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Xun Complete Works/zh-ja/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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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Xun (鲁迅, Lǔ Xùn, 1881–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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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原文）

日本語

【总目录】 鲁迅全集•第一卷 鲁迅全集•第二卷 鲁迅全集•第三卷 鲁迅全集•第四卷 鲁迅全集•第五卷 鲁迅全集•第六卷 鲁迅全集•第七卷 鲁迅全集•第八卷 鲁迅全集•第九卷 鲁迅全集•第十卷 鲁迅全集•第十一卷 鲁迅全集•第十二卷 鲁迅全集•第十三卷 鲁迅全集•第十四卷 鲁迅全集•第十五卷 鲁迅全集•第十六卷 鲁迅全集•第十七卷 鲁迅全集•第十八卷 鲁迅全集•第十九卷 鲁迅全集•第二十卷 【一九三○年】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一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圆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Proletary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Chemie译作“舍密学”，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ABCD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 呀！──《搬家》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 “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三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象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含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文和托罗兹基的半部《文学与革命》，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生”，译文定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一下子，寻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高文，结论是并无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什么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斯”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说地体运动，达尔文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误。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一级去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这是还没有人“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一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生所说，“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但可还有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无产者”呢？自然还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地位，无产的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艺学术”。 自此以后，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四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力，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不同。文学不藉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爽快”了罢。 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因为“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象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但这好象“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五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象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然而世间纸张还多，每一文社的人数却少，志大力薄，写不完所有的纸张，于是一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扫荡异类的批评家，看见别人来涂写纸张了，便喟然兴叹，不胜其摇头顿足之苦。上海的《申报》上，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Z先生，曾往日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人。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比原文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见《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示。不过梁先生还举出书名和坏处，蒋先生却只嫣然一笑，扫荡无余，真是普遍得远了。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不仅自骂一声“混蛋”就算尽了革命文学家的责任。 然而现在呢，这些东西，梁实秋先生是不译的，称人为“阿狗阿猫”的伟人也不译，学过俄文的蒋先生原是最为适宜的了，可惜养病之后，只出了一本《一周间》，而日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像蒋先生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等着”了。 六 我在开头曾有“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这些话，到这里还应该简短地补充几句，就作为本篇的收场。 《新月》一出世，就主张“严正态度”，但于骂人者则骂之，讥人者则讥之。这并不错，正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然也是一种“报复”，而非为了自己。到二卷六、七号合本的广告上，还说“我们都保持‘容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喜欢稳健的合乎理性的学说”。上两句也不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和开初仍然一贯。然而从这条大路走下去，一定要遇到“以暴力抗暴力”，这和新月社诸君所喜欢的“稳健”也不能相容了。 