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ce between revisions of "Longman World Literature Ant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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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思想性作品主要集中于A卷,B卷当中也有所涉及,C~F卷本中没有涉及。A卷本涵盖中国秦汉时期,这是中国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最终形成主流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奠基时期,文学与产生文学的文化、思想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因而想要真正读懂中国文学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文学圈”里的作品,就必须在选集中收录这一时期传达儒家、道家等等派别思想的作品。如A卷中收录了儒家经典《论语》,道家经典《道德经》、《庄子》、《列子》等作品。这些作品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思想根基与文明根基,是真正步入中国文学语境系统的必经之路。
 
从上表可以看出,思想性作品主要集中于A卷,B卷当中也有所涉及,C~F卷本中没有涉及。A卷本涵盖中国秦汉时期,这是中国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最终形成主流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奠基时期,文学与产生文学的文化、思想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因而想要真正读懂中国文学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文学圈”里的作品,就必须在选集中收录这一时期传达儒家、道家等等派别思想的作品。如A卷中收录了儒家经典《论语》,道家经典《道德经》、《庄子》、《列子》等作品。这些作品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思想根基与文明根基,是真正步入中国文学语境系统的必经之路。

Revision as of 14:36, 11 December 2017

基于《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集》看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偏好与理解

16级励耘(文学) 班皓阳 201611940229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ing brought abroad, understanding the preference of western countries for Chinese literature is of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edited by David Damrosch,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western countries’ selecting criteria, preferences and comprehen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when editing important world literature anthologies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 by not only collecting, analyzing data and information, but also linking the concept of world literature created by him. The paper intends to help the readers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of literature preferences caused by diverse culture background, and this is beneficial for Chinese literature to find the right direction, avoid detours to satisfy the need of western readers and finally reach the win-win goal brought by world literature without changing Chinese features.

关键词:朗文;中国文学;世界文学;达姆罗什

随着中国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增加。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促进外国对中国的理解,消除“冷战思维”等种种意识上的隔阂,我国领导人近年来着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阻力,中西文化差异、语言的鸿沟等等都会导致中国文学在向西方传播过程中传播不畅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如何平衡中国文学的“中国性”与西方文学市场的偏好成了意义重大的问题。本文通过21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三本世界文学选集之一——《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集》,发掘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文学的偏好及理解,透过主编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看世界文学语境下何种中国文学能够脱颖而出。这种分析有助于中国找准方向扩大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从而助力实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大卫•达姆罗什《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集》收录约60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约230位作家的1000余篇作品。全书分为六卷(Volume A~F), A卷为古代世界(2500 B.C.~400 A.D.),B卷中世纪(400A.D.~1400A.D.),C卷近代早期( 1400A.D. ~1600A.D.),D卷十七、十八世纪,E十九世纪,F卷20世纪。这部世界文学选集2004年初版,2008年再版,“其编辑理念与体例与已经出版半个世纪、再版过多次的《诺顿世界文学选》大相径庭,出版后引起比较文学学界广泛关注” ,对于新世纪世界文学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是本篇选择以《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集》的根据:中国文学想要在世界文学中占据更大席位,扩大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力,就必须熟悉新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方向。

本文主要探讨三大问题:(一)不同卷、不同体裁之间中国文学地位差异与原因探究;(二)主编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 与对合集中国文本选择的影响;(三)新时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启示

