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027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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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 Chén Jìng 国别 女 202020080595

或因祖父昔日微嫌，追念旧恶，必图报复，……诚恐朕之宗室，日流日下，不知前鉴，深用为忧，是以亟筹保全之道。若非立学设教，鼓舞振兴，循循善诱，安能使之改过迁善，望其有成。（鄂尔泰等，1985：310）上谕中，雍正帝明确阐述了设立宗学的前因后果，将其当作鼓舞人心，劝善惩恶的手段。

蔡珠凤 Cài Zhūfèng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477

其二，清代的旗学教育名目繁多，机构林立，其中不少仅教习满语、骑射等维护民族特质的科目，但教习满、汉翻译或者满、蒙翻译者也有不少，为国家培养了不少语言人才。创设八旗官学，令八旗弟子学习语言（满文、蒙文和汉文）、翻译和骑射等，既不失满洲特色，又增进民族交流，对呈现满洲特色的统治特征，扩大政权的参与基础等，皆有意义。众所周知，顺治时期，虽然清军已经入关，满清王朝渐趋形成，但有碍统治的许多问题仍未解决，如溃散以后的李自成余党、盘踞各地的地方势力、南明政权的继续存在，以及社会秩序的恢复与重建，种种难题使得满洲统治者不得不与汉人合作，与后者共同参与国家治理与制度重构。

曾俊霖 Zēng Jùnlín 日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478

为此，便需要八旗人等具备多语种能力，一则为沟通政事，二则为学习汉制，这一点与官学的功能高度契合。加之康熙中期以前，汉族知识分子中对于异族政权无法释怀者不在少数，这些人具有明确的使命感，虽然表面上对满洲政权采取合作态度，心中却希望在统治者的支持下，维护、发扬汉族文化。而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虽然不得已在满、汉之间寻找平衡点，考量汉族士子和汉民利益，以免因失去民心危及政权稳定，但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特殊地位，又不得不牺牲汉人利益，而旗、民分治，创办官学，倡导国语骑射，正可以保持满洲的民族特质，抵御汉文化冲击。

陈惠妮 Chén Huìnī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79

总之，旗学之兴，乃是睦族敦宗，加恩八旗之举，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流，为朝廷广育人才。3.顺治以前的翻译人才培养与使用。清太祖、太宗年间，朝中通晓满、蒙、汉语者，不乏其人，如达海、额尔德尼和希福等，这些人多来自归附的海西女真，即扈伦四部（哈达、乌拉、叶赫、辉发）。

陈湘琼 Chén Xiāngqióng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女 202120081480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民族互动频密，这些人养成了多语种能力，其中多数在朝廷充任翻译、文书、外交之职。例如，来自扈伦哈达部的硕色和希福兄弟，因兼通满、蒙、汉文字，一个奉命在文馆行走，另一个奉命出使蒙古诸国。硕色的长子索尼也因早承家学，兼通满、蒙、汉文字，在文馆办事。

陈心怡 Chén Xīnyí 翻译学 女 202120081481

随着国家政权的逐步扩大，内政外交的日益繁复，翻译与文书工作大幅增加，仅仅依靠归附者群体中的语言人才已然不够，自行培养势在必行。于是，天聪年间，朝廷规定八旗子弟循例读书，并令汉人中的儒生俊秀入文馆肄业。即便如此，因文馆官员政事冗繁，管理不善，八旗笔帖式及文馆臣僚中，通晓翻译者仍不敷任用。

程杨 Chéng Yá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82

如天聪六年九月，书房（即文馆）秀才王文奎奏称：“至若翻译之笔帖式，在书房之通文理者，止恩国太一人。”（罗振玉，1989：329-330）礼部汉官王舜也以翻译人才不济为由，奏请“尽搜国中识汉字者”，“考其识见才调”，并“拣选实学秀才朝夕讲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今日之小榜什（笔帖式）”成为“后日之大榜什（巴克什）矣”。（同上：338）为缓解国家政务对于翻译人才需求的压力，太宗于天聪八年晓谕礼部考取举人十六名，从事满书、汉书、蒙古书的学习。

丁旋 Dīng Xu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83

崇德三年、六年，又两次考取举人十七人、生员一百零五人。此两次考试虽系满洲、蒙古、汉军“同为一榜”，但内容上却是“互考汉文、满文”，其取士额数虽少，却是朝廷招募翻译、文书人员的重要来源。以《辽》、《金》、《元》史的翻译为例，三书的满文译本于顺治元年进呈，因此而受赏者达十六人。

杜莉娜 Dù Lìnuó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484

《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中，对此事的记载如下：赐大学士希福鞍马一匹、银四十兩；学士胡球、查布海、王文奎、员外郎刘弘遇、他赤哈比帖式能图、叶成格（又名宜成格）马各一匹、银三十兩；铿特、卜尔凱、卦尔察銀各四十兩；卞为凤、科尔科代、尼满銀各三十兩，硕尔格、刘朝卿、李允昌銀各二十兩。（鄂尔泰等，1985：49）上述十六人中，出身举人、生员者七人。

付红岩 Fù Hóngy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85

其中，查布海为天聪八年举人，胡球和王文奎为崇德三年举人，卞为凤为崇德六年举人，铿特为崇德三年生员（列二等），叶成格和科尔科代则为崇德六年生员，分列三等和一等。由于汉书翻译向来任重道远，朝廷格外重视，因而一部书籍译成之后，受赏者往往众多。如《洪武宝训》于顺治三年译成之后，受赏者更是多达一百零九人，受赏对象从大学士、学士、侍读，到笔帖式、他赤哈哈番、中书舍人，再到编修、检讨和誊录官不等，可见翻译职责之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9：308）

