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03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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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 Chén Jìng 国别 女 202020080595

由于八旗官学中向来有习清书、习汉书之分的传统，礼部遂奏请采用不同方式，对应试者分别考试翻译或清字文，无论乡试、会试，皆是如此，而区别只在于会试时针对应试者学习语言的不同背景，各自增加了一道题量，即，习汉字者除了考试汉字文翻译，另考试文章一篇，习清文者则在乡试的基础上，增试清字文一篇。这一规定既针对八旗满洲，也针对八旗蒙古，但不针对八旗汉军，后者的考试内容与普通汉族士子相同。同时，礼部也奏请对笔帖式和他赤哈哈番、哈番（即，笔帖式哈番）参加乡、会试进行规定，其中前者参加乡试，后二者参加会试。

蔡珠凤 Cài Zhūfèng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477

上文引用的内容也出现在《雍正会典》（又称《（雍正）大清会典》），以及两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嘉庆、光绪）中，三者都明确提到停止（八旗）考试的具体时间，即顺治十四年（1657年），而且三者中都加有“按语”，进一步说明此事。其中，《雍正会典》中的说法是“此后复行考试，与汉人一体。停止翻译”，《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的说法则是“康熙二年（1663）谕：满洲、蒙古、汉军生员俱准乡试。此后惟翻译未经举行。”

曾俊霖 Zēng Jùnlín 日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478

（允禄等，1995：4619-4620；托津等，1991：2659-2662；昆冈等，1963：657）从《雍正会典》的记载及其“按语”看，至少可以推导出两点：其一，八旗科举考试始于顺治十四年前，但十四年即停办；其二，顺治十四年前，翻译科便已存在。顺治十四年以后，八旗科举考试得以恢复，但翻译科举仍被停止。

陈惠妮 Chén Huìnī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79

《雍正会典》中的这一记载与两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的说法如出一辙，后二者也将顺治八年的八旗科举考试视作翻译科的第一事例。而且，三种文献均提到了停办翻译科的事，即“停止翻译”和“此后惟翻译未经举行”。固然，无论是天聪八年的八旗乡试，还是顺治八年礼部研议的八旗科举，二者皆与翻译考试有关，但就性质与意义而言，它们都不是翻译科之缘起。

陈湘琼 Chén Xiāngqióng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女 202120081480

《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和《八旗通志·初集》中，均将顺治八年的旗人考试称为“八旗科举”或“八旗考试”，而没有将其称作“翻译科举”或“翻译考试”，由此可知二者之区别。《钦定八旗通志》中，虽然用了“翻译考试”或“考试翻译”等字眼描述顺治时期的八旗科举，并将其视作翻译科举之源，且《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中也有康熙二年“复行满洲、蒙古、汉军翻译乡试”的记载，但上述记录实为误记的可能性较大，不排除系实录馆馆臣或编纂者依据雍正年间的情形误植所致。（叶高树，2013：52）

陈心怡 Chén Xīnyí 翻译学 女 202120081481

有清一代，以“翻译”之名选拔八旗士子的科目很多，如庶吉士、翻译庶吉士、笔帖式等，但这些考试属于各部院衙门自行选用人才的方式，均未形成独立建制，与文科举并行。所谓顺治时期八旗考试中的“翻译考试”或“考试翻译”，也只是一种考试的内容或形式，并非是一种科考制度。

三、《八旗通志》等关于翻译科创建时间的订正。

程杨 Chéng Yá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82

如前所述，天聪八年的八旗考试虽然有着不同类型之分，如满洲习满书、满洲习汉书等，本质上却是“语文测验”，而非翻译科考。同理，顺治八年的八旗科举虽然包含翻译考试的项目，但所谓翻译考试也只是八旗文科举的附设环节，尚未独立成科。凡此二者，皆与雍正元年研拟并于翌年首次开科，且具有独立、自主的制度设计的翻译科明显不同。

丁旋 Dīng Xu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83

《雍正会典》与两部《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关于翻译科创设的说法不仅与《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冲突，也与《八旗通志》等存在较大出入。《八旗通志》和《钦定八旗通志》中，也将顺治八年、十一年两榜满、蒙举人和进士，归于“文举人”和“文进士”之列，而不是“翻译举人”和“翻译进士”之列，并把首科翻译举人归为雍正二年甲辰科，而将首科翻译进士归为乾隆四年己未科。（鄂尔泰等，1985：3393-3396、3419-3422；铁保等，1968：811-813、828-830）

杜莉娜 Dù Lìnuó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484

显然，在《八旗通志》和《钦定八旗通志》的编纂者看来，顺治八年、十一年的两科举人与进士均不是出自翻译科举，而是出自八旗文科举。从清代进士题名碑的情况看，也可知翻译科并非始设于顺治年间。例如，在由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写出版的《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990）一书中，收录了顺治九年、十二年两榜进士的题名碑，但题名碑的书写与文进士题名碑并无不同，碑头和碑文中都没有出现“翻译”字样。

付红岩 Fù Hóngy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85

而同书在处理乾隆年间的四科翻译会试（即四年己未科、十年乙丑科、十三年戊辰科，以及十六年辛未科）时，碑头和碑文中却明确标注“翻译进士”，或“翻译会试”字样。（北京图书馆金石组，1990：52、169；24、146）同样的情况也见于《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本书中关于顺治期间两榜进士（九年壬辰科、十二年乙未科）的称呼也只是“满洲进士”，而不是“翻译进士”，而且该书收录的题名中皆为文进士，未见有翻译进士。

