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ntegration and persiste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communication
中国文学在传播中的融合与坚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马晓君）
【中文摘要】
中国文明上下五千年，经历了历史车轮的行驶和世界潮流的演变，这一文明如今仍以不断发展、追求完善的姿态立于世界之林。以中华文明为基础的中国文学以其悠久、广博，呈现出某种莫名甚至神秘的魅力，吸引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眼光。在世界文学交流、碰撞乃至融合的过程中，中国文学作为其中一支，呈现出中国特有的某些特性、魅力，反映着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品貌、中国的思想，当然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所有文学在传播中都会遇到的困窘与考验。本文就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应更多注意融入世界文化还是强调中国特色的问题进行讨论，共分为四个部分进行考虑。
【English abstract】
The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ave experienced the journey of the wheel of histor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 trend. This civiliz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world with it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ursuit of perfection. Based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the world with its long and extensive history and some mysterious and even mysterious charm. In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collision and fusion, as one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presents some characteristics unique to China, charm, reflects the Chinese history, China's appearance, the thought of China, of course, also inevitably met with the embarrassment of all literature in the transmission and the test. In the course of overseas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t is necessary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world culture and the issue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关键词】
中国文学，世界文学，融合，坚守，民族风貌，传播，接受。
【正文】
一、 从历史画卷上看中国文学的特色
五千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使中国人自豪，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么悠久的文明，我们该如何探索，世界该如何看待？以此为基底的中国文学，我们怎样展示给世界？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在现代传播的过程中不会规避的思考。 在这里首先要说明，中国文学特色指的是以文学形式或者文学样式所呈现出的中国特色。提到中国文学，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在脑海中反映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八个字，这恐怕是我们从小就深存的印象。 中国文学样式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梳理下来大抵是先秦文学（以《诗经》、《楚辞》为代表）、孔孟老庄等诸子百家的经典、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近代新文学……就这么顺着历史往下数，的确，五千年的文明未曾断绝，五千年文明养育了一代代的华夏子孙。这是它的“源远流长”。其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明、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哲学思想是作为一个比较大的相对统一的思想观念或者说价值标准的范例一直传承下来并且得到不断的发展、补充和阐释的。孔孟老庄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经典著作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文学无疑在总体上表现出“仁”、“和”的特点，并且从哲思的角度上看，不时探讨和思考“有无之辩”、“自然”、“道”等问题。 那么“博大精深”呢？中国文学它能承载中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在中华人民不断创造、生产的过程中以不同的形式或者说文学样式得以反映和见证。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文学作为一个载体具有强大的张力。 其次，中国文明还具有难得的包容性。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没有经受绝对排斥，反而在此后经过历代的逐渐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梁武帝时期开始出现三教合一，再到唐宋、再到元明清，三教合一的趋势逐步增大。关于三教合一的概念目前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在其中佛教文明更有优势，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佛教思想作为一种异域文明在中国传入之后没有灭亡，它遇到原有道家、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的文明反而被中华文明吸收融合，成为了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这种包容性也由中国文学加以表现和证明。