(一) 不同卷、不同体裁之间中国文学地位差异与原因探究

本书按照历史沿革顺序进行编写,因此在比较不同卷之间中国文学地位差异时,实则为比较世界文学语境下西方人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偏好,具有一种纵向的历史感,与横向不同体裁比较相结合,使中国文学地位研究更加立体。 不同卷之中收录中国作品数据统计如下(以作品为单位):A卷(秦汉时期)收录34篇,B卷(汉至明初)收录71篇,C卷(明至清初)收录1篇,D卷(清朝)收录1篇,E卷(晚清)收录1篇,F卷(中华民国至新中国)收录7篇,总计115篇。柱形统计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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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明显看出,A卷、B卷两卷本中中国文学作品收录篇目最多,且A、B卷将中国文学分成了独立单元(A卷:China: The Classical Tradition【中国:传统与经典】,B卷:Medieval China【中国中古文学】),这种地位是C至F卷所无法比拟的。在每个卷本的时代背景介绍中,A卷本中指出公元前4000至将近公元前2000年,世界上主要盛产文学著作的区域为美素不达米亚、地中海地区、古印度与古代中国 ;B卷本指出中国儒家经典在中国和印度支那半岛文化中的奠基作用与对后世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 。因此,这两卷本所涵盖的历史分期中的中国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世界文学中非常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组成部分。在最早产生的几大古老文明中,能够源远流长延续至今的只有中国文明,而中国文明在古代强盛的“世界第一”的地位对于整个东方文化都有很强的辐射和渗透。想要深入了解东方文化的根基,避开中国经典不谈是不可能成功的。要全面地认识世界文学,在中国部分乃至整个东亚部分的研究过程中,都要以中国经典为根基。 相较于中国在A、B卷涵盖的时期(即先秦至明初)居于世界领先地位,C卷开始,中国逐步开始故步自封,封建思想钳制了人们活跃的思维,“文字狱”等政治对于文学的压迫手段对于文学发展也极为不利,中国因为过于自负,最终落后于世界。C卷时代背景主要是古代孤立文明逐步向现代联系紧密文明的过渡,帝国形成,地理大发现,科技进步,印刷术发明;D卷时代背景主要是工业革命、技术革命;E卷时代背景主要是浪漫主义,世界各地联系日益紧密;F卷时代背景主要是战争与革命、技术进步、创伤、人口大迁徙。在这些科学技术革新与思想革新的潮流中,中国要么是充耳不闻、不屑一顾,要么是被时代潮流裹挟着被动前进,这种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全方位的与世界脱节导致在世界文学选集编纂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只能依靠其极高的文学性进入,成为一种审美性作品,如同一种“微缩景观”,成为供读者窥探当时中国社会全风貌的一种“窗口”。C卷收录了吴承恩的《西游记》,D卷收录了曹雪芹的《红楼梦》,E卷收录了刘鹗的《老残游记》,都是体现了当时中国独特的儒家、佛教、黄老等思想,民间神话传说,官场政治,经济贸易等等方面的内容,而与整个文学选集所描述的时代大背景关系并不密切。从这些篇目所属的大标题也能可见一斑:《西游记》隶属于The Vernacular Revolution(大众文学革命),《红楼梦》隶属于Courts and Commoners(贵族与平民文学),《老残游记》隶属于Other Americas(美洲之外)。这些标题要么有明显的“文学专门性”(如前两者),都是与文学紧密相关连,与现实、社会相关程度次之,且其相关性基本局限在中国社会内部而非世界性,要么就处于一种“边缘性”地带,即视为观察世界的“窗口”(此与主编达姆罗什世界文学观有关,故会在文章第二部分详细论述)。 以上是就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来讨论中国文学的,下面就文学体裁对于其地位影响进行分析。 A卷中共收录23篇诗歌,1篇笔记小说集(归入小说),1篇散文,9篇思想作品及其他体裁;B卷中收录60首诗歌,3篇散文,1篇小说,4篇文学理论,3篇思想作品及其他体裁;C、D、E卷本中都只有一篇小说入选,F卷本收录了1篇文学理论,4篇小说,2首诗歌。A、B、F卷本占比统计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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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明显,A、B卷本中,文学体裁十分丰富,涵盖了除戏剧之外当时社会已经产生的所有文学体裁,在多种文学体裁方面都有佳作产生,能够收入世界文学精品荟萃之作,足以见得当时文学的繁荣。而C、D、E卷本中分别都只有一种体裁即小说入选,明清之际主要文学形式由诗歌转移至小说,文学也从贵族、知识分子垄断状态逐渐平民化。这一文学体裁将会在文学体裁分类分析部分专门讨论。F卷共1篇文学理论,4篇小说,2首诗歌入选。F卷所处时期是中国逐步打开国门融入世界向世界学习借鉴的过程,文学当中也是如此,“新文化运动”思潮后,中国文学大量借鉴西方写法,另外一方面也从古文写作转移到白话文写作,在诗歌、小说、文学理论方面探索中国未来文学创作的新方向,因此与前几个卷本中仅仅展示中国特色是不同的。 不同体裁在不同卷本中的数量分析对于研究中国不同体裁文学地位及原因意义重大,分析如下:

