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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是在人为地创造戏剧。商品生产迫使他们走向社会。在过去从事集体生产时,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基本是在消费领域中。消费和传统的伦理家教,成为联结家庭的两个纽带。现在家庭成了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他们不光用生产者的观点考虑问题了,还要从经营者的角度考虑技术、信息、市场,他们需要提高效率,提高竞争能力。在时间观念上,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分春夏秋冬,或者含糊地“吃顿饭的工夫”“抽袋烟的工夫”。家庭成员之间不仅有直接生产的关系, 还有交换劳动和交换产品的关系,甚至竞争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关系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们像艘古老的小船驶出平静的港湾,迎着波涛向彼岸驶去,船上全体人员需要的不是固守那些陈旧的道德规范,而是要务尽职能,变成一个协同一致的集体、奋力如一的整体,当巨轮迎面开过,涌起的惊涛要将它吞没时,它可以迅速地调转船头,驶向新的海域。

They are not artificially creating drama. Commodity production forces them into society. In the past, the economic relation among family members basically existed in consumption when they were engaged in collective production. Consumption and traditional ethics were the two bonds connecting families. Nowadays, family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production unit.People are required to not only view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ers,but also consider technology, information, and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rators. They need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enhance competitiveness.As for time sense,they can no longer only divide a year into spring,summer,autumn and winter as they used to.Nor can they vaguely say "time for a meal" or "time for a cigarette".Family members not only have direct production relations, but also exchange labor and products.They are even in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Meanwhile,as mode of production is transforming,the distribution relation among family members also changes! They are like an old boat sailing out of a calm harbor and facing the waves to the other shore.The crew don't have to stick to those old-fashioned moral norms, but try their best to become a concerted group.In this case, even if a giant ship passes by, it can swiftly turn its bow and sail to a new sea without being engulfed by the surging waves.

They are not artificially creating drama. Commodity production forces them into society. In the past, when engaged in collective production , the economic relations among family members were basically in the field of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and traditional ethics became two bonds connecting families. Nowadays, as family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production unit, people are required to not only view probl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ers, but also consider issues such as technology, information, and mark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rators. They need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sense of time, they can no longer divide a year into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inter, or vaguely into "time for a meal" or "time for a cigarette" as they used to. Family members not only have direct production relations, but also exchange labor and products. They are even in a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Meanwhile, as mode of production is transforming, the distribution relation among family members also changes! They are like an old boat out of a calm harbor, sailing against the waves to the shore. The crew don't have to stick to those old-fashioned moral norms, but try their best to become a concerted group. In this case, even if a giant ship passes by, it can swiftly turn its bow and sail to a new sea without being engulfed by the surging waves.

卷一：7.三门李轶闻

三门李轶闻

乔迈

在公元一九八〇年的早春时节,在我们国家960万平方公里地面上的ー个角落里,发生了一件很小的又是很大的,平平常常的又是非同凡响的,乍听之下似乎出人意料,细细想来却又尽在意料之中的事。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消息像插上了翅膀,随着料峭的春风,迅速传往四面八方,在不同的人们中间,激起了不同的反应:有拍案而起的怒责,有幸灾乐祸的冷嘲热讽,有庄严的沉思,有含着苦笑的悲叹……

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落——散漫地分布在东辽河左岸一片大盐碱滩上的吉林省怀德县十屋公社三门李第四生产队——因此名声大噪了。

这是关于五个共产党员和他们的一段奇异遭遇的故事……

我们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位置

旧历庚申年——猴年——的春节快到了。汗如流水苦累了一年的庄稼人,兴高采烈地忙着杀年猪,淘米做豆包,赶集买年画,换粉条子,买鱼,打酒。半天上零星地响着性急的孩子们提前燃放的鞭炮,空气中混合着淡微微的火药味儿,更使年关的气氛足了。

然而,这几天有一件事,比迎接春节更加吸引着三门李庄稼人的心,那是关于联产计酬、自愿结合划分作业组的消息。多少天以来,在积肥场上,在饭桌边,在月光和雪光照射的难以成眠的热炕头,干部们,老农们,父子、叔兄和小夫妻们,咕咕哝哝议论的都是这事。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包工包产到作业组,人合心,马合套,就不愁多打粮,多贡献,早富。但是,作业组怎么个划法呢?谁和谁在ー组呢? 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

终于,大队书记沈春亲自来村里主持召开分组会议了。他先召集本队的五名党员开小组会,要求大家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指示,特别提出,分组的时候,党员们不要聚堆,最好分散到各组去,以便加强党的领导。大家点头称是。然后,这オ敲钟集合人。这是ー个规模空前的社员大会,人们参加会议的踊跃程度可以同土改时候斗地主的大会相媲美。平时总是显得过大而空洞的“队屋子”,此时嫌窄了。来的不但有劳力们,一家之长们,也还有爱凑热闹的小嘎子以及奶着孩子的妇女。大蛤蟆头烟像施放驱霜烟雾似的呼呼升起来,把临时换上的二百瓦大灯泡都熏暗了。然而,屋子里很静,没有往常开会那种没完没了的闲嗑和打趣儿逗眼。

书记宣讲了县委的有关文件,又讲了大队党支部的建议。那个建议很简单,就是根据本生产队劳力、土地和牲畜等情况,认为分成两个作业组比较合适。组划多了,人员不够角儿。

庄稼人心急嘴也急。沈春的话音刚落,有人就呼儿号儿地喊起来:“这个政策行啊!拥护!既是自愿结合,谁就插旗招兵吧!”一人喊,众人应。会场上,呼兄唤弟,喊朋叫友,乱成了一片。

沈春一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心里也觉着高兴,暗暗佩服中央的政策深得民心,作业组ー定能划分得好,来年生产错不了,就又急忙讲了划组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希望把骨干劳力和弱劳カ搭配好,避免出现ー头轻的现象,别的地方就有这样的偏差。同时,作为领导,沈春书记当然也没有忘记提醒大家发扬风格,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等等。

报名开始了。有人喊:“我们是田富组长!”接着,就哇哇地念了这个那个组员的名字。又有人喊:“我们是王占河插旗!”接着,也哇哇地念了这个那个组员的名字。大队书记ー看,更觉高兴,这不是事先就有串联了吗!可见人们对分组积极性之高、对党的政策拥护之热忱了。但是,刚オ念名字的时候,会场太嘈杂,念的速度也太快,连汤水不落的,沈书记没有太听清楚都是谁和谁ー组,只觉得恍恍惚惚好像田富那个组多数是姓冷的,王占河那组差不多都姓王,似乎还剩下了一些人没进这两个组。沈书记赶紧动员:“既是基本有两个组了,也好,就以他们为基础吧,看看,还没入组的人,哪组要,要上哪组,抓紧时间报吧!”

听了书记的话,刚オ热闹非凡的会场忽然安静下来,光剩下了人们使劲咂着嘴唇抽大蛤蟆头烟和分明是不那么自然的咳嗽声。沈书记感到有点诧异,便以诲人不倦的领导者风度,又讲了政策条文,然后问:“都还有谁没进组?举举手吧,先拢ー拢,看哪个组欢迎,自己愿意到哪个组去。都有谁呀?”说着,就在人们中间仔细审视起来。

大蛤蟆头烟又使劲地鼓起来了,烟雾先是升到棚顶,再慢慢往下压,快压到人们头上了。人们的目光有点异样。沈书记越发奇怪。他猛然发现了,在大蛤蟆头的烟雾缭绕中,有五个低垂着的头。头垂得那样低,以致稍不注意就看不见他们, 即使看见了,也无法看清他们的脸和眼睛。数九寒天,窗户上哈气成霜,可那五个人的发梢额角,却闪着亮晶晶的汗珠。

中共三门李大队支部书记沈春的脸腾地红了起来,好像被ー只无形的手狠狠扇了一巴掌。他看清楚了,那不是别人,正是本生产队的五名共产党员。看:身材高大、年纪五十开外的党小组长王オ,复员兵、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荣凤春和刘清洲, 河北人、壮年汉子王汉周和他的妻子、剪短发的王淑梅。对啦,正是他们五个人没有进组。在惶惑中,沈春想起了不久以前改选生产队长的事。他们这里硬是把党员队长荣凤春选掉了,换了一个非党员。那是不是今天这种事情的先兆呢?是的。可惜自己当时竟没有留心。

沈春无奈,只好等脸红过ー阵以后,勉强把心稳一下,很委婉地说:“我刚オ看, 还有几户等着入组的,都是社员,总不能甩出去几家,那样也不好。看看哪组愿意吸收他们。”

沉默。

沈春身上的不自在一分一秒地增长起来,好像浑身的血都在往外膨胀,再看自己那五个同志,脑袋越发垂得低了。

“看看……哪组……”沈春的声音越发微弱,以致连他自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说话。

沉默,还是沉默。

屋子里这样静,连小孩子吃奶的声音都停止了。也不知道这样过去了多少时间。

“我们组就这些人啦!”忽然有一个人说,声音很低,语气却很坚决,使得全屋的人都吃了一惊。所有的眼睛都转过去看,却是刚オ插旗的王占河。

“我们组也够啦!”又一个红脸汉子跟着高声大嗓地嚷,“书记刚オ不是讲让自愿吗?我们就这些人自愿。”

这是封口了。眼珠不叫眼珠,真眼仁（人）呀!

五个共产党员是哪组都不要!……

当天夜里,这几个被抛弃的共产党员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了党小组长王オ的家里。王オ是这几个人中间的长者,有着近三十年的党龄,又当过二十来年的生产队长。这位从八岁起就当半拉子、扛大活的老同志,当年曾是村里的一等棒劳力,后来驰骋疆场受过伤,抗美援朝渡过江,在难忘的1967年,还戴着三尺长的“走资派”高帽子,在全大队被光荣游斗。如今,霜欺两鬓,英雄老矣!

但他真的老了吗?今晚,王オ望着默默聚拢来的同志们,心里边ー阵酸楚。他ー个个地看着大家的脸,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愤愤不平。那个唯一的女党员、河北人王淑梅两眼红红的,呼吸之间还有抽咽声在。他想安慰他们几句,却又觉得无话可说。这时候,他们中间最年轻的ー个——27岁的荣凤春说话了:“这不是故意整人吗?咋的,ー个不要!真把我们党员ー碗凉水看到底了!上公社、上县,也得说道说道。”

“不假!”王汉周接过来了,他在河北曾经当过大队团委书记,很有点理论功底,说话喜欢提到纲线上认识,这时就操着一口河北腔说,“共产党领导一切,分组不要党员,这就是阶级斗争!”另ー个年轻党员刘清洲听了,也就着高往上拔,大声说:“可不是咋的！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四个坚持’！跟沈书记说说,他们自个儿成立的两个组不合法,得推倒重来!”

“我看倒不一定扯到阶级斗争上去。”还是女党员王淑梅实事求是些,“人家ー多半怕是嫌咱们干活不行。咱也别强求人家,自己成立个组吧,架不住早点起,晚点歇,能总落后?”刘清洲听了也说:“可也是！搞原子弹、人造卫星不行,真格的了,种大地,这么大个子,就干不了?”

七言八语,莫衷ー是。王オ听着这些议论,心里不住地翻腾。能扯到阶级斗争上去吗?当然是气话。真的是人熊,干活顶不上去吗?也不全对。他总觉得大伙没说到真正的原因上去。是没有看到?还是不肯那么认识?他想引导大家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就说:“咱这五个人,除我过了 50岁,30上下的多,就是汉周也才46,正是庄稼人下カ气干活的好时候。可这些年咱们都咋干的呢?我是党小组长, 我清楚。你们也不傻,能不知道?不讲别人,就说我吧。自个儿觉得年纪大了,在村子里边,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如今两个儿子在城里工作,活泛钱儿多,光自留地ー年就收四石粮。自家日子过好了,就想当老太爷享清福了,管大家的事少了,地也不下了,不像个共产党员。今天会上的事,我有责任,我对不起党……”

老王オ这ー说,其他人都合拉下眼皮。荣凤春年轻,受不了这话,赶紧说:“你老上岁数了,要怪得怪我们年轻的。我复员回来,庄稼活生了,好当甩手队长,对人态度又不好,挺横的。我结婚以后那阵,听社员有反映,说我穿得溜光水滑,骑个小车,见天嘤儿嘤儿的,东跑ー趟,西颠ー趟,干拿补贴工分,当时我还有情绪。把我队长选掉了,也不是滋味。如今看,这不是给党抹了黑吗！”小伙子说着,流下了眼泪。

这ー来,大伙都检讨开了。有说因为嫌前勤太累,甘心当了保管员的;有说年纪轻轻却操起鞭杆子当小猪馆的;有说利手利脚却不爱再下田的。是啊,我们这几个党员,除去淑梅都当过兵,都当过生产队长,人人能说会道,可就是有一点,马列主义是专冲别人的,把“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变成为自己个人谋利益了。

“见椅子歇腿,见酒盅开胃,千里马也架不住恋栈。谁能拥护恋栈的千里马?” 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王オ总结似的说,“我们党员啥时候变得这样了呢?”他在沉思中,想鼓励同志们几句话,但是找不到适当的词儿。他努力回想着当年在战场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班长或连长是怎么鼓励自己的。他终于没有想起来。当年的共产党人似乎没经历过这种失败。当年的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如鱼在水, 如鸟在林,从来没有听说过被人民群众抛弃不管的事。屡闻不鲜的,倒是老大娘或大嫂子、大伯和大哥们,有时甚至还有刚懂一点人们善恶的小嘎子和小闺女,为了保护ー个党员,宁可在敌人的皮鞭和棍棒下血肉横飞,宁可被烧了房子,填了水井, 有时甚至不惜满村老幼面对敌人喷火的机枪ロ,也绝不肯让党员同志受半点伤害。而我们的党员,也可以随时随地,为了人民的利益,极端自觉地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党是人民的心,人民是党的命。

但是现在,我们五个共产党员不受欢迎了。

怨谁?怪谁?……

在这寒冷的冬天的午夜里,在这间孤零零的小土房的暖烘烘的火炕上,中国共产党的ー个小组,以前所未有的郑重态度,讨论着这样ー个极其严肃的课题:我们共产党人在群众中间的位置。这是何等发人深思的课题呀!月挂中天,星汉灿烂, 大盐碱滩上闪耀着雪ー样的色彩。那是使人望而生厌的涩碱,还是月轮的明洁的光辉?

三星歪了,夜已过半,中共三门李四队党小组的讨论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是群众冷落了我们,而是我们辜负了群众。不是人民不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了,而是我们不怎么像共产党员了。

我们怎么办?就此躺倒吗?沉沦下去吗?不,我们从哪里跌倒就还从哪里爬起来!

我们共产党人要做什么样的榜样

分组第二天的黎明时分,ー个惊人的消息飞快地在村里传开了:党员们自己插旗建组了。

这个消息立即在村里引起了各种议论。ー些人点头称是:“这样好,谁也不沾谁的,谁也不拐谁的。”有人把这意思就说得刻薄些:“党员们也该自个儿劳动养活自个儿了。”ー些老年人却觉得过意不去了。他们想起了党员的种种好处,办事公道啊,爱帮助人啊,肯自己吃亏啊,对老年人有礼节啊。缺点是有,特别是这些年, 可谁没有缺点呢?再好的马也有失前蹄的时候,就一个也不要人家?他们便埋怨起那些分组的积极分子来了。

但也还有一个人很高兴。那是个老病号,本村的头等穷户,长得小身板像麻秆儿似的,小脸蛋像鸡蛋壳似的,只能放放猪,不能上趟子（下地）。他叫戴洪元。在那晚的分组会上,他曾经很兴奋地自报:“我参加王占河组。”

“我们人够了。”王组的人赶紧说。

“那我报田富那组。”戴洪元有自知之明,因此很能将就,他的意思是有个组就行。

“我们再要就多了。”那组的人也赶紧声明。

戴洪元干翻白眼说不出话来。现在ー听党员单独成立了作业组,他赶紧跑回家,让孩子从南大甸子喊回了正在搂毛柴的妻子,然后紧紧闩上门,夫妻两个紧张地商量起来了。他的妻子——跟他青梅竹马、安贫乐处的苦难伴侣——边从头发上往下摘草棍,边听他说话。很快地,ー个再庄严不过的家庭决议形成了:报名入党员这组。戴洪元飞起两条细腿,小脸兴奋得通红。他找党小组长王才了,他很有信心。

这个戴洪元,3岁上被卖到戴家,如今47了,既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父母往哪儿去了。他在贫困的境遇中挣扎着长大。25岁那年,他得了一次严重的肠梗阻病,在四平和长春住了三个月医院。有21天,滴水不进,全靠打葡萄糖活命。结账的时候,总共花掉了1600多元钱,都是集体给报销了。他总说:“我没有亲人,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我从小没娘,共产党就是我的亲娘。”划分作业组的会上,他寻思自己跟王家组是亲戚（他的养母姓王）,跟冷家组是儿女亲家,哪组还能不要?可就偏偏哪组也没要。“谁要他那个累赘!”有的人说。这回他来找共产党员王オ了,眼泪汪汪的,他喊:“三舅（他论的是屯亲,其实并非真的甥舅关系）,我要参加你们党员这组。别人不要我,我跟共产党,共产党不能把我扔了吧?”

虽然来的是一个半残疾人,王オ也很感动,他觉得这时候来找他入组,是ー种支持,是ー种鼓励,也是ー种信任,就赶紧说:“要是你不嫌乎,就来吧。我们吃干的,不能叫你喝稀的就是了。”戴洪元很自卑,他吭吭哧哧地说:“我顶不上个好半拉子,要了我,你们就得少打粮。”王オ说:“放心,一粒也不兴少打的,还要比他们那两个组打得多。往年,我们党员没把劲使到生产上,光练嘴皮子了,教训了别人, 自个儿不咋的,对不起乡亲了。今年,我们要把劲别过来。党员都下了决心,要在发展生产上起先锋作用,把我们作业组办成全公社第一等的。今年我们党员要出这个风头,哪怕先烂呢,也非当这个出头椽子不可。我们要拼命了,你不嫌累,就来吧。”

这以后,他们还另外吸收了两户没人要的职工家属,正式组成了作业组。大队党支部批准了他们的组成,同时把这几个组按顺序划定为第一、二、三作业组。但是三门李的庄稼人自有他们独特的命名法。他们把以王姓为主的称作“王组”,把以冷姓为主的喊为“冷组”,而把以党员为主的这个组,别出心裁地叫作“党组”。

啊,“党组” !这是亲切的称呼,还是包含有某种揶揄?

总之,“党组”的旗帜就这样打起来了,最年轻的党员荣凤春抖擞精神,就任了第一任组长。好心人替他们捏把汗。有人给算了一下,论人头,他们组能有十几个人干活,其中除了三个党员是中青年以外,还有一个病号、三个老头、ー个半拉子、六个小姑娘,忙的时候还可以动员起来五个家庭妇女（其中包括两个老太太）。年龄最大的74岁,最小的16岁。这样,他们就集中了全村的老弱残兵。而另外那两个组则全是一色棒劳力。怪不得有爱凑热闹的人给编出顺口溜来:“‘王组’ 强, ‘冷组’棒, ‘党组’ 真够呛!”另有好心人替他们发愁说:“到秋天, ‘党组’这台戏可咋唱?”戏是可以唱的,事实上,自从“党组”正式组成那一刻起,这台戏已经开唱了。他们不怕拖累,肯于吸收残疾人戴洪元和没有劳カ的职工家属入组,显示了共产党人克己为人的宽广胸怀,赢得了善良的庄稼人的敬佩。现在,他们又克服劳力不强的困难,送齐了粪,虽然是跟头把式,连跑带颠干的。

“党组”真正经受考验是在春播时节。

严冬过去了。春风在人们的期待中染绿了柳树的梢头。大盐碱滩也在这里和那里悄悄地冒出一点绿芽儿。绿芽儿渐渐连缀起来,颜色由浅而深,阳光一晃,好像是在大地上镶嵌着一片片翡翠叶子。东辽河的坚冰解冻了,大车路过这里,牲口也总要停下来喝几口清凉甘洌的水,然后昂首向天,唳唳地叫几声再走。在土屋里闷了一冬天的老人们也走出来了,扶着柳条栅子,干活舒活筋骨,眯起眼,长久地望着蓝天上的雁阵。春天来了,有的是希望,有的是时间。三门李人豪兴十足,他们要在80年代第一春里,大干一场了。

三个作业组撒开人马,进到芳香的田野里。就像有人预言“党组”一春天送不齐粪那样,现在又有人预言他们的地要种不上了。当此时机,党小组长王才挺着高大的身躯下地来了。他抓起一把湿土,使劲攥着,宣誓似的说:“我不当舒服老爷子了,豁上这把骨头,干吧!”他早年生活不安定,落下个胃痉挛的毛病,一犯就疼得打滚。这时候,他就带着药瓶子下地,病犯了就吞一片药。每天,他第一个在朦朦胧胧的曙色升起以前就起来,挨家叫醒自己组的同志,踩着早霜下地。往年种拉拉稀苞米,今年他提出种单株密。他拄个小棍,在前边踩格子,不用度量,不用计算,一步ー个脚印,步间恰好45厘米,好像他的脚上天然就带着ー个电动钢卷尺似的。整个播种期间,他就是这样在走,十五垧苞米地,都是这么样走出来的。每天平均要走两万多米。但这不是在平坦的大路上悠闲散步,而是在疏松的垄台上,深ー脚浅一脚,来来去去毫不变样地走。东辽河边上,既无山又无树,风沙很大,有时刮得人平地摔跟头,何况在一条窄窄的松土垄台上。风沙难撼志士身。共产党员王オ就这样ー步步向前走着。在他的身后,是“党组”的同志们。

王汉周是负责滤粪的。他从河北迁来没有几年。河北不是这样干活的。一方风土,一方活计。到哪随哪。但这些年他没有好好学活计,如今不会使巧劲就只好使笨劲,汗流满面地苦干不歇。荣凤春一春天没穿他那身油光水滑的新郎官礼服了,他早换上了从部队带回来的草绿色军装。经过春风和汗水的漂白,军装很快地褪色了,ー张年轻英俊的脸也变得黧黑。他的媳妇心疼丈夫,偷着宰了一只老母鸡,炖上了她在娘家时候拣的油蘑。动筷子的时候,荣凤春对妻子说:“不用宰鸡, 我累不垮,力气在心里边呢,使也使不完。”那个本来还很年轻,却被称作“老倭瓜, 不起面了”的刘清洲,是除了王オ以外最能起大早的ー个了。他是怀德十八中的毕业生,说话好讲个遣词造句。“清洲哥,真早啊!”“这也叫物极必反了。”他笑一笑说,“以前我是上工没一天不迟到的,现在不早点就达不到新的平衡啦。”

在春耕的紧张时刻,“党组”成员的家属们也都来了。那可真是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出不了力的也来站脚助威。其中有小媳妇,有小学生,还有一位须发如霜、矮小驼背、身子几乎弯成一个圆圈的老人,那是王汉周74岁的爹爹。这些家属,他们有儿子、父亲、丈夫或哥哥“在党”。这些“在党”的亲人今年面临着ー场严峻的考验。这场考验的成败似乎也和他们命运攸关。他们嘴上不说,但人人心里想的都是这个。“捧我们‘党组’！”这好像成了他们不言自明的行动ロ号。别组是ー个点种的和一人滤粪的,他们至少有两个点种的和两个滤粪的。ー副犁杖后边,常常跟着一大串人。他们好像不是在种地,而是在和他们的亲人ー起,从事一种神圣的事业。这事业绝不是单纯用工分和经济效益所能表示的。这使他们的精神变得异常专注,情绪变得分外高涨。而人在精神专注和情绪高涨的时候,往往能做出平时做不出的事情来。今年,他们的地就种得又快又好又精细,一点也不像我们北方习惯的大犁划沟、大把扬籽的粗拉拉的干法。

这一年的春播,三门李四队的三个作业组上了劲,エ效大为提高。去年种地, 全队用了一个月工夫。今年分组,15天就干净利索地完成了。

好雨知时节。慈爱的大自然母亲也为自己的儿女们及时地助了一臂之カ。春播刚完,ー场春雨就落下来了。种子发芽,小苗拱土,田野一派绿色。沈春书记组织了一次全大队的苗情检查,有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各作业组长参加。他们沿着本大队的地面巡视,发现哪块地的苗齐苗全苗壮,哪里的苗色发绿发黑,那就一定是“党组”的。“你看人家‘党组’种那地,地头地尾扔,没ー埯缺苗的。”“王组” 和“冷组”的人说,有点佩服了。

