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Sinology

Schedule

Week 3 Classical times until Ming

Marco Polo reached China. --Root (talk) 11:30, 19 March 2018 (UTC) 蔡美彪. "试论马可波罗在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 2 (1992): 177-188. 本文依据元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与《马可波罗游记》的记事,对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的语言与观念,地位与身分以及《游记》的特点,作了探索和讨论。认为马可波罗在中国期间习用波斯语文,他的国家观念与政治观点也与波斯人或回回人相近或相间;马可波罗既不是作为旅行家或传教士,也不是作为元朝的色目官员留居中国,而是作为一名色目商人在中国各地以至南海诸国从事商业贾易的,深入社会和广涉诸族是《游记》的最为显著的两个特点。

欧阳哲生. "马可波罗眼中的元大都."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1 (2016): 102-116. 《马可波罗行记》堪称西方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发现东方”之巨著。它记载 了马可波罗走进汗八里的路线、时间、住所，对汗八里给予浓墨重彩的描绘，诸如“汗八里”之意含，皇宫、皇城、钟楼，大汗之执掌大权十二男爵、禁卫，大朝会、诞节、年终庆节、行猎，汗八里之商贸、交通、邮驿，汗八里之贫民、星者等。通过比较该书与同时期中外北京史籍，可展现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与丰富的文献价值。

王瑞明. "孟高维诺东来的历史背景." 世界宗教研究 3 (1994): 12-19. 本文主要目的是探讨孟高维诺东来的原因。蒙古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对宗教有浓厚兴趣, 蒙古上层分子与天主教会的联系密切,来往频繁, 采取“兼容并蓄,广事利用”的政策,在经济上宽厚,在政治上则严峻。元代称基督教为也里可温。基督教中的聂思脱里派在唐朝传入中国,称为景教,流传不广,到元朝时得到较大发展.元朝通过也里可温的关系 ,与海外诸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除佛、道、也里可温之外,犹太教也随犹太人东来传入中国。在佛、道、伊斯兰与也里可温中,独崇佛教,但也明确指出“基督教是最真最好的宗教”。佛教尚寂,道教崇玄,基督教传播基督福音,深入现实生活各个领域,奉公守法,这是孟高维诺之所以能顺利东来并在中国扎下根的原因。

张西平. "西方汉学的奠基人罗明坚." 历史研究 3 (2001): 101-115. 汉学作为一个学科得以创立,其基本条件应是具备一些掌握汉语、熟悉中国文献、了解中国文化的汉学家。长期以来, 谈到西方汉学的创立时更多地讲到的是利玛窦 (Matteo Ricci , 1552 —1610), 而对意大利来华传教士罗明坚 (Michel Ruggieri , 1543 —1607)在西方汉学创立时期的贡献有所忽略。罗明坚是来华传教士中最早从事中国古典文献西译的人，并且编写第一部汉外辞典 ——— 《葡汉辞典》。《天主圣教实录》是罗明坚的第一部汉学著作 , 它不仅在 “西学东渐” 中有着重要地位,在西方汉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 因为它是欧洲人用中文所写的第一部中文著作。第一次在西方出版详细的中国地图集的也是罗明坚 。罗明坚是 “传教士汉学时期” 西方汉学的真正奠基人之一。本文旨在揭示并论证罗明坚的汉学成就 , 以重新确立他作为西方汉学奠基人的地位 。

汤开建, and 周孝雷. "明代利玛窦世界地图传播史四题." 自然科学史研究 34.3 (2015): 294-315. 明代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是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个最热门的课题,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杰出的研究成果大批涌现,但是,由于以往的研究囿于中文资料的难以全备,故对利玛窦世界地图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未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文章主要依据新见利玛窦的中文资料,结合根据意大利原文重新翻译的利玛窦回忆录和书信集,对利玛窦肇庆绘制的首幅世界地图的名称、赵可怀《山海舆地图》序言的发现及其价值、吴中明刊刻《山海舆地全图》的时间及两幅小型世界地图的刊刻者为谁等4个问题,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考证,得出了与前贤研究不同的结论,将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钟鸣旦, and 代国庆. "利玛窦: 因人成己." 学术研究 8 (2012): 86-92. 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 由范礼安构思，并由利玛窦富有创造性地予以实践。延续至 18 世纪的后继者们把此种策略与利玛窦密切联系在一起， 称之为 “利玛窦规矩”。此前， “利玛窦规矩” 常被视为个人独创的结果，而忽略了中国这一他者所施加的影响。笔者则试图证明，他者在 “利玛窦规矩” 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利玛窦本人的活动同样重要， 甚至可以说， 正是他者塑造了利玛窦。没有他者，一切都无法想象。

周鸿承,and 计翔翔.” 利玛窦与中西饮食文化交流研究.”浙江学刊6（2015）:50-57. 明万历时期入华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是中西饮食文化交流史上的开拓者。利玛窦发回欧洲的个人回忆录及其所著中文书稿是中西食物知识交流的重要载体与文本证据，他向西方传回了大量的中国食物信息并引起了欧洲知识群体的讨论，激发了更多欧洲人进一步探索中国的欲望。当然利玛窦所记录中国土特产与他在华游历路线有关，并且他的记录也存在一定疏误之处。除去食物之外，利玛窦还花了大量篇幅描述和总结中国的宴饮文化。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斋旨》和《畸人十篇》，以中文的方式在华传播了西方天主教斋素教义，他通过文化适应策略，顺利地使得西方宗教饮食知识纳入到中国知识历史的演变过程中。 --Mao Yucheng (talk) 10:28, 21 May 2018 (UTC)

Week 4 Sinology and Translations: Earliest translations from the West to Chinese 从西方到中国的早期翻译

刘阳. "最早的汉译景教文献与翻译中的误解误释"中国翻译4 (1994): 51-53 早在唐代，由于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景教）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波斯传入我国，《圣经》的主要内容就已经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承担景教文件汉译的,通常都是西域胡人。这些西域胡人熟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是在强大的中华文化面前,只能主要借助于中国道家的词汇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教义，使道家成为融胡入华的桥梁，从而产生了诸多误解误释，而这些误解误译又使基督教教义得以传入中国 ,并且融入中国文学之中。

罗季美. "从经文翻译策略看景教本土化的失败"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16）:119-124 经文翻译是异域宗教融入目标文化要应对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文的不当翻译策略是景教在中国本土化失败的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原典的翻译让位于编著和转述，对经文中重要神名及人名的不当翻译、借用佛教、道教和儒学语汇传播景教的特定教义以及在经文翻译中牺牲教义的做法使景教在融入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使得景教没有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存在，最终导致了景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失败。

杨泽忠."利玛窦中止翻译《几何原本》再析"历史教学问题2(2006):75-76,52 利玛窦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只完成了前六卷，有人认为其原因是利玛窦不懂立体几何，然而根据利玛窦大学的课程表以及他其他的个人事迹推断，他是学习过并且熟悉立体几何的。本文认为之所以利玛窦和徐光启的翻译中断了,也不是利玛窦拒绝了徐光启，而完全是意外事件造成的。若不是徐父的去世, 也许他们还能继续下去。

何科育 , and吴春容. "明代科学家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对科技的影响"兰台世界18（2015）:133-134 《几何原本》将阿拉伯算学传入我国教育之中，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极大推动作用。徐光启把讲究数学原理的《几何原本》看成是一切数学应用的基础。《几何原本》对科技的影响在于促使人们形成逻辑思维，推动我国数学成果的提升并且影响了数学教学。在中西文化交流背景下，徐光启的《几何原本》翻译成功，使《几何原本》为中国传统数学提供了新的数学内容，改善传统数学教学思维模式，它所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以及科学实验，为我国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重要线索，对我国科技发展也起到一定推进作用。

宋巧燕. "论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翻译特色 "江西社会科学5（2004）:126-132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走“学术传教”的道路，从西方携带大量的书籍来华。明清之际西学译著文献的翻译有着自身的显著特色，主要表现在译著活动主要由传教士与我国学者合作完成、翻译以“达意”为主要原则、文献编译融合中西、中方学者取舍标准视其能否经世致用以及译笔风格多样，不乏佳作等四个方面。输入的西学文献所负载的西方科技文化知识，迎合了“经世致用” 的实学思潮，对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思想文化的影响，意义非常巨大。

夏元. "价值冲突中的《圣经》翻译——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的翻译策略和关键译名选择"中国翻译1(2005):51-55 在可能发生的价值冲突面前,明末清初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翻译《圣经》时采取了适应的策略。基督教传人中国意味着一种异质文化传人儒家语境。价值冲撞在所难免，如何给这种冲撞减震，艾儒略在《圣经》翻译时采取的办法是或删节或增添甚或篡改原文以适应中国习俗，以附会中国文化理念。（耶稣会士的方略是以耶附儒）。对于耶稣会士来说，用汉语的“天”或“上帝”翻译“陡司”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向士大夫证明,，儒家思想在本原处与基督教理念相。从当代的视角看，这不失是在迥然有异的中西价值体系之间搭起了一座概念的桥梁。

张永超. "明清之际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及对西学观的影响:以耶稣会士翻译的亚里士多德著作在《四库全书》中的反映为例"清华西方哲学研究1(2017):347-368 《四库全书总目》收录（著作或存目）西学文献56种当时翻译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有：逻辑学著作：《论范畴》，中译本作《名理探》；物理学著作：《论天体》，中译本作《寰有诠》、《空际格致》；自然哲学著作：《论灵魂》，中译本作《灵言蠡勺》、《性学觕述》；心理学、生理学著作：《论睡眠》，中译改写本《睡答》；道德哲学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译改写本《修身西学》。总计7本，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出现的只有《寰有诠》《空际格致》《灵言蠡勺》3本，都是自然哲学著作，都只是作为存目出现，而且是为了把其作为“反面典型”用来批评的，同样重要的逻辑学、道德哲学著作则甚至没有纳入被批评的范围。本文认为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在于（1）学术不分：以术为学舍本逐末(2）宗教迷雾：佛耶混同，误把天主等同祅神（3）愚昧自封：误以西学源自中国，而误解的深层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歧异。--Mao Yucheng (talk) 10:31, 21 May 2018 (UTC)

Week 7 Europe (France, Britain, Germany, Austria, Russia…)

张存良. "斯坦因中亚考察著作综述 "西域研究3 (2012): 123-132 1900～1931年，斯坦因先后进行了四次中亚考察活动，主要活动范围在印度西北部和我国的新疆以及甘肃西部。他的考察发现及其研究开启了近代以来国际汉学研究的新潮流———简牍学、敦煌学和西域学，对我国传统学术由考据学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比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在整理斯氏早期中亚探险成果的背景下提出的。斯坦因的一些著作到目前仍未译成中文，特别是有关印度、伊朗考古的专著和论文，而且，国内对斯坦因本人学术成就的认识和对其著作学术价值的研究， 可以说才刚刚起步。抛却对其盗掘行为的口诛笔伐和帝国主义窥伺我国边疆的声讨之外， “斯坦因”尚且蕴含诸多学术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对于我们拓宽相关学科的研究领域， 无疑具有很大的潜在学术价值。

耿昇. "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 200 周年与伯希和的贡献 "社会科学战线1(2015):84-94 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 最早使汉学研究正式进入了西方大学的神圣殿堂， 在西方开创了一个永铭文坛的好范例。它促使汉学研究和讲座纷纷开设于欧美各大学。万事开头难，法兰西学院的这个讲座克服了重重困难，不间断地持续 200 年，史无前例。法兰西学院开设的汉学讲座， 不仅影响了欧洲和整个中国域外的汉学研究， 而且还促进了中西双方之间深层次、高水平和大视野的互相交流与彼此理解， 进而又促进了中法， 乃至整个中西民族各自文化的健康发展。伯希和对于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诸学科的授课与研究， 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学子们自清末以来兴起的西北史地研究的发展。中国学术界通过张星烺、向达、王重民、冯承钧、罗振玉和姜亮夫诸先师们的介绍，了解到了法国汉学界， 特别是法兰西学院考据派汉学的研究成果后， 再结合中国学术界已经渐成强势的文献考据和科学考察之风，借用他山之石而推动了中国的西北史地文献考证和疏注之风。甚至在中国促生了敦煌学、西域学、蒙古学、突厥学与丝路学等学科， 而且它们也成了学术研究最早中外接轨的学科。 桑兵." 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 "历史研究5(1997):115-129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法国人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学者与伯希和的交谊缘于敦煌文书,因此心情极为复杂。伯希和声名鹊起,虽与敦煌遗书关系密切,却并非依赖垄断材料。伯希和是语言天才,精通13种外语,而且博闻强记。他与中国学者交流,得力于汉语能力强和熟知中国学术。清末民初,适逢学术随时势剧变之际,中外交汇,史料出新,固守者不免落伍,开通者与时俱进。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信守学不分中西新旧的卓见,承继中国学术正轨而发扬光大。伯希和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这是他重视中国学术和学者的基础,而这方面的独到见识,得导师沙畹的启迪甚多。由于热爱中国文化,伯希和虽然被一些法国同行指为目空一切,却能顾及中国学者的感情，他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几代主流学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本世纪上半叶国际汉学正统与中国国学主流的相互交汇,不仅推动欧美汉学界加深了解认识中国学术文化及学者,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许他们还能继续下去。

陈可培 , and刘红新. "理雅各研究综述响"上海翻译2（2008）:18-22 十九世纪中后期 , 苏格兰新教传教士与学者理雅各皓首穷 ,将中国典籍 “四书 ”、“五经 ”翻译为英文 , 其汉学研究也开拓了国际汉学研究的新方向,在国际汉学界被誉为 “汉学三大巨擘 ”之一 , 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长期以来,人们提到理雅各就会想到他的中国经典翻译 , 而忽略了他丰厚的汉学和比较宗教研究成果。理雅各在香港生活 、工作三十年, 除了履行其传教士的圣职外 , 他还为当地的文化 、报业 、公共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因此 , 香港的理雅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可是在大陆，直到最近几年 ,大陆学术界对理雅各的研究基本上仍停留在对其译文做语言学层面上的探讨 。因此总的说来对于理雅各的研究在国内还是个薄弱环节 , 需要继续拓展 。 朗宓榭(Michael Lackner). "谢和耐：揭示中西方精神首次碰撞的内幕"文汇报（2012.12.2）:1-4 谢和耐（JacquesGernet）,是著名的法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法兰西学院教授和名誉教授，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士。在 1982 年适值利玛窦入华 400 周年（1582-1982）之际，他推出了《中国与基督教》一书，该书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相继被译成 10 余种文字，包括中文。他的世界观深受法国启蒙主义思潮影响，只不过他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从相对主义而非普遍主义出发。但出于对中国人的好感，他显然也把某些中国人的特征普遍化，而没有倾听别的中国人的声音。把“中国精神”和“基督教”放在一个层面进行考察，这就有把文化视为封闭的容器的嫌疑，从这种封闭式文化论出发，一个人无法摆脱他的文化，每个人则成了文化监狱的囚徒。当然，这一定不是谢和耐的本意，但是，从各个方面，即使它们很不同，来建构文化的“本质”，这不仅对谢和耐，也对很多文化人有很大的诱惑力。 雷丽平 , and李渤. "俄罗斯汉学的发展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东北亚论坛4(2011):112-122 1715年,沙皇彼得一世征得康熙皇帝同意,俄国向中国正式派遣东正教传教士团,为在17世纪80年代中俄雅克萨战争后被俘虏的在北京居住的俄国战俘提供宗教服务。传教士团的任务之一是学习满文、汉文和蒙文,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教士团中还有一些来自俄国高等院校和神学院的学生。这些人就成为俄罗斯学习 、研究汉学的第一批人员 。俄国早期汉学家翻译了大量满 、汉书籍 、经典等 , 为俄国汉学的创立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 , 如罗索欣 、列昂季耶夫 、拜耶尔 、阿加福诺夫 、弗拉德金等 。俄罗斯汉学界将巴拉第和比丘林、王西里一起并称为 “俄罗斯汉学界三大巨匠”。俄罗斯汉学的特点在于政府利益至上的实用性、俄罗斯汉学的民族性十分鲜明、遗留手稿数量庞大以及 苏联时期的汉学研究不仅学术水平下降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伤害了两国人民的情感 。

徐美德. "奥地利汉学的奠基人———奥古斯都•费茨梅尔"古典文学知识4(2010):107-111 奥古斯都•费茨梅尔(AugustPfizmaier,1808—1887),精通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汉语、日语等,在汉学、日本学、韩国学、突厥学等东方学分支上都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1843年,他开始在维也纳大学开设汉语课程,这是奥地利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也使奥地利成为欧洲最早设立汉学课程的国家之一。1847年,他把日本江户时代作家柳亭种彦的《合刊浮世形6枚屏风》翻成了德文,这在西方世界是第一次。1848年,他成为奥地利皇家科学院人文学部的正式院士,此后在科学院研究整整40年,平均每年翻译200页汉文和125页日文著作,逝世前一周还发表了一篇论文。他笔耕不辍,学富五车,成为德语区乃至西方世界东方学诸多领域的先驱。--Mao Yucheng (talk) 10:33, 21 May 2018 (UTC)

Week 10 Sinologists and their finding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吴孟雪. "从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欧洲早期汉学和中国明代社会（上篇）"中华文化研究 1 (1996): 127-132 1585年 (明万历十三年 ) , 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 ( Jua n Go nzá lez de mendo za, 1545- 1618) 在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 《大中华帝国重要事物及习俗史》 , 这是欧洲早期汉学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它集 16世纪欧洲中国学著述之大成 ,又给此后的欧洲汉学家以极大影响。门多萨并未亲临中国 , 亦不懂华文 ,但是门多萨充分利用了欧人的使华报告、 带回欧洲并经人翻译了的中国书籍 , 还有在他之前出版的欧洲汉学著作 , 虽然这些著作并未在 《大中华帝国史》中明确指出来 ,但如果对行文加以对照 ,是不难发现其间关系的。《大中华帝国史》最有价值的地方 ,就是把中国自黄帝至万历年之间的各代帝王及其在位年限都一览无余地介绍到了欧洲人面前。关 于 三 国 鼎 立 , 门 多 萨 写 道 , 汉 献 帝( Ya nthey ) 是个 “昏庸君主 , 在位时已遭到国家和人民的嫌弃。 他有一个侄子 (应为叔叔) 叫刘备 ( Laupy) , 起兵反对他 。刘备有两人扶助 , 这就是他那两个勇猛无比的兄弟 , 一个叫关羽( Quathy) , 一个叫张飞 ( Tzunthey) , 这两人拥护刘备称帝”。“与刘备同时称帝的还有 4人 , 一名孙权( Cincoan )、 一 名 曹 操 ( Sosoc )、 一 名 袁 术( Gua nsian)、 一名袁绍 ( Gua nser)”。刘备后来与孙权和好 , 结束了彼此之间的战争 , 并娶了他的女儿(应为妹妹— — 作者注 ) 为妻 , 借助岳父 (应为大舅子 ) 创造了反对其他 3个势力的条件 , 这时中国就三分天下 , 三国鼎立的局面一直延长到刘后主( Cuthey) 继位。这是三国故事首次在文字上被介绍到欧洲，拉达曾将 《新刊按鉴汉谱三国志传绘像大全》 带回 , 门多萨显然是利用了这一材料。

吴孟雪. "从门多萨的《大中华帝国史》欧洲早期汉学和中国明代社会（下篇） "中华文化研究 2(1996) :84-94 中国明代社会的状况和风貌 ,在门多萨的这本书中也有许多具体生动的介绍 ,例如明 代中央与地方的某些行政制度、明代的对外交往、教育与考试情况、妇女的地位、保甲制的实行、中国人的宗教、婚丧宴庆的礼节等等 ,门多萨都尽其可能 ,一一向欧洲人娓娓道来。虽然其中有些“神来之笔”属这位大作家的臆测猜想 ,不尽准确 ,但这部汉学大著作为了解明代社会的域外史料 ,仍有其自身重要价值 ,对中国之正史野闻 ,亦有补充、印证的功能。门多萨对中国的地方法官 (即按察使 )特别感兴趣 ,化了很多笔墨进行介绍。他说法官升堂后 ,狱使用缓慢而高昂的声音将告状人传呼到法官前候问。告状人在离法官稍远的地方跪下诉说冤情或递交状子。 如果是状子 ,就会有一个师爷 ( Tzia)接上并宣读之 ,以便让法官了解案情。之后 ,告状人必须在状子上按上手印以加确认。法官们在办理案件时不得饮酒 ,决不能在喝了酒后再来审判 ,否则要按律追究。法官的宣判应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 ,以免受贿。 法庭中的师爷、公证员和其他办事人员如玩忽职守 ,则要受到痛打。 康士林." 向近代早期的英语读者介绍中国——１７世纪卫匡国 《鞑靼战纪》的英译研究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究2(2015):52-65 １７世纪上半叶，英译本的出版时间落后于拉丁原版。然而，从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开始，原版与英文版出版时间差距大大减少。卫匡国作品英文版１６５５年出版，仅比拉丁文版晚了一年。此后１７世纪对耶稣会有关中国作品的翻译都在原版出版后一至两年完成。这一现象说明１７世纪下半叶人们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至于《鞑靼战纪》本身，卫匡国不用在书中介绍中国本身，因为到１７世纪中叶，欧洲有关中国的信息已经较为丰富了。但是对于他笔下的东鞑靼人，也就是满洲人，欧洲还不甚了解，因此他在叙述中着墨颇多《鞑靼战纪》的高潮部分，也就是全书的中间部分，是明朝末代皇帝自杀。导致自杀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主要发生在北京和辽东，两地是敌对力量较量之所。以１６５５年出版的《中国新图志》闻名的卫匡国，在《鞑靼战纪》的书首就提供了一幅地图，以便读者能够了解书中描述事件的发生地点。有意思的是，书中的时间都使用了西方的纪年方式，而非中国传统的皇帝年号纪年法，由此给该书增加了西方味道。《鞑靼战纪》的第二部分是清军攻陷北京后明朝在各地战败的情况。卫匡国还描述了针对新来统治者的叛乱以及逃亡到中国南部的明朝皇室成员的悲惨经历。  郑辉. "卫匡国及其汉学名著《鞑靼战纪》"新世纪图书馆2（2009）:95-97 《鞑靼战纪》取材于作者亲身的见 闻 、 友人与传教士 的信件以及 当时史书的记 载 ,是一部笔记体的著作 。 作者首先简要回顾了古代鞑靼与中国历朝之间的争端 、 明朝的建立 以及女真族的扩张 , 详细叙述了努尔哈赤征战各地 ,满清人关下江南与明王朝 、 南明激战交 锋的战事实况 , 真实记 录了明清改朝换代之 际发生 的历史事件 ,揭露了清军的残暴和南明官僚的腐败 ,其间还穿插介绍了鞑靼的习俗 , 明清帝王对待基督教的政策 ,传教士及其教徒在 战乱时期的活动概况 ，并深刻分析了明清战乱及明代消亡的历史原因 。 《鞑靼战纪》作为一部最早真实地反映明末清初改朝易代这一 重大历史转折点的史著 ,在当时欧洲激起各界巨大反响 ,被欧洲学者誉为当时第一部中国现代史和欧洲第一部中国政治史 , 卫匡国因此也在史学领域赢得较大声誉。该书最大特点是取材真实 ,直言不隐 ,立场客观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这主要源于卫匡国在浙江传教活动期间 , 曾遭遇 南下的清军 ,之后辗转流离各地 ,许多事件的描述就来 自于作者耳闻目睹的亲身感受 , 以及 当时儒生 、官员 、传教士信件第一手资料的真实记录 。 曾任过上该书的学术价值还 在于作者来 自西方文化背景,摆脱了明清两朝满汉民族之间的政治立场和文化偏见 , 以外国传教士特殊身份的立场 ,冷静而客观地叙述明末清初的具体史实。 并通过 自己的观察思考 ,深刻分析引发明清战乱乃至导致明朝灭亡的深层原 因 ,显示 了一个历史学家和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 此外 ,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书中保存了一 些不为人知、明清战乱时期有关耶稣会士和在华基怪教徒活动情况的史料 ,揭示了明末政坛上一些重要人物的基督教徒身份 ,填补了以往史书在这方面的资料空白 , 加深了人们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重要性的认识 。 张西平. "儒家思想西传欧洲的奠基性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国哲学史4（2016）:121-128 从“礼仪之争”的历史简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家孔子》成书的过程就发生在礼仪之争期间，书的初步成形是在广州会议，这是来华的各天主教修会关于中国礼仪讨论的会议。柏应理所写前言的中心是为利玛窦的传教路线辩护， 利玛窦的传教路线就是“合儒易佛”。 《中 国 哲 学 家 孔 子》的基本内容， 有导言部分和《大学》( Liber Primus) 、《中庸》( LiberSecundus) 、《论语》( Liber Tertius) 三部书的拉丁文全译本以及一些附录组成。导言部分由柏应理所写的致法王路易十四的一封信《致最信奉基督的国王———伟大的路易十四的书信》和分别由殷铎泽和柏应理所写的两部分的导言。殷铎泽的序言主要介绍了中国的儒家、道教、佛教以及宋明理学所重视的易经》，对他们将翻译的《四书》从思想文化上做了总体性的介绍和铺垫， 从而使欧洲学者来理解这部书。序言的第二部分是柏应理所写的， 这一部分明显的带有响应“礼仪之争”的特色， 从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观出发，来解释中华文明的合理性以及它和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关系，说明中国古代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一致性，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人种上都是如此， 以此来向西方社会证明在中国传教的价值和意义。这部书深深地卷入了欧洲近代思想的变迁之中，它“是 1600 － 1700 年间耶稣会在文化适应方面最前沿的思想全面展现给欧洲公众的最后几个例证之一”。 正是通过耶稣会士的一系列汉学著作，中国文明的内在精神性价值展现在欧洲人面前。这部书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最为系统的对儒家经典的翻译，它标志着对儒家思想的解释已经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在《中国哲学家孔子•序言》中附有一个关于孔子的简介， 这是欧洲所知道的最早的一个，也是最为详细的一个孔子简介。 孙健. "18世纪欧洲学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解读——以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为中心 "江西社会科学1(2018):138-147 杜赫德对王安石的讨论是在宗教辩论的背景下展开的。大多数耶稣会士都认为，中国古代曾经崇拜过唯一的神，即“天”或“上帝”，这种信仰就是原始的基督教信仰。但耶稣会士仍需面对一个挑战，即在中国盛行的“新儒学”所具有的无神论性质，他们的策略就是把古儒与新儒学区别开来，宣称无神论是后起的理论。杜赫德批评新儒学是对古代儒学的污染，但对这种“疯狂的学说”（mad notions）兴起的过程，尚需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杜赫德并没有将之归咎于二程、朱熹等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因为朱子学说在康熙朝被确立为国家正统，对他们的批判显然会不利于在中国的传教，王安石便取而代之，被当作无神论的始作俑者。杜赫德将新儒学兴起以后的文人分为“新注释家”和“真正的学者”两类，进而提出了一种理论：尽管无神论的兴起玷污了中国人的原始信仰，但在中国始终存在着一种抑制力量，“真正的学者”并未屈从于这种“疯狂的学说”。北宋中后期围绕新法而兴起的变法派与反对变法派之间的论战，为杜赫德的理论提供了思想凭籍。“礼仪之争”中，耶稣会士与对手们就中国人的信仰展开激烈争论，耶稣会士的对手们极力证明中国人是无神论者，指责耶稣会士既然认可中国哲学，就等同于在散布无神论无害的主张。耶稣会士的回应，就是把古儒和近儒区别开来，认为孔子承认真神信仰，而近儒倡导的新儒学则宣扬无神论，是对孔子教理的误解、对原始信仰的玷污；但即使是在无神论兴起以后，“真正的学者”仍然保持着纯洁的原始信仰，自觉抵制无神论的污染。 《全志》有关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述，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目的性，蕴含着浓烈的宗教色彩。杜赫德对史料的取舍和诠释方式，都由其主观思想倾向决定，他显然并未止步于一位“历史学家”的角色，其对史料有意地改写与附会，已经严重背离了作为历史学家的正当责任。但这并不能否定《全志》在18、19世纪西方汉学史上的巨大影响。《全志》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将宋代文献介绍给欧洲知识界，奠定了欧洲学界认识、探究宋代历史的文献基础，在此过程中，文献背后蕴寓的主导性史观也潜移默化地为欧洲学者所感知和接受。杜赫德将北宋时期新、旧两党之争重新诠释，移植到“新注释家”与“真正的学者”对立的理论框架内：王安石作为“新注释家”的代表，倡导并传播着无神论；以司马光为首的“真正的学者”，则极力抵制着王安石的影响。杜赫德借用中文史料中君子、小人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和价值判断，《全志》为欧洲学者勾勒出强烈的形象对比。 从《全志》开始，直到近代学术兴起以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王安石及其变法在欧洲学界饱受批评，当《全志》中弥漫的强烈的宗教因素逐渐褪去后，杜赫德出于宗教目的而引入的史观、援引的史料却依然持续地影响着后代学者对这段历史的认知和理解。这样一个过程提醒我们，所谓的“西方汉学”，其实并不完全是一种“异域的想象”，其知识体系的形成与中国传统学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前学界已经就西方汉学对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影响多有论述，可当我们汲汲于寻求“他山之石”，以作为反观自身的镜鉴时，也不应该忘记首先检视“石头”的由来。 肖清和. "索隐天学：马若瑟的索隐神学体系研究 "学术月刊1(2016):156-178 作为清初来华耶稣会索隐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马若瑟，在华传教期间撰写了大量诠释中国经典的汉语作品。他通过使用基督教神学资源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企图从儒家经典文本中寻找到基督教的信息。马若瑟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一方面是为开放的儒家经典文本提供新的解释，另一方面弥合了儒耶之间的张力，为清初基督教提供思想与文化合法性。《天学总论》是马若瑟写给康熙皇帝介绍天学（神学）的著作，主要论证了天学为何可以发明六经之大旨。马若瑟认为人类同源异流，上帝赋予人类之理是相同的，虽然不同文化的经典不尽相同，但经典之后的理是相同的。六经遭受秦火之后，其真实含义已失，若能借助相同的天学之理来发明六经之旨则是可行的。此书还介绍了基督教在西方的历史，并表达了马若瑟对康熙成为中国的君士坦丁之迫切希望。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信经不信传，六经地位不可动摇，《易经》是六经之首；经过秦火之后，六经原义丧失，汉儒、宋儒不仅不能恢复原义，反而淆乱经典；因为人类同源异流，上帝所赋之“理义”相同，所以可以用天学（基督教神学）来恢复六经原义；而且古文字中亦含有天学思想；因此，受洗入教不是脱离儒家而是成为真正的儒家，“孔子倒成全于耶稣”。索隐神学综合了儒家以及基督教的释经学传统，但因忽略各自的传统与权威而遭到双方的批判，却为清初信徒及天主教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并可被视作经典辨读的早期尝试。马若瑟的索隐神学重塑了清初汉语基督教神学的样态，为清初基督教思想史注入了新的可能性，也为当下的汉语神学建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Mao Yucheng (talk) 10:34, 21 May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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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Manuscript

國際漢學點將錄 Collective Records of International Sinology

Introduction

Definition and Roots of International Sinology/Chinese Studies (disciplines)

