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Sinology

References

• 張西平. "歐洲早期漢學史――中西文化交流與西方漢學的興起." 北京: 中華書局 (2009): 552-598
• 許光華. "法國漢學史." (2009): 150-151
• 熊文華. "英國漢學史≫." 北京: 學苑 (2007)
• 閻國棟. "俄國漢學史: 迄於 1917 年." (2006)
• 劉正. "圖說漢學史." (2005)
• 李慶. "日本漢學史." 共三部)(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4) (2004)
• 何寅, and 許光華. "國外漢學史." (2002)
• 吳孟雪, et al. 明代歐洲漢學史. 東方出版社, 2000
• 黄长著，孙越生，王祖望主编.欧洲中国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 严绍璗著.日本中国学史稿[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 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著作提要[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日）仓石武四郎讲述.日本中国学之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法）戴仁（Drege Jean-Pierre）主编；耿异译.法国当代中国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Wilt L. Idema (ed.),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Leiden: Brill.
• Wilson, Ming, and John Cayley, eds.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Han-Shan Tang Books, 1995.
• Kirby, E. Stuart. Russian studies of China: Progress and problems of Soviet sinology. Macmillan, 1975.
• Linder, Birgit. "China in German Translation: Literary Perceptions, Canonical Texts, and the History of German Sinology."
• One Into Many: Transl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2003): 243-284.
• Mote, Frederick W. "The Case for the Integrity of Sinolog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3.4 (1964): 531-534.
• Twitchett, Denis. "Comments on the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Symposium (See JAS, Aug., 1964): A Lone Cheer for Sinolog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1964): 109-112.
• Huang, Philip CC. "The paradigmatic crisis in Chinese studies: Paradox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Modern China 17.3 (1991): 299-341.
• Martin, Helmut, ed. 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 Personen, Perspektiven.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1999.
• Roetz, Heiner. "Die Chinawissenschaften und die chinesischen Dissidenten. Wer betreibt die “Komplizenschaft mit der Macht”." Bochumer Jahrbuch zur Ostasienforschung 35 (2011): 47-80.
• Gassmann, Robert H. "» Sinologie, Chinakunde, Chinawissenschaft. Eine Standortbestimmung «." Asiatische Studien 39 (1985): 147-168.
• Mühlhahn, Klaus. "“Komparatistik des Wesentlichen”: Zur Relevanz der Sozialanthropologie Pierre Bourdieus für die Chinawissenschaften”." Berliner China-Hefte: 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 20.2001 (2001): 31-46.
• Führer, Bernhard. Vergessen und verloren: Die Geschichte der österreichischen Me:Chinastudien. Projektverlag, 2014.
• Schmidt-Glintzer, Helwig: Sinologie und das Interesse an China,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2007

Book Manuscript

國際漢學點將錄 Collective Records of International Sinology

Introduction

Definition and Roots of International Sinology/Chinese Studies (disciplines)

4 Japan/Korea

• 白鸟库吉（日文名：しらとり くらきち，1865-1942）--Mao Yucheng (talk) 06:51, 13 March 2018 (UTC)

白鸟库吉的学术启蒙是在主张以 “客观主义”和“科学方法”治史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熏陶下完成的。他的留学经历使他得以脱出原来日本儒学家仅从日本或中国古代史书出发进行研究的狭隘传统，从整个世界文明、世界文化角度来重新审视东方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于：语言研究和朝鲜、西域、北亚文化的考究；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研究和调查的实际活动；以“尧舜禹否定论”和“中国停滞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研究。其中，《支那古传说之研究》的提出，在日本历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被称为“尧舜禹抹杀论”，拉开了日本疑古史学的大幕。--Lanmoya (talk) 00:36, 14 March 2018 (UTC)

白鸟库吉是日本东洋史学的开拓者，并且使日本的东洋史学作为世界性的东洋史学出现。由他奠基的白鸟史学与内藤湖南的内藤史学并列，对于日本东洋史学的存在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Lanmoya (talk) 00:36, 14 March 2018 (UTC)

• 内藤湖南（日文名：ないとう こなん、1866-1934）

• 服部宇之吉（日文名：はっとり うのきち，1867-1939）

• 狩野直喜（日文名：かの なおき，1868-1947）

• 铃木虎雄（日文名：すずき とらお，1878-1963）

铃木虎雄先生，字子文，号豹轩，别号药房，1878年1月生于日本新泻县西蒲原郡粟生津村（今吉田町）的一个学者家庭。其祖父铃木文台、父亲铃木惕轩都是当时的著名汉学家，尤以铃木文台博通群集。著述极丰。因而铃木虎雄自幼即浸染于中国文学与日本儒学的浓郁的学术氛围当中。及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后，又于1916年赴中国留学两年，于1929年赴欧洲各国考察半年，更成为其在毕生致力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得以开阔视野、融贯中西的重要因素。

铃木虎雄先生对日本的汉学研究贡献极大，成就主要集中于：对中国文学的总体研究，主张“文学研究的尊严”；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开拓性研究；对中国文学家和专题的研究，代表作为《中国诗论史》；对赋和骈文的研究，是对学界“重散轻骈”倾向的反拨，代表作有《赋史大要》。在从中国留学归国后，1919年即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获文学博士学位，1938年被敕旨任命为帝国学士院会员，1961年被授予日本文化勋章，1963年被列为一等功勋并授予瑞宝勋章，同年病逝，享年86岁。--Lanmoya (talk) 00:36, 14 March 2018 (UTC)

铃木虎雄先生在日本汉学界地位极高，现代著名汉学家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都是出其门下的。正是由于其门下众多的杰出承传弟子以及其本身汉学成就的开创性，铃木先生甚至被称为日本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一人”。--Mao Yucheng (talk) 03:51, 13 March 2018 (UTC)

• 吉川幸次郎（日文名：よしかわ こうじろう，1904-1980）

1904年，生于神户市.1923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学习，专攻中国文学。1928年赴中国留学，3年后归国。同年，成为东方文化学院（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部）的研究员，任期16年。1947年，成为京都大学的教授。在此期间，出版了许多著作，为中国文学在日本的普及作出了巨大贡献。主要代表作有：《尚书正义》、《杜甫私记》、《读书的学问》、《仁斋・徂徕・宣長》、《吉川幸次郎全集》等。--Mao Yucheng (talk) 14:45, 12 March 2018 (UTC)--Lanmoya (talk) 00:36, 14 March 2018 (UTC)

• 滨下武志（日文名：はました たけし，英文名：Takeshi Hamashita, 1943－）

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汉学家，曾任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龙谷大学等大学教授，现任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东亚经济史、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等。滨下教授著述宏富，主要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香港：亚洲的网络城市》、《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此外还有合著和主编的专著6种、资料集3种，独著日、英、中文论文60余篇。 --Lanmoya (talk) 00:42, 14 March 2018 (UTC)

滨下教授开创了一个中国、东亚和世界的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他围绕中国和亚洲纳入世界经济探讨了许多关键性的问题，包括从海洋的视角透视中国、亚洲和世界经济，亚洲的内部贸易，中国的国家财政和朝贡贸易体系，银行和金融，海关等等。他带着批判的思想重读亚洲经济史，从朝贡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白银流通、通商口岸网络、金融网络形成和发展的角度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与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 滨下教授在东亚区域秩序的背景中，继而在欧洲—美洲—亚洲贸易和金融秩序更大的框架内，重新诠释了中国的位置。他将亚洲史、东亚史放到全球史的脉络中来考虑，建立起将中国史与全球史对话的可能，对“亚洲停滞论”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挑战，“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观”。他用“历史解释”的方法，重新诠释了16世纪以来东亚地域体系和世界经济的演化关系。他的有关“历史解释”的方法，在国际汉学界引发了重大讨论。--Lanmoya (talk) 00:42, 14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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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川芳郎（中国古代史，儒学）