见苗三分喜。“党组”更来情绪了。“王组”和“冷组”不敢怠慢,赶紧补苗。 “‘党组’呛上了,向你们学习!”他们中的一些人诚恳地说。

“‘党组’的苗太密,以后怕不能结棒,要吃甜秆儿。”他们中的另一些人也是诚恳地说。

果然,不几天以后,“党组”满地的青苗泛黄了。这是脱肥了。为今之计,就是要赶紧追肥。化肥最赶劲。荣凤春组长火急奔往公社求援。公社机关立刻紧张起来。他们一直在关注着“党组”的命运啊! “你们这几个人代表着全公社的党员。” 这是十屋公社党委书记的话。岂止全公社,就连县委的书记、地委的部长,心都被牵拽着啊!公社很想给“党组”吃一点偏食,可惜手头并没有化肥。十屋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出马,去友邻毛城子公社请求支援。毛城子ー听是三门李“党组”需要, 也紧张起来。“他们这个‘党组’也代表我们这些党员啊!”这是毛城子公社党委书记的话。他们立刻从自己手头分出了六吨硝氨。

硝氨拉回来了,“王组”和“冷组”眼巴巴地看着。这当ロ追化肥,可真追到点子上了。“到底是‘党组’有党撑腰。咱这没有党员的老百姓组,可成了后娘的孩子了。”他们这样想着。

与此同时,“党组”也在想:共产党员能吃独食吗?我们能做那种光顾自己、不管群众的事吗?好事都归我,见便宜就抢,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风格吗?不,不是。我们宁可少打点粮,多吃点亏,也不能把党的性质改了。三一三十一吧。六吨硝氨,ー组两吨,平均分下去了。这不是送化肥,是送成吨的粮食啊!这不是送粮食, 是送去了党的传统啊! “王组”和“冷组”大为震动。庄稼人心肠软,受一点好处就不得了,何况是紧关节的时候成吨的化肥,他们的心和党员的心往一块贴了。

“嗯,三门李党小组,有点像那么个样子了。”十屋公社党委书记听到这件事, 点头说。

“党组”把追肥的活包给了妇女。王淑梅动员起了五个家庭妇女,其中包括王才的老伴和荣凤春的老妈。妇女们干活心细,又不糊弄,组里是放心的。往年追化肥是拿锄头,直着腰板刨坑,大把抓肥往下扔;今年,“党组”妇女们ー改常规,拿小木棍扎眼,用汤匙舀肥,弯下腰,一点一点往眼里放,就像给自个心疼的孩子喂奶。农村妇女生活条件艰苦,家务负担重,不少人都有难治的痼疾。荣凤春的妈妈年轻时生过ー对双胞胎,落下个病,俩肩膀总是酸疼酸疼的。王淑梅有肾炎,这些日子正犯病,两条腿浮肿,ー按ー个坑,半天不下去。可她们都坚持着干。在她们的丈夫和儿子面前,她们从来不说ー个累字、苦字、疼字,她们汗水淋漓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只有在劳作不息而又家庭和美的劳动妇女的脸上オ会有的那种笑容。到晚回到家里,男人们能蹲着或坐下抽支烟,揉揉腰腿,她们却还要趴在灶门脸前烧火,忙忙地淘米做饭。火光映着她们的脸膛,烟气熏着她们的眼睛,而她们粗心的丈夫和儿子总是很难发现她们的手和腿是在颤抖着的。这样ー干就是多少天,她们到底抢在雨前,追完了全组的地。

转眼也就到了铲地的时候。三门李地方地多人少,铲地ー向是北大荒干法,大夹板锄,两条胳膊悠开了,粗干毛橹,形同赛跑,轰轰隆隆,眨眼之间一大片地就完了,铲下来多少草就算多少草。河北人王汉周初来这里干活时很不适应。他的老家就在万里长城脚下,离秦皇岛不到ー百里。那里铲地的方法有点奇怪,最大特点是往后边退着铲。而且铲得非常精细,因为土地少、人口多,绝不肯伤ー棵苗,就像大姑娘绣花ー样。王汉周来到三门李铲地,冷不丁由往后退改为向前进,觉得十分诧异,不仅干得很笨很慢,而且铲着铲着就又身不由己地往后边退了起来,引起人们ー阵阵哄笑。加上他的口音太特别,这里的庄稼人又太好奇,听他把“昨天”喊成“夜个”,把“肚子饿了”叫成“肚子卧了”,无论小闺女和老头子都得笑出眼泪来。有些淘气的小媳妇和大姑娘爱没深拉浅地闹,远远见了他,总要停下步子,尖起嗓子,ー齐大喊:“姐夫（谁知道从哪家宗亲论的）,夜个你肚子卧了没?”这样一来二去,王汉周就不爱上前勤去了。

但王汉周也有他的好处。今年“党组”铲地要求质量,就是要保全苗、锄净草, “种十成保十成”，“丰收年不收无苗田”呀。这正是河北铲地法的优势所在。王汉周有用武之地了。他下了地,除了仍对向前进感到有些别扭而外,他那种精细劲, 那种认真的态度,那种ー苗不伤的精神,都叫人打心眼里佩服。素来被人判为“不会铲地”的王汉周成为打头的了。ー帮年轻人都跟他学,铲得又细,搂得又深。三门李因此出现了新的铲地法。等到沈春书记又带人来检查夏锄情况的时候,看了 “党组”的地,他和检查组的人无不点头赞叹,说是这样的地铲一遍顶两遍了。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满地庄稼比赛似的蓬蓬勃勃长起来了。大盐碱滩已经为一片壮观的青纱帐所覆盖。“党组”的庄稼继续拔尖,丰收已成定局。人们的态度也慢慢变过来了。但是“党组”仍旧战战兢兢,不敢有半点松懈。

“人家小看咱们,咱们可不兴小看人家。”还在“党组”处境艰难的时候,党小组长王才就常这样对同志们说大家一个屯子住着,哪能总是针尖对麦芒的!分组不分心,共产党员还要讲究风格。”

他们也真是这么做的。夏天,冬小麦黄熟时节,劳力很紧张。“种在冰上,收在火上”，“麦收三晌”,火似的太阳ー照,眨眼间麦子就勾头了,不及时收上来,就要掉粒。偏赶上天气预报说要有大雨。抢秋抢秋,真是和天老爷抢收成啊! “党组” 劳力虽不硬实,但是能动员起来的人手多,干劲又大。人家一头晌歇两气,他们只歇ー气,中午也不休息,忙忙地扒拉ー口饭,就又下地了。他们很快就拔完了麦子, 运回去了。这时候急坏了那两个组,特别是“冷组”。大片麦子在地里挺着,眼看就要颓秧了。三门李地方粗杂粮多,种一点麦子金贵得要命。来人去客,擀个面条,新年春节,包个饺子,全指靠着这点出产。“冷组”的人急得火上了房,不吃不喝不歇气,拼命干,越着急那麦子还越难拔了。抬头看看天边,黑云彩正由小变大, 风也带出凉味了。正当这个时候,一群人轰一声拥进了麦地,立刻烟尘风扬,干起来了。“冷组”人抬头看,正是“党组”派人来了。他们很是激动,ー迭声地感谢。 “党组”却说:“这也是互相支援呗!”人们的心越发贴近了。

分组以后,农具什么的也照样分了三份,但他们仍共同使用ー个仓库,一家占了一个角,从来没发生过什么纠纷。不像有的地方,分了组,就在仓库里垒起高墙, 开出几个大门,各走各的,如同路人,邻组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柳枝泛红,北雁南飞,转眼间壮丽的秋天来到了。小杂粮上场以后,“党组”的领先局面以具体的物质成果显示出来了。无论是小麦、糜子、小豆和葵花子,“党组”的人均所得都超过了另外两组,其中有的超出了差不多一倍。四大作物（高粱、谷子、苞米、黄豆）的产量,“党组”也大大领先。全作业组产量高达五十五吨。 “王组”和“冷组”也不错。全队三个组加在ー起比去年多产粮四十多吨。

这是ー个生产上的重大胜利。但引人注目的东西还不止这些。前不久,三门李重新选举了生产队班子,党员刘清洲被三个组一致推为生产队长,“王组”和“冷组”还称他为“总组长”,意思是刘清洲也是他们的组长。在沈春书记看来,这种情况很自然地又成了一个预兆,说明三门李三个作业组的构成将要有所变化了。“王组”，，和“冷组”已经放出口风,要求向‘党组’靠拢”。有人还在私下里活动,对某个党员说:“过年你得上我们组来。没有党领导哪行?!”对此事反映最为强烈的是那两组中的ー帮小伙子和大姑娘。青年人喜欢用自己的眼睛看生活,他们有自己的追求,不像上岁数人那样注重经济观点,他们更着眼于精神生活的需要。他们很不满意地说:“三门李的分组法大有问题。把党员都给分走了,我们入党、进步的事咋办?谁培养?未必你们这些长翅膀的（非党员）当得了介绍人吧?”对这样的埋怨, 他们的父兄是难以作答的。就这样,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斗,卧薪尝胆,三门李四队的共产党员们,同乡亲们一道,共同迎来了一个大丰收年。他们在我们国家960万平方公里地面上的这ー个小小村落里（在500000: 1的地图上都查不到的）,以党的ー个最基本的细胞,重新恢复了党的威信,重新获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

这威信是怎样失去,又怎样重新获得的呢?三门李大队党支部书记ー边谈着, ー边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以前不是没有发现过党员们的问题,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解决。批评啊,个别谈话啊,办学习班啊,学习十二条准则啊,可就是不起多少作用。这回用了什么办法呢?没有。没用什么办法。大队支部和公社党委甚至没有批评一声,指责一句,可党员们竟ー个个奋起改正了缺点,这是什么巨大的权威力量做出的奇迹呢?是生活,是人民群众,是ー种极严峻又极公正的社会现实。“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党的领袖老早就这样说过了。种子是不能离开土地而生存的,就像巨人安泰离开大地母亲就会被敌人击毙ー样。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训有一千条一万条,归根到底,其实恰恰是这一条:我们作为种子脱离了人民这块土地。

当我们勇敢地正视这种现实,挺起胸来,不是靠宣言,而是靠行动,不是靠旁人,而是靠自己,去克服缺点错误,去发扬党的传统,去以我们自己的手,恢复我们自己的形象,则我们就必定能够重新开花结果,达到我们的目标,就像在三门李这块丰饶而又贫瘠、富裕而又荒凉的大盐碱滩上,我们五个普通党员所获得的成功那样。

（原载《春风》1981年第6期）

卷一：8.胡杨泪

胡杨泪

孟晓云

在世界上,胡杨一最古老的杨树品种已罕见。

我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见到了这珍奇的树。它高大,树干弯曲,像弓着背的老人。其貌不扬,却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能在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年降水量只有十几毫米的恶劣自然条件下生长。维吾尔族农民说,胡杨三千年,长着不死一千年,死后不倒一千年,倒地不烂ー千年。

当地人称胡杨是“会流泪的树”。这是因为,生活的环境越干旱,它体内贮存的水分也越多。如果用锯子将树干锯断,就会从伐根处喷射出ー米多高的黄水。如果有什么东西划破了树皮,体内的水分会从“伤ロ”渗出,看上去就像伤心地流泪ー样。千百年来,这自生自灭的天然胡杨,总是默默地为人们提供各种财富:它的树干是优良的建筑材料;它的嫩枝和树叶是牛羊爱食的饲料;就是它流出的 “泪”,很快变成一种结晶体,叫胡杨碱,也可以食用、制肥皂……哦,这会流泪的树!我抚摸着胡杨粗糙的树干,被它可贵的品格深深感动了。

蓦地,我想到了一位在塔里木结识的农垦大学教师钱宗仁。任何ー个陌生人, 握住他那粗糙的手,看到他黝黑多皱的脸,绝不会认为他只有39岁,也不会想到他是ー个知识分子。

整整四个下午、四个夜晚,钱宗仁向我讲述了二十年坎坷自学的经历。他并非ー个成功者,甚至可以说是ー个失败者。他的一句句话,仿佛是胡杨树上流出的ー滴滴泪珠。

离乡歌

1964年8月,从兰州开往吐鲁番的慢车上,坐着ー个约莫20岁的青年,瘦高个儿,看上去很老实,也很忧郁。他没有行李,没有提包,甚至买了火车票后,已身无分文,既不是走亲戚,也不是做买卖,但他出远门了。这青年叫钱宗仁,湖南湘乡县市州大队人。火车唯当唯当地响着,沉重的车轮从钢轨上碾过去,碾过去,像是碾碎了他童年的梦幻;窗外一晃而过荒凉的戈壁,像是他流逝的学生时代。也许是命里注定, 20岁就要流落异乡。他是ー个本分、勤奋、纯洁的青年,自懂事起,就有一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有一个影子总伴随着他一他是“富农”的儿子。为此,他入不了团,三次失去上大学的机会,甚至连在家乡都无法生活下去。

公平地说,土改时,钱宗仁家的成分第一次被划为贫农,这在情理之中。可是由于一点家庭纠纷得罪了当时的农会主席,他把钱家划为“佃富农”。在急风暴雨式的南方土改运动中,某ー点点差错并不妨碍这场运动的伟大,然而就是这一点点差错,竟酿成了钱宗仁前半生的悲剧。

“同志们请注意,我们这趟车比较拥挤,为了维护好车厢内的秩序和卫生,请各车厢推选一名愿为大家热心服务的旅客代表……”列车的广播响了。“就选这个小伙子吧。”ー个老头指着钱宗仁。“中,我看行,老实巴交的……”ー个抱孩子的妇女搭讪着。车厢里的气氛热烈起来,大家向钱宗仁投去热情和信任的目光。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信任更可贵呢?钱宗仁不愿意辜负人们的信任。他不吝惜カ气,也有的是力气。在老家,为了挣学费,他挑过红砖,担过水,推过车,眼下这点活算什么呢?扫地、擦地、整理行李,漫长的旅途中,钱宗仁一刻不停地为大伙做事。小娃要拉屎了,他用痰盂接着;老大娘不舒服了,他跑遍了其他车厢找大夫。旅客写了表扬稿,为这,炊事员还在他的饭盒里多添了一勺子菜呢。

ー棵长期被压在石板下受冷落、被忽略的小草,居然在这群素不相识的人中, 受到了关注、信赖和拥戴。他们并不了解钱宗仁的出身和经历,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看到的是ー个活生生的人个有着热心肠的小伙儿。

此情此景,令钱宗仁回想起一次特殊的旅行。一年前,华北遇到洪水,郑州不通车了, 一群拿着哈尔滨エ业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只好绕道济南,转烟台,再从烟台乘船到大连。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济南组织了一个返校委员会,一个年轻人跳到广场的台子上,举着大喇叭说:“同学们,在这种特殊困难情况下,大家都不要心急,我们要发扬互助友爱的精神。有个新同学姓钱,他主动帮助别的同学托运行李,把旅店里的床位让出来,自己却露宿街头,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他说的就是钱宗仁,那也是ー种像此刻在列车上选他为旅客代表同样的信任。

当时,有谁能理解钱宗仁复杂的心情呢?新生们虽然要延误报到的日期,他们的心情毕竟是快活的一对未来大学生活充满着憧憬。而钱宗仁,手中没有户ロ迁移手续,他考上了哈尔滨工业大学,但能不能就读,就读多长时间,尚不可知,前途莫测啊!

命运总在捉弄着他。1962年第一次考大学,钱宗仁的成绩优异,进入全湖南省前十名。清华大学招生小组准备录取他。湘乡二中党支部副书记,利用ー个学生干部的嫉妒之心,盗走钱宗仁的日记本,断章取义,将其政审结论改为“出身不好,思想反动,不宜录取”。就这样,钱宗仁落榜了。但他不甘心,第二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录取。他欣喜若狂,一宿没合眼。

那时长丰公社刚开始搞“四清”试点,公社S书记任浒州大队工作组组长,他们正在摸底组织阶级队伍时,传来钱宗仁被录取上大学的消息。当天晚上,村上召开群众大会,S书记报告,有一段话让钱宗仁毛骨悚然:“我们这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动向啊?解放二十多年了,这个大队只有一个师范专科大学生,现在有一个富农的儿子钱宗仁考上了大学,还是什么秘密专业（他不懂‘精密’二字）。为什么这么多贫下中农子女不上大学,却叫他去上这么好的大学?还有人批准,你们说这是不是阶级斗争?我们能叫他上大学吗?我宣布,他上大学谁批准谁负责,谁给办手续谁负责!”

钱宗仁又气又急,散了会就去找S书记了。S打着官腔:“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你不能理解……”难道年轻人的前途又要被儿戏般毁掉?钱宗仁痛哭流涕,但是,眼泪是感动不了 S这号人的,他怎么能知道钱宗仁为取得深造机会苦苦奋斗的日日夜夜!怎能理解他朝思暮想迈进大学门槛的心情!

19岁的年纪,无法接受这冷酷的现实,钱宗仁回到家里,哭啊、哭啊,又是一夜没睡。大队干部拒绝给他办理迁移户ロ的手续,恰好这时湘乡二中毕业的十几个大学生回乡度假,听到此消息,气愤地找公社干部理论,又联名写信向教育部反映情况。钱宗仁怀着对党的政策的信任,身带ー份报告书,空手登上了赴哈尔滨的旅程。

他的命运操在s书记等人的手中。恼羞成怒的s书记发函给哈工大,要求取消钱宗仁的入学资格。哈工大党委又派孙景略同志去湘乡市进行调查协商,到长丰公社宣传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请“四清”工作队允许宗仁上学。那位S书记立即组织人马,写了十几页材料,说明钱“政治表现不好”。当孙景略了解此材料纯属编造,据理力争时,S书记在事实面前蛮不讲理,居然说:“要是我们公社ー级党领导机关还搞不过ー个地富子女,这会产生什么影响? 你们哈工大是共产党的学校还是国民党的学校?为什么不支持贫下中农,却支持地主富农!”最后竟耍起无赖,“你们硬要钱宗仁上学,我们立即撤走工作队,这里

的’四清’由你们派人搞就是了。”

协商无效。哈工大无奈,只有劝钱宗仁退学如烟的往事啊……

告别,告别,这一次不是告别家乡,而是与同窗三个月的好友分手。他所在的班全体同学到哈尔滨火车站送行。钱宗仁流泪了,大家都流泪了。“宗仁,我们等着你归来。”“宗仁,如果你此行回不来,可以在家乡从事文学创作,照样有出息。” “怎么会回不来?学校领导亲口说的,我们是希望你上学的,但有些问题需要你回去对证。”天真的宗仁,你哪里知道,这不过是同学们的ー种愿望,哪里会想到从此一去不复返,从此不能再登哈工大的门槛了呢?

告别,又是告别,这回是向考场告别。为了求学,钱宗仁付出了多少代价,可他依然没有绝望。就在前一年被劝退学的那次谈话中,他流着泪还在问:“以后我要再考大学,还让不让我考呢?”哈工大送他回家乡的同志热诚地说:“希望你明年考大学,继续报哈工大,我们欢迎你。”在场的公社干部也一口应承:“没问题,让你考。”钱宗仁轻信了。第二年,他一切准备就绪,去报名时,“四清”工作队从中作梗,他跑了公社九次,九次被拒之门外,报名工作截止了。钱宗仁茶不思,饭不想, 沮丧、绝望和忧愁笼罩在心头,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软弱。那年的7月15日,高三学生们纷纷走进考场,魂系考场的钱宗仁也情不自禁地向那走去。他只能远远地望着。年轻人在专注地答题,多么熟悉又多么亲切的考场,永别了!钱宗仁深情地向考场投了最后一瞥,跑到小河边,抱着苦楝树,ー个人长久地哭着,然后写下了两句诗:“理想崇高志永恒,常将寸步比长征……”告别,又是告别。这一次他真的告别了家乡,谁知道这是不是永别。他要到那最荒凉、最荒凉的戈壁滩去。不能上学,他还有一颗心、一双手,可以参加祖国的建设呢。不知为什么,钱宗仁对未来产生一种神秘感,又夹着热烈的向往。他奋笔疾书,在西行的列车上写了一首《离乡歌》:“凝眸回首意难详,去地归期两渺茫。汽笛声催家恋淡,车轮响报路行长。但须后事争前事,也或他乡胜故乡。寻觅英雄用武地,好花无处不芬芳。”

好花无处不芬芳

新疆阿克苏市图书馆阅览室增添了一个年轻人的身影,瘦瘦高高的个子,皮肤被风沙吹打得很粗糙,这青年就是钱宗仁。他在实验林场当工人,月工资33元,没有钱买书,他自有办法:每逢星期日,天蒙蒙亮,他就上路了,从林场到阿克苏市有 30里呢,他疾走如飞到县城,是最早一个等阅览室开门的人。女图书管理员都认识这个小伙子了,你看他,中午啃着苞米面悖悖还在看书呢。《百炼成钢》《林海雪原》《子夜》《静静的顿河》《走向新岸》《悲惨世界》……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是那时候读完的。

“傻瓜,真是个呆子,星期天也不知喘口气。”同睡在ー个土炕上的工人,大多是全国各地来的“盲流”,他们没有文化,当然无法理解钱宗仁求知的欲望,收エ后,他们多数打牌、睡觉,哪里会感到书中有无穷的乐趣?

从来林场的那天起,钱宗仁就被人们称为“傻瓜” 了。

钱宗仁本来可以找ー个更理想的工作岗位。他的一个老乡李金云和劳动局常局长相熟,小李说他有个弟弟想来新疆找个工作,老常一ロ应承。就这样,钱宗仁代替李金云的弟弟来阿克苏了。

临到安排工作了,ー个干事问道:“你怎么认识常局长的?你和他什么关系?” 钱宗仁不会撒谎,一五ー十地讲了。干事的脸立刻拉长了:“工作不好安排哟,你有户口吗?能否办来?”“没有户ロ。恐怕一时也办不来。”“你有什么特长?”“没有。只会劳动。”“那么你去林场开荒种树行不行?”“行。”

钱宗仁来到实验林场后,向同宿舍的工人学舌一番,大家都嘲笑他是个笨蛋: “你不会说你是常局长的亲戚吗?那样马上可以安排到地区工厂或者机关,户ロ以后慢慢办嘛,你也太傻了。”钱宗仁或许这辈子也学不会说谎,他已经很满足了,只要政治上不再受歧视,他就是由地狱进了天堂,再吃苦受累也心甘情愿。

他没有足够的过冬的衣服,没有被褥,这些小伙子都不放在心上;要紧的是找ー个墨水瓶做油灯,他要学习,要写作。钱宗仁在阿克苏报上发表的散文,在《新疆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开荒队的姑娘》《认识》,都是在这小油灯下写出来的。

钱宗仁的オ干开始被林场的领导看重,林场成立了一个业余文艺宣传队,钱宗仁写了不少相声、快板、小话剧;之后,他又当上了保管员,生活得挺有意思。时间, 像ー个无声的医生,它能使心灵的伤口愈合,使绝望的痛楚消失。阿克苏的土地够肥沃的,不信长不出红花绿草。钱宗仁在这块土地上落脚了,扎根了。

大约是!965年吧,不少工人嫌林场工资低,生活又艰苦,跑掉了。帐篷里只剩下钱宗仁和另ー个工人。专区“四清”工作队的何组长到林场检查工作,发现钱宗仁床头上贴着这样一首词:“谁言塞外不荒凉,风沙帐,尘土床。中华儿女,有志此中央。想到江南风景好,挥汗水,改新装。亲人岂可不思量,话心肠,寄爹娘。扎得根深,此地是家乡。望我成材如树木,宜红柳,宜白杨。”

老何连声称好。他在大会上表扬了钱宗仁。信任,又使钱宗仁那颗备受磨难的心受不住了。人与人之间的间隙在缩短,他向老何全盘托出一家庭的历史、个人的遭遇。老何深表同情,建议钱宗仁趁“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到原籍甄别家庭成分。宗仁当时无钱回家,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寄到湖南省委“四清”工作队总部,没想到,这在动乱岁月中竟成了他为家庭成分翻案的ー个罪名。这是一根十分敏感的神经。湘乡长丰公社连续九次发函阿克苏实验林场,要求把钱宗仁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还是别提那动乱的岁月吧,偌大的中国,几乎每ー个家庭、每ー个善良的人都有自己一段难以言传的痛苦遭遇。钱宗仁不容置疑地是“黑七类”,有这么几条就够了: ー、混进大学,被开除;二、坚持反动立场,为家庭翻案;三、书写反动诗词,发表毒草作品;四、骗取“走资派”的信任,妄图钻进革命队伍。往事不堪回首,反省、揪斗、绑打、苦役、逃亡、到处流浪……

日夜吊起来轮流拷打,拖着沉重的脚镣被关进土牢,有人把他当马骑,用鞭子抽着他去撞墙,用香烟烫他的脸部,钱宗仁难以忍受这种非人的生活。有一天,趁看守打瞌睡时,他把土牢的窗户撬开,逃跑了,逃到乌鲁木齐、喀什流浪,曾在沙漠的废墟中度过那漫长的冬天……

生活把什么都夺走了,剥去了,把钱宗仁从正常人的圈子里开除出来了,入了另册,但是他心里还有一把火没有熄灭。他要学习。坐牢的时候,他默诵古文和诗词,推演数学公式;办“学习班”的时候,他利用写检查之机,学语法修辞。他指望有那么一天,把自己的智慧献给祖国,把积累的知识献给人民。好一个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生命!好一个在苦旱沙漠中倔强的灵魂!

