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Si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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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3 Classical times until Ming

Marco Polo reached China. --Root (talk) 11:30, 19 March 2018 (UTC)

References

• 張西平. "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 北京: 中華書局 (2009): 552-598
• 許光華. "法國漢學史." (2009): 150-151
• 熊文華. "英國漢學史." 北京: 學苑 (2007)--Mao Yucheng (talk) 13:52, 19 March 2018 (UTC)
• 閻國棟. "俄國漢學史: 迄於 1917 年." (2006)
• 劉正. "圖說漢學史." (2005)
• 李慶. "日本漢學史." 共三部)(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4) (2004)
• 何寅, and 許光華. "國外漢學史." (2002)
• 吳孟雪, et al. 明代歐洲漢學史. 東方出版社, 2000
• 黄长著，孙越生，王祖望主编.欧洲中国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严绍璗著.日本中国学史稿[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 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日）仓石武四郎讲述.日本中国学之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法）戴仁（Drege Jean-Pierre）主编；耿异译.法国当代中国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Wilt L. Idema (ed.),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eiden: Brill.
• Wilson, Ming, and John Cayley, eds.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Han-Shan Tang Books, 1995.
• Kirby, E. Stuart. Russian studies of China: Progress and problems of Soviet sinology. Macmillan, 1975.
• Linder, Birgit. "China in German Translation: Literary Perceptions, Canonical Texts, and the History of German Sinology."
• One Into Many: Transl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2003): 243-284.
• Mote, Frederick W. "The Case for the Integrity of Sinolog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4 (1964): 531-534.
• Twitchett, Denis. "Comments on the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Symposium (See JAS, Aug., 1964): A Lone Cheer for Sinolog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1964): 109-112.
• Huang, Philip CC.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17.3 (1991): 299-341.
• Martin, Helmut, ed. 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 Personen, Perspektiven.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99.
• Roetz, Heiner. "Die Chinawissenschaften und die chinesischen Dissidenten. Wer betreibt die “Komplizenschaft mit der Macht”."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35 (2011): 47-80.
• Gassmann, Robert H. "» Sinologie, Chinakunde, Chinawissenschaft. Eine Standortbestimmung «." Asiatische Studien 39 (1985): 147-168.
• Mühlhahn, Klaus. "“Komparatistik des Wesentlichen”: Zur Relevanz der Sozialanthropologie Pierre Bourdieus für die Chinawissenschaften”." Berliner China-Hefte: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20.2001 (2001): 31-46.
• Führer, Bernhard. Vergessen und verloren: Die Geschichte der österreichischen Me:Chinastudien. Projektverlag, 2014.
• Schmidt-Glintzer, Helwig: Sinologie und das Interesse an China,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2007

Book Manuscript

國際漢學點將錄 Collective Records of International Sinology

Introduction

Definition and Roots of International Sinology/Chinese Studies (disciplines)

4 Japan/Korea

Japan

• 林泰輔（日文名：はやし たいすけ、1854-1922年）

号进斋。从岛田簧村学考据文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甲骨文和古代文字研究；2.《论语》和古代文献研究；3.上古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研究。其书《周公及其时代》获学士院恩赐奖。《龟甲兽骨文字》的刊行使其成为日本甲骨学的先驱者，并影响了罗振玉，为甲骨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Lanmoya (talk) 09:10, 9 April 2018 (UTC)

• 牧野谦次郎（日文名：まきの けんじろう，1863-1937）

字君益。号藻洲、宁静斋、爱古田舍主人等。出生在高松，曾就读于昌平校。少受父亲之教，后到大阪，师事藤泽南岳和片山冲堂。1883年继父之业，为家塾教授前后10年。1893年，前往东京，为旧藩事迹调查员，兼史谈会干事。到开成学校、东京专门学校讲学。1912年，斯文会[1]成立，参与斯文会的活动，为理事等。后为大东文化学院教头，早稻田大学教授。1937年3月24日过世。为人博学卓识，清廉洁白。时论赞之。--Lanmoya (talk) 00:56, 15 March 2018 (UTC)

所著《日本汉学史》，对日本幕末到明治初的汉学流变有所介绍，详今略古，涉及范围较广，对明治以来日本汉学的论争及流变进行了较概括的介绍。此书将日本从古到明治时代的汉学发展分为四期：第一期“上古、平城朝、平安朝”，第二期“镰仓、南北朝、足利、织丰时代”，第三期“德川时代”，第四期”明治时代”。这对日本汉学的时代区分，是具有开创性的。

其子巽，后为东京大学教授。亦是著名的汉学家。--Lanmoya (talk) 00:56, 15 March 2018 (UTC)

• 市村瓒次郎（日文名：いちむら さんじろう、1864- 1947）

字圭卿。号器堂・筑波山人・月波散人。日本历史学者。国学院大学校长、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东洋史。--Lanmoya (talk) 11:35, 9 April 2018 (UTC)

• 冈田正之（日文名：オカダ マサユキ，1864-1927）

明治、大正时期的汉学者，学习院名誉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教授。--Lanmoya (talk) 01:16, 15 March 2018 (UTC)

字君格,号剑西。出生于越中国新川郡清水村(现富山县富山市)。自幼接受家学，及长赴东京帝大，师事小永井小舟、重野成斋。先后任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书記、陆军幼年学校教授、东京帝大史料编纂助员、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教授、史料编纂員、东京帝大文科大学讲，于明治39年任学习院教授。40年兼任东京帝大助教授、大正13年兼任教授。主讲支那文学概论、支那文学史、日本汉文学史。--Lanmoya (talk) 01:16, 15 March 2018 (UTC)

代表作为《日本汉文学史》，在日本的古代汉文学史研究中，为当时的开拓性之作。全书分为两编，第一编朝绅文学时代，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推古朝及其以前时代，第二期大化以后到奈良朝终结，第三期平安朝前期（汉文学隆盛时代），第四期平安朝后期（汉文学衰颓时代）。其中最有成就的部分，是根据他的博士论文写成的奈良朝的部分，如对《万叶集》和汉文学关系，特别是和六朝乐府、和唐诗关系的论述，十分具有独创性。第二编也分为四个时期：镰仓时代、南北朝时代、室町前期、室町后期。在对人物具体研究基础上展开的论述，在这一部概论性的著作中，别具特色。--Lanmoya (talk) 01:16, 15 March 2018 (UTC)

其主要成就包括：汉文学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和中国文学或者说文化的比较研究；汉书籍流传和中国思想、文学的研究，如《关于支那古代的南北思想说》《宋代学者的研究态度》《论语的韵文》《孟子的养气说》等文章。--Lanmoya (talk) 01:16, 15 March 2018 (UTC)

• 白鸟库吉（日文名：しらとり くらきち，1865-1942）--Mao Yucheng (talk) 06:51, 13 March 2018 (UTC)

白鸟库吉的学术启蒙是在主张以 “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治史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熏陶下完成的。他的留学经历使他得以脱出原来日本儒学家仅从日本或中国古代史书出发进行研究的狭隘传统，从整个世界文明、世界文化角度来重新审视东方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于：语言研究和朝鲜、西域、北亚文化的考究；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研究和调查的实际活动；以“尧舜禹否定论”和“中国停滞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研究。其中，《支那古传说之研究》的提出，在日本历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被称为“尧舜禹抹杀论”，拉开了日本疑古史学的大幕。--Lanmoya (talk) 00:36, 14 March 2018 (UTC)

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史学的开拓者，并且使日本的东洋史学作为世界性的东洋史学出现。由他奠基的白鸟史学与内藤湖南的内藤史学并列，对于日本东洋史学的存在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Lanmoya (talk) 00:36, 14 March 2018 (UTC)

• 津田左右吉(1873-1961)

津田左右吉(1873-1961)是近代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者 、思想史学者 。 作为对津田史学予以批判超越的必要工作之一 , 应从多角度讨论津田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反“亚洲主义” 或“亚洲并 非一体” 的主张 。 其主张虽以“ 包括印度 、中国 , 甚至包括日本之意义上的东洋文化 , 理应不存在” 的形式表现出来 , 实际上是有体系的 、具备复杂内容和结构的思想 。 就是说 , 津田“ 亚洲并非一体” 的主张之思想基础 , 在于对战前“ 亚洲主义” 、“ 大东亚共荣圈” 的批判 , 对战后新的“ 亚洲一体”思想和运动 , 即对亚洲社会主义之期待的危机感 。 这种批判和危机感的背后 , 反映出津田关于同时代东方各地区(亚洲 、东洋)文化 、社会停滞的认识 , 津田还视“ 亚洲” 、“ 东洋” 概念自身为儒教式权势主义而加以批判 。 津田进而认为 , 思想 、文化一般说来是植根于民众“生活” 的具体的特殊的东西 , 从此角度出发 , 对徒有其名的“ 亚洲” 、“ 东洋” 概念作出了否定 。 最后津田将历史学规定为重视具体性特殊性的学问 , 反对概念化与法则化 , 对以抽象化为本质的哲学持冷淡的态度。--Mao Yucheng (talk) 06:42, 15 March 2018 (UTC)

• 内藤湖南（日文名：ないとう こなん、1866-1934）

1866年7月，出生于秋田。随着年龄的增长，内藤湖南依次经历了明治、大正及昭和时代他本名为虎次郎，而“湖南”之名，缘于他成长的地方十和田湖。小时候，内藤湖南在儒学家祖父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汉字。到40岁以前，内藤湖南一直在东京、台湾、大阪等地，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在从事新闻工作期间，内藤湖南以“中国通”而名声远扬。1907年，从41岁那年开始，内藤湖南出任京都大学教授。由于他创建的京都中同学派，美国的哈佛大学都在流传这样一句话：“要想研究当时的中国，就得去京都大学。”，可见其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Lanmoya (talk) 00:26, 15 March 2018 (UTC)

内藤湖南建构起了规模庞大的、包括了各领域的中国学学术体系。例如，中国考古文献、考古实物的收集与考证、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中国文化发展史流向的论证、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史、敦煌学、满蒙史……在诸多领域．内藤湖南都有着很深的造诣，而其个人也是一位热衷于收藏古董、书画的藏家，而且还是一位古董鉴赏家。

内藤湖南最为著名，且至今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是：唐宋史学变革论，即史学风尚由推崇客观精神转为注重主体意识，并由此引发了史书编纂由崇尚赅博到注重深识、史文义法由崇尚骈文到注重古文、史料处理由崇尚照录到注重别裁、史学批评由左道末流到蔚然成风、史书注疏由忠实原著到借题发挥等一系列变化；满学的开创，即当时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研究；近代中国是从宋朝开始的学说；文化中心移动学说，主要受清学者赵翼“长安地气说”、三宅雪岭等人的日本传统思想及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影响，指出文化中心是不断移动的，但未必与政治中心平行等。--Lanmoya (talk) 00:26, 15 March 2018 (UTC)

唐宋变革论和“近世宋代说”，是他创立于1922年的学说。即使经历了百年历史，他当时的学说也没有失去生命力。他认为，中国在唐宋时期，已经朝着近代(近世)发展，从而脱离了中世纪。另外，他也指出，从宋朝到 清朝的一千年，是君主独裁政治时代。中国的古代历史时期划分为上古、中世纪、近世这三个时期，以及其中两个过渡时期。这说明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也基本上沿用了他的学说。--Mao Yucheng (talk) 08:23, 14 March 2018 (UTC)

• 服部宇之吉（日文名：はっとり うのきち，1867-1939）

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思想史方面，主要包括：一是应社会需要，对“儒学”或“孔教”的阐述，代表作有《东洋伦理要纲》、《孔子和孔子教》、《儒教和现代思潮》、《支那的国民性和思想性》、《孔子教大义》等；二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考究，代表作有《清朝通考》、《支那研究》、《仪礼郑注补正》等。但服部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知名，过于急切的“济世”观念，使他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成为所谓应时之作，在今日看来也就显得过时。也因此，当时一些学者对他发出较为冷淡的声音，“服部虽教授，而与官僚一般”。--Lanmoya (talk) 00:39, 15 March 2018 (UTC)

• 狩野直喜（日文名：かの なおき，1868-1947）

师承：岛田重礼、竹添井井

狩野直喜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在日本近代汉学史上，他在史学、文学及哲学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建树。尤其是在文学领域，纠正了过去日本汉学研究中注重唐诗、宋代散文的倾向，对魏晋六朝的文学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并开创了元曲及其他口头文学的研究。狩野直喜祖述清代考证学，其“读书尚精确，一字一句不加忽疏。以博综为念，讲求实证又以见识为先”的理念及研究活动，造就了日本京都学派的基本学风。--Lanmoya (talk) 01:09, 14 March 2018 (UTC)

其学术成就，就中国思想史研究而言，狩野直喜视野开阔，注意学术的沿革流变，并引进清代考据学的方法，《中国哲学史》即其讲求实证的代表之作；就中国文学领域的研究而言，一是促进了中国文学在日本作为一独立学科的形成，二是引进西洋有关文学的概念，对中国文学进行了独创的研究，代表作有《支那文学史》《支那学文薮》《支那小说戏曲史》《清朝的制度与文学等》，三是对欧洲汉学的介绍，沟通了东西方汉学界的学术交流，四是对有关中国文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刊印、汉诗文的创作和研究。--Lanmoya (talk) 01:09, 14 March 2018 (UTC)

• 飯島 忠夫（いいじま ただお、1875-1954）

日本長野市出身。小学毕业后，为母校所雇，并以長谷川昭道为师，学习汉学。1901年，至东京，入旧制錦城中学，翌年毕业。后入第一教员养成所，1904年毕业，成为学习院中等科教授，工作了37年。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师事上田万年。1929年，以《支那古代史论》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及历法。--Lanmoya (talk) 09:04, 9 April 2018 (UTC)

• 铃木虎雄（日文名：すずき とらお，1878-1963）

铃木虎雄，字子文，号豹轩，别号药房，1878年1月生于日本新泻县西蒲原郡粟生津村（今吉田町）的一个学者家庭。其祖父铃木文台、父亲铃木惕轩都是当时的著名汉学家，尤以铃木文台博通群集。著述极丰。因而铃木虎雄自幼即浸染于中国文学与日本儒学的浓郁的学术氛围当中。及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后，又于1916年赴中国留学两年，于1929年赴欧洲各国考察半年，更成为其在毕生致力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得以开阔视野、融贯中西的重要因素。

铃木虎雄对日本的汉学研究贡献极大，成就主要集中于：对中国文学的总体研究，主张“文学研究的尊严”；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拓性研究；对中国文学家和专题的研究，代表作为《中国诗论史》；对赋和骈文的研究，是对学界“重散轻骈”倾向的反拨，代表作有《赋史大要》。在从中国留学归国后，1919年即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1938年被敕旨任命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61年被授予日本文化勋章，1963年被列为一等功勋并授予瑞宝勋章，同年病逝，享年86岁。--Lanmoya (talk) 00:36, 14 March 2018 (UTC)

铃木虎雄在日本汉学界地位极高，现代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都是出其门下的。正是由于其门下众多的杰出承传弟子以及其本身汉学成就的开创性，铃木先生甚至被称为日本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一人”。--Mao Yucheng (talk) 03:51, 13 March 2018 (UTC)

• 吉川幸次郎（日文名：よしかわ こうじろう，1904-1980）

1904年，生于神户市.1923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学习，专攻中国文学。1928年赴中国留学，3年后归国。同年，成为东方文化学院（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部）的研究员，任期16年。1947年，成为京都大学的教授。在此期间，出版了许多著作，为中国文学在日本的普及作出了巨大贡献。主要代表作有：《尚书正义》、《杜甫私记》、《读书的学问》、《仁斋・徂徕・宣長》、《吉川幸次郎全集》等。--Mao Yucheng (talk) 14:45, 12 March 2018 (UTC)--Lanmoya (talk) 00:36, 14 March 2018 (UTC)

• 滨下武志（日文名：はました たけし，英文名：Takeshi Hamashita, 1943－）

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曾任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龙谷大学等大学教授，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滨下教授著述宏富，主要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香港：亚洲的网络城市》、《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此外还有合著和主编的专著6种、资料集3种，独著日、英、中文论文60余篇。 --Lanmoya (talk) 00:42, 14 March 2018 (UTC)

滨下教授开创了一个中国、东亚和世界的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围绕中国和亚洲纳入世界经济探讨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包括从海洋的视角透视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亚洲的内部贸易，中国的国家财政和朝贡贸易体系，银行和金融，海关等等。他带着批判的思想重读亚洲经济史，从朝贡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白银流通、通商口岸网络、金融网络形成和发展的角度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与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 滨下教授在东亚区域秩序的背景中，继而在欧洲—美洲—亚洲贸易和金融秩序更大的框架内，重新诠释了中国的位置。他将亚洲史、东亚史放到全球史的脉络中来考虑，建立起将中国史与全球史对话的可能，对“亚洲停滞论”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挑战，“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观”。他用“历史解释”的方法，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他的有关“历史解释”的方法，在国际汉学界引发了重大讨论。--Lanmoya (talk) 00:42, 14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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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川芳郎（中国古代史，儒学）