• 川原秀城（东亚思想史、科技史）

• 大木康（中国明清文学、明清江南社会文化史）

• 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华侨及华人研究）

• 马场纪寿（古代印度佛教与上座部佛教）

• 沟口雄三（中国思想史）

• 小寺敦（先秦时代的家族和家族关系）

• 土屋太祐（中国佛教思想史）

• 大野公贺（民国时代的文学与文化）

• 中西俊英（唐代华严佛教）

• 平山久雄（汉语言语音学）

• 冨谷至（楼兰文书、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学、中国思想史）

• 夫马进（中国明清社会史、东亚关系史）

• 吉川忠夫（中国古代思想史）

• 林巳奈夫（新石器时代至汉代的考古）

• 池田秀三（汉魏时期学术思想）

• 辻正博（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 森安孝夫（中亚史、西藏史）

• 高橋睦美（漢魏六朝道家思想）

• 佐竹保子（中国古典文学）

• 国分良成（近现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亲华”）

• 川本邦卫（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藏语研究）

• 冈晴夫（中国戏剧史）

• 藤田祜贤（中国文学史）

• 稻畑耕一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考古及民俗文化）

• 毛里和子（当代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中俄现当代史、东亚国际关系）

• 福井文雅（中国思想宗教史）

• 芦田孝昭（中国古典文学、闻一多研究）

• 平林宣和（中国戏曲史）

• 泽田瑞穗（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哲学）

• 妹尾达彦（唐史）

• 村井恭子（隋唐史）

• 荒木见悟（明朝儒学与佛学思想史）

• 松本保宣（唐宋史）

• 千叶荣（中日关系、中日文化）

• 关尾史郎（敦煌学）

• 气贺泽保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 德田武（中国古典文学）

• 水野明 （中日关系史专家，明清基督教史）

• 安本博（中国哲学史）

• 中嵨敏夫（中国文学史）

• 加加美光行（中国近现代史）

• 小岛佑马（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

• 松浦章（东亚海洋史）

• 陶德民（日本汉学研究、中日关系）

• 久保亨（中国近现代史）

• 王孝廉（中国神话研究）

• 池田温 (中国中世纪史、前近代东亚文化交流史、敦煌吐鲁番学)

• 伊原泽周（中日关系史）

• 岩本笃志（魏晋南北朝史）

• 顾琳（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5 Europe (France, Britain, Germany, Austria, Russia…)

Germany

• Developement

Definition in Germany

汉学又称中国学，德文Sinologie。《华商报》总编修海涛是文革后成长的第一批历史学者之一，他曾撰文探讨德国的汉学，指出，德文中汉学( Sinologie)和中国学(Chinakunde)，有一些区别。Sinologie是指对中国古典历史文学文字的研究，而Chinakunde更多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目前，研究当代中国的人越来越多，而研究的古典的人少多了。不过在本文还是用汉学这个词的广义用法，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

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国家的海外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如传教士利玛窦（Mathew Ricci，1552-1610）在中国生活28年，终老于北京。他对明代的中国有着仔细的观察，记载下来即《利玛窦中国札记》。 1814年，法国雷慕沙成为西方世界第一位汉学教授，这标志着汉学研究由传教士之手转向大学等科研机构。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的汉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德国在国际汉学界相当活跃、与法、英、美、加等国同居于领先地位。

钦天监监正——汤若望 Adam Schall von Bell

提起汉学在德国的发展，必须追溯到明末清初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他1592-出生于Lüftelberg（今为Meckenheim的一部分，另一说生于科隆），在中国住了几十年，熟悉当地语言、文化，甚得清帝信任。由于他的从中引介，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现代西方科学知识，修订历法，同时也传播了东方文明，开启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可谓居功厥伟。在明末清初大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汤若望与利玛窦、南怀仁（比利时人）并列，都是里程碑式的人物。用西方人的话讲，他们都是有幸进入“龙椅的影子”范围之内，可见其对当时的中国影响之大。

汤若望曾在科隆，罗马学习哲学、神学和科学。1619年到达澳门，1622年抵京传教。他曾为明廷督造西式大炮，写成《火攻挈要》、介绍望远镜的《远镜说》和矿冶方面的《坤舆格致》等书，并凭借自己的天文学知识，三次准确地预测了日食，声誉日隆，被徐光启推荐参与编纂《崇祯历书》。明清易帜后，他留在北京，修订此历书，更名《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政府命名为《时宪历》，颁行天下，汤若望也因此受顺治帝重用，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即国家天文台台长)，开创了洋人在中国封官拜秩的先例。顺治帝有时还到他所居住的南堂（宣武门内）去聊天。

1661年顺治帝染痘（天花）驾崩。他去世前曾在二皇子和三皇子之间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徘徊不定。汤若望认为，三皇子已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且聪颖过人，是新君的最佳人选，顺治帝才下决心把皇位传给三皇子，三皇子就是雄才大略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帝。

后来，汤若望受到朝臣杨光先的陷害，杨甚至说“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其颟顸（manhan）无知和不讲道理已到了荒诞程度。结果，辅政王鳌拜下令捕汤若望入狱，宣判凌迟处死。凑巧京城发生一次地震，面对此“凶兆”，汤若望获赦，然而此时他已沉疴不起，不久即于1666年逝世。在南怀仁的努力下，康熙亲政后终于在1669年为汤若望平反，洗清了罪名。

汤若望把西方天文学、光学、火器及矿业等方面的知识介绍到中国，并亲自发明了一些工具仪器，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德国人亦为这一历史伟人而自豪，2014年9月在他的家乡Lüftelberg建成了汤若望的铜像。

卫礼贤——一个改变了德国的中国形象的人 Richard Wilhelm

汉学在德国被纳入学术领域之后，渐渐地，不只是学者们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民间、特别是中产阶级，也开始感到兴趣。在有心人士的推广下，已有走出象牙塔、普及化趋势，例如Richard Wilhelm（1873—1930﹚，他是一位传教士，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叫卫礼贤。曾在青岛生活，与我国著名思想家康有为相熟。不久前我在青岛瞻仰康有为故居时，就看到了这位传教士的照片。

修海涛总编曾撰文《卫礼贤——一个改变了德国的中国形象的人》，介绍他的事迹和劳绩。文中写道：“卫礼贤在德国人占领青岛第二年作为传教士来到这里，前后在中国生活22年之久。此后他还在北京的德国驻华使馆里担任过文化参赞2年。当初青岛是隶属于即墨县的一个渔村，而我的家乡就在即墨，现在反而隶属于青岛市了。卫礼贤尽管是作为传教士到中国去的，但是，他没有让一个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反而最终以孔夫子信徒回到德国。在青岛，他主要的工作是建学校，向中国孩子传递西方的科学知识。他与当时的未婚妻建立的“礼贤书院”(Richard—Wilhelm—Schule)，就是现在的青岛第九中学。此外，他到中国后立即开始与华人接触，学习汉语。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到处焚烧教堂，毁坏铁路，砍杀洋人和华人基督徒。而德国军队派兵镇压。有一次卫礼贤充当翻译，保护了很多华人的生命。自此，他受到了当地人很大的尊敬。他因为办学成绩显赫，1906年被清政府赏给四品顶戴，成了青岛赫赫有名的卫大人”。