在那漫长的岁月中,人与人之间的间隙开始无限度地扩大,扩大到林场不容钱宗仁立脚,将他遣送原籍;扩大到钱宗仁不得不含泪和他的未婚妻分手,可那钟情的女子,是为了心上的人,不远万里来到新疆落脚的。钱宗仁不得不告别了生活六年的阿克苏。

他在县城里的青石板路上踽踽独行,ー个苗条秀气的女子向他走来,是中学同班同学文化南。他想躲开,自从回老家后,他不敢去看自己的同学和老师。“这不是宗仁吗?到我家来坐坐。”善良的文化南听了宗仁的遭遇,同情地说,“你不是学得一手木匠好手艺吗?到二中修门窗来吧,我是管理员。”一番热情的话语,使寂寞中的宗仁感到丝丝温暖。

钱宗仁在二中干了六七天活,被ー个老师发现而赶了出来,连文化南也受了一顿好批,说他是危险人物。多伤心哪,连劳动的权利都被剥夺了。钱宗仁挑着木匠担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心灵的负荷使他透不过气来。1974年的腊月廿九,他又离开了家乡,漂泊去了。向何处去?怎样生活? 30岁的钱宗仁感到ー种惆怅和茫然。

在武汉,他有幸认识了一个小漆匠,给他的生命注入了一种新的力量。这小漆大记求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报告文学选

匠姓杜,看上去二十六七岁,是个插过队的待业青年。在武汉钢铁公司三矿,钱宗仁为别人做木工活,小杜涂油漆。有一天,钱宗仁在工厂里看批林批孔的大字报, 小杜拍了拍他的肩膀:“钱师傅,你还挺关心政治的嘛,走,到我那儿坐坐。”

钱宗仁来到小漆匠的住处,那是一座用废板子钉的棚子,屋里有两张床,是用木板拼起来的,上面铺的稻草。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满床满地的书,书上用钢笔画得圈圈点点,全部是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没有一本小说。这小漆匠正在读《反杜林论》和《美国内战》。

“你看这些书有什么用?”钱宗仁问。

“你知道中国为什么这样动乱?”小漆匠反问道,“我在找寻答案。批林批孔你知道矛头是对着谁吗?是周总理……”

小漆匠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讲起,解释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形势。钱宗仁也述说着自己的经历,然后感慨地说:“我有一条抹不掉的影子!”

“唯成分论是唯心论。你背上沉重的包袱是人为的。既然是人加上去的,人还可以去掉……”

这番谈话深深地震动了钱宗仁。他感到自己的贫乏和狭隘。他第一次意识到,应该向自己的“影子”告别,尽管它是那么难以摆脱。影子是虚幻的,而钱宗仁,是实实在在的。

仅仅超过两岁

1981年的冬天,钱宗仁跳上南去的列车一从乌鲁木齐到西安。他的心情是复杂的。

自!978年7月开始到1981年春,钱宗仁在繁忙工作和沉重家务的间隙中,学完了八门大学课程,写了四十多本笔记,做了二十册练习题,以几乎全是满分的成绩取得新疆广播师范大学毕业证书。1981年9月,他考取西北大学数学系刘书琴教授的研究生,成绩在二十六名考生中名列第一。左等右等,通知书却没有寄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已经37岁了,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入学深造的机会了,钱宗仁怎能错过?他要去西安问个究竟。

难道我又有什么过错吗?钱宗仁在飞驰的列车中沉思默想。数学中有这样ー个名词,叫“条件极值”。某ー个量在固定的条件下可变动内在因素,取得最大的值。人,只能在不可改变的条件下,尽量开足马カ,争取最大的值。重返阿克苏后的八年,钱宗仁正是以这种积极态度,争取着人生最大的“值” 与小漆匠分手,钱宗仁回到实验林场筑路队,以往加给他的一切罪名都一风吹了,他又重新当了一名工人。筑路工地远离居民点,在戈壁上搭起帐篷,喝的是浑黄泥沙水,吃的是咸菜玉米馍。扫冰雪,挖冻土,顶着风沙铲石头,这一切苦都不在话下,钱宗仁庆幸从此再没有折磨人的政治运动的折腾,生活安定了,又可以自学了。

他在筑路工地上,在戈壁滩的帐篷里,靠几本字典和一些废纸,开始研究汉字结构。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他将所有的汉字ー笔ー画地进行反复推敲、归类排列,到!975年底,编成一种“汉字笔顺号码排字法”。

可巧,《参考消息》有一篇报道,讲ー个美籍华人发明了“丙字检字法”,方法竟与钱宗仁的排字法基本相同。钱宗仁鼓起勇气把自己的排字法和检字表寄给《人民日报》,请他们代为推荐。《人民日报》寄给了商务印书馆。事隔两年,商务印书馆在清理资料中清出退还给钱宗仁,说该馆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机构,要他改寄其他部门或请有关专家审阅。当年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已报道有人发明类似的笔顺号码检字法,其后又陆续报道了更先进的方法,钱宗仁望尘莫及。他身居僻地,既无人指导,又缺乏图书资料,与任何科技部门、教育机构都无联系,有谁指引?有谁支持?即使是学到了一定程度,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又有谁发现?有谁推荐?有谁承认?有谁录用?

但是,钱宗仁毕竟从中发现了自己的潜カ,他决心自学大学课程,报考研究生。

每走ー步都要付出心血和代价。钱宗仁无法选择专业一没有任何书籍,有什么书就决定他学什么专业。他在近处寻到一本残缺不全的《高等数学》上册,他向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新华书店发出七十多封信邮购,都是无货。他向内地的亲友联系,都爱莫能助;他向哈尔滨工业大学写信,请求购买原来所学专业的教科书, 杳无音信。费尽心机,最后只弄到了几本数学书和一本英汉辞典。

时间是这样安排的:白天,钱宗仁坚持搞好本职工作,尽量挑重担子,公务活动绝不缺席一防止在所难免的非难;正常休息时间,他非干体力劳动（打家具挣钱）不可,不然他无法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ーエ资低微,上有老人,下有妻小,都要靠他养活。除了五小时的睡眠外,剩下的每一分钟都要抓紧,吃饭、洗脸、走路、上厕所都算作学习时间。三年之间,他从ABC学起,牢记了五千个单词,演算了上万道算术题,身体一天天消瘦,体重一天天减轻,可是顾不上了一这是ー个抢时间的特定时期。

他终于考上了,但至今没有得到入学通知书。

沉重的钢铁车身,吭哧吭哧地发出巨大的声响。命运,你为什么对我这样无

情?难道我毕生的梦想又要被碾得粉碎?我有什么过错?有什么过错?

钱宗仁终于在记忆深处搜寻出ー个错误,他少报了两岁年龄,可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考试资格呀。!978年报考研究生年限是40岁,1979年和!980年是38岁, 1981年减至35岁,而钱宗仁已37岁。他早早地撑出他生命的船到远处漂泊,时光却在岸边挨延消磨了 ,这能怪他吗?钱宗仁给西北大学研究生办公室写了报告,述说了自己特殊的经历和求学的心情。他希望得到同情和谅解。

此刻,钱宗仁在火车上,正在默读着这个报告:

“我一生梦寐以求能有进高等学校的机会,哪怕是ー个很短的时间。我不是为了什么名声,这对我的经济状况也无所改善;我一生只要求一个基本的生活条件, 却渴求一个较好的求知环境。我想实践一下,当国家能满足她的ー个儿女渴求学习的心愿时,他的年华能否放出光芒。我愿以两年时间学三年课程,提前结业,以消除年龄矛盾。若在任何时候发现我赶不上其他年轻优秀学生,立即退学……”

回想起到西安复试和与刘书琴教授的接触,这位74岁高龄的学者了解了钱宗仁的经历,同情他,喜欢他,认为年龄不是原则问题,历年也有超龄录取的先例,建议学校予以破格录取。陈述的理由是:ー、该生考试成绩好,指导教师实测后认为, 由于该生是在全无指导下自学应试,其实际水平还高于考试分数所反映的水平,确有培养前途;二、从该生的经历看,其年龄是被错误路线所耽误,本人尽了最大的努カ补救,纵然超龄,其情可谅;三、该生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都相当差,能如此长期坚持自学,其志可嘉;四、数学系研究生没有招满,既然有培养能力,而国家人才需求紧迫,不应错过机会。这个建议经数学系讨论书面送交学校。

难道我的请求报告及数学系的建议都未获准吗?当钱宗仁来到西北大学,见到研究生办公室负责人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时,他心冷了。

“我代表学校向你宣布,由于超过录取年龄,不予录取。”

真是劈头盖脸的打击。“你们就这么仓促地决定了吗?”钱宗仁讷讷地问。

回答依然是那么冰冷,摆出ー副公事公办的架势:“年龄是死的,我们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年龄是死的,可人是活的,招生制度是人制定的,难道人不能做ー些小的更改吗?钱宗仁的心不死,依然存在着ー线希望。

他去看望刘书琴教授,刘老听了很气愤:“我招的研究生,怎么不与我商量一下就不要了?年龄超过了就超过了,35岁能当,37岁也能当嘛。你到北京去找教育部,看看年龄问题是否还有活动的余地。我给你带封信,先找一下数学研究所的张广厚,他会帮你的忙的。”刘老从皮夹里拿出三十元钱,让孩子给钱宗仁买了一张去北京的快车票。

Chapter Three

张广厚在百忙中接待了钱宗仁。钱宗仁说:“世界上有成就的人,他们的黄金时代在25岁ー30岁,40岁前出成果的占90%,我是快40岁的人了,但我想可以算到10%里去。”张广厚连声称赞:“好,你这个人看来很有志气,每个人都有权利争取进入10%的行列,40岁以后出成果的也大有人在。我们与教育部很少打交道, 《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有两个记者我很熟,他们很懂政策,你去找他们试试看。”

钱宗仁带着张广厚写的信找到《光明日报》,记者老林十分热心,当即与教育部研究生处联系,并递上钱宗仁请求当研究生的报告。教育部研究生处批给陕西省高教局:“钱宗仁情况确有特殊之处,望陕西省高教局协助西北大学考虑,是否作为特殊情况处理。”

钱宗仁满怀希望,回到西安,再次去见西北大学研究生办公室的那位负责同志,回答是冰冷而圆滑的:“教育部让我们考虑,没有说一定录取。我校中文系有一个应届毕业生也是超龄报考,考试成绩过了分数线,本拟录取,却因中文系过分数线的学生人数多于录取名额,这个超龄生没有被录取。为了一视同仁,我们不能录取你。你没有上成大学,’文革’中又受种种磨难,对此我们表示同情,但这与我们无关。自学成オ不一定都要当研究生,在新疆也是大有可为的。”

刘书琴教授又一次震怒了 : “太无道理了,你再去一次北京去找蒋南翔、华罗庚……”又掏出三十元钱让钱宗仁赴京。钱宗仁虽然已感到希望渺茫,但为了不辜负刘老的一片心意,第二次来到北京。

教育部研究生处回答,招研究生的主权在学校,如果学校一定不肯录取,教育部也无能为カ。钱宗仁无法在京久留,一天两元钱的住宿费使他几乎囊空如洗。他向热心的记者老林辞行,没想到老林告诉他ー个消息,使他大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一陕西省高教局已打电话给哈工大,西大不录取钱宗仁,哈工大表示可以考虑。

钱宗仁在北京耐心地等待了几天,哈工大研究生办公室的回音来了:我校已尽最大的力量,但我们是工科,钱宗仁同志报的是理科,很难找到适合他的指导教师。

多少次燃起希望,又有多少次希望的破灭,钱宗仁的心沉下去了。仅仅因为超过两岁,他奔波行程几万里,历时近百天,破费数百元,倘若能有条件利用这段时间学习,恐怕也越过了一年研究生课程。

人们为钱宗仁惋惜的同时,也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人的价值在人的本身,两岁, 这在人生的长河中算得了什么?我们的ー些部门却把这微不足道的外在因素看得那么郑重,神圣不可侵犯,而忽视有オ华的人本身。多少人才因僵死的人事制度被压抑、被搁置、被埋没,这种束缚人的制度难道不应改革吗?

“伯乐”,到处都有

钱宗仁,这棵从石板缝中钻出来的小草,并非只遇到冰冷而圆滑的石头,他也感受过春风的温暖和爱抚。他遇到了不少“伯乐”,西北大学的刘书琴教授不就是ー个吗?刘老给教育部写的一封信,一直珍藏在宗仁的身边:“我认为钱宗仁实际水平很高,各种基础具备,如能使其有一个较好的条件加以深造,定能见效,很有可能做出成绩。……对这种人才仅因超龄而拒之门外,实为浪费埋没人才,我深感不安,似与当前所倡精神有违。……我有信心,敢尽有生之年,在其他同志帮助下,悉心培养之。……我年事已高,难得几回为国家’四化’出力,因此特修书陈请……” 每逢读到这里,钱宗仁心中都会涌出ー股热流。尽管处处有路障,但到底有人理解他,有人发现和承认了他呀!

还有那位未曾见过面的北京工业学院基础部的杨维奇教授,在青岛ー次会议中,遇到张广厚和刘书琴,他为钱宗仁未被录取之事愤愤不平,又深为钱宗仁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他决定破格在1982年招钱宗仁当研究生,并征得教育部的同意。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此愿未遂,但杨维奇这番心意,钱宗仁领了,至今, 他还与这位素不相识的教授保持通信联系,当他的“校外研究生”。“伯乐”,到处都有,相识的,素不相识的,那些热情的学者、专家、记者,在关键时刻都向钱宗仁伸出了声援的手。二十年过去,钱宗仁遇到了不少坎坷,但也得到了不少人的理解, 他没有被畸形的生活所带来的痛苦湮没,反而造就出另一种性格。

考研究生落榜,钱宗仁再次回到新疆。在阿克苏,钱宗仁又遇到了一个“伯乐”ーー阿克苏地区宣传部长宣惠良,这真是钱宗仁不幸中的大幸。宣惠良读了钱宗仁的自述材料后,深为感动。这个青年人对理想的追求那样执着,没有虚假的夸张和自我炫耀,字里行间跳动着ー颗真诚的心。他亲自到实验林场调查了解钱宗仁的情况。他听到ー些非议,比如钱宗仁对人冷漠、孤僻,有名利思想,不务正业; 但就是对他有意见的同志也承认他经过百般磨难,坚持自学的毅カ令人佩服。宣惠良理解钱宗仁,喜欢钱宗仁一他看到了这小伙子的品质和潜在的能力。他走进了这个小伙子的住处个破烂的小屋。钱宗仁上下打量了来客,个头不高, 戴着黑边眼镜,风度潇洒,没想到这位素不相识的宣传部长竟成了他今后生活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宣惠良是ー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自!982年5月初识钱宗仁,半年中帮助他办了三件事。第一步是工人转干部。宣惠良打算把钱宗仁调到阿克苏地区的中学教书,这里图书资料、学习条件都比林场强。先联系二中,二中推托他有湖南口音, 不宜教学而未接收;又联系四中,四中说必须把钱宗仁由工人转干部才能算作正式教师。宣惠良跑了文教处、农林处都还顺利,到了地区人事处卡了壳,一个干事说, エ转干要9月份统ー审批,还要等ー个月。

谁知在此期间,钱宗仁收到北京工业学院杨维奇教授的来电,让他速寄档案, 北エ院要破格录取他为1982年的数学系研究生。机不可失。偏巧钱宗仁的档案又找不到了。1980年新疆石油管理局南疆石油指挥部刚刚上马,需要师资和翻译人才,欢迎钱宗仁去,因此钱宗仁的档案寄到了石油部门,谁知到第二年此单位属于关停并转企业,又不需要人了,钱宗仁的档案就这样遗失了。

北京工业学院二次来电催促,宣惠良的心情和钱宗仁一样焦急。他跑到人事部门去游说,讲述钱宗仁的遭遇,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情,补办ー份档案材料,请他们提前批准钱宗仁エ转干,然后将工转干的一套手续作为他的新档案寄发北京エ业学院。然而那些干事竟毫不动心,拒绝了老宣的请求。

宣传部长不掌人事权、财权,却有着正义感。尽管处处碰壁,他仍要成全钱宗仁。宣惠良只好超越他的职权范围（这不大合乎中国办事情的手续）,将钱宗仁的转干报表、自传、鉴定ーー复制,盖上宣传部的大印,寄到北京去了。

但毕竟晚了一步,延误了时机,使钱宗仁到北京工业学院当研究生一事又告吹。宣惠良很伤感,对某些机构的衙门作风以及对人オ的难以容忍的冷漠感到义愤,同时为钱宗仁这样的人才被埋没而痛惜。多少良机,钱宗仁ーー丧失了。他对宣惠良说:“我已被逼上梁山,义无反顾,不管成败如何,我要背水ー战,不管采取什么方式,要继续深造,决不容许自己退下来。”那心境很有些悲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光明日报》驻新疆记者站的同志给钱宗仁来了一封信,告诉他自治区常委富文同志对钱宗仁的使用有一个批件,大意是应就近调塔里木农垦大学试用后任教。这自然使钱宗仁心中浮起了新的希望,他找到阿克苏地区组织部,这份批件竟被压在抽屉里两个月无人过问。组织部的回答是:我们管区以上的干部,包括教授、讲师及工程师;像你这样的人不归我们管,即使归我们管, 塔里木农大是农牧渔业部和建设兵团合办的学校,我们也管不着。于是,这份批件从组织部转到了文教处,文教处又将此件压下无人过问。宣惠良出面追问,从ー堆杂乱的文件中找出批件后,再次做说客,带着批件,乘车赶到距阿克苏100多公里的阿拉尔,找到塔里木农大的领导,又跑到实验林场和地区人事处,苦口婆心,终于使钱宗仁在1983年初来到塔里木农垦大学报到。

钱宗仁感叹地说:“中国,要是多一些宣部长这样的干部就好了。”是啊,如果我们的人事部门的干部,都能像宣惠良一样常给自己的心加加温,中国的事情将会好办得多。

钱宗仁到塔里木农垦大学任教,终于结束了二十年的坎坷生涯,但愿他在今后的生活中不再扮演悲剧的角色,但愿他能成功。但愿!

“过去的都已过去了。我今后二十年能为人民做些事,得到人们的理解,我的心就得以满足,它将证明我前二十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社会的承认,使ー些刚开始发奋自学又遇到挫折的青年产生信心,也让那些曾打击和阻拦我前进的人看看,小草要破土而出,任什么人也压不下去。我对生活充满着信心,相信命运是可以抗争的。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最后,我希望我们现行的政策稳定,哪怕是半个世纪也好。”

我相信,钱宗仁讲述这一切时,他的心是淌着泪的。一定。

人生,这就是人生。这里,有辛酸,有劳苦,也有人的创造和热カ,有污浊,更多的却是人的光彩;这里有痛苦,也有克制、忍耐,更多的是自我牺牲中所获得的创造的快乐。

钱宗仁身上印着过去的痕迹,也埋藏着未来的种子,他脸上的表情,他的姿态, 都表现出思想、热情和生命的波动,你甚至能听见他汹涌的内心的呼声。他的经历,他的性格,他的人品,他的精神,都使我想起塔里木河畔的胡杨,那会流泪的树。

钱宗仁就是ー棵扎根在阿拉尔的胡杨,ー个曾被忽略的倔强的灵魂。在沙漠旱风的席卷和盐碱的吞噬中,那被压抑、被扭曲的生命终究要伸直它的躯十。他不抱怨,不灰心,因为,他知道以往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不幸。生活前进了, 他正和人民和国家一道共享春天的温馨。

哦,胡杨树,壮美的树!

哦,胡杨泪,悲壮的泪!

（原载《文汇月刊＞1984年第4期）

卷一：9.原野在呼唤

原野在呼唤

王兆军

历史和现实撞击出电火,原野上滚过这样的雷声: “请放下古城前那高高的吊桥……”

历史,曾经显示过这样的画面——

萧瑟秋风里,荒野古道上,起义军的马蹄正扬起漫天的灰尘。可以看得见,在那沙风土雾中,每一面大旗上都写着“分田地,均贫富”!揭竿而起的农民为了得到土地,正纵横沙场,逐鹿中原,多少将士,在凄迷冷寂的荒原上留下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和征袍!天阴雨湿,似有无数的幽灵仍然不肯离去,腥风中低吟着热恋土地的挽歌

近代。中国乡村,黑夜如磐。

一位偿还不起高利贷的农民,在要么坐牢、鬻女,要么变卖那仅有的ー小片田地的严酷事实面前,在地契上痛苦地留下殷红的指印。当天,也许是第二天拂晓, 他便领着全家上路了。那片拴着心的小小的土地,昨天还是属于他的,而今天…… 他跪倒在它的上面,匍匐身躯,拨开厚厚的积雪,一双青筋暴突的大手拼命地扒呀, 扒呀,终于扒出ー块泥土。他把这泥土揣进怀里。最后,望了一眼那片依依难舍的土地,含着满目泪水,踏上了背井离乡的风雪小道……

这,就是中国人对于土地的深挚的感情;这,就是我们祖祖辈辈将所有的汗水、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希望,都倾注其中的那片热土,那片原野啊！只有在生命和土地之间择其ー时,他们オ可能舍弃后者;有的,甚至宁肯以身殉地！于是,长久的炽热的情感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传统一土地被神化了。五行,土为中;诸侯三宝,地为上。在茫茫中国,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社庙,即土地庙。人们用自己的感情塑造了这么ー个神灵,让它统治着乡村的一切。敬畏、膜拜,祭以牺牲,祀以香火,不敢有些微的逆忤。立春（秋）以后的第五个戊日,无论是耕耘之前的祈祷还是收获之后的庆贺, 都在那个小小的土地庙前进行。ー碗碗绿豆黄豆,ー盘盘小麦蜀黍,ー盅盅新米佳酿,陈年的柿饼和新摘的枣子,附以面条、鸡蛋,纸钱与香烛,全献给社神了。人们希望在那欢乐的氤氤中,让社神用绳索将他们牢牢地拴在土地上,永远也不离开。

今天,这是在什么地方?

タ阳西下,火红的晚霞正在变成深紫色。出脱了货物的汉子们点完了一沓沓钞票,喜上眉梢。他们弄来烧酒和啤酒、红肠、烧鸡、花生米,便在农贸市场的台面上坐了,兴高采烈地品赏起城市的黄昏来,没有一点忧郁和哀愁,背井离乡似乎成为ー种享受。他们好像已经成为这里的主人了!

看,经过训练的几百名乡村姑娘,从大客车上下来了。大的20来岁,小的只有十六七岁。她们衣着鲜艳,不无时髦。她们是来大城市当保姆的。眼前,ー幢幢大楼,ー排排树木,车水马龙的大街和琳琅满目的商场,正吸引着她们好奇的目光。乡村狭小而又广漠的世界,已经容不下她们的心和她们的憧憬。她们从原野上走出来,高高兴兴地走出来,那么心甘,那么欢畅……奇怪吗?奇怪!即使是对于社会变化比较淡漠的人也会有疑问:农民对于土地的感情哪里去了?他们为什么舍得离开那温暖的赖以生存的家园,离开那金黄的稻田和绿油油的菜畦?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并将对中国社会有哪些启示和影响?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请不要囿于某些落套的文章、夸张的报道和枯涩的理论吧,在新的变化面前,朋友,你一定要丢弃往昔的经验,因为潮流已经涌到眼前,几乎每ー个人都分明地感觉到了它那严肃的冲击。历史与现实的电火撞击着,在大地上滚过阵阵惊雷。原野在如此殷勤地呼唤我们:“放下古城门前那高高的吊桥,认识我们这里的流水、芳草,这里的阳光大道!”

