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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论证活页课题名称：《鲁迅全集》基于**软件的译后编辑与研究商务伙伴 1：网易有道商务伙伴 2：......

0. 题解

1. 选题依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本课题相对于已有研究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

1.1国内外学术动态

1.1.1译后编辑国内外学术动态

了解译后编辑（PE, post-editing），首先必须明确机器翻译的定义。依据ISO/DIS 17100: 2013标准的定义，机器翻译是“使用计算机系统将文本或语音从一种自然语言自动翻译为另一种语言”（MT, automated translation of text or speech from one natural language to another using a computer system）。译后编辑则是“检查和修正机器翻译的输出（to check and correct MT output）”（ISO, 2014）。Allan（2003）指出从1947年英国工程师A. D. Booth和美国科学家W. Weaver首次进行俄英机器翻译到现代翻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机器翻译的质量大大提高，但鉴于语言结构、修辞手法、逻辑思维、文化差异、一词多义等现象，我们仍需对机器翻译的译文进行修改和加工，即译后编辑来提高机器翻译质量，如修改语言错误、提高表达准确性与译文可读性等。 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工程师G. B. Artsouni最早提出机器翻译的设想，1947年英国工程师A. D. Booth和美国科学家W. Weaver首次提出利用计算机进行翻译。W. Weaver于1949年发表《翻译》备忘录，并提出机器翻译的思想。1954年，美国乔治敦大学和IBM公司进行世界第一次计算机俄英翻译实验，随后前苏联及欧洲国家因为军事或经济发展需要，非常重视机器翻译研究，机器翻译呈现热潮。同年，Victor H. Yngve（1954）简要介绍译后编辑的概念、任务和作用，指出机器翻译与人工合作将成为未来机器翻译行业发展的特点。Miller和Beebe-Center（1956）介绍五种机器翻译质量评价方法，即主观评判、单词评判（单词数及顺序）、信息传译评判、阅读理解评判和语义评判，并分析各评价方法的优劣，同时指出并非所有文学作品都可以通过机器成功翻译。1966年由美国政府资助的语言自动处理咨询委员会（Automatic Language Processing Advisory Committee, ALPAC）通过调查研究发布了报告——《语言与机器：翻译和语言学中的计算机》（Language and Machines: Computers in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指出机器翻译质量粗糙，未达到预期效果，建议专注字典开发以及译后编辑，使机器翻译资助锐减。（ALPAC, 1966）

Orr和Small（1967）对比人工翻译、机器翻译和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下俄英翻译速度、效率和准确度方面的差异，发现人工翻译效果优于译后编辑，在三个方面都超越了机器翻译，速度与效率的差异尤甚，而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的差异相较于人工翻译与译后编辑的差异更大。鉴于译后编辑压力大、费用高，二者仍建议发展机器翻译。Van Slype（1978）在欧盟引进Systran机器翻译后，写了一份报告分析机器翻译、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译文的可读性，分别为78%，98%和98%，大多数机器翻译用户认为某些情况下的机器翻译译文质量是可以被接受的。来自加拿大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的Sereda（1982）指出译后编辑是机器翻译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译后编辑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机器翻译产生的经济价值大小，还谈到影响译后编辑功能的因素包括机器翻译系统的语言能力、源语质量、专业术语存储、个人及机器翻译能力等。Green（1982）将机器翻译错误分成简单的小型错误、耗时的大型错误以及“灰色”错误，并建议译后编辑在面对之前出现过的文本时，可以提前编辑那些有代表性的数据以避免犯相同的错误，从而降低译者的烦恼指数。Laurian（1984）逐渐侧重快译后编辑，将其按照错误修正优先等级分成“必须修改错误”、“可能需要修改错误”和“不该出现的错误”三类，并指出各自的区别，提出译后编辑既不是修改，也不是更正，更不是改写。作者一共收集了11种错误类型，帮助那些没有经过太多语言培训的人群判断文本是否适合译后编辑，这就是后来的机器翻译可行性研究。Elizabeth Wagner（1985）从1981年开始收集数据了解当时使用快译后编辑服务的人群和目的，并分析翻译软件Systran的弊端在于译“词”而非译“意”。Vasconcellos（1985）认为理想的译后编辑应该是一个职业译员，而非某个主题专家，但她也指出译者对于机器翻译的态度是决定译文质量的最关键因素。Schneider（1989）针对西门子公司对译后编辑的培训谈到译后编辑起始阶段翻译效率会降低，经过几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时间，使用者反馈效率大大提高，语言转换时间逐渐减少。

Dorothy Senez（1998）分析译后编辑与翻译的区别，指出前者在增加译文数量、有效利用现有工具和降低翻译成本方面前景广阔。Krings, Hans P.（2001）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完成博士后研究报告，说明译后编辑即文本修改的过程。同年，该报告被Geoffrey S. Koby从德文译成英文并出版，成为译后编辑领域中最早的一本专著。Allen（2003）讨论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本地化进程、译后编辑原则以及新开发的译后自动编辑模型。Guerberof（2009）通过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片段与翻译记忆系统中模糊匹配片段在效率和质量上的关系，发现使用机器翻译的译者工作更高效、译文质量更高，也指出具有翻译技术经验的译者更高效，但译文质量不受影响。Midori Tatsumi（2010）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分析发现句子结构、文本类型、术语使用、译后编辑模式与译后编辑行为等因素共同影响译后编辑人员的编辑数量，该研究有助于业界更好地使用机器翻译系统，也能帮助译后编辑人员提高译后编辑技巧和策略。翻译自动化用户协会（TAUS, Translation Automation User Society）（TAUS, 2010）指出译后编辑指导原则的内容涵盖未做译后编辑的原始机器译文和人们对翻译内容的最终预期质量，个人可以根据顾客需要和机器翻译文本质量来选择相应的指导原则。Garcia（2011）指出当下翻译记忆工具能帮助译员将数据库不能匹配的词条存入记忆库，通过实验对比译后编辑与人工翻译发现译后编辑在效率方面优势较小，在翻译质量方面优势非常明显，并从双语方向、文本难度和译者水平层面分析其对译文质量的影响，讨论译者是否应该考虑使用译后编辑替代传统翻译模式。

2013年第十四届机器翻译峰会（Machine Translation Summit XIV）在法国召开，期间举行了“第二届译后编辑技术与实践研讨会”（The 2nd Workshop on Post-editing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重点探讨译后编辑界面和功能设置、译后编辑效率、译后编辑评测工具、在线译后编辑环境、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技术推广、单双语译后编辑效果对比与编辑能力差异、译前编辑对译后编辑的推动作用、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的译文质量对比、译后编辑处理等议题。（Sharon O’Brien, 2013） 2014年颁布并实施了关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草案标准ISO18587，指出译后编辑三个阶段具体要求，即准备阶段、译后编辑阶段和译后编辑后处理阶段，描述译后编辑人员需具备的能力和资质，将译后编辑输出分为快译后编辑（Light post-editing）和完全译后编辑（Full post-editing）两个级别，指出对应特点，该标准得到各行业的广泛认可。ISO 18587（2017）区分了完全译后编辑和快译后编辑的差异，探讨快译后编辑方式是否也能满足顾客需求，并指出必须对译后编辑从业人员的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能力进行培训。Koponen（2017）首次对比分析英芬语机器翻译后必须修改的地方以及译后编辑人员自己所做的修改，发现大部分编辑都是正确的，但也有34%的编辑是多余的。研究表明这两种语言译后编辑采取的调整词序、删除人称代词是多余的，这对于将来译后编辑实践和培训颇有指导意义。Lommel（2018）指出单靠语言学家无法满足当代人们对快速和低价翻译的需求，拥抱机器翻译的语言服务商已经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介绍机器增强翻译（神经机器翻译）的定义和组成内容，详细探讨适应性机器翻译和内容充实自动化、该领域的技术供应商以及机器增强翻译的未来。Sakamoto（2019）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引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资本”、“场域”和“惯习”的概念，分析译者为何不愿从事译后编辑的原因，该研究为机器翻译股东和翻译工作教育者理解译员与译后编辑所处的社会机构提供了概念化的工具。Seung（2020）旨在探寻指导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方法论思想以改进译文风格，尤其是针对句法和语义上有巨大差异的英韩等语对。第一步整理出双语写作中语言和文化的不同之处，第二步了解译员对于写作风格的不同命名，第三步将人工翻译中使用的策略引入到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研究如何将这些策略植入到英韩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中，从而改善译文风格。该研究为改善译后编辑风格指导标准奠定基础，为改善译文风格积累人工译后编辑数据，从而帮助打造能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译后编辑自动化系统。Koponen（2021）指出人脑修改译文与机器修改译文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消失，政府或公司翻译部门、翻译公司、文学出版部门、志愿者部门以及人工和机器修改培训领域研究，具体包括基于调查、访谈、击键记录的实证研究，更侧重从理论层面探寻翻译与译后编辑的传统区别。错误修订和译后编辑研究涉及8种语言，研究话题涉及译者和修订者关系、非专业译员的修订行为与译后编辑。