卫礼贤更重要的功绩是向德国人介绍中国文化，改变了德国的中国形象。19世纪以来，随著鸦片战争后列强入侵中国，中国成了“东亚病夫”。此刻，德国的中国形象已经非常负面。黄祸论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20世纪初以来，由于卫礼贤大量翻译中国的古典著作，介绍中国文化，使得德国的形象再度好转。他创办了德国第一个“中国学社”（China Institut，或译中国研究社），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他将《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易经》……等经典之作译成德文，介绍给一般民众。其中以《易经》最具盛名与影响力。他皓首穷经，用18年的工夫翻译而成。而他的译文，后来成为《易经》瑞典文、西班牙等多种西方文本的根据。

除卫礼贤外，德国尚有擅长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特别是翻译李白、杜甫、韩愈等作品的查赫（Erwin Ritter von Zach，1872—1942）和专门翻译中国古典小说的库恩（Franz Kuhn，1884—1961），后者的翻译作品包括《金瓶梅》、《红楼梦》、《水浒》……等，大量介绍中国民间通俗小说。

二战后的汉学发展

二战后，德国地区一片焦土，百废待兴，尤其纳粹党当权时代的种族歧视政策，研究汉学的专家无立足之地，许多汉学家出走他国，造成后继无人的局面。

尽管如此，德国当时仅存的一些汉学家仍能一丝不茍地做下去。战后，慕尼黑大学是第一个成立汉学系的高等学府，负责筹办的是汉尼士教授（Erich Haenisch, 1880-1966），他形容当时克难的凄惨情景──“夏天，我们有时候在走廊上，有时候在木板棚下上课；冬天，则在系上唯一完整的房子里……；后来，总算获得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它是图书馆、教室兼办公室。”之后，在福赫伯教授和鲍吾刚教授的努力经营下，汉学系日渐步上正轨。

从1950年开始，德国的汉学逐渐蓬勃发展，汉堡大学（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担任系主任20多年）、波恩大学先后恢复汉学系或开设中文课程，1953年，汉堡、慕尼黑和哥廷根大学培养出战后第一批汉学博士共六人，其中，葛林（Tilemann Grimm）、鲍吾刚和德博后来都成为德国汉学界的栋梁。

在论及20世纪德国汉学的辈分的时候，顾彬教授认为：

自1905年以来德国汉学可以分为三代：一、“父亲”的一代，他们在1911年前后在中国生活过，他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古典中国。二、“儿子”的一代，这些人在1945年以后必须重建被纳粹摧毁的汉学，而在冷战时期没有机会到中国旅行。他们主要以中世纪和近代中国作为其研究的方向。三、“孙子”的一代，因为他们在1973年以后可以受邀到北京去了，因此也帮助建立起了一个现代的汉学专业。

目前，全德汉学系注册学生约五、六千人，但据了解，由于其中有不少学生因“中国热”慕名而来，实际上，真正投入的只有两、三千人。

德国大学中设有汉学系的，共有汉堡、柏林（洪堡大学、自由大学）、波恩、波鸿、慕尼黑、海德堡、法兰克福、明斯特……等20多所大学。它们平均分散在全德各地，与法国的集中一个地区（巴黎）大异其趣，而且其密度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再就其所发表的论文总数而言，在西方国家中仅次美国，列居第二，以德国土地面积与人口来说，成绩算是相当可观，足见汉学在德国发展之蓬勃。

几位德国汉学家

在德国汉学发展的过程中，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汉学家，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来自慕尼黑大学东亚学院的鲍吾刚教授（Prof. Wolfgang Bauer，1930-1997），是七八十年代德国汉学界的泰斗。他曾任汉学系主任多年，可谓著作等身，论著、编著、译著样样丰富。单单他主持编纂，穷十年之功而得以最后完成的四大卷、数千页中国日耳曼学文献索引（Das chinesische Deutschlandbild der Gegenwart），就是对学术研究和中德文化交流一个重大贡献。

国际著名汉学家马汉茂教授（H. Martin）生于1940年，他早年学中文的故事很有意思。1961年考入慕尼黑大学中文系，全班只有5个人。最初学的是汉字，却不是学汉语。他们的学习方法令人吃惊，一入学，便学《老子》（即《道德经》）这样的艰深的中国古文，而不像中国人学外语那样，从“你好”，“再见”入门。最后他以研究明清戏曲家李渔（1610-1680）为题，26岁获得汉学博士学位。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当他成为汉学博士时，还不会讲汉语。因为那时中国正处于闭关锁国的文革时代，德国华人太少，他没有机会学口语，就连他的教授虽然能阅读讲解古文，但也不会说汉语。1967年，他到台湾留学，特地跟中国人住在一起，苦练口语。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台湾发现一批极为重要的信件——鲁迅、徐志摩、戴望舒、王映霞等人写给郁达夫的几十封信，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珍贵资料。1970年，他在台湾自费印刷了《给郁达夫的信》一书，1973年第四期香港《明报月刊》予以转载，引起钱钟书等许多大陆学者的注意，他的名声开始远扬国际汉学界。1972年，联邦德国外交部请他当翻译，原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政府决定在波恩进行秘密谈判，需要高明的翻译。这年10月11日，两国宣布正式建交，他为这一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出了力。在粉碎“四人帮”后，他如愿以偿，一次又一次访问中国大陆，全力以赴研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做了大量有利于中德文化交流的工作。修海涛总编80年代曾在他那里工作四年之久，做“ 中国转型时期的文化与经济”研究工程。1999年这位汉学家去世。修总编曾撰文悼念，

沃尔夫冈·顾彬教授（Prof. Wolfgang Kubin ，1945-）属于鲍吾刚的学生一辈。顾彬起初在柏林任教，1985年成为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中文专业主任教授。他超常地勤奋，刻苦钻研，成了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王蒙等作家的一大权威。他主持了《鲁迅选集》德文版的翻译，还就中国文学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中国文学史》等五本著作，17本小册子，发表上百篇大小评论文章，主编了《当代中国文学》论文集，组织过多次中国文学研讨会，诗歌朗诵会等等，在中德文化的交流上，特别是在译介中国文学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被视为德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退休后在中国一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经常发表有关中国文学的演讲，在中国文学界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在德国汉学界也不乏华人的身影。其中关愚谦教授（Prof. Y. C. Kuan，1931-）更是遐迩闻名。他在汉堡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导师即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汉堡大学汉学系奠基人奥托·福兰阁之子）。尚未拿到学位，关愚谦就已开始在汉堡大学中文系教学。他在此任教近30年，培育桃李无数，并撰写过许多作品，向国人介绍德国。他与夫人汉学家海珮春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德文化交流，热心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编写了8本有关中国文学、风俗习惯、名胜古迹、传说民谣、民间故事的书籍，分别用德文、英文和意大利三种文字出版。这些作品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和中西文化交流。他和顾彬教授用了15年时间，合作组织翻译出版了6卷本的《鲁迅选集》德文版，更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这也是关愚谦的骄傲，他感触地说：“对我这一个侨居国外的文人来说，生活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给祖国文化多做些传播工作更有意思呢？”鉴于关愚谦教授在德中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2006年汉堡市长授予他“艺术与科学奖”奖章（Die Medaille für Kunst und Wissenschaft）。--Root (talk) 11:32, 11 March 2018 (UTC) 2018|date=October 8, 2016}}</ref>--Root (talk) 11:32, 11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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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