付诗雨 Fù Shīyǔ 日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486

清军入关后，朝廷对翻译人员，或者兼通满、汉文的官吏需求显著增加，旗人教化刻不容缓。为此，政府既允许宗室、大臣子弟在家读书，也鼓励其入国子监八旗官学肄业。然而，旗学教育虽系正途，但国家方举，用人之事如同在弦之箭，透过旗学培养翻译人才，缓不济急。

高蜜 Gāo Mì 翻译学 女 202120081487

在此情形下，朝廷又允许八旗士子以荫生（类似汉代以来的“任子”制度，分恩荫、难荫，由皇帝特赐）、监生等资格，参加各部院衙门组织的职缺考试，如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中书、库使等。顺治朝以后，由于世祖更加重视旗人教育，如顺治元年颁布圣谕，令京城满洲八旗各觅空房，立为书院，翌年又令四品以上京畿官员，以及在外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国子监读书，并于九年设立宗学，教养宗室子弟，旗人读书风气日盛，知识储备渐趋完善，可充任用者随之增多，因而考试选才不可避免。

宫博雅 Gōng Bóyǎ 俄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488

顺治八年，经礼部议准，规定嗣后凡遇应考之年，均由内院会同礼部办理，分童试、乡试、会试，定生员额数一百八十人（满洲一百二十、蒙古六十），举人额数一百二十人（满洲五十、汉军五十、蒙古二十），进士额数六十人（满洲二十五、汉军二十五、蒙古十），并另由顺天府学政考取汉军生员一百二十人。考试内容上，无论乡试、会试，满洲、蒙古中的识汉字者均以考试翻译为主，即翻译汉字文一篇。（鄂尔泰等，1985：457）

何芩 Hé Qín 翻译学 女 202120081489

虽然本次办理的翻译考试并非后来的翻译科考，但其却是清初以来首次通过考试翻译，选拔旗人官员，为旗人提供了另一种进身、入仕之途。鉴于政权的性质和政治的现实，对旗人而言，无论是八旗满洲，还是八旗蒙古，要想留任京畿官职，往往必须兼通满、汉，或者满、蒙，以充翻译、缮写文书之用，这一点正是乡、会二试中考试翻译的缘由所在。顺治九年，礼部议准办理壬辰科会试，通过考试翻译的满洲、蒙古进士共计五十人，这些人比照汉人科举之例，被分别授予修撰、编修等职。

胡舒情 Hú Shūqíng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490

同年四月，吏科给事中高辛允具折，建议朝廷慎选庶吉士（翻译职官之一），以重名器。此事经内院议覆并奏准，决定从进士及第者中拔取汉人四十名、满洲与蒙古各二名，以及汉军四名，一体入“馆”（内弘文院庶常馆）读书。其中，汉进士中的部分学生被要求学习清文、清书，满洲、蒙古进士则需要学习汉书、汉语，其目的是为了应对“奏对讲读”，以及在兼晓满、蒙、汉文字之后，提升翻译能力。

黄锦云 Huáng Jǐnyún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491

在顺治朝两科翻译考试（八年、十一年乡试，以及九年、十二年会试）中，虽然出身旗学的举人和进士人数已无从详考，但中式者中确有供职于各部院衙门，职掌翻译和处理满、汉文书者，如乙未科满洲进士伊桑阿，初由礼部六品笔帖式授主事，后于康熙年间累迁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由于顺治年间亦如太祖、太宗时期一样，统治者亟需了解汉族文化，汲取治国理政经验，同时安抚汉族民众，伊桑阿等经考试翻译获得进身者往往被分派至内三院，或其后改制的内阁与翰林院，或经皇帝钦定，或由部院议决，担任翻译汉籍的工作。如顺治十一年十月，大学士宁完我进呈《洪武大诰》，世祖遂命内院诸臣翻译进览。

黄逸妍 Huáng Yìyán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女 202120081492

又如顺治十五年五月，“九卿”（清代上谕中常用“六部九卿”之称，虽无明确规定，但通常指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通政使司、宗人府，以及銮仪卫等九个机构的行政长官）等会同议决国子监书籍一事，要求将《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各印一部，收藏于国子监内，并要求将其“俱翻译清书，以昭同文之盛”，虽然此二者的翻译在动因上明显不同，但由此可知朝廷对于翻译之重视。（同上：915）4.康熙年间的译才取用与汉书翻译。

黄柱梁 Huáng Zhùliáng 国别 男 202120081493

有清一代，由于“翻译之事，大有关系”，统治者都很重视。（马齐等，1985：275）如康熙帝认为，旗人供职于各部院衙门，如兼通满、汉文义，精通翻译，则料理部院事务时，便无不能。而挑选内阁、翰林院官员，也需“博通汉文，善于翻译之人，方为有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9：1297，1329 ）

金晓童 Jīn Xiǎotóng 202120081494

既然翻译公文尚且如此，翻译汉籍更毋庸说。如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圣祖对《清太宗实录》纂修过程中朝鲜表文的翻译颇为不满，认为其满、汉文义皆不相符，因而差员苦心寻释，两年后终于“将文义完美”。（马齐等，1985：275）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圣祖再次提及此事：昔太宗皇帝时， 朝鲜国进表，原无不恭之语，翻译官意欲啟衅，故将表文翻错，以致问罪往征。