这一回，新月社的“自由言论”遭了压迫，照老办法，是必须对于压迫者，也加以压迫的，但《新月》上所显现的反应，却是一篇《告压迫言论自由者》，先引对方的党义，次引外国的法律，终引东西史例，以见凡压迫自由者，往往臻于灭亡：是一番替对方设想的警告。 所以，新月社的“严正态度”，“以眼还眼”法，归根结蒂，是专施之力量相类，或力量较小的人的，倘给有力者打肿了眼，就要破例，只举手掩住自己的脸，叫一声“小心你自己的眼睛！” 【习惯与改革】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象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阴历，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便是这意思。书中的主角，究竟上过前线，当过哨兵，（虽然连放枪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单是抱膝哀歌，握笔愤叹的文豪们来，实在也切实得远了。倘若要现在的战士都是意识正确，而且坚于钢铁之战士，不但是乌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来在《申报》上，却看见了更严厉，更彻底的批评，因是书中的主角的从军，动机是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满。《申报》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动革命的报纸，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称似的，我在这里要指出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来，使那批评的灵魂和报纸的躯壳正相适合。 其一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能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厉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餮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哂。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爽快。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这种史例，是也应该献给一碰小钉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东窜东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样“革命文学家”的。 其一，我还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他现为批评家而说话的时候，就随便捞到一种东西以驳诘相反的东西。要驳互助说时用争存说，驳争存说时用互助说；反对和平论时用阶级争斗说，反对斗争时就主张人类之爱。论敌是唯心论者呢，他的立场是唯物论，待到和唯物论者相辩难，他却又化为唯心论者了。要之，是用英尺来量俄里，又用法尺来量密达，而发见无一相合的人。因为别的一切，无一相合，于是永远觉得自己是“允执厥中”，永远得到自己满足。从这些人们的批评的指示，则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总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烦难了，至于做革命家，那当然更不必说。 《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这就是进步，拔步飞跑，望尘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踪而往呢，就看见他跑进“乐群书店”中。 张资平氏先前是三角恋爱小说作家，并且看见女的性欲，比男人还要熬不住，她来找男人，贱人呀贱人，该吃苦。这自然不是无产阶级小说。但作者一转方向，则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何况神仙的遗蜕呢，《张资平全集》还应该看的。这是收获呀，你明白了没有？ 还有收获哩。《申报》报告，今年的大夏学生，敬请“为青年所崇拜的张资平先生”去教“小说学”了。中国老例，英文先生是一定会教外国史的，国文先生是一定会教伦理学的，何况小说先生，当然满肚子小说学。要不然，他做得出来吗？我们能保得定荷马没有“史诗作法”，沙士比亚没有“戏剧学概论”吗？ 呜呼，听讲的门徒是有福了，从此会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恋爱，你想女人吗，不料女人的性欲冲动比你还要强，自己跑来了。朋友，等着罢。但最可怜的是不在上海，只好遥遥“崇拜”，难以身列门墙的青年，竟不能恭听这伟大的“小说学”。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遥献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 那就是── （二月二十二日。）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有许多事情，有人在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不必再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并且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现在，我说一说我们今后应注意的几点。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它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学上的战争是有的，但那范围实在太小，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旧派的人倒能够闲舒地在旁边观战。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关于这点，我可带便地说一件事。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斯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进学”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藉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象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象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我们要批评家】 看大概的情形（我们这里得不到确凿的统计），从去年以来，挂着“革命的”的招牌的创作小说的读者已经减少，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最初，青年的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以为读了“革命的”创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会，都可以得救，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那结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象要呕吐。 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 然而，大部分是因为市场的需要，社会科学的译著又蜂起云涌了，较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杂陈在书摊上，开始寻求正确的知识的读者们已经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评家不开口，类似批评家之流便趁势一笔抹杀：“阿狗阿猫”。 