• 尤利乌斯·海因里希·克拉普罗特（1783-1835）

• 约翰·海因里希·普拉特（1802-1874）

• 威廉·硕特（1802-1889）

• 汉斯乔治·康农·冯·德尔·加贝伦茨（1841-1893）

• 顾路柏(又译顾威廉，Wilhelm Grube，1855—1908）

• 奥托·弗朗克（1863-1946）

• 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

• 孔好古（奥古斯特·康拉迪，1864-1925）

•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

• 阿尔弗雷德·佛尔克（1876-1944），代表作《中国哲学史》（1927-1938）

• 魏特夫/魏复光（卡尔·奥古斯特·维特弗格尔，1896-1988）

• 艾博华（沃尔夫拉姆·埃贝哈特，1909-1989）

• 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

• 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14–2011）

• 赫伯特·弗朗克（1914-）

• 鲍吾刚（Wolfgang Bauer，1930—1997）

• 关愚谦（Prof. Y. C. Kuan，1931-）

• 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1999）

• 顾彬（Prof. Wolfgang Kubin ，1945-）

Britain

• 葛瑞汉( 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 )

葛瑞汉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宋代理学家程颢（程明道）、程颐（程伊川）的哲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认为：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思维和方式倾向于相互依存，而不是各自独立；整中有分，而不是部分的集合；对立的双方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矛盾；万物是变化的（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并非向前发展），而不是静止的；看重物之用，而不是物之质；关心相互感应，而不是因果关系。他还认为：中国思想史上，有两个伟大的时期，一个是东周战国时期，另一个是宋代，并高度评价宋代理学。 他的开山之作《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一书，对新儒学领域最核心的两位哲学家的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和严密的分析，这在该领域的文献中是绝无仅有的。该书以西方学者特有的视角，对二程的理学思想作了精湛的研究。其特点有三：一是分疏了程颐与程颢的理学范畴体系，阐明了这些范畴的意蕴；二是考究了程颐与程颢哲学的源流，揭示了两种哲学的特质；三是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哲学之异同，突出了二者之“异”。这部书不仅对新儒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作为研究北宋时期程颢程颐两位大哲思想的最清晰、最全面的英文文献，至今仍然保持着其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它为那些初次遇到中国十一世纪哲学思想挑战的学子们标明了起点，也是致力于这一思想领域研究的东西方学者们的必读文献。这部书的初稿，是葛瑞汉1953年6月向伦敦大学提交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在东方及非洲研究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资助下， 葛瑞汉1954-1955年在香港和日本游学一年，获得新资料后对初稿进行了修改，专著于1958年在英国正式出版，1978年重印，1992年在美国再版，足以证明其永久价值。特别是，这部书的中文版翻译和出版工作均由程伊川直系后裔程德祥先生（程伊川二十九世孙）承担，他研究二程学历有年所，对程子原著娴熟，译文因得准确而流畅。 --Root (talk) 11:39, 12 March 2018 (UTC)

葛瑞汉在4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治学严谨、言必有据，为自己赢得了二十世纪最驰名的汉学家之一的声誉，他以博大精深的学术蜚声四海。如此盛名不仅是基于其著作的数量和质量，而且还基于其著作涉及范围之广。他的著作完全立足于中国的经典哲学，从对中国哲学的开创性研究，到对《庄子》、《列子》的翻译，以及晚唐诗的权威译作，全部堪称极致精品。他的《道教辩士——古代中国的哲学辨论》（Disputers of the Tao）已成为关于中国古典思想的权威英语著作。--Root (talk) 11:39, 12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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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波兰）

•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比利时）

•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比利时）

Russia

• 罗索欣（Илларион Калинович Разсохин (Россохин，Рассохин，1707—1761)

• 列昂季耶夫（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ич Леонтиев，1716—1786）

• 卡缅斯基（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менский，1765—1845）

• 比丘林（又译雅金夫、亚金甫，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Пичуринский) ，1777—1853）

• 卡法罗夫（又译鲍乃迪、巴拉第，Петр Иванович Кафароф，1817—1878）

• 瓦西里耶夫(又译王西里、魏西里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1818—1900）

• 斯卡奇科夫（又译孙琪庭、孔气、孔琪，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ионович Скачков ，1821—1883）

• 波波夫（又译柏百福、茂陵，Павел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пов(Мао Линь) ，1842—1913）

• 格奥尔基耶夫斯基（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1851—1893）

• 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 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1881—1951）

• 尤里安·康斯坦丁诺维奇·舒茨基（Шуцкий, Юлиа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1897—1938）

• 维亚特金（Рудольф 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Вяткин，1910—1998）

• 费德林（Никола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Федоренко，1912—2000）

• 齐赫文斯基（又译齐赫文，Сергей Леонидович Тихвинский，1918—2018）

• 缅希科夫（又译孟列夫，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ньшиков，1926—2005）

• 索罗金（Владислав Федо ович Сорокин，1927—）

• 贝列罗莫夫（又译嵇辽拉，Леонард Сергеевич Переломов，1928—）

• 米亚斯尼科夫（Владими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Мясников，1931—）

• 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Рифтин，1932—）

• 季塔连科（Михаил Леонтьевич Титаренко，1934—）

France

法国汉学家、敦煌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说：“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法国的先驱则是它的南方邻国：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这里的先驱主要是指一些传教士，包括法国的耶稣教士。

• Developement

法国汉学历史悠久，一直居于欧洲汉语言文化研究的中心地位．巴黎被誉为“无可争议的西方汉学之都”。法国汉学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耶稣会士汉学阶段即法国汉学的初期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于十七至十八世纪，是法国汉学形成的初期阶段，也称为耶稣会士汉学阶段。在这一时期中，汉学研究的内容非常宽广，涉及的领域也拓宽了。 由于当时法国海上贸易的发展．一些憧憬、向往东方的法国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传播基督教义。这些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们编写了许多学习汉语的手册或介绍汉语的实用书籍．为法国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如通晓汉语诗文和历史的法国传教士冯秉正他奉康熙皇帝的命令将中国正史翻译为法文。他以《通鉴纲目》一书为主，再博采其他史书以补充，对明清两代的事迹，尤为详细。此书编撰历时6年，这一巨著奠定了冯秉正作为“法国汉学家奠基者”的历史地位。另外那时期的法国传教士还有马国贤、张诚、白晋等。 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对这些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十分关注．于1687年7月23目派遣五位“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来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使得法国在中国的传教团人数最多。他们几乎都博学多才．对汉语认知程度相当高．在推进汉语研究方面功不可没。 这个阶段法国传教士对中国哲学有广泛的介绍和深入的研究。他们对《易经》、《道德经》、《淮南子》、《书经》、《今古奇观》等都有翻译和研究。其中金尼阁最先翻译《周易》。法国传教士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形成了西方第一次《易经》热。现在现存第一部完整的《易经》译本，是雷孝思完成的。另外在纯文学方面《诗经》是重点。金尼阁、马若瑟都翻译过部分，白晋有《诗经研究稿本》，马若瑟有《诗经议论》。在俗文学方面，《赵氏孤儿》节译文字在法国产生了较大反响。他的拉丁文手稿《中文札记》堪称传世力作，其内容主要涉及汉语语法、文学写作等方面的知识。 在这一时期，法国有三大汉学名著：《耶稣会士书信集》、《中华帝国志》、《中国论丛》。由法国耶稣会士们传到法国的中国文化在法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使正处于“旧文化废新文化兴”时期的法国掀起了一股巨大的“中国热”浪潮。l8世纪的法国汉学已经初步奠定了基础．确立了法国作为欧洲汉学中心的地位。--Jintong (talk) 12:39, 12 March 2018 (UTC)