邝艳丽 Kuàng Yànl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495

后纂修《实录》，见彼表內汉文，与所翻满文，大不相同，始知当时翻译有弊。（同上：470）康熙时期的汉书翻译主要包括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整理、刊行前朝译本，另一部分则是新译其它汉籍。而康熙帝对于旗人教育，以及翻译人才培养的重视，更是超越前人。

李爱璇 Lǐ Àixuán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496

康熙年间，朝廷设立的旗学颇多，不仅有康熙二十五年设立的景山官学，也有分设于不同时期的各地官学与义学。如康熙三十年，圣祖御设八旗义学，其后又将义学的设学地域不断扩大，并出台章程制度，规范义学的生员、教习、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等。虽然八旗义学的主要目的只是为朝廷培养初级人才，但翻译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仍是其重要内容，因而义学中常设翻译教习，主要由笔帖式和翻译生员等担任。

李瑞洋 Lǐ Ruìyá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97

至乾隆时期，甚至对义学翻译教习的考选方式予以明确规定，要求考取八旗义学翻译教习，“由该旗将举、贡生员咨送”，并要求“择其年逾三旬，行无匪僻者。”（昆冈等，1963：23；柳海松，2017：24）学生学习的内容上，既有语言课程，也有文化课程，但汉文典籍的满文、蒙文译本也是必学内容，如《四书解义》、《性理精义》等，此外学生有时也需要翻译经义。又如康熙三十四年，应黑龙江将军萨布索奏请，圣祖同意在墨尔根设立旗学，从现任笔帖式中考选翻译明通、品行端方者，充当教习。

李姗 Lǐ Shā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98

由于朝廷对于东北旗学向来格外重视，要求其确保民族特色，因而清语、骑射尤为重要。但即便如此，黑龙江八旗义学仍以翻译笔帖式教习汉书、汉字，由此可见旗学中翻译教育与人才培养的普遍性。虽然康熙中期以前，旗学学生的清语能力普遍较好，但欲使其精通翻译，以堪翻译汉籍资用，不能只是加强汉语能力，而令满语能力废弛。

李双 Lǐ Shuāng 翻译学 女 202120081499

康熙中期以来，随着民族交流显著增多，旗人子弟习汉书的风气日盛，不仅妨碍了其习清书的意愿，而且也因其清语能力的消退影响了翻译。事实上，早在康熙十二年四月，圣祖便常常告诫侍臣，表达对于旗人学习清语的忧虑。圣祖所担心的并非此时的满人不知清语，而是嗣后因为满洲渐习汉语，可能会将满语遗忘。

李文璇 Lǐ Wénxu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00

圣祖认为，满、汉文义不乏相似，即便照字翻译，可通用者仍然很多，因而不致给今天的译者造成困难，但随着世易时移，后世子弟未必知晓，因而“差失大意”或“言语欠当”或许在所难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9：93）康熙的担心到了晚期以后得到应验，此时的八旗子弟清语能力普遍下降，不仅后生子弟“竟忘满语”，而且“老成旧耆”者，也有语音不正、字句失落的情况，导致翻译中误译、错译丛生，与“先年老人所翻之语不独恰当，（而且）真有奇处”的局面，已不可比拟。（张玉书、允禄等，1983：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9：2271）

李雯 Lǐ Wé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01

5.雍、乾二朝关于翻译人才培养的调整与改革。雍正朝初期，礼部遵圣谕拟调整旗学的办学方针，强化学生的满、汉语等多语种能力，即是因应时势之举。如《大清会典（雍正朝）》中说，雍正二年，朝廷对国子监八旗官学的管理进行改革，要求依学生的学习科目，调整其学习重点。

李新星 Lǐ Xīnxīng 亚非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03

具体来说便是，习满文者，以书写本折字画为主；习文章者，以讲论圣贤经传为主；习翻译者，则以熟翻《古文渊鉴》、《大学衍义》等书为主。教育方式的分流发展，既可以令培养目标更趋明确，也可以强化培养的专业性与针对性。然而，鉴于翻译科目自身的特殊性，学习者不宜为“幼稚之人”，而必须是年龄稍长，且资性聪敏者，如此才能保证学习效果。

李怡 Lǐ Yí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04

于是，经国子监祭酒孙嘉淦条奏，并经康亲王崇安、果郡王允礼议覆，朝廷决定嗣后选取官学生，需以年龄区隔，令年幼者学满文，年龄稍长者学汉文。随后，又规定官学生中如有愿清书者，可由助教视其年岁稍长，且文义粗通，准其该学翻译，但若要拨入翻译馆，则必须“读过汉书”。（铁保等，1983：16 ）乾隆年间，朝廷进一步调整国子监八旗官学的培养方式，明确将其分为清、汉两途。

刘沛婷 Liú Pèití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05

《钦定八旗通志》中说，八旗子弟选入国子监八旗官学后，前三年并不分途，而是一体专习经书，朝夕讲课。三年后，经监臣稽考，“材质聪颖、有志力学者”归入汉文班，分隶教习，而“年齿已长，愿学翻译者”则归入满文班，分隶助教，以专习翻译。（同上：10）国子监八旗官学的清、汉分途教学固然有其影响，但就清代旗学整体的翻译人才培养而言，亦谈不上冲击。