(一)思想性作品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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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思想性作品主要集中于A卷,B卷当中也有所涉及,C~F卷本中没有涉及。A卷本涵盖中国秦汉时期,这是中国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最终形成主流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奠基时期,文学与产生文学的文化、思想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因而想要真正读懂中国文学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文学圈”里的作品,就必须在选集中收录这一时期传达儒家、道家等等派别思想的作品。如A卷中收录了儒家经典《论语》,道家经典《道德经》、《庄子》、《列子》等作品。这些作品奠定了中华文化的思想根基与文明根基,是真正步入中国文学语境系统的必经之路。 B卷本中,编者将注意力放在中国古代女性的身上,这一部分思想性作品隶属于Women in Early China(早期中国女性)主题之下,分别是刘向《列女传》,班昭《女诫》和袁采的《袁氏世范》,都是侧重于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下对于女性行为规范的约束。中国传统封建思想文化中,夫权父权至上的社会结构隐没了女性的话语权,要想了解完整的中国文学、文化,只了解男性一边是不够的,细心的编者将中国古代女性形象以及中国古代对于女性的看法单独编成一个单元,一方面从女性的弱势和所要遵从的规矩更加证明了A卷中映衬出中国古代男权、父权社会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完善了读者头脑中中国整体思想特征和社会风俗。 C~F卷中,思想性作品往往与政治的紧密度较高,这与西方主流的“纯文学”审美倾向(如法国人主张的“为艺术而艺术”等)是相左的。C~E卷本属于中国封建王朝时期,以儒家为主流核心思想,南宋儒学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完全成为统治者的统治工具,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如科举仕途、伦理纲常等等,这种思想著作虽然在当时蓬勃发展,但更多的是对于前朝思想的继承并使之更加符合统治阶级的,一方面很多作品文学性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其经学解释和思想阐释也必须要依据官方给予的标准和要求,从而实质上限制了思想性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F卷是中国逐步走向近现代化的过程,在革命、战火的年代,思想性作品更多以革命纲领性文件、契约等现代由西方引进的形式存在,或者走向以小说、戏剧、诗歌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革命思想普及宣传。符合思想性作品条件的文学少之又少,加之中西意识形态的隔阂,中国近现代思想作品跻身世界文学行列显得困难重重。

(二) 文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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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主要集中在B卷,F卷也有所涉及,其余部分没有涉及。B卷中选入的五篇分别是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王昌龄的《诗格》(论文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前三篇属于六朝时期,主要针对当时最为丰富、水平最高的“文”这一体裁的书写方式、审美取向等方面进行论述;后两篇属于唐朝时期,主要针对当时最主流文学形式唐诗进行品评分析。A卷没有收录文学理论比较容易理解,文学在刚刚产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比较自由开放,处于一种近似于“无意识”、无拘无束的状态,一方面还没有想到也没有能力要做文学理论总结,另一方面也还没有必要做文学理论总结。随着文学作品的积累与传承,文学逐渐具有了自身特性,创作者必须明辨这种特性以创作出更加符合大众审美的作品,因此文学理论的总结迫在眉睫,且总是与同时代发展最为迅速的文学作品联系紧密。不论何人在进入中国语境下品评文章时应当遵循中国的原则,或者至少应当知道中国文学独特的评价原则与审美情趣,因此这一部分对于理解中国文学是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明清之际文学的大众化,小说成为主要文学形式,但也正因为其大众化,更多强调故事情节夺人,对于思想、艺术手法的要求并不高,因此关于小说创作的文学理论不如前朝关于文赋、诗歌的文学理论出色,因此在世界文学选集中落选。F卷所涵盖的时期标志着中国由自成一体的书写传统逐步融合西方技法,走向现代化并融入世界的一种过程。所收录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也是对于新文学写作方式与未来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一种理论探究,与传统文学评判标准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实际上是在提醒读者中国的新文学是不能再用中国古代的文学审美标准来评价的,而应当与时俱进。

