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er talk:Jinwenguang

Welcome to uvu! We hope you will contribute much and well. You will probably want to read the [pages]. Again, welcome and have fun! Root (talk) 10:54, 9 April 2018 (UTC) [1]葛兆光.韩国汉学一瞥[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06):99-101. 本文为葛兆光教授在1993年访问韩国众多大学后的观后感。葛兆光教授在文中说道，对于韩国的汉学研究，有两个简单的数字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一是在韩国期间, 听说韩国有六十多所大学有中文系, 中文系的在校学生达到一万余人, 中文系的教授达三百余人, 还有相当一批钟点任课的讲师。在汉城 、釜山、大邱、光州、木浦, 我参观了几所大学图书馆和中文系的教授研究室。韩国各大学有中文系还有汉文系, 中文系不必细说, 汉文系则类似中国的古文献专业, 专门研究韩国古代用古汉语写成的典籍及以韩文注音的中国古典, 图书馆所藏与汉学有关的书籍也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从台湾香港、大陆及日本购进的中文典籍与研究著作, 韩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全方位的, 从古到今, 从文学、语言到历史、哲学、法律、经济宗教, 虽然不如日本学者那么精密细微, 但涉及面极宽, 只是他们的研究论著多集中在我们所谓的大家、大事大书”上, 如唐代文学, 主要论及的是王维李白、杜甫和韩愈, 现代文学, 主要论及的是胡适、鲁迅、徐志摩及新文学运动, 当然也有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专题有着较多的论著和较深的研究, 比如老子,。毋庸置疑, 韩国学界的汉学研究也有其尚未改变的局限和难以摆脱的困难, 所谓“ 局限” , 是指他们过去大多接触的是港、台、日本学界, 对大陆的学术研究及资料发掘虽已有了解但毕竟了解不多, 。 [2]辛胜夏.韩国的中国学研究状况[J].韩国研究论丛,1995(00):162-170. 朝鲜时代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汉学家, 写成了许多汉学专著, 专著数量之多, 使韩国差不多成为中国域外拥有最多汉籍的国家。通过韩国, 中国的儒学尤其是朱子学传到了日本, 此后在日本出现的汉学家及其著作中引用的汉籍, 其中绝大部分是从韩国和中国拿去的日据时代,由于日本的统治,对韩国的汉学研究产生了不利影响, 汉学研究落入低谷 加上新学的传入 使韩国人回避学习汉文, 一般只在家庭中学习基 本汉字和汉文, 念到童蒙书为止在乡村, 情况稍有不同, 新学尚未传入, 旧有的生活习惯仍未改变,小学没 有普及,因此在学校里仍然教授汉文。解放以后, 韩国的小学教育得到了相当的普及, 但汉文教育只注重达到识字水平(韩国语中的许多单词由汉字表达) , 而不重视教授汉文 特别是一些学者主张以爱国主义 来强化韩国,提出专用韩国文字, 因而汉文教育更趋淡化,汉学研究随之衰微。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学研究有了更大发展，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中国的机会有所增加。另一个原因是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允许到台湾留学，而且中韩两国在建立邦交之前也开始往来，因此社会需要研究中国的人才，研究中国问题得到鼓励。文章还介绍了不同时代韩国中国学的研究主题，以及主要学会和研究机构等。 [3]康埈荣.韩国的中国学研究趋势和展望[J].学习与探索,2012(01):127-132. 本文前半部介绍了中国学在韩国的发展历程。本文后半部分详细介绍了韩国中国学研究的双重性。第一个方面，是中国学在韩国学界作为独立学科的难题。第一，关于中国文化特殊性的讨论，东亚文化模式可以说具有共同的性质，但从中、日、韩三国立场上来看，西方观点根本不考虑各国文化的差异性。这是在规范中国文化的普遍特殊性的过程中，其下游文化在本质上受到了轻视。第二，社会主义特殊性的问题。第三，作为改革政权，与中国有关的讨论问题。第二个方面是作为地域学的中国学概念之混乱。文章认为“在韩国，中国研究不是作为地域研究，而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来研究的，因此作为地域来研究的历史非常短暂。在历史上地域研究是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对应其变化的个别国家的战略性需要来决定其研究目的和活跃程度。例如，19 世纪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为了搜集开拓东方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地域信息，了解理解和拥有与西方不同制度和文化传统以及生活方式的东方国家而开始了中国研究。”文章的结论为，应从韩国角度切入中国学研究。第一，学界的中国学研究过于强调学术性，因此时效性和务实性便成了问题。众多主题的分析焦点都放在过去的内容上，即使是现实性问题也都慢一拍。第二，要改善中国学领域偏重于语言文学的现象。第三，要舍弃以中央为中心的研究。不能只以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为中心，而是需要以地方为中心的研究。第四，教育课程和研究者都偏重于语言文学，研究成果也充斥着经济和政治领域优先的失衡现象。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除了从文化、哲学、历史方面切入，还要进行跨学科研究。

[4]李奎泰. 韩国的中国学研究及其发展趋势[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2-23(013). 韩国的传统王朝，吸收了中国的精神文化和社会制度的精华，这与在西欧国家发展的研究中国的“西方汉学”不同，是接受和学习汉学。历史上的汉学研究呈现重儒教、求发展的特点。历来对于这样的学者们统称为“儒学者”或“汉学者”，如16世纪朝鲜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李退溪和李珥。他们是研究朱子学派的新学派即“主气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并称为朝鲜思想界“两大儒”。韩国式“中国学”的初步形态也有另一类，如高丽到朝鲜时期的《朝天录》和《燕行录》就是访问中国的使臣的旅游记录，现在流传的有500 部以上，记载朝鲜时期使臣到中国的所见所闻。朝鲜18 世纪出现了“北学派”，主张以学习和研究中国的文物来改革和发展朝鲜。北学派思想家都有访问中国的经历，代表人物有洪大容、朴趾源和朴齐家等人。北学派思想涉及的内容广泛，包括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总的来说，他们强调学习当时中国清朝进步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模式，以改变本国之落后情况。这是与“传统汉学”不同的“中国学”的初步形态。另一方面，近代韩国“中国学”呈现人文与社会科学并重的特点。进入21世纪，中国学呈现研究成果数量猛增的特点。其中具有韩国特色的中国学，呈现重视实用性的特点，人文学科相对低调。当代韩国“中国学”还有一个特色是关于中国文学、历史与哲学等人文科学，也就是传统性中国学方面的研究相对低调。

--Jinwenguang (talk) 19：45, 28 May 2018 (U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