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ce between revisions of "Lu Xu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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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会和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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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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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轮金刚法会募捐缘起》〔２〕中有这样的句子：“古人一遇灾祲，上者罪己，下者修身……今则人心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末由消除此浩劫。”恐怕现在也还有人记得的罢。这真说得令人觉得自己和别人都半文不值，治水除蝗，完全无益，倘要“或消自业，或淡他灾”〔３〕，只好请班禅大师来求佛菩萨保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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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信的人们一定是有的，要不然，怎么能募集一笔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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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究竟好像是“人心浸以衰矣”了，中央社十七日杭州电云：“时轮金刚法会将于本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启建，并决定邀梅兰芳，徐来，胡蝶，在会期内表演歌剧五天。”〔４〕梵呗圆音，竟将为轻歌曼舞所“加被”，岂不出于意表也哉！盖闻昔者我佛说法，曾有天女散花〔５〕，现在杭州启会，我佛大概未必亲临，则恭请梅郎权扮天女，自然尚无不可。但与摩登女郎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莫非电影明星与标准美人〔６〕唱起歌来，也可以“消除此浩劫”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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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人心快要“浸衰”之前，拜佛的人，就已经喜欢兼看玩艺的了，款项有限，法会不大的时候，和尚们便自己来飞钹，唱歌，给善男子，善女人们满足，但也很使道学先生们摇头。班禅大师只“印可”〔７〕开会而不唱《毛毛雨》〔８〕，原是很合佛旨的，可不料同时也唱起歌剧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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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人和现代人的心，也许很有些不同，倘相去不过几百年，那恐怕即使有些差异，也微乎其微的。赛会做戏文，香市看娇娇，正是“古已有之”的把戏。既积无量之福，又极视听之娱，现在未来，都有好处，这是向来兴行佛事的号召的力量。否则，黄胖和尚念经，参加者就未必踊跃，浩劫一定没有消除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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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种安排，虽然出于婆心，却仍是“人心浸以衰矣”的征候。这能够令人怀疑：我们自己是不配“消除此浩劫”的了，但此后该靠班禅大师呢，还是梅兰芳博士，或是密斯〔９〕徐来，密斯胡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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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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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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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时轮金刚法会佛教密宗的一种仪式。一九三四年四月由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及下野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该会《募捐缘起》曾在《论语》半月刊第三十八期（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古香斋”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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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或消自业，或淡他灾”这是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上海各报载《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中的话，它劝人捐助“法资”，以“为已故宗亲拔苦，或为现存父母祈福，或消自业，或淡他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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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中央社这一电讯与事实有出入。徐来、胡蝶当时在杭州浙江大舞台为公益警卫募捐义务演出，她们和梅兰芳都未为法会表演。徐来（１９０９—１９７３），浙江绍兴人。胡蝶，原名胡瑞华，广东鹤山（今高鹤）人。她们都是三十年代电影女演员。中央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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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天女散花见《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天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据后秦鸠摩罗什汉文译本）梅兰芳曾据此演出京剧《天女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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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标准美人当时上海一些报纸上所称的徐来的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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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印可”佛家语，承认、许可。《维摩诘经•弟子品》：“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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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毛毛雨》黎锦晖作的歌曲，曾流行于一九三○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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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密斯英语Ｍｉｓｓ的音译，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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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并不纯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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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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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达赖啦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２〕但广州开的耆英会〔３〕，却明明收集过一大批寿翁寿媪，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太太还能穿针，有照片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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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４〕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５〕哩，好像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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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现存的最通行的《文选》〔６〕，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语汇，或描写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当然，就因为心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像变成语汇祖师了，但在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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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翻印整部的古书，也就不无危险了。近来偶尔看见一部石印的《平斋文集》〔１〕，作者，宋人也，不可谓之不古，但其诗就不可为训。如咏《狐鼠》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又咏《荆公〔８〕》云：“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那指斥当路的口气，就为今人所看不惯。“八大家”〔９〕中的欧阳修〔１０〕，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学家的罢，然而那《读李翱文》中却有云：“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它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也就悻悻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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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１１〕，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１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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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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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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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达赖啦嘛这里指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去世的达赖喇嘛第十三世阿旺罗桑土丹嘉措（１８７６—１９３３）。“不幸短命死矣”，语见《论语•雍也》，是孔丘惋惜门徒颜渊早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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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广州开的耆英会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广州市长刘纪文为纪念新建市署落成，举行耆英会；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二百余人，其中有据说一百○六岁的张苏氏，尚能穿针，她表演穿针的照片曾刊在三月十九日《申报•图画特刊》第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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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语见《尚书•汤誓》。时日，原指夏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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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丘的话，语见《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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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文选》参看本卷第３２６页注〔９〕。一九三三年九月，施蛰存曾向青年推荐《文选》，说读了“可以扩大一点字汇”，可以从中采用描写“宫室建筑”等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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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平斋文集》宋代洪咨夔著，共三十二卷。洪字舜俞，浙江於潜（今并入临安）人，嘉定二年（１２０９）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石印的本子指一九三四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部丛刊续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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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荆公即王安石。他官至宰相，封荆国公，故称王荆公。祸胎，指王安石曾经重用后来转而排斥王安石的吕惠卿等人。钟阜，指南京钟山，王安石晚年退居钟山半山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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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八大家”即唐宋八大家，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散文名家，明代茅坤曾选辑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因有此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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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有《欧阳文忠集》。《读李翱文》，见《欧阳文忠集》卷七十三。李翱（７７２—８４１），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唐代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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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唐宋文醇》清代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御定”，五十八卷，包括唐宋八大家及李翱、孙樵等十人的文章。《唐宋诗醇》，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御定”，四十七卷，包括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宋代苏轼、陆游等六人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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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挽狂澜于既倒”语出唐代韩愈《进学解》：“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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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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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承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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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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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２〕，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但对于这“历”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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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也已经有了感慨；〔３〕但是，感慨而已，到底胜不过事实。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纪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胜不过事实。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４〕，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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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５〕，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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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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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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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废历”指阴历（或称夏历）。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通令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再三下过这样的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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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夏历除夕），《申报号外•本埠增刊》临时增加的副刊《不自由谈》上有署名非人的《开场白》说：“编辑先生们辛苦了一年，在这几天寒假里头，本想可以还我自由自在的身，写写意意，享几天难得享到的幸福。不料突然地接到一道命令：说不但要出号外，并且要屁股两排，没有办法，只得再来放几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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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参看《伪自由书•“多难之月”》及其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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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花爆即花炮、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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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和拉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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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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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大众语文的人，对主张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货色来看！”〔２〕一面也真有这样的老实人，毫不问他是诚意，还是寻开心，立刻拚命的来做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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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读书人来提倡大众语，当然比提倡白话困难。因为提倡白话时，好好坏坏，用的总算是白话，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语。但是，反对者是没有发命令的权利的。虽是一个残废人，倘在主张健康运动，他绝对没有错；如果提倡缠足，则即使是天足的壮健的女性，她还是在有意的或无意的害人。美国的水果大王，只为改良一种水果，尚且要费十来年的工夫，何况是问题大得多多的大众语。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么，反对者该是赞成文言或白话的了，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白话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也拿出他的“货色”来给大家看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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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也不妨自己来试验，在《动向》上，就已经有过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３〕，胡绳〔４〕先生看了之后，却以为还是非土话所写的句子来得清楚。其实，只要下一番工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里的土话，和苏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传》〔５〕，却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先是不懂，硬着头皮看下去，参照记事，比较对话，后来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难。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每一个方块汉字，是都有它的意义的，现在用它来照样的写土话，有些是仍用本义的，有些却不过借音，于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得分析它那几个是用义，那几个是借音，惯了不打紧，开手却非常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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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胡绳先生所举的例子，说“回到窝里向罢”也许会当作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６〕。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汉字的“窝”字，实际上，恐怕是不该这么写法的。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也叫“家里”作Ｕｗａｏ－ｌｉ，读书人去抄，也极容易写成“窝里”的，但我想，这Ｕｗａｏ其实是“屋下”两音的拼合，而又讹了一点，决不能用“窝”字随便来替代，如果只记下没有别的意义的音，就什么误解也不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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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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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至于改作横行，那是当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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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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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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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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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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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拿出货色来看！”是当时一些反对大众语的人所说的话。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本埠增刊《谈言》发表的垢佛《文言和白话论战宣言》一文中说：“可否请几位提倡‘大众语’的作家，发表几篇‘大众语’的标准作品，使记者和读者，大家来欣赏欣赏，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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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指《中华日报•动向》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所载何连的《狭路相逢》，十六、十九日载高而的《一封上海话的信》和《吃官司格人个日记》等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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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胡绳江苏苏州人，哲学家。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发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自然，何连高而二先生都是用汉字来写出土音的。然而单音的方块头汉字要拼出复杂的方言来，实是不可能的。我曾看见过一本苏州土语的圣经，读起来实在比读白话更难，因为单照字面的读音，你一定还得加一点推测工夫才能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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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海上花列传》长篇小说，题云间花也怜侬著。是一部叙述上海妓女生活的作品，书中叙事用语体文，对话用苏州方言。按花也怜侬是韩邦庆（１８５６—１８９４）的笔名；韩字子云，江苏松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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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胡绳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并且倘然一个人已经懂得这些汉字了，老实说他更必须读这种用汉字写出的土话文。譬如：‘回到窝里向罢，车（按应作身）浪向，又一点力气都没……’这一句话，让一个识字的工人看麻烦实在不小。他也许真会当作这人是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实际上，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身上，又一点力气都没’来得清楚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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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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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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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衡和苏汶〔２〕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坛上的两种秘密，也是坏风气：一种是批评家的圈子，一种是文人的化名。但他还保留着没有说出的秘密——圈子中还有一种书店编辑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只要是这一家书店出版的书籍，这边一套，“行”，那边一套，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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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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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３〕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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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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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４〕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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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ｈ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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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５〕但那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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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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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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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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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杜衡即苏汶。他所说“批评家的圈子”，参看本卷第４２９页注〔２〕。他所说“文人的化名”，见一九三四年五月《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他所发表的《谈文人的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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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中国文艺年鉴》指一九三二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中国文艺年鉴》，杜衡、施蛰存编辑。年鉴卷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一文，为苏汶鼓吹的“文艺自由论”辩护，同时吹捧杜衡在创作方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给了最大的供献”。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日本增田涉信中曾说：“所谓‘文艺年鉴社’，实际并不存在，是现代书局的变名。写那篇《鸟瞰》的人是杜衡，一名苏汶，……在那篇《鸟瞰》中，只要与现代书局刊物有关的人，都写得很好，其他的人则多被抹杀。而且还假冒别人文章来吹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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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为综合性月刊，汪馥泉编辑，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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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孙行者和二郎神斗法，尾巴变成旗竿的故事，见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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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苏汶在《谈文人的假名》中曾说：“用笔名无可反对，但我希望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每人是用着固定的笔名为妥……”又说：“有一种是为的逃避文责，就近又有点卑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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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三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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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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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２〕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然而这最干净，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枝节了。第二样是“钞刊文”〔３〕，他先已有了侥幸之心，读熟或带进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题目相合，便即照钞，想瞒过考官的眼。品行当然比“缴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枝节。第三样，最坏的是瞎写，不及格不必说，还要从瞎写的文章里，给人寻出许多笑话来。人们在茶余酒后作为谈资的，大概是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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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通”还不在其内，因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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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４〕，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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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钞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我说这话，意思并不在轻议已成的文人学士，只以为古典多，记不清不足奇，都记得倒古怪。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竭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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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如果能钞刊文，而又敷衍得过去，这人便是现在的大人物；青年学生有一些错，不过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为世诟病，我很诧异他们竟没有人呼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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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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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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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策论封建时代考试的一种文体。即用有关政事、经义的问题为题，命应试者书面各陈己见。清光绪末年，曾两次下令废除八股，改用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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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钞刊文”科举时代，刊印中试前列者的八股文章，以供应试人作揣摩之用，如《三场闱墨》之类，称为刊文。“钞刊文”就是在考试时直接钞袭刊文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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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这里所说的刊文，指当时《会考升学指导》一类投机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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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琐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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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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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２〕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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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３〕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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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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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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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４〕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５〕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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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６〕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蕉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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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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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八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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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巴尔札克（Ｈ．ｄｅＢａｌｚａｃ，１７９９—１８５０）法国作家，他的作品总题为《人间喜剧》，包括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等九十余部。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中谈到巴尔扎克小说时说：“在巴尔扎克的《鲛皮》（按通译《驴皮记》）里，看到银行家的邸宅中的晚餐会那一段的时候，我完全惊服了。二十多个人们同时在喧嚷着谈天，但却以许多形态，写得好像我亲自听见。重要的是——我不但听见，还目睹了各人在怎样的谈天。来宾们的相貌，巴尔扎克是没有描写的。但我却看见了人们的眼睛，微笑和姿势。我总是叹服着从巴尔扎克起，以至一切法国人的用会话来描写人物的巧妙，把所描写的人物的会话，写得活泼泼地好像耳闻一般的手段，以及那对话的完全。”此文载一九三四年八月《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二号，鲁迅（署名许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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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水浒》即《水浒传》，长篇小说。明初施耐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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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黛玉葬花”梅兰芳早年曾根据《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的情节编演京剧《黛玉葬花》。旧时照相馆常挂有他演此剧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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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红楼梦图咏》清代改琦画的《红楼梦》人物像，共五十幅，图后附有王希廉、周绮等题诗，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木刻本刊行。又有清代王墀画的《增刻红楼梦图咏》，共一百二十幅，图后附有姜祺（署名蟫生）题诗，光绪八年上海点石斋石印，后屡经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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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遏斯吉摩人通译爱斯基摩人，居住北极圈一带，以渔猎为生的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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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琐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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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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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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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作《本国话和外国话》〔２〕，记的是法国的一个阔人家里招待了欧战中出死入生的三个兵，小姐出来招呼了，但无话可说，勉勉强强的说了几句，他们也无话可答，倒只觉坐在阔房间里，小心得骨头疼。直到溜回自己的“猪窠”里，他们这才遍身舒齐，有说有笑，并且在德国俘虏里，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我们的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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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了这经验，有一个兵便模模胡胡的想：“这世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战争的世界。别一个是有着保险箱门一般的门，礼拜堂一般干净的厨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国度。那里面，住着古怪想头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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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姐后来就对一位绅士说的是：“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好像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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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也无须小姐和兵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算作“封建余孽”〔３〕或“买办”或别的什么而论都可以——和几乎同类的人，只要什么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无话可说。不过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倘是宴会，就只猜拳，不发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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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来，文学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实在有些艰难。“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于是高超的文学家〔４〕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学还有别的性，他是不肯说破的，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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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而据说文学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极，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汇集于作者一个人。然而文学家却又悲哀起来，说是吐血了，这真是没有法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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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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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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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巴比塞的《外国话和本国话》，曾由沈端先译为中文，载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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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封建余孽”在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载有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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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高超的文学家指梁实秋等人。如梁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载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一文中鼓吹超阶级的文学，说“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但又宣传文学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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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琐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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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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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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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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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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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真是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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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是换了一个说法了，连并非作者，也憎恶了批评家，他们里有的说道：你这么会说，那么，你倒来做一篇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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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要使批评家抱头鼠窜。因为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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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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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四五年前，用笔的人以为一做批评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所以速成和乱评的也不少，但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涂上烂泥，并不是好办法。不过我们的读书界，是爱平和的多，一见笔战，便是什么“文坛的悲观”〔２〕呀，“文人相轻”〔３〕呀，甚至于不问是非，统谓之“互骂”，指为“漆黑一团糟”。果然，现在是听不见说谁是批评家了。但文坛呢，依然如故，不过它不再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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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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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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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批评家与创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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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文坛的悲观”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大晚报•火炬》载小仲的《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把文艺界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内战”、“骂人”，使中国文坛“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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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文人相轻”语出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当时曾有人把文艺界思想斗争说成“文人相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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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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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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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界的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使有心人发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发愁。人而有心，真要“日坐愁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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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情形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不过略有变迁，更加显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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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欢吃零食。假使留心一听，则屋外叫卖零食者，总是“实繁有徒”〔２〕。桂花白糖伦教糕〔３〕，猪油白糖莲心粥，虾肉馄饨面，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罗）蜜橘，瓜子大王，还有蜜饯，橄榄，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为这又不比肥鱼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据说，是在消闲之中，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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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年的出版物，是有“养生之益”的零食，或曰“入门”，或曰“ＡＢＣ”，或曰“概论”，总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钱数角，费时半点钟，便能明白一种科学，或全盘文学，或一种外国文。意思就是说，只要吃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这人发荣滋长，抵得吃五年饭。试了几年，功效不显，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一试验，如果有名无实，是往往不免灰心的，例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修仙或炼金，而代以洗温泉和买奖券，便是试验无效的结果。于是放松了“养生”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还是零食。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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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而出现了小品，但也并不是新花样。当老九章〔４〕生意兴隆的时候，就有过《笔记小说大观》〔５〕之流，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关门之后，自然也跟着成了一小撮。分量少了，为什么倒弄得闹闹嚷嚷，满城风雨的呢？我想，这是因为在担子上装起了篆字的和罗马字母合璧的年红电灯〔６〕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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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虽然仍旧是零食，上海居民的感应力却比先前敏捷了，否则又何至于闹嚷嚷。但这也许正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假使如此，那么，零食的前途倒是可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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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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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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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实繁有徒”语见《尚书•仲虺之诰》，意思是这种人确实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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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伦教糕一种广东式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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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老九章指上海老九章绸缎庄，约在一八六○年间开设。一九三四年二月因绸业衰落，股东退伙，宣告清算结束。后来又曾重新组织开设老九章公记绸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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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笔记小说大观》上海进步书局编印的一套丛书，汇辑自唐代至清代的杂史、笔记而成，共出九辑（包括外集），约六十册为一辑，最初四辑在一九一八年左右出版，后几辑于数年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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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年红电灯即霓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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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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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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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２〕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３〕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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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４〕，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５〕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６〕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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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大夫们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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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７〕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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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８〕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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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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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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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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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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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谭叫天谭鑫培（１８４７—１９１７），艺名小叫天，湖北江夏（今武昌）人，京剧演员，擅长老生戏。一八九○年（光绪十六年）曾被召入清宫升平署承值，为慈禧太后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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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慈禧太后（１８３５—１９０８）清代咸丰帝妃，同治即位，被尊为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老佛爷”，清宫中太监对太上皇或皇太后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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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供奉旧时对在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清代也用以称进入宫廷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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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竹枝词古代民歌，多为七言，历代文人常有仿作。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一：“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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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小家碧玉”语出《乐府诗集•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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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老十三旦即侯俊山（１８５４—１９３５），艺名喜麟，山西洪洞人，山西梆子演员。因十三岁演戏成名，故称十三旦。清代申左梦畹生《粉墨丛谈》说：“癸酉（１８７３）、甲戌（１８７４）间，十三旦以艳名噪燕台。”当时梆子腔深受劳动群众所喜爱，士大夫则多抱歧视的态度，如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清同治十二年二月一日）中说：“都中向有梆子腔，多市井鄙秽之剧，惟舆隶贾竖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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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梅兰芳曾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四年访日演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访美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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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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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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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梅兰芳还要到苏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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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论纷纷。我们的大画家徐悲鸿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画过松树——也许是马，〔２〕我记不真切了——国内就没有谈得这么起劲。这就可见梅兰芳博士之在艺术界，确是超人一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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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累得《现代》的编辑室里也紧张起来。首座编辑施蛰存先生曰：“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现代》五卷五期。）要这么大叫，可见不平之极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别，是会令人疑心生了脏躁症的。次座编辑杜衡先生曰：“剧本鉴定的工作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文艺画报》创刊号。）这可冷静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齐如山〔３〕先生自愧弗及，赶紧来请帮忙——帮忙的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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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４〕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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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他是不会“表示一点‘转变’的”，目前还太早一点。他也许用别一个笔名，做一篇剧本，描写一个知识阶级，总是专为艺术，总是不问俗事，但到末了，他却究竟还在革命这一方面。这就活动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这篇东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这一方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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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知道梅兰芳博士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或者虚设一社，出些什么“戏剧年鉴”，亲自作序，说自己是剧界的名人？〔５〕倘使没有，那可是也不会玩这一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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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不会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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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带住罢，倘再“略论”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会说因为被批评家乱骂，害得他演不出好戏来。〔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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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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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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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徐悲鸿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应苏联对外文化事业委员会邀请，去苏联参加中国画展览会，曾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即席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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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齐如山（１８７７—１９６２）河北高阳人。当时北平国剧学会会长，曾为梅兰芳编过剧本。杜衡在《文艺画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十月）发表的《梅兰芳到苏联去》一文中说：“我以为他（按指梅兰芳）最先的急务，是应当找几位戏剧意识检讨专家来帮忙，或竟成立一个脚本改编委员会。这些工作，恐怕像齐如山先生他们未必能够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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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大晚报•剪影》载犁然的《在梅兰芳马连良程继先叶盛兰的欢宴席上》一文中，记录梅兰芳谈话说：“中国旧戏原纯是象征派的，跟写实的话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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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这些都是对杜衡等人的讽刺，参看本书《化名新法》。“戏剧年鉴”是影射杜衡、施蛰存合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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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再亮些”杜衡著有长篇小说《再亮些》，载一九三四年《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单行本时改题为《叛徒》）。篇首《题解》引用歌德临终时的话：“再亮些，再亮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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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这里也是对杜衡的讽刺。杜衡曾于一九三二年说左翼批评家“蛮横”，使他们不得不“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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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花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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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有一种文章，四周围着花边，从一些副刊上出现。这文章，每天一段，雍容闲适，缜密整齐，看外形似乎是“杂感”，但又像“格言”，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似乎是小品或语录一类的东西。今天一则“偶感”，明天一段“据说”，从作者看来，自然是好文章，因为翻来复去，都成了道理，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但从读者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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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甘地被刺，就起来作一篇“偶感”，颂扬一番“摩哈达麻”，咒骂几通暴徒作乱，为圣雄出气禳灾，顺便也向读者宣讲一些“看定一切”，“勇武和平”的不抵抗说教之类。这种文章无以名之，且名之曰“花边体”或“花边文学”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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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花边体的来源，大抵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据这种小品文的拥护者说是会要流传下去的（见《人间世》：《关于小品文》）。我们且来看看他们的流传之道罢。六月念八日《申报》《自由谈》载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倒提》。大意说西洋人禁止倒提鸡鸭，华人颇有鸣不平的，因为西洋人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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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这位花边文学家发议论了，他说：“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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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并未”呢？据说是“人能组织，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所以租界上没有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不禁止虐待华人，当然就是把华人看在鸡鸭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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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要不平么，为什么不反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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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些不平之士，据花边文学家从古典里得来的证明，断为“不妨变狗”之辈，没有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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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思极明白，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他虽也正面的承认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实在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从“古典”来证明这是华人没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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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他们和同胞做起生意来，除开夸说洋货如何比国货好，外国人如何讲礼节信用，中国人是猪猡，该被淘汰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口称洋人曰：“我们的东家”。我想这一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气，大抵不出于这般人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因为第一，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气；第二，他们往往赞成西洋人（也就是他们的东家）统治中国，虐待华人，因为中国人是猪猡；第三，他们最反对中国人怀恨西洋人。抱不平，从他们看来，更是危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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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般人或希望升为这般人的笔下产出来的就成了这篇“花边文学”的杰作。但所可惜是不论这种文人，或这种文字，代西洋人如何辩护说教，中国人的不平，是不可免的。因为西洋人虽然不曾把中国放在鸡鸭之下，但事实上也似乎并未放在鸡鸭之上。香港的差役把中国犯人倒提着从二楼摔下来，已是久远的事；近之如上海，去年的高丫头，今年的蔡洋其辈，他们的遭遇，并不胜过于鸡鸭，而死伤之惨烈有过而无不及。这些事实我辈华人是看得清清楚楚，不会转背就忘却的，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朦混过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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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不平的华人果真如花边文学家的“古典”证明，一律没有出息的么？倒也不的。我们的古典里，不是有九年前的五卅运动，两年前的一二八战争，至今还在艰苦支持的东北义勇军么？谁能说这些不是由于华人的不平之气聚集而成的勇敢的战斗和反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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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边体”文章赖以流传的长处都在这里。如今虽然在流传着，为某些人们所拥护。但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现在是建设“大众语”文学的时候，我想“花边文学”，不论这种形式或内容，在大众的眼中，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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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拒绝。莫非这文章又犯了要报私仇的嫌疑么？但这“授意”却没有的。就事论事，我觉得实有一吐的必要。文中过火之处，或者有之，但说我完全错了，却不能承认。倘得罪的是我的先辈或友人，那就请谅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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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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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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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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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有不许倒提鸡鸭在路上走，违者即拘入捕房罚款的规定。这里所说西洋的慈善家，指当时上海外侨中“西人救牲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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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倒悬”语见《孟子•公孙丑》：“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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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生刲驴肉”据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七：“山西省城外，有晋祠地方……有酒馆……曰驴香馆。其法以草驴一头，养得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钉四桩，将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横于背，系其头尾，使不得动。初以百滚汤沃其身，将毛刮尽，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后腿，或肚当，或背脊，或头尾肉，各随客便；当客下箸时，其驴尚未死绝也。”活烤鹅掌，据清代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云间叶映榴好食鹅掌。以鹅置铁楞上，浸火烤炙；鹅跳唬不已，以酱油醋饮之。少焉鹅毙，仅存皮骨，掌大如扇，味美无伦。”又唐代张族鸟《朝野佥载》卷二也记载过活烤鹅鸭和活烤驴的残虐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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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舆台是古代奴隶中两个等级的名称，后泛指被奴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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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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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秦理斋夫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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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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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来，报章上常见有因经济的压迫，礼教的制裁而自杀的记事，但为了这些，便来开口或动笔的人是很少的。只有新近秦理斋夫人〔２〕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杀，却起过不少的回声，后来还出了一个怀着这一段新闻记事的自杀者〔３〕，更可见其影响之大了。我想，这是因为人数多。单独的自杀，盖已不足以招大家的青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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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回声中，对于这自杀的主谋者——秦夫人，虽然也加以恕辞；但归结却无非是诛伐。因为——评论家说——社会虽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责任是生存，倘自杀，便是失职，第二责任是受苦，倘自杀，便是偷安。进步的评论家则说人生是战斗，自杀者就是逃兵，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这自然也说得下去的，然而未免太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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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前一派，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就麻烦，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杀的批判者，则是大抵属于后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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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既然自杀了，这就证明了她是一个弱者。但是，怎么会弱的呢？要紧的是我们须看看她的尊翁的信札〔４〕，为了要她回去，既耸之以两家的名声，又动之以亡人的乩语。我们还得看看她的令弟的挽联：“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视为千古美谈之意吗？以生长及陶冶在这样的家庭中的人，又怎么能不成为弱者？我们固然未始不可责以奋斗，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况且自杀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战斗的应援者，当他人奋斗时，挣扎时，败绩时，也许倒是鸦雀无声了。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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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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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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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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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奏理斋夫人姓龚名尹霞，《申报》馆英文译员秦理斋之妻。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秦理斋在上海病逝后，住在无锡的秦的父亲要她回乡，她为了子女在沪读书等原因不能回去，在受到秦父多次严厉催迫后，五月五日她和女儿希荪、儿子端、珏四人一同服毒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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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据《申报》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载：上海福华药房店员陈同福于五月二十日因经济困难自杀，在他身边发现有从报纸上剪下的关于秦理斋夫人自杀的新闻一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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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秦理斋的父亲秦平甫，在四月十一日写给龚尹霞的信上说：“汝叔翁在申扶乩，理斋降临，要金钱要棉衣；并云眷属不必居沪，当立时回锡。”又说：“尊府家法之美，同里称颂……即令堂太夫人之德冠女宗，亦无非以含弘为宗旨：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汝望善体此意，为贤妇为佳女；沪事及早收束，遵理斋之冥示，早日回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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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语见《论语•宪问》。自经，即自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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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C”论补〔１〕曼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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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２〕先生在《人间世》上，发表了这样的题目的论。对于此道，我没有那么深造，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３〕，所以想来补一点，自然，浅薄是浅薄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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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洋货，五四运动之后这才输入的。先前林琴南先生译小说时，夹注着“此语未完”的，便是这东西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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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洋书上，普通用六点，吝啬的却只用三点。然而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际，就渐渐的长起来，九点，十二点，以至几十点；有一种大作家，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以见其中的奥义，无穷无尽，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读者也大抵这样想，有敢说觉不出其中的奥义的罢，那便是低能儿。然而归根结蒂，也好像终于是安徒生〔４〕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其实是一无所有；不过须是孩子，才会照实的大声说出来。孩子不会看文学家的“创作”，于是在中国就没有人来道破。但天气是要冷的，光着身子不能整年在路上走，到底也得躲进宫里去，连点几行的妙文，近来也不大看见了。“CC”是国货，《穆天子传》〔５〕上就有这玩意儿，先生教我说：是阙文。这阙文也闹过事，曾有人说“口生垢，口戕口”〔６〕的三个口字，也是阙文，又给谁大骂了一顿。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到目前，则渐有代以“××”的趋势。这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东西多，对于这著作的内容，我们便预觉其激烈。但是，其实有时也并不然。胡乱×它几行，印了出来，固可使读者佩服作家之激烈，恨检查员之峻严，但送检之际，却又可使检查员爱他的顺从，许多话都不敢说，只×得这么起劲。一举两得，比点它几行更加巧妙了。中国正在排日，这一条锦囊妙计，或者不至于模仿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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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什么东西都要用钱买，自然也就都可以卖钱。但连“没有东西”也可以卖钱，却未免有些出乎意表。不过，知道了这事以后，便明白造谣为业，在现在也还要算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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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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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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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徐*'浙江慈溪人，作家。他的《“……”“CCCC”论》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人间世》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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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参看本卷第２７６页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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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安徒生（Ｈ．Ｃ．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８０５—１８７５）丹麦童话作家。《皇帝的新衣》是其名作之一，取材于西班牙民间故事，说有两个骗子，自称用他们织成的最美丽的布缝制的衣服，“任何不称职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他们其实没有这种“布”，却欺骗皇帝，让他脱下衣服，假装给他穿上这种不存在的“新衣”。皇帝及周围臣民怕别人说自己不称职或愚蠢，都不敢说出真相。最后，一个小孩子天真地说穿了：“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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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穆天子传》晋代从战国时魏襄王墓中发现的先秦古书之一，共六卷。原本是竹简，后因竹简文字剥落，从竹简古文改写楷书时有难辩之处，用C号代替缺文，*允橹卸郈，如卷二：“仍献白玉C只角之一C三，可以C沐，乃进食C酒姑劓九C。玻丁场翱谏福*口戕口”《大戴礼记•武王践阼》中的句子。清代周元亮、钱尔皘都说这几个“口”字：“乃古方空圈，盖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误。”后来王应奎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柳南随笔》卷一中说：“近予见宋板《大戴礼》，乃秦景霸谋荆鞍阅本，口字并非方空圈(鞍讳四麟，系前代邑中藏书家，校订颇精审可据，冯嗣宗《先贤事略》中称之。)观此，则周、钱两公之言殆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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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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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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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木天先生在二十一日的《火炬》上，反对作家的写无聊的游记之类，以为不如给中国介绍一点上起希腊罗马，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２〕我以为这是很切实的忠告。但他在十九日的《自由谈》上，却又反对间接翻译，说“是一种滑头办法”，虽然还附有一些可恕的条件〔３〕。这是和他后来的所说冲突的，也容易启人误会，所以我想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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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译确是比直接译容易。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译者自惭不及，怕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若干部分了。译文是大抵比不上原文的，就是将中国的粤语译为京语，或京语译成沪语，也很难恰如其分。在重译，便减少了对于原文的好处的踌躇。其次，是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书上倒未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译错误，而间接译却不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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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国也就难有上起希罗，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的译本了。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４〕，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５〕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６〕，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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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日本改造社〔７〕译的《高尔基全集》，曾被有一些革命者斥责为投机，但革命者的译本出，却反而显出前一本的优良了。不过也还要附一个条件，并不很懂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速成译本，可实在是不可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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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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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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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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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发表的文章，题为《谈游记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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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各尽所能》一文中说：“有人英文很好，不译英美文学，而去投机取巧地去间接译法国的文学，这是不好的。因为间接翻译，是一种滑头办法。如果不得已时，是可以许可的。但是，避难就易，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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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伊本涅支（Ｖ．Ｂｌａｓｃｏ－Ｉｂａ′ｎ～ｅｚ，１８６７—１９２８）通译勃拉斯可•伊巴涅思，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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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西万提司（Ｍ．ｄｅ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１５４７—１６１６）通译塞万提斯，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即《吉诃德先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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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诺威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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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改造社日本的一个出版社，始办于一九一九年。该社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中村白叶等译的《高尔基全集》，二十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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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杀与捧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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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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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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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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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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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２〕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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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３〕。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４〕，右有徐志摩〔５〕，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明？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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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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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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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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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这里的引文是该书《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标点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曹聚仁曾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标点三不朽》一文，指出刘大杰标点本的这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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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一九二四年到中国旅行。一九三○年访问苏联，作有《俄罗斯书简》（一九三一年出版），其中说过自己是“英国的臣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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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林长民（１８７６—１９２５）福建闽侯人，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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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泰戈尔来华时他担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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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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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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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２〕，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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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漫骂”，有人写作“嫚骂”，也有人写作“谩骂”，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函义。但这姑且不管它也好。现在要问的是怎样的是“漫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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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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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不能就有文才，比“儿女成行”并不一定明白儿童的性质更明白。“儿女成行”只能证明他两口子的善于生，还会养，却并无妄谈儿童的权利。要谈，只不过不识羞。这好像是漫骂，然而并不是。倘说是的；就得承认世界上的儿童心理学家，都是最会生孩子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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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儿童为了一点食物就会打起来，是冤枉儿童的，其实是漫骂。儿童的行为，出于天性，也因环境而改变，所以孔融〔３〕会让梨。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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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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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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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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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批评家好“漫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载侍桁《关于批评》一文说：“看过去批评的论争，我们不能不说愈是那属于无味的谩骂式的，而愈是有人喜欢来参加”，这种“谩骂的批评”，“我们不认为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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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孔融（１５３—２０８）东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文学家。关于他让梨的故事，见《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峻注引《融别传》：“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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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未必多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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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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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桁〔２〕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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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３〕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４〕，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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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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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罢，关于杨妃〔５〕，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６〕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今年是“妇女国货年”〔７〕，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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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８〕快哉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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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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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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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侍桁即韩侍桁。他的《谈说谎》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不管为自己的地位的坚固而说谎也吧，或为了拯救旁人的困难而说谎也吧，都是含着有弱者的欲望与现实的不合的原因在。虽是一个弱者，他也会想如果能这样，那就多么好，可是一信嘴说出来，那就成了大谎了。但也有非说谎便不能越过某种难关的场合，而这场合也是弱者遇到的时候较多，大概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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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叔本华（Ａ．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１７８８—１８６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在所著的《妇女论》中诬蔑妇女虚伪、愚昧、无是非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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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指华宁该尔（Ｏ．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１８８０—１９０３），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在一九○三年出版的《性和性格》一书中，说女性“能说谎”，“往往是虚伪的”，并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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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杨妃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７１９—７５６），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反唐，进逼长安，唐玄宗仓皇南逃四川，至马嵬驿，将士归罪杨家，杀国忠，唐玄宗为安定军心，令杨妃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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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语见唐代杜甫《北征》诗。旧史传说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招致了三朝的灭亡。杜甫在此处合用了这些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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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妇女国货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市商会等团体邀各界开会，决定一九三四年为“妇女国货年”，要求妇女增强“爱国救国之观念”，购买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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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君王城上竖降旗”一诗，相传是五代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所作。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又据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说，前蜀后主王衍亡于后唐时，有后唐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作过一首类似的诗，嘲讽因耽于酒色嬉戏而亡国的王衍：“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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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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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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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东三省沦亡，上海打仗的时候，在只闻炮声，不愁炮弹的马路上，处处卖着《推背图》，这可见人们早想归失败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后，华北华南，同濒危急，而上海却出现了“碟仙”〔２〕。前者所关心的还是国运，后者却只在问试题，奖券，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迥不相同，而名目则更加冠冕，因为这“灵乩”是中国的“留德学生白同君所发明”，合于“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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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五四时代，陈大齐〔３〕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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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４〕，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５〕吗？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解而窃之。”〔６〕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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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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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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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碟仙”当时出现的一种迷信扶乩活动，如上海曾流传“香港科学游艺社”制造发售的“科学灵乩图”，图上印有“留德白同经多年研究所发明，纯用科学方法构就，丝毫不带迷信作用”等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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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陈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辟“灵学”》一文，对当时上海出现的以“灵学”为招牌的设坛扶乩迷信活动，进行了揭露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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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当时举办的时轮金刚法会上，班禅喇嘛诵经作法时，有摄影师在佛殿内使用镁光灯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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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狸猫换太子》据小说《三侠五义》有关李宸妃的情节改编的京剧，参看本卷第３４４页注〔４〕。《玉堂春》，据《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改编的京剧，是说名妓苏三（玉堂春）受诬入狱，后与当了巡按的旧识王金龙重逢的故事。《谢谢毛毛雨》，三十年代黎锦晖作的流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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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见《庄子•胠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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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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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凯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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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小学的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进中学是在城里，于是兴致勃勃的看大戏法，但后来有人告诉了我戏法的秘密，我就不再高兴走近圈子的旁边。去年到上海来，才又得到消遣无聊的处所，那便是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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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久就在书上看到一点电影片子的制造法，知道了看去好像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奇禽怪兽，无非是纸做的。这使我从此不很觉得电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它的破绽，自己也无聊起来，第三回失掉了消遣无聊的处所。有时候，还自悔去看那一本书，甚至于恨到那作者不该写出制造法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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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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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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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戏法的时时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几分就是对着明白戏法的底细者而发的，为的是要他不来戳穿西洋镜。“朋友，以义合者也”〔２〕，但我们向来常常不作如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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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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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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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朋友，以义合者也”语出《论语•乡党》宋代朱熹注：“朋友以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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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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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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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有许多事实，不看记载，是天才也想不到的。非洲有一种土人，男女的避忌严得很，连女婿遇见丈母娘，也得伏在地上，而且还不够，必须将脸埋进土里去。这真是虽是我们礼义之邦的“男女七岁不同席”〔２〕的古人，也万万比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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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分隔男女的设计，也还不免是低能儿；现在总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电影，〔３〕都只是“不同席”的演义。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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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只好用“西法”了。西法虽非国粹，有时却能够帮助国粹的。例如无线电播音，是摩登的东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经，却不坏；汽车固然是洋货，坐着去打麻将，却总比坐绿呢大轿，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几圈。以此类推，防止男女同吸空气就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个箱，将养气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里，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４〕。凯末尔〔５〕将军治国以前的土耳其女人的面幕，这回可也万万比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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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现在有一个英国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游记》那样的讽刺的小说，〔６〕说在二十世纪中，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看见一群人在烧香拜龙，作法求雨，〔７〕赏鉴“胖女”，禁杀乌龟；〔８〕又一群人在正正经经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张男女分途，以及女人的腿应该不许其露出。〔９〕那么，远处，或是将来的人，恐怕大抵要以为这是作者贫嘴薄舌，随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满的人们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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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倘没有这样的事实，大约无论怎样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总不能怎样的出奇，所以人们看见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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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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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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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男女七岁不同席”语出《礼记•内则》：“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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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广东舰队司令张之英等向广东省政府提议禁止男女同场游泳，曾由广州市公安局通令实施。同时又有自称“蚁民”的黄维新，拟具了分别男女界限的五项办法，呈请国民党广东政治研究会采用：（一）禁止男女同车；（二）禁止酒楼茶肆男女同食；（三）禁止旅客男女同住；（四）禁止军民人等男女同行；（五）禁止男女同演影片，并分男女游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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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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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凯末尔（ＫｅｍａｌＡｔａｔüｒｋ，１８８１—１９３８）通译基马尔，土耳其政治家，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他执政期间，曾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如废除回教历，创新字母，撤去妇女的面罩，废除一夫多妻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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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斯惠夫德在其长篇小说《格利佛游记》里，通过虚构的“小人国”、“大人国”等的描写，对英国上流社会进行了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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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烧香拜龙当时求雨消旱的一种迷信活动，一九三四年夏天，南方大旱，报上就有南通农民筑泥龙烧香祈雨、苏州举行小白龙出游等报道。作法求雨，国民党政府在当年七月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安钦活沸等在南京、汤山等处祈祷求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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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赏鉴“胖女”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上海先施公司联合各厂商聘请体重七百余磅的美国胖女人尼丽，在该公司二楼表演。禁杀乌龟，当时上海徐家汇沿河一带，有些人捕卖乌龟谋生，上海“中国保护动物会”认为“劈杀龟肉，……势甚惨酷”，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呈请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通令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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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研究古代舞法指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祭孔前演习佾舞。主张男女分途，参看本卷第５１６页注〔７〕。禁止女人露腿，是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手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布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中的一项：“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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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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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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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墨君〔２〕先生以教师的资格参加着讨论大众语，那意见是极该看重的。他主张“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还举出“中学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误用的许多时髦字眼”来，说“最好叫他们不要用”，待他们将来能够辨别时再说，因为是与其“食新不化，何如禁用于先”的。现在摘一点所举的“时髦字眼”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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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鸣对象气压温度结晶彻底趋势理智现实下意识相对性绝对性纵剖面横剖面死亡率……（《新语林》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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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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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字眼，几乎算不得“时髦字眼”了。如“对象”“现实”等，只要看看书报的人，就时常遇见，一常见，就会比较而得其意义，恰如孩子懂话，并不依靠文法教科书一样；何况在学校中，还有教员的指点。至于“温度”“结晶”“纵剖面”“横剖面”等，也是科学上的名词，中学的物理学矿物学植物学教科书里就有，和用于国文上的意义并无不同。现在竟“最误用”，莫非自己既不思索，教师也未给指点，而且连别的科学也一样的模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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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单是中途学了大众语，也不过是一位中学出身的速成大众，于大众有什么用处呢？大众的需要中学生，是因为他教育程度比较的高，能够给大家开拓知识，增加语汇，能解明的就解明，该新添的就新添；他对于“对象”等等的界说，就先要弄明白，当必要时，有方言可以替代，就译换，倘没有，便教给这新名词，并且说明这意义。如果大众语既是半路出家，新名词也还不很明白，这“落伍”可真是“彻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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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为大众而练习大众语，倒是不该禁用那些“时髦字眼”的，最要紧的是教给他定义，教师对于中学生，和将来中学生的对于大众一样。譬如“纵断面”和“横断面”，解作“直切面”和“横切面”，就容易懂；倘说就是“横锯面”和“直锯面”，那么，连木匠学徒也明白了，无须识字。禁，是不好的，他们中有些人将永远模胡，“因为中学生不一定个个能升入大学而实现其做文豪或学者的理想的”。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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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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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尤墨君（１８８８—１９７１）江苏吴县人，当时杭州师范学校教员。本篇中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语林》第三期《怎样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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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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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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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流作家”叶灵凤和穆时英两位先生编辑的《文艺画报》〔２〕的大广告，在报上早经看见了。半个多月之后，才在店头看见这“画报”。既然是“画报”，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画报”的心，首先来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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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还好，一看，可就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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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平万〔３〕先生的《沈阳之旅》里，有三幅插图有些像日本人的手笔，记了一记，哦，原来是日本杂志店里，曾经见过的在《战争版画集》里的料治朝鸣的木刻，是为记念他们在奉天的战胜而作的，日本记念他对中国的战胜的作品，却就是被战胜国的作者的作品的插图——奇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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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翻下去是穆时英先生的《墨绿衫的小姐》里，有三幅插画有些像麦绥莱勒〔４〕的手笔，黑白分明，我曾从良友公司翻印的四本小书里记得了他的作法，而这回的木刻上的署名，也明明是ＦＭ两个字。莫非我们“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这作品，是豫先翻成法文，托麦绥莱勒刻了插画来的吗？——奇怪二。这回是文字，《世界文坛了望台》〔５〕了。开头就说，“法国的龚果尔奖金〔６〕，去年出人意外地（白注：可恨！）颁给了一部以中国作题材的小说《人的命运》，它的作者是安得烈马尔路〔７〕”，但是，“或者由于立场的关系，这书在文字上总是受着赞美，而在内容上却一致的被一般报纸评论攻击，好像惋惜像马尔路这样才干的作家，何必也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云。这样一“了望”，“好像”法国的为龚果尔奖金审查文学作品的人的“立场”，乃是赞成“将文艺当作了宣传工具”的了——奇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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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少见多怪”，别人倒并不如此的。先前的“见怪者”，说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８〕，现在的“怪”却早已声明着，叫你“见莫怪”了。开卷就有《编者随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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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每期供给一点并不怎样沉重的文字和图画，使对于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只是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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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的玩着先前活剥“琵亚词侣”〔９〕，今年生吞麦绥莱勒的小玩艺，是在大才小用，不过要给人“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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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从这醒眼的“文艺画”上又发生了问题，虽然并不“严重”，不是究竟也辜负了两位“中国第一流作家”献技的苦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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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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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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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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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作家和画家，曾是创造社成员。穆时英（１９１２—１９３９），浙江鄞县人，作家，后堕落为汉奸。《文艺画报》，月刊，叶灵凤、穆时英合编。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三五年四月停刊，共出四期，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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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戴平万（？—１９４５）又名万叶，广东潮安人，作家。他的《沈阳之旅》发表在《文艺画报》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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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麦绥莱勒（Ｆ．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１８８９—１９７２）通译麦绥莱尔，比利时画家、木刻家。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曾翻印出版他的四种木刻连环画，其中《一个人的受难》由鲁迅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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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世界文坛了望台》《文艺画报》的一个介绍世界各国文艺消息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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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龚果尔奖金是法国为纪念十九世纪自然主义作家龚果尔（通译龚古尔）兄弟而设的文学奖金。一九三三年颁发第三十一次奖。龚古尔兄弟，即爱德蒙•龚古尔（Ｅ．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２２—１８９６）和于勒•龚古尔（Ｊ．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３０—１８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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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安得烈马尔路（Ａ．Ｍａｌｒａｕｘ，１９０１—１９７６）通译安德烈•马尔罗，法国作家。《人的命运》，又译《人类的命运》，是一部以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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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古谚语，宋代郭彖《暌车志》曾引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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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琵亚词侣”（Ａ．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１８７２—１８９８）通译毕亚兹莱，英国画家。作品多用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写社会生活。叶灵凤曾模仿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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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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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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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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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的笑他们胡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２〕，合就好，不合就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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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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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３〕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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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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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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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等论调，曾见于当时《现代》月刊所载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载刘莹姿《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一文，说批评家“拿一套外国或本国的时髦圈子来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国新文坛尚无真挚伟大的批评家。”又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载苏汶《新的公式主义》一文中说：“友人张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题’里，对于近来的一些批评家，曾经说了几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他（指一位批评者——汶注）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适，大了套不进：不行。恰恰套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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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关于张献忠考秀才的说法，见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书：“贼诡称试士，于贡院前左右，设长绳离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近万人，笔砚委积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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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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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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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２〕，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３〕，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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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坟有这么大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４〕元朝的国师八合思巴〔５〕罢，他就深相信掘坟的利害。他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后来幸而给一位义士盗走了，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宋朝还是亡。曹操〔６〕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这样看来，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７〕，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８〕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之论者〔９〕又曰：阿瞒老奸巨猾，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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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瞒虽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１０〕，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１１〕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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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么人，非掘后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传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１２〕，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１３〕；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１４〕，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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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如果有遗骨，还可照《洗冤录》〔１６〕的方法来滴血。但是，这又和扫墓救国说相反，很伤孝子顺孙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闭了眼睛，硬着头皮，乱拜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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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１７〕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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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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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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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进关内来祭祖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大晚报》载：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要求在清明节入关祭扫清代皇帝的坟墓。此事在当时曾引起人们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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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到陕西去上坟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申报》载：清明节时，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同西安军政要人及各界代表前往陕西咸阳、兴平祭扫周文王、汉武帝等陵墓，“民众参观者人山人海，道为之塞，……诚可说是民族扫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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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戴季陶在西安致电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以“培植民德”为由，反对“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要求政府“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当时曾遭到学术界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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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八合思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即八思巴，本名罗卓坚参，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专区萨迦）人。佛教高僧。元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封为“国师”。按发掘宋陵的是元代江南释教总统（佛教首领）杨琏真迦，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发宋陵寝》记：元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十二月，杨琏真伽率徒役在浙江绍兴等地发掘宋代诸皇陵墓，“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并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当时有儒生唐珏、林德阳分别收拾埋藏宋帝遗骸，被称为“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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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关于设“摸金校尉”事，见汉末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躶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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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曹操造七十二墓事，见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五：“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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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后之诗人指宋代俞应符。他在咏曹操诗中说：“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垅。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载《南村辍耕录•疑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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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后之论者指明代王士性，他在《豫志》中说：“余谓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尸犹不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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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邙山在河南洛阳城北，东汉至唐宋等朝的王侯公卿多葬在那里。这些坟墓历代被人屡次发掘，晋代张载《七哀诗》就说到：“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毁壤过一杯，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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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志石古代放在墓中镌有死者事略的石刻。下底上盖，底石刻有关于死者生平的铭文，盖石刻有“某某之墓”字样，以便后来山丘变化时得以辨识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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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子路止宿处”《论语•宪问》中载有“子路宿于石门”的话，后人就在山西平定附近石门的地方建立“子路止宿处”石碑；但据《论语》汉代郑玄注：“石门，鲁城外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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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孔子小天下处”《孟子•尽心》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的话，后人就在泰山顶上竖立“孔子小天下处”的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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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指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麓的禹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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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文武周公墓，过去相传在陕西咸阳城西北。但唐代萧德言等撰写的《括地志》则说：周文王、武王墓都“在雍州万年县（今陕西临潼渭水北）西南二十八里原上”。并认为在咸阳西北一十四里的是秦惠文王陵，在咸阳西十里的是秦悼武王陵，“俗名周武王陵，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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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洗冤录》亦名《洗冤集录》，宋代宋慈著，共五卷，是一部关于检验尸体的书。滴血认亲见该书卷一《滴血》：“父母骸骨在他处，子女欲相认，令以身上刺出血滴骨上。亲生者，则血入骨，非则否。”这一说法不合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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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孔丘的话，见《论语•为政》。宋代朱熹注：“非其鬼，谓非其所当祭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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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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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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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２〕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号）。还有一位希隽〔３〕先生，却以为“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作家无形中也就成为商贾了。……为了获利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了。”（《社会月报》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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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眼在经济上，当然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这“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出来的学说，和我们只有常识的见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向来只以为用资本来获利的是商人，所以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钱开书店来赚钱的老板。到现在才知道用文章去卖有限的稿费的也是商人，不过是一种“无形中”的商人。农民省几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换钱，教授卖嘴，妓女卖淫，也都是“无形中”的商人。只有买主不是商人了，但他的钱一定是用东西换来的，所以也是商人。于是“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个个都是商人，但可分为在“无形中”和有形中的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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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希隽先生自己的定义来断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无形中”的商人；如果并不以卖文为活，因此也无须“粗制滥造”，那么，怎样过活呢，一定另外在做买卖，也许竟是有形中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见识，无论怎么看，总逃不脱一个商人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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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文”很短，就是写下来的工夫，也决不要写“和平与战争”（这是照林希隽先生的文章抄下来的〔４〕，原名其实是《战争与和平》）的那么长久，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的“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５〕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为什么还要呢，就因为它正面还有光辉灿烂的羽毛。不过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有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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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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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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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上发表的反对杂文的文章，题为《杂文与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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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希隽即林希隽。他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文章，题为《文章商品化》。《社会月报》，综合性刊物，陈灵犀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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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林希隽在《杂文与杂文家》中说：“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的产生？美国为什么能够有辛克莱、杰克伦敦等享世界盛誉的伟大的作家？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和平与战争》，应为《战争与和平》，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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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亚波理奈尔（Ｇ．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１８８０—１９１８）法国诗人。《咏孔雀》是他的《动物寓言诗》（《ＬｅＢｅｓｔｉａｉｒｅ》）中的一首短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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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时和复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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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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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２〕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像比那两位大得多：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３〕的人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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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打是有力的，因为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党，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胜于搬出生锈的古董来。然而笑话也就埋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就为了半农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趋时”而出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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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４〕，是在他跳出鸳蝴派〔５〕，骂倒王敬轩〔６〕，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７〕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８〕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９〕的不止太炎〔１０〕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１１〕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１２〕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１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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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１４〕，其实是战斗过来的，只要敬爱他的人，多发挥这一点，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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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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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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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朱湘（１９０４—１９３３）安徽太湖人，诗人。曾任安徽大学英文文学系主任。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因生活窘困投江自尽。著有诗集《草莽集》、《石门集》等。庐隐（１８９８—１９３４），本名黄英，福建闽侯人，女作家。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死于难产。著有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灵海潮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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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趋时”这是林语堂讥笑进步人士的话，见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人间世》第八期《时代与人》一文：“所以趋时虽然要紧，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样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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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刘半农从一九三三年九月《论语》第二十五期开始连续发表打油诗《桐花芝豆堂诗集》，在《自序》中称自己“喜为打油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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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鸳蝴派即鸳鸯蝴蝶派，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９〕。刘半农早期曾以“半侬”笔名为这一派刊物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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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骂倒王敬轩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的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了一封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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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领袖。一八九五年，他联合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史称“公车上书”（汉代用公家的车子递送应征进京的士人，后来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一八九八年（戊戌）六月，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受光绪皇帝任用，参预政事，试行变法。同年九月，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所镇压，维新运动遂告失败。以后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又联络军阀张勋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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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严复曾留学英国海军学校。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翻译过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和孟德斯鸠《法意》等，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辛亥革命后，他思想逐渐倒退。一九一五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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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朴学语出《汉书•儒林传》：“（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后来称汉儒考据训诂之学为朴学，也称汉学。清代学者继承汉儒朴学，并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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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太炎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学者。早期积极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斗争，是“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之一。辛亥革命以后，逐渐脱离现实斗争，思想趋向消沉。著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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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孙诒让（１８４８—１９０８）字仲容，浙江瑞安人，清末朴学家。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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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他盘踞东南五省时，为了提倡复古，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曾邀请章太炎主持，但章未去。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把箭投入壶中，负者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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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呜呼哀哉，尚飨”这是旧时祭文中常用的结束语。用在这里表示完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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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刘半农自认“没落”的话，见《半农杂文自序》（载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人间世》第五期）：“要是有人根据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数点而斥我为‘落伍’，为‘没落’，我是乐于承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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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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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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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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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２〕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爱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此事已由俄方与中国驻俄大使馆接洽，同时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亦奉到训令，与我方商洽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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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喜讯，值得我们高兴的。但我们当欣喜于“发扬国光”〔３〕之后，还应该沉静一下，想到以下的事实——一，倘说：中国画和印象主义〔４〕有一脉相通，那倒还说得下去的，现在以为“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却未免近于梦话。半枝紫藤，一株松树，一个老虎，几匹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别的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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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苏俄的象征主义的没落，在十月革命时，以后便崛起了构成主义〔５〕，而此后又渐为写实主义所排去。所以倘说：构成主义已渐没落，而写实主义“引成欣欣向荣之概”，那是说得下去的。不然，便是梦话。苏俄文艺界上，象征主义的作品有些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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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脚，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那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深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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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离我们也真远，我们对于那边的文艺情形也真的不大分明，但是，现在二十世纪已经度过了三分之一，粗浅的事是知道一点的了，这样的新闻倒令人觉得是“象征主义作品”，它象征着他们的艺术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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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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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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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刘海粟江苏武进人，画家。徐悲鸿（１８９５—１９５３），江苏宜兴人，画家。一九三四年他们先后赴欧洲参加中国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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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发扬国光”这也是上引《大晚报》题为《梅兰芳赴苏俄》新闻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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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印象主义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欧洲（最早在法国）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主要表现在绘画上，强调表现艺术家瞬间的主观印象，重在色彩光线，不拘泥于对客观事物的忠实描绘。这种思潮后来影响到文学、音乐、雕刻等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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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构成主义也叫结构主义，现代西方形式主义艺术流派之一。它排斥艺术的思想性、形象性和民族传统，凭长方形、圆形和直线等构成抽象的造型。十月革命后不久，它曾以“革新”面貌一度出现于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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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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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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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接连的大热了近二十天，看上海报，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记载。这在水村里，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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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村多水，对于水的知识多，能浮水的也多。倘若不会浮水，是轻易不下水去的。这一种能浮水的本领，俗语谓之“识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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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识水性”，如果用了“买办”的白话文〔２〕，加以较详的说明，则：一，是知道火能烧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样柔和，好像容易亲近，因而也容易上当；二，知道水虽能淹死人，却也能浮起人，现在就设法操纵它，专来利用它浮起人的这一面；三，便是学得操纵法，此法一熟，“识水性”的事就完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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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都会里的人们，却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却了。平时毫无准备，临时又不先一测水的深浅，遇到热不可耐时，便脱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处，那当然是要死的。而且我觉得，当这时候，肯设法救助的人，好像都会里也比乡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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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救都会人恐怕也较难，因为救者固然必须“识水性”，被救者也得相当的“识水性”的。他应该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浅处浮。倘若过于性急，拚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则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连自己也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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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要下河，最好是预先学一点浮水工夫，不必到什么公园的游泳场，只要在河滩边就行，但必须有内行人指导。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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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像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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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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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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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买办”的白话文林默在《论“花边文学”》一文中，曾说鲁迅写的《倒提》是“买办”手笔，参看本书《倒提》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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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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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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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２〕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３〕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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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４〕，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５〕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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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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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恐怕这又不过是俗见。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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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７〕这些大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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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并非不知道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账。——而且，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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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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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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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几位学者指梁启超、胡适等人。梁启超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清代学术概论》等；胡适推崇清代学术发展，说此时期“古学昌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考订一切古文化”，“可算是中国的‘文艺复兴’（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时代。”（《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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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小学我国汉代对文字学的通称（因为儿童入学先学文字）。隋唐以后，范围扩大，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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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犹太人从前欧洲人的偏见，以为犹太人都善于经营，对人吝啬，因而常称精于计算的人为“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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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前者指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后者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今属上海市）后进行的多次屠杀。清代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屠城记略》，分别记载了当时清兵在这两地屠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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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胡适在北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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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重修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提议修复孔庙，在济南设修复孔庙筹备委员会，五月间由国民党政府拨款十万元，蒋介石捐款五万元，“以示提倡”。雷峰塔再建，同年五月，时轮金刚法会理事会发起重建杭州雷峰塔。男女同行犯忌，同年七月，广州省河督配局长郑日东根据《礼记•王制》中“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的话，呈请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令男女分途而走，禁止同行。四库珍本发行，参看本卷第２６７页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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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己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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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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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几年以前了，有一位诗人开导我，说是愚众的舆论，能将天才骂死，例如英国的济慈〔２〕就是。我相信了。去年看见几位名作家的文章，说是批评家的漫骂，能将好作品骂得缩回去，使文坛荒凉冷落。〔３〕自然，我也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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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一个想做作家的人，而且觉得自己也确是一个作家，但还没有获得挨骂的资格，因为我未曾写过创作。并非缩回去，是还没有钻出来。这钻不出来的原因，我想是一定为了我的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吵闹，她们也如漫骂批评家一样，职务是在毁灭真天才，吓退好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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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喜今年正月，我的丈母要见见她的女儿了，她们三个就都回到乡下去。我真是耳目清静，猗欤休哉，到了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可是不幸得很，现在已是废历四月初，足足静了三个月了，还是一点也写不出什么来。假使有朋友问起我的成绩，叫我怎么回答呢？还能归罪于她们的吵闹吗？于是乎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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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疑心我本不会有什么好作品，和她们的吵闹与否无关。而且我又疑心到所谓名作家也未必会有什么好作品，和批评家的漫骂与否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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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如果有人吵闹，有人漫骂，倒可以给作家的没有作品遮羞，说是本来是要有的，现在给他们闹坏了。他于是就像一个落难小生，纵使并无作品，也能从看客赢得一掬一掬的同情之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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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世界上真有天才，那么，漫骂的批评，于他是有损的，能骂退他的作品，使他不成其为作家。然而所谓漫骂的批评，于庸才是有益的，能保持其为作家，不过据说是吓退了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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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三足月里，我仅仅有了一点“烟士披离纯”，是套罗兰夫人〔４〕的腔调的：“批评批评，世间多少作家，借汝之骂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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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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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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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济慈（Ｊ．Ｋｅａｔｓ，１７９５—１８２１）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长诗《恩底弥翁》，抒情诗《希腊古瓮颂》、《夜莺颂》等。他的《恩底弥翁》于一八一八年出版后，由于诗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古典主义倾向，受到保守派批评家的攻击。一八二○年，他因肺病恶化到意大利疗养，次年去世。他的朋友——英国诗人拜伦在长诗《唐璜》第十一歌中写道：“济慈被一篇批评杀死了，正当他可望写出伟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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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苏汶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发表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说：“左翼指导理论家们不管三七念一地把资产阶级这个恶名称加到他们头上去”，使得一部分作家“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高明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的《关于批评》一文，也攻击批评家是是“荒僻地带惯常遇见的暴徒！他们对文艺所做的，不是培植，而是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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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罗兰夫人（Ｍａｄａｍｅ，Ｒｏｌａｎｄ，１７５４—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攫取政权的吉伦特派政府内政部长罗兰的妻子。她曾参与决定吉伦特派的反动政策。一七九三年五月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派）掌权后，罗兰夫人于同年十一月被处死刑。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中，曾记她临死时对断头台旁的自由神像说：“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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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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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宓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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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儿童年〔２〕。我记得的，所以时常看看造给儿童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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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路旁边的洋货店里挂着零星小物件，纸上标明，是从法国运来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见一样的货色，只是价钱更便宜。在担子上，在小摊上，都卖着渐吹渐大的橡皮泡，上面打着一个印子道：“完全国货”，可见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着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样的印子，那却应该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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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司里则有武器的玩具：指挥刀，机关枪，坦克车……。然而，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拿着玩的也少见。公园里面，外国孩子聚沙成为圆堆，横插上两条短树干，这明明是在创造铁甲炮车了，而中国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脸，躲在大人的背后，羞怯的，惊异的看着，身上穿着一件斯文之极的长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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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虽是儿童年，虽是前年身历了战祸，也没有因此给儿童创出一种纪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样抄。然则明年不是儿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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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江北人却是制造玩具的天才。他们用两个长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红绿，连作一排，筒内藏一个弹簧，旁边有一个把手，摇起来就格格的响。这就是机关枪！也是我所见的惟一的创作。我在租界边上买了一个，和孩子摇着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胜利的日本人看见了，大抵投给我们一个鄙夷或悲悯的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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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摇着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为这是创作。前年以来，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３〕，好像非此不足以自显其高洁，现在沉默了，那高洁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却创造了粗笨的机枪玩具，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与文明的玩具争。他们，我以为是比从外国买了极新式的武器回来的人物，更其值得赞颂的，虽然也许又有人会因此给我一个鄙夷或悲悯的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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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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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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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儿童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中华慈幼协会曾根据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的提议，呈请国民党政府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后来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发出“训令”，改定一九三五年为儿童年。但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仍单独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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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江北人这里的江北指江苏境内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带。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后，日军占领闸北，利用汉奸组织了“上海北市地方人民维持会”，为非作歹。该会头目胡立夫等多为江北人，因此引起当时一般群众对江北人的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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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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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承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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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一到中国，总惹出一点小乱子。前有萧伯纳〔２〕，后有德哥派拉〔３〕；只有伐扬古久列〔４〕，大家不愿提，或者不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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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哥派拉不谈政治，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又挣得“外国文氓”〔５〕的恶谥，让我们的论客，在这里议论纷纷。他大约就要做小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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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子生得平而小，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峻，那是没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们身边有几角钱，却一样的可以看电影。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斐洲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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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在西欧，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ｇｒｏｔｅｓｑｕｅ），色情的（ｅｒｏｔｉｃ）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请酒。然而倘遇呆问，则以笑话了之，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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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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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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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上海《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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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萧伯纳一九三三年二月来中国旅行时，新闻界颇多报道和评论，有人曾攻击他“宣传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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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德哥派拉（Ｍ．Ｄｅｋｏｂｒａ，１８８５—１９７３）法国小说家、记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来中国旅行。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中说：德哥派拉“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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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伐扬古久列（Ｐ．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Ｃｏｕｔｕｒｉｅｒ，１８９２—１９３７）通译伐扬—古久里，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员、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笔。一九三三年九月，他曾来上海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召开的远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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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外国文氓”德哥派拉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参加中法文艺界、报界茶话会时，中国新闻记者曾问他“对日本侵略中国之感想如何”，他回答说：“此问题过于严重，非小说家所可谈到”。又请他谈“对中国之感想”，他回答说：“来华后最使我注意的，（一）是中国菜很好，（二）是中国女子很美。”后来他从南京到北平，一路受国民党政府官员以及文人们的迎送，都是以这类话应付。当时曾有人在报上发表谈话说：“德氏来平，并未谈及文学，仅讥笑中国女子，中国女子认为德氏系一文氓而已。”（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申报•北平特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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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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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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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我因此记起的是别一件事，是在现在的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２〕之前，他早是一位对于那时的白话，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大的“迎头痛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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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经有过极不费力，但极有力的妙文：“我现在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３〕这太老式了，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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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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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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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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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见于《中国文法通论》〔４〕中，那书是一本正经的书；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现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国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价的，所以我想从新提起，并且提出他终于也是论语社的同人，有时不免发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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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实是，那论法，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看见青年穿洋服，学外国话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还低，脸孔也不白”的那些话，并没有两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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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刘先生所反对的是“太欧化”。但“太”的范围是怎样的呢？他举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没有，谈话里却能有的，对人口谈，也都可以懂。只有将“子曰”改成“曰子”是决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对的欧化文中也寻不出实例来，只好说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那么，这不是“无的放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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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５〕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６〕，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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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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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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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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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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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度先生：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这我真不知是从那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华人的言语说：张甲说：“今天下雨了。”李乙说：“是的，天凉了。”若照尊论的主张，就应该改做：“今天下雨了，”张甲说。“天凉了，——是的；”李乙说。这个算得是中华民国全族的“必要”吗？一般翻译大家的欧化文笔，已足阻尽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读原文的人也不懂译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从此使中国更无可读的西书了。陈子展先生提倡的“大众语”，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刘半农先生说：“翻译是要使不懂外国文的人得读”；这是确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骂其半农，认为非使全中国人都以欧化文法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现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的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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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不敢领教的！幸先生注意。文公直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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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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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伯度答文公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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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直先生：中国语法里要加一点欧化，是我的一种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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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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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用得很惬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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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但我看先生决不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所以也想由此证明我也并非那一伙。否则，先生含狗血喷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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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还是不要暴躁，静静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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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此布复，并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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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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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康伯度〔７〕脱帽鞠躬。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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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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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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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当时在“大众语”讨论中，有人主张“扬弃”白话文，如高荒在《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中说：“把白话文里面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提高，不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消灭，在实践中将白话文‘扬弃’。”（见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华日报•星期专论》）“唾弃”一语见本书《倒提》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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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语见《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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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中国文法通论》刘半农著，一九二○年上海求益书社出版。本文所引的一段，见该书一九二四年印行的《四版附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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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霞飞路”旧时上海法租界的路名；露飞（Ｊ．Ｊ．Ｃ．Ｊｏｆｆｒｅ，１８５２—１９３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统帅。“麦特赫司脱路”，旧时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麦特赫司脱（Ｗ．Ｈ．Ｍｅｄｈｕｒｓｔ），一八六○年左右的英国驻沪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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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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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康伯度即“买办”，参看本卷第２６３页注〔４〕。鲁迅因林默说他写文章是“买办”手笔，故意用了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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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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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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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讨伐的不是白话的“反而难懂”〔２〕，是白话的“鲁里鲁苏”〔３〕，连刘先生似的想白话“返朴归真”的意思也全没有，要达意，只有“语录式”（白话的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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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用白话武装了出现的时候，文言和白话的斗争早已过去了，不像刘先生那样，自己是混战中的过来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怀旧日，慨叹末流的情绪。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极其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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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幽默”便是《论语》四十五期里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他因为要问木匠讨一点油灰，写好了一张语录体的字条，但怕别人说他“反对白话”，便改写了白话的，选体〔４〕的，桐城派〔５〕的三种，然而都很可笑，结果是差“书僮”传话，向木匠讨了油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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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是风行的刊物，这里省烦不抄了。总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语录式的一张，别的三种，全都要不得。但这四个不同的脚色，其实是都是林先生自己一个人扮出来的，一个是正生，就是“语录式”，别的三个都是小丑，自装鬼脸，自作怪相，将正生衬得一表非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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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已经并不是“幽默”，乃是“顽笑”，和市井间的在墙上画一乌龟，背上写上他的所讨厌的名字的战法，也并不两样的。不过看见的人，却往往不问是非，就嗤笑被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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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默”或“顽笑”，也都要生出结果来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当它“顽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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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事实会并不如文章，例如这语录式的条子，在中国其实也并未断绝过种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弄口去看一看，有时就会看见一个摊，坐着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写信，他所用的文章，决不如林先生所拟的条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语录式”的。这就是现在从新提起的语录派的末流，却并没有谁去涂白过他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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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具体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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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赏识“幽默”也真难。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应就不能这样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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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适意的时候，恐怕终于是“中国没有幽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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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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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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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当时有人在提倡大众语时指摘白话文“难懂”，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申报•读书问答》所载《怎样建设大众文学》一文，说白话脱离大众的生活、语言，“比古文更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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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鲁里鲁苏”林语堂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二十六期发表的《论语录体之用》一文中反对白话说：“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白话文之病，噜哩噜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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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文选体　指南朝梁萧统《文选》诗文的风格和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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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桐城派参看本卷第３２７页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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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服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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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士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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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历，看见那边的服装，高兴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叫作《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２〕。他是赞成恢复古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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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革命之后，采用的却是洋装，这是因为大家要维新，要便捷，要腰骨笔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装，还厌恶别人穿袍子。那时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３〕，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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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故事颇为传诵一时，给袍褂党扬眉吐气。不过其中是带一点反对革命的意味的，和近日的因为卫生，因为经济的大两样。后来，洋服终于和华人渐渐的反目了，不但袁世凯朝，就定袍子马褂为常礼服，〔４〕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了，请学生们公议，那议决的也是：袍子和马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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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却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因其不合于卫生。〔５〕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的自然的没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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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洋服的遗迹，现在已只残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辫子小脚，不过偶然还见于顽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不料竟又来了一道催命符，是镪水悄悄从背后洒过来了。〔６〕这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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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来改去，大约总还是袍子马褂牢稳。虽然也是外国服，但恐怕是不会脱下的了——这实在有些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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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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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士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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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作者署名英伯，发表于一九○三年九月留日学生在东京办的《浙江潮》第七期。此题目原语出《后汉书•光武帝纪》：王莽被杀后，刘秀（即后来的汉光武帝）带了僚属到长安，当地吏士见到他们，“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按原语中“汉”指汉朝，英伯文中则指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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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樊山老人即樊增祥（１８４６—１９３１），号樊山，湖北恩施人，近代文人。“我穿的也是外国服”，据易宗夔《新世说•言语》记载，这是清代文学家王闿运的故事：“王壬甫硕学耆老，性好诙谑。辛亥之冬，民国成立，士夫争剪发辫，改用西式衣冠。适公八十初度，贺者盈门，公仍用前清冠服，客笑问之。公曰：‘予之冠服，固外国式；君辈衣服，讵中国式耶？若能优孟衣冠，方为光复汉族矣。’客亦无以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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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一九一二年十月，袁世凯政府曾下令定长袍马褂为男子常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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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论语》第三十九期发表的《论西装》一文中说：“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为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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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据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载：“杭（州）市发见摩登破坏铁血团，以硝镪水毁人摩登衣服，并发警告服用洋货的摩登士女书”。当时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过这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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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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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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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２〕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竟好像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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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真的是“天地大戏场”，那么，文场上当然也一定有丑脚——然而也一定有黑头。丑脚唱着丑脚戏，是很平常的，黑头改唱了丑脚戏，那就怪得很，但大戏场上却有时真会有这等事。这就使直心眼人跟着歪心眼人嘲骂，热情人愤怒，脆情人心酸。为的是唱得不内行，不招人笑吗？并不是的，他比真的丑脚还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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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愤怒和心酸，为的是黑头改唱了丑脚之后，事情还没有完。串戏总得有几个脚色：生，旦，末，丑，净，还有黑头。要不然，这戏也唱不久。为了一种原因，黑头只得改唱丑脚的时候，照成例，是一定丑脚倒来改唱黑头的。不但唱工，单是黑头涎脸扮丑脚，丑脚挺胸学黑头，戏场上只见白鼻子的和黑脸孔的丑脚多起来，也就滑天下之大稽。然而，滑稽而已，并非幽默。或人曰：“中国无幽默。”〔３〕这正是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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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可叹的是被谥为“幽默大师”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谈》上引了古人之言，曰：“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癞鳖，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鸟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辈可无罪。”〔４〕虽引据仍不离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闲适”之道远矣。这又是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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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林先生以为新近各报上之攻击《人间世》〔５〕，是系统的化名的把戏，却是错误的，证据是不同的论旨，不同的作风。其中固然有虽曾附骥，终未登龙的“名人”，或扮作黑头，而实是真正的丑脚的打诨，但也有热心人的谠论。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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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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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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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论语》参看本卷第２７５页注〔３〕。该刊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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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中国无幽默”作者自己也持这种意见，他在《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中曾说：“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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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见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周作人诗读法》。其中所引古人的话，出于明代张萱《复刘冲倩书》（引语中“鸟散”原文作“兽散”）。张萱，字孟奇，别号西园，广东博罗人，著有《西园存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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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停刊。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该刊出版后不久，《申报•自由谈》等曾发表文章批评它的所谓“闲适”的作品，林语堂即发表《周作人诗读法》作答，其中说：“近日有人登龙未就，在《人言周刊》、《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及《自由谈》化名投稿，系统的攻击《人间世》；如野狐谈佛，癞鳖谈仙，不欲致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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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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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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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２〕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的俨然。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３〕，却稍嫌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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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世事，恨和尚往往就恨袈裟。幽默和小品的开初，人们何尝有贰话。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这许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讽刺，讽刺就是漫骂。油腔滑调，幽默也；“天朗气清”〔４〕，小品也；看郑板桥《道情》一遍，谈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牍半本，作小品一卷。〔５〕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势，势必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于是轰然一声，天下又无不骂幽默和小品。其实，则趁队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数不在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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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伟人，先前是算好称呼的，现在则受之者已等于被骂；学者和教授，前两三年还是干净的名称；自爱者闻文学家之称而逃，今年已经开始了第一步。但是，世界上真的没有实在的伟人，实在的学者和教授，实在的文学家吗？并不然，只有中国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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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６〕，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当然，沉着切实的人们是有的。不过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视或鄙弃，大抵总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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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仗这添些热闹，是值得感谢的。但在乌合之前想一想，在云散之前也想一想，社会未必就冷静了，可是还要像样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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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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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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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理学先生理学又称道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信奉和宣传这种学说的人被称为理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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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指林语堂关于小品文的主张，见《人间世》半月刊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四月）的《发刊词》：“盖小品文……以闲适为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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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天朗气清”语见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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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郑板桥作有近似游戏笔墨的道情《老渔翁》等十首。道情原是道士唱的歌曲，后来演变为一种民间曲调。袁中郎，即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和兄宗道、弟中道，反对文学上的复古倾向，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的作品以小品散文著称。三十年代时，林语堂等在其所办刊物《论语》，《人间世》上极力推崇袁中郎、郑板桥等人的文章。当时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过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过《袁中郎尺牍全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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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语见《世说新语•简傲》，是三国时魏文学家嵇康对来访的钟会表示简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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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神和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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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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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带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２〕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３〕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尝为今儒所订正。虽在通都大邑，现在也还有天师作法〔４〕，长官禁屠〔５〕，闹得沸反盈天，何尝惹出一点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为恐怕神看见还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怜；一面则也憎恶他的不与大家共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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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神，农民们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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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又载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出面劝阻迎神，被大家一顿打，终于咬断了喉管，死掉了。〔６〕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据的。《精忠说岳全传》〔７〕说张俊陷害忠良，终被众人咬死，人心为之大快。因此乡间就向来有一个传说，谓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为•怨•恨•而•至•于•咬，•则•被•咬•者•之•恶，•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约民国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这样的规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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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人，农民们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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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救死，想逃死，适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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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拚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这回他们要得到“天讨”〔８〕。他们要骇怕，但因为不解“天讨”的缘故，他们也要不平。待到这骇怕和不平忘记了，就只有迷信讹传剩着，待到下一次水旱灾荒的时候，依然是迎神，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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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悲剧何时完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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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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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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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加上黑点的三句，是印了出来的时候，全被删去了的。是总编辑，还是检查官的斧削，虽然不得而知，但在自己记得原稿的作者，却觉得非常有趣。他们的意思，大约是以为乡下人的意思——虽然是妄信——还不如不给大家知道，要不然，怕会发生流弊，有许多喉管也要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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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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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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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浙江）余姚各乡，近因大旱，该区陡镇农民五百余，吾客乡农民千余，联合举办迎神赛会祈雨。路经各处，均不准乡民戴帽，否则即用刀枪猛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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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董仲舒（前１７９—前１０４）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经学家。曾任江都相和胶西王相。在他所著《春秋繁露》第七十四篇中有这样的话：“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又《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唐代颜师古注：“谓若闭南门，禁举火，及开北门，水洒人之类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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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天师作法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上海一些所谓“慈善家”及僧人发起“全国各省市亢旱成灾区祈雨消灾大会”，由“第六十三代天师张瑞龄”作法求雨。天师，道教对该教创始人东汉张道陵的尊称，他的后裔中承袭道法的人，也相沿称为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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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长官禁屠旧时每遇旱灾常有停宰牲畜以求雨的迷信活动，如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海一些团体联合呈请市政府及江浙两省府下令“断屠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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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申报》载：“余姚陡小学校长兼党部常委徐一清，因劝阻农民迎神祈雨，激动众怒。十二日晚五时，被千余农民殴毙，投入河中；嗣又打捞上岸，咬断喉管。”又同年八月十九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据传徐氏现年六十三岁，民国元年加入国民党”，“徐极爱金钱，时借故向乡人索诈，凡船只经过陡时，徐必向舟子索取现费若干。……徐之行为极为乡民所不满，此其惨死之远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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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精忠说岳全传》长篇小说，清代钱彩、金丰编订。张俊参与秦桧陷害岳飞被众人咬死的事，见该书第七十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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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天讨”语出《尚书•皋陶谟》：“天讨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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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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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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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俄将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可见“丑态”；〔２〕马克思讲过莎士比亚，当然错误；〔３〕梁实秋教授将翻译莎士比亚，每本大洋一千元；〔４〕杜衡先生看了莎士比亚，“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了。〔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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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文学家杜衡先生，好像先前是因为没有自己觉得缺少“做人的经验”，相信群众的，但自从看了莎氏的《凯撒传》〔６〕以来，才明白“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文艺风景》〔７〕创刊号所载。）自然，这是根据“莎剧”的，和杜先生无关，他自说现在也还不能判断它对不对，但是，觉得自己“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却已经明白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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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对于杜衡先生的影响。但杜文《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里所表现的群众，又怎样呢？和《凯撒传》里所表现的也并不两样——“……这使我们想起在近几年来的各次政变中所时常看到的，‘鸡来迎鸡，狗来迎狗’式……那些可痛心的情形。……人类底进化究竟在那儿呢？抑或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至今还停滞在二千年前的罗马所曾经过的文明底阶段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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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发思古之幽情”〔８〕，往往为了现在。这一比，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他是古时候的人，有这一手并不算什么玩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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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经他的贵手一取舍，杜衡先生的名文一发挥，却实在使我们觉得群众永远将是“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材料，倒还是被迎的有出息；“至于我，老实说”，还竟有些以为群众之无能与可鄙，远在“鸡”“狗”之上的“心情”了。自然，这是正因为爱群众，而他们太不争气了的缘故——自己虽然还不能判断，但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呀，有谁不信，问他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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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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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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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指一九三三年苏联室内剧院排演诗人卢戈夫斯科伊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丑态”，是施蛰存攻击当时苏联文艺政策的话，参看本书《“莎士比亚”》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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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马克思曾多次讲到或引用莎士比亚作品，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及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致斐•拉萨尔》信中，讲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现实主义问题，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中，用《雅典的泰门》剧中的诗作例或作注；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第五节中，用《仲夏夜之梦》剧中人物作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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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当时胡适等把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属编译委员会，曾以高额稿酬约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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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见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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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凯撒传》又译《裘力斯•凯撒》，莎士比亚早期的历史剧，内容是写古罗马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凯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前４４），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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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文艺风景》文艺月刊，施蛰存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七月停刊，上海光华书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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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发思古之幽情”语见东汉班固《西都赋》：“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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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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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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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姊妹花》〔２〕中的穷老太婆对她的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宗汉〔３〕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穷人哲学”（见《大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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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这是教人安贫的，那根据是“运命”。古今圣贤的主张此说者已经不在少数了，但是不安贫的穷人也“终是”很不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里的“失”，是在非到盖棺之后，一个人的运命“终是”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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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言运命者也未尝没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处都是。然而他们对于主顾，肯断定他穷到底的是很少的，即使有，大家的学说又不能相一致，甲说当穷，乙却说当富，这就使穷人不能确信他将来的一定的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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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运命，就不能“安分”，穷人买奖券，便是一种“非分之想”。但这于国家，现在是不能说没有益处的。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运命既然不可知，穷人又何妨想做皇帝，这就使中国出现了《推背图》〔４〕。据宋人说，五代时候，许多人都看了这图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希望应着将来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乱了一百本，与别本一同流通，读者见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这才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时，上海却还大卖着《推背图》的新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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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现在的优生学〔５〕，本可以说是科学的了，中国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济运命说之穷，而历史又偏偏不挣气，汉高祖〔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还有立志传，絮絮叨叨的在对人讲西洋的谁以冒险成功，谁又以空手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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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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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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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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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姊妹花》郑正秋根据自己编写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和导演的电影，一九三三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影片以一九二四年军阀内战为背景，描写了一对自幼离散的孪生姊妹，因处境不同，妹妹成了军阀的姨太太，姊姊成了囚犯。结局是姊妹相认，与父母阖家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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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宗汉即邵宗汉，江苏武进人。他的《穷人哲学》一文发表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大晚报》“日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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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推背图》参看本卷第９３页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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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优生学英国哥尔登创立的学说，他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由遗传所决定，研究如何改进人类的遗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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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汉高祖即刘邦（前２４７—前１９５），字季，沛县（今属江苏）人，汉王朝的建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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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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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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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论重译及其他》下篇〔２〕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释我的误会。我却觉得并无什么误会，不同之点，只在倒过了一个轻重，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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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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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也许是一种原因，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３〕，鲁迅译的《毁灭》〔４〕，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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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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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自己所译的《塔什干》，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５〕其实是不然的。德译本虽然厚，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６〕。所以我们所有的汉译《塔什干》，也并不是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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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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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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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穆木天的《论重译及其它（下）》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我们作翻译时，须有权变的办法，但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是要容许，甚至要求间接翻译，但是，我们也要防止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而对作品之了解，是翻译时的先决条件。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译是不得许可的。”又说：“关于翻译文学可讨论的问题甚多，希望忠实的文学者多多发表些意见。看见史贲先生的《论重译》，使我不得不发表出来以上的意见，以释其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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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陈源译的俄国屠格涅夫《父与子》，是根据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转译的，一九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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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鲁迅译的《毁灭》，根据日文译本，并参看德、英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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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论重译及其他（上）》一文中说：“我是从法文本译过涅维洛夫的《塔什干》的，可是去年看见该书的德译本，比法译本分量多过几乎有一倍。”《塔什干》，原名《丰饶的城塔什干》，穆木天的译本一九三○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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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绥拉菲摩维支（Ａ．Ｃ．_J^GYJg，１８６３—１９４９）苏联作家。《铁流》是他所著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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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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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承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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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２〕东西是自有其时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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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佛典，受一部分人们的奚落已经十多年了，“觉今是而昨非”〔３〕，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候。关岳〔４〕，是清朝屡经封赠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闲却；从新记得，是袁世凯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凯一同盖了棺；而第二次从新记得，则是在现在。这时候，当然要重文言，掉文袋〔５〕，标雅致，看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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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小家子弟，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也还要勇往直前，拚命挣扎的，因为他没有安稳的老巢可归，只得向前干。虽然成家立业之后，他也许修家谱，造祠堂，俨然以旧家子弟自居，但这究竟是后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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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宅子里有仓中的旧货，有壁角的灰尘，一时实在搬不尽。倘有坐食的余闲，还可以东寻西觅，那就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来消磨他若干岁月。如果是穷极无聊了，那就更要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这无法可想的贫穷。这两种人，小康和穷乏，是不同的，悠闲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场的缓促，也不同的，但当这时候，却都正在古董中讨生活，所以那主张和行为，便无不同，而声势也好像见得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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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就又影响了一部分的青年们，以为在古董中真可以寻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这么闲适，看看急迫者，是这么专精，这，就总应该有些道理。会有仿效的人，是当然的。然而，时光也绝不留情，他将终于得到一个空虚，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张者倘无特操，无灼见，则说古董应该供在香案上或掷在茅厕里，其实，都不过在尽一时的自欺欺人的任务，要寻前例，是随处皆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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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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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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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语见《论语•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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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觉今是而昨非”语见晋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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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关岳指关羽和岳飞。万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明朝政府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并在宫中设庙奉祀。清朝对关羽累加封号，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清末民初祭祀渐废。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在称帝前重新下令合祀关岳。一九三四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又向国民党政府提议恢复孔丘及关岳祀典，并于该年三月二十八日举行“仲春上戊祀关岳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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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掉文袋又叫掉书袋。《南唐书•彭利用传》：“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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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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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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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２〕。所以，有人〔３〕以为“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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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４〕。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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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５〕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像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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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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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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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６〕，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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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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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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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燧人氏，神农氏都是我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前者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后者发明农具，教人耕种，又传说他尝百草，发明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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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指汪懋祖，下面的话是他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中，举当时小学《国语新读本》中的《三只小松鼠》课文作例时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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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与民同乐”语见《孟子•梁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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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拉芳丁（Ｌａ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１６２１—１６９５）通译拉•封丹，法国寓言诗人。《知了和蚂蚁》载于他的《寓言诗》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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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四句，是孟轲的话，语见《孟子•滕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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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二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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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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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２〕。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３〕了。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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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４〕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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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６〕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还有拜侠客做干爷，给富翁当赘婿，〔７〕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８〕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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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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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竟有人给文学也攀起亲来了，他说女人的才力，会因与男性的肉体关系而受影响，并举欧洲的几个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来作证据。于是又有人来驳他，说这是弗洛伊特说，不可靠。〔９〕其实这并不是弗洛伊特说，他不至于忘记梭格拉第〔１０〕太太全不懂哲学，托尔斯泰太太不会做文字这些反证的。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至于有“诗人”在钓一个女人，先捧之为“女诗人”〔１１〕，那是一种讨好的手段，并非他真传染给她了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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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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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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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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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海宁观潮”海宁在浙江省钱塘江下游，著名的铁塘江潮以在海宁所见最为壮观，每年中秋后三日内潮水最高时，前往观赏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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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海宁陈阁老，即清代陈元龙（１６５２—１７３６），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关于这里所说的传说，记载很多，陈怀《清史要略》第二编第九章：“弘历（乾隆）为海宁陈氏子，非世宗（雍正）子也……康熙间，雍王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王闻而喜，命抱之来，久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惧不敢辩，遂力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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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上海中国华美烟公司为推销“光华牌”香烟，举办“中国历史上标准伟人选举奖学金”，共列候选人二百名，分元首、圣哲、文臣、武将、文学、技艺、豪侠、女范八栏，把成吉思汗列为元首中第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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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申报•春秋》“观潮特刊”上有溪南的《乾隆皇帝与海宁》一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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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旧时汉族称边境少数民族或外国为“番”或“番邦”。汉族皇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把公主嫁给外族首领，称为“和亲”，民间称为“和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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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拜侠客做干爷指和上海流氓帮口头子有勾结，拜他们做“干爷”、“师傅”的市侩文人。给富翁当赘婿，指当时文人邵洵美等，邵是清末大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孙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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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徐福一作徐市，秦代的方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听信徐福的话，派他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数年不得。大概从汉代起，有徐福航海到日本即留日未返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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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关于女人的才力因与男性的关系而受影响的说法，见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天津《庸报•另外一页》发表署名山的《评日本女作家——思想转移多与生理有关系》一文，其中说：“女流作家多分地接受着丈夫的暗示。在生理学上，女人与男人交合后，女人的血液中，即存有了男人的素质，而且实际在思想上也沾染了不少的暗示。”同年九月十六日《申报•妇女园地》第三十一期发表陈君冶的《论女作家的生理影响与生活影响》一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受了弗洛伊特学说的影响，文中说：“关于女流作家未能产生如男作家的丰富的创作，决不能从弗罗伊德主义生理的解释，获得正确的结论，弗罗伊德主义所闹的笑话，也已经够多了！我们如欲找出女流作家不多及他们的作品不丰富的原因，我们只有拿史的唯物论来作解答的根源！”弗洛伊特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Ｓ．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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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梭格拉第（Ｓｏｋｒａｔｅｓ，前４６９—前３９９）通译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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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女诗人”指虞岫云，参看本卷第２７６页注〔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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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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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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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括〔２〕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３〕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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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４〕，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５〕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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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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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６〕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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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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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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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沈括（１０３１—１０９５）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文学家和科学家。精于数学、天文学，并擅长音乐、医学、土木工程。著有《长兴集》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是记他平日与宾友的言论以及遗闻旧典、文学、技艺等，因他晚年退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而命名。这里所引见该书第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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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穆修（９７９—１０３２）字伯长，郓州（今山东东平）人。张景（９７０—１０１８），字晦之，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他们都是北宋古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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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古代言文不分是胡适等人的看法，胡适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第一篇第一章中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按他的意思，战国以前文体与语体是合一的。鲁迅对此一向有不同看法，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曾说：“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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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白话的文言”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七月《论语》第四十五期发表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一文中，以“语录式”为“白话的文言”，说它是“天然写法”，能够“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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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见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一文：“不要忘记了言语是民众所创造，将言语分为文学的和民众的两种，只不过是毛坯的言语和艺术家加过工的言语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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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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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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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介亭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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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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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眼还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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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俗人应避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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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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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小学大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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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图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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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外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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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刻纪程》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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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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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后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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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破仑与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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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后杂谈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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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行和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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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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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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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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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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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戏》周刊编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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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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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曹聚仁先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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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素园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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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国际文学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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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刘半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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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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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韦素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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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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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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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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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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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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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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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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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戏》周刊编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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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语文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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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环图画琐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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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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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谱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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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旧形式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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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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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四年所作杂文三十六篇，一九三五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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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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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１〕，前“第三种人”〔２〕施蛰存〔３〕和杜衡即苏汶〔４〕，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５〕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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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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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６〕，和生存不能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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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本集子和《花为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７〕，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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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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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邵洵美（１９０６—１９６８）浙江余姚人。