付诗雨 Fù Shīyǔ 日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486

由此可知，《雍正会典》和两部《会典事例》将顺治八年看作翻译科之起点确系误记。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大清会典》中，并没有录入“翻译科”的条目，这一点表明编纂者或许已对翻译科有了重新认识。《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中说，顺治十四年正月，世祖降旨吏、礼、兵三部，要求“今后限年定额考取生童，乡会两试，俱着停止，各部院衙门取用人员不必分别满汉文学”，但此处诏令停办的乡、会试同样只是八旗科举文试，而不是翻译考试。

高蜜 Gāo Mì 翻译学 女 202120081487

（鄂尔泰等，1985：831-832）事实上，早在顺治朝以前，也曾有开科取士的情况，如天聪八年太宗皇太极命刚林、恩国泰等十六人“俱赐为举人”，崇德三年、六年又取中两榜举人，但上述三科同样并非翻译科。（铁保等，1968：780-781）毫无疑问，顺治时期的八旗科举和雍正元年初设的翻译科考之间有着渊源关系。

宫博雅 Gōng Bóyǎ 俄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488

首先，顺治朝的八旗科举与翻译科考一样，都有为旗人开设专科的倾向，只不过在前者中满洲和蒙古合为一榜，汉军与汉人合为另一榜，而翻译科考则容括了汉军。其次，就考试内容而言，顺治年间的翻译考试只针对识汉字者，翻译并非考试的全部内容，而翻译科考则主要考察应试者的翻译能力，以实现满、蒙、汉等多种语言融通。雍正朝以后，虽然历代统治者对翻译科考进行了这样或那样的调整与改革，但翻译科考的制度雏形却在顺治朝时已然形成。

何芩 Hé Qín 翻译学 女 202120081489

可以认为，顺治朝时期的翻译考试为雍正帝创设翻译科考，以及日后各朝的修订与完善，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钦定国子监志》对于翻译科缘起的补正

与《八旗通志》、《钦定八旗通志》和《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等不同，清代历史文献中，也有将顺治八年、十一年两榜举人与进士称作翻译举人与翻译进士的情况。

胡舒情 Hú Shūqíng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490

例如，在沈廷芳辑注的《馆选录》和朱汝珍辑注的《词林辑略》中，顺治年间识汉字且通过考试翻译中式举人和进士者，往往被称为翻译举人、翻译进士。如满洲正白旗人达哈塔于顺治九年壬辰科中进士，被称为翻译进士，并分派至内院学习，正白旗人玛尔汉，则被称作“顺治甲午翻译举人”。（邹长清，2011：357）然而，据前文关于顺治年间八旗科举考试的分析可知，这样的称呼与事实不符。

黄锦云 Huáng Jǐnyún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491

顺治年间的八旗士子，无论习清语，还是习汉语，都是一体考试。只不过，对于识汉字者而言，考试中增加了翻译的环节（内容），但考试本身仍归属文科举范畴。然而，由于编纂者的误解或误记，致使讹错流传。

黄逸妍 Huáng Yìyán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女 202120081492

如《国子监志》卷四八《金石三》中，便将顺治九年、十二年两科及第者俱称“翻译进士”：九年壬辰科，赐邹忠倚等三百九十七名及第出身题名碑，又赐翻译进士麻勒吉等五十名及第出身题名碑。以上五碑在大成门外之东南向。

黄柱梁 Huáng Zhùliáng 国别 男 202120081493

十二年乙未科，赐史大成等三百九十七名及第出身题名碑，又赐翻译进士图尔宸等五十名及第出身题名碑。以上五碑在大成门外之东南向。（梁国治，1986：527）《国子监志》由乾隆十三年进士梁国治奉敕纂辑，全书共六十二卷，分圣谕和御制诗文等，后者依类分载于各“志”。

金晓童 Jīn Xiǎotóng 202120081494

按照上述记载，麻勒吉、图尔宸等都被称作翻译进士，由皇帝赐及第出身题名碑。顺治九年，朝廷决定以满、汉分科的形式开科取士，麻勒吉于同年壬辰科考取会试第一，殿试一甲第一，一甲其余二人为折库纳与巴海，俱赐进士及第出身。然而，尽管麻勒吉后来授封教习庶吉士，但其本人并非翻译进士，这一点从《题名碑录》、《进士题名碑录》以及《八旗通志》等文献中均可得到应证。

邝艳丽 Kuàng Yànl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495

《国子监志》于乾隆四十三年奉敕纂辑，并被收入《四库全书》之后，又于道光年间经监臣李宗昉等奏请，开馆增辑刊印。道光十四年，文庆、李宗昉等完成增辑，共八十二卷，取名《钦定国子监志》。然而，与梁国治版《国子监志》不同，《钦定国子监志》中，并没有将麻勒吉和图尔宸等人称作翻译进士，这一点也许是文庆、李宗昉等编纂者基于历史事实而做出的修正

李爱璇 Lǐ Àixuán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496

与此同时，该书在乾隆四年翻译进士题名碑之后，也增加“按语”如下，可作为考证麻勒吉、图尔宸等人翻译进士身份的重要线索：翻译乡会试，自雍正元年，定于子、午、卯、酉年二月乡试，辰、戌、丑、未年八月会试。嗣后或举或停，或止准乡试而停会试。