国内机器翻译研究于1956年开始，第二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与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合作开展俄汉机器翻译研究，译后编辑的研究主要围绕译后编辑工具的设计与开发。黄河燕（1994）提出新的智能译后编辑器的设计原理和算法以提高译后编辑效率。魏长虹（2007）指出机器翻译的各组成部分，译后编辑能帮助译员提高译文质量和人工校译效率，分析译后编辑的基本概念、译后编辑的必要性、译后编辑的手段、译后编辑需要修正的错误和译后编辑实施者五个方面的内容。2008年，格微公司设计“格微协同翻译平台”（GE-CCT），将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结合，并在商务翻译领域加以实践。李梅（2013）对汽车专业英汉翻译平行语料库英汉机器翻译中出现的规律性、典型性译文错误进行机器翻译二次加工，即通过译后编辑自动化过滤这部分错误来提高机器翻译速度和机器翻译质量。崔启亮（2014）探讨译后编辑的概念，分析译后编辑的应用与研究现状、推动译后编辑发展的动力、适合译后编辑研究的题材，并提出提高译后编辑质量和效率的行为准则。冯全功（2015）分别从译后编辑的行业需求、课程设置、编辑能力、教学及工具选择方面讨论译后编辑的培养方法，并指出在高校开设译后编辑课程能够增强学生职业竞争力，更好地满足语言服务业对译后编辑的需求。崔启亮（2015）针对英语科技文本译后编辑的案例分析机器翻译各种错误类型，包括过译、欠译、术语翻译、形式、格式、多译和漏译、冗余、词性判断、从句翻译、短语顺序、原文句子结构束缚，并总结译后编辑的特点。冯全功（2016）分析目前译后编辑研究的聚焦点，并指出将来研究发展趋势，如开发集成翻译环境、研发特定机器翻译系统、同译后编辑、应用人才培养以及产学研层面进行深度合作。冯全功（2018）尝试从认知、知识和技能三个维度构建译后编辑能力模型，论述每个维度的构成、表征和关联以及该模型对于译后编辑教学的启示作用。王湘玲（2018）通过对“翻译研究文献目录”与“机器翻译档案馆”两大数据库语料分析译后编辑过程及产品评估、影响效率因素、工具及人才培养的研究进程与研究方法，探索其研究趋势，为相关研究及翻译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王湘玲（2019）通过击键记录和问卷调查法，对比实验者在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翻译速度、译文质量、译者态度三方面的差异，从而指导未来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人才培养。陆强（2019）研究依据翻译的准确性、完整性、术语一致等要求制定通用译后编辑质量规范指导机器翻译译后编辑项目，也指出可以根据具体项目特点调整项目质量规范，更好指导译后编辑工作。朱慧芬（2020）从纽马克翻译理论出发分析“八八战略”谷歌英译出现的错误，探索译者在文本、所指、衔接和自然层面的译后编辑原则，并指出隐含信息补充和“名从源主”的特色专有名词翻译原则。蔡强（2020）使用Google汉英机器翻译中国知网数据库中200篇科技论文摘要，发现机器翻译主要错误包括词汇、句法、逻辑和其他错误等，且错误频次依次递减，提出在词汇、句法、逻辑和标点使用方面进行译后编辑，丰富了科技文本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研究。赵涛（2021）指出人们还未能很好区分机器翻译和译后编辑的差异，有必要综合从多个角度去认识机器翻译的相对优势与固有缺点。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可以根据文本类型和客户需求分类，适应不同的使用环境，还提到今后需要加大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教学研究工作，分别从知识、实践与技能层面培养和提高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核心能力。李梅（2021）通过分析职业译员参加英汉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测试结果研究原文对译后编辑时间与译文质量的关系，帮助人们理解人机协作、了解原文与译后编辑的关系以及提高译后编辑效力。陈胜（2021）通过对比分析汉语石油地质文献在7大主要国内外线上翻译平台英译，发现主要问题集中在词义、词性、词序、句子结构、断句、名词语法标记、搭配、标点符号、字母大小写、信息完整性等方面，提出采用“信达切”的原则开展译后编辑，寻找翻译处理速度与译文准确性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Laurian（1984）在讨论机器翻译文本是否需要译后编辑时，指出如果文本中的信息要求人去感知，那么这类文本翻译译文的可信度和准确度就会有所缺失，不适合进行机器翻译，需要进行译后编辑。Reiss（1989）根据功能语言学家K. Bühler的语言功能三分法，将文本分成信息型、表情型和操作型三种类型，并说明文本类型与翻译策略的整体关系。Chesterman（1989）指出表情型文本是一种“创作类产品”，兼具美学特征，信息发出者可以围绕主题自由创造，并有意识地“使用语言的表情和联想意义”，将个人的情感、情绪、态度通过“创造性作品”及对事实“艺术性塑造”加以表达。研究还指出诗歌是最具表情功能的文本，在翻译过程中也是译者参与“再创造”的过程。

卓键滨（2018）对比三种不同文本类型采用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谷歌翻译）的译文质量和准确度差异，发现机器翻译最擅长处理信息型文本，其次是表达型文本中的非文学翻译，并指出机器翻译必须与人工翻译合作，才能共同促进彼此和翻译事业的发展而不会被时代淘汰。2018年，通过实验法对比韩国文学作品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质量，发现人工翻译所需时长是译后编辑的3倍，译文准确度与流利性都不如译后编辑，指出人工翻译与译后编辑译文产生类似的错误类型，如误译、省略和语法错误等。熊璨（2020）从语言、文化和话语三个层面分析人工智能翻译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可行性和存在的问题，指出文化和话语层面存在发展障碍，文学类作品单纯依靠人工智能翻译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采用人机结合的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才能保证人工智能翻译文学作品的质量。翁义明（2020）运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比文学作品中汉语流水句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英译文的句法和语篇，发现二者在目标语小句主语、动词类型、句子类别、关联词语与译文语序存在巨大差异，并指出机器翻译需要丰富译文动词类型、句法结构和语篇内关联方式，缩小与人工翻译的差距，达到增强文学翻译语言的生动性、地道性和欣赏性。

1.1.2鲁迅在国内外的影响

国内影响：

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浙江绍兴，他在文艺、精神、政治和学术方面影响巨大。

在文艺方面，鲁迅是一位文化巨人，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作翻译、古籍校勘、现代学术等领域颇有建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鲁迅被誉为“现代文学之父”，一生创作了33篇小说，国内众多作家在他的基础上发展了众多文学风格体式。鲁迅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和科学题材的书籍，引进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帮助开启民智，促进国家发展；鲁迅爱好美术，引进大量西方木刻、版画作品，推动了现代木刻、版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了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

在精神层面，鲁迅是现代中国民族魂式的人物，他的“政治远见意识”、“斗争精神”以及“牺牲精神”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极力推崇。鲁迅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一生，他充分利用手中的笔弘扬社会主义、反抗强权统治、保护青年和培育新生力量。1918-1926年间，鲁迅创作了《呐喊》和《彷徨》两本小说集，各自收录了15和11篇短文；《呐喊》真实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的剖析和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彷徨》写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时期，体现了作者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记念刘和珍君》极力控诉段祺瑞政府镇压学生、制造“三一八”惨案等种种罪恶行径，并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鲁迅不畏强暴，执笔声援“女师大学潮”中受军阀迫害的学生，彰显出文人的正直。三十年代，鲁迅与党内左倾错误文艺路线进行斗争，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强烈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揭露其黑暗统治，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