曾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所谓唯美主义文学。他和章克标是《人言》周刊的“编辑同人”。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一节，文末的“编者注”中攻击鲁迅的杂文“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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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第三种人”一九三三年十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中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之外的“第三种人”，鼓吹“文艺自由论”，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这些所谓“第三种人”“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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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施蛰存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曾主编《现代》月刊、《文饭小品》等。他在《文饭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服尔泰》中，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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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苏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曾编辑《现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中说，“杂文的流行”，是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至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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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杂文和杂文家》中，说杂文的兴盛，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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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死之说教者”原是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第九篇的篇名，这里借用其字面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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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诗史意思是可以作为历史看的诗，语见《新唐书•杜甫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后也泛指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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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且介亭当时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个地区是“越界筑路”（帝国主义者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区域，即所谓“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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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眼还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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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衡先生在“最近，出于‘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凯撒传》〔２〕。这一读是颇有关系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拜读他从读旧书而来的新文章：《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见《文艺风景》〔３〕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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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剧本，杜衡先生是“曾经用两个月的时间把它翻译出来过”的，就可见读得非常子细。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剧里，莎氏描写了两个英雄——凯撒，和……勃鲁都斯。……还进一步创造了两位政治家（煽动家）——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但最后的胜利却属于安东尼，而“很明显地，安东尼底胜利是凭借了群众底力量”，于是更明显地，即使“甚至说，群众是这个剧底无形的主脑，也不嫌太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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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无形的主脑”是怎样的东西呢？杜衡先生在叙事和引文之后，加以结束——决不是结论，这是作者所不愿意说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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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许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记把群众表现为一个力量的；不过，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自然，我们不能贸然地肯定这是群众底本质，但是我们倘若说，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大概不会有什么错误吧。这看法，我知道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至于我，说实话，我以为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是至今还超乎我底能力之上，我不敢妄置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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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衡先生是文学家，所以这文章做得极好，很谦虚。假如说，“妈的群众是瞎了眼睛的！”即使根据的是“理性”，也容易因了表现的粗暴而招致反感；现在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莎士比亚老前辈“把群众这样看法的”，您以为怎么样呢？“巽语之言，能无说乎”〔４〕，至少也得客客气气的搔一搔头皮，如果你没有翻译或细读过莎剧《凯撒传》的话——只得说，这判断，更是“超乎我底能力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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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都不负责任，单是讲莎剧。莎剧的确是伟大的，仅就杜衡先生所绍介的几点来看，它实在已经打破了文艺和政治无关的高论了。群众是一个力量，但“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据莎氏的表现，至少，他们就将“民治”的金字招牌踏得粉碎，何况其他？即在目前，也使杜衡先生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判断了。一本《凯撒传》，就是作政论看，也是极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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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杜衡先生却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自然，在杜衡先生，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应该爱惜这一位以《凯撒传》给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断了那一种“朋友们”，却未免太不顾事实了。现在不但施蛰存先生已经看见了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见《现代》九月号）〔５〕，便是《资本论》里，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尝说他有罪么？将来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６〕来证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责莎士比亚的迷信一样，会特地“吊民伐罪”〔７〕，和杜衡先生一般见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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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且杜衡先生的文章，是写给心情和他两样的人们来读的，因为会看见《文艺风景》这一本新书的，当然决不是怀着“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的朋友。但是，一看新书，可也就不至于只看一本《文艺风景》了，讲莎剧的书又很多，涉猎一点，心情就不会这么抖抖索索，怕被“政治家”（煽动家）所煽动。那些“朋友们”除注意作者的时代和环境而外，还会知道《凯撒传》的材料是从布鲁特奇的《英雄传》〔８〕里取来的，而且是莎士比亚从作喜剧转入悲剧的第一部；作者这时是失意了。为什么事呢，还不大明白。但总之，当判断的时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豫言的痛快，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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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是对于“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的看法，和杜衡先生的眼睛两样的就有的是。现在只抄一位痛恨十月革命，逃入法国的显斯妥夫（ＬｅｖＳｈｅｓｔｏｖ）〔９〕先生的见解，而且是结论在这里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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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攸里乌斯•凯撒》中活动的人，以上之外，还有一个。那是复合底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说‘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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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亚之被称为写实家，并不是无意义的。无论在那一点，他决不阿谀群众，做出凡俗的性格来。他们轻薄，胡乱，残酷。今天跟在彭贝〔１０〕的战车之后，明天喊着凯撒之名，但过了几天，却被他的叛徒勃鲁都斯的辩才所惑，其次又赞成安东尼的攻击，要求着刚才的红人勃鲁都斯的头了。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１１〕之辈的，他们那一面，也轻蔑着群众。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撒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面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他们的功绩之类，是用不着想到的。他们那一面也很明白，施与些像个王者的宽容，借此给自己收得报答。在拥挤着这些满是虚荣心的人们的连串里，间或夹杂着勃鲁都斯那样的廉直之士，是事实。然而谁有从山积的沙中，找出一粒珠子来的闲工夫呢？群众，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从群众看来，不过是余兴。在其间，正义就占了胜利，而幕也垂下来了。”（《莎士比亚〔剧〕中的伦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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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然也未必是正确的见解，显斯妥夫就不很有人说他是哲学家或文学家。不过便是这一点点，就很可以看见虽然同是从《凯撒传》来看它所表现的群众，结果却已经和杜衡先生有这么的差别。而且也很可以推见，正不会如杜衡先生所豫料，“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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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杜衡先生大可以不必替莎士比亚发愁。彼此其实都很明白：“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就是在那时候的群众，也“不过是余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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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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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五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同年九月三十日《鲁迅日记》：“夜作《解杞忧》一篇”，即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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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眼还眼”，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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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莎士比亚（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家、诗人。《凯撒传》，即《攸里乌斯•凯撒》。是一部以凯撒为主角的历史剧。凯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前４４），古罗马将领、政治家。公元前四十八年被任为终身独裁者，公元前四十四年被共和派领袖勃鲁都斯（约前８５—前４２）刺死。勃鲁都斯刺杀凯撒后，逃到罗马的东方领土，召集军队，准备保卫共和政治；公元前四十二年被凯撒部将安东尼（约前８３—前３０）击败，自杀身死。卡西乌斯（？—前４２），罗马地方长官，刺杀凯撒的同谋者，亦为安东尼所败，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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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文艺风景》月刊，施蛰存编辑，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仅出二期。上海光华书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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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巽语之言，能无说乎”孔丘的话。语见《论语•子罕》。“巽语”原作“巽与”，据朱熹《集注》：“巽言者，婉而导之也。”“说”同“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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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施蛰存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说：“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五年五月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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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哈孟雷特》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剧中几次出现被毒死的丹麦国王老哈姆雷特的鬼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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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吊民伐罪”旧时学塾初级读物《千字文》中的句子。“吊民”原出《孟子•滕文公》：“诛其君，吊其民。”“伐罪”原出《周礼•夏官•大司马》：“救无辜，伐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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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布鲁特奇（Ｐｌｕｔａｒｃｈ，约４６—约１２０）通译普鲁塔克，古希腊作家。《英雄传》，即《希腊罗马名人传》，是欧洲最早的传记文学作品后来不少诗人和历史剧作家都从中选取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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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显斯妥夫（UVJHIG，１８６８—１９３８）俄国文艺批评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寓居巴黎。著有《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尼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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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彭贝（ＧＰｏｍｐｅｉｕｓ，前１０６—前４８）古罗马将军，公元前七○年任执政；后与凯撒争权，公元前四十八年为凯撒所败，逃亡埃及，被他的部下所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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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辛那（ＬＣＣｉｎｎａ）公元前四十四年任罗马地方长官。凯撒被刺时，他同情并公开赞美刺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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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俗人应避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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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看了些杂志，偶然想到的——浊世少见“雅人”，少有“韵事”。但是，没有浊到彻底的时候，雅人却也并非全没有，不过因为“伤雅”的人们多，也累得他们“雅”不彻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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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２〕。新月社的作家们是最憎恶骂人的，但遇见骂人的人，就害得他们不能不骂〔３〕。林语堂先生是佩服“费厄泼赖”的〔４〕，但在杭州赏菊，遇见“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的青年，他就不能不“假作无精打彩，愁眉不展，忧国忧家”（详见《论语》五十五期）的样子〔５〕，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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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与大度之类。没有别人，即无以显出这一面之优，所谓“相反而实相成”〔６〕者，就是这。但又须别人凑趣，至少是知趣，即使不能帮闲，也至少不可说破，逼得好人们再也好不下去。例如曹孟德是“尚通侻”〔７〕的，但祢正平天天上门来骂他，他也只好生起气来，送给黄祖去“借刀杀人”了。〔８〕祢正平真是“咎由自取”。所谓“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罗帐，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觉和吃饭，和俗人究竟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就是肚子里盘算些挣钱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绝无其事。但他的出众之处，是在有时又忽然能够“雅”。倘使揭穿了这谜底，便是所谓“杀风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带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若无此辈，何至于此呢？所以错处总归在俗人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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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罢，有两位知县在这里，他们自然都是整天的办公事，审案子的，但如果其中之一，能够偶然的去看梅花，那就要算是一位雅官，应该加以恭维，天地之间这才会有雅人，会有韵事。如果你不恭维，还可以；一皱眉，就俗；敢开玩笑，那就把好事情都搅坏了。然而世间也偏有狂夫俗子；记得在一部中国的什么古“幽默”书里〔９〕，有一首“轻薄子”咏知县老爷公余探梅的七绝——红帽哼兮黑帽呵，风流太守看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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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花低首开言道：小底梅花接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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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恶作剧，将韵事闹得一塌胡涂。而且他替梅花所说的话，也不合式，它这时应该一声不响的，一说，就“伤雅”，会累得“老爷”不便再雅，只好立刻还俗，赏吃板子，至少是给一种什么罪案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你俗，再不能以雅道相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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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谨慎的人，偶然遇见仁人君子或雅人学者时，倘不会帮闲凑趣，就须远远避开，愈远愈妙。假如不然，即不免要碰着和他们口头大不相同的脸孔和手段。晦气的时候，还会弄到卢布学说〔１０〕的老套，大吃其亏。只给你“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倒还不打紧，——然而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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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贤者避世”〔１１〕，我以为现在的俗人却要避雅，这也是一种“明哲保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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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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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署名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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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朱子即朱熹。他给官妓吃板子一事，见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天台营妓严蕊……色艺冠一时……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与正赏之双缣……其后朱晦庵（按即朱熹）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筍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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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指梁实秋等对作者的谩骂攻击。梁实秋在发表于《新月》第二卷第八号（一九二九年十月）的（“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副药太冷，那一到药太热，这一副药太猛，那—副药太慢。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又说：“‘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我们要的是积极的一个诊断，使得现状渐趋（或突变）于良善。现状如此之令人不满，有心的人恐怕不忍得再专事嘲骂只图一时口快笔快了罢？”参看《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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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所谓性灵幽默文学。“费厄泼赖”，英语Ｆａｉｒｐｌａｙ的音译，意译为公正的比赛，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林语堂在《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提倡所谓“费厄泼赖”精神。参看《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及其有关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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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林语堂在《论语》第五十五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游杭再记》中说：“见有二青年，口里含一支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于是防他们看见我‘有闲’赏菊，又加一亡国罪状，乃假作无精打采，愁眉不展，忧国忧家似的只是走错路而并非在赏菊的样子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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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相反而实相成”语出《汉书•艺文志》：“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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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曹孟德（１５５—２２０）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官至丞相，封魏王，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帝。他处世待人，一般比较放达，不拘小节。通侻，即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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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祢正平（１７３—１９８）即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据《后汉书•祢衡传》，祢衡屡次辱骂曹操，曹操想杀他而有所顾忌，就将他遣送与荆州刺史刘表；后因侮慢刘表又被送与江夏太守黄祖，终于为黄祖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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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古“幽默”书清代倪鸿的《桐阴清话》卷一载有这首诗，其中“低首”作“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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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卢布学说指反动派诬蔑进步文化工作者受苏俄收买，接受卢布津贴的谣言。参看《二心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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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贤者避世”孔丘的话，见《论语•宪问》。据朱熹《集注》，“避世”是“天下无道而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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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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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２〕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３〕，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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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新的小说的生存，却总在不断的战斗中。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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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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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４〕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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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鲁迅记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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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参看本书《附记》。《草鞋脚》，鲁迅应美国人伊罗生之约和茅盾共同编选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二十六篇，由伊罗生等译成英文，当时未能出版，后经重编，于一九七四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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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作。通行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清代高鹗所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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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文学革命”运动指“五四”前后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运动。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起鲁迅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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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见明代杨慎编辑的《古今谚》所录方回《山经》引《相冢书》：“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肝而能语，医师色如土。”清代沈德潜编《古诗源》卷一亦载有此诗，“肺肝”作“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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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小学大全》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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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２〕，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竟无意之间买到了一种，曰《小学大全》，共五本，价七角，看这名目，是不大有人会欢迎的，然而，却是清朝的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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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书的编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亲尹会一〔３〕，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４〕。还请令旗籍〔５〕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６〕，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这部书便成于两年之后的，加疏的《小学》六卷，《考证》和《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二卷，合成一函，是为《大全》。也曾进呈，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钦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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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大祸。这年三月，乾隆行经保定，尹嘉铨便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为他的父亲请谥，朱批是“与瞻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不过他豫先料不到会碰这样的大钉子，所以接着还有一本，是请许“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８〕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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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铨当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时，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书和别项著作，实在不少，但其实也并无什么干碍之作。不过那时是决不能这样就算的，经大学士三宝〔９〕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而结果很宽大：“尹嘉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就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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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还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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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回的文字狱，只绞杀了一个人，比起别的案子来，决不能算是大狱，但乾隆皇帝却颇费心机，发表了几篇文字。从这些文字和奏章（均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看来，这回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１０〕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１１〕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大学士三宝们也很明白这潮流，当会审尹嘉铨时，曾奏道：“查该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愤而快人心。该犯曾任三品大员，相应遵例奏明，将该犯严加夹讯，多受刑法，问其究属何心，录取供词，具奏，再请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后来究竟用了夹棍没有，未曾查考，但看所录供词，却于用他的“丑行”来打倒他的道学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劲的。现在抄三条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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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他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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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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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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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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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件要紧事是销毁和他有关的书。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１２〕但我所得的《小学大全》，却是光绪二十二年开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统丁巳”（实是中华民国六年）重校的遗老本，有张锡恭跋云：“世风不古若矣，愿读是书者，有以转移之。……”又有刘安涛跋云：“晚近凌夷，益加甚焉，异言喧，显与是书相悖，一唱百和，……驯致家与国均蒙其害，唐虞三代以来先圣先贤蒙以养正之遗意，扫地尽矣。剥极必复，天地之心见焉。……”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却也使昧于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销毁”的书，虽遗老也不复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从新奉为宝典了。这莫非也是“剥极必复”〔１３〕么？恐怕是遗老们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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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１４〕，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１５〕，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１６〕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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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影响好像是淡下去了，遗老们的重刻《小学大全》，就是一个证据，但也可见被愚弄了的性灵，又终于并不清醒过来。近来明人小品，清代禁书，市价之高，决非穷读书人所敢窥覗，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１７〕……等，却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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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这决不及赏玩性灵文字〔１８〕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点演成了现在的所谓性灵的历史，却也十分有益的。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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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三期，署名杜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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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清朝禁书清政府为实行文化统制，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将认为内容“悖谬”和有“违碍字句”的书，都分别“销毁”和“撤毁”（即“全毁”和“抽毁”）。“禁书”即指这些应毁的书；关于禁书的目录，后来有《全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等数种（都收在清代姚觐元辑《咫进斋丛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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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尹会一（１６９１—１７４８）字元孚，清代道学家，官至吏部侍郎。著有阐释程、朱理学的书数种和《贤母年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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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大理寺卿中央审判机关的主管长官，按清朝官制为“正三品”。稽察觉罗学，即清朝皇族旁支子弟学校的主管，据《清会典》载：以显祖宣皇帝（即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父亲爱新觉罗•塔克世）之本支子孙为“宗室”，以显祖宣皇帝之叔伯兄弟等之旁支子孙为“觉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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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旗籍清代满族军事、生产合一的户籍编制单位，共分八旗。此外另设蒙八旗和汉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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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朱子即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字元晦，婺源（今属江西）人，宋代理学家，官至宝文阁待制，著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通鉴纲目》等。《小学》，朱熹、刘子澄编，共六卷，系辑录古书中符合封建道德的片段分类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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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语见《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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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汤斌（１６２７—１６８７）字孔伯，睢州（今河南睢县）人，官至礼部尚书。范文程（１５９７—１６６６），字宪斗，沈阳人，官至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师。李光地（１６４２—１７１８），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顾八代（？—１７０９），字文起，满洲镶黄旗人，官至礼部尚书。张伯行（１６５１—１７２５），字孝先，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官至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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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三宝（？—１７８４）满洲正红旗人，乾隆时官至东阁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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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乾隆皇帝在《尹嘉铨免其凌迟之罪谕》中说：“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事日非，可为鉴戒……又其书有《多臣言行录》一编……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门户亦且渐开，所关朝常世教，均非浅鲜。即伊托言仿照朱子《名臣言行录》，朱子所处，当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评，尚皆公当。今尹嘉铨乃欲于国家全盛之时，逞其私臆，妄生议论，变乱是非，实为莠言乱政。”又在《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中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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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纪昀（１７２４—１８０５）字晓岚，直隶（今河北）献县人，清代文学家。官至礼部尚书，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是《四库全书》的书目解题，完成于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阅微草堂笔记》，笔记小说，共五种，二十四卷。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的“引言”中说：“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是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列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更多处有不满道学家的言论，如：“讲学家责人无已时。”“一儒生颇讲学……崖岸太甚，动以不情之论责人。”“讲学家持论务严，遂使一时失足者无路自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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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关于销毁《小学大全》，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五月“上谕”：“如《小学》等书，本系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销毁，惟其中有经该犯（按指尹嘉铨）疏解编辑及有序跋者，即当一体销毁。”在当时的军机处“应行销毁尹嘉铨书籍单”中，《小学大全》一书下注有“尹嘉铨疏辑，亦应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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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剥极必复”“剥”、“复”是《易经》中的两个卦名，《剥卦》之后就是《复卦》，所以说“剥极必复”（剥是剥落，复是反本）。《易经•复卦》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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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文化统制”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剿灭共产主义”的反动文化政策，并在他们的刊物上大事宣传（如一九三四年一月《汗血》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即为《文化剿匪专号》，同年八月《前途》月刊第二卷第八期又为《文化统制专号》）。鲁迅在这里用“文艺政策”和“文化统制”等字样加以揭露，但发表时都被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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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四库全书清代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设馆纂修，历时十年始成。共收书三五○三种，七九三三七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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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七经”指《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和《礼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加以注疏，编为《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七种，合称《御纂七经》。“二十四史”，乾隆时规定从《史记》至《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钦定二十四史》。《通鉴》，宋代司马光等编纂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战国，终于五代，名《资治通鉴》。乾隆帝命臣下编成起自上古终于明末的另一编年体史书，由他亲自“详加评断”，称为《御批通鉴辑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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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东华录》清代蒋良骥编，三十二卷。系从清太祖天命至世宗雍正六朝的实录和其他文献摘抄而成。后由王先谦加以增补，扩编为一九五卷，并新增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合为《九朝东华录》，共四二五卷。稍后，他又补辑《咸丰朝东华录》和《同治朝东华录》各一百卷；此后又有朱寿朋编的《光绪朝东华录》二二○卷。《上谕八旗》，内容是雍正一朝关于八旗政务的谕旨和奏议等文件，共分三集：《上谕八旗》十三卷、《上谕旗务议复》十二卷、《谕行旗务奏议》十三卷。《雍正朱批谕旨》，三六○卷，内容是经雍正朱批的“臣工”二百余人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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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性灵文字指当时林语堂提倡“性灵”的文章。他在《论语》第二卷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发表的《有不为斋随笔•论文》中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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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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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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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时怎么讲得清楚呢，家境还不算精穷，当然还不如给一点所谓教育，首先是识字。上海有各国的人们，有各国的书铺，也有各国的儿童用书。但我们是中国人，要看中国书，识中国字。这样的书也有，虽然纸张，图画，色彩，印订，都远不及别国，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给孩子买来的是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国难后第六版”的《看图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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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是那色彩就多么恶浊，但这且不管他。图画又多么死板，这且也不管他。出版处虽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图上有蜡烛，有洋灯，却没有电灯；有朝靴，有三镶云头鞋，却没有皮鞋。跪着放枪的，一脚拖地；站着射箭的，两臂不平，他们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更坏的是连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和实物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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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记起幼小时候看过的《日用杂字》来。这是一本教育妇女婢仆，使她们能够记账的书，虽然名物的种类并不多，图画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泼，也很像。为什么呢？就因为作画的人，是熟悉他所画的东西的，一个“萝卜”，一只鸡，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含胡，画起来当然就切实。现在我们只要看《看图识字》里所画的生活状态——洗脸，吃饭，读书——就知道这是作者意中的读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在租界上租一层屋，装了全家，既不阔绰，也非精穷的，埋头苦干一日，才得维持生活一日的人，孩子得上学校，自己须穿长衫，用尽心神，撑住场面，又那有余力去买参考书，观察事物，修炼本领呢？况且，那书的末叶上还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即西历一九○八年，虽是前年新印，书却成于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无生气，正也不足为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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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即如《看图识字》这两本小书，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其实是，倘不是对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决难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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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然而我们这些蠢才，却还在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只要看近两三年的出版界，给“小学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别的多就知道。中国突然出了这许多“儿童文学家”了么？我想：是并不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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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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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北平《文学季刊》第三期，署名唐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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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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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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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搁楼里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经做得筋疲力尽，叹着苦，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所以也谈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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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谈旱灾，谈求雨，谈吊膀子，谈三寸怪人干，谈洋米，谈裸腿，〔２〕也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因为我写过几篇白话文，所以关于古文之类他们特别要听我的话，我也只好特别说的多。这样的过了两三夜，才给别的话岔开，也总算谈完了。不料过了几天之后，有几个还要我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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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里面，有的是因为我看过几本古书，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为我看过一点洋书，有的又因为我看古书也看洋书；但有几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说我是蝙蝠。我说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３〕，能信么？我谈到大众语，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劳苦大众，讲什么海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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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真的。我们讲旱灾的时候，就讲到一位老爷下乡查灾，说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灾的，现在成灾，是因为农民懒，不戽水。但一种报上，却记着一个六十老翁，因儿子戽水乏力而死，灾象如故，无路可走，自杀了。老爷和乡下人，意见是真有这么的不同的。那么，我的夜谈，恐怕也终不过是一个门外闲人的空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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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飓风过后，天气也凉爽了一些，但我终于照着希望我写的几个人的希望，写出来了，比口语简单得多，大致却无异，算是抄给我们一流人看的。当时只凭记忆，乱引古书，说话是耳边风，错点不打紧，写在纸上，却使我很踌躇，但自己又苦于没有原书可对，这只好请读者随时指正了。•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写•完•并•记。二字是什么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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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是什么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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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听惯了一件东西，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造的故事，对于文字，也当然要有这质问。但立刻就有忘记了来源的答话：字是仓颉〔４〕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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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般的学者的主张，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可见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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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做《易经》〔５〕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却比较的聪明，他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他不说仓颉，只说“后世圣人”，不说创造，只说掉换，真是谨慎得很；也许他无意中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独自造出许多文字来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这么含含胡胡的来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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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用书契来代结绳的人，又是什么脚色呢？文学家？不错，从现在的所谓文学家的最要卖弄文字，夺掉笔杆便一无所能的事实看起来，的确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确应该给自己的吃饭家伙出点力。然而并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们，虽然劳动也唱歌，求爱也唱歌，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且那时的社会里，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文字毫无用处。据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的话来看，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来该是史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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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６〕，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７〕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后来的“文学家”用它来写“阿呀呀，我的爱哟，我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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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佳句，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何足道哉”！三字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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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那么，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结还记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８〕之流，三条绳一组，都不打结是“乾”，中间各打一结是“坤”罢？恐怕也不对。八组尚可，六十四组就难记，何况还会有五百十二组呢。只有在秘鲁还有存留的“打结字”（Ｑｕｉｐｐｕｓ）〔９〕，用一条横绳，挂上许多直绳，拉来拉去的结起来，网不像网，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我们上古的结绳，恐怕也是如此的罢。但它既然被书契掉换，又不是书契的祖宗，我们也不妨暂且不去管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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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禹的“岣嵝碑”〔１０〕是道士们假造的；现在我们能在实物上看见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钟鼎文。但这些，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器上，有时还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而从这图形上，又能发见和文字相关的线索：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画在西班牙的亚勒泰米拉（Ａｌｔａｍｉｒａ）洞〔１１〕里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许多艺术史家说，这正是“为艺术的艺术”，原始人画着玩玩的。但这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有闲，他的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现在上海墙壁上的香烟和电影的广告画，尚且常有人张着嘴巴看，在少见多怪的原始社会里，有了这么一个奇迹，那轰动一时，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一面看，知道了野牛这东西，原来可以用线条移在别的平面上，同时仿佛也认识了一个“牛”字，一面也佩服这作者的才能，但没有人请他作自传赚钱，所以姓氏也就湮没了。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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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后来还该有不断的增补，这是史官自己可以办到的，新字夹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别人也容易推测到那字的意义。直到现在，中国还在生出新字来。但是，硬做新仓颉，却要失败的，吴的朱育，唐的武则天，都曾经造过古怪字，〔１２〕也都白费力。现在最会造字的是中国化学家，许多原质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认得，连音也难以读出来了。老实说，我是一看见就头痛的，觉得远不如就用万国通用的拉丁名来得爽快，如果二十来个字母都认不得，请恕我直说：那么，化学也大抵学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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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写字就是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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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礼》和《说文解字》〔１３〕上都讲文字的构成法有六种，这里且不谈罢，只说些和“象形”有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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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１４〕，就是画一只眼睛是“目”，画一个圆圈，放几条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当的。但有时要碰壁，譬如要画刀口，怎么办呢？不画刀背，也显不出刀口来，这时就只好别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条短棍，算是指明“这个地方”的意思，造了“刃”。这已经颇有些办事棘手的模样了，何况还有无形可象的事件，于是只得来“象意”〔１５〕，也叫作“会意”。一只手放在树上是“采”，一颗心放在屋子和饭碗之间是“OE|”，有吃有住，安OE|了。但要写“宁可”的宁，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条线，表明这不过是用了“OEs”的声音的意思。“会意”比“象形”更麻烦，*少要画两样。如“宝”字，则要画一个屋顶，一串玉，一个缶，一个贝，计四样；我看“缶”字还是杵臼两形合成的，那么一共有五样。单单为了画这一个字，就很要破费些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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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还是走不通，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有些事物是画不来，譬如松柏，叶样不同，原是可以分出来的，但写字究竟是写字，不能像绘画那样精工，到底还是硬挺不下去。来打开这僵局的是“谐声”，意义和形象离开了关系。这已经是“记音”了，所以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字的进步。不错，也可以说是进步，然而那基础也还是画画儿。例如“菜，从草，采声”，画一窠草，一个爪，一株树：三样；“海，从水，每声”，画一条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样。总之：如果要写字，就非永远画画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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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们早就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１６〕，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写起来虽然比较的简单，认起来却非常困难了，要凭空一个一个的记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并不简单，例如“”或“璋”，去叫孩子写，非练习半年六月，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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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层，是“谐声”字也因为古今字音的变迁，很有些和“声”不大“谐”的了。现在还有谁读“滑”为“骨”，读“海”为“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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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传文字给我们，原是一份重大的遗产，应该感谢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的现在，这感谢却只好踌蹰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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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古时候言文一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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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我想来猜一下古时候言文是否一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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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问题，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他口气，好像大概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１７〕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因为文字愈容易写，就愈容易写得和口语一致，但中国却是那么难画的象形字，也许我们的古人，向来就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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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经》〔１８〕有那么难读，似乎正可作照写口语的证据，但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语，现在还没有研究出，还要繁也说不定的。至于周秦古书，虽然作者也用一点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类，即使和口语还相近罢，用的也是周秦白话，并非周秦大众语。汉朝更不必说了，虽是肯将《书经》里难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马迁〔１９〕，也不过在特别情况之下，采用一点俗语，例如陈涉的老朋友看见他为王，惊异道：“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２０〕，而其中的“涉之为王”四个字，我还疑心太史公加过修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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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古书里采录的童谣，谚语，民歌，该是那时的老牌俗语罢。我看也很难说。中国的文学家，是颇有爱改别人文章的脾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汉民间的《淮南王歌》〔２１〕，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汉书》和《前汉纪》〔２２〕记的就两样。一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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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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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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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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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饱蓬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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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二人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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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起来，好像后者是本来面目，但已经删掉了一些也说不定的：只是一个提要。后来宋人的语录，话本，元人的杂剧和传奇里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它用字较为平常，删去的文字较少，就令人觉得“明白如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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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所以我们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经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在纸上描出今人谁也不说，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语的摘要来。你想，这难不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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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据《易经》的作者所推测，“上古结绳而治”，则连结绳就已是治人者的东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里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酋长之下，万民之上的人。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者。至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限于资格，他不配。而且连书籍也看不见。中国在刻版还未发达的时候，有一部好书，往往是“藏之秘阁，副在三馆”〔２３〕，连做了士子，也还是不知道写着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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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敬惜字纸”的篓子；至于符的驱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新的尊严者日出不穷，对于旧的尊严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们一多，也会损伤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为这好像是字的东西，除道士以外，谁也不认识的缘故。所以，对于文字，他们一定要把持。欧洲中世，文章学问，都在道院里；克罗蒂亚（Ｋｒｏａｔｉａ）〔２４〕，是到了十九世纪，识字的还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语，退步到对于旧生活刚够用。他们革新的时候，就只好从外国借进许多新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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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汉朝的杨雄的喜欢奇字，就有这毛病的，刘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黄浦。〔２５〕唐朝呢，樊宗师的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２６〕，李贺的诗做到别人看不懂〔２７〕，也都为了这缘故。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字写得别人不认识，下焉者，是从《康熙字典》〔２８〕上查出几个古字来，夹进文章里面去；上焉者是钱坫的用篆字来写刘熙的《释名》〔２９〕，最近还有钱玄同先生的照《说文》字样给太炎先生抄《小学答问》。〔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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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但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说白话不如文言的人，就从这里出发的；现在论大众语，说大众只要教给“千字课”〔３１〕就够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还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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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不识字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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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３２〕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译名。会写写这样的“文”的，现在是写白话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学家”，或者叫“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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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３３〕。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３４〕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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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３５〕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两大史诗〔３６〕，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３７〕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３８〕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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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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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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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怎么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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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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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太平歌……”是钦颁的教育大众的俗歌；〔３９〕此外，士大夫也办过一些白话报，〔４０〕但那主意，是只要大家听得懂，不必一定写得出。《平民千字课》就带了一点写得出的可能，但也只够记账，写信。倘要写出心里所想的东西，它那限定的字数是不够的。譬如牢监，的确是给了人一块地，不过它有限制，只能在这圈子里行立坐卧，断不能跑出设定了的铁栅外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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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乃宣和王照〔４１〕他两位都有简字，进步得很，可以照音写字了。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们俩都是会员，劳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亲到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４２〕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但结果总算几经斟酌，制成了一种东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时很有些人，以为可以替代汉字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行，因为它究竟不过简单的方块字，恰如日本的“假名”〔４３〕一样，夹上几个，或者注在汉字的旁边还可以，要它拜帅，能力就不够了。写起来会混杂，看起来要眼花。那时的会员们称它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范围的。再看日本，他们有主张减少汉字的，有主张拉丁拼音的，但主张只用“假名”的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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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好一点的是用罗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赵元任先生罢，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罗马字拼起来——现在是连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词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门外汉来说，好像那拼法还太繁。要精密，当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变了“难”，有些妨碍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种简而不陋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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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国际文选》里有一小本《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４４〕，《世界》第二年第六七号合刊附录的一份《言语科学》〔４５〕，就都是绍介这东西的。价钱便宜，有心的人可以买来看。它只有二千八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人”就是Ｒｈｅｎ，“房子”就是Ｆａｎｇｚ，“我吃果子”是Ｗｏｃｈｇｏｚ，“他是工人”是Ｔａｓｈｇｕｎｇｒｈｅｎ。现在在华侨里实验，见了成绩的，还只是北方话。但我想，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它合于各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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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不过像我们这样坐着乘风凉，谈闲天的人们，可又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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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专化呢，普遍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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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里，就又碰着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言语，各处很不同，单给一个粗枝大叶的区别，就有北方话，江浙话，两湖川贵话，福建话，广东话这五种，而这五种中，还有小区别。现在用拉丁字来写，写普通话，还是写土话呢？要写普通话，人们不会；倘写土话，别处的人们就看不懂，反而隔阂起来，不及全国通行的汉字了。这是一个大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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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在开首的启蒙时期，各地方各写它的土话，用不着顾到和别地方意思不相通。当未用拉丁写法之前，我们的不识字的人们，原没有用汉字互通着声气，所以新添的坏处是一点也没有的，倒有新的益处，至少是在同一语言的区域里，可以彼此交换意见，吸收智识了——那当然，一面也得有人写些有益的书。问题倒在这各处的大众语文，将来究竟要它专化呢，还是普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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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专化又有专化的危险。言语学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专化，往往要灭亡的。未有人类以前的许多动植物，就因为太专化了，失其可变性，环境一改，无法应付，只好灭亡。——幸而我们人类还不算专化的动物，请你们不要愁。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但决不该为文学做牺牲，要不然，他的荒谬和为了保存汉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的活圣贤就并不两样。所以，我想，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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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听其自然，却也不是好办法。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人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此后当然还要做。年深月久之后，语文更加一致，和“炼话”一样好，比“古典”还要活的东西，也渐渐的形成，文学就更加精采了。马上是办不到的。你们想，国粹家当作宝贝的汉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这才有这么一堆古怪成绩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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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开手要谁来做的问题，那不消说：是觉悟的读书人。有人说：“大众的事情，要大众自己来做！”〔４６〕那当然不错的，不过得看看说的是什么脚色。如果说的是大众，那有一点是对的，对的是要自己来，错的是推开了帮手。倘使说的是读书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话把持文字，保护自己的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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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不必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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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还•不•必•实•做，•只•要•一•说，•就•又•使•另•一•些•人•发•生•恐•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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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说•提•倡•大•众•语•文•的，•乃•是“•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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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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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意•在•于•造•反。•给•带•上•一•顶•有•色•帽，•是•极•简•单•的•反•对•法。•不•过•一•面•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太•平，•宁•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么，•倘•使•口•头•宣•传•呢，•就•应•该•使•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聋•子•了。•但•这•不•属•于“•谈•文”•的•范•围，•这•里•也•无•须•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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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为•着•文•学•发•愁•的，•我•现•在•看•见•有•两•种。•一•种•是•怕•大•众•如•果•都•会•读，•写，•就•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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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怕•天•掉•下•来•的•好•人。上次说过，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乡下去了，先前是，农民们还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不过这讲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的见识多，说话巧，能够使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话来，也就是作品。倘有语言无味，偏爱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听的，还要送给他许多冷话——讥刺。我们弄了几千年文言，十来年白话，凡是能写的人，何尝个个是文学家呢？即使都变成文学家，又不是军阀或土匪，于大众也并无害处的，不过彼此互看作品而已。还有一种是怕文学的低落。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我先前已经说过了；现在也有人绍介了许多民歌和故事。还有戏剧，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连救母》里的无常鬼〔４９〕的自传，说是因为同情一个鬼魂，暂放还阳半日，不料被阎罗责罚，从此不再宽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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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怕你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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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怕你皇亲国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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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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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农民和手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借目连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连救母记》〔５０〕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两人，一强一弱，扮着戏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换，却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说怨话，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腊的伊索〔５１〕，俄国的梭罗古勃〔５２〕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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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到全国的各处去收集，这一类的作品恐怕还很多。但自然，缺点是有的。是一向受着难文字，难文章的封锁，和现代思潮隔绝。所以，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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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但是，这一回，大众语文刚一提出，就有些猛将趁势出现了，来路是并不一样的，可是都向白话，翻译，欧化语法，新字眼进攻。他们都打着“大众”的旗，说这些东西，都为大众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余孽，借此先来打击当面的白话和翻译的，就是祖传的“远交近攻”的老法术；有的是本是懒惰分子，未尝用功，要大众语未成，白话先倒，让他在这空场上夸海口的，其实也还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这里多谈。现在要说的只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错误的人，因为他们不是看轻了大众，就是看轻了自己，仍旧犯着古之读书人的老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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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人常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或则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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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大众来，界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当然，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检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两岁，就懂许多话，能说许多话了，这在他，全部是新名词，新语法。他那里是从《马氏文通》或《辞源》〔５３〕里查来的呢，也没有教师给他解释，他是听过几回之后，从比较而明白了意义的。大众的会摄取新词汇和语法，也就是这样子，他们会这样的前进。所以，新国粹派的主张，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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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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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煞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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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已经说得不少了。总之，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要许多人做：大众和先驱；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学家，言语学家……。这已经迫于必要了，即使目下还有点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纤；顺水固然好得很，然而还是少不得把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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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拉纤或把舵的好方法，虽然也可以口谈，但大抵得益于实验，无论怎么看风看水，目的只是一个：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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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见，现在还是给我听听你们诸位的高论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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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的《申报•自由谈》，署名华圉。后来作者将本文与其他有关于语文改革的文章四篇辑为《门外文谈》一书，一九三五年九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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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这些是常见于当时上海报刊的新闻。一九三四年夏，我国南方大旱，国民党政府于七月间邀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和安钦活佛在南京、汤山等地“作法求雨”。八月初，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为女游泳选手杨秀琼打扇、驾车，被称为“吊膀子秘书长”。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利用旱灾展出一个所谓“旱魃”的矮人，称“三寸怪人干”，招揽游客。五月，美国政府颁布《白银法案》后，国际银价上升，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趁国内粮价飞涨，大量输出白银，从国外购进大米，牟取暴利。六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根据蒋介石“手令”，颁布《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规定“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当时重庆、北平等地也禁止“女子裸膝露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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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唐宋八大家明代茅坤曾选辑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古文家的文章编为《唐宋八大家文抄》，因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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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荀子•解蔽》中则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认为仓颉是文字的搜集和整理者之一。又《太平御览》卷三六六引《春秋孔演图》：“苍颉四目，是谓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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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易经》即《周易》，是我国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这里引的两句，见该书《系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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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升中于天”语见《礼记•礼器》：“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据汉代郑玄注：“升，上也；中，犹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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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仓颉，黄帝史”语见《汉书•古今人表》。史，即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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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伏羲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相传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八卦”，相传为他所作。《易经•系辞》说：“古者包牺氏（按即伏羲）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卦，即挂，悬挂物象以示人吉凶，有乾、坤、震、巽、离、坎、兑、艮八种式样。《易传》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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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打结字”古代秘鲁印第安人用以帮助记忆的一种线结，以结绳的方式记录天气、日期、数目等等的变化。线的颜色，线结的大小和多少，都表示着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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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岣嵝碑”又称禹碑，在湖南衡山岣嵝峰，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刻；碑文共七十七字，难于辨识。清末叶昌炽《语石》卷二载：“（韩愈诗）‘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郎瑛、杨用修诸家各有释文，灵怪杳冥，难可凭信。不知韩诗又云：‘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是但凭道士所言，未尝目睹。”此碑在明朝以前，不见于记载，故多疑为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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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亚勒泰米拉洞在西班牙北部散坦特尔省境，发现于一八七九年。洞窟中有旧石器时代用三种颜色画成的壁画，画的都是野牛、野鹿、野猪和长毛巨象等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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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关于朱育、武则天造字，据《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新唐书•后妃列传》：武则天于“载初中，……作白、一四、埊、……十有二文。太后自名白。”但《资治通鉴•唐纪二十》载：天授元年，“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太后自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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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周礼》儒家经典之一，记述周王朝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的资料汇编，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汉字形、音、义的著作。这里讲的汉字六种构成法，即《周礼》和《说文解字》中所记载的“六书”。《周礼》中所说的有：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稍有不同，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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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语见《易经•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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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象意”《汉书•艺文志》：“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据唐代颜师古注：“象意即会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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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篆、隶、楷是汉字演进过程中先后出现的几种字体的名称。篆书分大篆小篆，大篆是从西周到战国通行的字体，但各国有异。秦始皇时统一字体，称为小篆。隶书开始于秦代，把小篆匀圆的笔画稍改平直，到汉代才出现平直扁正的正式的隶书。楷书始于汉末，以后取代隶书，通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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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这里指胡适。胡适著的《国语文学史》于一九二七年出版时，黎锦熙在该书的《代序》中说，这部文学史所以始于战国秦汉而不包括《诗经》，是因为胡适要从他认为语言文字开始分歧的时代写起。《代序》不同意战国前语文合一的看法。一九二八年胡适将此书修订，抽去《代序》，改名《白话文学史》出版，在第一章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经不能与语体一致了。”仍坚持他的战国前言文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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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书经》即《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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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司马迁（约前１４５—约前８６）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他所撰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上古起到汉武帝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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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语见《史记•陈涉世家》。据唐代司马贞《索隐》：“服虔云：楚人谓多为夥。按又言‘颐’者，助声之辞也。”又据南朝宋裴骃《集解》：“应劭曰：‘沈沈，宫室深邃之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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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淮南王歌》淮南王指汉文帝之弟刘长，他因谋反为文帝所废，流放蜀郡，中途绝食而死。后来民间就流传出这首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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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汉书》东汉班固编撰的西汉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前汉纪》，即《汉纪》，东汉荀悦撰，编年体西汉史，内容多取材《汉书》，有所增补。这里所引的前一首见《汉书•淮南王传》，末句无“能”字，《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载与引文同；后一首未见于《前汉纪》，汉代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叙》载有此歌，首句作“一尺缯，好童童”，末句作“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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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藏之秘阁，副在三馆”秘阁、三馆都是藏书的地方。《宋史•职官志》载：“国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９８８）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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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克罗蒂亚通译克罗地亚，现在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成员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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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杨雄（前５３—１８）一作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著有《法言》、《太玄经》及其他文赋。《汉书•扬雄传》载，“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据唐代颜师古注，奇字即“古文之异者”。《方言》，全名《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相传为扬雄所作，共十三卷，内容杂录中国各地同义异字之字一万一千余。刘歆（约前５３—２３），字子骏，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学者。他在《与扬雄从取方言书》中说：“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今谨使密人奉手书，愿颇与其最目，得使入篆，令圣朝留明明之典。”扬雄在《答刘歆书》中却说：“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而语言或交错相反，方复论思详悉集之……诚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遗，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见，今君又终之，则缢死以从命也。而可，且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跳黄浦”是通行于上海的话，意即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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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樊宗师（？—约８２１）字绍述，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唐代散文家。曾任绵州、绛州刺史。他的文章艰涩，难以断句，如《绛守居园池记》的第一句“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也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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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李贺（７９０—８１６）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他的诗立意新巧，用语奇特，不易理解。《新唐书•李贺传》说他“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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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间张玉书、陈廷敬等奉旨编纂的大型字典，四十二卷，收四万十千余字，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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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钱坫（１７４４—１８０６）字献之，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清代汉学家。善写小篆。刘熙，字成国，汉代北海（今山东潍坊）人，训诂学家。所著《释名》，八卷，共二十七篇，是一部解释字义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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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名夏，字德潜，浙江吴兴人，文字音韵学家。他曾用《说文解字》中的篆体字样抄写章太炎的《小学答问》，由浙江官书局刊刻行世。太炎，即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他所作的《小学答问》是据《说文解字》解释本字和借字的流变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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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千字课”一九二二年陶行知等人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纂《平民千字课本》，作为成年人补习常用汉字的读本。后来一些书店也仿照编印了类似读本。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彭子蕴的《大众语与大众文化的水准问题》一文，其中说：“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叫做《平民千字课》的书，是真用来教有所谓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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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文学子游子夏”语见《论语•先进》，据宋代邢癿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子游、子夏，即孔丘的弟子言偃、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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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杭育杭育派”意指大众文学。这里是针对林语堂而发的。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三十日及五月三日《申报•自由谈》所载《方巾气研究》一文中说：“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育杭育文学，皆在鄙视之列。”又说：“《人间世》出版，动起杭育杭育派的方巾气，七手八脚，乱吹乱擂，却丝毫没有打动了《人间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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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共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孔丘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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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王官王朝的职官，这里指“采诗之官”。《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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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荷马的两大史诗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约产生于公元前九世纪。荷马的生平以至是否确有其人，欧洲的文学史家颇多争论，所以这里说“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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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子夜歌》据《晋书•乐志》：“《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乐府诗集》列为“吴声歌曲”，收“晋、宋、齐辞”的《子夜歌》四十二首和《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读曲歌》，据《宋书•乐志》：“《读曲哥（歌）》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又《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读曲歌者，元嘉十七年（４４０）袁后崩，百官不敢作声歌；或因酒宴，止窃声读曲细吟而已，以此为名。”《乐府诗集》收《读曲歌》八十九首，也列为“吴声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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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竹枝词》据《乐府诗集》：“《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７８５—８２０）。”《柳枝词》，即《杨柳枝》，唐代教坊曲名。白居易有《杨柳枝词》八首，其中有“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的句子。他又在《杨柳枝二十韵》题下自注：“《杨柳枝》，洛下新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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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起，清政府为了推行所谓“通俗教育”，将一些官方发布的政治时事材料，用白话编成通俗的故事和歌谣进行宣讲。“太平歌”以“莲花落”形式编写，一般都用文中所引的三句开头，是当时钦颁的通俗歌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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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白话报戊戌变法后，各地报刊风起云涌，其中以白话写作的也不少，如杭州的《白话报》（１９０３）、上海的《中国白话报》（１９０３）和《扬子江白话报》（１９０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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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劳乃宣（１８４３—１９２１）字季瑄，浙江桐乡人。清末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民国初年主张复辟，后来避居青岛。他的《简字全谱》系以王照的《官话字母》为依据，成于一九○七年。其他著作有《等韵一得》、《古筹算考释》等。王照（１８５９—１９３３），字小航，河北宁河人。清末维新运动者，戊戌政变时逃往日本，后又自行投案下狱，不久被释。他的《官话合声字母》于一九○○年刊行。其他著作有《水东集上下编》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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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吴稚晖（１８６５—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一九一三年二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的读音统一会正式开会，由他和王照分任正副议长。因为浊音字母和入声存废问题，南北两方会员争论了一个多月。后来该会除审定六千五百余字的读音以外，并正式通过审定字音时所用的“记音字母”，定名为“注音字母”。到一九三○年，“注音字母”又改称“注音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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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假名”日文的字母，因为是从“真名”（即汉字）假借而来的，所以称为“假名”。分片假名（楷体）和平假名（草体）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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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每日国际文选》一种“每日提供世界新闻杂志间各种论文之汉译”的刊物，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创刊，孙师毅、明耀五、包可华编选，上海中外出版公司印行。《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由焦风（方善境）译自苏联的世界语刊物《新阶段》，是《每日国际文选》的第十二号，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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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世界》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编印的世界语月刊，创刊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言语科学》是《世界》的每月增刊，创刊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它的第九、十号合刊（即《世界》一九三四年六、七月号合刊的增刊）上载有应人（霍应人）作的《中国语书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绍》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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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大众的事情，要大众自己来做！”在当时大众语文学的论争中，报刊上曾有过不少这类议论，如吴稚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大众语万岁》一文中说：“让大众自己来创造，不要代办。”章克标在《人言》第二十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中说：“大众语文学是要由大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才算是真正的大众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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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这是反动刊物《新垒》主编李焰生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发表的《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一文中的话：“所谓大众语文，意义是模糊的，提倡不是始自现在，那些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数年前已经很热闹的讨论过”。宋阳，即瞿秋白。他曾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第三号（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月）先后发表《大众文艺的问题》和《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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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这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二日《申报•电影专刊》署名米同的《“大众语”根本上的错误》一文中的话：“要是照他们所说，用‘大众语’来写作一切文艺作品的话，到了那个时限，一切的人都可以说出就是文章，记下来就是作品，那时不是文学毁灭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成了文学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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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目连救母》《盂兰盆经》中的佛教故事，说佛的大弟子目连有大神通，尝入地狱救母。唐代已有《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以后曾被编成多种戏曲，这里是指绍兴戏。无常鬼，即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参看《朝花夕拾•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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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目连救母记》明代新安郑之珍作。刻本卷首有“主江南试者冯”写于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的序言，其中说：“此书出自安徽，或云系瞽者所作，余亦未敢必也。”序言中也说到“小尼姑下山”：“惟《下山》一折，较为憾事；不知清磬场中，杂此妙舞，更觉可观，大有画家绚染之法焉，余不为之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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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伊索（Ａｅｓｏｐ，约前六世纪）相传是古希腊寓言作家，现在流传的《伊索寓言》，共有三百余篇，系后人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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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２〕梭罗古勃（PGQGRST，１８６３—１９２７）　俄国诗人和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老屋》、《小鬼》等。《域外小说集》（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书社版）中曾译载他的寓言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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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马氏文通》清代马建忠著，共十卷，一八九八年出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有系统的研究汉语语法的专著。《辞源》，陆尔奎等编辑，一九一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一九三一年增出“续编”，是一部说明汉语词义及其渊源、演变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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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纪程》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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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２〕。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创作木刻的绍介，始于朝花社，那出版的《艺苑朝华》〔３〕四本，虽然选择印造，并不精工，且为艺术名家所不齿，却颇引起了青年学徒的注意。到一九三一年夏，在上海遂有了中国最初的木刻讲习会〔４〕。又由是蔓衍而有木铃社，曾印《木铃木刻集》两本。又有野穗社，曾印《木刻画》一辑。有无名木刻社〔５〕，曾印《木刻集》。但木铃社早被毁灭，后两社也未有继续或发展的消息。前些时在上海还剩有Ｍ•Ｋ•木刻研究社〔６〕，是一个历史较长的小团体，曾经屡次展览作品，并且将出《木刻画选集》的，可惜今夏又被私怨者告密。社员多遭捕逐，木版也为工部局〔７〕所没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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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我们所知道，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一个研究木刻的团体了。但尚有研究木刻的个人。如罗清桢〔８〕，已出《清桢木刻集》二辑；如又村〔９〕，最近已印有《廖坤玉故事》的连环图。这是都值得特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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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仗着作者历来的努力和作品的日见其优良，现在不但已得中国读者的同情，并且也渐渐的到了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虽然还未坚实，但总之，是要跨出去了。不过，同时也到了停顿的危机。因为倘没有鼓励和切磋，恐怕也很容易陷于自足。本集即愿做一个木刻的路程碑，将自去年以来，认为应该流布的作品，陆续辑印，以为读者的综观，作者的借镜之助。但自然，只以收集所及者为限，中国的优秀之作，是决非尽在于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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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出版者，一方面还正在绍介欧美的新作，一方面则在复印中国的古刻，这也都是中国的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如果作者都不断的奋发，使本集能一程一程的向前走，那就会知道上文所说，实在不仅是一种奢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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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铁木艺术社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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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印入《木刻纪程》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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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刻纪程》，鲁迅编辑，以铁木艺术社名义印行，计收木刻二十四幅，作者为何白涛、李雾城（陈烟桥）、陈铁耕、一工（黄新波）、陈普之、张致平（张望）、刘岘、罗清桢等人，初版印一二○本。（封面上有一九三四年六月字样，但据鲁迅日记，系同年八月十四日编讫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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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我国古代木刻版画，现在所见最早的有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末五代（公元十世纪）的佛像，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它比欧洲现存的十四世纪德国木版圣母像早好几百年；以后宋代的医书插图、明代的小说绣像，更有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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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朝花社鲁迅、柔石等组织的文艺团体，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成立于上海，一九三○年春解体。《艺苑朝华》，美术丛刊，鲁迅编选，共出五辑。第一辑《近代木刻选集（一）》，第二辑《拾谷虹儿画选》，第三辑《近代木刻选集（二）》，第四辑《比亚兹莱画选》，均于一九二九年由朝花社印行。第五辑《新俄画选》于一九三○年由光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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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木刻讲习会一八艺社于一九三一年八月间在上海举办。鲁迅介绍日本人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并自任翻译，自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为期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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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木铃社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于杭州艺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郝力群、曹白等。同年十月因主要成员被捕，无形解体。野穗社，一九三三年冬成立于上海新华艺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陈烟桥、陈铁耕等。无名木刻社（后改名为未名木刻社），一九三三年底成立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刘岘、黄新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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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ＭＫ木刻研究社一九三二年九月成立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ＭＫ”是拉丁化拼音“木刻”（Ｍｕｋｅ）二字起首的字母，主要成员为周金海、王绍络、张望、金逢孙、陈普之等，曾举办木刻展览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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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工部局过去英、美、日等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内设立的统治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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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罗清桢（１９０５—１９４２）广东兴宁人，木刻家。〔９〕又村即陈铁耕（１９０６—１９７０），广东兴宁人，木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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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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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２〕。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３〕，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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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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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４〕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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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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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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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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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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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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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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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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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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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发扬国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曾分别去欧洲一些国家举办中国美术展览或个人美术作品展览。“发扬国光”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这些消息时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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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象征主义”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鲁迅曾在《花边文学•谁在没落》一文中批评《大晚报》的这种歪曲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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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尼采（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８４４—１９０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这里所述尼采的话，见于他的《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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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在华盛顿签订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购买美国的小麦、面粉和棉花。这里指的可能是这一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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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后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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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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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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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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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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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点点。开初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一礼拜不肯好，只得看医生。医生说是流行性感冒。好罢，就是流行性感冒。但过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热的时期，我的热却还不退。医生从他那大皮包里取出玻璃管来，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伤寒病了，自己也有些发愁。然而他第二天对我说，血里没有一粒伤寒菌；于是注意的听肺，平常；听心，上等。这似乎很使他为难。我说，也许是疲劳罢；他也不甚反对，只是沉吟着说，但是疲劳的发热，还应该低一点。……好几回检查了全体，没有死症，不至于呜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过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而已，这真无异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为既不必写遗嘱，又没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经书，不管柴米账，玩他几天，名称又好听，叫作“养病”。从这一天起，我就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儿“雅”了；那一位愿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时躺着无事，忽然记了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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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胡思乱想也不是事，不如看点不劳精神的书，要不然，也不成其为“养病”。像这样的时候，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这也就是有点儿“雅”起来了的证据。洋装书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现在不但有洋装二十五六史，连《四部备要》也硬领而皮靴了，〔２〕——原是不为无见的。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３〕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４〕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５〕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６〕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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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之谓“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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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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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雅”，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一想，这于“雅”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７〕口不言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那么，那时的一言一笑，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那可就成为“杭育杭育派”〔８〕了。这关键，只在一者能够忽而放开，一者却是永远执着，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这和时而“敦伦”〔９〕者不失为圣贤，连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称为“登徒子”〔１０〕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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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S塾缭厩*池”〔１１〕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于是另换了几本书，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时代较近，看起来也许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蜀碧》〔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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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蜀宾〔１３〕从成都带来送我的，还有一部《蜀龟鉴》〔１４〕，都是讲张献忠〔１５〕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坏，错字颇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见了这样的一条——“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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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还是为了自己生病的缘故罢，这时就想到了人体解剖。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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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１６〕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１７〕，也是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时是永历六年，即清顺治九年，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那时改为安龙），秦王孙可望杀了陈邦传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还不能完，又给孙党张应科知道了，就去报告了孙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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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望得应科报，即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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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献忠的自然是“流贼”式；孙可望虽然也是流贼出身，但这时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为秦王，后来降了满洲，还是封为义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实是官式。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１８〕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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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１９〕的意思。比灭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实在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不过这一种心地晶莹的雅致，又必须有一种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脸孔向下，原是一个看书的好姿势〔２０〕，但如果这时给他看袁中郎的《广庄》〔２１〕，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这时他的性灵有些儿不对，不懂得真文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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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中国的士大夫是到底有点雅气的，例如李如月说的“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就很富于诗趣。临死做诗的，古今来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谭嗣同〔２２〕在临刑之前就做一绝“闭门投辖思张俭”，秋瑾〔２３〕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风愁杀人”，然而还雅得不够格，所以各种诗选里都不载，也不能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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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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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有灭族，有凌迟，却没有剥皮之刑，这是汉人应该惭愧的，但后来脍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狱。虽说文字狱，其实还含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在这里不能细说；我们现在还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删改了许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许多明清人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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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龙逸史》大约也是一种禁书，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２４〕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还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２５〕，是作者因此“斩立决”，还累及门生的，但我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但是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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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没有第三次再去买，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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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种书的末尾，都有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的跋文，他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书是民国刻的，“儀”字还缺着末笔〔２６〕。我想，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异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换朝代，倒还在其次。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这才可以心心相印。现在以明遗老之仇的满清的遗老自居，却又引明遗老为同调，只着重在“遗老”两个字，而毫不问遗于何族，遗在何时，这真可以说是“为遗老而遗老”，和现在文坛上的“为艺术而艺术”，成为一副绝好的对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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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以为这是因为“食古不化”的缘故，那可也并不然。中国的士大夫，该化的时候，就未必决不化。就如上面说过的《蜀龟鉴》，原是一部笔法都仿《春秋》的书，但写到“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赞”道：“……明季之乱甚矣！风终幽，雅终《召癋》，〔２７〕托乱极思治之隐忧而无其实事，孰若臣祖亲见之，臣身亲被之乎？是编以元年正月终者，非徒谓体元表正〔２８〕，蔑以加兹；生逢盛世，荡荡难名，一以寄没世不忘之恩，一以见太平之业所由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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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上是没有这种笔法的。满洲的肃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张献忠〔２９〕，也感化了许多读书人，而且改变了“春秋笔法”〔３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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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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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中来看这些书，归根结蒂，也还是令人气闷。但又开始知道了有些聪明的士大夫，依然会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例如《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书了，然而序文后面却刻着一位乐斋先生的批语道：“古穆有魏晋间人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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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天大的本领！那死似的镇静，又将我的气闷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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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下书，合了眼睛，躺着想想学这本领的方法，以为这和“君子远庖厨也”的法子是大两样的，因为这时是君子自己也亲到了庖厨里。瞑想的结果，拟定了两手太极拳。一，是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二，是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第一种的名称不大好听，第二种却也是却病延年的要诀，连古之儒者也并不讳言的。这都是大道。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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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换一句话说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恶俗人的“道破”。其实，“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牛排是决不会“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３１〕了。彼此说谎也决不是伤雅的事情，东坡先生在黄州，有客来，就要客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姑妄言之！”〔３２〕至今还算是一件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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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一点小谎，可以解无聊，也可以消闷气；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永乐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颇以为不大好的。尤其是对于他的惨杀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杀的还有铁铉〔３３〕，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说，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３４〕这真是“曲终奏雅”〔３５〕，令人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她虽然做过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诗的才女，她父亲又是大忠臣，为夫的士人，当然也不算辱没。但是，必须“浮光掠影”到这里为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乐的上谕〔３６〕，有些是凶残猥亵，将张献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咱老子和你联了宗罢。尚飨！”的名文〔３７〕，和他的比起来，真是高华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杂志，那就会觉得永乐皇帝决不像一位爱才怜弱的明君。况且那时的教坊是怎样的处所？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静候嫖客的，据永乐定法，还要她们“转营”，这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在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所以，现在成了问题的“守节”，在那时，其实是只准“良民”专利的特典。在这样的治下，这样的地狱里，做一首诗就能超生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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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回从杭世骏的《订讹类编》〔３８〕（续补卷上）里，这才确切的知道了这佳话的欺骗。他说：“……考铁长女诗，乃吴人范昌期《题老妓卷》作也。诗云：‘教坊落籍洗铅华，一片春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空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云鬟半馨临青镜，雨泪频弹湿绛纱。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为赋琵琶。’昌期，字鸣凤；诗见张士瀹《国朝文纂》。同时杜琼用嘉亦有次韵诗，题曰《无题》，则其非铁氏作明矣。次女诗所谓‘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其论尤为不伦。宗正睦木挈论革除事，谓建文流落西南诸诗，皆好事伪作，则铁女之诗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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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朝文纂》〔３９〕我没有见过，铁氏次女的诗，杭世骏也并未寻出根底，但我以为他的话是可信的，——虽然他败坏了口口相传的韵事。况且一则他也是一个认真的考证学者，二则我觉得凡是得到大杀风景的结果的考证，往往比表面说得好听，玩得有趣的东西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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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将范昌期的诗嫁给铁氏长女，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谁呢？我也不知道。但“浮光掠影”的一看，倒也罢了，一经杭世骏道破，再去看时，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确是咏老妓之作，那第一句就不像现任官妓的口吻。不过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关于铁氏二女的撒谎，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杀掠，满清焚屠之际，也还会有人单单捧出什么烈女绝命，难妇题壁的诗词来，这个艳传，那个步韵，比对于华屋丘墟，生民涂炭之惨的大事情还起劲。到底是刻了一本集，连自己们都附进去，而韵事也就完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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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写着这些的时候，病是要算已经好了的了，用不着写遗书。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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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但是要认真，用点工夫，标点不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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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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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第一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其他三节都被国民党检查官删去，参看本书《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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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即原来的《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共精装九大册；上海书报合作社出版的《二十六史》（上述的《二十五史》加上《清史稿》），共精装二十大册。又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四部备要》（经、史、子、集四部古籍三三六种）原订二千五百册，也有精装本，合订一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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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共三卷。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名流的言谈、风貌、轶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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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阮嗣宗（２１０—２６３）名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魏诗人，曾为从事中郎。《晋书•阮籍传》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三国志•魏书•阮籍传》注引《魏氏春秋》：“（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世说新语•任诞》也有类此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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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陶渊明（约３７２—４２７）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晋书•陶潜传》载：“陶潜……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按《宋书•隐逸传》及《南史•隐逸传》，“一顷五十亩”均作“二顷五十亩”。下文提到的“采菊东篱下”“饥来驱我去”等诗句，分别见于陶潜的《饮酒》、《乞食》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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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站在云端里呐喊”这原是林语堂说的话，他在《人间世》半月刊第十三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怎样洗炼白话入文》一文中说：“今日既无人能用一二十字说明大众语是何物，又无人能写一二百字模范大众语，给我们见识见识，只管在云端呐喊，宜乎其为大众之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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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王夷甫（２５６—３１１）名衍，晋代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晋书•王戎传》：“衍疾郭（按即王衍妻郭氏）之贪鄙，故口未尝言钱。郭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又说：“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识者鄙之。……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及越薨，众共推为元帅。……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与之相见……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墙填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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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杭育杭育派”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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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敦伦”　意即性交。清代袁枚在《答杨笠湖书》中说：“李刚主自负不欺之学，日记云：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至今传为笑谈。”按李光e（１６５９—１７３３）字刚主，清代经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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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登徒子”宋玉曾作有《登徒子好色赋》，后来就称好色的人为登徒子。按宋玉文中所说的登徒子，是楚国的一个大夫，姓登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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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隅跃清池”《世说新语•排调》载：“郝隆为桓公（按即桓温）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隅跃清池。’桓问：‘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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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蜀碧》清代彭遵泗著，共四卷。内容是记述张献忠在四川时的事迹，书前有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作的自序，说明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闻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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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蜀宾许钦文的笔名。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鲁迅日记》：“晚钦文来，并赠《蜀碧》一部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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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蜀龟鉴》清代刘景伯著，共八卷。内容杂录明季遗闻，与《蜀碧》大致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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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张献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三年（１６３０）起义，转战陕西、河南等地。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出川途中，在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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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孙可望（？—１６６０）陕西米脂人，张献忠的养子及部将。张败死后，他率部从四川转往贵州、云南。永历五年（１６５１）他向南明永历帝求封为秦王，后遣兵送永历帝到贵州安隆所（改名为安龙府），自己则驻在贵阳，定朝仪，设官制；最后投降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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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屈大均（１６３０—１６９６）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明末文学家，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一度削发为僧。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广东新语》等。《安龙逸史》，清朝禁毁书籍之一，作者署名沧洲渔隐（据《禁书总目》，又一本署名溪上樵隐），被列入“军机处奉准全毁书”中。一九一六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安龙逸史》，分上下二卷，题屈大均撰；但内容与《残明纪事》（不署作者，也是军机处奉准全毁书之一）相同，字句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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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景清真宁（今甘肃正宁）人，建文帝（朱允吧）时官御史大夫。据《明史•景清传》载，成祖（朱棣）登位，他佯为归顺，后以谋刺成祖，磔死。他被剥皮事，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八月望日早朝，清绯衣入。……朝毕，出御门，清奋跃而前，将犯驾。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剑。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骂。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直*e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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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语见《孟子•梁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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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看书的好姿势《论语》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载有黄嘉音作的一组画，题为《介绍几个读论语的好姿势》，共六图，其中之一为“游蛟伏地式”，画的是一人伏在地上看书。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以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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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袁中郎（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名宏道，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与兄宗道，弟中道，反对文学上的拟古主义，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世称“公安派”。当时林语堂、周作人等提倡“公安派”文章，借明人小品以宣扬所谓“闲适”、“性灵”。《广庄》是袁中郎仿《庄子》文体谈道家思想的作品，并七篇，后收入《袁中郎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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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戊戌政变中牺牲的“六君子”之一。“闭门投辖思张俭”，原作“望门投止思张俭”，是他被害前所作七绝《狱中题壁》的第一句。张俭，后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灵帝时官东部督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他的仇家“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闭门投辖”是汉代陈遵好客的故事，见《汉书•游侠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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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秋瑾（１８７９？—１９０７）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主要人物之一。一九○七年七月，她因筹划起义事泄，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夏历六月初六）被害于绍兴城内轩亭口。陈去病在《鉴湖女侠秋瑾传》中叙述秋瑾受审时的情形说：“有见之者，谓初终无所供，惟于刑庭书‘秋雨秋风愁杀人’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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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吴兴刘氏嘉业堂我国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在浙江吴兴南浔镇，藏书达六十万卷，并自行雕版印书，刻有《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等。创办人刘承干（１８８２—１９６３），字贞一，号翰怡，浙江吴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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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蔡显（约１６９７—１７６７）字笠夫，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收有“蔡显《闲渔闲闲录》案”，此案发生于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据当时的奏折称：蔡显系雍正时举人，年七十一岁，自号闲渔；所著《闲闲录》一书，语含诽谤，意多悖逆。后来的结果是蔡显被“斩决”，他的儿子“斩监候秋后处决”，门人等分别“杖流”及“发伊犁等处充当苦差”。《闲渔闲闲录》，九卷，是一部杂录朝典、时事、诗句的杂记，刘氏嘉业堂刻本于一九一五年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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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缺着末笔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法，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刘承干对“儀”字缺末笔，是避清废帝溥仪的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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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风终幽，雅终《召癋》《诗经》计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类。《豳》列于“国风”的最后，共七篇。据《诗序》称：这些都是关于周公“遭变故”、“救乱”、“东征”的诗。《召癋》是“大雅”的最后一篇，据《诗序》称：“《召癋》，凡伯（周大夫）刺幽王大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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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体元表正“体元”，见《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晋代杜预注：“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据唐代孔颖达疏：“元正实是始长之义，但因名以广之。元者：气之本也，善之长也；人君执大本，长庶物，欲其与元同体，故年称元年。”“表正”，见《书经•仲虺之诰》：“表正万邦。”汉代孔安国注：“仪表天下，法正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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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关于张献忠之死，史书上的说法不一。据《明史•张献忠传》载：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清肃亲王豪格进兵四川，“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但《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说他是“以病死于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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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春秋笔法”《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隐含“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为“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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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万物皆备于我矣”孟轲的话。语见《孟子•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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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东坡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代文学家。神宗初年曾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黄州。他要客谈鬼的事，见宋代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一：“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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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铁铉（１３６６—１４０２）字鼎石，河南邓州（今邓县）人。明建文帝时任山东参政，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永乐帝）起兵夺位，他在济南屡破燕王兵，升兵部尚书。燕王登位后被处死。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载：“铁铉被执至京陛见，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顾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顾……遂寸磔之，至死，犹喃喃骂不绝。文皇（永乐）乃令舁大镬至，纳油数斛，熬之，投铉尸，顷刻成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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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关于铁铉两个女儿入教坊的事，据明代王鏊的《震泽纪闻》载：“铉有二女，入教坊数月，终不受辱。有铉同官至，二女为诗以献。文皇曰：‘彼终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适士人。”教坊，唐代开始设立的掌管教练女乐的机构。后来封建统治者常把罪犯的妻女罚入教坊，实际上是一种官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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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曲终奏雅”语见《汉书•司马相如传》：“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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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永乐的上谕参看本书《病后杂谈之余》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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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张献忠祭梓潼神文见于《蜀碧》卷三和《蜀龟鉴》卷三，原文如下：“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你联了宗罢。尚享。”（两书中个别字稍有不同）梓潼神，据《明史•礼志四》，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晋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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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杭世骏（１６９６—１７７３）字大宗，浙江仁和（今余杭）人，清代考据家。乾隆时官御史。著有《订讹类编》、《道古堂诗文集》等。《订讹类编》，六卷，又《续补》二卷，是一部考订古籍真伪异同的书。下面的引文是杭世骏照录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四中的话。据《列朝诗集》：“其论”作“其语”，“好事”作“好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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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国朝文纂》明代诗文的汇编。据《明史•艺文志》“集类”三“总集类”载：“王栋《国朝文纂》四十卷”，又“张士瀹《明文纂》五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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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与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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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２〕和隋那（ＥｄｗａｒｄＪｅｎｎｅｒ，１７４９—１８２３）〔３〕去比比看……我想，这是真的。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从现在的`〔４〕字眼睛看来，黄人已经是劣种了，我们却还夸耀希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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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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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虽然有些人大起来也还是去给英雄们做炮灰，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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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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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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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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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印入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出版的一九三五年《文艺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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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拿破仑（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一七九九年担任共和国执政。一八○四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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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隋那通译琴纳，英国医学家，牛痘接种的创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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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卍 德国纳粹党的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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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后杂谈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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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舒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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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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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２〕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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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毫无什么历史知识，这憎恨转移的原因是极简单的，只以为流贼尚可，皇帝却不该，还是“礼不下庶人”〔３〕的传统思想。至于《立斋闲录》，好像是一部少见的书，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记得《汇刻书目》〔４〕说是在明代的一部什么丛书中，但这丛书我至今没有见；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放在“存目”里，那么，《四库全书》里也是没有的，我家并不是藏书家，我真不解怎么会有这明抄本。这书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宫闺秘典》〔５〕去卖给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６〕，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又藏在北平的寓里；但久已没有人照管，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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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本书，还是四十年前看的，对于永乐的憎恨虽然还在，书的内容却早已模模胡胡，所以在前几天写《病后杂谈》时，举不出一句永乐上谕的实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乐实录》〔７〕，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够；来青阁有残本在寄售，十本，实价却是一百六十元，也决不是我辈书架上的书。又是一个偶然：昨天在《安徽丛书》〔８〕第三集中看见了清俞正燮（１７７５—１８４０）《癸巳类稿》〔９〕的改定本，那《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里，却引有永乐皇帝的上谕，是根据王世贞《合艹州史料》〔１０〕中的《南京法司所记》的，虽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够“略见一斑”，和献忠流贼的作品相比较了。摘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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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１１〕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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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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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臣之间的问答，竟是这等口吻，不见旧记，恐怕是万想不到的罢。但其实，这也仅仅是一时的一例。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觉得义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记载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户，罢教坊，停女乐〔１２〕的故事之后，作一结语道——“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后晋高祖，金，元，及明景帝，于法宽假之，而尚存其旧。余皆视为固然。本朝尽去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汉儒歌颂朝廷功德，自云‘舒愤懑’〔１３〕，除乐户之事，诚可云舒愤懑者：故列古语琐事之实，有关因革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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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结语，有两事使我吃惊。第一事，是宽假奴隶的皇帝中，汉人居很少数。但我疑心俞正燮还是考之未详，例如金元，是并非厚待奴隶的，只因那时连中国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隶，从征服者看来，并无高下，即所谓“一视同仁”，于是就好像对于先前的奴隶加以宽假了。第二事，就是这自有历史以来的虐政，竟必待满洲的清才来廓清，使考史的儒生，为之拍案称快，自比于汉儒的“舒愤懑”——就是明末清初的才子们之所谓“不亦快哉！”〔１４〕然而解放乐户却是真的，但又并未“廓清”，例如绍兴的惰民，直到民国革命之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去给大户服役，不过已有报酬，这一点，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后，我久不回到绍兴去了，不知道他们怎样，推想起来，大约和三十年前是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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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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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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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庆道光以来，珍重宋元版本的风气逐渐旺盛，也没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虑”，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书籍很有些出版了，这就使那时的阴谋露了马脚。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１５〕，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琳琅秘室丛书》我是在图书馆里看的，自己没有，现在去买起来又嫌太贵，因此也举不出实例来。但还有比较容易的法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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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１６〕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１７〕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１８〕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所删的是怎样内容的文章呢？为惜纸墨计，现在只摘录一条《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在这里——“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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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据此一条，可见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们不过是一扫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为奴隶，而自己则是主子。但是，这校勘，是用清朝的书坊刻本的，不知道四库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确凿，还有一部也是《四部丛刊续编》里的影旧抄本宋晁说之《嵩山文集》〔１９〕在这里，卷末就有单将《负薪对》一篇和四库本相对比，以见一斑的实证，现在摘录几条在下面，大抵非删则改，语意全非，仿佛宋臣晁说之，已在对金人战栗，嗫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旧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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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贼以我疆埸之臣无状，斥堠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结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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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以百骑却虏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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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号，顾弗之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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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取而歼焉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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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谓敢眦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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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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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则：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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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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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褫中国之衣冠，复夷狄之四库本金人扰我疆埸之地，边城斥堠不明，遂长驱河北，盘结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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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上下臣民之大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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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百骑却辽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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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顾弗之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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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而取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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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不谓竟酿患滋祸一至于今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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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弃上皇之子于异地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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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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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遂其报复之心，肆其凌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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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故相家孙女姊妹，缚马上而去，执侍帐中，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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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相家皆携老襁幼，弃其籍而去，焚掠之余，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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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此数条，已可见“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但是，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读者不自改，尚存旧文，使我们至今能够看见晁氏的真面目，在现在说起来，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愤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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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２０〕，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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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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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清朝的愤懑的从新发作，大约始于光绪中，但在文学界上，我没有查过以谁为“祸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满的骁将著名的，然而在他那《訄书》〔２１〕的未改订本中，还承认满人可以主中国，称为“客帝”，比于嬴秦的“客卿”〔２２〕。但是，总之，到光绪末年，翻印的不利于清朝的古书，可是陆续出现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说，在再版的《訄书》里，“删而存此篇”；后来这书又改名为《检论》，我却不知道是否还是这办法。留学日本的学生们中的有些人，也在图书馆里搜寻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献。那时印成一大本的有《汉声》，是《湖北学生界》〔２３〕的增刊，面子上题着四句集《文选》句：“抒怀旧之积念，发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来了，第四句是“振大汉之天声”。无古无今，这种文献，倒是总要在外国的图书馆里抄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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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长在偏僻之区，毫不知道什么是满汉，只在饭店的招牌上看见过“满汉酒席”字样，也从不引起什么疑问来。听人讲“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文•字•狱•的•事•情•却•一•向•没•有•听•到•过，乾隆皇帝南巡〔２４〕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讲述了，最多的是“打长毛”。我家里有一个年老的女工，她说长毛时候，她已经十多岁，长毛故事要算她对我讲得最多，但她并无邪正之分，只说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种，一种自然是“长毛”，一种是“短毛”，还有一种是“花绿头”〔２５〕。到得后来，我才明白后两种其实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经验上，是和长毛并无区别的。给我指明长毛之可恶的倒是几位读书人；我家里有几部县志，偶然翻开来看，那时殉难的烈士烈女的名册就有一两卷，同族里的人也有几个被杀掉的，后来封了“世袭云骑尉”〔２６〕，我于是确切的认定了长毛之可恶。然而，真所谓“心事如波涛”〔２７〕罢，久而久之，由于自己的阅历，证以女工的讲述，我竟决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凶手，究竟是长毛呢，还是“短毛”和“花绿头”了。我真很羡慕“四十而不惑”〔２８〕的圣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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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２９〕，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３０〕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３１〕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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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Ｐｉｇ－ｔａｉｌ——猪尾巴。这一句话，现在是早不听见了，那意思，似乎也不过说人头上生着猪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国人自己一斗嘴，便彼此互骂为“猪猡”的，还要客气得远。不过那时的青年，好像涵养工夫没有现在的深，也还未懂得“幽默”，所以听起来实在觉得刺耳。而且对于拥有二百余年历史的辫子的模样，也渐渐的觉得并不雅观，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来拖在背后，真好像做着好给别人来拔着牵着的柄子。对于它终于怀了恶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为•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的〔３２〕。（这两句，奉官谕改为“不足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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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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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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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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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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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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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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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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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３４〕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幸而不几天就失败了，使我们至今还可以剪短，分开，披落，烫卷……张勋的姓名已经暗淡，“复辟”的事件也逐渐遗忘，我曾在《风波》里提到它，别的作品上却似乎没有见，可见早就不受人注意。现在是，连辫子也日见稀少，将与周鼎商彝同列，渐有卖给外国人的资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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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爱看绘画，尤其是人物。国画呢，方巾长袍，或短褐椎结，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洋画呢，歪脸汉子，肥腿女人，也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这回见了几幅钢笔画和木刻的阿Ｑ像，这才算遇到了在艺术上的辫子，然而是没有一条生得合式的。想起来也难怪，现在的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生下来已是民国，就是三十岁的，在辫子时代也不过四五岁，当然不会深知道辫子的底细的了。•那•么，•我•的“•舒•愤•懑”，•恐•怕•也•很•难•传•给•别•人，•令•人•一•样•的•愤•激，•感•慨，•欢•喜，•忧•愁•的•罢。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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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星期前，我在《病后杂谈》里说到铁氏二女的诗。据杭世骏说，钱谦益编的《列朝诗集》〔３５〕里是有的，但我没有这书，所以只引了《订讹类编》完事。今天《四部丛刊续编》的明遗民彭孙贻《茗斋集》〔３６〕出版了，后附《明诗钞》，却有铁氏长女诗在里面。现在就照抄在这里，并将范昌期原作，与所谓铁女诗不同之处，用括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较。照此看来，作伪者实不过改了一句，并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教坊献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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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坊脂粉（落籍）洗铅华，一片闲（春）心对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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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曲听来犹（空）有恨，故园归去已（却）无家。云鬟半挽（馨）临妆（青）镜，雨泪空流（频弹）湿绛纱。今日相逢白司马（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与诉（为赋）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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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俞正燮《癸巳类稿》又据茅大芳希董集》，言“铁公妻女以死殉”〔３７〕；并记或一说云，“铁二子，无女。”那么，连铁铉有无女儿，也都成为疑案了。两个近视眼论扁额上字，辩论一通，其实连扁额也没有挂，原也是能有的事实。不过铁妻死殉之说，我以为是粉饰的。《合艹州史料》所记，奏文与上谕具存，王世贞明人，决不敢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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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使铁铉真的并无女儿，或有而实已自杀，则由这虚构的故事，也可以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铁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沦教坊，终觉于心不安，所以还是和寻常女子不同，因献诗而配了士子。这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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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日之夜，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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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三号，发表时题目被改为《病后余谈》，副题亦被删去。参看本书《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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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宋端仪字孔时，福建莆田人，明成化时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佥事。著有《考亭渊源录》、《立斋闲录》等。《立斋闲录》，四卷，是依据明人的碑志和说部杂录的笔记，自太祖吴元年至英宗天顺（１３６７—１４６４）止。鲁迅家藏的是明抄《国朝典故》本，残存上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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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礼不下庶人”语见《礼记•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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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汇刻书目》清代王懿荣编，共二十卷，系将顾修原编本及朱隘增订本重编而成，是各种丛书的详细书目，共收丛书五百六十余种。后来又有《续汇刻书目》、《续补汇刻书目》、《再续补汇刻书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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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宫闺秘典》即《皇明宫闺秘典》，又名《酌中志》，明代刘若愚著，共二十四卷，写明末太监魏忠贤专权时的宫廷内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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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傅某指傅增湘（１８７２—１９４９），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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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永乐实录》明代杨士奇等编纂，共一三○卷；《明史•艺文志》作《成祖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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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安徽丛书》安徽丛书编审会编辑，共四集，内容为汇集安徽人的著作，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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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俞正燮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代学者。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四养斋诗稿》等。《癸巳类稿》，共十五卷，刻于道光癸巳（１８３３），内容是考订经、史以至小说、医学的杂记，《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一文载《癸巳类稿》卷十二中。收入《安徽丛书》的这一部书是作者晚年的增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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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字元美，号凤洲，别号合艹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著有《合艹州山人四部稿》、《合艹山堂别集》等。《合艹州史料》，明代董复表编，系采录王世贞著作中有关朝野的记载编纂而成，计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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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齐泰江苏溧水人，官兵部尚书；下文的黄子澄，江西分宜人，官太常卿；茅大芳，江苏泰兴人，官副都御史。他们都是忠于建文帝的大臣，永乐登位时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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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惰民又作堕民，明代称作丐户，清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始废除惰民的“丐籍”。教坊废于清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女乐废于清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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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舒愤懑”汉代班固作有《典引》一文，歌颂朝廷功德，文前小引中说：“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舒愤懑”，即班固所说的“启发愤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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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不亦快哉！”金圣叹在他批评的《西厢记》的《圣叹外书》卷七《拷艳》章篇首中说：“昔与亚斤山同客共住，霖雨十日，对床无聊，因约赌说快事，以破积闷。”下面就记录了“快事”三十三则，每则都用“不亦快哉”一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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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珽校刊。共五集，计三十六种，所收主要是掌故、说部、释道方面的书。《茅亭客话》，宋代黄休复著，共十卷，内容系记录从五代到宋真宗时（约当公元十世纪）的蜀中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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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编选影印的丛书《四部丛刊》的续编，共八十一种，五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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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洪迈（１１２３—１２０２）字景庐，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代文学家。《容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又《五笔》十卷，是一部有关经史、文艺、掌故等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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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张元济（１８６７—１９５９）字菊生，浙江海盐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著有《校史随笔》、《涉园序跋集录》等。《容斋随笔五集》有张元济写于一九三四年的跋，其中说：“清代坊刻，《随笔》卷九阙《五胡乱华》一则，《三笔》卷三阙《北狄俘虏之苦》一则，卷五阙《北虏诛宗王》一则。盖当时深讳胡、虏等字，刊者惧罹禁网，故概从删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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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晁说之（１０５９—１１２９）字以道，号景迂，清丰（今属河北）人，宋代文学家。著有《嵩山文集》、《晁氏客语》等。《嵩山文集》，二十卷，是他的诗文集，《负薪对》载于卷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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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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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訄书》章太炎早期的一部学术论著，木刻本印行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二年改订出版时，作者删去了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客帝》等篇，增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论文，共收《原学》、《原人》、《序种姓》、《原教》、《哀清史》、《解辫发》等文共六十三篇，卷首有“前录”二篇：《客帝匡谬》和《分镇匡谬》。并在《客帝匡谬》文末说：“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著之以自劾，录而删是篇。”一九一四年作者重行增删时，删去“前录”二篇及《解辫发》等文，并将书名改为《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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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客卿”战国时代，某一诸侯国任用他国人担任官职，称之为客卿。如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是楚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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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湖北学生界》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北学生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一月创刊于东京，第四期起改名为《汉声》。同年闰五月另编“闰月增刊”一册，题名为《旧学》，扉页背面印有集南朝梁萧统《文选》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四句，前二句见《文选》卷一东汉班固《西都赋》，后二句见同书卷五十六班固《封燕然山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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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乾隆皇帝南巡清代乾隆帝在位六十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曾先后巡游江南六次，沿途供应频繁，销耗民财民力甚巨；在他第二次巡游后，视学江苏回来的大臣尹会一就已奏称：“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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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长毛”指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队。为了对抗清政府剃发留辫的法令，他们都留发而不结辫，因此被称为“长毛”。“短毛”，指剃发的清朝官兵。“花绿头”，指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法、英帝国主义军队。清代许瑶光《谈浙》卷四“谈洋兵”条：“法国兵用花布缠头，英国兵则用绿布，故人称绿头、花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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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世袭云骑尉”云骑尉是官名。唐、宋、元、明各朝都有这名称；清朝则以为世袭的职位，为世职的末级。凡阵亡者授爵，自云骑尉至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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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心事如波涛”唐代诗人李贺《申胡子觱篥歌》中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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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四十而不惑”孔丘的话，语见《论语•为政》，据朱熹《集注》，“不惑”是“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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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满族旧俗，男子剃发垂辫（剃去头顶前部头发，后部结辫垂于脑后）。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薙（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此事曾引起各地人民的广泛反抗，有许多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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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开口跳传统戏曲中武丑的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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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吴友如（？—约１８９３）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申江胜景图》分上下二卷，出版于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会审公堂，即会审公廨，清末民初上海租界内的审判机关，由中外会审官会同审理租界内华人和外侨的互控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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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指国民党反动派诬蔑进步人士拿卢布，信俄国人的学说。“斯基”是俄国常见姓氏的词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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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指施蛰存。他在《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曾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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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原为清朝提督，民国成立后，他和所部官兵仍留着辫子，表示忠于清王朝。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他在北京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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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任礼部侍郎。清军占领南京时，他首先迎降，因此为人所鄙视。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列朝诗集》是他选辑的明诗的总集，共六集，计八十一卷；铁氏二女诗载闰集卷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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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彭孙贻（１６１５—１６７３）字仲谋，号茗斋，浙江海盐人。明代选贡生，明亡后闭门不出。著有《茗斋集》、《茗香堂史论》等。《茗斋集》是他的诗词集，共二十三卷；所附《明诗钞》共九卷，铁氏长女诗载卷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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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俞正燮在《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一文中引永乐上谕后的小注说：“大芳有《希董集》，言妻张氏及女媳皆死于井，未就逮；书藏其家。又铁公妻女亦以死殉，与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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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行和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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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愚民”——没有学问的下等人，向来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无端的问他多少年纪，什么意见，兄弟几个，家景如何，他总是支吾一通之后，躲了开去。有学识的大人物，很不高兴他们这样的脾气。然而这脾气总不容易改，因为他们也实在从经验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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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你被谁注意了，一不小心，至少就不免上一点小当，譬如罢，中国是改革过的了，孩子们当然早已从“孟宗哭竹”“王祥卧冰”〔２〕的教训里蜕出，然而不料又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年”〔３〕，爱国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笔，或者用舌，不怕劳苦的来给他们教训。一个说要用功，古时候曾有“囊萤照读”“凿壁偷光”〔４〕的志士；一个说要爱国，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这些故事，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谁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吉诃德〔５〕。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那里，至少是挨一顿骂之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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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援，杀敌，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国，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他们那里的儿童，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中国的儿童给大家特别看得起，那当然也很好，然而出来的题目就因此常常是难题，仍如飞剑一样，非上武当山〔６〕寻师学道之后，决计没法办。到了二十世纪，古人空想中的潜水艇，飞行机，是实地上成功了，但《龙文鞭影》或《幼学琼林》〔７〕里的模范故事，却还有些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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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便是说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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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听的人也不相信。我们听了千多年的剑仙侠客，去年到武当山去的只有三个人，只占全人口的五百兆分之一，就可见。古时候也许还要多，现在是有了经验，不大相信了，于是照办的人也少了。——但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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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其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这脾气的也不但是“愚民”，虽是说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别人的，现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８〕，也就是恰如将他的钱试买各种股票，分存许多银行一样，其实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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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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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二期，署名公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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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孟宗哭竹”据唐代白居易所编《白氏六帖》：三国时吴人“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王祥卧冰”，据《晋书•王祥传》：王祥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这两个故事后来都收入《二十四孝》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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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儿童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呈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一九三五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又根据中华慈幼协会的呈请，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开始的一年为全国儿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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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囊萤照读”见《晋书•车胤传》：“车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凿壁偷光”，见《西京杂记》卷二：“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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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一六○五年和一六一五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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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武当山在湖北均县北，山上有紫霄宫、玉虚宫等道教宫观。《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引南朝宋郭仲产《南雍州记》说：“武当山广三四百里，……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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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龙文鞭影》明代萧良友编著，内容是从古书中摘取一些历史典故编成四言韵语。《幼学琼林》，清代程允升编著，内容系杂集关于天文、人伦、器用、技艺等成语典故，用骈文写成。两书都是旧时学塾的初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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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之流。戴季陶在一九三四年曾捐款修建吴兴孔庙。同年他又和当时已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宣扬“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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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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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２〕，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上海的华界虽然接近夷（亦作彝）场〔３〕，也听到了当年孔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４〕。八月三十日的《申报》〔５〕报告我们说——“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有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所用乐器因欲扩大音量起见，不分古今，凡属国乐器，一律配入，共四十种。其谱一仍旧贯，并未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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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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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器不分古今，一律配入，盖和周朝的韶乐，该已很有不同。但为“扩大音量起见”，也只能这么办，而且和现在的尊孔的精神，也似乎十分合拍的。“孔子，圣之时者也”〔６〕，“亦即圣之摩登者也”，要三月不知鱼翅燕窝味，乐器大约决非“共四十种”不可；况且那时候，中国虽然已有外患，却还没有夷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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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因此也可见时势究竟有些不同了，纵使“扩大音量”，终于还扩不到乡间，同日的《中华日报》上，就记着一则颇伤“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的体面的新闻，最不凑巧的是事情也出在二十七——“（宁波通讯）余姚入夏以来，因天时亢旱，河水干涸，住民饮料，大半均在河畔开凿土井，借以汲取，故往往因争先后，而起冲突。廿七日上午，距姚城四十里之朗霞镇后方屋地方，居民杨厚坤与姚士莲，又因争井水，发生冲突，互相加殴。姚士莲以烟筒头猛击杨头部，杨当即昏倒在地。继姚又以木棍石块击杨中要害，竟遭殴毙。迨邻近闻声施救，杨早已气绝。而姚士莲见已闯祸，知必不能免，即乘机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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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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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听说在阿拉伯，有些地方，水已经是宝贝，为了喝水，要用血去换。“我国民族性”是“酷爱和平”的，想必不至于如此。•但•余•姚•的•实•例•却•未•免•有•点•怕•人，•所•以•我•们•除•食•肉•者•听•了•而•不•知•肉•味•的“•韶•乐”•之•外，•还•要•不•知•水•味•者•听•了•而•不•想•水•喝•的“•韶•乐”。八月二十九日。〔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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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公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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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提议，明令公布以八月二十七日孔丘生日为“国定纪念日”。当时南京、上海等地曾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曾于一九一四年二月颁布祀孔令，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主持盛大祭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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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夷场指上海的租界。我国古代泛称东方各民族为夷，明清时也用以称外国人。因清朝统治者忌讳“夷狄”字样，所以有时“夷场”也写作“彝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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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韶乐”相传是虞舜时的乐曲。《论语•述而》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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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申报》我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报纸，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刊，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时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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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孔子，圣之时者也”语见《孟子•万章》，是孟轲称道孔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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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非小人无以养君子”语出《孟子•滕文公》：“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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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本文发表时原未署写作日期，此处所记有误：文中所引新闻二则均见八月三十日报；又据《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寄望道信并稿一篇”，“望道”即当时《太白》的编辑陈望道，所寄稿即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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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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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遗山〔２〕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３〕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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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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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４〕传》这样说——“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k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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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５〕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６〕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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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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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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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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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８〕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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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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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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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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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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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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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９〕，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鞍〔１０〕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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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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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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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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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唐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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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元遗山（１１９０—１２５７）即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代文学家。原是北魏拓跋氏的后裔，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据《金史•元德明传》载：“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著有《遗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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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崔立（？—１２３４）将陵（今山东德州）人。原为地主武装军官，金天兴元年（１２３２）在蒙古军围汴京时受任为西面元帅。次年叛变，将监国的梁王及皇族送往蒙古军营乞降。后为部将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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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王若虚（１１７４—１２４３）字从之，藁城（今属河北）人，金代文学家。曾任翰林直学士。金亡不仕，自号滹南遗老，著有《滹南遗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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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刘祁（１２０３—１２５０）字京叔，山西浑源人，金代太学生，入元复试后征南行省辟置幕府。所著《归潜志》多记金末故事，共十四卷；《录崔立碑事》见该书第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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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凌廷堪（约１７５５—１８０９）字次仲，安徽歙县人，清代经学家。著有《校礼堂文集》、《元遗山先生年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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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张德辉（１１９５—１２７４）字耀卿，金末冀宁交城（今属山西）人，元世祖时任河东南北路宣抚使，传见《元史》卷一六三。下面引文中的元裕即元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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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余阙（１３０３—１３５８）字廷心，一字天心，原出唐兀族（色目人），其父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做官，遂为庐州人。《青阳先生文集》，共九卷，是他的诗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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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颜之推（５３１—约５９０后）字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南北朝时文学家。历仕梁、北齐、北周、隋等朝。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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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卢文鞍（１７１７—１７９６）字绍弓，号抱经，浙江杭州人，清代经学家、校勘学家。《抱经堂丛书》，系辑印他所校勘的古籍十七种，并附有他自著的《抱经堂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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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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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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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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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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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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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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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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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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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覗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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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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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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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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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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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３〕，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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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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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四期，署名孺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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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恨恨而死”指空自愤恨不平而不去进行实际的改革工作。参看《热风•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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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作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批判当时某些借口反对欧化句法而攻击白话文的人；八月七日，文公直在同刊发表致作者的公开信，说他主张采用欧化句法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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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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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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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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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颇疑心他们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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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这样看来，“丢脸”的机会，似乎上等人比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车夫偷一个钱袋，被人发见，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仿佛也不见得怎样“丢脸”，况且还有“出洋考察”〔２〕，是改头换面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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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报》就告诉我们一条新闻：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为其母出殡，邀开“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因来宾众多，所备白衣，不敷分配，其时适有名王道才，绰号三喜子，亦到来送殡，争穿白衣不遂，以为有失体面，心中怀恨，……邀集徒党数十人，各执铁棍，据说尚有持手枪者多人，将王树宝家人乱打，一时双方有剧烈之战争，头破血流，多人受有重伤。……”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而又“不遂”，足见并非亲族，但竟以为“有失体面”，演成这样的大战了。这时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这类脾气，是“绅商”也不免发露的：袁世凯〔３〕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有面子”；有一国从青岛撤兵〔４〕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万民伞上为“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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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说，人应该“不要脸”。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这声明是万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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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且，“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么？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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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吃外国火腿”〔５〕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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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６〕，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７〕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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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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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漫画生活》月刊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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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出洋考察”旧时的军阀、政客在失势或失意时，常以“出洋考察”作为暂时隐退、伺机再起的手段。其中也有并不真正“出洋”，只用这句话来保全面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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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自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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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有一国从青岛撤兵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日本撤走侵占青岛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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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吃外国火腿”旧时上海俗语，意指被外国人所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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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圆机活法”随机应变的方法。“圆机”，语见《庄子•盗跖》：“若是若非，执而圆机。”据唐代成玄英注：“圆机，犹环中也；执环中之道，以应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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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长谷川如是闲（１８７５—１９６９）日本评论家。著有《现代社会批判》、《日本的性格》等。不饮盗泉，原是中国的故事，见《尸子》（清代章宗源辑本）卷下：“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据《水经注》：盗泉出卞城（今山东泗水县东）东北卞山之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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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戏》周刊编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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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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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Ｑ》的第一幕已经登完了，搬上舞台实验虽还不是马上可以做到，但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就要开始发动了。我们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刚登完的时候先发表一点意见，一方面对于我们的公演准备或者也有些帮助，另方面本刊的丛书计划一实现也可以把你的意见和《阿Ｑ》剧本同时付印当作一篇序。这是编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读者和演出的同志们的要求。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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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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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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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戏》周刊〔２〕上给我的公开信，我早看见了；后来又收到邮寄的一张周刊，我知道这大约是在催促我的答复。对于戏剧，我是毫无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复，是一声也不响。但如果先生和读者们都肯豫先了解我不过是一个外行人的随便谈谈，那么，我自然也不妨说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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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Ｑ》在每一期里，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六天，断断续续的看过，也陆陆续续的忘记了。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Ｑ所说的绍兴话，我却有许多地方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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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自己想说几句的，有两点——一，未庄在那里？《阿Ｑ》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Ｑ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３〕是最近的例子。为了医病，方子上开人参，吃法不好，倒落得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这才恢复了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空空的折贴了萝卜子。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百家姓》〔４〕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Ｑ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时还是发生了谣言。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豫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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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所说那样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果戈理作《巡按使》〔５〕，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Ｑ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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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指定了绍兴也好。于是跟着起来的是第二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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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阿Ｑ该说什么话？这似乎无须问，阿Ｑ一生的事情既然出在绍兴，他当然该说绍兴话。但是第三个疑问接着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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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阿Ｑ》是演给那里的人们看的？倘是演给绍兴人看的，他得说绍兴话无疑。绍兴戏文中，一向是官员秀才用官话，堂倌狱卒用土话的，也就是生，旦，净大抵用官话，丑用土话。我想，这也并非全为了用这来区别人的上下，雅俗，好坏，还有一个大原因，是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使本地的看客们能够彻底的了解。那么，这关系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倘使演给绍兴的人们看，别的脚色也大可以用绍兴话，因为同是绍兴话，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说的也并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简，语助词和感叹词少，后者句子长，语助词和感叹词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话，可以冗长到一倍。但如演给别处的人们看，这剧本的作用却减弱，或者简直完全消失了。据我所留心观察，凡有自以为深通绍兴话的外县人，他大抵是像目前标点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样，并不怎么懂得的〔６〕；至于北方或闽粤人，我恐怕他听了之后，不会比听外国马戏里的打诨更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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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譬如现在的中国，要编一本随时随地，无不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所以我以为现在的办法，只好编一种对话都是比较的容易了解的剧本，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可以无须改动，如果到某一省县，某一乡村里面去，那么，这本子就算是一个底本，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话，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察觉得更加切实。譬如罢，如果这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么，航船可以化为大车，七斤〔７〕也可以叫作“小辫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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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见说完了，总括一句，不过是说，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使大家可以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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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末还有一点尾巴，当然决没有叭儿君的尾巴的有趣。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过还是非说不可。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这信后来被发表在《社会月报》上了〔８〕，末了是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９〕。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１０〕。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发表的罢，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１１〕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Ｑ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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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１２〕，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专此布复，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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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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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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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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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戏》周刊《中华日报》副刊之一，袁牧之主编，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创刊。袁梅（袁牧之）所作《阿Ｑ正传》剧本，于该刊创刊号起开始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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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闲话扬州》易君左著，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是一本关于扬州的杂记。书中对当地习俗和生活状况的描述，引起一些扬州人的不满，他们以诽谤罪控告作者，要求将他撤职查办（当时作者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科主任），因此不久该书即被毁版停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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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百家姓》以前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之一，宋初人编纂。为便于诵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赵钱孙李”是书中的首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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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果戈理（ab]GRGQc，１８０９—１８５２）俄国作家。《巡按使》，通译《钦差大臣》，讽刺喜剧。“你们笑自己”这句话是该剧第五幕第八场中市长发觉自己被骗，面对哄笑着的观众说的。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贺启明译的《巡按》中，这句话译为：“这都是笑的甚么？不是笑的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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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指刘大杰标点的《袁中郎全集》中的断句错误。参看《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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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七斤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人物。袁牧之改编的《阿Ｑ正传》剧本里也有这样一个人物，叫做“航船七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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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即本书的《答曹聚仁先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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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杨邨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一篇文章”，指《赤区归来记（续）》，参看本书《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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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绍伯的文章题为《调和》，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参看本书《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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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曾今可（１９０１—１９７１）江西泰和人。他曾提倡所谓“解放词”，内容大多庸俗无聊；并与张资平同办《文艺座谈》，攻击左翼文艺。参看《伪自由书•后记》。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他曾在《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其中人物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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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买办意识林默（廖沫沙）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上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错误地认为鲁迅的杂文《倒提》有买办意识。参看《花边文学•倒提》及其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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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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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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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２〕，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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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３〕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胡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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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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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５〕，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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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６〕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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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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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７〕。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８〕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９〕，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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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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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１０〕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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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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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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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海《读书生活》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公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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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鉴略》清代王仕云著，是旧时学塾所用的一种初级历史读物，四言韵语，上起盘古，下迄明代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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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四库书目提要》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编撰。参看本卷第５９页注〔１１〕。《简明目录》，即《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二十卷，亦纪昀编撰，各书提要较《总目》简略，并且不录《总目》中“存目”部分的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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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食菜事魔”五代两宋时农民的秘密宗教组织明教，提倡素食，供奉摩尼（来源于古代波斯的摩尼教）为光明之神。因此在有关他们的记载中有“食菜事魔”的说法。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载：“事魔食菜法……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１１２０—１１２１），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问，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但禁令太严，每有告者，株连既广，又常籍没，全家流放，与死为等；必协力同心，以拒官吏，州县惮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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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十彪五虎”疑应作“五虎五彪”。明代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有《五虎五彪》一则：“五虎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等追赃发充军，五彪田尔耕、许显纯处决，崔应元、杨寰、孙云鹤边卫充军，以为附权蠹政之戒。”按《明史•魏忠贤传》载：“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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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杨光先字长公，安徽歙县人。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政府委任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变更厉法，新编历书。杨光先上书礼部，指摘新历书封面上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又上书指摘新历书推算该年的日蚀有错误，汤若望等因此被判罪，由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复用旧历。康熙七年，杨因推闰失实入狱，后获赦。《不得已》就是杨光先历次指控汤若望呈文和论文的汇集，其中有浓重的封建排外思想，如《日食天象验》一文中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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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我大清”旧时学塾初级读物《三字经》中的句子。满族统治者建立清朝政权后，一般汉族官吏对新王朝也称之为“我大清”；鲁迅在这里不说“清朝”，含有讽刺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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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领袖。一二○六年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被拥戴为王，称成吉思汗。他的继承者灭南宋建立元朝后，追尊他为元太祖。他在一二一九年至一二二三年率军西征，占领中亚和南俄。以后他的孙子拔都又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第二次西征，征服俄罗斯并侵入匈、奥、波等欧洲国家。以上事件都发生在一二七九年忽必烈（即元世祖）灭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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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斡罗思”即俄罗斯。见清代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六。《新元史•外国列传》作“斡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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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世界史教程》苏联波查洛夫（WXYGZ[\G，现译鲍恰罗夫）等人合编的一本教科书，原名《阶级斗争史课本》。有中译本两种，一为王礼锡等译，只出第一分册，神州国光社出版；另一种为史嵛音等译，出了第一、二分册，骆驼社出版。鲁迅说此书只译了一本，可能是指前一译本。《中国社会史》，苏联沙发洛夫（]^P[_[\G，现译萨法罗夫）著，原名《中国史纲》。鲁迅藏有早川二郎的日译本（一九三四年版）。文中所说“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中译本，系李俚人译，一九三二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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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曹聚仁先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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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仁〔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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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没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没有开过口。但是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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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写一点我的简单的意见在这里：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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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３〕（即拉丁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每区又分为小区（譬如绍兴一个地方，至少也得分为四小区），写作之初，纯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们是要前进的，那时原有方言一定不够，就只好采用白话，欧字，甚而至于语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着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即可以输进穷乡僻壤去。中国人是无论如何，在将来必有非通几种中国语不可的运命的，这事情，由教育与交通，可以办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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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现在我们所办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试用广东话之类，读者较多的言语，做出东西来看；（丙）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罢，反对欧化者所说的欧化，就不是中国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语法，是会有非用不可的时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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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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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至于已有大众语雏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依此为根据而加以改进，太僻的土语，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对话，却不必特用于作者的叙事中，因为说“打”，工人也一样的能够懂。有些人以为如“像煞有介事”之类，已经通行，也是不确的话，北方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和江苏人是不一样的，那感觉并不比“俨乎其然”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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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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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能够实行的，我以为是（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４〕的太繁，用不来的）；（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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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层，是文言的保护者，现在也有打了大众语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论极高，使大众语悬空，做不得；别一方面，借此攻击他当面的大敌——白话。这一点也须注意的。要不然，我们就会自己缴了自己的械。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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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上。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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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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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四年五月，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周刊第一一○号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读经。当时吴研因在南京、上海报纸同时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一文，加以反驳。于是在文化界展开了关于文言与白话的论战。同年六月十八、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先后刊出了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二文，提出了有关语文改革的大众语问题；随后各报刊陆续发表不少文章，展开了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七月二十五日，当时《社会月报》编者曹聚仁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的信，信中提出五个问题：“一、大众语文的运动，当然继承着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而来的；究竟在现在，有没有划分新阶段，提倡大众语的必要？二、白话文运动为什么会停滞下来？为什么新文人（五四运动以后的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三、白话文成为特殊阶级（知识分子）的独占工具，和一般民众并不发生关涉；究竟如何方能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四、大众语文的建设，还是先定了标准的一元国语，逐渐推广，使方言渐渐消灭？还是先就各大区的方言，建设多元的大众语文，逐渐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国语？五、大众语文的作品，用什么方式去写成？民众所惯用的方式，我们如何弃取？”鲁迅这一篇虽分五点作答，但并不针对曹聚仁来信所提的问题。他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致曹聚仁的另一信中曾针对这五个问题作了答复（见《鲁迅书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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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浦江人，作家，曾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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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罗马字拼音泛指用拉丁字母（即罗马字母）拼音。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当时称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个文字改革方案由“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的部分会员及刘复等人制定，赵元任是主要制作人。这种方案用拼法变化表示声调，有繁细的拼调规则，比较难学。一九三一年，吴玉章等又拟定了“拉丁化新文字”，它不标声调，比较简单；一九三三年起各地相继成立各种团体，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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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赵元任江苏武进人，语言学家。历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著有《现代英语之研究》、《国语罗马字常用字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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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素园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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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君素园〔２〕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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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弟丛芜，友静农，霁野〔３〕立表；鲁迅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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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写成于一九三四年四月，据作者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致台静农信：“素兄墓志，当于三四日内写成寄上”；又作者同年四月三日日记：“以所书韦素园墓表寄静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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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韦素园（１９０２—１９３２）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中篇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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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丛芜韦丛芜（１９０５—１９７８）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陀思妥也夫斯基长篇小说《穷人》、《罪与罚》等。静农，即台静农，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等。霁野，即李霁野，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影》，译有安特列夫剧本《往星中》、《黑假面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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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国际文学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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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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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苏联的存在与成功，对于你怎样（苏维埃建设的十月革命，对于你的思想的路径和创作的性质，有什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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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你对于苏维埃文学的意见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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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资本主义的各国，什么事件和种种文化上的进行，特别引起你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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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但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旋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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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只能看别国——德国，日本——的译本。我觉得现在的讲建设的，还是先前的讲战斗的——如《铁甲列车》，《毁灭》，《铁流》〔２〕等——于我有兴趣，并且有益。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绍介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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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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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国际文学》一九三四年第三、四期合刊，发表时题为《中国与十月》，同年七月五日苏联《真理报》曾予转载。《国际文学》，双月刊，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以俄、德、英、法等文字在苏联出版，原名《外国文学消息》，一九三○年十一月改称《世界革命文学》，一九三三年改名为《国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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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铁甲列车》全名《铁甲列车第１４—６９号》，伊凡诺夫著，侍桁译，系鲁迅所编《现代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三二年神州国光社出版；《毁灭》，法捷耶夫作，鲁迅译，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铁流》，绥拉菲摩维支作，曹靖华译，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这些都是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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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刘半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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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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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２〕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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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３〕投稿之后，由蔡孑民〔４〕先生或陈独秀〔５〕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６〕，“她”字和“牠”字的创造〔７〕，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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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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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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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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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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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８〕，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９〕，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１０〕。