6]93-94由于当时的满文尚处在发展阶段，康熙帝担心随着满人逐渐汉化，满语使用的氛围也将逐渐消失，久而久之必致满语废止，这一点与康熙帝以清语为本的立场背道而驰。

石丽青 Shí Lìqī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21

为了确保本书编译的严谨，康熙帝要求“解诂之疑,似者必晰同异于毫芒；引据之阙，遗者必援经史以互证。”[12]1（[12]清圣祖御制.御制清文鉴[M].康熙四十七年武英殿刻本.北京：中国民族图书馆藏.）需要指出，上文中所引“是经”即《御制翻译诗经》，该译本成书于乾隆三十三年。

孙雅诗 Sūn Yǎshī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女 202120081522

此时，虽然《御制四体清文鉴》和《御制五体清文鉴》的编译尚未启动，但经乾隆帝御制，已在康熙朝《御制清文鉴》和《清文合蒙古鉴》等早期词典的基础上，完成编纂《御制增订清文鉴》，进一步规范了满文的使用。且，顺治至乾隆的百余年间，满语发展的确出现了若干变化，原有汉书译本中的不少词汇和语法此时已不符合通行要求，因而“参采新定国语”，对旧译本重加厘定，使其“折衷为正”，乃时势所趋。而上述辞书的相继出现，说明满文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旧籍的重译与改译营造了条件。

王李菲 Wáng Lǐfēi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23

乾隆三十七年，高宗敕令于“禁中”设立“清字经馆”，以满、汉文佛经译本有失本真为由，令重译佛经为满文。据高文德所考，这些佛经典籍初被译为蒙古，后经蒙文转译成满文，前后历时十余载，使满、蒙、汉、藏四体经文始备。[13]2110（[13]高文德.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Z].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王逸凡 Wáng Yìfán 亚非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24

众所周知，佛教经典原以梵文书写，但清朝前期用作翻译的底本，多为汉文译本。从此意义上讲，佛经的翻译与先秦、两汉时期汉文经、史的翻译一样，也属汉书翻译之列。康熙年间，圣祖即令翻译《心经》，但雍正年间《四体翻译心经》译本方才成书，刊刻。

王镇隆 Wáng Zhènló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男 202120081525

所谓“四体”即满、蒙、汉、藏四种文字，佛经翻译之所以要采用四种语言，是因为四大族群皆普遍信仰佛教，因而四体合璧的译本便于信众诵读。乾隆在位六十年，对于佛经翻译甚为热衷，御制翻译经书十种，为顺、康、雍、乾四朝之最。《翻译四体楞严经序》中，乾隆帝曾自称“朕于几政之暇，每爱以国语翻译经书，如《易》、《书》、《诗》及《四子书》，无不蒇（chǎn）事”，希望循康、雍之例，推动佛经翻译，并在敕译《诗经》的同时，完成第一部佛经作品的翻译，即《御制翻译名义集》。[14]15

卫怡雯 Wèi Yíwé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26

（[14]清高宗御制.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所谓《翻译名义集》系南宋高僧法云于绍兴十三年（即1143年）编订的佛学翻译工具书，其中收录汉译梵文佛学名词千余条。雍正年间，世宗曾命人对此书的内容进行过节选，但未能成书。

魏楚璇 Wèi Chǔxu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27

至乾隆三十三年，高宗再次敕译此书，最终译成四体《御制翻译名义集》共二十卷，此书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并收入至《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与此同时，乾隆帝有感于“所译之汉经，藏地无不有，而独无《楞严》”，遂在章嘉国师的议请下，命允禄和章嘉国师等将该经“由汉而译清，由清而译蒙古，由蒙古而译土伯忒。”[14]15章嘉国师原名章嘉·若贝多杰，四岁被认定为转世灵童，八岁奉雍正帝圣谕赴京，十五岁给雍正帝灌顶，十八岁授封“灌顶普惠广慈大国师”。