李瑞洋 Lǐ Ruìyá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97

至乾隆四年八月，复举行会试。题名之有碑刻，自是科始。二十二年，仍议停止会试。

李姗 Lǐ Shā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498

四十四年，照旧举行，并奏准赐进士出身。停其殿试。又奏准停止建立碑记。

李双 Lǐ Shuāng 翻译学 女 202120081499

今翻译进士题名，故仅止四碑。详识于此。（文庆、李宗昉等，2000：1106）根上文所载，至少可以明确以下四点：首先，翻译乡会试始于雍正年间。

李文璇 Lǐ Wénxu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00

雍正朝期间，原定举办四科翻译乡试，即四年（午）、七年（酉）、十年（子）、十三年（卯），四科翻译会试，即二年（辰）、五年（未）、八年（戌）、十一年（丑），但其间时停时举，或仅举办翻译乡试而停办翻译会试，并不规律。其次，乾隆四年八年办理乙未科时，回复办理翻译会试，中式者赐进士出身，有碑刻。再次，乾隆二十二年，停办翻译会试，四十四年恢复，中式者仍赐进士出身。

李雯 Lǐ Wé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01

最后，翻译殿试一直处于停办状态。因而，翻译进士题名碑仅有四科，分别是乾隆四年己未科、十年乙丑科、十三年戊辰科，以及十六年辛未科。如果《钦定国子监志》中的上述记载属实，则可知《国子监志》中将麻勒吉、图尔宸等称作翻译进士，并由此认定顺治八年即为翻译科之起始年的观点并不可取。

李新星 Lǐ Xīnxīng 亚非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03

事实上，《国子监志》不仅误记了顺治九年、十二年两榜进士（满洲、蒙古）题名碑，而且在乾隆年间的两科翻译进士题名碑问题上，也发生了讹错与遗漏。具体而言便是，《国子监志》中仅记载了两碑乾隆年间的翻译进士，分别是乾隆十三年的戊辰科和十六年的辛未科，颁赐对象分别是武进、武立等四十二人。至于乾隆四年己未科和十年乙丑科，其中未见有记录，此事令《国子监志》的可信度受损。（梁国治，1986：530）

李怡 Lǐ Yí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04

结语：翻译科的创设始于雍正年间，而非顺治年间，这一点毋庸置疑。顺治时期，八旗科举考试中虽然已有了翻译考试的内容，但此时的翻译考试并非独立建制，而是隶属于八旗文科举，为后者考试中的一个环节，或者说为其考试内容的一个部分。

刘沛婷 Liú Pèití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05

雍正年间，世宗为了整饬八旗“废弛陋习”，奖励清语学习，因而创制翻译科，将其视作方法与工具，鼓舞八旗满洲与蒙古奋勉向学，以图进取。翻译科的创设带有明确、强烈的政治、文化意涵，是为了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根本，以及满族文化特征。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满洲祖制，避免满族固有文化被汉族同化；另一方面则是想通过传承自身文化，实现全国政权的长远统治。

刘胜楠 Liú Shèngnán 翻译学 女 202120081506

毫无疑问，作为清代八旗科举制度的重要成分，翻译科的创设自有其积极意义，它不仅使旗人获得了进身机会，缓解了八旗生计的困难，而且也为朝廷遴选了大量翻译专才，促进了国家治理。然而，翻译科自身也有缺陷与不足，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首崇满洲”的基本原则上，它是维护满洲特权与旗人利益的集中体现，对于我们研究清代的政治、文化发展与变化，以及有清一代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

刘薇 Liú Wēi 国别 女 202120081507

《金瓶梅》满文翻译考释

摘要：淫词小说的禁毁系清代长期的文化政策。然而，社会历史阶段不同，政府对该政策的推进与执行也不尽同。

刘晓 Liú Xiǎo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08

清初，统治者的政策重心在于武力征伐与国家统一，文禁的重点在于政治倾向显著的作品。因而，为了笼络人心，政府对汉族小说及其翻译的偏见并不显著，对《金瓶梅》等淫词类小说的禁毁与惩处也影响较小。康熙中期以后，政府强化了思想控制，加强了小说翻译与小说创作的管制，《金瓶梅》的审查亦在其中。

刘越 Liú Yuè 亚非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09

《金瓶梅》的翻译有别于“四书”、“五经”，它既不能塑造道德，又不能规范秩序，其翻译与刊刻遭到限制在所难免。然而，《金瓶梅》译本最终得以成书，与统治者的支持或默认不无关联。

关键词：《金瓶梅》；满文翻译；和素；文化政策；审查

刘运心 Liú Yùnxī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10

清代的官方文献中，并未明确出现“文化政策”字样，而是代之以“文教”、“教化”等概念，但这并不能说明清代的文化建设缺乏既定的政策理念与行为准则。恰恰相反，自顺治十年起，清廷即制订了“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将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融入政治实践，并在嗣后各朝逐渐形成“兴文教”、“崇经术”的治国方针。如康熙九年提出的“圣训十六条”、乾隆年间修纂的《四库全书》等，都是“崇儒重道”的重要实践。