在学术层面，《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专著，上至远古神话传说，下至清末谴责小说，开创了文学史著作的典范。此外，鲁迅整理校勘了数十部古籍，如《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为后世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国外影响：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迄今有30多个国家用50种语言文字出版了鲁迅的作品，赢得了世界的认可。鲁迅的作品最早被翻译成日语，1922年《孔乙己》被译成日语，1953年《故乡》被纳入日本教育出版株式会社的中学国语教科书，使鲁迅成为唯一一位出现在日本国语教科书中的非日籍亚洲作家。日本改造社出版了《大鲁迅全集》，共七卷，发行时间比国内第一版《鲁迅全集》要早近一年。《阿Q正传》、《故事新编》和《藤野先生》被日本剧作家改编成剧本，在舞台演出，还在日本众多大学成立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会和学习鲁迅小组。

鲁迅作品进入韩国是1925年由柳树人《狂人日记》韩译本完成并于1927年发表开始。韩国课本收录中国作品最多的作者是鲁迅，如《药》、《故乡》、《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传》、《风筝》、《雪》和《故乡》等。1995年，韩国民主变革运动的思想导师李泳禧在《吾师鲁迅》曾谈到自己的文笔和思想与鲁迅相通，都在针砭当时社会的弊端并对知识分子和学生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并将这份荣誉归于鲁迅先生，称自己在间接传递鲁迅文章和鲁迅精神。

英语国家中最早介绍鲁迅作品的是美国，1927年美国学者Bartlett首次在杂志《当代历史》上系统介绍鲁迅短篇小说，并给予高度评价。此后美国学者James Reeve Pusey、Eileen J. Cheng、Carolyn Brown、Jon Eugene von Kowallis、Wilt Idema，英国学者Bonnie S. McDougall、David E. Pollard、Jeremy Tambling，加拿大学者Paul Foster、Wendy Larson、Joshua J. Fogel，澳大利亚学者Gloria Davies、新西兰学者Patric Hanan等纷纷加入研究鲁迅的队列，并因此而闻名。众多译作包括美籍华裔梁社乾的《阿Q正传》英译本，英国人E.H.F.Mills用英文转译鲁迅三部小说法译本 ——《阿Q正传》、《孔乙己》和《故乡》，美国人George A. Kennedy的《药》、《风波》、《孔乙己》和《伤逝》英译本，美国记者伊罗生和中国人合译的《狂人日记》、《风波》和《伤逝》英译本，美国记者Edgar Snow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和《离婚》英译本。在美国高校任教的华裔学者王际真是当时译介鲁迅作品的主要代表人物，陆续翻译了鲁迅的《阿Q正传》、《在酒楼上》、《离婚》、《头发的故事》、《狂人日记》、《故乡》、《肥皂》、《祝福》、《伤逝》、《孤独者》、《风波》、《端午节》、《示众》、《高老夫子》和《幸福的家庭》等15篇小说，其中11篇小说结集为《阿Q及其他 —— 鲁迅小说选》，于1941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William A. Lyell翻译了《呐喊》和《彷徨》两个小说集的全部25篇小说。21世纪，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朱莉亚・拉弗尔（中文名蓝诗玲）翻译了鲁迅三部小说集的所有小说，于2009年由企鹅出版集团出版，蓝诗玲因此成为外国学者中翻译鲁迅小说最全的译者。

新西兰学者Patric Hanan撰写的《鲁迅小说的技巧》与美国学者William Lyell撰写的《鲁迅的现实观》是海外鲁迅研究的经典。

《阿Q正传》是鲁迅作品中最早外译到欧洲的书籍，前苏联是除亚洲外最早研究和翻译鲁迅作品的国家。《阿Q正传》于1925年由波·阿瓦西里耶夫（笔名王希礼）译成俄文，1929年在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一同出版的还有什图金、卡扎克维奇等人翻译的《孔乙己》、《风波》、《故乡》、《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头发的故事》和《社戏》等7篇小说。同年，《阿Q正传》俄译本由弗·科洛科洛夫（郭质生）翻译并在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英译本于1930年由英国人E.H.F.Mills转译敬隐渔法译本，在英国伦敦劳特利奇公司出版。苏联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于1938年发行专辑《鲁迅纪念论文译文集》，成为二战前后欧洲各国转译和介绍研究鲁迅作品的“蓝本”。鲁迅作品被前苏联收录入中小学教科书和儿童读物，并翻译成几十种前苏联民族语言译本。《鲁迅选集》于1945年由汉学家罗果夫（В. Н. Рогов）在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印刷10000册，并于1952年再版。50年代苏联鲁迅译介最大的成果是《鲁迅选集》四卷本，由汉学家弗·科洛科洛夫（郭质生）、 Simonov和费德林主编，发行30000册。《故事新编》法译本于1959年由主流出版社加里马尔东方知识出版社发行。《朝花夕拾》和《华盖集》法译本分别于1976年和1978年由Julien Sorel翻译，在七大东亚出版中心出版。 20世纪50年代，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开始接触鲁迅作品。1952年《阿Q正传》被翻译成多个泰译本，并引起众多泰国学者加以研究。1961年缅甸著名文学家敏杜温访问中国，在其《世界人文之南》一书中介绍了鲁迅极其作品。1984年，泰国杂志《世界书》刊登《鲁迅100年 —— 鲁迅与世界文学》，成为东南亚国家介绍鲁迅最系统的文章。丁貌敏撰写的《世界名人的偶像》于2007年由蒲甘出版社出版，书中专辟一节介绍鲁迅，将其与瑞典“和平国父”德钦哥达迈相提并论。

“一个人的故事”（《阿Q正传》阿译本）于1956年由宰亚恩在埃及开罗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密加韦也将多部鲁迅短篇小说译成阿拉伯语，声称自己的写作技巧受到鲁迅的启发，教会其采用新的技巧和方式改写本土民间故事。

1.1.3《鲁迅全集》中译外研究

20世纪20年代开始，鲁迅的小说便开始被译成各国文字并出版，深受读者喜爱，其中英、法译本影响更甚。《鲁迅全集》一共发行了五个版本，最早的版本于一九三八年印刷发行；第二个版本于1958年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共10卷，第一次为鲁迅文集加了注释，只收集了鲁迅的创作、评论与文学史著作等，并未收录鲁迅翻译的外国作品和编校的其他作品（另行出版）；第三个版本于1973年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共20卷，该版本基于第一版重排版面，删除了蔡元培做序部分，有个别改动；第四个版本于1981年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增加《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还收录了1912-1936年间的日记（1922年缺失）和所收集到的书信，但并未收录鲁迅译作。第五个版本于2005年由人民文学社出版，收录作品更多，注释更客观、准确。该版本改动近千处，修改、新增注释2000多条，新收录佚文、佚信、原信100多封，但仍未收录鲁迅译作。

国外研究：

丸山昇（1983）对比之前于1938年、1958年和1973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在编辑和注释方面的差异，如收录新的书信内容、佚文，注释数量较上一版多了两倍，还指出该版的不足，如《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并非鲁迅的原话，而是冯雪峰回忆归纳的内容，还纳入了鲁迅平时谈话的内容。此外，日记书信中出现的日语有错误，尤其是假名排列错误。文章最后总结该版全集有助于鲁迅作品、中国现代文学，甚至中国文学研究。No, Lee Joo（2017）率先在韩国对《鲁迅全集》进行研究，概括性介绍和整理《鲁迅全集》出版经过及其历史的、文化的意义，分别从五个阶段探寻《鲁迅全集》的出版过程：《鲁迅全集》的前史——鲁迅手稿，1939年出版的鲁迅逝去纪念版，1958年鲁迅逝去20周年纪念版，1981年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版，2005年《鲁迅全集》修订版，还考查了1940年出版的《鲁迅三十年集》和1973年再版的《鲁迅全集》。