(三) 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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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部局比较独特,A~E卷本中分别有一篇,F卷本中有4篇。A卷中收录的刘义庆《世说新语》是一部“志人”笔记小说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蔚然大观的一种文体。这种“小说”严格来说与古代唐传奇、宋话本之后逐步形成的小说风格不尽相同,具有一种“散文化”的倾向,故事短小精炼,兼有故事性的表达与作者自身观点的阐发,其中很多故事都是基于史实加以作者的发挥,既能看到六朝时期撰文的精妙笔法;又能一窥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文人追求、审美情趣以及文化氛围有很大帮助。B卷中收录了唐传奇《莺莺传》,也在文后链接了王实甫的元杂剧《西厢记》,因为二者有继承发展的关系,唐传奇也是明清成熟小说的雏形与基石,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C卷收录了吴承恩的《西游记》,D卷收录了曹雪芹的《红楼梦》,E卷收录了刘鹗的《老残游记》,在情节构思、细节处理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的揭示而言达到了一种非常高的艺术造诣,堪称小说中的精品。同时,小说艺术使得文学从贵族、士大夫垄断变成一种“雅俗共赏”的状态,成为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桥梁。但是,中国古代小说同样面临着非常明显的困境。小说在中国古代一直属于地位低下的文学体裁,是文人士大夫阶层 “不屑于”研究的。这就导致许多小说创作出来只是为了丰富文化水平较低的大众的生活,成为粗茶淡饭后的消遣,因此在文学造诣上是比较差的。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曾经指出,从质量上而言,《红楼梦》、《金瓶梅》这种著作的水平确实可以与西方最伟大的小说相比肩,但是这种伟大的作品只是孤立、偶然的现象,古代中国对于小说写作本身的系统性探究与西方相差甚远,从量化角度而言整体水平是要低于西方 。除此之外,理解中国精品小说对于不熟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社会风俗、文学体例的人而言是十分困难的。很多精品小说不但荟萃了多种文学体裁,诸如诗词、戏曲等,也融合了诸多儒家、道家、佛教、本土神话传说等等,以及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惯用隐喻、象征等等。因此,很多我国国内评价极高的小说在国外并没有市场,也可能是文化方面较大的鸿沟造成的。 F卷中的小说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创作的,包括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还有《<呐喊>自序》、《一件小事》、张爱玲的《五四遗事》。与传统小说不同,这些小说所描写的内容是基于中国的,但是叙事手法却是借鉴、学习了西方的,语言也从古白话过渡到现代汉语,可以说是小说在不失中国特色的前提下进行的“现代化”过程。这段时期的小说反映了中国革命时代的血雨腥风,批判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与国民的愚昧。“白话书写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内容,如同一面包罗万象、异彩纷呈的多棱镜,折射出国家体制与国民精神的变迁历程……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形式,具有淋漓尽致的现代气质。它是洞察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的一个窗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国家体制和国民精神的变化。从家国到民国再到党国、从儒家思想到政党话语、从等级森严到大众平等、从道德经验到科学理性,这是一个现代思想理念缓缓开启的过程” 。透过F卷覆盖时期即20世纪中国小说的创作,读者可以了解一个拥有根深蒂固独特写作传统的古老民族是如何一步步在进步作家的主张与带领下转型、改良、融入世界潮流的,也可以透过小说内容本身看到这个古老、封闭的民族是如何在一次次阵痛中或被迫或主动,举步维艰地迈向新时代的,因此F卷选入了4篇20世纪中国白话小说。

(四)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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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首先需要说明,先秦时期诸子散文归入思想性作品,在第一部分已做详细论述,在此不做重复。一些文学理论作品的文体也是散文,但归入文学理论论述,在此不做重复。《世说新语》中一些文章也可归入散文,但因为整体而言其书为笔记小说,因此归入第三部分,在此亦不做重复。除诸子散文之外,A卷收录1篇,B卷收录3篇,其余卷本未收录,统计如下:

A卷中收录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B卷中收录了陶渊明的《与子俨等疏》、《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辞》的文体算作辞赋,是介于散文与诗歌之间的一种文体,在本文分类体系中暂且归入散文一类。这三篇散文都有共同的特点,即表达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态度。选集中选入的散文都属于言志散文,而且都体现了一种淡泊名利、归隐人生、高洁情操的思想情感。这反映了中国古代非常典型的一类文人士大夫形象。有的是仕途不顺怀才不遇,有的是性情耿直、品德高尚、看不得政治肮脏,文人符合上述任何一条都极有可能最终走向这种“归隐”的方向,因而这也算中国古代文学与文人的一大特点。这种“归隐”的文学主题在西方文学史上一些流派有部分相似之处,比如中国隐士对于自然的热爱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类似等等,但是没有一种完全对应的文学主题,因此想要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情感,懂得中国古代文士的追求以及遇到困境时处理的方式,就应当了解这样一种归隐文化。中国古代散文词彩华美,以六朝为盛,这几篇散文恰好选自这一时间段内,体现了中国古代散文的高峰。《文心雕龙•明诗》这样评价嵇康:“正史明道,诗杂仙心;何宴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不仅是文化层面上为了了解中国,散文极高的文学性也完全无愧于进入世界文学的水准。