罗安怡 Luó Ānyí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11

在文化政策的范畴中，“崇儒重道”有其衍生物，如科举取士、博学鸿词等，而访求、编纂书籍，以及翻译汉文典籍等也是其重要内容。清代的汉籍（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儒学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清代的汉籍（书）翻译系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曦 Luó Xī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12

从背景上看，汉籍（书）的翻译一方面得益于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以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文化整合的需要，即，统治者通过翻译学习汉族文化，汲取汉人的治国理政经验，建构政权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所需的“治统”与“道统”。通过引导与规范汉籍（书）的翻译，统治者不仅使满、汉文化互通有无，阐明法度，维护正统，端正满洲的人心风俗，而且以译书作为临政规范，撷取帝王为政之道，完善国家治理理念与模式。

马新 Mǎ Xīn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女 202120081513

藉由汉籍（书）的翻译，统治者既能成功了解汉族文化，又能以思想为治术，建构政权的合法性，实现满洲政权向中原政权的历史转化，并在接触和学习汉文化中获得“统制”汉民的重要经验，实现“治统”与“道统”的和谐统一，最大限度地保障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一、《金瓶梅》的创作题材与历史地位。中国古典小说中，有“四大奇书”之称。

毛雅文 Máo Yǎwé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14

所谓“四大奇书”，按照李渔、周永保等人的说法，是指《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四部明代小说作品，这些作品皆成书于明代年间，代表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四种不同形态，即历史类、传奇类、神魔类，以及世情类。作为“四大奇书”之首，《金瓶梅》究竟成书于何时，学界尚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是明代嘉靖年间，如屠本畯的《山林经济籍》，也有人认为是万历年间，如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车锡伦的《<金瓶梅词话>中的宣卷》，以及黄霖的《<金瓶梅>漫话》等。

毛优 Máo Yōu 俄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15

无论是何种观点，都不可否认《金瓶梅》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历史地位。《金瓶梅》无疑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不仅在创作题材上突破了传统模式，将叙述的焦点从豪杰和妖魔转移至市井人物，人物塑造上也出现了从单色调向多色调、平面化向立体化的转变。同时，创作主旨上也有重要突破，即不再专注于歌颂理想，而是通过写尽世情之恶、生活之丑，暴露社会的黑暗与不公，现实主义特征极其明显。

牟一心 Móu Yīxī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16

刘廷玑认为，《金瓶梅》之所以称为奇书，是因为它深切人情要务。鲁迅在对“世情小说”进行界定时，曾指出《金瓶梅》描摹世态，见其炎凉，骂尽诸色，它虽然描写情色，却是要“以淫说法”，虽然结构铺张，但却是“引迷入悟”，既然是描写世情，便要“尽其情伪”，所谓刻露而尽相，或幽伏或含讥，诚极洞达而已。《金瓶梅》所描写的虽然是市井常谈、闺房碎语，但它寄意于时俗，极富感染力。

彭瑞雪 Péng Ruìxuě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17

明、清之际，虽然《金瓶梅》向被列为禁书，但时人对其的艺术手法和思想内容等，却评价甚高，甚至不乏将其与《左传》、《史记》、《汉书》等并列者，认为这些作品都是“以其文皆为写生者也”的杰出代表。明代博物学家谢肇淛（zhè）曾向人借抄《金瓶梅》，并为此书撰写序跋，其中详细论及此书所具有的广泛的揭示性，认为它描写的是一个丑陋、黑暗的世情社会，既有“市里之猥谈”，又有“狎客之从臾逢迎”，所谓“穷极境象，駴（hài）意快心。”无论如何，都不能将《金瓶梅》视作“秽书”，而枉顾其对于炎凉情态的纤毫毕现，既看不到它的一腔愤懑，又看不到它的刺世与劝戒之意。

秦建安 Qín Jiànān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女 202120081518

有人说，《金瓶梅》是《红楼梦》之祖，其题材主旨、人物刻画、情节结构等均为后者所继承，它虽然以家庭为中心，却又与天下、国家紧密相连，虽然恣意描写原始欲望，却又同时拷问人性的本质，其作为白话世情小说之首，可谓实至名归。一代伟人毛泽东也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前者，就写不出后者，充分肯定了《金瓶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历史地位。《金瓶梅》具有劝戒意涵，而不是或者不仅仅是淫词小说，这一点对于清代文士而言，亦是人所共知之事。

邱婷婷 Qiū Tíngtíng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19

如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所说，《金瓶梅》一书不同于《三国演义》，它不是从正面塑造人物形象，使其合乎传统人伦道德，实现教化目的，而是通过对酒色财气的重墨渲染，警戒世人远离情色，其目的同样在于“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tè），化善恶”，这一点与《三国演义》殊途而同归。而在《金瓶梅·序》中，作者亦明确指出该书的“劝戒”之意，所谓“一回一戒”，因而“百回中以为百劝”。

饶金盈 Ráo Jīnyíng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20

清人中，对于《金瓶梅》进行诋毁、谩骂者，亦有之。如蒲松龄称其为“淫史”，邹弢称其为“淫书”，邱炜萲（xuān）则认为其“淫媟（xiè）荡志”，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文笔上，都不足以“负此重名”。《蕉轩随录》中，方浚师甚至将《金瓶梅》和《水浒传》看作无用之书，认为二者之中一个倡盗，一个诲淫，有害于世道人心。