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和中西文化的交融是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最精彩也是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中，难得地实现了较为独立地、不间断地一脉相承的文化之一。故而它与西方文化等文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引起了各国文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国际汉学应运而生。--Huo Anqi (talk) 10:35, 21 May 2018 (UTC) 关于国际汉学的起源，目前说法不一。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各国的古代典籍中就已出现了关于中国的记载。 在西方，目前可见的最早记载是来自于古希腊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公元前432）的《历史》一书中的。此书记载了远处中国的大体方位。他说“纪元前七世纪时，自今黑海东北偶顿河（Don.R）河口附近，经窝瓦（Volga）河流域，北越乌拉尔（Ural）山脉，自额尔齐斯河（Htish.R）而入阿尔泰、天山山脉间之商路，已为希腊人所知。” 在那时，西方人对于古代中国的认识还很模糊，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古代文明之邦，在远古时完全是个朦胧的庞然大物。除此之外，更多的认识由于距离的遥远和联系的缺少，都停留在一些略显离奇的猜想层面。 而在东方的一些国家，由于地缘的关系，对中国的了解则更加深入也更加丰富。在这些东方的这些国家中，日本和韩国两国的汉学研究最为发达。这是由于日本与韩国两国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往来。在隋唐时期，日本曾派大量的遣唐使来华，学习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韩国在古代则长期是中国的藩属国。这样的密切往来为汉学在韩国和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这些早期的典籍记载和外交往来都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汉学。 国际汉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与近代以来的几次思想革命和文化启蒙有关。也就是说，国际汉学真正的建立要从近代学科的形成开始说起。它的确立和发展与地理大发现和接下来几次工业革命甚至世界性的大战密不可分。当然这个近代是指世界范围内的近代，而非中国的近代。中国的近代化是晚于西方近代化的进程的。国际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历史是从16世纪后期(相当中国明代中叶)开始产生算起的，这个时候的中国还没有开始近代化，而世界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研究中国、了解中国，导致后来在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和近代化的潮流时，中国人对他们的对手一无所知，而那些试图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国家却以对中国了如指掌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国内的国际汉学研究起步远远晚于国际上的汉学研究，这实际上是不利于国际汉学的发展的。因此，系统地整理中国和其他国家学者的汉学研究成果，对比分析各国学者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以形成一本关于国际汉学的系统历史书籍，成为国际汉学界最重大的一个命题之一。 本书将从这个理念出发，以时间和国别为线索梳理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汉学研究，总结对国际汉学研究有突出贡献的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期能够整理出一部较为完整的国际汉学史，供研究者和想要了解国际汉学的人参考。--Huo Anqi (talk) 11:42, 21 May 2018 (UTC)

4 Japan/Korea

Japan

• 林泰輔（日文名：はやし たいすけ、1854-1922年）

号进斋。从岛田簧村学考据文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对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甲骨文和古代文字研究；2.《论语》和古代文献研究；3.上古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研究。其书《周公及其时代》获学士院恩赐奖。《龟甲兽骨文字》的刊行使其成为日本甲骨学的先驱者，并影响了罗振玉，为甲骨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Lanmoya (talk) 09:10, 9 April 2018 (UTC)

• 牧野谦次郎（日文名：まきの けんじろう，1863-1937）

字君益。号藻洲、宁静斋、爱古田舍主人等。出生在高松，曾就读于昌平校。少受父亲之教，后到大阪，师事藤泽南岳和片山冲堂。1883年继父之业，为家塾教授前后10年。1893年，前往东京，为旧藩事迹调查员，兼史谈会干事。到开成学校、东京专门学校讲学。1912年，斯文会[1]成立，参与斯文会的活动，为理事等。后为大东文化学院教头，早稻田大学教授。1937年3月24日过世。为人博学卓识，清廉洁白。时论赞之。--Lanmoya (talk) 00:56, 15 March 2018 (UTC)

所著《日本汉学史》，对日本幕末到明治初的汉学流变有所介绍，详今略古，涉及范围较广，对明治以来日本汉学的论争及流变进行了较概括的介绍。此书将日本从古到明治时代的汉学发展分为四期：第一期“上古、平城朝、平安朝”，第二期“镰仓、南北朝、足利、织丰时代”，第三期“德川时代”，第四期”明治时代”。这对日本汉学的时代区分，是具有开创性的。

其子巽，后为东京大学教授。亦是著名的汉学家。--Lanmoya (talk) 00:56, 15 March 2018 (UTC)

• 市村瓒次郎（日文名：いちむら さんじろう、1864- 1947）

字圭卿。号器堂・筑波山人・月波散人。日本历史学者。国学院大学校长、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东洋史。--Lanmoya (talk) 11:35, 9 April 2018 (UTC)

• 冈田正之（日文名：オカダ マサユキ，1864-1927）

明治、大正时期的汉学者，学习院名誉教授，东京帝国大学教授。--Lanmoya (talk) 01:16, 15 March 2018 (UTC)

字君格,号剑西。出生于越中国新川郡清水村(现富山县富山市)。自幼接受家学，及长赴东京帝大，师事小永井小舟、重野成斋。先后任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书記、陆军幼年学校教授、东京帝大史料编纂助员、陆军中央幼年学校教授、史料编纂員、东京帝大文科大学讲，于明治39年任学习院教授。40年兼任东京帝大助教授、大正13年兼任教授。主讲支那文学概论、支那文学史、日本汉文学史。--Lanmoya (talk) 01:16, 15 March 2018 (UTC)

代表作为《日本汉文学史》，在日本的古代汉文学史研究中，为当时的开拓性之作。全书分为两编，第一编朝绅文学时代，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推古朝及其以前时代，第二期大化以后到奈良朝终结，第三期平安朝前期（汉文学隆盛时代），第四期平安朝后期（汉文学衰颓时代）。其中最有成就的部分，是根据他的博士论文写成的奈良朝的部分，如对《万叶集》和汉文学关系，特别是和六朝乐府、和唐诗关系的论述，十分具有独创性。第二编也分为四个时期：镰仓时代、南北朝时代、室町前期、室町后期。在对人物具体研究基础上展开的论述，在这一部概论性的著作中，别具特色。--Lanmoya (talk) 01:16, 15 March 2018 (UTC)

其主要成就包括：汉文学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和中国文学或者说文化的比较研究；汉书籍流传和中国思想、文学的研究，如《关于支那古代的南北思想说》《宋代学者的研究态度》《论语的韵文》《孟子的养气说》等文章。--Lanmoya (talk) 01:16, 15 March 2018 (UTC)

• 白鸟库吉（日文名：しらとり くらきち，1865-1942）--Mao Yucheng (talk) 06:51, 13 March 2018 (UTC)

白鸟库吉的学术启蒙是在主张以 “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治史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熏陶下完成的。他的留学经历使他得以脱出原来日本儒学家仅从日本或中国古代史书出发进行研究的狭隘传统，从整个世界文明、世界文化角度来重新审视东方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于：语言研究和朝鲜、西域、北亚文化的考究；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研究和调查的实际活动；以“尧舜禹否定论”和“中国停滞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研究。其中，《支那古传说之研究》的提出，在日本历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被称为“尧舜禹抹杀论”，拉开了日本疑古史学的大幕。--Lanmoya (talk) 00:36, 14 March 2018 (UTC)

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史学的开拓者，并且使日本的东洋史学作为世界性的东洋史学出现。由他奠基的白鸟史学与内藤湖南的内藤史学并列，对于日本东洋史学的存在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Lanmoya (talk) 00:36, 14 March 2018 (UTC)

• 津田左右吉(1873-1961)

津田左右吉(1873-1961)是近代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者 、思想史学者 。 作为对津田史学予以批判超越的必要工作之一 , 应从多角度讨论津田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反“亚洲主义” 或“亚洲并 非一体” 的主张 。 其主张虽以“ 包括印度 、中国 , 甚至包括日本之意义上的东洋文化 , 理应不存在” 的形式表现出来 , 实际上是有体系的 、具备复杂内容和结构的思想 。 就是说 , 津田“ 亚洲并非一体” 的主张之思想基础 , 在于对战前“ 亚洲主义” 、“ 大东亚共荣圈” 的批判 , 对战后新的“ 亚洲一体”思想和运动 , 即对亚洲社会主义之期待的危机感 。 这种批判和危机感的背后 , 反映出津田关于同时代东方各地区(亚洲 、东洋)文化 、社会停滞的认识 , 津田还视“ 亚洲” 、“ 东洋” 概念自身为儒教式权势主义而加以批判 。 津田进而认为 , 思想 、文化一般说来是植根于民众“生活” 的具体的特殊的东西 , 从此角度出发 , 对徒有其名的“ 亚洲” 、“ 东洋” 概念作出了否定 。 最后津田将历史学规定为重视具体性特殊性的学问 , 反对概念化与法则化 , 对以抽象化为本质的哲学持冷淡的态度。--Mao Yucheng (talk) 06:42, 15 March 2018 (UTC)

• 内藤湖南（日文名：ないとう こなん、1866-1934）

1866年7月，出生于秋田。随着年龄的增长，内藤湖南依次经历了明治、大正及昭和时代他本名为虎次郎，而“湖南”之名，缘于他成长的地方十和田湖。小时候，内藤湖南在儒学家祖父的影响下，开始学习汉字。到40岁以前，内藤湖南一直在东京、台湾、大阪等地，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在从事新闻工作期间，内藤湖南以“中国通”而名声远扬。1907年，从41岁那年开始，内藤湖南出任京都大学教授。由于他创建的京都中同学派，美国的哈佛大学都在流传这样一句话：“要想研究当时的中国，就得去京都大学。”，可见其在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中心地位。--Lanmoya (talk) 00:26, 15 March 2018 (UTC)

内藤湖南建构起了规模庞大的、包括了各领域的中国学学术体系。例如，中国考古文献、考古实物的收集与考证、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中国文化发展史流向的论证、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分析评论、中国史学史、美术史、目录学史、敦煌学、满蒙史……在诸多领域．内藤湖南都有着很深的造诣，而其个人也是一位热衷于收藏古董、书画的藏家，而且还是一位古董鉴赏家。

内藤湖南最为著名，且至今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是：唐宋史学变革论，即史学风尚由推崇客观精神转为注重主体意识，并由此引发了史书编纂由崇尚赅博到注重深识、史文义法由崇尚骈文到注重古文、史料处理由崇尚照录到注重别裁、史学批评由左道末流到蔚然成风、史书注疏由忠实原著到借题发挥等一系列变化；满学的开创，即当时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研究；近代中国是从宋朝开始的学说；文化中心移动学说，主要受清学者赵翼“长安地气说”、三宅雪岭等人的日本传统思想及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影响，指出文化中心是不断移动的，但未必与政治中心平行等。--Lanmoya (talk) 00:26, 15 March 2018 (UTC)

唐宋变革论和“近世宋代说”，是他创立于1922年的学说。即使经历了百年历史，他当时的学说也没有失去生命力。他认为，中国在唐宋时期，已经朝着近代(近世)发展，从而脱离了中世纪。另外，他也指出，从宋朝到 清朝的一千年，是君主独裁政治时代。中国的古代历史时期划分为上古、中世纪、近世这三个时期，以及其中两个过渡时期。这说明中国历史时期的划分，也基本上沿用了他的学说。--Mao Yucheng (talk) 08:23, 14 March 2018 (UTC)

• 服部宇之吉（日文名：はっとり うのきち，1867-1939）

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思想史方面，主要包括：一是应社会需要，对“儒学”或“孔教”的阐述，代表作有《东洋伦理要纲》、《孔子和孔子教》、《儒教和现代思潮》、《支那的国民性和思想性》、《孔子教大义》等；二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考究，代表作有《清朝通考》、《支那研究》、《仪礼郑注补正》等。但服部更多地是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知名，过于急切的“济世”观念，使他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成为所谓应时之作，在今日看来也就显得过时。也因此，当时一些学者对他发出较为冷淡的声音，“服部虽教授，而与官僚一般”。--Lanmoya (talk) 00:39, 15 March 2018 (UTC)

• 狩野直喜（日文名：かの なおき，1868-1947）

师承：岛田重礼、竹添井井

狩野直喜是日本京都学派的开创者之一。在日本近代汉学史上，他在史学、文学及哲学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建树。尤其是在文学领域，纠正了过去日本汉学研究中注重唐诗、宋代散文的倾向，对魏晋六朝的文学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并开创了元曲及其他口头文学的研究。狩野直喜祖述清代考证学，其“读书尚精确，一字一句不加忽疏。以博综为念，讲求实证又以见识为先”的理念及研究活动，造就了日本京都学派的基本学风。--Lanmoya (talk) 01:09, 14 March 2018 (UTC)

其学术成就，就中国思想史研究而言，狩野直喜视野开阔，注意学术的沿革流变，并引进清代考据学的方法，《中国哲学史》即其讲求实证的代表之作；就中国文学领域的研究而言，一是促进了中国文学在日本作为一独立学科的形成，二是引进西洋有关文学的概念，对中国文学进行了独创的研究，代表作有《支那文学史》《支那学文薮》《支那小说戏曲史》《清朝的制度与文学等》，三是对欧洲汉学的介绍，沟通了东西方汉学界的学术交流，四是对有关中国文学研究资料的整理和刊印、汉诗文的创作和研究。--Lanmoya (talk) 01:09, 14 March 2018 (UTC)

• 飯島 忠夫（いいじま ただお、1875-1954）

日本長野市出身。小学毕业后，为母校所雇，并以長谷川昭道为师，学习汉学。1901年，至东京，入旧制錦城中学，翌年毕业。后入第一教员养成所，1904年毕业，成为学习院中等科教授，工作了37年。后入东京帝国大学。师事上田万年。1929年，以《支那古代史论》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及历法。--Lanmoya (talk) 09:04, 9 April 2018 (UTC)

• 铃木虎雄（日文名：すずき とらお，1878-1963）

铃木虎雄，字子文，号豹轩，别号药房，1878年1月生于日本新泻县西蒲原郡粟生津村（今吉田町）的一个学者家庭。其祖父铃木文台、父亲铃木惕轩都是当时的著名汉学家，尤以铃木文台博通群集。著述极丰。因而铃木虎雄自幼即浸染于中国文学与日本儒学的浓郁的学术氛围当中。及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后，又于1916年赴中国留学两年，于1929年赴欧洲各国考察半年，更成为其在毕生致力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得以开阔视野、融贯中西的重要因素。

铃木虎雄对日本的汉学研究贡献极大，成就主要集中于：对中国文学的总体研究，主张“文学研究的尊严”；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拓性研究；对中国文学家和专题的研究，代表作为《中国诗论史》；对赋和骈文的研究，是对学界“重散轻骈”倾向的反拨，代表作有《赋史大要》。在从中国留学归国后，1919年即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1938年被敕旨任命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61年被授予日本文化勋章，1963年被列为一等功勋并授予瑞宝勋章，同年病逝，享年86岁。--Lanmoya (talk) 00:36, 14 March 2018 (UTC)

铃木虎雄在日本汉学界地位极高，现代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都是出其门下的。正是由于其门下众多的杰出承传弟子以及其本身汉学成就的开创性，铃木先生甚至被称为日本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一人”。--Mao Yucheng (talk) 03:51, 13 March 2018 (UTC)

• 吉川幸次郎（日文名：よしかわ こうじろう，1904-1980）

1904年，生于神户市.1923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学习，专攻中国文学。1928年赴中国留学，3年后归国。同年，成为东方文化学院（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部）的研究员，任期16年。1947年，成为京都大学的教授。在此期间，出版了许多著作，为中国文学在日本的普及作出了巨大贡献。主要代表作有：《尚书正义》、《杜甫私记》、《读书的学问》、《仁斋・徂徕・宣長》、《吉川幸次郎全集》等。--Mao Yucheng (talk) 14:45, 12 March 2018 (UTC)--Lanmoya (talk) 00:36, 14 March 2018 (UTC)

• 滨下武志（日文名：はました たけし，英文名：Takeshi Hamashita, 1943－）

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曾任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龙谷大学等大学教授，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滨下教授著述宏富，主要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香港：亚洲的网络城市》、《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此外还有合著和主编的专著6种、资料集3种，独著日、英、中文论文60余篇。 --Lanmoya (talk) 00:42, 14 March 2018 (UTC)

滨下教授开创了一个中国、东亚和世界的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围绕中国和亚洲纳入世界经济探讨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包括从海洋的视角透视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亚洲的内部贸易，中国的国家财政和朝贡贸易体系，银行和金融，海关等等。他带着批判的思想重读亚洲经济史，从朝贡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白银流通、通商口岸网络、金融网络形成和发展的角度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与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 滨下教授在东亚区域秩序的背景中，继而在欧洲—美洲—亚洲贸易和金融秩序更大的框架内，重新诠释了中国的位置。他将亚洲史、东亚史放到全球史的脉络中来考虑，建立起将中国史与全球史对话的可能，对“亚洲停滞论”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挑战，“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观”。他用“历史解释”的方法，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他的有关“历史解释”的方法，在国际汉学界引发了重大讨论。--Lanmoya (talk) 00:42, 14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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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川芳郎（中国古代史，儒学）

• 川原秀城（东亚思想史、科技史）

• 大木康（中国明清文学、明清江南社会文化史）

• 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华侨及华人研究）

• 马场纪寿（古代印度佛教与上座部佛教）

• 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

• 小寺敦（先秦时代的家族和家族关系）

• 土屋太祐（中国佛教思想史）

• 大野公贺（民国时代的文学与文化）

• 中西俊英（唐代华严佛教）

• 平山久雄（汉语言语音学）

• 冨谷至（楼兰文书、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学、中国思想史）

• 夫马进（中国明清社会史、东亚关系史）

• 吉川忠夫（中国古代思想史）

• 林巳奈夫（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考古）

• 池田秀三（汉魏时期学术思想）

• 辻正博（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 森安孝夫（中亚史、西藏史）

• 高橋睦美（漢魏六朝道家思想）

• 佐竹保子（中国古典文学）

• 国分良成（近现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亲华”）

• 川本邦卫（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藏语研究）

• 冈晴夫（中国戏剧史）

• 藤田祜贤（中国文学史）

• 稻畑耕一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考古及民俗文化）

• 毛里和子（当代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中俄现当代史、东亚国际关系）

• 福井文雅（中国思想宗教史）

• 芦田孝昭（中国古典文学、闻一多研究）

• 平林宣和（中国戏曲史）

• 泽田瑞穗（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哲学）

• 妹尾达彦（唐史）

• 村井恭子（隋唐史）

• 荒木见悟（明朝儒学与佛学思想史）

• 松本保宣（唐宋史）

• 千叶荣（中日关系、中日文化）

• 关尾史郎（敦煌学）

• 气贺泽保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 德田武（中国古典文学）

• 水野明 （中日关系史专家，明清基督教史）

• 安本博（中国哲学史）

• 中嵨敏夫（中国文学史）

• 加加美光行（中国近现代史）

• 小岛佑马（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

• 松浦章（东亚海洋史）

• 陶德民（日本汉学研究、中日关系）

• 久保亨（中国近现代史）

• 王孝廉（中国神话研究）

• 池田温 (中国中世纪史、前近代东亚文化交流史、敦煌吐鲁番学)

• 伊原泽周（中日关系史）

• 岩本笃志（魏晋南北朝史）

• 顾琳（中国近现代经济史）--Root (talk) 11:39, 9 April 2018 (UTC)

5 Europe (France, Britain, Germany, Austria, Russia…)

Germany

• Developement

Definition in Germany

汉学又称中国学，德文Sinologie。《华商报》总编修海涛是文革后成长的第一批历史学者之一，他曾撰文探讨德国的汉学，指出，德文中汉学( Sinologie)和中国学(Chinakunde)，有一些区别。Sinologie是指对中国古典历史文学文字的研究，而Chinakunde更多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目前，研究当代中国的人越来越多，而研究的古典的人少多了。不过在本文还是用汉学这个词的广义用法，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

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国家的海外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如传教士利玛窦（Mathew Ricci，1552-1610）在中国生活28年，终老于北京。他对明代的中国有着仔细的观察，记载下来即《利玛窦中国札记》。 1814年，法国雷慕沙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位汉学教授，这标志着汉学研究由传教士之手转向大学等科研机构。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的汉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德国在国际汉学界相当活跃、与法、英、美、加等国同居于领先地位。

钦天监监正——汤若望 Adam Schall von Bell

提起汉学在德国的发展，必须追溯到明末清初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他1592-出生于Lüftelberg（今为Meckenheim的一部分，另一说生于科隆），在中国住了几十年，熟悉当地语言、文化，甚得清帝信任。由于他的从中引介，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现代西方科学知识，修订历法，同时也传播了东方文明，开启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可谓居功厥伟。在明末清初大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汤若望与利玛窦、南怀仁（比利时人）并列，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用西方人的话讲，他们都是有幸进入“龙椅的影子”范围之内，可见其对当时的中国影响之大。

汤若望曾在科隆，罗马学习哲学、神学和科学。1619年到达澳门，1622年抵京传教。他曾为明廷督造西式大炮，写成《火攻挈要》、介绍望远镜的《远镜说》和矿冶方面的《坤舆格致》等书，并凭借自己的天文学知识，三次准确地预测了日食，声誉日隆，被徐光启推荐参与编纂《崇祯历书》。明清易帜后，他留在北京，修订此历书，更名《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政府命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汤若望也因此受顺治帝重用，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即国家天文台台长)，开创了洋人在中国封官拜秩的先例。顺治帝有时还到他所居住的南堂（宣武门内）去聊天。

1661年顺治帝染痘（天花）驾崩。他去世前曾在二皇子和三皇子之间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徘徊不定。汤若望认为，三皇子已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且聪颖过人，是新君的最佳人选，顺治帝才下决心把皇位传给三皇子，三皇子就是雄才大略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帝。

后来，汤若望受到朝臣杨光先的陷害，杨甚至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其颟顸（manhan）无知和不讲道理已到了荒诞程度。结果，辅政王鳌拜下令捕汤若望入狱，宣判凌迟处死。凑巧京城发生一次地震，面对此“凶兆”，汤若望获赦，然而此时他已沉疴不起，不久即于1666年逝世。在南怀仁的努力下，康熙亲政后终于在1669年为汤若望平反，洗清了罪名。

汤若望把西方天文学、光学、火器及矿业等方面的知识介绍到中国，并亲自发明了一些工具仪器，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德国人亦为这一历史伟人而自豪，2014年9月在他的家乡Lüftelberg建成了汤若望的铜像。

卫礼贤——一个改变了德国的中国形象的人 Richard Wilhelm

汉学在德国被纳入学术领域之后，渐渐地，不只是学者们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民间、特别是中产阶级，也开始感到兴趣。在有心人士的推广下，已有走出象牙塔、普及化趋势，例如Richard Wilhelm（1873—1930﹚，他是一位传教士，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叫卫礼贤。曾在青岛生活，与我国著名思想家康有为相熟。不久前我在青岛瞻仰康有为故居时，就看到了这位传教士的照片。

修海涛总编曾撰文《卫礼贤——一个改变了德国的中国形象的人》，介绍他的事迹和劳绩。文中写道：“卫礼贤在德国人占领青岛第二年作为传教士来到这里，前后在中国生活22年之久。此后他还在北京的德国驻华使馆里担任过文化参赞2年。当初青岛是隶属于即墨县的一个渔村，而我的家乡就在即墨，现在反而隶属于青岛市了。卫礼贤尽管是作为传教士到中国去的，但是，他没有让一个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反而最终以孔夫子信徒回到德国。在青岛，他主要的工作是建学校，向中国孩子传递西方的科学知识。他与当时的未婚妻建立的“礼贤书院”(Richard—Wilhelm—Schule)，就是现在的青岛第九中学。此外，他到中国后立即开始与华人接触，学习汉语。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到处焚烧教堂，毁坏铁路，砍杀洋人和华人基督徒。而德国军队派兵镇压。有一次卫礼贤充当翻译，保护了很多华人的生命。自此，他受到了当地人很大的尊敬。他因为办学成绩显赫，1906年被清政府赏给四品顶戴，成了青岛赫赫有名的卫大人”。

卫礼贤更重要的功绩是向德国人介绍中国文化，改变了德国的中国形象。19世纪以来，随著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中国，中国成了“东亚病夫”。此刻，德国的中国形象已经非常负面。黄祸论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20世纪初以来，由于卫礼贤大量翻译中国的古典著作，介绍中国文化，使得德国的形象再度好转。他创办了德国第一个“中国学社”（China Institut，或译中国研究社），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他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易经》……等经典之作译成德文，介绍给一般民众。其中以《易经》最具盛名与影响力。他皓首穷经，用18年的工夫翻译而成。而他的译文，后来成为《易经》瑞典文、西班牙等多种西方文本的根据。

除卫礼贤外，德国尚有擅长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特别是翻译李白、杜甫、韩愈等作品的查赫（Erwin Ritter von Zach，1872—1942）和专门翻译中国古典小说的库恩（Franz Kuhn，1884—1961），后者的翻译作品包括《金瓶梅》、《红楼梦》、《水浒》……等，大量介绍中国民间通俗小说。

二战后的汉学发展

二战后，德国地区一片焦土，百废待兴，尤其纳粹党当权时代的种族歧视政策，研究汉学的专家无立足之地，许多汉学家出走他国，造成后继无人的局面。

尽管如此，德国当时仅存的一些汉学家仍能一丝不茍地做下去。战后，慕尼黑大学是第一个成立汉学系的高等学府，负责筹办的是汉尼士教授（Erich Haenisch, 1880-1966），他形容当时克难的凄惨情景──“夏天，我们有时候在走廊上，有时候在木板棚下上课；冬天，则在系上唯一完整的房子里……；后来，总算获得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它是图书馆、教室兼办公室。”之后，在福赫伯教授和鲍吾刚教授的努力经营下，汉学系日渐步上正轨。

从1950年开始，德国的汉学逐渐蓬勃发展，汉堡大学（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担任系主任20多年）、波恩大学先后恢复汉学系或开设中文课程，1953年，汉堡、慕尼黑和哥廷根大学培养出战后第一批汉学博士共六人，其中，葛林（Tilemann Grimm）、鲍吾刚和德博后来都成为德国汉学界的栋梁。

在论及20世纪德国汉学的辈分的时候，顾彬教授认为：

自1905年以来德国汉学可以分为三代：一、“父亲”的一代，他们在1911年前后在中国生活过，他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古典中国。二、“儿子”的一代，这些人在1945年以后必须重建被纳粹摧毁的汉学，而在冷战时期没有机会到中国旅行。他们主要以中世纪和近代中国作为其研究的方向。三、“孙子”的一代，因为他们在1973年以后可以受邀到北京去了，因此也帮助建立起了一个现代的汉学专业。

目前，全德汉学系注册学生约五、六千人，但据了解，由于其中有不少学生因“中国热”慕名而来，实际上，真正投入的只有两、三千人。

德国大学中设有汉学系的，共有汉堡、柏林（洪堡大学、自由大学）、波恩、波鸿、慕尼黑、海德堡、法兰克福、明斯特……等20多所大学。它们平均分散在全德各地，与法国的集中一个地区（巴黎）大异其趣，而且其密度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再就其所发表的论文总数而言，在西方国家中仅次美国，列居第二，以德国土地面积与人口来说，成绩算是相当可观，足见汉学在德国发展之蓬勃。

几位德国汉学家

在德国汉学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汉学家，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来自慕尼黑大学东亚学院的鲍吾刚教授（Prof. Wolfgang Bauer，1930-1997），是七八十年代德国汉学界的泰斗。他曾任汉学系主任多年，可谓著作等身，论著、编著、译著样样丰富。单单他主持编纂，穷十年之功而得以最后完成的四大卷、数千页中国日耳曼学文献索引（Das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 der Gegenwart），就是对学术研究和中德文化交流一个重大贡献。

国际著名汉学家马汉茂教授（H. Martin）生于1940年，他早年学中文的故事很有意思。1961年考入慕尼黑大学中文系，全班只有5个人。最初学的是汉字，却不是学汉语。他们的学习方法令人吃惊，一入学，便学《老子》（即《道德经》）这样的艰深的中国古文，而不像中国人学外语那样，从“你好”，“再见”入门。最后他以研究明清戏曲家李渔（1610-1680）为题，26岁获得汉学博士学位。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当他成为汉学博士时，还不会讲汉语。因为那时中国正处于闭关锁国的文革时代，德国华人太少，他没有机会学口语，就连他的教授虽然能阅读讲解古文，但也不会说汉语。1967年，他到台湾留学，特地跟中国人住在一起，苦练口语。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台湾发现一批极为重要的信件——鲁迅、徐志摩、戴望舒、王映霞等人写给郁达夫的几十封信，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珍贵资料。1970年，他在台湾自费印刷了《给郁达夫的信》一书，1973年第四期香港《明报月刊》予以转载，引起钱钟书等许多大陆学者的注意，他的名声开始远扬国际汉学界。1972年，联邦德国外交部请他当翻译，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政府决定在波恩进行秘密谈判，需要高明的翻译。这年10月11日，两国宣布正式建交，他为这一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出了力。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如愿以偿，一次又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全力以赴研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做了大量有利于中德文化交流的工作。修海涛总编80年代曾在他那里工作四年之久，做“ 中国转型时期的文化与经济”研究工程。1999年这位汉学家去世。修总编曾撰文悼念，

沃尔夫冈·顾彬教授（Prof. Wolfgang Kubin ，1945-）属于鲍吾刚的学生一辈。顾彬起初在柏林任教，1985年成为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中文专业主任教授。他超常地勤奋，刻苦钻研，成了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王蒙等作家的一大权威。他主持了《鲁迅选集》德文版的翻译，还就中国文学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中国文学史》等五本著作，17本小册子，发表上百篇大小评论文章，主编了《当代中国文学》论文集，组织过多次中国文学研讨会，诗歌朗诵会等等，在中德文化的交流上，特别是在译介中国文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被视为德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退休后在中国一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经常发表有关中国文学的演讲，在中国文学界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在德国汉学界也不乏华人的身影。其中关愚谦教授（Prof. Y. C. Kuan，1931-）更是遐迩闻名。他在汉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导师即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汉堡大学汉学系奠基人奥托·福兰阁之子）。尚未拿到学位，关愚谦就已开始在汉堡大学中文系教学。他在此任教近30年，培育桃李无数，并撰写过许多作品，向国人介绍德国。他与夫人汉学家海珮春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热心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编写了8本有关中国文学、风俗习惯、名胜古迹、传说民谣、民间故事的书籍，分别用德文、英文和意大利三种文字出版。这些作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他和顾彬教授用了15年时间，合作组织翻译出版了6卷本的《鲁迅选集》德文版，更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这也是关愚谦的骄傲，他感触地说：“对我这一个侨居国外的文人来说，生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给祖国文化多做些传播工作更有意思呢？”鉴于关愚谦教授在德中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2006年汉堡市长授予他“艺术与科学奖”奖章（Die Medaille für Kunst und Wissenschaft）。--Root (talk) 11:32, 11 March 2018 (UTC) 2018|date=October 8, 2016}}</ref>--Root (talk) 11:32, 11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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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

• 尤利乌斯·海因里希·克拉普罗特（1783-1835）

• 约翰·海因里希·普拉特（1802-1874）

• 威廉·硕特（1802-1889）

• 汉斯乔治·康农·冯·德尔·加贝伦茨（1841-1893）

• 顾路柏(又译顾威廉，Wilhelm Grube，1855—1908）

• 奥托·弗朗克（1863-1946）

• 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

• 孔好古（奥古斯特·康拉迪，1864-1925）

•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

• 阿尔弗雷德·佛尔克（1876-1944），代表作《中国哲学史》（1927-1938）

• 魏特夫/魏复光（卡尔·奥古斯特·维特弗格尔，1896-1988）

• 艾博华（沃尔夫拉姆·埃贝哈特，1909-1989）

• 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

• 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14–2011）

• 赫伯特·弗朗克（1914-）

• 鲍吾刚（Wolfgang Bauer，1930—1997）

• 关愚谦（Prof. Y. C. Kuan，1931-）

• 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1999）

• 顾彬（Prof. Wolfgang Kubin ，1945-）

Britain

• 葛瑞汉( 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 )