(五)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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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这一体裁在《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集》中数据统计如下:A卷中收录23篇(全部来自《诗经》),B卷中收录60篇,F卷中收录2篇,其余卷本中未收录。统计图如下:

诗歌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璀璨的一种文学体裁,自先秦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诞生,经历乐府诗、古体诗、辞赋、唐诗、宋词、元曲等等一起列发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无数高水平佳作涌现。海陶玮对于中国诗歌有如下评价:“中国文学登峰造极的成就是诗词,……没有任何一种欧洲文学诗歌在数量上能够与中国相匹敌;在质量上,中国诗歌虽然在形式上有所局限,但翻译成欧洲语言后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A卷诗歌全部来自于《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与现实主义诗歌发展的源流,其“风”、“雅”、“颂”的文体涵盖了从王公贵族宫廷宴饮、宗庙祭祀到平民百姓普通生活全方位、多角度的覆盖。由于《诗经》后期成为儒家经典,所以总是被后世的文学作品引用、效仿。这一点也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热衷于“仿古性”有关,书面文学对于先秦文学极其崇拜,认为这才是正统,因而无论口语如何演进、发展,知识分子在进行书面创作时仍然效仿前代文学。这种“仿古”趋势使得《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中地位极其崇高,甚至不局限于诗歌领域,后世散文、小说等等创作很多也引用了《诗经》当中的佳句或典故。因此,系统了解中国文学,熟悉其中蕴含的典故哲理,研究《诗经》是十分重要的。作为“四书五经”之一,诗经还承载了传播儒家文化的重任,后世对其经学、小学阐释都极为丰富,大多都是根据儒家义理进行阐释,因此它不仅具有文学审美性、社会现实性,还有助于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与文学创作语境的深入理解。 B卷中收录的诗歌有魏晋时期的文人五言诗、唐诗、宋词,其中唐诗比例最高。诗歌发展的顶峰是唐诗,无论就其作品本身而言格律的纯熟、用词的精巧、结构的严谨、意境的幽深、流派的丰富,都展现了其极高的文学价值。选集中主要引用了李白、杜甫、白居易、寒山、王维的作品,兼顾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入世与隐逸,还有与盛唐时期多元文化交流所带来的佛教蓬勃发展、融入诗歌,让不同文化的人们得以了解中国的唐朝气象(从诗歌气质与内容微妙变化中体会王朝的盛衰)与文学的顶峰全貌。编者也注意到,与西方不同,诗歌此时不仅仅只是用来作为一种文学审美作品,也是政治的“敲门砖”,在儒家倡导的积极入世思想的促进下,诗歌创作蔚为大观,成为走向仕途的基础,因此客观上也促进了诗歌的发展。这种现象与西方“为艺术而艺术”是十分不同的。宋词是唐诗的一种继承和变体,形成“长短句”,形式上更加自由一些。选集中选入李煜、李清照二人的词,均为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且均为王朝衰退之时的词人,华丽的字句间流露出百转千回的哀伤与前面“盛唐气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精雕细琢的选词使得其凭借高超的文学性进入世界文学选集中。 C~E卷本所涵盖的明清时期,诗歌并没有新体例的发展,随着封建思想对于人们思想的压迫束缚越发严重,科举考察文章逐渐走向“八股文”方向,是个在这种格律、思想都受到严格管控的环境下被严重束缚了,即使还有个别精美的模仿前世之作,但是日益缺乏创新,因此没有收录。 F卷本中收录了朦胧派诗人北岛的2首现代诗,这是中国诗歌向世界学习后进入现代诗的范畴,与前几个卷本完全泾渭分明了。他曾经被诺贝尔奖提名,这也就意味着他所创作的作品已经有了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进入了世界文学的作品行列,堪称世界文学诗歌领域的精品,因此选入世界文学选集也就不足为奇了。