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这些团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 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台静农的《地之子》，叶永蓁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可惜我们的有名的批评家，梁实秋先生还在和陈西滢相呼应，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怀念了创造社过去的光荣之后，摇身一变而成为“石厚生”，接着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钱杏邨先生近来又只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每一个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在这样忙碌或萧闲的战场，便都被“打发”或默杀了。 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凋谢的，所以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 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好政府主义】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了，但他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收受了俄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他所见的杂感的罪状夸大了。 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 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 倘这医生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即使并不根据什么主义，也会生出杂感来的。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 （一九三○年四月十七日。）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象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象“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晨报》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也就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加下贱了。 我还记得，“国共合作”时代，通信和演说，称赞苏联，是极时髦的，现在可不同了，报章所载，则电杆上写字和“××党”，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劲，那么，为将自己的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 （一九三○年四月十九日。） 【“进化和退化”小引】 这是译者从十年来所译的将近百篇的文字中，选出不很专门，大家可看之作，集在一处，希望流传较广的本子。一以见最近的进化学说的情形，二以见中国人将来的运命。 进化学说之于中国，输入是颇早的，远在严复的译述赫胥黎《天演论》。但终于也不过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欧洲大战时代，又大为论客所误解，到了现在，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了。其间学说几经迁流，兑佛黎斯的突变说兴而又衰，兰麻克的环境说废而复振，我们生息于自然中，而于此等自然大法的研究，大抵未尝加意。此书首尾的各两篇，即由新兰麻克主义立论，可以窥见大概，略弥缺憾的。 但最要紧的是末两篇。沙漠之逐渐南徙，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可以解中国古史难以探索的原因，可以破中国人最能耐苦的谬说，还不过是副次的收获罢了。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倘这事能为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所记忆，那么，这书所得的酬报，也就非常之大了。 然而自然科学的范围，所说就到这里为止，那给与的解答，也只是治水和造林。这是一看好象极简单、容易的事，其实却并不如此的。我可以引史沫得列女士在《中国乡村生活断片》中的两段话作证── “她（使女）说，明天她要到南苑去运动狱吏释放她的亲属。这人，同六十个别的乡人，男女都有，在三月以前被捕和收监，因为当别的生活资料都没有了以后，他们曾经砍过树枝或剥过树皮。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捣乱，因为他们可以卖掉木头来买粮食。”…… “南苑的人民，没有收成，没有粮食，没有工做，就让有这两亩田又有什么用处？……一遇到些少的扰乱，就把整千的人投到灾民的队伍里去。……南苑在那时（军阀混战时）除了树木之外什么都没有了，当乡民一对着树木动手的时候，警察就把他们捉住并且监禁起来。”（《萌芽月刊》五期一七七页。） 所以这样的树木保护法，结果是增加剥树皮，掘草根的人民，反而促进沙漠的出现。但这书以自然科学为范围，所以没有顾及了。接着这自然科学所论的事实之后，更进一步地来加以解决的，则有社会科学在。 （一九三○年五月五日）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 ──夜记之五 从去年以来一年半之间，凡有对于我们的所谓批评文字中，最使我觉得气闷的滑稽的，是常燕生先生在一种月刊叫作《长夜》的上面，摆出公正脸孔，说我的作品至少还有十年生命的话。记得前几年，《狂飚》停刊时，同时这位常燕生先生也曾有文章发表，大意说《狂飚》攻击鲁迅，现在书店不愿出版了，安知（！）不是鲁迅运动了书店老板，加以迫害？于是接着大大地颂扬北洋军阀度量之宽宏。我还有些记性，所以在这回的公正脸孔上，仍然隐隐看见刺着那一篇锻炼文字；一面又想起陈源教授的批评法：先举一些美点，以显示其公平，然而接着是许多大罪状──由公平的衡量而得的大罪状。将功折罪，归根结蒂，终于是“学匪”，理应枭首挂在“正人君子”的旗下示众。所以我的经验是：毁或无妨，誉倒可怕，有时候是极其“汲汲乎殆哉”的。更何况这位常燕生先生满身五色旗气味，即令真心许我以作品的不灭，在我也好象宣统皇帝忽然龙心大悦，钦许我死后谥为“文忠”一般。于满肚气闷中的滑稽之余，仍只好诚惶诚恐，特别脱帽鞠躬，敬谢不敏之至了。 但在同是《长夜》的另一本上，有一篇刘大杰先生的文章──这些文章，似乎《中国的文艺论战》上都未收载──我却很感激的读毕了，这或者就因为正如作者所说，和我素不相知，并无私人恩怨，夹杂其间的缘故。然而尤使我觉得有益的，是作者替我设法，以为在这样四面围剿之中，不如放下刀笔，暂且出洋；并且给我忠告，说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史上留下几张白纸，也并无什么紧要。在仅仅一个人的生活史上，有了几张白纸，或者全本都是白纸，或者竟全本涂成黑纸，地球也决不会因此炸裂，我是早知道的。这回意外地所得的益处，是三十年来，若有所悟，而还是说不出简明扼要的纲领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方法，因此恍然抓住了辔头了。 其口诀曰：要做古文，做好人，必须做了一通，仍旧等于一张的白纸。 从前教我们作文的先生，并不传授什么《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但偶然之间，也会不知怎么一来──真是“偶然之间”而且“不知怎么一来”，──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涂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处所多起来了。