在诗词中，苏轼的“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白居易的“纱笼灯下道场前，白日持斋夜坐禅。”；王维的“ 一兴微尘念，横有朝露身……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洗心讵悬解，悟道正迷津……声色非彼妄，浮幻即吾真。”等等著名诗人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又融合了本土文化背景中的儒道精神，写出了不少反映这种文明融合的诗词作品。当然，在小说中更是如此，代表道家的侠客精神、代表儒家的恕与仁、代表佛教的空常常以剑客、贤者、神明的身份出现。 从文化层面看，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一种状况：相当一部分的作品是由具有官僚身份的文人创作的，也就是“士”阶层。这个比例在中国越早的历史时期越大。大致到了唐宋平民身份的文人、诗人比例才比以往有明显的增大，到了明清时期，底层知识分子也有不少创作，反映市井生活的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收到欢迎。这个状况与中国历来的王朝社会有关，与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这是《马陵道》里的名言。中国传统仕途与整个王权体系是分不开的，与此相联系的文学创作也深受影响。大约从楚辞开始，在汉赋、乐府，尤其是唐诗宋词元曲里，我们都不难看到：文人们往往身怀治国之志、救世之思，但也不少因怀才不遇而感慨，因小人谄媚、君主不重而悲叹。从整体上来说，西方文学当然也有关于时光流转的思考，但是西方对于个体的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是有更多或者说相对更早的关注和焦距的。这往往还基于中西方不同的时空观。所以，谈论中国文学还不能不考虑这一现象。 总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学可以说是反映折射了中国古人的生产生活、思想精神、创造与吸收，在佛道儒思想的融合下，经历不同时代背景综合作用下的、具有相当柔韧性和张力的产物。中国文学甚至可以说是较为阴柔的，委婉含蓄的传统贯穿、牵绊于其中。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中国文学中，中国人常有的“气”、“灵”、“阴阳”等观念往往与世界其他文学中“灵魂”、“上帝”等概念大相径庭。 但是这种定义一旦放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就会出现一些偏差。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是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紧密联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在西方文学的启示下发展起来的。晚清以来，中西方的国力强弱关系逐渐发生转变、置换。中国由原来的天朝大国到不得不签订各种协议以维系暂时的和平，再到国内的内战、革命。笼统地说，直到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才得以逐步上升。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由西方传入的文学理论、科学技术很容易被中国人接受和认可。这当然不能否认西方文学和科技本身的力量，但是这样的历史条件无疑是一种助力。就中国整个现当代文学中思想含量最高、技术难度最大的先锋文学来说，海德格尔关于时间的三度性、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等哲学思想传入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在新文化运动、革命文学、文革之后，这些思想的传入启示了中国一批敢为人先的作家，开启了审丑审恶乃至更具有深度的现实批判等话题，也使得中国文学从传统的社会学、伦理学、认识论的层面上更多地转变为关注个人的、个体的、自我意识的文学。归根结底，这与中西方的社会转型是分不开的。但是中国作家对于西方文学的这种学习关系也是不稳定的，或者说有变化的，按照贾平凹先生的说法，中国文学在某种角度上讲，完成了向西方的学习。在以余华、莫言、苏童等人为代表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作品中虽然有向西方文学学习的痕迹，但是在他们的作品逐渐成熟后又逐步返回到民族传统和本土文化中，在这种返回之下，作家们往往会对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想的价值进行思考和寻找。
二、 试放眼察看现代世界文学的风貌
以上大略且粗糙地尝试分析中国文学的特色，接下来将对现代世界文学的概况做一定了解。 什么是世界文学？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歌德，他在读了《好逑传》之后深感震撼，并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提出这一概念。他所提出的这个概念是基于一种世界型的文学，即能为世界读者所广泛接受的文学，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种世界文学正在形成，所有的民族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都迈出令人高兴的步子”。他说理解的文学是在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后形成的。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即一系列的全球对话与交换。经过一系列交流后，不同文化凸显出一些共性，但与此同时各民族文化的个性也容易被消磨。马克思关于“世界文学”的概念是基于全球化的到来提出的，即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发展使市场成为世界性的共同体，资本和自由贸易打破了地域、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因此，文学艺术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组成部分之一也不可能是完全独立、自我封闭的，也就是世界市场影响了世界文学的产生。 但是，随着综合国力的不均、东西方价值理念、东西方文学理论研究的差异，“世界文学”这一概念逐渐变得“狭窄”。在现在国际文学研究的主流看来，东西方的文学理论、文学艺术发展是具有不同步性的，东方在这方面呈现滞后性。这又与西方在文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探索早于东方有关。