二、十九世纪时期 十九世纪，是汉学在法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并获得初步发展的时期。由于受到现代学术的作用、传统的影响、传教士博学及殖民扩张的需要，专业汉学在法国产生。 这一时期汉学研究的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等。带遂良的《现代中国》是一部关于辛亥革命的编年史，被誉为“内容丰富”“结构紧凑”的力作。儒莲的《亚细亚地理与中印文献学论集》，这种跨国横向比较的研究，为汉学研究拓宽了视野。在宗教和哲学方面，带遂良的《中国宗教信仰和哲学史》，是一部全面介绍和研究中国宗教的著作。儒学方面有赖思《易经》—复原翻译与注释，雷慕沙翻译的《佛国记》，儒莲翻译的《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文学方面呈现的是现实主义思潮。儒莲翻译了《西厢记》，巴赞翻译《梅香》 《窦娥冤》《琵琶记》顾赛芬翻译《四书》《诗经》《书经》《礼记》，他用法语和拉丁文进行双语翻译。并比较《诗经》中的战争诗和古希腊史诗中的战争诗。另外德里文有《离骚》《唐诗》译本。 这一时期法国传播汉文化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开讲座、设教席。 1814年12月11日．法国学术界地位崇高的法兰西学院开设了世界上第一个汉学讲座——“汉语与鞑靼——满语和文学讲座”。雷缪萨是法兰两学院首任汉学教授．发表了阐述汉语字典编撰纲要的论文，称得上是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缪萨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以1822年出版的《汉文启蒙》为代表。该著作体现了l9世纪早期西方汉语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准。随着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汉学研究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不仅对于法国汉学界．而且对于整个欧洲汉学界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之后，英、俄、美等西方国家也纷纷效仿。 1843年．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设立了近代汉语讲席．主持该讲席的第一位教授是知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大巴赞。他将中国的戏剧文学作品《窦娥冤》、《汉宫秋》、《琵琶行》等翻译成法语．向法国人传递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信息。该院除开设汉语课程外．还有中国历史、地理、哲学、美学等课程。汉学教授席位的设置标志着西方汉学进入了它的成熟期．此后汉学研究摆脱了“传教士汉学”的框架。在西方教育体制中．汉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都日趋专业化和学术化、法国一直居于欧洲汉语言文化研究的中心地位．巴黎被誉为“无可争议的两方汉学之都”。

三、法国汉学的繁荣昌盛时期

四、恢复发展与现代中国研究兴起的时期。--Jintong (talk) 16:02, 12 March 2018 (UTC)

6 USA

• 安乐哲（AMES.ROGER T. ）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东西方哲学》主编；《中国研究书评》执行主编。

1947年12月12日出生 1978年伦敦大学博士；1973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70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士

研究范围及专长：哲学/古代/中国/比较哲学.古典文献/汉语（古代、现代），日语，法语

重要贡献 :安乐哲教授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中国哲学经典的翻译和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两大部分。翻译的中国哲学经典包括《论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淮南子》《道德经》《中庸》等。他不仅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思想几百年的误会，清除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成见，也开辟了中西哲学和文化深层对话的新路子，使中国经典的深刻内涵越来越为西方人所理解，所接受。

主要著作：

1.《追溯道之源流》，与DC Lau合著，巴兰坦书局，1998年；

2.《汉人的思维：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实与超然》，与郝大维（David Hall）合著，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7年；

3.《孙膑与孙膑兵法》，与DC Lau合著，兰登书屋，1996年；

4.《自我与欺诈：一个跨文化的哲学探询》，与W Dissanayake合作，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6年；

5.《预期中国：中西方文化思维探究》，与郝大维（David Hall）合作，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5年；

6.《亚洲理论与实践中的个体》，与Thomas P Kasulis和Wimal Dissanayake合编，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 7.《孙子与孙子兵法》，兰登书局，1993年；

8.《孔子思想探究》，与David Hall合作，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7年；

9.《统治的艺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3；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再版，1994年

中文出版物：

1.《孔子思想探究》，蒋弋为、李志林译，《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主术：中国古代政治艺术之研究》，藤复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3.《理性，关联性与过程语言》，阮慧译于《文化与传播》，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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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宇文所安，又名斯蒂芬・欧文。1946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长于美国南方小城。1959年移居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里沉湎于诗歌阅读，并初次接触中国诗;虽然只是中文翻译，但他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然。1972年获耶鲁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随即执教耶鲁大学。二十年后应聘哈佛，任教东亚系、比较文学系，现为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有著作数种，论文多篇。其人也，性乐烟酒，心好诗歌。简脱不持仪形，喜俳谐。自言其父尝忧其业中国诗无以谋生，而后竟得自立，实属侥幸尔。 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旧译爱德华•谢弗），美国著名汉学家和语言学家，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唐代研究乃至整个西方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1938年获柏克莱加州大学学士学位，攻读人类学；1947年获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任教于柏克莱加州大学，直至1984年退休。曾出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并长期主编《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AOS）。 薛爱华深受传统欧洲汉学影响，重视历史语言文献的研究（精通十几种古今语言），加之他在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丰厚学养，使他的中国中古研究呈现出开阔的视野与多视角融合的特点。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中外史学界均享有盛誉，如：唐代的社会文化史，尤其是物质文化（名物）研究、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原汉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融合、道教与文学的关系，尤其是唐诗与道教在唐代文化中的作用等等。 专著十数种，代表作有：《闽帝国》（1954），《杜绾<云林石谱>简释》（1961），《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1963），《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1967），《古代中国》（1967），《珠崖：早期的海南岛》（1970），《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1973），《步虚：唐代对星空的探讨》（1977），《唐代的茅山》（1980），《时间之海上的幻景：曹唐的道教诗歌》（1985）等。

主要著作：

1.《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2.《迷楼》，宇文所安著，程章灿译，三联书店，2004年

3.《追忆》，宇文所安著，郑学勤译，2004年

4.《初唐诗》，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2004年

5.《盛唐诗》，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2004年--Mao Yucheng (talk) 14:10, 12 March 2018 (UTC) --Mao Yucheng (talk) 14:14, 12 March 2018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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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Yucheng (talk) 14:02, 12 March 2018 (UTC)

• 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旧译爱德华•谢弗））

薛爱华，美国著名汉学家和语言学家，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唐代研究乃至整个西方唐代研究的领军人物。1938年获柏克莱加州大学学士学位，攻读人类学；1947年获哈佛大学东方语言学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任教于柏克莱加州大学，直至1984年退休。曾出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并长期主编《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AOS）。 薛爱华深受传统欧洲汉学影响，重视历史语言文献的研究（精通十几种古今语言），加之他在民族学、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的丰厚学养，使他的中国中古研究呈现出开阔的视野与多视角融合的特点。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在中外史学界均享有盛誉，如：唐代的社会文化史，尤其是物质文化（名物）研究、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原汉文化与周边民族文化的融合、道教与文学的关系，尤其是唐诗与道教在唐代文化中的作用等等。 专著十数种，代表作有：《闽帝国》（1954），《杜绾<云林石谱>简释》（1961），《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1963），《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1967），《古代中国》（1967），《珠崖：早期的海南岛》（1970），《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1973），《步虚：唐代对星空的探讨》（1977），《唐代的茅山》（1980），《时间之海上的幻景：曹唐的道教诗歌》（1985）等。--Mao Yucheng (talk) 07:06, 13 March 2018 (UTC)

• 艾朗诺（Ronald Egan）

艾朗诺（Ronald Egan），现任斯坦福大学汉学讲座教授，曾获得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研究员资格，参与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精于宋代诗学、宋代士大夫文化与宋代艺术史。曾将钱钟书《管锥编》选译为英文。即Limited Wews：Essayson Ideas and Letters by Qian Zhongshu（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出版专著包括：《欧阳修的文学作品》（The LiteraryWorks ofOu-yangHsiu，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苏轼的言、象、行》（Word， Image， and Deedin the Life of Su Shi，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The Problem of Beauty：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m Song Dynasty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Mao Yucheng (talk) 14:11, 13 March 2018 (UTC)