人们吃饱了,但并不满足。列车震破了桃源旧梦。

他们来不及拍打裤脚上的尘土,便从原野上出发, 走向另ー个世界

应着那旷野的呼唤,我来到了河南。

这是一片多么古老、多么辽阔、多么肥沃的土地啊！厚厚的黄土,埋藏着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滔滔的黄河,诉说着这历史的源远流长。千百万年过去了,但历史的字典里依然写着“以农为本” “缺衣少食”这样荒唐的成语,在我们这片稼穡为上的土地上,却依然没有消除愚昧和饥饿,就像龙门的石佛依然板着那千古不变的似笑非笑的面孔ー样。

直到今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安徽和四川的暖风吹到了中州,河南オ开始苏醒。可是责任制刚刚实行,便有人担心分田会重受二遍苦。于是,黄河、伊洛河在东张西望中度过了 !979年。然而,一年以后的事实证明,河南人民不仅没有重受二茬罪,反而迅速解决了吃饭问题。对于一个人口数量占全国第二位的省份来说,一年解决了上千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

从南阳、洛阳、濮阳,到虞城、项城、商城,到处都可以看到:黄土古道上是售棉卖粮的大车小车,庄稼人面上的菜色正在消逝,荒原获得了绿色的生命,每一寸田园都找到了知冷知热的爹娘,红薯正在变为饲料,白瓷碗里盛上了热气腾腾的面条。

无数的报道早已将这些事实变为匆匆层叠更替的历史,而我所要追寻的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人们将怎样开拓新的生活。他们吸着古老的烟袋蹲在墙根晒太阳了吗?他们守着古训“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了吗?我担心,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容易满足的。

陇海线上东来西去的列车,昼夜不息地从中原驰过。多少年来,人们只知道那里有黑色的铁轨,看见过列车喷出的团团白气,至于铁道和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却很少想过,他们坚信自己永远是靠土地生活的,土地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

但是,今天的列车却唤醒了这里的村庄,这里的阡陌和这里的人们。

祭城乡白庄村的干部们坐在田垄上,心事重重地望着风驰电掣的列车从他们的土地上经过。高亢的汽笛声震不开他们紧锁的眉心,喷吐的白雾在他们心头立刻变为可怕的黑云。铁路复线工程占去了他们的100多亩好地,这对于ー个只有 400多亩土地的小村庄,该是多么大的损失啊!原先每人占地6分4厘,现在倒过来成为4分6厘了。他们掰着指头算着:即使亩产2000斤粮食（这是很不容易的）,每人也占不到1000斤。按产值计,不过百把块钱,扣除生产成本,只剩几十块钱了。这就是说:辛辛苦苦在田里折腾一年,弄得好也只不过是吃饱肚皮而已。

列车吞去了他们的土地,天地变得如此狭小,像飞鸟发现自己在ー个笼子里一样,他们感到了某种恐慌。望着列车,他们忽然在冥思苦索中微妙地感到,这个社会在发生变化,ー股强大的潮流正像列车这样冲击到他们的村边来了。啊,铁道为什么要改为复线?运东西,越来越多的东西,煤、机器、生猪、水泥、蔬菜……可是列车上有我们的东西吗?没有,既没有卖出的,也没有买进的。他们感到自己被潮流抛弃得很远很远。为什么咱就不能加入这个潮流呢?我们也有手,难道不能生产出什么东西,加入那个潮流并且从中得到新的利益,从而不再像祖辈先人那样困守一隅地生活吗?列车没有白占去土地,它给乡村的人们以新的启示,在新的奥秘被

发现之后,他们欣喜得不能自已。

“对,不能老憋在这几分地上!”支部书记白西川说,“咱们也得想办法挣钱。” 副书记白玉河、白明顺也一股劲地说:“得另找门道,不然,这日子越过越涩。” 对于几千年来以土地为生的中国农民来说,这种离开土地寻找更宽阔的道路, 积极加入现代社会的潮流的要求,不能不说是自然而又伟大的觉醒。

开始,他们失败了,他们光想到赚钱,先加工生产履带轴销,但是卖不了多少, 后来搞电焊气焊,活也不多。有人说做糕点利大,他们就改做月饼、糖块,还种过银耳、蘑菇。忙活了一年,算ー算,没赚到什么钱。

失败提供了教训。白西川和干部、社员们意识到做生意赚钱和种地不是一回事,商业有商业的门道,要看清这个行当,不能老用农民的眼光。社员们提醒他,这些年来,唯有豆腐坊生意旺盛,本地大豆多,豆腐也销得快,豆渣可以扩大饲养业, 饲养业可以提供更多的肥料,粮食产量也能上去。

他们决定发展豆制品生产,特别是向干菜方面努力,多做腐竹。

开始做腐竹,完全是土办法。22 口小铁锅,豆浆锅坐在开水锅里,温度达不到,做出的腐竹黑乎乎的,价格上不去。白西川感到这样不行,得想办法改进,首先要向别人学习。

白西川带着几个人,到エ艺先进的桂林腐竹厂学习。好事多磨,到了那里,好话说了几夢筐,人家就是不让看。白西川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美丽的山水对他们一行没有半点吸引力,白西川恨不得白给人家当两个月短工,只要让他学习。人家说这是卫生条例的原因,白西川恨不得拿酒精给全身消消毒,换ー身新煮烫的衣服,只要叫参观ー下就行。他们在冷遇中渐渐感觉到ー种商业社会的气味。这种竞争的气息强烈地刺激着白西川那传统农民的朴实憨厚的心。社会已经变化得这么快了,难怪乡村总是那么落后。他决心要赶上这个潮流,加入这个潮流,并且一定要走到前面去。他们求助于党组织和当地政府,好说歹说,终于获得了“粗看一遍”的允诺。那真是粗看一遍啊,按人家指定的路线走,关键地方不让看,问ー些技术上的问题,人家又不愿解答。他们贪婪地看着。可惜时间给得太少,只粗略地记得锅炉、磨汁、造浆、蒸盘和烘房等几处主要设施和大概的工作情形。

回到家,凭几个人的印象,便开始建造腐竹厂。买设备、建厂房,依靠本村人的努力,只用了两个月时间,腐竹厂就建成了。4月10日试验,居然一次成功。当第ー批腐竹做出来,白西川感慨万千。他为这种快速的成功而高兴。时代的压カ,逼得人们变得勇敢而又精明。他想起在桂林受到的冷遇,想到全村人付出的艰苦的劳动,感到追赶这个时代是多么不容易啊!

这个不愁原料、不愁生产、销路也好的腐竹厂建成以后,很快使白庄的劳动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的豆渣,促使他们办ー个相当规模的养殖场。养殖场的粪肥要运到田里,必须扩大机械队伍。牛奶和生猪要有专人销售。腐竹厂连续生产,各种エ序需要许多劳カ参加。豆腐坊和调料厂也在扩大。新生活要求新的住房,必须扩大建筑队伍……这些劳动,占去了全村94. 4%的劳カ,只有5. 6%的劳カ从事农业劳动了。这就逼得他们拿出最懂农业技术的人去承包土地,并且大力加快农业机械化进度。那种以为责任制以后无法使用机械的担忧已经被事实击败。白庄的商品经济发展,已经使绝大多数人离开了土地,变为工人了。1983年, 他们的日工值已经达到4元,而这个村的社员用水、用电、住房、蔬菜、教育和医疗也全由大队包下来了。

农民学会许多原先不懂的东西。无论エ副业还是农业,白庄都实行了严格的承包责任制。合同就是法律,谁违背合同就按章处罚,处罚的办法之一是不让劳动这是最重的惩罚〇

白西川说:“按以前的老办法不行了,我们找到了一个新办法,叫作不打自叫唤。”

当欲望自然地被尊重时,历史前进了。

人们从土地上走出来了,并迅速学会了原来不懂的东西

这是ー个多么炎热的夏天,从虎牢关到邙岭这片丘陵地已经好多天没下雨了。

巩义贺尧大队支部书记牛新安从来没有这样焦躁不安。他在为大队综合厂的问题发愁。农业包下去,生机勃勃,不用操多少心了。可是这个小厂却越办越赖, 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支部决定搞承包投标,可是意见分歧很大,有人投标很高,有人投标较低,有人反对投标。在纷杂的争论中,他注意到一位青年人的意见, 这个人叫李自忠。他尖锐地指出那些高标的盲目性,并且批评了某些人妄图用拼设备的办法获取利润,塞满腰包,然后扔掉エ厂的做法。青年人的敏锐和忠诚强烈地震动了牛新安。无疑,李自忠是为全村利益长远打算的。

但是,这个青年所要求的条件是多么难以应允啊!他要厂长责任制,要招聘エ人和解雇工人的权カ,要升降工人工资的权カ,要奖惩的权カ,要增添和更换设备的权カ,要购销权カ……一句话,这个厂交给他,他就要全部说了算。

当过教师、当过队长、当过县接待室的接待员、当过酒厂厂长的李自忠,无疑是ー个能干的有头脑的人物。但是,不让大队插手,他自己独揽大权,这能行吗?能

给他这种“便宜行事”的杏黄旗吗?

牛新安陷入难以排遣的烦闷之中。他近来出去看了一些地方,深深感到自己这一代人快要落伍了。ー没文化,什么都弄不懂;ニ是农业搞惯了,思想牢牢拴在土地上,小麦上,红薯上,经商盈利就没本事了;三来许多人从内心就对这种商业经济有看法;再就,精力也不行了。无论如何要起用青年人,能干的青年就在眼前,为什么不用?他要权,就给他权,订个合同,让他干!

就这样,李自忠接手了这个破烂不堪的小厂一陈旧的机器;工人懒懒散散; 欠外债36万元,40多家债主轮番索债。李自忠不慌不忙,凭三寸不烂之舌,反复说明困难,真不行就先给人家5块钱搪塞搪塞,或者去菜园里摘几个西红柿招待一下愠怒的债主。然后,他运用权カ,先把几个上班看电视、放风筝,又经常拿钢管换酒喝换烟抽的干部子女辞掉,又招聘了几位熟练的技工,重订了厂规厂法,然后开始制造砖机。

他已经对此深思熟虑过了:农民生活正在飞速改善,建房是农民的第一大事, 砖瓦都是紧俏货,砖机自然就是畅销品。当他把工作安排就绪以后,向大队提出: “我要拿!000块钱做广告。”

他的这ー举动使许多人莫明其妙,花!000块钱在报纸上登那么几行字,ー张图画,这不是疯了吗?牛新安却应允了,他说:“自忠,你只管按你的计谋办,赔了大队兜着!”

广告发出去了。李自忠摇着扇子,悠悠然等待喜事降临。其实他心里并不安静,他想试用一下现代社会的新手段,他知道社会已经前进了,凭老一代那种老鹅下蛋不叫唤的办法是不行了,既然要参加到这个社会中去,便要使用一切允许使用的新武器。他干得对。不久本省来了十几封信,定购这个厂的砖机。

实际上,这时的厂子还没有那么充足的生产能力。这么ー来,弄得大家手忙脚乱。李自忠仍然“无忧无虑”地看报纸、听广播、喝茶、抽烟,但是,只有夜空的繁星知道,李自忠半夜里还常常冥思苦索,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不几天,他想出了新招。他把一些本厂难以加工的部件委托国营大厂代做。当时这些大厂都在调整,工人没活干。他们和洛阳拖拉机厂铸造分厂、三门峡仪表机械厂、洛阳407厂订了合同,大部件镂孔、大齿轮加工都由他们包了,双方都很高兴。

第一批生意就这样成交了。

小厂有了大本钱。工人的劲头也上来了。

本省的生意还没有到头,李自忠又给《安徽日报》发了信,请教能不能推销些砖机,《安徽日报》很快刊登了他们的信。贺尧大队砖机厂一下子收到80多封订货信。有些人要来厂取货,被李自忠挡了驾。李自忠明白:如果来了人,看见他们的工厂这么小,会淡了兴趣的。于是,他在滁州、芜湖、安庆、阜阳、合肥等5处设了推销点,把货送到安徽去。这样,他们1月份收入1〇万元,2月份收入20万元,3月份收入30万元,4月份收入40万元。有了这100万元的资金,他们扩建厂房,更新配套设备,增聘技工,自己生产所有的零部件,腰杆子壮起来了。一直到9月份,他们的砖机都是脱销的,有的采购员来厂,把零部件都号上,不让别人动。

“现代社会的特点是新东西层出不穷,但很快就被别人学会了。”李自忠已经明白这一点了。他们发广告,别人也发广告。李自忠就亲自把样机弄到展销会和推销点上去现场操作给人家看;别人也会这样做了,他们又实行包安装、包维修、定期征求用户意见的方法,深得用户好评,用户还替他们宣传。别人又学会了这ー套,他们就另换ー个地方。当许多砖机厂去安徽时,贺尧大队的推销员又去山东了。1982年在山东只花了 900元广告费,就卖出去砖机200多台,收入130多万元。别处也四下里推销,他们就在降低价格、提高质量上下功夫,对手老是竞争不过他们。李自忠每天都在绞尽脑汁思索着战略战术。他明白,只要在一个环节上失败了,生意就会垮下来。

“商业不等于骗人,现在做买卖,要实在。”李自忠把新的生意经背得烂熟,“用户是王,质量是命,时间是钱。”

一次,辽宁来了一个跛子。他在巩义转了好几个砖机厂,最后来到贺尧大队。李自忠知道这是ー个精明的人,便对他说:“巩县的砖机有好有坏,我们的也不是十全十美。你仔细看看,不买也不要紧,提点意见也是宝贵的。”

那人反复看了,还是不买。李自忠留他吃饭,他不吃。走时,李自忠见他走路不方便,就派车把他送到火车站,帮他买了车票。跛子临上车前忽然退了票,拿出ー张ー万一千多元的支票,毅然买了 280型砖机和搅拌机各一台。

送走跛子,李自忠说:“现在的生意,要开诚布公,哄哥哥骗姐姐,那是小家子气。急功近利,见了人就想掏人家的钱包,常常办不成事。同时也要注意看人,像这样精明的人只有以诚相待,他才信人信机器。”李自忠没有说他是怎样研究人的心理的,他知道,现代的企业家不能像某些老农那样ーー总想以狡黠取胜反而常常因浅薄吃亏。

1982年,这个大队小厂总产值达420万元,刚接手的那一年这个厂的产值12 万元,3年增长35倍。探索就是一种冒险,但冒险此平庸伟大一万倍。

人们离开了土地,走向工业,并且迅速学会了工业管理

丰田小汽车在乡间那满是尘土的小道上飞驰,扬起一股尘烟。

常建国,禹县方山铝矶土矿矿长,参加代表团,踏上了去联邦德国参观访问、洽谈生意的旅途。

他望着车窗外的原野,心潮起伏不平。

一切都是从这里出发的。生命从这里出发,上学从这里出发,挖野菜从这里出发,下坡种庄稼从这里出发,这里是根。10年前当他意识到单靠这荒山薄地无法过好日子时,便毅然决然地带着17个人,来到这人烟稀少的秃岭上。没有树,谈不上木材;没有土,想种ー棵草都不可能;只有石头,而且是既不能砌房又不能烧石灰的乱石片。但是,常建国坚信大自然赏赐给他们的山野必定是能够挖掘出有用的东西的。他去巩义看过,那里的铝矶土就很像这里的土石。他和他的伙伴们挖啊, 掏啊,无论是夹着雪花的北风还是掺着霰粒的细雨,也无论是烈日酷暑还是深秋严霜,都没能使他们退却。他们为了甩掉贫穷这个魔鬼,像疯魔ー样奋斗着。终于, 他们找到了希望找到的东西,盘了一个窑,烧出第一窑铝矶土。但是,能不能卖出去还是问题呢!他忽然想到这真有点冒险,如果找不到销路,或者这货根本就不合格,18个人的辛劳不就付诸东流了吗?

车过三岔路口,前面就是方山。常建国拉开窗玻璃,把头探出窗外。他贪婪地看着这座家乡的山。方山,名不虚传,它不同于任何一座别处的山,没有连绵嵯峨的雄姿,没有幽秀的回峰迭峦,没有黄山那样的松和云,也没有峨眉那样的泉和寺, 它只是突兀在这原野上的一座孤立的山,没有圆滑的舒缓的线条,四条棱支在大地上,像一座削去了顶部的金字塔。这是多么具有个性的山啊!那时,他就想:人也是这样,要具有自己的名字,要走出自己的路,就要有独自的特点。他决心给第一窑货找到顾主。

时间多么紧促,贫困的乡亲们多么希望有钱花。他必须尽快地使这些货得到鉴定。原先,他只想到国内市场,而国内的钢铁生产发展不快,接着又调整,耐火材料滞销；国外的钢铁业也不景气。但在这暂时的不景气之后肯定还有一个复苏,一些商人不正在为几年后的发展囤积着铝矶土吗?常建国忽然由此萌生出ー个大胆的念头:到海关去鉴定,争取出口。

到现在,常建国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那样异想天开。贫穷中产生的欲望,奋斗中萌发的胆量,把ー个农民的心一下子扩展到了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如此丰富多彩,而我们只要有其中的一点点就够了。过去竟然没有想到这个世界,就像祖祖辈辈没有想到方山上的铝矶土ー样!反过来说,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每一点财富都被许多眼睛注视着,谁先抢到手,谁就是英雄,这里没有施舍,任何守株待兔式的梦想都不应当存在。

于是,也是从这里出发,常建国背上了一袋烧制的料样,匆匆向青岛海关而去。到那里,通过化验鉴定,质量很好,外贸部门答应优先给他们接洽生意,销路是不用发愁的。常建国一下子高兴得浑身轻了 20斤!这时,他オ注意到那美丽的大海。多么辽阔的海啊!烟波浩渺,一望无际,水天一色。隅居山乡的人虽然曾经为陆地的旷远深沉而自豪过,但是当看见大海的时候,就不得不惊叹海的伟大气魄和幽深的底蕴了。当风浪在他脚下拍打时,他产生了这样ー个念头:这海的那一边,还有更大的世界,要敢于冒险,跨过海去!

就这样,18个人的矿,只有2000元资金,却和世界的很远的地方联系在ー起了。十分艰难,十分艰难啊！不仅是物质生活,思想也总是不得宁静。为了违心地批判自己的“重商轻农”思想,他必须每年向上级写一大摞检讨书,农忙时,他不得不“解散”工人去参加麦收,但夜晚,他们还是去守候自己的窑火。疲倦啊,ー躺下就浑身酸疼,一点也不想爬起来,但是,还要干,还要拼命。人们都在注视着这个比卖鸡蛋换钱更多的地方。

从山乡走到海边,又从海边飞向天空,整整用了 1〇年。这离开土地的1〇年啊！从18个人发展到1800人,从2000资金发展到2000万元资产,人增加了 !00 倍,资产增加了 1万倍。为国家挣得1700万美元外汇。这当然有点像奇迹。但这奇迹是用胆量、用汗水、用坚韧不拔的精神换来的。常建国说不出有多么感谢他的伙伴、他的エ友和支持他的父老乡亲。只要这些人说好,就齐了,因为这是目的。至于别人表扬与否,那无关紧要,那是和另外一些别的利益纠缠在ー起的事情。因此,当养鸡户进省城当劳模而无人敢表扬方山铝矶土矿时,常建国仍然和他的伙伴们在那深山沟里默默地开掘着自己的希望、热情和幸福。

飞机起飞了,从舷窗俯视大地,大地上的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山岭、河谷、树林、荒漠、城市、乡村……当就要离开国界时,他的心一下子又缠绕到矿上去了。他想过:这个矿为什么能发展起来?第一条,或者说唯一的一条是他有自由。他不需要向这个请示,向那个汇报;工人就是上司,事业就是上司,ー个在身边,ー个在心中。这多么方便！生活在这个螃蟹篓子ー样的世界里,牵ー发动全身,或投鼠忌器,或忧谗畏讥,搬动ー张椅子似乎都会乱了天下,这是多么坚固又多么脆弱的网啊!幸亏,他不在这个网里。“占山为王”,独立自主,不仅没有那么多限制,反而有那么多自主权:全矿只有5个支部委员,其他几个全都在几个分厂里做エ,别无什么科室处所,他决定了的,就能变为行动。当他决定要建一个建筑材料厂制造瓷面砖时,ー个76米长的隧道窑,只用了 42天就完工了,而这在国营企业里,至少也要8个月!他可以决定招聘技术人员;他可以视劳动和工作情况决定批评、处罚或开除工人;他可以制定财物上的各种规章,从而把每ー个人牢牢拴在企业上。这叫作一荣俱荣、ー损俱损。推销员不是经常吃喝吗,那就从推销总数中提出一定比例的奖金。销多了得钱多,销少了自己不得。差旅费、招待费等,全在里面了。全厂每ー个人的工资都是浮动的,矿上盈余多,都发财;亏了,都吃亏。这样,监督也就无形中形成,质量也保证了……

飞机在蔚蓝的天空航行,实际上空气本身是无色透明的。常建国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他,但自知自己是有一颗善良的心的。当开除那十几个工人时,他的心曾经那么不平静。他希望每ー个人都能和睦相处,能像天国里那样人人相爱相亲。但这不是天国啊,所以还是要用人间的办法。你们不好好干,偷懒、捣蛋、盗窃财物, 损害了我的事业,违反了纪律和制度,那只好抱歉了。常建国曾经怀疑过这是不是有些专制,他认真思考过民主与自由,他不能容忍那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那不是民主,那必然导致涣散与腐化,必然导致无休止的争吵、拖延和难以估计的损失。他能够以这种方式取得一点成绩,完全因为自己是农民。这个最低的身份恰恰成为ー种奢侈,ー种特权。常建国坐在飞机上,看着自己和别人差不多的装束,他真想大声宣告:“我是农民,这是多么珍贵的称号!正因为我一切都没有,所以才有了一切!”

第一站是汉堡,第二站是法兰克福……他到处参观,每到ー地都洽谈一到几笔生意。察言观色,揣摩心理,研究行情,谨慎地制订价格,宴会,灯红酒绿,汽车在奔驰,笑脸,支票……常建国开始时有点眼花缭乱,但不久就安静了。他赞赏人家的工作效率和求实精神。ー种无形的力量在冲击他那在狭小天地里形成的容量有限的心房,他承认看到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了,单凭宣传所得到的东西是多么片面,人家有人家的长处。他大大方方地向人家学习、求教。

只是当他重新飞回这块大陆,又重新踏上这片原野时,他的心オ又慌乱起来。天上的云和地上的尘都曾经留下过的阴影又飘过来了。在听到中央一号文件后, 他曾热烈地庆幸自己的运气,但是,这也毕竟是运气。许多的必然还在使他惴惴不安。他,他这ー类人,还只能被动地等待什么,而不能主导什么,无论是福还是祸。他能够将企业办得更大,挣更多的外汇,但怕别人眼红。许多人不承认经营是劳动,这使他想起喝酒来。为了企业,他必须喝酒,应付官员的“检查指导”,拉生意, 结交同行……都必须喝酒,有时一天要好几场,简直是灾难啊!他嗜酒吗?不,他最想吃的是ー碗米饭、ー碟青菜或ー小碗汤,不寒麼也不奢侈,吃下去舒舒服服,多好!可是这酒,不喝能成事吗?坏了胃,哑了嗓子,豁上身体去抵挡八面来风!得, 归于集体;失,留于一己。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再者,这样的企业,原料供应全不在计划,钢铁、水泥、仪表、试剂,哪ー样不求人能到手?逼着人走后门。积年旧账多了,到头来千人吃肉一人付钱,谁受得了?我得巴结所有的人,要害人物打个喷嚏都吓得我三天睡不着觉。志气如此远大,收入如此可观,但政治上又如此脆弱!怕变,怕统,怕眼红,怕记者,只是不怕自身的得与失,常建国觉得这样东奔西簸,实际上也是在对自己的生命作战。他流泪了。

他多么想模糊掉那些人为的界限!部办的,省办的,县办的,大队办的,除了钞票是平等的,其他都等级森严。脱产的,半脱产的,亦エ亦农的,以工代干的,ハ级エ资,二十五级职务。打破他,过ー关选一将,谁能干好谁就是好汉,怎么样?为此,他专门聘请了一些国家正式技术人员,他希望把这些门槛踢断,这样简单些。

他多么想聘请几位理论家,为他,为他们的以及全国的企业辩护:到底什么是正道,什么是邪道?怎样不走后门而把事情办好?怎样オ算劳动?怎样评价人的名利与功过

他多么想有一部法律,将那些成功的东西肯定下来,将那些不该伸的手拉住, 把那些必须办的事办好……

他下了飞机,下了火车,又坐着丰田小车回到方山,回到矿上来了。当他又站在出发的地方时,无边的山原使他激动不已。他望着山岭上那高大的烟囱,望着那一片厂房和宛若市镇的矿区,听着那里传出的交响乐ー样雄壮而又美妙的各种声音,心想:我们终于从茧壳里拱出来了。

是的,农民从土地上走出来,走进这涌动的潮流中来了。觉醒比起床要难得多,因为我们的梦太古老太醉人了。这是一片多么沉重的土地啊！安阳殷墟,龙门石窟,首阳山,三吏三别,古战场的千年的征尘……几乎每ー个地名都象征着如海的血汗,锈蚀的兵器和风化了的尸体。我们的民族是从这样的原野上出发的。我们在这原野上行走了几千年,缓慢的几千年啊！然而,贫困和愚昧仍然如毒蛇ー样纠缠着我们。虽然各家各户都点过无数的香烛,希望在缭绕的烟氯中得到富足的生活,但这都不过是梦。大地仍然死ー样的宁静。乡村里有什么?破败的草寮,沉重的辘辘,还有那没有色彩的路。在那有着深深辙印和牛蹄坑的路上,ー头瘦骨嶙峋的老牛拉着ー辆破旧的车,年复一年地行走着,步履缓慢地走着。ー头牛倒下了,又有一头牛默默地把头伸进辗下,一代接一代,行走着,叹息着,似乎只要我们甘愿这样永远走下去,谁也不会来欺负我们。

可是,这个世界是不平衡的。300多年前,当李闯王推翻了明王朝以后,我们看见的又是ー个清王朝。政治的金字塔尖上坐着帝王,帝王在陈腐得发臭的宫殿做着闭关锁国唯我独尊的美梦。然而,就在这个年代,英国人的工业革命却建立了ー个新型的社会,从那以后,财富如同发酵的面团似的膨胀着,商品如潮水ー样涌向世界。不久,他们作为殖民者,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大清国的大门,他们从地球的那ー边闯到地球的这ー边来了。即使有800个林则徐,也挡不住“鬼子”的煤油灯和织布机。

少数人觉醒了,便革命;但大多数仍在土地上那枯黄的荒草里沉睡,瘦弱的先觉者被千万条沉重的绳索拴住了脚,オ走半步就跌倒了。我们终于又关起门来,任凭大洋的潮头怎样拍打我们的门板,我们仍然在疲劳和饥饿之中诵读着这样的经文:“耕读为上,商贾次之,工技又次之”“务农桑,五十本葱,ー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栋宇、器械、脂烛,莫非种植之物,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恨家中无盐井尔!” 当!〇亿人都在照这本经书去行动时,草地毁了,山林被砍掉,没有鱼也没有肉,尽管每ー个空货架上都挂了语录,但语录仍不能解决吃饭问题。几年前,我们终于又一次觉醒了。一旦开始尊重规律,也便有了路。

路是从那原野上踏出来的,第一个脚印还留着惶乱的迹象,但阡陌很快就形成了。一条条小路,没有头也没有尾,连贯着,交错着,在原野上形成一张崭新的网〇人们在这小路上运出了他们的商品,并把路伸向集镇,伸向城市,伸向国际市场。曾经沧海难为水,已经见过新天地的人再也不愿困守穷庐了,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碗里面条和御寒的棉衣,一切都在变化着。我们的父老兄弟没有丢弃土地,他们只是不满足于温饱,不满足于自然经济了。这个变化可以从被冷落的社神那里看得清清楚楚:那三个曾被奉若神明的土地庙还有人理睬吗?无论是寂冷的夜晚还是喧闹的白天,它都孤独地蹲在那里。荒草一直长到它的头顶上。再没有人向社神愚蠢地献礼。社神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的的确确被冷落、被渐渐地遗忘了。

原野以从未有过的兴奋向人们呼唤:走下去,从任何一点都可以走向全世界! 当我们看见旷野的小路时,

不要忘记行路者双脚上的烂泥认识这ー点,

也许此记得前文的叙述更有意义

世界是美的。

这美是谁装点的?