世界文学逐渐形成了以西方文学为主导或者说西方文学占据更大比例的一个集合型的概念。因此，不少学者基于此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待中国文学。诚然，从不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东西方文学的差异作为一种方法、工具当然是有益的、便捷的。但是如果单纯片面地在西方文学的立场上评价中国文学，就容易出现争论。比如，有西方学者认为《儒林外史》故事情节都很好，就是缺乏了有机性，否则就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对此评价，中国学者又褒贬不一。事实上，小说讲求有机性是西方文学的要求，中国文学并不追求这点。 再比如，德国的汉学家顾彬教授有一个重要观点，认为“中国作家尤其是小说家，过于看重讲故事，一讲起来就过于冗长，把故事背后更重要的东西给忘了”。关于这个观点，中国学者褒贬不一。出现这种态度不统一的原因主要是对此分析所采取的角度不同。还是如前文所说，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小说讲求有机性，而中国文学并不追求这一特性，或者说中国文学的有机性与西方文学的有机性不同。西方很多小说在进行叙事的时候，配角的行为乃至言行在多数时候都是为了凸显主角而存在，从叙事形式上看更具有主角中心感，这样主角的形象往往更能得到立体地多方位地刻画。比如《羊脂球》中的高尼岱，《百万英镑》中的富翁兄弟。 中国文学，或者更具体点地说，中国传统戏曲小说则不同，它来源与说书艺术，这就源头上决定了它的结构——它是分章分回的。这种结构使它能够让书中、剧中的各色角色乃至小人物都分别立传，我们可以把书拆开来读、把戏曲拆开来看。我们看中国传统小说，它在每一章后面几乎都是“且看下回分解”；在古代高门大族宴会点戏或者饭馆、酒楼人们集聚看戏的时候，戏剧都是以一节、一场来算的。我们会看到，《黛玉葬花》、《离魂》、《还魂》等戏名放在戏单上，但是没有人会在舞台上把《红楼梦》、《牡丹亭》从头至尾地演下来。这当然属于中国文学的特色之一，与上文的第一部分有密切关系，在此不过多赘述。 一般按字面意义来说，世界文学应是在交流和吸收、碰撞的过程中逐渐融合了各民族、各地域文学特色的一种大的文学集合。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是受世界大范围读者所普遍欢迎的文学作品。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有道理。但是按照当今世界文学所呈现的态势来看，西方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在其中占优势的，即欧美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话语权更大（我们谈起世界文学，似乎总是少提及非洲文学和澳洲文学）。因为世界文学被上升到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地位，这种地位使它获得了一种力量、成为一种标准，而这一概念逐步发展成今日世界文学的样貌。这就给世界其他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的传播造成一些困惑：文学的传播需要获得欧美阅读者的认可。
三、中国文学在传播中的略况
上文说到世界文学的呈现态势使得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中，就出现了一些无法规避的难题：中国文学的传播容易流于“失语”的状态，中国文学的“国际话语权”微乎其微。这些窘困使得部分中国作家逐渐按照西方文学的标准进行创作，以此来获得传播的便利。但是，这样的传播并没有多大的文学意义，大约相当于写了类似西方文学的作品，然后给西方读者看。受不受欢迎暂且不说，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在作品中是完全丧失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曾有“走向世界”的强烈冲动。孟繁华先生认为：“这种看似雄心壮志的勃勃野心，所隐含的恰恰是弱势文化渴望在第一时间获得认同的诉求”。曾有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何时走进世界”的话题十分热门。 在文学传播中，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外文写作。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家能用外文写作，比如林语堂能用英文写小说，阿多尼斯能用法文写文章和演讲稿。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还一度在美国热销。这种探索在文学传播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诗人无法用外文写诗歌，用外文写的诗在对方的母语使用者看来都写得很糟糕。不少诗人在此方面做出尝试，但不论诗人的外语能力如何都屡屡受挫。显然他们想要省略翻译这一步骤，直接向外语阅读者呈现作品原貌。这的确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也当然与诗歌语体对语言的要求有密切关联，诗歌的语言与日常口语甚至小说散文等书面语也存在一定距离。如果想要写出具有语言力量的好诗，这种距离就无法消磨，不如就很容易演变成我们调侃的一些口水诗。 与此同时，中外文化的差异往往左右着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取舍。这一点是客观存在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认为，美国读者大概喜欢的小说“一种是sex（性爱）多一点的，一种是politics（政治）多一点的，还有一种是侦探小说，像裘小龙的小说据说卖得不坏。其他一些比较深刻的作品，就比较难卖得动。” 这与不同文化思维、价值的取向，不同国家的文学观等存在差异有必然联系。此外，像《上海宝贝》、《赤地之恋》一类的在中国的“禁书”，在西方的销售量却相当可观，西方某些出版商通过出版中国禁书获利颇丰。同样的，在中国，《三国演义》是一部大部头著作，中国学生普遍会在中学期间阅读全本。但是在韩国、日本，《三国演义》衍生出了漫画作品、游戏产品，还阐释出不同角度的读物，在某种程度上几乎还成了儿童文学。这也说明了同样的文本在不同地域的不同发展和衍生状况。 杨四平先生认为：欧美汉学家由于处于西方的学术体制中，其价值观主导了他们的评价标准，表现在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时常出现某种程度的遮蔽、扭曲和误读。“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夏志清和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尽管美国的一些学院开设课程教学中国当代文学，但西方的偏见阻碍了一般公众对它的更多了解”。这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和分析中国文学传播现状的。 