葛瑞汉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宋代理学家程颢（程明道）、程颐（程伊川）的哲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思维和方式倾向于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独立；整中有分，而不是部分的集合；对立的双方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万物是变化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并非向前发展），而不是静止的；看重物之用，而不是物之质；关心相互感应，而不是因果关系。他还认为：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伟大的时期，一个是东周战国时期，另一个是宋代，并高度评价宋代理学。 他的开山之作《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一书，对新儒学领域最核心的两位哲学家的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和严密的分析，这在该领域的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该书以西方学者特有的视角，对二程的理学思想作了精湛的研究。其特点有三：一是分疏了程颐与程颢的理学范畴体系，阐明了这些范畴的意蕴；二是考究了程颐与程颢哲学的源流，揭示了两种哲学的特质；三是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哲学之异同，突出了二者之“异”。这部书不仅对新儒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作为研究北宋时期程颢程颐两位大哲思想的最清晰、最全面的英文文献，至今仍然保持着其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它为那些初次遇到中国十一世纪哲学思想挑战的学子们标明了起点，也是致力于这一思想领域研究的东西方学者们的必读文献。这部书的初稿，是葛瑞汉1953年6月向伦敦大学提交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在东方及非洲研究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资助下， 葛瑞汉1954-1955年在香港和日本游学一年，获得新资料后对初稿进行了修改，专著于1958年在英国正式出版，1978年重印，1992年在美国再版，足以证明其永久价值。特别是，这部书的中文版翻译和出版工作均由程伊川直系后裔程德祥先生（程伊川二十九世孙）承担，他研究二程学历有年所，对程子原著娴熟，译文因得准确而流畅。 --Root (talk) 11:39, 12 March 2018 (UTC)

葛瑞汉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治学严谨、言必有据，为自己赢得了二十世纪最驰名的汉学家之一的声誉，他以博大精深的学术蜚声四海。如此盛名不仅是基于其著作的数量和质量，而且还基于其著作涉及范围之广。他的著作完全立足于中国的经典哲学，从对中国哲学的开创性研究，到对《庄子》、《列子》的翻译，以及晚唐诗的权威译作，全部堪称极致精品。他的《道教辩士——古代中国的哲学辨论》（Disputers of the Tao）已成为关于中国古典思想的权威英语著作。--Root (talk) 11:39, 12 March 2018 (UTC)

•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

理雅各是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他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也是儒莲翻译奖的第一个获得者。--Geng Mingyang (talk) 10:52, 21 May 2018 (UTC) 理雅各用五十余年的时间，架起了一座中西方的桥梁，他的一生是由传教士走向汉学家的一生，他生平的活动，开始于向东方宣扬基督教义，然却显赫于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至今虽逾百年，理雅各的译本仍被认为是中国经典的标准译本，他结束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献业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理雅各向西方输出的不只是中国的经书，还有中国的宗教以及其他文化现象。与早期傲慢的新教传教士相比，理雅各对待中国宗教的态度是客观、认真而尊重的，像他那样重学术理性的宗教专著在早期新教传教士中甚为罕见。他的论述中见不到对中国的谩骂、无理的攻击，相反，他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一种亲和态度，体现出苏格兰神学思想的开放性与独立性。他呼吁传教士不要在孔子的坟墓上横冲直撞，他赞美中国宗教中对真理的追求。--Geng Mingyang (talk) 10:52, 21 May 2018 (UTC) 理雅各的翻译作品包括中国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名著。他的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和《中国编年史》等著作也在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Geng Mingyang (talk) 10:52, 21 May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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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波兰）

•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比利时）

•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比利时）

Russia

• 罗索欣（Илларион Калинович Разсохин (Россохин，Рассохин，1707—1761)

• 列昂季耶夫（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ич Леонтиев，1716—1786）

• 卡缅斯基（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менский，1765—1845）

• 比丘林（又译雅金夫、亚金甫，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Пичуринский) ，1777—1853）

• 卡法罗夫（又译鲍乃迪、巴拉第，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фароф，1817—1878）

• 瓦西里耶夫(又译王西里、魏西里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818—1900）

• 斯卡奇科夫（又译孙琪庭、孔气、孔琪，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ио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1821—1883）

• 波波夫（又译柏百福、茂陵，Паве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пов(Мао Линь) ，1842—1913）

•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1851—1893）

• 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 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1881—1951）

• 尤里安·康斯坦丁诺维奇·舒茨基（Шуцкий, Юлиа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1897—1938）

• 维亚特金（Рудольф 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Вяткин，1910—1998）

• 费德林（Никола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Федоренко，1912—2000）

• 齐赫文斯基（又译齐赫文，Сергей Леонидович Тихвинский，1918—2018）

• 缅希科夫（又译孟列夫，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1926—2005）

• 索罗金（Владислав Федо ович Сорокин，1927—）

• 贝列罗莫夫（又译嵇辽拉，Леонард Сергеевич Переломов，1928—）

• 米亚斯尼科夫（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Мясников，1931—）

• 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1932—）

• 季塔连科（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ко，1934—）

• 比丘林（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1777.8-1853.5）

人物简介

比丘林被誉为俄国汉学奠基人，他在编写汉语词典和教科书、翻译儒家典籍、进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历史文化研究以及汉语教育等众多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19世纪汉学甚至被冠以“比丘林时代”之称。比丘林丰硕的学术成果在俄国及欧洲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俄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人物生平

1777年8月29日出生于喀山省。

1799年毕业于喀山神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

1800年入教，并取法号亚金甫，从此开始了他东正教教士的生涯。

1801年任喀山约阿诺夫斯基修道院院长。

1802年为修士大司祭，任伊尔库茨克主升天修道院传教士学校住持。

1807年任俄国东正教驻北京第九届传教士团领班。

1808年1月，以比丘林为领班的第九届东正教驻华传教团到达北京。在来华后的一段时间内，比丘林曾集中精力整顿教务，并立志改变传教团成员涣散的纪律，但却收效甚微，此后便集中精力进行汉语学习和对中国的研究。

1822年比丘林回到圣彼得堡，他在北京共居留了14年的时间。由于在华期间荒废教务、变卖教堂财产，比丘林刚回到圣彼得堡便遭到圣务院的指控。

1823年比丘林被判终身监禁于瓦拉姆修道院。在监禁时期比丘林仍继续其汉学研究，坚持整理手稿，他的学术活动并未受到影响。

1826年比丘林被提前释放，曾被安排到亚洲司工作。

1830年他参加了恰克图考察团，从事审订中俄边界、搜集中国情报资料、考察俄中贸易状况等工作。

1853去世。

学术贡献

比丘林具有扎实的汉、满、蒙语言功底, 他使用并翻译了很多中华历史文化典籍,在编写汉语词典和教科书、翻译儒家典籍、进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历史文化研究以及汉语教育等众多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在北京居留的十四年间，编写词典一直是比丘林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他编写的词典有：《汉俄字典俄文韵编》、《简明汉俄字典俄文韵编》、《满汉俄词典》、《满汉俄分类词典》、《蒙汉俄词典》、《满汉俄钟表术语词典》、《汉语拉丁语字典》、《汉俄音韵合璧字典》以及一部名为《三和语录》的会话词典等。在汉语语言学方面，比丘林最重要的著作是《汉文启蒙》。《汉文启蒙》在俄国人学习汉语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成为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唯一的汉语语法教材，除此之外，这本书还被作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成员来华前的语言培训教材，为培养俄国汉学家产生了促进作用。

在儒家典籍翻译方面，比丘林翻译了儒家经典《四书》、《三字经》、《儒教》等。这项工作丰富了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认识，为他将来全面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奠定了基础。在比丘林《四书》的译本中，甚至还有精细的译者注释。1829年，比丘林出版了他所译的《三字经》。在翻译过程中，比丘林在准确传达原文意义的同时，力争使译文在形式上最大程度地接近原文。翻译时，他尽量采用三个俄语实词来对应翻译《三字经》思想凝练、寓意深刻的汉语文本。

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方面，比丘林的代表性译作有：《西藏志》,《蒙古纪事》，以《元史》和《资治通鉴纲目》为参考的《成吉思汗家系前四世史》，《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远古和现状记述》，《西藏青海史》，《十五世纪迄今的厄鲁特人和卡尔梅克人历史》和《古代中亚各民族历史资料汇编》。其中《西藏志》是俄国第一本介绍西藏的书籍，它1828年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整个学术界的关注，书中准确的翻译和丰富的注释充分展示了比丘林对中国的深刻了解。甚至有俄国学者认为《西藏志》的出版是俄国汉学独立的标志。在比丘林最重要的蒙古学研究著作《蒙古纪事》中，他解决了同时期欧洲汉学界最关注的问题：一是蒙古人的起源问题，二是“谁是13世纪的鞑靼人”。1834年问世的《十五世纪迄今的厄鲁特人和卡尔梅克人历史》使比丘林荣获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杰米多夫奖金。比丘林在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中广泛使用了汉语文献，收集并翻译了一大批珍贵资料。他以汉语典籍为基础的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史地研究方法对俄国满、蒙、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比丘林的重要译作有三部：一是《资治通鉴纲目》，二是清代官修的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 三是记述清朝典章制度的官修史书《大清会典》。他以这几部译稿为基础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中国：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中华帝国统计概要》、《中国的民情和风尚》等。这些著作内容丰富，语言简洁，全面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思想。他翻译了记载北京史地沿革和名胜古迹之书《宸垣识略》, 并亲自步测北京大街小巷, 绘制北京城廓图，写成《北京记述》一书，于1829 年出版，很快就被译成法文。比丘林还翻译了中国清代官修的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编写了《中国农业》一书，期望对发展俄国落后的耕作技术有所帮助。

在汉语教育方面，比丘林同样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830年，比丘林随沙俄外交部亚洲司派出的俄中贸易考察团赴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重镇恰克图考察。恰克图海关总长和当地的俄商了解到比丘林对汉语的精深了解，就请求他帮助在当地开办一所汉语学校。1835年，经沙皇亲自批准，正式开设了恰克图汉语学校，由比丘林和第10届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克雷姆斯基共同执教。恰克图汉语学校一直开设到1867年。比丘林为学校编写了汉语教材，即俄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汉文启蒙》，并制定了教学大纲。教学大纲中规定：学习的前两年主要进行汉语语法教学，第二年加设一门商业会话课。第3年扩大会话的内容，学习简单的文章笔译；第4年除了练习口语之外，还学习汉语句子和短语如何应用于各种社会情景，学会区分中文的文体。这份教学大纲被认为是俄国汉语教学史上最早的一份，这份详细的教学计划为俄国汉语教学法奠定了基础。三十多年间，恰克图汉语学校为俄国培养了大量的汉语人才。

正是因为在编写汉语词典和教科书、翻译儒家典籍、进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历史文化研究以及汉语教育等众多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比丘林被誉为俄国汉学奠基人，俄国东正教驻华传教士团“俄国汉学家的摇篮”之美誉也更名副其实，19世纪汉学甚至被冠以“比丘林时代”之称。此后，传教团中还涌现了大量的汉学家，同时传教士团培养的汉学家成为俄国汉学教育的开拓者和主力军，为俄国汉学基础的奠定和后续的蓬勃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另外，以比丘林为代表的俄国汉学家们从中国的哲学与宗教、语言与文学、历史与地理、社会与法律, 甚至农业、天文和经济等不同角度对中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比丘林返回俄国时还将自己搜集的大量中国典籍带回俄国，这客观上为增进中俄文化交流和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发挥了作用。--Zhang Dawei (talk) 16:30, 15 April 2018 (UTC)

• 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1932—2012--Mao Yucheng (talk) 10:01, 23 April 2018 (UTC)）

俄罗斯汉学研究

俄罗斯学者接触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是从小说开始的。最早在俄罗斯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是1763年发表在《学术情况通讯月刊》12月号上的《中国中篇小说》，是从英国著名作家Oliver Goldsmith编的《世界公民或中国哲学家的来信》英文本转译的。

俄罗斯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以苏联时代的五十年代成果最丰，涉及小说史、《搜神记》、唐传奇、敦煌文献、《李义山杂纂》、宋话本等研究，以及《武王伐纣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民间平话、诗话研究，《醒世恒言》之类明代拟话本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研究。研究人员集中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以及莫斯科大学，其代表人物有杨希娜、李谢维奇、戈雷金娜、谢列布里亚可夫、费什曼、热洛霍夫采夫、罗加乔夫等。这当中就有后来成为世界著名汉学家的李福清。

人物介绍

李福清是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鲍里斯·利沃维奇·里夫金（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博士的中文名字。

人物年史

1932年 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一个职员家庭

1950年 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中文

1955年 大学毕业，到苏联科学院（今俄罗斯联邦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任亚非文学研究组主任，专事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

1961年 获语文学副博士学位

1965-1966年 在北京大学进修

1970年 获语文学博士学位

1987年12月23日 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成为俄国汉学界文学领域学衔最高的人士

1990年 以“中国神话研究”获得苏联国家奖

1992年至1995年 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2003年 获得中国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这是授予国外最为杰出的汉语教育工作者和汉语语言文化研究者的专门奖项，李福清是俄罗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人）

2003年 受聘为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2006年 在莫斯科人文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兼任教授

2007年 获得中国作协翻译研究中国文学奖

2008年 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在文学领域仅有5位院士）

2010年 获得温家宝总理颁发的中国语言文化贡献奖

现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学术贡献

李福清从研究民间文学开始，逐步扩展研究领域至俗文学、古典文学，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文化。他发表和出版250多种相关论著：

代表性的专著

《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

《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

《从神话到章回小说》

《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

《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

《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

论文

《西伯利亚、中亚及远东诸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共同主题与情节》

《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概述——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着目录·序》

在文献学上，他也有诸多贡献，陆续发现《红楼梦》新抄本、《姑妄言》等新古籍，连带编出不少相关的学术研究书目，资料翔实丰富，得到许多中国同行的赞誉。

李福清对中国文学研究，涉及面相当广阔。从古典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从民间故事、通俗文学到民间艺术，从大陆的剪纸、年画、民俗到台湾的原住民研究，皆广有建树。研究方式包括论文、专着、翻译、介绍、辑录、评论和资料汇编、目录索引等多种手段。

李福清的研究内容具体可概括成五个方面：

一、中国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研究

1951年他在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读一年级时，第一次从东干人（回族）那里听到了许多中国民间故事，内容包括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薛平贵、薛仁贵以及韩信等等。一直到大学毕业，他每年都利用假期去那里采集东干人的民间故事。他的大学四年级的学年论文题目是《东干传统民歌初探》。1977年，李福清与两位东干学者合作，选编了《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引起苏联汉学界注目。

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是《中国成语、谚语和歇后语》。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也是第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而且专事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1958年在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简报》上发表的论文也是中国民间传说研究：《韩信传说——东干人中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961年语文学副博士学位论文是《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体裁问题》。

他从1962年开始研究《三国演义》、《水浒》和《岳飞传》三部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1965年来北京大学进修时，发现有关《三国演义》的材料非常丰富，于是又将研究对象固定在这一部小说上。以后出版的几部代表性专著都是研究《三国演义》与民间传说之间的关系，如《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0，俄文版，1997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增订中文版），《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1979），《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1997）。

1970年以《中国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口头和书面异体》获语文学博士学位。

1986年，李福清第一次参加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学术会议，他的论文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成分》。他的另一些代表性专著，很大一部分也是中国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如《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1970）、《汉文古小说论衡》（1992）、《中国神话故事论集》（1988）、《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2003）等。

二、对台湾原住民文化的研究，以及同内地各族文化的比较研究

1992年初，李福清受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邀请讲学，并主持一个科研项目，题为“台湾原住民（高山族）民间文学搜集与比较研究”。

台湾的原住民包括“邹、布农、泰雅、排湾、卑南、阿美、雅美、赛夏、邵”九个不同民族。这些民族不仅语言各异，其社会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其民间文学、神话传说也不尽相同，也没有通用的民族文字。李福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原住民的民间传说时，发现许多与包括大陆在内的其他各地民间传说不同之处，如：他们动物故事中的动物只具有动物性，而不像其他民间故事中已成为“精怪”，像狐狸精、白骨精、白蛇精之类，这说明台湾原住民有着最古老的动物故事，正在向神奇故事过渡。再如现有的台湾原住民没有情歌，而邹族甚至连“爱”的概念也没有，语言中也没有这个词。李福清仔细研究了这个现象，发现这同这些民族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很大关系。邹族则不举行为青年男女接触方便的集会或仪式，男女青年处于隔绝状态，故而没有产生情歌的社会基础；台湾所有的原住民都没有笑话，对他们来说，讲故事是一种很严肃的事情，男子在过“成年礼”之前，父辈才会把祖先流传下来的故事郑重地讲给他听。李福清通过调查还发现，台湾有的民族对“射日”神话有两个说法，第一个讲的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的功绩，目的是为人类除害，这符合神话的特点；第二个是家庭故事，射日的动机是父亲为了给被太阳晒死的孩子报仇，这是民间故事的情节。这个发现对研究民间文学的形成很有帮助，可以从中看出民间故事是如何从神话故事发展而来的。

李福清在此基础上又进行比较研究，将台湾原住民民间传说与世界上最原始的爱斯基摩人、楚克奇人、印第安人以及大洋洲土著的民间文学进行比较，发现台湾的原住民文学历史要比他们更加原始。另外他通过比较研究还发现：台湾的神话故事与大陆南部少数民族的故事在情节上有不少相通之处，这说明某些台湾原住民可能来自大陆南部。

这些理论所涉及的某些领域，甚至中国同行也颇感生疏，对重新审视原有的民间文学理论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考。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就认为，李福清提出的许多民间文艺学上的问题，有的中国民间文艺学者或不曾想到，或未曾涉及，可以说是他独特的一家之言。

李福清这个科研项目给他带来极大的学术声誉：1995年，这个科研项目在台湾“国科会”获奖；同年他在台湾清华大学三年客座教授期满刚回国，就接到英国牛津大学邀请，讲座的题目中就包括“台湾原住民民间文学研究”。不久，台湾静宜大学又邀请他担任客座教授，专门讲授“台湾原住民文学”。后来在北京清华大学讲学也是这个题目。

1998年1月，李福清的专著《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在台湾晨星出版社出版，2001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增订本。

三、中国民间艺术研究

李福清非常熟悉中国民间艺术，在此领域也颇有造诣。他不仅在论著中大量引用历代民间艺术，包括石刻、画像砖、墓雕、壁画、帛画、神像、戏剧道具、各种插图等，而且搜集并整理中国年画资料，开展专题研究。

早在列宁格勒大学读书时代，他就在他的老师、著名汉学家——被誉为“阿翰林”的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院士的影响下对年画产生了兴趣。阿列克谢耶夫于1906年、1907年和1912年几次游历中国，足迹遍布中国大部分省区，对中国民间文化现象作了详尽的考察，同时收集到4000多幅年画。1910年阿列克谢耶夫在彼得堡举办了世界第一个中国年画展览，并发表了关于年画的文章。1966年他的《中国民间画研究论集》出版，出版社约请李福清写了篇序言，同时李也为这本书作了很多注解。

李福清在老师的影响下，对中国年画所蕴涵的民族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一度曾想以中国年画为题写作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他当时已搜集90多幅民国以前的中国年画。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曾建议他编一个中国年画目录，但由于当时中国正在经历文革动荡、反修防修，不管他是不是“苏修”，来中国搜集封建主义的年画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李福清对中国民间文艺的热爱并不因此而泯灭。文革结束后的1986年，他在《美术研究》发表了《红楼梦年画在苏联》专题论文，并着手与中国同行王树村教授一起编着《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于1989、1990年分别在彼得堡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这个画册中的中国年画，是李福清从俄罗斯收藏的5000多幅旧年画中挑选出来的，有不少是他在十六年间从彼得堡与莫斯科旧书店、古董商店那里购买的。其中有200多幅是在我国已失传的珍品。这部书一出版，就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纷纷加以珍藏。

有个叫贾裕祖的台湾商人在台湾《中国时报》读了关于李福清关于俄罗斯收藏的中国年画介绍后，便倾全力在大陆收购年画，然后在基隆创建了一个“中国民间艺术博物馆”，并约李福清共同编写一个年画目录，李主要承担民国以前的年画部分。

2004年，李福清在接受南开大学西语系阎国栋教授访谈时，当时已经年近古稀的李福清提到他还有两个未了心愿：一个是编写《海外藏中国小说俗文学目录》，另一个是编写《中国年画目录》（阎国栋《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中华读书报》2001·6·2）。他晚年仍在努力耕耘，使愿望逐步实现。

2005年，他承担的俄罗斯科学院一个研究项目《中国古典小说与民间年画》已杀青，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本专著研究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从未涉猎的一个问题：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在民间艺术中的反映。这个问题长期被忽视是因为研究民间艺术的学者不涉猎传说和小说，小说研究的学者又不熟悉民间艺术。在这本专著中，作者着重研究了以下六个问题：古典小说对年画的影响；个别情节中的人物绣像与民间英雄人物的肖像描写的关系；小说对绘画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尤其关注根据小说改编的戏曲所形成的民间绘画作品；小说绣像与后来的年画作比较；俄罗斯民间树皮版画与中国年画比较；中国民间年画对其他国家艺术的影响。

2009年11月，他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俄罗斯藏品卷》在天津举行首发式。现在，李福清已成为一位中国年画的权威，中国内地有的年画博物馆邀请他当顾问，台湾一些民间艺术博物馆拟延聘他去当馆长。

四、文献版本学上的贡献

从1961年开始，李福清就专注于调查各国藏的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的版本。四十多年来调查了俄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丹麦、瑞典、挪威、荷兰、奥地利、西班牙、捷克、波兰、越南、蒙古，以及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汉籍收藏，还有日本东京与京都收藏的梆子腔版本。

四十年的辛苦寻觅获得了珍贵的回报，他发现了一批在中国已经失传的作品与版本，从而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如1962年在苏联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藏书中发现的前所未见《石头记》抄本，引起海峡两岸红学界的高度重视，被红学界定名为“列藏本“。台湾文化大学潘重规、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冯其庸、周汝昌等皆对此做过专门研究。

1966年，他又在在苏联列宁图书馆发现的一部清代雍正年间曹去晶的小说《姑妄言》，又是中国已佚的海内孤本。1997年，由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刊印（见陈益源主编《思无邪汇宝》第36－45册）。

上个世纪80年代，他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发现晚明戏曲孤本《乐府玉树英》、《乐府万象新》，不久，又在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发现《大明天下春》，汇成《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李福清对文献学的贡献还表现在目录学方面。他已出版的目录学文献有《梆子戏稀见版本书录》（香港城市大学《九州学林》2003年1卷1、2期， 2004年2卷1期）；《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着目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

李福清还与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王长友合作，将整理搜集到的材料编写成《海外藏中国小说、戏曲、俗文学书录》，这也是上面提到的李福清晚年未了之心愿之一。

五、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和介绍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李福清就给乌克兰读者翻译介绍过叶圣陶《稻草人》、老舍《月牙儿》，并发表过《中国讽刺作家老舍》一文在中国的《外国文学》杂志上。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一批反映改革开放的文学作品。李福清翻译了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意大利小提琴》、《三十七度正常》等中国当代中篇小说，并出版了《人到中年》和《冯骥才短篇小说集》两本译著。他还写过冯骥才《雕花烟斗、》阿城《棋王》以及《评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等分析文章，发表过《中国现代文学在俄国翻译与研究》的专论。

李福清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着的特点，他不是就事论事，不是仅从现当代作家本身来研究其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中国文化传承来评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从现当代作品的艺术手法来探讨其中的传统因素。他曾对一位访谈者说：“我经常说，中国文学传统延续了数千年，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古代的其他文明中，古希腊和埃及都中断了。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非常珍贵，我曾在冯骥才、阿城和谌容的作品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深刻影响。今天的中国作家也许不太关注古代文学的传统，但是我相信，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不但不会忘记古代文学的价值，而且会倍加珍视它。近来我注意到在中国进行了关于复兴国学的讨论，我也高兴地看到，一些学者在课外教小学生国学经典。”（刘亚丁《我钟爱中国民间故事――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通讯院士访谈录》《文艺研究》2006年七期）。上述思想变为作者的身体力行，他曾写过一篇专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传统因素》在《文艺报》上发表，后来收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作者专著《古小说论衡》，以及台北洪叶公司1997年出版的《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之中。--Peng Zhixian (talk) 05:58, 24 March 2018 (UTC)

France

法国汉学家、敦煌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说：“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法国的先驱则是它的南方邻国：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这里的先驱主要是指一些传教士，包括法国的耶稣教士。

• Developement

法国汉学历史悠久，一直居于欧洲汉语言文化研究的中心地位．巴黎被誉为“无可争议的西方汉学之都”。法国汉学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耶稣会士汉学阶段即法国汉学的初期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于十七至十八世纪，是法国汉学形成的初期阶段，也称为耶稣会士汉学阶段。在这一时期中，汉学研究的内容非常宽广，涉及的领域也拓宽了。 由于当时法国海上贸易的发展．一些憧憬、向往东方的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义。这些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编写了许多学习汉语的手册或介绍汉语的实用书籍．为法国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如通晓汉语诗文和历史的法国传教士冯秉正他奉康熙皇帝的命令将中国正史翻译为法文。他以《通鉴纲目》一书为主，再博采其他史书以补充，对明清两代的事迹，尤为详细。此书编撰历时6年，这一巨著奠定了冯秉正作为“法国汉学家奠基者”的历史地位。另外那时期的法国传教士还有马国贤、张诚、白晋等。 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这些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十分关注．于1687年7月23目派遣五位“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使得法国在中国的传教团人数最多。他们几乎都博学多才．对汉语认知程度相当高．在推进汉语研究方面功不可没。 这个阶段法国传教士对中国哲学有广泛的介绍和深入的研究。他们对《易经》、《道德经》、《淮南子》、《书经》、《今古奇观》等都有翻译和研究。其中金尼阁最先翻译《周易》。法国传教士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形成了西方第一次《易经》热。现在现存第一部完整的《易经》译本，是雷孝思完成的。另外在纯文学方面《诗经》是重点。金尼阁、马若瑟都翻译过部分，白晋有《诗经研究稿本》，马若瑟有《诗经议论》。在俗文学方面，《赵氏孤儿》节译文字在法国产生了较大反响。他的拉丁文手稿《中文札记》堪称传世力作，其内容主要涉及汉语语法、文学写作等方面的知识。 在这一时期，法国有三大汉学名著：《耶稣会士书信集》、《中华帝国志》、《中国论丛》。由法国耶稣会士们传到法国的中国文化在法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使正处于“旧文化废新文化兴”时期的法国掀起了一股巨大的“中国热”浪潮。l8世纪的法国汉学已经初步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法国作为欧洲汉学中心的地位。--Jintong (talk) 12:39, 12 March 2018 (UTC)

'传教士汉学家' 1．张诚（J.Fr.Gerbillon,1654-1707）,法国凡尔登人。1687年来华，第二年进北京。无论是满语还是汉语，他都有着出色的学习能力，也正是因为他能熟练地掌握满语，故而颇受康熙皇帝喜欢。在华期间他曾多次参与外交工作，担任翻译，与徐日昇（Thomas Pareiro）一起，在订立《尼布楚条约》的会议上做过许多工作。1693年，俄罗斯使臣来华，他也担任过翻译。1699年，张诚任中国布道会教长职务。在此期间，他8次旅行蒙古，并将旅途所见所闻撰写成《鞑靼纪行》。后来，该书收在杜赫德编的《中华帝国全志》第四卷，有人称赞其为：“有力史料，裨益后世。” 2．李明（Louis Lecomte,1655-1729）,法国波尔多人。先到北京，后到陕西，继而跋涉各地。他本是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华期间，在观测彗星及其他多种天文现象中表现突出，成绩卓著。1692年，接受教会任务，奉命赴罗马报告中国传教情况，从此回归法国。他的汉学著作有《中国现世新志》，三卷，在巴黎出版。此书全面地介绍当时中国的情形，讨论礼仪问题，为教会辩护，出版后在法国和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在这部书中，他向欧洲介绍周敦颐、邵雍、朱熹三人，还专门介绍了朱熹的《太极解义》。该书是一部“小型的兼论著作”，但“以一种带有相当明显的倾向性的形式”形成了当时对该国的看法。诚然，也有评论认为该书在描写中国方面有夸张不实之处。此外，他还著有《中国礼仪论》（1700）。--Huo Anqi (talk) 11:48, 21 May 2018 (UTC)

'世俗汉学家' 1.法国本土汉学的奠基人：黄嘉略 在将法国汉学之前，我们必须提到一个法国世俗汉学的奠基人——黄嘉略。他是一名中国教徒。1702年2月黄嘉略启程前往欧洲。不久，以法国国王中文翻译的名义留了下来。黄嘉略在法国生活期间，为中法文化的交流发挥了巨大的贡献，成为法国本土汉学的奠基之人。他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编写除了法国汉学史上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书和汉语词典，名为《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二是在他的影响下，法国产生了最早的两名本土的汉学家——弗雷莱（Nicolas Fréret,1685-1749）和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

2.十八世纪法国汉学两巨头——弗雷泽和傅尔蒙

(1)弗雷莱（Nicolas Fréret,1685-1749） 弗雷泽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学者，也是法国第一个世俗的汉学家。他与黄嘉略一起创作了《汉语语法》。作为世俗的汉学家，与传教士汉学家不同的一点在于：他思考的基点已经不再是神学和《圣经》，而是对东方知识的追求。出于这个基点，他反对将中国的历史纪年纳入到《圣经》的历史纪年当中。这样的历史观也表现在他的《中国人的文字》一书中，他不同意将中国的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混为一谈。

(2)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 傅尔蒙是当时在法国皇家学院（法兰西学院的前身）主持阿拉伯语讲座的一位学者，但对汉语很感兴趣。他的代表作是1737年发表的《汉语论稿》（Meditationes sinicae）和《中国官话》（The Grammatica Duplex）但傅尔蒙和他以前的所有西方人一样，都是用拉丁语法来解释汉语的。因此，这两部书总体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对汉语的认识还不够正确和清晰。然而，这并不能抹杀傅尔蒙作为一位开创性的法国本土世俗汉学家为推动法国汉学的发展做出的贡献。--Huo Anqi (talk) 12:36, 21 May 2018 (UTC)

雷慕莎：西方第一位专业汉学家

  雷慕莎（Jean-Po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自幼聪慧，对植物学很感兴趣，为了读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自学了中学。五年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中国人外国语研究》，当年又出版了《中国语言文学论》。雷慕莎的汉学研究成就引起了当时法国东方学教授萨西（Silvestre de Sacy,1758-1838）的注意，他当时是法兰西学院的阿拉伯语教授，德高望重。萨西邀请雷慕莎到法兰西学院任教，并使中国语言与文学的课程，正式纳入到法国最高学府与科研机构的研究和教学范围之中。
  雷慕莎开创了西方汉学教学的历史，为法国的汉学研究与教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对汉语的研究领域，他的主要代表作是《汉文启蒙》这本书。除此之外还有《法显<佛国记>译注》、《玉娇梨法文翻译》、《法译中国短篇小说集》等著作和译文。