(六) 小结

不同文学体裁中国文学在选集中的占比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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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评价最高的诗歌占比最高为73%,对于研究中国整体思想文化脉络和文学创作背景极为重要的思想性作品排名第二,占比11%。小说作品正如海陶玮教授的评价,精品质量极高,但数量不多,所以虽然在某些卷本中作为唯一收录的一种文体,但是作品总占比仅为8%。值得注意的是,戏剧这种文体在选集中并没有选入,仅仅在《莺莺传》后链接了《牡丹亭》,因为时间不符合B卷本(实质上应归入C卷本),所以在此没有计数。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传统戏剧与西方传统戏剧完全属于不同体系而造成的。与西方强烈的悲剧性冲撞并以此为美不同,中国戏剧更加含蓄,排除那些宣传封建礼教的戏剧不谈(这种政治目的性太强的戏剧是很难在世界文学中被不同文化的人所接受的),部分水平较高的爱情主题的戏剧,其悲剧的冲撞性也鲜有达到西方程度的,这应当与中国传统“中庸”、对情感克制的思想有关。总之,收入选集作品数量占比依然与西方对于中国不同文体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随着西方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程度的加深变得越发准确,但依然有的部分还有待商榷,一些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还有待发掘。

(二)主编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与对合集中国文本选择的影响

中国作品能否进入《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集》,与主编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有着密切的关系。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观使得该选集在编写体力上有大幅度创新,所选作品范围和类型也与众不同。这部丛书贯彻了他的世界文学理念,因此首先需要对他的世界文学理念进行简要说明。

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的结语部分以世界、文本和读者为中心对于世界文学做了如下三重定义:

1、 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

2、 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文学

3、 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

从民族与世界文学的关系而言,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由民族文学产生,也就是从椭圆形中一个焦点“源文化”中产生,通过多次“折射”汇聚于新的焦点“主体文化”中,从而成为世界文学。因此,任何想要成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一方面在传播中要将源文化民族性更为广阔地发散出去,另一方面,也要“与主体文化的价值取向和需求相关” ,透过文化、语言、时间、空间等介质,最终形成一种“双重折射”的效果。这样的文学作品也就完成了达姆罗什认为的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必经的两个步骤:“首先,被当作“文学”来阅读;其次,从原有语言文化流通进入到更广泛的世界中去 ”,也就是在第一部分每种文体分析时都着重强调的文学性与世界性。 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看似一个是“精细却彼此隔绝的文本细读”,一个是“宽泛但常被简化的概览”,但实质上,“全球系统性和无限的文本多样性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世界文学的流通依由各个地域性的不同表现来形成全球模式”,最重要的是找到最契合的分析尺度,从而不会顾此失彼,这种尺度“会深刻影响什么样的作品被选入它界定的世界文学,并影响这些作品翻译、售卖和阅读的方式”。

关于这一定义,在《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集》中主要表现为编者对于“反映多种文化联结、表现跨国、跨文化事件和国际经验的作品 ”有较高关注。遗憾的是,中国文学在这种与世界紧密联系方面在历史发展历程中做得是很不够的,尤其是古代,由于“天朝上国”、“贵中华而贱夷狄”等思想,比起吸收别国文化,中国更加乐于自己的文化向外传播。在文学创作上,中国文学自成一体,虽然也有融合些许异域特色,但终究不过是九牛一毛。近现代中国也在努力学习西方、融入世界文学潮流,但是从选集中对于中国文学的筛选而言,F卷中的作品大部分依然是基于中国本土社会生活进行创作的,这可能意味着,在这条文学筛选的标准下,中国暂时还没有达到与最优秀世界文学作品要求的著作产生,这值得我国作家创作时予以关注。

文本在跨文化、跨语言传播的过程中,世界文学应因翻译而增色、获益。翻译帮助文学跨越语言的障碍,是世界文学传播必不可少的媒介与手段。在翻译中,如何保障内容、意境完整、词采优美,是平衡“源文化”民族性特色与“主体文化”价值判断、接受度的重要方式。翻译过程中什么被丧失、什么被添加,一个作品从原初文化转至一个新的文化空间时可能引发的语言、时代、地区、宗教、社会地位、文学语境诸方面错综复杂的变化,都在考验着翻译工作本身。将翻译归入世界文学定义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可见达姆罗什对于翻译的重视程度。