刘胜楠 Liú Shèngnán 翻译学 女 202120081506

然而，乾隆帝接受孙嘉淦的奏议，同意改变官学之旧例，即官学中研习翻译者往往只是应考笔帖式，允许八旗官学生之归入汉文班者，不必专习《四书》，也可讲求经、史等有用之学，并每三年一次对其进行考试，“取其明通者，授为监生，由官学而升之太学。”（同上：10- 11）这一做法尽管可以拔擢旗学汉文班中的秀异者，获得入国子监深造的机会，却与旗学设立的初衷一定程度上相悖。《大清会典（雍正朝）》中说，八旗官学之设，“原欲清、汉兼优，精通翻译，备部院衙门补用，可任职事”，而孙嘉淦所奏不仅会造成旗学教育资源的浪费，而且会造成国家教育的制度扞格，容易诱使官学学生竞相钻研汉文，从而背离旗人根本。（叶高树，2012：141-142）

刘薇 Liú Wēi 国别 女 202120081507

与放宽八旗官学生学习汉书不同，乾隆时期对于八旗清文学学习翻译之事，则提高了要求。清文学专以汉军为对象，主要教授清书、骑射和伦理，它的开设是衡量旗学教育普及程度的重要参数。雍正十二年，为了对清文学教习从严管理与考核，以形成教学压力，督促汉军子弟更好地学习清文和翻译，经部议准，出台了满教习考核之规定。

刘晓 Liú Xiǎo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08

满教习的考核以三年为限，有头等、二等、三等之分，考核标准主要与教习子弟的考课有关。乾隆三年，朝廷对现行标准进行修订，出台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以“头等”为例，在雍正十二年的考核标准中，但凡子弟能考中翻译外郎、笔帖式者，其清书教习便能位列头等，其奖励方式与内容交部议叙。

刘越 Liú Yuè 亚非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09

至乾隆时期，头等的考核标准在先有的基础上增加了“翻译生员”一项，但奖惩规定不变，仍为“交部议叙”。雍正年间关于“二等”清书教习的考核标准明显低于“头等”，其具体规定是“子弟虽未有考试之人，有能写清字楷书，并粗通翻译者”，其奖励则是“再留学三年”。但同样的是，这一标准经乾隆三年的修订之后，变成了“虽无考中之人，尚有能写清字楷书，并粗通翻译，及通晓清话者”。

刘运心 Liú Yùnxī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10

二者对比，增加了“通晓清话”的内容，明显较之雍正朝更严。如果说雍、乾两朝关于“头等”、“二等”的考核标准只是些微调整的话，那么关于“三等”的考核标准则存在明显不同。其中，雍正朝的说法是“弟子止能写清字，并粗通清语者”，到了乾隆年间则成了“弟子并无粗晓翻译、清话，又不能缮写清字楷书”，后者再次凸显了对于翻译的重视。

罗安怡 Luó Ānyí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11

而且，关于“三等”清书教习的奖惩规定也有明显不同，其中雍正年间的规定只是轻描淡写的“拨回原处”，而乾隆时期则是“系现任笔帖式、闲散官充当者，即时交部查议，系废员充当者，即时驳回，永不叙用”，后者的惩处力度显然更大。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关于清书教习的考核标准及奖惩规定等，在雍、乾两朝的适用性并不一致。其中，雍正朝时期的办法是清文学教习一体适用，乾隆朝时期则特别针对汉军清文教习，其中原因与汉军清语能力普遍低下有关。

罗曦 Luó Xī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12

乾隆帝对待八旗官学和清文学的态度明显不同，他鼓励前者学习汉文，却要求后者保持满洲的民族本特质，这种政策的两面性说明统治者在旗学的问题上，尚未真正做到通盘考虑，因而政策缺乏一致性。但作为“夙善国语，于翻译深所讲习”的“十全”皇帝，乾隆帝既能洞悉旗学教育的不足，又能从落实清语与翻译教学的立场出发，对旗学教育的方针进行修改与完善。乾隆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高宗御阅宗学试卷，发现汉文教习宗室子弟虽然已历数年，但“翻译诸卷亦属平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8：827）

马新 Mǎ Xīn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女 202120081513

乾隆十七年，上谕敕设世职官学，原因即是八旗世袭官荒怠清语和骑射。为了落实旗学设立之初衷，即以“清、汉兼优，精通翻译”为要，朝廷调整了部分旗学的教学重点，如乾隆二十一年裁减宗学汉教习九人，该设为翻译教习，并从翻译生员中选取适任者，担任圆明园学教习。（铁保等，1983：7；托津等，1994：6417）乾隆三十一年，朝廷在议准八旗官学的修业年限时，一并对官学生的考课做了要求，规定习翻译和清语者如不能在学习期满时，考取中书、库使、笔帖式等，都必须咨回本旗，并另挑差使。（铁保等，1983：12）

毛雅文 Máo Yǎwé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14

至于学习的具体年限，则规定十八岁以下者以十年为期，这一规定为嗣后沿用。乾隆朝关于旗学教育的另一项改革便是“进学”。所谓“进学”是指旗学中的汉文班官学生经过一定的稽核或者考试之后，成绩优异者可升入国子监的办法。

毛优 Máo Yōu 俄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15

毫无疑问，“进学”办法的出台与朝廷一贯强调民族特质的政策颇有龃龉，但其所以成行，与统治者放宽八旗大臣子弟参加科试不无关系。如乾隆三十年，上谕内阁，指出八旗三品以上大臣子弟如国语娴熟，练习弓马，则遇考试之期时，可由其父兄自行奏明，一体入闱考试。但上谕同时规定，如果他们不潜心力学，于国语骑射又不专攻娴习，自然不如兼习文艺，兼收并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8：568）