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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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１１〕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１２〕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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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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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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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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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青年界》月刊第六卷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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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半农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名复，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著有《半农杂文》、诗集《扬鞭集》以及《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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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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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蔡孑民（１８６８—１９４０）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参加同盟会，民国成立后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五四”时期赞成和支持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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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陈独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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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答王敬轩的双鐄信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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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刘半农在一九二○年六月六日所作《她字问题》一文中主张创造“她”、“牠”二字，他说：“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应当再取一个‘牠’字，以代无生物。”（见《半农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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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何典》清代张南庄（署名“过路人”）编著，是运用俗谚写成、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十回，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上海申报馆出版。一九二六年六月，刘半农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它作题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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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驷不及舌”语出《论语•颜渊》，据朱熹《集注》：“言出于舌，驷马不能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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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曾发表刘半农的《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其中说林则徐被英人俘虏，并且“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不久有读者洛卿来信指出这是史实性的错误，《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同年四月二日）发表了这封信，从此刘半农就不再给《语丝》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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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禁称“蜜斯”见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北平《世界日报》所载刘半农答记者的谈话。其中说他不赞成学生间以密斯互称，在一九三○年他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即曾加以禁止；他主张废弃“带有奴性的”密斯称呼，而代以国语中原有的姑娘、小姐、女士等。密斯，英语Ｍｉｓｓ的音译，小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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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指刘半农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发表于《论语》、《人间世》等刊物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参看《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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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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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狱，到清朝末年才被从新提起。最起劲的是“南社”〔２〕里的有几个人，为被害者辑印遗集；还有些留学生，也争从日本撤回文证来〔３〕。待到孟森的《心史丛刊》〔４〕出，我们这才明白了较详细的状况，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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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５〕，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６〕，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而最有趣的，则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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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闻乾隆将谒泰陵〔７〕，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在这里犯不上抄录，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一大段，却是十分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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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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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实结局却不大好，署直隶总督袁守侗拟奏罪名是“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俟部复到日，照例解部刺字发遣。”这位才子，后来大约终于单身出关做西崽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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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的案情，虽然没有这么风雅，但并非反动的还不少。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８〕，也仍然活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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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这等事，粗略的一看，先使我们觉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怜。但再来一想，事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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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９〕，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１０〕。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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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嘴里却并不照样说，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不久，儿子们吓得不再开口了，计划居然成功；直到光绪时康有为们的上书〔１１〕，才又冲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这奥妙，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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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里，很为“忠而获咎”者不平，〔１２〕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这是《颜氏家训》或《庄子》《文选》里所没有的〔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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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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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上海《新语林》半月刊第一期，署名杜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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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南社”文学团体，一九○九年由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于苏州。该社以诗文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社员发生分化，一九二三年无形解体。由南社社员辑印的清代文字狱中被害者的遗集，如吴炎的《吴赤溟集》，戴名世的《戴褐夫集》和《孑遗录》，吕留良的《吕晚村手写家训》等，后来大都收入邓实、黄节主编的《国粹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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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清末有些留日学生从日本的图书馆中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等。印出后输入国内，以鼓吹反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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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孟森（１８６８—１９３７）字莼荪，号心史，江苏武进人，历史学家。曾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心史丛刊》，共三集，出版于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内容都是有关考证的札记文字；其中关于清代文字狱的记载，有朱光旦案、科场案三（河南、山东、山西闱）附记之“查嗣庭典试江西命题有意讽刺”案、《字贯》案、《闲闲录》案。他在论述王锡侯因著《字贯》被杀一案时说：“锡侯之为人，盖亦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与戴名世略同，断非有菲薄清廷之意。戴则以古文自命，王则以理学自矜，俱好弄笔。弄笔既久，处处有学问面目。故于明季事而津津欲网罗其遗闻，此戴之所以杀身也。于字书而置《康熙字典》为一家言，与诸家均在平阝少马之列，此王之所以罹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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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指故宫博物院文物被盗卖事。故宫博物院是管理清朝故宫及其所属各处的建筑物和古物、图书的机构。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易培基任院长时，该院古物被盗卖者甚多，易培基曾因此被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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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清代文字狱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其中资料都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军机处档、宫中所存缴回朱批奏折、实录三种清代文书辑录。第一辑出版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冯起炎一案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八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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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秦陵清朝雍正皇帝（胤祯）的陵墓，在河北易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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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斩监候”清朝法制：将被判死刑不立时处决的犯人暂行监禁，候秋审（每年八月中由刑部会同各官详议各省审册，请旨裁夺）再予决定，叫做“监候”，有“斩监候”与“绞监候”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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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炎黄之胄”指汉族。炎黄，传说中的我国古代帝王炎帝和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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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思不出其位”语见《易经•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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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于一八九五年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与当时同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成为后来戊戌变法运动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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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施蛰存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六月）《书籍禁止与思想左倾》一文中说：“前一些时候，政府曾经根据于剿除共产主义文化这政策而突然禁止了一百余种文艺书籍的发行。……沈从文先生曾经在天津《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讨论这禁书问题的文字。……但是在上海的《社会新闻》第六卷第二十七八期上却连续刊载了一篇对于沈从文先生那篇文章的反驳。……沈从文先生正如我一样地引焚书坑儒为喻，原意也不过希望政府方面要以史实为殷鉴，出之审慎……他并非不了解政府的禁止左倾书籍之不得已，然而他还希望政府能有比这更妥当，更有效果的办法；……然而，在《社会新闻》的那位作者的笔下，却写下了这样的裁决：‘我们从沈从文的……口吻中，早知道沈从文的立场究竟是什么立场了，沈从文既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那沈从文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主张，又何待我们来下断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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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庄子》战国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文选》，即《昭明文选》，共三十卷，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自秦汉至齐梁的诗文总集。一九三三年九月《大晚报》征求所谓“推荐书目”时，施蛰存曾提倡青年读这些书。作者在《准风月谈•重三感旧》等文中曾予批评，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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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韦素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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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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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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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画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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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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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３〕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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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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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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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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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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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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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４〕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５〕，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６〕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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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７〕，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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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８〕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９〕。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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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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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１０〕。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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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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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１１〕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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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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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１２〕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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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记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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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ＮＧｏｇｏｌ），陀思妥也夫斯基（Ｆ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安特列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绍介了望•蔼覃（ＦｖａｎＥｅｄｅｎ），绍介了爱伦堡（ＩＥｈｒｅｎｂｕｒｇ）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ＢＬａｖｒｅｎｅｖ）的《四十一》。〔１３〕还印行了《未名新集》〔１４〕，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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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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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我以这几千字纪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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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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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鲁迅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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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文学》月刊第三卷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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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未名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秋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等。先后出版过《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一九三一年秋后因经济困难，无形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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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李小峰（１８９７—１９７１）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后为北新书局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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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段祺瑞（１８６４—１９３６）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军阀。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北京临时执政府执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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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林素园福建人，研究系的小官僚。一九二五年八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为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下令停办该校，改为北京女子学院师范部，林被任为师范部学长。同年九月五日，他率领军警赴女师大实行武装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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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一九二六年十月高长虹等在上海创办《狂飙》周刊，该刊第二期载有高长虹《给鲁迅先生》的通信，其中说：“接培良来信，说他同韦素园先生大起冲突，原因是为韦先生退还高歌的《剃刀》，又压下他的《冬天》……现在编辑《莽原》者，且甚至执行编辑之权威者，为韦素园先生也……然权威或可施之于他人，要不应施之于同伴也……今则态度显然，公然以‘退还’加诸我等矣！刀搁头上矣！到了这时，我还能不出来一理论吗？”最后他又对鲁迅说：“你如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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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未名社被封一九二八年春，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著，李霁野、韦素园译）一书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扣。北京警察厅据山东军阀张宗昌电告，于三月二十六日查封未名社，捕去李霁野等三人。至十月始启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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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按鲁迅到广州应是一九二七年初（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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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外套》俄国作家果戈理所作中篇小说，韦素园的译本出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为《未名丛刊》之一。据《鲁迅日记》，他收到韦素园的赠书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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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伊孛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勃兰特》是他作的诗剧，剧中人勃兰特企图用个人的力量鼓动人们起来反对世俗旧习。他带领一群信徒上山去寻找理想的境界，在途中，人们不堪登山之苦，对他的理想产生了怀疑，于是把他击倒，最后他在雪崩下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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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陀思妥也夫斯基（EDＭDFGHIGJKHLMM，１８２１—１８８１）　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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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一九三○年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次年又因柔石被捕，曾两次被迫“弃家出走”，出走前烧毁了所存的信札。参看《两地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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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收入《未名丛刊》中的译本有：俄国果戈理的小说《外套》（韦素园译），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穷人》（韦丛芜译），安特列夫（１８７１—１９１９）的剧本《往星中》和《黑假面人》（李霁野译），荷兰望•蔼覃（１８６０—１９３２）的童话《小约翰》（鲁迅译），苏联爱伦堡（１８９１—１９６７）等七人的短篇小说集《烟袋》（曹靖华辑译），苏联拉甫列涅夫（１８９１—１９５９）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曹靖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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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未名新集》未名社印行的专收创作的丛刊。《君山》是诗集，《地之子》和《建塔者》都是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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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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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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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当没有看见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难明确的断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拼法，也还是麻烦的，不合实用，也没有前途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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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最近，宣传古文的好处的教授，竟将古文的句子也点错了，〔２〕就是一个证据——他自己也没有懂。不过他们可以装作懂得的样子，来胡说八道，欺骗不明真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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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先前也曾有过学者，〔３〕想出拼音字来，要大家容易学，也就是更容易教训，并且延长他们服役的生命，但那些字都还很繁琐，因为学者总忘不了官话，四声，以及这是学者创造出来的字，必需有学者的气息。这回的新文字却简易得远了，又是根据于实生活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这对大家说话，听大家的话，明白道理，学得技艺，这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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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正在中国试验的新文字，给南方人读起来，是不能全懂的。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拼，待将来再图沟通。反对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将这当作一个大缺点，以为反而使中国的文字不统一了，但他却抹杀了方块汉字本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识，有些知识阶级也并不真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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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他们却深知道新文字对于劳苦大众有利，所以在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地方，这新文字是一定要受摧残的。现在连并非新文字，而只是更接近口语的“大众语”，也在受着苛酷的压迫和摧残。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并不识字，但特权阶级却还嫌他们太聪明了，正竭力的弄麻木他们的思索机关呢，例如用飞机掷下炸弹去，用机关枪送过子弹去，用刀斧将他们的颈子砍断，就都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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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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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曾被译为拉丁化新文字，发表于《拥护新文字六日报》，期数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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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指刘大杰。他在上海《人间世》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发表的《春波楼随笔》中说：“此等书（指《琅嬛文集》、《袁中郎全集》等）中，确有不少绝妙的小品文字，可恨清代士大夫，只会做滥调古文，不能赏识此等绝妙文章耳。”但他标点的《琅嬛文集》、《袁中郎全集》中却有不少断句错误。参看《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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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指王照、劳乃宣等人，参看本卷第１０８页注〔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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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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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２〕里闲谈——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３〕，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岁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还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个，所以想结婚是很困难的。这自然是一种迷信，但日本社会上的迷信也还是真不少。我问：可有方法解除这夙命呢？回答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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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就想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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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但据我所知道，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画上符咒，和这命的女人一同行“结俪之礼”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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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所谓“没有法子”，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转移运命的方法。等到确信这是“运命”，真真“没有法子”的时候，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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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这么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于是他说，这用种种方法之后所得的结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连必须用种种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们来，却似乎并不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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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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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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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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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署名公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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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内山书店日本人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在上海开设的书店，主要经售日文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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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一九三三年七月，曾今可主办的《文艺座谈》第一卷第一期刊登署名白羽遐的《内山书店小坐记》，影射鲁迅为日本的间谍（参看《伪自由书•后记》）。又一九三四年五月《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刊登署名思的《鲁迅愿作汉奸》一稿，诬蔑鲁迅“与日本书局订定密约……乐于作汉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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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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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中国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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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人所用的火，听说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２〕从天上偷来的，但中国的却和它不同，是燧人氏〔３〕自家所发见——或者该说是发明罢。因为并非偷儿，所以拴在山上，给老雕去啄的灾难是免掉了，然而也没有普洛美修斯那样的被传扬，被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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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也有火神〔４〕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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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燧人氏发见，或者发明了火以来，能够很有味的吃火锅，点起灯来，夜里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罢，同时也开始了火灾，故意点上火，烧掉那有巢氏〔５〕所发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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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即使伤了食，这回是属于神农氏〔６〕的领域了，所以那神农氏，至今还被人们所记得。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法，只好漫称之曰火神，而献以敬畏。看他的画像，是红面孔，红胡须，不过祭祀的时候，却须避去一切红色的东西，而代之以绿色。他大约像西班牙的牛一样，一看见红色，便会亢奋起来，做出一种可怕的行动的。〔７〕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中国，这样的恶神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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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人世间，倒似乎因了他们而热闹。赛会〔８〕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却没有。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还要来表感谢之意，虽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据说是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对于火神，就是对于人，有时也一样的这么办，我想，大约也是礼仪的一种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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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烧饭来，却也许更有趣。外国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国，则无论查检怎样的历史，总寻不出烧饭和点灯的人们的列传来。在社会上，即使怎样的善于烧饭，善于点灯，也毫没有成为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９〕一烧书，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至于引为希特拉〔１０〕烧书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拉太太善于开电灯，烤面包罢，那么，要在历史上寻一点先例，恐怕可就难了。但是，幸而那样的事，是不会哄动一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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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掉房子的事，据宋人的笔记说，是开始于蒙古人的。因为他们住着帐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１１〕然而，这是诳话。蒙古人中，懂得汉文的很少，所以不来更正的。其实，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项羽〔１２〕在，一烧阿房宫，便天下闻名，至今还会在戏台上出现，连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烧以前的阿房宫里每天点灯的人们，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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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爆裂弹呀，烧夷弹呀之类的东西已经做出，加以飞机也很进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１３〕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二关于中国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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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氏〔１４〕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人都讴歌他，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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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信”，在满洲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译载了的，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只在去年的上海报上所载的胡适〔１５〕博士的谈话里，有的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不消说，那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觉得好像是对于那信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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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该是不至于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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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中国也有过讴歌了元和清的人们，但那是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如果给与一个暗示，说是倘不讴歌，便将更加虐待，那么，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还可以使人们来讴歌。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１６〕，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着陈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识，一面有时也不免想，真该是讴歌三民主义的。然而，现在是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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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１７〕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汉的高祖〔１８〕，据历史家说，是龙种，但其实是无赖出身，说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对的。至于周的武王〔１９〕，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时的民众的声音，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２０〕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但先生们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历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说。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而要做官，则不如称赞周朝之为便当的。然而，看起别的记载来，却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２１〕，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２２〕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２３〕，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似的。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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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士和方士，是中国特产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这两件在中国终于都没有。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孟子生于周季，所以以谈霸道为羞〔２４〕，倘使生于今日，则跟着人类的智识范围的展开，怕要羞谈王道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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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中国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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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人们是的确由事实而从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发生变化的。从宋朝到清朝的末年，许多年间，专以代圣贤立言的“制艺”〔２５〕这一种烦难的文章取士，到得和法国打了败仗〔２６〕，这才省悟了这方法的错误。于是派留学生到西洋，开设兵器制造局，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省悟到这还不够，是在和日本打了败仗之后〔２７〕，这回是竭力开起学校来。于是学生们年年大闹了。从清朝倒掉，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时候起，才又省悟了这错误，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的，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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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国粹式的监狱，是早已各处都有的，到清末，就也造了一点西洋式，即所谓文明式的监狱。那是为了示给旅行到此的外国人而建造，应该与为了和外国人好互相应酬，特地派出去，学些文明人的礼节的留学生，属于同一种类的。托了这福，犯人的待遇也还好，给洗澡，也给一定分量的饭吃，所以倒是颇为幸福的地方。但是，就在两三礼拜前，政府因为要行仁政了，还发过一个不准克扣囚粮的命令。从此以后，可更加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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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旧式的监狱，则因为好像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的，所以不但禁锢犯人，此外还有给他吃苦的职掌。挤取金钱，使犯人的家属穷到透顶的职掌，有时也会兼带的。但大家都以为应该。如果有谁反对罢，那就等于替犯人说话，便要受恶党〔２８〕的嫌疑。然而文明是出奇的进步了，所以去年也有了提倡每年该放犯人回家一趟，给以解决性欲的机会的，颇是人道主义气味之说的官吏。〔２９〕其实，他也并非对于犯人的性欲，特别表着同情，不过因为总不愁竟会实行的，所以也就高声嚷一下，以见自己的作为官吏的存在。然而舆论颇为沸腾了。有一位批评家，还以为这么一来，大家便要不怕牢监，高高兴兴的进去了，很为世道人心愤慨了一下。〔３０〕受了所谓圣贤之教那么久，竟还没有那位官吏的圆滑，固然也令人觉得诚实可靠，然而他的意见，是以为对于犯人，非加虐待不可，却也因此可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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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别一条路想，监狱确也并非没有不像以“安全第一”为标语的人们的理想乡的地方。火灾极少，偷儿不来，土匪也一定不来抢。即使打仗，也决没有以监狱为目标，施行轰炸的傻子；即使革命，有释放囚犯的例，而加以屠戮的是没有的。当福建独立〔３１〕之初，虽有说是释放犯人，而一到外面，和他们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们倒反而失踪了的谣言，然而这样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过的。总而言之，似乎也并非很坏的处所。只要准带家眷，则即使不是现在似的大水，饥荒，战争，恐怖的时候，请求搬进去住的人们，也未必一定没有的。于是虐待就成为必不可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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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兰〔３２〕夫妇，作为赤化宣传者而关在南京的监狱里，也绝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么效力也没有。这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监狱的精神的缘故。有一位官员诧异的说过：他自己不吃，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岂但和仁政并无关系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于监狱有益的。甘地〔３３〕的把戏，倘不挑选兴行场〔３４〕，就毫无成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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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这样的近于完美的监狱里，却还剩着一种缺点。至今为止，对于思想上的事，都没有很留心。为要弥补这缺点，是在近来新发明的叫作“反省院”的特种监狱里，施着教育。我还没有到那里面去反省过，所以并不知道详情，但要而言之，好像是将三民主义时时讲给犯人听，使他反省着自己的错误。听人说，此外还得做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那自然，非终身反省不可了，而做得不够格，也还是非反省到死则不可。现在是进去的也有，出来的也有，因为听说还得添造反省院，可见还是进去的多了。考完放出的良民，偶尔也可以遇见，但仿佛大抵是萎靡不振，恐怕是在反省和毕业论文上，将力气使尽了罢。那前途，是在没有希望这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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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参看本书《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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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普洛美修斯通译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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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燧人氏我国传说中最早钻木取火的人，远古三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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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火神传说不一。一说指祝融，见罗泌《路史•前纪》卷八；一说指回禄，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及其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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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有巢氏我国传说中发明树上搭巢居住的人，远古三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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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神农氏我国传说中发明制作农具、教人耕种的人，远古三王之一。又传说他曾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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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西班牙以前有斗牛的风俗，斗牛士手持红布对牛撩拨，待牛以角向他触去，斗牛士即与之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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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赛会也称赛神，旧时的一种迷信习俗。用仪仗、鼓乐和杂戏等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以酬神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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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秦始皇（前２５９—前２１０）姓嬴名政。战国时秦国国君，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始皇三十四年（前２１３），他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将秦以外的各国史书和民间所藏除农书和医书以外的古籍尽行焚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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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希特拉（ＡＨｉｔｌ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４５）通译希特勒，德国纳粹党头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一九三三年他担任内阁总理后，实行法西斯统治，烧毁进步书籍和一切所谓“非德国思想”的书籍。关于引秦始皇为希特勒焚书先例的论调，作者在《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中曾作过分析，可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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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中载：“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Ｚ，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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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项羽（前２３２—前２０２）下相（今江苏宿迁）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后为刘邦所败。据《史记•项羽本纪》载：他攻破咸阳后，“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阿房宫，秦始皇时建筑的宫殿，遗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阿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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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救世主基督教徒对耶稣的称呼。《新约•马太福音》说基督所在之处，都有大光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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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中里介山（１８８５—１９４４）日本通俗小说家，著有历史小说《大菩萨山卡》。他的《给支那和支那国民的一封信》，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日本春阳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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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当时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这里所引的这段话，是他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在北平对记者的谈话，载同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下文的“有历史癖和考据癖”，是他在一九二○年七月所写的《〈水浒传〉考证》中的话：“我最恨中国史家说的什么‘作史笔法’，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啮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据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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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一九三○年二月成立于上海，它的宗旨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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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关于王道和霸道之说，《孟子•公孙丑》载有孟轲的话：“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又《汉书•元帝纪》：“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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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汉高祖即刘邦（前２４７—前１９５），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汉朝的建立者。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又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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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周武王姓姬名发，殷末周族领袖。公元前十一世纪，他联合西北和西南各族起兵进入中原，灭殷后建立周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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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孟子（约前３７２—前２８９），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他继承并发挥了儒家学说，成为孔丘以后的又一儒家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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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据《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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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血流漂杵据《尚书•武成》载：“甲子昧爽，受（纣）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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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顽民”据《史记•殷本纪》载：“周武王崩，武庚（商纣之子）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又《尚书•多士》载：“成周（今洛阳）既成，迁殷顽民。”据唐代孔颖达疏：“顽民，谓殷之大夫、士从武庚叛者；以其无知，谓之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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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以谈霸道为羞据《孟子•梁惠王》载：“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据宋代朱熹《集注》：“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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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制艺”也称制义。科举考试时规定的文体。在明清两代指摘取“四书”、“五经”中文句命题、立论的八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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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指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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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指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清政府在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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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恶党这里是反语，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曾用“匪党”等字眼诬称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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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南京专电”称：“司法界某要人谈……壮年犯之性欲问题，依照理论，人民犯罪，失去自由，而性欲不在剥夺之列，欧美文明国家，定有犯人假期……每年得请假返家五天或七天，解决其性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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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十日谈》第二期载有郭明的《自由监狱》一文，其中说：“最近司法当局复有关于囚犯性欲问题之讨论……本来，囚禁制度……是国家给予犯罪者一个自省而改过的机会……监狱痛苦尽人皆知，不法犯罪，乃自讨苦吃，百姓既有戒心，或者可以不敢犯法；对付小人，此亦天机一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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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福建独立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建发生的政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抗击进犯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进行反共内战。该军广大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反对蒋介石投降日本的政策，不愿和红军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但不久即在蒋介石的兵力压迫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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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牛兰（Ｎａｕｌｅｎ）即保罗•鲁埃格（ＰａｕｌＲｕｅｇｇ），原籍波兰，“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牛兰夫妇同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拘捕，送往南京监禁，次年七月一日以“危害民国”罪受审。牛兰不服，于七月二日起进行绝食斗争。宋庆龄、蔡元培等曾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营救。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南京前夕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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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甘地（ＭＧａｎｄｈｉ，１８６９—１９４８）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他主张“非暴力抵抗”，倡导对英国殖民政府“不合作运动”，曾屡遭监禁，在狱中多次以绝食表示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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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兴行场日语，戏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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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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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２〕，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３〕，•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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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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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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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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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５〕，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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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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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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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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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公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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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即在南京发表讲话，声称“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国民党政府也多次向国联申诉，要求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国联采取了袒护日本的立场。它派出的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后，在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竟认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有特殊地位，说它对中国的侵略是“正当而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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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求神拜佛当时一些国民党官僚和“社会名流”，以祈祷“解救国难”为名，多次在一些大城市举办“时轮金刚法会”“仁王护国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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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当时舆论界曾有过这类论调，如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十日《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中说：“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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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正史”清高宗（乾隆）诏定从《史记》到《明史》共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二十四史。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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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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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激荡之会，利于乘时，劲风盘空，轻蓬振翮，故以豪杰称一时者多矣，而品节卓异之士，盖难得一。卢氏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幼承义方，长怀大愿，秉性宽厚，立行贞明。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或有未谛，循循诱之，历久不渝，惠流遐迩。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爰使旧乡丕变，日见昭明，君子自强，永无意必〔２〕。而韬光里巷，处之怡然。此岂辁才小慧之徒之所能至哉。中华民国二十有三年秋，年届七十，含和守素，笃行如初。门人敬仰，同心立表，冀彰潜德，亦报师恩云尔。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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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土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海涛外薄，黄神徙倚〔３〕，巧黠因时，鷃枪鹊起〔４〕，然犹飘风〔５〕，终朝而已。卓哉先生，遗荣崇实，开拓新流，恢弘文术，诲人不俺，惟精惟一〔６〕。介立或有，恒久则难，敷教翊化，实邦之翰，敢契贞石，以励后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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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稽后学鲁迅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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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北平《细流》杂志第五、六期合刊，发表时题为《曹植甫先生教泽碑碑文》。《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后为靖华之父作教泽碑文一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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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永无意必永不任性固执。语出《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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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黄神徙倚黄神，意为黄帝之神，原出《淮南子•览冥训》：“黄神啸吟”。据汉代高诱注：“时无法度，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徙倚，徘徊不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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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鷃枪鹊起比喻乘时崛起。《庄子•逍遥游》篇：“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文选》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李善注引《庄子》（佚文）：“鹊上高城之*'，而巢于高榆之颠；城坏巢折，陵风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时则义行，失时则鹊起。”鷃、鹊都是小鸟；枪是飞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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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飘风不会长久的意思，《老子》：“飘风不终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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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惟精惟一《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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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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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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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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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颇有几个姘头；她曾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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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和我不相干。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后门，斜对着我的前门，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来，我总受些影响，有时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时竟会在稿子上写一个“金”字。更不幸的是我的进出，必须从她家的晒台下走过，而她大约是不喜欢走楼梯的，竹竿，木板，还有别的什么，常常从晒台上直摔下来，使我走过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先看一看这位阿金可在晒台上面，倘在，就得绕远些。自然，这是大半为了我的胆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钱；但我们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国人，被打得头破血出，固然不成问题，即使死了，开同乡会，打电报也都没有用的，——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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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夜以后，是别一种世界，还剩着白天脾气是不行的。有一夜，已经三点半钟了，我在译一篇东西，还没有睡觉。忽然听得路上有人低声的在叫谁，虽然听不清楚，却并不是叫阿金，当然也不是叫我。我想：这么迟了，还有谁来叫谁呢？同时也站起来，推开楼窗去看去了，却看见一个男人，望着阿金的绣阁的窗，站着。他没有看见我。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关窗退回的时候，斜对面的小窗开处，已经现出阿金的上半身来，并且立刻看见了我，向那男人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挥，那男人便开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了，心里想：以后总要少管闲事，要炼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但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她仍然嘻嘻哈哈。不过这是晚快边才得到的结论，所以我真是负疚了小半夜和一整天。这时我很感激阿金的大度，但同时又讨厌了她的大声会议，嘻嘻哈哈了。自有阿金以来，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种扰动，我的警告是毫无效验的，她们连看也不对我看一看。有一回，邻近的洋人说了几句洋话，她们也不理；但那洋人就奔出来了，用脚向各人乱踢，她们这才逃散，会议也收了场。这踢的效力，大约保存了五六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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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是照常的嚷嚷；而且扰动又廓张了开去，阿金和马路对面一家烟饭店里的老女人开始奋斗了，还有男人相帮。她的声音原是响亮的，这回就更加响亮，我觉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间门面以外的人们听见。不一会，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论战的将近结束的时候当然要提到“偷汉”之类，那老女人的话我没有听清楚，阿金的答复是：“你这老×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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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恐怕是实情，看客似乎大抵对她表同情，“没有人要”的老×战败了。这时踱来了一位洋巡捕，反背着两手，看了一会，就来把看客们赶开；阿金赶紧迎上去，对他讲了一连串的洋话。洋巡捕注意的听完之后，微笑的说道：“我看你也不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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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并不去捉老×，又反背着手，慢慢的踱过去了。这一场巷战就算这样的结束。但是，人间世的纠纷又并不能解决得这么干脆，那老×大约是也有一点势力的。第二天早晨，那离阿金家不远的也是外国人家的西崽忽然向阿金家逃来。后面追着三个彪形大汉。西崽的小衫已被撕破，大约他被他们诱出外面，又给人堵住后门，退不回去，所以只好逃到他爱人这里来了。爱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孛生（ＨＩｂｓｅｎ）戏剧里的彼尔•干德〔２〕，就是失败之后，终于躲在爱人的裙边，听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瑙威女子，她无情，也没有魄力。独有感觉是灵的，那男人刚要跑到的时候，她已经赶紧把后门关上了。那男人于是进了绝路，只得站住。这好像也颇出于彪形大汉们的意料之外，显得有些踌蹰；但终于一同举起拳头，两个是在他背脊和胸脯上一共给了三拳，仿佛也并不怎么重，一个在他脸上打了一拳，却使它立刻红起来。这一场巷战很神速，又在早晨，所以观战者也不多，胜败两军，各自走散，世界又从此暂时和平了。然而我仍然不放心，因为我曾经听人说过：所谓“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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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过了几天，阿金就不再看见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复。补了她的缺的是一个胖胖的，脸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气的娘姨，已经二十多天，还很安静，只叫了卖唱的两个穷人唱过一回“奇葛隆冬强”的《十八摸》〔３〕之类，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余闲，享点清福，谁也没有话说的。只可惜那时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连阿金的爱人也在内，保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巷战。但我却也叨光听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ｂａｒｙｔｏｎｅ）的歌声，觉得很自然，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４〕要好得天差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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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来了。但是我还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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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５〕会安汉，木兰从军〔６〕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７〕，西施沼吴〔８〕，杨妃乱唐〔９〕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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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１０〕，我却为了区区一个阿金，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虽然圣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见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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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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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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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写成时未能发表（参看本书《附记》），后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上海《海燕》月刊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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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彼尔•干德挪威易卜生的诗剧《彼尔•干德》的主角，是一个想像丰富、意志薄弱的人物，最后在他爱人给他唱催眠曲时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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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十八摸》旧时流行的一种猥亵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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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毛毛雨》黎锦晖作的歌曲，曾流行于一九三○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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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昭君出塞昭君，即王昭君，名嫱，汉元帝宫女。竟宁元年（前３３）被遣出塞“和亲”，嫁与匈奴呼韩邪单于（见《汉书•匈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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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木兰从军北朝民间叙事诗《木兰诗》中的故事，写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见《乐府诗集•鼓角横吹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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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妲己亡殷妲己，殷纣王的妃子，周武王灭殷时被杀。《史记•殷本纪》：“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武王伐殷时，在《太誓》中有“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等语，后来一些文人就把殷亡的责任归罪于妲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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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西施沼吴西施，春秋时越国的美女。越王勾践为吴所败，把她献给吴王夫差。后来吴王昏乱失政，破灭于越（见《吴越春秋》）。“沼吴”，语出《左传》哀公元年，当勾践战败向吴求和时，伍员谏夫差拒和，不听，伍员“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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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杨妃乱唐杨妃，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起兵反唐，玄宗奔蜀，至马嵬驿，将士杀国忠，玄宗令将杨妃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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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五十而知天命”孔丘的话，见《论语•为政》。据朱熹《集注》：“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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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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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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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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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个传说。大约二千年之前，有一个刘先生，积了许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飞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着的老房子，养着的鸡和狗。刘先生只好去恳求上帝，设法连老房子，鸡，狗，和他们俩全都弄到天上去，这才做成了神仙。〔２〕也就是大大的变化了，其实却等于并没有变化。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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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许多青年们，共产主义者及其嫌疑者，左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这些嫌疑者的朋友们，就到处用自己的血来洗自己的错误，以及那些权力者们的错误。权力者们的先前的错误，是受了他们的欺骗的，所以必得用他们的血来洗干净。然而另有许多青年们，却还不知底细，在苏联学毕，骑着骆驼高高兴兴的由蒙古回来了。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旅行者还曾经看得酸心，她说，他们竟不知道现在在祖国等候他们的，却已经是绞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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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是绞架。但绞架还不算坏，简简单单的只用绞索套住了颈子，这是属于优待的。而且也并非个个走上了绞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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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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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而不知忏悔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成了该杀的罪人。而且这罪人，却又给了别人无穷的便利；他们成为商品，可以卖钱，给人添出职业来了。而且学校的风潮，恋爱的纠纷，也总有一面被指为共产党，就是罪人，因此极容易的得到解决。如果有谁和有钱的诗人辩论，那诗人的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我有钱，他反对我，所以他是共产党。于是诗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车，凯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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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从外国学来，或在本国学得的富于智识的青年，他们自然是觉得的，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３〕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然而这事件又并没有公表，他们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４〕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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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５〕。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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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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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然而这须经过极辛苦的试验，火车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给他们坐到南京，有许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却不料就遇到一大队曾经训练过的“民众”，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使他们只好脸上或身上肿起几块，当作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家，有些人还从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据报上说，那是他们自己掉下去的。〔６〕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样的，出去的时候，有杂乱的乐队，有唱歌似的哭声，但那目的是在将悲哀埋掉，不再记忆起来；目的一达，大家走散，再也不会成什么行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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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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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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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别一方面，就出现了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不过他们，忠实于文学的“第三种人”，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左翼批评家不懂得文学，为邪说所迷，对于他们的好作品，都加以严酷而不正确的批评，打击得他们写不出来了。所以左翼批评家，是中国文学的刽子手。〔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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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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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虽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学并不为它所击退。“民族主义文学”已经自灭，“第三种文学”又站不起来，这时候，只好又来一次真的武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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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走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８〕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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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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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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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几块石子是还嫌不够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Ｇｏｒｋｙ），卢那卡尔斯基（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斐定（Ｆｅｄｉｎ），法捷耶夫（Ｆａｄｅｅｖ），绥拉斐摩维支（Ｓｅｒａｆｉｍｏｖｉｃｈ），辛克莱（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甚而至于梅迪林克（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梭罗古勃（Ｓｏｌｏｇｕｂ），斯忒林培克（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９〕这真使出版家很为难，他们有的是立刻将书缴出，烧毁了，有的却还想补救，和官厅去商量，结果是免除了一部分。为减少将来的出版的困难起见，官员和出版家还开了一个会议。在这会议上，有几个“第三种人”因为要保护好的文学和出版家的资本，便以杂志编辑者的资格提议，请采用日本的办法，在付印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以免别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连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亏。这提议很为各方面所满足，当即被采用了，〔１０〕虽然并不是光荣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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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也即开始了实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１１〕，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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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的引日本为榜样，是错误的。日本固然不准谈阶级斗争，却并不说世界上并无阶级斗争，而中国则说世界上其实无所谓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不准谈，为的是守护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这种在现在的中国读者面前说昏话，是弗理契（Ｆｒｉｃｈｅ）〔１２〕，卢那卡尔斯基他们也在所不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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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出版家的资本安全了，“第三种人”的旗子不见了，他们也在暗地里使劲的拉那上了绞架的同业的脚，而没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们的原形，因为他们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在读者，只看见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国一向有名的前进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变了低能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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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实际上，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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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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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英文刊物《现代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参看本书《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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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载：西汉淮南王刘安吃了仙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全后汉文•仙人唐公房碑》也有唐公房得仙药后与他的妻子、房屋、六畜一起升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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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五个左翼青年作家指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和白莽（殷夫）。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参看《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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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语出《史记•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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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民族文学”即“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御用文学。发起人为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下文所说对拔都西侵的赞美，见《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一年四月）黄震遐所作的诗剧《黄人之血》。参看《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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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奋起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遭到军警的逮捕和屠杀，有的学生被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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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这里所引“第三种人”的一些论调，见苏汶发表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第一卷第六期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月）等文。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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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关于艺华影片公司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书店被捣毁的事，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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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查禁书籍一百四十九种，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被禁的作者和书籍中有：苏联高尔基（１８６８—１９３６）的《高尔基文集》、《我的童年》等，卢那卡尔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３３）的《文艺与批评》、《浮士德与城》，斐定（１８９２—１９７７）等的《果树园》，法捷耶夫（１９０１—１９５６）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１８６３—１９４９）的《铁流》，美国辛克莱（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的《屠场》、《石炭王》等，比利时梅迪林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的《檀泰琪儿之死》等，俄国梭罗古勃（１８６３—１９２７）等的《饥饿的光芒》，瑞典斯忒林培克（１８４９—１９１２，通译斯特林堡）的《结婚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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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关于官员和出版家开会的事，参看作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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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书籍杂志检查处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年五月在上海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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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弗理契（ＢＭd\MZJ，１８７０—１９２７）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学史家。作有《艺术社会学》、《二十世纪欧洲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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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戏》周刊编者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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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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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戏》周刊第十四期，《独白》〔２〕上“抱憾”于不得我的回信，但记得这信已于前天送出了，还是病中写的，自以为巴结得很，现在特地声明，算是讨好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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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周刊上，看了几个阿Ｑ像〔３〕，我觉得都太特别，有点古里古怪。我的意见，以为阿Ｑ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Ｑ，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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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上说要图画，我这里有十张，是陈铁耕君〔４〕刻的，今寄上，如不要，仍请寄回。他是广东人，所用的背景有许多大约是广东。第二，第三之二，第五，第七这四幅，比较刻的好；第三之一和本文不符；第九更远于事实，那时那里有摩托车给阿Ｑ坐呢？该是大车，有些地方叫板车，是一种马拉的四轮的车，平时是载货物的。但绍兴也并没有这种车，我用的是那时的北京的情形，我在绍兴，其实并未见过这样的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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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今天的《阿Ｑ正传》上说：“小Ｄ大约是小董罢？”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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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此布达，并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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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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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上。十一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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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第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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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独白》《戏》周刊第十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刊载的编者的话。其中说：“这一期上我们很抱憾的是鲁迅先生对于阿Ｑ剧本的意见并没有来，只得待诸下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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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阿Ｑ像《戏》周刊在发表《阿Ｑ正传》剧本时，从一九三四年九月起，同时刊载剧中人物的画像。“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的阿Ｑ像，叶灵凤作，见该刊第十二期（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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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陈铁耕木刻家。参看本卷第４９页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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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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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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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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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有人要说，这十分之二的特别国民，是怀抱着中国文化，代表着中国大众的。我觉得这话并不对。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要不然，一个郑孝胥〔２〕，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满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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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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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国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了。我想，这可以无须我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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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在没有文字这一点上，智识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办白话报，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就为此。但还只知道了文章难，没有悟出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复兴文言文，也为此，他明知道现在的机关枪是利器，却因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想侥幸，就只好梦想大刀队成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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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刀队的失败已经显然，只有两年，已没有谁来打九十九把钢刀去送给军队〔３〕。但文言队的显出不中用来，是很慢，很隐的，它还有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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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提倡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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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当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规，动他不得。格理莱〔４〕倡地动说，达尔文〔５〕说进化论，摇动了宗教，道德的基础，被攻击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飞〔６〕发见了血液在人身中环流，这和一切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却也被攻击了一世。然而结果怎样？结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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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要得实证，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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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拉丁化的较详的意见，我是大体和《自由谈》连载的华圉作《门外文谈》相近的，这里不多说。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众语的前途的艰难；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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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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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上海《新生》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六期，署名公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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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郑孝胥（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清末曾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后，他任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伪职，鼓吹“王道政治”，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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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关于打钢刀送给军队事，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载：“二十九军宋哲元血战喜峰，大刀杀敌，震惊中外，兹有王述君定制大刀九十九柄，捐赠该军。”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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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格理莱（Ｇ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１６４２）通译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从一六○九年起自制望远镜观察和研究天体，证实了哥白尼关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太阳中心说（地动说），推翻了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天动说，给予欧洲中世纪神权论以致命打击，因此曾遭到罗马教廷的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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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达尔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生物不变论，给宗教以严重的打击。因此受到教权派和巴黎科学院的歧视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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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哈飞（ＷＨａｒｖｅｙ，１５７８—１６５７）通译哈维，英国医学家。他根据实验研究证实了血液循环现象，为动物生理学和胚胎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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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图画琐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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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环图画”的拥护者，看现在的议论，是“启蒙”之意居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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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左图右史”，现在只剩下一句话，看不见真相了，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未读者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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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民间另有一种《智灯难字》或《日用杂字》，是一字一像，两相对照，虽可看图，主意却在帮助识字的东西，略加变通，便是现在的《看图识字》。文字较多的是《圣谕像解》〔２〕，《二十四孝图》〔３〕等，都是借图画以启蒙，又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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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环图画”便是取“出相”的格式，收《智灯难字》的功效的，倘要启蒙，实在也是一种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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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启蒙，即必须能懂。懂的标准，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譬如罢，中国画是一向没有阴影的，我所遇见的农民，十之九不赞成西洋画及照相，他们说：人脸那有两边颜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画，是观者作为站在一定之处的，但中国的观者，却向不站在定点上，所以他说的话也是真实。那么，作“连环图画”而没有阴影，我以为是可以的；人物旁边写上名字，也可以的，甚至于表示做梦从人头上放出一道毫光来，也无所不可。观者懂得了内容之后，他就会自己删去帮助理解的记号。这也不能谓之失真，因为观者既经会得了内容，便是有了艺术上的真，倘必如实物之真，则人物只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没有和地球一样大小的纸张，地球便无法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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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思奇〔４〕先生说：“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这话也并不错。不过要商量的是怎样才能够触到，触到之法，“懂”是最要紧的，而且能懂的图画，也可以仍然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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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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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一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燕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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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圣谕像解》清代梁延年编，共二十卷。清康熙九年（１６７０）曾颁布“敦孝弟、笃宗族、和乡党、重农桑……”等“上谕”十六条，“以为化民成俗之本”。《圣谕像解》即根据这些“上谕”配图和解说的书。编者在序文中说：“摹绘古人事迹于上谕之下，并将原文附载其后……且粗为解说，使易通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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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二十四孝图》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所传孝子二十四人的故事，编为《二十四孝》，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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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艾思奇（１９１０—１９６６）云南腾冲人，哲学家。他在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动向》的《连环图画还大有可为》中说：“我以为若有活生生的新内容新题材，则就要大胆地应用新的手法以求其尽可能的完善，大众是决不会不被吸引的，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艺术的可贵是在于能提高群众的认识，决不是要迎合他们俗流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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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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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１〕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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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ＨＩｓａａｃｓ）〔２〕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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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３〕上登出来了，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副刊《火炬》〔４〕上的文章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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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和绍伯——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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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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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又听得广东Ａ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翱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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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炮灰，各国资本家却可以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什么“军阀主义”“民主主义”都成了骗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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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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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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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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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我们知道应把“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的“‘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输进穷乡僻壤去”。我们知道“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大众许多话“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明白更精确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所能实行的是以“进步的”思想写“向大众语去的作品”。但读了最后杨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那里在水灾与敌人围攻之下，破产无余，……“维持已经困难，建设更不要空谈。”还是“归”到都会里“来”扬起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旗更靠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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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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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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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开锣以后“压轴”以前的那些“中间作家”的文章特别是大众语问题的一些宏论，本想略抒鄙见，但这只好改日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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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戏〉周刊编者信》里，这才回答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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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５〕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写给《太白》〔６〕的，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那时有人看了《太白》上的这一篇，当面问我道：“你在说什么呀？”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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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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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７〕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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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于绍伯先生那篇《调和》的答复。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８〕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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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别人也许会觉得奇怪。然而并不，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９〕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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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是写给《现代中国》（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的，不知由何人所译，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后来又由英文转译，载在德文和法文的《国际文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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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后杂谈》是向《文学》〔１０〕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号上登了出来时，只剩下第一段了。后有一位作家，根据了这一段评论我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检查官的删削。可见文艺上的暗杀政策，有时也还有一些效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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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后杂谈之余》也是向《文学》的投稿，但不知道为什么，检查官这回却古里古怪了，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登，也不动贵手删削，就是一个支支吾吾。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听说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一通，这才能在四卷三号上登出。题目必须改为《病后余谈》，小注“关于舒愤懑”这一句也不准有；改动的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读者试一想这些讳忌，是会觉得很有趣的。只有不准说“言行一致”云云，也许莫明其妙，现在我应该指明，这是因为又触犯了“第三种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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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１１〕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怎么会惹出这样大问题来的呢，自己总是参不透。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约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已无疑义了。再看下去，就又发见了许多红杠子，现在改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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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杠子，有几处是可以悟出道理来的。例如“主子是外国人”，“炸弹”，“巷战”之类，自然也以不提为是。但是我总不懂为什么不能说我死了“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的缘由，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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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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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编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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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改造》日本的一种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创刊，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日本东京改造出版社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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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伊罗生美国人，曾任上海出版的中英文合印的刊物《中国论坛》（每月发行一期或两期）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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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社会月报》综合性期刊，陈灵犀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上海社会出版社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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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起初接受政学系的津贴，一九三五年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副刊《火炬》由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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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自由谈》上海《申报》副刊之一，一九一一年八月创刊。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革新后，先后由黎烈文、张梓生主编。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鲁迅常在该刊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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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主编，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创刊，次年九月五日出至第二卷第十二期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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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生生月刊》文艺杂志，李辉英、朱荢园编辑，一九三五年二月创刊，只出一期，上海图画书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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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姓沈的“战友”指沈端先，即夏衍，浙江杭州人，文学家、戏剧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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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戏剧家，曾创办话剧团体南国社，后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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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文学》月刊，先后由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编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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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漫画生活》刊载漫画和杂文的月刊，吴朗西、黄士英等编辑，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刊，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社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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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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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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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鸿先生在《戏》周刊十一期（《中华日报》副刊）上，说起脸谱，承认了中国戏有时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黑表‘威猛’，蓝表‘妖异’，金表‘神灵’之类，实与西洋的白表‘纯洁清净’，黑表‘悲哀’，红表‘热烈’，黄金色表‘光荣’和‘努力’”并无不同，这就是“色的象征”，虽然比较的单纯，低级。〔２〕这似乎也很不错，但再一想，却又生了疑问，因为白表奸诈，红表忠勇之类，是只以在脸上为限，一到别的地方，白就并不象征奸诈，红也不表示忠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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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戏剧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时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带假面的，〔３〕这假面上，大约一定得表示出这角色的特征，一面也是这角色的脸相的规定。古代的假面和现在的打脸的关系，好像还没有人研究过，假使有些关系，那么，“白表奸诈”之类，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类，却并非象征手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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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来就喜欢讲“相人术”〔４〕，但自然和现在的“相面”不同，并非从气色上看出祸福来，而是所谓“诚于中，必形于外”〔５〕，要从脸相上辨别这人的好坏的方法。一般的人们，也有这一种意见的，我们在现在，还常听到“看他样子就不是好人”这一类话。这“样子”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戏剧上的“脸谱”。富贵人全无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诈。红表忠勇，是从关云长的“面如重枣”来的。“重枣”是怎样的枣子，我不知道，要之，总是红色的罢。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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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君子常在一门一门的将人们分类，平民也在分类，我想，这“脸谱”，便是优伶和看客公同逐渐议定的分类图。不过平民的辨别，感受的力量，是没有士君子那么细腻的。况且我们古时候戏台的搭法，又和罗马不同，〔６〕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现倘不加重，他们就觉不到，看不清。这么一来，各类人物的脸谱，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画化，甚而至于到得后来，弄得希奇古怪，和实际离得很远，好像象征手法了。脸谱，当然自有它本身的意义的，但我总觉得并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构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时候，它更不过是一种赘疣，无须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别一种有意义的玩艺上，在现在，我却以为还是很有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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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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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在印入本书前未能发表，参看本书《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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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戏》周刊第十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发表伯鸿的《苏联为什么邀梅兰芳去演戏（上）》一文，该文先引《申报》“读书问答”栏《梅兰芳与中国旧剧的前途（三）》文中的话说：“中国旧剧其取材大半是历史上的传说，其立论大体是‘劝善罚恶’的老套，这里面既不含有神秘的感情，也就用不着以观感的具体的符号来象征什么……即如那一般人认为最含有象征主义意味的脸谱，和那以马鞭代马的玩意儿，也只能说借以帮助观众对于剧情的理解，不能认为即是象征主义。”于是接着说：“这个是很正确的了。但是他因否定了中国旧戏是象征主义，同时否定了中国旧剧采用的一些‘象征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因为‘色的象征’，还有‘音的象征’‘形的象征’，也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着……这一些都是象征的手法，不过多是比较单纯的低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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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指南北朝时的歌舞戏《大面》。据《旧唐书•音乐志》载：“《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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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相人术”《左传》文公元年：“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又《汉书•艺文志》“形法”类著录有《相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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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诚于中，必形于外”语出《大学》：“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６〕古代罗马剧场，中间为圆形表演场地，周围环绕着台阶式的观众席，近似现代的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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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旧形式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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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形式的采用”的问题，如果平心静气的讨论起来，在现在，我想是很有意义的，但开首便遭到了耳耶〔２〕先生的笔伐。“类乎投降”，“机会主义”，这是近十年来“新形式的探求”的结果，是克敌的咒文，至少先使你惹一身不干不净。但耳耶先生是正直的，因为他同时也在译《艺术底内容和形式》〔３〕，一经登完，便会洗净他激烈的责罚；而且有几句话也正确的，是他说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旧形式的采用机械的地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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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几句话已经可以说是常识；就是说内容和形式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已经是常识；还有，知道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当然是常识。旧形式为什么只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却指为“为整个（！）旧艺术捧场”——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采取若干，和“整个”捧来是不同的，前进的艺术家不能有这思想（内容）。然而他会想到采取旧艺术，因为他明白了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灵感”的爆发，象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想到，而且关心了大众。这是一个新思想（内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旧形式的采取，这采取的主张，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在我看来，是既没有将内容和形式机械的地分开，更没有看得《姊妹花》〔４〕叫座，于是也来学一套的投机主义的罪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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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旧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须说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但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不能只斥他交代未清之后，便可逍遥事外。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采取什么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５〕，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６〕，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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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上文所举的，亦即我们现在所能看见的，都是消费的艺术。它一向独得有力者的宠爱，所以还有许多存留。但既有消费者，必有生产者，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古代的东西，因为无人保护，除小说的插画以外，我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至于现在，却还有市上新年的花纸，和猛克〔７〕先生所指出的连环图画。这些虽未必是真正的生产者的艺术，但和高等有闲者的艺术对立，是无疑的。但虽然如此，它还是大受着消费者艺术的影响，例如在文学上，则民歌大抵脱不开七言的范围，在图画上，则题材多是士大夫的部事，然而已经加以提炼，成为明快，简捷的东西了。这也就是蜕变，一向则谓之“俗”。注意于大众的艺术家，来注意于这些东西，大约也未必错，至于仍要加以提炼，那也是无须赘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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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中国的两者的艺术，也有形似而实不同的地方，例如佛画的满幅云烟，是豪华的装璜，花纸也有一种硬填到几乎不见白纸的，却是惜纸的节俭；唐伯虎〔８〕画的细腰纤手的美人，是他一类人们的欲得之物，花纸上也有这一种，在赏玩者却只以为世间有这一类人物，聊资博识，或满足好奇心而已。为大众的画家，都无须避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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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谓连环图画不过图画的种类之一，与文学中之有诗歌，戏曲，小说相同，那自然是不错的。但这种类之别，也仍然与社会条件相关联，则我们只要看有时盛行诗歌，有时大出小说，有时独多短篇的史实便可以知道。因此，也可以知道即与内容相关联。现在社会上的流行连环图画，即因为它有流行的可能，且有流行的必要，着眼于此，因而加以导引，正是前进的艺术家的正确的任务；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这工作是决不如旁观者所想的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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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就是立有了新形式罢，当然不会就是很高的艺术。艺术的前进，还要别的文化工作的协助，某一文化部门，要某一专家唱独脚戏来提得特别高，是不妨空谈，却难做到的事，所以专责个人，那立论的偏颇和偏重环境的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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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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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署名常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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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耳耶即聂绀弩，湖北京山人，作家，“左联”成员。当时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动向》上发表了《新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反驳四月十九日同刊猛克的《采用与模仿》一文。猛克文中说：“在社会制度没有改革之前，对于连环图画的旧形式与技术，还须有条件地接受过来……却有人以为这是投降旧艺术。”又说新的连环图画“形式与街头流行的连环图画颇不同，而技术有的也模仿着立体派之类，不但常常弄得儿童看不懂，就是知识阶级的人们，也无法了解其内容。”耳耶的文章中则认为这些话“非常之类乎‘投降’”，“把内容与形式这样机械地分开……因为旧艺术内面有一二接近大众的东西，就这样为整个旧艺术捧场。”接着又说：“一小部分旧艺术之能为大众‘了解’、‘习惯’、‘爱好’，有种种复杂的原因存在……要谈采用旧形式，不先从这些决定的原因上加以详细的研究，看见《啼笑姻缘》销路广，《姊妹花》卖座好就眼红，这是机会主义的办法。”最后他说：“要艺术大众化，只有一条路，就是新形式的探求……只有在新形式的探求的努力之中，才可以谈有条件地采用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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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艺术底内容和形式》日本藏原惟人所作的论文。译文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十日《动向》上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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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姊妹花》郑正秋根据他自己所作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和导演的故事片，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一九三四年二月在上海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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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宋的院画指宋代“翰林图画院”中宫廷画家的作品。它们在形式上都以工整、细致为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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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米点山水指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的山水画。米芾（１０５１—１１０７）、米友仁（１０７４—１１５３），润州（今江苏镇江）人。他们的画不取工细，自创一种皴法，以笔尖横点而成，被称为米点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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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猛克魏猛克，湖南长沙人，美术工作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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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唐伯虎（１４７０—１５２３）名寅，字伯虎，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画家，擅长山水、仕女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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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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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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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介亭杂文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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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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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派”和“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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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天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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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未定”草（一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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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人言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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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未定”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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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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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未定”草（六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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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毛笔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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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相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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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论“文人相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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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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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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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画而又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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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贴即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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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谈“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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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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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和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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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魂灵百图》小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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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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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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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堂生意古今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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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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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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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考：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魏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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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识字胡涂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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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该那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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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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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别字”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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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的还魂和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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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帮忙到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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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论“文人相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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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论“文人相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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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有复译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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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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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无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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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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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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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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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鎌田诚一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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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坛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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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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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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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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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作《生死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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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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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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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谈小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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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紫作《丰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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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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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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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介亭杂文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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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五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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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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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１〕，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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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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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大感想。要感的感过了，要写的也写过了，例如“以华制华”〔２〕之说罢，我在前年的《自由谈》上发表时，曾大受傅公红蓼之流的攻击，今年才又有人提出来，却是风平浪静。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宁可如邵洵美〔３〕辈的《人言》之所说：“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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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４〕，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５〕。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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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将这些文字，过而存之，聊作今年笔墨的记念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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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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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文学论坛》《文学》月刊的一个专栏，自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三四年一月）开始，至第六卷第六号（一九三六年六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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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以华制华”作者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以夷制夷”》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阴谋，傅红蓼等就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加以攻击。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及其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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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邵洵美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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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华北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指使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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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保护正当的舆论一九三五年底，国内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保障舆论”。如平津报界十二月十日的电文中说：“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新闻学会的电文要求“保障正当舆论”和“新闻从业者之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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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和“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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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２〕，但不多久，就完了。文滩上的风波，总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容易完，也真的不便当。我也曾经略略的赶了一下热闹〔３〕，在许多唇枪舌剑中，以为那时我发表的所说，倒也不算怎么分析错了的。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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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但到得今年春末，不过一整年带点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说的并不圆满。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己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不但现身说法，演述了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而且实践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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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自然是琐屑的，而且自然也不会有重大的例子。举一点罢。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４〕，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５〕，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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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要附带一点声明：我是故意不举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来的。先前，曾经有人用过“某”字，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但后来该刊的一个作者在该刊上说，他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以为这是因为不替它来作广告。〔６〕这真是聪明的好朋友，不愧为“熟悉商情”。由此启发，子细一想，他的话实在千真万确：被称赞固然可以代广告，被骂也可以代广告，张扬了荣是广告，张扬了辱又何尝非广告。例如罢，甲乙决斗，甲赢，乙死了，人们固然要看杀人的凶手，但也一样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尸，如果用芦席围起来，两个铜板看一下，准可以发一点小财的。我这回的不说出这刊物的名目来，主意却正在不替它作广告，我有时很不讲阴德，简直要妨碍别人的借死尸敛钱。然而，请老实的看官不要立刻责备我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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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那里肯放过这机会，他们自己会敲了锣来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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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太长了一点了。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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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豪，究竟是有真实本领的，法郎士做过一本《泰绮思》〔７〕，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了，其中就透露着这样的消息。他说有一个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是一个贻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们，也给自己积无量功德。事情还算顺手，泰绮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毁坏了她在俗时候的衣饰。但是，奇怪得很，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独房里继续修行时，却再也静不下来了，见妖怪，见裸体的女人。他急遁，远行，然而仍然没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为其实爱上了泰绮思，所以神魂颠倒了的，但一群愚民，却还是硬要当他圣僧，到处跟着他祈求，礼拜，拜得他“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终于决计自白，跑回泰绮思那里去，叫道“我爱你！”然而泰绮思这时已经离死期不远，自说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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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京海之争的目前的结局，却和这一本书的不同，上海的泰绮思并没有死，她也张开两条臂膊，叫道“来口虐！”于是——团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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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绮思》的构想，很多是应用弗洛伊特〔８〕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倘有严正的批评家，以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实本领”，我也不想来争辩。但我觉得自己却真如那本书里所写的愚民一样，在没有听到“我爱你”和“来”之前，总以为奚落单是奚落，鄙薄单是鄙薄，连现在已经出了气的弗洛伊特学说也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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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又要附带一点声明：我举出《泰绮思》来，不过取其事迹，并非处心积虑，要用妓女来比海派的文人。这种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妨随意改换的，即改作隐士，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类，都无不可。况且泰绮思其实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时是泼剌的活，出家后就刻苦的修，比起我们的有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像人样。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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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为什么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来”了呢？说起来，可又是事前的推测，对不对很难定了。我想：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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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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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署名旅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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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指关于“京派和海派”的争论。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在上海的作家。十二月一日苏汶在上海《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接着，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就展开了所谓“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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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指《“京派”与“海派”》一文，后收入《花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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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老京派的题签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封面有当时在北平的周作人的题签；文中所说的“真正老京派”，即指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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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新出的刊物指一九三五年二月创刊的《文饭小品》月刊，康嗣群编辑。施蛰存发行。它是由施筹款创办的。该刊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第一篇文章是知堂（周作人）的《食味杂咏注》，最末一篇是施蛰存的《无相庵断残录》。文中所说“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指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该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卷首刊有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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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文饭小品》第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发表署名酉生的《某刊物》一文，其中说《太白》半月刊第十一期有评论《文饭小品》的两篇小文，“文章一开头都是‘某刊物创刊号’那么一句。这地方，我觉得未免‘太’不坦‘白’了。”“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来看了，他说：‘……他们如果在文章中写明了《文饭小品》字样，岂不就等于替你登了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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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法郎士（ＡＦｒａｎｃｅ，１８４４—１９２４）法国作家。《泰绮思》，长篇小说，作于一八九一年。它的两种中译本是：《黛丝》，杜衡译，一九二八年开明书店出版；《女优泰绮思》，徐蔚南译，一九二九年世界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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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弗洛伊特（Ｓ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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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打棚上海方言，开玩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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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天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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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天吃饭说”是我们中国的国宝。清朝中叶就有《靠天吃饭图》的碑〔２〕，民国初年，状元陆润庠〔３〕先生也画过一张：一个大“天”字，末一笔的尖端有一位老头子靠着，捧了碗在吃饭。这图曾经石印，信天派或嗜奇派，也许还有收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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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大家也确是实行着这学说，和图不同者，只是没有碗捧而已。这学说总算存在着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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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月，我们曾经听到过嚷着“旱象已成”，现在是梅雨天，连雨了十几日，是每年必有的常事，又并无飓风暴雨，却又到处发现水灾了。植树节〔４〕所种的几株树，也不足以挽回天意。“五日一风，十日一雨”的唐虞之世〔５〕，去今已远，靠天而竟至于不能吃饭，大约为信天派所不及料的罢。到底还是做给俗人读的《幼学琼林》〔６〕聪明，曰：“轻清者上浮而为天”，“轻清”而又“上浮”，怎么一个“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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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候的真话，到现在就有些变成谎话。大约是西洋人说的罢，世界上穷人有份的，只有日光空气和水。这在现在的上海就不适用，卖心卖力的被一天关到夜，他就晒不着日光，吸不到好空气；装不起自来水的，也喝不到干净水。报上往往说：“近来天时不正，疾病盛行”，这岂只是“天时不正”之故，“天何言哉”〔７〕，它默默地被冤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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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天”下去就要做不了“人”，沙漠中的居民为了一塘水，争夺起来比我们这里的才子争夺爱人还激烈，他们要拚命，决不肯做一首“阿呀诗”就了事。洋大人斯坦因〔８〕博士，不是从甘肃敦煌的沙里掘去了许多古董么？那地方原是繁盛之区，靠天的结果，却被天风吹了沙埋没了。为制造将来的古董起见，靠天确也是一种好方法，但为活人计，却是不大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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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这里，就不免要说征服自然了，但现在谈不到，“带住”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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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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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署名姜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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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靠天吃饭图》的碑山东济南大明湖铁公祠有这样的碑，并附有清嘉庆癸酉（１８１３）魏祥的一篇文章，其中说：“余襄工五台，得此石拓，语虽近俚，实有理趣……今重刊一石，作《靠天论》，以与天下吃饭者共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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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陆润庠（１８４１—１９１５）字凤石，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同治时状元，官至东阁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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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植树节一九三○年，国民党政府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为植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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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语见王充《论衡•是应》：“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风不鸣条，雨不破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唐虞之世，指我国上古传说中的尧（陶唐氏）、舜（有虞氏）时代。儒家典籍中常把它作为太平盛世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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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幼学琼林》参看本卷第５２页注〔７〕。该书的首二句为：“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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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天何言哉”孔丘的话，见《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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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斯坦因（ＭＡＳｔｅｉ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３）英国考古学家。他曾在一九○七年、一九一四年先后从甘肃敦煌千佛洞等处盗走我国大量古代文物。敦煌，汉唐时代我国与中亚和欧洲交通线上的重镇，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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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未定”草（一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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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平常的豫想，也往往会给实验打破。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２〕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蹰”，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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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近就因为豫想的不对，自己找了一个苦吃。《世界文库》〔３〕的编者要我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没有细想，一口答应了。这书我不过曾经草草的看过一遍，觉得写法平直，没有现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时的人们还在蜡烛光下跳舞，可见也不会有什么摩登名词，为中国所未有，非译者来闭门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样的名词，譬如电灯，其实也不算新花样了，一个电灯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样：花线，灯泡，灯罩，沙袋，扑落〔４〕，开关。但这是上海话，那后三个，在别处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里有一篇短篇〔５〕，讲到铁厂，后来有一位在北方铁厂里的读者给我一封信，说其中的机件名目，没有一个能够使他知道实物是什么的。呜呼，——这里只好呜呼了——其实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纪末我在江南学习挖矿时，得之老师的传授。不知是古今异时，还是南北异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学家靠它修养的《庄子》和《文选》或者明人小品里，也找不出那些名目来。没有法子。“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最没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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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恨我还太自大，竟又小觑了《死魂灵》，以为这倒不算什么，担当回来，真的又要翻译了。于是“苦”字上头。仔细一读，不错，写法的确不过平铺直叙，但到处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隐藏，要感得到；虽然重译，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锋头。里面确没有电灯和汽车，然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菜单，赌具，服装，也都是陌生家伙。这就势必至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语学程度的不够格。但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罚酒是应该喝干的：硬着头皮译下去。到得烦厌，疲倦了的时候，就随便拉本新出的杂志来翻翻，算是休息。这是我的老脾气，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灾乐祸之意，其意若曰：这回是轮到我舒舒服服的来看你们在闹什么花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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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华盖运还没有交完，仍旧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学》四卷六号，一翻开来，卷头就有一幅红印的大广告，其中说是下一号里，要有我的散文了，题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编辑先生的确曾经给我一封信，叫我寄一点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谓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广告来了，情同绑票，令我为难。但同时又想到这也许还是自己错，我曾经发表过，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乃是挤出来的〔６〕。他大约正抓住了这弱点，在用挤出法；而且我遇见编辑先生们时，也间或觉得他们有想挤之状，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说：“我的文章，是挤也挤不出来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谈自己，以及有些文豪们的专讲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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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积习还未尽除，稿费又究竟可以换米，写一点也还不算什么“冤沉海底”。笔，是有点古怪的，它有编辑先生一样的“挤”的本领。袖手坐着，想打盹，笔一在手，面前放一张稿子纸，就往往会莫名其妙的写出些什么来。自然，要好，可不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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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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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躲在书房里，是只有这类事情的。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７〕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传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就随随便便，但副词的“地”字，却还是使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看惯了这字的读者已经很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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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发见我的新职业了：做西崽〔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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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当作休息的翻杂志，这回是在《人间世》二十八期上遇见了林语堂先生的大文，摘录会损精神，还是抄一段——“……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历史地’为形容词，‘历史地的’为状词，以模仿英文之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拖一西洋辫子，然则‘快来’何不因‘快’字是状词而改为‘快地的来’？此类把戏，只是洋场孽少怪相，谈文学虽不足，当西崽颇有才。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今文八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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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地”字之类的采用，并非一定从高等华人所擅长的英文而来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况且看上文的反问语气，似乎“一味仿效西洋”的“今人”，实际上也并不将“快来”改为“快地的来”，这仅是作者的虚构，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谓“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之例了。不过不切实，倘是“自称摩登”的“今人”所说，就是“其弊在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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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使我至今还住在故乡，看了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们那里只有几个洋教堂，里面想必各有几位西崽，然而很难得遇见。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标本，虽不过“颇”，也够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后来竟到了上海，上海住着许多洋人，因此有着许多西崽，因此也给了我许多相见的机会；不但相见，我还得了和他们中的几位谈天的光荣。不错，他们懂洋话，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这是他们的吃饭家伙，专用于服事洋东家的，他们决不将洋辫子拖进中国话里来，自然更没有捣乱中国文法的意思，有时也用几个音译字，如“那摩温”，“土司”〔９〕之类，但这也是向来用惯的话，并非标新立异，来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１０〕；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不过要戴草帽，眼镜也不用玳瑁边的老样式，倘用华洋的“门户之见”看起来，这两样却不免是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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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倘使我要另找职业，能说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为我以为用工作换钱，西崽和华仆在人格上也并无高下，正如用劳力在外资工厂或华资工厂换得工资，或用学费在外国大学或中国大学取得资格，都没有卑贱和清高之分一样。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租界上的中国巡捕，也常常有这一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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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但又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较为“圆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乐，除非你扫了他的兴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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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所说，“西崽相”就该和他的职业有关了，但又不全和职业相关，一部份却来自未有西崽以前的传统。所以这一种相，有时是连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１１〕，历史上有过的，“自大”，事实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虽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为实际上所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众人之上”的文素臣〔１２〕，就是这标本。他是崇华，抑夷，其实却是“满崽”；古之“满崽”，正犹今之“西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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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虽是我们读书人，自以为胜西崽远甚，而洗伐未净，说话一多，也常常会露出尾巴来的。再抄一段名文在这里——“……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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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今文八弊》中）〔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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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种“新装”的开始，想起来却长久了，“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１４〕，还曾为弱小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的余波。但生长于民国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势奴才，拜金崽子，当然更不会知道。但即使现在绍介波兰诗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媚”呢？他们就没有“已经闻名”的文人吗？况且“已经闻名”，是谁闻其“名”，又何从而“闻”的呢？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１５〕，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外国的文人，要在中国闻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够的，他反要得到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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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样的没有打过中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剌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诃德》〔１６〕，纵使在别国“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无能，再也用不着“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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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语堂先生的训词移到这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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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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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后两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来思去，不过“奴”得巧妙一点而已。中国宁可有未“思”的西崽，将来的文学倒较为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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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国却确是不遇的。中国的立学校来学这四国语，为时已久〔１７〕，开初虽不过意在养成使馆的译员，但后来却展开，盛大了。学德语盛于清末的改革军操，学法语盛于民国的“勤工俭学”〔１８〕。学英语最早，一为了商务，二为了海军，而学英语的人数也最多，为学英语而作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也最多，由英语起家的学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军不过将军舰送人，绍介“已经闻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１９〕，连绍介最大的“已经闻名”的莎士比亚的几篇剧本的，也有待于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２０〕。这缘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则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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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现在又到了“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的危机，弱国文人，将闻名于中国，英美法德的文风，竟还不能和他们的财力武力，深入现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没有恒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动手，但见山林映以电灯，语录夹些洋话，“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时，这才来“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当然也是好极了的，然甲则曰不佞望洋而兴叹，乙则曰汝辈何不潜心而探求。旧笑话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闻股肉可疗，而自怕痛，执刀出门，执途人臂，悍然割之，途人惊拒，孝子谓曰，割股疗父，乃是大孝，汝竟惊拒，岂是人哉！〔２１〕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说法虽乖，功效实同”，是好辩解。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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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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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严又陵（１８５３—１９２１）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说及“定名之难”：“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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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世界文库》郑振铎编辑，一九三五年五月创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每月发行一册，内容分中国古典文学及外国名著翻译两部分。该刊于第一年印出十二册后，第二年起以《世界文库》的总名改出单行本。鲁迅所译的《死魂灵》第一部在印单行本前曾连载于该刊第一年第一至第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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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沙袋旧式电灯为调节灯头悬挂高低而装置的瓷瓶，内贮沙子，故俗称沙袋。扑落，英语Ｐｌｕｇ的音译，今称插头或插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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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指略悉珂所作的《铁的静寂》。《一天的工作》，鲁迅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内收作家十人的作品十篇（其中二篇系瞿秋白译，署名文尹），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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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关于文章是挤出来的，作者曾在《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中说：“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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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上田进（１９０７—１９４７）日本翻译家。曾将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多种译成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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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林语堂在《人间世》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今文八弊（中）》一文中说：“（三）卖洋铁罐，西崽口吻——今人既赶时髦，生怕落伍，于是标新立异，竞角摩登。……譬如医道，以西洋爱克斯光与中国阴阳五行之说相较，……倘加以深究，其中自有是非可言，……说法虽乖，功效实同。……一入门户之见，便失了自主，苦痛难言，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下面就紧接着这里所引的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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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那摩温”即英语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ｅ的音译，意为第一号，当时上海用以称工头。“土司”，即英语Ｔｏａｓｔ的音译，意为烤面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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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探母》即京剧《四郎探母》。演的是北宋杨家将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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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事大”服事大国的意思。语出《孟子•梁惠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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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文素臣小说《野叟曝言》中的主角，官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这里说他“崇华，抑夷”，是因为书中有关于他“征苗”、“平倭”的描写。这书写的是明代中叶的事，说他是“满崽”，似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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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这一段引文见于《今文八弊（中）》之二“随行随失，狗逐尾巴”一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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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小说月报》一九一○年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容是刊载文言小说和旧诗词笔记等，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号起，先后由沈雁冰、郑振铎主编，经过改革，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停刊。一九二一年十月该刊第十二卷第十号曾出版“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增刊，刊有鲁迅、沈雁冰等译的波兰、捷克等国的文学作品和介绍这些国家的文学情况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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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花旗”旧时我国一些地方对美国的俗称；“茄门”，英语Ｇｅｒｍａｎ的音译，通译日耳曼，指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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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天方夜谈》现译《一千零一夜》，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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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在北京设立了培养译员的学校，称“京师同文馆”，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设英文馆，次年添设法文、俄文馆，后又设德文、日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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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勤工俭学”一九一四年蔡元培等成立勤工俭学会，号召青年到法国“勤劳作工，节俭求学”；当时赴法求学的人不少。该会于一九二一年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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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林纾（１８５２—１９２４）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他曾据别人口述，以文言文翻译欧美文学作品一百多种，英国的如司各德（ＷＳｃｏｔｔ，１７７１—１８３２）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迭更斯（ＣＤｉｃｋｅｎｓ，１８１２—１８７０）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狄福（ＤＤｅｆｏｅ，约１６６０—１７３１）的《鲁滨孙飘流记》，斯惠夫特（ＪＳｗｉｆｔ，１６６７—１７４５）的《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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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田汉参看本卷第２１４页注〔９〕。他曾在一九二一年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罗蜜欧与朱丽叶》和《哈孟雷特》，由中华书局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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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这则笑话见于清初石成金所著《传家宝》的《笑得好》初集，题为《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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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言可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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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言可畏”是电影明星阮玲玉〔２〕自杀之后，发见于她的遗书中的话。这哄动一时的事件，经过了一通空论，已经渐渐冷落了，只要《玲玉香消记》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３〕自杀事件一样，完全烟消火灭。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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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开初是也曾惹起一点小风波的。有评论者，说是使她自杀之咎，可见也在日报记事对于她的诉讼事件的张扬；不久就有一位记者公开的反驳，以为现在的报纸的地位，舆论的威信，可怜极了，那里还有丝毫主宰谁的运命的力量，况且那些记载，大抵采自经官的事实，绝非捏造的谣言，旧报具在，可以复按。所以阮玲玉的死，和新闻记者是毫无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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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可以算是真实话。然而——也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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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决不会过分的责备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上海的街头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邻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乐道，但如果对她讲甘肃的谁在偷汉，新疆的谁在再嫁，她就不要听了。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认识的人，因此她更是给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读者看了这些，有的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却比她正经”；有的想：“我虽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领，却比她出身高”；连自杀了之后，也还可以给人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的技艺，却比她有勇气，因为我没有自杀”。化几个铜元就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艺为生的人，一遇到公众发生了上述的前两种的感想，她就够走到末路了。所以我们且不要高谈什么连自己也并不了然的社会组织或意志强弱的滥调，先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罢，那么，大概就会知道阮玲玉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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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新闻记者的辩解，以为记载大抵采自经官的事实，却也是真的。上海的有些介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报章，那社会新闻，几乎大半是官司已经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点坏习气，是偏要加上些描写，对于女性，尤喜欢加上些描写；这种案件，是不会有名公巨卿在内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写。案中的男人的年纪和相貌，是大抵写得老实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一个女孩儿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道，“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醮了两回，原是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笔下，就又赐以大字的题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这些轻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约是并无什么影响的，她不识字，她的关系人也未必看报。但对于一个智识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出到社会上了的女性，却足够使她受伤，更不必说故意张扬，特别渲染的文字了。然而中国的习惯，这些句子是摇笔即来，不假思索的，这时不但不会想到这也是玩弄着女性，并且也不会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但是，无论你怎么描写，在强者是毫不要紧的，只消一封信，就会有正误或道歉接着登出来，不过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我们又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么，大概就又知她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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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先前已经说过，现在的报章的失了力量，却也是真的，不过我以为还没有到达如记者先生所自谦，竟至一钱不值，毫无责任的时候。因为它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的，这也就是说，它还能为恶，自然也还能为善。“有闻必录”或“并无能力”的话，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在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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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阮玲玉的自杀，我并不想为她辩护。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豫备自杀的。但我的不豫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凡有谁自杀了，现在是总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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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能试的勇者恐怕也多得很，不过他不屑，因为他有对于社会的伟大的任务。那不消说，更加是好极了，但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笔记簿，写下所尽的伟大的任务来，到得有了曾孙的时候，拿出来算一算，看看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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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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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署名赵令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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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阮玲玉参看本卷第２８８页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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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艾霞当时的电影演员，于一九三四年二月间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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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未定”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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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君寄给我一封剪下来的报章。这是近十来年常有的事情，有时是杂志。闲暇时翻检一下，其中大概有一点和我相关的文章，甚至于还有“生脑膜炎”〔２〕之类的恶消息。这时候，我就得预备大约一块多钱的邮票，来寄信回答陆续函问的人们。至于寄报的人呢，大约有两类：一是朋友，意思不过说，这刊物上的东西，有些和你相关；二，可就难说了，猜想起来，也许正是作者或编者，“你看，咱们在骂你了！”用的是《三国志演义》上的“三气周瑜”或“骂死王朗”的法子。不过后一种近来少一些了，因为我的战术是暂时搁起，并不给以反应，使他们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后来却也许会去拨一拨谁的下巴：这于他们诸公是很不利的。Ｍ君是属于第一类的；剪报是天津《益世报》〔３〕的《文学副刊》。其中有一篇张露薇〔４〕先生做的《略论中国文坛》，下有一行小注道：“偷懒，奴性，而忘掉了艺术”。只要看这题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记住艺术的批评家了。看起文章来，真的，痛快得很。我以为介绍别人的作品，删节实在是极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应该设法流传，万不可听其泯灭。不过纸墨也须顾及，所以只摘录了第二段，就是“永远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在这里，也万不能再少，因为我实在舍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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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于是便有许多人跟着别人学口号。特别是对于苏联，在目前的中国，一般所谓作家也者，都怀着好感。可是，我们是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人性，对于苏联的文学，尤其是对于那些由日本的浅薄的知识贩卖者所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苏联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的话，我们所取的态度决不该是应声虫式的；我们所需要的介绍的和模仿的（其实是只有抄袭和盲目的应声）方式也决不该是完全出于热情的。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我们有了一般奴隶性极深的作家，于是我们便有无数的空虚的标语和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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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没有几个懂得苏联的文学的人，只有一堆盲目的赞美者和零碎的翻译者，而赞美者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翻译者又不配合于他们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译’，不得不说文不对题的话，一言以蔽之，他们的能力永远是对不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识’虽然正确了，可是他们的工作却永远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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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苏联到中国是很近的，可是为什么就非经过日本人的手不可？我们在日本人的群中并没有发现几个真正了解苏联文学的新精神的人，为什么偏从浅薄的日本知识阶级中去寻我们的食粮？这真是一件可耻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的了解？为什么不取一种纯粹客观的工作的态度？为什么人家唱‘新写实主义’，我们跟着喊，人家换了‘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我们又跟着喊；人家介绍纪德，我们才叫；人家介绍巴尔扎克，我们也号；然而我敢预言，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介绍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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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退一步，对于那些所谓‘文学遗产’，我们并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对喊‘文学遗产’的人们担负把那些‘文学遗产’送给中国的‘大众’的责任。可是我们却要求那些人们有承受那些‘遗产’的义务，这自然又是谈不起来的。我们还记得在庆祝高尔基的四十年的创作生活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几个是知道高尔基的伟大在那儿的？……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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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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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想因此来研究“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这些难问题；我只要说，诚如张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艺上，我们中国也的确太落后。法国有纪律和巴尔扎克〔５〕，苏联有高尔基，我们没有；日本叫喊起来了，我们才跟着叫喊，这也许真是“追随”而且“永远”，也就是“奴隶性”，而且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但是，并不“追随”的叫喊其实是也有一些的，林语堂先生说过：“……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人间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两公，眼睛都有些斜视，只看了一面，各骂了一面，独跳犹可，并排跳舞起来，那“勇敢”就未免化为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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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林先生主张“求一究竟”，张先生要求“直接了解”，这“实事求是”之心，两位是大抵一致的，不过张先生比较的悲观，因为他是“豫言”家，断定了“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绍介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的缘故。照这“豫言”看起来，“直接了解”的张露薇先生自己，当然是一定不译的了；别人呢，我还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决没有目睹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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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言颇有点难。说得近一些，容易露破绽。还记得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６〕先生手抡双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的时候，曾经说，他不屑看流行的作品，要从冷落堆里提出作家来。这是好的，虽然勃兰兑斯曾从冷落中提出过伊孛生和尼采，但我们似乎也难以斥他为追随或奴性。不大好的是他的这一张支票，到十多年后的现在还没有兑现。说得远一些罢，又容易成笑柄。江浙人相信风水，富翁往往豫先寻葬地；乡下人知道一个故事：有风水先生给人寻好了坟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后，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发，请打我的嘴巴！”然而他的期限，比张露薇先生的期限还要少到约十分之九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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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讲已往的琐事也不易。张露薇先生说庆祝高尔基四十年创作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这质问是极不错的。我只得招供：读得很少，而且连高尔基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几本也不知道。不过高尔基的全集，却连他本国也还未出全，所以其实也无从计算。至于祝电，我以为打一个是应该的，似乎也并非中国人的耻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实在却并没有发，也没有在任何电报底稿上签名〔７〕。这也并非怕有“奴性”，只因没有人来邀，自己也想不到，过去了。发不妨，不发也不要紧，我想，发，高尔基大约不至于说我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不发，也未必说我是“张露薇的追随者的作家”的。但对于绥拉菲摩维支〔８〕的祝贺日，我却发过一个祝电，因为我校印过中译的《铁流》。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较难于想到，还不如测定为对于高尔基发电的容易。当然，随便说说也不要紧，然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话，对于有一些人却大概是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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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识阶级，他在同阶级中发见了这许多奴隶，拿鞭子来抽，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谓的奴隶们，也只隔了一张纸。如果有谁看过菲洲的黑奴工头，傲然的拿鞭子乱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电影的，拿来和这《略论中国文坛》的大文一比较，便会禁不住会心之笑。那一个和一群，有这么相近，却又有这么不同，这一张纸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隶和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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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自以为总算又钩下了一种新的伟大人物——一九三五年度文艺“豫言”家——的嘴脸的轮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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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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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芒种》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时题目下原有小注：“一至三载《文学》，四不发表。”按《“题未定”草（四）》实系拟写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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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生脑膜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伪满《盛京时报》第三版载《鲁迅停笔十年，脑病甚剧亦不能写稿》消息一则：“上海函云，左翼作家鲁迅近染脑病，亦不能执笔写作，据医生诊称，系脑膜炎之现象，苟不速治，将生危险，并劝氏今后停笔不作任何文章，非休养十年，不能痊愈云。”同年三月十日天津《大公报》据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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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益世报》天主教教会报纸，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后入中国籍）主办。一九一五年十月创刊于天津，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时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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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张露薇原名贺志远，吉林人，曾主编北平《文学导报》，后成为汉奸。《略论中国文坛》一文共分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的题目分别为《意识正确的文魔们的新梦》和《茅盾先生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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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纪德（Ａ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法国作家。著有小说《窄门》、《地粮》、《田园交响曲》等。巴尔扎克（ＨｄｅＢａｌｚａｃ，１７９９—１８５０）法国作家。他的作品总题为《人间喜剧》，包括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等九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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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成仿吾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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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关于祝贺高尔基创作四十年一事，上海《文化月报》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曾刊出由鲁迅、茅盾、丁玲、曹靖华、洛扬等人署名的《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们的祝贺》一文，并不是祝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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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绥拉菲摩维支（ＡＣＣｅｐａdMpGMZ，１８６３—１９４９）苏联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铁流》由曹靖华译成中文，鲁迅写了《编校后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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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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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看见讽刺作品，就觉得这不是文学上的正路，因为我们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但我们走到交际场中去，就往往可以看见这样的事实，是两位胖胖的先生，彼此弯腰拱手，满面油晃晃的正在开始他们的扳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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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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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敝姓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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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久仰久仰！还没有请教台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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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字阔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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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雅高雅。贵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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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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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那好极了，这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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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觉得奇怪呢？但若写在小说里，人们可就会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讽刺。有好些直写事实的作者，就这样的被蒙上了“讽刺家”——很难说是好是坏——的头衔。例如在中国，则《金瓶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还有《儒林外史》写范举人因为守孝，连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吃饭时，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和这相似的情形是现在还可以遇见的；在外国，则如近来已被中国读者所注意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他那《外套》〔２〕（韦素园译，在《未名丛刊》中）里的大小官吏，《鼻子》〔３〕（许遐译，在《译文》中）里的绅士，医生，闲人们之类的典型，是虽在中国的现在，也还可以遇见的。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们皆谓之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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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抵愿意有名，活的时候做自传，死了想有人分讣文，做行实，甚而至于还“宣付国史馆立传”。人也并不全不自知其丑，然而他不愿意改正，只希望随时消掉，不留痕迹，剩下的单是美点，如曾经施粥赈饥之类，却不是全般。“高雅高雅”，他其实何尝不知道有些肉麻，不过他又知道说过就完，“本传”里决不会有，于是也就放心的“高雅”下去。如果有人记了下来，不给它消灭，他可要不高兴了。于是乎挖空心思的来一个反攻，说这些乃是“讽刺”，向作者抹一脸泥，来掩藏自己的真相。但我们也每不免来不及思索，跟着说，“这些乃是讽刺呀！”上当真可是不浅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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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例子的还有所谓“骂人”。假如你到四马路去，看见雉妓在拖住人，倘大声说：“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骂人”。骂人是恶德，于是你先就被判定在坏的一方面了；你坏，对方可就好。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４〕做生意”，恰如对于那些弯腰拱手之辈，做起文章来，是要改作“谦以待人，虚以接物”的。——这才不是骂人，这才不是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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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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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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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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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外套》中篇小说，韦素园译，《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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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鼻子》中篇小说，鲁迅译，最初发表于《译文》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九月），署名许遐。后收入《译丛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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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勒浪上海方言，“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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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未定”草（六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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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Ｔ君曾经对我谈起过：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后，施蛰存先生曾在什么刊物上有过批评〔２〕，以为这本书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选一下。我至今没有看到那刊物；但从施先生的推崇《文选》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业，以及自标“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测起来，这也正像他的话。好在我现在并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着多管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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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无论谁说，都是对的。其实岂只这一本书，将来重开四库馆时，恐怕我的一切译作，全在排除之列；虽是现在，天津图书馆的目录上，在《呐喊》和《彷徨》之下，就注着一个“销”字，“销”者，销毁之谓也；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３〕。但从一般的情形而论，目前的出版界，却实在并不十分谨严，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么特别糟蹋了纸墨。至于选本，我倒以为是弊多利少的，记得前年就写过一篇《选本》，说明着自己的意见，后来就收在《集外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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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如果随便玩玩，那是什么选本都可以的，《文选》好，《古文观止》也可以。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例如蔡邕〔４〕，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也见于《续古文苑》），那些“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手头无书，也许记错，容后订正）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５〕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６〕之类的“金刚怒目”〔７〕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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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关于取用文学遗产的问题，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前几天，看见《时事新报》的《青光》〔８〕上，引过林语堂先生的话，原文抛掉了，大意是说：老庄是上流，泼妇骂街之类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窃下，最无足观。如果我所记忆的并不错，那么，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语录，明人小品，下至《论语》，《人间世》，《宇宙风》〔９〕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彻的表白了其人的毫无自信。不过这还是空腹高心之谈，因为虽是“中流”，也并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窃，有取了好处的，有取了无用之处的，有取了坏处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连剽窃也不会，“老庄”不必说了，虽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尝真的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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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点古文，不但使应试的学生为难，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学者出丑，乱点词曲，拆散骈文的美谈，已经成为陈迹，也不必回顾了；今年出了许多廉价的所谓珍本书，都有名家标点，关心世道者癌然忧之，以为足煽复古之焰。我却没有这么悲观，化国币一元数角，买了几本，既读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标点；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结论，就从这里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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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罢，——这种举例，是很危险的，从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并非他的什么“意德沃罗基”〔１０〕的悖谬，倒是为了个人的私仇居多。然而这里仍得举，因为写到这里，必须有例，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者是也。但经再三忖度，决定“姑隐其名”，或者得免于难欤，这是我在利用中国人只顾空面子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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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罢，我买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张岱〔１１〕的《琅嬛文集》，“特印本实价四角”；据“乙亥十月，卢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的，但照标点看下去，却并不十分“康庄”。标点，对于五言或七言诗最容易，不必文学家，只要数学家就行，乐府就不大“康庄”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１２〕里，有了难懂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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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铅刀。藏膝髁。太史奏。机谋破。不称王内前。坐对御衣含血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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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琅琅可诵，韵也押的，不过“不称王向前”这一句总有些费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跃而询上。大怒曰。毋谓我王。即王敢尔耶。清曰。今日之号。尚称王哉。命抉其齿。王且询。则含血前。○御衣。上益怒。剥其肤。……”（标点悉遵原本）那么，诗该是“不称王，向前坐”了，“不称王”者，“尚称王哉”也；“向前坐”者，“则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跃而訽。上大怒曰”，恐怕也该是“跃而訽。上大怒曰”才合式，据作文之初阶，观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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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１３〕，如何“性灵”，拿它乱玩究竟还是不行的，自误事小，误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１４〕序里，有这样的句子：“秦府僚属。劝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门。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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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也很通，不过一翻《唐书》，就不免觉得魏征实在射杀得冤枉，他其实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后，这才病死的。〔１５〕所以我们没有法，这里只好点作“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明明是张岱作的《琴操》，怎么会是魏征作呢，索性也将他射杀干净，固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中流”文人，是常有拟作的，例如韩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说过“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１６〕，所以在这里，也还是以“魏征伤亡作”为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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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也犯了“文人相轻”罪，其罪状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将功折罪”的，是证明了有些名人，连文章也看不懂，点不断，如果选起文章来，说这篇好，那篇坏，实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认真读书的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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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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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１７〕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学生》〔１８〕的十二月号上，看见了朱光潜〔１９〕先生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文章，推这两句为诗美的极致，我觉得也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他说的好处是：“我爱这两句诗，多少是因为它对于我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所表现的是永恒。可爱的乐声和奏乐者虽然消逝了，而青山却巍然如旧，永远可以让我们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凄凉的，要求伴侣的。曲终了，人去了，我们一霎时以前所游目骋怀的世界猛然间好像从脚底倒塌去了。这是人生最难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转眼间我们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个可亲的伴侣，另一个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远是在那里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种风味似之。不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么；这一曲缠绵悱恻的音乐没有惊动山灵？它没有传出江上青峰的妩媚和严肃？它没有深深地印在这妩媚和严肃里面？反正青山和湘灵的瑟声已发生这么一回的因缘，青山永在，瑟声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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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确已说明了他的所以激赏的原因。但也没有尽。读者是种种不同的，有的爱读《江赋》和《海赋》，有的欣赏《小园》或《枯树》〔２０〕。后者是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于是“曲终人不见”之外，如“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２１〕之类，就往往为人所称道。因为眼前不见，而远处却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这就是道士之所以说“至心归命礼，玉皇大天尊！”〔２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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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慰劳人的圣药，在诗，用朱先生的话来说，是“静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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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我在别的文章里曾经说过这一段话：‘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明白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把诗神亚波罗摆在蔚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常如作甜蜜梦，不露一丝被扰动的神色？’这里所谓‘静穆’（Ｓｅｒｅｎ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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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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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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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腊人，也许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的罢，这一点我毫无知识。但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２３〕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我想，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至于亚波罗〔２４〕之在山巅，那可因为他是“神”的缘故，无论古今，凡神像，总是放在较高之处的。这像，我曾见过照相，睁着眼睛，神清气爽，并不像“常如作甜蜜梦”。不过看见实物，是否“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在我可就很难断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觉得，我以为也许有些因为他“古”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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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间的人，此刻的话，很近于大煞风景，但有时却自以为颇“雅”的：间或喜欢看看古董。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土财主，不知怎么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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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２５〕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以为“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其实是他们四位，都因为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了冤屈的牺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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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钱起的全篇罢：“省试湘灵鼓瑟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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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证成“醇朴”或“静穆”，这全篇实在是不宜称引的，因为中间的四联，颇近于所谓“衰飒”。但没有上文，末两句便显得含胡，不过这含胡，却也许又是称引者之所谓超妙。现在一看题目，便明白“曲终”者结“鼓瑟”，“人不见”者点“灵”字，“江上数峰青”者做“湘”字，全篇虽不失为唐人的好试帖，但末两句也并不怎么神奇了。况且题上明说是“省试”〔２６〕，当然不会有“愤愤不平的样子”，假使屈原不和椒兰〔２７〕吵架，却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约也不至于在考卷上大发牢骚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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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于是应该再来看看这《湘灵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诗了。但我手头也没有他的诗集，只有一部《大历诗略》〔２８〕，也是迂夫子的选本，不过篇数却不少，其中有一首是：“下第题长安客舍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随时变，交情与我违。空余主人柳，相见却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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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落第，在客栈的墙壁上题起诗来，他就不免有些愤愤了，可见那一首《湘灵鼓瑟》，实在是因为题目，又因为省试，所以只好如此圆转活脱。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时都不免是怒目金刚，但就全体而论，他长不到丈六〔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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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意思，大致并无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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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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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在流传的古人文集，汉人的已经没有略存原状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３０〕，晋的阮籍，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３１〕，大约都是很古的残本，由后人重编的。《谢宣城集》〔３２〕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现在采取这样的编法的，据我所知道，则《独秀文存》〔３３〕，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关的别人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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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谨严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只删存一个或者三四个字，刻之泰山顶上，“传之其人”〔３４〕，那当然听他自己的便，还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将保佑，姓名大可公开，他却偏要躲躲闪闪，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发生关系，随作随删，删到只剩下一张白纸，到底什么也没有，那当然也听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会有些关系的文字，我以为是都应该集印的，其中当然夹杂着许多废料，所谓“榛楛弗剪”〔３５〕，然而这才是深山大泽。现在已经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铅字一排就够。虽说排印，糟蹋纸墨自然也还是糟蹋纸墨的，不过只要一想连杨邨人之流的东西也还在排印，那就无论什么都可以闭着眼睛发出去了。〔３６〕中国人常说“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无耻之旗，固然要引出无耻群，但使谦让者泼剌起来，却是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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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回了谦让的人，在实际上也并不少，但又是所谓“爱惜自己”的居多。“爱惜自己”当然并不是坏事情，至少，他不至于无耻，然而有些人往往误认“装点”和“遮掩”为“爱惜”。集子里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脸上，种上一撮白胡须；也有兼收别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拣选，决不取谩骂诬蔑的文章，以为无价值。其实是这些东西，一样的和本文都有价值的，即使那力量还不够引出无耻群，但倘和有价值的本文有关，这就是它在当时的价值。中国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和佞幸传，有忠臣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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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隐逸之作不必论，倘使这作者是身在人间，带些战斗性的，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确在放暗箭，一经指出，这才改为明枪，但又说这是因为被诬为“假想敌”〔３７〕的报复。所用的技俩，也是决不肯任其流传的，不但事后要它消灭，就是临时也在躲闪；而编集子的人又不屑收录。于是到得后来，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无可对比，当时的抗战之作，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我尝见人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棱太露”，谁又是“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倘在，是也许可以减去评论家几分懵懂的。所以我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罔两的形状的禹鼎〔３８〕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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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近来的有些期刊，那无聊，无耻与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这又确是现代中国的或一群人的“文学”，现在可以知今，将来可以知古，较大的图书馆，都必须保存的。但记得Ｃ君曾经告诉我，不但这些，连认真切实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国的杂志，一大本一大本的装起来：还是生着“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的老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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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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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是上文说过的所谓《珍本丛书》之一的张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书牍类里，有《又与毅儒八弟》的信，开首说：“前见吾弟选《明诗存》，有一字不似钟谭〔３９〕者，必弃置不取；今几社诸君子盛称王李〔４０〕，痛骂钟谭，而吾弟选法又与前一变，有一字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钟谭之诗集，仍此诗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转若飞蓬，捷如影响，何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乃至斯极耶？盖吾弟喜钟谭时，有钟谭之好处，尽有钟谭之不好处，彼盖玉常带璞，原不该尽视为连城；吾弟恨钟谭时，有钟谭之不好处，仍有钟谭之好处，彼盖瑕不掩瑜，更不可尽弃为瓦砾。吾弟勿以几社君子之言，横据胸中，虚心平气，细细论之，则其妍丑自见，奈何以他人好尚为好尚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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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分明的画出随风转舵的选家的面目，也指证了选本的难以凭信的。张岱自己，则以为选文造史，须无自己的意见，他在《与李砚翁》的信里说：“弟《石匮》一书，洶笔四十余载，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划，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镜，也不能虚，所以立“虚心平气”为选诗的极境，“并不自立意见”为作史的极境者，也像立“静穆”为诗的极境一样，在事实上不可得。数年前的文坛上所谓“第三种人”杜衡辈，标榜超然，实为群丑，不久即本相毕露，知耻者皆羞称之，无待这里多说了；就令自觉不怀他意，屹然中立如张岱者，其实也还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论东林〔４１〕云：“……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４２〕。……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此其间线索甚清，门户甚迥。……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４３〕，以致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东林之尤可丑者，时敏〔４４〕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鲁王监国，蕞尔小朝廷，科道任孔当〔４５〕辈犹曰，‘非东林不可进用’。则是东林二字，直与蕞尔鲁国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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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可谓“词严义正”。所举的群小，也都确实的，尤其是时敏，虽在三百年后，也何尝无此等人，真令人惊心动魄。然而他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或者还更加一转云：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两面都有好有坏，并无不同，但因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则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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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国桢〔４６〕先生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钩索文籍，用力甚勤，叙魏忠贤〔４７〕两次虐杀东林党人毕，说道：“那时候，亲戚朋友，全远远的躲避，无耻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党的旗帜底下了。说一两句公道话，想替诸君子帮忙的，只有几个书呆子，还有几个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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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的是魏忠贤使缇骑捕周顺昌〔４８〕，被苏州人民击散的事。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４９〕，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张岱又说：“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越绝诗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现在的情景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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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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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十八——十九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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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本篇第六、七两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八、九两节最初发表于同年二月《海燕》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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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施蛰存对《集外集》的批评，见他在《文饭小品》第五期（一九三五年六月）发表的《杂文的文艺价值》一文，其中说：“他（鲁迅）是不主张‘悔其少作’的，连《集外集》这种零碎文章都肯印出来卖七角大洋；而我是希望作家们在编辑自己的作品集的时候，能稍稍定一下去取。因为在现今出版物蜂涌的情形之下，每个作家多少总有一些随意应酬的文字，倘能在编集子的时候，严格地删定一下，多少也是对于自己作品的一种郑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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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一九三○年前后他任青岛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时，曾取缔馆藏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鲁迅所译《文艺政策》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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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蔡邕（１３２—１９２）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东汉文学家。汉献帝时任左中郎将。后王允诛董卓，他受牵连下狱，死于狱中。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后人所辑的《蔡中郎文集》十卷。在萧统《文选》中选有他的《郭有道碑文》。《述行赋》系有愤于当时宦官擅权而作。这里所引的四句，“工巧”原作“变巧”，“委”原作“消”（《蔡中郎文集》、《续古文苑》所载并同）。《续古文苑》，二十卷，清代孙星衍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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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愿在丝而为履”四句，见陶潜所作《闲情赋》。他在该文的序中说：“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这里说“止于礼义”，即指此。“止于礼义”，语见《诗经•关雎》序：“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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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精卫衔微木”四句，见陶潜所作《读山海经》之十。精卫事见《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名曰精卫，其名自叫，是炎帝之少女……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形天事见《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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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金刚怒目”见《太平广记》卷一七四引《谈薮》：“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钟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怒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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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青光》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林语堂的话原见刊于《宇宙风》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所作的《烟屑》，原文为：“吾好读极上流书或极下流书，中流书读极少。上流如佛老孔孟庄生，下流如小调童谣民歌盲词，泼妇骂街，船婆毒咒等。世界作品百分之九十五居中流，居中流者偷下袭上，但皆偷的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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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论语》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一九三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一七期停刊。《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十二期停刊。《宇宙风》，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陶亢德编辑，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五二期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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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意德沃罗基”德语ｌｄｅｏｌｏｇｉｅ的音译，即“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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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张岱（１５９７—１６７９）字宗子，石公，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著有《石匮书》、《琅嬛文集》、《陶庵梦忆》等。《琅嬛文集》是他的诗文杂集，六卷，这里所指的“特印本”是《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之一，由刘大杰校点，后面有乙亥（１９３５）十月卢前的跋文，其中说：“世方好公安竟陵之文，得宗子翩跹其间，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知文章升降，故有其自也。”卢前，字冀野（１９０５—１９５１），江苏南京人，戏曲研究者，曾任光华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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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景清刺》是一首关于景清谋刺永乐帝（朱棣）的乐府诗。参看本卷第１７５页注〔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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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本色”林语堂在《文饭小品》第六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发表的《说本色之美》一文中说：“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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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琴操》古琴曲，又指与古琴曲相配合的乐歌。张岱《琅嬛文集》中有《琴操》十章，《脊令操》是其中之一。脊令，一作鹡鸰，一种鸣禽类的小鸟。《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后常喻作兄弟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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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关于唐太宗射杀建成元吉的事，据《新唐书•太宗皇帝本纪》载：“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按即李世民，时封秦王），未发。（武德）九年（６２６）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同书《隐太子建成传》载：“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尉迟）敬德追杀之。”又同书《魏征传》载：“魏征（５８０—６４３），字玄成，魏州曲城（今河北巨鹿）人……隐太子（建成）引为洗马。征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贞观）十七年，疾甚。……帝亲问疾，屏左右，语终日乃还。……是夕，帝梦征若平生，及旦，薨。帝临哭，为之恸，罢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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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著有《韩昌黎集》。“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是他模拟周文王（西伯）的口气写的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中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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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述酒》陶潜的这首诗，据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卷三的注语，认为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晋元熙二年（４２０）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张伟使鸩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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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月刊。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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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朱光潜安徽桐城人，文艺理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这里所说的文章发表于《中学生》杂志第六十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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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江赋》晋代郭璞作；《海赋》，晋代木华作。《小园》和《枯树》，二赋是北周庾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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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只在此山中”二句，见唐代诗人贾岛《寻隐者不遇》一诗。“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诗人白居易《宴散》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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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至心归命礼”二句，是道教经典中常见的话，意思是诚心皈依道教，礼拜玉皇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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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沙孚（Ｓａｐｐｈｏ）通译萨福，约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古希腊女诗人。她流传至今的作品只有两三篇完整的短诗和一些断片，内容主要是歌颂爱情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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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亚波罗希腊神话中光明、艺术与健康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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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钱起（７２２—约７８０）字仲文，吴兴（今属浙江）人。唐天宝间进士，曾任考功郎中，唐代诗人中“大历十才子”之一。著有《钱考功集》。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７６６—７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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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省试”唐代各州县贡士到京城参加考试，由尚书省的礼部主试，故称省试或礼部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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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椒兰指楚大夫子椒和楚怀王少子子兰。屈原在《离骚》中说：“余既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椒专佞以慢剥兮，菭又欲充夫佩帏。”据后汉王逸注：“兰，怀王少弟（按应为少子）司马子兰也，……内无诚信之实，但有长大之貌，浮华而已。……椒，楚大夫子椒也，……行淫慢佞谀之志，又欲援引面从不贤之类使居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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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大历诗略》清代乔亿评选的唐诗选集，共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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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丈六佛家语，指佛的身量。晋代袁宏《后汉纪•明帝纪》载：“佛身长一丈六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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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嵇康的著作今存《嵇中散集》十卷，有鲁迅校本。集中附录嵇喜、郭遐周等人的赠答诗共十四首，向子期、张辽叔等人的论难文共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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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阮籍的著作今存《阮籍集》十卷。集中有《答伏义书》，并录有伏义的《与阮嗣宗书》。伏义，字公表，生平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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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谢宣城集》南朝齐诗人谢朓的诗文集，今存五卷，书后有宋代娄拜跋：“小谢自有全集十卷，但世所罕传……考其上五卷，赋与乐章以外，诗乃百有二首，而唱和联句，他人所囗见者不与焉……其下五卷则皆当时应用之文；衰世之事，其可采者已载于本传、《文选》，余视诗劣焉，无传可也。”谢朓（４６４—４９９），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官宣城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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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３〕《独秀文存》陈独秀的文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内分论文、随感录、通信三类；其中附录别人的论文、通信十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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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传之其人”语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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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５〕“榛楛弗剪”语出晋代陆机《文赋》：“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榛楛，丛生的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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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杨邨人曾在《现代》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声称：“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阵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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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７〕“假想敌”杜衡在《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一文中说：“杂文是战斗的。……但有时没有战斗的对象，而这‘战斗的’杂文依然为人所需要，于是乎不得不去找‘假想敌’。……至于写这些文章的动机，……三分是为了除了杂文无文可写，除了骂人无杂文可写，除了胡乱找‘假想敌’无人可骂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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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禹鼎相传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左传》宣公三年载周大夫王孙满的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网两莫能逢之。”据晋代杜预注：“螭（同魑），山神，兽形；魅，怪物；网两，水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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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９〕钟谭指明代文学家钟惺（１５７４—１６２４）和谭元春（１５８６—１６３７）。二人都是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他们在文学上主张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与袁中郎等的公安派基本相同；但为矫公安派的“浮浅”，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以致流于冷涩，被称为竟陵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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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几社明末陈子龙、夏允彝等在江苏松江组织的文学社团。明亡后社中主要成员多参加抗清。王李，指明代文学家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和李攀龙（１５１４—１５７０）。他们是提倡拟古的“后七子”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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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气，形成了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他们遭到宦官魏忠贤的残酷迫害和镇压，被杀害的达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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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元祐党碑宋徽宗时，蔡京当权，奏请把宋哲宗（年号元祐）朝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苏轼等三○九人镌名立碑于太学端礼门前，指为奸党，称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党人子孙却引以为荣，当党人碑被毁之后，还重新摹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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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王图陕西耀州人，明万历时任吏部侍郎。李三才，陕西临潼人，明万历时任凤阳巡抚。项煜，吴县（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至詹事，李自成克北京，项归降。周钟，南直（今属江苏）金坛人，明崇祯癸未庶吉士，李自成克北京，周归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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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时敏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兵科给事中、江西督漕。李自成克北京，时归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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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５〕科道明清官制，都察院所属礼、户、吏、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及十五道监察御史，统称为科道。任孔当在南明鲁王小朝廷任浙江道监察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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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谢国桢号刚主，河南安阳人，史学家。著有《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九三四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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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魏忠贤（１５６８—１６２７）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代天启年间最跋扈的太监。曾利用特务机关东厂大杀较为正直有气节的人。当时一些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对他竞相谄媚，丑态百出。据《明史•魏忠贤传》所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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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８〕周顺昌（１５８４—１６２６）字景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天启中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后被魏忠贤陷害，死于狱中。《明史•周顺昌传》载：“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蜂拥大呼，势如山崩。鐮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顺昌乃自诣吏，又三日，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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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９〕《大美晚报》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国人撒克里（ＴＯＴｈａｃ－ｋｒｅｙ）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一九三三年一月另出汉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这里所说的学生游行，是指“一二九”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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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０〕关于不要再请愿的主张，参看《华盖集续编•“死地”》。