国内研究：

鲁歌（1984）指出1981版《鲁迅文集》较之前两版要好，但在《呐喊· 药》、《朝花夕拾·五猖会》、《朝花夕拾·无常》、《故事新编·铸剑》、《二心集· 柔石小传》、《集外集拾遗·自题小像》、《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集外集拾遗·无题二首》、《汉文学史纲要》和《日记》中存在文字、标点校勘的错误，希望新版《鲁迅全集》能加强编辑、校订和注释工作，并将鲁迅致许广平的全部原信和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收入《两地书》中，同时注释说明《两地书》中“许广平信”里哪些重要文字实为鲁迅所改写或增写，还建议把许广平的全部原信作为“附录”收入以便对照、研究和参读。周铭（1984）同样对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的注释错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嵇康生卒年代的注释有错误，需要斧正。孙玉石（1985）指出日本出版的新二十卷《鲁迅全集》是由国内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和专业教授合作完成的，具有“全”和“细”的特点。新译二十本全集每卷前收入多幅精印插页、作者像、手迹和精彩的作品插图。武德运（1996）对比当时已正式出版的三个《鲁迅全集》的版本的特点和历史意义，指出1938年二十卷版有助于保存鲁迅文化遗产，宣扬鲁迅精神，鼓舞人民斗争；1958年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十卷版专收鲁迅著作加以注释，未收入整理的古籍和译文，有助于读者、教学人员和鲁迅研究者宣传和研究鲁迅；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十六卷卷版新收入了1912-1936年（1922年缺失）的日记及搜集的全部书信以及新编《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和《译文序跋集》，是迄今收集鲁迅著作比较完备的一个版本，增加了大量注释且方便实用。张文江（1996）分别从社会文化与版本建设的视角分析《鲁迅全集》三个阶段：奠基和开创式的1938年版，发展和变化的1958年版以及稳定而成熟的1981年版，每个版本代表对鲁迅的不同认识。杨知秋（2001）指出1938年与1958年版《鲁迅全集》新增注释部分出现的错误与不妥，建议学界研究者在借鉴西方学术话语时需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但需要“有辨别”，不能“口无遮拦”。

徐斯年（2007）基于修订1981年版与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经验，提出修订工作的特点包括校勘工作的特殊性和补正意见的取与舍，校勘内容包括李公佐和李公度、李匡文与周中孚、高尔基的“尼采色彩”、三种“起死”比较、鲁迅和非理性主义的注释以及标点问题等。Zhang（2020）指出鲁迅的小说大多描述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的悲惨生活，批判中国民众的麻木不仁以此来唤醒世人开启民智，鲁迅的文学创作不仅是中国宝贵的思想和文化经典之作，也成为备受韩国民众和学界珍视的精神食粮和宝贵的思想遗产。对比中韩版《鲁迅小说全集》，分析词语和句子翻译的策略和技巧，搜集译本出现的错误并纠正以期更好地指导未来翻译实践工作。侯桂新（2020）以《华盖集续编》为例指出《鲁迅全集》仍存在诸多错误需要勘正，提出改进现有校勘的原则和方法，包括拟定汇校法为基本校勘方法，确定底本与参校本；校勘学者态度需认真，尽量减少失误；校勘完成后需征询大众读者与专业读者选择定本或善本出版。研究将有助于制定学界公认且通用的校勘准则和方法，促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史料学）学科的建立。

1.2国内外研究简评

国内外有关《鲁迅全集》的研究大多集中对比发行的五个版本的特点、出版过程、文化意义、历史意义及研究意义，或对比中外《鲁迅全集》版本研究翻译技巧和策略，更多研究内容是关于全集编辑、校订和注释错误的修订，作品收录问题以及校勘研究等，并未涉及《鲁迅全集》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研究。

国内外有关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研究文本包括科技论文摘要、石油地质文献、汽车专业语料、商务语料、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对比、三种文本类型对比等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调查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观察法、思辨法和行为研究法等。研究对象包括译文和质量、质量对比、质量评估、错误类型；译后编辑特点和质量、效率、手段、工具、错误类型、使用环境、作用（必要性）、指导原则、方法论、行业需求、处理速度与准确度关系；译后编辑人员能力特点及能力培训、资质；译后编辑课程设置与意义、教学；译后自动编辑模型（译后编辑自动化）、编辑软件、评测工具、译后编辑器开发、译后编辑能力模型开发；译后编辑项目管理；译前编辑作用；翻译平台开发、机器翻译内容充实自动化；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与译后编辑的历史研究、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机器翻译三种文本类型可译性比较。研究目的包括推广和提升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技术和软件、提高译后编辑能力、培养译后编辑人才、提高翻译质量和效率、加强人机结合等。研究并未涉及《鲁迅全集》的译后编辑、提高机器翻译软件对诸如《鲁迅全集》等表情型文本的兼容性办法。

1.3研究价值

根据Chesterman对文本类型和翻译的研究，我们了解到文学作品等表情功能文本单纯依靠机器翻译无法实现“艺术再创造”，因而必须依靠人工参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进行“艺术再创造”才能保证翻译质量。本研究针对现有《鲁迅全集》英、德译本内容不全，作品翻译难度大、耗时耗力的特点，为了能够更快更好地将该作品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准确、高效地传递给异国读者，拟利用**翻译软件对《鲁迅全集》进行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分析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处理的各种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处理策略，以期促进译文的质量并提高**翻译软件对文学作品翻译的包容性，高效保质地给人类奉上《鲁迅全集》的完整英译本和德译本，为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推动中华典籍外译工作推波助澜。

2. 研究内容（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总体框架、重点难点、主要目标等）

2.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包括《鲁迅全集》英译、德译，**翻译公司机器翻译软件和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软件使用和开发。

2.2 总体框架

I. 文献综述 II. 《鲁迅全集》 II.I 鲁迅 II.I.I 鲁迅简介 II.I.II 鲁迅的影响力 II.II 《鲁迅全集》及译本 II.II.I 《鲁迅全集》简介

   II.II.I.I 《鲁迅全集》内容
   II.II.I.II 《鲁迅全集》的文本特点

II.II.II 《鲁迅全集》译本简介

   II.II.II.I 《鲁迅全集》现有译本
   II.II.II.II 《鲁迅全集》译入语的文本特点

III. 《鲁迅全集》翻译 —— 机器翻译译后编辑 III.I 机器翻译

   III.I.I 机器翻译的优点
   III.I.II 机器翻译的不足
   III.I.III **翻译软件

III.II 译后编辑

   III.II.I 译后编辑的优点
   III.II.II 译后编辑的不足
   III.II.III **翻译软件译后编辑

III.III 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在《鲁迅全集》翻译的应用

   III.III.I 文本类型

III.III.II 翻译评估标准

   III.III.III 机器翻译错误类型及应对方法
   III.III.IV 译后编辑类型及策略

IV. **翻译软件对于表情型文本的包容性

2.3重点难点

2.3.1研究重点

采用合理的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方法和策略完成《鲁迅全集》英、德译本。

2.3.2研究难点

（1）《鲁迅全集》翻译任务艰巨（内容多、主题杂、耗时长）。

（2）如何提升**机器翻译软件对于表情型文本《鲁迅全集》的包容性。

2.4主要目标

（1）高效保质使用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完成《鲁迅全集》英、德全译本.

（2）提升**翻译软件对于表情型文本的包容性。

3. 思路方法（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具体研究方法、研究计划及其可行性等）

3.1基本思路

   梳理现有《鲁迅全集》和译本，了解**机器翻译软件的特点以及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方法、策略和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文本类型分类说，对照《鲁迅全集》原译本，采用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相结合，分析译文错误类型并加以修正，总结错误规律和常规解决办法，建立译后自动化编辑程序，提升机器翻译对于诸如《鲁迅全集》表情型文本的包容性，更好地促进机器翻译的发展， 推动《鲁迅全集》等中华典籍外译，传扬中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

3.2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实验法

3.3研究计划

2022年3月 - 2022年7月《鲁迅全集》语料输入

2022年8月 - 2023年8月《鲁迅全集》英文、德文机器翻译及译后编辑

2023年9月 - 2023年12月对《鲁迅全集》英文、德文译本校勘

3.4可行性

（1）符合国家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方针，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继承、发展、延续和传播，使中华文化永葆青春。

（2）项目主持人精通中、德语，资深汉学家，翻译了曹雪芹的《红楼梦》及鲁迅、周作人、许地山、郁达夫、朱自清、冰心、巴金、钱钟书、贾平凹等众多著名国内作家的经典著作。

（3）项目执行者包括MTI及翻译方向的教师、研究生，具有合格的资质和能力开展《鲁迅全集》英译和德译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工作。