在选集中,同一篇文本,达姆罗什在必要情况下会收录两只三种翻译本,以《诗经•国风•召南•野有死麕》为例,选集中收录了亚瑟•威利(Arthur Waley)、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三位汉学家的翻译,体现了不同翻译家对于诗歌本身的不同理解,带给读者更多对于诗意理解的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与审美享受。中国古代文学强调意境、多用隐喻,在翻译中很难在“形合”的同时达到“意合”、“意境合”,单复数、时态等等问题成为翻译(尤其是禅意较浓厚的诗歌)那种超越时空、具有缥缈朦胧意境的诗歌的一种羁绊。例如《野有死麕》中,“有女怀春”一句,对于“怀春”的理解,亚瑟•威利翻译成“longing for spring”,高本汉翻译成“having spring feelings”,而埃兹拉•庞德则更加注重已经整体的贴合,将“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一句整体翻译为“A melancholy maid in spring is luck for lovers”。前两种翻译很规整,但是也只翻译出文字表面的意思,对于少女对爱情的萌动并没有表现出来,在翻译的过程中造成了意思的流失。对于对春天的喜爱以及对于爱情的萌动在中文中可以用“怀春”一个词表示,达到了一种一语双关的效果,用有限的词汇反映了更多的语义,但是在英文中没有相对应的词汇,在追求诗歌建筑美、韵律美和“信、达、雅”的过程中很难调和。所以引用不同版本的翻译最主要的目的是让读者从更多角度了解诗歌所蕴含的丰富的内蕴,同时在不同译本的对比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寻找更好的翻译中国文学的方法。

在读者与文本流通的关系中,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不是指一套经典文本,而是指一种阅读模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世界文学进入了不同的“主体文化”之中,就拥有了全新的生命,不能再以“源文化”中的“旧标准”进行看待。“所有的作品一经翻译,便不再是其原初文化的独特产物,它们都变成了仅仅“始自”其母语的作品 。”这种作品成为世界文学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即“主体文化”的读者阅读。中国文学进入西方世界就符合这样一种定义,它跨越了迥异的文化背景与语言鸿沟,最终进入到世界文学语境中,能够让西方读者阅读、品鉴。在进入与创作源文化完全不同的时空时,对于源文化与主体文化不同的部分应当予以特别的关注,此处考验翻译能否让主题文化的读者所接受,又不散失作品本身的意趣。

达姆罗什在编纂选集的过程当中,在每一卷前都阐述整个世界的历史背景与重要文化圈的历史背景,在每篇作品前都要附作者简介、作品简介等等,对于涉及到的独特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阐释。例如在唐诗部分背景介绍中,特别强调了唐诗具有政治“敲门砖”的性质,因为这与西方诗歌发展史迥然不同的。唐代诗歌进入科举考试范畴,因此只要想做官的人都必须要有较高的作诗才能,朝廷也依靠诗歌拉拢人才、排除异己,这里的文学除了审美性,还有较强的教化作用和政治性。只有在理解这种语境的前提下才能真正理解唐诗的创作环境与繁荣原因。

达姆罗什对于世界文学有三种分类:“作为获得认可的经典(Classics),作为正在成型中的杰作(Masterpieces),作为看世界的多重窗口(Windows) ”。按照这种分类方式鼻祖歌德的观点,第一种“经典”主要指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有超验性甚至有奠基性的作品”。第二种“杰作”主要指现当代创造的名著,还需要时间的检验。第三种“窗口”指的是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例如中国、塞尔维亚等国的作品应当归入此类。歌德的分类标准带有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认为只有欧洲文学才在世界文学占据统治地位,其余文学只是一种供欧洲人欣赏的“窗口”。如果按这种分类,所有收录的中国文学只能归入第三类,不过是领略异域文化的“窗口”而已,对于其文学性的要求很低。达姆罗什在此基础上认为,19世纪之后前两种分类不再以时间、文化或者阶级为界,而是以作品的思想内涵为主要评判标准。这样,不同国籍的文学只要符合分类标准,即可进入相应的种类。这种开明的分类方式使得长久以来被忽视的非西方主流文化圈中的文学作品得以被发掘、研究,同时,女性文学与女性作家也因此获益良多,因为女性曾经长时间沦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以时间为评判标准有失公允,综上可见这种世界文学类型更新所带来的巨大益处。