Revision as of 10:18, 6 April 2021

鲁迅全集（8/15)

Overview Lu_Xun_0

Lu_Xun_1 Lu_Xun_2 Lu_Xun_3 Lu_Xun_4 Lu_Xun_5 Lu_Xun_6 Lu_Xun_7 Lu_Xun_8 Lu_Xun_9 Lu_Xun_10 Lu_Xun_11 Lu_Xun_12 Lu_Xun_13 Lu_Xun_14 Lu_Xun_15 ...

法会和歌剧

　　孟弧

　　《时轮金刚法会募捐缘起》〔２〕中有这样的句子：“古人一遇灾祲，上者罪己，下者修身……今则人心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末由消除此浩劫。”恐怕现在也还有人记得的罢。这真说得令人觉得自己和别人都半文不值，治水除蝗，完全无益，倘要“或消自业，或淡他灾”〔３〕，只好请班禅大师来求佛菩萨保佑了。

　　坚信的人们一定是有的，要不然，怎么能募集一笔巨款。

　　然而究竟好像是“人心浸以衰矣”了，中央社十七日杭州电云：“时轮金刚法会将于本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启建，并决定邀梅兰芳，徐来，胡蝶，在会期内表演歌剧五天。”〔４〕梵呗圆音，竟将为轻歌曼舞所“加被”，岂不出于意表也哉！盖闻昔者我佛说法，曾有天女散花〔５〕，现在杭州启会，我佛大概未必亲临，则恭请梅郎权扮天女，自然尚无不可。但与摩登女郎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莫非电影明星与标准美人〔６〕唱起歌来，也可以“消除此浩劫”的么？

　　大约，人心快要“浸衰”之前，拜佛的人，就已经喜欢兼看玩艺的了，款项有限，法会不大的时候，和尚们便自己来飞钹，唱歌，给善男子，善女人们满足，但也很使道学先生们摇头。班禅大师只“印可”〔７〕开会而不唱《毛毛雨》〔８〕，原是很合佛旨的，可不料同时也唱起歌剧来了。

　　原人和现代人的心，也许很有些不同，倘相去不过几百年，那恐怕即使有些差异，也微乎其微的。赛会做戏文，香市看娇娇，正是“古已有之”的把戏。既积无量之福，又极视听之娱，现在未来，都有好处，这是向来兴行佛事的号召的力量。否则，黄胖和尚念经，参加者就未必踊跃，浩劫一定没有消除的希望了。

　　但这种安排，虽然出于婆心，却仍是“人心浸以衰矣”的征候。这能够令人怀疑：我们自己是不配“消除此浩劫”的了，但此后该靠班禅大师呢，还是梅兰芳博士，或是密斯〔９〕徐来，密斯胡蝶呢？

　　四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时轮金刚法会佛教密宗的一种仪式。一九三四年四月由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及下野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该会《募捐缘起》曾在《论语》半月刊第三十八期（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古香斋”栏转载。

　　〔３〕“或消自业，或淡他灾”这是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上海各报载《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中的话，它劝人捐助“法资”，以“为已故宗亲拔苦，或为现存父母祈福，或消自业，或淡他灾”。

　　〔４〕中央社这一电讯与事实有出入。徐来、胡蝶当时在杭州浙江大舞台为公益警卫募捐义务演出，她们和梅兰芳都未为法会表演。徐来（１９０９—１９７３），浙江绍兴人。胡蝶，原名胡瑞华，广东鹤山（今高鹤）人。她们都是三十年代电影女演员。中央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简称。

　　〔５〕天女散花见《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天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据后秦鸠摩罗什汉文译本）梅兰芳曾据此演出京剧《天女散花》。

　　〔６〕标准美人当时上海一些报纸上所称的徐来的诨名。

　　〔７〕“印可”佛家语，承认、许可。《维摩诘经•弟子品》：“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８〕《毛毛雨》黎锦晖作的歌曲，曾流行于一九三○年前后。

　　〔９〕密斯英语Ｍｉｓｓ的音译，即小姐。

古人并不纯厚

　　翁隼

　　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达赖啦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２〕但广州开的耆英会〔３〕，却明明收集过一大批寿翁寿媪，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太太还能穿针，有照片为证。

　　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４〕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５〕哩，好像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还有现存的最通行的《文选》〔６〕，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语汇，或描写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当然，就因为心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像变成语汇祖师了，但在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由此看来，翻印整部的古书，也就不无危险了。近来偶尔看见一部石印的《平斋文集》〔１〕，作者，宋人也，不可谓之不古，但其诗就不可为训。如咏《狐鼠》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又咏《荆公〔８〕》云：“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那指斥当路的口气，就为今人所看不惯。“八大家”〔９〕中的欧阳修〔１０〕，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学家的罢，然而那《读李翱文》中却有云：“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它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也就悻悻得很。

　　但是，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１１〕，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１２〕的。

　　四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

　　〔２〕达赖啦嘛这里指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去世的达赖喇嘛第十三世阿旺罗桑土丹嘉措（１８７６—１９３３）。“不幸短命死矣”，语见《论语•雍也》，是孔丘惋惜门徒颜渊早死的话。

　　〔３〕广州开的耆英会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广州市长刘纪文为纪念新建市署落成，举行耆英会；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二百余人，其中有据说一百○六岁的张苏氏，尚能穿针，她表演穿针的照片曾刊在三月十九日《申报•图画特刊》第二号。

　　〔４〕“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语见《尚书•汤誓》。时日，原指夏桀。

　　〔５〕“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丘的话，语见《论语•为政》。

　　〔６〕《文选》参看本卷第３２６页注〔９〕。一九三三年九月，施蛰存曾向青年推荐《文选》，说读了“可以扩大一点字汇”，可以从中采用描写“宫室建筑”等的词语。

　　〔７〕《平斋文集》宋代洪咨夔著，共三十二卷。洪字舜俞，浙江於潜（今并入临安）人，嘉定二年（１２０９）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石印的本子指一九三四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部丛刊续编》本。

　　〔８〕荆公即王安石。他官至宰相，封荆国公，故称王荆公。祸胎，指王安石曾经重用后来转而排斥王安石的吕惠卿等人。钟阜，指南京钟山，王安石晚年退居钟山半山堂。

　　〔９〕“八大家”即唐宋八大家，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散文名家，明代茅坤曾选辑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因有此称。

　　〔１０〕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有《欧阳文忠集》。《读李翱文》，见《欧阳文忠集》卷七十三。李翱（７７２—８４１），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唐代文学家。

　　〔１１〕《唐宋文醇》清代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御定”，五十八卷，包括唐宋八大家及李翱、孙樵等十人的文章。《唐宋诗醇》，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御定”，四十七卷，包括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宋代苏轼、陆游等六人的诗作。

　　〔１２〕“挽狂澜于既倒”语出唐代韩愈《进学解》：“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过年

　　张承禄

　　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

　　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２〕，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但对于这“历”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

　　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也已经有了感慨；〔３〕但是，感慨而已，到底胜不过事实。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纪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胜不过事实。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４〕，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５〕，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二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废历”指阴历（或称夏历）。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通令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再三下过这样的通令。

　　〔３〕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夏历除夕），《申报号外•本埠增刊》临时增加的副刊《不自由谈》上有署名非人的《开场白》说：“编辑先生们辛苦了一年，在这几天寒假里头，本想可以还我自由自在的身，写写意意，享几天难得享到的幸福。不料突然地接到一道命令：说不但要出号外，并且要屁股两排，没有办法，只得再来放几个屁。”

　　〔４〕“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参看《伪自由书•“多难之月”》及其注〔４〕。

　　〔５〕花爆即花炮、爆竹。

汉字和拉丁化

　　仲度

　　反对大众语文的人，对主张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货色来看！”〔２〕一面也真有这样的老实人，毫不问他是诚意，还是寻开心，立刻拚命的来做标本。

　　由读书人来提倡大众语，当然比提倡白话困难。因为提倡白话时，好好坏坏，用的总算是白话，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语。但是，反对者是没有发命令的权利的。虽是一个残废人，倘在主张健康运动，他绝对没有错；如果提倡缠足，则即使是天足的壮健的女性，她还是在有意的或无意的害人。美国的水果大王，只为改良一种水果，尚且要费十来年的工夫，何况是问题大得多多的大众语。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么，反对者该是赞成文言或白话的了，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白话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也拿出他的“货色”来给大家看看罢。

　　但是，我们也不妨自己来试验，在《动向》上，就已经有过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３〕，胡绳〔４〕先生看了之后，却以为还是非土话所写的句子来得清楚。其实，只要下一番工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里的土话，和苏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传》〔５〕，却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先是不懂，硬着头皮看下去，参照记事，比较对话，后来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难。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每一个方块汉字，是都有它的意义的，现在用它来照样的写土话，有些是仍用本义的，有些却不过借音，于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得分析它那几个是用义，那几个是借音，惯了不打紧，开手却非常吃力了。

　　例如胡绳先生所举的例子，说“回到窝里向罢”也许会当作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６〕。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汉字的“窝”字，实际上，恐怕是不该这么写法的。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也叫“家里”作Ｕｗａｏ－ｌｉ，读书人去抄，也极容易写成“窝里”的，但我想，这Ｕｗａｏ其实是“屋下”两音的拼合，而又讹了一点，决不能用“窝”字随便来替代，如果只记下没有别的意义的音，就什么误解也不会有了。

　　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至于改作横行，那是当然的事。

　　这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

　　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八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拿出货色来看！”是当时一些反对大众语的人所说的话。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本埠增刊《谈言》发表的垢佛《文言和白话论战宣言》一文中说：“可否请几位提倡‘大众语’的作家，发表几篇‘大众语’的标准作品，使记者和读者，大家来欣赏欣赏，研究研究。”

　　〔３〕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指《中华日报•动向》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所载何连的《狭路相逢》，十六、十九日载高而的《一封上海话的信》和《吃官司格人个日记》等三篇文章。

　　〔４〕胡绳江苏苏州人，哲学家。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发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自然，何连高而二先生都是用汉字来写出土音的。然而单音的方块头汉字要拼出复杂的方言来，实是不可能的。我曾看见过一本苏州土语的圣经，读起来实在比读白话更难，因为单照字面的读音，你一定还得加一点推测工夫才能懂得。”

　　〔５〕《海上花列传》长篇小说，题云间花也怜侬著。是一部叙述上海妓女生活的作品，书中叙事用语体文，对话用苏州方言。按花也怜侬是韩邦庆（１８５６—１８９４）的笔名；韩字子云，江苏松江人。

　　〔６〕胡绳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并且倘然一个人已经懂得这些汉字了，老实说他更必须读这种用汉字写出的土话文。譬如：‘回到窝里向罢，车（按应作身）浪向，又一点力气都没……’这一句话，让一个识字的工人看麻烦实在不小。他也许真会当作这人是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实际上，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身上，又一点力气都没’来得清楚明白了。”

化名新法

　　白道

　　杜衡和苏汶〔２〕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坛上的两种秘密，也是坏风气：一种是批评家的圈子，一种是文人的化名。但他还保留着没有说出的秘密——圈子中还有一种书店编辑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只要是这一家书店出版的书籍，这边一套，“行”，那边一套，也“行”。

　　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

　　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３〕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

　　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

　　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４〕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

　　Ｏｈｏ！

　　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５〕但那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６〕

　　五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杜衡即苏汶。他所说“批评家的圈子”，参看本卷第４２９页注〔２〕。他所说“文人的化名”，见一九三四年五月《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他所发表的《谈文人的假名》。

　　〔３〕《中国文艺年鉴》指一九三二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中国文艺年鉴》，杜衡、施蛰存编辑。年鉴卷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一文，为苏汶鼓吹的“文艺自由论”辩护，同时吹捧杜衡在创作方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给了最大的供献”。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日本增田涉信中曾说：“所谓‘文艺年鉴社’，实际并不存在，是现代书局的变名。写那篇《鸟瞰》的人是杜衡，一名苏汶，……在那篇《鸟瞰》中，只要与现代书局刊物有关的人，都写得很好，其他的人则多被抹杀。而且还假冒别人文章来吹捧自己。”

　　〔４〕《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为综合性月刊，汪馥泉编辑，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

　　〔５〕孙行者和二郎神斗法，尾巴变成旗竿的故事，见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回。

　　〔６〕苏汶在《谈文人的假名》中曾说：“用笔名无可反对，但我希望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每人是用着固定的笔名为妥……”又说：“有一种是为的逃避文责，就近又有点卑劣了。”

考场三丑

　　黄棘

　　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２〕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然而这最干净，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枝节了。第二样是“钞刊文”〔３〕，他先已有了侥幸之心，读熟或带进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题目相合，便即照钞，想瞒过考官的眼。品行当然比“缴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枝节。第三样，最坏的是瞎写，不及格不必说，还要从瞎写的文章里，给人寻出许多笑话来。人们在茶余酒后作为谈资的，大概是这一种。

　　“不通”还不在其内，因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４〕，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钞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我说这话，意思并不在轻议已成的文人学士，只以为古典多，记不清不足奇，都记得倒古怪。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竭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

　　由此看来，如果能钞刊文，而又敷衍得过去，这人便是现在的大人物；青年学生有一些错，不过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为世诟病，我很诧异他们竟没有人呼冤。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策论封建时代考试的一种文体。即用有关政事、经义的问题为题，命应试者书面各陈己见。清光绪末年，曾两次下令废除八股，改用策论。

　　〔３〕“钞刊文”科举时代，刊印中试前列者的八股文章，以供应试人作揣摩之用，如《三场闱墨》之类，称为刊文。“钞刊文”就是在考试时直接钞袭刊文上的文章。

　　〔４〕这里所说的刊文，指当时《会考升学指导》一类投机书籍。

看书琐记（一）

　　焉于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２〕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３〕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札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４〕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５〕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６〕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蕉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八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巴尔札克（Ｈ．ｄｅＢａｌｚａｃ，１７９９—１８５０）法国作家，他的作品总题为《人间喜剧》，包括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等九十余部。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中谈到巴尔扎克小说时说：“在巴尔扎克的《鲛皮》（按通译《驴皮记》）里，看到银行家的邸宅中的晚餐会那一段的时候，我完全惊服了。二十多个人们同时在喧嚷着谈天，但却以许多形态，写得好像我亲自听见。重要的是——我不但听见，还目睹了各人在怎样的谈天。来宾们的相貌，巴尔扎克是没有描写的。但我却看见了人们的眼睛，微笑和姿势。我总是叹服着从巴尔扎克起，以至一切法国人的用会话来描写人物的巧妙，把所描写的人物的会话，写得活泼泼地好像耳闻一般的手段，以及那对话的完全。”此文载一九三四年八月《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二号，鲁迅（署名许遐）译。

　　〔３〕《水浒》即《水浒传》，长篇小说。明初施耐庵作。

　　〔４〕“黛玉葬花”梅兰芳早年曾根据《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的情节编演京剧《黛玉葬花》。旧时照相馆常挂有他演此剧的照片。

　　〔５〕《红楼梦图咏》清代改琦画的《红楼梦》人物像，共五十幅，图后附有王希廉、周绮等题诗，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木刻本刊行。又有清代王墀画的《增刻红楼梦图咏》，共一百二十幅，图后附有姜祺（署名蟫生）题诗，光绪八年上海点石斋石印，后屡经翻版。

　　〔６〕遏斯吉摩人通译爱斯基摩人，居住北极圈一带，以渔猎为生的一个民族。

看书琐记（二）

　　焉于

　　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作《本国话和外国话》〔２〕，记的是法国的一个阔人家里招待了欧战中出死入生的三个兵，小姐出来招呼了，但无话可说，勉勉强强的说了几句，他们也无话可答，倒只觉坐在阔房间里，小心得骨头疼。直到溜回自己的“猪窠”里，他们这才遍身舒齐，有说有笑，并且在德国俘虏里，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我们的话”的人。

　　因了这经验，有一个兵便模模胡胡的想：“这世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战争的世界。别一个是有着保险箱门一般的门，礼拜堂一般干净的厨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国度。那里面，住着古怪想头的外国人。”

　　那小姐后来就对一位绅士说的是：“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好像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

　　其实，这也无须小姐和兵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算作“封建余孽”〔３〕或“买办”或别的什么而论都可以——和几乎同类的人，只要什么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无话可说。不过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倘是宴会，就只猜拳，不发议论。

　　这样看来，文学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实在有些艰难。“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于是高超的文学家〔４〕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学还有别的性，他是不肯说破的，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

　　于是而据说文学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极，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汇集于作者一个人。然而文学家却又悲哀起来，说是吐血了，这真是没有法子想。

　　八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巴比塞的《外国话和本国话》，曾由沈端先译为中文，载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五期。

　　〔３〕“封建余孽”在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载有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４〕高超的文学家指梁实秋等人。如梁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载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一文中鼓吹超阶级的文学，说“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但又宣传文学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看书琐记（三）

　　焉于

　　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错。

　　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

　　即使真是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

　　现在可是换了一个说法了，连并非作者，也憎恶了批评家，他们里有的说道：你这么会说，那么，你倒来做一篇试试看！

　　这真要使批评家抱头鼠窜。因为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

　　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诚然，四五年前，用笔的人以为一做批评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所以速成和乱评的也不少，但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涂上烂泥，并不是好办法。不过我们的读书界，是爱平和的多，一见笔战，便是什么“文坛的悲观”〔２〕呀，“文人相轻”〔３〕呀，甚至于不问是非，统谓之“互骂”，指为“漆黑一团糟”。果然，现在是听不见说谁是批评家了。但文坛呢，依然如故，不过它不再露出来。

　　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批评家与创作家》。

　　〔２〕“文坛的悲观”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大晚报•火炬》载小仲的《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把文艺界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内战”、“骂人”，使中国文坛“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３〕“文人相轻”语出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当时曾有人把文艺界思想斗争说成“文人相轻”。

零食

　　莫朕

　　出版界的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使有心人发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发愁。人而有心，真要“日坐愁城”了。

　　但是，这情形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不过略有变迁，更加显著而已。

　　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欢吃零食。假使留心一听，则屋外叫卖零食者，总是“实繁有徒”〔２〕。桂花白糖伦教糕〔３〕，猪油白糖莲心粥，虾肉馄饨面，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罗）蜜橘，瓜子大王，还有蜜饯，橄榄，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为这又不比肥鱼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据说，是在消闲之中，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前几年的出版物，是有“养生之益”的零食，或曰“入门”，或曰“ＡＢＣ”，或曰“概论”，总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钱数角，费时半点钟，便能明白一种科学，或全盘文学，或一种外国文。意思就是说，只要吃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这人发荣滋长，抵得吃五年饭。试了几年，功效不显，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一试验，如果有名无实，是往往不免灰心的，例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修仙或炼金，而代以洗温泉和买奖券，便是试验无效的结果。于是放松了“养生”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还是零食。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开的。

　　于是而出现了小品，但也并不是新花样。当老九章〔４〕生意兴隆的时候，就有过《笔记小说大观》〔５〕之流，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关门之后，自然也跟着成了一小撮。分量少了，为什么倒弄得闹闹嚷嚷，满城风雨的呢？我想，这是因为在担子上装起了篆字的和罗马字母合璧的年红电灯〔６〕的招牌。

　　然而，虽然仍旧是零食，上海居民的感应力却比先前敏捷了，否则又何至于闹嚷嚷。但这也许正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假使如此，那么，零食的前途倒是可虑的。

　　六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实繁有徒”语见《尚书•仲虺之诰》，意思是这种人确实不少。

　　〔３〕伦教糕一种广东式糕点。

　　〔４〕老九章指上海老九章绸缎庄，约在一八六○年间开设。一九三四年二月因绸业衰落，股东退伙，宣告清算结束。后来又曾重新组织开设老九章公记绸缎庄。

　　〔５〕《笔记小说大观》上海进步书局编印的一套丛书，汇辑自唐代至清代的杂史、笔记而成，共出九辑（包括外集），约六十册为一辑，最初四辑在一九一八年左右出版，后几辑于数年后出版。

　　〔６〕年红电灯即霓虹灯。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张沛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２〕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３〕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４〕，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５〕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６〕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们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７〕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８〕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

　　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谭叫天谭鑫培（１８４７—１９１７），艺名小叫天，湖北江夏（今武昌）人，京剧演员，擅长老生戏。一八九○年（光绪十六年）曾被召入清宫升平署承值，为慈禧太后演戏。

　　〔３〕慈禧太后（１８３５—１９０８）清代咸丰帝妃，同治即位，被尊为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老佛爷”，清宫中太监对太上皇或皇太后的称呼。

　　〔４〕供奉旧时对在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清代也用以称进入宫廷的演员。

　　〔５〕竹枝词古代民歌，多为七言，历代文人常有仿作。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一：“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

　　〔６〕“小家碧玉”语出《乐府诗集•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

　　〔７〕老十三旦即侯俊山（１８５４—１９３５），艺名喜麟，山西洪洞人，山西梆子演员。因十三岁演戏成名，故称十三旦。清代申左梦畹生《粉墨丛谈》说：“癸酉（１８７３）、甲戌（１８７４）间，十三旦以艳名噪燕台。”当时梆子腔深受劳动群众所喜爱，士大夫则多抱歧视的态度，如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清同治十二年二月一日）中说：“都中向有梆子腔，多市井鄙秽之剧，惟舆隶贾竖听之。”

　　〔８〕梅兰芳曾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四年访日演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访美演出。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张沛

　　而且梅兰芳还要到苏联去。

　　议论纷纷。我们的大画家徐悲鸿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画过松树——也许是马，〔２〕我记不真切了——国内就没有谈得这么起劲。这就可见梅兰芳博士之在艺术界，确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现代》的编辑室里也紧张起来。首座编辑施蛰存先生曰：“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现代》五卷五期。）要这么大叫，可见不平之极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别，是会令人疑心生了脏躁症的。次座编辑杜衡先生曰：“剧本鉴定的工作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文艺画报》创刊号。）这可冷静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齐如山〔３〕先生自愧弗及，赶紧来请帮忙——帮忙的帮忙。

　　但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４〕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

　　那么，他是不会“表示一点‘转变’的”，目前还太早一点。他也许用别一个笔名，做一篇剧本，描写一个知识阶级，总是专为艺术，总是不问俗事，但到末了，他却究竟还在革命这一方面。这就活动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这篇东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这一方面了吗？

　　但我不知道梅兰芳博士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或者虚设一社，出些什么“戏剧年鉴”，亲自作序，说自己是剧界的名人？〔５〕倘使没有，那可是也不会玩这一手的。

　　倘不会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６〕了。

　　还是带住罢，倘再“略论”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会说因为被批评家乱骂，害得他演不出好戏来。〔７〕

　　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徐悲鸿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应苏联对外文化事业委员会邀请，去苏联参加中国画展览会，曾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即席作画。

　　〔３〕齐如山（１８７７—１９６２）河北高阳人。当时北平国剧学会会长，曾为梅兰芳编过剧本。杜衡在《文艺画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十月）发表的《梅兰芳到苏联去》一文中说：“我以为他（按指梅兰芳）最先的急务，是应当找几位戏剧意识检讨专家来帮忙，或竟成立一个脚本改编委员会。这些工作，恐怕像齐如山先生他们未必能够胜任”。

　　〔４〕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大晚报•剪影》载犁然的《在梅兰芳马连良程继先叶盛兰的欢宴席上》一文中，记录梅兰芳谈话说：“中国旧戏原纯是象征派的，跟写实的话剧不同”。

　　〔５〕这些都是对杜衡等人的讽刺，参看本书《化名新法》。“戏剧年鉴”是影射杜衡、施蛰存合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

　　〔６〕“再亮些”杜衡著有长篇小说《再亮些》，载一九三四年《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单行本时改题为《叛徒》）。篇首《题解》引用歌德临终时的话：“再亮些，再亮些！”

　　〔７〕这里也是对杜衡的讽刺。杜衡曾于一九三二年说左翼批评家“蛮横”，使他们不得不“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论“花边文学”

　　近来有一种文章，四周围着花边，从一些副刊上出现。这文章，每天一段，雍容闲适，缜密整齐，看外形似乎是“杂感”，但又像“格言”，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似乎是小品或语录一类的东西。今天一则“偶感”，明天一段“据说”，从作者看来，自然是好文章，因为翻来复去，都成了道理，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但从读者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

　　譬如甘地被刺，就起来作一篇“偶感”，颂扬一番“摩哈达麻”，咒骂几通暴徒作乱，为圣雄出气禳灾，顺便也向读者宣讲一些“看定一切”，“勇武和平”的不抵抗说教之类。这种文章无以名之，且名之曰“花边体”或“花边文学”罢。

　　这花边体的来源，大抵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据这种小品文的拥护者说是会要流传下去的（见《人间世》：《关于小品文》）。我们且来看看他们的流传之道罢。六月念八日《申报》《自由谈》载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倒提》。大意说西洋人禁止倒提鸡鸭，华人颇有鸣不平的，因为西洋人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于是这位花边文学家发议论了，他说：“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

　　为什么“并未”呢？据说是“人能组织，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所以租界上没有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不禁止虐待华人，当然就是把华人看在鸡鸭之上了。

　　倘要不平么，为什么不反抗呢？

　　而这些不平之士，据花边文学家从古典里得来的证明，断为“不妨变狗”之辈，没有出息的。

　　这意思极明白，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他虽也正面的承认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实在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从“古典”来证明这是华人没有出息。

　　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他们和同胞做起生意来，除开夸说洋货如何比国货好，外国人如何讲礼节信用，中国人是猪猡，该被淘汰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口称洋人曰：“我们的东家”。我想这一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气，大抵不出于这般人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因为第一，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气；第二，他们往往赞成西洋人（也就是他们的东家）统治中国，虐待华人，因为中国人是猪猡；第三，他们最反对中国人怀恨西洋人。抱不平，从他们看来，更是危险思想。

　　从这般人或希望升为这般人的笔下产出来的就成了这篇“花边文学”的杰作。但所可惜是不论这种文人，或这种文字，代西洋人如何辩护说教，中国人的不平，是不可免的。因为西洋人虽然不曾把中国放在鸡鸭之下，但事实上也似乎并未放在鸡鸭之上。香港的差役把中国犯人倒提着从二楼摔下来，已是久远的事；近之如上海，去年的高丫头，今年的蔡洋其辈，他们的遭遇，并不胜过于鸡鸭，而死伤之惨烈有过而无不及。这些事实我辈华人是看得清清楚楚，不会转背就忘却的，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朦混过去呢？

　　抱不平的华人果真如花边文学家的“古典”证明，一律没有出息的么？倒也不的。我们的古典里，不是有九年前的五卅运动，两年前的一二八战争，至今还在艰苦支持的东北义勇军么？谁能说这些不是由于华人的不平之气聚集而成的勇敢的战斗和反抗呢？

　　“花边体”文章赖以流传的长处都在这里。如今虽然在流传着，为某些人们所拥护。但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现在是建设“大众语”文学的时候，我想“花边文学”，不论这种形式或内容，在大众的眼中，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罢。

　　这篇文章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拒绝。莫非这文章又犯了要报私仇的嫌疑么？但这“授意”却没有的。就事论事，我觉得实有一吐的必要。文中过火之处，或者有之，但说我完全错了，却不能承认。倘得罪的是我的先辈或友人，那就请谅解这一点。

　　笔者附识。

　　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有不许倒提鸡鸭在路上走，违者即拘入捕房罚款的规定。这里所说西洋的慈善家，指当时上海外侨中“西人救牲会”的组织。

　　〔３〕“倒悬”语见《孟子•公孙丑》：“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

　　〔４〕“生刲驴肉”据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七：“山西省城外，有晋祠地方……有酒馆……曰驴香馆。其法以草驴一头，养得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钉四桩，将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横于背，系其头尾，使不得动。初以百滚汤沃其身，将毛刮尽，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后腿，或肚当，或背脊，或头尾肉，各随客便；当客下箸时，其驴尚未死绝也。”活烤鹅掌，据清代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云间叶映榴好食鹅掌。以鹅置铁楞上，浸火烤炙；鹅跳唬不已，以酱油醋饮之。少焉鹅毙，仅存皮骨，掌大如扇，味美无伦。”又唐代张族鸟《朝野佥载》卷二也记载过活烤鹅鸭和活烤驴的残虐食法。

　　〔５〕舆台是古代奴隶中两个等级的名称，后泛指被奴役的人。

　　〔６〕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

论秦理斋夫人事

　　公汗

　　这几年来，报章上常见有因经济的压迫，礼教的制裁而自杀的记事，但为了这些，便来开口或动笔的人是很少的。只有新近秦理斋夫人〔２〕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杀，却起过不少的回声，后来还出了一个怀着这一段新闻记事的自杀者〔３〕，更可见其影响之大了。我想，这是因为人数多。单独的自杀，盖已不足以招大家的青睐了。

　　一切回声中，对于这自杀的主谋者——秦夫人，虽然也加以恕辞；但归结却无非是诛伐。因为——评论家说——社会虽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责任是生存，倘自杀，便是失职，第二责任是受苦，倘自杀，便是偷安。进步的评论家则说人生是战斗，自杀者就是逃兵，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这自然也说得下去的，然而未免太笼统。

　　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前一派，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就麻烦，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杀的批判者，则是大抵属于后一派。

　　诚然，既然自杀了，这就证明了她是一个弱者。但是，怎么会弱的呢？要紧的是我们须看看她的尊翁的信札〔４〕，为了要她回去，既耸之以两家的名声，又动之以亡人的乩语。我们还得看看她的令弟的挽联：“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视为千古美谈之意吗？以生长及陶冶在这样的家庭中的人，又怎么能不成为弱者？我们固然未始不可责以奋斗，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况且自杀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战斗的应援者，当他人奋斗时，挣扎时，败绩时，也许倒是鸦雀无声了。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５〕！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五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奏理斋夫人姓龚名尹霞，《申报》馆英文译员秦理斋之妻。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秦理斋在上海病逝后，住在无锡的秦的父亲要她回乡，她为了子女在沪读书等原因不能回去，在受到秦父多次严厉催迫后，五月五日她和女儿希荪、儿子端、珏四人一同服毒自杀。

　　〔３〕据《申报》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载：上海福华药房店员陈同福于五月二十日因经济困难自杀，在他身边发现有从报纸上剪下的关于秦理斋夫人自杀的新闻一纸。

　　〔４〕秦理斋的父亲秦平甫，在四月十一日写给龚尹霞的信上说：“汝叔翁在申扶乩，理斋降临，要金钱要棉衣；并云眷属不必居沪，当立时回锡。”又说：“尊府家法之美，同里称颂……即令堂太夫人之德冠女宗，亦无非以含弘为宗旨：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汝望善体此意，为贤妇为佳女；沪事及早收束，遵理斋之冥示，早日回锡。”

　　〔５〕“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语见《论语•宪问》。自经，即自缢。

　　“……”“CCCC”论补〔１〕曼雪

　　徐*'〔２〕先生在《人间世》上，发表了这样的题目的论。对于此道，我没有那么深造，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３〕，所以想来补一点，自然，浅薄是浅薄得多了。

　　“……”是洋货，五四运动之后这才输入的。先前林琴南先生译小说时，夹注着“此语未完”的，便是这东西的翻译。

　　在洋书上，普通用六点，吝啬的却只用三点。然而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际，就渐渐的长起来，九点，十二点，以至几十点；有一种大作家，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以见其中的奥义，无穷无尽，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读者也大抵这样想，有敢说觉不出其中的奥义的罢，那便是低能儿。然而归根结蒂，也好像终于是安徒生〔４〕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其实是一无所有；不过须是孩子，才会照实的大声说出来。孩子不会看文学家的“创作”，于是在中国就没有人来道破。但天气是要冷的，光着身子不能整年在路上走，到底也得躲进宫里去，连点几行的妙文，近来也不大看见了。“CC”是国货，《穆天子传》〔５〕上就有这玩意儿，先生教我说：是阙文。这阙文也闹过事，曾有人说“口生垢，口戕口”〔６〕的三个口字，也是阙文，又给谁大骂了一顿。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到目前，则渐有代以“××”的趋势。这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东西多，对于这著作的内容，我们便预觉其激烈。但是，其实有时也并不然。胡乱×它几行，印了出来，固可使读者佩服作家之激烈，恨检查员之峻严，但送检之际，却又可使检查员爱他的顺从，许多话都不敢说，只×得这么起劲。一举两得，比点它几行更加巧妙了。中国正在排日，这一条锦囊妙计，或者不至于模仿的罢。

　　现在是什么东西都要用钱买，自然也就都可以卖钱。但连“没有东西”也可以卖钱，却未免有些出乎意表。不过，知道了这事以后，便明白造谣为业，在现在也还要算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生活了。

　　五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徐*'浙江慈溪人，作家。他的《“……”“CCCC”论》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人间世》第四期。

　　〔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参看本卷第２７６页注〔５〕。

　　〔４〕安徒生（Ｈ．Ｃ．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８０５—１８７５）丹麦童话作家。《皇帝的新衣》是其名作之一，取材于西班牙民间故事，说有两个骗子，自称用他们织成的最美丽的布缝制的衣服，“任何不称职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他们其实没有这种“布”，却欺骗皇帝，让他脱下衣服，假装给他穿上这种不存在的“新衣”。皇帝及周围臣民怕别人说自己不称职或愚蠢，都不敢说出真相。最后，一个小孩子天真地说穿了：“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呀！”

　　〔５〕《穆天子传》晋代从战国时魏襄王墓中发现的先秦古书之一，共六卷。原本是竹简，后因竹简文字剥落，从竹简古文改写楷书时有难辩之处，用C号代替缺文，*允橹卸郈，如卷二：“仍献白玉C只角之一C三，可以C沐，乃进食C酒姑劓九C。玻丁场翱谏福*口戕口”《大戴礼记•武王践阼》中的句子。清代周元亮、钱尔皘都说这几个“口”字：“乃古方空圈，盖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误。”后来王应奎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柳南随笔》卷一中说：“近予见宋板《大戴礼》，乃秦景霸谋荆鞍阅本，口字并非方空圈(鞍讳四麟，系前代邑中藏书家，校订颇精审可据，冯嗣宗《先贤事略》中称之。)观此，则周、钱两公之言殆非也。”