魏兆妍 Wèi Zhàoy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28

章嘉国师博览群书，通晓汉、藏、满、蒙文字，著述颇丰，既撰写佛经作品逾二百部，又翻译佛经若干，如乾隆五年将大藏经《丹珠尔》译成蒙文，并编纂佛经翻译工具书《智慧之源》。章嘉国师发现《楞严经》后，于乾隆十七年奉旨协助庄亲王将该书译为满蒙、藏三种文字，并于乾隆三十八年译成四体合璧本。乾隆帝敕译此书的目的，也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简单来说便是为了向藏族宣告其统治的正当性。

吴婧悦 Wú Jìngyuè 俄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29

这一点与《大藏经》的翻译有所不同，后者除了政治目的之外，另有文化建设方面的考虑，乾隆帝甚至将其视为与《四库全书》一样的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如《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中所说：若订《四库全书》及以国语译《汉全藏经》二事，胥举于癸巳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而《全书》成；兹未逮二十载，而所译《汉全藏经》又毕蒇。

吴映红 Wú Yìnghóng 日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30

夫耳顺、古希已为人生所艰致，而况八旬哉？兹以六旬后所创为之典，逮八旬而得观国语《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与于斯？[14]8-9《四库全书》之“四库”系指该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

肖毅瑶 Xiāo Yìyáo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31

作为古代中国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最能体现乾隆帝的文治武功。而上文中，乾隆帝意欲将《大藏经》（即《汉全藏经》）的翻译与《四库全书》相比，可见此事关系之重大。由上可知，《大藏经》的翻译始于乾隆“癸巳年”，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全书译成，“未逮二十载”，而此时高宗已近八旬，早已步入人生艰困之期。

谢佳芬 Xiè Jiāfē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32

关于乾隆帝敕译《大藏经》一事，《啸亭杂录·续录》中也有记载，不过在翻译的起始时间，以及全书翻译的耗时上，与上文所述有所不同。其中写道：乾隆壬辰，上以《大藏佛经》有天竺番字、汉文、蒙古诸翻译，然其禅悟深邃，故汉经中咒偈，为代以翻切，并未译得其秘指，清文句意明畅，反可得其三味，故设清字经馆于西华门内，命章嘉国师经理其事，达天、连筏诸僧人助之，考取满謄录、纂修若干员翻译经卷。先后凡十余年，《大藏》告蒇，然后四体经自始备焉。[15]385

谢庆琳 Xiè Qìnglín 俄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33

（[15]（清）昭梿.啸亭杂录·续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将《清文翻译全藏经序》和《啸亭杂录·续录》两相对比后可发现，二者关于《大藏经》翻译的起始时间不同，其中前者记载的时间是乾隆“癸巳年”，即乾隆三十八年，而后者则明确是“乾隆壬辰”，即乾隆三十七年，孰是孰非，有待考证。另外，关于《大藏经》翻译的实践跨度，二者的出入较大，前者的用词是“未逮二十载”，后者则说“先后凡十余年”，综合其它文献可知，前一种说法更为准确。

熊敏 Xióng Mǐ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34

乾隆五十五年，满文本《大藏经》译成，初定名《清文全藏经》，其中“全藏”二字即“大藏之全”的意思。《清文全藏经》共计二千五百三十五卷、一百零八函，收入佛教典籍六百九十九部。为了翻译此书，乾隆帝不仅钦派章嘉国师主持，而且派皇子、大臣，以及通晓满、汉、蒙、藏文者共百余人参与其中，其中绝大多数为翻译人员。

徐敏赟 Xú Mǐnyūn 语言智能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男 202120081535

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因清字经馆遭遇火灾，《清文全藏经》的部分经版和已经刊刻的经文译文被毁，后经重新雕版印刷，于乾隆五十九年全部完成，并交内府刊刻。据考，《清文全藏经》共计印刷十二部，目前存世仅两部，其中一部存于西藏布达拉宫（缺一册），另一部则由北京、台北两地故宫博物院共同收藏，其中北京收藏七十六函，台北收藏三十二函。如前所述，乾隆帝敕译此经，有着明确的文化建设的用意，希望通过翻译佛经推广佛教文化，并同时推广作为国语的满文，实现宣扬教化的目的。