• 川原秀城（东亚思想史、科技史）

• 大木康（中国明清文学、明清江南社会文化史）

• 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华侨及华人研究）

• 马场纪寿（古代印度佛教与上座部佛教）

• 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

• 小寺敦（先秦时代的家族和家族关系）

• 土屋太祐（中国佛教思想史）

• 大野公贺（民国时代的文学与文化）

• 中西俊英（唐代华严佛教）

• 平山久雄（汉语言语音学）

• 冨谷至（楼兰文书、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学、中国思想史）

• 夫马进（中国明清社会史、东亚关系史）

• 吉川忠夫（中国古代思想史）

• 林巳奈夫（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考古）

• 池田秀三（汉魏时期学术思想）

• 辻正博（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 森安孝夫（中亚史、西藏史）

• 高橋睦美（漢魏六朝道家思想）

• 佐竹保子（中国古典文学）

• 国分良成（近现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亲华”）

• 川本邦卫（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藏语研究）

• 冈晴夫（中国戏剧史）

• 藤田祜贤（中国文学史）

• 稻畑耕一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考古及民俗文化）

• 毛里和子（当代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中俄现当代史、东亚国际关系）

• 福井文雅（中国思想宗教史）

• 芦田孝昭（中国古典文学、闻一多研究）

• 平林宣和（中国戏曲史）

• 泽田瑞穗（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哲学）

• 妹尾达彦（唐史）

• 村井恭子（隋唐史）

• 荒木见悟（明朝儒学与佛学思想史）

• 松本保宣（唐宋史）

• 千叶荣（中日关系、中日文化）

• 关尾史郎（敦煌学）

• 气贺泽保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 德田武（中国古典文学）

• 水野明 （中日关系史专家，明清基督教史）

• 安本博（中国哲学史）

• 中嵨敏夫（中国文学史）

• 加加美光行（中国近现代史）

• 小岛佑马（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

• 松浦章（东亚海洋史）

• 陶德民（日本汉学研究、中日关系）

• 久保亨（中国近现代史）

• 王孝廉（中国神话研究）

• 池田温 (中国中世纪史、前近代东亚文化交流史、敦煌吐鲁番学)

• 伊原泽周（中日关系史）

• 岩本笃志（魏晋南北朝史）

• 顾琳（中国近现代经济史）--Root (talk) 11:39, 9 April 2018 (UTC)

5 Europe (France, Britain, Germany, Austria, Russia…)

Germany

• Developement

Definition in Germany

汉学又称中国学，德文Sinologie。《华商报》总编修海涛是文革后成长的第一批历史学者之一，他曾撰文探讨德国的汉学，指出，德文中汉学( Sinologie)和中国学(Chinakunde)，有一些区别。Sinologie是指对中国古典历史文学文字的研究，而Chinakunde更多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目前，研究当代中国的人越来越多，而研究的古典的人少多了。不过在本文还是用汉学这个词的广义用法，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

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国家的海外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如传教士利玛窦（Mathew Ricci，1552-1610）在中国生活28年，终老于北京。他对明代的中国有着仔细的观察，记载下来即《利玛窦中国札记》。 1814年，法国雷慕沙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位汉学教授，这标志着汉学研究由传教士之手转向大学等科研机构。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的汉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德国在国际汉学界相当活跃、与法、英、美、加等国同居于领先地位。

钦天监监正——汤若望 Adam Schall von Bell

提起汉学在德国的发展，必须追溯到明末清初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他1592-出生于Lüftelberg（今为Meckenheim的一部分，另一说生于科隆），在中国住了几十年，熟悉当地语言、文化，甚得清帝信任。由于他的从中引介，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现代西方科学知识，修订历法，同时也传播了东方文明，开启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可谓居功厥伟。在明末清初大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汤若望与利玛窦、南怀仁（比利时人）并列，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用西方人的话讲，他们都是有幸进入“龙椅的影子”范围之内，可见其对当时的中国影响之大。

汤若望曾在科隆，罗马学习哲学、神学和科学。1619年到达澳门，1622年抵京传教。他曾为明廷督造西式大炮，写成《火攻挈要》、介绍望远镜的《远镜说》和矿冶方面的《坤舆格致》等书，并凭借自己的天文学知识，三次准确地预测了日食，声誉日隆，被徐光启推荐参与编纂《崇祯历书》。明清易帜后，他留在北京，修订此历书，更名《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政府命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汤若望也因此受顺治帝重用，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即国家天文台台长)，开创了洋人在中国封官拜秩的先例。顺治帝有时还到他所居住的南堂（宣武门内）去聊天。

1661年顺治帝染痘（天花）驾崩。他去世前曾在二皇子和三皇子之间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徘徊不定。汤若望认为，三皇子已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且聪颖过人，是新君的最佳人选，顺治帝才下决心把皇位传给三皇子，三皇子就是雄才大略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帝。

后来，汤若望受到朝臣杨光先的陷害，杨甚至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其颟顸（manhan）无知和不讲道理已到了荒诞程度。结果，辅政王鳌拜下令捕汤若望入狱，宣判凌迟处死。凑巧京城发生一次地震，面对此“凶兆”，汤若望获赦，然而此时他已沉疴不起，不久即于1666年逝世。在南怀仁的努力下，康熙亲政后终于在1669年为汤若望平反，洗清了罪名。

汤若望把西方天文学、光学、火器及矿业等方面的知识介绍到中国，并亲自发明了一些工具仪器，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德国人亦为这一历史伟人而自豪，2014年9月在他的家乡Lüftelberg建成了汤若望的铜像。

卫礼贤——一个改变了德国的中国形象的人 Richard Wilhelm

汉学在德国被纳入学术领域之后，渐渐地，不只是学者们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民间、特别是中产阶级，也开始感到兴趣。在有心人士的推广下，已有走出象牙塔、普及化趋势，例如Richard Wilhelm（1873—1930﹚，他是一位传教士，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叫卫礼贤。曾在青岛生活，与我国著名思想家康有为相熟。不久前我在青岛瞻仰康有为故居时，就看到了这位传教士的照片。

修海涛总编曾撰文《卫礼贤——一个改变了德国的中国形象的人》，介绍他的事迹和劳绩。文中写道：“卫礼贤在德国人占领青岛第二年作为传教士来到这里，前后在中国生活22年之久。此后他还在北京的德国驻华使馆里担任过文化参赞2年。当初青岛是隶属于即墨县的一个渔村，而我的家乡就在即墨，现在反而隶属于青岛市了。卫礼贤尽管是作为传教士到中国去的，但是，他没有让一个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反而最终以孔夫子信徒回到德国。在青岛，他主要的工作是建学校，向中国孩子传递西方的科学知识。他与当时的未婚妻建立的“礼贤书院”(Richard—Wilhelm—Schule)，就是现在的青岛第九中学。此外，他到中国后立即开始与华人接触，学习汉语。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到处焚烧教堂，毁坏铁路，砍杀洋人和华人基督徒。而德国军队派兵镇压。有一次卫礼贤充当翻译，保护了很多华人的生命。自此，他受到了当地人很大的尊敬。他因为办学成绩显赫，1906年被清政府赏给四品顶戴，成了青岛赫赫有名的卫大人”。

卫礼贤更重要的功绩是向德国人介绍中国文化，改变了德国的中国形象。19世纪以来，随著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中国，中国成了“东亚病夫”。此刻，德国的中国形象已经非常负面。黄祸论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20世纪初以来，由于卫礼贤大量翻译中国的古典著作，介绍中国文化，使得德国的形象再度好转。他创办了德国第一个“中国学社”（China Institut，或译中国研究社），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他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易经》……等经典之作译成德文，介绍给一般民众。其中以《易经》最具盛名与影响力。他皓首穷经，用18年的工夫翻译而成。而他的译文，后来成为《易经》瑞典文、西班牙等多种西方文本的根据。

除卫礼贤外，德国尚有擅长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特别是翻译李白、杜甫、韩愈等作品的查赫（Erwin Ritter von Zach，1872—1942）和专门翻译中国古典小说的库恩（Franz Kuhn，1884—1961），后者的翻译作品包括《金瓶梅》、《红楼梦》、《水浒》……等，大量介绍中国民间通俗小说。

二战后的汉学发展

二战后，德国地区一片焦土，百废待兴，尤其纳粹党当权时代的种族歧视政策，研究汉学的专家无立足之地，许多汉学家出走他国，造成后继无人的局面。

尽管如此，德国当时仅存的一些汉学家仍能一丝不茍地做下去。战后，慕尼黑大学是第一个成立汉学系的高等学府，负责筹办的是汉尼士教授（Erich Haenisch, 1880-1966），他形容当时克难的凄惨情景──“夏天，我们有时候在走廊上，有时候在木板棚下上课；冬天，则在系上唯一完整的房子里……；后来，总算获得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它是图书馆、教室兼办公室。”之后，在福赫伯教授和鲍吾刚教授的努力经营下，汉学系日渐步上正轨。

从1950年开始，德国的汉学逐渐蓬勃发展，汉堡大学（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担任系主任20多年）、波恩大学先后恢复汉学系或开设中文课程，1953年，汉堡、慕尼黑和哥廷根大学培养出战后第一批汉学博士共六人，其中，葛林（Tilemann Grimm）、鲍吾刚和德博后来都成为德国汉学界的栋梁。

在论及20世纪德国汉学的辈分的时候，顾彬教授认为：

自1905年以来德国汉学可以分为三代：一、“父亲”的一代，他们在1911年前后在中国生活过，他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古典中国。二、“儿子”的一代，这些人在1945年以后必须重建被纳粹摧毁的汉学，而在冷战时期没有机会到中国旅行。他们主要以中世纪和近代中国作为其研究的方向。三、“孙子”的一代，因为他们在1973年以后可以受邀到北京去了，因此也帮助建立起了一个现代的汉学专业。

目前，全德汉学系注册学生约五、六千人，但据了解，由于其中有不少学生因“中国热”慕名而来，实际上，真正投入的只有两、三千人。

德国大学中设有汉学系的，共有汉堡、柏林（洪堡大学、自由大学）、波恩、波鸿、慕尼黑、海德堡、法兰克福、明斯特……等20多所大学。它们平均分散在全德各地，与法国的集中一个地区（巴黎）大异其趣，而且其密度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再就其所发表的论文总数而言，在西方国家中仅次美国，列居第二，以德国土地面积与人口来说，成绩算是相当可观，足见汉学在德国发展之蓬勃。

几位德国汉学家

在德国汉学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汉学家，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来自慕尼黑大学东亚学院的鲍吾刚教授（Prof. Wolfgang Bauer，1930-1997），是七八十年代德国汉学界的泰斗。他曾任汉学系主任多年，可谓著作等身，论著、编著、译著样样丰富。单单他主持编纂，穷十年之功而得以最后完成的四大卷、数千页中国日耳曼学文献索引（Das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 der Gegenwart），就是对学术研究和中德文化交流一个重大贡献。

国际著名汉学家马汉茂教授（H. Martin）生于1940年，他早年学中文的故事很有意思。1961年考入慕尼黑大学中文系，全班只有5个人。最初学的是汉字，却不是学汉语。他们的学习方法令人吃惊，一入学，便学《老子》（即《道德经》）这样的艰深的中国古文，而不像中国人学外语那样，从“你好”，“再见”入门。最后他以研究明清戏曲家李渔（1610-1680）为题，26岁获得汉学博士学位。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当他成为汉学博士时，还不会讲汉语。因为那时中国正处于闭关锁国的文革时代，德国华人太少，他没有机会学口语，就连他的教授虽然能阅读讲解古文，但也不会说汉语。1967年，他到台湾留学，特地跟中国人住在一起，苦练口语。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台湾发现一批极为重要的信件——鲁迅、徐志摩、戴望舒、王映霞等人写给郁达夫的几十封信，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珍贵资料。1970年，他在台湾自费印刷了《给郁达夫的信》一书，1973年第四期香港《明报月刊》予以转载，引起钱钟书等许多大陆学者的注意，他的名声开始远扬国际汉学界。1972年，联邦德国外交部请他当翻译，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政府决定在波恩进行秘密谈判，需要高明的翻译。这年10月11日，两国宣布正式建交，他为这一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出了力。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如愿以偿，一次又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全力以赴研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做了大量有利于中德文化交流的工作。修海涛总编80年代曾在他那里工作四年之久，做“ 中国转型时期的文化与经济”研究工程。1999年这位汉学家去世。修总编曾撰文悼念，

沃尔夫冈·顾彬教授（Prof. Wolfgang Kubin ，1945-）属于鲍吾刚的学生一辈。顾彬起初在柏林任教，1985年成为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中文专业主任教授。他超常地勤奋，刻苦钻研，成了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王蒙等作家的一大权威。他主持了《鲁迅选集》德文版的翻译，还就中国文学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中国文学史》等五本著作，17本小册子，发表上百篇大小评论文章，主编了《当代中国文学》论文集，组织过多次中国文学研讨会，诗歌朗诵会等等，在中德文化的交流上，特别是在译介中国文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被视为德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退休后在中国一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经常发表有关中国文学的演讲，在中国文学界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在德国汉学界也不乏华人的身影。其中关愚谦教授（Prof. Y. C. Kuan，1931-）更是遐迩闻名。他在汉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导师即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汉堡大学汉学系奠基人奥托·福兰阁之子）。尚未拿到学位，关愚谦就已开始在汉堡大学中文系教学。他在此任教近30年，培育桃李无数，并撰写过许多作品，向国人介绍德国。他与夫人汉学家海珮春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热心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编写了8本有关中国文学、风俗习惯、名胜古迹、传说民谣、民间故事的书籍，分别用德文、英文和意大利三种文字出版。这些作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他和顾彬教授用了15年时间，合作组织翻译出版了6卷本的《鲁迅选集》德文版，更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这也是关愚谦的骄傲，他感触地说：“对我这一个侨居国外的文人来说，生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给祖国文化多做些传播工作更有意思呢？”鉴于关愚谦教授在德中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2006年汉堡市长授予他“艺术与科学奖”奖章（Die Medaille für Kunst und Wissenschaft）。--Root (talk) 11:32, 11 March 2018 (UTC) 2018|date=October 8, 2016}}</ref>--Root (talk) 11:32, 11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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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

• 尤利乌斯·海因里希·克拉普罗特（1783-1835）

• 约翰·海因里希·普拉特（1802-1874）

• 威廉·硕特（1802-1889）

• 汉斯乔治·康农·冯·德尔·加贝伦茨（1841-1893）

• 顾路柏(又译顾威廉，Wilhelm Grube，1855—1908）

• 奥托·弗朗克（1863-1946）

• 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

• 孔好古（奥古斯特·康拉迪，1864-1925）

•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

• 阿尔弗雷德·佛尔克（1876-1944），代表作《中国哲学史》（1927-1938）

• 魏特夫/魏复光（卡尔·奥古斯特·维特弗格尔，1896-1988）

• 艾博华（沃尔夫拉姆·埃贝哈特，1909-1989）

• 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

• 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14–2011）

• 赫伯特·弗朗克（1914-）

• 鲍吾刚（Wolfgang Bauer，1930—1997）

• 关愚谦（Prof. Y. C. Kuan，1931-）

• 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1999）

• 顾彬（Prof. Wolfgang Kubin ，1945-）

Britain

• 葛瑞汉( 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 )

葛瑞汉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宋代理学家程颢（程明道）、程颐（程伊川）的哲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思维和方式倾向于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独立；整中有分，而不是部分的集合；对立的双方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万物是变化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并非向前发展），而不是静止的；看重物之用，而不是物之质；关心相互感应，而不是因果关系。他还认为：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伟大的时期，一个是东周战国时期，另一个是宋代，并高度评价宋代理学。 他的开山之作《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一书，对新儒学领域最核心的两位哲学家的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和严密的分析，这在该领域的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该书以西方学者特有的视角，对二程的理学思想作了精湛的研究。其特点有三：一是分疏了程颐与程颢的理学范畴体系，阐明了这些范畴的意蕴；二是考究了程颐与程颢哲学的源流，揭示了两种哲学的特质；三是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哲学之异同，突出了二者之“异”。这部书不仅对新儒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作为研究北宋时期程颢程颐两位大哲思想的最清晰、最全面的英文文献，至今仍然保持着其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它为那些初次遇到中国十一世纪哲学思想挑战的学子们标明了起点，也是致力于这一思想领域研究的东西方学者们的必读文献。这部书的初稿，是葛瑞汉1953年6月向伦敦大学提交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在东方及非洲研究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资助下， 葛瑞汉1954-1955年在香港和日本游学一年，获得新资料后对初稿进行了修改，专著于1958年在英国正式出版，1978年重印，1992年在美国再版，足以证明其永久价值。特别是，这部书的中文版翻译和出版工作均由程伊川直系后裔程德祥先生（程伊川二十九世孙）承担，他研究二程学历有年所，对程子原著娴熟，译文因得准确而流畅。 --Root (talk) 11:39, 12 March 2018 (UTC)

葛瑞汉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治学严谨、言必有据，为自己赢得了二十世纪最驰名的汉学家之一的声誉，他以博大精深的学术蜚声四海。如此盛名不仅是基于其著作的数量和质量，而且还基于其著作涉及范围之广。他的著作完全立足于中国的经典哲学，从对中国哲学的开创性研究，到对《庄子》、《列子》的翻译，以及晚唐诗的权威译作，全部堪称极致精品。他的《道教辩士——古代中国的哲学辨论》（Disputers of the Tao）已成为关于中国古典思想的权威英语著作。--Root (talk) 11:39, 12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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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波兰）

•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比利时）

•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比利时）

Russia

• 罗索欣（Илларион Калинович Разсохин (Россохин，Рассохин，1707—1761)