论重译

　　史贲

　　穆木天先生在二十一日的《火炬》上，反对作家的写无聊的游记之类，以为不如给中国介绍一点上起希腊罗马，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２〕我以为这是很切实的忠告。但他在十九日的《自由谈》上，却又反对间接翻译，说“是一种滑头办法”，虽然还附有一些可恕的条件〔３〕。这是和他后来的所说冲突的，也容易启人误会，所以我想说几句。

　　重译确是比直接译容易。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译者自惭不及，怕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若干部分了。译文是大抵比不上原文的，就是将中国的粤语译为京语，或京语译成沪语，也很难恰如其分。在重译，便减少了对于原文的好处的踌躇。其次，是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书上倒未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译错误，而间接译却不然的时候。

　　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国也就难有上起希罗，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的译本了。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４〕，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５〕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６〕，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

　　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日本改造社〔７〕译的《高尔基全集》，曾被有一些革命者斥责为投机，但革命者的译本出，却反而显出前一本的优良了。不过也还要附一个条件，并不很懂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速成译本，可实在是不可恕的。

　　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

　　六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发表的文章，题为《谈游记之类》。

　　〔３〕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各尽所能》一文中说：“有人英文很好，不译英美文学，而去投机取巧地去间接译法国的文学，这是不好的。因为间接翻译，是一种滑头办法。如果不得已时，是可以许可的。但是，避难就易，是不可以的。”

　　〔４〕伊本涅支（Ｖ．Ｂｌａｓｃｏ－Ｉｂａ′ｎ～ｅｚ，１８６７—１９２８）通译勃拉斯可•伊巴涅思，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５〕西万提司（Ｍ．ｄｅ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１５４７—１６１６）通译塞万提斯，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即《吉诃德先生》）等。

　　〔６〕诺威挪威。

　　〔７〕改造社日本的一个出版社，始办于一九一九年。该社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中村白叶等译的《高尔基全集》，二十五卷。

骂杀与捧杀

　　阿法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２〕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３〕。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４〕，右有徐志摩〔５〕，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明？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十一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这里的引文是该书《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标点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曹聚仁曾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标点三不朽》一文，指出刘大杰标点本的这个错误。

　　〔３〕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一九二四年到中国旅行。一九三○年访问苏联，作有《俄罗斯书简》（一九三一年出版），其中说过自己是“英国的臣民”的话。

　　〔４〕林长民（１８７６—１９２５）福建闽侯人，政客。

　　〔５〕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泰戈尔来华时他担任翻译。

漫骂

　　倪朔尔

　　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２〕，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

　　这“漫骂”，有人写作“嫚骂”，也有人写作“谩骂”，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函义。但这姑且不管它也好。现在要问的是怎样的是“漫骂”。

　　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

　　有钱不能就有文才，比“儿女成行”并不一定明白儿童的性质更明白。“儿女成行”只能证明他两口子的善于生，还会养，却并无妄谈儿童的权利。要谈，只不过不识羞。这好像是漫骂，然而并不是。倘说是的；就得承认世界上的儿童心理学家，都是最会生孩子的父母。

　　说儿童为了一点食物就会打起来，是冤枉儿童的，其实是漫骂。儿童的行为，出于天性，也因环境而改变，所以孔融〔３〕会让梨。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

　　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批评家好“漫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载侍桁《关于批评》一文说：“看过去批评的论争，我们不能不说愈是那属于无味的谩骂式的，而愈是有人喜欢来参加”，这种“谩骂的批评”，“我们不认为是批评”。

　　〔３〕孔融（１５３—２０８）东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文学家。关于他让梨的故事，见《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峻注引《融别传》：“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女人未必多说谎

　　赵令仪

　　侍桁〔２〕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３〕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４〕，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５〕，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６〕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今年是“妇女国货年”〔７〕，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８〕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侍桁即韩侍桁。他的《谈说谎》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不管为自己的地位的坚固而说谎也吧，或为了拯救旁人的困难而说谎也吧，都是含着有弱者的欲望与现实的不合的原因在。虽是一个弱者，他也会想如果能这样，那就多么好，可是一信嘴说出来，那就成了大谎了。但也有非说谎便不能越过某种难关的场合，而这场合也是弱者遇到的时候较多，大概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３〕叔本华（Ａ．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１７８８—１８６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在所著的《妇女论》中诬蔑妇女虚伪、愚昧、无是非之心。

　　〔４〕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指华宁该尔（Ｏ．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１８８０—１９０３），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在一九○三年出版的《性和性格》一书中，说女性“能说谎”，“往往是虚伪的”，并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５〕杨妃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７１９—７５６），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反唐，进逼长安，唐玄宗仓皇南逃四川，至马嵬驿，将士归罪杨家，杀国忠，唐玄宗为安定军心，令杨妃缢死。

　　〔６〕“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语见唐代杜甫《北征》诗。旧史传说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招致了三朝的灭亡。杜甫在此处合用了这些传说。

　　〔７〕“妇女国货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市商会等团体邀各界开会，决定一九三四年为“妇女国货年”，要求妇女增强“爱国救国之观念”，购买国货。

　　〔８〕“君王城上竖降旗”一诗，相传是五代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所作。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又据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说，前蜀后主王衍亡于后唐时，有后唐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作过一首类似的诗，嘲讽因耽于酒色嬉戏而亡国的王衍：“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偶感

　　公汗

　　还记得东三省沦亡，上海打仗的时候，在只闻炮声，不愁炮弹的马路上，处处卖着《推背图》，这可见人们早想归失败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后，华北华南，同濒危急，而上海却出现了“碟仙”〔２〕。前者所关心的还是国运，后者却只在问试题，奖券，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迥不相同，而名目则更加冠冕，因为这“灵乩”是中国的“留德学生白同君所发明”，合于“科学”的。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五四时代，陈大齐〔３〕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

　　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４〕，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５〕吗？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解而窃之。”〔６〕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五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碟仙”当时出现的一种迷信扶乩活动，如上海曾流传“香港科学游艺社”制造发售的“科学灵乩图”，图上印有“留德白同经多年研究所发明，纯用科学方法构就，丝毫不带迷信作用”等字句。

　　〔３〕陈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辟“灵学”》一文，对当时上海出现的以“灵学”为招牌的设坛扶乩迷信活动，进行了揭露批判。

　　〔４〕当时举办的时轮金刚法会上，班禅喇嘛诵经作法时，有摄影师在佛殿内使用镁光灯照明。

　　〔５〕《狸猫换太子》据小说《三侠五义》有关李宸妃的情节改编的京剧，参看本卷第３４４页注〔４〕。《玉堂春》，据《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改编的京剧，是说名妓苏三（玉堂春）受诬入狱，后与当了巡按的旧识王金龙重逢的故事。《谢谢毛毛雨》，三十年代黎锦晖作的流行歌曲。

　　〔６〕“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见《庄子•胠箧》。

朋友

　　黄凯音

　　我在小学的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进中学是在城里，于是兴致勃勃的看大戏法，但后来有人告诉了我戏法的秘密，我就不再高兴走近圈子的旁边。去年到上海来，才又得到消遣无聊的处所，那便是看电影。

　　但不久就在书上看到一点电影片子的制造法，知道了看去好像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奇禽怪兽，无非是纸做的。这使我从此不很觉得电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它的破绽，自己也无聊起来，第三回失掉了消遣无聊的处所。有时候，还自悔去看那一本书，甚至于恨到那作者不该写出制造法来了。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

　　变戏法的时时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几分就是对着明白戏法的底细者而发的，为的是要他不来戳穿西洋镜。“朋友，以义合者也”〔２〕，但我们向来常常不作如此解。

　　四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朋友，以义合者也”语出《论语•乡党》宋代朱熹注：“朋友以义合。”

奇怪（一）

　　白道

　　世界上有许多事实，不看记载，是天才也想不到的。非洲有一种土人，男女的避忌严得很，连女婿遇见丈母娘，也得伏在地上，而且还不够，必须将脸埋进土里去。这真是虽是我们礼义之邦的“男女七岁不同席”〔２〕的古人，也万万比不上的。

　　这样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分隔男女的设计，也还不免是低能儿；现在总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电影，〔３〕都只是“不同席”的演义。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

　　我想，这只好用“西法”了。西法虽非国粹，有时却能够帮助国粹的。例如无线电播音，是摩登的东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经，却不坏；汽车固然是洋货，坐着去打麻将，却总比坐绿呢大轿，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几圈。以此类推，防止男女同吸空气就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个箱，将养气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里，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４〕。凯末尔〔５〕将军治国以前的土耳其女人的面幕，这回可也万万比不上了。

　　假使现在有一个英国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游记》那样的讽刺的小说，〔６〕说在二十世纪中，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看见一群人在烧香拜龙，作法求雨，〔７〕赏鉴“胖女”，禁杀乌龟；〔８〕又一群人在正正经经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张男女分途，以及女人的腿应该不许其露出。〔９〕那么，远处，或是将来的人，恐怕大抵要以为这是作者贫嘴薄舌，随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满的人们的罢。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倘没有这样的事实，大约无论怎样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总不能怎样的出奇，所以人们看见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这一句话。

　　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男女七岁不同席”语出《礼记•内则》：“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３〕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广东舰队司令张之英等向广东省政府提议禁止男女同场游泳，曾由广州市公安局通令实施。同时又有自称“蚁民”的黄维新，拟具了分别男女界限的五项办法，呈请国民党广东政治研究会采用：（一）禁止男女同车；（二）禁止酒楼茶肆男女同食；（三）禁止旅客男女同住；（四）禁止军民人等男女同行；（五）禁止男女同演影片，并分男女游乐场所。

　　〔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主张。

　　〔５〕凯末尔（ＫｅｍａｌＡｔａｔüｒｋ，１８８１—１９３８）通译基马尔，土耳其政治家，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他执政期间，曾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如废除回教历，创新字母，撤去妇女的面罩，废除一夫多妻制等。

　　〔６〕斯惠夫德在其长篇小说《格利佛游记》里，通过虚构的“小人国”、“大人国”等的描写，对英国上流社会进行了讽刺。

　　〔７〕烧香拜龙当时求雨消旱的一种迷信活动，一九三四年夏天，南方大旱，报上就有南通农民筑泥龙烧香祈雨、苏州举行小白龙出游等报道。作法求雨，国民党政府在当年七月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安钦活沸等在南京、汤山等处祈祷求雨。

　　〔８〕赏鉴“胖女”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上海先施公司联合各厂商聘请体重七百余磅的美国胖女人尼丽，在该公司二楼表演。禁杀乌龟，当时上海徐家汇沿河一带，有些人捕卖乌龟谋生，上海“中国保护动物会”认为“劈杀龟肉，……势甚惨酷”，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呈请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通令禁止。

　　〔９〕研究古代舞法指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祭孔前演习佾舞。主张男女分途，参看本卷第５１６页注〔７〕。禁止女人露腿，是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手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布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中的一项：“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

奇怪（二）

　　白道

　　尤墨君〔２〕先生以教师的资格参加着讨论大众语，那意见是极该看重的。他主张“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还举出“中学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误用的许多时髦字眼”来，说“最好叫他们不要用”，待他们将来能够辨别时再说，因为是与其“食新不化，何如禁用于先”的。现在摘一点所举的“时髦字眼”在这里——

　　共鸣对象气压温度结晶彻底趋势理智现实下意识相对性绝对性纵剖面横剖面死亡率……（《新语林》三期）

　　但是我很奇怪。

　　那些字眼，几乎算不得“时髦字眼”了。如“对象”“现实”等，只要看看书报的人，就时常遇见，一常见，就会比较而得其意义，恰如孩子懂话，并不依靠文法教科书一样；何况在学校中，还有教员的指点。至于“温度”“结晶”“纵剖面”“横剖面”等，也是科学上的名词，中学的物理学矿物学植物学教科书里就有，和用于国文上的意义并无不同。现在竟“最误用”，莫非自己既不思索，教师也未给指点，而且连别的科学也一样的模胡吗？

　　那么，单是中途学了大众语，也不过是一位中学出身的速成大众，于大众有什么用处呢？大众的需要中学生，是因为他教育程度比较的高，能够给大家开拓知识，增加语汇，能解明的就解明，该新添的就新添；他对于“对象”等等的界说，就先要弄明白，当必要时，有方言可以替代，就译换，倘没有，便教给这新名词，并且说明这意义。如果大众语既是半路出家，新名词也还不很明白，这“落伍”可真是“彻底”了。

　　我想，为大众而练习大众语，倒是不该禁用那些“时髦字眼”的，最要紧的是教给他定义，教师对于中学生，和将来中学生的对于大众一样。譬如“纵断面”和“横断面”，解作“直切面”和“横切面”，就容易懂；倘说就是“横锯面”和“直锯面”，那么，连木匠学徒也明白了，无须识字。禁，是不好的，他们中有些人将永远模胡，“因为中学生不一定个个能升入大学而实现其做文豪或学者的理想的”。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尤墨君（１８８８—１９７１）江苏吴县人，当时杭州师范学校教员。本篇中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语林》第三期《怎样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一文。

奇怪（三）

　　白道

　　“中国第一流作家”叶灵凤和穆时英两位先生编辑的《文艺画报》〔２〕的大广告，在报上早经看见了。半个多月之后，才在店头看见这“画报”。既然是“画报”，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画报”的心，首先来看“画”。

　　不看还好，一看，可就奇怪了。

　　戴平万〔３〕先生的《沈阳之旅》里，有三幅插图有些像日本人的手笔，记了一记，哦，原来是日本杂志店里，曾经见过的在《战争版画集》里的料治朝鸣的木刻，是为记念他们在奉天的战胜而作的，日本记念他对中国的战胜的作品，却就是被战胜国的作者的作品的插图——奇怪一。

　　再翻下去是穆时英先生的《墨绿衫的小姐》里，有三幅插画有些像麦绥莱勒〔４〕的手笔，黑白分明，我曾从良友公司翻印的四本小书里记得了他的作法，而这回的木刻上的署名，也明明是ＦＭ两个字。莫非我们“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这作品，是豫先翻成法文，托麦绥莱勒刻了插画来的吗？——奇怪二。这回是文字，《世界文坛了望台》〔５〕了。开头就说，“法国的龚果尔奖金〔６〕，去年出人意外地（白注：可恨！）颁给了一部以中国作题材的小说《人的命运》，它的作者是安得烈马尔路〔７〕”，但是，“或者由于立场的关系，这书在文字上总是受着赞美，而在内容上却一致的被一般报纸评论攻击，好像惋惜像马尔路这样才干的作家，何必也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云。这样一“了望”，“好像”法国的为龚果尔奖金审查文学作品的人的“立场”，乃是赞成“将文艺当作了宣传工具”的了——奇怪三。

　　不过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少见多怪”，别人倒并不如此的。先前的“见怪者”，说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８〕，现在的“怪”却早已声明着，叫你“见莫怪”了。开卷就有《编者随笔》在——

　　“只是每期供给一点并不怎样沉重的文字和图画，使对于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只是如此而已。”

　　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的玩着先前活剥“琵亚词侣”〔９〕，今年生吞麦绥莱勒的小玩艺，是在大才小用，不过要给人“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

　　如果再从这醒眼的“文艺画”上又发生了问题，虽然并不“严重”，不是究竟也辜负了两位“中国第一流作家”献技的苦心吗？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哈！

　　十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作家和画家，曾是创造社成员。穆时英（１９１２—１９３９），浙江鄞县人，作家，后堕落为汉奸。《文艺画报》，月刊，叶灵凤、穆时英合编。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三五年四月停刊，共出四期，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３〕戴平万（？—１９４５）又名万叶，广东潮安人，作家。他的《沈阳之旅》发表在《文艺画报》创刊号。

　　〔４〕麦绥莱勒（Ｆ．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１８８９—１９７２）通译麦绥莱尔，比利时画家、木刻家。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曾翻印出版他的四种木刻连环画，其中《一个人的受难》由鲁迅作序。

　　〔５〕《世界文坛了望台》《文艺画报》的一个介绍世界各国文艺消息的专栏。

　　〔６〕龚果尔奖金是法国为纪念十九世纪自然主义作家龚果尔（通译龚古尔）兄弟而设的文学奖金。一九三三年颁发第三十一次奖。龚古尔兄弟，即爱德蒙•龚古尔（Ｅ．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２２—１８９６）和于勒•龚古尔（Ｊ．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３０—１８７０）。

　　〔７〕安得烈马尔路（Ａ．Ｍａｌｒａｕｘ，１９０１—１９７６）通译安德烈•马尔罗，法国作家。《人的命运》，又译《人类的命运》，是一部以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出版。

　　〔８〕“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古谚语，宋代郭彖《暌车志》曾引此语。

　　〔９〕“琵亚词侣”（Ａ．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１８７２—１８９８）通译毕亚兹莱，英国画家。作品多用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写社会生活。叶灵凤曾模仿他的作品。

批评家的批评家

　　倪朔尔

　　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的笑他们胡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２〕，合就好，不合就坏。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３〕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

　　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等论调，曾见于当时《现代》月刊所载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载刘莹姿《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一文，说批评家“拿一套外国或本国的时髦圈子来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国新文坛尚无真挚伟大的批评家。”又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载苏汶《新的公式主义》一文中说：“友人张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题’里，对于近来的一些批评家，曾经说了几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他（指一位批评者——汶注）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适，大了套不进：不行。恰恰套住：行。’”

　　〔３〕关于张献忠考秀才的说法，见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书：“贼诡称试士，于贡院前左右，设长绳离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近万人，笔砚委积如山。”

清明时节

　　孟弧

　　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２〕，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３〕，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

　　坟有这么大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４〕元朝的国师八合思巴〔５〕罢，他就深相信掘坟的利害。他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后来幸而给一位义士盗走了，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宋朝还是亡。曹操〔６〕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这样看来，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７〕，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８〕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之论者〔９〕又曰：阿瞒老奸巨猾，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阿瞒虽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１０〕，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１１〕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么人，非掘后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传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１２〕，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１３〕；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１４〕，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１５〕。

　　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如果有遗骨，还可照《洗冤录》〔１６〕的方法来滴血。但是，这又和扫墓救国说相反，很伤孝子顺孙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闭了眼睛，硬着头皮，乱拜一阵。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１７〕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

　　四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进关内来祭祖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大晚报》载：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要求在清明节入关祭扫清代皇帝的坟墓。此事在当时曾引起人们的愤慨。

　　〔３〕到陕西去上坟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申报》载：清明节时，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同西安军政要人及各界代表前往陕西咸阳、兴平祭扫周文王、汉武帝等陵墓，“民众参观者人山人海，道为之塞，……诚可说是民族扫墓也。”

　　〔４〕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戴季陶在西安致电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以“培植民德”为由，反对“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要求政府“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当时曾遭到学术界的强烈反对。

　　〔５〕八合思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即八思巴，本名罗卓坚参，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专区萨迦）人。佛教高僧。元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封为“国师”。按发掘宋陵的是元代江南释教总统（佛教首领）杨琏真迦，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发宋陵寝》记：元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十二月，杨琏真伽率徒役在浙江绍兴等地发掘宋代诸皇陵墓，“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并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当时有儒生唐珏、林德阳分别收拾埋藏宋帝遗骸，被称为“义士”。

　　〔６〕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关于设“摸金校尉”事，见汉末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躶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７〕曹操造七十二墓事，见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五：“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

　　〔８〕后之诗人指宋代俞应符。他在咏曹操诗中说：“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垅。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载《南村辍耕录•疑冢》）

　　〔９〕后之论者指明代王士性，他在《豫志》中说：“余谓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尸犹不在也。”

　　〔１０〕邙山在河南洛阳城北，东汉至唐宋等朝的王侯公卿多葬在那里。这些坟墓历代被人屡次发掘，晋代张载《七哀诗》就说到：“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毁壤过一杯，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１１〕志石古代放在墓中镌有死者事略的石刻。下底上盖，底石刻有关于死者生平的铭文，盖石刻有“某某之墓”字样，以便后来山丘变化时得以辨识死者。

　　〔１２〕“子路止宿处”《论语•宪问》中载有“子路宿于石门”的话，后人就在山西平定附近石门的地方建立“子路止宿处”石碑；但据《论语》汉代郑玄注：“石门，鲁城外门也。”

　　〔１３〕“孔子小天下处”《孟子•尽心》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的话，后人就在泰山顶上竖立“孔子小天下处”的石碑。

　　〔１４〕指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麓的禹穴。

　　〔１５〕文武周公墓，过去相传在陕西咸阳城西北。但唐代萧德言等撰写的《括地志》则说：周文王、武王墓都“在雍州万年县（今陕西临潼渭水北）西南二十八里原上”。并认为在咸阳西北一十四里的是秦惠文王陵，在咸阳西十里的是秦悼武王陵，“俗名周武王陵，非也。”

　　〔１６〕《洗冤录》亦名《洗冤集录》，宋代宋慈著，共五卷，是一部关于检验尸体的书。滴血认亲见该书卷一《滴血》：“父母骸骨在他处，子女欲相认，令以身上刺出血滴骨上。亲生者，则血入骨，非则否。”这一说法不合乎科学。

　　〔１７〕“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孔丘的话，见《论语•为政》。宋代朱熹注：“非其鬼，谓非其所当祭之鬼。”

商贾的批评

　　及锋

　　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２〕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号）。还有一位希隽〔３〕先生，却以为“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作家无形中也就成为商贾了。……为了获利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了。”（《社会月报》九月号）

　　着眼在经济上，当然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这“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出来的学说，和我们只有常识的见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向来只以为用资本来获利的是商人，所以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钱开书店来赚钱的老板。到现在才知道用文章去卖有限的稿费的也是商人，不过是一种“无形中”的商人。农民省几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换钱，教授卖嘴，妓女卖淫，也都是“无形中”的商人。只有买主不是商人了，但他的钱一定是用东西换来的，所以也是商人。于是“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个个都是商人，但可分为在“无形中”和有形中的两大类。

　　用希隽先生自己的定义来断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无形中”的商人；如果并不以卖文为活，因此也无须“粗制滥造”，那么，怎样过活呢，一定另外在做买卖，也许竟是有形中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见识，无论怎么看，总逃不脱一个商人见识。

　　“杂文”很短，就是写下来的工夫，也决不要写“和平与战争”（这是照林希隽先生的文章抄下来的〔４〕，原名其实是《战争与和平》）的那么长久，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的“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５〕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为什么还要呢，就因为它正面还有光辉灿烂的羽毛。不过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有些什么！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上发表的反对杂文的文章，题为《杂文与杂文家》。

　　〔３〕希隽即林希隽。他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文章，题为《文章商品化》。《社会月报》，综合性刊物，陈灵犀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

　　〔４〕林希隽在《杂文与杂文家》中说：“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的产生？美国为什么能够有辛克莱、杰克伦敦等享世界盛誉的伟大的作家？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和平与战争》，应为《战争与和平》，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

　　〔５〕亚波理奈尔（Ｇ．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１８８０—１９１８）法国诗人。《咏孔雀》是他的《动物寓言诗》（《ＬｅＢｅｓｔｉａｉｒｅ》）中的一首短诗。

趋时和复古

　　康伯度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２〕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像比那两位大得多：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３〕的人们了。

　　这一打是有力的，因为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党，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胜于搬出生锈的古董来。然而笑话也就埋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就为了半农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趋时”而出名的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４〕，是在他跳出鸳蝴派〔５〕，骂倒王敬轩〔６〕，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７〕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８〕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９〕的不止太炎〔１０〕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１１〕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１２〕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１３〕了。

　　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１４〕，其实是战斗过来的，只要敬爱他的人，多发挥这一点，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八月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朱湘（１９０４—１９３３）安徽太湖人，诗人。曾任安徽大学英文文学系主任。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因生活窘困投江自尽。著有诗集《草莽集》、《石门集》等。庐隐（１８９８—１９３４），本名黄英，福建闽侯人，女作家。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死于难产。著有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灵海潮汐》等。

　　〔３〕“趋时”这是林语堂讥笑进步人士的话，见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人间世》第八期《时代与人》一文：“所以趋时虽然要紧，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样要紧。”

　　〔４〕刘半农从一九三三年九月《论语》第二十五期开始连续发表打油诗《桐花芝豆堂诗集》，在《自序》中称自己“喜为打油之诗”。

　　〔５〕鸳蝴派即鸳鸯蝴蝶派，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９〕。刘半农早期曾以“半侬”笔名为这一派刊物写稿。

　　〔６〕骂倒王敬轩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的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了一封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７〕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领袖。一八九五年，他联合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史称“公车上书”（汉代用公家的车子递送应征进京的士人，后来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一八九八年（戊戌）六月，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受光绪皇帝任用，参预政事，试行变法。同年九月，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所镇压，维新运动遂告失败。以后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又联络军阀张勋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

　　〔８〕严复曾留学英国海军学校。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翻译过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和孟德斯鸠《法意》等，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辛亥革命后，他思想逐渐倒退。一九一五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

　　〔９〕朴学语出《汉书•儒林传》：“（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后来称汉儒考据训诂之学为朴学，也称汉学。清代学者继承汉儒朴学，并有所发展。

　　〔１０〕太炎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学者。早期积极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斗争，是“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之一。辛亥革命以后，逐渐脱离现实斗争，思想趋向消沉。著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

　　〔１１〕孙诒让（１８４８—１９０８）字仲容，浙江瑞安人，清末朴学家。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

　　〔１２〕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他盘踞东南五省时，为了提倡复古，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曾邀请章太炎主持，但章未去。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把箭投入壶中，负者饮酒。

　　〔１３〕“呜呼哀哉，尚飨”这是旧时祭文中常用的结束语。用在这里表示完结的意思。

　　〔１４〕刘半农自认“没落”的话，见《半农杂文自序》（载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人间世》第五期）：“要是有人根据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数点而斥我为‘落伍’，为‘没落’，我是乐于承受的。”

谁在没落？

　　常庚

　　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

　　“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２〕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爱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此事已由俄方与中国驻俄大使馆接洽，同时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亦奉到训令，与我方商洽此事。……”

　　这是一个喜讯，值得我们高兴的。但我们当欣喜于“发扬国光”〔３〕之后，还应该沉静一下，想到以下的事实——一，倘说：中国画和印象主义〔４〕有一脉相通，那倒还说得下去的，现在以为“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却未免近于梦话。半枝紫藤，一株松树，一个老虎，几匹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别的什么呢？

　　二，苏俄的象征主义的没落，在十月革命时，以后便崛起了构成主义〔５〕，而此后又渐为写实主义所排去。所以倘说：构成主义已渐没落，而写实主义“引成欣欣向荣之概”，那是说得下去的。不然，便是梦话。苏俄文艺界上，象征主义的作品有些什么呀？

　　三，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脚，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那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深意义？

　　欧洲离我们也真远，我们对于那边的文艺情形也真的不大分明，但是，现在二十世纪已经度过了三分之一，粗浅的事是知道一点的了，这样的新闻倒令人觉得是“象征主义作品”，它象征着他们的艺术的消亡。

　　五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刘海粟江苏武进人，画家。徐悲鸿（１８９５—１９５３），江苏宜兴人，画家。一九三四年他们先后赴欧洲参加中国画展。

　　〔３〕“发扬国光”这也是上引《大晚报》题为《梅兰芳赴苏俄》新闻中的话。

　　〔４〕印象主义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欧洲（最早在法国）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主要表现在绘画上，强调表现艺术家瞬间的主观印象，重在色彩光线，不拘泥于对客观事物的忠实描绘。这种思潮后来影响到文学、音乐、雕刻等各方面。

　　〔５〕构成主义也叫结构主义，现代西方形式主义艺术流派之一。它排斥艺术的思想性、形象性和民族传统，凭长方形、圆形和直线等构成抽象的造型。十月革命后不久，它曾以“革新”面貌一度出现于苏联。

水性

　　公汗

　　天气接连的大热了近二十天，看上海报，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记载。这在水村里，是很少见的。

　　水村多水，对于水的知识多，能浮水的也多。倘若不会浮水，是轻易不下水去的。这一种能浮水的本领，俗语谓之“识水性”。

　　这“识水性”，如果用了“买办”的白话文〔２〕，加以较详的说明，则：一，是知道火能烧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样柔和，好像容易亲近，因而也容易上当；二，知道水虽能淹死人，却也能浮起人，现在就设法操纵它，专来利用它浮起人的这一面；三，便是学得操纵法，此法一熟，“识水性”的事就完全了。

　　但在都会里的人们，却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却了。平时毫无准备，临时又不先一测水的深浅，遇到热不可耐时，便脱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处，那当然是要死的。而且我觉得，当这时候，肯设法救助的人，好像都会里也比乡下少。

　　但救都会人恐怕也较难，因为救者固然必须“识水性”，被救者也得相当的“识水性”的。他应该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浅处浮。倘若过于性急，拚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则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连自己也沉下去。

　　所以我想，要下河，最好是预先学一点浮水工夫，不必到什么公园的游泳场，只要在河滩边就行，但必须有内行人指导。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

　　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像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

　　七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买办”的白话文林默在《论“花边文学”》一文中，曾说鲁迅写的《倒提》是“买办”手笔，参看本书《倒提》附录。

算账

　　莫朕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２〕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３〕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４〕，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５〕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但恐怕这又不过是俗见。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６〕。

　　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７〕这些大门面。

　　我也并非不知道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账。——而且，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

　　七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几位学者指梁启超、胡适等人。梁启超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清代学术概论》等；胡适推崇清代学术发展，说此时期“古学昌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考订一切古文化”，“可算是中国的‘文艺复兴’（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时代。”（《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３〕小学我国汉代对文字学的通称（因为儿童入学先学文字）。隋唐以后，范围扩大，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

　　〔４〕犹太人从前欧洲人的偏见，以为犹太人都善于经营，对人吝啬，因而常称精于计算的人为“犹太人”。

　　〔５〕“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前者指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后者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今属上海市）后进行的多次屠杀。清代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屠城记略》，分别记载了当时清兵在这两地屠杀的情况。

　　〔６〕“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胡适在北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

　　〔７〕重修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提议修复孔庙，在济南设修复孔庙筹备委员会，五月间由国民党政府拨款十万元，蒋介石捐款五万元，“以示提倡”。雷峰塔再建，同年五月，时轮金刚法会理事会发起重建杭州雷峰塔。男女同行犯忌，同年七月，广州省河督配局长郑日东根据《礼记•王制》中“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的话，呈请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令男女分途而走，禁止同行。四库珍本发行，参看本卷第２６７页注〔２〕。

推己及人

　　梦文

　　忘了几年以前了，有一位诗人开导我，说是愚众的舆论，能将天才骂死，例如英国的济慈〔２〕就是。我相信了。去年看见几位名作家的文章，说是批评家的漫骂，能将好作品骂得缩回去，使文坛荒凉冷落。〔３〕自然，我也相信了。

　　我也是一个想做作家的人，而且觉得自己也确是一个作家，但还没有获得挨骂的资格，因为我未曾写过创作。并非缩回去，是还没有钻出来。这钻不出来的原因，我想是一定为了我的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吵闹，她们也如漫骂批评家一样，职务是在毁灭真天才，吓退好作品的。

　　幸喜今年正月，我的丈母要见见她的女儿了，她们三个就都回到乡下去。我真是耳目清静，猗欤休哉，到了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可是不幸得很，现在已是废历四月初，足足静了三个月了，还是一点也写不出什么来。假使有朋友问起我的成绩，叫我怎么回答呢？还能归罪于她们的吵闹吗？于是乎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我疑心我本不会有什么好作品，和她们的吵闹与否无关。而且我又疑心到所谓名作家也未必会有什么好作品，和批评家的漫骂与否无涉。

　　不过，如果有人吵闹，有人漫骂，倒可以给作家的没有作品遮羞，说是本来是要有的，现在给他们闹坏了。他于是就像一个落难小生，纵使并无作品，也能从看客赢得一掬一掬的同情之泪。

　　假使世界上真有天才，那么，漫骂的批评，于他是有损的，能骂退他的作品，使他不成其为作家。然而所谓漫骂的批评，于庸才是有益的，能保持其为作家，不过据说是吓退了他的作品。

　　在这三足月里，我仅仅有了一点“烟士披离纯”，是套罗兰夫人〔４〕的腔调的：“批评批评，世间多少作家，借汝之骂以存！”

　　五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济慈（Ｊ．Ｋｅａｔｓ，１７９５—１８２１）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长诗《恩底弥翁》，抒情诗《希腊古瓮颂》、《夜莺颂》等。他的《恩底弥翁》于一八一八年出版后，由于诗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古典主义倾向，受到保守派批评家的攻击。一八二○年，他因肺病恶化到意大利疗养，次年去世。他的朋友——英国诗人拜伦在长诗《唐璜》第十一歌中写道：“济慈被一篇批评杀死了，正当他可望写出伟大的作品。”

　　〔３〕苏汶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发表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说：“左翼指导理论家们不管三七念一地把资产阶级这个恶名称加到他们头上去”，使得一部分作家“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高明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的《关于批评》一文，也攻击批评家是是“荒僻地带惯常遇见的暴徒！他们对文艺所做的，不是培植，而是压杀。”

　　〔４〕罗兰夫人（Ｍａｄａｍｅ，Ｒｏｌａｎｄ，１７５４—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攫取政权的吉伦特派政府内政部长罗兰的妻子。她曾参与决定吉伦特派的反动政策。一七九三年五月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派）掌权后，罗兰夫人于同年十一月被处死刑。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中，曾记她临死时对断头台旁的自由神像说：“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玩具

　　宓子章

　　今年是儿童年〔２〕。我记得的，所以时常看看造给儿童的玩具。

　　马路旁边的洋货店里挂着零星小物件，纸上标明，是从法国运来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见一样的货色，只是价钱更便宜。在担子上，在小摊上，都卖着渐吹渐大的橡皮泡，上面打着一个印子道：“完全国货”，可见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着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样的印子，那却应该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大公司里则有武器的玩具：指挥刀，机关枪，坦克车……。然而，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拿着玩的也少见。公园里面，外国孩子聚沙成为圆堆，横插上两条短树干，这明明是在创造铁甲炮车了，而中国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脸，躲在大人的背后，羞怯的，惊异的看着，身上穿着一件斯文之极的长衫。

　　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虽是儿童年，虽是前年身历了战祸，也没有因此给儿童创出一种纪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样抄。然则明年不是儿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但是，江北人却是制造玩具的天才。他们用两个长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红绿，连作一排，筒内藏一个弹簧，旁边有一个把手，摇起来就格格的响。这就是机关枪！也是我所见的惟一的创作。我在租界边上买了一个，和孩子摇着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胜利的日本人看见了，大抵投给我们一个鄙夷或悲悯的苦笑。

　　然而我们摇着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为这是创作。前年以来，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３〕，好像非此不足以自显其高洁，现在沉默了，那高洁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却创造了粗笨的机枪玩具，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与文明的玩具争。他们，我以为是比从外国买了极新式的武器回来的人物，更其值得赞颂的，虽然也许又有人会因此给我一个鄙夷或悲悯的冷笑。

　　六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儿童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中华慈幼协会曾根据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的提议，呈请国民党政府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后来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发出“训令”，改定一九三五年为儿童年。但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仍单独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

　　〔３〕江北人这里的江北指江苏境内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带。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后，日军占领闸北，利用汉奸组织了“上海北市地方人民维持会”，为非作歹。该会头目胡立夫等多为江北人，因此引起当时一般群众对江北人的恶感。

未来的光荣

　　张承禄

　　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一到中国，总惹出一点小乱子。前有萧伯纳〔２〕，后有德哥派拉〔３〕；只有伐扬古久列〔４〕，大家不愿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谈政治，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又挣得“外国文氓”〔５〕的恶谥，让我们的论客，在这里议论纷纷。他大约就要做小说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峻，那是没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们身边有几角钱，却一样的可以看电影。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斐洲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

　　文学在西欧，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ｇｒｏｔｅｓｑｕｅ），色情的（ｅｒｏｔｉｃ）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请酒。然而倘遇呆问，则以笑话了之，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

　　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一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上海《申报•自由谈》。

　　〔２〕萧伯纳一九三三年二月来中国旅行时，新闻界颇多报道和评论，有人曾攻击他“宣传共产”。

　　〔３〕德哥派拉（Ｍ．Ｄｅｋｏｂｒａ，１８８５—１９７３）法国小说家、记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来中国旅行。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中说：德哥派拉“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

　　〔４〕伐扬古久列（Ｐ．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Ｃｏｕｔｕｒｉｅｒ，１８９２—１９３７）通译伐扬—古久里，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员、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笔。一九三三年九月，他曾来上海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召开的远东会议。

　　〔５〕“外国文氓”德哥派拉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参加中法文艺界、报界茶话会时，中国新闻记者曾问他“对日本侵略中国之感想如何”，他回答说：“此问题过于严重，非小说家所可谈到”。又请他谈“对中国之感想”，他回答说：“来华后最使我注意的，（一）是中国菜很好，（二）是中国女子很美。”后来他从南京到北平，一路受国民党政府官员以及文人们的迎送，都是以这类话应付。当时曾有人在报上发表谈话说：“德氏来平，并未谈及文学，仅讥笑中国女子，中国女子认为德氏系一文氓而已。”（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申报•北平特讯》）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康伯度

　　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我因此记起的是别一件事，是在现在的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２〕之前，他早是一位对于那时的白话，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大的“迎头痛击”者。

　　他曾经有过极不费力，但极有力的妙文：“我现在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３〕这太老式了，不好！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这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

　　这段话见于《中国文法通论》〔４〕中，那书是一本正经的书；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现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国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价的，所以我想从新提起，并且提出他终于也是论语社的同人，有时不免发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的。

　　实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实是，那论法，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看见青年穿洋服，学外国话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还低，脸孔也不白”的那些话，并没有两样的。

　　自然，刘先生所反对的是“太欧化”。但“太”的范围是怎样的呢？他举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没有，谈话里却能有的，对人口谈，也都可以懂。只有将“子曰”改成“曰子”是决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对的欧化文中也寻不出实例来，只好说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那么，这不是“无的放矢”吗？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５〕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６〕，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

　　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这我真不知是从那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华人的言语说：张甲说：“今天下雨了。”李乙说：“是的，天凉了。”若照尊论的主张，就应该改做：“今天下雨了，”张甲说。“天凉了，——是的；”李乙说。这个算得是中华民国全族的“必要”吗？一般翻译大家的欧化文笔，已足阻尽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读原文的人也不懂译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从此使中国更无可读的西书了。陈子展先生提倡的“大众语”，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刘半农先生说：“翻译是要使不懂外国文的人得读”；这是确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骂其半农，认为非使全中国人都以欧化文法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现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的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

　　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不敢领教的！幸先生注意。文公直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康伯度答文公直

　　公直先生：中国语法里要加一点欧化，是我的一种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

　　都用得很惬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的。

　　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但我看先生决不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所以也想由此证明我也并非那一伙。否则，先生含狗血喷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还是不要暴躁，静静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专此布复，并请

　　热安。

　　弟康伯度〔７〕脱帽鞠躬。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当时在“大众语”讨论中，有人主张“扬弃”白话文，如高荒在《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中说：“把白话文里面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提高，不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消灭，在实践中将白话文‘扬弃’。”（见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华日报•星期专论》）“唾弃”一语见本书《倒提》附录。

　　〔３〕“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语见《论语•学而》。

　　〔４〕《中国文法通论》刘半农著，一九二○年上海求益书社出版。本文所引的一段，见该书一九二四年印行的《四版附言》中。

　　〔５〕“霞飞路”旧时上海法租界的路名；露飞（Ｊ．Ｊ．Ｃ．Ｊｏｆｆｒｅ，１８５２—１９３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统帅。“麦特赫司脱路”，旧时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麦特赫司脱（Ｗ．Ｈ．Ｍｅｄｈｕｒｓｔ），一八六○年左右的英国驻沪领事。

　　〔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

　　〔７〕康伯度即“买办”，参看本卷第２６３页注〔４〕。鲁迅因林默说他写文章是“买办”手笔，故意用了这个名字。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康伯度

　　别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讨伐的不是白话的“反而难懂”〔２〕，是白话的“鲁里鲁苏”〔３〕，连刘先生似的想白话“返朴归真”的意思也全没有，要达意，只有“语录式”（白话的文言）。

　　林先生用白话武装了出现的时候，文言和白话的斗争早已过去了，不像刘先生那样，自己是混战中的过来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怀旧日，慨叹末流的情绪。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极其自然的。

　　这“幽默”便是《论语》四十五期里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他因为要问木匠讨一点油灰，写好了一张语录体的字条，但怕别人说他“反对白话”，便改写了白话的，选体〔４〕的，桐城派〔５〕的三种，然而都很可笑，结果是差“书僮”传话，向木匠讨了油灰来。

　　《论语》是风行的刊物，这里省烦不抄了。总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语录式的一张，别的三种，全都要不得。但这四个不同的脚色，其实是都是林先生自己一个人扮出来的，一个是正生，就是“语录式”，别的三个都是小丑，自装鬼脸，自作怪相，将正生衬得一表非凡了。

　　但这已经并不是“幽默”，乃是“顽笑”，和市井间的在墙上画一乌龟，背上写上他的所讨厌的名字的战法，也并不两样的。不过看见的人，却往往不问是非，就嗤笑被画者。

　　“幽默”或“顽笑”，也都要生出结果来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当它“顽笑”看。

　　因为事实会并不如文章，例如这语录式的条子，在中国其实也并未断绝过种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弄口去看一看，有时就会看见一个摊，坐着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写信，他所用的文章，决不如林先生所拟的条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语录式”的。这就是现在从新提起的语录派的末流，却并没有谁去涂白过他的鼻子。

　　这是一个具体的“幽默”。

　　但是，要赏识“幽默”也真难。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应就不能这样了罢。

　　没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适意的时候，恐怕终于是“中国没有幽默”的了。

　　七月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当时有人在提倡大众语时指摘白话文“难懂”，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申报•读书问答》所载《怎样建设大众文学》一文，说白话脱离大众的生活、语言，“比古文更难懂”。

　　〔３〕“鲁里鲁苏”林语堂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二十六期发表的《论语录体之用》一文中反对白话说：“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白话文之病，噜哩噜苏。”

　　〔４〕文选体　指南朝梁萧统《文选》诗文的风格和体制。

　　〔５〕桐城派参看本卷第３２７页注〔１２〕。

洋服的没落

　　韦士繇

　　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历，看见那边的服装，高兴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叫作《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２〕。他是赞成恢复古装的。

　　然而革命之后，采用的却是洋装，这是因为大家要维新，要便捷，要腰骨笔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装，还厌恶别人穿袍子。那时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３〕，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这故事颇为传诵一时，给袍褂党扬眉吐气。不过其中是带一点反对革命的意味的，和近日的因为卫生，因为经济的大两样。后来，洋服终于和华人渐渐的反目了，不但袁世凯朝，就定袍子马褂为常礼服，〔４〕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了，请学生们公议，那议决的也是：袍子和马褂！

　　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却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因其不合于卫生。〔５〕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的自然的没落了。

　　这洋服的遗迹，现在已只残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辫子小脚，不过偶然还见于顽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不料竟又来了一道催命符，是镪水悄悄从背后洒过来了。〔６〕这怎么办呢？

　　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来改去，大约总还是袍子马褂牢稳。虽然也是外国服，但恐怕是不会脱下的了——这实在有些稀奇。

　　四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士繇。

　　〔２〕《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作者署名英伯，发表于一九○三年九月留日学生在东京办的《浙江潮》第七期。此题目原语出《后汉书•光武帝纪》：王莽被杀后，刘秀（即后来的汉光武帝）带了僚属到长安，当地吏士见到他们，“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按原语中“汉”指汉朝，英伯文中则指汉族。

　　〔３〕樊山老人即樊增祥（１８４６—１９３１），号樊山，湖北恩施人，近代文人。“我穿的也是外国服”，据易宗夔《新世说•言语》记载，这是清代文学家王闿运的故事：“王壬甫硕学耆老，性好诙谑。辛亥之冬，民国成立，士夫争剪发辫，改用西式衣冠。适公八十初度，贺者盈门，公仍用前清冠服，客笑问之。公曰：‘予之冠服，固外国式；君辈衣服，讵中国式耶？若能优孟衣冠，方为光复汉族矣。’客亦无以难之。”

　　〔４〕一九一二年十月，袁世凯政府曾下令定长袍马褂为男子常礼服。

　　〔５〕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论语》第三十九期发表的《论西装》一文中说：“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为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

　　〔６〕据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载：“杭（州）市发见摩登破坏铁血团，以硝镪水毁人摩登衣服，并发警告服用洋货的摩登士女书”。当时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过这类事。

小品文的生机

　　崇巽

　　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２〕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竟好像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

　　倘若真的是“天地大戏场”，那么，文场上当然也一定有丑脚——然而也一定有黑头。丑脚唱着丑脚戏，是很平常的，黑头改唱了丑脚戏，那就怪得很，但大戏场上却有时真会有这等事。这就使直心眼人跟着歪心眼人嘲骂，热情人愤怒，脆情人心酸。为的是唱得不内行，不招人笑吗？并不是的，他比真的丑脚还可笑。

　　那愤怒和心酸，为的是黑头改唱了丑脚之后，事情还没有完。串戏总得有几个脚色：生，旦，末，丑，净，还有黑头。要不然，这戏也唱不久。为了一种原因，黑头只得改唱丑脚的时候，照成例，是一定丑脚倒来改唱黑头的。不但唱工，单是黑头涎脸扮丑脚，丑脚挺胸学黑头，戏场上只见白鼻子的和黑脸孔的丑脚多起来，也就滑天下之大稽。然而，滑稽而已，并非幽默。或人曰：“中国无幽默。”〔３〕这正是一个注脚。

　　更可叹的是被谥为“幽默大师”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谈》上引了古人之言，曰：“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癞鳖，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鸟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辈可无罪。”〔４〕虽引据仍不离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闲适”之道远矣。这又是一个注脚。

　　但林先生以为新近各报上之攻击《人间世》〔５〕，是系统的化名的把戏，却是错误的，证据是不同的论旨，不同的作风。其中固然有虽曾附骥，终未登龙的“名人”，或扮作黑头，而实是真正的丑脚的打诨，但也有热心人的谠论。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

　　四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论语》参看本卷第２７５页注〔３〕。该刊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

　　〔３〕“中国无幽默”作者自己也持这种意见，他在《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中曾说：“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４〕见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周作人诗读法》。其中所引古人的话，出于明代张萱《复刘冲倩书》（引语中“鸟散”原文作“兽散”）。张萱，字孟奇，别号西园，广东博罗人，著有《西园存稿》等。

　　〔５〕《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停刊。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该刊出版后不久，《申报•自由谈》等曾发表文章批评它的所谓“闲适”的作品，林语堂即发表《周作人诗读法》作答，其中说：“近日有人登龙未就，在《人言周刊》、《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及《自由谈》化名投稿，系统的攻击《人间世》；如野狐谈佛，癞鳖谈仙，不欲致辩。”

一思而行

　　曼雪

　　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２〕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的俨然。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３〕，却稍嫌不够。

　　人间世事，恨和尚往往就恨袈裟。幽默和小品的开初，人们何尝有贰话。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这许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讽刺，讽刺就是漫骂。油腔滑调，幽默也；“天朗气清”〔４〕，小品也；看郑板桥《道情》一遍，谈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牍半本，作小品一卷。〔５〕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势，势必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于是轰然一声，天下又无不骂幽默和小品。其实，则趁队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数不在少的。

　　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伟人，先前是算好称呼的，现在则受之者已等于被骂；学者和教授，前两三年还是干净的名称；自爱者闻文学家之称而逃，今年已经开始了第一步。但是，世界上真的没有实在的伟人，实在的学者和教授，实在的文学家吗？并不然，只有中国是例外。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６〕，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当然，沉着切实的人们是有的。不过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视或鄙弃，大抵总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社会仗这添些热闹，是值得感谢的。但在乌合之前想一想，在云散之前也想一想，社会未必就冷静了，可是还要像样一点点。

　　五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理学先生理学又称道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信奉和宣传这种学说的人被称为理学先生。

　　〔３〕指林语堂关于小品文的主张，见《人间世》半月刊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四月）的《发刊词》：“盖小品文……以闲适为格调。”

　　〔４〕“天朗气清”语见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５〕郑板桥作有近似游戏笔墨的道情《老渔翁》等十首。道情原是道士唱的歌曲，后来演变为一种民间曲调。袁中郎，即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和兄宗道、弟中道，反对文学上的复古倾向，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的作品以小品散文著称。三十年代时，林语堂等在其所办刊物《论语》，《人间世》上极力推崇袁中郎、郑板桥等人的文章。当时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过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过《袁中郎尺牍全稿》。

　　〔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语见《世说新语•简傲》，是三国时魏文学家嵇康对来访的钟会表示简慢的话。

迎神和咬人

　　越侨

　　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带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２〕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３〕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尝为今儒所订正。虽在通都大邑，现在也还有天师作法〔４〕，长官禁屠〔５〕，闹得沸反盈天，何尝惹出一点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为恐怕神看见还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怜；一面则也憎恶他的不与大家共患难。

　　迎神，农民们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报又载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出面劝阻迎神，被大家一顿打，终于咬断了喉管，死掉了。〔６〕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据的。《精忠说岳全传》〔７〕说张俊陷害忠良，终被众人咬死，人心为之大快。因此乡间就向来有一个传说，谓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为•怨•恨•而•至•于•咬，•则•被•咬•者•之•恶，•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约民国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这样的规定罢。

　　咬人，农民们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想救死，想逃死，适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拚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这回他们要得到“天讨”〔８〕。他们要骇怕，但因为不解“天讨”的缘故，他们也要不平。待到这骇怕和不平忘记了，就只有迷信讹传剩着，待到下一次水旱灾荒的时候，依然是迎神，咬人。

　　这悲剧何时完结呢？

　　八月十九日。

　　附记：

　　旁边加上黑点的三句，是印了出来的时候，全被删去了的。是总编辑，还是检查官的斧削，虽然不得而知，但在自己记得原稿的作者，却觉得非常有趣。他们的意思，大约是以为乡下人的意思——虽然是妄信——还不如不给大家知道，要不然，怕会发生流弊，有许多喉管也要危险的。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浙江）余姚各乡，近因大旱，该区陡镇农民五百余，吾客乡农民千余，联合举办迎神赛会祈雨。路经各处，均不准乡民戴帽，否则即用刀枪猛砍！”

　　〔３〕董仲舒（前１７９—前１０４）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经学家。曾任江都相和胶西王相。在他所著《春秋繁露》第七十四篇中有这样的话：“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又《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唐代颜师古注：“谓若闭南门，禁举火，及开北门，水洒人之类是也。”

　　〔４〕天师作法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上海一些所谓“慈善家”及僧人发起“全国各省市亢旱成灾区祈雨消灾大会”，由“第六十三代天师张瑞龄”作法求雨。天师，道教对该教创始人东汉张道陵的尊称，他的后裔中承袭道法的人，也相沿称为天师。

　　〔５〕长官禁屠旧时每遇旱灾常有停宰牲畜以求雨的迷信活动，如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海一些团体联合呈请市政府及江浙两省府下令“断屠一周”。

　　〔６〕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申报》载：“余姚陡小学校长兼党部常委徐一清，因劝阻农民迎神祈雨，激动众怒。十二日晚五时，被千余农民殴毙，投入河中；嗣又打捞上岸，咬断喉管。”又同年八月十九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据传徐氏现年六十三岁，民国元年加入国民党”，“徐极爱金钱，时借故向乡人索诈，凡船只经过陡时，徐必向舟子索取现费若干。……徐之行为极为乡民所不满，此其惨死之远因云。”

　　〔７〕《精忠说岳全传》长篇小说，清代钱彩、金丰编订。张俊参与秦桧陷害岳飞被众人咬死的事，见该书第七十五回。

　　〔８〕“天讨”语出《尚书•皋陶谟》：“天讨有罪。”

又是“莎士比亚”

　　苗挺

　　苏俄将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可见“丑态”；〔２〕马克思讲过莎士比亚，当然错误；〔３〕梁实秋教授将翻译莎士比亚，每本大洋一千元；〔４〕杜衡先生看了莎士比亚，“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了。〔５〕

　　我们的文学家杜衡先生，好像先前是因为没有自己觉得缺少“做人的经验”，相信群众的，但自从看了莎氏的《凯撒传》〔６〕以来，才明白“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文艺风景》〔７〕创刊号所载。）自然，这是根据“莎剧”的，和杜先生无关，他自说现在也还不能判断它对不对，但是，觉得自己“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却已经明白无疑了。

　　这是“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对于杜衡先生的影响。但杜文《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里所表现的群众，又怎样呢？和《凯撒传》里所表现的也并不两样——“……这使我们想起在近几年来的各次政变中所时常看到的，‘鸡来迎鸡，狗来迎狗’式……那些可痛心的情形。……人类底进化究竟在那儿呢？抑或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至今还停滞在二千年前的罗马所曾经过的文明底阶段上呢？”

　　真的，“发思古之幽情”〔８〕，往往为了现在。这一比，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他是古时候的人，有这一手并不算什么玩把戏。

　　不过经他的贵手一取舍，杜衡先生的名文一发挥，却实在使我们觉得群众永远将是“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材料，倒还是被迎的有出息；“至于我，老实说”，还竟有些以为群众之无能与可鄙，远在“鸡”“狗”之上的“心情”了。自然，这是正因为爱群众，而他们太不争气了的缘故——自己虽然还不能判断，但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呀，有谁不信，问他去罢！

　　十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指一九三三年苏联室内剧院排演诗人卢戈夫斯科伊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丑态”，是施蛰存攻击当时苏联文艺政策的话，参看本书《“莎士比亚”》一文。

　　〔３〕马克思曾多次讲到或引用莎士比亚作品，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及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致斐•拉萨尔》信中，讲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现实主义问题，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中，用《雅典的泰门》剧中的诗作例或作注；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第五节中，用《仲夏夜之梦》剧中人物作例，等等。

　　〔４〕当时胡适等把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属编译委员会，曾以高额稿酬约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剧本。

　　〔５〕见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一文。

　　〔６〕《凯撒传》又译《裘力斯•凯撒》，莎士比亚早期的历史剧，内容是写古罗马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凯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前４４），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

　　〔７〕《文艺风景》文艺月刊，施蛰存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七月停刊，上海光华书局发行。

　　〔８〕“发思古之幽情”语见东汉班固《西都赋》：“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运命

　　倪朔尔

　　电影“《姊妹花》〔２〕中的穷老太婆对她的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宗汉〔３〕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穷人哲学”（见《大晚报》）。

　　自然，这是教人安贫的，那根据是“运命”。古今圣贤的主张此说者已经不在少数了，但是不安贫的穷人也“终是”很不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里的“失”，是在非到盖棺之后，一个人的运命“终是”不可知。

　　豫言运命者也未尝没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处都是。然而他们对于主顾，肯断定他穷到底的是很少的，即使有，大家的学说又不能相一致，甲说当穷，乙却说当富，这就使穷人不能确信他将来的一定的运命。

　　不信运命，就不能“安分”，穷人买奖券，便是一种“非分之想”。但这于国家，现在是不能说没有益处的。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运命既然不可知，穷人又何妨想做皇帝，这就使中国出现了《推背图》〔４〕。据宋人说，五代时候，许多人都看了这图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希望应着将来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乱了一百本，与别本一同流通，读者见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这才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时，上海却还大卖着《推背图》的新印本。

　　“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现在的优生学〔５〕，本可以说是科学的了，中国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济运命说之穷，而历史又偏偏不挣气，汉高祖〔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还有立志传，絮絮叨叨的在对人讲西洋的谁以冒险成功，谁又以空手致富。

　　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

　　二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姊妹花》郑正秋根据自己编写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和导演的电影，一九三三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影片以一九二四年军阀内战为背景，描写了一对自幼离散的孪生姊妹，因处境不同，妹妹成了军阀的姨太太，姊姊成了囚犯。结局是姊妹相认，与父母阖家团圆。

　　〔３〕宗汉即邵宗汉，江苏武进人。他的《穷人哲学》一文发表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大晚报》“日日谈”。

　　〔４〕《推背图》参看本卷第９３页注〔６〕。

　　〔５〕优生学英国哥尔登创立的学说，他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由遗传所决定，研究如何改进人类的遗传性。

　　〔６〕汉高祖即刘邦（前２４７—前１９５），字季，沛县（今属江苏）人，汉王朝的建立者。

再论重译

　　史贲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论重译及其他》下篇〔２〕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释我的误会。我却觉得并无什么误会，不同之点，只在倒过了一个轻重，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也许是一种原因，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３〕，鲁迅译的《毁灭》〔４〕，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自己所译的《塔什干》，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５〕其实是不然的。德译本虽然厚，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６〕。所以我们所有的汉译《塔什干》，也并不是节本。

　　七月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穆木天的《论重译及其它（下）》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我们作翻译时，须有权变的办法，但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是要容许，甚至要求间接翻译，但是，我们也要防止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而对作品之了解，是翻译时的先决条件。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译是不得许可的。”又说：“关于翻译文学可讨论的问题甚多，希望忠实的文学者多多发表些意见。看见史贲先生的《论重译》，使我不得不发表出来以上的意见，以释其误会。”

　　〔３〕陈源译的俄国屠格涅夫《父与子》，是根据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转译的，一九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４〕鲁迅译的《毁灭》，根据日文译本，并参看德、英文译本。

　　〔５〕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论重译及其他（上）》一文中说：“我是从法文本译过涅维洛夫的《塔什干》的，可是去年看见该书的德译本，比法译本分量多过几乎有一倍。”《塔什干》，原名《丰饶的城塔什干》，穆木天的译本一九三○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６〕绥拉菲摩维支（Ａ．Ｃ．_J^GYJg，１８６３—１９４９）苏联作家。《铁流》是他所著的长篇小说。

正是时候

　　张承禄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２〕东西是自有其时候的。

　　圣经，佛典，受一部分人们的奚落已经十多年了，“觉今是而昨非”〔３〕，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候。关岳〔４〕，是清朝屡经封赠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闲却；从新记得，是袁世凯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凯一同盖了棺；而第二次从新记得，则是在现在。这时候，当然要重文言，掉文袋〔５〕，标雅致，看古书。

　　如果是小家子弟，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也还要勇往直前，拚命挣扎的，因为他没有安稳的老巢可归，只得向前干。虽然成家立业之后，他也许修家谱，造祠堂，俨然以旧家子弟自居，但这究竟是后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

　　这大宅子里有仓中的旧货，有壁角的灰尘，一时实在搬不尽。倘有坐食的余闲，还可以东寻西觅，那就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来消磨他若干岁月。如果是穷极无聊了，那就更要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这无法可想的贫穷。这两种人，小康和穷乏，是不同的，悠闲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场的缓促，也不同的，但当这时候，却都正在古董中讨生活，所以那主张和行为，便无不同，而声势也好像见得浩大了。

　　于是就又影响了一部分的青年们，以为在古董中真可以寻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这么闲适，看看急迫者，是这么专精，这，就总应该有些道理。会有仿效的人，是当然的。然而，时光也绝不留情，他将终于得到一个空虚，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张者倘无特操，无灼见，则说古董应该供在香案上或掷在茅厕里，其实，都不过在尽一时的自欺欺人的任务，要寻前例，是随处皆是的。

　　六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语见《论语•乡党》。

　　〔３〕“觉今是而昨非”语见晋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４〕关岳指关羽和岳飞。万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明朝政府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并在宫中设庙奉祀。清朝对关羽累加封号，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清末民初祭祀渐废。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在称帝前重新下令合祀关岳。一九三四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又向国民党政府提议恢复孔丘及关岳祀典，并于该年三月二十八日举行“仲春上戊祀关岳典礼”。

　　〔５〕掉文袋又叫掉书袋。《南唐书•彭利用传》：“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知了世界

　　邓当世

　　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２〕。所以，有人〔３〕以为“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４〕。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５〕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像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６〕，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

　　七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燧人氏，神农氏都是我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前者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后者发明农具，教人耕种，又传说他尝百草，发明医药。

　　〔３〕指汪懋祖，下面的话是他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中，举当时小学《国语新读本》中的《三只小松鼠》课文作例时说的。

　　〔４〕“与民同乐”语见《孟子•梁惠王》。

　　〔５〕拉芳丁（Ｌａ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１６２１—１６９５）通译拉•封丹，法国寓言诗人。《知了和蚂蚁》载于他的《寓言诗》第一卷。

　　〔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四句，是孟轲的话，语见《孟子•滕文公》。

中秋二愿

　　白道

　　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２〕。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３〕了。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４〕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５〕

　　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６〕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还有拜侠客做干爷，给富翁当赘婿，〔７〕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８〕的子孙。

　　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

　　但竟有人给文学也攀起亲来了，他说女人的才力，会因与男性的肉体关系而受影响，并举欧洲的几个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来作证据。于是又有人来驳他，说这是弗洛伊特说，不可靠。〔９〕其实这并不是弗洛伊特说，他不至于忘记梭格拉第〔１０〕太太全不懂哲学，托尔斯泰太太不会做文字这些反证的。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至于有“诗人”在钓一个女人，先捧之为“女诗人”〔１１〕，那是一种讨好的手段，并非他真传染给她了诗才。

　　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海宁观潮”海宁在浙江省钱塘江下游，著名的铁塘江潮以在海宁所见最为壮观，每年中秋后三日内潮水最高时，前往观赏的人很多。

　　〔３〕“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海宁陈阁老，即清代陈元龙（１６５２—１７３６），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关于这里所说的传说，记载很多，陈怀《清史要略》第二编第九章：“弘历（乾隆）为海宁陈氏子，非世宗（雍正）子也……康熙间，雍王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王闻而喜，命抱之来，久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惧不敢辩，遂力密之。”

　　〔４〕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上海中国华美烟公司为推销“光华牌”香烟，举办“中国历史上标准伟人选举奖学金”，共列候选人二百名，分元首、圣哲、文臣、武将、文学、技艺、豪侠、女范八栏，把成吉思汗列为元首中第十三人。

　　〔５〕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申报•春秋》“观潮特刊”上有溪南的《乾隆皇帝与海宁》一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６〕旧时汉族称边境少数民族或外国为“番”或“番邦”。汉族皇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把公主嫁给外族首领，称为“和亲”，民间称为“和番”。

　　〔７〕拜侠客做干爷指和上海流氓帮口头子有勾结，拜他们做“干爷”、“师傅”的市侩文人。给富翁当赘婿，指当时文人邵洵美等，邵是清末大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孙女婿。

　　〔８〕徐福一作徐市，秦代的方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听信徐福的话，派他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数年不得。大概从汉代起，有徐福航海到日本即留日未返的传说。

　　〔９〕关于女人的才力因与男性的关系而受影响的说法，见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天津《庸报•另外一页》发表署名山的《评日本女作家——思想转移多与生理有关系》一文，其中说：“女流作家多分地接受着丈夫的暗示。在生理学上，女人与男人交合后，女人的血液中，即存有了男人的素质，而且实际在思想上也沾染了不少的暗示。”同年九月十六日《申报•妇女园地》第三十一期发表陈君冶的《论女作家的生理影响与生活影响》一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受了弗洛伊特学说的影响，文中说：“关于女流作家未能产生如男作家的丰富的创作，决不能从弗罗伊德主义生理的解释，获得正确的结论，弗罗伊德主义所闹的笑话，也已经够多了！我们如欲找出女流作家不多及他们的作品不丰富的原因，我们只有拿史的唯物论来作解答的根源！”弗洛伊特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Ｓ．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１０〕梭格拉第（Ｓｏｋｒａｔｅｓ，前４６９—前３９９）通译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

　　〔１１〕“女诗人”指虞岫云，参看本卷第２７６页注〔１０〕。

做文章

　　朔尔

　　沈括〔２〕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３〕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４〕，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５〕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６〕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七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沈括（１０３１—１０９５）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文学家和科学家。精于数学、天文学，并擅长音乐、医学、土木工程。著有《长兴集》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是记他平日与宾友的言论以及遗闻旧典、文学、技艺等，因他晚年退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而命名。这里所引见该书第十四卷。

　　〔３〕穆修（９７９—１０３２）字伯长，郓州（今山东东平）人。张景（９７０—１０１８），字晦之，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他们都是北宋古文家。

　　〔４〕古代言文不分是胡适等人的看法，胡适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第一篇第一章中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按他的意思，战国以前文体与语体是合一的。鲁迅对此一向有不同看法，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曾说：“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

　　〔５〕“白话的文言”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七月《论语》第四十五期发表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一文中，以“语录式”为“白话的文言”，说它是“天然写法”，能够“达意”。

　　〔６〕见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一文：“不要忘记了言语是民众所创造，将言语分为文学的和民众的两种，只不过是毛坯的言语和艺术家加过工的言语的区别。”

且介亭杂文


目录 　　且介亭杂文

　　序言

　　“以眼还眼”

　　论俗人应避雅人

　　《草鞋脚》

　　买《小学大全》记

　　《看图识字》

　　门外文谈

　　《木刻纪程》小引

　　拿来主义

　　病后杂谈

　　拿破仑与隋那

　　病后杂谈之余

　　难行和不信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儒术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说“面子”

　　答《戏》周刊编者信

　　随便翻翻

　　答曹聚仁先生信

　　韦素园墓记

　　答国际文学社问

　　忆刘半农君

　　隔膜

　　忆韦素园君

　　关于新文字

　　运命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阿金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寄《戏》周刊编者信

　　中国语文的新生

　　连环图画琐谈

　　附记

　　脸谱臆测

　　论“旧形式的采用”

且介亭杂文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四年所作杂文三十六篇，一九三五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序言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１〕，前“第三种人”〔２〕施蛰存〔３〕和杜衡即苏汶〔４〕，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５〕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６〕，和生存不能两立。

　　这一本集子和《花为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７〕，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８〕。

　　〔１〕邵洵美（１９０６—１９６８）浙江余姚人。曾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所谓唯美主义文学。他和章克标是《人言》周刊的“编辑同人”。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一节，文末的“编者注”中攻击鲁迅的杂文“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２〕“第三种人”一九三三年十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中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之外的“第三种人”，鼓吹“文艺自由论”，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这些所谓“第三种人”“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

　　〔３〕施蛰存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曾主编《现代》月刊、《文饭小品》等。他在《文饭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服尔泰》中，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

　　〔４〕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苏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曾编辑《现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中说，“杂文的流行”，是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至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

　　〔５〕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杂文和杂文家》中，说杂文的兴盛，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

　　〔６〕“死之说教者”原是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第九篇的篇名，这里借用其字面的意思。

　　〔７〕诗史意思是可以作为历史看的诗，语见《新唐书•杜甫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后也泛指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

　　〔８〕且介亭当时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个地区是“越界筑路”（帝国主义者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区域，即所谓“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以眼还眼”

　　杜衡先生在“最近，出于‘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凯撒传》〔２〕。这一读是颇有关系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拜读他从读旧书而来的新文章：《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见《文艺风景》〔３〕创刊号）。

　　这个剧本，杜衡先生是“曾经用两个月的时间把它翻译出来过”的，就可见读得非常子细。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剧里，莎氏描写了两个英雄——凯撒，和……勃鲁都斯。……还进一步创造了两位政治家（煽动家）——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但最后的胜利却属于安东尼，而“很明显地，安东尼底胜利是凭借了群众底力量”，于是更明显地，即使“甚至说，群众是这个剧底无形的主脑，也不嫌太过”了。

　　然而这“无形的主脑”是怎样的东西呢？杜衡先生在叙事和引文之后，加以结束——决不是结论，这是作者所不愿意说的——道——

　　“在这许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记把群众表现为一个力量的；不过，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自然，我们不能贸然地肯定这是群众底本质，但是我们倘若说，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大概不会有什么错误吧。这看法，我知道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至于我，说实话，我以为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是至今还超乎我底能力之上，我不敢妄置一词。……”

　　杜衡先生是文学家，所以这文章做得极好，很谦虚。假如说，“妈的群众是瞎了眼睛的！”即使根据的是“理性”，也容易因了表现的粗暴而招致反感；现在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莎士比亚老前辈“把群众这样看法的”，您以为怎么样呢？“巽语之言，能无说乎”〔４〕，至少也得客客气气的搔一搔头皮，如果你没有翻译或细读过莎剧《凯撒传》的话——只得说，这判断，更是“超乎我底能力之上”了。

　　于是我们都不负责任，单是讲莎剧。莎剧的确是伟大的，仅就杜衡先生所绍介的几点来看，它实在已经打破了文艺和政治无关的高论了。群众是一个力量，但“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据莎氏的表现，至少，他们就将“民治”的金字招牌踏得粉碎，何况其他？即在目前，也使杜衡先生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判断了。一本《凯撒传》，就是作政论看，也是极有力量的。

　　然而杜衡先生却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自然，在杜衡先生，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应该爱惜这一位以《凯撒传》给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断了那一种“朋友们”，却未免太不顾事实了。现在不但施蛰存先生已经看见了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见《现代》九月号）〔５〕，便是《资本论》里，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尝说他有罪么？将来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６〕来证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责莎士比亚的迷信一样，会特地“吊民伐罪”〔７〕，和杜衡先生一般见识的。

　　况且杜衡先生的文章，是写给心情和他两样的人们来读的，因为会看见《文艺风景》这一本新书的，当然决不是怀着“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的朋友。但是，一看新书，可也就不至于只看一本《文艺风景》了，讲莎剧的书又很多，涉猎一点，心情就不会这么抖抖索索，怕被“政治家”（煽动家）所煽动。那些“朋友们”除注意作者的时代和环境而外，还会知道《凯撒传》的材料是从布鲁特奇的《英雄传》〔８〕里取来的，而且是莎士比亚从作喜剧转入悲剧的第一部；作者这时是失意了。为什么事呢，还不大明白。但总之，当判断的时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豫言的痛快，简单。

　　单是对于“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的看法，和杜衡先生的眼睛两样的就有的是。现在只抄一位痛恨十月革命，逃入法国的显斯妥夫（ＬｅｖＳｈｅｓｔｏｖ）〔９〕先生的见解，而且是结论在这里罢——

　　“在《攸里乌斯•凯撒》中活动的人，以上之外，还有一个。那是复合底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说‘群众’。

　　莎士比亚之被称为写实家，并不是无意义的。无论在那一点，他决不阿谀群众，做出凡俗的性格来。他们轻薄，胡乱，残酷。今天跟在彭贝〔１０〕的战车之后，明天喊着凯撒之名，但过了几天，却被他的叛徒勃鲁都斯的辩才所惑，其次又赞成安东尼的攻击，要求着刚才的红人勃鲁都斯的头了。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１１〕之辈的，他们那一面，也轻蔑着群众。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撒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面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他们的功绩之类，是用不着想到的。他们那一面也很明白，施与些像个王者的宽容，借此给自己收得报答。在拥挤着这些满是虚荣心的人们的连串里，间或夹杂着勃鲁都斯那样的廉直之士，是事实。然而谁有从山积的沙中，找出一粒珠子来的闲工夫呢？群众，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从群众看来，不过是余兴。在其间，正义就占了胜利，而幕也垂下来了。”（《莎士比亚〔剧〕中的伦理的问题》）

　　这当然也未必是正确的见解，显斯妥夫就不很有人说他是哲学家或文学家。不过便是这一点点，就很可以看见虽然同是从《凯撒传》来看它所表现的群众，结果却已经和杜衡先生有这么的差别。而且也很可以推见，正不会如杜衡先生所豫料，“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了。

　　所以，杜衡先生大可以不必替莎士比亚发愁。彼此其实都很明白：“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就是在那时候的群众，也“不过是余兴”而已。

　　九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五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同年九月三十日《鲁迅日记》：“夜作《解杞忧》一篇”，即此文。

　　“以眼还眼”，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２〕莎士比亚（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家、诗人。《凯撒传》，即《攸里乌斯•凯撒》。是一部以凯撒为主角的历史剧。凯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前４４），古罗马将领、政治家。公元前四十八年被任为终身独裁者，公元前四十四年被共和派领袖勃鲁都斯（约前８５—前４２）刺死。勃鲁都斯刺杀凯撒后，逃到罗马的东方领土，召集军队，准备保卫共和政治；公元前四十二年被凯撒部将安东尼（约前８３—前３０）击败，自杀身死。卡西乌斯（？—前４２），罗马地方长官，刺杀凯撒的同谋者，亦为安东尼所败，自杀。

　　〔３〕《文艺风景》月刊，施蛰存编辑，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仅出二期。上海光华书局发行。

　　〔４〕“巽语之言，能无说乎”孔丘的话。语见《论语•子罕》。“巽语”原作“巽与”，据朱熹《集注》：“巽言者，婉而导之也。”“说”同“悦”。

　　〔５〕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施蛰存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说：“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五年五月停刊。

　　〔６〕《哈孟雷特》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剧中几次出现被毒死的丹麦国王老哈姆雷特的鬼魂。

　　〔７〕“吊民伐罪”旧时学塾初级读物《千字文》中的句子。“吊民”原出《孟子•滕文公》：“诛其君，吊其民。”“伐罪”原出《周礼•夏官•大司马》：“救无辜，伐有罪。”

　　〔８〕布鲁特奇（Ｐｌｕｔａｒｃｈ，约４６—约１２０）通译普鲁塔克，古希腊作家。《英雄传》，即《希腊罗马名人传》，是欧洲最早的传记文学作品后来不少诗人和历史剧作家都从中选取题材。

　　〔９〕显斯妥夫（UVJHIG，１８６８—１９３８）俄国文艺批评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寓居巴黎。著有《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尼采》等。

　　〔１０〕彭贝（ＧＰｏｍｐｅｉｕｓ，前１０６—前４８）古罗马将军，公元前七○年任执政；后与凯撒争权，公元前四十八年为凯撒所败，逃亡埃及，被他的部下所暗杀。

　　〔１１〕辛那（ＬＣＣｉｎｎａ）公元前四十四年任罗马地方长官。凯撒被刺时，他同情并公开赞美刺杀者。

论俗人应避雅人

　　这是看了些杂志，偶然想到的——浊世少见“雅人”，少有“韵事”。但是，没有浊到彻底的时候，雅人却也并非全没有，不过因为“伤雅”的人们多，也累得他们“雅”不彻底了。

　　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２〕。新月社的作家们是最憎恶骂人的，但遇见骂人的人，就害得他们不能不骂〔３〕。林语堂先生是佩服“费厄泼赖”的〔４〕，但在杭州赏菊，遇见“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的青年，他就不能不“假作无精打彩，愁眉不展，忧国忧家”（详见《论语》五十五期）的样子〔５〕，面目全非了。

　　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与大度之类。没有别人，即无以显出这一面之优，所谓“相反而实相成”〔６〕者，就是这。但又须别人凑趣，至少是知趣，即使不能帮闲，也至少不可说破，逼得好人们再也好不下去。例如曹孟德是“尚通侻”〔７〕的，但祢正平天天上门来骂他，他也只好生起气来，送给黄祖去“借刀杀人”了。〔８〕祢正平真是“咎由自取”。所谓“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罗帐，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觉和吃饭，和俗人究竟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就是肚子里盘算些挣钱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绝无其事。但他的出众之处，是在有时又忽然能够“雅”。倘使揭穿了这谜底，便是所谓“杀风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带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若无此辈，何至于此呢？所以错处总归在俗人这方面。

　　譬如罢，有两位知县在这里，他们自然都是整天的办公事，审案子的，但如果其中之一，能够偶然的去看梅花，那就要算是一位雅官，应该加以恭维，天地之间这才会有雅人，会有韵事。如果你不恭维，还可以；一皱眉，就俗；敢开玩笑，那就把好事情都搅坏了。然而世间也偏有狂夫俗子；记得在一部中国的什么古“幽默”书里〔９〕，有一首“轻薄子”咏知县老爷公余探梅的七绝——红帽哼兮黑帽呵，风流太守看梅花。

　　梅花低首开言道：小底梅花接老爷。

　　这真是恶作剧，将韵事闹得一塌胡涂。而且他替梅花所说的话，也不合式，它这时应该一声不响的，一说，就“伤雅”，会累得“老爷”不便再雅，只好立刻还俗，赏吃板子，至少是给一种什么罪案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你俗，再不能以雅道相处了。

　　小心谨慎的人，偶然遇见仁人君子或雅人学者时，倘不会帮闲凑趣，就须远远避开，愈远愈妙。假如不然，即不免要碰着和他们口头大不相同的脸孔和手段。晦气的时候，还会弄到卢布学说〔１０〕的老套，大吃其亏。只给你“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倒还不打紧，——然而险矣。

　　大家都知道“贤者避世”〔１１〕，我以为现在的俗人却要避雅，这也是一种“明哲保身”。

　　十二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署名且。

　　〔２〕朱子即朱熹。他给官妓吃板子一事，见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天台营妓严蕊……色艺冠一时……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与正赏之双缣……其后朱晦庵（按即朱熹）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筍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

　　〔３〕指梁实秋等对作者的谩骂攻击。梁实秋在发表于《新月》第二卷第八号（一九二九年十月）的（“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副药太冷，那一到药太热，这一副药太猛，那—副药太慢。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又说：“‘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我们要的是积极的一个诊断，使得现状渐趋（或突变）于良善。现状如此之令人不满，有心的人恐怕不忍得再专事嘲骂只图一时口快笔快了罢？”参看《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４〕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所谓性灵幽默文学。“费厄泼赖”，英语Ｆａｉｒｐｌａｙ的音译，意译为公正的比赛，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林语堂在《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提倡所谓“费厄泼赖”精神。参看《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及其有关注释。

　　〔５〕林语堂在《论语》第五十五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游杭再记》中说：“见有二青年，口里含一支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于是防他们看见我‘有闲’赏菊，又加一亡国罪状，乃假作无精打采，愁眉不展，忧国忧家似的只是走错路而并非在赏菊的样子走出来。”

　　〔６〕“相反而实相成”语出《汉书•艺文志》：“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７〕曹孟德（１５５—２２０）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官至丞相，封魏王，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帝。他处世待人，一般比较放达，不拘小节。通侻，即此意。

　　〔８〕祢正平（１７３—１９８）即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据《后汉书•祢衡传》，祢衡屡次辱骂曹操，曹操想杀他而有所顾忌，就将他遣送与荆州刺史刘表；后因侮慢刘表又被送与江夏太守黄祖，终于为黄祖所杀。

　　〔９〕古“幽默”书清代倪鸿的《桐阴清话》卷一载有这首诗，其中“低首”作“忽地”。

　　〔１０〕卢布学说指反动派诬蔑进步文化工作者受苏俄收买，接受卢布津贴的谣言。参看《二心集•序言》。

　　〔１１〕“贤者避世”孔丘的话，见《论语•宪问》。据朱熹《集注》，“避世”是“天下无道而隐”的意思。

《草鞋脚》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２〕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３〕，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但这新的小说的生存，却总在不断的战斗中。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４〕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参看本书《附记》。《草鞋脚》，鲁迅应美国人伊罗生之约和茅盾共同编选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二十六篇，由伊罗生等译成英文，当时未能出版，后经重编，于一九七四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印行。

　　〔２〕《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作。通行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清代高鹗所续。

　　〔３〕“文学革命”运动指“五四”前后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运动。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起鲁迅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４〕“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见明代杨慎编辑的《古今谚》所录方回《山经》引《相冢书》：“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肝而能语，医师色如土。”清代沈德潜编《古诗源》卷一亦载有此诗，“肺肝”作“肺腑”。

买《小学大全》记

　　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２〕，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竟无意之间买到了一种，曰《小学大全》，共五本，价七角，看这名目，是不大有人会欢迎的，然而，却是清朝的禁书。

　　这书的编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亲尹会一〔３〕，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４〕。还请令旗籍〔５〕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６〕，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这部书便成于两年之后的，加疏的《小学》六卷，《考证》和《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二卷，合成一函，是为《大全》。也曾进呈，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钦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许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大祸。这年三月，乾隆行经保定，尹嘉铨便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为他的父亲请谥，朱批是“与瞻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不过他豫先料不到会碰这样的大钉子，所以接着还有一本，是请许“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８〕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铨当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时，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书和别项著作，实在不少，但其实也并无什么干碍之作。不过那时是决不能这样就算的，经大学士三宝〔９〕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而结果很宽大：“尹嘉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就完结了。

　　这也还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

　　这一回的文字狱，只绞杀了一个人，比起别的案子来，决不能算是大狱，但乾隆皇帝却颇费心机，发表了几篇文字。从这些文字和奏章（均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看来，这回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１０〕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１１〕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大学士三宝们也很明白这潮流，当会审尹嘉铨时，曾奏道：“查该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愤而快人心。该犯曾任三品大员，相应遵例奏明，将该犯严加夹讯，多受刑法，问其究属何心，录取供词，具奏，再请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后来究竟用了夹棍没有，未曾查考，但看所录供词，却于用他的“丑行”来打倒他的道学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劲的。现在抄三条在下面——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他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

　　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还有一件要紧事是销毁和他有关的书。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１２〕但我所得的《小学大全》，却是光绪二十二年开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统丁巳”（实是中华民国六年）重校的遗老本，有张锡恭跋云：“世风不古若矣，愿读是书者，有以转移之。……”又有刘安涛跋云：“晚近凌夷，益加甚焉，异言喧，显与是书相悖，一唱百和，……驯致家与国均蒙其害，唐虞三代以来先圣先贤蒙以养正之遗意，扫地尽矣。剥极必复，天地之心见焉。……”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却也使昧于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销毁”的书，虽遗老也不复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从新奉为宝典了。这莫非也是“剥极必复”〔１３〕么？恐怕是遗老们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罢。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１４〕，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１５〕，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１６〕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

　　现在这影响好像是淡下去了，遗老们的重刻《小学大全》，就是一个证据，但也可见被愚弄了的性灵，又终于并不清醒过来。近来明人小品，清代禁书，市价之高，决非穷读书人所敢窥覗，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１７〕……等，却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自然，这决不及赏玩性灵文字〔１８〕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点演成了现在的所谓性灵的历史，却也十分有益的。七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三期，署名杜德机。

　　〔２〕清朝禁书清政府为实行文化统制，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将认为内容“悖谬”和有“违碍字句”的书，都分别“销毁”和“撤毁”（即“全毁”和“抽毁”）。“禁书”即指这些应毁的书；关于禁书的目录，后来有《全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等数种（都收在清代姚觐元辑《咫进斋丛书》中）。

　　〔３〕尹会一（１６９１—１７４８）字元孚，清代道学家，官至吏部侍郎。著有阐释程、朱理学的书数种和《贤母年谱》等。

　　〔４〕大理寺卿中央审判机关的主管长官，按清朝官制为“正三品”。稽察觉罗学，即清朝皇族旁支子弟学校的主管，据《清会典》载：以显祖宣皇帝（即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父亲爱新觉罗•塔克世）之本支子孙为“宗室”，以显祖宣皇帝之叔伯兄弟等之旁支子孙为“觉罗”。

　　〔５〕旗籍清代满族军事、生产合一的户籍编制单位，共分八旗。此外另设蒙八旗和汉八旗。

　　〔６〕朱子即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字元晦，婺源（今属江西）人，宋代理学家，官至宝文阁待制，著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通鉴纲目》等。《小学》，朱熹、刘子澄编，共六卷，系辑录古书中符合封建道德的片段分类编成。

　　〔７〕“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语见《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８〕汤斌（１６２７—１６８７）字孔伯，睢州（今河南睢县）人，官至礼部尚书。范文程（１５９７—１６６６），字宪斗，沈阳人，官至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师。李光地（１６４２—１７１８），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顾八代（？—１７０９），字文起，满洲镶黄旗人，官至礼部尚书。张伯行（１６５１—１７２５），字孝先，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官至礼部尚书。

　　〔９〕三宝（？—１７８４）满洲正红旗人，乾隆时官至东阁大学士。

　　〔１０〕乾隆皇帝在《尹嘉铨免其凌迟之罪谕》中说：“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事日非，可为鉴戒……又其书有《多臣言行录》一编……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门户亦且渐开，所关朝常世教，均非浅鲜。即伊托言仿照朱子《名臣言行录》，朱子所处，当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评，尚皆公当。今尹嘉铨乃欲于国家全盛之时，逞其私臆，妄生议论，变乱是非，实为莠言乱政。”又在《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中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１１〕纪昀（１７２４—１８０５）字晓岚，直隶（今河北）献县人，清代文学家。官至礼部尚书，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是《四库全书》的书目解题，完成于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阅微草堂笔记》，笔记小说，共五种，二十四卷。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的“引言”中说：“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是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列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更多处有不满道学家的言论，如：“讲学家责人无已时。”“一儒生颇讲学……崖岸太甚，动以不情之论责人。”“讲学家持论务严，遂使一时失足者无路自赎。”等等。