颜静 Yán Jìng 语言智能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女 202120081536

正如乾隆帝在《清文翻译全藏经序》中指出的那样：以国语译《大藏》，恐人以为惑于祸福之说，则不可不明示其意。夫以祸福趋避教人，非佛之第一义谛也。第一义谛，佛且本无，而况乎祸福乎？

颜莉莉 Yán Lìlì 国别 女 202120081537

但众生不可以第一义训之故，以因缘祸福引之由渐入深而已。然予之意，仍并不在此。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主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缺国语之《大藏》可乎？

颜子涵 Yán Zǐhán 国别 女 202120081538

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习国语，既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是则朕以国语译《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14]9;[16]28（[16]庄吉发.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大藏经》满文译本研究[A].庄吉发.清史论集（三）[C].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27-96.）

阳佳颖 Yáng Jiāyǐng 国别 女 202120081540

上文中，清楚地表明了乾隆帝谕令翻译此经的用意，总结起来无外乎三点：其一，《大藏经》已有汉、藏、蒙语三种译本，独缺满文本，这一点与满洲为天下主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其二，满语既为国语，则必须维持，并强化其学习，翻译《大藏经》这样的佛教经典乃是达成此目的的重要途径；其三，《大藏经》的翻译虽不能使人东西佛之第一义谛，但通过研习其中教义，也能使人尊君亲上，去恶扬善，培养人伦纲常观念。固然，《大藏经》的翻译并非乾隆朝佛经翻译的全部，但却是其中关系最切，最具代表性者，它所蕴含的政治、文化目的贯穿于所有佛教经典的翻译之中。

杨爱江 Yáng Àijiāng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41

五、汉书翻译的文化统制意涵。清初统治者对待汉文化的整体态度不尽相同，这一点毋庸置疑。日本学者安部健夫曾将清代中、前期的文化政策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偶然华化期”、“积极华化期”和“消极华化期”。其中，太祖、太宗时期的文化政策属于第一个阶段，顺治、康熙二朝属于第二个阶段，雍、乾、嘉、道四朝则属于第三个阶段。[17]5-11

杨堃 Yáng Kūn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42

（[17]安部健夫.清朝史の構造とその動因[A].安倍健夫.清代史の研究[C].東京：創文社，1981：5-11.）然而，统治者态度由积极转向消极，并不意味着满、汉文化接触的广度与深度由高走低，而只能说明统治者面对满、汉文化地位的此消彼长，所产生的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虽然满洲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洲文化于不坠，提倡“清语骑射”的基本国策，但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选择以汉文化作为国家的主流价值。

杨柳青 Yáng Liǔqī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43

正是在这样一种看似矛盾，而又颇显自然的文化态度中，以文化“统制”和文化建设为目的的汉书翻译事业得以进行。事实上，早在太宗时期，由于满人尚居关外，不识汉字，又罔知政体，汉书的翻译可用于“临政规范”，以及国家的治理模式。[4]5325顺治年间，阿什坦译成《大学》、《中庸》等书后，世祖以它们作为倡导礼义教化的工具。

叶维杰 Yè Wéijié 国别 男 202120081544

总之，汉文经、史的译印有助于端正满洲的人心风俗，使满、汉文化互通有无。就连《诗经》中提到的各种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也对拓展满人见闻，增进满、汉交流颇有助益。[18]222-223（[18]叶高树.《诗经》满文译本比较研究——以《周南》、《召南》为例[J].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992（20）：219-234.）

易扬帆 Yì Yángfā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45

诚然，有清一代，并非只有官方组织翻译汉书，私人译书也很盛行。据《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可知，清代的私人译书历时悠久，范围广泛，于经、史、子、集皆有涉猎，且翻译成书之后，往往有不同刻本、抄本。仅以小说、戏曲为例，二者的满文译本便多达四十六种。[19]47-53