• 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1913—1976）

人物介绍

芮沃寿（ArthurF.Wright）是20世纪50年代颇有建树的、知名的、佛教研究的学者，曾在1941—1942年和1945—1948年以哈佛燕京学社研究生资格两度来北京进修。1947年获哈佛大学博士。

1929年芮沃寿十六岁时和父母一起到东亚游历，他对佛教的兴趣可能就源自这次东亚之旅，在他家的影集中，有数张亚洲的照片(其中有中国颐和园的门廊，还有日本镰仓的佛陀)。在亚洲游历途中，芮沃寿得到一枚特大号的中国印章，他用这枚印章在挑选出来的几册书籍中盖上大印。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盖有这一印章的书是一本题为《中国画家》(ChinesePainters，Newyork，1920)的论著，作者是拉斐尔?彼得鲁奇(RaphaelPetrucci)，作序者是劳伦斯?比尼恩(LawrenceBinyon)，芮沃寿所题日期是1933年5月。

芮沃寿学术研究的起点可以说是对于欧洲历史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了阿尔贝?莱昂?盖拉尔(AlbertLeonGuerard)的《一种理想的生存与死亡：古典时期的法国》(1928)(ThelifeandDeathofanIdeal：FranceintheClassicalAge)一书的影响。芮沃寿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期间，曾于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时候师从盖拉尔。由于他对欧洲历史某些问题的特别关注，所以迷上了美学，源自美学的兴趣使他开始对佛教进行研究，从而接触到汉学。

在1935年《斯坦福写作年鉴》(AYearBookofStanfordWriting)中收录的一篇芮沃寿写的题为《卡莱尔与现代气质》的论文，在文章后面的注释中写着：“芮沃寿，英国俱乐部成员。曾在东方广泛游历，东方宗教学者。爱好高尔夫球。明年他即将就读牛津大学。”

在牛津大学，芮沃寿在修中诚(E.R.Hughes)的指导下，开始丰富自己有关中国历史与宗教的知识。除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芮沃寿在斯坦福大学就开始的对美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

他还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大学生文学学会的会员，这类学会是那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校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芮沃寿就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严谨的治学风范。例如有一次轮到他在“大燕”学会做主讲，他选择以日本的茶道为讲演题目。令人震惊的是，为了准备这次讲演，他事先竟特地写信给《日本的茶道》(1932年)一书的作者福喜多安之介，信中说：他很喜欢读《日本的茶道》这本书，并询问能否得到茶道每一道程序的照片。安之介接信后，有求必应，特地给芮沃寿寄来了一大套精美的盘子，还附有茶道每道程序详细的说明。

1937年，芮沃寿已经完成了很多学术研究工作，于是他返回美国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哈佛期间，他一头扎进了汉语和日语的学习之中，日程排得满满的，师从于叶理绥(SergeEiisseef)和魏鲁南(JamesWare)两位教授，此外，还选修了美学、宗教社会学(师从于A.D．Nock教授)以及印度宗教等课程。虽然他的汉语和日语越来越臻于娴熟，但是他仍难忘情于欧洲汉学的伟大传统，始终对沙畹、伯希和以及马伯乐等教授怀有深深的敬意。在他成为教师之后，他要求他的学生仔细研读这些教授的作品。在哈佛，他还结识了玛丽?克莱博(MaryClabaugh)，玛丽刚刚从瓦萨学院(Vassar)毕业，而且正在雷德克里夫(Radcliffe)学院师从费正清教授学习中国近代史。玛丽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费正清教授认为我的论文很出色，是‘一项惊人的研究’、‘一项丰硕的成果’……”。1939年芮沃寿和玛丽订婚，1940年7月6日，玛丽和芮沃寿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举行了婚礼，当年9月两人自西雅图出发航行到日本，尽管当时的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前途未卜。

在京都他们聘请了七个家庭教师，学习汉语和日语口语及课文，还有佛教历史和《莲花经》。他们参观寺庙，漫步在冬日的山间，当然，他们还要面对教科书和食品都缺乏的窘境，无条件地遵守日本政府禁止跳舞和饮酒的禁令，甚至为了搞到炉子而四处奔波。

1941年初，他们的家庭教师增加到九人或可能更多，其中六名是芮沃寿的，每个星期他要和每个教师学习两个小时。其中一人讲授佛教历史学家(可能是塚本善隆教授)的论文，一人讲授书法，一人是附近寺院里的解经老师，一名口语老师，两名教师帮助他学习时文与各种书籍；玛丽增加了一名教师讲授高级中国近代史，又请了一名学生辅导她阅读有关中国的日文文章。

随着日本国内局势的日益紧张，1941年3月，芮沃寿动身去北京打听在那里求学的可能性。同年6月，芮沃寿和玛丽都到了北京，请了一个家庭教师，每天学习三个小时的汉语。他们的住所是一个满族大宅院的厢房。他俩在这里学习，仍然是正规的老的方式(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各学各的。他们所有的房间都在花园里，包括一间宽敞明亮的起居室，一间隔开的卧室，还有一间缝纫室。有三个佣人，其中两人负责繁重的工作并打扫卫生，另外一人是厨师。玛丽估计他们付给三名佣人微薄的工钱，加上他们新请来的三名家庭教师的费用，至少可以供养二十个人的生活。

然而双方的家庭仍然坚持要他们返回美国，这让两人感到巨大的压力，8月份，他们写信回家解释留在北京的理由：如果此时离开北京，那么对他们两人的事业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8月底，他们又去了趟山西，芮沃寿有机会参观了著名的佛陀石窟和古代石窟，还参观了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长城，和山西相比，他觉得北京已经相当西化了。

战争的来临，突然间中断了研究，工作条件大不如前，生活变得十分残酷。朋友们一个个离开，钱也快花光了，收不到信件，家庭教师也离开了。

1943年3月24日芮沃寿和玛丽接到了拘留证，和其他数百名外国囚犯一起被转移到了山东潍县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芮沃寿先是被安排当屠夫，后来他被调去负责水泵，又在厨房里做搬运工。在集中营里，芮沃寿显示了多方面的才能，他做了家具和桌子摆在他们那间12英尺长、10英尺宽的房间里，还和邻居的三对夫妇一起搭起了一个灶台。他还设法悄悄地把他的论文复本带进集中营，以便继续做他的研究；玛丽也没闲着，她向集中营里的人们学习满语和俄语。

战争开始的时候，芮沃寿正在集中研究日本的佛教，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打算好好研究一下在这段时期里他所错过的汉学研究成果。这就是后来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5—1947)第9期长达，五十七页的论文《1941—1945年北平的汉学研究》。

1946年他和玛丽一起拜访了延安，可是芮沃寿并不像玛丽那样对延安充满了巨大热情。在延安的时候，他们见到了朱德和毛泽东，走访了监狱、学校和医院。芮沃寿和玛丽在中国一直待到1947年的春天。芮沃寿在斯坦福大学安定下来之后的几年内，是他高产的时期，连续发表了很多论文。这时，他进一步巩固了十年前即已开始的研究，并从中汲取营养，成为一名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耶鲁大学哲学系向他发出了邀请。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芮沃寿完成了他大部分的佛教研究，并最终汇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佛教》这部专著。

芮沃寿一直都热衷于广交朋友，热情地与志同道合的学者相互合作、切磋学问、交流信息。也许正是由于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理想，所以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他成为一名学有建树的知名学者之后，他依然热忱地奉献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积极组织并资助多次学术会议，并尽可能选定风景如画的地方召开学术会议，为最高水平的学术讨论最大限度地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