中国文学在这种分类革新中受益巨大,以前只能作为一种展现中国文化的窗口,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理,其文学性不受重视,对于中国本身和世界文学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中国文学的地位由此大幅度提升,例如,按照分类标准,先秦诸子文章和《诗经》可以归入文学奠基之作的行列,其价值远远超过“窗口”,对于这种作品的文学性研究弥补了曾经世界文学研究上的一大空白;B卷对于女性的研究使得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研究的完整性又提高了一个层级。《西游记》、《红楼梦》也不再是满足西方人猎奇心理的志怪小说,而是作为一定时期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社会风俗的精美再现的“微缩景观”同时,融合诗歌、戏曲等多种文学体裁,形成一种登峰造极的审美艺术,其文学性完全可以比肩西方最伟大的小说,其笔法也有很多值得世界各国学者探索的。在全新的评判条件下,世界文学也由西方中心主义逐渐变得愈发平等,也唯有平等的姿态才能真正从不同民族文学中汲取养分、荟萃世界文学之精品。

(三)新时期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启示

针对《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集》中中国文学的遴选标准,可以看出西方对于中国文学的评判倾向,对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具有重要价值。按照西方传统的评价而言,学者与学生对于中国的诗歌(尤其《诗经》、唐诗)、儒家道家早期经典、水平极为高超的小说最为欣赏,因此这些文学作品已经迈入了世界文学作品的行列,在此基础上,可以将相关文学体裁作品继续发扬光大。对于不太受欢迎的文学体裁,要找准问题,如果由于文化鸿沟等客观暂时难以逾越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针对评价较高的文学体裁深入挖掘、再逐步扩展广度。

其次,由于中文与大部分西方语言都属于不同语系,因此在文学传播的过程中,翻译显得困难重重、意义重大又必不可少。许多文学作品由于翻译水平低下,或者由于巨大的文化鸿沟导致主体文化读者难以理解,最终对文学作品的传播产生了重大消极影响。在这一点上,我国应当鼓励中外出版社合作并给予一定财政支持,同时积极培育新时代翻译人才,不要让优秀作品因为翻译局限性而被埋没。

第三,要考虑源文化与主体文化的平衡问题,如何在保有民族性的前提下同时符合主体文化的读者需求与价值判断,这是值得思考的。在文学翻译、出版他国之前,首先要做好市场调研,迎合市场的书籍往往销路甚广,对于培养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文学和了解中国的兴趣、扩大中国文学海外影响力、提升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地位有较大好处,否则就成了浪费金钱和时间的“无用功”。例如政治性过强的文学类书籍在出版时应当慎重,因为首先西方的审查机制会因意识形态问题屏蔽这些书籍,及时通过审核,对于西方热衷于“纯洁的文学性”而言,这类书籍的市场也远远比纯文学小得多。政治思想的传播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之一,也应当循序渐进,在文学中由少及多地渗透,而不是强行灌输。完全顺从西方也是不可取的,失去了民族性的中国文学也就无法再被称为“中国文学”,正如余华先生:“中国文学对于西方借鉴犹如树木之于阳光,树木借助阳光而生长,但树木以树木的方式生长,而非变成阳光。 ”

中国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逐年提升,逐步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国。其文化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但相比而言,中国文学的引进与出口总是呈现“入超”趋势,西方对于中国文学总体而言兴趣较弱,虽然近年来“汉学热”升温,但还是有极大的上升空间。抓住这股“升温”潮流,分析我国文学“走出去”过程中的优势与遇到的困难,扬长补短、积极调整战略,在丰富瑰丽的文学宝库中深入挖掘,找准市场需求,对症下药,逐步扩大中国文学海外市场与影响力,提升西方对于中国文学的喜爱与关注度,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学能够扭转“入超”局面,实现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伟大复兴。这也是本文基于《朗文世界文学作品选集》分析西方对于中国文学偏好与理解的要旨所在。

参考书目

1、 刘洪涛、周淑瑶:《<朗文世界文学选>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4年9月第3期

2、 David, Damrosch.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Longman, 2004.

3、 James Robert Hightower.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5, No.2. Duke University Press.

4、 靳志鹏:《文体、国体与民体:近代白话书写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4

5、 【美】大卫•达姆罗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查明建、宋明炜、黄德先、陈婧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