殷慧珍 Yīn Huìzhē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46

（[19]富力.世界满文文献目录[Z].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但官方翻译汉书与私人译书不同，无论在译书的取材上，还是在译书的组织管理上，又或在译书的颁行上，都有其不同于私人译书的特殊考量。即便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的通俗文学作品，译成满文后也被赋予了兵法与战略意义。

殷美达 Yīn Měidá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47

显然，以满文遍译汉书，尤其是经、史、子、集等，并不是为了显示满语语文系统的优越性，所谓“精微巧妙，实小学家所未有”，而是为了“表章经学，天下从风”，通过翻译“研究微言，讲求古义”，进行文化沟通。[3]91藉由汉文典籍的翻译，满洲统治者不仅了解了汉族文化，而且在接触与学习中获得了“统制”汉民的重要经验，使满洲政权在性质上逐渐向“中原政权”转化，最终实现治统与道统的合一。而乾隆朝时期，尤其是乾、嘉二朝年间，统治者对于汉籍翻译的成效，也的确颇感自豪。

尹媛 Yǐn Yu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48

《钦定八旗通志》中说：列圣以来，表章经学，天下从风，莫不研究微言，讲求古义，尤非前代之所及。故先译《四书》，示初学之津梁。至于《五经》、《易》则略象数之跡 ，示其吉凶；《书》则疏佶屈之词，归于显易；《诗》则曲摹其咏叹，而句外之寄讬可思；《春秋》则细核其异同，而一字之劝惩毕见；《礼记》则名物度数考订必详，精理名言推求必当，尤足破讲家之聚讼。

詹若萱 Zhān Ruòxuā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49

盖先儒之诂经，多株守其文，故拘泥而鲜通；此篇之诂经，则疏通其意，故明白而无误。不立笺（jiān）传之名，不用注疏之体，而唇吻轻重之间，自然契删述之微旨，厥有由矣。……其有裨于文教，均为至大。虽尧帝之文章，尼山之删定，又何以加于兹哉。[20]5-6

张秋怡 Zhāng Qiūyí 亚非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50

（[20]（清）铁保等.钦定八旗通志[Z].景印清嘉庆四年刻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上文提到的《四书》等汉文典籍多为乾隆朝所译，其中《四书》译成于乾隆二十年，《易》（即《周易》）、《诗》（即《诗经》）、《礼记》和《春秋》等分别译成于乾隆三十年、三十三年、四十八年和四十九年。官方在翻译上述书籍的过程中，将经典的章句训诂含扩于译文之内，目的就是为了化解时人对于经义的歧见，统一学术，帮助统治者实现文化“统制”。[3]87

张扬 Zhāng Yáng 国别 男 202120081551

如康熙四十七年，《清文鉴》编成，此举使满文的“大经大法，咸有依据；一话一言，式循典制。”[7]13康熙五十六年，为整理并规范蒙古语文，圣祖敕令以蒙文翻译《清文鉴》，纂成《清文合蒙古鉴》。然而，逮乾隆三十八年，高宗以“语言文字之传，不能不随方随时，代为变易”为由，纂成《御制增订清文鉴》。

张怡然 Zhāng Yírán 俄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52

该书以词目分类，以满汉合璧形式呈现，所谓“国书之左，译以汉音”，而“汉书之右，译以国书”，以便“读者因汉文可以通国书，因国书可以通汉文”，使人人共晓，并“昭示来兹，为万万世同文之准”。[21]1-2（[21]（清）傅恒等.御制增订清文鉴[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御制增订清文鉴》成书后，乾隆帝又以“前书只载国语、汉语，而未及蒙古”为由，仿前例敕撰《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并于嗣后相继编成《御制四体清文鉴》和《御制五体清文鉴》。