（4）项目与课程内容（中华典籍外译）紧密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线上线下结合。

（5）**翻译软件公司的智力支持。

4. 创新之处（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1）填补当下《鲁迅全集》无全译本的空白。

（2）《鲁迅全集》等表情型文本机器翻译的可行性

5. 预期成果（成果形式、使用去向及预期社会效益等）

（1）《鲁迅全集》英文、德文全译本出版和发行，将鲁迅的作品完整地展示给英文和德文读者，让更多地人认识鲁迅和《鲁迅全集》，了解中华文化，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发展和传播。

（2）兼容表情型文本的**机器翻译自动化编辑软件开发，可以高效保质地完成诸如《鲁迅全集》类表情型文本的机器翻译，促进**机器翻译软件的开发和本地化发展，给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给使用者带来极大地便利。

5.1成果形式与使用去向

（1）《鲁迅全集》英、德译本在国内外发行使用，版权属项目负责人。

（2）兼容表情型文本的**机器翻译自动化编辑软件，可供项目负责人和教学研究团队使用。

5.2 预期效益

（1）《鲁迅全集》英、德译本发行使用

（2）兼容表情型文本的**机器翻译自动化编辑软件成功研发

6. 参考文献（开展本课题研究的主要中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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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r和Small（1967）对比人工翻译、机器翻译和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下俄英翻译速度、效率和准确度方面的差异，发现人工翻译效果优于译后编辑，在三个方面都超越了机器翻译，速度与效率的差异尤甚，而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的差异相较于人工翻译与译后编辑的差异更大。鉴于译后编辑压力大、费用高，二者仍建议发展机器翻译。Van Slype（1978）在欧盟引进Systran机器翻译后，写了一份报告分析机器翻译、人工翻译和译后编辑译文的可读性，分别为78%，98%和98%，大多数机器翻译用户认为某些情况下的机器翻译译文质量是可以被接受的。来自加拿大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的Sereda（1982）指出译后编辑是机器翻译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译后编辑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机器翻译产生的经济价值大小，还谈到影响译后编辑功能的因素包括机器翻译系统的语言能力、源语质量、专业术语存储、个人及机器翻译能力等。Green（1982）将机器翻译错误分成简单的小型错误、耗时的大型错误以及“灰色”错误，并建议译后编辑在面对之前出现过的文本时，可以提前编辑那些有代表性的数据以避免犯相同的错误，从而降低译者的烦恼指数。Laurian（1984）逐渐侧重快译后编辑，将其按照错误修正优先等级分成“必须修改错误”、“可能需要修改错误”和“不该出现的错误”三类，并指出各自的区别，提出译后编辑既不是修改，也不是更正，更不是改写。作者一共收集了11种错误类型，帮助那些没有经过太多语言培训的人群判断文本是否适合译后编辑，这就是后来的机器翻译可行性研究。Elizabeth Wagner（1985）从1981年开始收集数据了解当时使用快译后编辑服务的人群和目的，并分析翻译软件Systran的弊端在于译“词”而非译“意”。Vasconcellos（1985）认为理想的译后编辑应该是一个职业译员，而非某个主题专家，但她也指出译者对于机器翻译的态度是决定译文质量的最关键因素。Schneider（1989）针对西门子公司对译后编辑的培训谈到译后编辑起始阶段翻译效率会降低，经过几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时间，使用者反馈效率大大提高，语言转换时间逐渐减少。
 Dorothy  Senez（1998）分析译后编辑与翻译的区别，指出前者在增加译文数量、有效利用现有工具和降低翻译成本方面前景广阔。Krings, Hans P.（2001）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完成博士后研究报告，说明译后编辑即文本修改的过程。同年，该报告被Geoffrey S. Koby从德文译成英文并出版，成为译后编辑领域中最早的一本专著。Allen（2003）讨论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本地化进程、译后编辑原则以及新开发的译后自动编辑模型。Guerberof（2009）通过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片段与翻译记忆系统中模糊匹配片段在效率和质量上的关系，发现使用机器翻译的译者工作更高效、译文质量更高，也指出具有翻译技术经验的译者更高效，但译文质量不受影响。Midori Tatsumi（2010）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分析发现句子结构、文本类型、术语使用、译后编辑模式与译后编辑行为等因素共同影响译后编辑人员的编辑数量，该研究有助于业界更好地使用机器翻译系统，也能帮助译后编辑人员提高译后编辑技巧和策略。翻译自动化用户协会（TAUS, Translation Automation User Society）（TAUS, 2010）指出译后编辑指导原则的内容涵盖未做译后编辑的原始机器译文和人们对翻译内容的最终预期质量，个人可以根据顾客需要和机器翻译文本质量来选择相应的指导原则。Garcia（2011）指出当下翻译记忆工具能帮助译员将数据库不能匹配的词条存入记忆库，通过实验对比译后编辑与人工翻译发现译后编辑在效率方面优势较小，在翻译质量方面优势非常明显，并从双语方向、文本难度和译者水平层面分析其对译文质量的影响，讨论译者是否应该考虑使用译后编辑替代传统翻译模式。
 年第十四届机器翻译峰会（Machine Translation Summit XIV）在法国召开，期间举行了“第二届译后编辑技术与实践研讨会”（The 2nd Workshop on Post-editing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重点探讨译后编辑界面和功能设置、译后编辑效率、译后编辑评测工具、在线译后编辑环境、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技术推广、单双语译后编辑效果对比与编辑能力差异、译前编辑对译后编辑的推动作用、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的译文质量对比、译后编辑处理等议题。（Sharon O’Brien, 2013） 2014年颁布并实施了关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草案标准ISO18587，指出译后编辑三个阶段具体要求，即准备阶段、译后编辑阶段和译后编辑后处理阶段，描述译后编辑人员需具备的能力和资质，将译后编辑输出分为快译后编辑（Light post-editing）和完全译后编辑（Full post-editing）两个级别，指出对应特点，该标准得到各行业的广泛认可。ISO 18587（2017）区分了完全译后编辑和快译后编辑的差异，探讨快译后编辑方式是否也能满足顾客需求，并指出必须对译后编辑从业人员的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能力进行培训。Koponen（2017）首次对比分析英芬语机器翻译后必须修改的地方以及译后编辑人员自己所做的修改，发现大部分编辑都是正确的，但也有34%的编辑是多余的。研究表明这两种语言译后编辑采取的调整词序、删除人称代词是多余的，这对于将来译后编辑实践和培训颇有指导意义。Lommel（2018）指出单靠语言学家无法满足当代人们对快速和低价翻译的需求，拥抱机器翻译的语言服务商已经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介绍机器增强翻译（神经机器翻译）的定义和组成内容，详细探讨适应性机器翻译和内容充实自动化、该领域的技术供应商以及机器增强翻译的未来。Sakamoto（2019）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引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资本”、“场域”和“惯习”的概念，分析译者为何不愿从事译后编辑的原因，该研究为机器翻译股东和翻译工作教育者理解译员与译后编辑所处的社会机构提供了概念化的工具。Seung（2020）旨在探寻指导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方法论思想以改进译文风格，尤其是针对句法和语义上有巨大差异的英韩等语对。第一步整理出双语写作中语言和文化的不同之处，第二步了解译员对于写作风格的不同命名，第三步将人工翻译中使用的策略引入到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研究如何将这些策略植入到英韩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中，从而改善译文风格。该研究为改善译后编辑风格指导标准奠定基础，为改善译文风格积累人工译后编辑数据，从而帮助打造能满足不同顾客需求的译后编辑自动化系统。Koponen（2021）指出人脑修改译文与机器修改译文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消失，政府或公司翻译部门、翻译公司、文学出版部门、志愿者部门以及人工和机器修改培训领域研究，具体包括基于调查、访谈、击键记录的实证研究，更侧重从理论层面探寻翻译与译后编辑的传统区别。错误修订和译后编辑研究涉及8种语言，研究话题涉及译者和修订者关系、非专业译员的修订行为与译后编辑。