牟一心 Móu Yīxī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16

换言之，在旗人学习清语、骑射的意愿低落时，朝廷采取“进学”的办法，希望旗人通过兼习文艺而“犹可为造就之资”。（同上：568）朝中尚且如此，驻防自不待言。如乾隆四十至四十一年间，西安将军傅良条奏，指出满营官员内，熟练稿案且兼通满、汉文义者，已“甚难其人”。

彭瑞雪 Péng Ruìxuě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17

乾隆年间，满洲入关日久，满汉交流频密，旗人使用汉语阅读汉书的机会大增，使用清语的场合自然减少，这一点自会影响其学习清语和翻译的意愿。6.嘉、道以后翻译人才培养的颓废。嘉庆以后，有关旗学教育的许多做法都是沿袭前朝规定。

秦建安 Qín Jiànān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女 202120081518

例如，在有关官学生肄业的具体年限上，便接续了乾隆三十一年的要求，规定年龄在十八岁以下者，仍须以十年为限，并将这一规定应用至咸安宫官学和景山官学。《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中对此事的记载是：咸安宮官学成材者众，体制较优，……嗣后凡由官学生及闲散人等挑选者，定以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內入学，至十年限满，不能考中生员， 即行出学。

邱婷婷 Qiū Tíngtíng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19

如由举、贡、监生挑选者，亦以十年为率，核计已经正科三屆乡、会试不能取中者，一并出学。其景山官学，……即照八旗官学之例，将十岁以上十八岁以下者入学肄业，至十年限满无成者，拨回本旗，另行挑差。（昆冈等，1963：273）道光年间，官学生的学习仍以十年为限，一方面是为了延长学生学习时间，更重要的是为了体现朝廷对旗学教育质量的重视。

饶金盈 Ráo Jīnyíng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20

如道光三年，礼部议准：嗣后八旗官学生留学，亦以十年为断。其有考取文生员、翻译生员者，以考中之日为始，留学十年。如再考中副榜、拔贡、优貢等项，复以中式之日为始，扣满十年，俾得底于有成。

石丽青 Shí Lìqī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21

如中式举人，则以有铨选之路，不得再行留学。由上可知，所谓十年的年限适用于所有八旗官学生，不论其是否考取文生员，或翻译生员，皆是如此。即便是考取副榜、拔贡和优贡等，也是从其中式之日起，计满十年。这么做的目的仅在于使学生能学有所成。

孙雅诗 Sūn Yǎshī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女 202120081522

与此同时，由于乾隆后期推行“讲学”制度，八旗子弟学习清语和翻译的意愿明显减退，对嘉、道年间的旗学教育也产生了影响。如嘉庆十三年闰五月，仁宗曾颇有感慨地对大臣说，开国之初，风气淳朴，朝中满洲大臣教诫八旗，因而“如清语、骑射，尚能勤加练习，远胜今日。”（曹振镛等，1986：601）又说：“从前满洲，尽皆通晓清文，是以尚能将小说、古词翻译成编”，而“今满洲非惟不能翻译，甚至清话生疏，不识清字。

王李菲 Wáng Lǐfēi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23

其粗晓汉文者，又以经、史正文，词义深奥，难于诵习，专取各种无稽小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0：370）由是观之，傅良所奏并非虚言，但事实上，即便是在乾、嘉年间，虽然旗人的清语能力普遍衰退，导致翻译能力普遍欠佳，但朝廷中仍不乏精通翻译之才。如笔帖式出身，并累迁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舒赫德，便向来以“善译”出名。

王逸凡 Wáng Yìfán 亚非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24

《钦定翻译五经四书》的完成，也“皆八旗精翻译者所成”。（铁保等，1983：4 ）且政府制定大规模翻译工程时，包含翻译官、誊录、纂修在内的各种参与人员，也都是从国子监八旗官学，以及八旗各学学生中加以考选。各部院衙门中兼事翻译、文书的笔帖式、中书、库使等，也多由旗人构成。

王镇隆 Wáng Zhènló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男 202120081525

凡此种种，只能说明满人的清语学习出现了部分问题，而非全部。但问题既已造成，必须加以解决。因而嘉庆六年三月，原礼部主事尹壮图奏请将十五、六岁前的满洲子弟专读经书，待心性成熟，精力完固之后，再学习骑射与翻译。尹壮图的本意是为了提振满人学习骑射与翻译的效率，但由于他本末倒置，将翻译学习建立在汉族经史，而不是满文学习之上，无异于戕害清初以来历代君主倡导的满洲主体性，自然无法获得嘉庆帝的认可。

卫怡雯 Wèi Yíwé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26

尹壮图所奏是否合理暂且不论，但事实是道光以后，旗人清语、翻译荒废的情形日益严重。如道光十五年六月，宣宗敕令满洲五品以上至侍郎以下京堂，分日考试清文。令道光帝所料未及的是，本次考试中翻译通顺，以及尚能翻译但偶有讹错者，也只不过在十分之三、四之间，其中半数甚至不能落笔。