此外，还有一种尴尬的情况的存在不得不注意。英国汉学家杜博妮说：“对很多西方读者来说，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深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由于跨文化接触中普遍存在时间差，当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文学以翻译的形式抵达西方世界时，它们已经显得过时了。”这使得某些情况下中国文学的传播显得令人可怜和可惜。 以上大略说到中国文学传播的某些问题和困窘之处，事实上，中国文学的传播在多年来的发展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的。尤其是从上世纪就是年代到当下，中国大量在国内有名的作家作品被译成不同版本销往各国，即大量现代中国文学作品被外译出去了。 但是在这种印销量的成绩下，中国文学在海外普通读者群里仍不受关注，这些被翻译的作品大多成为了海外专家、作家的研究资料。西方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是发展较快的，但是专业读者，也就是研究员与普通读者的距离越来越大。葛浩文先生在2008年说，中国当代文学在美国十分小众化，在美国书店里“基本情况是根本找不到，偶尔可以找到一本中国文学作品已经非常意外了”。 以上这些现象也启示我们中国文学传播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及其所具有的潜力性。
四、在融合与坚守中走向世界
通过上文对中国文学的特色、世界文学的态势以及中国文学传播状况的大略梳理，这部分将谈谈中国文学在传播中应采取的态度，或者说是注意事项。 毫无疑问，所有文学在传播过程中都向往能够被海外文学和海外读者更多地接受和更大程度上的欢迎。考虑到具体实情，不同的文学采取的方式和思维是有所差异的。在中国文学，我们追求求同存异，在传播中交流、借鉴吸收也有所创新，使其能够有文学尊严和文学价值、意义地站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撇开一切文化霸权、西方文学中心论、中国文学中心论不谈，中国文学本来应该呈现出什么样的风貌呢？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表述？中国文学要呈现什么样的姿态给世界读者？怎么才能够让中国文学更自然地展示在海外广大读者面前呢？甚至海外读者期待的中国文学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里都无法回避。 孟繁华先生说，对于完全抛弃中国文化传统和国家价值观的、完全西化的、多少显得“不伦不类”的中国文学作品，欧美读者从“不买账”。这与前文所提到的完全模仿西方创作的例子一致。这也是对中国文学的传播有启示的：不考虑本土文化特色尤其是精华部分的作品在海外传播中是没有竞争力的。另外，我们在探讨译本的时候，应更多地关注译本在做什么？他们世界文学的流通中发挥着什么作用或影响？以及综合考虑传播方与接受方在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变化，而不仅仅是考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 中华文明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张力，中国文学也由此呈现出它文明背后的积淀和文化应有的风范。其实，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沟通、交流的阻隔和障碍。我们在传播中需要注意给海外读者打开一扇正确了解中国文学的窗口。 徐则臣先生认为，如何让中国文学在“文学的意义”上走向世界，这是我们传播中国文学首要考虑的目标，他所说的“文学的意义”指的是在“文学性”的范畴里来呈现中国文学，而不是简单的政治学、社会学乃至更猎奇、爆料的意义上展示我们的文学。 这样，中国文学被世界阅读之后首先获得的才能使思想和艺术的尊严。 虽然我们知道，中西方文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文学作为人学的形式反映，作为生活的反映，总是存在着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理解“越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因此，也越应当注意，某些固有的本土民族特色尤其是能彰显文化魅力、民族风貌的部分，是不能为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所淹没的。 同时，也并不是说，中国文学有它的独特性就要抱着自己的传统不分参差地死活不放。独特性需要坚守，世界文学好的部分也要采取“拿来主义”，来对自身进行修补和拓展。事实上，不少学者也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存在某些问题，需要作家们警醒和反思。往往海外读者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会使文学在传播中相互促进、提供新思路。 此外，红柯先生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既有人性挑战神性，人摆脱神的一面，也有从神身上发现人自己的一面。”从此，以圣母女神为代表的神性与人性完美结合的形象逐渐成为了欧洲文学的一大传统。在人性与神性的结合上，中西方文学都有例证。《红楼梦》位于四大名著中，在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得到更广泛地关注，就在于它其中“木石前盟”的大线索是同时具有神性与人性的象征意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足够说明中西方文学绝对不是对立的、不相融合的。在基于生活发展需要和精神追求探索上，中西方文学冥冥之中有相当程度的默契。这更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现实地说，不管是从国际角度看，为了使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体系中去，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的环境，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还是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看，利用自己的优势传统资源，充分展开现代性，适应现代社会；或者从海外了解的角度看，使“中国”的魅力多少能够被海外读者所接受、所了解，中国文学都要在融合与坚守中走向世界。这当然是一项难度颇大且可能历时较长的工作。 在此，借用杨四平先生的一句话作为结句：传播不息，接受不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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