 国内机器翻译研究于1956年开始，第二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与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合作开展俄汉机器翻译研究，译后编辑的研究主要围绕译后编辑工具的设计与开发。黄河燕（1994）提出新的智能译后编辑器的设计原理和算法以提高译后编辑效率。魏长虹（2007）指出机器翻译的各组成部分，译后编辑能帮助译员提高译文质量和人工校译效率，分析译后编辑的基本概念、译后编辑的必要性、译后编辑的手段、译后编辑需要修正的错误和译后编辑实施者五个方面的内容。2008年，格微公司设计“格微协同翻译平台”（GE-CCT），将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结合，并在商务翻译领域加以实践。李梅（2013）对汽车专业英汉翻译平行语料库英汉机器翻译中出现的规律性、典型性译文错误进行机器翻译二次加工，即通过译后编辑自动化过滤这部分错误来提高机器翻译速度和机器翻译质量。崔启亮（2014）探讨译后编辑的概念，分析译后编辑的应用与研究现状、推动译后编辑发展的动力、适合译后编辑研究的题材，并提出提高译后编辑质量和效率的行为准则。冯全功（2015）分别从译后编辑的行业需求、课程设置、编辑能力、教学及工具选择方面讨论译后编辑的培养方法，并指出在高校开设译后编辑课程能够增强学生职业竞争力，更好地满足语言服务业对译后编辑的需求。崔启亮（2015）针对英语科技文本译后编辑的案例分析机器翻译各种错误类型，包括过译、欠译、术语翻译、形式、格式、多译和漏译、冗余、词性判断、从句翻译、短语顺序、原文句子结构束缚，并总结译后编辑的特点。冯全功（2016）分析目前译后编辑研究的聚焦点，并指出将来研究发展趋势，如开发集成翻译环境、研发特定机器翻译系统、同译后编辑、应用人才培养以及产学研层面进行深度合作。冯全功（2018）尝试从认知、知识和技能三个维度构建译后编辑能力模型，论述每个维度的构成、表征和关联以及该模型对于译后编辑教学的启示作用。王湘玲（2018）通过对“翻译研究文献目录”与“机器翻译档案馆”两大数据库语料分析译后编辑过程及产品评估、影响效率因素、工具及人才培养的研究进程与研究方法，探索其研究趋势，为相关研究及翻译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王湘玲（2019）通过击键记录和问卷调查法，对比实验者在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翻译速度、译文质量、译者态度三方面的差异，从而指导未来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人才培养。陆强（2019）研究依据翻译的准确性、完整性、术语一致等要求制定通用译后编辑质量规范指导机器翻译译后编辑项目，也指出可以根据具体项目特点调整项目质量规范，更好指导译后编辑工作。朱慧芬（2020）从纽马克翻译理论出发分析“八八战略”谷歌英译出现的错误，探索译者在文本、所指、衔接和自然层面的译后编辑原则，并指出隐含信息补充和“名从源主”的特色专有名词翻译原则。蔡强（2020）使用Google汉英机器翻译中国知网数据库中200篇科技论文摘要，发现机器翻译主要错误包括词汇、句法、逻辑和其他错误等，且错误频次依次递减，提出在词汇、句法、逻辑和标点使用方面进行译后编辑，丰富了科技文本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研究。赵涛（2021）指出人们还未能很好区分机器翻译和译后编辑的差异，有必要综合从多个角度去认识机器翻译的相对优势与固有缺点。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可以根据文本类型和客户需求分类，适应不同的使用环境，还提到今后需要加大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教学研究工作，分别从知识、实践与技能层面培养和提高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核心能力。李梅（2021）通过分析职业译员参加英汉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测试结果研究原文对译后编辑时间与译文质量的关系，帮助人们理解人机协作、了解原文与译后编辑的关系以及提高译后编辑效力。陈胜（2021）通过对比分析汉语石油地质文献在7大主要国内外线上翻译平台英译，发现主要问题集中在词义、词性、词序、句子结构、断句、名词语法标记、搭配、标点符号、字母大小写、信息完整性等方面，提出采用“信达切”的原则开展译后编辑，寻找翻译处理速度与译文准确性之间的最佳平衡点。
 Laurian（1984）在讨论机器翻译文本是否需要译后编辑时，指出如果文本中的信息要求人去感知，那么这类文本翻译译文的可信度和准确度就会有所缺失，不适合进行机器翻译，需要进行译后编辑。Reiss（1989）根据功能语言学家K. Bühler的语言功能三分法，将文本分成信息型、表情型和操作型三种类型，并说明文本类型与翻译策略的整体关系。Chesterman（1989）指出表情型文本是一种“创作类产品”，兼具美学特征，信息发出者可以围绕主题自由创造，并有意识地“使用语言的表情和联想意义”，将个人的情感、情绪、态度通过“创造性作品”及对事实“艺术性塑造”加以表达。研究还指出诗歌是最具表情功能的文本，在翻译过程中也是译者参与“再创造”的过程。
 卓键滨（2018）对比三种不同文本类型采用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谷歌翻译）的译文质量和准确度差异，发现机器翻译最擅长处理信息型文本，其次是表达型文本中的非文学翻译，并指出机器翻译必须与人工翻译合作，才能共同促进彼此和翻译事业的发展而不会被时代淘汰。2018年，通过实验法对比韩国文学作品人工翻译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质量，发现人工翻译所需时长是译后编辑的3倍，译文准确度与流利性都不如译后编辑，指出人工翻译与译后编辑译文产生类似的错误类型，如误译、省略和语法错误等。熊璨（2020）从语言、文化和话语三个层面分析人工智能翻译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的可行性和存在的问题，指出文化和话语层面存在发展障碍，文学类作品单纯依靠人工智能翻译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采用人机结合的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才能保证人工智能翻译文学作品的质量。翁义明（2020）运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比文学作品中汉语流水句人工翻译和机器翻译英译文的句法和语篇，发现二者在目标语小句主语、动词类型、句子类别、关联词语与译文语序存在巨大差异，并指出机器翻译需要丰富译文动词类型、句法结构和语篇内关联方式，缩小与人工翻译的差距，达到增强文学翻译语言的生动性、地道性和欣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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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影响：
 鲁迅，原名周树人，出生于浙江绍兴，他在文艺、精神、政治和学术方面影响巨大。
 在文艺方面，鲁迅是一位文化巨人，在小说、散文、杂文、木刻、现代诗、旧体诗、名作翻译、古籍校勘、现代学术等领域颇有建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始人之一，鲁迅被誉为“现代文学之父”，一生创作了33篇小说，国内众多作家在他的基础上发展了众多文学风格体式。鲁迅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和科学题材的书籍，引进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思想帮助开启民智，促进国家发展；鲁迅爱好美术，引进大量西方木刻、版画作品，推动了现代木刻、版画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了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
 在精神层面，鲁迅是现代中国民族魂式的人物，他的“政治远见意识”、“斗争精神”以及“牺牲精神”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极力推崇。鲁迅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一生，他充分利用手中的笔弘扬社会主义、反抗强权统治、保护青年和培育新生力量。1918-1926年间，鲁迅创作了《呐喊》和《彷徨》两本小说集，各自收录了15和11篇短文；《呐喊》真实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的剖析和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厚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彷徨》写于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分化时期，体现了作者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记念刘和珍君》极力控诉段祺瑞政府镇压学生、制造“三一八”惨案等种种罪恶行径，并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鲁迅不畏强暴，执笔声援“女师大学潮”中受军阀迫害的学生，彰显出文人的正直。三十年代，鲁迅与党内左倾错误文艺路线进行斗争，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强烈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揭露其黑暗统治，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文艺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艺的阴谋。