石丽青 Shí Lìqī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21

而晴川居士、申涵光、李绿园等亦持论相似，认为《金瓶梅》丧心败德，它对于幼学者的影响如同疫病，其害甚大。沈德符、徐谦、林昌彝等更是主张禁毁此书，认为此书有如毒草和毒酒，贻害无穷。清初以来，朝廷对于淫词小说的禁毁从未间断。

孙雅诗 Sūn Yǎshī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女 202120081522

仅顺治至嘉庆年间，禁毁次数便超过十次，其中顺治朝一次（顺治九年）、康熙朝六次（康熙二年、二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八年两次、五十三年）、雍正朝一次（雍正二年）、乾隆朝一次（乾隆三年），以及嘉庆朝二次（嘉庆十五年、十八年）等。康熙年间，清廷关于淫词小说的禁毁极其严格，既有法令可依，又有专门管理，惩处明确。如康熙二年议准，规定嗣后若有翻刻琐语淫词，有伤风化者，由科道、督抚查明实情，交部议处。

王李菲 Wáng Lǐfēi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23

乾隆三年，吏部议定“文禁”条例，对于坊间内小说淫辞，也一并严行禁绝，并根据买卖双方是否具有官方身份给予不同处罚。与此同时，《买看例》、《市卖例》、《禁止邪教不能察辑例》等法令的通过，也给淫词小说的翻刻与兜售等，提供了治罪依据。而以江苏、浙江为代表的地方官府，也相继出台法令，对淫词小说的编次、刊刻、贩卖等一并加以规定，照例治罪。

王逸凡 Wáng Yìfán 亚非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24

根据上述法令，《金瓶梅》曾多次入列禁毁书单，如《劝毁淫书征信录》、《得一录》中，便均见此书。

二、《金瓶梅》译者考辨

然而，政府法令对淫词小说的禁毁并没有阻绝《金瓶梅》的翻刻与行销。

王镇隆 Wáng Zhènló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男 202120081525

有人说，《金瓶梅》的名声是被“禁”出来的，这种观点是否合理姑且不论，不过《金瓶梅》之所以能有不同版本流传至今，本身就说明其禁毁政策的失败。而且，清代关于《金瓶梅》的禁毁有其虚伪性：一方面，政府对于此书严行禁毁；另一方面，却将其译成满文，供统治阶级自己阅读。正如马丁·吉姆指出的那样，有清一代，汉文小说被译成满文者，至少在七十二种以上，其中便包括《金瓶梅》、《西厢记》、《三国演义》等，这些小说的翻译显然无法离开统治者的支持，或者至少无法离开其默认。

卫怡雯 Wèi Yíwé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26

除《三国演义》（1650年刊印）之外，满译本《金瓶梅》是清初唯一得到刊印的汉文小说。由于译文自然流畅，对于生活的描述真实贴切，该译本被公认为满语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然而，《金瓶梅》的满文翻译究竟源自什么样的背景，其通行译本的底本究竟是哪种版本或刻本，该译本到底有几个译者，以及该译本为何能在禁令颁行之后的短短数年之内便能刊行于世等，皆存疑问与争议。

魏楚璇 Wèi Chǔxu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27

根据昭梿在《啸亭续录》中的说法，《金瓶梅》的满文翻译系出自户曹郎中和素之手，后者谙习清文，兼通汉文，他所翻译的汉文书籍达到了绝精的程度，而《西厢记》、《金瓶梅》等书的译本也是“疏栉字句，咸中綮（qǐ）肯”，人人争相诵读。和素为满洲镶黄旗人士，曾充任皇子师傅和翻书房总裁，系顺治年间满文翻译家阿什坦次子。作为满洲汉书翻译事业高潮中的重要人物，和素一生著译甚多，其中有名者如《左传》、《菜根谭》、《黄石公素经》等，而相传《金瓶梅》亦出自其手，主要原因有二。

魏兆妍 Wèi Zhàoy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28

其一，便是和素兼通满、汉，其本人确系康熙朝的著名翻译家，曾亲自组织、参与诸多汉籍的翻译；其二，如上述昭梿的《啸亭续录》一样，清初档案文献中确有不少将满译《金瓶梅》归于和素者。《啸亭杂录》和《清稗类钞》中，也称赞和素翻译的《金瓶梅》和《西厢记》等“极其出色”。然而，也有持论不同者。如《批本随园诗话》“批语”中说：“翻译《金瓶梅》，即出徐蝶园手。”

吴婧悦 Wú Jìngyuè 俄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29

徐蝶园即徐元梦，满洲正白旗人，康熙朝重臣，康熙十二年进士，选授庶吉士，先后于雍正、乾隆两朝充任《明史》总裁，以及《清世宗实录》副总裁。徐蝶园精研满汉文，曾于康熙年间署大学士，充起居注讲官，但正史中对于徐氏的译书活动记载较少，而且往往语焉不详，因此难以判断其译者身份。叶德均在《戏曲小说丛考》中，也援引伍子舒（闽浙总督伍拉纳之子）所撰《随园诗话》点校本中的说法，指出《金瓶梅》的满文译者即是徐蝶园，但这一观点始终不如前一种通行。