• 列昂季耶夫（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ич Леонтиев，1716—1786）

• 卡缅斯基（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менский，1765—1845）

• 比丘林（又译雅金夫、亚金甫，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Пичуринский) ，1777—1853）

• 卡法罗夫（又译鲍乃迪、巴拉第，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фароф，1817—1878）

• 瓦西里耶夫(又译王西里、魏西里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818—1900）

• 斯卡奇科夫（又译孙琪庭、孔气、孔琪，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ио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1821—1883）

• 波波夫（又译柏百福、茂陵，Паве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пов(Мао Линь) ，1842—1913）

•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1851—1893）

• 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 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1881—1951）

• 尤里安·康斯坦丁诺维奇·舒茨基（Шуцкий, Юлиа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1897—1938）

• 维亚特金（Рудольф 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Вяткин，1910—1998）

• 费德林（Никола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Федоренко，1912—2000）

• 齐赫文斯基（又译齐赫文，Сергей Леонидович Тихвинский，1918—2018）

• 缅希科夫（又译孟列夫，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1926—2005）

• 索罗金（Владислав Федо ович Сорокин，1927—）

• 贝列罗莫夫（又译嵇辽拉，Леонард Сергеевич Переломов，1928—）

• 米亚斯尼科夫（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Мясников，1931—）

• 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1932—）

• 季塔连科（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ко，1934—）

• 比丘林（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1777.8-1853.5）

人物简介

比丘林被誉为俄国汉学奠基人，他在编写汉语词典和教科书、翻译儒家典籍、进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历史文化研究以及汉语教育等众多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19世纪汉学甚至被冠以“比丘林时代”之称。比丘林丰硕的学术成果在俄国及欧洲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人物生平

1777年8月29日出生于喀山省。

1799年毕业于喀山神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

1800年入教，并取法号亚金甫，从此开始了他东正教教士的生涯。

1801年任喀山约阿诺夫斯基修道院院长。

1802年为修士大司祭，任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传教士学校住持。

1807年任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九届传教士团领班。

1808年1月，以比丘林为领班的第九届东正教驻华传教团到达北京。在来华后的一段时间内，比丘林曾集中精力整顿教务，并立志改变传教团成员涣散的纪律，但却收效甚微，此后便集中精力进行汉语学习和对中国的研究。

1822年比丘林回到圣彼得堡，他在北京共居留了14年的时间。由于在华期间荒废教务、变卖教堂财产，比丘林刚回到圣彼得堡便遭到圣务院的指控。

1823年比丘林被判终身监禁于瓦拉姆修道院。在监禁时期比丘林仍继续其汉学研究，坚持整理手稿，他的学术活动并未受到影响。

1826年比丘林被提前释放，曾被安排到亚洲司工作。

1830年他参加了恰克图考察团，从事审订中俄边界、搜集中国情报资料、考察俄中贸易状况等工作。

1853去世。

学术贡献

比丘林具有扎实的汉、满、蒙语言功底, 他使用并翻译了很多中华历史文化典籍,在编写汉语词典和教科书、翻译儒家典籍、进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历史文化研究以及汉语教育等众多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在北京居留的十四年间，编写词典一直是比丘林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编写的词典有：《汉俄字典俄文韵编》、《简明汉俄字典俄文韵编》、《满汉俄词典》、《满汉俄分类词典》、《蒙汉俄词典》、《满汉俄钟表术语词典》、《汉语拉丁语字典》、《汉俄音韵合璧字典》以及一部名为《三和语录》的会话词典等。在汉语语言学方面，比丘林最重要的著作是《汉文启蒙》。《汉文启蒙》在俄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成为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唯一的汉语语法教材，除此之外，这本书还被作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来华前的语言培训教材，为培养俄国汉学家产生了促进作用。

在儒家典籍翻译方面，比丘林翻译了儒家经典《四书》、《三字经》、《儒教》等。这项工作丰富了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认识，为他将来全面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奠定了基础。在比丘林《四书》的译本中，甚至还有精细的译者注释。1829年，比丘林出版了他所译的《三字经》。在翻译过程中，比丘林在准确传达原文意义的同时，力争使译文在形式上最大程度地接近原文。翻译时，他尽量采用三个俄语实词来对应翻译《三字经》思想凝练、寓意深刻的汉语文本。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比丘林的代表性译作有：《西藏志》,《蒙古纪事》，以《元史》和《资治通鉴纲目》为参考的《成吉思汗家系前四世史》，《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远古和现状记述》，《西藏青海史》，《十五世纪迄今的厄鲁特人和卡尔梅克人历史》和《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汇编》。其中《西藏志》是俄国第一本介绍西藏的书籍，它1828年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整个学术界的关注，书中准确的翻译和丰富的注释充分展示了比丘林对中国的深刻了解。甚至有俄国学者认为《西藏志》的出版是俄国汉学独立的标志。在比丘林最重要的蒙古学研究著作《蒙古纪事》中，他解决了同时期欧洲汉学界最关注的问题：一是蒙古人的起源问题，二是“谁是13世纪的鞑靼人”。1834年问世的《十五世纪迄今的厄鲁特人和卡尔梅克人历史》使比丘林荣获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杰米多夫奖金。比丘林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中广泛使用了汉语文献，收集并翻译了一大批珍贵资料。他以汉语典籍为基础的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方法对俄国满、蒙、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比丘林的重要译作有三部：一是《资治通鉴纲目》，二是清代官修的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 三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大清会典》。他以这几部译稿为基础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中国：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中华帝国统计概要》、《中国的民情和风尚》等。这些著作内容丰富，语言简洁，全面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思想。他翻译了记载北京史地沿革和名胜古迹之书《宸垣识略》, 并亲自步测北京大街小巷, 绘制北京城廓图，写成《北京记述》一书，于1829 年出版，很快就被译成法文。比丘林还翻译了中国清代官修的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编写了《中国农业》一书，期望对发展俄国落后的耕作技术有所帮助。

在汉语教育方面，比丘林同样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830年，比丘林随沙俄外交部亚洲司派出的俄中贸易考察团赴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重镇恰克图考察。恰克图海关总长和当地的俄商了解到比丘林对汉语的精深了解，就请求他帮助在当地开办一所汉语学校。1835年，经沙皇亲自批准，正式开设了恰克图汉语学校，由比丘林和第10届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克雷姆斯基共同执教。恰克图汉语学校一直开设到1867年。比丘林为学校编写了汉语教材，即俄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汉文启蒙》，并制定了教学大纲。教学大纲中规定：学习的前两年主要进行汉语语法教学，第二年加设一门商业会话课。第3年扩大会话的内容，学习简单的文章笔译；第4年除了练习口语之外，还学习汉语句子和短语如何应用于各种社会情景，学会区分中文的文体。这份教学大纲被认为是俄国汉语教学史上最早的一份，这份详细的教学计划为俄国汉语教学法奠定了基础。三十多年间，恰克图汉语学校为俄国培养了大量的汉语人才。

正是因为在编写汉语词典和教科书、翻译儒家典籍、进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历史文化研究以及汉语教育等众多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比丘林被誉为俄国汉学奠基人，俄国东正教驻华传教士团“俄国汉学家的摇篮”之美誉也更名副其实，19世纪汉学甚至被冠以“比丘林时代”之称。此后，传教团中还涌现了大量的汉学家，同时传教士团培养的汉学家成为俄国汉学教育的开拓者和主力军，为俄国汉学基础的奠定和后续的蓬勃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另外，以比丘林为代表的俄国汉学家们从中国的哲学与宗教、语言与文学、历史与地理、社会与法律, 甚至农业、天文和经济等不同角度对中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比丘林返回俄国时还将自己搜集的大量中国典籍带回俄国，这客观上为增进中俄文化交流和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发挥了作用。--Zhang Dawei (talk) 16:30, 15 April 2018 (UTC)

• 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1932—2012--Mao Yucheng (talk) 10:01, 23 April 2018 (UTC)）

俄罗斯汉学研究

俄罗斯学者接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从小说开始的。最早在俄罗斯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是1763年发表在《学术情况通讯月刊》12月号上的《中国中篇小说》，是从英国著名作家Oliver Goldsmith编的《世界公民或中国哲学家的来信》英文本转译的。

俄罗斯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以苏联时代的五十年代成果最丰，涉及小说史、《搜神记》、唐传奇、敦煌文献、《李义山杂纂》、宋话本等研究，以及《武王伐纣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民间平话、诗话研究，《醒世恒言》之类明代拟话本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研究。研究人员集中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以及莫斯科大学，其代表人物有杨希娜、李谢维奇、戈雷金娜、谢列布里亚可夫、费什曼、热洛霍夫采夫、罗加乔夫等。这当中就有后来成为世界著名汉学家的李福清。

人物介绍

李福清是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里斯·利沃维奇·里夫金（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博士的中文名字。

人物年史

1932年 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一个职员家庭

1950年 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中文

1955年 大学毕业，到苏联科学院（今俄罗斯联邦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任亚非文学研究组主任，专事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

1961年 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

1965-1966年 在北京大学进修

1970年 获语文学博士学位

1987年12月23日 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成为俄国汉学界文学领域学衔最高的人士

1990年 以“中国神话研究”获得苏联国家奖

1992年至1995年 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2003年 获得中国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这是授予国外最为杰出的汉语教育工作者和汉语语言文化研究者的专门奖项，李福清是俄罗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

2003年 受聘为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2006年 在莫斯科人文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

2007年 获得中国作协翻译研究中国文学奖

2008年 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在文学领域仅有5位院士）

2010年 获得温家宝总理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贡献奖

现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学术贡献

李福清从研究民间文学开始，逐步扩展研究领域至俗文学、古典文学，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文化。他发表和出版250多种相关论著：

代表性的专著

《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

《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

《从神话到章回小说》

《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

《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

《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

论文

《西伯利亚、中亚及远东诸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共同主题与情节》

《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概述——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着目录·序》

在文献学上，他也有诸多贡献，陆续发现《红楼梦》新抄本、《姑妄言》等新古籍，连带编出不少相关的学术研究书目，资料翔实丰富，得到许多中国同行的赞誉。

李福清对中国文学研究，涉及面相当广阔。从古典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从民间故事、通俗文学到民间艺术，从大陆的剪纸、年画、民俗到台湾的原住民研究，皆广有建树。研究方式包括论文、专着、翻译、介绍、辑录、评论和资料汇编、目录索引等多种手段。

李福清的研究内容具体可概括成五个方面：

一、中国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研究

1951年他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读一年级时，第一次从东干人（回族）那里听到了许多中国民间故事，内容包括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薛平贵、薛仁贵以及韩信等等。一直到大学毕业，他每年都利用假期去那里采集东干人的民间故事。他的大学四年级的学年论文题目是《东干传统民歌初探》。1977年，李福清与两位东干学者合作，选编了《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引起苏联汉学界注目。

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是《中国成语、谚语和歇后语》。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也是第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而且专事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1958年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简报》上发表的论文也是中国民间传说研究：《韩信传说——东干人中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961年语文学副博士学位论文是《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

他从1962年开始研究《三国演义》、《水浒》和《岳飞传》三部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1965年来北京大学进修时，发现有关《三国演义》的材料非常丰富，于是又将研究对象固定在这一部小说上。以后出版的几部代表性专著都是研究《三国演义》与民间传说之间的关系，如《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0，俄文版，1997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增订中文版），《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1979），《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1997）。

1970年以《中国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获语文学博士学位。

1986年，李福清第一次参加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学术会议，他的论文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成分》。他的另一些代表性专著，很大一部分也是中国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如《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0）、《汉文古小说论衡》（1992）、《中国神话故事论集》（1988）、《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2003）等。

二、对台湾原住民文化的研究，以及同内地各族文化的比较研究

1992年初，李福清受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邀请讲学，并主持一个科研项目，题为“台湾原住民（高山族）民间文学搜集与比较研究”。

台湾的原住民包括“邹、布农、泰雅、排湾、卑南、阿美、雅美、赛夏、邵”九个不同民族。这些民族不仅语言各异，其社会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其民间文学、神话传说也不尽相同，也没有通用的民族文字。李福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原住民的民间传说时，发现许多与包括大陆在内的其他各地民间传说不同之处，如：他们动物故事中的动物只具有动物性，而不像其他民间故事中已成为“精怪”，像狐狸精、白骨精、白蛇精之类，这说明台湾原住民有着最古老的动物故事，正在向神奇故事过渡。再如现有的台湾原住民没有情歌，而邹族甚至连“爱”的概念也没有，语言中也没有这个词。李福清仔细研究了这个现象，发现这同这些民族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很大关系。邹族则不举行为青年男女接触方便的集会或仪式，男女青年处于隔绝状态，故而没有产生情歌的社会基础；台湾所有的原住民都没有笑话，对他们来说，讲故事是一种很严肃的事情，男子在过“成年礼”之前，父辈才会把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郑重地讲给他听。李福清通过调查还发现，台湾有的民族对“射日”神话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讲的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的功绩，目的是为人类除害，这符合神话的特点；第二个是家庭故事，射日的动机是父亲为了给被太阳晒死的孩子报仇，这是民间故事的情节。这个发现对研究民间文学的形成很有帮助，可以从中看出民间故事是如何从神话故事发展而来的。

李福清在此基础上又进行比较研究，将台湾原住民民间传说与世界上最原始的爱斯基摩人、楚克奇人、印第安人以及大洋洲土著的民间文学进行比较，发现台湾的原住民文学历史要比他们更加原始。另外他通过比较研究还发现：台湾的神话故事与大陆南部少数民族的故事在情节上有不少相通之处，这说明某些台湾原住民可能来自大陆南部。

这些理论所涉及的某些领域，甚至中国同行也颇感生疏，对重新审视原有的民间文学理论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考。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就认为，李福清提出的许多民间文艺学上的问题，有的中国民间文艺学者或不曾想到，或未曾涉及，可以说是他独特的一家之言。

李福清这个科研项目给他带来极大的学术声誉：1995年，这个科研项目在台湾“国科会”获奖；同年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三年客座教授期满刚回国，就接到英国牛津大学邀请，讲座的题目中就包括“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研究”。不久，台湾静宜大学又邀请他担任客座教授，专门讲授“台湾原住民文学”。后来在北京清华大学讲学也是这个题目。

1998年1月，李福清的专著《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在台湾晨星出版社出版，2001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增订本。

三、中国民间艺术研究

李福清非常熟悉中国民间艺术，在此领域也颇有造诣。他不仅在论著中大量引用历代民间艺术，包括石刻、画像砖、墓雕、壁画、帛画、神像、戏剧道具、各种插图等，而且搜集并整理中国年画资料，开展专题研究。

早在列宁格勒大学读书时代，他就在他的老师、著名汉学家——被誉为“阿翰林”的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院士的影响下对年画产生了兴趣。阿列克谢耶夫于1906年、1907年和1912年几次游历中国，足迹遍布中国大部分省区，对中国民间文化现象作了详尽的考察，同时收集到4000多幅年画。1910年阿列克谢耶夫在彼得堡举办了世界第一个中国年画展览，并发表了关于年画的文章。1966年他的《中国民间画研究论集》出版，出版社约请李福清写了篇序言，同时李也为这本书作了很多注解。

李福清在老师的影响下，对中国年画所蕴涵的民族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一度曾想以中国年画为题写作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他当时已搜集90多幅民国以前的中国年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曾建议他编一个中国年画目录，但由于当时中国正在经历文革动荡、反修防修，不管他是不是“苏修”，来中国搜集封建主义的年画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李福清对中国民间文艺的热爱并不因此而泯灭。文革结束后的1986年，他在《美术研究》发表了《红楼梦年画在苏联》专题论文，并着手与中国同行王树村教授一起编着《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于1989、1990年分别在彼得堡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这个画册中的中国年画，是李福清从俄罗斯收藏的5000多幅旧年画中挑选出来的，有不少是他在十六年间从彼得堡与莫斯科旧书店、古董商店那里购买的。其中有200多幅是在我国已失传的珍品。这部书一出版，就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纷纷加以珍藏。

有个叫贾裕祖的台湾商人在台湾《中国时报》读了关于李福清关于俄罗斯收藏的中国年画介绍后，便倾全力在大陆收购年画，然后在基隆创建了一个“中国民间艺术博物馆”，并约李福清共同编写一个年画目录，李主要承担民国以前的年画部分。

2004年，李福清在接受南开大学西语系阎国栋教授访谈时，当时已经年近古稀的李福清提到他还有两个未了心愿：一个是编写《海外藏中国小说俗文学目录》，另一个是编写《中国年画目录》（阎国栋《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中华读书报》2001·6·2）。他晚年仍在努力耕耘，使愿望逐步实现。

2005年，他承担的俄罗斯科学院一个研究项目《中国古典小说与民间年画》已杀青，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研究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从未涉猎的一个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在民间艺术中的反映。这个问题长期被忽视是因为研究民间艺术的学者不涉猎传说和小说，小说研究的学者又不熟悉民间艺术。在这本专著中，作者着重研究了以下六个问题：古典小说对年画的影响；个别情节中的人物绣像与民间英雄人物的肖像描写的关系；小说对绘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尤其关注根据小说改编的戏曲所形成的民间绘画作品；小说绣像与后来的年画作比较；俄罗斯民间树皮版画与中国年画比较；中国民间年画对其他国家艺术的影响。

2009年11月，他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在天津举行首发式。现在，李福清已成为一位中国年画的权威，中国内地有的年画博物馆邀请他当顾问，台湾一些民间艺术博物馆拟延聘他去当馆长。

