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21 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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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儒重道”背景下的“五经”满文翻译 ——清代中、前期翻译政策研究之（二）
摘要：自汉代起，“崇儒重道”即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文治”之道。清初以来，“崇儒重道”既是国家文化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统治者构建精神威权，实现帝王敷治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以“五经”、“四书”为代表的众多儒学典籍被相继翻译或编译，其译本不仅被用于科举考试，而且被用作旗学教材。对统治者而言，“五经”的翻（编）译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这一点表现在诗学与政治文化等方面：首先，“五经”的翻（编）译是旗人学习汉族主流学术体系与传统道德规范的重要途径；其次，“五经”译本的阅读拉近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心理距离，有利地缓和了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交流，巩固了统治基础。
关键词：崇儒重道;“五经”;汉籍翻译;科举考试;政治文化意涵
导论
“崇儒重道”是汉代以降，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文治之道。作为历代统治者信奉的官方哲学，孔、孟学说及其代表的儒学价值体系长期享有“定于一尊”的社会地位。对社会大众而言，儒家学说是其普遍信仰和精神支柱。对统治者而言，儒家学说则是其建构精神威权，实现帝王敷治的重要工具。清代的官方文献中，并未明确出现“文化政策”字样，而是代之以“文教”、“教化”等概念，但这并不能说明清代的文化建设缺乏既定的政策理念与行为准则。恰恰相反，自顺治十年起，清廷即制订了“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将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融入政治实践，并在嗣后各朝逐渐形成“兴文教”、“崇经术”的治国方针。如康熙九年提出的“圣训十六条”、乾隆年间修纂的《四库全书》等，都是“崇儒重道”的重要实践。在文化政策的范畴中，“崇儒重道”有其衍生物，如科举取士、博学鸿词等，而访求、编纂书籍，以及翻译汉文典籍等也是其重要内容。清代的汉籍（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儒学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尤其是前者，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观念与道德准则，它们的翻译有效沟通了满、汉民族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文化交流。通过引导与规范翻译事业，统治者不仅学习了汉族文化与典章制度，而且以思想为治术，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建构了政权的合法性，实现了“治统”与“道统”的和谐统一。
1.清初以来的汉籍翻译传统
同“四书”一样，“五经”也是儒家学说的主要经典。《白虎通·五经》中，所谓“经”即是“常也”，而按照《释名》中的说法，“经”则是“常典也”，可见“经”作为典籍必具有恒常意义。（袁行霈，2009：6）那么，“五经”的恒常意义何在？无疑，其意义当在于修身养性、塑造德行。当然，不同经书的具体意义不尽相同，如《礼记·经解篇》中曾援引孔子的话，认为《诗经》的作用在于使人“温柔敦厚”，《书经》（《尚书》）使人“疏通知远”，《易经》使人“洁静精微”，《礼记》使人“恭俭庄敬”，《春秋》则使人“属辞比事”。（同上：7）概言之，所谓“五经”之核，当在于“君子人格”的培养。从此意义上讲，“五经”经义甚合于满清统治者的文治理念与教化政策，因而得到后者的力主与推广。