  我们之所以说雷慕莎是西方第一位专业的汉学家，是因为比之前人，他的研究有如下突破：
  首先，雷慕莎汉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传教，而是单纯地为了理解中国的文化。这使作为传教的汉学转变为作为学术的汉学。
  其次，雷慕莎汉学研究的重点与传教士汉学家相比，不在仅仅局限于对儒家的研究上，而是包括中国的医学、佛学、文学等更广泛的领域。
  最后，雷慕莎研究的情趣更为世俗化。也就是说，他不仅仅关心中国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和重要的典籍，还关注中国的世俗性生活内容，对《玉娇梨》的翻译就是一个有力证明。
  从雷慕莎开始，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汉学研究进入了西方的教育研究体制之中，这些汉学研究的成果更是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Huo Anqi (talk) 13:17, 21 May 2018 (UTC)

二、十九世纪时期

十九世纪，是汉学在法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获得初步发展的时期。由于受到现代学术的作用、传统的影响、传教士博学及殖民扩张的需要，专业汉学在法国产生。 这一时期汉学研究的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等。带遂良的《现代中国》是一部关于辛亥革命的编年史，被誉为“内容丰富”“结构紧凑”的力作。儒莲的《亚细亚地理与中印文献学论集》，这种跨国横向比较的研究，为汉学研究拓宽了视野。在宗教和哲学方面，带遂良的《中国宗教信仰和哲学史》，是一部全面介绍和研究中国宗教的著作。儒学方面有赖思《易经》—复原翻译与注释，雷慕沙翻译的《佛国记》，儒莲翻译的《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文学方面呈现的是现实主义思潮。儒莲翻译了《西厢记》，巴赞翻译《梅香》 《窦娥冤》《琵琶记》顾赛芬翻译《四书》《诗经》《书经》《礼记》，他用法语和拉丁文进行双语翻译。并比较《诗经》中的战争诗和古希腊史诗中的战争诗。另外德里文有《离骚》《唐诗》译本。 这一时期法国传播汉文化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开讲座、设教席。 1814年12月11日．法国学术界地位崇高的法兰西学院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汉学讲座——“汉语与鞑靼——满语和文学讲座”。雷缪萨是法兰两学院首任汉学教授．发表了阐述汉语字典编撰纲要的论文，称得上是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缪萨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以1822年出版的《汉文启蒙》为代表。该著作体现了l9世纪早期西方汉语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准。随着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汉学研究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不仅对于法国汉学界．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之后，英、俄、美等西方国家也纷纷效仿。 1843年．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设立了近代汉语讲席．主持该讲席的第一位教授是知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大巴赞。他将中国的戏剧文学作品《窦娥冤》、《汉宫秋》、《琵琶行》等翻译成法语．向法国人传递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信息。该院除开设汉语课程外．还有中国历史、地理、哲学、美学等课程。汉学教授席位的设置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它的成熟期．此后汉学研究摆脱了“传教士汉学”的框架。在西方教育体制中．汉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日趋专业化和学术化、法国一直居于欧洲汉语言文化研究的中心地位．巴黎被誉为“无可争议的两方汉学之都”。

三、法国汉学的繁荣昌盛时期

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是法国汉学的繁荣昌盛时期。这一时期在法国涌现出了很多汉学大师。沙畹是学术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公认的“欧洲汉学泰斗”。他研究中国的佛教、考察文物、碑帖、钻研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中国地理、道教、中外关系史等等。他翻译《史记》，专著有《古代中国的土地神》《两汉时代的石画像》《中国民间艺术愿望的表达》等等。他培养了很多的弟子，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有“四大弟子”之称的：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戴密微。他们都是汉学研究的杰出者：伯希和研究敦煌学，马伯乐重点研究语言学并著有《唐代长安方言研究》，他用实例证明古音体系的存在。葛兰言著有社会学著作《中国古代的节庆和歌谣》。--Jintong (talk) 11:35, 19 March 2018 (UTC)

四、恢复发展与现代中国研究兴起的时期。--Jintong (talk) 16:02, 12 March 2018 (UTC)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是法国传统汉学恢复发展及现代中国研究兴起的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三位有影响的法国汉学大师葛兰言、马伯乐和伯希和先后谢世．给处于鼎盛状态的法国汉学造成了巨大损失．加之二战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主义政策，法国的汉学研究日见衰微。在这紧急时刻、戴密微投入大量精力研究中国考古与佛教史。1962年，他领导翻译、编辑并出版了《中国古典诗选》。他以丰富的汉学知识和坚强的意志，力排万难．为法国汉学在战后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来．法国独特的外交政策以及戴高乐时期的对华政策为法国汉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其中以谢和耐成就最大他研究中国的经济思想史、社会史以及考古发掘。他承戴密微。任亚洲学院院长，1975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主持中国社会和文化史的讲座。他写过许多专著和论文，其中以《中国社会》和《中国与基督教》两部著作获得国际汉学界的好评。另外还有汪德迈对语言学、古代中国和中国宗教进行研究。

6 USA

• 白睿文（Michael Berry ）

1974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现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华语文学、电影、流行文化和翻译学。

著作包括Speaking in Images：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hinese Filmmakers（2005），《痛史：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的历史创伤》（A HistoryofPain：Trauma in Modem Chinese Fiction and Film，2008）与《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XJiaZhangke’SHometown Trilogy．2009）。中英译作包括王安忆《长恨歌》（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2007）、余华《活着》（To Live，2004）、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Nanjing 1937：A Love Story，2003）、张大春《我妹妹》与《野孩子》（Wild Kids：Two Novels About Growing Up，2000）。近期刚完成舞鹤《余生》的英译。--XiaoYuwen (talk) 13:22, 26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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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恺（Alitto，Guy Salvatre）

1966年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毕业，1975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1975—1976年任校际地区语言研究规划(设在台湾)负责人。 1976年起任阿克伦大学历史教授。 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 主要著作有《文化保守主义和乡村建设——梁漱溟传》、《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民初时代的文化守成论者——在世界史视野上的中国反现代化思潮》、《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等。--XiaoYuwen (talk) 14:27, 22 May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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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德（Bodde，Derke）

1909年生。 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文教授，东方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成员，文理学院和哲学学会成员。 1930年哈佛大学文学士，1935年以哈佛燕京社研究生身份来华留学。 1938年获荷兰莱顿大学中国哲学博士学位，其后任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文讲师和副教授，1950年任宾夕法尼亚大学中文教授。 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历史、法律和中国民间宗教。 主要著作有《中国第一个统治者》、《中国思想西传考》、《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华帝国的法律》;译作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XiaoYuwen (talk) 14:27, 22 May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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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立雅（Creel，Herrlee Glessner）

1905年生。 芝加哥大学马丁·赖尔森讲座中国史名誉教授，美国东方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 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 1926年芝加哥大学哲学学士、1927年硕士、1929年中国哲学博士。 1937—1947年任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委员会委员，1947—1949年任远东研究委员会委员。 1951—1957年任芝加哥大学远东文明委员会主席，1954—1962年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49—1964年任芝加哥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制度教授。 主要著作有《中国的诞生》、《中国初期文化研究》、《孔子其人和神话》、《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等等。--XiaoYuwen (talk) 14:27, 22 May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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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狄百瑞（De Barg，William Theodore）

1919年生于美国纽约。 1941年哥伦比亚大学学士，1947年硕士，1953年中国史博士。 1960—1966年任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和日本史教授兼系主任，1966—1978年霍勒斯、卡彭蒂尔东方研究教授，1978年起任约翰·梅森讲座教授。 1960年起历任哥伦比亚学院东方研究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东方档案编辑和东方思想和宗教研究班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特约委员会委员、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成员和《明史研究》杂志顾问以及亚洲研究协会会长。

著作主要有《原则与实践:理学与实际研究论文集》、《理学的发展》、《理学教育和孔夫子之后的东亚》、《元代思想:蒙古人统治下中国的思想和宗教》、《明夷待访录》(英译)、《新儒家的展开》等。--XiaoYuwen (talk) 14:27, 22 May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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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效骞（Dubs，Homer Hasenpflug）

1892年出生。 1914年耶鲁大学学士，1916年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17年纽约协和神学院学士，1925年芝加哥大学博士，1947年牛津大学硕士，1958年文学博士。 1925—1927年任明尼苏达大学讲师，1927—1934年任马歇尔学院哲学教授。 1934—1937年任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委员会中国断代史翻译主任。 1937—1943年任杜克大学哲学代里教授，1944—1945年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客座教授，1945—1947年哈特福德神学校基金会办的肯尼迪差会学院中国研究教授，1947—1959年牛津大学学院中文教授，1962—1963年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有《古代中国的一个罗马城市》、《古代中国哲学中的有神论和自然主义》、《荀子的著作》等，译作有《前汉书》。--XiaoYuwen (talk) 14:27, 22 May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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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南（Patrick Hanan）

韩南( Patrick Hanan，1927 ～2014 ) 是美国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 早年专攻中国古典小说， 在《金瓶梅》、话本小说和李渔研究中， 成绩斐然，多所建树。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韩南又对中国近代小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成果集中见于《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小说》一书。韩南 1927 年出生于新西兰， 1949 年获得新西兰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远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并对中国文学与文化产生兴趣， 1960 年获得中国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伦敦大学、斯坦福大学。 1968 年起开始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 1988—1996 年间曾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大大推动了与中国学界的交流。 1997 年韩南从哈佛大学荣退， 他把退休视为“永久性的学术休假”，继续笔耕不辍，成果不断，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 韩南对中国文学可谓情有独钟，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他在伦敦大学攻读英国中古文学博士学位期间接触到一些中国文学的英译本，毅然放弃已有的积累和研究，从头学习中国古代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他是少数得以在 1950 年代到中国进修的欧美学生，曾得到郑振铎、吴晓铃等学者的亲切关照。“文革”结束之后，他与大陆学界的关系日益密切。他的论文《鲁迅小说的技巧》（“The Technique of Lu Hsun’ s Fiction”， 1974）收入 1981 年出版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 1960-1981》，《〈金瓶梅〉探源》（“Sources of the Chin P’ ing Mei”， 1963）被收入 1987 年出版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而其专著《中国白话小说史》（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1981）也在 1989 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翻译出版，韩南本人在 1980、 1990 年代也曾多次来华访学，骁马的《访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韩南》（《读书》， 1985 年第 8 期）和张宏生的《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韩南教授访问记》（《文学遗产》， 1999 年第 3 期）记录了当时韩南教授的研究方向和对未来的展望，其中很多的研究计划都一一实现。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海内外学界交流的不断深化，韩南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地位已经越来越为大陆学界所了解和认可。除了早期的专著《中国的短篇小说：关于年代、作者和撰述问题的研究》（The Chinese Short Story： Studies in Dating，Authorship， and Composition， 1973）以外，他的主要著作和论文都已经被翻译出版，比如首先在大陆结集的《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2004），其内容与稍后在美国出版的《19—20 世纪早期的小说》（Chinese Fic?鄄 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鄄 tieth Centu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相仿，还有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学史研究丛书”的《韩南中国小说论集》（2008），以及 2010 年出版的《创造李渔》（The Invention of Li Yu， 1988）等。 韩南在美国汉学界的影响力毋庸置疑，是公认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对于大陆学界来说，韩南从来没有成为什么“热点”，也从来没有成为西学东渐的“风云人物”，但一如其为人的谦逊、温和，他贯通中西的学术视野、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扎实可征又匠心独具的学术论点，对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影响也是细雨润物而持之久远的。--Mao Yucheng (talk) 10:28, 7 May 2018 (UTC)

• 余英时（Patrick Hanan）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等。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6月，余英时获得唐奖第一届汉学奖。

• 伊维德（Wilt L. Idema）

伊维德，哈佛大学教授。１９７６至１９９９年间为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３年间为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在中国通俗文学研究领域著述颇丰，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包公与法治》（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赵氏孤儿〉和其他元杂剧：现知最早版本》（和奚如谷合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为表彰他在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方面的突出贡献，２０１５年８月，他荣获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Mao Yucheng (talk) 10:36, 23 April 2018 (UTC)

• 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 出生于1939年，20世纪60年代服役期间在台湾学习汉语，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已经翻译了30多个中文作家的60多部作品，是有史以来翻译中文小说最多的翻译家。

主要成就

2000年，因翻译朱天文的《荒人手记》获得美国国家翻译奖（National Translation Award）。 2009年获得古根海姆奖。 2011年6月3日，在纪念萧红诞辰100周年举行的首届“萧红文学奖”上，葛浩文的《萧红传》获得萧红研究奖。

主要著作

《萧红传》 微小说集《A Night in a Chinese Hospital》 编译当代中国小说集《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 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 编译当代中国诗集《Push Open the Window: 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China》 与刘绍铭合编《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文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主要译作

莫言《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四十一炮》《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爆炸》《变》《蛙》《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

苏童《我的帝王生涯》《碧奴》《河岸》《米》

萧红《呼兰河传》《生死场》《商市街》《染布匠的女儿》《萧红短篇小说选集》

王朔《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

刘震云《我叫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手机》《温故一九四二》《一句顶一万句》等等

人物言论

“我跟很多翻译都不一样，我是凭灵感，我越想那些理论，那些具体的问题越没把握，越觉得慌。我差不多看一句、看一段是什么意思，然后就直接翻，再回头对一下。如果太离谱了，那要去修正，太硬的话就把它松一点。我本人的问题就是越看越糊涂，越觉得有问题。我翻译了30多年了，按说该越来越有把握，可是自信反而不如从前，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去想这些。包括书评我也不太在意。有人会说这个翻译很棒或者很差，其实他连中文都不懂，怎么能知道翻译的好坏呢？经常有一些人得奖，说他们翻译得如何好，可那是从西班牙文翻译过去的，英文和西班牙文本来就有相似的地方，而且同是西方，因此美国人对小说里写的生活也比较熟悉。但如果你是从阿拉伯文、中文或者日文去翻译，情况就不一样了。”

“作者是为中国人写作，而我是为外国人翻译。翻译是个重新写作的过程。”葛浩文认识的很多作者都十分熟悉中国古典作品，但是到了翻译手里，并不一定能看出来那种古老的味道，这也难以避免。

“我喜欢读中文，我喜欢写英文。我热爱这个事业的挑战性、模棱两可性和不确定性，”

“我热爱创造性和忠实于原著之间的冲突，以及最终难免的妥协。时不时地，我会遇到一本令人无比激动的著作，我就会全身心地投入翻译它的工作中。换句话说，我译故我在。天呐！”

“我天生就爱翻译，翻译是我的爱好。对我而言，翻译就像空气一样，没有翻译，我就不能生活。”--XiaoYuwen (talk) 14:10, 26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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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乐哲（AMES.ROGER T. ）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东西方哲学》主编；《中国研究书评》执行主编。

1947年12月12日出生 1978年伦敦大学博士；1973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7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士

研究范围及专长：哲学/古代/中国/比较哲学.古典文献/汉语（古代、现代），日语，法语

重要贡献 :安乐哲教授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两大部分。翻译的中国哲学经典包括《论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淮南子》《道德经》《中庸》等。他不仅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思想几百年的误会，清除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成见，也开辟了中西哲学和文化深层对话的新路子，使中国经典的深刻内涵越来越为西方人所理解，所接受。

主要著作：

1.《追溯道之源流》，与DC Lau合著，巴兰坦书局，1998年；

2.《汉人的思维：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实与超然》，与郝大维（David Hall）合著，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7年；

3.《孙膑与孙膑兵法》，与DC Lau合著，兰登书屋，1996年；

4.《自我与欺诈：一个跨文化的哲学探询》，与W Dissanayake合作，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6年；

5.《预期中国：中西方文化思维探究》，与郝大维（David Hall）合作，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5年；

6.《亚洲理论与实践中的个体》，与Thomas P Kasulis和Wimal Dissanayake合编，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 7.《孙子与孙子兵法》，兰登书局，1993年；

8.《孔子思想探究》，与David Hall合作，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年；

9.《统治的艺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3；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再版，1994年

中文出版物：

1.《孔子思想探究》，蒋弋为、李志林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藤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3.《理性，关联性与过程语言》，阮慧译于《文化与传播》，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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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旦（Donald J.Munro）

哈佛大学学士 (1953)，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1964)，密西根大学哲学、汉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讲座教授、唐君毅讲座教授。求学时期，他曾师从刘毓鋆先生、唐君毅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哲学。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人性和人学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焦点。

在 1969年的第一部著作《中国古代人性观》（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中，他区分了平等的两种意义，即描述的意义和评价的意义。与此相应地，他也指出了关于平等的两个概念，即自然的平等和社会的平等。他1977年的第二部著作《中国当代人性观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研究了中国当代的人性理论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控制原则。他的结论之一是，许多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以及有关政府机能的信念等同时存在于古代儒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惯常所谓的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鸿沟其实并不存在。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及其多次再版奠定了他在国际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1988年，他发表了自己的中国人性三部曲的第三部，《人性的形象:一个宋代的肖像》。这部著作使用了一种独特的、富有创新意义的方法。它通过分析朱熹用来表现其思想的几种结构性形象，深入解释了朱熹关于人和人性的观念。

此外，在这一时期内，孟旦教授还编辑出版了一本重要论文集《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关于儒家和道家价值观念的研究 》。与前几部著作一样，该论文集也受到国际学术界的热烈欢迎。美国许多大学的中国哲学课程都将其列为主要参考教材。1995年，孟旦教授从密西根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系主任职位上退休。他除了继续指导博士研究生以外，又发表了三部著作。在1996年的《20世纪中国的皇家研究方式 》（The Imperial Style of Inqui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中，他强调，所谓“皇家方式”指的是由朱熹确立，并且得到元、明、清等历代皇朝支持的认识论传统。这种传统在20世纪由哲学家熊十力、梁漱溟、贺麟，政治家孙中山、蒋介石、陈立夫等进一步发展为一种“政治认识论”。在这部著作以后，孟旦教授连续发表了另外两部著作《新世纪的中国伦理学》（A Chinese Ethics for the New Century，2005）和《应用伦理学 :私人和公共选择中的实际指导原则》 （Ethics in Action: Workable Guidelines for Private and Public Choices）。这两部著作的中心课题仍旧是人性和人学问题，但是它们的研究角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孟旦教授使用了多年积累的有关进化生物学、进化心理学、脑神经学的大量材料，并且结合中国哲学的有关内容，从“自然伦理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双领域实用主义”、“互惠利他主义”等一系列富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新概念和课题。这批研究成果已经引起美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孟旦教授是一位著作家，也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他将 2005年的著作题献给自己曾经悉心培养的14位博士生。这些人现今大多都在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中教授中国哲学和比较哲学。这些人和他们的老师同样认为，中国哲学是世界文化中的瑰宝，它属于中国，也属于整个人类。--XiaoYuwen (talk) 13:09, 22 May 2018 (UTC)--XiaoYuwen (talk) 14:01, 22 May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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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宇文所安，又名斯蒂芬・欧文。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长于美国南方小城。1959年移居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里沉湎于诗歌阅读，并初次接触中国诗;虽然只是中文翻译，但他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然。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二十年后应聘哈佛，任教东亚系、比较文学系，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有著作数种，论文多篇。其人也，性乐烟酒，心好诗歌。简脱不持仪形，喜俳谐。自言其父尝忧其业中国诗无以谋生，而后竟得自立，实属侥幸尔。 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旧译爱德华•谢弗），美国著名汉学家和语言学家，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唐代研究乃至整个西方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1938年获柏克莱加州大学学士学位，攻读人类学；1947年获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任教于柏克莱加州大学，直至1984年退休。曾出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并长期主编《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AOS）。 薛爱华深受传统欧洲汉学影响，重视历史语言文献的研究（精通十几种古今语言），加之他在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丰厚学养，使他的中国中古研究呈现出开阔的视野与多视角融合的特点。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中外史学界均享有盛誉，如：唐代的社会文化史，尤其是物质文化（名物）研究、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原汉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融合、道教与文学的关系，尤其是唐诗与道教在唐代文化中的作用等等。 专著十数种，代表作有：《闽帝国》（1954），《杜绾<云林石谱>简释》（1961），《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1963），《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1967），《古代中国》（1967），《珠崖：早期的海南岛》（1970），《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1973），《步虚：唐代对星空的探讨》（1977），《唐代的茅山》（1980），《时间之海上的幻景：曹唐的道教诗歌》（1985）等。

主要著作：

1.《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2.《迷楼》，宇文所安著，程章灿译，三联书店，2004年

3.《追忆》，宇文所安著，郑学勤译，2004年

4.《初唐诗》，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2004年

5.《盛唐诗》，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2004年--Mao Yucheng (talk) 14:10, 12 March 2018 (UTC) --Mao Yucheng (talk) 14:14, 12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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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Yucheng (talk) 14:02, 12 March 2018 (UTC)

• 奚如谷（Stephen H. West））

奚如谷(Stephen H.West)是美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1944年生人,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东亚语言与文学博士,早年曾游学澳大利亚、德国、荷兰、中国、日本等地,可运用多国语言治学,包括文言文、现代汉语、德语、日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现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汉学系"院系创始"教授(Foundation Professor)、系主任。--Mao Yucheng (talk) 10:23, 23 April 2018 (UTC)

• 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旧译爱德华•谢弗））

薛爱华，美国著名汉学家和语言学家，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唐代研究乃至整个西方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1938年获柏克莱加州大学学士学位，攻读人类学；1947年获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任教于柏克莱加州大学，直至1984年退休。曾出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并长期主编《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AOS）。 薛爱华深受传统欧洲汉学影响，重视历史语言文献的研究（精通十几种古今语言），加之他在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丰厚学养，使他的中国中古研究呈现出开阔的视野与多视角融合的特点。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中外史学界均享有盛誉，如：唐代的社会文化史，尤其是物质文化（名物）研究、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原汉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融合、道教与文学的关系，尤其是唐诗与道教在唐代文化中的作用等等。 专著十数种，代表作有：《闽帝国》（1954），《杜绾<云林石谱>简释》（1961），《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1963），《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1967），《古代中国》（1967），《珠崖：早期的海南岛》（1970），《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1973），《步虚：唐代对星空的探讨》（1977），《唐代的茅山》（1980），《时间之海上的幻景：曹唐的道教诗歌》（1985）等。--Mao Yucheng (talk) 07:06, 13 March 2018 (UTC)

•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是著名的中国学家，也是有影响的上海问题研究专家。1948年，她出生于上海。父母都是传教士，1931年到上海，执教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裴宜理父母携家离开上海。隔年即1951年迁居日本东京。裴宜理父母继续在一所教会大学担任教授。裴宜理也在日本长大。后归国。裴宜理在威廉·史密斯学院、1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分别获得了政治学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她的教学生涯是从1972年开始的，先后美国多所大学执教，而担任教授职务已有十多年。为了中国学研究，裴宜理曾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从事专业学习、研究和讲学多年。--Mao Yucheng (talk) 14:45, 25 March 2018 (UTC)--Mao Yucheng (talk) 14:45, 25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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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芮效卫（David Tod Roy，1933—2016）

芝加哥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其最重要的成就是用30年时间将《金瓶梅》译成英文出版。美国时间2016年5月30日，芮效卫在芝加哥去世，享年83岁。

芮效卫一家与中国渊源颇深。其父芮陶庵 (Andrew Tod Roy) 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芮效卫。1933年出生于南京，两年后其弟弟芮效俭 (J. Stapleton Roy) 也在南京出生。芮效卫 1991年至1995 年期间曾任美国驻华大使。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芮效卫随全家返回美国， 1948年他又和全家一起回到南京。1950 年17岁的芮效卫在南京秦淮河边一家二手书店找到《金瓶梅》，从此与《金瓶梅》结下不解之缘。

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芮效卫主修历史并开始研究语言和文学。他想成为一名研究中文学者。在哈佛大学以及之后的普林斯顿大学，芮效卫都教授中国文学。为了能很好地研究《金瓶梅》，他花了近两年时间为每一行诗词、每一句谚语做卡片索引。最后做了几万张卡片。1982 年，芮效卫在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以万历本为源本，开始翻译《金瓶梅》。1993 年，《金瓶梅》译本第一册出版。八年之后，该书第二册出版。芮效卫平时教学很忙，只有周末才有空翻译，由于要参考无数的中文资料，翻译耗时耗力。2013 年 11 月，年近 80 岁的美国汉学家芮效卫完成了《金瓶梅》最后一卷《死亡》的翻译，他用 30 年时间完成了这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并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英译版五卷本《金瓶梅》的总页数有 2 500 多页，注释多达 4 400 多条。芮效卫的英译本忠实原著，力图最大限度地传达原著的语言和文化信息，每卷中注释所占的篇幅均高达三分之一。研究者认为，他的翻译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英文译本，也为金学研究者提供了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文献。芮效卫在完成了这项巨大工程后，被诊断出罹患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三十年焚膏继晷辛劳翻译终有成果，他却被确诊恶病，但芮效卫并未哀悼即将到来的阴沉命运，而是如释重负般深表欣慰，因为他在健康之时已经完成了精致复杂的中国古典世情小说《金瓶梅》的翻译。--XiaoYuwen (talk) 14:01, 22 May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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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念礼（Nancy Lee Swann，1881—1966）

美国第一位女汉学家。

1928 年 2 月，孙念礼（Nancy Lee Swann，1881—1966）将论文《班昭传》（“Pan Chao, 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提交给哥伦比亚大学，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美国第一位科班出身的女汉学家。孙的导师是以研究中国印刷术闻名世界的卡特（Thomas F. Carter），可惜 1925年就英年早逝，看不到自己的学生戴上博士帽了。 论文经过修订后于 1932 年在美国出版，出版后受到国际汉学界的欢迎。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在书评中写道：“该书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代一位才女的创作，也生动地描绘了她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思想状况。”J. K. Shryock也指出：“《班昭传》写得很出色，不仅是作者本人的荣耀，也是美国汉学界的荣耀。”--XiaoYuwen (talk) 14:01, 22 May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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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朗诺（Ronald Egan）

艾朗诺（Ronald Egan），现任斯坦福大学汉学讲座教授，曾获得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研究员资格，参与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精于宋代诗学、宋代士大夫文化与宋代艺术史。曾将钱钟书《管锥编》选译为英文。即Limited Wews：Essayson Ideas and Letters by Qian Zhongshu（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出版专著包括：《欧阳修的文学作品》（The LiteraryWorks ofOu-yangHsiu，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苏轼的言、象、行》（Word， Image， and Deedin the Life of Su Shi，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The Problem of Beauty：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m Song Dynasty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Mao Yucheng (talk) 14:11, 13 March 2018 (UTC)

• 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1913—1976）

人物介绍

芮沃寿（ArthurF.Wright）是20世纪50年代颇有建树的、知名的、佛教研究的学者，曾在1941—1942年和1945—1948年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资格两度来北京进修。1947年获哈佛大学博士。

1929年芮沃寿十六岁时和父母一起到东亚游历，他对佛教的兴趣可能就源自这次东亚之旅，在他家的影集中，有数张亚洲的照片(其中有中国颐和园的门廊，还有日本镰仓的佛陀)。在亚洲游历途中，芮沃寿得到一枚特大号的中国印章，他用这枚印章在挑选出来的几册书籍中盖上大印。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盖有这一印章的书是一本题为《中国画家》(ChinesePainters，Newyork，1920)的论著，作者是拉斐尔?彼得鲁奇(RaphaelPetrucci)，作序者是劳伦斯?比尼恩(LawrenceBinyon)，芮沃寿所题日期是1933年5月。

芮沃寿学术研究的起点可以说是对于欧洲历史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了阿尔贝?莱昂?盖拉尔(AlbertLeonGuerard)的《一种理想的生存与死亡：古典时期的法国》(1928)(ThelifeandDeathofanIdeal：FranceintheClassicalAge)一书的影响。芮沃寿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期间，曾于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时候师从盖拉尔。由于他对欧洲历史某些问题的特别关注，所以迷上了美学，源自美学的兴趣使他开始对佛教进行研究，从而接触到汉学。

在1935年《斯坦福写作年鉴》(AYearBookofStanfordWriting)中收录的一篇芮沃寿写的题为《卡莱尔与现代气质》的论文，在文章后面的注释中写着：“芮沃寿，英国俱乐部成员。曾在东方广泛游历，东方宗教学者。爱好高尔夫球。明年他即将就读牛津大学。”

在牛津大学，芮沃寿在修中诚(E.R.Hughes)的指导下，开始丰富自己有关中国历史与宗教的知识。除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芮沃寿在斯坦福大学就开始的对美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他还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大学生文学学会的会员，这类学会是那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芮沃寿就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严谨的治学风范。例如有一次轮到他在“大燕”学会做主讲，他选择以日本的茶道为讲演题目。令人震惊的是，为了准备这次讲演，他事先竟特地写信给《日本的茶道》(1932年)一书的作者福喜多安之介，信中说：他很喜欢读《日本的茶道》这本书，并询问能否得到茶道每一道程序的照片。安之介接信后，有求必应，特地给芮沃寿寄来了一大套精美的盘子，还附有茶道每道程序详细的说明。

1937年，芮沃寿已经完成了很多学术研究工作，于是他返回美国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哈佛期间，他一头扎进了汉语和日语的学习之中，日程排得满满的，师从于叶理绥(SergeEiisseef)和魏鲁南(JamesWare)两位教授，此外，还选修了美学、宗教社会学(师从于A.D．Nock教授)以及印度宗教等课程。虽然他的汉语和日语越来越臻于娴熟，但是他仍难忘情于欧洲汉学的伟大传统，始终对沙畹、伯希和以及马伯乐等教授怀有深深的敬意。在他成为教师之后，他要求他的学生仔细研读这些教授的作品。在哈佛，他还结识了玛丽?克莱博(MaryClabaugh)，玛丽刚刚从瓦萨学院(Vassar)毕业，而且正在雷德克里夫(Radcliffe)学院师从费正清教授学习中国近代史。玛丽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费正清教授认为我的论文很出色，是‘一项惊人的研究’、‘一项丰硕的成果’……”。1939年芮沃寿和玛丽订婚，1940年7月6日，玛丽和芮沃寿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举行了婚礼，当年9月两人自西雅图出发航行到日本，尽管当时的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前途未卜。

在京都他们聘请了七个家庭教师，学习汉语和日语口语及课文，还有佛教历史和《莲花经》。他们参观寺庙，漫步在冬日的山间，当然，他们还要面对教科书和食品都缺乏的窘境，无条件地遵守日本政府禁止跳舞和饮酒的禁令，甚至为了搞到炉子而四处奔波。

1941年初，他们的家庭教师增加到九人或可能更多，其中六名是芮沃寿的，每个星期他要和每个教师学习两个小时。其中一人讲授佛教历史学家(可能是塚本善隆教授)的论文，一人讲授书法，一人是附近寺院里的解经老师，一名口语老师，两名教师帮助他学习时文与各种书籍；玛丽增加了一名教师讲授高级中国近代史，又请了一名学生辅导她阅读有关中国的日文文章。

随着日本国内局势的日益紧张，1941年3月，芮沃寿动身去北京打听在那里求学的可能性。同年6月，芮沃寿和玛丽都到了北京，请了一个家庭教师，每天学习三个小时的汉语。他们的住所是一个满族大宅院的厢房。他俩在这里学习，仍然是正规的老的方式(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各学各的。他们所有的房间都在花园里，包括一间宽敞明亮的起居室，一间隔开的卧室，还有一间缝纫室。有三个佣人，其中两人负责繁重的工作并打扫卫生，另外一人是厨师。玛丽估计他们付给三名佣人微薄的工钱，加上他们新请来的三名家庭教师的费用，至少可以供养二十个人的生活。

然而双方的家庭仍然坚持要他们返回美国，这让两人感到巨大的压力，8月份，他们写信回家解释留在北京的理由：如果此时离开北京，那么对他们两人的事业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8月底，他们又去了趟山西，芮沃寿有机会参观了著名的佛陀石窟和古代石窟，还参观了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长城，和山西相比，他觉得北京已经相当西化了。