　　〔１２〕关于销毁《小学大全》，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五月“上谕”：“如《小学》等书，本系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销毁，惟其中有经该犯（按指尹嘉铨）疏解编辑及有序跋者，即当一体销毁。”在当时的军机处“应行销毁尹嘉铨书籍单”中，《小学大全》一书下注有“尹嘉铨疏辑，亦应销毁”。

　　〔１３〕“剥极必复”“剥”、“复”是《易经》中的两个卦名，《剥卦》之后就是《复卦》，所以说“剥极必复”（剥是剥落，复是反本）。《易经•复卦》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１４〕“文化统制”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剿灭共产主义”的反动文化政策，并在他们的刊物上大事宣传（如一九三四年一月《汗血》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即为《文化剿匪专号》，同年八月《前途》月刊第二卷第八期又为《文化统制专号》）。鲁迅在这里用“文艺政策”和“文化统制”等字样加以揭露，但发表时都被删去。

　　〔１５〕四库全书清代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设馆纂修，历时十年始成。共收书三五○三种，七九三三七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１６〕“七经”指《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和《礼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加以注疏，编为《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七种，合称《御纂七经》。“二十四史”，乾隆时规定从《史记》至《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钦定二十四史》。《通鉴》，宋代司马光等编纂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战国，终于五代，名《资治通鉴》。乾隆帝命臣下编成起自上古终于明末的另一编年体史书，由他亲自“详加评断”，称为《御批通鉴辑览》。

　　〔１７〕《东华录》清代蒋良骥编，三十二卷。系从清太祖天命至世宗雍正六朝的实录和其他文献摘抄而成。后由王先谦加以增补，扩编为一九五卷，并新增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合为《九朝东华录》，共四二五卷。稍后，他又补辑《咸丰朝东华录》和《同治朝东华录》各一百卷；此后又有朱寿朋编的《光绪朝东华录》二二○卷。《上谕八旗》，内容是雍正一朝关于八旗政务的谕旨和奏议等文件，共分三集：《上谕八旗》十三卷、《上谕旗务议复》十二卷、《谕行旗务奏议》十三卷。《雍正朱批谕旨》，三六○卷，内容是经雍正朱批的“臣工”二百余人的奏折。

　　〔１８〕性灵文字指当时林语堂提倡“性灵”的文章。他在《论语》第二卷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发表的《有不为斋随笔•论文》中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

《看图识字》

　　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时怎么讲得清楚呢，家境还不算精穷，当然还不如给一点所谓教育，首先是识字。上海有各国的人们，有各国的书铺，也有各国的儿童用书。但我们是中国人，要看中国书，识中国字。这样的书也有，虽然纸张，图画，色彩，印订，都远不及别国，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给孩子买来的是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国难后第六版”的《看图识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么恶浊，但这且不管他。图画又多么死板，这且也不管他。出版处虽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图上有蜡烛，有洋灯，却没有电灯；有朝靴，有三镶云头鞋，却没有皮鞋。跪着放枪的，一脚拖地；站着射箭的，两臂不平，他们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更坏的是连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和实物有些不同。

　　我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记起幼小时候看过的《日用杂字》来。这是一本教育妇女婢仆，使她们能够记账的书，虽然名物的种类并不多，图画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泼，也很像。为什么呢？就因为作画的人，是熟悉他所画的东西的，一个“萝卜”，一只鸡，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含胡，画起来当然就切实。现在我们只要看《看图识字》里所画的生活状态——洗脸，吃饭，读书——就知道这是作者意中的读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在租界上租一层屋，装了全家，既不阔绰，也非精穷的，埋头苦干一日，才得维持生活一日的人，孩子得上学校，自己须穿长衫，用尽心神，撑住场面，又那有余力去买参考书，观察事物，修炼本领呢？况且，那书的末叶上还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即西历一九○八年，虽是前年新印，书却成于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无生气，正也不足为奇的。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即如《看图识字》这两本小书，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其实是，倘不是对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决难胜任的。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然而我们这些蠢才，却还在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只要看近两三年的出版界，给“小学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别的多就知道。中国突然出了这许多“儿童文学家”了么？我想：是并不然的。

　　五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北平《文学季刊》第三期，署名唐俟。

门外文谈

　　一开头

　　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搁楼里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经做得筋疲力尽，叹着苦，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所以也谈闲天。

　　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谈旱灾，谈求雨，谈吊膀子，谈三寸怪人干，谈洋米，谈裸腿，〔２〕也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因为我写过几篇白话文，所以关于古文之类他们特别要听我的话，我也只好特别说的多。这样的过了两三夜，才给别的话岔开，也总算谈完了。不料过了几天之后，有几个还要我写出来。

　　他们里面，有的是因为我看过几本古书，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为我看过一点洋书，有的又因为我看古书也看洋书；但有几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说我是蝙蝠。我说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３〕，能信么？我谈到大众语，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劳苦大众，讲什么海话呢？

　　这也是真的。我们讲旱灾的时候，就讲到一位老爷下乡查灾，说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灾的，现在成灾，是因为农民懒，不戽水。但一种报上，却记着一个六十老翁，因儿子戽水乏力而死，灾象如故，无路可走，自杀了。老爷和乡下人，意见是真有这么的不同的。那么，我的夜谈，恐怕也终不过是一个门外闲人的空话罢了。

　　飓风过后，天气也凉爽了一些，但我终于照着希望我写的几个人的希望，写出来了，比口语简单得多，大致却无异，算是抄给我们一流人看的。当时只凭记忆，乱引古书，说话是耳边风，错点不打紧，写在纸上，却使我很踌躇，但自己又苦于没有原书可对，这只好请读者随时指正了。•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写•完•并•记。二字是什么人造的？

　　字是什么人造的？

　　我们听惯了一件东西，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造的故事，对于文字，也当然要有这质问。但立刻就有忘记了来源的答话：字是仓颉〔４〕造的。

　　这是一般的学者的主张，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可见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经》〔５〕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却比较的聪明，他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他不说仓颉，只说“后世圣人”，不说创造，只说掉换，真是谨慎得很；也许他无意中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独自造出许多文字来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这么含含胡胡的来一句。

　　但是，用书契来代结绳的人，又是什么脚色呢？文学家？不错，从现在的所谓文学家的最要卖弄文字，夺掉笔杆便一无所能的事实看起来，的确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确应该给自己的吃饭家伙出点力。然而并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们，虽然劳动也唱歌，求爱也唱歌，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且那时的社会里，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文字毫无用处。据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的话来看，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来该是史官了。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６〕，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７〕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后来的“文学家”用它来写“阿呀呀，我的爱哟，我要死了！”

　　那些佳句，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何足道哉”！三字是怎么来的？

　　照《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那么，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结还记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８〕之流，三条绳一组，都不打结是“乾”，中间各打一结是“坤”罢？恐怕也不对。八组尚可，六十四组就难记，何况还会有五百十二组呢。只有在秘鲁还有存留的“打结字”（Ｑｕｉｐｐｕｓ）〔９〕，用一条横绳，挂上许多直绳，拉来拉去的结起来，网不像网，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我们上古的结绳，恐怕也是如此的罢。但它既然被书契掉换，又不是书契的祖宗，我们也不妨暂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嵝碑”〔１０〕是道士们假造的；现在我们能在实物上看见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钟鼎文。但这些，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器上，有时还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而从这图形上，又能发见和文字相关的线索：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画在西班牙的亚勒泰米拉（Ａｌｔａｍｉｒａ）洞〔１１〕里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许多艺术史家说，这正是“为艺术的艺术”，原始人画着玩玩的。但这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有闲，他的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现在上海墙壁上的香烟和电影的广告画，尚且常有人张着嘴巴看，在少见多怪的原始社会里，有了这么一个奇迹，那轰动一时，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一面看，知道了野牛这东西，原来可以用线条移在别的平面上，同时仿佛也认识了一个“牛”字，一面也佩服这作者的才能，但没有人请他作自传赚钱，所以姓氏也就湮没了。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

　　自然，后来还该有不断的增补，这是史官自己可以办到的，新字夹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别人也容易推测到那字的意义。直到现在，中国还在生出新字来。但是，硬做新仓颉，却要失败的，吴的朱育，唐的武则天，都曾经造过古怪字，〔１２〕也都白费力。现在最会造字的是中国化学家，许多原质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认得，连音也难以读出来了。老实说，我是一看见就头痛的，觉得远不如就用万国通用的拉丁名来得爽快，如果二十来个字母都认不得，请恕我直说：那么，化学也大抵学不好的。

　　四写字就是画画

　　《周礼》和《说文解字》〔１３〕上都讲文字的构成法有六种，这里且不谈罢，只说些和“象形”有关的东西。

　　象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１４〕，就是画一只眼睛是“目”，画一个圆圈，放几条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当的。但有时要碰壁，譬如要画刀口，怎么办呢？不画刀背，也显不出刀口来，这时就只好别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条短棍，算是指明“这个地方”的意思，造了“刃”。这已经颇有些办事棘手的模样了，何况还有无形可象的事件，于是只得来“象意”〔１５〕，也叫作“会意”。一只手放在树上是“采”，一颗心放在屋子和饭碗之间是“OE|”，有吃有住，安OE|了。但要写“宁可”的宁，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条线，表明这不过是用了“OEs”的声音的意思。“会意”比“象形”更麻烦，*少要画两样。如“宝”字，则要画一个屋顶，一串玉，一个缶，一个贝，计四样；我看“缶”字还是杵臼两形合成的，那么一共有五样。单单为了画这一个字，就很要破费些工夫。

　　不过还是走不通，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有些事物是画不来，譬如松柏，叶样不同，原是可以分出来的，但写字究竟是写字，不能像绘画那样精工，到底还是硬挺不下去。来打开这僵局的是“谐声”，意义和形象离开了关系。这已经是“记音”了，所以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字的进步。不错，也可以说是进步，然而那基础也还是画画儿。例如“菜，从草，采声”，画一窠草，一个爪，一株树：三样；“海，从水，每声”，画一条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样。总之：如果要写字，就非永远画画不成。

　　但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们早就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１６〕，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写起来虽然比较的简单，认起来却非常困难了，要凭空一个一个的记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并不简单，例如“”或“璋”，去叫孩子写，非练习半年六月，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

　　还有一层，是“谐声”字也因为古今字音的变迁，很有些和“声”不大“谐”的了。现在还有谁读“滑”为“骨”，读“海”为“每”呢？

　　古人传文字给我们，原是一份重大的遗产，应该感谢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的现在，这感谢却只好踌蹰一下了。

　　五古时候言文一致么？

　　到这里，我想来猜一下古时候言文是否一致的问题。

　　对于这问题，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他口气，好像大概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１７〕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因为文字愈容易写，就愈容易写得和口语一致，但中国却是那么难画的象形字，也许我们的古人，向来就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了的。

　　《书经》〔１８〕有那么难读，似乎正可作照写口语的证据，但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语，现在还没有研究出，还要繁也说不定的。至于周秦古书，虽然作者也用一点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类，即使和口语还相近罢，用的也是周秦白话，并非周秦大众语。汉朝更不必说了，虽是肯将《书经》里难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马迁〔１９〕，也不过在特别情况之下，采用一点俗语，例如陈涉的老朋友看见他为王，惊异道：“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２０〕，而其中的“涉之为王”四个字，我还疑心太史公加过修剪的。

　　那么，古书里采录的童谣，谚语，民歌，该是那时的老牌俗语罢。我看也很难说。中国的文学家，是颇有爱改别人文章的脾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汉民间的《淮南王歌》〔２１〕，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汉书》和《前汉纪》〔２２〕记的就两样。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却是——

　　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饱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较起来，好像后者是本来面目，但已经删掉了一些也说不定的：只是一个提要。后来宋人的语录，话本，元人的杂剧和传奇里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它用字较为平常，删去的文字较少，就令人觉得“明白如话”了。

　　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所以我们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经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在纸上描出今人谁也不说，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语的摘要来。你想，这难不难呢？

　　六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据《易经》的作者所推测，“上古结绳而治”，则连结绳就已是治人者的东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里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酋长之下，万民之上的人。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者。至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限于资格，他不配。而且连书籍也看不见。中国在刻版还未发达的时候，有一部好书，往往是“藏之秘阁，副在三馆”〔２３〕，连做了士子，也还是不知道写着什么的。

　　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敬惜字纸”的篓子；至于符的驱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新的尊严者日出不穷，对于旧的尊严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们一多，也会损伤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为这好像是字的东西，除道士以外，谁也不认识的缘故。所以，对于文字，他们一定要把持。欧洲中世，文章学问，都在道院里；克罗蒂亚（Ｋｒｏａｔｉａ）〔２４〕，是到了十九世纪，识字的还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语，退步到对于旧生活刚够用。他们革新的时候，就只好从外国借进许多新语来。

　　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汉朝的杨雄的喜欢奇字，就有这毛病的，刘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黄浦。〔２５〕唐朝呢，樊宗师的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２６〕，李贺的诗做到别人看不懂〔２７〕，也都为了这缘故。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字写得别人不认识，下焉者，是从《康熙字典》〔２８〕上查出几个古字来，夹进文章里面去；上焉者是钱坫的用篆字来写刘熙的《释名》〔２９〕，最近还有钱玄同先生的照《说文》字样给太炎先生抄《小学答问》。〔３０〕。

　　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但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说白话不如文言的人，就从这里出发的；现在论大众语，说大众只要教给“千字课”〔３１〕就够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还是在这里。

　　七不识字的作家

　　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３２〕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译名。会写写这样的“文”的，现在是写白话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学家”，或者叫“作家”。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３３〕。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３４〕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３５〕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两大史诗〔３６〕，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３７〕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３８〕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

　　但是，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八怎么交代？

　　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太平歌……”是钦颁的教育大众的俗歌；〔３９〕此外，士大夫也办过一些白话报，〔４０〕但那主意，是只要大家听得懂，不必一定写得出。《平民千字课》就带了一点写得出的可能，但也只够记账，写信。倘要写出心里所想的东西，它那限定的字数是不够的。譬如牢监，的确是给了人一块地，不过它有限制，只能在这圈子里行立坐卧，断不能跑出设定了的铁栅外面去。

　　劳乃宣和王照〔４１〕他两位都有简字，进步得很，可以照音写字了。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们俩都是会员，劳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亲到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４２〕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但结果总算几经斟酌，制成了一种东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时很有些人，以为可以替代汉字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行，因为它究竟不过简单的方块字，恰如日本的“假名”〔４３〕一样，夹上几个，或者注在汉字的旁边还可以，要它拜帅，能力就不够了。写起来会混杂，看起来要眼花。那时的会员们称它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范围的。再看日本，他们有主张减少汉字的，有主张拉丁拼音的，但主张只用“假名”的却没有。

　　再好一点的是用罗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赵元任先生罢，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罗马字拼起来——现在是连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词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门外汉来说，好像那拼法还太繁。要精密，当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变了“难”，有些妨碍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种简而不陋的东西。

　　这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国际文选》里有一小本《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４４〕，《世界》第二年第六七号合刊附录的一份《言语科学》〔４５〕，就都是绍介这东西的。价钱便宜，有心的人可以买来看。它只有二千八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人”就是Ｒｈｅｎ，“房子”就是Ｆａｎｇｚ，“我吃果子”是Ｗｏｃｈｇｏｚ，“他是工人”是Ｔａｓｈｇｕｎｇｒｈｅｎ。现在在华侨里实验，见了成绩的，还只是北方话。但我想，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它合于各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

　　那么，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不过像我们这样坐着乘风凉，谈闲天的人们，可又是例外。

　　九专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这里，就又碰着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言语，各处很不同，单给一个粗枝大叶的区别，就有北方话，江浙话，两湖川贵话，福建话，广东话这五种，而这五种中，还有小区别。现在用拉丁字来写，写普通话，还是写土话呢？要写普通话，人们不会；倘写土话，别处的人们就看不懂，反而隔阂起来，不及全国通行的汉字了。这是一个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开首的启蒙时期，各地方各写它的土话，用不着顾到和别地方意思不相通。当未用拉丁写法之前，我们的不识字的人们，原没有用汉字互通着声气，所以新添的坏处是一点也没有的，倒有新的益处，至少是在同一语言的区域里，可以彼此交换意见，吸收智识了——那当然，一面也得有人写些有益的书。问题倒在这各处的大众语文，将来究竟要它专化呢，还是普通化？

　　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专化又有专化的危险。言语学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专化，往往要灭亡的。未有人类以前的许多动植物，就因为太专化了，失其可变性，环境一改，无法应付，只好灭亡。——幸而我们人类还不算专化的动物，请你们不要愁。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但决不该为文学做牺牲，要不然，他的荒谬和为了保存汉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的活圣贤就并不两样。所以，我想，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

　　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听其自然，却也不是好办法。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人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此后当然还要做。年深月久之后，语文更加一致，和“炼话”一样好，比“古典”还要活的东西，也渐渐的形成，文学就更加精采了。马上是办不到的。你们想，国粹家当作宝贝的汉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这才有这么一堆古怪成绩么？

　　至于开手要谁来做的问题，那不消说：是觉悟的读书人。有人说：“大众的事情，要大众自己来做！”〔４６〕那当然不错的，不过得看看说的是什么脚色。如果说的是大众，那有一点是对的，对的是要自己来，错的是推开了帮手。倘使说的是读书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话把持文字，保护自己的尊荣。

　　十不必恐慌

　　•但•是，•这•还•不•必•实•做，•只•要•一•说，•就•又•使•另•一•些•人•发•生•恐•慌•了。

　　•首•先•是•说•提•倡•大•众•语•文•的，•乃•是“•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

　　〔４７〕，

　　•本•意•在•于•造•反。•给•带•上•一•顶•有•色•帽，•是•极•简•单•的•反•对•法。•不•过•一•面•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太•平，•宁•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么，•倘•使•口•头•宣•传•呢，•就•应•该•使•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聋•子•了。•但•这•不•属•于“•谈•文”•的•范•围，•这•里•也•无•须•多•说。

　　•专•为•着•文•学•发•愁•的，•我•现•在•看•见•有•两•种。•一•种•是•怕•大•众•如•果•都•会•读，•写，•就•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４８〕。

　　•这•真•是•怕•天•掉•下•来•的•好•人。上次说过，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乡下去了，先前是，农民们还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不过这讲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的见识多，说话巧，能够使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话来，也就是作品。倘有语言无味，偏爱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听的，还要送给他许多冷话——讥刺。我们弄了几千年文言，十来年白话，凡是能写的人，何尝个个是文学家呢？即使都变成文学家，又不是军阀或土匪，于大众也并无害处的，不过彼此互看作品而已。还有一种是怕文学的低落。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我先前已经说过了；现在也有人绍介了许多民歌和故事。还有戏剧，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连救母》里的无常鬼〔４９〕的自传，说是因为同情一个鬼魂，暂放还阳半日，不料被阎罗责罚，从此不再宽纵了——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

　　这是真的农民和手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借目连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连救母记》〔５０〕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两人，一强一弱，扮着戏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换，却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说怨话，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腊的伊索〔５１〕，俄国的梭罗古勃〔５２〕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

　　如果到全国的各处去收集，这一类的作品恐怕还很多。但自然，缺点是有的。是一向受着难文字，难文章的封锁，和现代思潮隔绝。所以，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

　　十一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但是，这一回，大众语文刚一提出，就有些猛将趁势出现了，来路是并不一样的，可是都向白话，翻译，欧化语法，新字眼进攻。他们都打着“大众”的旗，说这些东西，都为大众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余孽，借此先来打击当面的白话和翻译的，就是祖传的“远交近攻”的老法术；有的是本是懒惰分子，未尝用功，要大众语未成，白话先倒，让他在这空场上夸海口的，其实也还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这里多谈。现在要说的只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错误的人，因为他们不是看轻了大众，就是看轻了自己，仍旧犯着古之读书人的老毛病。

　　读书人常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或则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

　　说起大众来，界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当然，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检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两岁，就懂许多话，能说许多话了，这在他，全部是新名词，新语法。他那里是从《马氏文通》或《辞源》〔５３〕里查来的呢，也没有教师给他解释，他是听过几回之后，从比较而明白了意义的。大众的会摄取新词汇和语法，也就是这样子，他们会这样的前进。所以，新国粹派的主张，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十二煞尾

　　话已经说得不少了。总之，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要许多人做：大众和先驱；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学家，言语学家……。这已经迫于必要了，即使目下还有点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纤；顺水固然好得很，然而还是少不得把舵的。

　　这拉纤或把舵的好方法，虽然也可以口谈，但大抵得益于实验，无论怎么看风看水，目的只是一个：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见，现在还是给我听听你们诸位的高论罢。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的《申报•自由谈》，署名华圉。后来作者将本文与其他有关于语文改革的文章四篇辑为《门外文谈》一书，一九三五年九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２〕这些是常见于当时上海报刊的新闻。一九三四年夏，我国南方大旱，国民党政府于七月间邀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和安钦活佛在南京、汤山等地“作法求雨”。八月初，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为女游泳选手杨秀琼打扇、驾车，被称为“吊膀子秘书长”。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利用旱灾展出一个所谓“旱魃”的矮人，称“三寸怪人干”，招揽游客。五月，美国政府颁布《白银法案》后，国际银价上升，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趁国内粮价飞涨，大量输出白银，从国外购进大米，牟取暴利。六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根据蒋介石“手令”，颁布《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规定“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当时重庆、北平等地也禁止“女子裸膝露肘”。

　　〔３〕唐宋八大家明代茅坤曾选辑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古文家的文章编为《唐宋八大家文抄》，因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

　　〔４〕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荀子•解蔽》中则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认为仓颉是文字的搜集和整理者之一。又《太平御览》卷三六六引《春秋孔演图》：“苍颉四目，是谓并明。”

　　〔５〕《易经》即《周易》，是我国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这里引的两句，见该书《系辞》篇。

　　〔６〕“升中于天”语见《礼记•礼器》：“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据汉代郑玄注：“升，上也；中，犹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也。”

　　〔７〕“仓颉，黄帝史”语见《汉书•古今人表》。史，即史官。

　　〔８〕伏羲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相传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八卦”，相传为他所作。《易经•系辞》说：“古者包牺氏（按即伏羲）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卦，即挂，悬挂物象以示人吉凶，有乾、坤、震、巽、离、坎、兑、艮八种式样。《易传》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

　　〔９〕“打结字”古代秘鲁印第安人用以帮助记忆的一种线结，以结绳的方式记录天气、日期、数目等等的变化。线的颜色，线结的大小和多少，都表示着不同的意义。

　　〔１０〕“岣嵝碑”又称禹碑，在湖南衡山岣嵝峰，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刻；碑文共七十七字，难于辨识。清末叶昌炽《语石》卷二载：“（韩愈诗）‘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郎瑛、杨用修诸家各有释文，灵怪杳冥，难可凭信。不知韩诗又云：‘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是但凭道士所言，未尝目睹。”此碑在明朝以前，不见于记载，故多疑为伪造。

　　〔１１〕亚勒泰米拉洞在西班牙北部散坦特尔省境，发现于一八七九年。洞窟中有旧石器时代用三种颜色画成的壁画，画的都是野牛、野鹿、野猪和长毛巨象等动物。

　　〔１２〕关于朱育、武则天造字，据《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新唐书•后妃列传》：武则天于“载初中，……作白、一四、埊、……十有二文。太后自名白。”但《资治通鉴•唐纪二十》载：天授元年，“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太后自名‘白’”。

　　〔１３〕《周礼》儒家经典之一，记述周王朝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的资料汇编，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汉字形、音、义的著作。这里讲的汉字六种构成法，即《周礼》和《说文解字》中所记载的“六书”。《周礼》中所说的有：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稍有不同，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１４〕“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语见《易经•系辞》。

　　〔１５〕“象意”《汉书•艺文志》：“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据唐代颜师古注：“象意即会意也。”

　　〔１６〕篆、隶、楷是汉字演进过程中先后出现的几种字体的名称。篆书分大篆小篆，大篆是从西周到战国通行的字体，但各国有异。秦始皇时统一字体，称为小篆。隶书开始于秦代，把小篆匀圆的笔画稍改平直，到汉代才出现平直扁正的正式的隶书。楷书始于汉末，以后取代隶书，通行至今。

　　〔１７〕这里指胡适。胡适著的《国语文学史》于一九二七年出版时，黎锦熙在该书的《代序》中说，这部文学史所以始于战国秦汉而不包括《诗经》，是因为胡适要从他认为语言文字开始分歧的时代写起。《代序》不同意战国前语文合一的看法。一九二八年胡适将此书修订，抽去《代序》，改名《白话文学史》出版，在第一章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经不能与语体一致了。”仍坚持他的战国前言文一致的看法。

　　〔１８〕《书经》即《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１９〕司马迁（约前１４５—约前８６）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他所撰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上古起到汉武帝止）。

　　〔２０〕“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语见《史记•陈涉世家》。据唐代司马贞《索隐》：“服虔云：楚人谓多为夥。按又言‘颐’者，助声之辞也。”又据南朝宋裴骃《集解》：“应劭曰：‘沈沈，宫室深邃之貌也。’”

　　〔２１〕《淮南王歌》淮南王指汉文帝之弟刘长，他因谋反为文帝所废，流放蜀郡，中途绝食而死。后来民间就流传出这首歌谣。

　　〔２２〕《汉书》东汉班固编撰的西汉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前汉纪》，即《汉纪》，东汉荀悦撰，编年体西汉史，内容多取材《汉书》，有所增补。这里所引的前一首见《汉书•淮南王传》，末句无“能”字，《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载与引文同；后一首未见于《前汉纪》，汉代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叙》载有此歌，首句作“一尺缯，好童童”，末句作“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２３〕“藏之秘阁，副在三馆”秘阁、三馆都是藏书的地方。《宋史•职官志》载：“国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９８８）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

　　〔２４〕克罗蒂亚通译克罗地亚，现在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成员国之一。

　　〔２５〕杨雄（前５３—１８）一作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著有《法言》、《太玄经》及其他文赋。《汉书•扬雄传》载，“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据唐代颜师古注，奇字即“古文之异者”。《方言》，全名《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相传为扬雄所作，共十三卷，内容杂录中国各地同义异字之字一万一千余。刘歆（约前５３—２３），字子骏，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学者。他在《与扬雄从取方言书》中说：“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今谨使密人奉手书，愿颇与其最目，得使入篆，令圣朝留明明之典。”扬雄在《答刘歆书》中却说：“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而语言或交错相反，方复论思详悉集之……诚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遗，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见，今君又终之，则缢死以从命也。而可，且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跳黄浦”是通行于上海的话，意即自杀。

　　〔２６〕樊宗师（？—约８２１）字绍述，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唐代散文家。曾任绵州、绛州刺史。他的文章艰涩，难以断句，如《绛守居园池记》的第一句“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也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

　　〔２７〕李贺（７９０—８１６）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他的诗立意新巧，用语奇特，不易理解。《新唐书•李贺传》说他“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

　　〔２８〕《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间张玉书、陈廷敬等奉旨编纂的大型字典，四十二卷，收四万十千余字，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刊行。

　　〔２９〕钱坫（１７４４—１８０６）字献之，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清代汉学家。善写小篆。刘熙，字成国，汉代北海（今山东潍坊）人，训诂学家。所著《释名》，八卷，共二十七篇，是一部解释字义的书。

　　〔３０〕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名夏，字德潜，浙江吴兴人，文字音韵学家。他曾用《说文解字》中的篆体字样抄写章太炎的《小学答问》，由浙江官书局刊刻行世。太炎，即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他所作的《小学答问》是据《说文解字》解释本字和借字的流变的书。

　　〔３１〕“千字课”一九二二年陶行知等人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纂《平民千字课本》，作为成年人补习常用汉字的读本。后来一些书店也仿照编印了类似读本。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彭子蕴的《大众语与大众文化的水准问题》一文，其中说：“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叫做《平民千字课》的书，是真用来教有所谓大众的”。

　　〔３２〕“文学子游子夏”语见《论语•先进》，据宋代邢癿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子游、子夏，即孔丘的弟子言偃、卜商。

　　〔３３〕“杭育杭育派”意指大众文学。这里是针对林语堂而发的。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三十日及五月三日《申报•自由谈》所载《方巾气研究》一文中说：“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育杭育文学，皆在鄙视之列。”又说：“《人间世》出版，动起杭育杭育派的方巾气，七手八脚，乱吹乱擂，却丝毫没有打动了《人间世》。”

　　〔３４〕《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共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孔丘删定。

　　〔３５〕王官王朝的职官，这里指“采诗之官”。《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３６〕荷马的两大史诗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约产生于公元前九世纪。荷马的生平以至是否确有其人，欧洲的文学史家颇多争论，所以这里说“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

　　〔３７〕《子夜歌》据《晋书•乐志》：“《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乐府诗集》列为“吴声歌曲”，收“晋、宋、齐辞”的《子夜歌》四十二首和《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读曲歌》，据《宋书•乐志》：“《读曲哥（歌）》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又《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读曲歌者，元嘉十七年（４４０）袁后崩，百官不敢作声歌；或因酒宴，止窃声读曲细吟而已，以此为名。”《乐府诗集》收《读曲歌》八十九首，也列为“吴声歌曲”。

　　〔３８〕《竹枝词》据《乐府诗集》：“《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７８５—８２０）。”《柳枝词》，即《杨柳枝》，唐代教坊曲名。白居易有《杨柳枝词》八首，其中有“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的句子。他又在《杨柳枝二十韵》题下自注：“《杨柳枝》，洛下新声也。”

　　〔３９〕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起，清政府为了推行所谓“通俗教育”，将一些官方发布的政治时事材料，用白话编成通俗的故事和歌谣进行宣讲。“太平歌”以“莲花落”形式编写，一般都用文中所引的三句开头，是当时钦颁的通俗歌谣之一。

　　〔４０〕白话报戊戌变法后，各地报刊风起云涌，其中以白话写作的也不少，如杭州的《白话报》（１９０３）、上海的《中国白话报》（１９０３）和《扬子江白话报》（１９０４）等。

　　〔４１〕劳乃宣（１８４３—１９２１）字季瑄，浙江桐乡人。清末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民国初年主张复辟，后来避居青岛。他的《简字全谱》系以王照的《官话字母》为依据，成于一九○七年。其他著作有《等韵一得》、《古筹算考释》等。王照（１８５９—１９３３），字小航，河北宁河人。清末维新运动者，戊戌政变时逃往日本，后又自行投案下狱，不久被释。他的《官话合声字母》于一九○○年刊行。其他著作有《水东集上下编》八种。

　　〔４２〕吴稚晖（１８６５—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一九一三年二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的读音统一会正式开会，由他和王照分任正副议长。因为浊音字母和入声存废问题，南北两方会员争论了一个多月。后来该会除审定六千五百余字的读音以外，并正式通过审定字音时所用的“记音字母”，定名为“注音字母”。到一九三○年，“注音字母”又改称“注音符号”。

　　〔４３〕“假名”日文的字母，因为是从“真名”（即汉字）假借而来的，所以称为“假名”。分片假名（楷体）和平假名（草体）二种。

　　〔４４〕《每日国际文选》一种“每日提供世界新闻杂志间各种论文之汉译”的刊物，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创刊，孙师毅、明耀五、包可华编选，上海中外出版公司印行。《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由焦风（方善境）译自苏联的世界语刊物《新阶段》，是《每日国际文选》的第十二号，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出版。

　　〔４５〕《世界》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编印的世界语月刊，创刊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言语科学》是《世界》的每月增刊，创刊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它的第九、十号合刊（即《世界》一九三四年六、七月号合刊的增刊）上载有应人（霍应人）作的《中国语书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绍》一文。

　　〔４６〕“大众的事情，要大众自己来做！”在当时大众语文学的论争中，报刊上曾有过不少这类议论，如吴稚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大众语万岁》一文中说：“让大众自己来创造，不要代办。”章克标在《人言》第二十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中说：“大众语文学是要由大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才算是真正的大众语文学。”

　　〔４７〕“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这是反动刊物《新垒》主编李焰生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发表的《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一文中的话：“所谓大众语文，意义是模糊的，提倡不是始自现在，那些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数年前已经很热闹的讨论过”。宋阳，即瞿秋白。他曾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第三号（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月）先后发表《大众文艺的问题》和《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两文。

　　〔４８〕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这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二日《申报•电影专刊》署名米同的《“大众语”根本上的错误》一文中的话：“要是照他们所说，用‘大众语’来写作一切文艺作品的话，到了那个时限，一切的人都可以说出就是文章，记下来就是作品，那时不是文学毁灭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成了文学家了。”

　　〔４９〕《目连救母》《盂兰盆经》中的佛教故事，说佛的大弟子目连有大神通，尝入地狱救母。唐代已有《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以后曾被编成多种戏曲，这里是指绍兴戏。无常鬼，即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参看《朝花夕拾•无常》。

　　〔５０〕《目连救母记》明代新安郑之珍作。刻本卷首有“主江南试者冯”写于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的序言，其中说：“此书出自安徽，或云系瞽者所作，余亦未敢必也。”序言中也说到“小尼姑下山”：“惟《下山》一折，较为憾事；不知清磬场中，杂此妙舞，更觉可观，大有画家绚染之法焉，余不为之咎。”

　　〔５１〕伊索（Ａｅｓｏｐ，约前六世纪）相传是古希腊寓言作家，现在流传的《伊索寓言》，共有三百余篇，系后人编集。

　　〔５２〕梭罗古勃（PGQGRST，１８６３—１９２７）　俄国诗人和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老屋》、《小鬼》等。《域外小说集》（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书社版）中曾译载他的寓言十篇。

　　〔５３〕《马氏文通》清代马建忠著，共十卷，一八九八年出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有系统的研究汉语语法的专著。《辞源》，陆尔奎等编辑，一九一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一九三一年增出“续编”，是一部说明汉语词义及其渊源、演变的工具书。

《木刻纪程》小引

　　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２〕。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创作木刻的绍介，始于朝花社，那出版的《艺苑朝华》〔３〕四本，虽然选择印造，并不精工，且为艺术名家所不齿，却颇引起了青年学徒的注意。到一九三一年夏，在上海遂有了中国最初的木刻讲习会〔４〕。又由是蔓衍而有木铃社，曾印《木铃木刻集》两本。又有野穗社，曾印《木刻画》一辑。有无名木刻社〔５〕，曾印《木刻集》。但木铃社早被毁灭，后两社也未有继续或发展的消息。前些时在上海还剩有Ｍ•Ｋ•木刻研究社〔６〕，是一个历史较长的小团体，曾经屡次展览作品，并且将出《木刻画选集》的，可惜今夏又被私怨者告密。社员多遭捕逐，木版也为工部局〔７〕所没收了。

　　据我们所知道，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一个研究木刻的团体了。但尚有研究木刻的个人。如罗清桢〔８〕，已出《清桢木刻集》二辑；如又村〔９〕，最近已印有《廖坤玉故事》的连环图。这是都值得特记的。

　　而且仗着作者历来的努力和作品的日见其优良，现在不但已得中国读者的同情，并且也渐渐的到了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虽然还未坚实，但总之，是要跨出去了。不过，同时也到了停顿的危机。因为倘没有鼓励和切磋，恐怕也很容易陷于自足。本集即愿做一个木刻的路程碑，将自去年以来，认为应该流布的作品，陆续辑印，以为读者的综观，作者的借镜之助。但自然，只以收集所及者为限，中国的优秀之作，是决非尽在于此的。

　　别的出版者，一方面还正在绍介欧美的新作，一方面则在复印中国的古刻，这也都是中国的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如果作者都不断的奋发，使本集能一程一程的向前走，那就会知道上文所说，实在不仅是一种奢望的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铁木艺术社记。

　　〔１〕本篇最初印入《木刻纪程》一书中。

　　《木刻纪程》，鲁迅编辑，以铁木艺术社名义印行，计收木刻二十四幅，作者为何白涛、李雾城（陈烟桥）、陈铁耕、一工（黄新波）、陈普之、张致平（张望）、刘岘、罗清桢等人，初版印一二○本。（封面上有一九三四年六月字样，但据鲁迅日记，系同年八月十四日编讫付印。）

　　〔２〕我国古代木刻版画，现在所见最早的有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末五代（公元十世纪）的佛像，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它比欧洲现存的十四世纪德国木版圣母像早好几百年；以后宋代的医书插图、明代的小说绣像，更有进一步的发展。

　　〔３〕朝花社鲁迅、柔石等组织的文艺团体，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成立于上海，一九三○年春解体。《艺苑朝华》，美术丛刊，鲁迅编选，共出五辑。第一辑《近代木刻选集（一）》，第二辑《拾谷虹儿画选》，第三辑《近代木刻选集（二）》，第四辑《比亚兹莱画选》，均于一九二九年由朝花社印行。第五辑《新俄画选》于一九三○年由光华书局出版。

　　〔４〕木刻讲习会一八艺社于一九三一年八月间在上海举办。鲁迅介绍日本人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并自任翻译，自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为期一周。

　　〔５〕木铃社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于杭州艺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郝力群、曹白等。同年十月因主要成员被捕，无形解体。野穗社，一九三三年冬成立于上海新华艺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陈烟桥、陈铁耕等。无名木刻社（后改名为未名木刻社），一九三三年底成立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刘岘、黄新波等。

　　〔６〕ＭＫ木刻研究社一九三二年九月成立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ＭＫ”是拉丁化拼音“木刻”（Ｍｕｋｅ）二字起首的字母，主要成员为周金海、王绍络、张望、金逢孙、陈普之等，曾举办木刻展览四次。

　　〔７〕工部局过去英、美、日等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内设立的统治机关。

　　〔８〕罗清桢（１９０５—１９４２）广东兴宁人，木刻家。〔９〕又村即陈铁耕（１９０６—１９７０），广东兴宁人，木刻家。

拿来主义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２〕。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３〕，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４〕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５〕。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六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霍冲。

　　〔２〕“发扬国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曾分别去欧洲一些国家举办中国美术展览或个人美术作品展览。“发扬国光”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这些消息时的用语。

　　〔３〕“象征主义”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鲁迅曾在《花边文学•谁在没落》一文中批评《大晚报》的这种歪曲报道。

　　〔４〕尼采（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８４４—１９０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这里所述尼采的话，见于他的《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５〕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在华盛顿签订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购买美国的小麦、面粉和棉花。这里指的可能是这一类事。

病后杂谈

　　一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

　　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点点。开初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一礼拜不肯好，只得看医生。医生说是流行性感冒。好罢，就是流行性感冒。但过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热的时期，我的热却还不退。医生从他那大皮包里取出玻璃管来，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伤寒病了，自己也有些发愁。然而他第二天对我说，血里没有一粒伤寒菌；于是注意的听肺，平常；听心，上等。这似乎很使他为难。我说，也许是疲劳罢；他也不甚反对，只是沉吟着说，但是疲劳的发热，还应该低一点。……好几回检查了全体，没有死症，不至于呜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过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而已，这真无异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为既不必写遗嘱，又没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经书，不管柴米账，玩他几天，名称又好听，叫作“养病”。从这一天起，我就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儿“雅”了；那一位愿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时躺着无事，忽然记了起来的。

　　光是胡思乱想也不是事，不如看点不劳精神的书，要不然，也不成其为“养病”。像这样的时候，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这也就是有点儿“雅”起来了的证据。洋装书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现在不但有洋装二十五六史，连《四部备要》也硬领而皮靴了，〔２〕——原是不为无见的。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３〕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４〕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５〕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６〕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谓“空灵”。

　　二

　　为了“雅”，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一想，这于“雅”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７〕口不言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那么，那时的一言一笑，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那可就成为“杭育杭育派”〔８〕了。这关键，只在一者能够忽而放开，一者却是永远执着，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这和时而“敦伦”〔９〕者不失为圣贤，连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称为“登徒子”〔１０〕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S塾缭厩*池”〔１１〕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于是另换了几本书，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时代较近，看起来也许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蜀碧》〔１２〕。

　　这是蜀宾〔１３〕从成都带来送我的，还有一部《蜀龟鉴》〔１４〕，都是讲张献忠〔１５〕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坏，错字颇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见了这样的一条——“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还是为了自己生病的缘故罢，这时就想到了人体解剖。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１６〕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１７〕，也是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时是永历六年，即清顺治九年，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那时改为安龙），秦王孙可望杀了陈邦传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还不能完，又给孙党张应科知道了，就去报告了孙可望。

　　“可望得应科报，即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

　　张献忠的自然是“流贼”式；孙可望虽然也是流贼出身，但这时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为秦王，后来降了满洲，还是封为义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实是官式。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１８〕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１９〕的意思。比灭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实在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不过这一种心地晶莹的雅致，又必须有一种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脸孔向下，原是一个看书的好姿势〔２０〕，但如果这时给他看袁中郎的《广庄》〔２１〕，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这时他的性灵有些儿不对，不懂得真文艺了。

　　然而，中国的士大夫是到底有点雅气的，例如李如月说的“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就很富于诗趣。临死做诗的，古今来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谭嗣同〔２２〕在临刑之前就做一绝“闭门投辖思张俭”，秋瑾〔２３〕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风愁杀人”，然而还雅得不够格，所以各种诗选里都不载，也不能卖钱。

　　三

　　清朝有灭族，有凌迟，却没有剥皮之刑，这是汉人应该惭愧的，但后来脍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狱。虽说文字狱，其实还含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在这里不能细说；我们现在还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删改了许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许多明清人的书。

　　《安龙逸史》大约也是一种禁书，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２４〕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还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２５〕，是作者因此“斩立决”，还累及门生的，但我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但是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我就没有第三次再去买，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

　　每种书的末尾，都有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的跋文，他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书是民国刻的，“儀”字还缺着末笔〔２６〕。我想，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异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换朝代，倒还在其次。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这才可以心心相印。现在以明遗老之仇的满清的遗老自居，却又引明遗老为同调，只着重在“遗老”两个字，而毫不问遗于何族，遗在何时，这真可以说是“为遗老而遗老”，和现在文坛上的“为艺术而艺术”，成为一副绝好的对子了。

　　倘以为这是因为“食古不化”的缘故，那可也并不然。中国的士大夫，该化的时候，就未必决不化。就如上面说过的《蜀龟鉴》，原是一部笔法都仿《春秋》的书，但写到“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赞”道：“……明季之乱甚矣！风终幽，雅终《召癋》，〔２７〕托乱极思治之隐忧而无其实事，孰若臣祖亲见之，臣身亲被之乎？是编以元年正月终者，非徒谓体元表正〔２８〕，蔑以加兹；生逢盛世，荡荡难名，一以寄没世不忘之恩，一以见太平之业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没有这种笔法的。满洲的肃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张献忠〔２９〕，也感化了许多读书人，而且改变了“春秋笔法”〔３０〕了。

　　四

　　病中来看这些书，归根结蒂，也还是令人气闷。但又开始知道了有些聪明的士大夫，依然会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例如《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书了，然而序文后面却刻着一位乐斋先生的批语道：“古穆有魏晋间人笔意。”

　　这真是天大的本领！那死似的镇静，又将我的气闷打破了。

　　我放下书，合了眼睛，躺着想想学这本领的方法，以为这和“君子远庖厨也”的法子是大两样的，因为这时是君子自己也亲到了庖厨里。瞑想的结果，拟定了两手太极拳。一，是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二，是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第一种的名称不大好听，第二种却也是却病延年的要诀，连古之儒者也并不讳言的。这都是大道。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

　　有些事情，换一句话说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恶俗人的“道破”。其实，“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牛排是决不会“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３１〕了。彼此说谎也决不是伤雅的事情，东坡先生在黄州，有客来，就要客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姑妄言之！”〔３２〕至今还算是一件韵事。

　　撒一点小谎，可以解无聊，也可以消闷气；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永乐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颇以为不大好的。尤其是对于他的惨杀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杀的还有铁铉〔３３〕，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说，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３４〕这真是“曲终奏雅”〔３５〕，令人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她虽然做过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诗的才女，她父亲又是大忠臣，为夫的士人，当然也不算辱没。但是，必须“浮光掠影”到这里为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乐的上谕〔３６〕，有些是凶残猥亵，将张献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咱老子和你联了宗罢。尚飨！”的名文〔３７〕，和他的比起来，真是高华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杂志，那就会觉得永乐皇帝决不像一位爱才怜弱的明君。况且那时的教坊是怎样的处所？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静候嫖客的，据永乐定法，还要她们“转营”，这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在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所以，现在成了问题的“守节”，在那时，其实是只准“良民”专利的特典。在这样的治下，这样的地狱里，做一首诗就能超生的么？

　　我这回从杭世骏的《订讹类编》〔３８〕（续补卷上）里，这才确切的知道了这佳话的欺骗。他说：“……考铁长女诗，乃吴人范昌期《题老妓卷》作也。诗云：‘教坊落籍洗铅华，一片春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空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云鬟半馨临青镜，雨泪频弹湿绛纱。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为赋琵琶。’昌期，字鸣凤；诗见张士瀹《国朝文纂》。同时杜琼用嘉亦有次韵诗，题曰《无题》，则其非铁氏作明矣。次女诗所谓‘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其论尤为不伦。宗正睦木挈论革除事，谓建文流落西南诸诗，皆好事伪作，则铁女之诗可知。……”

　　《国朝文纂》〔３９〕我没有见过，铁氏次女的诗，杭世骏也并未寻出根底，但我以为他的话是可信的，——虽然他败坏了口口相传的韵事。况且一则他也是一个认真的考证学者，二则我觉得凡是得到大杀风景的结果的考证，往往比表面说得好听，玩得有趣的东西近真。

　　首先将范昌期的诗嫁给铁氏长女，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谁呢？我也不知道。但“浮光掠影”的一看，倒也罢了，一经杭世骏道破，再去看时，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确是咏老妓之作，那第一句就不像现任官妓的口吻。不过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关于铁氏二女的撒谎，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杀掠，满清焚屠之际，也还会有人单单捧出什么烈女绝命，难妇题壁的诗词来，这个艳传，那个步韵，比对于华屋丘墟，生民涂炭之惨的大事情还起劲。到底是刻了一本集，连自己们都附进去，而韵事也就完结了。

　　我在写着这些的时候，病是要算已经好了的了，用不着写遗书。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但是要认真，用点工夫，标点不要错。

　　十二月十一日。

　　〔１〕本篇第一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其他三节都被国民党检查官删去，参看本书《附记》。

　　〔２〕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即原来的《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共精装九大册；上海书报合作社出版的《二十六史》（上述的《二十五史》加上《清史稿》），共精装二十大册。又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四部备要》（经、史、子、集四部古籍三三六种）原订二千五百册，也有精装本，合订一百册。

　　〔３〕《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共三卷。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名流的言谈、风貌、轶事等。

　　〔４〕阮嗣宗（２１０—２６３）名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魏诗人，曾为从事中郎。《晋书•阮籍传》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三国志•魏书•阮籍传》注引《魏氏春秋》：“（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世说新语•任诞》也有类此记载。

　　〔５〕陶渊明（约３７２—４２７）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晋书•陶潜传》载：“陶潜……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按《宋书•隐逸传》及《南史•隐逸传》，“一顷五十亩”均作“二顷五十亩”。下文提到的“采菊东篱下”“饥来驱我去”等诗句，分别见于陶潜的《饮酒》、《乞食》两诗。

　　〔６〕“站在云端里呐喊”这原是林语堂说的话，他在《人间世》半月刊第十三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怎样洗炼白话入文》一文中说：“今日既无人能用一二十字说明大众语是何物，又无人能写一二百字模范大众语，给我们见识见识，只管在云端呐喊，宜乎其为大众之谜也”。

　　〔７〕王夷甫（２５６—３１１）名衍，晋代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晋书•王戎传》：“衍疾郭（按即王衍妻郭氏）之贪鄙，故口未尝言钱。郭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又说：“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识者鄙之。……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及越薨，众共推为元帅。……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与之相见……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墙填杀之。”

　　〔８〕“杭育杭育派”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３３〕。

　　〔９〕“敦伦”　意即性交。清代袁枚在《答杨笠湖书》中说：“李刚主自负不欺之学，日记云：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至今传为笑谈。”按李光e（１６５９—１７３３）字刚主，清代经学家。

　　〔１０〕“登徒子”宋玉曾作有《登徒子好色赋》，后来就称好色的人为登徒子。按宋玉文中所说的登徒子，是楚国的一个大夫，姓登徒。

　　〔１１〕“隅跃清池”《世说新语•排调》载：“郝隆为桓公（按即桓温）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隅跃清池。’桓问：‘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

　　〔１２〕《蜀碧》清代彭遵泗著，共四卷。内容是记述张献忠在四川时的事迹，书前有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作的自序，说明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闻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

　　〔１３〕蜀宾许钦文的笔名。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鲁迅日记》：“晚钦文来，并赠《蜀碧》一部二本。”

　　〔１４〕《蜀龟鉴》清代刘景伯著，共八卷。内容杂录明季遗闻，与《蜀碧》大致相似。

　　〔１５〕张献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三年（１６３０）起义，转战陕西、河南等地。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出川途中，在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

　　〔１６〕孙可望（？—１６６０）陕西米脂人，张献忠的养子及部将。张败死后，他率部从四川转往贵州、云南。永历五年（１６５１）他向南明永历帝求封为秦王，后遣兵送永历帝到贵州安隆所（改名为安龙府），自己则驻在贵阳，定朝仪，设官制；最后投降清朝。

　　〔１７〕屈大均（１６３０—１６９６）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明末文学家，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一度削发为僧。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广东新语》等。《安龙逸史》，清朝禁毁书籍之一，作者署名沧洲渔隐（据《禁书总目》，又一本署名溪上樵隐），被列入“军机处奉准全毁书”中。一九一六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安龙逸史》，分上下二卷，题屈大均撰；但内容与《残明纪事》（不署作者，也是军机处奉准全毁书之一）相同，字句小异。

　　〔１８〕景清真宁（今甘肃正宁）人，建文帝（朱允吧）时官御史大夫。据《明史•景清传》载，成祖（朱棣）登位，他佯为归顺，后以谋刺成祖，磔死。他被剥皮事，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八月望日早朝，清绯衣入。……朝毕，出御门，清奋跃而前，将犯驾。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剑。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骂。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直*e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

　　〔１９〕“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语见《孟子•梁惠王》。

　　〔２０〕看书的好姿势《论语》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载有黄嘉音作的一组画，题为《介绍几个读论语的好姿势》，共六图，其中之一为“游蛟伏地式”，画的是一人伏在地上看书。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以讽刺。

　　〔２１〕袁中郎（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名宏道，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与兄宗道，弟中道，反对文学上的拟古主义，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世称“公安派”。当时林语堂、周作人等提倡“公安派”文章，借明人小品以宣扬所谓“闲适”、“性灵”。《广庄》是袁中郎仿《庄子》文体谈道家思想的作品，并七篇，后收入《袁中郎全集》。

　　〔２２〕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戊戌政变中牺牲的“六君子”之一。“闭门投辖思张俭”，原作“望门投止思张俭”，是他被害前所作七绝《狱中题壁》的第一句。张俭，后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灵帝时官东部督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他的仇家“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闭门投辖”是汉代陈遵好客的故事，见《汉书•游侠列传》。）

　　〔２３〕秋瑾（１８７９？—１９０７）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主要人物之一。一九○七年七月，她因筹划起义事泄，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夏历六月初六）被害于绍兴城内轩亭口。陈去病在《鉴湖女侠秋瑾传》中叙述秋瑾受审时的情形说：“有见之者，谓初终无所供，惟于刑庭书‘秋雨秋风愁杀人’句而已。”

　　〔２４〕吴兴刘氏嘉业堂我国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在浙江吴兴南浔镇，藏书达六十万卷，并自行雕版印书，刻有《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等。创办人刘承干（１８８２—１９６３），字贞一，号翰怡，浙江吴兴人。

　　〔２５〕蔡显（约１６９７—１７６７）字笠夫，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收有“蔡显《闲渔闲闲录》案”，此案发生于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据当时的奏折称：蔡显系雍正时举人，年七十一岁，自号闲渔；所著《闲闲录》一书，语含诽谤，意多悖逆。后来的结果是蔡显被“斩决”，他的儿子“斩监候秋后处决”，门人等分别“杖流”及“发伊犁等处充当苦差”。《闲渔闲闲录》，九卷，是一部杂录朝典、时事、诗句的杂记，刘氏嘉业堂刻本于一九一五年印行。

　　〔２６〕缺着末笔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法，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刘承干对“儀”字缺末笔，是避清废帝溥仪的讳。

　　〔２７〕风终幽，雅终《召癋》《诗经》计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类。《豳》列于“国风”的最后，共七篇。据《诗序》称：这些都是关于周公“遭变故”、“救乱”、“东征”的诗。《召癋》是“大雅”的最后一篇，据《诗序》称：“《召癋》，凡伯（周大夫）刺幽王大坏也。”

　　〔２８〕体元表正“体元”，见《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晋代杜预注：“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据唐代孔颖达疏：“元正实是始长之义，但因名以广之。元者：气之本也，善之长也；人君执大本，长庶物，欲其与元同体，故年称元年。”“表正”，见《书经•仲虺之诰》：“表正万邦。”汉代孔安国注：“仪表天下，法正万国。”

　　〔２９〕关于张献忠之死，史书上的说法不一。据《明史•张献忠传》载：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清肃亲王豪格进兵四川，“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但《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说他是“以病死于蜀中”。

　　〔３０〕“春秋笔法”《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隐含“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为“春秋笔法”。

　　〔３１〕“万物皆备于我矣”孟轲的话。语见《孟子•尽心》。

　　〔３２〕东坡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代文学家。神宗初年曾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黄州。他要客谈鬼的事，见宋代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一：“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

　　〔３３〕铁铉（１３６６—１４０２）字鼎石，河南邓州（今邓县）人。明建文帝时任山东参政，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永乐帝）起兵夺位，他在济南屡破燕王兵，升兵部尚书。燕王登位后被处死。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载：“铁铉被执至京陛见，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顾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顾……遂寸磔之，至死，犹喃喃骂不绝。文皇（永乐）乃令舁大镬至，纳油数斛，熬之，投铉尸，顷刻成煤炭。”

　　〔３４〕关于铁铉两个女儿入教坊的事，据明代王鏊的《震泽纪闻》载：“铉有二女，入教坊数月，终不受辱。有铉同官至，二女为诗以献。文皇曰：‘彼终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适士人。”教坊，唐代开始设立的掌管教练女乐的机构。后来封建统治者常把罪犯的妻女罚入教坊，实际上是一种官妓。

　　〔３５〕“曲终奏雅”语见《汉书•司马相如传》：“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３６〕永乐的上谕参看本书《病后杂谈之余》第一节。

　　〔３７〕张献忠祭梓潼神文见于《蜀碧》卷三和《蜀龟鉴》卷三，原文如下：“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你联了宗罢。尚享。”（两书中个别字稍有不同）梓潼神，据《明史•礼志四》，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晋时人。

　　〔３８〕杭世骏（１６９６—１７７３）字大宗，浙江仁和（今余杭）人，清代考据家。乾隆时官御史。著有《订讹类编》、《道古堂诗文集》等。《订讹类编》，六卷，又《续补》二卷，是一部考订古籍真伪异同的书。下面的引文是杭世骏照录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四中的话。据《列朝诗集》：“其论”作“其语”，“好事”作“好事者”。

　　〔３９〕《国朝文纂》明代诗文的汇编。据《明史•艺文志》“集类”三“总集类”载：“王栋《国朝文纂》四十卷”，又“张士瀹《明文纂》五十卷”。

拿破仑与隋那

　　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２〕和隋那（ＥｄｗａｒｄＪｅｎｎｅｒ，１７４９—１８２３）〔３〕去比比看……我想，这是真的。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从现在的`〔４〕字眼睛看来，黄人已经是劣种了，我们却还夸耀希特拉。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

　　但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虽然有些人大起来也还是去给英雄们做炮灰，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十一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印入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出版的一九三五年《文艺日记》。

　　〔２〕拿破仑（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一七九九年担任共和国执政。一八○四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

　　〔３〕隋那通译琴纳，英国医学家，牛痘接种的创始者。

　　〔４〕卍 德国纳粹党的党徽

病后杂谈之余

　　——关于“舒愤懑”

　　一

　　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２〕的影响的。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

　　那时我毫无什么历史知识，这憎恨转移的原因是极简单的，只以为流贼尚可，皇帝却不该，还是“礼不下庶人”〔３〕的传统思想。至于《立斋闲录》，好像是一部少见的书，作者是明人，而明朝已有抄本，那刻本之少就可想。记得《汇刻书目》〔４〕说是在明代的一部什么丛书中，但这丛书我至今没有见；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放在“存目”里，那么，《四库全书》里也是没有的，我家并不是藏书家，我真不解怎么会有这明抄本。这书我一直保存着，直到十多年前，因为肚子饿得慌了，才和别的两本明抄和一部明刻的《宫闺秘典》〔５〕去卖给以藏书家和学者出名的傅某〔６〕，他使我跑了三四趟之后，才说一总给我八块钱，我赌气不卖，抱回来了，又藏在北平的寓里；但久已没有人照管，不知道现在究竟怎样了。

　　那一本书，还是四十年前看的，对于永乐的憎恨虽然还在，书的内容却早已模模胡胡，所以在前几天写《病后杂谈》时，举不出一句永乐上谕的实例。我也很想看一看《永乐实录》〔７〕，但在上海又如何能够；来青阁有残本在寄售，十本，实价却是一百六十元，也决不是我辈书架上的书。又是一个偶然：昨天在《安徽丛书》〔８〕第三集中看见了清俞正燮（１７７５—１８４０）《癸巳类稿》〔９〕的改定本，那《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里，却引有永乐皇帝的上谕，是根据王世贞《合艹州史料》〔１０〕中的《南京法司所记》的，虽然不多，又未必是精粹，但也足够“略见一斑”，和献忠流贼的作品相比较了。摘录于下——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１１〕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君臣之间的问答，竟是这等口吻，不见旧记，恐怕是万想不到的罢。但其实，这也仅仅是一时的一例。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觉得义愤填膺的人，所以他在记载清朝的解放惰民丐户，罢教坊，停女乐〔１２〕的故事之后，作一结语道——“自三代至明，惟宇文周武帝，唐高祖，后晋高祖，金，元，及明景帝，于法宽假之，而尚存其旧。余皆视为固然。本朝尽去其籍，而天地为之廓清矣。汉儒歌颂朝廷功德，自云‘舒愤懑’〔１３〕，除乐户之事，诚可云舒愤懑者：故列古语琐事之实，有关因革者如此。”

　　这一段结语，有两事使我吃惊。第一事，是宽假奴隶的皇帝中，汉人居很少数。但我疑心俞正燮还是考之未详，例如金元，是并非厚待奴隶的，只因那时连中国的蓄奴的主人也成了奴隶，从征服者看来，并无高下，即所谓“一视同仁”，于是就好像对于先前的奴隶加以宽假了。第二事，就是这自有历史以来的虐政，竟必待满洲的清才来廓清，使考史的儒生，为之拍案称快，自比于汉儒的“舒愤懑”——就是明末清初的才子们之所谓“不亦快哉！”〔１４〕然而解放乐户却是真的，但又并未“廓清”，例如绍兴的惰民，直到民国革命之初，他们还是不与良民通婚，去给大户服役，不过已有报酬，这一点，恐怕是和解放之前大不相同的了。革命之后，我久不回到绍兴去了，不知道他们怎样，推想起来，大约和三十年前是不会有什么两样的。

　　二

　　但俞正燮的歌颂清朝功德，却不能不说是当然的事。他生于乾隆四十年，到他壮年以至晚年的时候，•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来。”）

　　嘉庆道光以来，珍重宋元版本的风气逐渐旺盛，也没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虑”，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书籍很有些出版了，这就使那时的阴谋露了马脚。最初启示了我的是《琳琅秘室丛书》里的两部《茅亭客话》〔１５〕，一是校宋本，一是四库本，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琳琅秘室丛书》我是在图书馆里看的，自己没有，现在去买起来又嫌太贵，因此也举不出实例来。但还有比较容易的法子在。

　　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１６〕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例如宋洪迈的《容斋随笔》至《五笔》〔１７〕是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据张元济〔１８〕跋，其中有三条就为清代刻本中所没有。所删的是怎样内容的文章呢？为惜纸墨计，现在只摘录一条《容斋三笔》卷三里的《北狄俘虏之苦》在这里——“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分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餱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喜有手艺，如医人绣工之类，寻常只团坐地上，以败席或芦藉衬之，遇客至开筵，引能乐者使奏技，酒阑客散，各复其初，依旧环坐刺绣：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清朝不惟自掩其凶残，还要替金人来掩饰他们的凶残。据此一条，可见俞正燮入金朝于仁君之列，是不确的了，他们不过是一扫宋朝的主奴之分，一律都作为奴隶，而自己则是主子。但是，这校勘，是用清朝的书坊刻本的，不知道四库本是否也如此。要更确凿，还有一部也是《四部丛刊续编》里的影旧抄本宋晁说之《嵩山文集》〔１９〕在这里，卷末就有单将《负薪对》一篇和四库本相对比，以见一斑的实证，现在摘录几条在下面，大抵非删则改，语意全非，仿佛宋臣晁说之，已在对金人战栗，嗫嚅不吐，深怕得罪似的了——旧抄本

　　金贼以我疆埸之臣无状，斥堠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结河东。

　　犯孔子春秋之大禁，以百骑却虏枭将，

　　彼金贼虽非人类，而犬豕亦有掉瓦怖恐之号，顾弗之惧哉！

　　我取而歼焉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卑恭甚矣。不谓敢眦睨中国之地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胡虏乎？

　　何则：夷狄喜相吞并斗争，是其犬羊狺吠咋啮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

　　古今夷狄族帐，大小见于史册者百十，今其存者一二，皆以其财富而自底灭亡者也。今此小丑不指日而灭亡，是无天道也。

　　褫中国之衣冠，复夷狄之四库本金人扰我疆埸之地，边城斥堠不明，遂长驱河北，盘结河东。

　　为上下臣民之大耻，

　　以百骑却辽枭将，

　　彼金人虽甚强盛，而赫然示之以威令之森严，顾弗之惧哉！

　　我因而取之可也。

　　太宗时，女真困于契丹之三栅，控告乞援，亦和好甚矣。不谓竟酿患滋祸一至于今日也。

　　忍弃上皇之子于异地乎？

　　（无）

　　遂其报复之心，肆其凌侮态度。

　　取故相家孙女姊妹，缚马上而去，执侍帐中，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故相家皆携老襁幼，弃其籍而去，焚掠之余，远近胆落，不暇寒心。

　　即此数条，已可见“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但是，这《嵩山文集》的抄者不自改，读者不自改，尚存旧文，使我们至今能够看见晁氏的真面目，在现在说起来，也可以算是令人大“舒愤懑”的了。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２０〕，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三

　　对于清朝的愤懑的从新发作，大约始于光绪中，但在文学界上，我没有查过以谁为“祸首”。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满的骁将著名的，然而在他那《訄书》〔２１〕的未改订本中，还承认满人可以主中国，称为“客帝”，比于嬴秦的“客卿”〔２２〕。但是，总之，到光绪末年，翻印的不利于清朝的古书，可是陆续出现了；太炎先生也自己改正了“客帝”说，在再版的《訄书》里，“删而存此篇”；后来这书又改名为《检论》，我却不知道是否还是这办法。留学日本的学生们中的有些人，也在图书馆里搜寻可以鼓吹革命的明末清初的文献。那时印成一大本的有《汉声》，是《湖北学生界》〔２３〕的增刊，面子上题着四句集《文选》句：“抒怀旧之积念，发思古之幽情”，第三句想不起来了，第四句是“振大汉之天声”。无古无今，这种文献，倒是总要在外国的图书馆里抄得的。

　　我生长在偏僻之区，毫不知道什么是满汉，只在饭店的招牌上看见过“满汉酒席”字样，也从不引起什么疑问来。听人讲“本朝”的故事是常有的，•文•字•狱•的•事•情•却•一•向•没•有•听•到•过，乾隆皇帝南巡〔２４〕的盛事也很少有人讲述了，最多的是“打长毛”。我家里有一个年老的女工，她说长毛时候，她已经十多岁，长毛故事要算她对我讲得最多，但她并无邪正之分，只说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种，一种自然是“长毛”，一种是“短毛”，还有一种是“花绿头”〔２５〕。到得后来，我才明白后两种其实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经验上，是和长毛并无区别的。给我指明长毛之可恶的倒是几位读书人；我家里有几部县志，偶然翻开来看，那时殉难的烈士烈女的名册就有一两卷，同族里的人也有几个被杀掉的，后来封了“世袭云骑尉”〔２６〕，我于是确切的认定了长毛之可恶。然而，真所谓“心事如波涛”〔２７〕罢，久而久之，由于自己的阅历，证以女工的讲述，我竟决不定那些烈士烈女的凶手，究竟是长毛呢，还是“短毛”和“花绿头”了。我真很羡慕“四十而不惑”〔２８〕的圣人的幸福。

　　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２９〕，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小丑挽一个结，插上一朵纸花打诨；开口跳〔３０〕将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慢慢的吸烟献本领；变把戏的不必动手，只消将头一摇，劈拍一声，辫子便自会跳起来盘在头顶上，他于是要起关王刀来了。而且还切于实用：打架的时候可以拔住，挣脱极难；捉人的时候可以拉着，省得绳索，要是被捉的人多呢，只要捏住辫梢头，一个人就可以牵一大串。吴友如画的《申江胜景图》〔３１〕里，有一幅会审公堂，就有一个巡捕拉着犯人的辫子的形象，但是，这是已经算作“胜景”了。

　　住在偏僻之区还好，一到上海，可就不免有时会听到一句洋话：Ｐｉｇ－ｔａｉｌ——猪尾巴。这一句话，现在是早不听见了，那意思，似乎也不过说人头上生着猪尾巴，和今日之上海，中国人自己一斗嘴，便彼此互骂为“猪猡”的，还要客气得远。不过那时的青年，好像涵养工夫没有现在的深，也还未懂得“幽默”，所以听起来实在觉得刺耳。而且对于拥有二百余年历史的辫子的模样，也渐渐的觉得并不雅观，既不全留，又不全剃，剃去一圈，留下一撮，又打起来拖在背后，真好像做着好给别人来拔着牵着的柄子。对于它终于怀了恶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为•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的〔３２〕。（这两句，奉官谕改为“不足怪的”。）

　　我的辫子留在日本，一半送给客店里的一位使女做了假发，一半给了理发匠，人是在宣统初年回到故乡来了。一到上海，首先得装假辫子。这时上海有一个专装假辫子的专家，定价每条大洋四元，不折不扣，他的大名，大约那时的留学生都知道。做也真做得巧妙，只要别人不留心，是很可以不出岔子的，但如果人知道你原是留学生，留心研究起来，那就漏洞百出。夏天不能戴帽，也不大行；人堆里要防挤掉或挤歪，也不行。装了一个多月，我想，如果在路上掉了下来或者被人拉下来，不是比原没有辫子更不好看么？索性不装了，贤人说过的：一个人做人要真实。

　　但这真实的代价真也不便宜，走出去时，在路上所受的待遇完全和先前两样了。我从前是只以为访友作客，才有待遇的，这时才明白路上也一样的一路有待遇。最好的是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掉。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３３〕

　　•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

　　•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

　　四

　　然而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３４〕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幸而不几天就失败了，使我们至今还可以剪短，分开，披落，烫卷……张勋的姓名已经暗淡，“复辟”的事件也逐渐遗忘，我曾在《风波》里提到它，别的作品上却似乎没有见，可见早就不受人注意。现在是，连辫子也日见稀少，将与周鼎商彝同列，渐有卖给外国人的资格了。

　　我也爱看绘画，尤其是人物。国画呢，方巾长袍，或短褐椎结，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洋画呢，歪脸汉子，肥腿女人，也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这回见了几幅钢笔画和木刻的阿Ｑ像，这才算遇到了在艺术上的辫子，然而是没有一条生得合式的。想起来也难怪，现在的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他生下来已是民国，就是三十岁的，在辫子时代也不过四五岁，当然不会深知道辫子的底细的了。•那•么，•我•的“•舒•愤•懑”，•恐•怕•也•很•难•传•给•别•人，•令•人•一•样•的•愤•激，•感•慨，•欢•喜，•忧•愁•的•罢。十二月十七日。

　　一星期前，我在《病后杂谈》里说到铁氏二女的诗。据杭世骏说，钱谦益编的《列朝诗集》〔３５〕里是有的，但我没有这书，所以只引了《订讹类编》完事。今天《四部丛刊续编》的明遗民彭孙贻《茗斋集》〔３６〕出版了，后附《明诗钞》，却有铁氏长女诗在里面。现在就照抄在这里，并将范昌期原作，与所谓铁女诗不同之处，用括弧附注在下面，以便比较。照此看来，作伪者实不过改了一句，并每句各改易一二字而已——教坊献诗

　　教坊脂粉（落籍）洗铅华，一片闲（春）心对落花。

　　旧曲听来犹（空）有恨，故园归去已（却）无家。云鬟半挽（馨）临妆（青）镜，雨泪空流（频弹）湿绛纱。今日相逢白司马（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与诉（为赋）琵琶。

　　但俞正燮《癸巳类稿》又据茅大芳希董集》，言“铁公妻女以死殉”〔３７〕；并记或一说云，“铁二子，无女。”那么，连铁铉有无女儿，也都成为疑案了。两个近视眼论扁额上字，辩论一通，其实连扁额也没有挂，原也是能有的事实。不过铁妻死殉之说，我以为是粉饰的。《合艹州史料》所记，奏文与上谕具存，王世贞明人，决不敢捏造。

　　倘使铁铉真的并无女儿，或有而实已自杀，则由这虚构的故事，也可以窥见社会心理之一斑。就是：在受难者家族中，无女不如其有之有趣，自杀又不如其落教坊之有趣；但铁铉究竟是忠臣，使其女永沦教坊，终觉于心不安，所以还是和寻常女子不同，因献诗而配了士子。这和小生落难，下狱挨打，到底中了状元的公式，完全是一致的。

　　二十三日之夜，附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三号，发表时题目被改为《病后余谈》，副题亦被删去。参看本书《附记》。

　　〔２〕宋端仪字孔时，福建莆田人，明成化时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佥事。著有《考亭渊源录》、《立斋闲录》等。《立斋闲录》，四卷，是依据明人的碑志和说部杂录的笔记，自太祖吴元年至英宗天顺（１３６７—１４６４）止。鲁迅家藏的是明抄《国朝典故》本，残存上二卷。

　　〔３〕“礼不下庶人”语见《礼记•曲礼》。

　　〔４〕《汇刻书目》清代王懿荣编，共二十卷，系将顾修原编本及朱隘增订本重编而成，是各种丛书的详细书目，共收丛书五百六十余种。后来又有《续汇刻书目》、《续补汇刻书目》、《再续补汇刻书目》等。

　　〔５〕《宫闺秘典》即《皇明宫闺秘典》，又名《酌中志》，明代刘若愚著，共二十四卷，写明末太监魏忠贤专权时的宫廷内幕情况。

　　〔６〕傅某指傅增湘（１８７２—１９４９），字沅叔，四川江安人，藏书家。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

　　〔７〕《永乐实录》明代杨士奇等编纂，共一三○卷；《明史•艺文志》作《成祖实录》。

　　〔８〕《安徽丛书》安徽丛书编审会编辑，共四集，内容为汇集安徽人的著作，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间陆续出版。

　　〔９〕俞正燮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代学者。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四养斋诗稿》等。《癸巳类稿》，共十五卷，刻于道光癸巳（１８３３），内容是考订经、史以至小说、医学的杂记，《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一文载《癸巳类稿》卷十二中。收入《安徽丛书》的这一部书是作者晚年的增订本。

　　〔１０〕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字元美，号凤洲，别号合艹州山人，太仓（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著有《合艹州山人四部稿》、《合艹山堂别集》等。《合艹州史料》，明代董复表编，系采录王世贞著作中有关朝野的记载编纂而成，计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

　　〔１１〕齐泰江苏溧水人，官兵部尚书；下文的黄子澄，江西分宜人，官太常卿；茅大芳，江苏泰兴人，官副都御史。他们都是忠于建文帝的大臣，永乐登位时被杀。

　　〔１２〕惰民又作堕民，明代称作丐户，清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始废除惰民的“丐籍”。教坊废于清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女乐废于清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

　　〔１３〕“舒愤懑”汉代班固作有《典引》一文，歌颂朝廷功德，文前小引中说：“窃作《典引》一篇，虽不足雍容明盛万分之一，犹启发愤满，觉悟童蒙，光扬大汉，轶声前代；然后退入沟壑，死而不朽。”“舒愤懑”，即班固所说的“启发愤满”。

　　〔１４〕“不亦快哉！”金圣叹在他批评的《西厢记》的《圣叹外书》卷七《拷艳》章篇首中说：“昔与亚斤山同客共住，霖雨十日，对床无聊，因约赌说快事，以破积闷。”下面就记录了“快事”三十三则，每则都用“不亦快哉”一语结束。

　　〔１５〕《琳琅秘室丛书》清代胡珽校刊。共五集，计三十六种，所收主要是掌故、说部、释道方面的书。《茅亭客话》，宋代黄休复著，共十卷，内容系记录从五代到宋真宗时（约当公元十世纪）的蜀中杂事。

　　〔１６〕《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编选影印的丛书《四部丛刊》的续编，共八十一种，五百册。

　　〔１７〕洪迈（１１２３—１２０２）字景庐，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代文学家。《容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又《五笔》十卷，是一部有关经史、文艺、掌故等的笔记。

　　〔１８〕张元济（１８６７—１９５９）字菊生，浙江海盐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著有《校史随笔》、《涉园序跋集录》等。《容斋随笔五集》有张元济写于一九三四年的跋，其中说：“清代坊刻，《随笔》卷九阙《五胡乱华》一则，《三笔》卷三阙《北狄俘虏之苦》一则，卷五阙《北虏诛宗王》一则。盖当时深讳胡、虏等字，刊者惧罹禁网，故概从删削。”

　　〔１９〕晁说之（１０５９—１１２９）字以道，号景迂，清丰（今属河北）人，宋代文学家。著有《嵩山文集》、《晁氏客语》等。《嵩山文集》，二十卷，是他的诗文集，《负薪对》载于卷三中。

　　〔２０〕“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清代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一《六经雅言图辨跋》中，对明人妄改乱刻古书，说过这样的话：“明人书帕本，大抵如是，所谓刻书而书亡者也。

　　〔２１〕《訄书》章太炎早期的一部学术论著，木刻本印行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二年改订出版时，作者删去了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客帝》等篇，增加了宣传反清革命的论文，共收《原学》、《原人》、《序种姓》、《原教》、《哀清史》、《解辫发》等文共六十三篇，卷首有“前录”二篇：《客帝匡谬》和《分镇匡谬》。并在《客帝匡谬》文末说：“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著之以自劾，录而删是篇。”一九一四年作者重行增删时，删去“前录”二篇及《解辫发》等文，并将书名改为《检论》。

　　〔２２〕“客卿”战国时代，某一诸侯国任用他国人担任官职，称之为客卿。如秦始皇的丞相李斯是楚国人。

　　〔２３〕《湖北学生界》清末留学日本的湖北学生主办的一种月刊，一九○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一月创刊于东京，第四期起改名为《汉声》。同年闰五月另编“闰月增刊”一册，题名为《旧学》，扉页背面印有集南朝梁萧统《文选》句：“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四句，前二句见《文选》卷一东汉班固《西都赋》，后二句见同书卷五十六班固《封燕然山铭》。

　　〔２４〕乾隆皇帝南巡清代乾隆帝在位六十年（１７３６—１７９５），曾先后巡游江南六次，沿途供应频繁，销耗民财民力甚巨；在他第二次巡游后，视学江苏回来的大臣尹会一就已奏称：“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

　　〔２５〕“长毛”指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队。为了对抗清政府剃发留辫的法令，他们都留发而不结辫，因此被称为“长毛”。“短毛”，指剃发的清朝官兵。“花绿头”，指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法、英帝国主义军队。清代许瑶光《谈浙》卷四“谈洋兵”条：“法国兵用花布缠头，英国兵则用绿布，故人称绿头、花头云。”

　　〔２６〕“世袭云骑尉”云骑尉是官名。唐、宋、元、明各朝都有这名称；清朝则以为世袭的职位，为世职的末级。凡阵亡者授爵，自云骑尉至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不等。

　　〔２７〕“心事如波涛”唐代诗人李贺《申胡子觱篥歌》中的句子。

　　〔２８〕“四十而不惑”孔丘的话，语见《论语•为政》，据朱熹《集注》，“不惑”是“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的意思。

　　〔２９〕满族旧俗，男子剃发垂辫（剃去头顶前部头发，后部结辫垂于脑后）。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薙（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此事曾引起各地人民的广泛反抗，有许多人被杀。

　　〔３０〕开口跳传统戏曲中武丑的俗称。

　　〔３１〕吴友如（？—约１８９３）名猷，又作嘉猷，字友如，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末画家。《申江胜景图》分上下二卷，出版于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会审公堂，即会审公廨，清末民初上海租界内的审判机关，由中外会审官会同审理租界内华人和外侨的互控案件。

　　〔３２〕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指国民党反动派诬蔑进步人士拿卢布，信俄国人的学说。“斯基”是俄国常见姓氏的词尾。

　　〔３３〕指施蛰存。他在《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曾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

　　〔３４〕张勋（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军阀。原为清朝提督，民国成立后，他和所部官兵仍留着辫子，表示忠于清王朝。一九一七年十月一日他在北京扶持清废帝溥仪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败。

　　〔３５〕钱谦益（１５８２—１６６４）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任礼部侍郎。清军占领南京时，他首先迎降，因此为人所鄙视。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列朝诗集》是他选辑的明诗的总集，共六集，计八十一卷；铁氏二女诗载闰集卷四中。

　　〔３６〕彭孙贻（１６１５—１６７３）字仲谋，号茗斋，浙江海盐人。明代选贡生，明亡后闭门不出。著有《茗斋集》、《茗香堂史论》等。《茗斋集》是他的诗词集，共二十三卷；所附《明诗钞》共九卷，铁氏长女诗载卷五中。

　　〔３７〕俞正燮在《除乐户丐户籍及女乐考附古事》一文中引永乐上谕后的小注说：“大芳有《希董集》，言妻张氏及女媳皆死于井，未就逮；书藏其家。又铁公妻女亦以死殉，与此不同。”

难行和不信

　　中国的“愚民”——没有学问的下等人，向来就怕人注意他。如果你无端的问他多少年纪，什么意见，兄弟几个，家景如何，他总是支吾一通之后，躲了开去。有学识的大人物，很不高兴他们这样的脾气。然而这脾气总不容易改，因为他们也实在从经验而来的。

　　假如你被谁注意了，一不小心，至少就不免上一点小当，譬如罢，中国是改革过的了，孩子们当然早已从“孟宗哭竹”“王祥卧冰”〔２〕的教训里蜕出，然而不料又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年”〔３〕，爱国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笔，或者用舌，不怕劳苦的来给他们教训。一个说要用功，古时候曾有“囊萤照读”“凿壁偷光”〔４〕的志士；一个说要爱国，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这些故事，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谁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吉诃德〔５〕。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那里，至少是挨一顿骂之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

　　请援，杀敌，更加是大事情，在外国，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们所做的。他们那里的儿童，着重的是吃，玩，认字，听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中国的儿童给大家特别看得起，那当然也很好，然而出来的题目就因此常常是难题，仍如飞剑一样，非上武当山〔６〕寻师学道之后，决计没法办。到了二十世纪，古人空想中的潜水艇，飞行机，是实地上成功了，但《龙文鞭影》或《幼学琼林》〔７〕里的模范故事，却还有些难学。

　　我想，便是说教的人，恐怕自己也未必相信罢。

　　所以听的人也不相信。我们听了千多年的剑仙侠客，去年到武当山去的只有三个人，只占全人口的五百兆分之一，就可见。古时候也许还要多，现在是有了经验，不大相信了，于是照办的人也少了。——但这是我个人的推测。

　　不负责任的，不能照办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少；利己损人的教训多，则相信的人更其少。“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这脾气的也不但是“愚民”，虽是说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别人的，现在也未必有多少。例如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８〕，也就是恰如将他的钱试买各种股票，分存许多银行一样，其实是那一面都不相信的。

　　七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二期，署名公汗。

　　〔２〕“孟宗哭竹”据唐代白居易所编《白氏六帖》：三国时吴人“孟宗后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恸哭，笋为之出。”“王祥卧冰”，据《晋书•王祥传》：王祥后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这两个故事后来都收入《二十四孝》一书。

　　〔３〕“儿童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呈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一九三五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又根据中华慈幼协会的呈请，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开始的一年为全国儿童年。

　　〔４〕“囊萤照读”见《晋书•车胤传》：“车胤……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凿壁偷光”，见《西京杂记》卷二：“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５〕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于一六○五年和一六一五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角。

　　〔６〕武当山在湖北均县北，山上有紫霄宫、玉虚宫等道教宫观。《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引南朝宋郭仲产《南雍州记》说：“武当山广三四百里，……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

　　〔７〕《龙文鞭影》明代萧良友编著，内容是从古书中摘取一些历史典故编成四言韵语。《幼学琼林》，清代程允升编著，内容系杂集关于天文、人伦、器用、技艺等成语典故，用骈文写成。两书都是旧时学塾的初级读物。

　　〔８〕既尊孔子又拜活佛者指国民党政客戴季陶之流。戴季陶在一九三四年曾捐款修建吴兴孔庙。同年他又和当时已下野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宣扬“佛法”。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今年的尊孔，是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２〕，凡是可以施展出来的，几乎全都施展出来了。上海的华界虽然接近夷（亦作彝）场〔３〕，也听到了当年孔子听得“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４〕。八月三十日的《申报》〔５〕报告我们说——“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有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所用乐器因欲扩大音量起见，不分古今，凡属国乐器，一律配入，共四十种。其谱一仍旧贯，并未变动。

　　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

　　乐器不分古今，一律配入，盖和周朝的韶乐，该已很有不同。但为“扩大音量起见”，也只能这么办，而且和现在的尊孔的精神，也似乎十分合拍的。“孔子，圣之时者也”〔６〕，“亦即圣之摩登者也”，要三月不知鱼翅燕窝味，乐器大约决非“共四十种”不可；况且那时候，中国虽然已有外患，却还没有夷场。

　　不过因此也可见时势究竟有些不同了，纵使“扩大音量”，终于还扩不到乡间，同日的《中华日报》上，就记着一则颇伤“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的体面的新闻，最不凑巧的是事情也出在二十七——“（宁波通讯）余姚入夏以来，因天时亢旱，河水干涸，住民饮料，大半均在河畔开凿土井，借以汲取，故往往因争先后，而起冲突。廿七日上午，距姚城四十里之朗霞镇后方屋地方，居民杨厚坤与姚士莲，又因争井水，发生冲突，互相加殴。姚士莲以烟筒头猛击杨头部，杨当即昏倒在地。继姚又以木棍石块击杨中要害，竟遭殴毙。迨邻近闻声施救，杨早已气绝。而姚士莲见已闯祸，知必不能免，即乘机逃避……”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７〕，

　　•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听说在阿拉伯，有些地方，水已经是宝贝，为了喝水，要用血去换。“我国民族性”是“酷爱和平”的，想必不至于如此。•但•余•姚•的•实•例•却•未•免•有•点•怕•人，•所•以•我•们•除•食•肉•者•听•了•而•不•知•肉•味•的“•韶•乐”•之•外，•还•要•不•知•水•味•者•听•了•而•不•想•水•喝•的“•韶•乐”。八月二十九日。〔８〕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上海《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署名公汗。

　　〔２〕民国以来第二次的盛典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提议，明令公布以八月二十七日孔丘生日为“国定纪念日”。当时南京、上海等地曾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北洋政府时期，袁世凯曾于一九一四年二月颁布祀孔令，并于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主持盛大祭礼。

　　〔３〕夷场指上海的租界。我国古代泛称东方各民族为夷，明清时也用以称外国人。因清朝统治者忌讳“夷狄”字样，所以有时“夷场”也写作“彝场”。

　　〔４〕“韶乐”相传是虞舜时的乐曲。《论语•述而》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记载。

　　〔５〕《申报》我国历史最久的资产阶级报纸，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刊，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时停刊。

　　〔６〕“孔子，圣之时者也”语见《孟子•万章》，是孟轲称道孔丘的话。

　　〔７〕“非小人无以养君子”语出《孟子•滕文公》：“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８〕本文发表时原未署写作日期，此处所记有误：文中所引新闻二则均见八月三十日报；又据《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上午寄望道信并稿一篇”，“望道”即当时《太白》的编辑陈望道，所寄稿即本文。