魏楚璇 Wèi Chǔxu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27

为此，道光帝特降旨训诫，强调清语乃满洲根本，无论出身如何，满人皆应熟习。道光帝尤其针对宗室、觉罗子弟做出训诫，令其务必勤修本业，勉绍家声，断不可因不晓清语、不识清字，而辜负了朝廷“务本成全”的用意。（穆彰阿等，1986：109）至清末年间，旗人清语、翻译能力的衰退一如既往，甚至出现了国子监课士官不知清语的怪异现象。

魏兆妍 Wèi Zhàoy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28

如咸丰四年，苏勒布因新授国子监满洲司业具折谢恩，但皇帝在御览此折时，发现其竟不能用清语缮写自己名字，更不用说讲解折内字句，于是饬令将其降为编修，以示惩戒。为了使八旗人等一体加强清语、翻译的训练，咸丰帝降旨：八旗人员，骑射、清文是其本务，即使于清文义理不能精通，亦岂有不晓清语、不识清字，遂得自命为旗人之理？

吴婧悦 Wú Jìngyuè 俄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29

道光年间特奉谕旨，停止驻防文试，专考翻译，原期返朴还淳，俾我八旗子弟咸知本业。乃近日八旗人员，仍有专习汉文，于清语、清字全不讲求，沾染习气，徒骛虛文，实堪痛恨。嗣后无论何项出身人员，均宜练习清文，通晓讲解，即由文乡、会试入仕之员及兵丁子弟，亦应一体练习，不准怠惰偷安，以务根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8：89）

吴映红 Wú Yìnghóng 日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30

虽然咸丰帝对于部院衙门僚属，以及八旗官员荒废清文，不能翻译的情形忧心忡忡，或谆谆善诱，或严词斥责，但无论何种，终究未能阻止旗人清语和翻译能力的废弛。逮清末之际，虽然朝廷仍规定各地官员遇有奏事折件时，采用满汉合璧的形式，由此说明满语仍占一定地位，且旗学培养语言人才的功能并未完全消失，但随着时势推移，民族融合日盛，旗人清语荒疏的情形已不可逆，翻译能力随之凋敝。

肖毅瑶 Xiāo Yìyáo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31

5.结语。清代旗学是统治阶级共享政治利益的特殊体制，既面向八旗设学，又面向皇族和宗室设学，虽然客观上振兴了文教，养育了人才，促进了民族融合，主观上却是统治者用以巩固统治的保全之道。为教育旗人，改善治理，政府从初级而进阶，由贵族而惠及弱势，依次推进旗学教育，设想不可谓不周，成效不可谓不甚。

谢佳芬 Xiè Jiāfē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32

有清一代，促成旗学兴起、改革、发展与完善的因素颇多，其中既有皇帝个人的支持与投入，也有汉族官员的鼓吹，另有满洲大儒的力倡，使得旗人读书渐成风尚。而旗学对于翻译人才的培养，依其名目主要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其一为普通旗学中的翻译教育，其二为翻译官学、翻译义学等专门机构。上述机构在办理翻译教育，培养翻译人才时，往往皆有详细具体的典章制度，其内容涉及教习的延聘、学生的录取、教材的选用、课业的形式、考课的评定，以及奖惩的规定等，使翻译办学合乎规范。

谢庆琳 Xiè Qìnglín 俄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33

翻译教学在旗学教育中并非权宜之计，而是着眼长远的高瞻之举，其目的是培养德行纯正，谙悉汉书，兼通满、汉双语的语言人才，以飨治国理政之需。事实上，旗学中培养的翻译人才也的确成为嗣后处理文书，办理翻译的重要来源与支柱。虽然旗学的初衷是为了教导旗人崇实黜华，专心向学，固守民族根本，但实际操作中亦不乏与民族特质龃龉者，如“进学”政策即属此类，最终导致旗人学习意愿低落，旗学教育废弛，并殃及旗人的翻译能力与翻译人才培养，以致翻译之事难观其成。

熊敏 Xióng Mǐ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34

译才培养几近废置，与“开国之初，风气淳朴”、“从前满洲，……尚能将小说、古词翻译成编”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0：370）*基金项目：①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清代中前期翻译政策研究”；②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中前期翻译政策的具体形态与变化轨迹研究”，项目批准号：20YBA131；③ 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清代中前期翻译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0A222。

徐敏赟 Xú Mǐnyūn 语言智能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男 202120081535

清代翻译科缘起考——顺治八年还是雍正元年？

摘要：翻译科是清代特设之科目，及八旗科举制度之独特构成，它创设于雍正元年，而非顺治八年。顺治八年，礼部遵圣谕办理首科八旗科举考试，对应试者分别考试清字文章与翻译，为翻译科的创设提供了制度雏形。

颜静 Yán Jìng 语言智能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女 202120081536

然而，此时的翻译考试虽在内容上与翻译科相似，性质和意义上却与后者颇为不同，它既未独立成科，又缺乏独立、自主的制度设计。《清史稿》、《雍正会典》及两部《会典事例》（嘉庆、光绪）中，均将顺治八年视作翻译科之缘起，明显属于误记，其说法不仅见岐于《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而且与《八旗通志》、《钦定国子监志》等也有较大出入。翻译科的创设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意涵，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

颜莉莉 Yán Lìlì 国别 女 202120081537

关键词：翻译科 八旗科举 顺治八年 雍正元年 政治文化意涵

导论：古代科举取士分“文”、“武”两类，其中文举兴于隋，武举始于唐，二者在公为求人才，在私为求入仕，此后虽经宋、元、明、清等朝，仍相沿不替。清代的科举制度因袭明制，虽在细节上与后者存在不同，但整体上仍以正途为重，而以异途为轻，并与明朝一样，仍以“养士”、“取士”并重，成为国家任贤取士与成就治道的重要途径。