战争的来临，突然间中断了研究，工作条件大不如前，生活变得十分残酷。朋友们一个个离开，钱也快花光了，收不到信件，家庭教师也离开了。

1943年3月24日芮沃寿和玛丽接到了拘留证，和其他数百名外国囚犯一起被转移到了山东潍县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芮沃寿先是被安排当屠夫，后来他被调去负责水泵，又在厨房里做搬运工。在集中营里，芮沃寿显示了多方面的才能，他做了家具和桌子摆在他们那间12英尺长、10英尺宽的房间里，还和邻居的三对夫妇一起搭起了一个灶台。他还设法悄悄地把他的论文复本带进集中营，以便继续做他的研究；玛丽也没闲着，她向集中营里的人们学习满语和俄语。

战争开始的时候，芮沃寿正在集中研究日本的佛教，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打算好好研究一下在这段时期里他所错过的汉学研究成果。这就是后来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5—1947)第9期长达，五十七页的论文《1941—1945年北平的汉学研究》。

1946年他和玛丽一起拜访了延安，可是芮沃寿并不像玛丽那样对延安充满了巨大热情。在延安的时候，他们见到了朱德和毛泽东，走访了监狱、学校和医院。芮沃寿和玛丽在中国一直待到1947年的春天。芮沃寿在斯坦福大学安定下来之后的几年内，是他高产的时期，连续发表了很多论文。这时，他进一步巩固了十年前即已开始的研究，并从中汲取营养，成为一名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耶鲁大学哲学系向他发出了邀请。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芮沃寿完成了他大部分的佛教研究，并最终汇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佛教》这部专著。

芮沃寿一直都热衷于广交朋友，热情地与志同道合的学者相互合作、切磋学问、交流信息。也许正是由于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理想，所以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他成为一名学有建树的知名学者之后，他依然热忱地奉献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积极组织并资助多次学术会议，并尽可能选定风景如画的地方召开学术会议，为最高水平的学术讨论最大限度地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

1976年夏，芮沃寿正在开始筹划出版自己的论文集时突然辞世，没能亲自整理自己的论文集，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假如芮沃寿对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少一些怀疑，假如他没有把那么多精力投放在为世界及耶鲁大学他那个领域的学术研究筹措经济资助的话，假如他在学术会议和编辑别人的著作方面少花些时间的话，那么，他就能有机会把他的思想阐述得更加详尽、更加恢弘。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芮沃寿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就不是我们所熟悉、所爱戴的那个芮沃寿了。

学术研究　　

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芮沃寿曾钻研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对于那个先是排挤他而后又杀害了他的社会所持的看法。阿瑟?韦力（ArthurWryly）在一篇论文的参考书目中提到芮沃寿的作品时，做了这样的注释：“芮沃寿：《布鲁诺的生活概述及其他》（GiordanoBruno,aSynopsisofhisLife,etc.），未发表的杰作，斯坦福大学，加州，1933。”这可谓是对芮沃寿这段时期的研究所做的一个评价。

芮沃寿在大学三、四年级时，在盖拉尔教授的鼓励下，针对“历史上个人意志与社会环境”这样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他在一篇题为《巴尔扎克与历史精神》的论文中就文学传统展开论述，对巴尔扎克拒绝相信前进论进行集中探讨，并对巴尔扎克的“相信过去及其制度”做刨根问底的研究。芮沃寿认为巴尔扎克的思想具有“非凡的客观性，正中客观性与今天的平平淡淡毫无个性的所谓客观性不同，它是一种个人天赋的火焰般的迸发。”1934年秋冬，也是在盖拉尔的鼓励和指导下，芮沃寿在一篇题为《梅列日科夫斯基与拿破仑，或神秘、历史、理论与荒谬》的论文中对这些课题进行了更加大胆的探讨。

芮沃寿进入牛津大学后，在修中诚(E.R.Hughes)的指导下，丰富了自己有关中国历史与宗教的知识，并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严谨的治学风范。1937年芮沃寿已经完成了很多学术研究工作，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叶理绥(SergeEiisseef)和魏鲁南(JamesWare)两位教授，刻苦学习汉语和日语，还选修了美学、宗教社会学(师从于A.D．Nock教授)以及印度宗教等课程。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芮沃寿在京都学习期间，曾师从塚本善隆教授，塚本善隆也是嵯峨清凉寺的住持。在京都的学习，为芮沃寿日后研究“传记文学与圣徒传记：回教著名僧侣生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芮沃寿在研读完由多位日本学者（塚本善隆是其中之一）共同完成的有关佛教研究的著作《河南龙门石窟佛教研究》（AStudyoftheBuddhistcavetemplesatLung-men,Honan）后，这样评价说：虽然这部著作还不能替代沙畹（EdouardChavannes）的《中国北方的宗教建筑》（MissionarcheologiquedanslaChineseptentrionale）一书中有关龙门石窟的研究，“但却与后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从事中国艺术史、佛教史和文化史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都同样具有参考借鉴的意义”。芮沃寿认为塚本善隆教授“长期的僧侣修炼以及对佛教的长期钻研，再加上全面的科学的训练以及清晰透彻的思想，对我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目前的西方学术界尚未出现可堪与之并驾齐驱的成果。”这几句评价高度概括了芮沃寿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所持的历史价值观和基本想法，即：文化历史，无论其内容多么丰富，都需要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艺术与佛教是文化史的一部分；清晰准确地表达是优秀的历史研究著作的关键；法国的汉学研究虽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但是日本的学者现在却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同时又是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

芮沃寿于1941年来到中国北京，后因战争的来临，学术研究被中断了。战争结束后，芮沃寿重拾被错过的汉学研究成果，这就是后来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5—1947）第9期长达57页的论文《1941－1947年北平的汉学研究》。这是一篇引人入胜的全面考察战时汉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它指出战时的汉学研究领域中德国汉学家独占鳌头的局面，整个战争期间这些德国汉学家自始至终都能继续汉学研究，此外，中国的和西方的其他一些学者也没有放弃。这篇评论性的文章，充分反映出芮沃寿已经“弥补上了”因战争而荒废的时间。

芮沃寿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几年里，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进一步巩固了十年间的研究，成为一名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后受聘于耶鲁大学哲学系。此后的一段时间，芮沃寿完成了他大部分的佛教研究，并最终汇成了专著《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同时，他还深入研究了前中国近代史中的人物个性与传统模式。

芮沃寿一直钟情于欧洲汉学的伟大传统，始终对沙畹、伯希和以及马伯乐等教授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一生始终都没有放弃对法国汉学的崇拜，也始终没能摆脱对自我的怀疑。他于1957年所写的两篇评论文章，能清晰地说明这一点。芮沃寿所评论的两部杰作是艾蒂安?百乐日(EtienneBalazes)的《中世纪中国社会与经济研究》(Etudessurlasocieteetl’economiedelaChinemedievale，1953—1954)和谢和耐(JacquesGernet)的《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LesaspectseconomiquesduBouddhismedanslasocietechinoiseduVauXsiecle，1956)。

芮沃寿对这两部著作热情洋溢的称赞远远超过他对人和其它著作的评价。他说，百乐日的两卷本的专著，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是“一个新的起点”，它“为从整体上理解中华文明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而谢和耐的著作“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旷世杰作，这部著作将新的重大主题以及中国历史重要阶段在瞬间推上一个崭新的研究境界……它的探索和分析描绘出了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在谈到他对汉学研究总体水平综合考虑的另一个方面时，芮沃寿指出：“我深信谢和耐教授的杰出著作已使我们大大提前了能够写出一部具有现代西方学术研究水准的中国历史专著的时间。”很显然，芮沃寿对盖拉尔可没有这么推崇。但值得注意的是，芮沃寿在这两篇书评中以一种新的清晰条理，梳理了各种关于社会及法律关系的资料及假设，平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官僚精英的高压统治，货币经济在形成新的孤立的农场工人阶层、战争以及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总之，这些分析充分反映了芮沃寿的思想天赋，这种思想天赋是他早年京都和北京的生活经历与他日益发展的史学才能相融合的产物，在他后来对中国城市的论述中，在他辞世时正在着手进行的研究课题中，这种思想天赋表现得更加突出。

芮沃寿在百乐日的论文集《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体制》（ChineseCivilizationandBureaucracy）的序言中说：虽然这个书名是百乐日教授自己起的，可是他却没能在生前看到这本论文集的出版。1976年夏，芮沃寿也是在开始筹划出版自己的论文集时突然辞世的，这真是一个残酷的巧合。芮沃寿没能亲自整理自己的论文集，这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和损失。

学术评价

芮沃寿的学生或是那些由他审阅过其论文的学者，都会立刻体会到芮沃寿的风格：仔细地研读史料，对自命不凡者深恶痛绝，努力探索准确而清晰的表述，一旦自信有理，就敢于大胆作出最终论断。

主要研究成果

《中国佛教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Buddhism,ed.Robert M.Somer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0）)

《儒教和中国文化》（Confucianismand Chinese civilization.New York:Atheneum,1964）

《中国历史上的佛教》

《布鲁诺的生活概述及其他》（Giordano Bruno,a Synopsis of his Life,etc.，未发表，斯坦福大学，加州，1933）

《巴尔扎克与历史精神》

《梅列日科夫斯基与拿破仑，或神秘、历史、理论与荒谬》，1934年

《1941－1947年北平的汉学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5—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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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维恒（Victor H. Mair）

1943 年生，著名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宾大考古及人类学博物馆顾问，还担任京都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任教职，精通中文、日文、藏文和梵文，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汉学界最具开拓精神的学人，著述宏丰，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语言文学、中古史、敦煌学。

梅维恒的《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Vernacular Fiction and Drama in China，1989)、《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1988）、《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1983）等诸多著作都在中西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梅维恒教授在中国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进行考古研究，发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迄今为止最早的文明遗迹，这个存在于公元前2000 年至公元 200 年间的文明，为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中西交通、欧亚文化交流史开启了新的视角。--XiaoYuwen (talk) 12:52, 22 May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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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

美国著名汉学家。1933 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被认为是美国第二代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后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2016年2月11日，孔飞力逝世，享年83岁。

孔飞力的代表作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 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Rebellion an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its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1970）、《叫魂：1768 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 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1990）、《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2002）、《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The Homeland: Thinking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Overseas，1997）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体现了孔飞力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体观点，《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则是一个直观呈现中国帝制社会基本运作和结构性矛盾的个案。孔飞力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如侦探小说般引人入胜，是孔飞力影响最广泛的著作，该书 1990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当年即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孔飞力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强调从历史内部的发展来寻找中国社会转型变化的原因。他关注中国社会本身的“独特性”，并尝试从中国社会内部重新发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他的学术研究明显表现出跨越社会科学、历史学、人类学的态势，将社会科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中。还重视用长时段方法研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长远发展趋势，突破以往惯用的以“循环论”眼光认识中国历史的方法论。他的研究几乎体现了当时美国史学新思潮新取向的所有特点，是“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XiaoYuwen (talk) 13:09, 22 May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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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

人物介绍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在梁漱溟研究上堪称第一人，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

主要著作

《最后的儒家》

《这个世界会好吗？》

《Has Man A Future?》（2006年中文版上市，2010年4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推出英文版）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

学术地位

上世纪70年代，美国青年学者艾恺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时，听他的老师，史学大家费正清讲到了梁漱溟时，对梁产生浓厚兴趣，以致将梁漱溟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此后，对于梁漱溟及中国文化的追踪研究，一直贯穿着艾恺的学术生涯。

梁漱溟，这个名字属于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持守与担当。他对中国与世界的深刻洞见，时至今日余音犹响。梁漱溟的一生，经历山河的数次改朝换代，经历国家的无数的动荡变革，对梁漱溟一生的研究，几乎就是对近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思考。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城市的现代化引起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注意，他们渐渐惊奇地发现：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最早出口物品，到现在出口文化。而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元素，当属儒家思想。1979年，艾恺研究梁漱溟的著作《最后的儒家》出版成书，他没有拘泥于一般地论证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从全球性的反现代化思潮来理解和分析梁漱溟。他用了七年多的时间撰写了这部《最后的儒家》，使之成为第一部关于梁漱溟的系统的传记，博得西方学术家的普通好评，并获美国“东方学奖”，成为梁漱溟研究领域的第一人。

不仅如此，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当代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他对中国发生的巨变有相当的发言权。山东省邹平县是中国农村最早向美国学者开放的调查点，从1986年开始，来自美国的学者先后有100多人次到这里蹲点调研，艾恺，就是其中的一位。巧合的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邹平也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试点，从1986年以来的20多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漂洋过海来中国山东省的邹平县考察，成为邹平乃至全中国20多年来巨大变化的见证者。

梁漱溟研究历程

1942年，艾恺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首府哈利斯堡。由于兄弟姐妹多，家庭比较困难。但艾恺靠着一点奖学金，1960年进入一所天主教办的国王学院。艾恺对历史很感兴趣，1963年夏天，他一下子看了五六十本关于印度史、日本史、中国史的书，觉得中国史的书最有意思，于是决定研究中国史。

1964年他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其指导老师是政治科学系教授邹谠。邹谠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其父亲邹鲁是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首任校长。《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令邹谠声名大噪，该书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艾恺就跟着邹谠研究中国历史。

1966年，艾恺考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与舒尔茨，攻读博士学位。费正清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美国最负盛名的“头号中国通”，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舒尔茨也是著名的汉学家，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方面的书。

1969年，艾恺开始搜集博士论文资料，发现梁漱溟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在艾恺看来，梁漱溟的故事非常有戏剧性：

他的一生就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但革命后，他很失望，感觉没什么好结果，曾自杀过好几次，闭门研究佛学，吃素食，甚至一度想出家。这一段就蛮有戏剧性。

于是决定他的博士论文就写梁漱溟。虽然他要写梁漱溟，却见不到梁漱溟本人。那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 艾恺甚至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为了收集梁漱溟的资料，他只好去台湾和香港找认识梁漱溟的人，通过他们了解梁漱溟。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艾恺曾为几个到美国去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做翻译，于是在1973年有机会来到中国。他提出要见梁漱溟，遭到拒绝。未能见到梁漱溟，艾恺带着遗憾离开中国。

收集到材料后，艾恺决定把博士论文的题目叫《最后的儒家》。1973年，艾恺开始用崇敬的心情描绘梁漱溟，将之视为当代孔夫子式的圣人。

1975年，艾恺写完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又加了几张，1979年出版了《最后的儒家》，这本书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研究中国

艾恺因梁漱溟而开始研究中国。研究了梁漱溟之后，他开始研究山东邹平地方史，这是梁漱溟曾经搞“乡村建设”的地方。

1986年，艾恺从邹平回北京，梁漱溟还向他询问邹平的情况。之后，梁漱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外国人在邹平做研究”的文章，引用了艾恺的一些话。回美国后，艾恺写了一个报告，山东邹平后来就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农村的最早基地。

在这之后，艾恺又做了河南西南部地方史的研究，这也是因为梁漱溟的原因，他也曾在里做过试验。

从1973年到现在，艾恺来过中国至少二十几次，“八九十年代差不多每隔一年来一次，2000年以后差不多每年来一次”。

艾恺觉得，无论农村还是城市，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3年来时，中国的公路、建筑物很少，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不高。1980年来时，感觉到了改革开放的势头，开始出现变化；1982年再来时，就看到了明显的变化；1984年以后更是如此。

他预测未来二三十年中国面临的问题，可能来自贫富差距、农民工、环保方面。“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最关心这方面的问题。”艾恺说。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他忧心忡忡，最近一直在研究反现代化的理论，著有《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等著作，他对现代化作出了尖锐的批评，对现代化的“好处”审慎地接纳并警视，提出了种种化解现代化弊端的办法。

虽然艾恺成为汉学家是因为梁漱溟，但其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却与梁漱溟不一样。

实际上《最后的儒家》的副题就是“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正是他对现代化存在怀疑的反映。--Peng Zhixian (talk) 04:59, 24 March 2018 (UTC)

==7 Histories, Histories of literature et

汉学家顾彬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史》

顾彬简介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中文名顾彬，1945年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德国翻译家协会及德国作家协会成员。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 1989年起他主编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向》及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袖珍汉学》。他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以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为主要研究领域。主要作品和译著有《中国诗歌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鲁迅选集》六卷本等。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简括

第一章，现代前夜的中国文学，包括“语言和国家形成”“从传统到现代：世纪之交的文学”两部分；第二章，民国时期（1912-1949）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的奠基（1915-1927）”，“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的激进化（1937-1949）”三部分；第三章，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国家、个人和地域，包括“从边缘看中国文学：台湾、香港和澳门”，“从中心看中国文学”，“文学的组织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展望：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商业化”四个部分。

顾彬文学史的叙述特点

第一，将研究重心放到文本内部，即从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三方面对文本进行评判；第二，就是“对中国的执迷”的反思，主要是从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与时代保持疏离感的角度出发，并以此为标准进行再评价。何为“对中国的执迷”？这个概念提炼自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种类似于由研究环境造成的研究惯。“对中国的执迷”意味着对发生在中国之外的事情一概不予考虑，所言所行、所思所想全部建立在中国本土这个四方宫墙内。

该文学史的重点参考书籍

杜博尼、雷金庆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7年；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思和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

对顾彬文学史的评价与反思

他研究文学史中的作品更从文字与形式之类文学内部元素出发，更多的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样诞生的文学史更接近文学发展的原本脉络。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 史叙述的另一种可能性，也为西方读者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到这就存在了一个问题，也是这本文学史受争议的地方。顾彬通过反思“对中国的执迷”，给他的文学史叙述开辟出新的论域。这一论域，把中国现代文学史嫁接到欧洲的现代语境中，从而淡化了20世纪中国本土的经验。这一招确实是扬长避短：顾彬赋予中国现代文学以世界现代的语境，而又避免了与他多少有些距离的中国本土经验。问题在于，这个论域真的就能剥离“对中国的执迷”吗？中国20世纪文学被意识形态渗入的程度太大，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处处带有政治的色彩。他又是否能够真正避免意识形态与政治的影响？

顾彬文学史中的鲁迅及其方法论

顾彬在进入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研究领域的时候，出于机缘最先接触的就是鲁迅，不知道是不是有先入为主的意味，这份兴趣与鲁迅本身的阐述价值决定了他对鲁迅的执著。纵观他的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关于鲁迅的阐述占的比例与其他作家相比无论是数量还是阐释深度都相当可观，那么他是以什么方法来解读鲁迅的呢？

上海交通大学的夏中义教授说，顾彬解释鲁迅的方法论是“三度缩水”的现代性理论。这就出现了几个问题，首先，“缩水”在我的理解中是加标签以限制范围、从而使原理论更加贴合想说明的问题的意思，那么，为什么需要用“缩水”之后的理论来解释而不是用原理论？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要避免“理论先行”的误区。用某一理论强行贴合文本或现象的削足适履的做法是文本阐释的大忌，所以，当顾彬意识到“现代性”这一理论并不是建立在中国的本土文化语境中、且其自身也并不够完整和圆润时，他选择“削履适足”，或者说“驾着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尽可能在中国大地上超低空飞行”。所以，“三度缩水”是有其必要性的。

那么，何为“三度缩水”？缩水的基础来源于顾彬所引用的刘小枫《现代性理论绪论》中对于“现代性”的定义，“由政治经济制度的‘现代化’转型所推动的、‘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之质态和形态变化’” ，从顾彬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他授意译者对“现代”一词的补注来看，他的“现代性理论”确切来说已经变成了“中国现代性”，这是第一层缩水。此后，他又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炼出“对中国的执迷”这一概念，“对中国的执迷”意味着对发生在中国之外的事情一概不予考虑，所言所行、所思所想全部建立在中国本土这个四方宫墙内。“中国现代性”经过这一步，在顾彬的文学史中基本已经变成了一种20世纪初中国因政制转型（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所引爆的、常年震荡国民心境的、激进的政治焦虑，“中国现代性”进而增添了“政治化的‘对中国的执迷’”这一特性。这是方法论上的二度缩水。当这种带有对中国的执迷色彩的现代性进入文学领域，就变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且被顾彬用作论述鲁迅的美学标尺。到此，“三度缩水”可以说是完成了。

到这里，在我看来，虽然顾彬竭力将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惯性通过各种途径进行与鲁迅的适配，终究是不能完全契合的。无论其缩水或不缩水，现代性理论终究不是从鲁迅身上阐发出来的，所以要做到完全的适配不可能。若不缩水，那么现代性理论本身的西方特性会造成对鲁迅的误读，若缩水，则又不免陷入“对中国的执迷”这一怪圈，无法从新的高度与视角来对鲁迅进行阐释。--Cui Jiuqi (talk) 07:11, 24 May 2018 (UTC)

对“文学史”概念的理解

在现代中国学术的语境中，笼而统之地谈论什么是“文学史”，或试图仅仅通过具体的历史的研究而总结出有关“文学史”的理论表述，永远也不会获得什么理论的建树。因为这样的研究始终没有意识到，在现代中国学术的语境中，什么是“文学史”这个问题，是与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一个方面是，作为一个学科建构的“文学史”，如何从整个现代分科学术体系那里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而另一个方面则是，作为一门知识书写样式的“文学史”，需要以什么样的“历史”观和“文学”观为前提？这样，在现代中国学术的语境中，什么是“文学史”这一问题，就包含了两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作为现代分科知识体系下的一门学科的“文学史”？二、究竟什么是作为一种文化样式的历史的“文学史”？究竟什么是作为现代分科知识体系下的一门学科的“文学史”？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追问文学史的学科建构何以可能？文学史这门学科的建构如何可能呢？许多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学者可能会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Cui Jiuqi (talk) 07:30, 24 May 2018 (UTC)

海外汉学对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影响

一 、夏志清、司马长风的审美维度

在80年代初传入大陆的两部重要的境外的文学史分别是夏志清的枟中国现代小说史枠、司马长 风的枟中国新文学史枠 ，在海外汉学界他们与普实克等汉学家不同，而标榜的是纯文学理念和审美批评的实践。他们的文字在中国的最初回响更多的是来自枟人民日报枠、枟文艺报枠的批评之声。但无论如何，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的两部文学史中所体现出的纯文学的理念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与中国大 陆基本上同时期开始的“方法热”及文学“向内转”相互呼应，在80年代文学自律的声音在学术界对 “主体”的呼唤中此起彼伏。细看来，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的纯文学实践又不尽相同，司马长风在文学史中强调：“文学自己是 一客观价值，有一独立天地，她本身即是一神圣目的，而不可以用任何东西束缚她、摧残她，迫她做 仆婢做侍妾。”因此虽然司马长风也不怎么喜欢左翼文学，但是他从语言、形式这些内部批评的要素入手，对丁玲等人的评价依然十分高；而夏志清的文本批评虽然貌似恪守纯文学立场，但是其背后意在否定左翼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干预，在他看来革命派是“一群真正可怕的牛鬼蛇神”，尤其是 重版时他在附录中讲到1958年以后的大陆文学就明确地想象到： “中共文艺原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它企图填满他们的空余时间，使他们驯服于政府。这种文艺愈来愈不受人民欢迎，愈变愈空洞单调。”正如有学者指出：“其标举‘文学性’的策略，给80年代以来学术界不无矫枉过正色彩的‘西方化’和‘去政治化’潮流提供了一种理论样板 ，而所谓的‘去政治化’其实是通过疏离政治的姿 态来表达隐含的人道主义诉求 ，这与夏志清所推崇的‘人的文学’的立场不谋而合。”我们固然不能说80年代大陆学界的变化都是夏志清他们的影响，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夏志清、司马长风的文学史之所以能受到境内学者的关注，毫无疑问也是其中的审美体验契合了当时的文学主潮，也有学者在著作中谈到司马长风的影响，而夏志清的小说史更是如有些学者所言：“昭示了对现代 性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主体性的重要存在。”正是在这个前提下，现当代文学史的重构也渐渐兴起，从陈平原等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 主张到枟上海文论枠的“重写文学史”专栏，我们能看到的是现当代文学史由传统的社会历史中心范 式向文本审美中心范式变化的趋向，在传统的社会历史中心范式下 ，左翼文学因为紧靠社会历史，紧跟意识形态取得了最高的合法性，从而最大限度地排斥了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张恨水等等一 批作家，但当夏志清以其独特的审美眼光将沈、钱、张等人拉入其文学史框架中时 ，大陆学者如出土文物般地对之进行热捧，一时间赵树理、茅盾、丁玲的文学史地位和文学成就急速下降。但是学界一直忽视的是大陆的“重写”与夏志清、司马长风等人貌似“异质同构”却在事实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夏志清对于左翼文学的贬低出自其强烈的反共意识，他的反共立场必然导致其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偏颇，大陆学者批评他“反共立场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实用主义”，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基于固有的政治偏见，他在政治立场和审美立场之间的游移而使得他的小说史中存在大量话语缝隙和叙述的灰色地带被当时大陆的接受语境所忽视，例如夏志清对枟子夜枠的艺术成就依然没有完全否定，反倒是大陆学者将之打为“高级社会文件”。而司马长风本与夏志清不尽相同，他在其新文学史中将1949年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发展称之为“沉滞期”，这一判断是缘于其纯文学立场而非政治判断，并且在书中将台湾同时代的文学也归入“沉滞期”。但是问题在于进入大陆之后，在“新启蒙”盛行的社会语境中，他的“沉滞期”就成为了新文学“断裂论”，十七年文学被严重“他者”化，新时期文学成了接续五四传统的一面旗帜。

对于当代文学史写作而言,更大的问题也许在于夏志清“发现”的是曾经被遮蔽了的非左翼作家,但当这些人被发现后,现代文学的范式重构并不影响现代文学整体性成就,现代文学三十年中 大量的非意识形态化的文本在文本审美中心的范式中得以存在,而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由于文学体制的原因,非意识形态化的文本少得可怜,因而在这一范式的标准下,90年代最初几年出现的当代 文学“前三十年”尤其是左翼作家评价走低 、篇幅缩水,80年代文学一举占据了半壁江山，以至于 有人对此表示不满:“新时期出版的某些枟中国当代文学史枠里，忽略了从延安（老解放区）来的作家,把白区（新解放区）来的作家过分肯定了。”而事实上,在90年代以新时期文学为当代文学主潮,以文本审美为核心史观的范式显然在实践中难以为继,因其很大程度上自己解构了“当代文学”的 “主体性”和“合法性”,“当代文学”被整合进“现代文学”的一系列命题如“启蒙”、“人的文学”等等,当代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也就不复存在.因而面对文本审美中心范式下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乏力,也有学者试图换一种研究范式以弥补上文学史的空,如洪子诚所言:“对５０—７０ 年代的文学,我们总有寻找‘异端’声音的冲动,来支持我们关于这段文学并不是完全单一、苍白的想象。”笔者 以为,真正将此想法落到实处的是陈思和主编的枟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枠,在这一部“以文学作品为主型的教材”中,陈思和将“民间文化形态”作为审美的重要维度,将“潜在写作”作为填补“前三十 年”文学空白的重要手段,从而在审美中心的范式中建构起他认为完整的“当代文学”，但这种做法也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历史补缺主义”,即“既不想承认那些在极‘左’路线下被吹得很‘红’的作品的 文学史价值,又不甘心面对被历史之筛筛过之后的文学史的苍白、贫乏与单调，便想尽办法，另辟蹊径多方为历史‘补缺’”。依照笔者的看法 ，也许这种“补缺”问题并不在于“补缺”本身 ，因为它毕 竟发现了文学史上曾经被遮蔽的内容，赋予了一部分曾经隐失的文本“在场”的权利 ；其真正的问题 是在于在“民间文化形态”和知识分子精英话语面前 ，主流意识形态曾经建构起来的合法性荡然无存，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构的当代文学“前三十年”的很多文学作品便失去了“进场”资格，即便被整合入文学史也是有限度地承认其中的“民间”审美因素，在陈思和预设的三元结构的话语场中，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元在实际上是不“在场”的，在原有范式下文学史的主流作品被放逐,代之以另一批作品,从而在解蔽之余造成了新的遮蔽。

因而回过头来看，不难发现夏志清他们发现的沈、钱、张等毕竟还是文学大家，其本身在当时就 是文学史的主流之一，现代文学界跟着他们重新“考古”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那么对于当代文学 “前三十年”而言 ，这种“考古”是不是存在着将支流叙述为主流，以边缘话语替代真正的主流话语（无论其是好是坏）的人为痕迹？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学史范式所蕴含的强烈的纯文学意识实质上是所谓先锋文学的价值立场和标准所推重的叙事、细节、情节、语言等等内容，这与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并不对接，所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代文学史“重写”的尴尬语境，就如海登·怀特所言：“历史叙 述中的主导隐喻就可以看出一条探索规则，它自觉地从证据中消除某些数据。”因而夏志清、司马 长风等人的审美之维给当代文学史写作带来的洞见固然珍贵，但其偏见与不见而造成的局限也不容忽视。--Cui Jiuqi (talk) 07:31, 24 May 2018 (UTC)

二、唐小兵、黄子平等人的解构维度

80年代以后由于各种原因，一批原在大陆的学者、学生相继出国教学、求学，与夏志清这样的学者不同，他们对中国当代历史、文学、政治、文化都有着一定体悟和了解，在海外接受了西方各式 各样理论的训练之后，以他们所掌握的最新理论在异域反观中国现当代文学，构成海外汉学的另一重景观，而其中“再解读”②思潮无疑是其核心。虽然唐小兵、黄子平、李陀、刘禾等等学者在海外的 学术观点和具体的理论借鉴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基本上依托的都是20世纪西方思想资源，新左派、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话语理论等等带有鲜明解构色彩的理论为他们所熟稔，并以之重新“解读”20世纪的左翼文学返顾大陆学界，对于“再解读”思潮进入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出现了截然相反地两种态度：一方面，在新世纪一些学者试图将当代文学史重新置于80年代盛行的启蒙思潮中，于是将“再解读” 这样带有鲜明后现代理论色彩的文学史研究视为“扮演者盲目反现代化的角色，他们与中国一切反 对现代意识的倾向（如刻有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烙印的复古主义、民族主义及“左”倾狂热等）建立了统一战线”；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则深受“再解读”的启发 ，在他们的著作中也体现出鲜明的立场，如李杨在枟抗争宿命之路枠中发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现代”的“现代”意义，旷新年在枟写在当代文学边上枠、陈晓明在枟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枠中论及十七年一些文本的“经典”地位。--Cui Jiuqi (talk) 07:31, 24 May 2018 (UTC)

三、李欧梵、王德威的文化维度

在海外汉学中，从文化层面着手进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无疑是李欧梵和王德威，有学者指出他们的“有关研究突破了固有的比较封闭狭窄的现当代文学学科，为我们进行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应该说李欧梵的枟上海摩登枠、枟未完成的现代性枠，王德威的枟被压抑的现代性枠、枟想象中国的方法枠等著作在大陆学界广孚影响。他们与唐小兵等人从解构的维度出发在社会思想史的高度讨论文学不同，他们是在另一块儿地盘上从“现代性”的本身而非后现代的立场出发围绕着现代中国文化而阐释近现当代文学，当然，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近、现代文学研究，但笔者将之提出来讲是因为其学术研究的思路则亦影响到了当代文学史的写作。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文学史写作范式自然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当代的文学生态决定了 文学的泛文化走向，因而从李欧梵那种从文化切入重绘文化地图的理路是一种必要的尝试 ；但另一方面，文学史毕竟是文学的历史，如唐弢所言：“我认为史是收缩性的，它的任务是将文学（创作和评论）总结出规律加以说明。”文学史毕竟少不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分量。而文化作为文学的上位 概念 ，它包含的内容自然更多，“重写文学史”所标榜的文学自律的理念对于文学之外的内容的忽视 在文化范式下是得到了一定的纠正 ，从文学外围考察文学史的发展也能使文学史中许多以往被忽 略的因素得到必要的关照，但话又说回来，这同时有可能一定程度上使文学自身的规律在文学史中的呈现受到制约，鲁迅在讲到文学史时说：“史总须以时代为经，一般的文学史 ，则大抵以文章的形式为纬。”笔者认为，这样业已形成的模式固然在发展中有待革新，但李欧梵们的文化研究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实际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在文学文本与外部文化环境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并使之有机结合是现有文化范式的文学史应该进一步探索的内容。--Cui Jiuqi (talk) 07:04, 24 May 2018 (UTC)

9 Sinologists and their findings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following part is prepared by 黄国威 HuangGuowei:

James Summers 于海阔.19世纪汉学家萨默斯的《汉语手册》及其汉语教学思想述论[J].理论月刊,2013(05):85-89.