吴映红 Wú Yìnghóng 日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30

徐蝶园晚年的确参与过翻译之事，但满译本《金瓶梅·序》的署理日期为康熙四十八年，而徐蝶园此前曾经两度被诏罪入狱，因而由他翻译此书，条件上似乎不大成立。而且，徐蝶园虽然精研满汉双语，但其中年后精研理学，这一点与《金瓶梅》的题材内容和思想旨趣，以及序言中对于该书的积极评价等，也不尽符合。与此同时，更有认为满译本《金瓶梅》系出自皇族成员者，这种观点主要见于西方学者，又分成两派。

肖毅瑶 Xiāo Yìyáo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31

其中，一派认为是出自康熙皇帝的兄弟，如黎马苏（1833：182-183）、克拉普罗特（1633：61）、怀利（1855：XLIII）、加伯连茨（1862：543）、圣德尼斯和赫维侯爵（1894：17）、格鲁伯（1909：431）、劳弗尔（1908：32）、耶格尔（1935：539），以及鲍威尔（1974：1940-1941）等；另一派则认为是出自乾隆皇帝的某个兄弟，如加伯连茨（1879：171）、格列宾西科夫（1879：171）、莫连道尔夫（1890：235）、扎查（1905：130），以及李福廷和西蒙诺夫（1981：259）等。上述两派观点多次出现在欧洲的文学作品中，但二者都缺乏史料考证，至少未能获得中国学界的重视与认可。

谢佳芬 Xiè Jiāfē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32

考虑到康、雍以来的历代君主对于淫词小说一直采取禁毁态度，而在此情形下竟有皇族成员翻译《金瓶梅》这样的禁毁小说，其荒唐之程度，难以想象。但不论实际情形如何，《金瓶梅》最终还是译成付梓，这一事实只能说明两点：其一，清代的所谓书禁或禁译只是针对民间，对统治者尤其是君主而言则可能是“无禁”；其二，翻书房的设立固然是为了翻译汉族经典和汉文书籍，但也不能排除翻译禁毁书籍，专供皇帝御览。总之，《金瓶梅》的满文翻译与刊刻，不可能游走在政府禁令之外，而不得到政治力的审查、默认或者首肯。

谢庆琳 Xiè Qìnglín 俄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33

特别是在康熙朝以后皇权至上的集权政治中，离开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任何汉籍的翻译恐怕都无法成行。事实上，虽然淫词小说的禁毁乃是清代长期的文化政策，但政府在推进、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不作为或者消极作为的情况。正如余治在《得一录》中所说，清廷对于淫词戏曲，虽有禁毁之条，而当政者中视其为一纸空文，坐视不管者，亦大有人在。

熊敏 Xióng Mǐ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34

乾隆三年，朝廷在颁布禁毁之令时，即关注到了地方官府执行不力的情况，认为这是导致禁毁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政府的消极作为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所谓“人情”，即人之本性，其二是小说本身的应世性，即有助于市民在长期遭受禁欲主义后宣泄情绪。正是由于人心、人情难禁，因而《金瓶梅》的翻译与刊刻便有了生存空间。

徐敏赟 Xú Mǐnyūn 语言智能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男 202120081535

正如王汝梅先生所说，康熙年间政府一再严谨淫词小说，而以满文翻译《金瓶梅》，其工程可谓浩大，因而该书的翻译不可能只是民间行为。恰恰相反，《金瓶梅》的翻译势必是得到了康熙帝御准的，由翻书房具体策划和实施的“计划内工程”。《金瓶梅》的满文译本成书于康熙四十七年，全书共计四十卷一百回，其存本与抄本被分别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北京民族文化宫、大连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并另有赵则诚先生藏本一部。

颜静 Yán Jìng 语言智能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女 202120081536

上述藏本中，既有刊本，又有抄本，其中多数又为残本。如前所述，关于《金瓶梅》满文译本到底出自何人之手，学界长期存在争议，其中原因无疑与译本序言中并未明确译者姓名有关。同时，译本序言本身又缺乏作者，使得译本的归属如同原著的作者一样更加扑素迷离。

颜莉莉 Yán Lìlì 国别 女 202120081537

虽然如此，一般仍认为和素即是该书的译者，一则是因为昭梿的《啸亭杂录》和《啸亭续录》中均提及此事，且昭梿本人又是皇族之后，其所言所记当属可信。另一方面，康熙四十七年，和素曾奉敕纂成《清文鉴》一书，而《金瓶梅》的满文译本刊印于康熙四十五年，其序言的刊行时间则与《清文鉴》的成书时间相同，二者的编纂和翻译时间相距较短，期间必有关联。王汝梅先生在和候忠义先生合编《金瓶梅资料汇编》一书时，曾经从赵则诚先生处借得满文本《金瓶梅》，并请刘厚生先生将满文序文译成汉语，认为该序言表明译者即是和素。

颜子涵 Yán Zǐhán 国别 女 202120081538

但满文本《金瓶梅》序言中，介绍的主要是该书的故事梗概，明确指出了该书的劝戒之意，并有“是以令其译之”，以及“余趁闲暇之时作了修订”等语，但由于序言本身缺乏作者，因而此处所说的“其”（即译者）系指谁，且该译者又是受“令”于谁等，皆成疑问。然而，满文本《金瓶梅》确系译自崇祯本《金瓶梅词话》，同时参照了张竹坡的《金瓶梅》点评本，这一点已成共识。众所周知，张评本《金瓶梅》刊刻于康熙三十四年，其底本同样是崇祯本《金瓶梅词话》，而满译本《金瓶梅》成书于康熙四十五年，前后相距十三年。