上帝给天空铺上彩云,太阳借给月轮以光辉,大地生育了高山、流水、带露的草树和镶金嵌玉的田野,孩子们用亮晶的眼睛,姑娘们用鲜艳的衣裙和甜美的笑声, 艺术家则用灵感去装点人们的心灵……

襄城县养花专业户杨吉祥,用鲜花装点着世界。

这是ー个富有色彩、流淌着诗意的事业。然而这个事业的主人却奉献出了过多的汗水和膏血。

他们曾经是穷困潦倒的乡下人。一家9 ロ,靠拉架子车运石头维持生活,偏偏户主杨吉祥被汽车撞伤了 ,胳膊断了,石膏又没打好,落了残疾,难得温饱。小女儿死了;儿子志刚オ14岁,又走上了父亲的道路,可是小驴又被人家偷走了。于是母亲又接替了儿子。拉呀,拉呀,他们顽强地求生。

也许生活太枯燥,太单调,太苍白了,杨吉祥忽然爱起花来。第一次,他从别人家端来ー盆月季,那种金背大红月季啊,像火ー样,辉煌、灿烂,给人以热烈的召唤和充分的美感。杨吉祥痴迷了。后来又弄到ー棵金橘,一年四季,碧绿油油的,给这枯涩的家庭生活以鲜亮的生机。

后来,几位朋友建议他养花。盛三、张殿臣送来ー些,王建廷、侯木也送来ー些,他们同情这个经济拮据的家庭,希望少看见他们一家人脸上的愁容。杨吉祥动心了。受伤的手臂不能干重活,不妨种些花,一来好看,也能换些零钱花。

艺术之门是地狱之门。杨吉祥一旦迷上了养花,就像着了魔ー样。省下每ー分勉强可以省下来的钱,去购买花木。为此,孩子们常年吃不上肉,穿不上新衣,上不起学。杨吉祥却只管买各种养花专业书籍看。当他们刚刚有了几个钱时,夫妻俩又决定出外求师学艺。

他们去了柳州,老花エ丁文琪教他们怎样加工石头,怎样配置木架,怎样不断陶冶心灵,加深艺术造诣,做到美自心中出并寄于花木,并教他们怎样处理盆景的粗细、内外、远近、幽显。为了开阔眼界,他们想方设法挤进了广州交易会。那里的树桩盆景,深深地吸引了他们。榕树的、地柏的、罗汉松的、黄杨的和福建茶的,千姿百态,引人入胜。后来又去福州,在西湖公园求教于老花工郑辛勤,技艺越发长进了。回来的路上,他俩盯着窗外,从黎明看到黄昏。他们仔仔细细地看着每ー处风景,品评着那意境、那特点、那味道。幽远的山,黛色的树林,大树的古老枯拙,新竹的摇绿滴翠,每一座峰峦,每ー个岩洞,山村的竹篱和城镇的小楼,河里的帆船和山壑的流泉,拱桥、绿地、陵墓,他们被大自然的美陶冶了,丰富了。

他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了那些花。无论多么热的夏天,浇一两盆花总不过是消遣;但是浇2000盆花,就得流下半瓢汗。如果是嫁接2000棵花,就能把一家人累个半死!但是他们却毫不吝惜地付出了这些劳动。他们渐渐地积累了许多知识,明白了月季在南方为什么开花那么小,牡丹在南方为什么不肯活,崎虫和介壳虫怎么治,米兰为什么发黄,变叶木怎么培植……

他们有了一点小名气。

省委书记刘杰在接见他时说:“你的蜡梅盆景少,这种盆景别有韵致,若是出ロ ,能换一大批外汇。”刘杰交代他任务:努力培植蜡梅盆景。

到哪里找梅根呢?左寻右访,终于打听到秦岭上有许多老梅树,父子俩便背了 20条麻袋,带着小锯、铁镐和小刀上路了。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他们上山时ー步步爬,下山时ー节节蹭。在壁立的山崖上刨梅树,ー不小心就会跌下去摔死。但是,正因为险奇,这里オ保存着古老的梅树,保留着美,平淡无奇的地方都被庸俗占去了。他们的唯一乐趣就是这漫山遍野的蜡梅花,在高高的山上,在这冷浸浸的风里,香得那么峻奇高雅,颜色那么峭拔不俗,深沉大方,

追求什么,便以什么为乐趣。

终于,他们的花圃建立起来了。多么美的盛景啊!春天,榆叶梅开着红花,含笑开着白花,瓜叶菊的花蓝得迷人,粉红的绛桃和大红的碧桃争奇斗艳。红腾腾的杜鹃,金黄的迎春、探春和金钟花都开了。它们在召唤春天,装点春天。高贵的牡丹和美丽的芍药开过以后夏天到来了,四季桂、米兰、夏鹃、竹叶海棠像天仙妃子ー样各逞风流。ー茬未败,另ー茬又开了。八月桂花,九月菊花、扶桑开得那么俊秀, 银绣球像雍容的贵夫人。即使是冬天,这里的花也五彩缤纷:蜡梅不消说了,仙客来粉面含丹,蟹爪兰挂红披彩,绒墩墩的大岩桐,娇嫩的水仙。特别是那君子兰,丛生的条形厚叶中间,盛开的花串好似ー团火,热情、大方、端庄、宁静,多像一位高洁的君子!

为了这些花,除了省吃俭用之外,他们还借债4000多元。

美换来了赞叹,换来了钦佩,也招来了丑。

有人来“看看”,直爽地要走几盆花,虚伪些的并不开口,但只要主人说“想要就端两盆吧”,他就拿着,一点儿也不客气。

本地和外地的干部来“参观拜访”了,也要几盆花作个“纪念” 〇

有的装作老熟人的样子,趁杨吉祥不在家,对女主人“大姐”长“大姐”短地叫ー阵子,像没出五服似的,也得到了好处。

ー个卖瓜的骗去了 20多盆。

ー个派出所的开着摩托来,带走3盆扶桑。

1982年,杨吉祥的女儿做了一个不完全统计,被这样端走的花就价值两千多元。

杨家人并不是小气的,他们也不是为了日后索债,是想知道一年共培植了多少,大体有个数。他们那些被端走的花,有些是真心想送给人家的,那大多是熟人好友,但好友又往往执意不要他们的花。大部分是不得不给。给三回五回可以,一回不给就不行,说三道四,闲言碎语,难听极了。

有的说:“什么君子兰,几片叶子就像蜀黍叶似的,开ー朵花,就卖100块!”

有的说:“什么铁树,像个烂红薯疙瘩似的,长出几根叶就卖十几块,几根古里古怪的梅花根就值那么多钱?”

“人家杨吉祥见着大官了,咱这样小干部人家理不着了。不就是养了点花吗!”……

县人大常委会和妇联开会,为了布置会场,让杨吉祥搬来君子兰、铁树等花卉。两个大会结束后,主持者叫杨收点钱,杨吉祥各收了 !5块钱。

县委副书记领ー名演员来赏花,原先说要两三盆花,后来一下子端走了 16盆, 其中有培育多年的名贵的君子兰、文竹、铁树等,总共值280多块。副书记说:“算算,多少钱?开个条。”杨吉祥犹豫半天,有心不要,但价值实在太高了 ,他和这演员素无交往;如果要,是不是抹了县委领导人的面子?想来想去,开了一个150块钱的条子。县委不报销,转到文化局,文化局也不报销,又转到东关剧场……

去年,杨吉祥去看刘杰,主要谈谈培育梅花盆景问题,刘杰问起是否有人白拿花,杨吉祥就如实地讲了一点情况。后来,《河南日报》将这次谈话的记录稿整理发表了。

这三件事在襄城县引起了轩然大波。

“杨吉祥这小子,连油锅里的钱都敢抓!”

“他送给人家演员花,又要钱,有点不像话。”

“他是咱县的人,县里开大会用花,他还要钱!”

ー些机关干部经常围在ー起,以嘲笑的口吻说:“喂,谁拿人家专业户的花了? 咱可没拿。”

“这样的专业户是投机倒把,得罚。罚他万儿八千就行了。”

这种鼓噪越来越强,杨吉祥压カ很大。

打击ー个接ー个地来。

杨吉祥与刘杰的谈话,刺激了许多人虚伪卑鄙的面皮,他们恨不得把一切灾难都加在杨吉祥身上。

整整一个春节,杨家是在巨大的压カ下度过的。到底犯了什么罪?有什么错? 从社会舆论到政法机关,全向一个无辜的专业户伸出了矛头。杨吉祥难过极了,他知道什么叫县官不如现管了,他知道强龙不压地头蛇了。不就是向省委书记说了几句实话吗?而且也没有告状的意思。于是,有人就受不了啦!似乎在那一片地方,谁要当官,连这地方的每一条蚯蚓都是他的!他们喜欢权カ无限论,就像孩子喜欢肉馅饼ー样。

一年四季,花儿还是那么美,杨吉祥不断地把美散布到四面八方,但留给他的是忧愁和不安。他现在オ发现,自己这个专业户是这么脆弱,如同新出土的小嫩芽ー样。钱如此可怕,难怪大家不敢富;美,如此不幸,难怪有追求的人必须向庸碌之辈低三下四,借以求得他们的宽恕。这难道是正常的吗? “如果老这样下去,咱不当这受罪的专业户了。”他要求护花神好好保护这些美丽的花和养花的人,唱ー出新时代的《秋翁遇仙记》。

原野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生机。

看:草芽儿顽强地拱破坚硬的地皮,探出头来,借灿烂的阳光和温暖的春风神奇地给自己披上绿装;耐了一冬风寒的大树也抖擞起精神来,黄河之水颠破迟化的冰块,向着大海涌流;从大洋面上吹来的湿润的空气把沙漠里的红柳唤醒。变幻着、蒸腾着、震荡着,于是,如此广袤的原野上出现了气压的峰和槽,风也就形成了。

社会和大自然惟妙惟肖。当春风掠过原野,回鸣山谷,搅动水波的时候,世界上我们的这一部分也在动荡。没有形成カ偶的,正加速前行,这是时代的信使;形成カ偶的,便成为旋风,所到之处,迫使每一片树叶都发出各自的声音……

风起了,起于青萍之末。

风,吹皱小商河浅浅的春水。在小商河旁边,是一座轮窑。窑的主人是魏富根。这个小个子农民已经完全抛弃了土地,专门从事这个烧砖的事业了。他与临颍县的ー个生产队订了合同,每年付给被吃土的生产队10980元,还答应给两个生产队长各买ー辆自行车。

烧香引出鬼来!正当魏富根生意兴隆时,那两个全国最小的干部便最大限度地使用起权カ来。他们轮番来“借”钱。小商河可以作证,高高的烟囱可以作证, 魏富根的同事可以作证:两个人,ー个借去红砖28200块,ー个拉去34000块,ー个 “借”800元,ー个“借” 1100多元。叫他们写个借条,不写。

这些土地之主没有尊重合同的习惯。这些人好像赌场的老板,无论谁发财都得有他们ー份,因为你在他的地皮上。不然,就可以搞垮你。那么大一个轮窑,反正你魏富根不能像蜗牛那样一下子背走。

于是,魏富根怕他们翻脸,委曲求全。他们得寸进尺,无底洞填不满。当魏富根稍稍表示异议时,他们就发下话来:不准再朝下吃土 !

这等于叫这砖窑停エ。

他们又在本来平坦的土地上堆了一些小土堆,说不定这些假坟墓ー个要勒索多少钱呢?！

工商业的发展面临着封建势カ的阻拦。

魏富根常常站在杨再兴的墓前想来想去。抗金名将杨再兴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战死在这里了。魏富根不怕上边,上边就是变,也得有个说法,至少得作个价オ能归公吧！但他怕这眼前的祸。他自己一个人,无兄无弟,身小力薄,人家那边户大兵多,哥哥当着大队支部副书记。不用说:“此诚不可与争锋”。难道他也要像杨再兴那样,战死在这小商河边吗?那么他就把这烟囱留下,当作纪念碑,告诉人们,是什么力量扼杀了离开土地的人的生命……

风,既然是风,便不会只吹向一个地方。

许昌地区有一个卖梨膏糖的,领了执照,按月及时交纳税款,每月35元。后来见他生意挺好,税干部不高兴了,叫他补交税款500元。业主请这位没头脑的干部喝了一次酒,税干部高兴了,把税款减为200元。不久,他又叫业主为他弄些盖房用的檀条,业主作难,税干部不高兴,又要升为500元,于是业主赶快为他置办齐了送去,他又高兴了。后来,税干部又看上了人家姑娘,想让这姑娘做他的儿媳,业主不同意,税干部不高兴了,税款又升到500元……

有一个动画片叫《没头脑和不高兴》。中国有许多没头脑的人,偏偏他们又随时随地地不高兴,这可怎么得了！

听ー听这里的风声吧,多么阴森凄冷！宜阳县个体户冯电哲因派给他的补税金额太重,不去参加县统战会（冯有重要亲属在外）,让其妻王粉娇说明情况。税务所长训她:“那个冯电哲,你告到统战部也不中,统战部是管和尚庙和基督教的（简直是胡说八道！）。它啥单位?你过去是反革命家属,现在至少也是坏蛋家属。不怕你冯电哲万元户,你有经济实カ,却没有政治实カ（注意!）,你有一万二,我罚你ー万三,非把你弄垮不可「’这个所的会计对他说:“叫你交多少就得交多少,不能问,ー问罚20元。”冯每月交税I91元,现在又叫他重交3822元,他觉得没法活了,就喝了毒药氯丙嗪（幸未死）。

风刮得不小啊!这ー场风过,河南省仅工商个体户,一下子就减少了 8万,占总数的百分之20%! 一有风吹草动,有些人就推波助澜,企图扭转乾坤。

风吹到北京来。一位副部长把一大堆交通事故的照片朝桌上一推,发开了脾气,怨运输专业户多了,压死人了云云。这时,河南省委调研室的一位干部立即奋起驳斥:“是的,找这样三十五十的事例不难,中国的事就是这样,干什么都能找到论据。但是,你怎么不计算一下比例?到底是国营的出事故多,还是个人的多?据我所知,专业户对自己的车是爱惜备至的,每误ー个エ时,每出一次事故,对他们损失都很大。河南的事实是,运输专业户出车祸的比例很小。中国农民过去那么苦, 现在好不容易富起来了,这难道不是进步吗?交通部门谁关怀他们啦?有什么资格这样谴责人家……”

谁能够走到生活的真实中去,倾听一下那私下里的议论,就会发现,争论和生机在那原野上一起滋长。让这种生机发展下去,把问题争论清楚。不然,那青萍之末的风有可能酿成折楫摧桅的飓风,至少,它也会使杜陵的庄稼“禾穗未熟皆青干”。

金字塔将变为绿地。乡村又一次在包围城市。河流不睬池塘的悲哀,继续向大海流去。

原野在呼唤:历史上不存在至高无上的东西……

啊,我们的原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产”,它不仅创造出数量巨大的物质财富,也在创造着思想。动荡着、发展着、交错着、斗争着,那里有动人的音响,绚丽的色彩,栩栩如生的英雄和小丑,也有美妙的诗和深刻的潜台词……虽然是序幕, 但这序幕是如此的辉煌!我们今天的原野已经迫使人们不能再对它熟视无睹了。

静下心来,捡ー块葱绿的草坡坐下,聆听一下原野的声音吧。它告诉我们:陶令笔下的桃花源已经不再是中国农民的至美的憧憬,许多概念,诸如家庭、劳动、私有财产、个人利益等等,都应当得到新的评议。我们应当在这种新的评议中找到ー把钥匙,无数的事实告诉人们:我们所以能够吃得上饭并不是由于屠户、面包师和酿酒工人的仁慈,而是他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去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吧,我从未见过那些假借为别人谋利之名的人做出了多大贡献。”这话,亚当・斯密早就说过了。

但经济学已经不只是亚当・斯密和凯恩斯所在的国家的学科,中国的乡村在为其提供新的东西。英国人以圈地的方法把牧民赶出绿色的草地,从而使英格兰的纺织厂得到了大批工人,我们却以如此自然的、健康的、人道的方式使亿万农民从乡间的阡陌上走出来,加入了现代社会的潮流。我不知道一帮人为什么对这样伟大的变革老是喋喋不休地斥责和攻击!

一本写在原野上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商品经济必须在自由的空气中オ能顺利发展,正所谓“相濡以沫,未若相忘江湖也”。西方工商业是在摆脱了农奴制的束缚,在封建行会不能控制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中国自战国以后工商业的发展就超过了西方的相应时期,之所以最终又落后了,主要是封建制度这位大爷过于专横和愚蠢。宋人石介在《石徂徘集》中说:“国家之禁,疏密不得其中矣。”政治和经济不应是爷孙,而应当是夫妻,可惜这样的爷爷在我们的原野上还很多,那些控制着多大地盘就把这里的每一条蚯蚓都视为己有的“领主们”,在为所欲为地打击压制新的经济幼苗,在虐待他的“妻子”,使她手足无措。那些有了固定的私有财富也便有了硬化的思想的人,总是企图削平任何形式的山包,以便他在ー马平川上纵横跋扈。但历史的潮流注定了这样ー个趋势:金字塔将变为草地一绿色的、鲜活的、承受着阳光也为自然提供财富的草地。

在那片原野上,站出了一批人物,这是ー个天天都在增长的巨大的数字。他们从原野上走出来了,变为企业家,变为商人,变为新的教育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被压抑的胆量、智慧和才华如此汹涌地迸发出来,当千百万这样的人物被承认之后,他们所叫出来的声音,所带出来的经验,将模糊这些界限,同时也廓清许多认识,并开拓许多新的领域。先知先觉者从原野上将得到的最大恩赐就是:农民问题不再是他们难以处理的沉重的包袱,而是ー只巨大的储油箱。

原野上的景象如此激动人心,不是因为家家有了收音机,不是出了一批万元户,而是体制的改变。你看,他们把大豆做成腐竹,把红薯制成酒精,将水果加工成罐头,将饲料变成猪鸭鸡兔。于是,商品的涓涓细流在原野上汇集了,火车、汽车、商贩的摩托和推销员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这些细流引入城市,又把城市的东西带回乡村,商品使整个社会像网ー样联结起来。这个商品的浪潮又和大洋的那边连在ー起,许多农民的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农民的工厂正以独具的优势同国营企业竞争。自然经济正在向商品经济过渡,中国社会经济的素质在悄悄地向文明方向变化。乡村又一次包围城市了!各种势カ都在对此表态。于是,池塘悲哀地哭了起来,它容易满足,又不肯流动,宁愿腐败也不愿丢失什么,所以它骂流动的河水浅薄、粗鲁,还危言耸听地告诉人们:河水泛滥了可扬不得帆!但河流仍然欢唱着,人们仍然在上面扬帆航运,撒网捕鱼。池塘也咒骂大海,因为流水奔向了它,充实了它。大海以巨大的胃口囊括了巨大的财富。大海不动声色,它总是那么幽深,那么博大,那么信心十足。

原野上的波涛真的在拍打古老的城墙了,新鲜的空气正诱惑着城墙里面昏昏欲睡的人们。许多人处在进的担忧和退的惶惧之中,他们为了不让树枝划破头皮而宁肯做ー个侏儒。但新的经济,新的思想,新的人和新的体制正在顽强地生长。伟大的难产可能诞生一个辉煌的婴儿。听吧,原野在高声呼唤我们:“放开你的步子,写一部新的《创业史》。历史上不存在至高无上的东西,只有创造オ是神圣的！”

（原载《报告文学》1984年第6期）

卷二：4.神圣忧思录

神圣忧思录

中小学教育危境纪实

张敏

我们从来都有前人递过来的ー个肩膀可以踩上去的,忽然,那肩膀闪开了,叫我们险些儿踩个空。

作者题记

鲁哀公十六年,孔子要死了。

他拄着拐杖倚门而唱:“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唱着唱着就抽噎起来。七天后,他死了。

他ー生到处备受冷眼,累累若丧家之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到头来还是凄凉而死。然而奇怪的是,那原已衰微的古老文明竟靠着他猛カ地ー推,又滚滚碾过了两千年！

我们评价不了孔子这一推的功罪,却朦胧地感觉到,ー个巨大文明的延续竟如此依赖于传递者的伟カ,实在是ー种很神秘的历史现象。

这运载、传递文明的伟カ,应该是极神圣的。我们是仰仗这神圣的传递カオ成为这个星球上拥有最悠久历史的民族的。

曾几何时,历史已成重荷,文明也显古老,我们欲求自强不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那文明传递的神圣伟カ,那如孔子作为教育家的“不怨天、不尤人”的执着精神而今是否仍然存在?

ー、文明的断裂

望子成龙众生相

儿子六岁了。想到这只知贪玩的小子从此就要背上书包这副“枷锁”,我不免心头有些黯然。是人都得经过这座文明的“炼狱”,我是懂的。然而,出去跑了一阵入学的门路才知道,我对如今北京城里上小学的艰难,竟同傻乎乎的儿子ー样浑

然不知。

煥热的七八月呵,不仅对高考生来说是“黑色的”残酷,对于那些从“十月怀胎”起就一往情深地进行各种名堂的胎教的年轻父母们来说,也是焦灼甚而可怕的。

年年每逢此刻,在教育神殿的门槛前,匍匐着数不清的颤悸的心。

似乎只在这一刻,这殿堂的神圣オ是无与伦比的。

我也到了该领儿子朝它跪去的时候啦!