儒术

　　元遗山〔２〕在金元之际，为文宗，为遗献，为愿修野史，保存旧章的有心人，明清以来，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就是为叛将崔立〔３〕颂德者，是否确实与他无涉，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

　　金天兴元年（一二三二），蒙古兵围洛阳；次年，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丞相，自立为郑王，降于元。惧或加以恶名，群小承旨，议立碑颂功德，于是在文臣间，遂发生了极大的惶恐，因为这与一生的名节相关，在个人是十分重要的。

　　当时的情状，《金史》《王若虚〔４〕传》这样说——“天兴元年，哀宗走归德。明年春，崔立变，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若虚为文。时奕辈恃势作威，人或少许，则谗"k立见屠灭。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曰，‘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虽然，我姑以理谕之。’……奕辈不能夺，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辈赴省，好问张信之喻以立碑事曰，‘众议属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后兵入城，不果立也。”

　　碑虽然“不果立”，但当时却已经发生了“名节”的问题，或谓元好问作，或谓刘祁〔５〕作，文证具在清凌廷堪〔６〕所辑的《元遗山先生年谱》中，兹不多录。经其推勘，已知前出的《王若虚传》文，上半据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归潜志》，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凌氏辩之云，“夫当时立碑撰文，不过畏崔立之祸，非必取文辞之工，有京叔属草，已足塞立之请，何取更为之耶？”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如王若虚，固为一生大玷，但不能更有所推诿，以致成为“塞责”之具，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

　　然而，元遗山生平还有一宗大事，见于《元史》《张德辉》〔７〕传——

　　“世祖在潜邸，……访中国人材。德辉举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余人。……壬子，德辉与元裕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因启：累朝有旨蠲儒户兵赋，乞令有司遵行。从之。”

　　以拓跋魏的后人与德辉，请蒙古小酋长为“汉儿”的“儒教大宗师”，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滑稽，但当时却似乎并无訾议。盖蠲除兵赋，“儒户”均沾利益，清议操之于士，利益既沾，虽已将“儒教”呈献，也不想再来开口了。

　　由此士大夫便渐渐的进身，然终因不切实用，又渐渐的见弃。但仕路日塞，而南北之士的相争却也日甚了。余阙〔８〕的《青阳先生文集》卷四《杨君显民诗集序》云——“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

　　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缊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

　　然在南方，士人其实亦并不冷落。同书《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云——

　　“宋高宗南迁，合淝遂为边地，守臣多以武臣为之。

　　……故民之豪杰者，皆去而为将校，累功多至节制。郡中衣冠之族，惟范氏，商氏，葛氏三家而已。……皇元受命，包裹兵革，……诸武臣之子弟，无所用其能，多伏匿而不出。春秋月朔，郡太守有事于学，衣深衣，戴乌角巾，执笾豆爵，唱赞道引者，皆三家之子孙也，故其材皆有所成就，至学校官，累累有焉。……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

　　这是“中国人才”们献教，卖经以来，“儒户”所食的佳果。虽不能为王者师，且次于吏者数等，而究亦胜于将门和平民者一等，“唱赞道引”，非“伏匿”者所敢望了。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讲给我们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这是从未前闻的书，但看见下署“颜子推”〔９〕，便可以悟出是颜之推《家训》中的《勉学篇》了。曰“抱经堂”者，当是因为曾被卢文鞍〔１０〕印入《抱经堂丛书》中的缘故。所讲有这样的一段——“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这说得很透彻：易习之伎，莫如读书，但知读《论语》《孝经》，则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这种教训，是从当时的事实推断出来的，但施之于金元而准，按之于明清之际而亦准。现在忽由播音，以“训”听众，莫非选讲者已大有感于方来，遂绸缪于未雨么？

　　“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

　　五月二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北平《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唐俟。

　　〔２〕元遗山（１１９０—１２５７）即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县）人，金代文学家。原是北魏拓跋氏的后裔，曾任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据《金史•元德明传》载：“兵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著有《遗山集》。

　　〔３〕崔立（？—１２３４）将陵（今山东德州）人。原为地主武装军官，金天兴元年（１２３２）在蒙古军围汴京时受任为西面元帅。次年叛变，将监国的梁王及皇族送往蒙古军营乞降。后为部将所杀。

　　〔４〕王若虚（１１７４—１２４３）字从之，藁城（今属河北）人，金代文学家。曾任翰林直学士。金亡不仕，自号滹南遗老，著有《滹南遗老集》。

　　〔５〕刘祁（１２０３—１２５０）字京叔，山西浑源人，金代太学生，入元复试后征南行省辟置幕府。所著《归潜志》多记金末故事，共十四卷；《录崔立碑事》见该书第十二卷。

　　〔６〕凌廷堪（约１７５５—１８０９）字次仲，安徽歙县人，清代经学家。著有《校礼堂文集》、《元遗山先生年谱》等。

　　〔７〕张德辉（１１９５—１２７４）字耀卿，金末冀宁交城（今属山西）人，元世祖时任河东南北路宣抚使，传见《元史》卷一六三。下面引文中的元裕即元好问。

　　〔８〕余阙（１３０３—１３５８）字廷心，一字天心，原出唐兀族（色目人），其父曾在庐州（今安徽合肥）做官，遂为庐州人。《青阳先生文集》，共九卷，是他的诗文集。

　　〔９〕颜之推（５３１—约５９０后）字介，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南北朝时文学家。历仕梁、北齐、北周、隋等朝。著有《颜氏家训》二十篇。

　　〔１０〕卢文鞍（１７１７—１７９６）字绍弓，号抱经，浙江杭州人，清代经学家、校勘学家。《抱经堂丛书》，系辑印他所校勘的古籍十七种，并附有他自著的《抱经堂文集》等。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因为长久没有小孩子，曾有人说，这是我做人不好的报应，要绝种的。房东太太讨厌我的时候，就不准她的孩子们到我这里玩，叫作“给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现在却有了一个孩子，虽然能不能养大也很难说，然而目下总算已经颇能说些话，发表他自己的意见了。不过不会说还好，一会说，就使我觉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敌人。

　　他有时对于我很不满，有一回，当面对我说：“我做起爸爸来，还要好……”甚而至于颇近于“反动”，曾经给我一个严厉的批评道：“这种爸爸，什么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话。做儿子时，以将来的好父亲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儿子的时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况且我自以为也不算怎么坏的父亲，虽然有时也要骂，甚至于打，其实是爱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如果真的是一个“什么爸爸”，他还敢当面发这样反动的宣言么？

　　但那健康和活泼，有时却也使他吃亏，九一八事件后，就被同胞误认为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次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这里还要加一句说的听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话：近一年多以来，这样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没有了。

　　中国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实在是很难分辨的。但我们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种错误的速断法：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的，是中国孩子；健壮活泼，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馆里给他照过一张相，满脸顽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后来又在中国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相，相类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了。

　　为了这事，我曾经想了一想。

　　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师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势，两国的照相师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后，他就瞪了眼睛，覗机摄取他以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摆在照相机的镜头之下，表情是总在变化的，时而活泼，时而顽皮，时而驯良，时而拘谨，时而烦厌，时而疑惧，时而无畏，时而疲劳……。照住了驯良和拘谨的一刹那的，是中国孩子相；照住了活泼或顽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爸爸”和前辈的话，固然也要听的，但也须说得有道理。假使有一个孩子，自以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满脸笑容，实际上却总是阴谋暗箭，我实在宁可听到当面骂我“什么东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个东西。

　　但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又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

　　其实，由我看来，所谓“洋气”之中，有不少是优点，也是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但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现在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统统送给洋人了。这是必须拿它回来——恢复过来的——自然还得加一番慎重的选择。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我在这里要提出现在大家所不高兴说的日本来，他的会摹仿，少创造，是为中国的许多论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们的出版物和工业品，早非中国所及，就知道“会摹仿”决不是劣点，我们正应该学习这“会摹仿”的。“会摹仿”又加以有创造，不是更好么？否则，只不过是一个“恨恨而死”〔２〕而已。

　　我在这里还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声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决不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３〕，要诱中国人做奴才；而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

　　八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新语林》半月刊第四期，署名孺牛。

　　〔２〕“恨恨而死”指空自愤恨不平而不去进行实际的改革工作。参看《热风•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

　　〔３〕“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作者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批判当时某些借口反对欧化句法而攻击白话文的人；八月七日，文公直在同刊发表致作者的公开信，说他主张采用欧化句法是“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参看《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一文的附录。

说“面子”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

　　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这是不是事实，我断不定，但这故事，“中外人士”中是颇有些人知道的。

　　因此，我颇疑心他们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但“面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不想还好，一想可就觉得胡涂。它像是很有好几种的，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这一条“丢脸”律，是也适用于上等人的。这样看来，“丢脸”的机会，似乎上等人比较的多，但也不一定，例如车夫偷一个钱袋，被人发见，是失了面子的，而上等人大捞一批金珠珍玩，却仿佛也不见得怎样“丢脸”，况且还有“出洋考察”〔２〕，是改头换面的良方。

　　谁都要“面子”，当然也可以说是好事情，但“面子”这东西，却实在有些怪。九月三十日的《申报》就告诉我们一条新闻：沪西有业木匠大包作头之罗立鸿，为其母出殡，邀开“贳器店之王树宝夫妇帮忙，因来宾众多，所备白衣，不敷分配，其时适有名王道才，绰号三喜子，亦到来送殡，争穿白衣不遂，以为有失体面，心中怀恨，……邀集徒党数十人，各执铁棍，据说尚有持手枪者多人，将王树宝家人乱打，一时双方有剧烈之战争，头破血流，多人受有重伤。……”白衣是亲族有服者所穿的，现在必须“争穿”而又“不遂”，足见并非亲族，但竟以为“有失体面”，演成这样的大战了。这时候，好像只要和普通有些不同便是“有面子”，而自己成了什么，却可以完全不管。这类脾气，是“绅商”也不免发露的：袁世凯〔３〕将要称帝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劝进表中为“有面子”；有一国从青岛撤兵〔４〕的时候，有人以列名于万民伞上为“有面子”。

　　所以，要“面子”也可以说并不一定是好事情——但我并非说，人应该“不要脸”。现在说话难，如果主张“非孝”，就有人会说你在煽动打父母，主张男女平等，就有人会说你在提倡乱交——这声明是万不可少的。

　　况且，“要面子”和“不要脸”实在也可以有很难分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笑话么？一个绅士有钱有势，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罢，人们都以能够和他扳谈为荣。有一个专爱夸耀的小瘪三，一天高兴的告诉别人道：“四大人和我讲过话了！”人问他“说什么呢？”答道：“我站在他门口，四大人出来了，对我说：滚开去！”当然，这是笑话，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但在他本人，是以为“有面子”的，如此的人一多，也就真成为“有面子”了。别的许多人，不是四大人连“滚开去”也不对他说么？

　　在上海，“吃外国火腿”〔５〕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了，然而比起被一个本国的下等人所踢来，又仿佛近于“有面子”。

　　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６〕，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长谷川如是闲说“盗泉”〔７〕云：“古之君子，恶其名而不饮，今之君子，改其名而饮之。”也说穿了“今之君子”的“面子”的秘密。

　　十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漫画生活》月刊第二期。

　　〔２〕“出洋考察”旧时的军阀、政客在失势或失意时，常以“出洋考察”作为暂时隐退、伺机再起的手段。其中也有并不真正“出洋”，只用这句话来保全面子的。

　　〔３〕袁世凯（１８５９—１９１６）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原是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辛亥革命后，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一九一六年一月复辟帝制，自称“洪宪皇帝”；同年三月，在全国人民声讨中被迫取消帝制，六月病死。

　　〔４〕有一国从青岛撤兵指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日本撤走侵占青岛的军队。

　　〔５〕“吃外国火腿”旧时上海俗语，意指被外国人所踢。

　　〔６〕“圆机活法”随机应变的方法。“圆机”，语见《庄子•盗跖》：“若是若非，执而圆机。”据唐代成玄英注：“圆机，犹环中也；执环中之道，以应是非。”

　　〔７〕长谷川如是闲（１８７５—１９６９）日本评论家。著有《现代社会批判》、《日本的性格》等。不饮盗泉，原是中国的故事，见《尸子》（清代章宗源辑本）卷下：“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据《水经注》：盗泉出卞城（今山东泗水县东）东北卞山之阴。

答《戏》周刊编者信

　　鲁迅先生鉴：

　　《阿Ｑ》的第一幕已经登完了，搬上舞台实验虽还不是马上可以做到，但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就要开始发动了。我们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刚登完的时候先发表一点意见，一方面对于我们的公演准备或者也有些帮助，另方面本刊的丛书计划一实现也可以把你的意见和《阿Ｑ》剧本同时付印当作一篇序。这是编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读者和演出的同志们的要求。祝健！

　　编者。

　　编辑先生——

　　在《戏》周刊〔２〕上给我的公开信，我早看见了；后来又收到邮寄的一张周刊，我知道这大约是在催促我的答复。对于戏剧，我是毫无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复，是一声也不响。但如果先生和读者们都肯豫先了解我不过是一个外行人的随便谈谈，那么，我自然也不妨说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阿Ｑ》在每一期里，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六天，断断续续的看过，也陆陆续续的忘记了。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那编排，将《呐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进去，以显示未庄或鲁镇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Ｑ所说的绍兴话，我却有许多地方看不懂。

　　现在我自己想说几句的，有两点——一，未庄在那里？《阿Ｑ》的编者已经决定：在绍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对于这决定，大概是谁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中国人几乎都是爱护故乡，奚落别处的大英雄，阿Ｑ也很有这脾气。那时我想，假如写一篇暴露小说，指定事情是出在某处的罢，那么，某处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处人却无异隔岸观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齿，一班人却飘飘然，不但作品的意义和作用完全失掉了，还要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３〕是最近的例子。为了医病，方子上开人参，吃法不好，倒落得满身浮肿，用萝卜子来解，这才恢复了先前一样的瘦，人参白买了，还空空的折贴了萝卜子。人名也一样，古今文坛消息家，往往以为有些小说的根本是在报私仇，所以一定要穿凿书上的谁，就是实际上的谁。为免除这些才子学者们的白费心思，另生枝节起见，我就用“赵太爷”，“钱大爷”，是《百家姓》〔４〕上最初的两个字；至于阿Ｑ的姓呢，谁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时还是发生了谣言。还有排行，因为我是长男，下有两个兄弟，为豫防谣言家的毒舌起见，我的作品中的坏脚色，是没有一个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上面所说那样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果戈理作《巡按使》〔５〕，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这回编者的对于主角阿Ｑ所说的绍兴话，取了这样随手胡调的态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的。

　　但是，指定了绍兴也好。于是跟着起来的是第二个问题——

　　二，阿Ｑ该说什么话？这似乎无须问，阿Ｑ一生的事情既然出在绍兴，他当然该说绍兴话。但是第三个疑问接着又来了——

　　三，《阿Ｑ》是演给那里的人们看的？倘是演给绍兴人看的，他得说绍兴话无疑。绍兴戏文中，一向是官员秀才用官话，堂倌狱卒用土话的，也就是生，旦，净大抵用官话，丑用土话。我想，这也并非全为了用这来区别人的上下，雅俗，好坏，还有一个大原因，是警句或炼话，讥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于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话，使本地的看客们能够彻底的了解。那么，这关系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倘使演给绍兴的人们看，别的脚色也大可以用绍兴话，因为同是绍兴话，所谓上等人和下等人说的也并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简，语助词和感叹词少，后者句子长，语助词和感叹词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话，可以冗长到一倍。但如演给别处的人们看，这剧本的作用却减弱，或者简直完全消失了。据我所留心观察，凡有自以为深通绍兴话的外县人，他大抵是像目前标点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样，并不怎么懂得的〔６〕；至于北方或闽粤人，我恐怕他听了之后，不会比听外国马戏里的打诨更有所得。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过也是作家的棺材钉，会将他钉死。譬如现在的中国，要编一本随时随地，无不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所以我以为现在的办法，只好编一种对话都是比较的容易了解的剧本，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可以无须改动，如果到某一省县，某一乡村里面去，那么，这本子就算是一个底本，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话，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察觉得更加切实。譬如罢，如果这演剧之处并非水村，那么，航船可以化为大车，七斤〔７〕也可以叫作“小辫儿”的。

　　我的意见说完了，总括一句，不过是说，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使大家可以活用。

　　临末还有一点尾巴，当然决没有叭儿君的尾巴的有趣。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过还是非说不可。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这信后来被发表在《社会月报》上了〔８〕，末了是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９〕。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１０〕。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发表的罢，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１１〕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Ｑ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１２〕，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专此布复，即请

　　文安。

　　鲁迅。十一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第十五期。

　　〔２〕《戏》周刊《中华日报》副刊之一，袁牧之主编，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创刊。袁梅（袁牧之）所作《阿Ｑ正传》剧本，于该刊创刊号起开始连载。

　　〔３〕《闲话扬州》易君左著，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是一本关于扬州的杂记。书中对当地习俗和生活状况的描述，引起一些扬州人的不满，他们以诽谤罪控告作者，要求将他撤职查办（当时作者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科主任），因此不久该书即被毁版停售。

　　〔４〕《百家姓》以前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之一，宋初人编纂。为便于诵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赵钱孙李”是书中的首句。

　　〔５〕果戈理（ab]GRGQc，１８０９—１８５２）俄国作家。《巡按使》，通译《钦差大臣》，讽刺喜剧。“你们笑自己”这句话是该剧第五幕第八场中市长发觉自己被骗，面对哄笑着的观众说的。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贺启明译的《巡按》中，这句话译为：“这都是笑的甚么？不是笑的你吗？”

　　〔６〕指刘大杰标点的《袁中郎全集》中的断句错误。参看《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

　　〔７〕七斤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人物。袁牧之改编的《阿Ｑ正传》剧本里也有这样一个人物，叫做“航船七斤”。

　　〔８〕即本书的《答曹聚仁先生信》。

　　〔９〕杨邨人（１９０１—１９５５）广东潮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太阳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一篇文章”，指《赤区归来记（续）》，参看本书《附记》。

　　〔１０〕绍伯的文章题为《调和》，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参看本书《附记》。

　　〔１１〕曾今可（１９０１—１９７１）江西泰和人。他曾提倡所谓“解放词”，内容大多庸俗无聊；并与张资平同办《文艺座谈》，攻击左翼文艺。参看《伪自由书•后记》。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他曾在《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其中人物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

　　〔１２〕买办意识林默（廖沫沙）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上发表《论“花边文学”》一文，错误地认为鲁迅的杂文《倒提》有买办意识。参看《花边文学•倒提》及其附录。

随便翻翻

　　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２〕，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读几叶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是《四库书目提要》，倘还怕繁，那么，《简明目录》〔３〕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一看就胡涂。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５〕，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６〕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一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７〕。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８〕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９〕，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１０〕应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

　　十一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海《读书生活》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署名公汗。

　　〔２〕《鉴略》清代王仕云著，是旧时学塾所用的一种初级历史读物，四言韵语，上起盘古，下迄明代弘光。

　　〔３〕《四库书目提要》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编撰。参看本卷第５９页注〔１１〕。《简明目录》，即《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二十卷，亦纪昀编撰，各书提要较《总目》简略，并且不录《总目》中“存目”部分的书目。

　　〔４〕“食菜事魔”五代两宋时农民的秘密宗教组织明教，提倡素食，供奉摩尼（来源于古代波斯的摩尼教）为光明之神。因此在有关他们的记载中有“食菜事魔”的说法。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载：“事魔食菜法……近时事者益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１１２０—１１２１），其徒处处相煽而起。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裸葬……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谷焉；人物用之无问，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但禁令太严，每有告者，株连既广，又常籍没，全家流放，与死为等；必协力同心，以拒官吏，州县惮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

　　〔５〕“十彪五虎”疑应作“五虎五彪”。明代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有《五虎五彪》一则：“五虎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等追赃发充军，五彪田尔耕、许显纯处决，崔应元、杨寰、孙云鹤边卫充军，以为附权蠹政之戒。”按《明史•魏忠贤传》载：“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

　　〔６〕杨光先字长公，安徽歙县人。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清政府委任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变更厉法，新编历书。杨光先上书礼部，指摘新历书封面上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又上书指摘新历书推算该年的日蚀有错误，汤若望等因此被判罪，由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复用旧历。康熙七年，杨因推闰失实入狱，后获赦。《不得已》就是杨光先历次指控汤若望呈文和论文的汇集，其中有浓重的封建排外思想，如《日食天象验》一文中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等。

　　〔７〕“我大清”旧时学塾初级读物《三字经》中的句子。满族统治者建立清朝政权后，一般汉族官吏对新王朝也称之为“我大清”；鲁迅在这里不说“清朝”，含有讽刺的意味。

　　〔８〕成吉思汗（１１６２—１２２７）名铁木真，古代蒙古族领袖。一二○六年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被拥戴为王，称成吉思汗。他的继承者灭南宋建立元朝后，追尊他为元太祖。他在一二一九年至一二二三年率军西征，占领中亚和南俄。以后他的孙子拔都又于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四年第二次西征，征服俄罗斯并侵入匈、奥、波等欧洲国家。以上事件都发生在一二七九年忽必烈（即元世祖）灭宋之前。

　　〔９〕“斡罗思”即俄罗斯。见清代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六。《新元史•外国列传》作“斡罗斯”。

　　〔１０〕《世界史教程》苏联波查洛夫（WXYGZ[\G，现译鲍恰罗夫）等人合编的一本教科书，原名《阶级斗争史课本》。有中译本两种，一为王礼锡等译，只出第一分册，神州国光社出版；另一种为史嵛音等译，出了第一、二分册，骆驼社出版。鲁迅说此书只译了一本，可能是指前一译本。《中国社会史》，苏联沙发洛夫（]^P[_[\G，现译萨法罗夫）著，原名《中国史纲》。鲁迅藏有早川二郎的日译本（一九三四年版）。文中所说“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中译本，系李俚人译，一九三二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

　　聚仁〔２〕先生：

　　关于大众语的问题，提出得真是长久了，我是没有研究的，所以一向没有开过口。但是现在的有些文章觉得不少是“高论”，文章虽好，能说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灭，而问题却依然如故。

　　现在写一点我的简单的意见在这里：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３〕（即拉丁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每区又分为小区（譬如绍兴一个地方，至少也得分为四小区），写作之初，纯用其地的方言，但是，人们是要前进的，那时原有方言一定不够，就只好采用白话，欧字，甚而至于语法。但，在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又有一种语文，是比较普通的东西，它已经采用着新字汇，我想，这就是“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即可以输进穷乡僻壤去。中国人是无论如何，在将来必有非通几种中国语不可的运命的，这事情，由教育与交通，可以办得到。

　　三，普及拉丁化，要在大众自掌教育的时候。现在我们所办得到的是：（甲）研究拉丁化法；（乙）试用广东话之类，读者较多的言语，做出东西来看；（丙）竭力将白话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罢，反对欧化者所说的欧化，就不是中国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语法，是会有非用不可的时候的。

　　四，在乡僻处启蒙的大众语，固然应该纯用方言，但一面仍然要改进。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许多意义的，有时骂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益处呢？

　　五，至于已有大众语雏形的地方，我以为大可以依此为根据而加以改进，太僻的土语，是不必用的。例如上海叫“打”为“吃生活”，可以用于上海人的对话，却不必特用于作者的叙事中，因为说“打”，工人也一样的能够懂。有些人以为如“像煞有介事”之类，已经通行，也是不确的话，北方人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和江苏人是不一样的，那感觉并不比“俨乎其然”切实。

　　语文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的，所以文章一定应该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

　　所以现在能够实行的，我以为是（一）制定罗马字拼音（赵元任〔４〕的太繁，用不来的）；（二）做更浅显的白话文，采用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众语去的作品，至于思想，那不消说，该是“进步”的；（三）仍要支持欧化文法，当作一种后备。

　　还有一层，是文言的保护者，现在也有打了大众语的旗子的了，他一方面，是立论极高，使大众语悬空，做不得；别一方面，借此攻击他当面的大敌——白话。这一点也须注意的。要不然，我们就会自己缴了自己的械。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迅上。八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

　　一九三四年五月，汪懋祖在南京《时代公论》周刊第一一○号发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鼓吹文言，提倡读经。当时吴研因在南京、上海报纸同时发表《驳小学参教文言中学读孟子》一文，加以反驳。于是在文化界展开了关于文言与白话的论战。同年六月十八、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先后刊出了陈子展的《文言——白话——大众语》和陈望道的《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二文，提出了有关语文改革的大众语问题；随后各报刊陆续发表不少文章，展开了关于大众语问题的讨论。七月二十五日，当时《社会月报》编者曹聚仁发出一封征求关于大众语的意见的信，信中提出五个问题：“一、大众语文的运动，当然继承着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而来的；究竟在现在，有没有划分新阶段，提倡大众语的必要？二、白话文运动为什么会停滞下来？为什么新文人（五四运动以后的文人）隐隐都有复古的倾向？三、白话文成为特殊阶级（知识分子）的独占工具，和一般民众并不发生关涉；究竟如何方能使白话文成为大众的工具？四、大众语文的建设，还是先定了标准的一元国语，逐渐推广，使方言渐渐消灭？还是先就各大区的方言，建设多元的大众语文，逐渐集中以造成一元的国语？五、大众语文的作品，用什么方式去写成？民众所惯用的方式，我们如何弃取？”鲁迅这一篇虽分五点作答，但并不针对曹聚仁来信所提的问题。他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致曹聚仁的另一信中曾针对这五个问题作了答复（见《鲁迅书信集》）。

　　〔２〕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浙江浦江人，作家，曾任暨南大学教授和《涛声》周刊主编。

　　〔３〕罗马字拼音泛指用拉丁字母（即罗马字母）拼音。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当时称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这个文字改革方案由“国语罗马字研究委员会”的部分会员及刘复等人制定，赵元任是主要制作人。这种方案用拼法变化表示声调，有繁细的拼调规则，比较难学。一九三一年，吴玉章等又拟定了“拉丁化新文字”，它不标声调，比较简单；一九三三年起各地相继成立各种团体，进行推广。

　　〔４〕赵元任江苏武进人，语言学家。历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著有《现代英语之研究》、《国语罗马字常用字表》等。

韦素园墓记

　　韦君素园〔２〕之墓。

　　君以一九又二年六月十八日生，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卒。呜呼，宏才远志，厄于短年。文苑失英，明者永悼。弟丛芜，友静农，霁野〔３〕立表；鲁迅书。

　　〔１〕本篇写成于一九三四年四月，据作者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致台静农信：“素兄墓志，当于三四日内写成寄上”；又作者同年四月三日日记：“以所书韦素园墓表寄静农。”

　　〔２〕韦素园（１９０２—１９３２）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中篇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等。

　　〔３〕丛芜韦丛芜（１９０５—１９７８）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译有陀思妥也夫斯基长篇小说《穷人》、《罪与罚》等。静农，即台静农，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等。霁野，即李霁野，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影》，译有安特列夫剧本《往星中》、《黑假面人》等。

答国际文学社问

　　原问——

　　一、苏联的存在与成功，对于你怎样（苏维埃建设的十月革命，对于你的思想的路径和创作的性质，有什么改变）？

　　二、你对于苏维埃文学的意见怎样？

　　三、在资本主义的各国，什么事件和种种文化上的进行，特别引起你的注意？

　　一，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但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旋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

　　二，我只能看别国——德国，日本——的译本。我觉得现在的讲建设的，还是先前的讲战斗的——如《铁甲列车》，《毁灭》，《铁流》〔２〕等——于我有兴趣，并且有益。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绍介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三，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国际文学》一九三四年第三、四期合刊，发表时题为《中国与十月》，同年七月五日苏联《真理报》曾予转载。《国际文学》，双月刊，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以俄、德、英、法等文字在苏联出版，原名《外国文学消息》，一九三○年十一月改称《世界革命文学》，一九三三年改名为《国际文学》。

　　〔２〕《铁甲列车》全名《铁甲列车第１４—６９号》，伊凡诺夫著，侍桁译，系鲁迅所编《现代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三二年神州国光社出版；《毁灭》，法捷耶夫作，鲁迅译，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铁流》，绥拉菲摩维支作，曹靖华译，一九三一年三闲书屋出版。这些都是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忆刘半农君

　　这是小峰出给我的一个题目。

　　这题目并不出得过分。半农〔２〕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但是，这是十来年前的话了，现在呢，可难说得很。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３〕投稿之后，由蔡孑民〔４〕先生或陈独秀〔５〕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６〕，“她”字和“牠”字的创造〔７〕，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有时候，连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于写稿，但试去看旧报去，很有几期是没有他的。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但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的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我最懒于通信，从此我们就疏远起来了。他回来时，我才知道他在外国钞古书，后来也要标点《何典》〔８〕，我那时还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说了几句老实话，事后，才知道半农颇不高兴了，“驷不及舌”〔９〕，也没有法子。另外还有一回关于《语丝》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１０〕。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会上见过一回面，那时候，我们几乎已经无话可谈了。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１１〕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１２〕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八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青年界》月刊第六卷第三期。

　　〔２〕半农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名复，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著有《半农杂文》、诗集《扬鞭集》以及《中国文法通论》、《四声实验录》等。

　　〔３〕《新青年》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七月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

　　〔４〕蔡孑民（１８６８—１９４０）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参加同盟会，民国成立后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五四”时期赞成和支持新文化运动。

　　〔５〕陈独秀（１８８０—１９４２）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６〕答王敬轩的双鐄信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７〕“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刘半农在一九二○年六月六日所作《她字问题》一文中主张创造“她”、“牠”二字，他说：“一，中国文字中，要不要有一个第三位阴性代词？二，如其要的，我们能不能就用‘她’字？……我现在还觉得第三位代词，除‘她’字外，应当再取一个‘牠’字，以代无生物。”（见《半农杂文》）

　　〔８〕《何典》清代张南庄（署名“过路人”）编著，是运用俗谚写成、带有讽刺而流于油滑的章回体小说，共十回，清光绪四年（１８７８）上海申报馆出版。一九二六年六月，刘半农将此书标点重印，鲁迅曾为它作题记，现收入《集外集拾遗》。

　　〔９〕“驷不及舌”语出《论语•颜渊》，据朱熹《集注》：“言出于舌，驷马不能追之。”

　　〔１０〕《语丝》第四卷第九期（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曾发表刘半农的《林则徐照会英吉利国王公文》，其中说林则徐被英人俘虏，并且“明正了典刑，在印度舁尸游街”。不久有读者洛卿来信指出这是史实性的错误，《语丝》第四卷第十四期（同年四月二日）发表了这封信，从此刘半农就不再给《语丝》写稿。

　　〔１１〕禁称“蜜斯”见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北平《世界日报》所载刘半农答记者的谈话。其中说他不赞成学生间以密斯互称，在一九三○年他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即曾加以禁止；他主张废弃“带有奴性的”密斯称呼，而代以国语中原有的姑娘、小姐、女士等。密斯，英语Ｍｉｓｓ的音译，小姐的意思。

　　〔１２〕指刘半农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发表于《论语》、《人间世》等刊物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和《双凤凰砖斋小品文》等。参看《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下）》。

隔膜

　　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狱，到清朝末年才被从新提起。最起劲的是“南社”〔２〕里的有几个人，为被害者辑印遗集；还有些留学生，也争从日本撤回文证来〔３〕。待到孟森的《心史丛刊》〔４〕出，我们这才明白了较详细的状况，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

　　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５〕，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６〕，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而最有趣的，则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

　　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闻乾隆将谒泰陵〔７〕，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在这里犯不上抄录，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一大段，却是十分特别的——

　　“又，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这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实结局却不大好，署直隶总督袁守侗拟奏罪名是“阅其呈首，胆敢于圣主之前，混讲经书，而呈尾措词，尤属狂妄。核其情罪，较冲突仪仗为更重。冯起炎一犯，应从重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俟部复到日，照例解部刺字发遣。”这位才子，后来大约终于单身出关做西崽去了。

　　此外的案情，虽然没有这么风雅，但并非反动的还不少。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运命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８〕，也仍然活不出。

　　凡这等事，粗略的一看，先使我们觉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怜。但再来一想，事情是并不这么简单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

　　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９〕，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１０〕。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

　　但是，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虽然打定了这样的主意，嘴里却并不照样说，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的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不久，儿子们吓得不再开口了，计划居然成功；直到光绪时康有为们的上书〔１１〕，才又冲破了“祖宗的成法”。然而这奥妙，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来说明。

　　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里，很为“忠而获咎”者不平，〔１２〕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这是《颜氏家训》或《庄子》《文选》里所没有的〔１３〕。

　　六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上海《新语林》半月刊第一期，署名杜德机。

　　〔２〕“南社”文学团体，一九○九年由柳亚子等人发起成立于苏州。该社以诗文鼓吹反清革命，辛亥革命后社员发生分化，一九二三年无形解体。由南社社员辑印的清代文字狱中被害者的遗集，如吴炎的《吴赤溟集》，戴名世的《戴褐夫集》和《孑遗录》，吕留良的《吕晚村手写家训》等，后来大都收入邓实、黄节主编的《国粹丛书》。

　　〔３〕清末有些留日学生从日本的图书馆中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等。印出后输入国内，以鼓吹反清革命。

　　〔４〕孟森（１８６８—１９３７）字莼荪，号心史，江苏武进人，历史学家。曾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心史丛刊》，共三集，出版于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内容都是有关考证的札记文字；其中关于清代文字狱的记载，有朱光旦案、科场案三（河南、山东、山西闱）附记之“查嗣庭典试江西命题有意讽刺”案、《字贯》案、《闲闲录》案。他在论述王锡侯因著《字贯》被杀一案时说：“锡侯之为人，盖亦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与戴名世略同，断非有菲薄清廷之意。戴则以古文自命，王则以理学自矜，俱好弄笔。弄笔既久，处处有学问面目。故于明季事而津津欲网罗其遗闻，此戴之所以杀身也。于字书而置《康熙字典》为一家言，与诸家均在平阝少马之列，此王之所以罹辟也。”

　　〔５〕指故宫博物院文物被盗卖事。故宫博物院是管理清朝故宫及其所属各处的建筑物和古物、图书的机构。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间易培基任院长时，该院古物被盗卖者甚多，易培基曾因此被控告。

　　〔６〕《清代文字狱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其中资料都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军机处档、宫中所存缴回朱批奏折、实录三种清代文书辑录。第一辑出版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冯起炎一案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八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出版）。

　　〔７〕秦陵清朝雍正皇帝（胤祯）的陵墓，在河北易县。

　　〔８〕“斩监候”清朝法制：将被判死刑不立时处决的犯人暂行监禁，候秋审（每年八月中由刑部会同各官详议各省审册，请旨裁夺）再予决定，叫做“监候”，有“斩监候”与“绞监候”之别。

　　〔９〕“炎黄之胄”指汉族。炎黄，传说中的我国古代帝王炎帝和黄帝。

　　〔１０〕“思不出其位”语见《易经•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１１〕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领袖。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于一八九五年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与当时同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成为后来戊戌变法运动的前奏。

　　〔１２〕施蛰存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六月）《书籍禁止与思想左倾》一文中说：“前一些时候，政府曾经根据于剿除共产主义文化这政策而突然禁止了一百余种文艺书籍的发行。……沈从文先生曾经在天津《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讨论这禁书问题的文字。……但是在上海的《社会新闻》第六卷第二十七八期上却连续刊载了一篇对于沈从文先生那篇文章的反驳。……沈从文先生正如我一样地引焚书坑儒为喻，原意也不过希望政府方面要以史实为殷鉴，出之审慎……他并非不了解政府的禁止左倾书籍之不得已，然而他还希望政府能有比这更妥当，更有效果的办法；……然而，在《社会新闻》的那位作者的笔下，却写下了这样的裁决：‘我们从沈从文的……口吻中，早知道沈从文的立场究竟是什么立场了，沈从文既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那沈从文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主张，又何待我们来下断语呢？’”

　　〔１３〕《庄子》战国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文选》，即《昭明文选》，共三十卷，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自秦汉至齐梁的诗文总集。一九三三年九月《大晚报》征求所谓“推荐书目”时，施蛰存曾提倡青年读这些书。作者在《准风月谈•重三感旧》等文中曾予批评，可参看。

忆韦素园君

　　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画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２〕。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３〕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罢，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么？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４〕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５〕，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的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６〕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罢，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么？——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拚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７〕，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８〕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９〕。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１０〕。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１１〕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１２〕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记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ＮＧｏｇｏｌ），陀思妥也夫斯基（Ｆ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安特列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绍介了望•蔼覃（ＦｖａｎＥｅｄｅｎ），绍介了爱伦堡（ＩＥｈｒｅｎｂｕｒｇ）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ＢＬａｖｒｅｎｅｖ）的《四十一》。〔１３〕还印行了《未名新集》〔１４〕，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我以这几千字纪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记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鲁迅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上海《文学》月刊第三卷第四号。

　　〔２〕未名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秋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等。先后出版过《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一九三一年秋后因经济困难，无形解体。

　　〔３〕李小峰（１８９７—１９７１）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毕业，曾参加新潮社和语丝社，后为北新书局主持人。

　　〔４〕段祺瑞（１８６４—１９３６）安徽合肥人，北洋皖系军阀。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北京临时执政府执政等。

　　〔５〕林素园福建人，研究系的小官僚。一九二五年八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为镇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下令停办该校，改为北京女子学院师范部，林被任为师范部学长。同年九月五日，他率领军警赴女师大实行武装接收。

　　〔６〕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是当时一个思想上带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青年作者。一九二六年十月高长虹等在上海创办《狂飙》周刊，该刊第二期载有高长虹《给鲁迅先生》的通信，其中说：“接培良来信，说他同韦素园先生大起冲突，原因是为韦先生退还高歌的《剃刀》，又压下他的《冬天》……现在编辑《莽原》者，且甚至执行编辑之权威者，为韦素园先生也……然权威或可施之于他人，要不应施之于同伴也……今则态度显然，公然以‘退还’加诸我等矣！刀搁头上矣！到了这时，我还能不出来一理论吗？”最后他又对鲁迅说：“你如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

　　〔７〕未名社被封一九二八年春，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著，李霁野、韦素园译）一书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被扣。北京警察厅据山东军阀张宗昌电告，于三月二十六日查封未名社，捕去李霁野等三人。至十月始启封。

　　〔８〕按鲁迅到广州应是一九二七年初（一月十八日）。

　　〔９〕《外套》俄国作家果戈理所作中篇小说，韦素园的译本出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为《未名丛刊》之一。据《鲁迅日记》，他收到韦素园的赠书是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

　　〔１０〕伊孛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通译易卜生，挪威剧作家。《勃兰特》是他作的诗剧，剧中人勃兰特企图用个人的力量鼓动人们起来反对世俗旧习。他带领一群信徒上山去寻找理想的境界，在途中，人们不堪登山之苦，对他的理想产生了怀疑，于是把他击倒，最后他在雪崩下丧生。

　　〔１１〕陀思妥也夫斯基（EDＭDFGHIGJKHLMM，１８２１—１８８１）　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１２〕一九三○年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次年又因柔石被捕，曾两次被迫“弃家出走”，出走前烧毁了所存的信札。参看《两地书•序言》。

　　〔１３〕收入《未名丛刊》中的译本有：俄国果戈理的小说《外套》（韦素园译），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穷人》（韦丛芜译），安特列夫（１８７１—１９１９）的剧本《往星中》和《黑假面人》（李霁野译），荷兰望•蔼覃（１８６０—１９３２）的童话《小约翰》（鲁迅译），苏联爱伦堡（１８９１—１９６７）等七人的短篇小说集《烟袋》（曹靖华辑译），苏联拉甫列涅夫（１８９１—１９５９）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曹靖华译）。

　　〔１４〕《未名新集》未名社印行的专收创作的丛刊。《君山》是诗集，《地之子》和《建塔者》都是短篇小说集。

关于新文字

　　——答问

　　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当没有看见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难明确的断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拼法，也还是麻烦的，不合实用，也没有前途的文字。

　　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最近，宣传古文的好处的教授，竟将古文的句子也点错了，〔２〕就是一个证据——他自己也没有懂。不过他们可以装作懂得的样子，来胡说八道，欺骗不明真相的人。

　　所以，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先前也曾有过学者，〔３〕想出拼音字来，要大家容易学，也就是更容易教训，并且延长他们服役的生命，但那些字都还很繁琐，因为学者总忘不了官话，四声，以及这是学者创造出来的字，必需有学者的气息。这回的新文字却简易得远了，又是根据于实生活的，容易学，有用，可以用这对大家说话，听大家的话，明白道理，学得技艺，这才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

　　现在正在中国试验的新文字，给南方人读起来，是不能全懂的。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拼，待将来再图沟通。反对拉丁化文字的人，往往将这当作一个大缺点，以为反而使中国的文字不统一了，但他却抹杀了方块汉字本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不识，有些知识阶级也并不真识的事实。

　　然而他们却深知道新文字对于劳苦大众有利，所以在弥漫着白色恐怖的地方，这新文字是一定要受摧残的。现在连并非新文字，而只是更接近口语的“大众语”，也在受着苛酷的压迫和摧残。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并不识字，但特权阶级却还嫌他们太聪明了，正竭力的弄麻木他们的思索机关呢，例如用飞机掷下炸弹去，用机关枪送过子弹去，用刀斧将他们的颈子砍断，就都是的。

　　十二月九日。

　　〔１〕本篇曾被译为拉丁化新文字，发表于《拥护新文字六日报》，期数未详。

　　〔２〕指刘大杰。他在上海《人间世》半月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发表的《春波楼随笔》中说：“此等书（指《琅嬛文集》、《袁中郎全集》等）中，确有不少绝妙的小品文字，可恨清代士大夫，只会做滥调古文，不能赏识此等绝妙文章耳。”但他标点的《琅嬛文集》、《袁中郎全集》中却有不少断句错误。参看《花边文学•骂杀与捧杀》。

　　〔３〕指王照、劳乃宣等人，参看本卷第１０８页注〔４１〕。

运命

　　有一天，我坐在内山书店〔２〕里闲谈——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借此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３〕，可惜现在他们又不坚持了——才知道日本的丙午年生，今年二十九岁的女性，是一群十分不幸的人。大家相信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即使再嫁，也还要克，而且可以多至五六个，所以想结婚是很困难的。这自然是一种迷信，但日本社会上的迷信也还是真不少。我问：可有方法解除这夙命呢？回答是：没有。

　　接着我就想到了中国。

　　许多外国的中国研究家，都说中国人是定命论者，命中注定，无可奈何；就是中国的论者，现在也有些人这样说。但据我所知道，中国女性就没有这样无法解除的命运。“命凶”或“命硬”，是有的，但总有法子想，就是所谓“禳解”；或者和不怕相克的命的男子结婚，制住她的“凶”或“硬”。假如有一种命，说是要连克五六个丈夫的罢，那就早有道士之类出场，自称知道妙法，用桃木刻成五六个男人，画上符咒，和这命的女人一同行“结俪之礼”后，烧掉或埋掉，于是真来订婚的丈夫，就算是第七个，毫无危险了。

　　中国人的确相信运命，但这运命是有方法转移的。所谓“没有法子”，有时也就是一种另想道路——转移运命的方法。等到确信这是“运命”，真真“没有法子”的时候，那是在事实上已经十足碰壁，或者恰要灭亡之际了。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中国人自然有迷信，也有“信”，但好像很少“坚信”。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畏神明，而又烧纸钱作贿赂，佩服豪杰，却不肯为他作牺牲。崇孔的名儒，一面拜佛，信甲的战士，明天信丁。宗教战争是向来没有的，从北魏到唐末的佛道二教的此仆彼起，是只靠几个人在皇帝耳朵边的甘言蜜语。风水，符咒，拜祷……偌大的“运命”，只要化一批钱或磕几个头，就改换得和注定的一笔大不相同了——就是并不注定。

　　我们的先哲，也有知道“定命”有这么的不定，是不足以定人心的，于是他说，这用种种方法之后所得的结果，就是真的“定命”，而且连必须用种种方法，也是命中注定的。但看起一般的人们来，却似乎并不这样想。

　　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不过现在为止，是在用迷信来转移别的迷信，所以归根结蒂，并无不同，以后倘能用正当的道理和实行——科学来替换了这迷信，那么，定命论的思想，也就和中国人离开了。

　　假如真有这一日，则和尚，道士，巫师，星相家，风水先生……的宝座，就都让给了科学家，我们也不必整年的见神见鬼了。

　　十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署名公汗。

　　〔２〕内山书店日本人内山完造（１８８５—１９５９）在上海开设的书店，主要经售日文书籍。

　　〔３〕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一九三三年七月，曾今可主办的《文艺座谈》第一卷第一期刊登署名白羽遐的《内山书店小坐记》，影射鲁迅为日本的间谍（参看《伪自由书•后记》）。又一九三四年五月《社会新闻》第七卷第十二期刊登署名思的《鲁迅愿作汉奸》一稿，诬蔑鲁迅“与日本书局订定密约……乐于作汉奸矣”。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一关于中国的火

　　希腊人所用的火，听说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２〕从天上偷来的，但中国的却和它不同，是燧人氏〔３〕自家所发见——或者该说是发明罢。因为并非偷儿，所以拴在山上，给老雕去啄的灾难是免掉了，然而也没有普洛美修斯那样的被传扬，被崇拜。

　　中国也有火神〔４〕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随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东西。

　　自从燧人氏发见，或者发明了火以来，能够很有味的吃火锅，点起灯来，夜里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罢，同时也开始了火灾，故意点上火，烧掉那有巢氏〔５〕所发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现了。

　　和善的燧人氏是该被忘却的。即使伤了食，这回是属于神农氏〔６〕的领域了，所以那神农氏，至今还被人们所记得。至于火灾，虽然不知道那发明家究竟是什么人，但祖师总归是有的，于是没有法，只好漫称之曰火神，而献以敬畏。看他的画像，是红面孔，红胡须，不过祭祀的时候，却须避去一切红色的东西，而代之以绿色。他大约像西班牙的牛一样，一看见红色，便会亢奋起来，做出一种可怕的行动的。〔７〕他因此受着崇祀。在中国，这样的恶神还很多。

　　然而，在人世间，倒似乎因了他们而热闹。赛会〔８〕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却没有。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还要来表感谢之意，虽然未免有些出于意外，但若不祭，据说是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对于火神，就是对于人，有时也一样的这么办，我想，大约也是礼仪的一种罢。

　　其实，放火，是很可怕的，然而比起烧饭来，却也许更有趣。外国的事情我不知道，若在中国，则无论查检怎样的历史，总寻不出烧饭和点灯的人们的列传来。在社会上，即使怎样的善于烧饭，善于点灯，也毫没有成为名人的希望。然而秦始皇〔９〕一烧书，至今还俨然做着名人，至于引为希特拉〔１０〕烧书事件的先例。假使希特拉太太善于开电灯，烤面包罢，那么，要在历史上寻一点先例，恐怕可就难了。但是，幸而那样的事，是不会哄动一世的。

　　烧掉房子的事，据宋人的笔记说，是开始于蒙古人的。因为他们住着帐篷，不知道住房子，所以就一路的放火。〔１１〕然而，这是诳话。蒙古人中，懂得汉文的很少，所以不来更正的。其实，秦的末年就有着放火的名人项羽〔１２〕在，一烧阿房宫，便天下闻名，至今还会在戏台上出现，连在日本也很有名。然而，在未烧以前的阿房宫里每天点灯的人们，又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姓呢？

　　现在是爆裂弹呀，烧夷弹呀之类的东西已经做出，加以飞机也很进步，如果要做名人，就更加容易了。而且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１３〕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二关于中国的王道

　　在前年，曾经拜读过中里介山氏〔１４〕的大作《给支那及支那国民的信》。只记得那里面说，周汉都有着侵略者的资质。而支那人都讴歌他，欢迎他了。连对于朔北的元和清，也加以讴歌了。只要那侵略，有着安定国家之力，保护民生之实，那便是支那人民所渴望的王道，于是对于支那人的执迷不悟之点，愤慨得非常。

　　那“信”，在满洲出版的杂志上，是被译载了的，但因为未曾输入中国，所以像是回信的东西，至今一篇也没有见。只在去年的上海报上所载的胡适〔１５〕博士的谈话里，有的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不消说，那不过是偶然的，但也有些令人觉得好像是对于那信的答复。

　　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所下的定义，然而我想，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胡博士，该是不至于不知道的。

　　不错，中国也有过讴歌了元和清的人们，但那是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如果给与一个暗示，说是倘不讴歌，便将更加虐待，那么，即使加以或一程度的虐待，也还可以使人们来讴歌。四五年前，我曾经加盟于一个要求自由的团体〔１６〕，而那时的上海教育局长陈德征氏勃然大怒道，在三民主义的统治之下，还觉得不满么？那可连现在所给与着的一点自由也要收起了。而且，真的是收起了的。每当感到比先前更不自由的时候，我一面佩服着陈氏的精通王道的学识，一面有时也不免想，真该是讴歌三民主义的。然而，现在是已经太晚了。

　　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１７〕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汉的高祖〔１８〕，据历史家说，是龙种，但其实是无赖出身，说是侵略者，恐怕有些不对的。至于周的武王〔１９〕，则以征伐之名入中国，加以和殷似乎连民族也不同，用现代的话来说，那可是侵略者。然而那时的民众的声音，现在已经没有留存了。孔子和孟子〔２０〕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但先生们不但是周朝的臣民而已，并且周游历国，有所活动，所以恐怕是为了想做官也难说。说得好看一点，就是因为要“行道”，倘做了官，于行道就较为便当，而要做官，则不如称赞周朝之为便当的。然而，看起别的记载来，却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当讨伐之初，也有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２１〕，非拖开不可；纣的军队也加反抗，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２２〕不可。接着是殷民又造了反，虽然特别称之曰“顽民”〔２３〕，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但总之，似乎究竟有了一种什么破绽似的。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

　　儒士和方士，是中国特产的名物。方士的最高理想是仙道，儒士的便是王道。但可惜的是这两件在中国终于都没有。据长久的历史上的事实所证明，则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孟子生于周季，所以以谈霸道为羞〔２４〕，倘使生于今日，则跟着人类的智识范围的展开，怕要羞谈王道的罢。

　　三关于中国的监狱

　　我想，人们是的确由事实而从新省悟，而事情又由此发生变化的。从宋朝到清朝的末年，许多年间，专以代圣贤立言的“制艺”〔２５〕这一种烦难的文章取士，到得和法国打了败仗〔２６〕，这才省悟了这方法的错误。于是派留学生到西洋，开设兵器制造局，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省悟到这还不够，是在和日本打了败仗之后〔２７〕，这回是竭力开起学校来。于是学生们年年大闹了。从清朝倒掉，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时候起，才又省悟了这错误，作为那改正的手段的，是除了大造监狱之外，什么也没有了。

　　在中国，国粹式的监狱，是早已各处都有的，到清末，就也造了一点西洋式，即所谓文明式的监狱。那是为了示给旅行到此的外国人而建造，应该与为了和外国人好互相应酬，特地派出去，学些文明人的礼节的留学生，属于同一种类的。托了这福，犯人的待遇也还好，给洗澡，也给一定分量的饭吃，所以倒是颇为幸福的地方。但是，就在两三礼拜前，政府因为要行仁政了，还发过一个不准克扣囚粮的命令。从此以后，可更加幸福了。

　　至于旧式的监狱，则因为好像是取法于佛教的地狱的，所以不但禁锢犯人，此外还有给他吃苦的职掌。挤取金钱，使犯人的家属穷到透顶的职掌，有时也会兼带的。但大家都以为应该。如果有谁反对罢，那就等于替犯人说话，便要受恶党〔２８〕的嫌疑。然而文明是出奇的进步了，所以去年也有了提倡每年该放犯人回家一趟，给以解决性欲的机会的，颇是人道主义气味之说的官吏。〔２９〕其实，他也并非对于犯人的性欲，特别表着同情，不过因为总不愁竟会实行的，所以也就高声嚷一下，以见自己的作为官吏的存在。然而舆论颇为沸腾了。有一位批评家，还以为这么一来，大家便要不怕牢监，高高兴兴的进去了，很为世道人心愤慨了一下。〔３０〕受了所谓圣贤之教那么久，竟还没有那位官吏的圆滑，固然也令人觉得诚实可靠，然而他的意见，是以为对于犯人，非加虐待不可，却也因此可见了。

　　从别一条路想，监狱确也并非没有不像以“安全第一”为标语的人们的理想乡的地方。火灾极少，偷儿不来，土匪也一定不来抢。即使打仗，也决没有以监狱为目标，施行轰炸的傻子；即使革命，有释放囚犯的例，而加以屠戮的是没有的。当福建独立〔３１〕之初，虽有说是释放犯人，而一到外面，和他们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们倒反而失踪了的谣言，然而这样的例子，以前是未曾有过的。总而言之，似乎也并非很坏的处所。只要准带家眷，则即使不是现在似的大水，饥荒，战争，恐怖的时候，请求搬进去住的人们，也未必一定没有的。于是虐待就成为必不可少了。

　　牛兰〔３２〕夫妇，作为赤化宣传者而关在南京的监狱里，也绝食了三四回了，可是什么效力也没有。这是因为他不知道中国的监狱的精神的缘故。有一位官员诧异的说过：他自己不吃，和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岂但和仁政并无关系而已呢，省些食料，倒是于监狱有益的。甘地〔３３〕的把戏，倘不挑选兴行场〔３４〕，就毫无成效了。

　　然而，在这样的近于完美的监狱里，却还剩着一种缺点。至今为止，对于思想上的事，都没有很留心。为要弥补这缺点，是在近来新发明的叫作“反省院”的特种监狱里，施着教育。我还没有到那里面去反省过，所以并不知道详情，但要而言之，好像是将三民主义时时讲给犯人听，使他反省着自己的错误。听人说，此外还得做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如果不肯做，或者不能做，那自然，非终身反省不可了，而做得不够格，也还是非反省到死则不可。现在是进去的也有，出来的也有，因为听说还得添造反省院，可见还是进去的多了。考完放出的良民，偶尔也可以遇见，但仿佛大抵是萎靡不振，恐怕是在反省和毕业论文上，将力气使尽了罢。那前途，是在没有希望这一面的。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参看本书《附记》。

　　〔２〕普洛美修斯通译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３〕燧人氏我国传说中最早钻木取火的人，远古三王之一。

　　〔４〕火神传说不一。一说指祝融，见罗泌《路史•前纪》卷八；一说指回禄，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及其注疏。

　　〔５〕有巢氏我国传说中发明树上搭巢居住的人，远古三王之一。

　　〔６〕神农氏我国传说中发明制作农具、教人耕种的人，远古三王之一。又传说他曾尝百草，发现药材，教人治病。

　　〔７〕西班牙以前有斗牛的风俗，斗牛士手持红布对牛撩拨，待牛以角向他触去，斗牛士即与之搏斗。

　　〔８〕赛会也称赛神，旧时的一种迷信习俗。用仪仗、鼓乐和杂戏等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以酬神祈福。

　　〔９〕秦始皇（前２５９—前２１０）姓嬴名政。战国时秦国国君，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始皇三十四年（前２１３），他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将秦以外的各国史书和民间所藏除农书和医书以外的古籍尽行焚毁。

　　〔１０〕希特拉（ＡＨｉｔｌ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４５）通译希特勒，德国纳粹党头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之一。一九三三年他担任内阁总理后，实行法西斯统治，烧毁进步书籍和一切所谓“非德国思想”的书籍。关于引秦始皇为希特勒焚书先例的论调，作者在《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中曾作过分析，可参看。

　　〔１１〕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中载：“靖康之后，金虏侵凌中国Ｚ，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燹。”

　　〔１２〕项羽（前２３２—前２０２）下相（今江苏宿迁）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后为刘邦所败。据《史记•项羽本纪》载：他攻破咸阳后，“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阿房宫，秦始皇时建筑的宫殿，遗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阿房村。

　　〔１３〕救世主基督教徒对耶稣的称呼。《新约•马太福音》说基督所在之处，都有大光照耀。

　　〔１４〕中里介山（１８８５—１９４４）日本通俗小说家，著有历史小说《大菩萨山卡》。他的《给支那和支那国民的一封信》，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日本春阳堂出版。

　　〔１５〕胡适（１８９１—１９６２）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当时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这里所引的这段话，是他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在北平对记者的谈话，载同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下文的“有历史癖和考据癖”，是他在一九二○年七月所写的《〈水浒传〉考证》中的话：“我最恨中国史家说的什么‘作史笔法’，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啮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据癖’！”

　　〔１６〕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共产党支持和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团体，一九三○年二月成立于上海，它的宗旨是争取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１７〕关于王道和霸道之说，《孟子•公孙丑》载有孟轲的话：“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又《汉书•元帝纪》：“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１８〕汉高祖即刘邦（前２４７—前１９５），沛（今江苏沛县）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汉朝的建立者。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又说他“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

　　〔１９〕周武王姓姬名发，殷末周族领袖。公元前十一世纪，他联合西北和西南各族起兵进入中原，灭殷后建立周王朝。

　　〔２０〕孔子（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的创始者。孟子（约前３７２—前２８９），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他继承并发挥了儒家学说，成为孔丘以后的又一儒家代表人物。

　　〔２１〕伯夷和叔齐扣马而谏据《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

　　〔２２〕血流漂杵据《尚书•武成》载：“甲子昧爽，受（纣）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２３〕“顽民”据《史记•殷本纪》载：“周武王崩，武庚（商纣之子）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又《尚书•多士》载：“成周（今洛阳）既成，迁殷顽民。”据唐代孔颖达疏：“顽民，谓殷之大夫、士从武庚叛者；以其无知，谓之顽民。”

　　〔２４〕以谈霸道为羞据《孟子•梁惠王》载：“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据宋代朱熹《集注》：“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

　　〔２５〕“制艺”也称制义。科举考试时规定的文体。在明清两代指摘取“四书”、“五经”中文句命题、立论的八股文。

　　〔２６〕指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约》。

　　〔２７〕指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清政府在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２８〕恶党这里是反语，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曾用“匪党”等字眼诬称中国共产党。

　　〔２９〕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申报》“南京专电”称：“司法界某要人谈……壮年犯之性欲问题，依照理论，人民犯罪，失去自由，而性欲不在剥夺之列，欧美文明国家，定有犯人假期……每年得请假返家五天或七天，解决其性欲。”

　　〔３０〕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十日谈》第二期载有郭明的《自由监狱》一文，其中说：“最近司法当局复有关于囚犯性欲问题之讨论……本来，囚禁制度……是国家给予犯罪者一个自省而改过的机会……监狱痛苦尽人皆知，不法犯罪，乃自讨苦吃，百姓既有戒心，或者可以不敢犯法；对付小人，此亦天机一条也。”

　　〔３１〕福建独立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在福建发生的政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抗击进犯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福建进行反共内战。该军广大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反对蒋介石投降日本的政策，不愿和红军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在福建省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但不久即在蒋介石的兵力压迫下失败。

　　〔３２〕牛兰（Ｎａｕｌｅｎ）即保罗•鲁埃格（ＰａｕｌＲｕｅｇｇ），原籍波兰，“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牛兰夫妇同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拘捕，送往南京监禁，次年七月一日以“危害民国”罪受审。牛兰不服，于七月二日起进行绝食斗争。宋庆龄、蔡元培等曾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营救。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占南京前夕出狱。

　　〔３３〕甘地（ＭＧａｎｄｈｉ，１８６９—１９４８）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他主张“非暴力抵抗”，倡导对英国殖民政府“不合作运动”，曾屡遭监禁，在狱中多次以绝食表示反抗。

　　〔３４〕兴行场日语，戏场的意思。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２〕，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３〕，•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４〕。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一•到•求•神•拜•佛，•可•就•玄•虚•之•至•了，•有•益•或•是•有•害，•一•时•就•找•不•出•分•明•的•结•果•来，•它•可•以•令•人•更•长•久•的•麻•醉•着•自•己。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５〕，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署名公汗。

　　〔２〕国联“国际联盟”的简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于一九二○年成立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宗旨，实际上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控制并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工具。一九四六年四月正式宣告解散。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即在南京发表讲话，声称“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国民党政府也多次向国联申诉，要求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国联采取了袒护日本的立场。它派出的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后，在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竟认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北有特殊地位，说它对中国的侵略是“正当而合法”的。

　　〔３〕求神拜佛当时一些国民党官僚和“社会名流”，以祈祷“解救国难”为名，多次在一些大城市举办“时轮金刚法会”“仁王护国法会”。

　　〔４〕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当时舆论界曾有过这类论调，如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十日《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中说：“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

　　〔５〕“正史”清高宗（乾隆）诏定从《史记》到《明史》共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二十四史。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夫激荡之会，利于乘时，劲风盘空，轻蓬振翮，故以豪杰称一时者多矣，而品节卓异之士，盖难得一。卢氏曹植甫先生名培元，幼承义方，长怀大愿，秉性宽厚，立行贞明。躬居山曲，设校授徒，专心一志，启迪后进，或有未谛，循循诱之，历久不渝，惠流遐迩。又不泥古，为学日新，作时世之前驱，与童冠而俱迈。爰使旧乡丕变，日见昭明，君子自强，永无意必〔２〕。而韬光里巷，处之怡然。此岂辁才小慧之徒之所能至哉。中华民国二十有三年秋，年届七十，含和守素，笃行如初。门人敬仰，同心立表，冀彰潜德，亦报师恩云尔。铭曰：

　　华土奥衍，代生英贤，或居或作，历四千年，文物有赫，峙于中天。海涛外薄，黄神徙倚〔３〕，巧黠因时，鷃枪鹊起〔４〕，然犹飘风〔５〕，终朝而已。卓哉先生，遗荣崇实，开拓新流，恢弘文术，诲人不俺，惟精惟一〔６〕。介立或有，恒久则难，敷教翊化，实邦之翰，敢契贞石，以励后昆。

　　会稽后学鲁迅谨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北平《细流》杂志第五、六期合刊，发表时题为《曹植甫先生教泽碑碑文》。《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后为靖华之父作教泽碑文一篇成。”

　　〔２〕永无意必永不任性固执。语出《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３〕黄神徙倚黄神，意为黄帝之神，原出《淮南子•览冥训》：“黄神啸吟”。据汉代高诱注：“时无法度，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徙倚，徘徊不定的意思。

　　〔４〕鷃枪鹊起比喻乘时崛起。《庄子•逍遥游》篇：“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文选》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诗》李善注引《庄子》（佚文）：“鹊上高城之*'，而巢于高榆之颠；城坏巢折，陵风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时则义行，失时则鹊起。”鷃、鹊都是小鸟；枪是飞跃的意思。

　　〔５〕飘风不会长久的意思，《老子》：“飘风不终朝”。

　　〔６〕惟精惟一《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阿金〔１〕

　　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

　　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

　　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颇有几个姘头；她曾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

　　不过这和我不相干。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后门，斜对着我的前门，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来，我总受些影响，有时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时竟会在稿子上写一个“金”字。更不幸的是我的进出，必须从她家的晒台下走过，而她大约是不喜欢走楼梯的，竹竿，木板，还有别的什么，常常从晒台上直摔下来，使我走过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先看一看这位阿金可在晒台上面，倘在，就得绕远些。自然，这是大半为了我的胆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钱；但我们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国人，被打得头破血出，固然不成问题，即使死了，开同乡会，打电报也都没有用的，——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

　　半夜以后，是别一种世界，还剩着白天脾气是不行的。有一夜，已经三点半钟了，我在译一篇东西，还没有睡觉。忽然听得路上有人低声的在叫谁，虽然听不清楚，却并不是叫阿金，当然也不是叫我。我想：这么迟了，还有谁来叫谁呢？同时也站起来，推开楼窗去看去了，却看见一个男人，望着阿金的绣阁的窗，站着。他没有看见我。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关窗退回的时候，斜对面的小窗开处，已经现出阿金的上半身来，并且立刻看见了我，向那男人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挥，那男人便开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了，心里想：以后总要少管闲事，要炼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但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她仍然嘻嘻哈哈。不过这是晚快边才得到的结论，所以我真是负疚了小半夜和一整天。这时我很感激阿金的大度，但同时又讨厌了她的大声会议，嘻嘻哈哈了。自有阿金以来，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种扰动，我的警告是毫无效验的，她们连看也不对我看一看。有一回，邻近的洋人说了几句洋话，她们也不理；但那洋人就奔出来了，用脚向各人乱踢，她们这才逃散，会议也收了场。这踢的效力，大约保存了五六夜。

　　此后是照常的嚷嚷；而且扰动又廓张了开去，阿金和马路对面一家烟饭店里的老女人开始奋斗了，还有男人相帮。她的声音原是响亮的，这回就更加响亮，我觉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间门面以外的人们听见。不一会，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论战的将近结束的时候当然要提到“偷汉”之类，那老女人的话我没有听清楚，阿金的答复是：“你这老×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这恐怕是实情，看客似乎大抵对她表同情，“没有人要”的老×战败了。这时踱来了一位洋巡捕，反背着两手，看了一会，就来把看客们赶开；阿金赶紧迎上去，对他讲了一连串的洋话。洋巡捕注意的听完之后，微笑的说道：“我看你也不弱呀！”

　　他并不去捉老×，又反背着手，慢慢的踱过去了。这一场巷战就算这样的结束。但是，人间世的纠纷又并不能解决得这么干脆，那老×大约是也有一点势力的。第二天早晨，那离阿金家不远的也是外国人家的西崽忽然向阿金家逃来。后面追着三个彪形大汉。西崽的小衫已被撕破，大约他被他们诱出外面，又给人堵住后门，退不回去，所以只好逃到他爱人这里来了。爱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孛生（ＨＩｂｓｅｎ）戏剧里的彼尔•干德〔２〕，就是失败之后，终于躲在爱人的裙边，听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瑙威女子，她无情，也没有魄力。独有感觉是灵的，那男人刚要跑到的时候，她已经赶紧把后门关上了。那男人于是进了绝路，只得站住。这好像也颇出于彪形大汉们的意料之外，显得有些踌蹰；但终于一同举起拳头，两个是在他背脊和胸脯上一共给了三拳，仿佛也并不怎么重，一个在他脸上打了一拳，却使它立刻红起来。这一场巷战很神速，又在早晨，所以观战者也不多，胜败两军，各自走散，世界又从此暂时和平了。然而我仍然不放心，因为我曾经听人说过：所谓“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日。

　　但是，过了几天，阿金就不再看见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复。补了她的缺的是一个胖胖的，脸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气的娘姨，已经二十多天，还很安静，只叫了卖唱的两个穷人唱过一回“奇葛隆冬强”的《十八摸》〔３〕之类，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余闲，享点清福，谁也没有话说的。只可惜那时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连阿金的爱人也在内，保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巷战。但我却也叨光听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ｂａｒｙｔｏｎｅ）的歌声，觉得很自然，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４〕要好得天差地远。

　　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来了。但是我还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５〕会安汉，木兰从军〔６〕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７〕，西施沼吴〔８〕，杨妃乱唐〔９〕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１０〕，我却为了区区一个阿金，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虽然圣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见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

　　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

　　十二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写成时未能发表（参看本书《附记》），后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上海《海燕》月刊第二期。

　　〔２〕彼尔•干德挪威易卜生的诗剧《彼尔•干德》的主角，是一个想像丰富、意志薄弱的人物，最后在他爱人给他唱催眠曲时死去。

　　〔３〕《十八摸》旧时流行的一种猥亵小调。

　　〔４〕《毛毛雨》黎锦晖作的歌曲，曾流行于一九三○年前后。

　　〔５〕昭君出塞昭君，即王昭君，名嫱，汉元帝宫女。竟宁元年（前３３）被遣出塞“和亲”，嫁与匈奴呼韩邪单于（见《汉书•匈奴传》）。

　　〔６〕木兰从军北朝民间叙事诗《木兰诗》中的故事，写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见《乐府诗集•鼓角横吹曲》）。

　　〔７〕妲己亡殷妲己，殷纣王的妃子，周武王灭殷时被杀。《史记•殷本纪》：“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武王伐殷时，在《太誓》中有“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等语，后来一些文人就把殷亡的责任归罪于妲己。

　　〔８〕西施沼吴西施，春秋时越国的美女。越王勾践为吴所败，把她献给吴王夫差。后来吴王昏乱失政，破灭于越（见《吴越春秋》）。“沼吴”，语出《左传》哀公元年，当勾践战败向吴求和时，伍员谏夫差拒和，不听，伍员“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

　　〔９〕杨妃乱唐杨妃，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起兵反唐，玄宗奔蜀，至马嵬驿，将士杀国忠，玄宗令将杨妃缢死。

　　〔１０〕“五十而知天命”孔丘的话，见《论语•为政》。据朱熹《集注》：“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一

　　当国民党对于共产党从合作改为剿灭之后，有人说，国民党先前原不过利用他们的，北伐将成的时候，要施行剿灭是豫定的计划。但我以为这说的并不是真实。国民党中很有些有权力者，是愿意共产的，他们那时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苏联去学习，便是一个证据，因为中国的父母，孩子是他们第一等宝贵的人，他们决不至于使他们去练习做剿灭的材料。不过权力者们好像有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

　　我们有一个传说。大约二千年之前，有一个刘先生，积了许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飞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着的老房子，养着的鸡和狗。刘先生只好去恳求上帝，设法连老房子，鸡，狗，和他们俩全都弄到天上去，这才做成了神仙。〔２〕也就是大大的变化了，其实却等于并没有变化。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宝贵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宝贵。

　　于是许多青年们，共产主义者及其嫌疑者，左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这些嫌疑者的朋友们，就到处用自己的血来洗自己的错误，以及那些权力者们的错误。权力者们的先前的错误，是受了他们的欺骗的，所以必得用他们的血来洗干净。然而另有许多青年们，却还不知底细，在苏联学毕，骑着骆驼高高兴兴的由蒙古回来了。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旅行者还曾经看得酸心，她说，他们竟不知道现在在祖国等候他们的，却已经是绞架。

　　不错，是绞架。但绞架还不算坏，简简单单的只用绞索套住了颈子，这是属于优待的。而且也并非个个走上了绞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还有一条路，是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他内心的忏悔，能忏悔的人，精神是极其崇高的。

　　二

　　从此而不知忏悔的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成了该杀的罪人。而且这罪人，却又给了别人无穷的便利；他们成为商品，可以卖钱，给人添出职业来了。而且学校的风潮，恋爱的纠纷，也总有一面被指为共产党，就是罪人，因此极容易的得到解决。如果有谁和有钱的诗人辩论，那诗人的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我有钱，他反对我，所以他是共产党。于是诗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车，凯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却浇灌了革命文学的萌芽，在文学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从外国学来，或在本国学得的富于智识的青年，他们自然是觉得的，最先用的是极普通的手段：禁止书报，压迫作者，终于是杀戮作者，五个左翼青年作家〔３〕就做了这示威的牺牲。然而这事件又并没有公表，他们很知道，这事是可以做，却不可以说的。古人也早经说过，“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４〕所以要剿灭革命文学，还得用文学的武器。

　　作为这武器而出现的，是所谓“民族文学”〔５〕。他们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种的脸色，决定了脸色一致的人种，就得取同一的行为，所以黄色的无产阶级，不该和黄色的有产阶级斗争，却该和白色的无产阶级斗争。他们还想到了成吉思汗，作为理想的标本，描写他的孙子拔都汗，怎样率领了许多黄色的民族，侵入斡罗斯，将他们的文化摧残，贵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隶。

　　中国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实是不能算中国民族的光荣的，但为了扑灭斡罗斯，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权力者，现在已经明白了古之斡罗斯，即今之苏联，他们的主义，是决不能增加自己的权力，财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现在的拔都汗是谁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于是民族主义文学家也只好顺风转舵，改为对于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许多热心的青年们往南京去请愿，要求出兵；然而这须经过极辛苦的试验，火车不准坐，露宿了几日，才给他们坐到南京，有许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脚走。到得南京，却不料就遇到一大队曾经训练过的“民众”，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枪，迎头一顿打，使他们只好脸上或身上肿起几块，当作结果，垂头丧气的回家，有些人还从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据报上说，那是他们自己掉下去的。〔６〕民族主义文学家们的啼哭也从此收了场，他们的影子也看不见了，他们已经完成了送丧的任务。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样的，出去的时候，有杂乱的乐队，有唱歌似的哭声，但那目的是在将悲哀埋掉，不再记忆起来；目的一达，大家走散，再也不会成什么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学是没有动摇的，还发达起来，读者们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别一方面，就出现了所谓“第三种人”，是当然决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们以为文学是永久的，政治的现象是暂时的，所以文学不能和政治相关，一相关，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国将从此没有伟大的作品。不过他们，忠实于文学的“第三种人”，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为什么呢？是因为左翼批评家不懂得文学，为邪说所迷，对于他们的好作品，都加以严酷而不正确的批评，打击得他们写不出来了。所以左翼批评家，是中国文学的刽子手。〔７〕

　　至于对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杀戮作家呢，他们不谈，因为这是属于政治的，一谈，就失去他们的作品的永久性了；况且禁压，或杀戮“中国文学的刽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种人”的永久的文学，伟大的作品的保护者。

　　这一种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诉，虽然也是一种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学并不为它所击退。“民族主义文学”已经自灭，“第三种文学”又站不起来，这时候，只好又来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艺华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们所袭击，捣毁得一塌胡涂了。他们是极有组织的，吹一声哨，动手，又一声哨，停止，又一声哨，散开。临走还留下了传单，说他们的所以征伐，是为了这公司为共产党所利用。〔８〕而且所征伐的还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书店方面去，大则一群人闯进去捣毁一切，小则不知从那里飞来一块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为这书店为共产党所利用。高价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书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几天之后，就有“文学家”将自己的“好作品”来卖给他了，他知道印出来是没有人看的，但得买下，因为价钱不过和一块窗玻璃相当，而可以免去第二块石子，省了修理窗门的工作。

　　四

　　压迫书店，真成为最好的战略了。

　　但是，几块石子是还嫌不够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查禁了一大批书，计一百四十九种，凡是销行较多的，几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国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译本。要举出几个作者来，那就是高尔基（Ｇｏｒｋｙ），卢那卡尔斯基（Ｌｕｎａｃｈａｒｓｋｙ），斐定（Ｆｅｄｉｎ），法捷耶夫（Ｆａｄｅｅｖ），绥拉斐摩维支（Ｓｅｒａｆｉｍｏｖｉｃｈ），辛克莱（ＵｐｔｏｎＳｉｎｃｌａｉｒ），甚而至于梅迪林克（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梭罗古勃（Ｓｏｌｏｇｕｂ），斯忒林培克（Ｓｔｒｉｎｄｂｅｒｇ）。〔９〕这真使出版家很为难，他们有的是立刻将书缴出，烧毁了，有的却还想补救，和官厅去商量，结果是免除了一部分。为减少将来的出版的困难起见，官员和出版家还开了一个会议。在这会议上，有几个“第三种人”因为要保护好的文学和出版家的资本，便以杂志编辑者的资格提议，请采用日本的办法，在付印之前，先将原稿审查，加以删改，以免别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连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亏。这提议很为各方面所满足，当即被采用了，〔１０〕虽然并不是光荣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开始了实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１１〕，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胡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们的引日本为榜样，是错误的。日本固然不准谈阶级斗争，却并不说世界上并无阶级斗争，而中国则说世界上其实无所谓阶级斗争，都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所以这不准谈，为的是守护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删削书籍杂志，但在被删削之处，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读者一看就明白这地方是受了删削，而中国却不准留空白，必须连起来，在读者眼前好像还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说着意思不明的昏话。这种在现在的中国读者面前说昏话，是弗理契（Ｆｒｉｃｈｅ）〔１２〕，卢那卡尔斯基他们也在所不免的。

　　于是出版家的资本安全了，“第三种人”的旗子不见了，他们也在暗地里使劲的拉那上了绞架的同业的脚，而没有一种刊物可以描出他们的原形，因为他们正握着涂抹的笔尖，生杀的权力。在读者，只看见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国一向有名的前进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变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实际上，文学界的阵线却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长久的，接着起来的又将是一场血腥的战斗。

　　十一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英文刊物《现代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参看本书《附记》。

　　〔２〕东晋葛洪《神仙传》卷四载：西汉淮南王刘安吃了仙药成仙，“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全后汉文•仙人唐公房碑》也有唐公房得仙药后与他的妻子、房屋、六畜一起升天的故事。

　　〔３〕五个左翼青年作家指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和白莽（殷夫）。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他们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参看《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４〕“以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语出《史记•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５〕“民族文学”即“民族主义文学”，一九三○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御用文学。发起人为潘公展、范争波、朱应鹏、傅彦长、王平陵等。下文所说对拔都西侵的赞美，见《前锋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三一年四月）黄震遐所作的诗剧《黄人之血》。参看《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学生奋起抗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纷纷到南京请愿，十二月十七日在南京举行总示威，遭到军警的逮捕和屠杀，有的学生被刺伤后又被扔进河里。次日，南京卫戍当局对记者谈话，诡称死难学生是“失足落水”。

　　〔７〕这里所引“第三种人”的一些论调，见苏汶发表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第一卷第六期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月）等文。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８〕关于艺华影片公司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书店被捣毁的事，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９〕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查禁书籍一百四十九种，参看《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被禁的作者和书籍中有：苏联高尔基（１８６８—１９３６）的《高尔基文集》、《我的童年》等，卢那卡尔斯基（１８７５—１９３３）的《文艺与批评》、《浮士德与城》，斐定（１８９２—１９７７）等的《果树园》，法捷耶夫（１９０１—１９５６）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１８６３—１９４９）的《铁流》，美国辛克莱（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的《屠场》、《石炭王》等，比利时梅迪林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的《檀泰琪儿之死》等，俄国梭罗古勃（１８６３—１９２７）等的《饥饿的光芒》，瑞典斯忒林培克（１８４９—１９１２，通译斯特林堡）的《结婚集》等。

　　〔１０〕关于官员和出版家开会的事，参看作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

　　〔１１〕书籍杂志检查处指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一九三四年五月在上海设立。

　　〔１２〕弗理契（ＢＭd\MZJ，１８７０—１９２７）苏联文艺评论家、文学史家。作有《艺术社会学》、《二十世纪欧洲文学》等。

寄《戏》周刊编者信

　　编辑先生：

　　今天看《戏》周刊第十四期，《独白》〔２〕上“抱憾”于不得我的回信，但记得这信已于前天送出了，还是病中写的，自以为巴结得很，现在特地声明，算是讨好之意。

　　在这周刊上，看了几个阿Ｑ像〔３〕，我觉得都太特别，有点古里古怪。我的意见，以为阿Ｑ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Ｑ，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形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上海的乡下，恐怕也还有人戴。

　　报上说要图画，我这里有十张，是陈铁耕君〔４〕刻的，今寄上，如不要，仍请寄回。他是广东人，所用的背景有许多大约是广东。第二，第三之二，第五，第七这四幅，比较刻的好；第三之一和本文不符；第九更远于事实，那时那里有摩托车给阿Ｑ坐呢？该是大车，有些地方叫板车，是一种马拉的四轮的车，平时是载货物的。但绍兴也并没有这种车，我用的是那时的北京的情形，我在绍兴，其实并未见过这样的盛典。

　　又，今天的《阿Ｑ正传》上说：“小Ｄ大约是小董罢？”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Ｑ一样。

　　专此布达，并请

　　撰安。

　　鲁迅上。十一月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第十五期。

　　〔２〕《独白》《戏》周刊第十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刊载的编者的话。其中说：“这一期上我们很抱憾的是鲁迅先生对于阿Ｑ剧本的意见并没有来，只得待诸下期了。”

　　〔３〕阿Ｑ像《戏》周刊在发表《阿Ｑ正传》剧本时，从一九三四年九月起，同时刊载剧中人物的画像。“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的阿Ｑ像，叶灵凤作，见该刊第十二期（十一月四日）。

　　〔４〕陈铁耕木刻家。参看本卷第４９页注〔９〕。

中国语文的新生

　　中国现在的所谓中国字和中国文，已经不是中国大家的东西了。

　　古时候，无论那一国，能用文字的原是只有少数的人的，但到现在，教育普及起来，凡是称为文明国者，文字已为大家所公有。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这还能说文字和我们大家有关系么？

　　也许有人要说，这十分之二的特别国民，是怀抱着中国文化，代表着中国大众的。我觉得这话并不对。这样的少数，并不足以代表中国人。正如中国人中，有吃燕窝鱼翅的人，有卖红丸的人，有拿回扣的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一切中国人，都在吃燕窝鱼翅，卖红丸，拿回扣一样。要不然，一个郑孝胥〔２〕，真可以把全副“王道”挑到满洲去。

　　我们倒应该以最大多数为根据，说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

　　这样的一个连文字也没有的国度，是在一天一天的坏下去了。我想，这可以无须我举例。

　　单在没有文字这一点上，智识者是早就感到模胡的不安的。清末的办白话报，五四时候的叫“文学革命”，就为此。但还只知道了文章难，没有悟出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今年的提倡复兴文言文，也为此，他明知道现在的机关枪是利器，却因历来偷懒，未曾振作，临危又想侥幸，就只好梦想大刀队成事了。

　　大刀队的失败已经显然，只有两年，已没有谁来打九十九把钢刀去送给军队〔３〕。但文言队的显出不中用来，是很慢，很隐的，它还有寿命。

　　和提倡文言文的开倒车相反，是目前的大众语文的提倡，但也还没有碰到根本的问题：中国等于并没有文字。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

　　反对，当然大大的要有的，特殊人物的成规，动他不得。格理莱〔４〕倡地动说，达尔文〔５〕说进化论，摇动了宗教，道德的基础，被攻击原是毫不足怪的；但哈飞〔６〕发见了血液在人身中环流，这和一切社会制度有什么关系呢，却也被攻击了一世。然而结果怎样？结果是：血液在人身中环流！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走那一面呢，这并非如冷笑家所指摘，只是拉丁化提倡者的成败，乃是关于中国大众的存亡的。要得实证，我看也不必等候怎么久。

　　至于拉丁化的较详的意见，我是大体和《自由谈》连载的华圉作《门外文谈》相近的，这里不多说。我也同意于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众语的前途的艰难；但以为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话文的当时。

　　九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三日上海《新生》周刊第一卷第三十六期，署名公汗。

　　〔２〕郑孝胥（１８６０—１９３８）字苏戡，福建闽侯人。清末曾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洲国成立后，他任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等伪职，鼓吹“王道政治”，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

　　〔３〕关于打钢刀送给军队事，据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申报》载：“二十九军宋哲元血战喜峰，大刀杀敌，震惊中外，兹有王述君定制大刀九十九柄，捐赠该军。”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

　　〔４〕格理莱（ＧＧａｌｉｌｅｏ，１５６４—１６４２）通译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从一六○九年起自制望远镜观察和研究天体，证实了哥白尼关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太阳中心说（地动说），推翻了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天动说，给予欧洲中世纪神权论以致命打击，因此曾遭到罗马教廷的迫害。

　　〔５〕达尔文（ＣＲＤａｒｗ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者。他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目的论和生物不变论，给宗教以严重的打击。因此受到教权派和巴黎科学院的歧视和排斥。

　　〔６〕哈飞（ＷＨａｒｖｅｙ，１５７８—１６５７）通译哈维，英国医学家。他根据实验研究证实了血液循环现象，为动物生理学和胚胎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连环图画琐谈

　　“连环图画”的拥护者，看现在的议论，是“启蒙”之意居多的。

　　古人“左图右史”，现在只剩下一句话，看不见真相了，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未读者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

　　但民间另有一种《智灯难字》或《日用杂字》，是一字一像，两相对照，虽可看图，主意却在帮助识字的东西，略加变通，便是现在的《看图识字》。文字较多的是《圣谕像解》〔２〕，《二十四孝图》〔３〕等，都是借图画以启蒙，又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

　　“连环图画”便是取“出相”的格式，收《智灯难字》的功效的，倘要启蒙，实在也是一种利器。

　　但要启蒙，即必须能懂。懂的标准，当然不能俯就低能儿或白痴，但应该着眼于一般的大众，譬如罢，中国画是一向没有阴影的，我所遇见的农民，十之九不赞成西洋画及照相，他们说：人脸那有两边颜色不同的呢？西洋人的看画，是观者作为站在一定之处的，但中国的观者，却向不站在定点上，所以他说的话也是真实。那么，作“连环图画”而没有阴影，我以为是可以的；人物旁边写上名字，也可以的，甚至于表示做梦从人头上放出一道毫光来，也无所不可。观者懂得了内容之后，他就会自己删去帮助理解的记号。这也不能谓之失真，因为观者既经会得了内容，便是有了艺术上的真，倘必如实物之真，则人物只有二三寸，就不真了，而没有和地球一样大小的纸张，地球便无法绘画。

　　艾思奇〔４〕先生说：“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这话也并不错。不过要商量的是怎样才能够触到，触到之法，“懂”是最要紧的，而且能懂的图画，也可以仍然是艺术。

　　五月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一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燕客。