天聪年间，随着汉官相继加入满族政权，许多具有汉族文化内涵或汉化特征的改革建议被相继提出。如天聪七年八月初九日，宁完我奏请满洲政权“参汉酌金，用心筹思”，不可一味移植中原汉制，而必须通权达变，依次渐进，开创合于自身需求的制度章程。（罗振玉，1980：82）自此，满洲统治者在进行治国施政，振兴文教时，便以“采行汉制”作为重要的指导原则。为沟通思想，探寻汉制，满洲权贵在汉官的引介下，翻写并讲解汉文典籍，促进了满文译书事业的发展，及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认识。如天聪七年九月，宁完我奏请太宗敕译《大学》、《中庸》、《孝经》等书，虽然译书范围并不涉及“五经”，但所奏译书通过嗣后的“日讲”，仍对太宗撷取儒学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事实上，早在天聪二年，太宗即赐书朝鲜李氏王朝，索求《尚书》、《诗经》的金、元两朝译本。同时，在太祖敕译汉籍的基础上，命达海续译汉文书籍。然而，尽管太宗本人性嗜典籍，披览弗倦，希望通过翻译与阅读学习汉族文化，但所译书籍乃以“四书”居多，而鲜有涉及“五经”者。由于满洲统治者多不通汉文，因而此局面的造成主要归因于汉官的具疏谏言。如天聪六年九月，王文奎条陈时宜，提到的主要是“四书”，认为它涵盖了帝王治平之道之微妙者。翌年九月，宁完我请译汉书，虽然提及者甚众，但仍限于《学》、《庸》、《论》、《孟》等。此外，便是《通鉴》、《六韬》、《三略》、《素书》等所谓“知古来兴废”，以及“益聪明智识，选练战功机权”的书籍，以上诸中皆与“五经”无关。（同上：24、71）
满清统治者对于翻译汉籍的支持有着一惯性。事实上，早在亲政之前，顺治皇帝便表现出对于汉族制度和文化的极大兴趣。顺治元年，世祖令祁充格等人翻译辽、金、元三史，并因此对其进行赏赐。顺治二年，祁充格授弘文院大学士，以及明史总裁官，一定程度上即是对其翻译工作的肯定。次年，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奉旨翻译《洪武宝训》（又名《洪武要训》），该书为清朝入关之后翻译的第一部汉文典籍，意在借用前朝开国皇帝的训词教训满洲贵族。同其先祖一样，顺治皇帝一方面把八旗满洲贵族作为法外之人，给予特别恩惠，另一方面又对汉籍官员和汉族文化采取信任政策。为了进行教化，加强思想统治，顺治帝诏令臣民尊孔读经，讲求忠孝节义，不仅亲率诸王大臣赴太学祭祀孔子，并行两跪六叩礼，而且命人翻译五经。顺治十一年，世祖命深谙汉文的鄂貌图翻译《诗经》，后者曾为清太宗讲解译书史，并参与翻译《大明会典》。清军入关后，鄂貌图又奉敕参与太祖、太宗两朝实录的修纂，并以满文翻译《礼记》、《尚书》、《纲鉴会纂》等汉文典籍。顺治十一年，内务府刊刻二十卷《诗经》的满文译本，该译本出鄂貌图之手，对当时的满洲政权了解汉族传统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熙皇帝对于翻译事业也是极尽支持之责，这一点明显体现在“翻书房”和“武英殿修书处”两处机构的设置，及其相关活动上。康熙十年，圣祖敕设“翻书房”，用以翻译谕旨、起居注、御论等文书。所谓“翻书房”又称“内翻书房”、“内书房”，设立之初并无定员。顾名思义，“翻书房”的设立是出于书籍翻译的需要，而此处所说的“书”, 主要指汉文典籍，如“四书”、“五经”等。遵圣祖圣谕，“翻书房”的主要任务包括两大方面，其一是奉旨翻译经史，其二是圣祖敕翻御制诗文，二者皆“纂辑以候钦定”。（章宏伟，2009：83）作为专司翻译的机构，“翻书房”还负责语言文字的审定。关于“翻书房”的译书经历，《啸亭续录》中也有记载，认为由它所翻译的《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等书行文简洁，义理明晰，流传甚广。（昭梿，1997：397）康熙皇帝自幼聪颖好学，对于汉籍和汉族文化有着很深的情愫，这一点即是他支持翻译事业的文化原因。《东华录》中曾说，圣祖好学不倦，不仅深谙帝王政治，而且于圣贤心学、六经要旨等，也能融会贯通。圣祖认为，儒学经典义理无穷，对于“教化”尤其重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84：80） 雍正在位期间，汉文书籍的满文翻译和出版仍在发展，但种类与数量稍嫌单调和稀少。之所以如此，显然与雍正年间的政治形势有关。雍正二年，世宗敕颁《朋党论》和《雍正上谕》，表明统治集团内部存在激烈斗争。与此同时，为了强化皇权统治，清廷遵旨颁行《上谕八旗》和《上谕旗务议复》，意在削弱王公旗主之权势。同是在雍正二年，世宗又对圣祖“上谕十六条”进行演绎与注解，并与后者合成《圣谕广训》，以加强伦理道德教育。在世宗的设计中，《圣谕广训》的成书和颁行，并非只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具体实践，它同样也是重要的文化政策，有助于加强对老百姓的思想和法制教育，维护统治的稳定。