钟义菲 Zhōng Yìfēi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53

在上述书籍的翻译与编纂过程中，乾隆帝不断赋予其“同文”和“大同”的文化意涵，从不同民族文字皆具备“载道”能力的理念出发，借由翻译和比对的方式，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实现沟通观念，强化统治的目的。结语。满清开国以来，历代君主皆勤于学习汉族历史与文化，以汲取统治经验。

钟雨露 Zhōng Yǔlù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54

汉书翻译基于特定的历史情境，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将重点放在经、史、子、集等汉族文化精粹及典章制度之上，为统治者探求、调整统治策略与统治理论提供了契机。特别是康、雍、乾三朝年间，民族交往日益频密，民族关系逐渐缓和，民族融合渐趋提高，汉书的翻译与进讲更为诸帝所重。由于统治者皆以德教学术为治国之本，力崇道德教化、为国修政、忠于人君，汉书翻译遂被赋予德治与教化功能。

周玖 Zhōu Jiǔ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55

总之，清初的汉书翻译既非简单的“以夏变夷”，也非简单的“以夷变夏”，而是在翻译中着眼于满、汉之间的交流、沟通与互鉴，政治意涵与文化意涵并存。*基金项目：①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清代中前期翻译政策研究”②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中前期翻译政策的具体形态与变化轨迹研究”，项目批准号：20YBA131；③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清代中前期翻译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0A222。

周俊辉 Zhōu Jùnhuī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56

清初的旗学教育与翻译人才培养：教材、课业与考课 ——基于绥远城官学的考察* 摘要：旗学之兴系清初统治者重教政策的延续与发展。太祖和太宗年间，虽然旗学尚未创设，但文教与翻译之风渐行，以讲解汉籍译本作为教育旗人的手段由来已久，为嗣后设立旗学，开展旗学教育创造了条件。

周巧 Zhōu Qiǎo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57

自顺治朝设立国子监八旗官学，至康熙朝增设专门教育机构，雍正朝普及八旗教育，以及乾隆朝以后八旗教育由盛转衰，清初的旗学教育不仅提高了旗人的文化素质和官员处理政务的能力，而且提升了旗人的语言能力，培养了大量翻译专才。从一开始，旗学教育便明确地指向了翻译，不仅严格要求翻译教习的选拔与任用，而且也对翻译教材的使用、翻译课业的形式、翻译考课的等次，以及教习与学生的期满考核等，制定了具体章程。

周清 Zhōu Qīng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58

总之，旗学教育既维护了满洲特色，又增进了民族交流，为解决国家治理对于翻译人才的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旗学 翻译教育 教材 课业与考课 绥远城官学

清代的旗学教育始于顺治朝，但追根溯源与太祖朝以来的语言创制与教育密不可分。后金政权建立之前，女真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民间交往和官方往来只能通过蒙古语及其翻译进行。

周小雪 Zhōu Xiǎoxuě 日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59

太祖创建后金政权伊始，便授意“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等创建“无圈点满文”（老满文）。老满文的创建既方便了部民交流和公文书写，也使得政事记载和汉书翻译变得容易。在翻译的汉文典籍帮助下，如《论语》、《孟子》、《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太祖得以学习汉族的思想精粹和政治观念。

朱素珍 Zhū Sùzhēn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61

与此同时，太祖又令“颁经书以宏文教”，“尚骑射翻译以重国文”，通过“国文”、“骑射”巩固所谓民族之“本”，并通过“文教”、“翻译”提升旗人素质。[ 张廷玉等奉敕撰：《皇朝文献通考》，上海：鸿宝书局，1902年，第5435页。]语言创制的完成不仅使得旗人教育成为现实，也使得统治者试图在翻译中汲取汉族经验成为可能。

邹岳丽 Zōu Yuèlí 日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62

《满文老档》中说，太祖曾命博布黑、萨哈廉等八人为八旗师傅，赐其“巴克什”称号，令其精心教习八旗子弟，要求“教之通晓者赏之”，而“弟子不勤学不通晓书文者罪之”，开启旗人教育之先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注：《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96-1197页。]太宗期间，旗人的学习和教育亦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