詹姆斯·萨默斯是19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其出版于1863年的《汉语手册》是英国汉学史、英国汉语教育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文章首先介绍萨默斯的生平，包括其曾在香港圣保罗书院任教，后因“岑马士事件”辞去了在香港的教职回英国成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授。他精通多门语言，关于汉语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国语言与文学讲义》、《约翰福音书》、《中文基础》以及《汉语手册》。文中一一介绍这些著作内容的同时，将《汉语手册》视为萨默斯最重要的汉语研究著作，随后具体介绍了《汉语手册》的主要内容。《汉语手册》全书分两部分：“语法”和“例句集”，语法部分分为语音和汉字、词法和句法等。第二部分为例句集，对中国文学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提供大约四十页的中国作家作品摘录作为书面语和口语学习材料。萨默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照德语和意大利语规则的表音方法发明了一套使用拉丁字母的表音系统来表示汉语的读音。从他的《汉语手册》也可以看出他语言教学的一些理念，如萨默斯的语言教学思想里已有了“国别化”和“本土化”的雏形、主张词汇学习应坚持“区分频度，常用先学”的原则、反对孤立地学习生词，主张在句子中进行词汇学习等。

Samuel W. Williams 李海军,张艳.卫三畏对《聊斋志异》的译介[J].江西社会科学,2014,34(07):113-116.

“美国汉学之父”，十九世纪的著名汉学家卫三畏是最早将《聊斋志异》译介到英语世界的西方汉学家之一。他在他许多著作中都有对《聊斋志异》的译介，文中谈到的便是他在《拾级大成》、《中国总论》和《中国丛报》上译介的近20篇《聊斋志异》故事。《拾级大成》是卫三畏编写出版的一部汉语学习教材，在《拾级大成》中他根据阅读和翻译的需要，选用了《聊斋》中的《种梨》、《曹操墓》和《骂鸭》等十七个故事。《中国总论》是卫三畏所有汉学研究论著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在第十二章主要介绍“子”类图书的时候介绍到中国小说，他以16卷的《聊斋》为例说明中国小说的特点。《中国丛报》是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一份英文期刊，卫三畏在《中国丛报》第18卷第8期翻译了《聊斋志异》中的《商三官》，并在译文后的注释中对故事进行了简评。 虽然卫三畏对《聊斋志异》的故事翻译数量不多，但由于其影响力与三种媒介的影响力，他的译介对于《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起了重要作用。

James Legge

陈树千.马礼逊“越洋书箱”与十九世纪英国汉学[N].光明日报,2016-08-24(014).

马礼逊是英国汉学的“先锋人物”。他创建对华教会学校，在华创办中英文报纸，编纂、出版首部中英双语字典，出任伦敦语言学院首位汉语教师，创下了中英关系史上的数个“第一”。 清乾隆时期严格奉行“一口通商”政策，禁止将中国书籍贩卖给外国人。但重重法规并未遏止西人搜罗汉籍的热情，马礼逊返回伦敦时，随行书箱里装满了他在华16年收藏的万卷汉籍，如此庞大书籍量在当时尚属首次。其儒经正本中以训诂、音韵、文字工具书为主，较好满足了汉语学习者的要求。马礼逊还暗地购买了800余卷中医药书，展示了宋、元、明、清四代中医学的丰硕成果，打破了西方认为中医“迷信”的说法。，“马礼逊藏书”收有职官制度、赋税制度、水利、军政、海防、讼狱律法、清帝圣谕、地方志等涉及国计民生的丰富文献，帮助英国考察清朝的国家全貌。1837年4月，伦敦大学接收了他的“越洋书箱”（学界称之为“马礼逊藏书”），并以此为发端，筹办中文图书馆、设立汉学教职，将英国汉学推上学术群体研究的专业层级。可以说，“马礼逊藏书”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推动了英国汉学从“前汉学”时代向“专业汉学”时代迈进。

陈笑芳.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与《离骚》英译[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04):61-64.

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是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以对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系统性翻译与研究享誉中西。文章从理雅各对《离骚》的关注与译介历程、理雅各译介《离骚》的动机、理雅各译介《离骚》的策略和理雅各译介《离骚》的得失几个方面展开论述。此前学界一般认为，理雅各于1895年译介了《离骚》，而笔者认为其对《离骚》的关注显然更早。理雅各之所以译介《离骚》，是因为在担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期间，对若干中国典籍进行了翻译与赏析，作为讲义之用。而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经典之一，《离骚》自然而然地被纳入了理雅各的译介视野。但理雅各对于《离骚》的评价其实并不是很高。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它的文学价值却非常普通”。而其译介《离骚》的策略主要采用了评介与翻译相结合的译介策略，，他将很大的篇幅放在对屈原生平及其所处时代背景的介绍，以及对《离骚》全诗内容的赏析上。作者评价理雅各的翻译时说道，其翻译最大特点就是力求忠实而准确，在选词用字方面更忠实于原文；但也会对中国语言与文化产生误读，或者不时会有随意表达之处（如“摄提”指的是寅年，但理雅各却将其解释为“木星”）。

但总的来说，理雅各的《〈离骚〉及其作者》是19世纪英语世界翻译与研究《离骚》最为重要的成果，其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以及理解与迻译的准确性方面，都已做得相当好。

V. P. Vasiliev 马祖毅.《四书》、《五经》的英译者理雅各[J].中国翻译,1983(06):51+45.

文章主要介绍的内容是理雅各的生平及其贡献。

理雅各是英国苏格兰人，少年时成绩优异，1837年,进入希格伯利神学院 攻读神学，于1839年开始海外传教生涯。从1848年开始,他立志深造中文,翻译中国典籍。他从事翻译,目的虽在于便利传教,但在客观上却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理雅各一生所译的中国典籍,计有《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五经》(即《诗》、《书》、《易》、《礼记》和《春秋》)、《竹书纪年》、《左传》等十余种。他对中文虽有较深的造诣,但在翻译过程中也得到别人的帮助。如王韬最初曾协助理雅各翻译《书经》和《竹书纪年》。

理雅各的工作受到了汉学家们的认可和推崇，如翟理斯曾评价：“理雅各所翻译的中国经典著作,在汉学研究方面乃是一种空前的贡献。他的那些译作将长期为人们所铭记和钻研”

Friedrich Hirth 阎国栋.俄国汉学家王西里的中国文学观——对世界首部中国文学史专论的思考[J].文学遗产,2014(06):133-140.

俄国汉学家王西里院士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是世界上首部中国文学史专论，比英国人翟理斯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早了二十一年，比国人林传甲撰写并出版的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也早了二十四年。

作者首先谈到为什么是俄国人获得这份殊荣。一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学问当中，压根就没有文学史的概念或位置。二是俄国是第二个将汉学引入大学课堂的欧洲国家，王西里首次在喀山大学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程也是世界上第一次将中国文学史列入大学教学计划。因此世界首部中国文学史在俄罗斯的问世，既是王西里的杰出贡献，也是19世纪俄国汉学发展的结果。

王西里的中国文学史观也很独特，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与过去中国人对“文学”的认识是相近的。在迎合读者趣味还是尊重中国文学特质的问题上，王西里选择了后者。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王西里的中国文学研究也以深入解读汉文原典为基础，充满强烈的怀疑和批评倾向。他不仅不相信欧洲人的论断，而且质疑中国历代注疏家的解读。而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当中，王西里评价最高且用功最多的就是《诗经》，认为其是中国精神文化的根基，应给予特别的重视。他对孔子对《诗经》的贡献不以为意，认为他“即便不是抄录者，至多也只是个编订者。他还从中看到了研究中国民歌的重要性，呼吁学界开展研究。

在《中国文学史纲要》只有最后两章所论述的对象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范畴。一章论雅文学，另一章讲俗文学。雅文学，就是中国的诗文，而俗文学则指戏曲和小说。他认为:“中国人敬重雅文学的程度可能远胜于我们。他们视雅文学为一个人的最高修养，是其学识和道德的标志。”而小说和戏曲在俄罗斯是“最称得上是雅文学的文学类别”，在中国却被视为俗文学，也让他颇感兴趣。 王西里《中国文学史纲要》汉译本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揭开笼罩在世界首部中国文学史专论上面的神秘面纱，而且对于中国学界更加全面而深入地认识俄罗斯汉学的历史与成就，促进中国文学境外传播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douard-L. Chavanne 程龙.德国汉学家夏德及其中国学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1(05):169-174.

夏德是近代著名的德国汉学家，在中西关系史、匈奴史、先秦史、艺术史和近代汉语等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试图对夏德的学术成就做一全面梳理，力图评价其在汉学界及各相关领域应有的地位，以复原夏德汉学成就的原貌。从大秦、拂菻问题研究、匈奴史研究、先秦史研究、中国艺术史研究、对晚清书面语的教学与研究五个方面进行阐述。

中国历史文献关于早期中西交往的记载中时常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大秦”，德经和李希霍芬都认定大秦是以罗马为首都的罗马帝国全境。而夏德则另辟蹊径，从常见的中国历史文献入手研究这个问题，“从景教碑以外，从中国古代及中古的史籍文献中，搜集证据，以证明大秦即叙利亚。其对“拂菻”的关注可以看做其“大秦”研究的延续，确定为耶稣的诞生地伯利恒。

德经曾注意到西方历史文献中有关于“匈人”的记载并与中国“匈奴”联系，但却没有论据。夏德考证了《魏书·西域传》等文献，认为中国历史文献中匈奴之一部“奄蔡”就是后来西方文献中的匈人“阿兰”，由此，中西文献之间关于匈奴或匈人的记载可以建立起对应关系，关于奄蔡、阿兰的讨论也成为日后匈奴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最终经过夏德的论证，德经关于“西方的匈人即中国匈奴”的假设得到了证实

夏德在转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后，因为教学的缘故开始关注先秦历史，其讲稿整理成了《中国古代史》。在书中，对于当时西方学术界颇为流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夏德提出了反对。书中还认为直到公元前12世纪末，中国才有可信的历史。

他的英文著作《古代瓷器:中国中世纪工业与贸易研究》探讨了瓷器在中国的发明以及当今欧洲收藏者手中各种瓷器的来源，并从当时中国人的记载中探寻阿拉伯人将著名的青花瓷运往西方各国的商业线路。他还根据自己的收藏和研究经历所写下的笔记写成《清代画家杂记》，作为一本研究清代乃至中国绘画艺术的入门书和工具书。

夏德对“文件体”书面语的独特语法特点和用词习惯给予说明和解释，对威妥玛编撰的《文件自迩集》未竟的任务进行补足。他还编写了《新关文件录》和《文件小字典》等一系列针对海关外交人员的“文件体”书面语教材和工具书。

沙畹,马骥.沙畹之《司马迁〈史记〉导论》:评介与摘译[J].国际汉学,2017(02):59-63.

沙畹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最有成就的汉学家之一，学术界公认的欧洲汉学泰斗，早年以研究和翻译《史记》闻名。 沙畹最早的有关《史记》的研究成果是对“封禅书”的译注，1890年发表于北京。他的第二个《史记》的研究成果，即出版于1895年的《史记》第一册。全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为“导论”，后半部分为《史记》中的前四本纪的翻译和注解。“导论”就是沙畹致力数年的“关于司马迁本人的书。该书体现出沙畹《史记》研究的三大特点：一是将重点放在历史文本的建构方法与逻辑上；二是在该文的结论部分，把司马迁的《史记》定性为一“事实”也“即有关历史的建构的历史”；三是首位将中国有史时代和传说时代明确地区分开来的史家。总的来说，沙畹的《史记》翻译，并不仅仅是一个文本的翻译，而是翻译与研究的结合体，大量的学术注解夹杂其中。他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细致研究，则以论文的形式，附录于《史记》各译本中。 书中最后摘译了沙畹《导论》中的“前言”和“结论”。

[1]于海阔.19世纪汉学家萨默斯的《汉语手册》及其汉语教学思想述论[J].理论月刊,2013(05):85-89. [2]李海军,张艳.卫三畏对《聊斋志异》的译介[J].江西社会科学,2014,34(07):113-116. [3]陈树千.马礼逊“越洋书箱”与十九世纪英国汉学[N].光明日报,2016-08-24(014). [4]陈笑芳.英国汉学家理雅各与《离骚》英译[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04):61-64. [5]马祖毅.《四书》、《五经》的英译者理雅各[J].中国翻译,1983(06):51+45. [6]阎国栋.俄国汉学家王西里的中国文学观——对世界首部中国文学史专论的思考[J].文学遗产,2014(06):133-140. [7]程龙.德国汉学家夏德及其中国学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1(05):169-174. [8]沙畹,马骥.沙畹之《司马迁〈史记〉导论》:评介与摘译[J].国际汉学,2017(02):59-63.

12 Sinologists and their findings in the 20th century

According to Baike the three "important" sinologists are:

• 顾彬 (Wolfgang Kubin)

个人简介: 1945年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 1966年顾彬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 1968转入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 1969年至1973年在波恩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获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 1974年至1975年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进修汉语； 1977年至1985年间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讲师，教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及艺术； 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教授资格，其教授资格论文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 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其间升为该学院主任教授； 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2012年3月15日正式受聘于汕头大学，现任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 2012年12月15日，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成立，顾彬担任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第一任系主任。--Jintong (talk) 11:58, 12 March 2018 (UTC)

• 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个人简介: 1934年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妻子袁冰凌是福建宁德人，女儿施心韵。施舟人通晓8种语言，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先后获得法国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历任法国远东研究院研究员、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国立莱顿大学中国历史学讲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目前，施舟人担任世界文明研究中心暨西观藏书楼主任。1979年中法两国恢复友好邦交后，他马上动身来到北京进行研究工作。此后20余年，施舟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从西藏牧民到福建客家人，他都做了深入探访。2001年，在神州大地游历了22年的施舟人终于将脚步停留在福州，受聘于福州大学，成为当地引进的最高层次人才之一。2004年，施舟人数十载潜心道教文化研究的成果《道藏通考》出版，堪称世界道教研究的最新力作，并荣获在华外国专家最高荣誉——友谊奖。2005年，法国总统授予施舟人荣誉骑士勋位。2005年11月23日，施舟人获得了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Jintong (talk) 12:14, 12 March 2018 (UTC)

• 施寒微

个人简介：1948年，出生于德国巴特赫尔斯费尔德。他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攻读汉学、哲学、人种学、社会学与政治学。1973年，施寒微获哲学博士学位。1979年，施寒微在波恩大学汉学系通过教授资格考试。1981年，施寒微被任命为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东亚文化与语言学系教授。1993年，施寒微被聘为哥廷根大学教授，同时就任位于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馆长。--Jintong (talk) 12:14, 12 March 2018 (UTC)

Week 13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当代著名的汉学家：

• 美国

1、宇文所安（Stephen Owen，1946年10月30日－） 美国汉学家。耶鲁大学文学博士，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美国哲学会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典诗歌和文论以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著有《孟郊与韩愈的诗歌》、《初唐诗》、《世界的征象：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诗 ：827-860》、《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中国文论》、《他山的石头记》、《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等。译著包括《中国文学选集》（获美国文学翻译协会”国家翻译奖”）和《杜诗全集》译注。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古－宋元》卷并创立“中华人文经典文库”（Library of Chinese Humanities）译著系列。曾获麦伦基金会杰出成就奖。

2、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5月24日－1991年9月14日） 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费正清1907年生于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休伦湖，是其父Arthur Boyce Fairbank唯一的孩子。先后求学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及哈佛大学。1929年获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求学，研究题目为19世纪中英关系。

生平： 为了撰写博士论文，费正清于1931年夏赴中国调查进修，考察海关贸易，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学习中文，主要受教于蒋廷黻，曾短期兼职清华大学经济史讲师。其间在北平结识了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北平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丁文江等人，并与外文教授叶公超、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钱端升和物理学家周培源等结为好友。

1932年7月，在北平与未婚妻费慰梅（Wilma Denio Cannon，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结婚。夫妇二人的中文名字皆是梁思成所取。二人收养了两个女儿Holly和Laura。

1935年第一次离开中国。在取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936年回母校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并从1939年起与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1941年被征召至美国情报协调局（美国战略情报局前身），前往华盛顿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被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来华，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

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55年在福特基金会支持下主持成立东亚问题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后来还获得洛克菲勒和卡内基基金会的资助，并于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后于1977年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资纪念。在他直接或间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几十年里，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为美国东亚问题研究的学术重镇，其本人也成为美国中国研究学界的领袖人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费正清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将来会遇到的问题作出预测，指出它们将来会遇到三个问题“一是人口问题，二是官僚腐败的问题，三是强调思想统一，使整个民族丧失创造力的问题”。

他在40年代末是预测毛泽东与共产党会获胜的中国通之一，主张与中共建立关系符合美国利益。但是许多美国人指责这些中国通出卖盟友，协助散播共产主义与苏联的影响。由于被认为过于“同情”共产主义，他在1952年申请去日签证被驳。在美国国会“谁输掉中国”的调查中，他被要求在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United State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Internal Security）上作证，但由于他的学术地位而不受影响。而此时他的回国的中国朋友如费孝通、陈汉生却在中国大陆被攻击“亲美”。费正清被称为“四个该为输掉中国负责的John”之一。

1966年由胡秋原、郑学稼和徐高阮发起，一千多名学者签名的《给美国人民的一封公开信》，在台湾与《纽约时报》发表，攻击费正清以“中国专家”之名出卖中华民国。陈立夫的回忆录认为：费正清散播不利国民党的谣言，打击国民政府信誉，促成美国政策有利中共，影响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溃败。他在中共眼中，无疑是个英雄。费正清的哈佛官网认为国民党腐败无能，没有希望，中共也是民族主义者，他支持（亲共的）自由知识分子。

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后，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自1949年后首次重访中国。

1991年9月14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

著作： 1948年，费正清出版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一书，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补充修订，于1958年、1971年、1979年、1989年分别再版，[13]简体字译本为《美国与中国》。

1966年，与英国历史学家崔瑞德共同开始主编多卷本《剑桥中国史》。

1973年，与赖肖尔和 Albert M. Craig 合著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一书。[14]1978年、1989年分别修订再版。

1982年出版对华回忆录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1]简体字译本为《费正清对华回忆录》。[15]

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接受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邀请而撰写China : A New History[16]；1991年临终前两天，将书交付出版。正体字译本为《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17]。余英时为此书作序时表示，此书包含他的“晚年定论”，遵守着三条主线：详近而略远，重政治而轻文化，取统一而舍分裂，如实地反映了中国史研究在美国的新方向和新收获。在这本《中国新史》中，费正清改变先前的观点，把中共政权看作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渐导使中国现代化，而中共的兴起也并非不能压制。[18][19]

部分著作：

   《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 北京市: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年: 218页. ISBN 9787513506021 （中文（中国大陆）‎）.
   《中国的世界秩序》.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 317页. ISBN 9787500475101 （中文（中国大陆）‎）.
   郭晓兵 译. 《中国的思想与制度》. 北京市: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年: 489页. ISBN 9787501232086 （中文（中国大陆）‎）.
   张理京 译. 《美国与中国》. 北京市: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 473页. ISBN 9787501212316 （中文（中国大陆）‎）.
   《中国：传统与变迁》. 北京市: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年: 655页. ISBN 9787501215812 （中文（中国大陆）‎）.
   费正清; 戈德曼. 《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 薛绚[译]. 台北: 正中书局. 2001年: 516页. ISBN 978-957-09-1392-7 （中文（台湾）‎）.
   傅光明 译. 《观察中国》. 北京市: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年: 292页. ISBN 9787501216239 （中文（中国大陆）‎）.
   刘尊棋 译. 《伟大的中国革命》. 北京市: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443页. ISBN 9787501212323 （中文（中国大陆）‎）.
   谢亮生 译.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1170页. ISBN 9787500411857 （中文（中国大陆）‎）.
   费正清. 《费正清论中国》. 薛绚[译]. 台北: 正中书局. 1994年: 493页. ISBN 978-957-090-923-4 （中文（台湾）‎）.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986页. ISBN 9787500412885 （中文（中国大陆）‎）.
   刘敬坤 译.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1124页. ISBN 9787500414063 （中文（中国大陆）‎）.
   谢亮生 译.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 664页. ISBN 9787500407522 （中文（中国大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 译. 《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 1400页. ISBN 9787500407669 （中文（中国大陆）‎）.

3、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1917年9月25日－1970年6月18日） 美国女汉学家和历史学家。专职从事1911年的中国革命研究。她是第一位在耶鲁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任职的女性，随后成为了第一位被任命为耶鲁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教授的女性，其丈夫是著名的学者芮沃寿。著作：

   1955年：From Revolution to Resto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Kuomintang Ideology
   1957年：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ʻ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ISBN 9780804704755
   1968年：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ISBN 9780300014600

4、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年9月6日－1988年5月25日） 汉名魏复古，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犹太裔。出生于德国汉诺威。他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引起了很大争论和影响。亦曾提出渗透王朝、征服王朝等历史学名词，并受到相当广泛的使用。

生平: 1928年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5—1933年是法兰克福学派大本营社会研究所成员。希特勒上台后，他被捕并关于集中营，但经国际性援救而获释，流亡美国。1939年成为美国公民。先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后到华盛顿大学，直至1966年退休。

主要著作:

   《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5、白鲁恂（Lucian Pye, 1921年10月21日－2008年9月5日） 美国政治学家、汉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的研究主要关注文化差异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的现代化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被认为是政治文化概念最早的实践者和提倡者。对美国几代政治学家有较大影响。

生平： 白鲁恂出身于派驻中国的公理会传教士家庭，出生在中国山西省汾州。他小时候曾受中英双语教育。但回美国读小学之后中文基本遗忘。1939年进入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学院读书，其间认识了Mary Toombs Waddill，1945年与之结婚，后者成为他重要的合著者和编辑。二战中，他回到中国，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5军的文职官员，军衔少尉。后进入耶鲁大学，在Gabriel Almond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表现出惊人的学术能力，与其他多位政治学家共同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开始探讨国际关系的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因素。1951年，以论文《1920年代的中国军阀政治体制》获得博士学位。

在麦卡锡主义时代，他反对当时反共思潮对政治学强加的束缚。1956年起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长达35年。最初在国际研究中心，后参与创建了政治学系，培养了许多美国政治学者和政治家。

他在香港建立了研究中心，并在马来西亚和缅甸工作过。他对马来西亚的研究，认为共产主义对当地的吸引力来自对变革步伐的不安全感。他认为，在解释发展时，心理因素比经济因素更加重要。他在1976年著作 Mao Tsê-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中，将毛泽东的反叛性格归因于心理学上的婴儿全能感。Donald L. M. Blackmer 教授批评他的方法想像超过事实的证据，不过可以解释不然无法解释的现象。他1996年的论文认为毛可能是自恋(narcissism)与边缘性人格障碍(borderline syndrome)。

他在许多美国涉及亚洲的研究和政策机构如美中关系委员会、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任职。曾担任许多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包括约翰·肯尼迪的顾问。1988—1989年任美国政治学会（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主席。

主要著作： 中译本

   白鲁恂. 毛泽东的心理分析. 刘宪阁译. 时代国际. 2009年. ISBN 978-988-17927-9-2.

英文 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年. ISBN 978-0-674-04979-6. Lucian Wilmot Pye; Mary W. Pye. China: an Introduction. Little, Brown. 1972年. ISBN 978-0316724128. Lucian W. Pye. Mao Tsê-tung: the man in the leader. Basic Books. 1976年. ISBN 978-0-465-04396-5.

6、倪德卫（David S. Nivison，1923年1月17日－2014年10月16日） 美国汉学家，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对中国古代思想史、西周系年都有深入研究，擅长做文献学精细分析以及哲学的细密思考。

生平: 倪德卫在哈佛大学获得中文博士学位。他最早的中文老师是杨联陞和洪业。在斯坦福大学，他最初担任中文教授，后来同时受聘于三个系：哲学系、宗教研究系和东亚语言系。他在哲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是将分析哲学应用于中国思想的研究。在汉学领域，他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在考古天文学的基础上推算出周朝建立的时间。传统的纪年是公元前1122年，而倪德卫认为是前1040年。倪德卫的代表作有《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1966年）、《西周诸王年代研究》等。他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称“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严厉批评中国学术界所做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轩然大波。

出版作品: Nivison, David S.,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Loewe, Michael, ed.) p.39-47, Berkeley: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arly China, 1993, ISBN 1-55729-043-1. Nivison, David S., (倪德卫), 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 (竹书纪年解谜), Taipei (Airiti Press) 2009, ISBN 9789868518216. 内容 三民书局, Airiti Press, Amazon or 电子书. Nivison, David S., 'The Dates of Western Chou',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3 (1983) pp. 481-580. Nivison, David S., The Key to the Chronology of the Three Dynasties. The "Modern Text" Bamboo Annals, Philadelphia (Department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99, Sino-Platonic Papers 93.

7、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1952年－） 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Lorraine J. and Herrlee G. Creel 讲座教授，著名汉学家，曾任著名汉学杂志《古代中国》（Early China）主编。

生平:

   1952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1974年在圣母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华民国（台湾）留学三年，随爱新觉罗·毓鋆学习三玄。
   回国后，进入斯坦福大学东亚语文系，分别于1980年、1983年获得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周易》的编纂”。
   1985年受聘为芝加哥大学东亚语文系助教授，
   1997年晋升为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中国古史名誉教授。

研究领域及其著作:

   主要研究领域西周及战国时期。甲骨学、中国上古文化史、古文字学、经学、《周易》。

   主要著作：《西周史料：铜器铭文》（1991）
   《易经：马王堆帛书易经第一英文翻译》（1996）
   编辑《中国古代新史料：阅读铭文与写本的指南》（1997）
   《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
   《孔子之前：中国经典的创造研究》（1997）
   《古史异观》（2005）
   《重写中国古代文献》（2006）
   《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2012）
   与鲁惟一（Michael Loewe）合编《剑桥中国古代史》（1999）

8、林培瑞（Eugene Perry Link, Jr. ，1944年－） 生于纽约州，最高学历为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76年），汉学家。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讲师，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林培瑞，生于纽约州，1966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学士，1969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1976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博士论文题为：《上海传统风格的通俗小说（1910~1930）》（Traditional style popular fiction in Shanghai , 1910~1930 ））。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20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英文、中文、法文、日文。

林培瑞是美国汉学家中与中国社会联系最为密切的一位“中国通”之一。1972年，在有着“乒乓外交”之称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时，林担任中文翻译，不久，他到中国访问一个月，据他本人讲，这一个月的消费只有550美元。1970年代末，重返中国并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结识刘宾雁等作家。1989年 “六四”期间，林培瑞担任美国科学院中国办事处主任。六月五日凌晨，他把方励之夫妇带入美国大使馆。他们二人一直住在里面，大约半年后经过日本促谈，在美国解除对华经济制裁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允许他们赴美。他是《中国“六四”真相》英文版的编辑之一。自1996年以来他被中国政府列入拒绝入境的黑名单。

林培瑞将零八宪章译成英文，西方媒体于2009年1月刊出。

林培瑞曾经和一个女孩谈论中国政改，女孩说现在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要等几十年。林培瑞反问她，如果政府突然宣布政改，你是否会站出来反对？女孩最终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主要著作:

   李希凡论现代中国文学（Li Hsifan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China Quart,June 1974
   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中国城市的通俗小说
   同包天笑的一次会见
   邓小平中国文化改革的范围
   Perry Link. 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 [北京夜话]. Norton. 1993年. ISBN 978-0-393-31065-8.
   林培瑞. 《半洋随笔》. 台北: 三民书局. 1999年. ISBN 9789571429.
   Perry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年. ISBN 0-691-00198-7.（英文）
   Perry Link. Legacy Of a Maoist Injustice. 华盛顿邮报. July 18, 2007.（英文）

• 法国

1、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1951年6月2日－）

简历： 弗朗索瓦·于连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早年试图从事希腊哲学研究，1975－1977年赴中国游历，曾在北京和上海学习中文和中国思想。1978-81担任法国汉学中心香港分部主任，1985-87任东京日法会馆驻地研究员。他以《含蓄的价值：中国传统诗歌诠释中的原创性范畴》（La Valeur allusive. Des catégories originales de l’interprétation poétique dans la tradition chinoise，初版1985）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于连担任过几个要职：法国汉学学会会长(1988-1990)；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主任 (1990-2000)；国际哲学院院长(1995-1998)；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兼当代思想研究所所长及葛兰言中心主任；法国大学研究所资深会员。

此外，他还在法国大学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主持过几种丛书以及一份当代思想期刊《Agenda》，这份期刊后来由赫尔曼出版社（éditions Hermann）接手出版。

他现任法国人文之家世界研究学院“他者性讲座“教授（Chaire sur l'altérité au Collège d’études mondiales de la 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研究与著作: 由于其治学的特殊性，学界对于他的研究存在争议。许多法国汉学家并不承认他是一位汉学家；而许多法国的哲学家也并不认为他是哲学家，认为他是汉学家。相对于法国的汉学研究传统，他的汉学研究被认为是另类的，他不做实证性的研究，虽然他可以熟练阅读中文典籍。他把汉学看作是研究方法，而不是对象。他研究中国是为了研究欧洲的哲学，他只是把中国的哲学思想作为对欧洲哲学的一个对照。

于连著述宏丰，著有《迂回与进入》、《道德奠基》、《圣人无意》、《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势：中国的效力观》、《功效论》、《淡之颂》、《时间论》、《大象无形》、《过程与创造》、《文学与革命》、《经纬天地》等十余部作品，并已有十五种语言的译本，其中前七部有中文译本。

2、保罗·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年9月13日－1979年3月23日）

生平简介: 戴密微出生于瑞士洛桑。1915年在伦敦开始学习汉语，然后到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师从沙畹继续学习汉语，并跟随列维学习梵语。1919年毕业。1920至1924年在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工作，1924至1926年在厦门大学教授梵文和文献学。1926至1930年在日本东京法国会馆工作，并担任佛学词典《法宝义林》的主编。1930年回到法国并加入法国国籍，1931年在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任教。1945年成为高等实验研究学院的博导，教授佛教文献学，一直到1956年。在马伯乐去世后，1946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公学院中国语言文学讲席教授，直到1964年退休为止。1951年被评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

1945至1975年任《通报》主任。二战期间葛兰言、伯希和、马伯乐三位著名汉学家去世后，他成为法国战后唯一的汉学研究大师。除了中国和日本之外，他还在比利时、意大利和美国具有影响。

主要著作:

   《中国古典诗歌文选》，巴黎，嘎利玛出版社，1962；
   《临济对话录》，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72；
   《汉学研究选集》，莱顿，1973；
   《佛教研究选集》，莱顿，1973；
   《拉萨僧诤记》，汉学高等研究院，1987.