四、文献版本学上的贡献

从1961年开始，李福清就专注于调查各国藏的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版本。四十多年来调查了俄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奥地利、西班牙、捷克、波兰、越南、蒙古，以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汉籍收藏，还有日本东京与京都收藏的梆子腔版本。

四十年的辛苦寻觅获得了珍贵的回报，他发现了一批在中国已经失传的作品与版本，从而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如1962年在苏联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藏书中发现的前所未见《石头记》抄本，引起海峡两岸红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红学界定名为“列藏本“。台湾文化大学潘重规、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冯其庸、周汝昌等皆对此做过专门研究。

1966年，他又在在苏联列宁图书馆发现的一部清代雍正年间曹去晶的小说《姑妄言》，又是中国已佚的海内孤本。1997年，由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刊印（见陈益源主编《思无邪汇宝》第36－45册）。

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发现晚明戏曲孤本《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不久，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发现《大明天下春》，汇成《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李福清对文献学的贡献还表现在目录学方面。他已出版的目录学文献有《梆子戏稀见版本书录》（香港城市大学《九州学林》2003年1卷1、2期， 2004年2卷1期）；《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着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李福清还与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王长友合作，将整理搜集到的材料编写成《海外藏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书录》，这也是上面提到的李福清晚年未了之心愿之一。

五、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李福清就给乌克兰读者翻译介绍过叶圣陶《稻草人》、老舍《月牙儿》，并发表过《中国讽刺作家老舍》一文在中国的《外国文学》杂志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一批反映改革开放的文学作品。李福清翻译了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意大利小提琴》、《三十七度正常》等中国当代中篇小说，并出版了《人到中年》和《冯骥才短篇小说集》两本译著。他还写过冯骥才《雕花烟斗、》阿城《棋王》以及《评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等分析文章，发表过《中国现代文学在俄国翻译与研究》的专论。

李福清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着的特点，他不是就事论事，不是仅从现当代作家本身来研究其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中国文化传承来评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从现当代作品的艺术手法来探讨其中的传统因素。他曾对一位访谈者说：“我经常说，中国文学传统延续了数千年，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古代的其他文明中，古希腊和埃及都中断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非常珍贵，我曾在冯骥才、阿城和谌容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深刻影响。今天的中国作家也许不太关注古代文学的传统，但是我相信，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不但不会忘记古代文学的价值，而且会倍加珍视它。近来我注意到在中国进行了关于复兴国学的讨论，我也高兴地看到，一些学者在课外教小学生国学经典。”（刘亚丁《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文艺研究》2006年七期）。上述思想变为作者的身体力行，他曾写过一篇专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统因素》在《文艺报》上发表，后来收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作者专著《古小说论衡》，以及台北洪叶公司1997年出版的《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之中。--Peng Zhixian (talk) 05:58, 24 March 2018 (UTC)

France

法国汉学家、敦煌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说：“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法国的先驱则是它的南方邻国：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这里的先驱主要是指一些传教士，包括法国的耶稣教士。

• Developement

法国汉学历史悠久，一直居于欧洲汉语言文化研究的中心地位．巴黎被誉为“无可争议的西方汉学之都”。法国汉学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耶稣会士汉学阶段即法国汉学的初期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于十七至十八世纪，是法国汉学形成的初期阶段，也称为耶稣会士汉学阶段。在这一时期中，汉学研究的内容非常宽广，涉及的领域也拓宽了。 由于当时法国海上贸易的发展．一些憧憬、向往东方的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义。这些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编写了许多学习汉语的手册或介绍汉语的实用书籍．为法国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如通晓汉语诗文和历史的法国传教士冯秉正他奉康熙皇帝的命令将中国正史翻译为法文。他以《通鉴纲目》一书为主，再博采其他史书以补充，对明清两代的事迹，尤为详细。此书编撰历时6年，这一巨著奠定了冯秉正作为“法国汉学家奠基者”的历史地位。另外那时期的法国传教士还有马国贤、张诚、白晋等。 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这些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十分关注．于1687年7月23目派遣五位“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使得法国在中国的传教团人数最多。他们几乎都博学多才．对汉语认知程度相当高．在推进汉语研究方面功不可没。 这个阶段法国传教士对中国哲学有广泛的介绍和深入的研究。他们对《易经》、《道德经》、《淮南子》、《书经》、《今古奇观》等都有翻译和研究。其中金尼阁最先翻译《周易》。法国传教士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形成了西方第一次《易经》热。现在现存第一部完整的《易经》译本，是雷孝思完成的。另外在纯文学方面《诗经》是重点。金尼阁、马若瑟都翻译过部分，白晋有《诗经研究稿本》，马若瑟有《诗经议论》。在俗文学方面，《赵氏孤儿》节译文字在法国产生了较大反响。他的拉丁文手稿《中文札记》堪称传世力作，其内容主要涉及汉语语法、文学写作等方面的知识。 在这一时期，法国有三大汉学名著：《耶稣会士书信集》、《中华帝国志》、《中国论丛》。由法国耶稣会士们传到法国的中国文化在法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使正处于“旧文化废新文化兴”时期的法国掀起了一股巨大的“中国热”浪潮。l8世纪的法国汉学已经初步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法国作为欧洲汉学中心的地位。--Jintong (talk) 12:39, 12 March 2018 (UTC)

二、十九世纪时期

十九世纪，是汉学在法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获得初步发展的时期。由于受到现代学术的作用、传统的影响、传教士博学及殖民扩张的需要，专业汉学在法国产生。 这一时期汉学研究的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等。带遂良的《现代中国》是一部关于辛亥革命的编年史，被誉为“内容丰富”“结构紧凑”的力作。儒莲的《亚细亚地理与中印文献学论集》，这种跨国横向比较的研究，为汉学研究拓宽了视野。在宗教和哲学方面，带遂良的《中国宗教信仰和哲学史》，是一部全面介绍和研究中国宗教的著作。儒学方面有赖思《易经》—复原翻译与注释，雷慕沙翻译的《佛国记》，儒莲翻译的《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文学方面呈现的是现实主义思潮。儒莲翻译了《西厢记》，巴赞翻译《梅香》 《窦娥冤》《琵琶记》顾赛芬翻译《四书》《诗经》《书经》《礼记》，他用法语和拉丁文进行双语翻译。并比较《诗经》中的战争诗和古希腊史诗中的战争诗。另外德里文有《离骚》《唐诗》译本。 这一时期法国传播汉文化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开讲座、设教席。 1814年12月11日．法国学术界地位崇高的法兰西学院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汉学讲座——“汉语与鞑靼——满语和文学讲座”。雷缪萨是法兰两学院首任汉学教授．发表了阐述汉语字典编撰纲要的论文，称得上是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缪萨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以1822年出版的《汉文启蒙》为代表。该著作体现了l9世纪早期西方汉语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准。随着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汉学研究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不仅对于法国汉学界．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之后，英、俄、美等西方国家也纷纷效仿。 1843年．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设立了近代汉语讲席．主持该讲席的第一位教授是知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大巴赞。他将中国的戏剧文学作品《窦娥冤》、《汉宫秋》、《琵琶行》等翻译成法语．向法国人传递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信息。该院除开设汉语课程外．还有中国历史、地理、哲学、美学等课程。汉学教授席位的设置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它的成熟期．此后汉学研究摆脱了“传教士汉学”的框架。在西方教育体制中．汉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日趋专业化和学术化、法国一直居于欧洲汉语言文化研究的中心地位．巴黎被誉为“无可争议的两方汉学之都”。

三、法国汉学的繁荣昌盛时期

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是法国汉学的繁荣昌盛时期。这一时期在法国涌现出了很多汉学大师。沙畹是学术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公认的“欧洲汉学泰斗”。他研究中国的佛教、考察文物、碑帖、钻研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中国地理、道教、中外关系史等等。他翻译《史记》，专著有《古代中国的土地神》《两汉时代的石画像》《中国民间艺术愿望的表达》等等。他培养了很多的弟子，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有“四大弟子”之称的：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戴密微。他们都是汉学研究的杰出者：伯希和研究敦煌学，马伯乐重点研究语言学并著有《唐代长安方言研究》，他用实例证明古音体系的存在。葛兰言著有社会学著作《中国古代的节庆和歌谣》。--Jintong (talk) 11:35, 19 March 2018 (UTC)

四、恢复发展与现代中国研究兴起的时期。--Jintong (talk) 16:02, 12 March 2018 (UTC)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是法国传统汉学恢复发展及现代中国研究兴起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位有影响的法国汉学大师葛兰言、马伯乐和伯希和先后谢世．给处于鼎盛状态的法国汉学造成了巨大损失．加之二战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主义政策，法国的汉学研究日见衰微。在这紧急时刻、戴密微投入大量精力研究中国考古与佛教史。1962年，他领导翻译、编辑并出版了《中国古典诗选》。他以丰富的汉学知识和坚强的意志，力排万难．为法国汉学在战后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独特的外交政策以及戴高乐时期的对华政策为法国汉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其中以谢和耐成就最大他研究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社会史以及考古发掘。他承戴密微。任亚洲学院院长，1975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主持中国社会和文化史的讲座。他写过许多专著和论文，其中以《中国社会》和《中国与基督教》两部著作获得国际汉学界的好评。另外还有汪德迈对语言学、古代中国和中国宗教进行研究。

6 USA

• 白睿文（Michael Berry ）

1974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现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华语文学、电影、流行文化和翻译学。

著作包括Speaking in Images：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2005），《痛史：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A HistoryofPain：Trauma in Modem Chinese Fiction and Film，2008）与《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XJiaZhangke’SHometown Trilogy．2009）。中英译作包括王安忆《长恨歌》（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2007）、余华《活着》（To Live，2004）、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Nanjing 1937：A Love Story，2003）、张大春《我妹妹》与《野孩子》（Wild Kids：Two Novels About Growing Up，2000）。近期刚完成舞鹤《余生》的英译。--XiaoYuwen (talk) 13:22, 26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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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南（Patrick Hanan）

韩南( Patrick Hanan，1927 ～2014 ) 是美国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 早年专攻中国古典小说， 在《金瓶梅》、话本小说和李渔研究中， 成绩斐然，多所建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韩南又对中国近代小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成果集中见于《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小说》一书。韩南 1927 年出生于新西兰， 1949 年获得新西兰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远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并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产生兴趣， 1960 年获得中国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伦敦大学、斯坦福大学。 1968 年起开始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 1988—1996 年间曾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大大推动了与中国学界的交流。 1997 年韩南从哈佛大学荣退， 他把退休视为“永久性的学术休假”，继续笔耕不辍，成果不断，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 韩南对中国文学可谓情有独钟，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他在伦敦大学攻读英国中古文学博士学位期间接触到一些中国文学的英译本，毅然放弃已有的积累和研究，从头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他是少数得以在 1950 年代到中国进修的欧美学生，曾得到郑振铎、吴晓铃等学者的亲切关照。“文革”结束之后，他与大陆学界的关系日益密切。他的论文《鲁迅小说的技巧》（“The Technique of Lu Hsun’ s Fiction”， 1974）收入 1981 年出版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 1960-1981》，《〈金瓶梅〉探源》（“Sources of the Chin P’ ing Mei”， 1963）被收入 1987 年出版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而其专著《中国白话小说史》（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1981）也在 1989 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韩南本人在 1980、 1990 年代也曾多次来华访学，骁马的《访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韩南》（《读书》， 1985 年第 8 期）和张宏生的《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韩南教授访问记》（《文学遗产》， 1999 年第 3 期）记录了当时韩南教授的研究方向和对未来的展望，其中很多的研究计划都一一实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海内外学界交流的不断深化，韩南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已经越来越为大陆学界所了解和认可。除了早期的专著《中国的短篇小说：关于年代、作者和撰述问题的研究》（The Chinese Short Story： Studies in Dating，Authorship， and Composition， 1973）以外，他的主要著作和论文都已经被翻译出版，比如首先在大陆结集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2004），其内容与稍后在美国出版的《19—20 世纪早期的小说》（Chinese Fic?鄄 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鄄 tieth Centu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相仿，还有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学史研究丛书”的《韩南中国小说论集》（2008），以及 2010 年出版的《创造李渔》（The Invention of Li Yu， 1988）等。 韩南在美国汉学界的影响力毋庸置疑，是公认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对于大陆学界来说，韩南从来没有成为什么“热点”，也从来没有成为西学东渐的“风云人物”，但一如其为人的谦逊、温和，他贯通中西的学术视野、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扎实可征又匠心独具的学术论点，对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影响也是细雨润物而持之久远的。--Mao Yucheng (talk) 10:28, 7 May 2018 (UTC)

• 余英时（Patrick Hanan）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等。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6月，余英时获得唐奖第一届汉学奖。

• 伊维德（Wilt L. Idema）

伊维德，哈佛大学教授。１９７６至１９９９年间为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３年间为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在中国通俗文学研究领域著述颇丰，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包公与法治》（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赵氏孤儿〉和其他元杂剧：现知最早版本》（和奚如谷合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为表彰他在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方面的突出贡献，２０１５年８月，他荣获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Mao Yucheng (talk) 10:36, 23 April 2018 (UTC)

•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 出生于1939年，20世纪60年代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已经翻译了30多个中文作家的60多部作品，是有史以来翻译中文小说最多的翻译家。

主要成就

2000年，因翻译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获得美国国家翻译奖（National Translation Award）。 2009年获得古根海姆奖。 2011年6月3日，在纪念萧红诞辰100周年举行的首届“萧红文学奖”上，葛浩文的《萧红传》获得萧红研究奖。

主要著作

《萧红传》 微小说集《A Night in a Chinese Hospital》 编译当代中国小说集《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 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 编译当代中国诗集《Push Open the Window: 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China》 与刘绍铭合编《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文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主要译作

莫言《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四十一炮》《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爆炸》《变》《蛙》《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

苏童《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米》

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商市街》《染布匠的女儿》《萧红短篇小说选集》

王朔《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

刘震云《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手机》《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等等

人物言论

“我跟很多翻译都不一样，我是凭灵感，我越想那些理论，那些具体的问题越没把握，越觉得慌。我差不多看一句、看一段是什么意思，然后就直接翻，再回头对一下。如果太离谱了，那要去修正，太硬的话就把它松一点。我本人的问题就是越看越糊涂，越觉得有问题。我翻译了30多年了，按说该越来越有把握，可是自信反而不如从前，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想这些。包括书评我也不太在意。有人会说这个翻译很棒或者很差，其实他连中文都不懂，怎么能知道翻译的好坏呢？经常有一些人得奖，说他们翻译得如何好，可那是从西班牙文翻译过去的，英文和西班牙文本来就有相似的地方，而且同是西方，因此美国人对小说里写的生活也比较熟悉。但如果你是从阿拉伯文、中文或者日文去翻译，情况就不一样了。”

“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翻译是个重新写作的过程。”葛浩文认识的很多作者都十分熟悉中国古典作品，但是到了翻译手里，并不一定能看出来那种古老的味道，这也难以避免。

“我喜欢读中文，我喜欢写英文。我热爱这个事业的挑战性、模棱两可性和不确定性，”

“我热爱创造性和忠实于原著之间的冲突，以及最终难免的妥协。时不时地，我会遇到一本令人无比激动的著作，我就会全身心地投入翻译它的工作中。换句话说，我译故我在。天呐！”

“我天生就爱翻译，翻译是我的爱好。对我而言，翻译就像空气一样，没有翻译，我就不能生活。”--XiaoYuwen (talk) 14:10, 26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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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乐哲（AMES.ROGER T. ）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东西方哲学》主编；《中国研究书评》执行主编。

1947年12月12日出生 1978年伦敦大学博士；1973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7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士

研究范围及专长：哲学/古代/中国/比较哲学.古典文献/汉语（古代、现代），日语，法语

重要贡献 :安乐哲教授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两大部分。翻译的中国哲学经典包括《论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淮南子》《道德经》《中庸》等。他不仅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思想几百年的误会，清除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成见，也开辟了中西哲学和文化深层对话的新路子，使中国经典的深刻内涵越来越为西方人所理解，所接受。

主要著作：

1.《追溯道之源流》，与DC Lau合著，巴兰坦书局，1998年；

2.《汉人的思维：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实与超然》，与郝大维（David Hall）合著，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7年；

3.《孙膑与孙膑兵法》，与DC Lau合著，兰登书屋，1996年；

4.《自我与欺诈：一个跨文化的哲学探询》，与W Dissanayake合作，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6年；

5.《预期中国：中西方文化思维探究》，与郝大维（David Hall）合作，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5年；

6.《亚洲理论与实践中的个体》，与Thomas P Kasulis和Wimal Dissanayake合编，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 7.《孙子与孙子兵法》，兰登书局，1993年；

8.《孔子思想探究》，与David Hall合作，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年；

9.《统治的艺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3；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再版，1994年