　　〔２〕《圣谕像解》清代梁延年编，共二十卷。清康熙九年（１６７０）曾颁布“敦孝弟、笃宗族、和乡党、重农桑……”等“上谕”十六条，“以为化民成俗之本”。《圣谕像解》即根据这些“上谕”配图和解说的书。编者在序文中说：“摹绘古人事迹于上谕之下，并将原文附载其后……且粗为解说，使易通晓。”

　　〔３〕《二十四孝图》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所传孝子二十四人的故事，编为《二十四孝》，后来的印本都配上图画，通称《二十四孝图》。

　　〔４〕艾思奇（１９１０—１９６６）云南腾冲人，哲学家。他在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动向》的《连环图画还大有可为》中说：“我以为若有活生生的新内容新题材，则就要大胆地应用新的手法以求其尽可能的完善，大众是决不会不被吸引的，若能够触到大众真正的切身问题，那恐怕愈是新的，才愈能流行。艺术的可贵是在于能提高群众的认识，决不是要迎合他们俗流的错觉。”

附记

　　第一篇《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是应日本的改造社之托而写的，原是日文，即于是年三月，登在《改造》〔１〕上，改题为《火，王道，监狱》。记得中国北方，曾有一种期刊译载过这三篇，但在南方，却只有林语堂，邵洵美，章克标三位所主编的杂志《人言》上，曾用这为攻击作者之具，其详见于《准风月谈》的后记中，兹不赘。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ＨＩｓａａｃｓ）〔２〕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择，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

　　《答曹聚仁先生信》原是我们的私人通信，不料竟在《社会月报》〔３〕上登出来了，这一登可是祸事非小，我就成为“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了。有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副刊《火炬》〔４〕上的文章为证——

　　调和绍伯——读《社会月报》八月号“中国人是善于调和的民族”——这话我从前还不大相信，因为那时我年纪还轻，阅历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调和的，我就以为别人也和我一样的不肯调和。

　　这观念后来也稍稍改正了。那是我有一个亲戚，在我故乡两个军阀的政权争夺战中做了牺牲，我那时对于某军阀虽无好感，却因亲戚之故也感着一种同仇敌忾，及至后来两军阀到了上海又很快的调和了，彼此过从颇密，我不觉为之呆然，觉得我们亲戚假使仅仅是为着他的“政友”而死，他真是白死了。

　　后来又听得广东Ａ君告诉我在两广战争后战士们白骨在野碧血还腥的时候，两军主持的太太在香港寓楼时常一道打牌，亲翱逾常，这更使我大彻大悟。

　　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这是当然的事，不单是军阀战争如此，帝国主义的分赃战争也作如是观。老百姓整千整万地做了炮灰，各国资本家却可以聚首一堂举着香槟相视而笑。什么“军阀主义”“民主主义”都成了骗人的话。

　　然而这是指那些军阀资本家们“无原则的争斗”，若夫真理追求者的“有原则的争斗”应该不是这样！

　　最近这几年，青年们追随着思想界的领袖们之后做了许多惨淡的努力，有的为着这还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就是不可以太打浑了水，把人家弄得不明不白。

　　后者的例子可求之于《社会月报》。这月刊真可以说是当今最完备的“杂”志了。而最“杂”得有趣的是题为“大众语特辑”的八月号。读者试念念这一期的目录罢，第一位打开场锣鼓的是鲁迅先生（关于大众语的意见），而“压轴子”的是《赤区归来记》作者杨邨人氏。就是健忘的读者想也记得鲁迅先生和杨邨人氏有过不小的一点“原则上”的争执罢。鲁迅先生似乎还“嘘”过杨邨人氏，然而他却可以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谁说鲁迅先生器量窄小呢？

　　苦的只是读者，读了鲁迅先生的信，我们知道“汉字和大众不两立”，我们知道应把“交通繁盛言语混杂的地方”的“‘大众语’的雏形，它的字汇和语法输进穷乡僻壤去”。我们知道“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大众许多话“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明白更精确的意义”；我们知道现在所能实行的是以“进步的”思想写“向大众语去的作品”。但读了最后杨邨人氏的文章，才知道向大众去根本是一条死路，那里在水灾与敌人围攻之下，破产无余，……“维持已经困难，建设更不要空谈。”还是“归”到都会里“来”扬起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旗更靠得住。

　　于是，我们所得的知识前后相销，昏昏沉沉，莫明其妙。

　　这恐怕也表示中国民族善于调和吧，但是太调和了，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照这样的阵容看，有些人真死的不明不白。

　　关于开锣以后“压轴”以前的那些“中间作家”的文章特别是大众语问题的一些宏论，本想略抒鄙见，但这只好改日再谈了。

　　关于这一案，我到十一月《答〈戏〉周刊编者信》里，这才回答了几句。

　　《门外文谈》是用了“华圉”的笔名，向《自由谈》〔５〕投稿的，每天登一节。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是写给《太白》〔６〕的，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那时有人看了《太白》上的这一篇，当面问我道：“你在说什么呀？”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是在说什么。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也是写给《太白》的。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可见这时我们的“上峰”正在主张求神拜佛。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

　　《脸谱臆测》是写给《生生月刊》〔７〕的，奉官谕：不准发表。我当初很觉得奇怪，待到领回原稿，看见用红铅笔打着杠子的处所，才明白原来是因为得罪了“第三种人”老爷们了。现仍加上黑杠子，以代红杠子，且以警戒新作家。

　　《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于绍伯先生那篇《调和》的答复。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８〕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

　　不过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别人也许会觉得奇怪。然而并不，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９〕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是写给《现代中国》（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的，不知由何人所译，登在第一卷第五期，后来又由英文转译，载在德文和法文的《国际文学》上。

　　《病后杂谈》是向《文学》〔１０〕的投稿，共五段；待到四卷二号上登了出来时，只剩下第一段了。后有一位作家，根据了这一段评论我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他竟毫不想到检查官的删削。可见文艺上的暗杀政策，有时也还有一些效力的。

　　《病后杂谈之余》也是向《文学》的投稿，但不知道为什么，检查官这回却古里古怪了，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登，也不动贵手删削，就是一个支支吾吾。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听说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一通，这才能在四卷三号上登出。题目必须改为《病后余谈》，小注“关于舒愤懑”这一句也不准有；改动的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读者试一想这些讳忌，是会觉得很有趣的。只有不准说“言行一致”云云，也许莫明其妙，现在我应该指明，这是因为又触犯了“第三种人”了。

　　《阿金》是写给《漫画生活》〔１１〕的；然而不但不准登载，听说还送到南京中央宣传会里去了。这真是不过一篇漫谈，毫无深意，怎么会惹出这样大问题来的呢，自己总是参不透。后来索回原稿，先看见第一页上有两颗紫色印，一大一小，文曰“抽去”，大约小的是上海印，大的是首都印，然则必须“抽去”，已无疑义了。再看下去，就又发见了许多红杠子，现在改为黑杠，仍留在本文的旁边。

　　看了杠子，有几处是可以悟出道理来的。例如“主子是外国人”，“炸弹”，“巷战”之类，自然也以不提为是。但是我总不懂为什么不能说我死了“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的缘由，莫非官意是以为我死了会开同乡会的么？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编讫记。

　　〔１〕《改造》日本的一种综合性月刊，一九一九年创刊，一九五五年出至第三十六卷第二期停刊。日本东京改造出版社印行。

　　〔２〕伊罗生美国人，曾任上海出版的中英文合印的刊物《中国论坛》（每月发行一期或两期）的编辑。

　　〔３〕《社会月报》综合性期刊，陈灵犀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上海社会出版社发行。

　　〔４〕《大晚报》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起初接受政学系的津贴，一九三五年为国民党财阀孔祥熙收买，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停刊。副刊《火炬》由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编辑。

　　〔５〕《自由谈》上海《申报》副刊之一，一九一一年八月创刊。原以刊载鸳鸯蝴蝶派作品为主，一九三二年十二月革新后，先后由黎烈文、张梓生主编。从一九三三年一月起，鲁迅常在该刊发表文章。

　　〔６〕《太白》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主编，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创刊，次年九月五日出至第二卷第十二期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

　　〔７〕《生生月刊》文艺杂志，李辉英、朱荢园编辑，一九三五年二月创刊，只出一期，上海图画书局发行。

　　〔８〕姓沈的“战友”指沈端先，即夏衍，浙江杭州人，文学家、戏剧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

　　〔９〕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戏剧家，曾创办话剧团体南国社，后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人之一。

　　〔１０〕《文学》月刊，先后由郑振铎、傅东华、王统照编辑，一九三三年七月创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停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

　　〔１１〕《漫画生活》刊载漫画和杂文的月刊，吴朗西、黄士英等编辑，一九三四年九月创刊，上海美术生活杂志社发行。

脸谱臆测

　　对于戏剧，我完全是外行。但遇到研究中国戏剧的文章，有时也看一看。近来的中国戏是否象征主义，或中国戏里有无象征手法的问题，我是觉得很有趣味的。

　　伯鸿先生在《戏》周刊十一期（《中华日报》副刊）上，说起脸谱，承认了中国戏有时用象征的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黑表‘威猛’，蓝表‘妖异’，金表‘神灵’之类，实与西洋的白表‘纯洁清净’，黑表‘悲哀’，红表‘热烈’，黄金色表‘光荣’和‘努力’”并无不同，这就是“色的象征”，虽然比较的单纯，低级。〔２〕这似乎也很不错，但再一想，却又生了疑问，因为白表奸诈，红表忠勇之类，是只以在脸上为限，一到别的地方，白就并不象征奸诈，红也不表示忠勇了。

　　对于中国戏剧史，我又是完全的外行。我只知道古时候（南北朝）的扮演故事，是带假面的，〔３〕这假面上，大约一定得表示出这角色的特征，一面也是这角色的脸相的规定。古代的假面和现在的打脸的关系，好像还没有人研究过，假使有些关系，那么，“白表奸诈”之类，就恐怕只是人物的分类，却并非象征手法了。

　　中国古来就喜欢讲“相人术”〔４〕，但自然和现在的“相面”不同，并非从气色上看出祸福来，而是所谓“诚于中，必形于外”〔５〕，要从脸相上辨别这人的好坏的方法。一般的人们，也有这一种意见的，我们在现在，还常听到“看他样子就不是好人”这一类话。这“样子”的具体的表现，就是戏剧上的“脸谱”。富贵人全无心肝，只知道自私自利，吃得白白胖胖，什么都做得出，于是白就表了奸诈。红表忠勇，是从关云长的“面如重枣”来的。“重枣”是怎样的枣子，我不知道，要之，总是红色的罢。在实际上，忠勇的人思想较为简单，不会神经衰弱，面皮也容易发红，倘使他要永远中立，自称“第三种人”，精神上就不免时时痛苦，脸上一块青，一块白，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黑表威猛，更是极平常的事，整年在战场上驰驱，脸孔怎会不黑，擦着雪花膏的公子，是一定不肯自己出面去战斗的。

　　士君子常在一门一门的将人们分类，平民也在分类，我想，这“脸谱”，便是优伶和看客公同逐渐议定的分类图。不过平民的辨别，感受的力量，是没有士君子那么细腻的。况且我们古时候戏台的搭法，又和罗马不同，〔６〕使看客非常散漫，表现倘不加重，他们就觉不到，看不清。这么一来，各类人物的脸谱，就不能不夸大化，漫画化，甚而至于到得后来，弄得希奇古怪，和实际离得很远，好像象征手法了。脸谱，当然自有它本身的意义的，但我总觉得并非象征手法，而且在舞台的构造和看客的程度和古代不同的时候，它更不过是一种赘疣，无须扶持它的存在了。然而用在别一种有意义的玩艺上，在现在，我却以为还是很有兴趣的。

　　十月三十一日。

　　〔１〕本篇在印入本书前未能发表，参看本书《附记》。

　　〔２〕《戏》周刊第十一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曾发表伯鸿的《苏联为什么邀梅兰芳去演戏（上）》一文，该文先引《申报》“读书问答”栏《梅兰芳与中国旧剧的前途（三）》文中的话说：“中国旧剧其取材大半是历史上的传说，其立论大体是‘劝善罚恶’的老套，这里面既不含有神秘的感情，也就用不着以观感的具体的符号来象征什么……即如那一般人认为最含有象征主义意味的脸谱，和那以马鞭代马的玩意儿，也只能说借以帮助观众对于剧情的理解，不能认为即是象征主义。”于是接着说：“这个是很正确的了。但是他因否定了中国旧戏是象征主义，同时否定了中国旧剧采用的一些‘象征手法’。比如白表‘奸诈’，红表‘忠勇’……因为‘色的象征’，还有‘音的象征’‘形的象征’，也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着……这一些都是象征的手法，不过多是比较单纯的低级的。”

　　〔３〕指南北朝时的歌舞戏《大面》。据《旧唐书•音乐志》载：“《大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麾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

　　〔４〕“相人术”《左传》文公元年：“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又《汉书•艺文志》“形法”类著录有《相人》一书。

　　〔５〕“诚于中，必形于外”语出《大学》：“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６〕古代罗马剧场，中间为圆形表演场地，周围环绕着台阶式的观众席，近似现代的体育场。

论“旧形式的采用”

　　“旧形式的采用”的问题，如果平心静气的讨论起来，在现在，我想是很有意义的，但开首便遭到了耳耶〔２〕先生的笔伐。“类乎投降”，“机会主义”，这是近十年来“新形式的探求”的结果，是克敌的咒文，至少先使你惹一身不干不净。但耳耶先生是正直的，因为他同时也在译《艺术底内容和形式》〔３〕，一经登完，便会洗净他激烈的责罚；而且有几句话也正确的，是他说新形式的探求不能和旧形式的采用机械的地分开。

　　不过这几句话已经可以说是常识；就是说内容和形式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已经是常识；还有，知道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也当然是常识。旧形式为什么只是“采用”——但耳耶先生却指为“为整个（！）旧艺术捧场”——就是为了新形式的探求。采取若干，和“整个”捧来是不同的，前进的艺术家不能有这思想（内容）。然而他会想到采取旧艺术，因为他明白了作品和大众不能机械的地分开。以为艺术是艺术家的“灵感”的爆发，象鼻子发痒的人，只要打出喷嚏来就浑身舒服，一了百了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想到，而且关心了大众。这是一个新思想（内容），由此而在探求新形式，首先提出的是旧形式的采取，这采取的主张，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在我看来，是既没有将内容和形式机械的地分开，更没有看得《姊妹花》〔４〕叫座，于是也来学一套的投机主义的罪案的。

　　自然，旧形式的采取，或者必须说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须艺术学徒的努力的实践，但理论家或批评家是同有指导，评论，商量的责任的，不能只斥他交代未清之后，便可逍遥事外。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采取什么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知道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空实和明快，宋的院画〔５〕，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６〕，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

　　只是上文所举的，亦即我们现在所能看见的，都是消费的艺术。它一向独得有力者的宠爱，所以还有许多存留。但既有消费者，必有生产者，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古代的东西，因为无人保护，除小说的插画以外，我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至于现在，却还有市上新年的花纸，和猛克〔７〕先生所指出的连环图画。这些虽未必是真正的生产者的艺术，但和高等有闲者的艺术对立，是无疑的。但虽然如此，它还是大受着消费者艺术的影响，例如在文学上，则民歌大抵脱不开七言的范围，在图画上，则题材多是士大夫的部事，然而已经加以提炼，成为明快，简捷的东西了。这也就是蜕变，一向则谓之“俗”。注意于大众的艺术家，来注意于这些东西，大约也未必错，至于仍要加以提炼，那也是无须赘说的。

　　但中国的两者的艺术，也有形似而实不同的地方，例如佛画的满幅云烟，是豪华的装璜，花纸也有一种硬填到几乎不见白纸的，却是惜纸的节俭；唐伯虎〔８〕画的细腰纤手的美人，是他一类人们的欲得之物，花纸上也有这一种，在赏玩者却只以为世间有这一类人物，聊资博识，或满足好奇心而已。为大众的画家，都无须避忌。

　　至于谓连环图画不过图画的种类之一，与文学中之有诗歌，戏曲，小说相同，那自然是不错的。但这种类之别，也仍然与社会条件相关联，则我们只要看有时盛行诗歌，有时大出小说，有时独多短篇的史实便可以知道。因此，也可以知道即与内容相关联。现在社会上的流行连环图画，即因为它有流行的可能，且有流行的必要，着眼于此，因而加以导引，正是前进的艺术家的正确的任务；为了大众，力求易懂，也正是前进的艺术家正确的努力。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这工作是决不如旁观者所想的容易的。

　　但就是立有了新形式罢，当然不会就是很高的艺术。艺术的前进，还要别的文化工作的协助，某一文化部门，要某一专家唱独脚戏来提得特别高，是不妨空谈，却难做到的事，所以专责个人，那立论的偏颇和偏重环境的是一样的。

　　五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署名常庚。

　　〔２〕耳耶即聂绀弩，湖北京山人，作家，“左联”成员。当时任《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动向》上发表了《新形式的探求与旧形式的采用》，反驳四月十九日同刊猛克的《采用与模仿》一文。猛克文中说：“在社会制度没有改革之前，对于连环图画的旧形式与技术，还须有条件地接受过来……却有人以为这是投降旧艺术。”又说新的连环图画“形式与街头流行的连环图画颇不同，而技术有的也模仿着立体派之类，不但常常弄得儿童看不懂，就是知识阶级的人们，也无法了解其内容。”耳耶的文章中则认为这些话“非常之类乎‘投降’”，“把内容与形式这样机械地分开……因为旧艺术内面有一二接近大众的东西，就这样为整个旧艺术捧场。”接着又说：“一小部分旧艺术之能为大众‘了解’、‘习惯’、‘爱好’，有种种复杂的原因存在……要谈采用旧形式，不先从这些决定的原因上加以详细的研究，看见《啼笑姻缘》销路广，《姊妹花》卖座好就眼红，这是机会主义的办法。”最后他说：“要艺术大众化，只有一条路，就是新形式的探求……只有在新形式的探求的努力之中，才可以谈有条件地采用旧形式。”

　　〔３〕《艺术底内容和形式》日本藏原惟人所作的论文。译文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十日《动向》上连载。

　　〔４〕《姊妹花》郑正秋根据他自己所作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和导演的故事片，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一九三四年二月在上海上映。

　　〔５〕宋的院画指宋代“翰林图画院”中宫廷画家的作品。它们在形式上都以工整、细致为主要特点。

　　〔６〕米点山水指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的山水画。米芾（１０５１—１１０７）、米友仁（１０７４—１１５３），润州（今江苏镇江）人。他们的画不取工细，自创一种皴法，以笔尖横点而成，被称为米点山水。

　　〔７〕猛克魏猛克，湖南长沙人，美术工作者。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

　　〔８〕唐伯虎（１４７０—１５２３）名寅，字伯虎，吴县（今属江苏）人，明代文学家、画家，擅长山水、仕女画。

且介亭杂文二集


目录 　　且介亭杂文二集

　　序言

　　“京派”和“海派”

　　“靠天吃饭”

　　“题未定”草（一至三）

　　论“人言可畏”

　　“题未定”草（五）

　　论讽刺

　　“题未定”草（六至九）

　　论毛笔之类

　　“文人相轻”

　　再论“文人相轻”

　　论新文字

　　“寻开心”

　　漫画而又漫画

　　“招贴即扯”

　　漫谈“漫画”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名人和名言

　　《死魂灵百图》小引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弄堂生意古今谈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备考：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魏金枝）

　　人生识字胡涂始

　　不应该那么写

　　什么是“讽刺”？

　　从“别字”说开去

　　书的还魂和赶造

　　从帮忙到扯淡

　　三论“文人相轻”

　　四论“文人相轻”

　　非有复译不可

　　逃名

　　几乎无事的悲剧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鎌田诚一墓记

　　文坛三户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萧红作《生死场》序

　　隐士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杂谈小品文

　　叶紫作《丰收》序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后记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一九三五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序言

　　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１〕，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

　　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

　　编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大感想。要感的感过了，要写的也写过了，例如“以华制华”〔２〕之说罢，我在前年的《自由谈》上发表时，曾大受傅公红蓼之流的攻击，今年才又有人提出来，却是风平浪静。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宁可如邵洵美〔３〕辈的《人言》之所说：“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４〕，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５〕。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单将这些文字，过而存之，聊作今年笔墨的记念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１〕《文学论坛》《文学》月刊的一个专栏，自第二卷第一号（一九三四年一月）开始，至第六卷第六号（一九三六年六月）结束。

　　〔２〕“以华制华”作者在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以夷制夷”》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阴谋，傅红蓼等就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加以攻击。参看《伪自由书•“以夷制夷”》及其附录。

　　〔３〕邵洵美参看本卷第４页注〔１〕。

　　〔４〕华北自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指使汉奸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５〕保护正当的舆论一九三五年底，国内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保障舆论”。如平津报界十二月十日的电文中说：“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新闻学会的电文要求“保障正当舆论”和“新闻从业者之自由”。

“京派”和“海派”

　　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２〕，但不多久，就完了。文滩上的风波，总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容易完，也真的不便当。我也曾经略略的赶了一下热闹〔３〕，在许多唇枪舌剑中，以为那时我发表的所说，倒也不算怎么分析错了的。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但到得今年春末，不过一整年带点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说的并不圆满。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己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不但现身说法，演述了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而且实践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

　　实例，自然是琐屑的，而且自然也不会有重大的例子。举一点罢。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４〕，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５〕，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到这里要附带一点声明：我是故意不举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来的。先前，曾经有人用过“某”字，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但后来该刊的一个作者在该刊上说，他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以为这是因为不替它来作广告。〔６〕这真是聪明的好朋友，不愧为“熟悉商情”。由此启发，子细一想，他的话实在千真万确：被称赞固然可以代广告，被骂也可以代广告，张扬了荣是广告，张扬了辱又何尝非广告。例如罢，甲乙决斗，甲赢，乙死了，人们固然要看杀人的凶手，但也一样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尸，如果用芦席围起来，两个铜板看一下，准可以发一点小财的。我这回的不说出这刊物的名目来，主意却正在不替它作广告，我有时很不讲阴德，简直要妨碍别人的借死尸敛钱。然而，请老实的看官不要立刻责备我刻薄。

　　他们那里肯放过这机会，他们自己会敲了锣来承认的。

　　声明太长了一点了。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

　　文豪，究竟是有真实本领的，法郎士做过一本《泰绮思》〔７〕，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了，其中就透露着这样的消息。他说有一个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是一个贻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们，也给自己积无量功德。事情还算顺手，泰绮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毁坏了她在俗时候的衣饰。但是，奇怪得很，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独房里继续修行时，却再也静不下来了，见妖怪，见裸体的女人。他急遁，远行，然而仍然没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为其实爱上了泰绮思，所以神魂颠倒了的，但一群愚民，却还是硬要当他圣僧，到处跟着他祈求，礼拜，拜得他“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终于决计自白，跑回泰绮思那里去，叫道“我爱你！”然而泰绮思这时已经离死期不远，自说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

　　不过京海之争的目前的结局，却和这一本书的不同，上海的泰绮思并没有死，她也张开两条臂膊，叫道“来口虐！”于是——团圆了。

　　《泰绮思》的构想，很多是应用弗洛伊特〔８〕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倘有严正的批评家，以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实本领”，我也不想来争辩。但我觉得自己却真如那本书里所写的愚民一样，在没有听到“我爱你”和“来”之前，总以为奚落单是奚落，鄙薄单是鄙薄，连现在已经出了气的弗洛伊特学说也想不到。

　　到这里又要附带一点声明：我举出《泰绮思》来，不过取其事迹，并非处心积虑，要用妓女来比海派的文人。这种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妨随意改换的，即改作隐士，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类，都无不可。况且泰绮思其实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时是泼剌的活，出家后就刻苦的修，比起我们的有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像人样。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９〕。

　　至于为什么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来”了呢？说起来，可又是事前的推测，对不对很难定了。我想：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

　　四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署名旅隼。

　　〔２〕指关于“京派和海派”的争论。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在上海的作家。十二月一日苏汶在上海《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加以反驳。接着，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此后，报刊上就展开了所谓“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３〕指《“京派”与“海派”》一文，后收入《花边文学》。

　　〔４〕老京派的题签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封面有当时在北平的周作人的题签；文中所说的“真正老京派”，即指周作人。

　　〔５〕新出的刊物指一九三五年二月创刊的《文饭小品》月刊，康嗣群编辑。施蛰存发行。它是由施筹款创办的。该刊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五日）第一篇文章是知堂（周作人）的《食味杂咏注》，最末一篇是施蛰存的《无相庵断残录》。文中所说“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指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半月刊，该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四月五日）卷首刊有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

　　〔６〕《文饭小品》第二期（一九三五年三月）发表署名酉生的《某刊物》一文，其中说《太白》半月刊第十一期有评论《文饭小品》的两篇小文，“文章一开头都是‘某刊物创刊号’那么一句。这地方，我觉得未免‘太’不坦‘白’了。”“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来看了，他说：‘……他们如果在文章中写明了《文饭小品》字样，岂不就等于替你登了广告？’”

　　〔７〕法郎士（ＡＦｒａｎｃｅ，１８４４—１９２４）法国作家。《泰绮思》，长篇小说，作于一八九一年。它的两种中译本是：《黛丝》，杜衡译，一九二八年开明书店出版；《女优泰绮思》，徐蔚南译，一九二九年世界书局出版。

　　〔８〕弗洛伊特（Ｓ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说的创立者。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因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９〕打棚上海方言，开玩笑的意思。

“靠天吃饭”

　　“靠天吃饭说”是我们中国的国宝。清朝中叶就有《靠天吃饭图》的碑〔２〕，民国初年，状元陆润庠〔３〕先生也画过一张：一个大“天”字，末一笔的尖端有一位老头子靠着，捧了碗在吃饭。这图曾经石印，信天派或嗜奇派，也许还有收藏的。

　　而大家也确是实行着这学说，和图不同者，只是没有碗捧而已。这学说总算存在着一半。

　　前一月，我们曾经听到过嚷着“旱象已成”，现在是梅雨天，连雨了十几日，是每年必有的常事，又并无飓风暴雨，却又到处发现水灾了。植树节〔４〕所种的几株树，也不足以挽回天意。“五日一风，十日一雨”的唐虞之世〔５〕，去今已远，靠天而竟至于不能吃饭，大约为信天派所不及料的罢。到底还是做给俗人读的《幼学琼林》〔６〕聪明，曰：“轻清者上浮而为天”，“轻清”而又“上浮”，怎么一个“靠”法。

　　古时候的真话，到现在就有些变成谎话。大约是西洋人说的罢，世界上穷人有份的，只有日光空气和水。这在现在的上海就不适用，卖心卖力的被一天关到夜，他就晒不着日光，吸不到好空气；装不起自来水的，也喝不到干净水。报上往往说：“近来天时不正，疾病盛行”，这岂只是“天时不正”之故，“天何言哉”〔７〕，它默默地被冤枉了。

　　但是，“天”下去就要做不了“人”，沙漠中的居民为了一塘水，争夺起来比我们这里的才子争夺爱人还激烈，他们要拚命，决不肯做一首“阿呀诗”就了事。洋大人斯坦因〔８〕博士，不是从甘肃敦煌的沙里掘去了许多古董么？那地方原是繁盛之区，靠天的结果，却被天风吹了沙埋没了。为制造将来的古董起见，靠天确也是一种好方法，但为活人计，却是不大值得的。

　　一到这里，就不免要说征服自然了，但现在谈不到，“带住”可也。

　　七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九期，署名姜珂。

　　〔２〕《靠天吃饭图》的碑山东济南大明湖铁公祠有这样的碑，并附有清嘉庆癸酉（１８１３）魏祥的一篇文章，其中说：“余襄工五台，得此石拓，语虽近俚，实有理趣……今重刊一石，作《靠天论》，以与天下吃饭者共质之。”

　　〔３〕陆润庠（１８４１—１９１５）字凤石，江苏元和（今吴县）人。清同治时状元，官至东阁大学士。

　　〔４〕植树节一九三○年，国民党政府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为植树节。

　　〔５〕“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语见王充《论衡•是应》：“儒者论太平瑞应，皆言气物卓异……风不鸣条，雨不破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唐虞之世，指我国上古传说中的尧（陶唐氏）、舜（有虞氏）时代。儒家典籍中常把它作为太平盛世的典范。

　　〔６〕《幼学琼林》参看本卷第５２页注〔７〕。该书的首二句为：“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７〕“天何言哉”孔丘的话，见《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８〕斯坦因（ＭＡＳｔｅｉｎ，１８６２—１９４３）英国考古学家。他曾在一九○七年、一九一四年先后从甘肃敦煌千佛洞等处盗走我国大量古代文物。敦煌，汉唐时代我国与中亚和欧洲交通线上的重镇，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

“题未定”草（一至三）

　　

　　极平常的豫想，也往往会给实验打破。我向来总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因为至少是无须构想。但到真的一译，就会遇着难关，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严又陵〔２〕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蹰”，是他的经验之谈，的的确确的。

　　新近就因为豫想的不对，自己找了一个苦吃。《世界文库》〔３〕的编者要我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没有细想，一口答应了。这书我不过曾经草草的看过一遍，觉得写法平直，没有现代作品的希奇古怪，那时的人们还在蜡烛光下跳舞，可见也不会有什么摩登名词，为中国所未有，非译者来闭门生造不可的。我最怕新花样的名词，譬如电灯，其实也不算新花样了，一个电灯的另件，我叫得出六样：花线，灯泡，灯罩，沙袋，扑落〔４〕，开关。但这是上海话，那后三个，在别处怕就行不通。《一天的工作》里有一篇短篇〔５〕，讲到铁厂，后来有一位在北方铁厂里的读者给我一封信，说其中的机件名目，没有一个能够使他知道实物是什么的。呜呼，——这里只好呜呼了——其实这些名目，大半乃是十九世纪末我在江南学习挖矿时，得之老师的传授。不知是古今异时，还是南北异地之故呢，隔膜了。在青年文学家靠它修养的《庄子》和《文选》或者明人小品里，也找不出那些名目来。没有法子。“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最没有弊病的是莫如不沾手。

　　可恨我还太自大，竟又小觑了《死魂灵》，以为这倒不算什么，担当回来，真的又要翻译了。于是“苦”字上头。仔细一读，不错，写法的确不过平铺直叙，但到处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隐藏，要感得到；虽然重译，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锋头。里面确没有电灯和汽车，然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菜单，赌具，服装，也都是陌生家伙。这就势必至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语学程度的不够格。但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罚酒是应该喝干的：硬着头皮译下去。到得烦厌，疲倦了的时候，就随便拉本新出的杂志来翻翻，算是休息。这是我的老脾气，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灾乐祸之意，其意若曰：这回是轮到我舒舒服服的来看你们在闹什么花样了。

　　好像华盖运还没有交完，仍旧不得舒服。拉到手的是《文学》四卷六号，一翻开来，卷头就有一幅红印的大广告，其中说是下一号里，要有我的散文了，题目叫作“未定”。往回一想，编辑先生的确曾经给我一封信，叫我寄一点文章，但我最怕的正是所谓做文章，不答。文章而至于要做，其苦可知。不答者，即答曰不做之意。不料一面又登出广告来了，情同绑票，令我为难。但同时又想到这也许还是自己错，我曾经发表过，我的文章，不是涌出，乃是挤出来的〔６〕。他大约正抓住了这弱点，在用挤出法；而且我遇见编辑先生们时，也间或觉得他们有想挤之状，令人寒心。先前如果说：“我的文章，是挤也挤不出来的”，那恐怕要安全得多了，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谈自己，以及有些文豪们的专讲别人。

　　但是，积习还未尽除，稿费又究竟可以换米，写一点也还不算什么“冤沉海底”。笔，是有点古怪的，它有编辑先生一样的“挤”的本领。袖手坐着，想打盹，笔一在手，面前放一张稿子纸，就往往会莫名其妙的写出些什么来。自然，要好，可不见得。

　　二

　　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躲在书房里，是只有这类事情的。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７〕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传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论似的精密了，就随随便便，但副词的“地”字，却还是使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看惯了这字的读者已经很不少。

　　然而“幸乎不幸乎”，我竟因此发见我的新职业了：做西崽〔８〕。

　　还是当作休息的翻杂志，这回是在《人间世》二十八期上遇见了林语堂先生的大文，摘录会损精神，还是抄一段——“……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称摩登，甚至不问中国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历史地’为形容词，‘历史地的’为状词，以模仿英文之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拖一西洋辫子，然则‘快来’何不因‘快’字是状词而改为‘快地的来’？此类把戏，只是洋场孽少怪相，谈文学虽不足，当西崽颇有才。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今文八弊》中）

　　其实是“地”字之类的采用，并非一定从高等华人所擅长的英文而来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况且看上文的反问语气，似乎“一味仿效西洋”的“今人”，实际上也并不将“快来”改为“快地的来”，这仅是作者的虚构，所以助成其名文，殆即所谓“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之例了。不过不切实，倘是“自称摩登”的“今人”所说，就是“其弊在浮”。

　　倘使我至今还住在故乡，看了这一段文章，是懂得，相信的。我们那里只有几个洋教堂，里面想必各有几位西崽，然而很难得遇见。要研究西崽，只能用自己做标本，虽不过“颇”，也够合用了。又是“幸乎不幸乎”，后来竟到了上海，上海住着许多洋人，因此有着许多西崽，因此也给了我许多相见的机会；不但相见，我还得了和他们中的几位谈天的光荣。不错，他们懂洋话，所懂的大抵是“英文”，“英文”，然而这是他们的吃饭家伙，专用于服事洋东家的，他们决不将洋辫子拖进中国话里来，自然更没有捣乱中国文法的意思，有时也用几个音译字，如“那摩温”，“土司”〔９〕之类，但这也是向来用惯的话，并非标新立异，来表示自己的摩登的。他们倒是国粹家，一有余闲，拉皮胡，唱《探母》〔１０〕；上工穿制服，下工换华装，间或请假出游，有钱的就是缎鞋绸衫子。不过要戴草帽，眼镜也不用玳瑁边的老样式，倘用华洋的“门户之见”看起来，这两样却不免是缺点。

　　又倘使我要另找职业，能说英文，我可真的肯去做西崽的，因为我以为用工作换钱，西崽和华仆在人格上也并无高下，正如用劳力在外资工厂或华资工厂换得工资，或用学费在外国大学或中国大学取得资格，都没有卑贱和清高之分一样。西崽之可厌不在他的职业，而在他的“西崽相”。这里之所谓“相”，非说相貌，乃是“诚于中而形于外”的，包括着“形式”和“内容”而言。这“相”，是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租界上的中国巡捕，也常常有这一种“相”。

　　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这就是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但又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较为“圆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乐，除非你扫了他的兴头。三

　　由前所说，“西崽相”就该和他的职业有关了，但又不全和职业相关，一部份却来自未有西崽以前的传统。所以这一种相，有时是连清高的士大夫也不能免的。“事大”〔１１〕，历史上有过的，“自大”，事实上也常有的；“事大”和“自大”，虽然不相容，但因“事大”而“自大”，却又为实际上所常见——他足以傲视一切连“事大”也不配的人们。有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野叟曝言》中，那“居一人之下，在众人之上”的文素臣〔１２〕，就是这标本。他是崇华，抑夷，其实却是“满崽”；古之“满崽”，正犹今之“西崽”也。

　　所以虽是我们读书人，自以为胜西崽远甚，而洗伐未净，说话一多，也常常会露出尾巴来的。再抄一段名文在这里——“……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

　　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今文八弊》中）〔１３〕

　　但是，这种“新装”的开始，想起来却长久了，“绍介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１４〕，还曾为弱小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脉的余波。但生长于民国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势奴才，拜金崽子，当然更不会知道。但即使现在绍介波兰诗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媚”呢？他们就没有“已经闻名”的文人吗？况且“已经闻名”，是谁闻其“名”，又何从而“闻”的呢？诚然，“英美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１５〕，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外国的文人，要在中国闻名，靠作品似乎是不够的，他反要得到轻薄。

　　所以一样的没有打过中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剌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诃德》〔１６〕，纵使在别国“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无能，再也用不着“媚”字。

　　对于这情形，我看可以先把上章所引的林语堂先生的训词移到这里来的——

　　“此种流风，其弊在奴，救之之道，在于思。”

　　不过后两句不合用，既然“奴”了，“思”亦何益，思来思去，不过“奴”得巧妙一点而已。中国宁可有未“思”的西崽，将来的文学倒较为有望。

　　但“已经闻名的英美法德文人”，在中国却确是不遇的。中国的立学校来学这四国语，为时已久〔１７〕，开初虽不过意在养成使馆的译员，但后来却展开，盛大了。学德语盛于清末的改革军操，学法语盛于民国的“勤工俭学”〔１８〕。学英语最早，一为了商务，二为了海军，而学英语的人数也最多，为学英语而作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也最多，由英语起家的学士文人也不少。然而海军不过将军舰送人，绍介“已经闻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的，竟是只知汉文的林纾〔１９〕，连绍介最大的“已经闻名”的莎士比亚的几篇剧本的，也有待于并不专攻英文的田汉〔２０〕。这缘故，可真是非“在于思”则不可了。

　　然而现在又到了“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的危机，弱国文人，将闻名于中国，英美法德的文风，竟还不能和他们的财力武力，深入现在的文林，“狗逐尾巴”者既没有恒心，志在高山的又不屑动手，但见山林映以电灯，语录夹些洋话，“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真不知要待何人，至何时，这才来“求一究竟”。那些文人的作品，当然也是好极了的，然甲则曰不佞望洋而兴叹，乙则曰汝辈何不潜心而探求。旧笑话云：昔有孝子，遇其父病，闻股肉可疗，而自怕痛，执刀出门，执途人臂，悍然割之，途人惊拒，孝子谓曰，割股疗父，乃是大孝，汝竟惊拒，岂是人哉！〔２１〕是好比方；林先生云：“说法虽乖，功效实同”，是好辩解。六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一号。

　　〔２〕严又陵（１８５３—１９２１）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说及“定名之难”：“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３〕《世界文库》郑振铎编辑，一九三五年五月创刊，上海生活书店发行，每月发行一册，内容分中国古典文学及外国名著翻译两部分。该刊于第一年印出十二册后，第二年起以《世界文库》的总名改出单行本。鲁迅所译的《死魂灵》第一部在印单行本前曾连载于该刊第一年第一至第六册。

　　〔４〕沙袋旧式电灯为调节灯头悬挂高低而装置的瓷瓶，内贮沙子，故俗称沙袋。扑落，英语Ｐｌｕｇ的音译，今称插头或插销。

　　〔５〕指略悉珂所作的《铁的静寂》。《一天的工作》，鲁迅翻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内收作家十人的作品十篇（其中二篇系瞿秋白译，署名文尹），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６〕关于文章是挤出来的，作者曾在《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中说：“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

　　〔７〕上田进（１９０７—１９４７）日本翻译家。曾将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多种译成日文。

　　〔８〕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林语堂在《人间世》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发表的《今文八弊（中）》一文中说：“（三）卖洋铁罐，西崽口吻——今人既赶时髦，生怕落伍，于是标新立异，竞角摩登。……譬如医道，以西洋爱克斯光与中国阴阳五行之说相较，……倘加以深究，其中自有是非可言，……说法虽乖，功效实同。……一入门户之见，便失了自主，苦痛难言，保得自身为主，则圆通自在，大畅无比。”下面就紧接着这里所引的一段文字。

　　〔９〕“那摩温”即英语Ｎｕｍｂｅｒｏｎｅ的音译，意为第一号，当时上海用以称工头。“土司”，即英语Ｔｏａｓｔ的音译，意为烤面包片。

　　〔１０〕《探母》即京剧《四郎探母》。演的是北宋杨家将故事。

　　〔１１〕“事大”服事大国的意思。语出《孟子•梁惠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１２〕文素臣小说《野叟曝言》中的主角，官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这里说他“崇华，抑夷”，是因为书中有关于他“征苗”、“平倭”的描写。这书写的是明代中叶的事，说他是“满崽”，似有误。

　　〔１３〕这一段引文见于《今文八弊（中）》之二“随行随失，狗逐尾巴”一节中。

　　〔１４〕《小说月报》一九一○年创刊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容是刊载文言小说和旧诗词笔记等，为“鸳鸯蝴蝶派”的主要刊物。一九二一年一月第十二卷第一号起，先后由沈雁冰、郑振铎主编，经过改革，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十二卷第十二号停刊。一九二一年十月该刊第十二卷第十号曾出版“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增刊，刊有鲁迅、沈雁冰等译的波兰、捷克等国的文学作品和介绍这些国家的文学情况的文章。

　　〔１５〕“花旗”旧时我国一些地方对美国的俗称；“茄门”，英语Ｇｅｒｍａｎ的音译，通译日耳曼，指德国。

　　〔１６〕《天方夜谈》现译《一千零一夜》，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

　　〔１７〕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在北京设立了培养译员的学校，称“京师同文馆”，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设英文馆，次年添设法文、俄文馆，后又设德文、日文馆。

　　〔１８〕“勤工俭学”一九一四年蔡元培等成立勤工俭学会，号召青年到法国“勤劳作工，节俭求学”；当时赴法求学的人不少。该会于一九二一年停办。

　　〔１９〕林纾（１８５２—１９２４）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他曾据别人口述，以文言文翻译欧美文学作品一百多种，英国的如司各德（ＷＳｃｏｔｔ，１７７１—１８３２）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迭更斯（ＣＤｉｃｋｅｎｓ，１８１２—１８７０）的《块肉余生述》（今译《大卫•科波菲尔》），狄福（ＤＤｅｆｏｅ，约１６６０—１７３１）的《鲁滨孙飘流记》，斯惠夫特（ＪＳｗｉｆｔ，１６６７—１７４５）的《海外轩渠录》（今译《格列佛游记》）等。

　　〔２０〕田汉参看本卷第２１４页注〔９〕。他曾在一九二一年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罗蜜欧与朱丽叶》和《哈孟雷特》，由中华书局印行。

　　〔２１〕这则笑话见于清初石成金所著《传家宝》的《笑得好》初集，题为《割股》。

论“人言可畏”

　　“人言可畏”是电影明星阮玲玉〔２〕自杀之后，发见于她的遗书中的话。这哄动一时的事件，经过了一通空论，已经渐渐冷落了，只要《玲玉香消记》一停演，就如去年的艾霞〔３〕自杀事件一样，完全烟消火灭。她们的死，不过像在无边的人海里添了几粒盐，虽然使扯淡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还是淡，淡，淡。

　　这句话，开初是也曾惹起一点小风波的。有评论者，说是使她自杀之咎，可见也在日报记事对于她的诉讼事件的张扬；不久就有一位记者公开的反驳，以为现在的报纸的地位，舆论的威信，可怜极了，那里还有丝毫主宰谁的运命的力量，况且那些记载，大抵采自经官的事实，绝非捏造的谣言，旧报具在，可以复按。所以阮玲玉的死，和新闻记者是毫无关系的。

　　这都可以算是真实话。然而——也不尽然。

　　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决不会过分的责备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上海的街头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邻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乐道，但如果对她讲甘肃的谁在偷汉，新疆的谁在再嫁，她就不要听了。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认识的人，因此她更是给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读者看了这些，有的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却比她正经”；有的想：“我虽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领，却比她出身高”；连自杀了之后，也还可以给人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的技艺，却比她有勇气，因为我没有自杀”。化几个铜元就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艺为生的人，一遇到公众发生了上述的前两种的感想，她就够走到末路了。所以我们且不要高谈什么连自己也并不了然的社会组织或意志强弱的滥调，先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罢，那么，大概就会知道阮玲玉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

　　但新闻记者的辩解，以为记载大抵采自经官的事实，却也是真的。上海的有些介乎大报和小报之间的报章，那社会新闻，几乎大半是官司已经吃到公安局或工部局去了的案件。但有一点坏习气，是偏要加上些描写，对于女性，尤喜欢加上些描写；这种案件，是不会有名公巨卿在内的，因此也更不妨加上些描写。案中的男人的年纪和相貌，是大抵写得老实的，一遇到女人，可就要发挥才藻了，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就是“豆蔻年华，玲珑可爱”。一个女孩儿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道，“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醮了两回，原是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笔下，就又赐以大字的题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这些轻薄句子，加之村姑，大约是并无什么影响的，她不识字，她的关系人也未必看报。但对于一个智识者，尤其是对于一个出到社会上了的女性，却足够使她受伤，更不必说故意张扬，特别渲染的文字了。然而中国的习惯，这些句子是摇笔即来，不假思索的，这时不但不会想到这也是玩弄着女性，并且也不会想到自己乃是人民的喉舌。但是，无论你怎么描写，在强者是毫不要紧的，只消一封信，就会有正误或道歉接着登出来，不过无拳无勇如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额外的画上一脸花，没法洗刷。叫她奋斗吗？她没有机关报，怎么奋斗；有冤无头，有怨无主，和谁奋斗呢？我们又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那么，大概就又知她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或人的以为她的自杀，和新闻记事有关，也是真的。

　　然而，先前已经说过，现在的报章的失了力量，却也是真的，不过我以为还没有到达如记者先生所自谦，竟至一钱不值，毫无责任的时候。因为它对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还有左右她命运的若干力量的，这也就是说，它还能为恶，自然也还能为善。“有闻必录”或“并无能力”的话，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在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

　　至于阮玲玉的自杀，我并不想为她辩护。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豫备自杀的。但我的不豫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凡有谁自杀了，现在是总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豫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倘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倒试试看！

　　自然，能试的勇者恐怕也多得很，不过他不屑，因为他有对于社会的伟大的任务。那不消说，更加是好极了，但我希望大家都有一本笔记簿，写下所尽的伟大的任务来，到得有了曾孙的时候，拿出来算一算，看看怎么样。

　　五月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署名赵令仪。

　　〔２〕阮玲玉参看本卷第２８８页注〔７〕。

　　〔３〕艾霞当时的电影演员，于一九三四年二月间自杀。

“题未定”草（五）

　　Ｍ君寄给我一封剪下来的报章。这是近十来年常有的事情，有时是杂志。闲暇时翻检一下，其中大概有一点和我相关的文章，甚至于还有“生脑膜炎”〔２〕之类的恶消息。这时候，我就得预备大约一块多钱的邮票，来寄信回答陆续函问的人们。至于寄报的人呢，大约有两类：一是朋友，意思不过说，这刊物上的东西，有些和你相关；二，可就难说了，猜想起来，也许正是作者或编者，“你看，咱们在骂你了！”用的是《三国志演义》上的“三气周瑜”或“骂死王朗”的法子。不过后一种近来少一些了，因为我的战术是暂时搁起，并不给以反应，使他们诸公的刊物很少有因我而蓬蓬勃勃之望，到后来却也许会去拨一拨谁的下巴：这于他们诸公是很不利的。Ｍ君是属于第一类的；剪报是天津《益世报》〔３〕的《文学副刊》。其中有一篇张露薇〔４〕先生做的《略论中国文坛》，下有一行小注道：“偷懒，奴性，而忘掉了艺术”。只要看这题目，就知道作者是一位勇敢而记住艺术的批评家了。看起文章来，真的，痛快得很。我以为介绍别人的作品，删节实在是极可惜的，倘有妙文，大家都应该设法流传，万不可听其泯灭。不过纸墨也须顾及，所以只摘录了第二段，就是“永远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在这里，也万不能再少，因为我实在舍不得了——

　　“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于是便有许多人跟着别人学口号。特别是对于苏联，在目前的中国，一般所谓作家也者，都怀着好感。可是，我们是人，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人性，对于苏联的文学，尤其是对于那些由日本的浅薄的知识贩卖者所得来的一知半解的苏联的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的话，我们所取的态度决不该是应声虫式的；我们所需要的介绍的和模仿的（其实是只有抄袭和盲目的应声）方式也决不该是完全出于热情的。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我们有了一般奴隶性极深的作家，于是我们便有无数的空虚的标语和口号。

　　“然而我们没有几个懂得苏联的文学的人，只有一堆盲目的赞美者和零碎的翻译者，而赞美者往往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说，翻译者又不配合于他们的工作，不得不草率，不得不‘硬译’，不得不说文不对题的话，一言以蔽之，他们的能力永远是对不起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意识’虽然正确了，可是他们的工作却永远是不正确的。

　　“从苏联到中国是很近的，可是为什么就非经过日本人的手不可？我们在日本人的群中并没有发现几个真正了解苏联文学的新精神的人，为什么偏从浅薄的日本知识阶级中去寻我们的食粮？这真是一件可耻的事实。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的了解？为什么不取一种纯粹客观的工作的态度？为什么人家唱‘新写实主义’，我们跟着喊，人家换了‘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我们又跟着喊；人家介绍纪德，我们才叫；人家介绍巴尔扎克，我们也号；然而我敢预言，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介绍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

　　“我们再退一步，对于那些所谓‘文学遗产’，我们并不要求那些跟着人家对喊‘文学遗产’的人们担负把那些‘文学遗产’送给中国的‘大众’的责任。可是我们却要求那些人们有承受那些‘遗产’的义务，这自然又是谈不起来的。我们还记得在庆祝高尔基的四十年的创作生活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有几个是知道高尔基的伟大在那儿的？……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五月廿九日天津《益世报》。

　　我并不想因此来研究“奴隶性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主观是对于事物的选择，客观才是对于事物的方法”这些难问题；我只要说，诚如张露薇先生所言，就是在文艺上，我们中国也的确太落后。法国有纪律和巴尔扎克〔５〕，苏联有高尔基，我们没有；日本叫喊起来了，我们才跟着叫喊，这也许真是“追随”而且“永远”，也就是“奴隶性”，而且是“最‘意识正确’的东西”。但是，并不“追随”的叫喊其实是也有一些的，林语堂先生说过：“……其在文学，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人间世》二十八期《今文八弊》中）南北两公，眼睛都有些斜视，只看了一面，各骂了一面，独跳犹可，并排跳舞起来，那“勇敢”就未免化为有趣了。

　　不过林先生主张“求一究竟”，张先生要求“直接了解”，这“实事求是”之心，两位是大抵一致的，不过张先生比较的悲观，因为他是“豫言”家，断定了“在一千年以内，绝不会见到那些绍介纪德，巴尔扎克的人们会给中国的读者译出一两本纪德，巴尔扎克的重要著作来，全集更不必说”的缘故。照这“豫言”看起来，“直接了解”的张露薇先生自己，当然是一定不译的了；别人呢，我还想存疑，但可惜我活不到一千年，决没有目睹的希望。

　　豫言颇有点难。说得近一些，容易露破绽。还记得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６〕先生手抡双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的时候，曾经说，他不屑看流行的作品，要从冷落堆里提出作家来。这是好的，虽然勃兰兑斯曾从冷落中提出过伊孛生和尼采，但我们似乎也难以斥他为追随或奴性。不大好的是他的这一张支票，到十多年后的现在还没有兑现。说得远一些罢，又容易成笑柄。江浙人相信风水，富翁往往豫先寻葬地；乡下人知道一个故事：有风水先生给人寻好了坟穴，起誓道：“您百年之后，安葬下去，如果到第三代不发，请打我的嘴巴！”然而他的期限，比张露薇先生的期限还要少到约十分之九的样子。

　　然而讲已往的琐事也不易。张露薇先生说庆祝高尔基四十年创作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然而那一群签名者中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的作品？”这质问是极不错的。我只得招供：读得很少，而且连高尔基十分之一的作品究竟是几本也不知道。不过高尔基的全集，却连他本国也还未出全，所以其实也无从计算。至于祝电，我以为打一个是应该的，似乎也并非中国人的耻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实在却并没有发，也没有在任何电报底稿上签名〔７〕。这也并非怕有“奴性”，只因没有人来邀，自己也想不到，过去了。发不妨，不发也不要紧，我想，发，高尔基大约不至于说我是“日本人的追随者的作家”，不发，也未必说我是“张露薇的追随者的作家”的。但对于绥拉菲摩维支〔８〕的祝贺日，我却发过一个祝电，因为我校印过中译的《铁流》。这是在情理之中的，但也较难于想到，还不如测定为对于高尔基发电的容易。当然，随便说说也不要紧，然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话，对于有一些人却大概是真的了。

　　张露薇先生自然也是知识阶级，他在同阶级中发见了这许多奴隶，拿鞭子来抽，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但他和他所谓的奴隶们，也只隔了一张纸。如果有谁看过菲洲的黑奴工头，傲然的拿鞭子乱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电影的，拿来和这《略论中国文坛》的大文一比较，便会禁不住会心之笑。那一个和一群，有这么相近，却又有这么不同，这一张纸真隔得利害：分清了奴隶和奴才。

　　我在这里，自以为总算又钩下了一种新的伟大人物——一九三五年度文艺“豫言”家——的嘴脸的轮廓了。

　　八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芒种》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时题目下原有小注：“一至三载《文学》，四不发表。”按《“题未定”草（四）》实系拟写未就。

　　〔２〕“生脑膜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伪满《盛京时报》第三版载《鲁迅停笔十年，脑病甚剧亦不能写稿》消息一则：“上海函云，左翼作家鲁迅近染脑病，亦不能执笔写作，据医生诊称，系脑膜炎之现象，苟不速治，将生危险，并劝氏今后停笔不作任何文章，非休养十年，不能痊愈云。”同年三月十日天津《大公报》据以转载。

　　〔３〕《益世报》天主教教会报纸，比利时教士雷鸣远（后入中国籍）主办。一九一五年十月创刊于天津，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时停刊。

　　〔４〕张露薇原名贺志远，吉林人，曾主编北平《文学导报》，后成为汉奸。《略论中国文坛》一文共分三段，第一段和第三段的题目分别为《意识正确的文魔们的新梦》和《茅盾先生的法宝》。

　　〔５〕纪德（ＡＧｉｄｅ，１８６９—１９５１）法国作家。著有小说《窄门》、《地粮》、《田园交响曲》等。巴尔扎克（ＨｄｅＢａｌｚａｃ，１７９９—１８５０）法国作家。他的作品总题为《人间喜剧》，包括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等九十多部。

　　〔６〕成仿吾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

　　〔７〕关于祝贺高尔基创作四十年一事，上海《文化月报》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曾刊出由鲁迅、茅盾、丁玲、曹靖华、洛扬等人署名的《高尔基的四十年创作生活——我们的祝贺》一文，并不是祝电。

　　〔８〕绥拉菲摩维支（ＡＣＣｅｐａdMpGMZ，１８６３—１９４９）苏联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铁流》由曹靖华译成中文，鲁迅写了《编校后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论讽刺

　　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看见讽刺作品，就觉得这不是文学上的正路，因为我们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但我们走到交际场中去，就往往可以看见这样的事实，是两位胖胖的先生，彼此弯腰拱手，满面油晃晃的正在开始他们的扳谈——

　　“贵姓？……”

　　“敝姓钱。”

　　“哦，久仰久仰！还没有请教台甫……”

　　“草字阔亭。”

　　“高雅高雅。贵处是……？”

　　“就是上海……”

　　“哦哦，那好极了，这真是……”

　　谁觉得奇怪呢？但若写在小说里，人们可就会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讽刺。有好些直写事实的作者，就这样的被蒙上了“讽刺家”——很难说是好是坏——的头衔。例如在中国，则《金瓶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还有《儒林外史》写范举人因为守孝，连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吃饭时，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和这相似的情形是现在还可以遇见的；在外国，则如近来已被中国读者所注意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他那《外套》〔２〕（韦素园译，在《未名丛刊》中）里的大小官吏，《鼻子》〔３〕（许遐译，在《译文》中）里的绅士，医生，闲人们之类的典型，是虽在中国的现在，也还可以遇见的。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们皆谓之讽刺。

　　人大抵愿意有名，活的时候做自传，死了想有人分讣文，做行实，甚而至于还“宣付国史馆立传”。人也并不全不自知其丑，然而他不愿意改正，只希望随时消掉，不留痕迹，剩下的单是美点，如曾经施粥赈饥之类，却不是全般。“高雅高雅”，他其实何尝不知道有些肉麻，不过他又知道说过就完，“本传”里决不会有，于是也就放心的“高雅”下去。如果有人记了下来，不给它消灭，他可要不高兴了。于是乎挖空心思的来一个反攻，说这些乃是“讽刺”，向作者抹一脸泥，来掩藏自己的真相。但我们也每不免来不及思索，跟着说，“这些乃是讽刺呀！”上当真可是不浅得很。

　　同一例子的还有所谓“骂人”。假如你到四马路去，看见雉妓在拖住人，倘大声说：“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骂人”。骂人是恶德，于是你先就被判定在坏的一方面了；你坏，对方可就好。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４〕做生意”，恰如对于那些弯腰拱手之辈，做起文章来，是要改作“谦以待人，虚以接物”的。——这才不是骂人，这才不是讽刺。

　　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三月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四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敖。

　　〔２〕《外套》中篇小说，韦素园译，《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六年九月出版。

　　〔３〕《鼻子》中篇小说，鲁迅译，最初发表于《译文》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四年九月），署名许遐。后收入《译丛补》。

　　〔４〕勒浪上海方言，“在”的意思。

“题未定”草（六至九）

　　记得Ｔ君曾经对我谈起过：我的《集外集》出版之后，施蛰存先生曾在什么刊物上有过批评〔２〕，以为这本书不值得付印，最好是选一下。我至今没有看到那刊物；但从施先生的推崇《文选》和手定《晚明二十家小品》的功业，以及自标“言行一致”的美德推测起来，这也正像他的话。好在我现在并不要研究他的言行，用不着多管这些事。

　　《集外集》的不值得付印，无论谁说，都是对的。其实岂只这一本书，将来重开四库馆时，恐怕我的一切译作，全在排除之列；虽是现在，天津图书馆的目录上，在《呐喊》和《彷徨》之下，就注着一个“销”字，“销”者，销毁之谓也；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３〕。但从一般的情形而论，目前的出版界，却实在并不十分谨严，所以印了我的一本《集外集》，似乎也算不得怎么特别糟蹋了纸墨。至于选本，我倒以为是弊多利少的，记得前年就写过一篇《选本》，说明着自己的意见，后来就收在《集外集》中。

　　自然，如果随便玩玩，那是什么选本都可以的，《文选》好，《古文观止》也可以。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例如蔡邕〔４〕，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见《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也见于《续古文苑》），那些“穷工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委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手头无书，也许记错，容后订正）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５〕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６〕之类的“金刚怒目”〔７〕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

　　这也是关于取用文学遗产的问题，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前几天，看见《时事新报》的《青光》〔８〕上，引过林语堂先生的话，原文抛掉了，大意是说：老庄是上流，泼妇骂街之类是下流，他都要看，只有中流，剽上窃下，最无足观。如果我所记忆的并不错，那么，这真不但宣告了宋人语录，明人小品，下至《论语》，《人间世》，《宇宙风》〔９〕这些“中流”作品的死刑，也透彻的表白了其人的毫无自信。不过这还是空腹高心之谈，因为虽是“中流”，也并不一概，即使同是剽窃，有取了好处的，有取了无用之处的，有取了坏处的，到得“中流”的下流，他就连剽窃也不会，“老庄”不必说了，虽是明清的文章，又何尝真的看得懂。

　　标点古文，不但使应试的学生为难，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学者出丑，乱点词曲，拆散骈文的美谈，已经成为陈迹，也不必回顾了；今年出了许多廉价的所谓珍本书，都有名家标点，关心世道者癌然忧之，以为足煽复古之焰。我却没有这么悲观，化国币一元数角，买了几本，既读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标点；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结论，就从这里得来的。

　　例如罢，——这种举例，是很危险的，从古到今，文人的送命，往往并非他的什么“意德沃罗基”〔１０〕的悖谬，倒是为了个人的私仇居多。然而这里仍得举，因为写到这里，必须有例，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者是也。但经再三忖度，决定“姑隐其名”，或者得免于难欤，这是我在利用中国人只顾空面子的缺点。

　　例如罢，我买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张岱〔１１〕的《琅嬛文集》，“特印本实价四角”；据“乙亥十月，卢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的，但照标点看下去，却并不十分“康庄”。标点，对于五言或七言诗最容易，不必文学家，只要数学家就行，乐府就不大“康庄”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１２〕里，有了难懂的句子：

　　“……佩铅刀。藏膝髁。太史奏。机谋破。不称王内前。坐对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诵，韵也押的，不过“不称王向前”这一句总有些费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跃而询上。大怒曰。毋谓我王。即王敢尔耶。清曰。今日之号。尚称王哉。命抉其齿。王且询。则含血前。○御衣。上益怒。剥其肤。……”（标点悉遵原本）那么，诗该是“不称王，向前坐”了，“不称王”者，“尚称王哉”也；“向前坐”者，“则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跃而訽。上大怒曰”，恐怕也该是“跃而訽。上大怒曰”才合式，据作文之初阶，观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纵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１３〕，如何“性灵”，拿它乱玩究竟还是不行的，自误事小，误人可似乎不大好。例如卷六的《琴操》《脊令操》〔１４〕序里，有这样的句子：“秦府僚属。劝秦王世民。行周公之事。伏兵玄武门。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

　　文章也很通，不过一翻《唐书》，就不免觉得魏征实在射杀得冤枉，他其实是秦王世民做了皇帝十七年之后，这才病死的。〔１５〕所以我们没有法，这里只好点作“射杀建成元吉，魏征伤亡作”。明明是张岱作的《琴操》，怎么会是魏征作呢，索性也将他射杀干净，固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中流”文人，是常有拟作的，例如韩愈先生，就替周文王说过“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１６〕，所以在这里，也还是以“魏征伤亡作”为稳当。

　　我在这里也犯了“文人相轻”罪，其罪状曰“吹毛求疵”。但我想“将功折罪”的，是证明了有些名人，连文章也看不懂，点不断，如果选起文章来，说这篇好，那篇坏，实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认真读书的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

　　七

　　还有一样最能引读者入于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最显著的便是上文说过的“悠然见南山”的例子，忘记了陶潜的《述酒》〔１７〕和《读山海经》等诗，捏成他单是一个飘飘然，就是这摘句作怪。新近在《中学生》〔１８〕的十二月号上，看见了朱光潜〔１９〕先生的《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文章，推这两句为诗美的极致，我觉得也未免有以割裂为美的小疵。他说的好处是：“我爱这两句诗，多少是因为它对于我启示了一种哲学的意蕴。‘曲终人不见’所表现的是消逝，‘江上数峰青’所表现的是永恒。可爱的乐声和奏乐者虽然消逝了，而青山却巍然如旧，永远可以让我们把心情寄托在它上面。人到底是怕凄凉的，要求伴侣的。曲终了，人去了，我们一霎时以前所游目骋怀的世界猛然间好像从脚底倒塌去了。这是人生最难堪的一件事，但是一转眼间我们看到江上青峰，好像又找到另一个可亲的伴侣，另一个可托足的世界，而且它永远是在那里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种风味似之。不仅如此，人和曲果真消逝了么；这一曲缠绵悱恻的音乐没有惊动山灵？它没有传出江上青峰的妩媚和严肃？它没有深深地印在这妩媚和严肃里面？反正青山和湘灵的瑟声已发生这么一回的因缘，青山永在，瑟声和鼓瑟的人也就永在了。”

　　这确已说明了他的所以激赏的原因。但也没有尽。读者是种种不同的，有的爱读《江赋》和《海赋》，有的欣赏《小园》或《枯树》〔２０〕。后者是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于是“曲终人不见”之外，如“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或“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２１〕之类，就往往为人所称道。因为眼前不见，而远处却在，如果不在，便悲哀了，这就是道士之所以说“至心归命礼，玉皇大天尊！”〔２２〕也。

　　抚慰劳人的圣药，在诗，用朱先生的话来说，是“静穆”：

　　“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人而论，他所感到的欢喜和愁苦也许比常人所感到的更加热烈。就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而论，热烈的欢喜或热烈的愁苦经过诗表现出来以后，都好比黄酒经过长久年代的储藏，失去它的辣性，只剩一味醇朴。我在别的文章里曾经说过这一段话：‘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可以明白古希腊人何以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把诗神亚波罗摆在蔚蓝的山巅，俯瞰众生扰攘，而眉宇间却常如作甜蜜梦，不露一丝被扰动的神色？’这里所谓‘静穆’（Ｓｅｒｅｎｉｔｙ）

　　自然只是一种最高理想，不是在一般诗里所能找得到的。

　　古希腊——尤其是古希腊的造形艺术——常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古希腊人，也许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的罢，这一点我毫无知识。但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２３〕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我想，立“静穆”为诗的极境，而此境不见于诗，也许和立蛋形为人体的最高形式，而此形终不见于人一样。至于亚波罗〔２４〕之在山巅，那可因为他是“神”的缘故，无论古今，凡神像，总是放在较高之处的。这像，我曾见过照相，睁着眼睛，神清气爽，并不像“常如作甜蜜梦”。不过看见实物，是否“使我们觉到这种‘静穆’的风味”，在我可就很难断定了，但是，倘使真的觉得，我以为也许有些因为他“古”的缘故。

　　我也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间的人，此刻的话，很近于大煞风景，但有时却自以为颇“雅”的：间或喜欢看看古董。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土财主，不知怎么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这一种俗气至今未脱，变化了我衡量古美术的眼光，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在艺术，会迷惘于土花，在文学，则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又大足以困人，所以朱先生就只能取钱起〔２５〕的两句，而踢开他的全篇，又用这两句来概括作者的全人，又用这两句来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等辈，以为“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其实是他们四位，都因为垫高朱先生的美学说，做了冤屈的牺牲的。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钱起的全篇罢：“省试湘灵鼓瑟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要证成“醇朴”或“静穆”，这全篇实在是不宜称引的，因为中间的四联，颇近于所谓“衰飒”。但没有上文，末两句便显得含胡，不过这含胡，却也许又是称引者之所谓超妙。现在一看题目，便明白“曲终”者结“鼓瑟”，“人不见”者点“灵”字，“江上数峰青”者做“湘”字，全篇虽不失为唐人的好试帖，但末两句也并不怎么神奇了。况且题上明说是“省试”〔２６〕，当然不会有“愤愤不平的样子”，假使屈原不和椒兰〔２７〕吵架，却上京求取功名，我想，他大约也不至于在考卷上大发牢骚的，他首先要防落第。

　　我们于是应该再来看看这《湘灵鼓瑟》的作者的另外的诗了。但我手头也没有他的诗集，只有一部《大历诗略》〔２８〕，也是迂夫子的选本，不过篇数却不少，其中有一首是：“下第题长安客舍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梨花寒食夜，客子未春衣。世事随时变，交情与我违。空余主人柳，相见却依依。”

　　一落第，在客栈的墙壁上题起诗来，他就不免有些愤愤了，可见那一首《湘灵鼓瑟》，实在是因为题目，又因为省试，所以只好如此圆转活脱。他和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四位，有时都不免是怒目金刚，但就全体而论，他长不到丈六〔２９〕。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但我也并非反对说梦，我只主张听者心里明白所听的是说梦，这和我劝那些认真的读者不要专凭选本和标点本为法宝来研究文学的意思，大致并无不同。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

　　八

　　现在还在流传的古人文集，汉人的已经没有略存原状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３０〕，晋的阮籍，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３１〕，大约都是很古的残本，由后人重编的。《谢宣城集》〔３２〕虽然只剩了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现在采取这样的编法的，据我所知道，则《独秀文存》〔３３〕，也附有和所存的“文”相关的别人的文字。

　　那些了不得的作家，谨严入骨，惜墨如金，要把一生的作品，只删存一个或者三四个字，刻之泰山顶上，“传之其人”〔３４〕，那当然听他自己的便，还有鬼蜮似的“作家”，明明有天兵天将保佑，姓名大可公开，他却偏要躲躲闪闪，生怕他的“作品”和自己的原形发生关系，随作随删，删到只剩下一张白纸，到底什么也没有，那当然也听他自己的便。如果多少和社会有些关系的文字，我以为是都应该集印的，其中当然夹杂着许多废料，所谓“榛楛弗剪”〔３５〕，然而这才是深山大泽。现在已经不像古代，要手抄，要木刻，只要用铅字一排就够。虽说排印，糟蹋纸墨自然也还是糟蹋纸墨的，不过只要一想连杨邨人之流的东西也还在排印，那就无论什么都可以闭着眼睛发出去了。〔３６〕中国人常说“有一利必有一弊”，也就是“有一弊必有一利”：揭起小无耻之旗，固然要引出无耻群，但使谦让者泼剌起来，却是一利。

　　收回了谦让的人，在实际上也并不少，但又是所谓“爱惜自己”的居多。“爱惜自己”当然并不是坏事情，至少，他不至于无耻，然而有些人往往误认“装点”和“遮掩”为“爱惜”。集子里面，有兼收“少作”的，然而偏去修改一下，在孩子的脸上，种上一撮白胡须；也有兼收别人之作的，然而又大加拣选，决不取谩骂诬蔑的文章，以为无价值。其实是这些东西，一样的和本文都有价值的，即使那力量还不够引出无耻群，但倘和有价值的本文有关，这就是它在当时的价值。中国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和佞幸传，有忠臣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

　　而且一任鬼蜮的技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隐逸之作不必论，倘使这作者是身在人间，带些战斗性的，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确在放暗箭，一经指出，这才改为明枪，但又说这是因为被诬为“假想敌”〔３７〕的报复。所用的技俩，也是决不肯任其流传的，不但事后要它消灭，就是临时也在躲闪；而编集子的人又不屑收录。于是到得后来，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无可对比，当时的抗战之作，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我尝见人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棱太露”，谁又是“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倘在，是也许可以减去评论家几分懵懂的。所以我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罔两的形状的禹鼎〔３８〕相同。

　　就是近来的有些期刊，那无聊，无耻与下流，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物事，然而这又确是现代中国的或一群人的“文学”，现在可以知今，将来可以知古，较大的图书馆，都必须保存的。但记得Ｃ君曾经告诉我，不但这些，连认真切实的期刊，也保存的很少，大抵只在把外国的杂志，一大本一大本的装起来：还是生着“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的老毛病。

　　九

　　仍是上文说过的所谓《珍本丛书》之一的张岱《琅嬛文集》，那卷三的书牍类里，有《又与毅儒八弟》的信，开首说：“前见吾弟选《明诗存》，有一字不似钟谭〔３９〕者，必弃置不取；今几社诸君子盛称王李〔４０〕，痛骂钟谭，而吾弟选法又与前一变，有一字似钟谭者，必弃置不取。钟谭之诗集，仍此诗集，吾弟手眼，仍此手眼，而乃转若飞蓬，捷如影响，何胸无定识，目无定见，口无定评，乃至斯极耶？盖吾弟喜钟谭时，有钟谭之好处，尽有钟谭之不好处，彼盖玉常带璞，原不该尽视为连城；吾弟恨钟谭时，有钟谭之不好处，仍有钟谭之好处，彼盖瑕不掩瑜，更不可尽弃为瓦砾。吾弟勿以几社君子之言，横据胸中，虚心平气，细细论之，则其妍丑自见，奈何以他人好尚为好尚哉！……”

　　这是分明的画出随风转舵的选家的面目，也指证了选本的难以凭信的。张岱自己，则以为选文造史，须无自己的意见，他在《与李砚翁》的信里说：“弟《石匮》一书，洶笔四十余载，心如止水秦铜，并不自立意见，故下笔描绘，妍媸自见，敢言刻划，亦就物肖形而已。……”然而心究非镜，也不能虚，所以立“虚心平气”为选诗的极境，“并不自立意见”为作史的极境者，也像立“静穆”为诗的极境一样，在事实上不可得。数年前的文坛上所谓“第三种人”杜衡辈，标榜超然，实为群丑，不久即本相毕露，知耻者皆羞称之，无待这里多说了；就令自觉不怀他意，屹然中立如张岱者，其实也还是偏倚的。他在同一信中，论东林〔４１〕云：“……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４２〕。……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此其间线索甚清，门户甚迥。……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４３〕，以致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东林之尤可丑者，时敏〔４４〕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鲁王监国，蕞尔小朝廷，科道任孔当〔４５〕辈犹曰，‘非东林不可进用’。则是东林二字，直与蕞尔鲁国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这真可谓“词严义正”。所举的群小，也都确实的，尤其是时敏，虽在三百年后，也何尝无此等人，真令人惊心动魄。然而他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或者还更加一转云：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两面都有好有坏，并无不同，但因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则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谢国桢〔４６〕先生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钩索文籍，用力甚勤，叙魏忠贤〔４７〕两次虐杀东林党人毕，说道：“那时候，亲戚朋友，全远远的躲避，无耻的士大夫，早投降到魏党的旗帜底下了。说一两句公道话，想替诸君子帮忙的，只有几个书呆子，还有几个老百姓。”

　　这说的是魏忠贤使缇骑捕周顺昌〔４８〕，被苏州人民击散的事。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刚刚接到本日的《大美晚报》〔４９〕，有“北平特约通讯”，记学生游行，被警察水龙喷射，棍击刀砍，一部分则被闭于城外，使受冻馁，“此时燕冀中学师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纷纷组织慰劳队，送水烧饼馒头等食物，学生略解饥肠……”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张岱又说：“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越绝诗小序》）他所指的“人主”是明太祖，和现在的情景不相符。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５０〕！

　　十二月十八——十九夜。

　　〔１〕本篇第六、七两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八、九两节最初发表于同年二月《海燕》第二期。

　　〔２〕施蛰存对《集外集》的批评，见他在《文饭小品》第五期（一九三五年六月）发表的《杂文的文艺价值》一文，其中说：“他（鲁迅）是不主张‘悔其少作’的，连《集外集》这种零碎文章都肯印出来卖七角大洋；而我是希望作家们在编辑自己的作品集的时候，能稍稍定一下去取。因为在现今出版物蜂涌的情形之下，每个作家多少总有一些随意应酬的文字，倘能在编集子的时候，严格地删定一下，多少也是对于自己作品的一种郑重态度。”

　　〔３〕梁实秋浙江杭县（今余杭）人，新月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一九三○年前后他任青岛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时，曾取缔馆藏马克思主义书籍，包括鲁迅所译《文艺政策》在内。

　　〔４〕蔡邕（１３２—１９２）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东汉文学家。汉献帝时任左中郎将。后王允诛董卓，他受牵连下狱，死于狱中。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有后人所辑的《蔡中郎文集》十卷。在萧统《文选》中选有他的《郭有道碑文》。《述行赋》系有愤于当时宦官擅权而作。这里所引的四句，“工巧”原作“变巧”，“委”原作“消”（《蔡中郎文集》、《续古文苑》所载并同）。《续古文苑》，二十卷，清代孙星衍编。

　　〔５〕“愿在丝而为履”四句，见陶潜所作《闲情赋》。他在该文的序中说：“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这里说“止于礼义”，即指此。“止于礼义”，语见《诗经•关雎》序：“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６〕“精卫衔微木”四句，见陶潜所作《读山海经》之十。精卫事见《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有鸟焉……名曰精卫，其名自叫，是炎帝之少女……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形天事见《山海经•海外西经》：“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７〕“金刚怒目”见《太平广记》卷一七四引《谈薮》：“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尝游钟山开善寺，谓小僧曰：‘金刚何为怒目，菩萨何为低眉？’小僧答曰：‘金刚怒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萨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８〕《青光》上海《时事新报》的副刊。林语堂的话原见刊于《宇宙风》第六期（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他所作的《烟屑》，原文为：“吾好读极上流书或极下流书，中流书读极少。上流如佛老孔孟庄生，下流如小调童谣民歌盲词，泼妇骂街，船婆毒咒等。世界作品百分之九十五居中流，居中流者偷下袭上，但皆偷的不好。”

　　〔９〕《论语》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一九三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一七期停刊。《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出至第四十二期停刊。《宇宙风》，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陶亢德编辑，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七年八月出至第一五二期停刊。

　　〔１０〕“意德沃罗基”德语ｌｄｅｏｌｏｇｉｅ的音译，即“意识形态”。

　　〔１１〕张岱（１５９７—１６７９）字宗子，石公，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清初文学家。著有《石匮书》、《琅嬛文集》、《陶庵梦忆》等。《琅嬛文集》是他的诗文杂集，六卷，这里所指的“特印本”是《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之一，由刘大杰校点，后面有乙亥（１９３５）十月卢前的跋文，其中说：“世方好公安竟陵之文，得宗子翩跹其间，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知文章升降，故有其自也。”卢前，字冀野（１９０５—１９５１），江苏南京人，戏曲研究者，曾任光华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

　　〔１２〕《景清刺》是一首关于景清谋刺永乐帝（朱棣）的乐府诗。参看本卷第１７５页注〔１８〕。

　　〔１３〕“本色”林语堂在《文饭小品》第六期（一九三五年七月）发表的《说本色之美》一文中说：“吾深信此本色之美。盖做作之美，最高不过工品，妙品，而本色之美，佳者便是神品，化品，与天地争衡，绝无斧凿痕迹。”

　　〔１４〕《琴操》古琴曲，又指与古琴曲相配合的乐歌。张岱《琅嬛文集》中有《琴操》十章，《脊令操》是其中之一。脊令，一作鹡鸰，一种鸣禽类的小鸟。《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后常喻作兄弟友爱。

　　〔１５〕关于唐太宗射杀建成元吉的事，据《新唐书•太宗皇帝本纪》载：“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按即李世民，时封秦王），未发。（武德）九年（６２６）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同书《隐太子建成传》载：“秦王射建成即死，元吉中矢走，（尉迟）敬德追杀之。”又同书《魏征传》载：“魏征（５８０—６４３），字玄成，魏州曲城（今河北巨鹿）人……隐太子（建成）引为洗马。征见秦王功高，阴劝太子早为计。太子败，王责谓曰：‘尔阋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贞观）十七年，疾甚。……帝亲问疾，屏左右，语终日乃还。……是夕，帝梦征若平生，及旦，薨。帝临哭，为之恸，罢朝五日。”

　　〔１６〕韩愈（７６８—８２４）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文学家。著有《韩昌黎集》。“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是他模拟周文王（西伯）的口气写的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中的句子。

　　〔１７〕《述酒》陶潜的这首诗，据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卷三的注语，认为是为当时最重大的政治事变——晋宋易代而作：“晋元熙二年（４２０）六月，刘裕废恭帝（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甖授张伟使鸩王，伟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故以《述酒》名篇也。”

　　〔１８〕《中学生》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综合性月刊。夏丐尊、叶圣陶等编辑，一九三○年在上海创刊，开明书店出版。

　　〔１９〕朱光潜安徽桐城人，文艺理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这里所说的文章发表于《中学生》杂志第六十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２０〕《江赋》晋代郭璞作；《海赋》，晋代木华作。《小园》和《枯树》，二赋是北周庾信作。

　　〔２１〕“只在此山中”二句，见唐代诗人贾岛《寻隐者不遇》一诗。“笙歌归院落”二句，见唐代诗人白居易《宴散》一诗。

　　〔２２〕“至心归命礼”二句，是道教经典中常见的话，意思是诚心皈依道教，礼拜玉皇大帝。

　　〔２３〕沙孚（Ｓａｐｐｈｏ）通译萨福，约公元前六世纪时的古希腊女诗人。她流传至今的作品只有两三篇完整的短诗和一些断片，内容主要是歌颂爱情和友谊。

　　〔２４〕亚波罗希腊神话中光明、艺术与健康之神。

　　〔２５〕钱起（７２２—约７８０）字仲文，吴兴（今属浙江）人。唐天宝间进士，曾任考功郎中，唐代诗人中“大历十才子”之一。著有《钱考功集》。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７６６—７７９）。

　　〔２６〕“省试”唐代各州县贡士到京城参加考试，由尚书省的礼部主试，故称省试或礼部试。

　　〔２７〕椒兰指楚大夫子椒和楚怀王少子子兰。屈原在《离骚》中说：“余既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椒专佞以慢剥兮，菭又欲充夫佩帏。”据后汉王逸注：“兰，怀王少弟（按应为少子）司马子兰也，……内无诚信之实，但有长大之貌，浮华而已。……椒，楚大夫子椒也，……行淫慢佞谀之志，又欲援引面从不贤之类使居亲近。”

　　〔２８〕《大历诗略》清代乔亿评选的唐诗选集，共六卷。

　　〔２９〕丈六佛家语，指佛的身量。晋代袁宏《后汉纪•明帝纪》载：“佛身长一丈六尺。”

　　〔３０〕嵇康的著作今存《嵇中散集》十卷，有鲁迅校本。集中附录嵇喜、郭遐周等人的赠答诗共十四首，向子期、张辽叔等人的论难文共四篇。

　　〔３１〕阮籍的著作今存《阮籍集》十卷。集中有《答伏义书》，并录有伏义的《与阮嗣宗书》。伏义，字公表，生平不详。

　　〔３２〕《谢宣城集》南朝齐诗人谢朓的诗文集，今存五卷，书后有宋代娄拜跋：“小谢自有全集十卷，但世所罕传……考其上五卷，赋与乐章以外，诗乃百有二首，而唱和联句，他人所囗见者不与焉……其下五卷则皆当时应用之文；衰世之事，其可采者已载于本传、《文选》，余视诗劣焉，无传可也。”谢朓（４６４—４９９），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官宣城太守。

　　〔３３〕《独秀文存》陈独秀的文集，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内分论文、随感录、通信三类；其中附录别人的论文、通信十四篇。

　　〔３４〕“传之其人”语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３５〕“榛楛弗剪”语出晋代陆机《文赋》：“彼榛楛之勿剪，亦蒙荣于集翠。”榛楛，丛生的荆棘。

　　〔３６〕杨邨人曾在《现代》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二月）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声称：“无产阶级已经树起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阵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

　　〔３７〕“假想敌”杜衡在《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一文中说：“杂文是战斗的。……但有时没有战斗的对象，而这‘战斗的’杂文依然为人所需要，于是乎不得不去找‘假想敌’。……至于写这些文章的动机，……三分是为了除了杂文无文可写，除了骂人无杂文可写，除了胡乱找‘假想敌’无人可骂之故。”

　　〔３８〕禹鼎相传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左传》宣公三年载周大夫王孙满的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网两莫能逢之。”据晋代杜预注：“螭（同魑），山神，兽形；魅，怪物；网两，水神。”

　　〔３９〕钟谭指明代文学家钟惺（１５７４—１６２４）和谭元春（１５８６—１６３７）。二人都是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他们在文学上主张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与袁中郎等的公安派基本相同；但为矫公安派的“浮浅”，提倡幽深孤峭的风格，以致流于冷涩，被称为竟陵派。

　　〔４０〕几社明末陈子龙、夏允彝等在江苏松江组织的文学社团。明亡后社中主要成员多参加抗清。王李，指明代文学家王世贞（１５２６—１５９０）和李攀龙（１５１４—１５７０）。他们是提倡拟古的“后七子”的代表人物。

　　〔４１〕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声气，形成了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１６２５）他们遭到宦官魏忠贤的残酷迫害和镇压，被杀害的达数百人。

　　〔４２〕元祐党碑宋徽宗时，蔡京当权，奏请把宋哲宗（年号元祐）朝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苏轼等三○九人镌名立碑于太学端礼门前，指为奸党，称为党人碑，或元祐党碑。党人子孙却引以为荣，当党人碑被毁之后，还重新摹刻。

　　〔４３〕王图陕西耀州人，明万历时任吏部侍郎。李三才，陕西临潼人，明万历时任凤阳巡抚。项煜，吴县（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至詹事，李自成克北京，项归降。周钟，南直（今属江苏）金坛人，明崇祯癸未庶吉士，李自成克北京，周归降。

　　〔４４〕时敏常熟（今属江苏）人。明崇祯时官兵科给事中、江西督漕。李自成克北京，时归降。

　　〔４５〕科道明清官制，都察院所属礼、户、吏、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及十五道监察御史，统称为科道。任孔当在南明鲁王小朝廷任浙江道监察御史。

　　〔４６〕谢国桢号刚主，河南安阳人，史学家。著有《晚明史籍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等。《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九三四年八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４７〕魏忠贤（１５６８—１６２７）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明代天启年间最跋扈的太监。曾利用特务机关东厂大杀较为正直有气节的人。当时一些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对他竞相谄媚，丑态百出。据《明史•魏忠贤传》所载：“群小益求媚”，“相率归忠贤称义儿”，“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

　　〔４８〕周顺昌（１５８４—１６２６）字景文，吴县（今属江苏）人。天启中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后被魏忠贤陷害，死于狱中。《明史•周顺昌传》载：“顺昌为人刚方贞介，疾恶如仇……及闻逮者至，众咸愤怒，号冤者塞道。至开读日，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咸执香为周吏部乞命……蜂拥大呼，势如山崩。鐮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顺昌乃自诣吏，又三日，北行。”

　　〔４９〕《大美晚报》一九二九年四月美国人撒克里（ＴＯＴｈａｃ－ｋｒｅｙ）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一九三三年一月另出汉文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后停刊。这里所说的学生游行，是指“一二九”学生运动。

　　〔５０〕关于不要再请愿的主张，参看《华盖集续编•“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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