3、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年12月22日－2018年3月3日） 谢和耐教授是法兰西文学院院士，汉学界领军人物，主要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著作颇丰，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曾获得法国荣誉军团高等骑士勋章、儒莲奖、翟理斯奖等荣誉。其父路易·热尔内（Louis Gernet，1882—1962）是古希腊研究专家，担任过法国文学院院长一职。

谢和耐本人强调文献的对照和分析，将社会组织、政治体系、思想、行为、传统，尤其是作为这一整体的主要要素的宗教形式，所有这一切构成一体进行考虑因素，反对从先验的观点出发。

生平: 1921年12月22日生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

1942年在阿尔及利亚完成学业，获得了古典文学的学士学位，之后参加二战，1945年退役。

1945年-1947年谢和耐于法国巴黎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the National School of Oriental Languages)学习汉语，并取得相应文凭。

1948年谢和耐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the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学习。

1949—1950年赴越南河内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工作学习，并于其后成为著名汉学家戴密微的学生，期间多次赴中国及日本旅行。

1951—1955年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1956年取得博士学位。

1955—1976年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从事研究导师工作。

1957—1969年间，任教于索邦大学，开始作为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讲师，在1959年晋升为该校教授。

1969—1973年在巴黎第七大学创设了一个东亚语言和文化教学与研究单位，并主持其工作至1973年。

1975—1992年进入法兰西学院担任汉学教授，主持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并于1979年当选法兰西文学院院士（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992年退休。

2018年3月3日，谢和耐在布列塔尼瓦讷（Vannes）去世[2]。

作品:

   1949 : 《菏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
   1956 : 《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
   1959 : 《蒙元入侵前夜中国的日常生活》
   1970 : 《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
   1972 : 《中国社会史》
   1982 : 《中国和基督教》
   1994 : 《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
   2005 : La Raison des choses : Essai sur la philosophie de Wang Fuzhi

--Li Zihan (talk) 14:12, 21 May 2018 (UTC)

• 德国

1、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1945年12月17日－）

生平: 2012年12月25日担任中国海洋大学德语系主任。顾彬是波恩大学的汉学系教授，还曾作为讲师在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教中国文学和艺术。他以翻译现代中国散文和中国诗歌而在汉学界为人所知。他翻译的六卷本鲁迅小说散文选可以说是他最有名的作品了。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被认定为权威著作。他自己也是诗人。尽管他多次公开批评中国，不过还是获得了2007年中国奖金最髙的诗歌奖。

作品 (部分):

   Nachrichten von der Hauptstadt der Sonne: moderne chinesische Lyrik 1919-1984.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5. ISBN 3-518-11322-4
   Die chinesische Dichtkunst: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m Ende der Kaiserzeit.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Band 1. München: Saur, 2002. ISBN 3-598-24541-6.
   Schattentänzer: Gedichte. Bonn: Weidle, 2004. ISBN 3-931135-83-7.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im 20. Jahrhundert.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Band 7. München: Saur, 2005. ISBN 3-598-24547-5.
   Halbzeit einer Liebe: eine Erzählung. Mit einem Nachwort von Heinz Ludwig Arnold. Edition Milo Band 4. Wien: Lehner, 2006. ISBN 3-901749-55-1 .

2、吴漠汀（Martin Woesler，1969年9月29日－） 德国汉学家、中德翻译学家，目前在德国慕尼黑维藤/海德克大学担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

吴漠汀先后翻译了曹雪芹、鲁迅、周作人、许地山、郁达夫、朱自清、冰心、巴金、钱锺书、王蒙、张洁、刘再复和贾平凹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众多作品。他同赖纳∙施华茨(Rainer Schwarz )共同翻译完成了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 (又名《石头记》)。这是《红楼梦》首部完整德文译本。吴漠汀的很多译作大都是首次被翻译成西方语言。吴漠汀于2009年与张人礼教授共同编著了迄今词目最多、涵盖面最广泛的《汉德/德汉词典》。

他在《现当代中国散文史》中整理了中国长期备受冷落的散文作品（包含随笔、杂文、小品文、抒情散文等），不同于诗歌、戏剧、小说这三类广受推崇的文学类型，散文类作品在中国长时间不受重视，而这些散文作品恰恰是中国个人主义兴起的一种表现。本书共分3册，于1998年出版。他对散文的研究引起了欧美汉学界的广泛关注。五四运动后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类短篇文学通过报刊得以广泛传播，是成长中的批判性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1979年，散文成为政治工具，作品质量受到削弱。周作人的中间立场和亲日态度引起了国内普遍的唾弃，吴漠汀对其散文作品投以的关注目光引起了美国汉学界对周作人的重新审度。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再次出现了批判性舆论。吴漠汀注意到，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英特网扮演着与报纸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间相当的角色。2002年，他和中国学者共同撰写了《中国的数字梦想》一书。本书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英特网在中国发挥着更为巨大的自由化影响。

翻译(部分):

   《20世纪中国散文集》中德对照 Ausgewählte chinesische Essays des 20. Jahrhunderts in Übersetzung, 德国波鸿, 多问有限出版公司（MultiLingua）, 第二版本2003年, ISBN 978-3-932329-05-0
   《20世纪中国散文集》中英对照　The Chinese Essay in The 20th Century, 德国波鸿, 波鸿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本2003年, ISBN 978-3-934453-14-2 [在美国哈佛大学编的]

关于中国文学（部分）:

   《现当代中国散文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Essays in Moderne und Gegenwart，共分3册，1998年出版，900页, 德国波鸿, 多问有限出版公司（MultiLingua）, 第二版本2003年, ISBN 978-3-932329-04-3
   《中国现代散文研讨会-20世纪内的自我定义》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Essay - Defining the Chinese Self in the 20th century，1998年,379页, 德国柏林, 欧洲大学出版社, 第二版本2003年, ISBN 978-3-934453-15-9 （吴漠汀主编）

3、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 Wagner，1941年－） 是德国的一位著名汉学家，凭着他对汉学的研究，他得到1993年度的莱布尼茨奖。他的大部分著作都与王弼的《道德经注》相关。瓦格纳现时是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教授，亦是欧洲汉学学会(EACS)的秘书长。

出版:

   (2003年), "A Chinese Reading of the Daodejing: Wang Bi's Commentary on the Laozi with Critical Text and Translation", SUNY.
   (2003年), "Language, Ontolog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China: Wang Bi's Scholarly Exploration of the Dark", SUNY.
   (2000年), "The Craft of a Chinese Commentator: Wang Bi on the Laozi"
   (1990年),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cal Drama: Four Studies"
   (1985年), "Rewriting the PRC's foundation myth: Gao Xiaosheng's “Li Shunda builds the house”"
   (1984年), A drama about drama in a dramatic time: Tian Han's Guan Hanqing

• 英国

1、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 生于英国英格兰伦敦，生物化学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他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李约瑟难题也引起各界关注和讨论。

生平: 李约瑟生于伦敦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苏格兰家庭，为独子。父亲是军医，母亲Alicia Adélaide Needham是音乐教师和作曲家。早年在剑桥大学受教育（学士1921年、硕士1925年1月、博士1925年10月），然后从1924年聘为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教授（fellow），在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实验室工作，研究胚胎学和形态发生。

1924年李约瑟与大学同学德萝西·莫耳（Dorothy Moyle Needham，中文名李大斐。1896年9月22日－1987年12月22日）结为伉俪，两人齐头并进，都成为享誉世界的胚胎生化学家，并双双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31岁时出版了《化学胚胎学》，又发表《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被科学界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德萝西·莫耳比他年长4岁。夫妻恩爱，志同道合。人到中年的尼达姆夫妇正处于婚姻美满、事业有成的巅峰状态。

1937年，三个中国人来到剑桥大学攻读学位（鲁桂珍、王应睐、沈诗章）。其中，鲁桂珍（1904年7月22日－1991年11月28日），一个南京药剂师的女儿，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和李约瑟发生了婚外恋。（奇怪的是，李约瑟夫人李大斐接受他们两人的恋情，三人在同一屋檐下融洽共处长达50年，直到1987年李大斐病逝，李约瑟才于两年后迎娶默默陪在身旁的鲁桂珍。[1]）鲁桂珍向李约瑟介绍中国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给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中的李约瑟带来很大的心灵震动，使他形成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从此之后，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发生极大兴趣，在鲁桂珍协助下开始学习汉语、文言文，立志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

1941年，李约瑟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李约瑟从1942年到1946年在中国重庆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他为战时中国优秀科学家在西方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成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结识了竺可桢、傅斯年等中国科学家和学者，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文献。此外他又游历了还没有为日本占领的地方，包括敦煌和云南，又参观考察了中国各学术机构从而收集了大量文献和资料。这对他后来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有极大帮助。

之后，他赴巴黎当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的第一位部长，而且得到中国学者王铃（王玲）的帮助而开始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1948年，李约瑟回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尽管在1952年他因到中国查核细菌战的证据而受到排挤和批评，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写作计划。李约瑟从1967年至1976年担任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退休后，以他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1987年，该馆发展为李约瑟研究所。1994年李约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7年。李大斐病逝。1989年，李约瑟迎娶默默陪在身旁数十年的鲁桂珍为妻。1982年，他得了帕金森氏症，1995年在剑桥寓所辞世，享年94岁。骨灰安葬在研究所门前的菩提树树下。

贡献: 李氏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只会农业和艺术的观感。他以受非正式汉学教育的外国学者的身份，突出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丰富内涵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另外他对中国科技史的见解很独到。他的工作亦打开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重视，使其成为重要的国际的学术，同时令中国学者对自己的科技史做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但是由于其自身并未接受过正规的科学史教育，研究中国科学史乃兴趣所致（这一点可以从他夫人的话中得证：“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他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后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

同时亦因为李约瑟本是一位科学家，观点亦是以科学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停滞不前。他的李约瑟难题正好证明了这点。一些学者以历代的汉化和中央集权，来阐明“中国”文化思想上的高度一统性，欠缺多元化和竞争，从而使科技停滞。应注意是这些学者笔下的“中国”是指“汉族”生活区，而不包括自清朝前后的所包括的蒙、满、回、藏、苗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区。

2、史景迁（Jonathan Dermot Spence，1936年8月11日－） 是一位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中国历史专业研究者，于1993年起担任耶鲁大学历史学斯特林教席，其妻为历史学者金安平。史景迁一名为房兆楹所命，其原义为“景仰司马迁”。

生平: 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市郊的萨瑞地区。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在剑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59年史景迁因获美仑奖学金，以交换学生身份到美国耶鲁大学读硕士学位，师从于史学家费正清的学生芮玛丽。后来芮玛丽推荐史景迁去澳洲跟房兆楹教授夫妇做博士论文，其博士论文《康熙与曹寅》后获珀特尔论文奖。1965年史景迁获耶鲁大学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在耶鲁教书。史景迁是美国历史学会2004年-2005年的主席。他的研究使得他经常访问中国的大学。

学术思想: 史景迁研究中国历史半生，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时间有与中国史学界不同的看法，而且他认为应该修改中小学历史教材，他说：“我在西方教中文、中国历史文化的时候，发现中国人编的课本有一个缺陷，就是当他们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时候，总是从19世纪中国受的屈辱和侵略开始切入。40年前我在开始教授中国历史时就觉得这非常不合理，如果要更好地研究中国历史，我们应该从17、18世纪的中国开始研究。因为当时的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出一种更自信的姿态。”

成就: 景仰司马迁的史景迁，被公认是16世纪以来的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他在历史塑造现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方面有详尽的写作。他备受好评的《追寻现代中国》 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史的标准教科书。他最近的著作包括毛泽东传记和《大义觉迷》，探究18世纪历史引人注目的一段经历。

顾思齐称“史景迁以叙事和文笔见长”，史景迁的著作，大多能深入浅出，且文笔流畅、叙事性强，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形容：“给他一本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开始编故事，编到最后一个人名。”史景迁是在美国少数能使专业史学著作成为畅销书的作者之一，对于中国历史知识在西方英语世界的传布造成很大影响。

史家汪荣祖说他：“史景迁并不喜欢后学理论，他的书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更无艰涩的名词，但他生动的叙事，完全可以迎合史学界随后学而起“叙事再生”（Revival of Narrative）的呼声，使他成为史学叙事再生后的一支生力军”，“他的作品作为历史文章毕竟缺乏分析与论证，也少见他对历史问题提出独特的解释。因而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扎实的历史知识。”据称钱锺书当年访问耶鲁时私下戏称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

著作:

   《康熙与曹寅：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1965）
   《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1969）
   《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1974）
   《妇人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1978）
   《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1981）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1984）
   《胡若望的疑问》（1987）
   《追寻现代中国》（1990）[注 1]
   《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1992）
   《上帝的中国之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1994）
   《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1997）
   《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1998）
   《毛泽东》（1999）
   《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2001）
   《叛国之书》/《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2003）
   《改变中国》（2004）
   《胡若望的困惑之旅 : 18世纪中国天主教徒法国蒙难记》（2006）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2009）
   《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2011）

• 荷兰

1、何四维（Anthony Francois Paulus Hulsewé；1910年1月31日－1993年12月16日） 是荷兰汉学家、学者、教育者和作家，以研究中国古代律法闻名，尤其是汉朝（公元前220年-公元206年）。

生平 何四维1910年出生德国夏洛滕堡，父亲在一家德国公司做电气工程。家庭来自荷兰格罗宁根，传统意义上来说是荷兰归正教会牧师，但是他爷爷选择农商业代替了教堂服侍。由于担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影响，他父母把他和几个兄弟送到荷兰阿纳姆的阿姨家。他们一家最终于1919年离开德国，开始在阿姆斯特丹不远处的小镇布森定居。

二十世纪初，荷兰政府为了补充东印度公司的外交官员及其贸易管理，提供奖学金资助学习中文和日文的学生，何四维在1927年完成中学生涯后，拿到荷兰政府奖学金，顺利进入莱顿大学深造学习中文，师从荷兰汉学家戴闻达。他在大一时唯一的同学Marius van der Valk (1908–1978)学习中国法律，日后成为莱顿大学的现代中国法律教授。1931年通过考试之后，何四维前往北京继续深造学习，师从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他的同学Marius van der Valk鼓励他学习中国法律史，他开始着手翻译《刑法志》、《新唐书》和《旧唐书》。1934年末，他搬去日本京都深造学习日语，1935年前往巴达维亚担任荷兰政府东亚事务所职员，主要任务是从中国和日本报纸截取到相关政治信息。1939年回到荷兰，完成硕士论文拿到学位证。当他再次返回巴达维亚不久，日本入侵爪哇岛，何四维不幸被俘获遣送到新加坡关押，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946年返回荷兰后，接受导师推荐的莱顿大学中文系教师的职务，他开始研究中国唐朝法律相关事务，被德国学者抢占后转攻中国汉代法律史，并于1955年拿到博士学位。随着1954年导师戴闻达去世，他继承荷兰莱顿大学中文系教授。1975年退休，携着第二任妻子去瑞士罗蒙继续他的研究，直到1993年因心肌梗死而去世。

2、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年8月9日－1967年9月24日） 字笑忘，号芝台、吟月庵主，荷兰汉学家、东方学家、外交官、翻译家、小说家。

生平: 高罗佩和水世芳1943年于重庆一所教堂的结婚照

1910年，生于荷兰聚特芬（Zutphen）。

1915年－1923年，随父母侨居印度尼西亚巴达维亚。少年高罗佩在印度尼西亚学会汉语、爪哇语和马来语。

1929年－1934年，高罗佩在荷兰莱顿大学和乌特勒支大学攻读荷属东印度法律和印尼文化，兼修中文、藏文、印度文、日文。

高罗佩在1935年，入荷兰外交部工作，先后派驻日本、埃及、中国、印度、黎巴嫩、美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在中国期间师从关仲航学习古琴。[1]

1943年，娶水世芳为妻子。

1943年－1945年，在中国重庆任荷兰大使馆第一秘书。

1965年－1967年，任荷兰驻日大使。

1967年，高罗佩因癌症在荷兰海牙逝世。

著作: 狄公案

1949年高罗佩将中国8世纪以狄仁杰为主人公的小说《狄公案》翻译成英文在东京出版。后来索性自己以狄仁杰为主人公创作推理小说集《大唐狄公案》。 学术专著

奠定高罗佩学术地位的是他的一系列汉学专著：

   《秘戏图考 附论汉代至清代的中国性生活》（删节本） 杨权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 7-218-00952-2（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 Privately printed, Tokyo, 1951）
   《中国古代房内考》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ISBN 7-208-00642-3（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 1500 B.C. Till 1644 A.D., 1961）
   同上台湾版 《中国艳情-东方爱典》 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 2004年 ISBN：, 9861460616
   《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Collected Writings of the Ch'an Master Tung-kao, a Loyal Monk of the End of the Ming Period, Chongqing, 1944）
   《中国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n Essay in Ch'in Ideology, Tokyo, 1941）
   《嵇康极其琴赋》（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 Tokyo, 1941）
   《中国漆屏风》
   《中国绘画鉴赏》（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 Limited edition of 950 copies, Rome, 1958）
   《砚史》
   《中国长臂猿》（The Gibbon in China: An Essay in Chinese Animal Lore, Leiden, 1967)）
   《中日梵文研究中论》（Siddham: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Sanskrit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 1956）

另词典一部：

   《英语-乌足语词典》（A Blackfoot-English Vocabulary Based on Material from the Southern Peigans, with Christianus Cornelius Uhlenbeck, Amsterdam, 1934）

3、汉乐逸（Lloyd Haft，1946年11月9日－） 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希博伊根，荷兰诗人、翻译家和汉学家。原籍美国，毕业于哈佛大学。1968年赴荷兰莱顿大学，修得硕士及博士学位。任中文教职达31年，于2004年提前退休。1994年获Jan Campert诗歌奖，2004年获Ida Gerhardt诗歌奖。出版了《卞之琳研究》（1981）等专著。曾将华莱士·史蒂文斯、哈特·克莱恩、孟郊、周梦蝶等人的诗歌翻译成荷兰语，以及将卞之琳、周梦蝶、洛夫、羊令野等诗人作品翻译为英文。

主要著作:

   2008 - 池塘神堂 [Deze poelen, deze geest]
   2006 - 周梦蝶与意识诗 [Zhou Mengdie's Poetry of Consciousness]
   2005 - 福尔摩沙 [Formosa]
   2003 - 汉氏圣咏 [De Psalmen]，2011年第四版
   2000 - 十四行诗在中国-形式之涵义 [The Chinese Sonnet: Meanings of a Form]
   1996 – 人者 [Anthropos]
   1993 - 西洋沉岛 [Atlantis]
   1982 – 阳光下的图像 [Ikonen bij daglicht]
   1981 - 卞之琳研究 [Pien Chih-lin]，2011年第二版，并于2010年出版中文版 [发现卞之琳:一 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
   1975 – 中国的批孔运动 [De anti-Confucius campagne in China ]

4、伊维德（Wilt L. Idema；1944年11月12日－） 荷兰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对早期的中国戏剧、中国近现代女性文学、中国流行叙事民谣以及早期白话小说的发展感兴趣。

生平: 伊维德，1944年出生在荷兰德伦特省库福尔登，1968年在莱顿大学汉语言文化系获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日本札幌北海道大学社会系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及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从事研究，1974年在导师何四维指导下获得莱顿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担任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他曾两度担任莱顿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后又成为夏威夷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和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访问学者。2000年担任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也是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1]

著作: 英文著作

   Chinese Vernacular Fiction: the Formative Period, Leiden, 1974（《中国白话小说：形成时期》，莱顿，1974年）
   Chinese Theater, 1100-1450: a Source Book, Wiesbaden, 1982（《中国戏剧资料，1100年－1450年》，威斯巴登，1982年，与奚如谷合著）
   The Dramatic Oeuvre of Chu Yu-tun (1379-1439), Leiden, 1985（朱有[火敦]（1379－1439年）的戏剧作品研究》，莱顿，1985年）
   The Moon and Zither: 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王实甫著，伊维德与奚如谷译，《月与琴：西厢记》，加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
   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王实甫著，伊维德与奚如谷译，《西厢记》，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
   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1997（与汉乐逸合著：《中国文学导论》，密歇根大学出版社，1997年）
   The Red Brush: Writing Women of Imperi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彤管：中国帝制时代妇女作品选》，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4 年，与管佩达合著）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ed. by W. L. Idema, Wai-yee Li and E. Widmer,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伊维德、李蕙薏、魏爱莲等合著，《清初文学中的创伤与超越》，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5年）

中译著作

   伊维德著，马清槐、唐芜译，“荷兰汉学：过去、现在和未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第79－86页，第2期，第89－91页
   伊维德著，程瑛译，“诸宫调研究－－对于不同见解的重估”，《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6－377页
   伊维德著，张旭春译，“诗人、大臣和僧侣的冲突：1250－1450年间杂剧中的苏轼形象”，《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8－407页
   伊维德著，苏明明译，“性与贞－－弘治本《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的塑造”，《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8－439页
   伊维德著，程瑛译，“高罗佩研究”，《国际汉学》第5期（2000年），第 37－51页
   伊维德著，宋耕译，“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的嬗变”，《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第97－106页
   伊维德著，“改头换面的孝鹦哥－－《鹦哥宝卷》短论”，《文学、文化与世变》，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第469－489页

5、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年9月13日－2008年2月7日） 是荷兰的著名汉学家。主要的研究贡献在于中国地区的佛教发展史。另外，近年来神学研究者亦开始注意到许理和于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运动(又称为“儒家一神教”)的研究贡献。

生平: 1928年出生，荷兰莱顿大学教授。1959年以《佛教征服中国》获得博士学位，该书于当年出版后久享盛誉。1962年任莱顿大学东亚史教授，1969年创设莱顿大学汉学院现代中国资料中心，1974-1990年任该校汉学院院长，期间还兼任该校中文系主任、《通报》主编。（摘自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版《佛教征服中国》）

主要著作: 初版是否以英文发表不详，下列只标示出版年代：

   与Nicolas Standaert、Adrianus Dudink合著《耶稣会在中国的纪略:ca. 1580 - ca.1680》，1991年荷兰林登大学出版。
   《遭遇之初：十七世纪中国对于创造论的回应》，1995年纽约版。
   《中国的国情文化的时与空》，1995年纽约版。
   《佛教征服中国》(此书许理和为华语界最熟悉的一本书) ，1998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译出。
   《儒教的一次补充：中华帝国之下的基督教正统学说》（英文书名为a Complement to Confucianism : Christianity an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93年纽约版。

6、鲁道夫·利策玛 （Rudolf Ritsema，1918年10月3日－2006年5月8日） 曾任爱诺思基金会的主席超过30年，并担任《爱诺思年鉴》的编辑（从1972年第38卷开始）。利策玛与意大利物理学者和精神思考者山特娜·奥古斯都·萨巴蒂尼一道，将《易经》根据中文原著第一次翻译为意大利文版本。

生平: 利策玛出生于荷兰靠近雷登的维尔普镇的易卜·克里斯蒂安·利策玛家中，其祖先来自于菲仕兰省。易卜·克里斯蒂安·利策玛的妻子弗兰西斯·约翰娜，姓凡登·伯格，具有一部分菲仕兰和一部分英国血统（后来他也受益于法国雨格诺混血血统）。利策玛从他的母亲和外婆那里继承了宗教信仰和由上帝引导生命的感觉，或者说，在上帝的手臂中被携带着。另一方面，利策玛的父亲受过化学方面的训练，并一直对生物有很大的兴趣，具有科学家的气质，也是一个理性思考者。

在利策玛11岁的时候，他进入了位于德国赫本海姆的奥登瓦德斯库勒学校。这间学校的创办人保罗·格黑布和埃德加·格黑布对利策玛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在纳粹控制德国时，格黑布夫妇转移到了瑞士，并在那里创建了另一所和他们的奥登瓦德斯库勒学校类似的学校，École d'humanité（意思是人文学院）。也是在那里，利策玛在他的课程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凯瑟琳·格里斯。凯瑟琳·格里斯是来自于日内瓦的一名年轻音乐教师（他们后来在1945年结婚，当时利策玛26岁）。

在离开École d'humanité及获得他的学士学位之后，利策玛入读日内瓦大学，但是很快很快就被财政危机打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从荷兰来的资金中断供应。利策玛于是找了一些奇怪的工作来支撑自己的生活，但也继续贪婪地自学，特别是法国文学、德国文学、藏传佛教以及荣格心理学。

在1944年，利策玛和凯瑟琳开始在艾尔文·凡·科勒的指导下进行心理分析。艾尔文·凡·科勒之前在奥登瓦德斯库勒学校与利策玛相遇（当时她在那里担任英语文学教师）。是科勒将《易经》介绍给利策玛。

在与凯瑟琳·格里斯结婚一年之后，利策玛和他的妻子移居到荷兰。他在那里担任了雷登一间著名的出版和图书经营公司：布瑞尔学术出版社的古文物部门的东方部门的负责人。在那里他对购买和卖出学者或稀有书籍收藏者的图书变得熟练。在周末，他能够继续他的《易经》研究。

1947年夏天在利策玛28岁的时候，他患上了小儿麻痹症。这让他不得不承受横膈膜麻痹，并差点要了他的命。虽然他最后大难不死，但是他的腰部以下身体从此失去了知觉。接下来一年的冬天，根据一名神经科专科医生关于更温暖的气候的建议，利策玛在瑞士靠近阿斯科那的马焦雷湖居住了一个月。艾尔文·凡·科勒也住在那里，住在香提之屋。这恰好是爱诺思的创办人奥尔加·弗罗贝—卡普泰因 (1881–1962)居住的加布里埃拉之屋的隔壁。弗罗贝为利策玛夫妇发展了一种爱好，并邀请他们在下一年秋天住在爱诺思之屋。从那以后，利策玛夫妇作为弗罗贝的客人每年都会在那里呆一个月。他们之间也建立起了诚挚的友谊（弗罗贝也对于《易经》有很深的兴趣）。

在 1956年，利策玛开始与弗罗贝以及瑞士动物学家和自然哲学家阿道夫·波特曼 (1897–1982) 合作，计划举行爱诺思会议。五年之后，奥尔加·弗罗贝—卡普泰因将波特曼和利策玛作为她的继任者以继续爱诺思的工作。然而，当弗罗贝在1962年4月去世时，爱诺思议程的组织工作直接落到了利策玛的肩上。从1962年到1982年，也就是波特曼去世的年份，利策玛夫妇独自为保持爱诺思会议的传统而努力。

在他的业余时间里，利策玛一直钻研着《易经》。1971年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利策玛开始对理查德·卫礼贤的翻译感到不满意，并萌发了重新进行翻译的念头。这整整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才完成，其中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比较著名的有詹姆斯·希尔曼和罗伯特·欣肖（位于瑞士 艾西德伦的达蒙出版社的合伙人）。在将近1980年代尾声的时候，美国诗人史提芬·卡切尔帮助利策玛将工作最终完成。

1988对于爱诺思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利策玛采取了激进且当时备受争议的决定来改变爱诺思会议的基本结构，将其变成了牵涉参与者个人诺言的实验性个性的精神实验室。他还将《易经》放在了爱诺思日常活动的中心。

在1990年初期，利策玛将爱诺思基金会的主席一职移交给荣格分析家丽思塔·罗伯森。利策玛死于2006年5月8日，在他与凯瑟琳·格里斯的结婚61周年纪念日上，终年87岁。

出版物:

   鲁道夫·利策玛,《图像的道德》；与史提芬·卡切尔合著，易经与图像的道德；于1992年在爱诺思基金会和上广伦理财团赞助的的圆桌讨论会议上发表（普特南，康奈迪克，春季文摘，1993年）。
   《易经：中国古典变化神谕：第一本完全统一翻译》，由鲁道夫·利策玛和山特娜·奥古斯都·萨巴蒂尼翻译（ and Stephen Karcher (莎弗茨伯雷，多塞特，元素，1994年）。
   《易经：一本多才多艺的书》，由鲁道夫·利策玛和山特娜·奥古斯都·萨巴蒂尼从中文翻译(都灵，Unione tipografico-editrice torinese出版社，1997年)。
   《易经：唯一完整的版本，甲骨文与和谐文本》，由鲁道夫·利策玛和和汉斯雅各布·施耐德翻译(法兰克福，Zweitausendeins书店, 2000年)。
   《原始的易经神谕：单纯和完整的文本》，由鲁道夫·利策玛和山特娜·奥古斯都·萨巴蒂尼翻译（伦敦，瓦金斯出版社，2005年）。

• 加拿大

1、陈志让（Jerome Chen, 1919年－） 是一位加拿大华裔汉学家和历史学家。

生平: 1919年出生在四川成都，后考取南开大学，1943年毕业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7年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前往英国留学。授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门下。1950年代为BBC中文项目工作，1963年在英国利兹大学任教，1971年离开英国前往加拿大。同年担任约克大学 (加拿大)中国史教授。1983年至1985年还是多伦多大学和约克大学 (加拿大)亚太研究联合中心(JCAPS)主任。

著作:

   《军绅政权: 中国近代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ISBN 9787563376162
   《袁世凯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ISBN 9787543890060
   《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时，1993年，ISBN 9787507301540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中央文献出版时，1993年，ISBN 9787507301212

2、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 1967年5月18日－） 是一位加拿大汉学家，目前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所长。他专攻于明朝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历史，中国宗教史，海外华人史以及明朝军事社会史。他追溯明朝时期成立的一些地方邪教并发现其中部分仍在当世有留存。他希望他对这些传统的研究可以帮助历史学家更好地了解宗教在建立地方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生平: 1967年出生在加拿大，本科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后被选为罗德学者，博士毕业于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毕业后进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任教。但很快回到故乡结婚并于2002年在多伦多大学任教。2005年进入哈佛大学，2007年被任命为John L. Loeb助理教授，2009年被选为中国史教授。目前他往来于剑桥、伦敦和安大略省。2015年被任命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所长。

著作:

   《前线岛屿：冷战下的金门》，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6年，ISBN 9789863501794

3、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1951年1月6日－） 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哈佛大学，是一位加拿大的汉学家。

生平: 1951年，卜正民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市并成长于该地。[1][2][5]

卜正民在多伦多大学取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1977年又在哈佛大学取得东亚历史学硕士学位，1984年在哈佛大学取得东亚历史学和东亚语言博士学位。[6]

1984年开始，卜正民在阿尔伯塔大学担任研究员；1986年，卜正民担任多伦多大学教授助理；1997年，卜正民担任斯坦福大学教授；1999年以后，他一直担任多伦多大学教授。[6]

2007年，卜正民担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教授；他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的西藏问题专家。[7]

卜正民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历史明史、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日本帝国侵华战争史、1937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亚洲侵略史。[3][6][8][9]

作品: 专著

   Geographical Sources of Ming-Qing History.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8. Second expanded edition, 2002.
   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oronto: Lester Publishing, 1992;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10][11][12][13][14]
   Praying for Power: 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3.[15][16][17][18]

       （中文） 《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2005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19]

       （捷克文） Čtvero ročních dob dynastie Ming: Čína v období 1368-1644. Prague: Vyšehrad, 2003.
       （中文） 《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北京市，三联书店，2004年。纵乐的困惑─明朝的商业与文化,台北: 联经, 2004
       （韩文） K'waerak ǔi hondon: Chungguk Myǒngdaeǔi sangǒp kwa munhwa. Seoul: Yeesan, 2005.