中文出版物：

1.《孔子思想探究》，蒋弋为、李志林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藤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3.《理性，关联性与过程语言》，阮慧译于《文化与传播》，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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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宇文所安，又名斯蒂芬・欧文。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长于美国南方小城。1959年移居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里沉湎于诗歌阅读，并初次接触中国诗;虽然只是中文翻译，但他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然。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二十年后应聘哈佛，任教东亚系、比较文学系，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有著作数种，论文多篇。其人也，性乐烟酒，心好诗歌。简脱不持仪形，喜俳谐。自言其父尝忧其业中国诗无以谋生，而后竟得自立，实属侥幸尔。 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旧译爱德华•谢弗），美国著名汉学家和语言学家，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唐代研究乃至整个西方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1938年获柏克莱加州大学学士学位，攻读人类学；1947年获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任教于柏克莱加州大学，直至1984年退休。曾出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并长期主编《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AOS）。 薛爱华深受传统欧洲汉学影响，重视历史语言文献的研究（精通十几种古今语言），加之他在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丰厚学养，使他的中国中古研究呈现出开阔的视野与多视角融合的特点。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中外史学界均享有盛誉，如：唐代的社会文化史，尤其是物质文化（名物）研究、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原汉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融合、道教与文学的关系，尤其是唐诗与道教在唐代文化中的作用等等。 专著十数种，代表作有：《闽帝国》（1954），《杜绾<云林石谱>简释》（1961），《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1963），《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1967），《古代中国》（1967），《珠崖：早期的海南岛》（1970），《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1973），《步虚：唐代对星空的探讨》（1977），《唐代的茅山》（1980），《时间之海上的幻景：曹唐的道教诗歌》（1985）等。

主要著作：

1.《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2.《迷楼》，宇文所安著，程章灿译，三联书店，2004年

3.《追忆》，宇文所安著，郑学勤译，2004年

4.《初唐诗》，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2004年

5.《盛唐诗》，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2004年--Mao Yucheng (talk) 14:10, 12 March 2018 (UTC) --Mao Yucheng (talk) 14:14, 12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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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Yucheng (talk) 14:02, 12 March 2018 (UTC)

• 奚如谷（Stephen H. West））

奚如谷(Stephen H.West)是美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1944年生人,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东亚语言与文学博士,早年曾游学澳大利亚、德国、荷兰、中国、日本等地,可运用多国语言治学,包括文言文、现代汉语、德语、日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汉学系"院系创始"教授(Foundation Professor)、系主任。--Mao Yucheng (talk) 10:23, 23 April 2018 (UTC)

• 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旧译爱德华•谢弗））

薛爱华，美国著名汉学家和语言学家，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唐代研究乃至整个西方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1938年获柏克莱加州大学学士学位，攻读人类学；1947年获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任教于柏克莱加州大学，直至1984年退休。曾出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并长期主编《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AOS）。 薛爱华深受传统欧洲汉学影响，重视历史语言文献的研究（精通十几种古今语言），加之他在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丰厚学养，使他的中国中古研究呈现出开阔的视野与多视角融合的特点。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中外史学界均享有盛誉，如：唐代的社会文化史，尤其是物质文化（名物）研究、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原汉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融合、道教与文学的关系，尤其是唐诗与道教在唐代文化中的作用等等。 专著十数种，代表作有：《闽帝国》（1954），《杜绾<云林石谱>简释》（1961），《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1963），《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1967），《古代中国》（1967），《珠崖：早期的海南岛》（1970），《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1973），《步虚：唐代对星空的探讨》（1977），《唐代的茅山》（1980），《时间之海上的幻景：曹唐的道教诗歌》（1985）等。--Mao Yucheng (talk) 07:06, 13 March 2018 (UTC)

•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是著名的中国学家，也是有影响的上海问题研究专家。1948年，她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传教士，1931年到上海，执教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裴宜理父母携家离开上海。隔年即1951年迁居日本东京。裴宜理父母继续在一所教会大学担任教授。裴宜理也在日本长大。后归国。裴宜理在威廉·史密斯学院、1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分别获得了政治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她的教学生涯是从1972年开始的，先后美国多所大学执教，而担任教授职务已有十多年。为了中国学研究，裴宜理曾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从事专业学习、研究和讲学多年。--Mao Yucheng (talk) 14:45, 25 March 2018 (UTC)--Mao Yucheng (talk) 14:45, 25 March 2018 (UTC)

• 艾朗诺（Ronald Egan）

艾朗诺（Ronald Egan），现任斯坦福大学汉学讲座教授，曾获得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研究员资格，参与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精于宋代诗学、宋代士大夫文化与宋代艺术史。曾将钱钟书《管锥编》选译为英文。即Limited Wews：Essayson Ideas and Letters by Qian Zhongshu（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出版专著包括：《欧阳修的文学作品》（The LiteraryWorks ofOu-yangHsiu，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苏轼的言、象、行》（Word， Image， and Deedin the Life of Su Shi，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The Problem of Beauty：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m Song Dynasty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Mao Yucheng (talk) 14:11, 13 March 2018 (UTC)

• 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1913—1976）

人物介绍

芮沃寿（ArthurF.Wright）是20世纪50年代颇有建树的、知名的、佛教研究的学者，曾在1941—1942年和1945—1948年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资格两度来北京进修。1947年获哈佛大学博士。

1929年芮沃寿十六岁时和父母一起到东亚游历，他对佛教的兴趣可能就源自这次东亚之旅，在他家的影集中，有数张亚洲的照片(其中有中国颐和园的门廊，还有日本镰仓的佛陀)。在亚洲游历途中，芮沃寿得到一枚特大号的中国印章，他用这枚印章在挑选出来的几册书籍中盖上大印。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盖有这一印章的书是一本题为《中国画家》(ChinesePainters，Newyork，1920)的论著，作者是拉斐尔?彼得鲁奇(RaphaelPetrucci)，作序者是劳伦斯?比尼恩(LawrenceBinyon)，芮沃寿所题日期是1933年5月。

芮沃寿学术研究的起点可以说是对于欧洲历史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了阿尔贝?莱昂?盖拉尔(AlbertLeonGuerard)的《一种理想的生存与死亡：古典时期的法国》(1928)(ThelifeandDeathofanIdeal：FranceintheClassicalAge)一书的影响。芮沃寿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期间，曾于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时候师从盖拉尔。由于他对欧洲历史某些问题的特别关注，所以迷上了美学，源自美学的兴趣使他开始对佛教进行研究，从而接触到汉学。

在1935年《斯坦福写作年鉴》(AYearBookofStanfordWriting)中收录的一篇芮沃寿写的题为《卡莱尔与现代气质》的论文，在文章后面的注释中写着：“芮沃寿，英国俱乐部成员。曾在东方广泛游历，东方宗教学者。爱好高尔夫球。明年他即将就读牛津大学。”

在牛津大学，芮沃寿在修中诚(E.R.Hughes)的指导下，开始丰富自己有关中国历史与宗教的知识。除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芮沃寿在斯坦福大学就开始的对美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他还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大学生文学学会的会员，这类学会是那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芮沃寿就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严谨的治学风范。例如有一次轮到他在“大燕”学会做主讲，他选择以日本的茶道为讲演题目。令人震惊的是，为了准备这次讲演，他事先竟特地写信给《日本的茶道》(1932年)一书的作者福喜多安之介，信中说：他很喜欢读《日本的茶道》这本书，并询问能否得到茶道每一道程序的照片。安之介接信后，有求必应，特地给芮沃寿寄来了一大套精美的盘子，还附有茶道每道程序详细的说明。

1937年，芮沃寿已经完成了很多学术研究工作，于是他返回美国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哈佛期间，他一头扎进了汉语和日语的学习之中，日程排得满满的，师从于叶理绥(SergeEiisseef)和魏鲁南(JamesWare)两位教授，此外，还选修了美学、宗教社会学(师从于A.D．Nock教授)以及印度宗教等课程。虽然他的汉语和日语越来越臻于娴熟，但是他仍难忘情于欧洲汉学的伟大传统，始终对沙畹、伯希和以及马伯乐等教授怀有深深的敬意。在他成为教师之后，他要求他的学生仔细研读这些教授的作品。在哈佛，他还结识了玛丽?克莱博(MaryClabaugh)，玛丽刚刚从瓦萨学院(Vassar)毕业，而且正在雷德克里夫(Radcliffe)学院师从费正清教授学习中国近代史。玛丽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费正清教授认为我的论文很出色，是‘一项惊人的研究’、‘一项丰硕的成果’……”。1939年芮沃寿和玛丽订婚，1940年7月6日，玛丽和芮沃寿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举行了婚礼，当年9月两人自西雅图出发航行到日本，尽管当时的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前途未卜。

在京都他们聘请了七个家庭教师，学习汉语和日语口语及课文，还有佛教历史和《莲花经》。他们参观寺庙，漫步在冬日的山间，当然，他们还要面对教科书和食品都缺乏的窘境，无条件地遵守日本政府禁止跳舞和饮酒的禁令，甚至为了搞到炉子而四处奔波。

1941年初，他们的家庭教师增加到九人或可能更多，其中六名是芮沃寿的，每个星期他要和每个教师学习两个小时。其中一人讲授佛教历史学家(可能是塚本善隆教授)的论文，一人讲授书法，一人是附近寺院里的解经老师，一名口语老师，两名教师帮助他学习时文与各种书籍；玛丽增加了一名教师讲授高级中国近代史，又请了一名学生辅导她阅读有关中国的日文文章。

随着日本国内局势的日益紧张，1941年3月，芮沃寿动身去北京打听在那里求学的可能性。同年6月，芮沃寿和玛丽都到了北京，请了一个家庭教师，每天学习三个小时的汉语。他们的住所是一个满族大宅院的厢房。他俩在这里学习，仍然是正规的老的方式(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各学各的。他们所有的房间都在花园里，包括一间宽敞明亮的起居室，一间隔开的卧室，还有一间缝纫室。有三个佣人，其中两人负责繁重的工作并打扫卫生，另外一人是厨师。玛丽估计他们付给三名佣人微薄的工钱，加上他们新请来的三名家庭教师的费用，至少可以供养二十个人的生活。

然而双方的家庭仍然坚持要他们返回美国，这让两人感到巨大的压力，8月份，他们写信回家解释留在北京的理由：如果此时离开北京，那么对他们两人的事业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8月底，他们又去了趟山西，芮沃寿有机会参观了著名的佛陀石窟和古代石窟，还参观了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长城，和山西相比，他觉得北京已经相当西化了。

战争的来临，突然间中断了研究，工作条件大不如前，生活变得十分残酷。朋友们一个个离开，钱也快花光了，收不到信件，家庭教师也离开了。

1943年3月24日芮沃寿和玛丽接到了拘留证，和其他数百名外国囚犯一起被转移到了山东潍县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芮沃寿先是被安排当屠夫，后来他被调去负责水泵，又在厨房里做搬运工。在集中营里，芮沃寿显示了多方面的才能，他做了家具和桌子摆在他们那间12英尺长、10英尺宽的房间里，还和邻居的三对夫妇一起搭起了一个灶台。他还设法悄悄地把他的论文复本带进集中营，以便继续做他的研究；玛丽也没闲着，她向集中营里的人们学习满语和俄语。

战争开始的时候，芮沃寿正在集中研究日本的佛教，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打算好好研究一下在这段时期里他所错过的汉学研究成果。这就是后来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5—1947)第9期长达，五十七页的论文《1941—1945年北平的汉学研究》。

1946年他和玛丽一起拜访了延安，可是芮沃寿并不像玛丽那样对延安充满了巨大热情。在延安的时候，他们见到了朱德和毛泽东，走访了监狱、学校和医院。芮沃寿和玛丽在中国一直待到1947年的春天。芮沃寿在斯坦福大学安定下来之后的几年内，是他高产的时期，连续发表了很多论文。这时，他进一步巩固了十年前即已开始的研究，并从中汲取营养，成为一名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耶鲁大学哲学系向他发出了邀请。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芮沃寿完成了他大部分的佛教研究，并最终汇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佛教》这部专著。

芮沃寿一直都热衷于广交朋友，热情地与志同道合的学者相互合作、切磋学问、交流信息。也许正是由于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理想，所以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他成为一名学有建树的知名学者之后，他依然热忱地奉献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积极组织并资助多次学术会议，并尽可能选定风景如画的地方召开学术会议，为最高水平的学术讨论最大限度地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

1976年夏，芮沃寿正在开始筹划出版自己的论文集时突然辞世，没能亲自整理自己的论文集，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假如芮沃寿对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少一些怀疑，假如他没有把那么多精力投放在为世界及耶鲁大学他那个领域的学术研究筹措经济资助的话，假如他在学术会议和编辑别人的著作方面少花些时间的话，那么，他就能有机会把他的思想阐述得更加详尽、更加恢弘。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芮沃寿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就不是我们所熟悉、所爱戴的那个芮沃寿了。

学术研究　　

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芮沃寿曾钻研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对于那个先是排挤他而后又杀害了他的社会所持的看法。阿瑟?韦力（ArthurWryly）在一篇论文的参考书目中提到芮沃寿的作品时，做了这样的注释：“芮沃寿：《布鲁诺的生活概述及其他》（GiordanoBruno,aSynopsisofhisLife,etc.），未发表的杰作，斯坦福大学，加州，1933。”这可谓是对芮沃寿这段时期的研究所做的一个评价。

芮沃寿在大学三、四年级时，在盖拉尔教授的鼓励下，针对“历史上个人意志与社会环境”这样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他在一篇题为《巴尔扎克与历史精神》的论文中就文学传统展开论述，对巴尔扎克拒绝相信前进论进行集中探讨，并对巴尔扎克的“相信过去及其制度”做刨根问底的研究。芮沃寿认为巴尔扎克的思想具有“非凡的客观性，正中客观性与今天的平平淡淡毫无个性的所谓客观性不同，它是一种个人天赋的火焰般的迸发。”1934年秋冬，也是在盖拉尔的鼓励和指导下，芮沃寿在一篇题为《梅列日科夫斯基与拿破仑，或神秘、历史、理论与荒谬》的论文中对这些课题进行了更加大胆的探讨。

芮沃寿进入牛津大学后，在修中诚(E.R.Hughes)的指导下，丰富了自己有关中国历史与宗教的知识，并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严谨的治学风范。1937年芮沃寿已经完成了很多学术研究工作，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叶理绥(SergeEiisseef)和魏鲁南(JamesWare)两位教授，刻苦学习汉语和日语，还选修了美学、宗教社会学(师从于A.D．Nock教授)以及印度宗教等课程。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芮沃寿在京都学习期间，曾师从塚本善隆教授，塚本善隆也是嵯峨清凉寺的住持。在京都的学习，为芮沃寿日后研究“传记文学与圣徒传记：回教著名僧侣生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芮沃寿在研读完由多位日本学者（塚本善隆是其中之一）共同完成的有关佛教研究的著作《河南龙门石窟佛教研究》（AStudyoftheBuddhistcavetemplesatLung-men,Honan）后，这样评价说：虽然这部著作还不能替代沙畹（EdouardChavannes）的《中国北方的宗教建筑》（MissionarcheologiquedanslaChineseptentrionale）一书中有关龙门石窟的研究，“但却与后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从事中国艺术史、佛教史和文化史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都同样具有参考借鉴的意义”。芮沃寿认为塚本善隆教授“长期的僧侣修炼以及对佛教的长期钻研，再加上全面的科学的训练以及清晰透彻的思想，对我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目前的西方学术界尚未出现可堪与之并驾齐驱的成果。”这几句评价高度概括了芮沃寿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所持的历史价值观和基本想法，即：文化历史，无论其内容多么丰富，都需要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艺术与佛教是文化史的一部分；清晰准确地表达是优秀的历史研究著作的关键；法国的汉学研究虽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但是日本的学者现在却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同时又是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

芮沃寿于1941年来到中国北京，后因战争的来临，学术研究被中断了。战争结束后，芮沃寿重拾被错过的汉学研究成果，这就是后来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5—1947）第9期长达57页的论文《1941－1947年北平的汉学研究》。这是一篇引人入胜的全面考察战时汉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它指出战时的汉学研究领域中德国汉学家独占鳌头的局面，整个战争期间这些德国汉学家自始至终都能继续汉学研究，此外，中国的和西方的其他一些学者也没有放弃。这篇评论性的文章，充分反映出芮沃寿已经“弥补上了”因战争而荒废的时间。

芮沃寿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几年里，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进一步巩固了十年间的研究，成为一名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后受聘于耶鲁大学哲学系。此后的一段时间，芮沃寿完成了他大部分的佛教研究，并最终汇成了专著《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同时，他还深入研究了前中国近代史中的人物个性与传统模式。

芮沃寿一直钟情于欧洲汉学的伟大传统，始终对沙畹、伯希和以及马伯乐等教授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一生始终都没有放弃对法国汉学的崇拜，也始终没能摆脱对自我的怀疑。他于1957年所写的两篇评论文章，能清晰地说明这一点。芮沃寿所评论的两部杰作是艾蒂安?百乐日(EtienneBalazes)的《中世纪中国社会与经济研究》(Etudessurlasocieteetl’economiedelaChinemedievale，1953—1954)和谢和耐(JacquesGernet)的《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LesaspectseconomiquesduBouddhismedanslasocietechinoiseduVauXsiecle，1956)。