1976年夏，芮沃寿正在开始筹划出版自己的论文集时突然辞世，没能亲自整理自己的论文集，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假如芮沃寿对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少一些怀疑，假如他没有把那么多精力投放在为世界及耶鲁大学他那个领域的学术研究筹措经济资助的话，假如他在学术会议和编辑别人的著作方面少花些时间的话，那么，他就能有机会把他的思想阐述得更加详尽、更加恢弘。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芮沃寿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就不是我们所熟悉、所爱戴的那个芮沃寿了。

学术研究　　

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芮沃寿曾钻研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对于那个先是排挤他而后又杀害了他的社会所持的看法。阿瑟?韦力（ArthurWryly）在一篇论文的参考书目中提到芮沃寿的作品时，做了这样的注释：“芮沃寿：《布鲁诺的生活概述及其他》（GiordanoBruno,aSynopsisofhisLife,etc.），未发表的杰作，斯坦福大学，加州，1933。”这可谓是对芮沃寿这段时期的研究所做的一个评价。

芮沃寿在大学三、四年级时，在盖拉尔教授的鼓励下，针对“历史上个人意志与社会环境”这样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他在一篇题为《巴尔扎克与历史精神》的论文中就文学传统展开论述，对巴尔扎克拒绝相信前进论进行集中探讨，并对巴尔扎克的“相信过去及其制度”做刨根问底的研究。芮沃寿认为巴尔扎克的思想具有“非凡的客观性，正中客观性与今天的平平淡淡毫无个性的所谓客观性不同，它是一种个人天赋的火焰般的迸发。”1934年秋冬，也是在盖拉尔的鼓励和指导下，芮沃寿在一篇题为《梅列日科夫斯基与拿破仑，或神秘、历史、理论与荒谬》的论文中对这些课题进行了更加大胆的探讨。

芮沃寿进入牛津大学后，在修中诚(E.R.Hughes)的指导下，丰富了自己有关中国历史与宗教的知识，并表现出了不同凡响的严谨的治学风范。1937年芮沃寿已经完成了很多学术研究工作，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叶理绥(SergeEiisseef)和魏鲁南(JamesWare)两位教授，刻苦学习汉语和日语，还选修了美学、宗教社会学(师从于A.D．Nock教授)以及印度宗教等课程。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芮沃寿在京都学习期间，曾师从塚本善隆教授，塚本善隆也是嵯峨清凉寺的住持。在京都的学习，为芮沃寿日后研究“传记文学与圣徒传记：回教著名僧侣生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芮沃寿在研读完由多位日本学者（塚本善隆是其中之一）共同完成的有关佛教研究的著作《河南龙门石窟佛教研究》（AStudyoftheBuddhistcavetemplesatLung-men,Honan）后，这样评价说：虽然这部著作还不能替代沙畹（EdouardChavannes）的《中国北方的宗教建筑》（MissionarcheologiquedanslaChineseptentrionale）一书中有关龙门石窟的研究，“但却与后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从事中国艺术史、佛教史和文化史科学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都同样具有参考借鉴的意义”。芮沃寿认为塚本善隆教授“长期的僧侣修炼以及对佛教的长期钻研，再加上全面的科学的训练以及清晰透彻的思想，对我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目前的西方学术界尚未出现可堪与之并驾齐驱的成果。”这几句评价高度概括了芮沃寿对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所持的历史价值观和基本想法，即：文化历史，无论其内容多么丰富，都需要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艺术与佛教是文化史的一部分；清晰准确地表达是优秀的历史研究著作的关键；法国的汉学研究虽然占据世界主导地位，但是日本的学者现在却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同时又是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

芮沃寿于1941年来到中国北京，后因战争的来临，学术研究被中断了。战争结束后，芮沃寿重拾被错过的汉学研究成果，这就是后来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5—1947）第9期长达57页的论文《1941－1947年北平的汉学研究》。这是一篇引人入胜的全面考察战时汉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它指出战时的汉学研究领域中德国汉学家独占鳌头的局面，整个战争期间这些德国汉学家自始至终都能继续汉学研究，此外，中国的和西方的其他一些学者也没有放弃。这篇评论性的文章，充分反映出芮沃寿已经“弥补上了”因战争而荒废的时间。

芮沃寿回到斯坦福大学的几年里，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进一步巩固了十年间的研究，成为一名专门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后受聘于耶鲁大学哲学系。此后的一段时间，芮沃寿完成了他大部分的佛教研究，并最终汇成了专著《中国历史上的佛教》。同时，他还深入研究了前中国近代史中的人物个性与传统模式。

芮沃寿一直钟情于欧洲汉学的伟大传统，始终对沙畹、伯希和以及马伯乐等教授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一生始终都没有放弃对法国汉学的崇拜，也始终没能摆脱对自我的怀疑。他于1957年所写的两篇评论文章，能清晰地说明这一点。芮沃寿所评论的两部杰作是艾蒂安?百乐日(EtienneBalazes)的《中世纪中国社会与经济研究》(Etudessurlasocieteetl’economiedelaChinemedievale，1953—1954)和谢和耐(JacquesGernet)的《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LesaspectseconomiquesduBouddhismedanslasocietechinoiseduVauXsiecle，1956)。

芮沃寿对这两部著作热情洋溢的称赞远远超过他对人和其它著作的评价。他说，百乐日的两卷本的专著，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是“一个新的起点”，它“为从整体上理解中华文明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而谢和耐的著作“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旷世杰作，这部著作将新的重大主题以及中国历史重要阶段在瞬间推上一个崭新的研究境界……它的探索和分析描绘出了一个完整的研究领域。”在谈到他对汉学研究总体水平综合考虑的另一个方面时，芮沃寿指出：“我深信谢和耐教授的杰出著作已使我们大大提前了能够写出一部具有现代西方学术研究水准的中国历史专著的时间。”很显然，芮沃寿对盖拉尔可没有这么推崇。但值得注意的是，芮沃寿在这两篇书评中以一种新的清晰条理，梳理了各种关于社会及法律关系的资料及假设，平民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官僚精英的高压统治，货币经济在形成新的孤立的农场工人阶层、战争以及种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总之，这些分析充分反映了芮沃寿的思想天赋，这种思想天赋是他早年京都和北京的生活经历与他日益发展的史学才能相融合的产物，在他后来对中国城市的论述中，在他辞世时正在着手进行的研究课题中，这种思想天赋表现得更加突出。

芮沃寿在百乐日的论文集《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体制》（ChineseCivilizationandBureaucracy）的序言中说：虽然这个书名是百乐日教授自己起的，可是他却没能在生前看到这本论文集的出版。1976年夏，芮沃寿也是在开始筹划出版自己的论文集时突然辞世的，这真是一个残酷的巧合。芮沃寿没能亲自整理自己的论文集，这是学术界的一大遗憾和损失。

学术评价

芮沃寿的学生或是那些由他审阅过其论文的学者，都会立刻体会到芮沃寿的风格：仔细地研读史料，对自命不凡者深恶痛绝，努力探索准确而清晰的表述，一旦自信有理，就敢于大胆作出最终论断。

主要研究成果

《中国佛教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Buddhism,ed.Robert M.Somer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0）)

《儒教和中国文化》（Confucianismand Chinese civilization.New York:Atheneum,1964）

《中国历史上的佛教》

《布鲁诺的生活概述及其他》（Giordano Bruno,a Synopsis of his Life,etc.，未发表，斯坦福大学，加州，1933）

《巴尔扎克与历史精神》

《梅列日科夫斯基与拿破仑，或神秘、历史、理论与荒谬》，1934年

《1941－1947年北平的汉学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45—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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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

人物介绍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在梁漱溟研究上堪称第一人，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

主要著作

《最后的儒家》

《这个世界会好吗？》

《Has Man A Future?》（2006年中文版上市，2010年4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推出英文版）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