阳佳颖 Yáng Jiāyǐng 国别 女 202120081540

在此期间，虽然该书的满文翻译到底缘起于何时，仍不得而知，但考虑到译者对于底本的比堪与研究，其翻译的过程势必绵长。三、《金瓶梅》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审查。不同于《三国演义》中“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特点，《金瓶梅》中充斥着大量情色描写。

杨爱江 Yáng Àijiāng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41

同时，虽然《金瓶梅》的满文译本最终成书于康熙年间，但统治者对于此书的翻译讳莫如深，这一点也明显不同于《清实录》等文献中关于清初诸帝好读《三国演义》，并敕译此书的历史现实。态度上的前后转变，其中必有起因。正如丁原基在《清代康雍乾三朝禁书原因之研究》中所说，清代各朝之所以频兴文字狱，其中原因虽不尽相同，但亦必有之。例如，康熙初年，明朝遗老怀故国之思者甚多，其所撰作品自然入禁毁之列。

杨堃 Yáng Kūn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42

康熙仙逝，雍正得其帝位，然而由于朝野疑窦重重，政权未稳，朝廷对于舆论也倍加留心。乾隆年间，虽然朝廷奉敕开设四库馆，博取奖励学术的美名，但禁书之苛刻同样无出其右。如康熙朝初期，由于圣祖表彰理学，故而御纂朱子全书，以及群经性理诸编。

杨柳青 Yáng Liǔqīng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43

康熙二十五年，上谕礼部及翰林院，指出经学史乘务必以“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而“有乖经术，异端邪说”，则概不准录。即是在此背景下，南怀仁的《穷理学》译本因为实属“诡言邪说”、“语既不经”，也遭到禁毁。此次遭到禁毁的《穷理学》二书译成于康熙二十二年，共六十卷，由南怀仁于同年八月进呈御览。

叶维杰 Yè Wéijié 国别 男 202120081544

所谓《穷理学》，用徐宗泽的话说，便是“论理学”，该书或译自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某一部分，或续译傅汎际（Francois Furtado）、李之藻合译的《名理探》。南怀仁在进呈此书译本的奏折中指出：进穷理学之书，以明历理，以广开百学之门，永垂万世事。窃惟治历明时，为帝王之首务；今我皇上治历明时，超越百代，如太阳之光，超越诸星之光。

易扬帆 Yì Yángfā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45

然盖历法有属法之数，有立法之理，设惟有其法之数，而无其法之理，即如人惟有形体，而无灵性，亦如诸天惟有定所，而无运动之照临焉。夫历理为诸星恒动定规之所由，如泉源为水流之之所自也。……今我皇上之治历，已为全备，其书则有永年历表，有灵台仪象志，有诸历之理指一百五十余卷。

殷慧珍 Yīn Huìzhē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46

历典光明，可谓极矣。然臣犹有请者，非为加历理之内光，惟加历理之外光，将所载诸书之历理，开穷理之学，以发明之，使习历者知其数，并知其理，而后其光发见于外也。《穷理学》虽然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推理等理论，但它也翻译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内容，以及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因而并非专门的逻辑学译著。

殷美达 Yīn Měidá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47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著》中，曾有人将《穷理学》看作《名理探》的补译，认为南怀仁翻译此书，只是为了证明“目的论”这一经院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这一观点显然值得商榷。《穷理学》译本中，固然摄入了逻辑学、方法论等形而上学的内容，但同时也摄入了力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上文中，南怀仁借进呈《穷理学》译本之际，极力宣陈修历的重要性，并将“穷理学”看作“百学之宗”，认为它有如砺石，可以之试真；有如蘑堪，可以之订非；有如眼目，可以之明悟。

尹媛 Yǐn Yuá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48

概言之，便是“诸学之首需者”。康熙二十二年，《穷理学》完成编译，同年八月二十六日进呈康熙皇帝。康熙帝御览此书后，曾降旨礼部和翰林院，敕令其“会同详看议奏”，但士大夫们经过议复之后，不少人对此抱持异议，其中甚至有强烈抵触者，因而康熙帝只能将此书译本退还南怀仁。

詹若萱 Zhān Ruòxuān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49

格物致知的书籍尚且如此，诲淫诲盗的小说更不用说。仍以《金瓶梅》的满文翻译与传播接受为例，即可知此。众所周知，大清立国之后，虽然制度上有不少因袭明代之处，但文化政策整体偏紧。

张秋怡 Zhāng Qiūyí 亚非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50

康熙年间，由于皇帝热衷儒学，后又在汉官劝谏下将兴趣引导至理学方向，因而对君德圣学、政教纪纲等，尤为重视。康熙九年，圣祖颁布《圣训十六条》，强调教化为先，而非法令为亟，其中便对所谓“近见风俗日敝，人心不古”的情形进行训斥。为此，康熙帝敕令内、外文武各官，务必“敦孝弟以重人伦”，“黜异端以崇正学”，“明礼让以厚风俗”，要求他们“督率举行”。

张扬 Zhāng Yáng 国别 男 202120081551

康熙三十九年，圣祖亲征塑漠蒙古凯旋，并在太学立碑，其中又强调“以文德化成天下”的重要。康熙四十一年，圣祖颁布《训饬士子文》，再次声明“隆重师儒”、“厘剔弊端”、“务期风教修明”。上述谕令皆发生在满译本《金瓶梅》成书之前，无疑会对后者产生重要影响。