芮沃寿对这两部著作热情洋溢的称赞远远超过他对人和其它著作的评价。他说，百乐日的两卷本的专著，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是“一个新的起点”，它“为从整体上理解中华文明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而谢和耐的著作“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旷世杰作，这部著作将新的重大主题以及中国历史重要阶段在瞬间推上一个崭新的研究境界……它的探索和分析描绘出了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在谈到他对汉学研究总体水平综合考虑的另一个方面时，芮沃寿指出：“我深信谢和耐教授的杰出著作已使我们大大提前了能够写出一部具有现代西方学术研究水准的中国历史专著的时间。”很显然，芮沃寿对盖拉尔可没有这么推崇。但值得注意的是，芮沃寿在这两篇书评中以一种新的清晰条理，梳理了各种关于社会及法律关系的资料及假设，平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官僚精英的高压统治，货币经济在形成新的孤立的农场工人阶层、战争以及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总之，这些分析充分反映了芮沃寿的思想天赋，这种思想天赋是他早年京都和北京的生活经历与他日益发展的史学才能相融合的产物，在他后来对中国城市的论述中，在他辞世时正在着手进行的研究课题中，这种思想天赋表现得更加突出。

芮沃寿在百乐日的论文集《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体制》（ChineseCivilizationandBureaucracy）的序言中说：虽然这个书名是百乐日教授自己起的，可是他却没能在生前看到这本论文集的出版。1976年夏，芮沃寿也是在开始筹划出版自己的论文集时突然辞世的，这真是一个残酷的巧合。芮沃寿没能亲自整理自己的论文集，这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和损失。

学术评价

芮沃寿的学生或是那些由他审阅过其论文的学者，都会立刻体会到芮沃寿的风格：仔细地研读史料，对自命不凡者深恶痛绝，努力探索准确而清晰的表述，一旦自信有理，就敢于大胆作出最终论断。

主要研究成果

《中国佛教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Buddhism,ed.Robert M.Somer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0）)

《儒教和中国文化》（Confucianismand Chinese civilization.New York:Atheneum,1964）

《中国历史上的佛教》

《布鲁诺的生活概述及其他》（Giordano Bruno,a Synopsis of his Life,etc.，未发表，斯坦福大学，加州，1933）

《巴尔扎克与历史精神》

《梅列日科夫斯基与拿破仑，或神秘、历史、理论与荒谬》，1934年

《1941－1947年北平的汉学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5—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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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

人物介绍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在梁漱溟研究上堪称第一人，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

主要著作

《最后的儒家》

《这个世界会好吗？》

《Has Man A Future?》（2006年中文版上市，2010年4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推出英文版）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

学术地位

上世纪70年代，美国青年学者艾恺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时，听他的老师，史学大家费正清讲到了梁漱溟时，对梁产生浓厚兴趣，以致将梁漱溟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此后，对于梁漱溟及中国文化的追踪研究，一直贯穿着艾恺的学术生涯。

梁漱溟，这个名字属于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持守与担当。他对中国与世界的深刻洞见，时至今日余音犹响。梁漱溟的一生，经历山河的数次改朝换代，经历国家的无数的动荡变革，对梁漱溟一生的研究，几乎就是对近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思考。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城市的现代化引起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注意，他们渐渐惊奇地发现：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最早出口物品，到现在出口文化。而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元素，当属儒家思想。1979年，艾恺研究梁漱溟的著作《最后的儒家》出版成书，他没有拘泥于一般地论证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从全球性的反现代化思潮来理解和分析梁漱溟。他用了七年多的时间撰写了这部《最后的儒家》，使之成为第一部关于梁漱溟的系统的传记，博得西方学术家的普通好评，并获美国“东方学奖”，成为梁漱溟研究领域的第一人。

不仅如此，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当代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他对中国发生的巨变有相当的发言权。山东省邹平县是中国农村最早向美国学者开放的调查点，从1986年开始，来自美国的学者先后有100多人次到这里蹲点调研，艾恺，就是其中的一位。巧合的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邹平也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试点，从1986年以来的20多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漂洋过海来中国山东省的邹平县考察，成为邹平乃至全中国20多年来巨大变化的见证者。

梁漱溟研究历程

1942年，艾恺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首府哈利斯堡。由于兄弟姐妹多，家庭比较困难。但艾恺靠着一点奖学金，1960年进入一所天主教办的国王学院。艾恺对历史很感兴趣，1963年夏天，他一下子看了五六十本关于印度史、日本史、中国史的书，觉得中国史的书最有意思，于是决定研究中国史。

1964年他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其指导老师是政治科学系教授邹谠。邹谠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其父亲邹鲁是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首任校长。《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令邹谠声名大噪，该书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艾恺就跟着邹谠研究中国历史。

1966年，艾恺考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与舒尔茨，攻读博士学位。费正清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美国最负盛名的“头号中国通”，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舒尔茨也是著名的汉学家，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方面的书。

1969年，艾恺开始搜集博士论文资料，发现梁漱溟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在艾恺看来，梁漱溟的故事非常有戏剧性：

他的一生就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但革命后，他很失望，感觉没什么好结果，曾自杀过好几次，闭门研究佛学，吃素食，甚至一度想出家。这一段就蛮有戏剧性。

于是决定他的博士论文就写梁漱溟。虽然他要写梁漱溟，却见不到梁漱溟本人。那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 艾恺甚至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为了收集梁漱溟的资料，他只好去台湾和香港找认识梁漱溟的人，通过他们了解梁漱溟。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艾恺曾为几个到美国去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做翻译，于是在1973年有机会来到中国。他提出要见梁漱溟，遭到拒绝。未能见到梁漱溟，艾恺带着遗憾离开中国。

收集到材料后，艾恺决定把博士论文的题目叫《最后的儒家》。1973年，艾恺开始用崇敬的心情描绘梁漱溟，将之视为当代孔夫子式的圣人。

1975年，艾恺写完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又加了几张，1979年出版了《最后的儒家》，这本书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研究中国

艾恺因梁漱溟而开始研究中国。研究了梁漱溟之后，他开始研究山东邹平地方史，这是梁漱溟曾经搞“乡村建设”的地方。

1986年，艾恺从邹平回北京，梁漱溟还向他询问邹平的情况。之后，梁漱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外国人在邹平做研究”的文章，引用了艾恺的一些话。回美国后，艾恺写了一个报告，山东邹平后来就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农村的最早基地。

在这之后，艾恺又做了河南西南部地方史的研究，这也是因为梁漱溟的原因，他也曾在里做过试验。

从1973年到现在，艾恺来过中国至少二十几次，“八九十年代差不多每隔一年来一次，2000年以后差不多每年来一次”。

艾恺觉得，无论农村还是城市，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3年来时，中国的公路、建筑物很少，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不高。1980年来时，感觉到了改革开放的势头，开始出现变化；1982年再来时，就看到了明显的变化；1984年以后更是如此。

他预测未来二三十年中国面临的问题，可能来自贫富差距、农民工、环保方面。“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最关心这方面的问题。”艾恺说。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他忧心忡忡，最近一直在研究反现代化的理论，著有《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等著作，他对现代化作出了尖锐的批评，对现代化的“好处”审慎地接纳并警视，提出了种种化解现代化弊端的办法。

虽然艾恺成为汉学家是因为梁漱溟，但其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却与梁漱溟不一样。

实际上《最后的儒家》的副题就是“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正是他对现代化存在怀疑的反映。--Peng Zhixian (talk) 04:59, 24 March 2018 (UTC)

• 海外汉学|研究学者、机构（美国）

哈佛大学

裴宜理（燕京学社社长，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研究；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孔飞力（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海外华人移民史）、马若德（中国当代史，尤其擅长文化大革命史）、杜维明（燕京学社社长，中国思想史）、柯伟林（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研究，包括20世纪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欧立德（清史、满族研究）、宋怡明（明清史、现代中国史、明朝军事机构）、宇文所安（中国古代诗歌）、田晓菲（六朝文学、中古诗歌）、韩南（曾任燕京学社社长，中国古典小说）、包弼德（中国思想史）、入江昭（太平洋战争前后的中美日关系、冷战史）、伊維德（中国古典文学）、范德康（印藏佛教、西藏文化和政治史、藏蒙藏汉关系史）、华琛（华南地区人类学研究、海外华侨史）、王德威（中国现当代文学）、江忆恩（中国古代战略文化和国际安全，“中国问题专家”）、安守廉（中国法）、汪悦进（中国艺术史、佛教艺术、电影）、李慧仪（明清文学）。

普林斯顿大学

柯马丁（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中国上古及中古诗歌）、余英时（中国思想史、秦漢史、中國對外關係史）、林培瑞（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20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浦安迪（中西文化比较、中国古典小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周质平（中国现代思想史、明末文学）、彼得生（明清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早期中国思想）、谢柏柯（中国艺术史）、柯庆生（美日中关系、两岸关系，“中国问题专家”）、韩书瑞（清史）、方闻（美術史）、 罗兹曼（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艾尔曼（中国思想与文化史、中国科技史、中日文化学术交流史）、太史文（中国佛教研究）、白克莱（汉以前艺术与考古，曾侯乙编钟）。

哥伦比亚大学

狄百瑞（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中的自由主义特质”）、韩明士（中国社会史、中国古代社交网络）、商伟（明清时期小说戏剧）、高彦颐（中国妇女研究）、黎安友（中国的政治和外交、人权与政治参与、比较政治学）、曾小萍（中国法律史、清史、近代中国社会与经济转型）、刘乐宁（汉语语法、汉语教育）、刘禾（文学理论、跨文化交流史和新翻译理论）、滕华瑞（现代西藏研究）、于君方（中国佛教，观世音神话研究）、巴尔奈特（现代西藏研究）、根兹勒（中国古典文学，柳宗元研究）、李陀（中国文学选集、中文写作）、罗沙比（元史）、谢康伦（宋代理学，朱熹与胡宏）。

芝加哥大学

夏含夷（经学、古文字、中国思想史）、艾恺（中国思想史，“梁漱溟研究第一人”）、夏德安（秦汉史、医疗史）、苏源熙（中国诗歌、中国典籍研究、《红楼梦》研究、中国思想史）、蔡九迪（明清小说与戏剧）、伊弗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尤其是农村生活）、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中国当代艺术）、杜赞奇（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叶纹（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电影）、凯普斯坦（藏传佛教）、裴珍妮（宋元福建地区艺术以及佛教艺术）、斯德本（明代宫廷画院）、冯珠娣（中医、中国社会文化））。

耶鲁大学

史景迁（中国古代史）、孙康宜（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女性文学、比较诗学、文学批评、性别研究、释经学、文化美学）、濮德培（中国环境史、中国边疆史、清史、当代中日经济史）、班宗华（中国古代绘画史）、卢迪娜（明晚期文学）、金安平（中国知识分子与宗教的早期来源）、韩森（中国宗教史、中国法律史、丝绸之路的社会历史）、戴慧思（中国当代社会研究）、萧凤霞（中国社会人类学）、文德安（东亚和中国考古学、少数民族文化、饮食、丧葬、日照地方研究）、石景远（19世纪后中国文学与文化、海外华人研究）、篠原亨一（中国佛教研究）、白彬菊（文献学，军机处档案，“研究中国档案的一流专家”）。

斯坦福大学

王斑（中国现代文学、电影及大众文化）、王靖宇（中国早期历史叙事、中国小说与戏剧、文学评论）、艾朗诺（中国古典诗歌、宋代诗歌和文人、宋代美学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孙朝奋（中国语言学、汉语史上的形式句法演变、社会语言学、中文语法）、李海燕（现代中国文学、文学评论与比较文学、道德政治哲学、中国民间信仰与神话）、倪德卫（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典文献学、考古天文学、分析哲学）、刘若愚（中国文学与比较诗学）、墨子刻（中国制度史）、萧邦奇（中国现代史）、刘莉（聚落考古、新石器时代到早期国家、淀粉粒分析与早期生业形态研究）。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齐思敏（中国早期宗教哲学文学的文本重构、道家思想、宋代文学）、白瑞霞（中国佛教艺术、东亚建筑雕刻与绘画）、蓝柯斯特（Lewis R. Lancaster）（中国佛教研究）、吉德炜（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早期中华文明的起源、政治与宗教的起源）、戴美可（战国至西汉中国史）、狄特摩（中国政府政策）、李鸿永（中国政府比较、东亚政治）、欧博文（中国政策实施、改革开放、中国社会运动）、沙夫（中国中世纪佛教、宗教研究理论）、苏德恺（先秦诸子）、柏文莉（宋史）、谢平（东南亚华人的文化特征及东南亚资本主义崛起、当代香港研究）、钟斯（现代中国小说与媒体文化、儿童文学、音乐电影和媒体技术）、道尔敦（密宗仪式、早期西藏古文书、敦煌文献）、方葆珍（公元3至11世纪的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学、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翁爱华（全球技术与管理模式、东亚公民组合）、刘星（中国社会发展）、罗伯特·阿什莫尔（Robert Ashmore）（11世纪中国诗歌、抒情诗歌和诗歌理论、传统音乐与歌曲的表演、传统文学评论的历史）、袁书菲（17至19史记中国文学、性别史）、叶文心（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林凌瀚（前现代戏剧与小说、女性写作、十几二十世纪媒体文化）、周镇忠（社会实践、服务致富、城市贫困问题）。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黄宗智（明清以来社会史、经济史和法律史）、王国斌（中国史、欧洲史、经济学之贯通，“加州学派”中坚）、胡志德（中国现当代文学、晚清思想，作《钱钟书》）、康文林（十七世纪至今东北社会宗族与社会分层，与李中清合作）、布斯韦尔（佛教研究）、鲍德佛（禅学研究、藏传佛教）、萧邦（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宣立敦（明清小说与戏剧，张充和弟子）、李惠漱（中国艺术史）、史嘉柏（清前中国史、清前中国思想史、中国古典诗歌，《牡丹亭》）、史书美（华语语系研究、亚美文学、中国文学、跨过女性主义、后殖民地主义）、汤维强（现当代中国政策研究）、罗泰（中国青铜时代的考古学研究）。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周锡瑞（中国近现代史，19-20世纪的社会发展与政治运动）、叶维廉（中西比较文学，诗人、翻译家）、沈揆一（中日艺术，中日艺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交流）、程贞一（科学技术哲学）、廖炳惠（台湾研究）、柯素芝（唐诗、道教文化、中国美术史）、葛凯（当代中国问题研究）、赵文词（中美文化、国际关系）、毕克伟（中国电影）、谢淑丽（当代中国问题，曾任副助理国务卿）、巴里· J ·诺顿（Barry J. Naughton）（中国经济）、盖伊（Nancy Guy）（中国与台湾戏曲、音乐）、韩依薇（中国文学、文化观念、同性恋文化）、焦大卫（文化与心理人类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宗教研究、中国社会）、张英进（中国现当代文学）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

王国斌（中西交通史、中国近现代史）、黄卫总（中国传统小说、明清文人文化、明清性别文化）、 彭慕兰（中国和比较经济发展、农村社会变革、环境变革及政府的形成、有民间宗教史、家庭结构及性别角色史）、阿巴斯（Ackbar Abbas）（全球化问题、香港与中国文化、后市民时代、批判理论，曾任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郭琦涛（明史、清史）、华志坚（中国城市文化、社会运动、性别研究）。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艾朗诺（中国文学，曾翻译《管锥编》）、陈素真（华人移民史、当代社会问题）、赫伯特·芬格莱特（古典儒学）、白睿文（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电影、现代中国流行文化）、石慢（中国书画）、杜国清（中国诗歌与史学、台湾文学）、杨美慧（中国人际关系）、乔思卡·贝宗（Jose Cabezon）（藏传佛教）、遇笑容（历史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奚密（现代诗歌、古诗、东西方比较诗学、翻译学）陈晓梅（中国现代文学、戏剧、女性文学、文学理论、文化研究）、储诚志（中国语言学、认知语义学、汉语教育）、达雷尔·哈玛莫托（Darrell Hamamoto）。

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

成中英（中国哲学）、安乐哲（中西比较哲学）、宗小娜（中国近代思想史）、谢信一（汉语语法与语义）、麦大伟（古典诗歌、佛教文学、古代修辞学）、黎明恺（利用中国古代文献研究越南历史与文化、利用越南文献研究古代中国）、魏莉莎（京剧）、周晓（中国政治、妇女与发展、亚洲政治、比较政治学）、冉凡（Blake C. Fred）（美国文化中的中国与华人、中国南方、夏威夷、美国中西部的华人历史定居点）、缪朴（中国传统建筑、中国与亚洲的城市设计、当代中国建筑与都市生活）、Kate Lingley（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塑像、宗教的社会功能）、雷凯思（Cathryn Clayton）（主权与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移民史、集体历史记忆）、Eric Harwit（中国工业发展政策）、刘长江（中国音乐主题、西方与亚洲音乐）、郭彦弘（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城市化、全球化、城市经济和空间规划、城市规划对文化的影响）、任友梅（汉语教育、中国漫画文学、中国电影）、余明宝（20世纪中国文学与电影、后民族主义、女性主义与文化研究）、姜鸿（中国文化地理、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与资源开发）、Cathryn H Clayton（中国性问题，主权、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与移民、海外华人社区）、王纯翰（无武术电影、台湾电影、创意媒体、后期制作）、叶蜚（中国语言学、语法理论、数字语言学、认知语法）、唐润（Stephen Tschudi）（网上社区互动、汉语教学、跨文化交流）、Shana J Brown（20世纪思想文化史）、Edward L Davis（唐至明中国社会文化史、中国宗教）、王文生（明清史）。