乾隆朝期间，汉字书籍的翻译与顺、康、雍三朝多有类似，所译作品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为儒家经典，另一类为佛教典籍。乾隆帝认为，经义之教可以启迪人心，其翻（重）译虽然废时耗工，但仍属必要。以《御制翻译四书》为例，该书由大学士鄂尔泰奉敕在厘定满文本《日讲四书解义》的基础上纂成，于乾隆六年由武英殿首次刊刻，后又于乾隆二十年刊刻满、汉合璧本。鄂尔泰奉敕进行厘定，目的是为了确保译文准确，使译文和原文在“文义”、“意旨”和“语气”上保持一致。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与刻印，有着明确的流程。康熙朝以前，书籍的译印均由内三院或翰林院经理。康熙十年前后“内翻书房”设立之后，汉书翻译的工作由内翻书房先行办理，完成翻译后送交内务府，并由其下设机构武英殿刊刻。康熙十九年，武英殿增设修书处，汉书译本再次转移至此，至雍正七年成为清初刻印书籍的专门机构。循例，汉文书籍译毕成书后，由皇帝颁赐诸王及文武大臣，其中儒家经典的译本另行颁赐给八旗官学，用作研习满文的教材。
2.“五经”翻译情况概览
清初的“五经”翻译始于顺治年间。对此，《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及《清代内府刻书目录解题》等文献中均有记载，毋庸赘述。顺治十一年，世祖敕译《诗经》成书，由内府刊印，计二十卷二十册，是为清代翻译“五经”之始。据《御制诗经·序》（顺治本）中所言，世祖敕译《诗经》，是因为该书的意旨能使人明性意、崇礼义，其言其论上可用于治国，下可用于修身，以其事君必忠，以其事父必孝，如此则可期人伦敦厚、教化端正。（叶高树，2002：72）当然，此书的翻译也与汉籍官吏的推荐密不可分。顺治二年三月，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即奏陈世祖，认为自古帝王安定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如金世宗、元世祖等便“博综典籍”、“勤于文学”，而帝王修身治人之道，尽备于“六经”，若能以满、汉词臣朝夕进讲，则圣德势必日进。（巴岱、图海等，1985：3-4）嗣后，朱允显、张璿（xuán）等也相继奏设“经筵”，进讲“四书”、“六经”等有关身心要务、治平大道者。儒学典籍虽然众多，然世祖尤为偏爱《易经》与《孝经》，认为《孝经》“言近而指远，理约而该博”，放之四海而皆准。（清世祖御注，1986：1-2）至于“六经”之一的《易经》，世祖也认为它“义精而用博”，囊括了天地万物之理，因而被历代硕儒所阐发。（同上：2）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奉世祖圣意，傅以渐、曹本荣等通过殚心研究，融会贯通，纂修《易经通注》成书。世祖希望通过此书，将原本中的义经奥旨悉数阐明，使其如同“日星”般灿然。（傅以渐、曹本荣等，1986：1）
圣祖康熙帝热衷学问，但其兴趣主要在宋儒理学上。《康熙帝御制文集》中说，上古帝王之治本于道，其道本于心，而辨析心性之理，能羽翼“六经”，发挥圣道者，莫详于宋代诸儒。（玄烨，1966a：1-2）圣祖提倡宋儒之学，尤其是朱子理学，当然有其政治意图，但其在推崇朱熹之余，也对“五经”教义给予赞誉。在他看来，朱熹阐发“五经”，因经取义，理正言顺，和平宽弘，融天地正气、宇宙大道于一体，既可施诸政事，也可验诸“日用”。（玄烨，1966b：10-12）如学界共知，圣祖亲政之后，满洲政权对于汉族文化的运用即步入全面阶段。康熙六年六月，圣祖接纳汉官熊赐履奏议，指出敦崇实行，扶持正教，必非“六经”和《论语》、《孟子》等书而不读。（马齐等，1985：14-15）为学习汉族的主流学术体系，以及传统的道德规范，圣祖不仅留意典籍，而且敕译、编定群书，将其当作自己的主要政绩，其中与“五经”相关者如康熙十七年敕撰，并于两年后完成译印的《日讲书经解义》。该书计二十六卷二十六册，由内府刊刻，卷前有《御制序》、译撰者库勒纳的《进呈疏》，以及库勒纳、叶方蔼等五十八位编（译）撰者的姓名与官衔。虽然此书名为“奉敕撰”，实际上却是编撰与翻译相间，因此叶高树在其《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一书中，仍将其定为“汉籍满文译本”之一。（叶高树，2002：68）自康熙十九年起，至乾隆朝末期，清代官方译印的“五经”书籍还有《日讲易经解义》（康熙二十二年，牛钮、孙在丰等奉敕撰）、《诗经》（雍正十一年，顺治皇帝敕译）、《日讲春秋解义》（乾隆二年，库勒纳等奉敕译）、《御制翻译书经集传》（乾隆二十五年，乾隆皇帝敕译）、《御制翻译周易》（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敕译）、《御制翻译诗经》（乾隆三十三年，乾隆皇帝敕译）、《御制翻译礼记》（乾隆四十八年，乾隆皇帝敕译）、《御制翻译春秋》（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皇帝敕译）等。上述译本中，多数并未明确交待译者姓名，而只是在卷前写明“敕译”二字。虽然如此，从清代文教政策和职官体系看，其译者当属兼通满、汉文之笔帖式、庶吉士、中书、库使等无疑。需要指出，顺、雍、乾期间，《诗经》一书前后被译印三次，其中顺治十一年、雍正十一年刊印的系同一版本，而乾隆三十三年的《御制翻译诗经》在卷数、册数上均少于前者，显然不同于前者。一部书籍被译印多次，足见统治者对翻译之重视，以及对所译汉籍经义之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