张怡然 Zhāng Yírán 俄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52

康熙五十三年，上谕诸臣，指出“正人心”、“厚风俗”与“治天下”之间的关系，要求崇尚经学，严禁小说淫词。为此，朝臣奉旨议定条例，规定坊间一切小说淫词，务必悉数查绝，并将板片书籍予以销毁，违者从重治罪。在清廷严厉的禁书背景下，《金瓶梅》及其满文译本将会遭受何种命运，便不得而知。

钟义菲 Zhōng Yìfēi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53

自太祖朝以来，清初翻译汉文古典小说，皆以教化为主，而以文学性为次。统治者寄望于翻译的不是文学的审美作用，而是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人伦纲纪思想。换言之，通过翻译，塑造道德，规范秩序，实现向善求真。

钟雨露 Zhōng Yǔlù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54

而《金瓶梅》的翻译显然不具备以上作用，它既不像《四书》、《五经》的翻译那样能够启迪心性，荡涤灵魂，又不像《三国演义》般能够探求兵略，维护社会稳定。虽然《金瓶梅》中过于露骨的文字描述使得它不适合翻刻、刊行，但其满文译本最终仍得以成书，并流传于世，其中原因固然有多种可能，但统治者的首肯或默许必是其中之一。如黄润华在《满文翻译小说述略》中所说，满译本《金瓶梅》的问世，不论其译者为谁，或和素，或徐元梦，必定是获得了特别的许可，因而才能译成满文并刊刻行世。

周玖 Zhōu Jiǔ 英语语言文学（英美文学） 女 202120081555

也只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默允，才不致因为擅自翻译刊印而受到惩处。事实上，早在顺治九年，清廷即出台明令，严禁翻刻琐语淫词。康熙二年，圣祖重申此禁，对淫词小说的利害关系晓之以理。

周俊辉 Zhōu Jùnhuī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56

然而，由于大清入关之初，全国尚未完成一统，统治者的政策重心在于武力征伐和国家统一，为此便需要笼络人心，因而朝廷对于汉族小说及其翻译并未有多大偏见。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说，和素翻译绝精，由他所翻译的《金瓶梅》、《西厢记》等书广受好评，所谓“人皆争诵”，即可说明此点。康熙年间，虽然朝廷加大了对于淫词小说的禁毁，但大体而言，自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之间，由于朝廷文禁的重点在于政治倾向显著的作品，因而对于琐语淫词类小说的禁毁和惩处，影响较小。据石昌渝考证，清初小说中被朝廷查处论罪者，仅有两部，即《无声戏二集》和《续金瓶梅》。

周巧 Zhōu Qiǎo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57

但需要指出的是，《续金瓶梅》之所以获罪，其原因不在于它续写《金瓶梅》人物在所谓“后世”中的混乱生活，而是因为它将满族的发祥地描写为人、兽同居同食的野蛮地。因而，清初之际，朝廷对于淫词小说的接受，以及对于小说创作的限制，整体上仍然较为宽松。而《金瓶梅》的翻译、成书乃是康熙朝中后期的事，此时的朝廷对于“端风俗、正人心”有了日益深刻的认识，因而不仅强化了思想控制，而且加强了对于小说翻译与小说创作的管制。

周清 Zhōu Qīng 法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58

至乾隆初年，《金瓶梅》与《水浒传》等书因为诲淫诲盗的原因，又被“久干例禁”。满洲政权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在其一路开疆辟土，驰骋向前的过程中，虽然统治者反复高唱“满汉一体”，但相关的政治、文化实践表明，这一说法不过是政治口号。作为满清政权恪守不变的政策，“首崇满洲”既是统治者立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又是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民族事务的圭臬。

周小雪 Zhōu Xiǎoxuě 日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59

终清一朝，统治者始终坚持满洲之道，固守满洲本位，崇尚满族特权，维护满洲的典章制度和文化特征。对统治者而言，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关系到国家政权的性质和满族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而且关系到满族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特殊利益，乃至满族作为民族共同体的生死存亡。为此，满清政府不仅长期坚持“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而且通过书籍的审查与禁毁等极端措施，确保满族文化符号和思想传统的专制。

朱素珍 Zhū Sùzhēn 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 女 202120081561

与此同时，统治者积极敕撰、敕译汉族书籍，虽然客观上吸收了汉族文化，但这些书籍的编纂与翻译亦如满洲文化的维护一样，只是满洲权贵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一旦书籍的翻译与编纂有悖于统治者的主观期待，亦或是国家的统治之需，其审查与禁毁即在所难免。结语。作为除《三国演义》之外清初唯一刊印的汉文小说，《金瓶梅》的翻译与传播无疑离不开统治阶级的支持或者默认。

邹岳丽 Zōu Yuèlí 日语语言文学 女 202120081562

《金瓶梅》满文译本的印行不仅说明清代禁书政策的失败，而且说明该政策的虚伪。一方面，所谓汉书的禁毁往往只是针对民间，而统治者尤其是国家君主则往往享有豁免。正如其它汉籍汉书的翻译一样，《金瓶梅》的翻译与刊刻不可能游走在国家法律和政府禁令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