恍惚间,当年父亲牵我第一次上学的情景朦胧浮现,记得我蹦蹦跳跳地蹿进校园,那校门好像平常极了。

如今轮到我们这一代领儿子去进哪家校门,就非同寻常了。它不仅将决定孩子今后的命运,而且仿佛还关系着家长的荣辱。学校是分重点非重点的,这区别似乎是宿命地把往后的前程、等级、贵贱都在这一次选择中基本敲定了。每一位年轻的家长都深信,给孩子挑一所“重点”就像他们自己重新选择ー次人生。但恼人的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偏又不像高考生那样可以硬碰硬凭成绩分优劣,而是由户口决定的一学龄儿童按户口所在地划片就近入学。于是早在每年一二月间,北京城里便有一场转户ロ的风潮悄然开始了。

这真是一幕充满机智、狡黠乃至谎言伎俩的滑稽戏。偶闻其中一鳞半爪,便叫我为之恻然。

有“先见之明”者,早在腹中成胎之际,便把户ロ落进亲友家中,待孩子生下便拥有了“片内”户ロ,于是就像前清吃“铁秆庄稼”的旗人似的无忧无虑了。

“片内”有亲戚的主儿其实不必这等性急。待孩子长成,再同亲戚去换房站办理户口和住房证的交换手续,但并不搬家,“片内”户ロ照样唾手可得。

只苦了“片内”无亲无友的了,那就得付出些代价。“片外”某君以四十平方米住房换了“片内”二十七平方米,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牺牲十三平方米的住房去换个孩子的“重点户口”,虽说亏得狠了些,也是情愿的。

还有更惨的。黄城根南东路口有个售货员,为挤进“片内”,百般换房,不料换了一家住私房的,他把公房让出,那边却不准他再进私房,最后竟落得在“片内”一个门洞里栖身。可怜天下父母心呵!

真换房的、假换房的、认干亲的、假离婚假结婚的,北京人什么招数想不出来? 一位母亲领着孩子到某重点小学哭诉,孩子他爹惨遭车祸身亡,只好寄养姨家,虽无“片内”户ロ,学校怎忍推出?入得学来,那孩子オ说:“我爸活得好好的。”

自然,这些都还是平民的招数,有的人是不必耍这些雕虫小技的。可户口对老百姓来说,却非同小可,乃至某单位因施工将大门改在另一条街上,引起轩然大波一门牌的移动,立即发生划片归属的变异。

也自然,重点小学的教师们是深知其中奥妙的。每年二月后,需得挨户核实户口和人头,近年来也不得不学点福尔摩斯的本事。每当招生季节随着酷夏来临,重点学校门前便车水马龙,水泄不通。教师们都做好充分准备来迎接这一年一度的灾难和“战争”。家长们围着他们央求哀告,哭的、吵的、闹的、作揖的、要下跪的、摔户口本的、赖着不走的。人们把ー颗颗滚烫的爱子之心蘸着辛酸的泪水捧给他们;也用各种精心编制的甜言蜜语、许愿承诺、捶胸顿足、瞎话谎言来浸泡他们、软化他们、激怒他们;右邻左舍的各种关系户、菜店、房管所、派出所、煤气站、副食店、居委会等等,也都蜂拥而至,来索还对他们预先支付的种种人情、照顾和恩惠……

断不清的官司又移交到区教育局。家长们便又一拨儿接ー拨儿朝那里拥去。局长像个见不得人的“通缉犯”,出出进进戴一副墨镜,就怕被人盘问:“您是某局长吗?”一旦被人认出,立即陷入重围。人们把他堵在办公室里,不让他做事,不放他回家,有的索性把孩子往他怀里一推就走。孩子在院里撒欢儿,饿了渴了也来闹他。教育局成了幼儿园……

教师和局长就是浑身长嘴也说服不了家长不要迷信“重点”,因为办“重点”的事实是路人皆知的。只是痴心的父母们并不知道,“重点”的承受力不是无限的, 如此倾盆大雨地灌将进去,“重点”的优势便立即化为乌有。倘若大都市里那种在商店、地铁、公园、车站等等到处叫人头皮发麻的拥挤状态一旦侵入宁静的校园,那么小学生上课这件极要紧的事,也只好像大街上挤车和胡同里排队上厕所ー样讲究不得斯文了,这么ー来,倒真的把重点非重点全抹平了。

其实,就在望子成龙的家长们正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奔“重点”的今天,北京市各区教育局却都在那里为绝迹多年的小学二部制终不可避免地要大面积卷土重来而ー筹莫展呢。计划生育部门已经发出警报:从今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次生育高峰人口开始进入小学。也许,它就像ー场陡然涌来的洪峰,会将大地上所有的河道、沟渠、洼地全都涨满、挤裂、弥平……

西城区目前在校生四万五千余名,未来三年内将以每年一万名的幅度递增,到 1990年预计要猛增到七万名。眼下提前开始扩建校舍的学校已经借用别处教室实行了二部制。而对大多数学校来说,无论新建扩建,还都既无资金又没地皮。

宣武区目前小学九百个班,到!990年将增加到ー千四百多个班。那里教育局的同志惊呼:“我们是在毫无准备的条件下遭遇这个人口高峰的,校舍奇缺,师资来源枯竭,这学还咋能办好?” 专家们也把人口压迫教育的危急状况,列为中国未来教育十大危机之首〇

每ー个盘算着自己那个“小皇帝”的锦绣前程的家长,或许就像洪峰尚未到达前的江河两岸的一木一石,对快要降临的灾难是漠然置之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虔诚地笃信着学堂神圣的教化功能和“师哉!桐子之命也”的信条,他们深信孩子只有送进去オ会出息,他们把对未来的希望像赌注ー样全都押在上面,绝不去理会那些危言耸听之谈的。

我想,悲哀也正在这里!

麻木中的预警声

每年七八月间,当翘首以待却又胆战心惊的人们穿梭往来于各大、中、小学的时候,有一个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信息偏偏很少引人注意。那是ー个很微弱的声音, 但却年年必定夹杂在招生热潮的呼吁声中一

1986年8月14日《光明日报》的ー则消息透露:“今年师院的生源比往年更困难……北京的优秀中学毕业生不报师范,不选择教师职业的问题日趋严重。”

同年9月9日《中国青年报》也以《师范院校为何依然门庭冷落》为题发表ー篇调查:“’帮我们呼吁一下吧,师范院校招生太惨了。长此以往,教育事业将不堪设想！’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作为培养教师的摇篮之北京师范学院的同志却对记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声。”

当中小学的大门几乎要被滚滚而来的学生挤破的同时,师范学院这边却门庭冷落、一派凄清。在这冷热、盛衰之间仿佛公然宣称着一个荒诞的逻辑:越是希望子女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们偏偏越是看不起教育这个行当。在这逻辑后面似乎还暗伏着ー个不祥的怪圈:社会的教育功能恰恰在生产着非教育的社会力量,继而形成ー种自我窒息的反作用カ,结果是人才创造得越多教育反而越萎缩。长此以往,望子成龙之辈还会有什么指望?

我常常被眼下中国的各种怪圈弄得迷惑不解,诸如离婚越难反而离婚的越多, 盖房越多城市里人的生存空间越窄,等等,叫人摸不清船究竟是湾在哪里?但我相信,社会机制的紊乱,总有它合乎规律的根源。这怪圈,说到底是规律对人类的报复。荒诞的逻辑一旦公然行世,恰恰证明了某种社会机制的荒诞,而这荒诞说不定正是真理的二律背反。

他叫田畅,父母都是教师。高中毕业时,他却以“这辈子不吃教师这碗饭”的不容商量的坚决态度,向我们显示了一颗早熟、隐痛、凉透了的心一

他太清楚中学教师这种职业在社会上的档次了。用不着别人向他宣传、动员。十六年之久的酸甜苦辣、耳濡目染,使一个教师的儿子在高考志愿表“是否服从分配，，ー栏里,毫不迟疑地写道:，，除师范院校外,其他院校都服从。”

他像躲瘟疫ー样竭カ躲开父母所从事的职业,这在有着子继父业的深厚传统的中国人看来,是否有些“叛逆”之嫌?

其实,世上没有比父亲更叫他敬重的人了。每当夜间,在那十二平方米的斗室里,父亲怕影响他和弟弟做功课,总是独自躲在角落里、戴着耳机、几乎是贴着荧光屏默默看电视。父亲总是等他们的功课做完了,オ使用那张饭桌批改作业。这时他躺在行军床上瞅着父亲的背影,心里有股说不出的酸楚。

他的父亲,ー个当年上海复兴中学的高オ生、1957年北大地质地理系的本科毕业生、二十多年来出版过多本著作和译著的知识分子,竟落到连ー张书桌都不能独自占有的境地,这让他这个80年代的中学生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父亲所经历的是一段叫他不能理解的历史:学地理专业的大学生被分配到通州农校教书,农校解散后,又转到顺义ー个公社的戴帽中学,整天领着学生深翻土地、夏收秋种、大办沼气;自己学的专业丝毫用不上,却是数学、物理、化学、英语、俄语什么都教过。后来妈妈在北京幼师毕业,也到了顺义。直到父亲在那里任教满二十五年オ回到城里,等待全家的却是ー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

他和弟弟就在那大人与小孩轮流分享饭桌、每晚拆桌支床的岁月里渐渐长大了。当他们哥俩终于都熬过十三岁时,那条难以企及的分房标准线居然也渐渐在望了一按照规定:中学教师人均面积三点五平方米以下、子女十三岁以上,且夫妇双方都在教育部门工作者具有分房资格。但就在这时,妈妈得癌症死了。小屋里剩下三个男人,人均面积平方米数重新突破三点五……

诚然,他是无カ改变父辈的命运的。但如果给他选择的权利,他当然拒绝承袭父辈的命运。父亲在给他以知识遗产的同时,无形中也给了他另ー种悲剧性的遗产:他不能走父亲的路。

高考成绩出来了。老师找他谈话:“以你的分数,报考清华师资班和师院比较合适,不然,你就只能读大专了。”

他摇摇头,没有犹豫就选择了北京建工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系。那是ー个两年制的走读的大专,可同盖房子有关。呵,ー个孩子的房子梦!

我们能责备他的选择吗? 他姓罗,做中学教员到70岁オ退休。此刻,我同这位饱经沧桑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坐在静静的一隅,听他像是从极远处对我说一

如今教书先生没人干了,大伙儿都挺纳闷。其实要说缘故,也明明白白。人活着总得有个盼头,盼国家好,世道好,自个儿和家里人也好,活得不费劲,再长点能耐,做点正经事。有这么个盼头让他奔着,他活着就带劲儿了。

我是1912年生人。父亲ー辈子做小职员,月薪二十ー块大洋,一家人生活还算过得去,我还能读私学,十九岁小学毕业。成人了,总想独立,就去考中等师范, 吃住都有着落了。毕业后做小学教员,挣四十五块钱。那时不兴涨エ资,终身就这四十五块。当时警察月薪是八块,去官府里办事也就二十多块,科长也没小学教员挣得多。中学教员的薪水还要高呢。

那天我和老友们聊起当年,人家都说知识分子清高。倒不是我们故意总瞧不起谁,教书的人讲究洁身自好,不愿去钻营,也没那份能耐,只觉着凭知识吃饭挺如意、挺十净。浑身的穿着打扮,就那么回事儿,倒给了别人ー种清高的印象。如今啊,你想清高还清高不起来呢!

我在小学教了七年后考上北京大学农学系。ー边上大学,ー边还教小学,自己供自己念书。读大学就是为了奔那个中学教员的职位。那会儿教员的身份可不像现在,多少人梦寐以求啊。当时考师范很难,一千多人去考,只取九十个,还能不优秀?你想十还未必有那个福气哩!

这辈子经历了不少事,人生也算看得清楚。1940年以后,苦得很,正抗战,吃混合面,挣的钱只能够自个儿ー张嘴。世道一艰难,教书的人就倒霉了。

新中国成立后到这个学校,一口气又教了十年,教不动了オ回家。刚解放时, 心气儿是向上的,待遇也不低于30年代。1957年“反右”以后,知识分子就瘪了, 后来赶上“文革”,教师受的罪比谁都多,从此地位一落千丈。后来拨乱反正了,世道清明了,是不幸中之大幸,可是教师的地位,恕我直言,名曰升,实则降。其他行业的待遇上去了,教师上得慢。到现在,中小学教师究竟算不算知识分子,好像还是悬案。就是中教一、二级的老教师,月薪也不过百十块,还不抵大宾馆里的服务员。这到底是怎么个事?

反正我就知道一个理儿,教师的身份跌得太低了,这个国家就麻烦了。各行各业要是都比教书有利可图,那谁还肯教书呢?人人都看着当官油水大,都眼红权力,这事儿就歲泥了。你可别小看这股劲,一成风气,扳过来就难了。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歪门邪道,可教师不能歪。不歪是对的,不是错的。可你顶得住吗?像我们当年,社会那么污浊,自个儿还能清高,有那份高薪水撑着哩。如今你撑撑试试? 拎着菜篮到自由市场ー转,你自个儿就跌份儿了。话说回来,这副穷酸相,别人也不正眼看咱,也不待敬咱,整个社会都不正眼看教育。这么ー来倒好,章程拧倒个儿了,学校办点子事得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求人给点施舍,给盖点房,像要饭似的, 这怎么行呢?

亏待了教书的,要受报应的。人才中的上流甭想吸引过来。老北京有几所办出名气来的中学,像一中、惠文、贝满等等,当初都是靠待遇好把各中学棒的老师收罗去了。人同此心,情同此理。两种工作一个样儿的干,ー个待遇高,ー个待遇低, 上哪儿?哪儿苦上哪儿?那是有条件的,得做出评价。自愿报名,给你戴朵大红花,之后就不理你了,行吗?

人要不怕苦,不能老苦。

据悉,鉴于往年师范院校招生难的情况,今年北京市采取了一项特殊政策,即试行师范院校及师资班提前单独招生的办法。此项政策规定:志愿可以文理兼报, 考试提前在5月初进行,凡是已被各师范院校录取的考生不得再报考其他院校,未被录取的还有资格参加7月份的全国高校统考。

显然,这是ー项对于考生来说既有诱惑又不带风险的明智的政策,它起码可以在全国统考之前把ー批对高考没有把握的高中毕业生吸引到师范院校来。据《光明日报》今年4月19日的ー篇报道披露,往年冷寂的北京师范学院门庭若市,前往咨询的人们络绎不绝,达万人之多。

如今的高中生不那么简单,他们的狡黠有时是颇令人头痛的。招生部门已经发现某些不正常的端倪:不少考生表面上积极报了名,暗地里却做好准备到时漏考最后ー科,这样即使他考得再好,也注定不会被录取。他们竟然把这次师范提前单独招生变成了大考前碰碰运气、适应考场气氛、练练竞技状态的一次预演!

呜呼!各家自有各家的高招。中国有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对此退避三舍,这オ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望而却步

师范院校的生源枯竭已急煞当局,殊不知,已经拢进大门来的一批师范生,还

更叫人焦心呢！

师范生的分配去向理所当然是到中小学做教师,然而,如今这在他们中几乎已被视为畏途。年年分配关头,师范生们都各“逃遁”有术,这情形我们在后文还有详笔〇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昔日师道的光彩,是何以在当代青年心目中暗淡下去的。师范生们绝不讳言这ー点。他们最可爱之处就是永远也学不会掩饰他们对一切的率真评价。

今年春天,我们在ー些中学采访时,碰巧遇到了一批正在那里实习的师范生, 有北师大的,也有师院的。他们同我们在毫无戒备心和虚伪应酬的气氛中讨论了他们将要从事的职业。自然,需隐去姓名,以免麻烦。

女生A—

“高考时我没报师范,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哭了。爸爸妈妈都在大学里教书,劝我,说女孩子当教师也算合适的。有机会再跳出来嘛。从他们身上,我多少知道ー点当老师的辛苦。现在自己站到课堂上来,ー站四十五分钟,好漫长呵!课上一席话,课下不知要反复磨多少遍。辛苦不说,有病也没法请假。来这里实习,就看到不少老师兜里揣着病假条上课。这工作就像躺在ー张橡皮筋编的网上,越坠越沉, 似乎下面是个没底的窟窿。我真不愿多想它。反正拿通知书哭了一次,毕业后我更会大哭ー场的。”

男生В——

“我中学成绩一直很好,高考没考好。校长建议我第二年再考,后来不知道哪个老师替我填报了师范。我被录取,完全不是自己的选择。这次来实习,大家都提不起劲来,还生怕干得卖カ,被指名留下。不过,中学教师的甘苦,这回真算领教了,工作哪有上下班之分?连走路都得琢磨学生怎么管、课怎么讲。干这活儿你还没法瞎对付,往学生跟前ー站,好歹是个师长,稍微讲点脸面的人,总想干好。那你就受累去吧,有多大精力都得熬干!就这么辛苦,到头来还没人念你这点儿好。所以同学们都说,要没这趟实习,不到中学来瞧瞧,明儿分配了,兴许糊里糊涂还能去干;这么ー瞧,说什么也不能去呀。”

男生С—

“社会上只有一天重视教师,那就是教师节。什么好听的话都让教师在这一天听个够,过了这时辰您就捎ー边待着去吧。当然也不光是说点好听的,还优待些其他商品,不过据说有的也是乘机推销积压物资。人心是杆秤,教师当真值几个钱, 大伙儿心里都明晰。难怪这回我来中学实习在资料室看书,听ー旁有位老师问另一位:’你怎么让那个学生报师范呀,他学习不是挺好的吗?’有回一个中学生还对我说:’我哥哥学习不怎么样,想报你们学校试试。’你们听听,这种话叫我们师范生听了,能不难受吗?不过冷静想想,人家说的都是实话,咱也别气不顺儿,靠自己哄自己过日子！”

女生D—

“今年师范提前招生,倒是挺新鲜。不过我看靠这办法想招优秀生,也难。要是师范都招些低分生,那非恶性循环不可。你越掉价儿人家越瞧不起,越招不来好的还真越掉价儿。如今弄得我们这些读师范的也自觉矮人ー截,好像比那些函大、夜大、电大还不如。老师真像ー支蜡烛,把自个儿烧没了去照亮别人,对这种必定要做出牺牲的特殊职业不采取特殊政策,谁还肯干?!不知道上面为啥算不过这笔账来。”

实习带队教师一

“我是81级师范毕业生,因此我很能理解他们此刻的心情。我毕业实习那会儿也经历过这种幻灭的痛苦。在中学见到一位女教师,四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就像六十多岁ー样苍老,她那满脸的皱纹好像告诉我,这是ー种多么销蚀生命的职业, 而且是在极其平凡琐碎的过程中被悄悄吞噬掉的。我常想,对于今天这一代人来说,教师的辛苦和清贫也许并不是最难以接受的,最可怕的是在默默无闻的消耗之后仍然得不到心灵的慰藉。许多师范生并不惧怕这职业,怕的是中学里那种狭窄的、停滞的和窒息的环境和气氛,对个性特色及创造性的可容度太小,他们很想有所作为但施展的天地很有限,幻灭之后就想走,又走不脱。这就使后来者望而却步。”

今天的教育事业,面对的就是这样ー批继承者。他们自私吗?觉悟低素质差吗?缺乏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吗?人们尽可以这样评价或责备他们。但是,你有力量改变他们吗?你的力量表现在哪里呢?难道就表现在师范招生时那慷慨激昂的动员和大张旗鼓的宣传吗?

是的,我们也很惊异。党的号召,思想动员,政治鼓动,都曾经是很有效的。它造就过一代良师,神话般地孕育过奇迹;但何以今天它会变得如此不中用,而至今仍被奉为唯一的灵丹妙药?我们甚至辨不清:究竟是时代在愚弄人,还是人仍要固执地愚弄时代?

二、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

—教书的工作为什么叫你那么醉心,醉心得连我们也想流泪?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苦吗?学校天地之小、学生管教之难、教师待遇之低,你乐的是什么呢?

—是啊,乐的什么呢?天知道。可是,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历史还记得他吗

郑怀杰还会等待那十年一次的聚会吗?倘若真有这聚会,他会流泪的。只不知这泪是欣慰还是伤感。

是的,也许只有这种聚会,才能叫人想起那段早被遗忘了的历史。三十年前, 北京市教育局长孙国梁在ー个欢送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会上说:“解放后,大批エ农子女入学,教师不够,你们的弟弟妹妹没人教。党希望你们留校教书,帮我们拉扯他们一把,凡是考上大学的,保留学籍两年。两年后,你们再去读大学,好吗?”全市三千名毕业生自愿留下了五分之一,这六百多个都是优秀生,大多已被大学录取。郑怀杰也留下了。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把北京钢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塞进了抽屉,绝没有想到这是ー个终生的诀别。两年后,各大学都来函催促留校生快去报到,他又放弃了。三年后,他亲手把ー个毕业班送进了大学,自己还舍不得走。这一年他入了党。十年后,在庆祝他们这些留校生任教十周年的宴会上,孙局长又来了,他说以后每十年都要聚会一次。那一次,郑怀杰觉得一切都得到了补偿,虽然那时并不高谈“奉献”。很奇怪,在社会上并不高喊奉献的年代里,偏偏人们奉献得极为心甘情愿。

别以为50年代的人都是“傻帽儿”,不懂上大学的要紧。起码,对于郑怀杰的父亲一留美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我国著名的鸟类学家郑作新先生来说, 儿子天经地义是该享受高等教育的。为这,他同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妻子千方百计给了儿女们ー个金色的童年和最优越的初级教育。他绝没有想到,竟是他最钟爱的长子郑怀杰,此生偏与大学无缘。ー个博士家的长子甘愿做了孩子王,这事无论在当时多么平常,今天也会变得不可思议了。倘若人生再让郑怀杰选择ー次,他会怎样呢?

这问题提得荒唐吗?不。你再听听郑怀杰后来的命运,便知道什么叫荒唐了。

他终于没能盼来第二次聚会。

来的却是整整十五年的苦难。1964年“四清”ー开始,他就被开除了党籍。罪名同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的罪名如出ー辙。他无意中曾对学生说,西方人主要吃肉蛋奶,揭发者给他加了个下联:中国人主要吃草茎籽。于是,他忽然发现愚昧是那样强大、冷酷、翻脸不认人。他原本就是为了清除愚昧オ放弃了上大学的啊, 结果愚昧反而收拾了他。他按月把党费装进ー个信封,塞在枕头下面。“文革”一来,他陷入了更深的地狱。一个星期要挨六十场批斗,真真是体无完肤了。当初让他拉扯上把的“弟弟妹妹们”,如今像牵牲ロー样拉他去游街、用三角皮带抽他跳

牛鬼蛇神舞。他跳着,心里却在想:我为什么要留下来送你们上大学呢……

然而,灾难ー过去,他还得拼命送他们上大学。他当了校长,得抓升学率。他把教师、学生、家长都请来,亲自作示范讲公开课。他摸索出ー套入学教育的新办法,给初一、高ー学生注入强大的“第一推动カ”。他还得到处去张罗钱,为了能给教师每月发点奖金、加班费,给负责学生早读的教师供应ー碗豆浆、两个油饼…… 可是,有人突然对他说:你的文凭呢?没文凭你能算知识分子吗?怎么有资格当校长呢?于是,他在五十二岁的年纪还得去奔ー张大专文凭。他当年那样轻易奉献出去的东西,如今也板着不容通融的面孔来报复他了。他原来早该是高级工程师或教授了,如今却同儿女ー辈为伍去上夜大、函授什么的。

他还保存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只是纸已发黄,那“钢铁”两个繁体字,对于现在已经习惯写简化字的大学生而言也写不倒囹了。

百叶箱的梦

睡去了,又醒来了。她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个小百叶箱洁白、亭亭玉立的轮廓。脚下是绿茵,身后是蓝天,红领巾像火苗儿在四周蹿动……

人老了,偏多梦。半个世纪的往事纷至沓来,人影离乱。华北大平原的夜空。偎在妈妈膝头数星星。“跑鬼子”。西北联大黑板上那幅中国地图,犹如雄鸡唱晓。镰刀斧头下的宣誓。炼铁炉里的火苗儿。书记大喊:“同学们快出来看苏联的人造卫星!” “书记,那不是卫星,是气象台放的高空探测仪。”“你行啊,你内行,你大学毕业!”1957年的酷夏。“朱聪颖,你和右派性质差不多,你的党籍被取消了。” “朱聪颖同志,委屈你了。不过你没正式戴过’右派’帽子,也谈不上改正了。”…… 这都是些什么呀?她厌恶地晃晃头,把它们都驱走。她只想梦见那眨巴着无穷好奇的一双双大眼睛。那些小手从后面一拽她的衣襟:“朱老师,我想参加气象组。” 她的心就酥了。她这辈子仿佛只为此而活着。

ー只挂着锈锁的百叶箱,封满尘埃。二十年前它曾是那样出名。谁不知道北京128中学的气象站?虽然很少有人知道朱聪颖这个名字。团市委总结过她的典型材料。四个城区和郊区许多地理教师听过她的讲授;儿童艺术剧院还派演员来体验过生活,回去排了话剧《小雁齐飞》。这些,人们早都忘记了。有谁还能体会得出ー个两鬓银丝的中学女教师面对ー只百叶箱时的心情呢?