   Collaboration: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20][21][22][23][24]

       （中文） 《通敌：二战中国的日本特务与地方菁英》，台北:远流出版社，7.2015。《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北京:商务印书馆，10.2015

   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5.[25][26]

       （中文） 《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黄山书社,2009。北京:商务印书馆，11.2014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New York: Bloomsbury; Toronto: Penguin; London: Profile, 2008.[3][4]

       （法文） Le chapeau de Vermeer : Le XVIIe siècle à l'aube de la mondialisation. France: Payot, 2010.
       （中文） 《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十七世纪全球贸易》,台北: 远流,2009；《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北京:文汇,2010

   Death by a Thousand Cuts, with Jérôme Bourgon and Gregory Blu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27][28]

       （中文） 《杀千刀~ 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2013.[29][30][31]

（中文） 《挣扎的帝国:气候、经济、社会与探源南海的元明史》，台北:麦田出版社，4.2016

   Mr Selden's Map of China: The spice trade, a lost chart & the South China Sea, Profile Books, 9.2013

（中文） 《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香料贸易、佚失的海图与南中国海》，台北:联经出版社，9.2015；《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北京;中信出版社，9,2015

（中文） 《哈佛中国史 (全六册)》，担任本书主编，并撰写第五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即《挣扎的帝国:气候、经济、社会与探源南海的元明史》)，北京;中信出版社，10,2016。原书名: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哈佛大学出版，2009--2013。 编著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9.[32]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by Min Tu-ki. Co- edited with Philip Kuhn.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9.[33]
   Culture and Economy: The Shaping of Capitalism in Eastern Asia. Co-edited with Hy Van Luo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34]
   Civil Society in China. Co-edited with B. Michael Frolic.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35]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Co-edited with Gregory Bl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36]

       （中文） Zhongguo yu lishi zibenzhuyi: hanxue zhishi de xipuxue. Taipei: Chu liu tushu gongsi, 2004.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Shanghai: Xinxing chubanshe, 2005. 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 ,台北:巨流图书, 2004; 北京: 新星, 2005

   Documents on the Rape of Nanki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9.[37]

       （中文） Expanded Chinese translation: Nanjing datusha yingwen shiliao ji. Taibei: Shangwu yinshuguan, 2007.

   Nation Work: Asian Elites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Co-edited with Andre Schmi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38]

       （中文） Minzu de goujian: Yazhou jingying ji qi minzu rentong, 2008. 民族的构建: 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 吉林出版集团, 2008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Co-edited with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39]

鸦片政权~中国、英国和日本，1839-1952年, 黄山书社, 2009

   The 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6 vo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Editor-in-chief from 2008 to date.

论文

   "The Spread of Rice Cultivation and Rice Technology into the Hebei Reg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In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ed. Li Guohao et al., pp. 659–90.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2.

       （中文） "Ming-Qing liangdai Hebei diqu tuiguang zhongdao he zhongdao jishu de qingkuang." In Zhongguo keji shi tansuo, pp. 633-56.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6.

   "Family Continuity and Cultural Hegemony: The Gentry of Ningbo, 1368-1911." In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ed. Joseph Esherick and Mary Rankin, pp. 27–5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Toward Independence: Christianity in China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1937-1945." Christian-ity and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ed. Daniel Bays, pp. 317–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Native Identity under Alien Rule: Local Gazetteers of the Yuan Dynasty." In Pragmatic Literacy, East and West, 1200-1330, ed. Richard Britnell, 235-45. Woodbridge: Boydell & Brewer, 1997.
   "Profit and Righteousness in Chinese Economic Culture." In Culture and Economy, ed. Timothy Brook and Hy Van Luong, pp. 27–44.
   "Auto-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In Civil Society in China, ed. Timothy Brook and B. Michael Frolic, pp. 19–45.
   "At the Margin of Public Authority: The Ming State and Buddhism." Culture and State in Chinese History: Conventions, Conflicts, and Accommodations, ed. Theodore Huters, R. Bin Wong, and Pauline Yü, pp. 161–8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8: The Ming Dynasty, pt. 2, ed. Frederick Mote and Denis Twitchett, pp. 579–70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apit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Modern History in China." In 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ed. Timothy Brook and Gregory Blue, pp. 110–57.
   "Collaborationist Nationalism in Wartime Occupied China." In Nation Work, ed. Timothy Brook and Andre Schmid, pp. 159–90.
   "Opium and Collaboration in Central China, 1938-40." In Opium Regimes, ed.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pp. 323–43.
   "The Creation of the Reformed Government in Central China, 1938." In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ed. David Barrett and Larry Shyu, pp. 79–10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Xu Guangqi in his Context: The World of the Shanghai Gentry." In Statecraft and Intellectual Renewal in Late Ming China: The Cross-Cultural Synthesis of Xu Guangqi, ed. Catherine Jami, Pieter Engelfriet, and Gregory Blue, pp. 72–98. Leiden: E. J. Brill, 2001.
   "The Pacification of Jiading." In Scars of War: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ed. Diana Lary and Stephen MacKinnon, pp. 50–74.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1.
   "Japan in the Late Ming: The View from Shanghai." In Sagacious Monks and Bloodthirsty War-riors: Chinese Views of Japan in the Ming-Qing Period, edited by Joshua A. Fogel, pp. 42–62. Norwalk CT: EastBridge, 2002.
   "Smoking in Imperial China." In Smoke: A Global History of Smoking, ed. Sander Gilman and Zhuo Xun.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4.
   "The Great Way Government of Shanghai." In In the Shadow of the Rising Sun: 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ed. Christian Henriot and Wen-hsin Ye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Institution." In 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m, ed. Donald Lopez.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期刊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to Foreign Students at Peking University." With René Wagner. China Quarterly, no. 71 (Sept. 1977), pp. 598–607.
   "Dying Gods in China: Religion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mmonweal 105:15 (4 August 1978), pp. 490–95.
   "Traveling to the Trigram Mountains: Buddhism after the Gang of Four." Contemporary China 2:4 (Winter 1978), pp. 70–75.
   "The Revival of China's Musical Culture." China Quarterly, no. 77 (March 1979), pp. 113–21.
   "The Merchant Network in Sixteenth 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24:2 (May 1981), pp. 165–214.
   "Guides for Vexed Travelers: Route Books in the Ming and Qing." 3 pts. Ch'ing-shih wen-t'i 4:5 (June 1981), pp. 32–76; 4:6 (December 1981), pp. 130–40; 4:8 (December 1982), pp. 96–109.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Ming Local Administration." Late Imperial China 6:1 (June 1985), 1-55.
   "Censorship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A View from the Book Trade."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23:2 (August 1988), pp. 177–96.
   "Funerary Ritual and the Building of Lineag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9:2 (December 1989), pp. 465–99.
   "Rethinking Syncretism: The Unity of the Three Teachings and their Joint Worship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no. 21 (Fall 1993), pp. 13–44.
   "Differing Agendas: China and the Human Rights Treaties." China Rights Forum, Winter 1993, pp. 16–19.
   "Mapping Knowledg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Gazetteer Cartography of Ye Chunji." 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7:2 (Autumn 1994), pp. 5–32.
   "Weber, Mencius,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pitalism." Asian Perspective 19:1 (1995), 79-98.
   "The Sinology of Joseph Needham." Modern China 22:3 (July 1996), pp. 340–48.
   "Edifying Knowledge: The Building of School Libraries in M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7:1 (June 1996), pp. 88–114.
   "Medievality and the Chinese Sense of History."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1:1 (1998), pp. 145–64.
   "Picturing Clunas: A Review Essay." Ming Studies 40 (spring 1999), pp. 117–24.
   "The Tokyo Judgment and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Journal of Asia Studies 60:3(August 2001), pp. 673–700.
   "Is Smoking Chinese?" Ex/Change: Newsletter of Centre for Cross-Cultural Studies (City Univer- sity of Hong Kong), no. 3 (February 2002), pp. 4–6.
   （中文） "Ming-Qing shiqi de guojia tushu jiancha yu tushu maoyi" (State censorship and the book trade in the Ming-Qing period). Shilin (Historical review,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3, no. 3, pp. 90–104.
   （中文） "Mingdai de haishang maoyi yu lushang yichuan xitong" (The Ming system of maritime trade and overland postal communication). Lishi (Historical Monthly), no. 189 (5 Oct. 2003), pp. 58–65.
   （中文） "Mingdai de daoyou shu" (Travel guides in the Ming dynasty). Lishi, no. 189 (5 Oct 2003), p. 144.

4、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1922年8月7日－2013年4月13日） 加拿大汉学家。艾伯塔省卡尔加里人。

生平: 蒲立本1942年毕业于艾伯塔大学，主修希腊文和拉丁文经典。参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情报工作时接触日语，私下也在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学习汉语。1946年到伦敦大学攻读中国语言和历史。195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安禄山的家世和早年生活》，然后到日本东京和京都的图书馆进修至1952年。1953年评上剑桥大学汉语教授职位。1955年出版著作《安禄山叛乱的背景》。在《亚非学院院刊》、《通报》和《大亚细亚》发表唐代历史论文，兼及中亚历史。

1959年因“受早年对印欧比较语言学兴趣的启发”和“对更好的古典汉语教材的需要”，开始研究汉语的历史语言学。他从语法入手，1960年在《大亚细亚》发表《早期汉语语法研究（一）》。随后转到了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构拟，发表《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1962年）、《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二）》（1962年）、《上古汉语和缅文元音系统的诠释》（1963年）。1966年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任教授，1968年出任亚洲研究系系主任。在《大亚细亚》发表《晚期中古汉语》（1970年）、《晚期中古汉语（二）》（1971年）。1973年在《中国语言学报》创刊号发表《关于汉语词族的一些新假设》、在《亚非学院院刊》发表《关于上古汉语-s的更多证据及其消失的时间》。1974年卸下系主任职位。在《华裔学志》发表《上古汉语的韵尾辅音》（1977年—1978年）。1987年成为荣誉退休教授。

1980年后出版的专书有《中古汉语：历史语音学的研究》（1984年）、《早期中古汉语、晚期中古汉语、早期官话构拟发音的词汇》（1991年）、《一份以中亚婆罗米文书写的汉语文献：晚期中古汉语和于阗语发音的新证据》（1993年合著）、《古典汉语语法纲要》（1995年）。历年出任的其他职位包括：1980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1993年成为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所通讯会员、加拿大亚洲研究学会会长（1971年—1974年)、美国东方学会会长（1990年—1991年)、美国东方学会西部支部会长（1992年—1993年）、国际汉语语言学学会主席（1995年—1996年）。

• 瑞典

1、马悦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1924年6月6日－） 瑞典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

生平: 1924年，马悦然出生于瑞典的南部。

1946年，马悦然考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瑞典大学者高本汉的学生，1946年跟着老师高本汉学习古汉语和中国音韵学。

1948年来到中国四川做方言调查，1949年到中国西北，过塔尔寺，拜见活佛班禅额尔德尼。

1949年后，马悦然在瑞典驻中国大使馆任职。

文革时期，马悦然在中国工作，目睹了这场政治文化风暴，他说：“杨绛女士的《干校六记》，钱锺书的《小引》和李锐的《无风之树》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这三个文本帮助我了解十年浩劫给我的第二祖国带来的不幸。”

1958年，他离开中国前往澳洲国立大学教书，直到六年后回到瑞典。

1985年，马悦然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

1990年代，马悦然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地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工作。后期，马悦然历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欧洲汉学协会会长。

贡献: 马悦然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精通中文的评委，他曾翻译过《诗经》、《春秋繁露》、《西游记》、《水浒传》、《辛弃疾词》等中国古典著作，亦翻译了鲁迅、高行健、沈从文以及北岛的诗歌和李锐的小说等当代中文作品，致力于提升中国文学在国际的地位。现时马悦然翻译的瑞典语版本《西游记》及沈从文的《边城》，成为了现时瑞典学校的指定课外读物。

观点:

   2004年，在被问道“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没有拿到诺贝尔文学奖，难道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真落后于世界么？”时，马悦然说：“中国的好作家好作品多得是，但好的翻译太少了！”

   “如果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人能够翻译《彷徨》、《呐喊》，鲁迅早就得奖了。但鲁迅的作品只到30年代末才有人译成捷克文，等外文出版社推出杨宪益的英译本，已经是70年代了，鲁迅已不在人世。而诺贝尔奖是不颁给已去世的人的。”

   1987年和1988年，沈从文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1988年瑞典诺贝尔文学奖准备颁发给沈从文，1988年的5月10日，龙应台打电话告诉马悦然沈从文过世的消息，马悦然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秘书打电话确认消息，又给他的好友文化记者李辉打电话询问消息，最终确认沈从文过世了。 马悦然屡次想说服瑞典学院破例把诺奖授予死去的人，最后一次使出浑身解数劝说无效后，他哭着离开了会场。

作品:

   《另一种乡愁》，2002年，联合文学，ISBN 9575223985；2004年，三联书店，ISBN 9787108020031。
   《俳句一百首》，2002年，联合文学，ISBN 9575223985；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ISBN 7563346368。
   《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2009年，吉林出版集团，ISBN 9575223985。

2、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年10月15日－1978年10月20日） 生于瑞典延雪平，汉学家，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研究而构拟中古汉语、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

与汉学结缘: 高本汉于16岁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内容是关于达拉纳省的方言。其后，他于1907年—1909年期间就读于乌普萨拉大学，成为研究比较音韵学的斯拉夫教授J. A. Lundell的学生，主修俄语，并立志将比较历史音韵学的方法应用于当时还没有人以此方法研究的中文上。由于瑞典内并没有人教授中文，高本汉前往圣彼得堡，用两个月的时间跟A.I. Ivanov教授学习。于1910年—1912年，高本汉于中国生活，研究中文及将之分为24种方言的语音体系。

汉学生涯: 高本汉于1912年1月返回欧洲，在回到乌普萨拉之前，首先在伦敦逗留、继而到巴黎居住。他在1915年于乌普萨拉撰写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是以法语写成的，而他以后所写的学术著作大部分则使用英语书写。

1939年，高本汉接替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1874年—1960年）成为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瑞典语：Östasiatiska Museet；英语：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的馆长，直至1959年为止。此公共博物馆于1926年建立，收藏了安特生于1920年代在中国有关史前考古的发现，其后博物馆亦收藏较后期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考古文物。高本汉与安特生多年来一直保持紧密的联络，并继承安特生担任博物馆馆刊编辑的工作，直至1970年代为止。高本汉首先在这年刊上刊登自己大部的重要著作，又或者以书籍的形式出版博物馆的专题论文系列。

1946年，高本汉开始广泛抨击当时对古中国史料粗糙的编纂方法。在一篇评论汉代以前文学、题为《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的文章中，他指出“大部分该等论著有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在处理史料上,奇缺严谨的方法”（…a common feature to most of these treatises is a curious lack of critical method in the handling of the material）。高本汉在文中更特地批评于重构中国古代历史时毫无选择性地采用不同年代的文献的做法。

贡献: 对上古汉语及中古汉语的研究

高本汉是第一位使用历史语言学这种欧洲治学方式研究中文的学者，他亦重构了中古汉语及上古汉语的语音。他认为最早期中文的人物代名词会有变格的情况。另一方面，他亦提倡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并构拟出13组复辅音出来。 对日语来源的研究

高本汉在比照过部分汉字在日语中的训读、音读（吴音）以及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读音，提出有不少汉字的训读，其实是更早时期的汉语音读。他所比较的汉字如下： 汉字 训读 吴音 粤语 普通话 马 ウマ マ ma mă 梅 ウメ マイ mui méi 绢 キヌ ケン gyun juàn 君 キミ クン gwan jūn 钱 ゼニ ゼン chin qián 蝉 セミ ゼン sim chán 竹 タケ チク juk zhú 剥 ハ-グ ホク mok bō 文 フミ モン man wén 麦 ムギ ミャク mak mài

此外，也有一些汉字是采用了意义相近的汉字，例如：“国（くに）”的读音来自“郡（グン）”，而“纸（かみ）”的读音来自“简（カン）”。[1]

主要著作:

   《中国音韵学研究》（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
   《中国上古汉语音韵纲要》

3、塞西莉亚·林奎斯特（Cecilia Lindqvist，1932年6月4日－） 汉名林西莉，是一位瑞典汉学家。

生平: 林西莉于1932年出生于瑞典隆德，小时候曾学习过钢琴。1952年高中毕业，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艺术史、历史、语言学，后来又到希腊、德国和意大利学习音乐。

1956年与瑞典作家斯文·林奎斯特结婚，1961年1月带着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的推荐信，随前往中国当外交官的丈夫一起首次抵达中国北京，接触到古琴，赴中国音乐学院得到王迪的传授。1962年丈夫任期结束，不得不返回瑞典，临走时获北京古琴研究会赠明代古琴“鹤鸣秋月”。1986年两人离婚，斯文同年再婚。

1971年林西莉在瑞典高中教授汉语课，成为当时所有瑞典高中里唯一的汉语老师。1974年开始写作《汉字王国》一书，1989年著成，后凭借此书获得瑞典奥古斯特奖。2007年再度夺得此奖，成为少数赢得两次奥古斯特奖的作家。

2016年8月，林西莉获得中国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著作:

   《Kina inifrån》（从内部看中国，与斯文·林奎斯特合著，1963年）
   《Asiatisk erfarenhet》（亚洲探险，与斯文·林奎斯特合著，1964年）
   《Resa med Aron》（与阿伦同游，1969年）OCLC 26298979
   《Kina nu: Vad skulle Mao ha sagt? 》（中国：毛泽东会说什么，与斯文·林奎斯特合著，1980年）ISBN 9789175880228
   《Tecknens rike》（1989年）ISBN 978-91-34-50857-6。简体字译本《汉字王国》（1998年）。正体字译本《汉字的故事》（2006年）。
   《Qin》（2006年）ISBN 9789100105808。正体字译本《林西莉古琴的故事》（2009年2月）ISBN 9789866651502。简体字译本《古琴》（2009年10月）ISBN 9787108031655。
   《En annan värld : minnen från Kina 1961-62》（另一个世界—中国印象1961-1962，2015年）。ISBN 9789100152413

• 比利时

1、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1959年10月－） 当代西欧著名汉学家，比利时人。

简历: 1959年10月，生于比利时港口城市安特卫普

1982年，获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学士学位

1982年，获莱顿大学汉学硕士学位

1982～1983年，于中国上海复旦大学研习中国历史哲学宗教。

1984年，任莱顿大学汉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84年，获莱顿大学汉学博士学位

1990年，获法国巴黎塞夫尔中心哲学和神学学士学位

1993年至今，任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荷语鲁汶）汉学教授

2003年，当选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

代表著作:

专著：《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等

论文：《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研究的新趋势》、《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著作在中国的流传》、《17世纪早期中国的圣经》等。

2、皮埃尔·里克曼斯（1935年9月28日－2014年8月11日） 汉名李克曼，笔名为西蒙·莱斯（Simon Leys），出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汉学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写过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书籍，也翻译过包括《论语》，石涛的 " 绘画" 在内的一些中文著作。

生平: 大学就读荷语天主教鲁汶大学，主修法文、英文及法律。曾经就读新亚书院（现为香港中文大学）。1955年，就读大学期间，首次拜访中国。之后前往台湾，在台湾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学与艺术。完成学业后，曾在新加坡以及香港工作。

在香港九龙居住2年，实地接触中国人后，开始了解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现况。

1970年定居澳大利亚，他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中国文学，他的学生中包括了现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1972年他作为比利时大使馆文化随员在中国呆了半年。之后的1987到1993年间，他则前往悉尼大学担任中国文学教授。

1971年，出版《毛主席的新装》。李克曼曾透露，为了避免成为一个中国“不受欢迎的人”，他被要求使用假名。他选择了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小说《勒内·莱斯》（René Leys）的主人公莱斯作为笔名。

1986年在法国出版了长篇小说《拿破仑之死》(The Death of Napoleon)，2002年被改编为电影。2004年，他获得奇诺·德尔·杜卡世界奖。2011年，他的文集《无用堂文存》(The Hall of Uselessness)。

2014年8月11日于澳大利亚悉尼家中因癌症逝世。

• 俄罗斯

1、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Сергей Леонидович Тихвинский，1918年9月1日－2018年2月24日） 中文名齐赫文，生于俄罗斯彼得格勒（今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汉学家。

生平: 齐赫文斯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医生家庭。1938年，还是列宁格勒大学语言系五年级大学生的齐赫文斯基进入苏联外交部门工作。当时苏联尚无培养职业外交官的高校，外交岗位干部大多是具备高学历的苏共党员，且并不全是人文学科人才，例如苏联驻加拿大大使是学工程毕业，驻中国大使潘友新年轻时曾负责边境哨岗，副外长葛罗米柯曾是经济师。1937年，斯大林大清洗重创外交部门干部。此后才开始将高年级大学生引入外交岗位。其中就包括齐赫文斯基。在外交人民委员会，齐赫文斯基任中文翻译，借助词典翻译外交照会。

半年后，他被叫到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处，那里正需要一名中文翻译。他被镶有防弹玻璃的吉尔牌轿车送到克里姆林宫，进入办公室，有位中国人孙福参与会谈。孙福请斯大林再次提供借款，以购买飞机、大炮等苏联武器抵抗侵华日军，齐赫文斯基翻译了此次对话。后来，齐赫文斯基在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实习，任内他见证了苏联武器运进中国。

1943年12月，他担任苏联驻重庆大使馆二等秘书。1944年出任苏联驻北平总领事。1945年，郭沫若到莫斯科参加俄罗斯科学院220周年庆典活动，与齐赫文斯基结识。郭沫若在其1946年出版的《苏联纪行》一书写到这位年轻的苏联外交官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举行，苏联驻北京总领事齐赫文斯基应邀观礼，根据莫斯科方面的指示，他低调站在木制看台下排。当晚举行政府宴会，宴会活动开始前半小时，给他送来了刚刚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的信函，信中称希望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齐赫文斯基迅速将其译成俄文，以“紧急”字样密电莫斯科。次日早晨收到回复电报称，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事实，并且准备与其建立外交关系。苏联由此成为首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1949年，齐赫文斯基被任命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后任参赞。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接受苏联大使罗申递交国书，参赞齐赫文斯基参加，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接受国书。齐赫文斯基见证过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谈，并多次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纪念活动。

1950年代到1960年代，他曾在中国、英国、日本工作，参加过联合国大会，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苏联。1980年到1986年，任外交学院院长，同时负责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工作。

齐赫文斯基是历史学博士、教授。1981年当选苏联科学院（现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曾师承俄罗斯汉学研究彼得堡流派的奠基人В.М.阿列克谢耶夫，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学研究流派。他撰写了10多部专著、500多篇论文。由他主编的《中国的改革与革命》系列丛书在2000年获俄罗斯联邦国家奖，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亲自为他颁奖。自1990年代起，齐赫文斯基将全部精力投入学术工作，2017年秋季完成了十卷本《中国历史：从古代至21世纪初》的出版，同年11月10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十卷的首发式。2009年10月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授予“中俄关系杰出贡献”奖章，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2018年2月24日，齐赫文斯基在莫斯科病逝，享年99岁。2月28日，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中友协名誉主席齐赫文斯基遗体告别仪式在俄罗斯科学院举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莫尔古洛夫、俄罗斯科学院副院长马卡罗夫、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一亚局局长库利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所长卢佳宁、俄中友协第一副主席库利科娃、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李辉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等学术界代表及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部分外交官共两百余人出席。

2、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1932-2012）

生平: 俄罗斯汉学家，193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一个职员家庭。李福清先生迄今已用俄、中、日、韩、英、德、越等语言发表作品200余种。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古典小说、中国年画、中俄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李福清先生经常在世界各国知名学府讲坛上宣传中国文化，介绍他的研究成果。他还是南开大学客座教授，被中国教育部授予“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古典小说，讲有《汉学研究五十年》等课程。著有《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和书面异体》、《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象的演变》、《中国神话故事论集》等。其他论著有《中亚文化交流史》、《东方中世纪文学的方法》、《中国戏剧理论》等。

193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一个职员家庭。

1950年李福清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中文。

1953和1954年，李福清又去了中亚，继续学习甘肃话、陕西话，并且专心搜集民间文学的口头资料。

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分配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今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专事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

1958年李福清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简报》发表的《韩信传说——东干人中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把李福清在米粮川记录的传说与书面材料作了比较研究。

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

1961、1970年先后获副博士、博士学位，并先后升任该所高级研究员和首席研究员。

1972年，李福清与朋友、蒙古民间文学专家涅克留多夫研究员一起去乌兰巴托。

1977年，李福清与两位东干学者合作，选编了《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李福清写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成分》一文，参加了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

1987年12月23日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是俄国汉学界文学领域学衔最高的人士。

1992年，李福清应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邀请去台湾，邀请函提出要李福清开两门课：《三国演义》研究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同时还要主持一个研究项目——搜集并比较研究台湾的原住民（大陆总称高山族，实际上是9个不同的民族）民间文学。

1992年，李福清应邀去台湾参加欧洲汉学史研讨会。

2000年，李福清写作了长篇论文《〈聊斋志异〉在俄国——阿列克谢耶夫与〈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带着它出席了2001年在山东淄博举行的国际第二届聊斋学讨论会，引起与会者很大兴趣，会议出版的论文集以超长篇幅刊载了该文。

2012年10月3日去世。

李福清在其中文版《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的自序中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作了详尽的回顾：（以下引自《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李福清的中国文学研究五十年（代自序）》，李明滨编译，中华书局，2003年6月）

主要作品:

一、论文 《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李明滨编选，中华书局，2003年6月 《中国诸族民间故事选》（编译），莫斯科，2002年。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中国年画图录》，《东方收藏》，莫斯科。2002年（俄文）。 《〈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7年。 《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台北，汉扬出版社，1997年；云龙出版社，1999年。 《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与李平合编）。（中文） 《汉文古小说论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文） 《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与王树村、刘玉山合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中文，俄文两版）。 《中国神话故事论集》，马昌仪编，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台湾版）。 《西伯利亚、中亚及远东诸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共同主题与情节》，收入《东方各国与各民族》第13集，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年。 《紫玉》（汉魏六朝小说，编译），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80年。

二、翻译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冯骥才《文学报》1983年2月23日。 《殷芸小说》 《笑林》邯郸淳 《启颜录》侯白

三、专著 《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 《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年。（中译收入228号）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田大畏译，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7年，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 《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1年。

四、书评 《离薄迦丘十万八千里》，《新世界》1967年第4期。

3、季塔连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1934-2016）

人物生平: 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1934年4月27日出生于农民家庭,在以优异的学习成绩从阿尔泰地区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53年被推荐到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继续深造。

1957年大学毕业后被派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学习两年,师从冯友兰先生。

1959年他又被派到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1961年毕业后留校继续进修一年。

1962～1965年,季塔连科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任研究员职务;

1965～1985年,在苏共中央委员会负责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工作,并于1965年11月26日获哲学副博士学位,于1979年11月2日获哲学博士学位。

从1985年起,季塔连科一直担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职务,

1997年5月30日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2001年11月当选为院士。

2016年2月25日，俄著名汉学家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季塔连科院士在莫斯科去世，享年82岁。

学术成就及著作: 季塔连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和现实问题、俄罗斯与亚太各国及俄中关系问题的专家，有论著200余部（篇）。

在中国哲学史方面，季塔连科的代表著作是198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古代哲学家墨翟及其学派与学说》以及1988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墨翟及其学派对中国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第二卷）一书。除此之外，在中国哲学史方面，季塔连科还编辑了《中国哲学史》（1989）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后记，为《中国古代哲学》（莫斯科，1972）一书写了序言。由他主编的《中国哲学百科词典》（莫斯科，1994）共收录了1500多个词条，堪称古今中国哲学文化系统知识大全。另外，他还在1997年《远东问题》杂志第4期上发表了题为“认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论文。他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是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的基础，对俄罗斯中国学家研究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在中国政治和现实问题研究方面，季塔连科的主要著述有：《中国：文明与改革》（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9）、《中国的现代化与改革》（莫斯科，1999）以及与Л.С.佩列瓦洛夫合著的《中国社会政治与政治文化的传统》（1994）等。

在对俄罗斯与亚太各国及同中国关系的研究方面，季塔连科也有很大建树，代表作主要有：《亚太和远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合作问题》（莫斯科，1989）、《俄罗斯和东亚：国际与文明间的关系问题》（莫斯科，1994）、《俄罗斯面向亚洲》（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8）、《俄罗斯：通过合作求安全·东亚的向量》（莫斯科，历史思想文献出版社,2003）。季塔连科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表现在由他主持完成的一些重大课题上，如题为“俄罗斯远东和东北亚：经济合作问题”（1998年）的科研课题，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他所领导的远东研究所的中国学家。在远东所的集体著作《现代化和改革征途中的中国（1949～1999）》中也渗透了他的辛勤劳动，这是一部跨学科的俄中关系史研究力作。199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中国驻俄罗斯使馆为该书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

季塔连科还是一个出色的组织管理者。从1985年起，季塔连科开始担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在近20年的发展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科研组织机构得以不断完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为了更加适应形势的需要并加强对中国的研究，季塔连科出色地完成了研究所的机构改组工作。他带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专家们承担国家和俄罗斯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使该所成为俄罗斯总统办公室、俄罗斯联邦议会主席团、国家杜马、外交部、外贸部等国家机构的信息咨询机构。

季塔连科是俄罗斯联邦功勋活动家。除了从事科研和科研组织工作外，还积极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身兼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现代中国问题学术委员会主席、东亚和平与安全及发展国际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哲学研究学会俄罗斯分会会长、俄罗斯亚非国家合作协会会长、俄中友好协会会长、朝鲜半岛友谊和文化联络协会第一副会长等多项职务。他是俄罗斯亚太地区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武器监督中心以及汉城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和国际学术委员会成员，2004年还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教授称号。他还是多种国外杂志的编委，经常出席亚洲国家大学校长和研究所所长合作会议，在国外东南亚问题专家中受到广泛的承认和尊重。

2004年4月2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季塔连科祝贺70岁寿辰。普京在贺电中说，“作为杰出的东方学学者，您具有无比丰富的学养和经验，并在国内外享有名副其实的威望。您学术兴趣的广度——从中国历史和哲学到全球经济和国际文化对话问题——使您赢得了巨大的尊敬。在您的领导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为解决国家关系的重要问题，为发展俄罗斯和亚太国家各个层面的关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出版著作: 主要论著 《毛主义者的中国古代哲学学派及其学说》，莫斯科，1965年，（副博士论文） 《毛主义的思想政治实质》(合著)，莫斯科，1979年； 《古代哲学家墨翟及其学派与学说》，莫斯科，1985年； 《墨翟及其学派对中国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影响》(第二卷)，莫斯科，1988年； 《亚太和远东地区的和平、安全与合作问题》，莫斯科，1989年； 《中国社会政治与政治文化的传统》（与Л.С.佩列瓦洛夫合著），1994年； 《俄罗斯和东亚:国际与文明间的关系问题》，莫斯科，1994年； 《俄罗斯面向亚洲》，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8年； 《中国:文明与改革》，莫斯科：共和国出版社，1999年； 《中国的现代化与改革》，莫斯科，1999年； 《俄罗斯:通过合作求安全·东亚的向量》，莫斯科：历史思想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主编文集: 《中国哲学史》(1989)； 《中国哲学百科词典》，莫斯科，1994年； 《当代中国哲学》（责任编辑），莫斯科，1980年；

个人论文: 《中国古代哲学·序言》，莫斯科，1972年； 《认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远东问题》杂志，莫斯科，1977年第4期； --Li Zihan (talk) 01:17, 22 May 2018 (UTC)

Week 14 International Journals

• 中国国内关于国际汉学的期刊

• 《国际汉学》

• 《国际汉学论坛》

• 《国际汉学集刊》

•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 《中国学》

• 《中国学研究》

• 《海外中国学评论》

Week 15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Conferences/Congresses and Chinese-Western cooperation

這一關與國際漢學的概述已經過時了，是2002年的。 This overview on International Sinology is outdated, it is from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