 在学术层面，《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专著，上至远古神话传说，下至清末谴责小说，开创了文学史著作的典范。此外，鲁迅整理校勘了数十部古籍，如《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画像集》、《会稽郡故书杂集》等，为后世古典文学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国外影响：
 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迄今有30多个国家用50种语言文字出版了鲁迅的作品，赢得了世界的认可。鲁迅的作品最早被翻译成日语，1922年《孔乙己》被译成日语，1953年《故乡》被纳入日本教育出版株式会社的中学国语教科书，使鲁迅成为唯一一位出现在日本国语教科书中的非日籍亚洲作家。日本改造社出版了《大鲁迅全集》，共七卷，发行时间比国内第一版《鲁迅全集》要早近一年。《阿Q正传》、《故事新编》和《藤野先生》被日本剧作家改编成剧本，在舞台演出，还在日本众多大学成立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会和学习鲁迅小组。
 鲁迅作品进入韩国是1925年由柳树人《狂人日记》韩译本完成并于1927年发表开始。韩国课本收录中国作品最多的作者是鲁迅，如《药》、《故乡》、《孔乙己》、《一件小事》、《阿q正传》、《风筝》、《雪》和《故乡》等。1995年，韩国民主变革运动的思想导师李泳禧在《吾师鲁迅》曾谈到自己的文笔和思想与鲁迅相通，都在针砭当时社会的弊端并对知识分子和学生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并将这份荣誉归于鲁迅先生，称自己在间接传递鲁迅文章和鲁迅精神。
 英语国家中最早介绍鲁迅作品的是美国，1927年美国学者Bartlett首次在杂志《当代历史》上系统介绍鲁迅短篇小说，并给予高度评价。此后美国学者James Reeve Pusey、Eileen J. Cheng、Carolyn Brown、Jon Eugene von Kowallis、Wilt Idema，英国学者Bonnie S. McDougall、David E. Pollard、Jeremy Tambling，加拿大学者Paul Foster、Wendy Larson、Joshua J. Fogel，澳大利亚学者Gloria Davies、新西兰学者Patric Hanan等纷纷加入研究鲁迅的队列，并因此而闻名。众多译作包括美籍华裔梁社乾的《阿Q正传》英译本，英国人E.H.F.Mills用英文转译鲁迅三部小说法译本 ——《阿Q正传》、《孔乙己》和《故乡》，美国人George A. Kennedy的《药》、《风波》、《孔乙己》和《伤逝》英译本，美国记者伊罗生和中国人合译的《狂人日记》、《风波》和《伤逝》英译本，美国记者Edgar Snow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和《离婚》英译本。在美国高校任教的华裔学者王际真是当时译介鲁迅作品的主要代表人物，陆续翻译了鲁迅的《阿Q正传》、《在酒楼上》、《离婚》、《头发的故事》、《狂人日记》、《故乡》、《肥皂》、《祝福》、《伤逝》、《孤独者》、《风波》、《端午节》、《示众》、《高老夫子》和《幸福的家庭》等15篇小说，其中11篇小说结集为《阿Q及其他 —— 鲁迅小说选》，于1941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William A. Lyell翻译了《呐喊》和《彷徨》两个小说集的全部25篇小说。21世纪，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朱莉亚・拉弗尔（中文名蓝诗玲）翻译了鲁迅三部小说集的所有小说，于2009年由企鹅出版集团出版，蓝诗玲因此成为外国学者中翻译鲁迅小说最全的译者。
 新西兰学者Patric Hanan撰写的《鲁迅小说的技巧》与美国学者William Lyell撰写的《鲁迅的现实观》是海外鲁迅研究的经典。
 《阿Q正传》是鲁迅作品中最早外译到欧洲的书籍，前苏联是除亚洲外最早研究和翻译鲁迅作品的国家。《阿Q正传》于1925年由波·阿瓦西里耶夫（笔名王希礼）译成俄文，1929年在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一同出版的还有什图金、卡扎克维奇等人翻译的《孔乙己》、《风波》、《故乡》、《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头发的故事》和《社戏》等7篇小说。同年，《阿Q正传》俄译本由弗·科洛科洛夫（郭质生）翻译并在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英译本于1930年由英国人E.H.F.Mills转译敬隐渔法译本，在英国伦敦劳特利奇公司出版。苏联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于1938年发行专辑《鲁迅纪念论文译文集》，成为二战前后欧洲各国转译和介绍研究鲁迅作品的“蓝本”。鲁迅作品被前苏联收录入中小学教科书和儿童读物，并翻译成几十种前苏联民族语言译本。《鲁迅选集》于1945年由汉学家罗果夫（В. Н. Рогов）在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印刷10000册，并于1952年再版。50年代苏联鲁迅译介最大的成果是《鲁迅选集》四卷本，由汉学家弗·科洛科洛夫（郭质生）、 Simonov和费德林主编，发行30000册。《故事新编》法译本于1959年由主流出版社加里马尔东方知识出版社发行。《朝花夕拾》和《华盖集》法译本分别于1976年和1978年由Julien Sorel翻译，在七大东亚出版中心出版。
 世纪50年代，泰国、缅甸、越南等国开始接触鲁迅作品。1952年《阿Q正传》被翻译成多个泰译本，并引起众多泰国学者加以研究。1961年缅甸著名文学家敏杜温访问中国，在其《世界人文之南》一书中介绍了鲁迅极其作品。1984年，泰国杂志《世界书》刊登《鲁迅100年 —— 鲁迅与世界文学》，成为东南亚国家介绍鲁迅最系统的文章。丁貌敏撰写的《世界名人的偶像》于2007年由蒲甘出版社出版，书中专辟一节介绍鲁迅，将其与瑞典“和平国父”德钦哥达迈相提并论。
 “一个人的故事”（《阿Q正传》阿译本）于1956年由宰亚恩在埃及开罗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密加韦也将多部鲁迅短篇小说译成阿拉伯语，声称自己的写作技巧受到鲁迅的启发，教会其采用新的技巧和方式改写本土民间故事。
 .1.3《鲁迅全集》中译外研究
 世纪20年代开始，鲁迅的小说便开始被译成各国文字并出版，深受读者喜爱，其中英、法译本影响更甚。《鲁迅全集》一共发行了五个版本，最早的版本于一九三八年印刷发行；第二个版本于1958年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共10卷，第一次为鲁迅文集加了注释，只收集了鲁迅的创作、评论与文学史著作等，并未收录鲁迅翻译的外国作品和编校的其他作品（另行出版）；第三个版本于1973年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共20卷，该版本基于第一版重排版面，删除了蔡元培做序部分，有个别改动；第四个版本于1981年由人民文学社出版，在第二版的基础上增加《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译文序跋集》，还收录了1912-1936年间的日记（1922年缺失）和所收集到的书信，但并未收录鲁迅译作。第五个版本于2005年由人民文学社出版，收录作品更多，注释更客观、准确。该版本改动近千处，修改、新增注释2000多条，新收录佚文、佚信、原信100多封，但仍未收录鲁迅译作。
 国外研究：
 丸山昇（1983）对比之前于1938年、1958年和1973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在编辑和注释方面的差异，如收录新的书信内容、佚文，注释数量较上一版多了两倍，还指出该版的不足，如《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并非鲁迅的原话，而是冯雪峰回忆归纳的内容，还纳入了鲁迅平时谈话的内容。此外，日记书信中出现的日语有错误，尤其是假名排列错误。文章最后总结该版全集有助于鲁迅作品、中国现代文学，甚至中国文学研究。No, Lee Joo（2017）率先在韩国对《鲁迅全集》进行研究，概括性介绍和整理《鲁迅全集》出版经过及其历史的、文化的意义，分别从五个阶段探寻《鲁迅全集》的出版过程：《鲁迅全集》的前史——鲁迅手稿，1939年出版的鲁迅逝去纪念版，1958年鲁迅逝去20周年纪念版，1981年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版，2005年《鲁迅全集》修订版，还考查了1940年出版的《鲁迅三十年集》和1973年再版的《鲁迅全集》。
 国内研究：
 鲁歌（1984）指出1981版《鲁迅文集》较之前两版要好，但在《呐喊· 药》、《朝花夕拾·五猖会》、《朝花夕拾·无常》、《故事新编·铸剑》、《二心集· 柔石小传》、《集外集拾遗·自题小像》、《集外集拾遗·哀范君三章》、《集外集拾遗·无题二首》、《汉文学史纲要》和《日记》中存在文字、标点校勘的错误，希望新版《鲁迅全集》能加强编辑、校订和注释工作，并将鲁迅致许广平的全部原信和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收入《两地书》中，同时注释说明《两地书》中“许广平信”里哪些重要文字实为鲁迅所改写或增写，还建议把许广平的全部原信作为“附录”收入以便对照、研究和参读。周铭（1984）同样对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的注释错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嵇康生卒年代的注释有错误，需要斧正。孙玉石（1985）指出日本出版的新二十卷《鲁迅全集》是由国内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和专业教授合作完成的，具有“全”和“细”的特点。新译二十本全集每卷前收入多幅精印插页、作者像、手迹和精彩的作品插图。武德运（1996）对比当时已正式出版的三个《鲁迅全集》的版本的特点和历史意义，指出1938年二十卷版有助于保存鲁迅文化遗产，宣扬鲁迅精神，鼓舞人民斗争；1958年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十卷版专收鲁迅著作加以注释，未收入整理的古籍和译文，有助于读者、教学人员和鲁迅研究者宣传和研究鲁迅；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的十六卷卷版新收入了1912-1936年（1922年缺失）的日记及搜集的全部书信以及新编《集外集拾遗补编》、《古籍序跋集》和《译文序跋集》，是迄今收集鲁迅著作比较完备的一个版本，增加了大量注释且方便实用。张文江（1996）分别从社会文化与版本建设的视角分析《鲁迅全集》三个阶段：奠基和开创式的1938年版，发展和变化的1958年版以及稳定而成熟的1981年版，每个版本代表对鲁迅的不同认识。杨知秋（2001）指出1938年与1958年版《鲁迅全集》新增注释部分出现的错误与不妥，建议学界研究者在借鉴西方学术话语时需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但需要“有辨别”，不能“口无遮拦”。