她ー看到它,眼就湿润了。1957年她失去党籍之后,开始有了它。她能把大陆和海洋召唤到教室里讲给学生听,也能编歌谣让他们唱唱笑笑就记住了名山大川、城市铁路,可枯燥的气象知识学生不爱学。她想了一个妙主意,去找市少年科技馆的刘金贵老师。她俩在128中学办起了气象站。那百叶箱在草坪上ー立,孩子们全着迷了。ー百多人天天跟着她写观测日记,每个人都成了家里的气象预报员。有个叫沈人德的女孩,是沈钧儒老人的孙女,某一期的气象站长。后来她读了农大气象系。朱聪颖从此开始编织ー个金色的梦:假若在全市各中学有规划地建立一批正规的气象哨,为国家的ー项科研课题一研究“城市热岛”而长期提供数据资料,中学生和地理教师就有了一件大事可做了……但是,如今她在ー个展览会的角落里找到了气象组的展品,仿佛是一堆破烂的古董。她把它抱回家去,就像抱着ー个夭折的婴儿,ー个梦的残骸……

马卡连柯女弟子

“同学们,咱们这个班还叫初二,不叫初一。干吗非让你们留级呢!回家邻居ー问,脸往哪儿搁?不就是有些课没学会吗?咱们补上它。大伙儿别伤心,挺起胸膛来!”

刘云莲温情地看着眼前这三十六个学生。他们都是从那六个班里刷下来的, 如今全套拉着脑袋。凭她三十年的经验,她知道一次留级弄不好就会把孩子们的上进心通通摧毁。此刻他们全都站在人生的悬崖上,不拽一把就跌下去了。拽ー把呢,说不定会有奇迹。因此,她接了这个留级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它叫初二(4)班。

但这毕竟只是ー个心理安慰。要命的是你想教,他还不想学呢。

“刘老师,我不想读书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爹妈都同意了,您还管?”

“他们怎么跟你说的?”

“嗨,这还用问?如今还念什么书呀,挣钱去吧！念出来也没做买卖赚得多。” 现在的教师,求学生念书不算,还得求家长让孩子念书。社会上如今赚钱都发了狂,来钱也容易,ー个穷教书匠哪有力量同这时尚争夺孩子?但刘云莲不肯撒手。她去找家长:“你们可不能搅乱他的心思,孩子挺聪明,把他交给我,会学出息的。今后过了晚上七点不回来,准定在我家,你们就放心,我管饭,书得念!”这孩子毕业后考上了热门的北京饭店服务学校学西餐。他父亲乐得合不拢嘴,可刘云莲还惋惜地说,他直到最后还有潜力没全挖出来。

男孩子心野,她得哄着劝着擔着他们头皮念书。王俭是全班的灾星,从小就有多动症,注意力保持不了十分钟,过了就得吃药镇静。刘云莲把他领回家调教了整整一个寒假,开学后,他终于坐稳了。男生T腿有残疾,同学奚落他,爹妈嫌他累赘,他自己也没了自尊心,整日价浑闹,弄不好就被爹妈扒了衣服撵到大街上罚站。刘云莲有回真急了,赶去找家长评理:“这孩子要让你们给毁了的厂’“刘老师,您说他还有救吗?我不求别的,只求毕业拿张证书,能混个饭碗,那我就给您磕头啦!” “我也只求你们别再打他,这孩子的前程我包了!”他毕业时考得很好,虽有残疾, 终于被一家医院录用为会计……

三年后,在全区统考中,这个班总平均分达82分,及格率百分之百,居全校第一,绝大多数学生考入高中或中技。这难道不是奇迹吗?只是创造这奇迹的人,已经一身都是病了:高血压、冠心病、淋巴结核、眼底硬化。家里还有一个总得她扶着走路的半瞎的丈夫

三十六个孩子的命运是靠ー颗菩萨心肠改变的。然而,这改变需让这颗心挤出她全部的血。这也是ー种交换。一旦成交,那心便枯萎了、衰竭了,几乎都转化到那些新的生命里去了……

蹬三轮的“普希金”

，，老黄牛,,ー这个不知究竟是尊崇还是戏谑的雅号,这个凡奖赏时又要顺便朝你屁股上抽ー鞭子的挥名,名副其实地落到了他身上。领导和群众都这样喊他, 叫他哭笑不得。他就该仅仅是条“牛”吗?他的价值到底是蹬三轮的カ气还是满肚子的俄文单词呢?不错,他蹬三轮跑在公路上时真能成大段地背诵普希金的《驿站长》。

可是,俄语教师孙景珍的确在北京177中学蹬了十几年三轮。当别人都夹着讲义走向教室时,他蹬上三轮往城外去了。跑通州、跑石景山,满处去找金铸合金硅片,拉回校办エ厂来提炼黄金。黄金是真提炼出来了,可他却埋在土里没人来提炼。谁还记得他是ー个1964年大学毕业、俄语呱呱叫的中学教师?人们只知道他是总务处的孙保管、食堂里的孙采购、校办厂的“老黄牛”。十几年来,他默默承受着这命运,上面叫他干啥他就干啥,他没有想过自己个人的价值。哪里知道,妻子竟头ー个嫌起他来了。她是冲着“文化人”オ嫁给他的,怎么到头来他居然成了学校里一个打杂的エ友?再说她腰有病,发作起来疼得在床上打滚,他却没法请假。待到天黑回家,他已一身臭汗,倒头便睡,想不起来给她端杯喝药的水。她走了,给他扔下两个孩子……牛也是会哭的,哭自己在无边的土地上耕作,却没有收获的权利。

更可怜他忘不了普希金和契诃夫。每个星期天他都到书店的架子上寻找他们。俄语教学的书他照旧见一本买一本,即使进ロ图书展览会上的俄文原版教科书他也不放过,只是那六千多个单词,就像他十几年洒在公路上的汗水,一滴滴快流完了,而书店里那本四十多块钱的大辞典他摸了又摸,至今没勇气去搬它。家里还有两张嘴呢……

他到人才交流中心去过。“中小学教师除外”几个大字赫然在目。人家告诉他:有规定,中教五级、小教三级以上不准“出口”。他的嘴嚅动了几下张开了,却哑然失声:他说不清,他究竟还算不算一个教师?

十字架下的幽会

他站在北京图书馆社科阅览室门外等座号的长蛇阵里。寒酸衣着掩饰不住的学究气使他同周围的青春和时髦颇不和谐,以至让管理员动了恻隐之心,过来要他的工作证,谁知竟是ー场尴尬:“对不起,老同志。我还以为……按规定讲师以上オ给照顾的。”

刘彦成只有苦笑。虽然图书馆书架上有他的著作,他却没有领借书证的资格。布告上分明写着:“下列人员可以办证一有工程师、讲师以上职称者,市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中学教员永远摊不上这等恩宠。他多么想和哪位好心的劳模、红旗手通融通融,若有对线装的善本古籍不感兴趣者,是否将那令他垂涎的“殊遇”临时转让ー下……

他命里注定同一切幸运无缘。出身像烙在他额头的ー个罪恶的十字架,无论在部队还是大学里都受歧视。只是书香门第的熏陶,叫他即使当了教书匠也苦苦恋着古典文学,ー辈子放不下。但他必须把书教得无可挑剔之后オ敢忙里偷“闲” 去同“情人”幽会。他只好每周一碗炸酱、二十ー顿面条,星期天和寒暑假就都花在案头和“北图”的阅览室里。

他还惦着千里之外的妻儿。每每在暮色中走出图书馆,还要到电线杆上去细看“对调启事”,去那千百张字条中寻寻觅觅……

琉璃厂来了《全唐诗》,他疯了一样天不亮就去排队。总共四套,让他抢了一套,却花去月工资的大半。汗牛充栋的中国古籍他能都买吗?于是不得不抄书。上百万字的《十三经注疏》和《唐宋八大家文选》他竟都抄了几十万字。他又偏不会做省力的文章,只仗着功底深厚,专做古籍的校勘、注释和训诂。每每三五语,默默百日功,而他的名字常常只在书的序言中被提及。《〈文则〉注释》ー书,他花了两年时间查对五百条引文,有时为了一个用典的出处,得把百多卷的书搬来从头翻起,只有这时,ー个中学教员的名字オ被允许厕身于专职研究人员之列。他与人合

作的《南社》ー书,1964年就付排了,却压了十六年后オ出版。他从来不奢望,他只有苦恋

忽一日,学生家长跑来:“刘老师,电线杆子……”十八年的两地分居オ结束了〇又忽一日,北京大学中文系邮来ー纸公文:“贵校刘彦成同志原是我系1955级文学专业毕业生,学习成绩优良,有较强科研著述能力,按其实际水平本应分配至高等院校或科研单位,但由于他家庭成分不好,父亲被镇压（现证明无大问题,已在为其甄别）,又加上对反右斗争及大炼钢铁等有看法,被视为右倾,当时对他的分配不够公正……”

十字架倒了。他也老了。

当年部队里的战友,如今已有军、师级的了;当年大学里的同窗,大多也是教授、副教授了。

他算哪ー级?他还是ー个中学教员,而且是注定改变不了的。他只能默默把退休前最后几年时日熬完。那时他就解脱了。

历史嘲弄了真诚

位父母官对一代“殉道者”的思考

我是教员出身,很熟悉这ー代人。50年代一部分人考上大学没去,还有一部分人是自愿不考留下的,后来还有从大学里分配来的ー批,都是百分之百的骨干。他们在“文革”中普遍受冲击,如今头发都白了,仍然清贫。过去是磨难,他们忍辱负重;如今又眼见物欲横流,他们仍不为所动。而今中国有幸,就因这批人还在死心塌地干事业。可是,以后这种人没有了。历史不再造就他们。为什么?这是ー个巨大的苦恼。我和他们常在ー起讨论,但没结果。找不到答案的思索是最痛苦的。

现状对我们是ー个严峻的警告。中小学教师队伍不稳定、老化、后继乏人。而我们动员高中生考师范也软弱无カ,优秀的肯献身的凤毛麟角。如此恶性循环下去怎么得了?

没人再肯献身,你怪谁呢?问题就出在已经献了身的落了个什么样的结局。教师职业是神圣的,这神圣就在于甘愿吃亏。可是如果社会蔑视这种吃亏的人,神圣就消失了。做教师的许多人并不怕累和苦,也不眼红钱财。但唯有一条,他们死活摆脱不了,那就是对学生的爱。除了学生,四大皆空。他们甚至回到家里对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耐心,不愿再扮演教师这个社会角色。但无论心情多坏,ー上讲台就什么都扔掉了,就入境了。这种心态,社会上有多少人了解?需要他们的时候,都来了:有权的、有钱的、作揖的、奉承的。一旦达到目的,就不理睬了。如果社会把他们遗忘了,他们能不伤心吗?他们还剩下什么呢?

有件事叫我很感慨。北京人都知道八中有个超智儿童班,不少孩子得了华罗庚金杯奖什么的。那天开表彰大会,各级都来捧场,许多领导、专家去了,我也去了。神童们坐中间,家长和教师分坐两侧。鼓号声中,讲话者ー个接ー个,都是夸孩子们的,就是没人谈到教师。我就来了条件反射了。轮到我讲,我就几句话:“提议为右边在座的老师和今天没在座的小学教师鼓掌,最值得感谢的是他们。忘了给他们鼓掌,就是无情无义ド’下面掌声果然比先头响亮。现在体育界在国际比赛中得了金牌,奖励一直追踪到运动员的母校教师,这是明智的政策,其他战线没有这一条,许多成功者早就忘了他的启蒙人。遗忘和蔑视便引来了惩罚:神圣被亵渎了。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

三、师道的陨落

灵魂工程师的生存空间

丹心一颗蚕丝吐尽育出满园桃李

陋室两间蜡烛燃竭照亮几代新人

挽特级教师张思恭

北京八中师生

赞颂?挽唱?悲歌?还是愤词?

两间斗室,总共十八平方米住着六口人。那样低矮,伸手摸得着天花板;那样阴冷,终日不见阳光,地面渗得出水;那么简陋,冬天透风,夏天漏雨……

这就是一位教龄长达四十年的特级教师的生存空间。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十三个寒暑,终日伴随他的,是嘈杂、拥挤,是夏日的窒闷和冬夜的寒冷,以及那烟熏油呛的空气。恶劣的环境一天天损害着他的健康。他被肺气肿折磨多年,讲课时常常剧咳不止。越到晚年这折磨越凶。到死他都没能走出这破屋。

四年前他走了,死于肺癌。人们说:像张老师这样的特级教师,ー辈子没能住上新房子,让活着的人永远不好受!

他走了。身后留下了那道可怕的不等式。

那不等号连接着两个霄壤之别的值。一端是他的付出,一个硕大而辉煌的数字,所谓“桃李满天下”;另一端则是他所得到的,一个干瘪苍白的字码,抑或是ー摊灰烬的蜡泪?

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精心编织各种五彩缤纷的花环,敬献到这令人战悸的不等式的祭坛上,为它不断涂抹着新的灵光……

连张思恭的死也不能使这灵光稍许暗淡ー些。它果真还能照亮几代人吗?令人忧心!

无独有偶。

南方某大都市中,一位三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一家八口,居住面积只有二十ー平方米。他在患肝癌住院期间,昏迷中还不断哀叫“房子”。弥留之际,家人谎称已分到ー套“三室ー厅”,他オ闭上眼睛,撒手归西……

呵,空间。ー个人的肉体能需要多少空间呢?但倘若他不只是ー只肉鸡或ー条沙丁鱼,你就不能只给他ー个只能容纳躯体的空间,把他们堆着擂着。人除了肉体还有精神。精神也是需要空间,而且是比肉体更大的空间オ能成活。居移气,养移体。没有精神的空间,人的心首先被挤压。心被窒息了只剩那ー躯肉体占着空间还有何用?

教师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怎么偏偏他们自个儿的灵魂横竖没个搁置的空当儿?

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就能活得那样宽绰自如,而有的偏这般尴尬、窘迫、苦涩呢?

无限的空间呵,你既这样吝啬,让这些人的灵魂备受挤压,怎又同时幻想他们在这挤压中还亮出ー个博大的无私的宽厚的胸襟呢?

在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局基建科分房办公室,负责同志对我说:“国家和上级都很重视解决中小学教师的住房困难。但毕竟是僧多粥少。我区是全市文化密集区,学校多,教师也就多。ー百七十多所中学小学幼儿园,教职员エー万三千六百人,住房困难户共有六千七百多家,其中人均住房面积不足三平方米的两千五百户,而去年区教育局系统第二轮分房连新带旧只解决了二百多户。困难主要是两大项:资金和地皮。教育口比不得企业,清水衙门,穷家底,国家财カ又有限,拨给多少是多少。地皮就更要命了,光安置拆迁户就得赔进百分之六十多的新建房。这两年郊区地皮宽裕些,盖好了房吸引城里教师去,可城里不能放他们走呀。如今是一个萝トー个坑,都走了城里孩子谁教?因此,教师们的困难咱解决不了,有能解决的地方,又不让他们去,真是把他们活活儿憋在这里啦!”

走出办公室,我在这院里站了很久没有离去。这里正是我小学母校的旧址,如今早已面目全非。在那“大跃进”时期,我们上的都是二部制的小学,老师们仅用了相当于全日制四年的学时教会了我们六年的功课。

就在这里,我认识了远古的“有巢氏”……

也就在这里,我第一次读到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这些都让我想起了张老师、傅老师、吕老师……

只是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如今是否也排在那六千七百多家困难户的长长名单里?

蜡炬成灰的一代中坚

我从你亲人的手中接过这帔遗像,把它立在案头,就这样,在你的目光里, 我向人们讲述你的故事

马爱媛老师,我在采访中就从教育局听说你被送进医院了。他们说,你是许多接连倒下去的人当中的ー个。我很想找你谈谈,谁知竟去迟了。此刻,你从这张彩照上望着我,笑吟吟的,手里还拿着三支粉笔,可我们已经阴阳隔世。你オ四十多岁,你的最后ー张照片,看上去还那样充满活力,这是在第一个教师节那天照的,三年还没过完,怎么会呢?

听说一年前,你突然胃疼难忍。去找大夫,说是慢性胆囊炎和浅表性胃炎,可吃了药还是疼,剧痛像放射波直刺后背,逼得你要弯腰走路オ行。两个班的几何课,ー班在本校,ー班在分校,往返两三里路,挪每ー步都那么艰难。

你不是蒋筑英、罗健夫。你太普通了。你拼命想快点治好这病,ー趟趟地去哀求大夫:

“再给我检查检查行吗?疼得厉害呵……”

“疼也没办法。能查的都查过了。”

你还能说什么呢?仿佛你故意泡病号似的,而这,让你在校长和同事们关切的目光下很尴尬。又是ー节几何课,虚汗渗出衬衫,你疼得哭起来。学生们也哭:“马老师,您别讲了!”他们搬了张椅子来,让你坐着讲。你没法不服从大夫的“判决”。你无权证明自己有病。

站在四楼窗前,你真想纵身跳下去。跳吧,只需一刹那,就永远解脱了……你偏又往好处想:不是刚刚给教师作过体检?几百人拥进医院,一天工夫全都过了 “筛”,报纸上多了一条消息,大伙儿也都自觉平安。也许大夫是对的,忍ー忍就过去了。你没权利死。两个孩子还小,爱人又在重点中学,你不能撒手……可深夜疼醒了,你看着他的脸,总说:“要不是为了你们……”

也是当大夫的姐姐来了:“你去查查CT吧。”

姐姐告诉你,CT能诊断癌症,但费用昂贵。

“做CT?不行。也没必要厂’依然是冰冷的声音。

你只好自己拿钱,到姐姐的医院去做。两周后,检查结果出来:肝癌后期,已扩散,无法手术。ст成了死亡宣判者。

校长赶来了,你欠起身子说:

“您看,我是有病。这下好了。查出来就好治了。等治好了,您再给我加点课。”

你终于可以心安理得地躺下来了,只是并不知道是在生命的余光照耀下。

你说,我实在太累了,我已经把一生的劲儿都使完了。二十五年里,有十八个春秋你是在远郊区农村中学度过的。ー个星期的巴望和四五个小时的颠簸,是你回城看看孩子的代价。真的回城来,教师和主妇两副担子又把你压得喘不过气。长期的奔波劳碌、长期的睡眠不足、长期的营养欠佳、长期的负重过度……

爱人带着多少人的牵挂来看你了:他大学里的七十个同学凑了七百元,做教研员的同事们凑了三百元。不就是几个钱曾经把你挡在医院门外?他们把这一切同病相怜之慨、惋惜悲悯之情、急切希冀之愿都堆到你的床前。他们从你身上看到了自己。他们不能接受你在四十六岁的诀别。他们害怕你这么早就被推入阴曹地府。他们想拉住你……

你却终于走进去了。

那洞开的鬼门关,仿佛还在等待下ー个。

下ー个该轮到谁了呢?阳间的人都在恐惧。

他们有的老了。有的同你ー样,正届壮年却已心力交瘁,健康水平很差。西城区四千多名中学教师里,因病全休者二百三十三人,半休者二百七十二人,带病工作者二百零五人。就在最近的一次体检中,展览路ー小四十九名教师中竟查出四十六人有病,其中二十二人生了肿瘤……

15中学校长说:“我们ー百个教师中,就有六十五个病号,大多都是中年。他们长期带病教课,弄不好就晕在讲坛上,病误久了再治也难以挽回。”

有研究认为,人类寿命可望达到二百岁。

据悉,1986年北京市人口平均寿命已超过七十岁。

我从西城区教育局人事科那本厚厚的死亡教师名册上却看到:1985、1986两年该区死亡教师（包括已退休者）的平均寿命为五十几岁,其中未到退休年龄即死亡者占将近一半。

你,马老师,并未死于非命,也不是死于误诊。与其说你死于病魔,倒不如说你死于某种堂而皇之的不公平一因了你的死,我才知道了世人大约很少注意的ー样蹊跷:公费医疗的三联单是有区别的。

企业单位的,医生见了属于放胆开出大方子以求妙手回春之效。企业向国家提供利润,还利于民,天公地道。

事业单位的,若是中小学,加盖了学校医务用章,一次方子价格不得超过三元钱,医生也是无奈,他越有良心就越怕给教师看病。怪谁呢?学校不能提供利润, 它只是向孩子们注入知识,孩子们把知识带走了。孩子们是它的产品,而且还只是半成品。社会似乎不肯为这些半成品付款。这桩交换在半腰里中断了。在知识的殿堂里兑现常常是不等值的。

谁又能说这差别不公平呢?

或许只有你这样的死オ足以把不公平显示给世人,也未可知。

他,ー个北京市凤毛麟角的小学特级教师、区人大代表候选人,竟在今年 4月22日凌晨,突然挥刀砍伤妻子和女儿,然后坠楼身亡。这桩惨祸在民间不胫而走,四处流传,不久也刮到我们耳朵里,于是我们立即搁笔前去探访。从某些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口中,我们虽然只了解到ー些扑朔迷离的现象, 却也能够大致勾勒出一代蜡炬成灰者难逃苦境的极端的一例

Z老师,你躺在太平间里,已经五十多天了。你的死讯,像晴天里一个炸雷,叫人们惊骇得至今魂魄不定,至今难以置信:像你这样精明强干、通情达理的人,正在事业一帆风顺不可限量的旺火头上,怎么会突然如此惨烈地自己毁灭自己呢?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同事们说,你是ー个从来不肯认输的人。为了探索一条培养学生能力的办学路子,你敞开教室大门,欢迎大家都来听你讲课,任人评价。你要向人们证明,小学教师可以不靠演戏作假也能把课讲活。那时候,有几个人敢这样大胆?那分明是把自己暴露到大庭广众之下,直面各种挑剔和诘难,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的。听课的人从区里扩展到市里,又从市里扩展到全国,常常教室里挤不下,窗外都站满了人。你把门向全国敞开了。你越讲越自由,如入无人之境。你成功了。各地慕名拥来的人把校园变成了熙攘闹市,人们记录你的教案,整理你的课堂教学纪实,给你录像,叫你带徒弟,ー带就是十七个。你一切都不能拒绝,包括上面给你的那些荣誉一特级教师、市教育工会委员、区人大代表候选人等等。你从来没有说过这一切你已经承受不了了。在盛名和荣誉的背后,你必须靠超负荷的辛劳和比辛劳更费カ的周旋、平衡、应酬来支撑。你得恭敬地承认所有上司都是你的伯乐。你用教书博得的声望,要用处理人事关系的八面玲珑来维持。一方面是无数人来求你传经,另一方面你又得向无数人作揖。你在“两条战线”上挣扎。终于,你的精神承受不了了。

你的同事们已经说不清楚,你的精神是何时出毛病的。他们说,今年元旦后你跌了一跤就开始反常了。妻子回忆说,你常常从梦里惊醒。你告诉她,近来你好几次瞧见已经去世的姥姥和妈妈来看你。人们都把这看作玩笑。后来,你在夜里又总觉得阳台上有个人影。可周围没人意识到这是ー个可怕的征兆。你在惊恐之余照样还得天天开门讲课。生活和工作的节奏绝不会因为你的意愿而有丝毫改变。我想,你当时一定会在心底里哀求它停一下,可那是办不到的。你开始出现头疼, 做了一次ст检查,发现前额里面有瘀血,区里和学校的领导都很着急,让你休息治病。可过完寒假你又要上班,误了几天课你就像犯了多大错误似的内疚。不出ー个星期,你便越发地反常起来,以致终于无可挽回地疾速走向崩溃……

人们多么不愿意向我描述你最后的惨状呵!

你先是怀疑十几年来和你相濡以沫的妻子要谋害你,你不肯吃她给你做的饭, 不喝家里的开水。继而你又怀疑姑姑、姐姐和全家人都要谋害你。最后,你把共事多年的校长也打进了“谋害集团”。我一直想去请教精神科医生:ー个获得很多荣誉的人如此疑心被人迫害,应当怎样解释?你在家里到处搜索窃听器。你把壶里的水碱、墙上的烟油、草根、花瓣都当成“谋害证据”装进ー只书包整天背着。你还背着ー口铝锅来学校煮水喝,否则就喝自来水。你形容枯槁、神情恍惚,两手抖个不停。明白的人说你精神已经趋向分裂了,某些压根不懂得世上有精神病而只知道世人有思想问题的人,诲人不倦地天天跟你谈话做“思想工作”〇你便在这样的 “治疗”下注定在劫难逃了。可怜的是,从ー开始就没有人懂得怎样救你。人们会培养你、使用你、抬举你,享受你挣来的荣誉和当你伯乐的愉悦,却不知道你被疯魔攫住后如何把你抢出来。于是,你便在疯魔使出的巫术支配下,演了一出人间悲剧

你留给这个世界让人们去分析、总结、讨论乃至反思的东西太多了。记得加缪曾说过:“清醒的自杀,乃是承认生活是不值得的。”你临死前是疯狂的,不清醒的。但你是怎样从理智和清醒走到最后这一步来的呢?虽然这个问题如今大约是很难弄清,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弄清它了。你在活着的时候,没法把这一切痛苦向人们解释得清,最后就只有把痛苦以最强烈的方式留给人们去品味和咀嚼了。

我们依然愿意对你说一声:安息吧,Z老师。这个世界没有权カ责备你,虽然它不会隆重地安葬你,评价你。但每ー个体验到你的痛苦的人,都会把你安葬在心底的。

他从小就深信自己是一块教书的材料,却偏偏在任教二十五年后,以年过半百之身跳出了中釋。他痛苦地向我诉说着一种人生的失败感一

跳出来了,再回头看一眼,恍然如梦。下这决心很难,但有比这更难受的事,心也就横了。我自己都奇怪,干了大半辈子,临老了,竟终于忍受不了。我同教育的缘分真的就尽了吗?