俄勒冈大学

顾曼德（中国现代史）、艾肯斯（Melvin Aikens）史蒂文·杜兰特（Steven W Durrant）（早期汉语语法和语言学、满语文本翻译、儒家经典的形成，翻译《左传》）、郎曼（中国山水画历史、中国艺术理论、佛教艺术尤其是禅宗绘画）、蓝温蒂（中国现代文学、电影与文化）、廉圭濠（媒介法）、艾梅兰（明清小说）、迈克尔·菲仕兰（Michael B Fishlen）（唐史、唐诗）、康伊娜（中国古代史）、欧爱莲（性别、阶级与工作、中国的服务业、中国的全球化问题）、蒲乐安（20世纪早期中国农村的起义与骚动）、王宇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典诗歌、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与评论）、井茁（跨文化语言交流）、桑梓兰（性别与性取向、现代中国文学与影视、台湾研究、中国城市研究）。

印地安那大学卢明顿

白桂思（古老中国的重建、汉语语法、西藏碑文研究、早期佛教传播、高句丽语言研究）、饶海蒂（中国中学教育、性别教育）、马克·多林格（Marc dollinger）（中国管理实践、中国少数民族企业）、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当代中国政治与政治经济学）、麦宜生（中国社会、法律与社会）、瑞克·哈勃（Rick Harbaugh）（中国经济、汉字、互联网经济）、鲍文德（中国比较政治学、当代新疆问题）、陈林晓庆（当代中国文化与政治、知识转化）、克里斯托夫·阿特伍德（Christopher Atwood）（蒙古史、中国边疆史，掌握蒙古语、汉语、法语，可以阅读满文、藏文、拉丁文）、包万宁（国际犯罪学、比较犯罪学、中国青少年犯罪问题与青少年家庭问题）、史伯林（西藏地方史、汉藏关系）。

康奈尔大学

罗斌（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早期信仰、民俗）、桑高仁（社会人类学、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中国意识形态）、丁香（Ding Xiang Warner)(汉至北宋前期的文学与文学思想、中古中国思想史与文本研究）、陈兼（中美关系）、倪志伟（中国经济组织机构、经济社会网络）、（阿兰·卡尔森（Allen Carlson）（中国外交政策、中国政治研究）、托马斯·里昂（Thomas Lyons）（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规划）、潘安仪（中国艺术史）、丹尼尔·布歇（Daniel Boucher）（大乘佛教、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明尼苏达大学双城

约瑟夫·艾伦（Joseph R Allen）（中国诗歌和诗学、殖民主义摄影、台北城市研究）、李漪莲（华人移民问题、亚裔美国人研究）、艾仁民（近现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与法律、中国经济史、中国农业）、王力平（中国古代史、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马杰声（现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现实主义小说电影、电影理论、中国的国际影院）、罗吉伟（中国诗歌与诗学、中世纪中国诗歌、佛教、东亚的超自然传统）。

罗格斯大学

途经怡（中国文学批判、中国文化、中国诠释学）、史皓元（中国历史语言、汉语方言研究）、吴应銧（中华民国史）、史蒂芬·沃克（Steven F Walker）（东西方比较文学）、安吉拉·霍沃（Angela Howard）（丝绸之路的佛教艺术、中国艺术史）、刘勋（中国近现代道教文化）、田菱（魏晋南北朝诗歌、文学理论和批评、比较诗学）、陆伊莎（Louisa Schein）（苗族研究）、姜涛（佛教、中国哲学）。

威斯康辛大学

倪豪士（中国古典文学，曾翻译注释《史记》）、郑再发（漢語音韻學 ）、鲍德威（中国城市史和区域史，“济南通”）、邓大卫（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与文化研究）、孟久丽（中国绘画与版画艺术、儒学艺术与文化）、林毓生（中国思想史）、董伟（中西建筑与室内设计比较研究、中国风水研究）、墨宁（中国政治与政策研究）。

波士顿大学

南乐山（中国哲学、比较哲学、宗教哲学）、白诗朗（中国哲学）、傅士卓（中国内政和外交政策，“中国问题专家”）、白谦慎（中国书法、绘画、雕刻）、叶凯蒂 （十九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媒体与视觉文化）、巴菲尔德（欧亚太陆游牧民族及社会进行研究）、李维亚（道教哲学与养生学研究）、魏朴和（中日古典文学比较，掌握12门语言）。

达特茅斯学院

艾兰（中国古代思想哲学、古文字学、青铜器）、韩禄伯（中国宗教）、李福（中古道教）、李元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电影）、白素贞（Susa Blader）（中国民间口头传说，话本研究，明清小说，曾翻译《七侠五义》）。

宾夕法尼亚大学

夏南悉（中国建筑史与城市规划、中国艺术、中国考古）、梅维恒（佛教通俗文学、中国民间小说与表演，“北美敦煌学第一人”，敦煌变文、新疆干尸）、金鹏程（战国史、中国文化与思想）、王晓珏（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电影）。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夏伯嘉（中西交通史）、伍安祖（明清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儒家和比较诠释学、儒家宗教信仰）、韩瑞（中西现当代文学比较研究、文化研究、医疗史）、龙戴维（晚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国西藏穆斯林、中国边境地区研究）、 埃丽卡·布林德利（Erica Brindley）（中国古代史） 。

乔治城大学

班凯乐（晚清与20世纪中国史、疾病史、妇女与性别研究、消费文化）、卡法拉斯（Philip A Kafalas）（明清人物研究、戏曲音乐表演语言、明清小说）、佛朗西斯卡·卓（Francisca Cho）（东亚佛教）、杰米·哈福特（Jeremy Haft）（当代中国问题）、米华健（清史、清代新疆史）、穆盛博（近代中国环境史）。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鲍则岳（马王堆帛书、古代中国神话、音韵学）、康达维（汉赋及六朝文学，翻译《文选》）、盖博坚（清史）、余霭芹（中国方言、汉语语法、甲骨文）、韩哲夫（语言学、闽北方言的历史）、尹沛霞（宋代社会史、文化史、女性史）。

俄亥俄州立大学

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中国传统表演及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苏州弹词）、邓腾克（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大中华历史记忆）、吴伟克（汉语教育）、陈洁雯（语音学、方言学）、吴妙慧（中国文学与文学史、中国中古文化历史）、简小滨（汉语教育、中国近代文学）、夏颂（中国古代传媒、印刷文化、跨文化研究）、王建琦（汉语教育）。

南加州大学

张错（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国传统艺术）、柏清韵（中国与中亚的法律与性别文化、宋元史、儒家思想）、李艳慧（中国语言与语法）、李琛妍（中国与中亚佛教艺术和建筑艺术、中国艺术史、亚洲艺术品收藏）。

杜克大学

德里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史、“后殖民主义）、刘抗（马克思主义和美学、全球化、意识形态、中国政治与媒体文化）、罗哈斯（Carlos Rojas）（民族主义与移民问题、视觉文化、女性研究）、洪国钧（电影史学、电影理论、后殖民理论、文化理论和全球化、台湾、中国电影和其他媒体）。

圣母大学

詹美罗（中世纪和走起现代佛教思想、华严宗、比较神学、神秘主义的神学与哲学）、詹启化（儒家思想、当代经济政治人权、民间传说、早期中西接触、比较神话、民族主义）、杨晓山（中国古典诗歌和诗学）、尹成旭（汉语教育）、朱永平（中国虚词的发展、汉语教育）。

范德堡大学

康儒博（汉魏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道教，曾译注葛洪《神仙传》）、布雷特·本森（Brett Benson）（当代中国政治、陆台关系）、特雷茜·米勒（中国美术史、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罗芙芸（清及中国近代医药史、城市史、妇女与性别研究）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

张颂圣（中国电影与文学）、李怀印（中国现代史、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中国古代史、性别与家庭、中国文化与宗教、中国全球化问题）、徐元音（亚裔美国人研究、移民、跨国主义和民族研究）。

堪萨斯大学

马克梦（明清小说、中国的性文化史、晚清社会与文学中的性别文化结构）、魏克彬（中国早期语言文化、中国出土文献研究、汉语教育）、魏玛莎（中国古代女画家绘画以及明代佛教艺术）、倪雅梅（书法）。

密歇根大学

孟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哲学）、林顺夫（词学）、白一平（上古汉语、音韵学）、唐小兵（中国女现代文学、艺术理论及运动、思想史以及大众文化、视觉文化研究）。

卫斯理学院

魏爱莲（中国传统小说、中国女性写作的历史、东亚传教士）、柯文（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刘元珠（元史、当代中国蒙古西藏问题）、科恩（清史）、刘和平（北宋绘画）。

卫斯理大学（Weslyan University）

安靖如（中国道德与政治哲学）。

纽约大学

罗慕士（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史、中国哲学，翻译《三国演义》）、丽贝卡·卡尔（Rebecca Karl）（现代中国、中国思想史、妇女与性别研究，著有《毛泽东传》）、郝益森（早期中国文化中对技术的强调、早期中国科技与宗教的关系，“喜爱中国围棋”）、张旭东（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判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电影和知识分子话语权）、张真（中国电影研究）

威廉姆斯学院

顾百里（汉语教育）、克瑞恩（中国古代哲学）、德烈费思（藏传佛教、佛教哲学）。

匹兹堡大学

罗斯基（中国现代经济史）、许倬云（中国古代史、社会经济史）、孙珠琴（中国古典诗歌、中西比较文学、中国传统思想体系、道教美学）、柯丽德（明清贞洁与官僚体系、明清小说）。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

何谷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法律写作、翻译研究）、管佩达（中国佛教和佛教文学、古代女性文学和文化）、陈绫琪（身份政治、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旅游理论）。

布朗大学

贾祖麟（中国知识分子史）、毕嘉珍（中国宋代花鸟画）、王玲珍（女性文学与女性研究）。

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

班大为（中国早期天文学、中国古代思想史、考古天文学，首次推出武王克商于前1046年）、柯鹤立（中国古代出土文献研究）、吉瑞德（道教、中国神话）。

西北大学

曾佩琳（中国小说、中国藏传佛教、性别研究、电影和流行文化、中国历史）、胡素馨（敦煌绘画与表演艺术）。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田浩（宋元思想史）、陶晋生（宋辽金史、中国边疆史、社会史）、Madeline Spring（道教研究）、陈怀宇（中国古代史、社会史、近现代学术思想史）、高德耀（六朝文学研究）、黄宗泰（中国语言文学）。

莎拉劳伦斯学院

宁爱莲（朱子学研究）

伊利诺伊大学

周啟榮（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书籍史）、傅葆石（现代中国史、香港史、上海地区研究）、蔡宗齐（中国古典文学、语言学、文学批评）。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罗威廉（中国新城市史和社会史，喜欢“汉口”）、梅尔清（清史）。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

萧丽玲（中国画、印刷文化历史、戏剧、武侠小说）、李文丹（汉语语言学、汉语教育）、罗宾·维舍（Robin Visser）（中国现代文学、视觉文化、环境研究、城市研究）、岳刚（现代西藏研究、中国的崛起）。

埃默里大学

欧阳泰（中国史，特别是台湾史、明清海上交流）、蔡蓉（现代中国文学、电影、性别研究）、萨拉·麦克林托克（Sara L McClintock）（藏传佛教）。

乔治·华盛顿大学

沈大伟（中国政策研究）、柏右銘（近現代文學、文學理論、電影研究）。

弗吉尼亚大学

司马安（中国早期文学、思想与社会，中国近现代女性）、罗福林（中国现代文学、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文化）、易社强（中国知识分子、中国近现代史、“西南联大研究第一人”）。

爱荷华大学

柯传仁（认知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中文教育）、雷麦伦（中国文学史、中西比较诗学、女性文学、早期白话小说）、沈禾玲（中文教育、汉语字词与阅读习得）。

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

蔡涵墨（中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宋代史学思想、杜甫研究）、何瞻（宋代散文、游记、历史地理）、邓百安（9-12世纪中国思想史、西藏史、中国佛教研究）、陈凡平（中国历史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中国皮影戏与木偶剧）。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

巴鑫（21世纪中印问题，前驻印度大使）、何蔚云（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流）、鲁夫（Gregory Ruf）（中国革命、亲属关系、民族与生态、经典文本研究）。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

余纪元（中国希腊比较哲学、儒学）。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

贾志扬（宋元史）。

科罗拉多大学

葛浩文（中英文翻译，翻译莫言等当代作家作品）、柯睿（号慕白，中古文学，唐诗）、祁泰履（道教天师道及中国民间宗教）。

波特兰州立大学

万安玲（中国书院文化研究、宋明理学）。

马里兰大学

迈克尔·朗（Michael H Long）（中国应用语言学、汉语教育）、周明朗（宏观社会语言学、中国语言与民族问题、白族语言研究、汉语教育）。

波士顿学院

陆伯彬（中美外交政策）、蒋兴珍（晚清史、明清小说、中英翻译，曾翻译《聊斋志异》）。

德堡（DePauw）大学

江勇振（中国近现代史，胡适研究）。

维克森林大学

史耀华（汉语教育、中国的现代主义、中国对西方的反应）。

麻省理工学院

鄧津華（清史）。

康涅狄格大学

王冠华（海外华人研究）。

西东大学

梁伯华（近代中国研究）、陈冬冬（应用语言学、汉语教育）。

休斯顿大学

丛小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近现代思想史、近现代妇女史、近现代教育史）。

圣约翰大学

陈张婉莘（《老子》研究》）。

凯斯西储大学

梅·戈尔斯坦（藏语文研究、近现代西藏研究、当代西藏研究）。

格林内尔学院

顾史考（战国时代思想史及出土文献）。

阿勒格尼学院

伍国（清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共产主义运动及政治文化）。

玛卡莱斯特学院

谭汝谦（中日关系史、东西文化交流史）。

惠特学院

马立博（中国环境史）。

西方学院 陈锦江（中国近现代史）。

乔治梅森大学

韩倞（中国语言、文化与电影）。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

艾志瑞（近代中国灾荒问题）。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张恩华（中国现代文学、汉语教育）。

佐治亚州立大学

任达（中国现代史、中日关系史）。 --XiaoYuwen (talk) 13:45, 26 March 2018 (UTC)

7 Histories, Histories of literature etc.

一、何为文学史

在现代中国学术的语境中，笼而统之地谈论什么是“文学史”，或试图仅仅通过具体的历史的研究而总结出有关“文学史”的理论表述，永远也不会获得什么理论的建树。因为这样的研究始终没有意识到，在现代中国学术的语境中，什么是“文学史”这个问题，是与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一个方面是，作为一个学科建构的“文学史”，如何从整个现代分科学术体系那里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而另一个方面则是，作为一门知识书写样式的“文学史”，需要以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文学”观为前提？这样，在现代中国学术的语境中，什么是“文学史”这一问题，就包含了两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作为现代分科知识体系下的一门学科的“文学史”？二、究竟什么是作为一种文化样式的历史的“文学史”？究竟什么是作为现代分科知识体系下的一门学科的“文学史”？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追问文学史的学科建构何以可能？文学史这门学科的建构如何可能呢？许多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学者可能会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

可是，只要我们意识到，文学史的学科建构依赖于整个现代分科学术体系的建构，而目前现存的整个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的建构，它只是近代西方人认知世界和自我的发明，而非我们认识世界和自我的结果，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西方人人为的虚构；那么，我们就应明白，目前的学术分科体系的合法性，并不是天然的，依存于这一体系的文学史这门学科的合法性，也很值得怀疑。

至于究竟什么是作为一种文化样式的历史的“文学史”这一问题，要回答它，就必须要预先回答，究竟什么是文学？究竟什么是历史？究竟什么是文学史？然而，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完全采纳了某种西方的成说，而放弃了某种本不该放弃的待证精神。如是，如何可能指望我们的文学史观的建构，既能穿透文学、又能穿透历史？

好在目前学界已经对整个现代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和现代西方文学观念、历史观念的合法性已有所怀疑，因此，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可能，来重新谈论“文学史”观的建构了。考虑到第一方面我已另有所述①，这里，我只就第二方面，谈谈自己初步的思索。

而就第二方面而言，出于种种原因，目前学界的反思大都采取了文化研究的进路。这样的研究进路，在笔者看来，它能够揭示现代中国的“文学史”观的生成与建构的历程，却无法完成对“文学史”观的新的重构。因此，笔者的思考将另辟蹊径，试图通过经验的直观与哲学的反思，一探“文学史”的本来面目。

然而，究竟如何从纯理论反思的层面，一探“文学史”的本来面目呢？如何保证这不是新的形而上学？对于这些问题，笔者其实并无什么新见。这里只是借助于重述德里达的相关思考，来展现一下“文学史”反思的另一种形态。

然而，我这么做，可能马上就会招来质疑。质疑有二。一、说德里达曾提出过独特的文学观，当不会引起什么争议；说德里达曾提出过什么文学史理论，则闻所未闻。因此，如何能以德里达的“文学史”观为参照来反思我们的“文学史”观呢？二、如果真的有所谓的解构的“文学史”观，那么，解构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就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吗？

对于这些质疑，我们将不预先作出回答。我们只以直观、反思的形式，沿着“究竟什么是文学？”、“究竟什么是历史？”、“究竟什么是文学史？”的顺序，谈谈德里达的相关思考对我们的启示。

究竟什么是文学？倘若我们从一开始就想避开“文学”这一概念所携带的西方文化霸权内涵及其意识形态色彩，而保持对古今中西的“文学”事实的开放性，那么，像德里达那样，抛开种种现成的文学观念，将“文学”还原到其生成的过程中，并对这一过程进行现象学的直观，当不失为一种妥当的(谈论)方式。