 徐斯年（2007）基于修订1981年版与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经验，提出修订工作的特点包括校勘工作的特殊性和补正意见的取与舍，校勘内容包括李公佐和李公度、李匡文与周中孚、高尔基的“尼采色彩”、三种“起死”比较、鲁迅和非理性主义的注释以及标点问题等。Zhang（2020）指出鲁迅的小说大多描述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的悲惨生活，批判中国民众的麻木不仁以此来唤醒世人开启民智，鲁迅的文学创作不仅是中国宝贵的思想和文化经典之作，也成为备受韩国民众和学界珍视的精神食粮和宝贵的思想遗产。对比中韩版《鲁迅小说全集》，分析词语和句子翻译的策略和技巧，搜集译本出现的错误并纠正以期更好地指导未来翻译实践工作。侯桂新（2020）以《华盖集续编》为例指出《鲁迅全集》仍存在诸多错误需要勘正，提出改进现有校勘的原则和方法，包括拟定汇校法为基本校勘方法，确定底本与参校本；校勘学者态度需认真，尽量减少失误；校勘完成后需征询大众读者与专业读者选择定本或善本出版。研究将有助于制定学界公认且通用的校勘准则和方法，促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史料学）学科的建立。
 .2国内外研究简评
 国内外有关《鲁迅全集》的研究大多集中对比发行的五个版本的特点、出版过程、文化意义、历史意义及研究意义，或对比中外《鲁迅全集》版本研究翻译技巧和策略，更多研究内容是关于全集编辑、校订和注释错误的修订，作品收录问题以及校勘研究等，并未涉及《鲁迅全集》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研究。
 国内外有关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研究文本包括科技论文摘要、石油地质文献、汽车专业语料、商务语料、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对比、三种文本类型对比等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调查法、比较研究法、历史研究法、观察法、思辨法和行为研究法等。研究对象包括译文和质量、质量对比、质量评估、错误类型；译后编辑特点和质量、效率、手段、工具、错误类型、使用环境、作用（必要性）、指导原则、方法论、行业需求、处理速度与准确度关系；译后编辑人员能力特点及能力培训、资质；译后编辑课程设置与意义、教学；译后自动编辑模型（译后编辑自动化）、编辑软件、评测工具、译后编辑器开发、译后编辑能力模型开发；译后编辑项目管理；译前编辑作用；翻译平台开发、机器翻译内容充实自动化；机器翻译、人工翻译与译后编辑的历史研究、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机器翻译三种文本类型可译性比较。研究目的包括推广和提升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技术和软件、提高译后编辑能力、培养译后编辑人才、提高翻译质量和效率、加强人机结合等。研究并未涉及《鲁迅全集》的译后编辑、提高机器翻译软件对诸如《鲁迅全集》等表情型文本的兼容性办法。
 .3研究价值
 根据Chesterman对文本类型和翻译的研究，我们了解到文学作品等表情功能文本单纯依靠机器翻译无法实现“艺术再创造”，因而必须依靠人工参与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进行“艺术再创造”才能保证翻译质量。本研究针对现有《鲁迅全集》英、德译本内容不全，作品翻译难度大、耗时耗力的特点，为了能够更快更好地将该作品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准确、高效地传递给异国读者，拟利用**翻译软件对《鲁迅全集》进行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分析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处理的各种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处理策略，以期促进译文的质量并提高**翻译软件对文学作品翻译的包容性，高效保质地给人类奉上《鲁迅全集》的完整英译本和德译本，为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推动中华典籍外译工作推波助澜。
 . 研究内容（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总体框架、重点难点、主要目标等）
 .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包括《鲁迅全集》英译、德译，**翻译公司机器翻译软件和机器翻译译后编辑软件使用和开发。
 .2 总体框架
 I. 文献综述
 II. 《鲁迅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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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III.III 机器翻译错误类型及应对方法
      III.III.IV 译后编辑类型及策略
 IV. **翻译软件对于表情型文本的包容性
 .3重点难点
 .3.1研究重点
 采用合理的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方法和策略完成《鲁迅全集》英、德译本。
 .3.2研究难点
 （1）《鲁迅全集》翻译任务艰巨（内容多、主题杂、耗时长）。
 （2）如何提升**机器翻译软件对于表情型文本《鲁迅全集》的包容性。
 .4主要目标
 （1）高效保质使用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完成《鲁迅全集》英、德全译本.
 （2）提升**翻译软件对于表情型文本的包容性。
 . 思路方法（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具体研究方法、研究计划及其可行性等）
 .1基本思路
      梳理现有《鲁迅全集》和译本，了解**机器翻译软件的特点以及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方法、策略和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文本类型分类说，对照《鲁迅全集》原译本，采用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相结合，分析译文错误类型并加以修正，总结错误规律和常规解决办法，建立译后自动化编辑程序，提升机器翻译对于诸如《鲁迅全集》表情型文本的包容性，更好地促进机器翻译的发展， 推动《鲁迅全集》等中华典籍外译，传扬中国文化，弘扬中国精神。
 .2研究方法
 文献研究法、实验法
 .3研究计划
 年3月 - 2022年7月 《鲁迅全集》语料输入
 年8月 - 2023年8月 《鲁迅全集》英文、德文机器翻译及译后编辑
 年9月 - 2023年12月 对《鲁迅全集》英文、德文译本校勘
 .4可行性
 （1）符合国家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方针，有利于推动中国文化继承、发展、延续和传播，使中华文化永葆青春。
 （2）项目主持人精通中、德语，资深汉学家，翻译了曹雪芹的《红楼梦》及鲁迅、周作人、许地山、郁达夫、朱自清、冰心、巴金、钱钟书、贾平凹等众多著名国内作家的经典著作。
 （3）项目执行者包括MTI及翻译方向的教师、研究生，具有合格的资质和能力开展《鲁迅全集》英译和德译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工作。
 （4）项目与课程内容（中华典籍外译）紧密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线上线下结合。
 （5）**翻译软件公司的智力支持。
 . 创新之处（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1）填补当下《鲁迅全集》无全译本的空白。
 （2）《鲁迅全集》等表情型文本机器翻译的可行性
 . 预期成果（成果形式、使用去向及预期社会效益等）
 （1）《鲁迅全集》英文、德文全译本出版和发行，将鲁迅的作品完整地展示给英文和德文读者，让更多地人认识鲁迅和《鲁迅全集》，了解中华文化，促进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发展和传播。
 （2）兼容表情型文本的**机器翻译自动化编辑软件开发，可以高效保质地完成诸如《鲁迅全集》类表情型文本的机器翻译，促进**机器翻译软件的开发和本地化发展，给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给使用者带来极大地便利。
 .1成果形式与使用去向
 （1）《鲁迅全集》英、德译本在国内外发行使用，版权属项目负责人。
 （2）兼容表情型文本的**机器翻译自动化编辑软件，可供项目负责人和教学研究团队使用。
 .2 预期效益
 （1）《鲁迅全集》英、德译本发行使用
 （2）兼容表情型文本的**机器翻译自动化编辑软件成功研发
 . 参考文献（开展本课题研究的主要中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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