颜子涵 Yán Zǐhán 国别 女 202120081538

清代之科举取士不但袭用前朝旧制，使旗人、汉人同场竞技，而且另辟蹊径，创制满洲特色之翻译科，为旗人入仕、进身提供专途。清代的翻译科举制度是清代翻译政策的重要形态，后者则是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无疑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其对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时空条件有着极其强烈的依附性。

阳佳颖 Yáng Jiāyǐng 国别 女 202120081540

就其整体而言，翻译主要不是译者的个体行为，而是有条件、有组织、有指向、有作用的集体行为，乃至国家意志行为。固然，翻译是文化更新或演进的重要途径，它可以促进宿语文化的新陈代谢，但文化作用显然不是翻译功能的全部。（袁帅亚，2020：124）以清代翻译科为例，它的创制便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动因与意涵。

杨爱江 Yáng Àijiāng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41

众所周知，清代翻译科的创制缘起于雍正年间。雍正帝即位伊始，即对传统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不仅改革了考官的选派，而且变更了考试的重点与内容，放宽了考生的资格审查。同时，为了表示对于翻译事业的重视，雍正即位之初即在传统八旗科举考试中增设翻译科目，并将其从后者中单列出来，形成自行独立的制度形式，即今之所谓“翻译科”。

杨堃 Yáng Kūn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42

雍正帝创设的翻译科包括满洲、蒙古二科，分童试、乡试和会试三级，由八旗满洲、蒙古根据相关规定报名应试。翻译科自雍正元年（1723年）始设，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和文科举一并废止，前后历时一百八十二年。作为一种教育制度，以及官员选拔制度，翻译科既为清廷选拔了大量翻译人才，又为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提供了进身之阶，它的存在尽管有其自身缺陷，却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门阀制度的不足，为研究清代政治与文化提供了独特视角与价值。

杨柳青 Yáng Liǔqī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43

一、翻译科的制度雏形：清初八旗科考中的翻译考试

翻译科乃清代特设之科目，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其渊源可远溯至太宗皇太极时期。天聪三年，太宗诏令更易明例，以考试分别优劣，振兴文治。

叶维杰 Yè Wéijié 国别 男 202120081544

八年，太宗命礼部“考取通过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范文程、刚林等，1985：73）崇德三年和六年，朝廷遵太宗圣谕再次办理考试，分举人、生员进行取用，授以官职。上述举措的推出使清初的考试任官得以朝着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易扬帆 Yì Yángfā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45

崇德八年，太宗猝崩，世祖继位，由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为吸纳汉族士子，多尔衮于顺治元年十月颁布诏谕，循明制开科考。至顺治八年，世祖亲政，谕礼部研议八旗科举则例，并首开八旗科举，分乡试与会试两种，满洲、蒙古和汉军皆可参加，一时间令旗人崇文之风盛行。

殷慧珍 Yīn Huìzhē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46

然而，由于清廷担心旗人汉语能力不及汉族，故在考试中对应试者进行区分，要求识汉字者翻译汉文，不识汉字者则作清字文。（鄂尔泰等，1985：457）在考试中加入翻译内容，并将取中情况分榜公布，此举乃太宗时期所未见，实为八旗科目之肇始。（福格，1997：187）本次始设的翻译考试继承了金朝女直进士科的传统，并在后者基础上对考试的程序和体制进行改革，旨在选取通晓满、蒙、汉语的八旗翻译人才。

殷美达 Yīn Měidá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47

然而，旗人崇尚文学，并经考试“即得陞用”，此举又容易导致其怠于武事。因而顺治十四年，世祖敕谕礼部、吏部和兵部，宣布停止八旗科举。（鄂尔泰等，1985：832）可是，停止旗人考试，使汉人独占科举仕途，又会造成八旗士子失去进身之阶。

尹媛 Yǐn Yu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48

于是康熙二年，圣祖上谕，令八旗乡试复行，并应御史徐诰武奏请，拟定于康熙六年起令满洲、蒙古、汉军与汉人一体参加会试。（马齐等，1985：328）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起，为避免旗人专心习文，致使武备松懈，朝廷遵圣谕决定效法世祖旧例，自康熙十五年起停办科举，此举维系至康熙二十六年，虽停办时间不长，影响却较为深远。世宗即位后，对康熙后期以来的八旗弊政进行反思，其中即包括旗人的清语学习。

詹若萱 Zhān Ruòxuā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49

由于当时的旗人普遍不谙清语，每遇翻译、说写之时，“字句偶有失落，语音或有不正”的情况比比皆是，世宗为此多次晓谕八旗，令八旗兵丁务必以学习清语为要。（张玉书、允禄等，1983：8）雍正初年，世宗降旨总理王大臣，命其会同礼部、兵部研议翻译科之事，目的正在于激励旗人勤习国语，专精骑射。 毫无疑问，顺治年间增设的翻译考试系清初以来科举取士的接续与发展，它既是统治者因应时势的积极创举，也是长期以来铨选翻译考试传统的自然产物。