《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

学术地位

上世纪70年代，美国青年学者艾恺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时，听他的老师，史学大家费正清讲到了梁漱溟时，对梁产生浓厚兴趣，以致将梁漱溟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此后，对于梁漱溟及中国文化的追踪研究，一直贯穿着艾恺的学术生涯。

梁漱溟，这个名字属于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持守与担当。他对中国与世界的深刻洞见，时至今日余音犹响。梁漱溟的一生，经历山河的数次改朝换代，经历国家的无数的动荡变革，对梁漱溟一生的研究，几乎就是对近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思考。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城市的现代化引起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注意，他们渐渐惊奇地发现：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最早出口物品，到现在出口文化。而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元素，当属儒家思想。1979年，艾恺研究梁漱溟的著作《最后的儒家》出版成书，他没有拘泥于一般地论证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从全球性的反现代化思潮来理解和分析梁漱溟。他用了七年多的时间撰写了这部《最后的儒家》，使之成为第一部关于梁漱溟的系统的传记，博得西方学术家的普通好评，并获美国“东方学奖”，成为梁漱溟研究领域的第一人。

不仅如此，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当代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他对中国发生的巨变有相当的发言权。山东省邹平县是中国农村最早向美国学者开放的调查点，从1986年开始，来自美国的学者先后有100多人次到这里蹲点调研，艾恺，就是其中的一位。巧合的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邹平也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试点，从1986年以来的20多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漂洋过海来中国山东省的邹平县考察，成为邹平乃至全中国20多年来巨大变化的见证者。

梁漱溟研究历程

1942年，艾恺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首府哈利斯堡。由于兄弟姐妹多，家庭比较困难。但艾恺靠着一点奖学金，1960年进入一所天主教办的国王学院。艾恺对历史很感兴趣，1963年夏天，他一下子看了五六十本关于印度史、日本史、中国史的书，觉得中国史的书最有意思，于是决定研究中国史。

1964年他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其指导老师是政治科学系教授邹谠。邹谠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其父亲邹鲁是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首任校长。《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令邹谠声名大噪，该书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艾恺就跟着邹谠研究中国历史。

1966年，艾恺考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与舒尔茨，攻读博士学位。费正清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美国最负盛名的“头号中国通”，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舒尔茨也是著名的汉学家，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方面的书。

1969年，艾恺开始搜集博士论文资料，发现梁漱溟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在艾恺看来，梁漱溟的故事非常有戏剧性：

他的一生就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但革命后，他很失望，感觉没什么好结果，曾自杀过好几次，闭门研究佛学，吃素食，甚至一度想出家。这一段就蛮有戏剧性。

于是决定他的博士论文就写梁漱溟。虽然他要写梁漱溟，却见不到梁漱溟本人。那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 艾恺甚至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为了收集梁漱溟的资料，他只好去台湾和香港找认识梁漱溟的人，通过他们了解梁漱溟。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艾恺曾为几个到美国去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做翻译，于是在1973年有机会来到中国。他提出要见梁漱溟，遭到拒绝。未能见到梁漱溟，艾恺带着遗憾离开中国。

收集到材料后，艾恺决定把博士论文的题目叫《最后的儒家》。1973年，艾恺开始用崇敬的心情描绘梁漱溟，将之视为当代孔夫子式的圣人。

1975年，艾恺写完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又加了几张，1979年出版了《最后的儒家》，这本书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研究中国

艾恺因梁漱溟而开始研究中国。研究了梁漱溟之后，他开始研究山东邹平地方史，这是梁漱溟曾经搞“乡村建设”的地方。

1986年，艾恺从邹平回北京，梁漱溟还向他询问邹平的情况。之后，梁漱溟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外国人在邹平做研究”的文章，引用了艾恺的一些话。回美国后，艾恺写了一个报告，山东邹平后来就成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农村的最早基地。

在这之后，艾恺又做了河南西南部地方史的研究，这也是因为梁漱溟的原因，他也曾在里做过试验。

从1973年到现在，艾恺来过中国至少二十几次，“八九十年代差不多每隔一年来一次，2000年以后差不多每年来一次”。

艾恺觉得，无论农村还是城市，三十年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73年来时，中国的公路、建筑物很少，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也不高。1980年来时，感觉到了改革开放的势头，开始出现变化；1982年再来时，就看到了明显的变化；1984年以后更是如此。

他预测未来二三十年中国面临的问题，可能来自贫富差距、农民工、环保方面。“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最关心这方面的问题。”艾恺说。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他忧心忡忡，最近一直在研究反现代化的理论，著有《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等著作，他对现代化作出了尖锐的批评，对现代化的“好处”审慎地接纳并警视，提出了种种化解现代化弊端的办法。

虽然艾恺成为汉学家是因为梁漱溟，但其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却与梁漱溟不一样。

实际上《最后的儒家》的副题就是“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正是他对现代化存在怀疑的反映。

12 Sinologists and their findings in the 20th century

According to Baike the three "important" sinologists are:

• 顾彬 (Wolfgang Kubin)

个人简介: 1945年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策勒市； 1966年顾彬入明斯特大学学习神学； 1968转入维也纳大学改学中文及日本学； 1969年至1973年在波恩大学专攻汉学，兼修哲学、日耳曼语言文学及日本学，并于1973年获波恩大学汉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论杜牧的抒情诗》； 1974年至1975年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语言大学)进修汉语； 1977年至1985年间任柏林自由大学东亚学系讲师，教授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及艺术； 1981年在柏林自由大学获得汉学教授资格，其教授资格论文题目为《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 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其间升为该学院主任教授； 1995年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 2012年3月15日正式受聘于汕头大学，现任汕头大学文学院讲座教授； 2012年12月15日，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成立，顾彬担任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第一任系主任。--Jintong (talk) 11:58, 12 March 2018 (UTC)

• 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个人简介: 1934年出生于瑞典，祖籍荷兰。妻子袁冰凌是福建宁德人，女儿施心韵。施舟人通晓8种语言，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先后获得法国高等研究院博士学位、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历任法国远东研究院研究员、法国高等研究院特级教授、荷兰国立莱顿大学中国历史学讲座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等职。目前，施舟人担任世界文明研究中心暨西观藏书楼主任。1979年中法两国恢复友好邦交后，他马上动身来到北京进行研究工作。此后20余年，施舟人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从西藏牧民到福建客家人，他都做了深入探访。2001年，在神州大地游历了22年的施舟人终于将脚步停留在福州，受聘于福州大学，成为当地引进的最高层次人才之一。2004年，施舟人数十载潜心道教文化研究的成果《道藏通考》出版，堪称世界道教研究的最新力作，并荣获在华外国专家最高荣誉——友谊奖。2005年，法国总统授予施舟人荣誉骑士勋位。2005年11月23日，施舟人获得了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Jintong (talk) 12:14, 12 March 2018 (UTC)

• 施寒微

个人简介：1948年，出生于德国巴特赫尔斯费尔德。他曾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攻读汉学、哲学、人种学、社会学与政治学。1973年，施寒微获哲学博士学位。1979年，施寒微在波恩大学汉学系通过教授资格考试。1981年，施寒微被任命为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东亚文化与语言学系教授。1993年，施寒微被聘为哥廷根大学教授，同时就任位于沃尔芬比特尔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馆长。--Jintong (talk) 12:14, 12 March 2018 (UTC)

Week 14 International Journals

• 中国国内关于国际汉学的期刊

• 《国际汉学》

• 《国际汉学论坛》

• 《国际汉学集刊》

• 《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 《中国学》

• 《中国学研究》

• 《海外中国学评论》

Week 15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Conferences/Congresses and Chinese-Western cooperation

這一關與國際漢學的概述已經過時了，是2002年的。 This overview on International Sinology is outdated, it is from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