我从小念私塾,读“人之初,性本善”。别人家拿钱来读,我家境苦,给先生捉鸟虫、上小市买菜,オ换得书读。那时只迷着跟先生学东西,最佩服先生,觉得当教书先生最神气。

新中国成立后オ进小学。读四年级就得做小先生,帮助老师教低年级的同学。我干得可上劲了,觉得自己就是同教书有缘分,要不,中学里怎么就爱给《辅导员》杂志写稿,大学又读了师范?可是,后来真的当了教师,而且足足干了二十五年オ明白,我原不该是这教书的命。

教师做人太难了。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都得身体カ行。我不是什么优秀教师,但我也得按最严格的做人标准要求自己,我没体罚过学生,没托学生办过一件私事,没图过学生半点好处,年年教高三,把心都掏给他们了。可到头来我落着什么了呢?学生考上大学了,家长夸孩子聪明;考不上就怨老师教得不好。你都得默默忍着。近两年,连学生也常常瞧不起老师,看到有的学生那股傲劲儿,我真受不了。可受不了又怎么着?人家毕业出去甭管干啥,都比你挣得多、比你活得舒坦、比你神气,你穷教书匠有什么了不起?

我有位邻居,过去耽误了学业,想参加自学考试拿文凭,来求我。我想咱就是教书的,诲人不倦是本分,哪能推?凡是她需要的材料我都给她找来,还把教案给她看;后来她女儿考高中、亲戚考大学,也找我,我都ーー尽心去办,不敢马虎半分。我们当教师的,在如今“学历卡死人”的时候,就怕耽误人家的前程,恨不得替他们去挣ー个。可结果呢?由于一点锅碗瓢勺之间也难免有的碰撞,她就翻脸不认人, 冷言冷语说:“你不就是个中学教师吗?有什么了不起?!”

是啊,我们是没什么了不起。可我们也不都是窝囊废,好像甭管多苦多累都是该着的、都不值得尊重。这ロ气说什么我也吞不下去。我要向他们证明,教师这ー行里是藏龙卧虎的!如果干别的,照样呱呱叫。小时候同我ー块儿练字的伙伴有的已经成名,我教了二十五年书,长进不大。一生气我就重操旧业,居然也在书法比赛中获了奖,人家就把我调出去了。

最后我就想说一句,韩愈在《杂说》中曾经讲过,世之良马若被当作一般马对待,它会连一般的马都不如。它受不了。

第二次跳龙门的人

跟在蜡炬成灰的一代背后的,是怎样的一代呢?

他们之中有些人,跨进中学任教之前,曾在那扇大铁门外犹豫彷徨;进来后,面对重重无法解决的困难,他们果然灰心,他们便另谋出路,决定想尽办法跳出这扇大铁门。如果说考大学时他们跳过一次龙门的话,那么如今又得咬紧牙关再跳它一回!

奇怪吗?难以置信吗?绝对错了吗?倘若你知道他们当初是怎样进来的,便会觉得挺顺理成章的了。

这得从师范院校的毕业分配说起。

四载虽非寒窗,却也晨读暮诵、春耕秋耘、爽言豪气、秘情私语。待ー日日挨近 “大限”,分手在即,竟纷争蜂起,乌眼鸡似的厮斗起来。同窗四年,一朝反目,争的什么?躲的什么?我在采访中偶得某师院82级ー个毕业生追记当年情景的ー篇文字,题为《生死搏斗般的毕业分配》,他说这不过是写来解闷儿的,现在让我们拣来,用在这里

那些日子,至今想起来肝儿颤！

大伙儿全都眼红了。过去烟酒不分的铁哥们儿掰啦,卿卿我我热乎了几

年的相好吹啦,平日里最革命最含蓄的主儿也赤膊上阵啦,老实疙瘩榆木脑袋

三脚踹不出个屁来的也都鬼了精了伶牙俐齿啦!全系ー百来人有一百多个肚子,ー百多个肚子里有一千多条蛔虫,但九九归一都打着ー个主意:想法把别人踹到中学去,自个儿逃出来。

其实能逃出去几个? “暗度陈仓”只有两条栈道:考研究生和留校。前ー

条道,崎岖小径,蹦不过几个去,绝大多数只有望其项背的分儿。留校属于第

ー轮争夺战,全系经过一番厮杀,十几个获胜者几乎清一色是党员,败阵众辈愤愤然呼之为“分配先锋队”。

第二轮争夺更加较劲儿。大鱼跑了捞虾米。掐不着头茬嫩尖掐二茬。横竖是当孩子王,留城总比到农村教书强百倍。老蔦儿这小子早就算计到这ー着。自打入学第一天起,就宣布爹妈双双有病,身边离不了端茶倒水的,天天骑车从西到东横跨北京城回家去住。四年过去了,他没沾过宿舍的床。到这节骨眼儿上,他乐了。ー米八的大小伙子成了全班无可争议的“困难户”,第ー个确定留城。

蝴蝴儿和黑蹦筋上下铺睡了四年,吃饭都不分饭票,也算得上“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ー语千金重”。冷不丁传出ー个信儿,他俩得有一个分到郊区,顿时像劈过来ー斧子。黑蹦筋跺脚搬出去了。蝴蝴儿不吭不哈,悄悄往班主任那儿递上ー张证明:本人从小跟姥姥过,最近姥姥遭了车祸,需要留城照顾。黑蹦筋傻了,又蹦又骂。

老蔦儿和蝴蝴儿的招数,令大伙儿叫悔不迭。ー时间,父亲病危、母亲癌症、奶奶骨折、爷爷半瘫,纷纷“报警”。俗话说:锣鼓长了没好戏,戳破了影戏人儿这层纸。大伙儿全都瞎忙ーー班主任锁上家门走亲戚去了。

架不住还有更绝的。大菊子突然宣布爹妈离婚,她和弟弟各归一方,成了独生子女,轻而易举便把本来有条件留城的胖妞挤到郊区。胖妞哭成泪人儿。女生私下议论:不知离婚是真是假?

反正已经是鸡毛韭菜难辨,大伙儿都哄吧。忽传出婚配者也可照顾,于是学校旁边的街道办事处热闹非凡,大伙儿饥不择食地拽ー个挎着胳膊就去排队登记。独生子歪猴儿趁火打劫,把垂涎已久的假西施从秀才手里抢了过来。假西施全校闻名的美人儿,此刻也泪洒相思地,扔下颇有オ气定情多年的秀才去了。谁让他爹妈在郊区呢!

乱哄哄半年过去了。每个人学到的东西都比书本上多。末了作鸟兽散。

据西城区教育局对高考改革后四年内分来的大学生的情况调查,来自二十所大专院校的三百八十多人中,不安心工作的占百分之十三,调出教育口的已达四分之一。西城区五年里分来的大学生已走了近三分之一,东城区也走了近四分之一。这些弃教而去者二次跳龙门一般都是四部曲:先是好好十,争考研究生;不让考就泡病号、磨洋工;泡不过就到课堂上瞎讲乱吹,跟学生逗闷子玩;再不行就十脆不辞而别了。

有一位我们的同行,在某专业报做副刊部主任,就是一年多前从丰台某中学不辞而别的。谈起此事,他便感慨万端:

“我是通过考试招聘到这里来的,没走后门。别人考取了都能录取,就因为我是中学教师,学校卡住不放,只好不辞而别。我是在期末走的,没耽误学生的功课。和我ー块儿分来的大学生,已经有四个人这样做了,都被学校除了名。

“刚分到中学时,心里窝火,但并不厌恶。这个学校生源素质差,能考上大学的很少。教师也是颠来倒去折腾一本教材,给自己和学生的发挥余地都不大,因此做教师混日子并不难。我教过语文、历史,也教过外语,让我教啥都能对付。可干了两年多,我就觉得好像站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过来个零件车它一刀就行,都能及格就算完成任务。一有这感觉,就干不下去了。想着ー辈子要耗在这上头,非常害怕,于是拼命想跳出来,可又走不脱。

“最初没意识到会被除名的。知道了,心里挺难受,但想想人ー生能干事的岁月就那么二十年,也值得。我为了找到自己喜爱的新闻工作,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档案至今还在街道上。”

那些分到郊区去的师范生,是这一代里境遇最差因而也折腾得最厉害的。我有一个朋友,是他们中的幸运者。他在城里不断接到那班同学的新消息,听说我写教师,每每当作谈资来同我消遣一番:

“今儿见老程那小子了,他说他前一段接连考了中国青年报社、北京青年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日报社等好几家新闻单位,屡考屡中,学校愣是不放。他说他都快急疯了。

“听他说,王毅这家伙敢干,干脆辞职啦。回城里到处给人代课去;找不到代课的,他就上火车站扛大个儿,赚了钱满处旅游去,真滋润。前阵子风靡漂流,他还上长江漂流队报名去,人家嫌他是散兵游勇,不要。

“刘海那两口子回不来,天天在家里打架。今天男的找书记,明天女的找校长。头头儿们受不了轮番折腾,让刘海立张字据,放他老婆回城了。女的前脚刚走,刘海就四处活动,据说花了不少钱,也回来啦!

“李维那小子更绝。别人就敢弄张医院证明:粉尘过敏、慢性咽炎、站立性骨关节炎等等去磨缠领导。他不。他四处游说,八方活动,也不知使的什么迷魂阵,让学校党支部闹起矛盾来。这倒好,不用他费劲,人家作揖请他走。怕别处不肯接收,还给他鉴定上天花乱坠一通美言,好歹把他撵回城来了。

“剩下就苦了那些没路子不会折腾的主儿,在那里苦熬。心里窝火没处泄,备不住出事。分到矿区中学的老周,平时就好摆弄拳脚,有回在长途汽车上遇上几个流氓滋事,看不过去,ー时性起用水果刀捅死了一个,判了死缓,发配新疆,最近听说他去那儿给劳改犯教书呢。

“也有逼急了搞曲线回城的,壮胆支援西北,两年后重返北京。我们班女生方玲玩儿更悬的,凭着一嘴日语,不知怎么挂上个日本留学生,要他领出去留学。那日本人八成是’正想瞌睡塞过来ー个枕头’,满嘴答应。谁知一回国就杳无音信了,倒给她撇下了一个混血儿。

“反正呀,跳出来的哪个都比过去混得好。有当处长的、报社副主编的;有做经理常去香港溜溜的;也有成万元户的;还有写小说的、搞书法的、大学教书的、出国留学的,等等。我们那会儿ー共毕业ー百七十多人,掐指算算,如今还留在中学的, 也就只剩七八十人了。”

不下“金蛋”的母鸡及其饥饿

1984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题为《值得忧虑的ー个现象》的读者来信,作者是山东益都二中教师刘沂生。信中写道:

“这几年来,最艰巨的任务是动员学生报考农、林、水、矿及师范院校。说实在的,学生的志愿是衡量广大群众好恶以及哪些行业得到人们尊重的ー杆秤,而且是ー杆相当灵敏、相当准确的秤……师范院校的招生名额,几乎占总招生名额的ー半,而第一志愿报考的人数却是零。这个现象能不使人感到忧虑吗?它说明,教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并没有真正提高。”

这封信竟立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重大反响。几乎就在第三天,9月4日,中央领导做了重要批示。

三个多月后,新华通讯社发出通稿一

“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在接受本社记者访问的时候非常高兴地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在关怀和研究教师的问题,教师工作将逐步成为社会最使人羡慕的职业之一!’”

这则新闻第一次向全国披露了中央领导9月4日批示后三个多月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的落实措施,其主要内容,《人民日报》以醒目的黑体字赫然标在题头:

工资:明年元旦开始给中小学教师以较大增加住房:地方为主国家补助筹集中小学住房资金地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敬教师风尚在形成这,可以说是自1957年知识分子逐步沦入“臭老九”境地以来,也是拨乱反正以来令中小学教师最兴奋也最具有实质性的一次福音。他们等了它已经快三十年了。

这福音自然带来希望,带来鼓舞。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这福音的真正实现谈何容易!国家财政困难,急需用钱的地方很多,还有一个照顾左邻右舍的平衡问题……他们当然也都知道。

“眼下呀,中小学教师究竟算不算知识分子,还悬哪!”她带着ー丝苦笑对我们说。她是某师范大学专门研究教育科学的专家。她自己在五十年代为普通教育而牺牲了上大学的机会。

“理论上是非常尊重的,但一具体到现实里,中学教师中无大学学历者,不承认你是知识分子;小学教师就更有争议了。这对他们是ー个很大的打击。全国人代会对此呼吁也很强烈。现在要我们搞《教师法（草案）》,就碰到ー个怎么计算和估量教师劳动价值的问题。它究竟是简单的重复性劳动,还是复杂的创造性劳动? 从一方面看,教师翻来覆去老教一本书,久而久之就成了教书匠;但从另一方面看, 教无定法,再好的教材没有教师也白费,全靠教师的教学艺术才能转化为学生的能カ。教师的劳动凝结、物化在学生的能力当中,长期处于ー种潜在形态;而当这些学生一批又一批成为工人、农民、医生、工程师、作家、科学家以后并大量创造财富时,教师的劳动同这些具有社会现实价值的成果已经离得很远,隔了一层。有人计算,ー个工程师和科学家一生所用的知识总量中,在学校教育中获得的仅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教师只有借助他人的成果才能实现其价值。那么,教师劳动的这种特殊性,社会是否应当承认?教师应不应该特殊ー些?我们认为应该特殊,应该理直气壮地呼吁特殊政策,比如工资高ー级、实行补贴、给予特殊评价和称号等等。可是,这样ー来,社会其他职业就有意见,医生、清道夫、售货员,谁不特殊?谁不艰苦?谁贡献不大?社会就害怕失去平衡,于是只好牺牲教师的利益。而这样ー来, 势必又会导致教师的积极性受挫伤。为了维持局面,学校就得向社会搞’利益均沾’,一手抓分、一手抓钱,甚至利用家长的关系谋点好处,把教育这崇高的东西亵渎了。教师难以维持自己的职业道德,是ー个很深刻的悲剧。他们说:’班主任津贴只有八块钱,日均一个学生七厘,管ー个学生还不如去看ー辆自行车,我情愿每月倒找你ハ块钱也不当这个孩子王‘厂’

教育是只母鸡。这个概念似乎来自日本。那岛国在二次大战后的绝境中仍未忽视中小学普通教育,这在后来的经济起飞中产生了他们称之为“金蛋作用”的

奇迹。

母鸡出毛病了便下不了金蛋。

中国的母鸡究竟得了什么病?我们说不清。不过有一点是明显的,缸里米不多,人还不够吃,舍不得喂它,只弄些谷糠对付它,自然没蛋。

关于教育落后与财政困难这对两难命题,太复杂,我们无カ探究,只是从ー些公开发表的材料中,仿佛意会到这只母鸡原本是能多吃到几粒米的。

有位权威人士几年前曾发表过这样的谈话:由于我们过去三十年来教育和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欠账太多,越穷办教育越少,教育办得越少就越穷。只有全党和全社会重视和支持教育,才能把这种恶性循环逐步转为良性循环。欠账欠多少?现在中央对教育和经济的关系这些规律认识比较明确。小平同志讲,实现“四化”,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但这个精神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识、理解、接受。往往安排计划,总是先考虑工程,剩下多少钱,再给教育;往往一遇到灾荒和困难, 首先拿教育经费来救灾。本人说:现在的教育,就是十年后的エ业。我们是倒过来。我们还没有真正把教育摆在优先地位。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エ资太低,斯文扫地啊!世界银行派代表团来考察对中国的贷款,他们不能理解:你们这么低的エ资怎么能办好教育?可是我们同人家谈判时,最初提的各个项目,没有教育方面的。人家说:你们怎么不提教育?人的资源开发是最重要的。后来人家把教育摆在优先援助地位,列为第一个项目。我们要等人家来给我们上课。

其实,母鸡早就饿得等不及了。

它自己到处啄米,也不管谁高兴不高兴。

我们忽然联想到ー个久违的名词:曲线。

“曲线救国”,自是早已臭名昭著。

如今,教育却在“曲线”救自己。竟有效益。

北京第八中学里升起一群耀眼的童星:

杨植滨,从80年代起开始观测、收集哈雷彗星资料,写成一篇颇得天文学家好评的论文;

徐菁,这女孩独自翻译了四万字的《三十九级台阶》;

马跃,设计绘制了二十三张名为“希望之星”的奥运村系列设计图；

蔡轶春,初一女生,1986年全国青少年华罗庚金杯赛北京市一等奖获得者;

李兵,小伙子在市化学协会上宣读了两篇化学论文并进行了答辩；

严谨,绘画作品在国际上获中国奥林匹克奖；李昊,这个少儿班的小男孩夺走了 1986年计算机竞赛一等奖……

可谁能相信,这些“神童”居然都产生在同一所中学里呢?

但,这是事实。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便是校长陶祖伟有个“财神爷” 〇这“财神爷”并不是哪位财政局长,而是他那个年利润达四十七万元（学校实得二十万元）的校办エ厂。靠这笔钱,他可以给班主任十八元津贴,陪早读的再加七八元早点费;任课教师另有课时补贴、教案补贴、超工作量补贴、实验或作业补贴,等等;他还用这笔钱促使教师多办各种课外小组,每带ー个小组活动ー次,他付给二至五元报酬。于是,这所中学竟有八门选修课:生物医学、形式逻辑、美学基础、古诗词选讲、自然科学方法论、高级英语、初级日语、近代生物学概论,还有管理学、电子琴、京剧昆曲、书法、图画等五十多个活动小组。

兴旺如此,陶校长仍有神通不逮之处:住房。他们几个领导常揣些钱,到“拥挤户”家里去转转,退出门来,当场核计,塞几张“大团结”给寒舍中的教师,虽不济事,也是一点安慰,每每令老师热泪盈眶。他还忍痛把学校操场割让出ー半,给教育局盖周转房,盼着分点房子。

别人都很羡慕ハ中,可陶校长对我们说:

“我不过是在自己カ所能及的范围内挣扎。”

三里河小学校长邢佩芸!977年来这个学校当家时,差点儿没落到武训的境地,她四处化缘磕头,算她交上好运,从科学院弄来ー批本钱,办了一所工厂,每年也有十五万元的进项。老师们第一回领到大把票子,竟全校都扯儿带女奔百货大楼去了,她看着差点儿哭出来。有个老教师得了癌症,注射ー种外国进ロ的针还能维持,但要一百多元一支,过去想都不敢想,她叫医院尽管用,让他多活了一个礼拜,オ算觉得没有愧对他。为了这,她又想到活着的,花八万块搞了一个食堂,中午包伙,一人两个菜。她还给退休了的每人订了半斤奶。邢佩芸赚到了一点钱,就仿佛拼命要用这钱向老师们赎回什么来。她是替谁去赎呢?

五年级语文课里,讲到宜兴ー处名胜,又触痛了邢佩芸那根筋:老师整天给学生讲名山大川,自己却ー辈子没见过,没见过大海,没见过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于是,年年暑假里她领着老师们去青岛、承德、北戴河。她还跟校办エ厂厂长王英伟商量:要让老师们坐一回飞机。

末了,她激动地向我们喊道:

“’四化’需要教师,教师需要什么?如果我们不仅在口头上高喊教师光荣,而且在对教师队伍的思想业务素质实行高要求的同时,在生活福利上也能给予切实

保证,高工资、高报酬,那谁还能瞧不起这一行!”

丰台。北京12中。五层实验大楼。

门厅正中是ー个微型喷水池。几盆黄洋和天冬草,伴着一池澄澈的清水。满壁淡黄色的暖调子,纤尘不染,恬静安谧。头三层全部为物理、化学和生物教学配置的多种实验室、仪器室、准备室、供应室和标本室。四层里是外语视听室、语音室和一个演播控制室。五楼里是美术馆、电脑馆、阅览室和图书资料库,拥有五百种杂志和ー百张座位。顶楼平台还有一座天文馆……

80年代了,一座五层楼有何稀罕?可也许我们看熟了中学那种破桌旧椅、四壁斑驳的景况,竟觉得这楼犹如宫殿一般辉煌。能考上这所中学的孩子,多有福气!如今它的高考升学率虽也是全市数得着的,但谁能相信它在1978年以前还是一所非重点里中等偏下的“收底儿”中学?

它的发迹,最初也是靠同教育风马牛不相及的塑料制品和参茸药材加工,经历了任何一所校办エ厂都走过的产、供、销的磨难历程,最后竟有每年纯利百万元以上的赚头,像人参鹿茸似的源源灌进往昔干瘪羸弱的肌体,没几年便丰腴红润、容光焕发了。再加上社会的资助,它几乎一年盖一座楼,五层学生宿舍楼、三层生活服务楼、实验楼,又为教师买了几十套单元宿舍,每年还拿得出千儿八百奖学金,颇有点财大气粗哩。

“我还要盖个体育馆呢,ー层是游泳池,二层是健身房,投资三百五十万元。” 管行政的副校长赵新华对我们透露说,“这些年我昏天黑地地跑产供销,一个个钢働儿往里挣;又抓基建、跑材料,同施工队磨嘴皮子,ー个个钢働儿往回抠,仗着还年轻,一天只睡几个小时。不过,我是师范出身,大学里学中文的。如今干的全是同教书不沾边儿的营生。再过若干年,如果教育走上正轨了,我大概就得失业啦。”

他忽然有点黯然神伤。

我们却还沉浸在他的事业的耀眼光彩中,仿佛看到了教育自救的一缕微明的希望之光……

然而,这希望之光并不能普照天下,而且对ー些学校来说,也许只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

有关教育领导部门郑重向我们阐明:校办工厂虽然解决问题,但终非长策。学校的社会职能毕竟不能同时兼顾教育和生产两项,社会也不能要求它这样做。ー手抓分,一手抓钱是出于无奈,它怎能不影响教学?况且,并不是所有中小学都能抓得来钱的。成功的只是少数。现在已经有政策规定,不允许占用教学设施办其他事情了。

这也很有道理。

然而,母鸡的饲料问题究竟何以解决?

尾声报复将在何时?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惊,由此引发了一场教育大改革。国会组织的以哈佛大学校长康南特为首的委员会在对美国教育质量进行调查后发现,美国中学生的数理化和外语水平低于苏联。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说:如果掉以轻心,美国跟苏联军备竞赛的成败,将不取决于洲际导弹的多少,而取决于中小学教师和实验室的多少。第二年,美国国会即通过了一项国防教育法案,用联邦政府拨款的形式促进教育改革。

1962年的日本文部省发表的教育白皮书声称:1905年到1960年间,日本用于人的资源开发投资,比物的开发投资多十六倍。这使得他们在战后只用了大约六十亿美元引进上万种新的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很快便超过了美国和西欧。然而在国内,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导致工业部门同教育争夺人才,教师出现“外流”。于是在!979年,日本国会第27届会议通过了著名的《确保人オ法》,以法律形式确定: 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要高于一般国家公务人员。

世界的此强彼弱,武力的消长,贸易的角逐,科学技术的较量,最终都归结为ー个教育的竞争ーー这是历史的结论。

近二百年来,富国越富,穷国越穷。而在穷国,以珍贵的有限财カ,无论是用于发展エ业,还是用于教育;是用在培养少数英才人物上,还是用在扫盲和普通教育上,在今天都是ー个难以抉择的问题。

中国还背着ー个比任何国家都要沉重的包袱:人口压カ。它可能将导致文盲大军波及几代人。就在今天,全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文盲或半文盲,而美国每四个人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

这且不论,新的技术革命浪潮还正在无情地把一大批人重新变成文盲或半文盲。

今天,当我们还必须同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愚昧做斗争的时候,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已经走向在历史上第一次为ー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了。

历史仿佛遗忘了我们。

可这个星球无法遗忘我们。

“那些正在走向知识和力量的顶峰的国家,怎能不对这个行星上还有愚昧的ー大片区域感到担心,甚至苦恼呢?”

在地球这艘被悲观的西方人称为“拥挤、危险的宇航船”上,再过几十年、几百年,我们民族将是一个怎样的境遇呢?

无论我们的忧虑还是人家的忧虑都在折磨整个人类。

我们曾经是优秀的,因为我们曾经很神圣。

呵,古老的神圣,你还能再传递我们ー程吗?

（原载《天津文学》1987年第9期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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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7.三门李轶闻==
-三门李逸闻
+三门李轶闻
 乔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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