张秋怡 Zhāng Qiūyí 亚非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50

事实上，通过铨选翻译考试选拔官吏，此法并非始于满清。如蒙元时期，朝廷便已有蒙古学考试，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翻译。《元典章》卷 31《礼部卷之四·学校一》中说，元世祖至元八月之际，朝廷在京师开设蒙古国子学，要求包括诸王在内的相关官员参与学习，并以《通鉴节要》的蒙语译本为教本，从习学生员中“选择俊秀，出策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者为中选，约量授以官职。”（陈高华等，2011：1081—1082）

张扬 Zhāng Yáng 国别 男 202120081551

顺治年间的翻译考试继承了隋唐以来科举取士的基本特点，以及铨选翻译考试的任官传统，正所谓“兼备金元之制而加盛焉”。（汪师韩，1996：473） 作为多民族融合的统一国家，满清政权的政治特点之一便是语种林立，文化与习俗各不相同。出于统治需要，清初以来便在各级政府衙门设置专司文书的翻译和撰拟。

张怡然 Zhāng Yírán 俄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52

其中，除最具代表性的笔帖式之外，内阁侍读、中书以及各部院主事等职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担当翻译之责。同时，汉文典籍的翻译，以及满、蒙文字史籍的撰述等也需要大量翻译人才。所有这些人员的铨选、考核和派充等，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翻译考试，择优录用。

钟义菲 Zhōng Yìfēi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53

虽然这样的铨选翻译考试并不具备翻译科的性质，取中者往往不能获得科名，但翻译考试的结果仍是官员晋升、罢黜的重要依据，同时也为嗣后创制翻译科提供了制度雏形。

二、《雍正会典》等关于顺治八年翻译科的误记

关于清代翻译科的创设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雍正元年，另一种则认为是顺治八年。

钟雨露 Zhōng Yǔlù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54

雍正元年世宗诏谕举办满洲翻译乡试，而顺治八年出现了翻译进士麻勒吉与麻祐，两种说法各自有文献依据，互不能说服对方。如《清史稿》卷273《麻勒吉传》中，明确提及麻勒吉曾经参加翻译乡试，并于会试中取中第一。（赵尔巽，1976：10038）《清史稿》关于此事的记注源于《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后者在卷十五中也指出麻勒吉“以翻译取中举人”。（周俊富，1986：767）

周玖 Zhōu Jiǔ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55

虽然上述两处记载中，均没有出现“翻译会试”字样，而只是说“以翻译举人举会试第一”，以及“明年会试第一名”，但支持者仍以顺治年间为翻译科的起始时间。将顺治八年的翻译考试视作清代翻译科的缘起，这种观点主要见诸于商衍鎏（2014：231）、王庆云（2001：34）和张杰（2007：193-194）等。在这些研究中，商衍鎏的观点尤其值得注意。

周俊辉 Zhōu Jùnhuī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56

商衍鎏乃清代末科八旗会试探花，先后授翰林院侍讲、国史馆协修，以及实录馆总校官等，他的看法具有代表性。《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商衍鎏对清代翻译科的阐述并不详实，仅论及翻译科的三个层次，即翻译童试、乡试与会试，但明确提及翻译科创设于顺治八年，指出这一年“定考试满洲、蒙古翻译”，而雍正时只是“复行考试”。（商衍鎏，2014：231）与商衍鎏等人不同，更多的人则是将翻译科之缘起归于雍正年间，如石桥崇雄（1988：5）、村上信明（2002：307）、屈六生（1993：229）、叶高树（2013：51）和邹长清（2013：145）等。

周巧 Zhōu Qiǎo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57

另外，也有少数将翻译铨选考试视作翻译科缘起者。如康熙二十四年，清廷曾组织翰林院侍讲的考选，由圣祖仁皇帝钦试。此次考试的对象以各部院衙门中的无品笔帖式，以及旗人中的革职、闲散人员为主，含八旗满洲、蒙古及汉军，应试者必须通汉文，善翻译。

周清 Zhōu Qīng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58

由于清代政书中对于此类考试并无统一命名，故多称之为“铨选”，即“选才授官”之意。简单来说，所谓“铨选”即是指各部院衙门通过考试翻译，从应试考生中选取成绩优异者，授官或派充至各部衙门，负责行政文书的翻译和撰拟，其主要的形式包括笔帖式、内阁侍读与侍讲、中书、通事、监贡等。正是由于铨选翻译考试的自身特点，有人便将其与翻译科考等而视之，不加区分。

周小雪 Zhōu Xiǎoxuě 日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59

那么，清代翻译科是否滥觞于顺治八年？或者说，顺治八年出现的翻译考试是否具备翻译科的正式形态？欲回答此问题，务必先对《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中的一段记载进行摘引与分析，其中写道：顺治八年六月壬申，礼部议：八旗科举例，凡遇应考年分，内院同礼部考取满洲生员一百二十名、蒙古生员六十名，顺天学政考取汉军生员一百二十名。

朱素珍 Zhū Sùzhēn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61

乡试取中满洲五十名、蒙古二十名、汉军五十名。各衙门无顶带笔帖式亦准应试，满洲、蒙古识汉字者，翻汉字文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字文一篇，汉军文章篇数如汉人例。会试取中满洲二十五名、蒙古十名、汉军二十五名。

邹岳丽 Zōu Yuèlí 日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62

各衙门他赤哈哈番笔帖式、哈番俱准应试，满洲、蒙古识汉字者，翻汉字文一篇，作文章一篇；不识汉字者，作清字文二篇，汉军文章篇数如汉人例。报可。（鄂尔泰等，1985：457） 上文中，礼部所奏涉及八旗乡、会试的额数与形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