德里达是如何示范的呢？在1989年4月所接受的一次访谈中②，当他试图界定究竟什么是文学时，他如是回答：文学因书写而起。“当创作的欲望降临时，在那种既朦胧又不由自主、既无能为力又独裁的状态下”，“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记下一两件往事”③。用回忆的形式、不间断地记录下发生——或未能发生的事，然后签上名，以便将它存放起来，密藏起来，就像给某种远逝的生命或事物加上了封印。

“我刚刚说到‘未能发生’或‘几乎如此’，以此表明这样的事实：即发生的事——换言之，人们想要活生生地保留下其痕迹的独特事件——也正是不发生的事也应发生的愿望，一个如此这般的‘故事’，其中事件本身已经使‘真实’的档案与‘虚构’的档案发生了交叉”④。于是，在文学书写的一开始，我们便遇上了麻烦或难题，即是否应该区分开历史的叙述、文学虚构与哲学的反思呢？又应如何区分？如果无法区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文学就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往返于文学与哲学之间？

不管文学书写如何在文学与哲学之间做着奇妙的往返运动，文学总是想要表现那能够接近的和不能接近的所有事物。因此，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原则上它是允许人们讲述一切的。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构。

但是，“要讲述一切，无疑就要借助于不断的转化把所有的人物相互聚集在一起、借助于形式化加以总括。然而要讲述一切同时也就是要逃脱禁令，在法能够制定法律的一切领域自我解脱”⑤。如是，文学从其本性上讲就是让人们在“讲述一切”的过程中去经验、思考文学之法的自我颠覆的运动。文学的法则原则上倾向于蔑视法或取消法，文学这种建制倾向于建制性地自我淹没。

于是这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难题。因为，在那不可遏止的创作冲动过去之后，当我真的记下了某种东西，并让它“存留”了下来时，那种被留存了下来的东西就好像成了供他人支配的“客体”、那种能够被重复的“客体”。此时，该如何确定这种允许讲述一切的“建制”或这类留存下来的“客体”？究竟是什么东西存留了下来呢？“存留”又有什么样的含义？

同时，既然这种虚构的建制原则上给予了人们讲述一切的权力，允许人们摆脱规则、置换规则，那么，它也就必然地给予了人们去制定、创造、甚至去怀疑自然、制度、历史和传统的法则与规律的权力。这样，文学便与法律的和政治的问题、与最大限度的民主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文学就是作家存身于世的“特许签证”。如果作家真的完满地实践了这一特许权，那么，文学便最大限度地获得了一种使命、一种“批评功能”。

不过，德里达指出，由于文学的这种批评作用仅仅只属于一种语言，离开了政治审查制度及审查的撤消等现实状况，以及与文学的起源、建制之间的历史联系，这种批评作用便失去了意义。因此，正当作家即将实现其批评功能的时刻，也恰是可能遭遇又一重难题的关键之时：“讲述一切的自由是一种十分有力的政治武器，但这种武器又可以作为虚构而顷刻之间失去效力”⑥。

说到底，文学的这种批评—政治作用一直是非常不明确的。有时，它可能因为作家的不负责任而使这种革命力量变得十分保守；有时，它也可能因为对权力机关或意识形态机构的召唤的不负责任或拒绝而成就责任的最高形式。这就是对于现实、对于未来的全部问题：对于现实的未来的预先允诺的观念中的民主来讲，文学能自由地讲述一切的允诺将永远是一个没有期限的允诺。文学这一奇怪的建制本质上仍属于历史。

将文学这一书写现象还原为一种奇特的建制，将这一奇怪建制的本质归属于历史，对于文学观念的重构来讲，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呢？其意义就在于：文学再也不是什么审美的“对象”或某种超验所指。文学就是在文学书写的过程中将自身携带进的存在空间，文学就是文学书写过程中的自身所是。

倘若文学并非什么审美的对象或超验所指，文学书写如何从本质上提供一种阅读的可能性呢？或者反过来，读者该如何阅读文学作品？由于任何一次真正的书写，任何一次对文学建制的介入，或者说任何一次对文学文本及其书写行为的独特性的诉求，都类似于做出一件创造性的发明；而发明不仅与一种过去的参照相联系，同时还得任由别人来对自己的发明作出评价、认可和合法化；因此，在一种思维方式的本体转换的基础上，德里达认为，一旦我们开始书写、一旦我们想创作一个独特的文学文本、一旦我们想介入文学这一奇特的建制，那么我们就预先假定了一份契约，或者预先设定了某种赞同、承诺、奉献、反对、法律、法规的机制。这一机制具有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时空形式和存在形式。文学文本的创作本质上就是一种召唤阅读行为的写作行为。“文本之‘中’存在着召唤文学阅读并且复活文学传统、制度或历史的特征。这种知性结构包含在主观性之中，但这是一种非经验主义的主观性，它与一种主体间的超验的共性联系在一起”⑦。

“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物。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这种意向关系作为一种构成部分或意向的层面而自成一体，或多或少是对于传统的或制度的———总之是社会性法则的比较含蓄的意识”⑧。

文学性本质上不是一种自然本质，而是一种奇特建制里面的意向关系的相关物———这表明了什么呢？它表明了文学书写的真正价值：通过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时空形式和存在形式的激活、创造和发明，文学让我们领会到了自我与他者的共同在世性。然而自我与他者本来不就共同在世吗？———这就是文学这一建制的奇妙性和必要性：离开了文学文本的存在，我们竟然不能很好地领会到我们的存在的本来属性。在这样的意义上，德里达指出： “一件戏剧作品的存活，就表演而言，意味着它在表述戏剧本身的东西，即关于戏剧的本质可能性。……通过独特性的重复的作用，每一次都创造发生恰如一个专有名词的不可翻译的习语一样独特事件的机会，创造这种事件的致命性，创造一个日期和一次约会的致命性”⑨。

文学乃是以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时空形式和存在形式“存在”的奇怪建制，文学性存活于文学书写、阅读的重复之中，每一书写(阅读、表演)都以不同的方式证实它所重复的文本的独特性，每一部戏都以不同的方式重复着该剧自身的舞台表演———这就是本源意义上的文学吗？

事实确乎如是。因为，在存在的本源意义上，原来世界本身就已交织成了一个最为奇特的文本，人们置身其中却又无法领会其中的奥秘。人们从来就梦想在这个文本的扉页或标题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然而，由于名称与事物的阻隔，由于书写的非透明性，由于言语与言语本身的距离没有所指，没有暗喻关系，也没有转喻关系，有的只是文本的游戏。因此，这一存在的签名就成了无所谓签名不签名的签名。存在就成了不可能的可能性。

然而，世界这一文本本身的奇妙性恰好就在这里:“世界作为一个文本的游戏”恰恰又是通过文本游戏本身才呈现、或暗示出来的。因此，没有绝对为空的文本。它恰恰是文本所着力经营的一种意蕴。在这种意蕴中，构成人类世界的各种微妙的作用因素都成了某种有力量的话语，它们是自我彼此交互发生着的。它们既不先于、也不晚于人和世界而存在，即先于和晚于人的自我意识和世界意识而存在。因为，人的意识本身和世界本身也是一种话语，它们自身在被发生的过程中又使各种原初话语本身及其关联逐渐敞现出来。

由于这种敞现只在世界这一文本本身之中敞现，因此，世界这个文本就成了某种意义的起源、某种重复着该剧自身的舞台表演，成了生命的流逝的触媒的时空情景化，就如诗画之类的艺术实质上是唤起对人们“规律”的“话语间性领悟”的触媒一样。

在此意义上说，所有对世界这个文本的书写和阅读都是借助于某一触媒所抵达的话语间性沟通的场景化，是阅读的某种反复可能性的踪迹式凝驻。透过这种反复，人们总会在理解与误解的双重不确定性中或多或少地领悟到人类共同在世的隐秘关联。

二、历史何以区别于文学史

如前所述，德里达对文学观念的重构导致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在这一新“世界观”的观照下，一个新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一问题即：世界这一文本是如何历史地展开出来的呢？换言之，世界这一文本如何获得了自身的历史？能否根据世界这一文本本身的书写性和触媒性，简单地推定历史本身的书写性与触媒性，然后就此完事？

所有这些问题都指向如下问题核心。这一核心即：到底什么是历史？到底什么是历史？

如果我们像柯林武德那样，承认那种“对象化”的客观历史在最终意义上的不可企及性，以及“历史”本身的切身性瑏瑠，那么，追问什么是历史的最佳方式，就是追问：在当代语境中，追问历史何以具有可能？

历史追问何以具有可能呢？如果说，那种把历史视为是某种绝对理念的展开史或客观规律的线形进化史的传统史观乃是一种虚构，那么，将历史视为是某种无意识的踪迹史和话语的断裂史的后现代历史观则在实质上取消了历史。究竟该持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呢？当代历史主体(历史的书写者)究竟如何才能摆脱历史观念的二元对立，真正领会到某种历史的实事？下面，我将根据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提出的“时代错置”论，以及我对解构思想的理解，从解构的角度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领会。

直观地看，由于历史中的“主体”总是有着“自己”独特的“主体意识”(即自我意识和历史意识)，而这些主体意识又总是存在着价值立场、问题关怀、或问题关怀的重点与层面、或关怀的指向和方式之间的差异与错位，因此，事情就的确像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历史乃是一种人类生存历程的“诸神不和史”或“价值冲突史”。然而，仅此“价值冲突”性还不足以构成“历史”的实事。因为，当此诸多冲突着的历史主体在种种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同想象中逐渐地“共谋”出了某种“历史”时，由于这一“共谋”的价值冲突史同时还意味着冲突各方本身所置身的历史语境的根本差异与错位，因此，从总体上看，历史实际上就成了某种“累积的语境错置的价值冲突史”。

历史的“价值冲突性”和“累积的语境错置性”表明：历史既不像那种标举差异的后现代式的历史观所说的那般断裂与微观；也不像那种进化的线形史观所说的那么连续与单纯历史的生成机制很有可能是另一种我们至今尚未加以看清的奇异“风景”，迫切地需要我们对之作出进一步的领会与反省。

然而，此处的悖论在于，倘若历史真的就是某种历史主体的“诸神不和史”或“累积的语境错置的价值冲突史”，那么，历史追问又何以可能？

换言之，就是在先地已置身于此冲突史与错置史之中的“追问者”，如何可能进行历史的反思呢？他如何可能摆脱自身的价值立场、所关怀的问题与关怀方式的个体性，而准确地把握住冲突各方的立场差异与内在矛盾？又如何可能穿越已成往昔的遥远的历史语境，而进入自己所置身的层层地错置的现实语境？

再进一步而言，假若对历史的追问真的翻转成了对历史的创造，那么，究竟是什么机制使然，使得这一“翻转”得以可能？

由是，假若历史追问真的可能，那么，其可能性的前提就只可能在于，追问者已经在先地领会到：一、自身的追问之在先地存在的当下语境，并自觉地置身于此一语境；二、追问之为追问的生成本性，并内在地遵从了这一本性。

问题是，追问者如何才能在先地领会到“自身的追问之在先存在的当下语境”，并置身于此一语境呢？换言之，这种如此具有悖论色彩的双重“在先性”领会，如何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从现实的角度看，由于对种种彼此冲突又错综交织的历史追问进行历史的还原和谱系清理，乃是历史追问得以进行的必须的、首要的前提；因此，任何对自身追问之在先存在的当下语境的在先领会，就只可能存在于这一对追问的历史还原和谱系清理的过程里。

由此需要进一步理清的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对历史追问的历史还原和谱系清理的过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呢？在这样一种还原与清理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历史追问得以可能？

直观地看，对某种作为“对象”的历史追问的历史还原和谱系清理，涉及如下几个层次：首先，它要对该追问者所意识到的自身之生存的极限空间加以重构；其次，它要对该追问所关怀的问题谱系加以重新梳理；第三、它要还原该追问所从属的特定的制度形式与文化形态；第四，它还要对该追问自身所置身(但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历史语境加以还原与清理。依此追问程序，相应地，对整个历史的种种历史现象的历史还原和谱系清理的过程，也就成了一种错置的四重追问过程。在这样一种错置的多重追问过程中，由于追问者自身之生存的极限空间、自身所关怀的问题谱系、自身的追问所从属的特定的文化形态与制度形式——一言以蔽之，自身所拥有的存在视野——都必然会相应地得到丰富复杂的拓展、重构与延伸，而这一被拓展、重构与延伸的存在视野又历史地在先存在在了那里；因此，我们说，一旦我们置身于这一过程，那么，我们实际上就是在以一种“时空穿梭”的方式，被携入或带回到超越种种彼此冲突与错置的历史语境又内在地携带了这些语境的原初境域中，从而使历史的追问获得了一种本源性的参照系并使追问者领会到古今中西“历史”的错置性的共同在场性。

存在的原初境域和历史的共同在场性使得历史追问具有了本源性的当下语境。然而，对于历史的追问来讲，这还不是它的全部前提。另一前提在于：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生发机制，使得这些本属于同一境域的历史追问竟以彼此冲突、差异与错位的方式来展开自身，然后又闭合为某种精神的、文化的历史共同体？换言之，究竟有一种什么力量使然，使得追问成了追问？

经验地看，历史总是以一种不断细密分化的趋势向前演进。相应地，对历史的追问也必然受限于已细密分化的制度语境。细密分化的历史世界为何没有在持续分化的过程中自我解体呢？惟一可能的原因，就是在化的历史内部，有一种交互关联性。循此交互关联性，在分化的制度语境中的分化的历史追问，也就有了聚合的可能。

问题是，在分化的制度语境中的分化的历史追问，自身如何可能自觉地触及这一交互关联性呢？——对文学观念的重构，在此就表现出了其思维的本体转换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由于文学书写必然要将追问者带入一个奇特的建制空间，而这一建制空间又在先地召唤他者的出场；因此，如果将历史的追问也“书写化”，并严格地对这一“书写”过程进行现象学的直观，那么，我们最终不仅将领会到自身书写的触媒化，而且将领会到本身作为存在意义之触媒的场景化的世界历史这一巨型文本之隐秘的交互关联。

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对前述所有问题的追问都必然是先验的、非历史性的；同时，所有这样的追问又都内在地植根于具体的活生生的历史语境。———奇妙的是，恰恰在这种在先的反思姿态与对这种反思姿态所置身的语境的在先存在的领会的循环往复之中，我们以一种时空错置的方式触及到了历史演进之交互生发的机制。而正是因为置身进了这一生成机制，使得历史的追问成为可能。

三、文学史视角与汉学

新时期以来，海外汉学在愈来愈开放的语境下进入了大陆学界，对境内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产生了不可小视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文学史写作范式变化的动因之一。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一是夏志清、司马长风等的文学史所标榜的审美维度；二是唐小兵、黄子平等国内到海外学者的解构立场；三是王德威、李欧梵学术研究中的文化维度。这些异域新声一方面拓展了大陆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视阈，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只有厘清他们的洞见与盲视，才能为当代文学史写作提供很好的借鉴。--Cui Jiuqi (talk) 11:24, 26 March 2018 (UTC)

8 Sinologists and their finding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9 Sinologists and their findings in the 19th century

12 Sinologists and their findings in the 20th century

According to Baike the three "important" sinologists are:

• 顾彬 (Wolfgang Kubin)

个人简介: 1945年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 1966年顾彬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 1968转入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 1969年至1973年在波恩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获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 1974年至1975年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进修汉语； 1977年至1985年间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讲师，教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及艺术； 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教授资格，其教授资格论文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 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其间升为该学院主任教授； 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2012年3月15日正式受聘于汕头大学，现任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 2012年12月15日，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成立，顾彬担任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第一任系主任。--Jintong (talk) 11:58, 12 March 2018 (UTC)

• 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个人简介: 1934年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妻子袁冰凌是福建宁德人，女儿施心韵。施舟人通晓8种语言，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先后获得法国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历任法国远东研究院研究员、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国立莱顿大学中国历史学讲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目前，施舟人担任世界文明研究中心暨西观藏书楼主任。1979年中法两国恢复友好邦交后，他马上动身来到北京进行研究工作。此后20余年，施舟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从西藏牧民到福建客家人，他都做了深入探访。2001年，在神州大地游历了22年的施舟人终于将脚步停留在福州，受聘于福州大学，成为当地引进的最高层次人才之一。2004年，施舟人数十载潜心道教文化研究的成果《道藏通考》出版，堪称世界道教研究的最新力作，并荣获在华外国专家最高荣誉——友谊奖。2005年，法国总统授予施舟人荣誉骑士勋位。2005年11月23日，施舟人获得了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Jintong (talk) 12:14, 12 March 2018 (UTC)

• 施寒微

个人简介：1948年，出生于德国巴特赫尔斯费尔德。他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攻读汉学、哲学、人种学、社会学与政治学。1973年，施寒微获哲学博士学位。1979年，施寒微在波恩大学汉学系通过教授资格考试。1981年，施寒微被任命为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东亚文化与语言学系教授。1993年，施寒微被聘为哥廷根大学教授，同时就任位于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馆长。--Jintong (talk) 12:14, 12 March 2018 (UTC)

Week 13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Week 14 International Journals

• 中国国内关于国际汉学的期刊

• 《国际汉学》

• 《国际汉学论坛》

• 《国际汉学集刊》

•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 《中国学》

• 《中国学研究》

• 《海外中国学评论》

Week 15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Conferences/Congresses and Chinese-Western cooperation

這一關與國際漢學的概述已經過時了，是2002年的。 This overview on International Sinology is outdated, it is from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