于是学生满心欢喜，就照这样──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过是“照这样”──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后，先生就不再删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书有笔，不蔓不枝”之类，到这时候，即可以算作“通”。──自然，请高等批评家梁实秋先生来说，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从俗。 这一类文章，立意当然要清楚的，什么意见，倒在其次。譬如说，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罢，从正面说，发挥“其器不利，则工事不善”固可，即从反面说，偏以为“工以技为先，技不纯，则器虽利，而事亦不善”也无不可。就是关于皇帝的事，说“天皇圣明，臣罪当诛”固可，即说皇帝不好，一刀杀掉也无不可的，因为我们的孟夫子有言在先，“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现在我们圣人之徒，也正是这一个意思儿。但总之，要从头到底，一层一层说下去，弄得明明白白，还是天皇圣明呢，还是一刀杀掉，或者如果都不赞成，那也可以临末声明：“虽穷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为已甚，窃以为放诸四裔可矣”的，这样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为然，因为“中庸”也是我们古圣贤的教训。 然而，以上是清朝末年的话，如果在清朝初年，倘有什么人去一告密，那可会“灭族”也说不定的，连主张“放诸四裔”也不行，这时他不和你来谈什么孟子孔子了。现在革命方才成功，情形大概也和清朝开国之初相仿。（不完） 这是《夜记》之五的小半篇。《夜记》这东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留为一集的，那年就发表了两篇。到得上海，有感于屠戮之凶，又做了一篇半，题为《虐杀》，先讲些日本幕府的磔杀耶教徒，俄国皇帝的酷待革命党之类的事。但不久就遇到了大骂人道主义的风潮，我也就借此偷懒。不再写下去，现在连稿子也不见了。 到得前年，柔石要到一个书店去做杂志的编辑，来托我做点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这一夜我就又想到做《夜记》，立了这样的题目。大意是想说，中国的作文和做人，都要古已有之，但不可直钞整篇，而须东拉西扯，补缀得看不出缝，这才算是上上大吉。所以做了一大通，还是等于没有做，而批评者则谓之好文章或好人。社会上的一切，什么也没有进步的病根就在此。当夜没有做完，睡觉去了。第二天柔石来访，将写下来的给他看，他皱皱眉头，以为说得太噜苏一点，且怕过占了篇幅。于是我就约他另译一篇短文，将这放下了。 现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经一年有余了，偶然从乱纸里检出这稿子来，真不胜其悲痛。我想将全文补完，而终于做不到，刚要下笔，又立刻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所谓“人琴俱亡”者，大约也就是这模样的罢。现在只将这半篇附录在这里，以作柔石的记念。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之夜，记。 【由聋而哑                                                                                                                                                                                         洛文　　】 医生告诉我们：有许多哑子，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只因为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就以为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他自然也只好呜呜哑哑了。所以勃兰兑斯叹丹麦文学的衰微时，曾经说：文学的创作，几乎完全死灭了。人间的或社会的无论怎样的问题，都不能提起感兴，或则除在新闻和杂志之外，绝不能惹起一点论争。我们看不见强烈的独创的创作。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哑”来。（《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第一卷自序） 这几句话，也可以移来批评中国的文艺界，这现象，并不能全归罪于压迫者的压迫，五四运动时代的启蒙运动者和以后的反对者，都应该分负责任的。前者急于事功，竟没有译出什么有价值的书籍来，后者则故意迁怒，至骂翻译者为媒婆，有些青年更推波助澜，有一时期，还至于连人地名下注一原文，以便读者参考时，也就诋之曰“炫学”。 今竟何如？三开间店面的书铺，四马路上还不算少，但那里面满架是薄薄的小本子，倘要寻一部巨册，真如披沙拣金之难。自然，生得又高又胖并不就是伟人，做得多而且繁也决不就是名著，而况还有“剪贴”。但是，小小的一本“什么ABC”里，却也决不能包罗一切学术文艺的。一道浊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但蒸溜了浊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 因为多年买空卖空的结果，文界就荒凉了，文章的形式虽然比较的整齐起来，但战斗的精神却较前有退无进。文人虽因捐班或互捧，很快的成名，但为了出力的吹，壳子大了，里面反显得更加空洞。于是误认这空虚为寂寞，像煞有介事的说给读者们；其甚者还至于摆出他心的腐烂来，算是一种内面的宝贝。散文，在文苑中算是成功的，但试看今年的选本，便是前三名，也即令人有“貂不足，狗尾续”之感。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所描写的“末人”。 但绍介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作，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连洋人走狗，富户赘郎，也会来哼哼的冷笑一下。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 （八月二十九日。） 【新秋杂识（二）                                                                                                                                                                             旅隼　　】 八月三十日的夜里，远远近近，都突然劈劈拍拍起来，一时来不及细想，以为“抵抗”又开头了，不久就明白了那是放爆竹，这才定了心。接着又想：大约又是什么节气了罢？……待到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原来昨夜是月蚀，那些劈劈拍拍，就是我们的同胞、异胞（我们虽然大家自称为黄帝子孙，但蚩尤的子孙想必也未尝死绝，所以谓之“异胞”）在示威，要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 再前几天，夜里也很热闹。街头巷尾，处处摆着桌子，上面有面食、西瓜；西瓜上面叮着苍蝇、青虫、蚊子之类，还有一桌和尚，口中念念有词：“回猪猡普米呀吽！唵呀吽！吽！！”这是在放焰口，施饿鬼。到了盂兰盆节了，饿鬼和非饿鬼，都从阴间跑出，来看上海这大世面，善男信女们就在这时尽地主之谊，托和尚“唵呀吽”的弹出几粒白米去，请它们都饱饱的吃一通。 我是一个俗人，向来不大注意什么天上和阴间的，但每当这些时候，却也不能不感到我们的还在人间的同胞们和异胞们的思虑之高超和妥帖。别的不必说，就在这不到两整年中，大则四省，小则九岛，都已变了旗色了，不久还有八岛。不但救不胜救，即使想要救罢，一开口，说不定自己就危险（这两句，印后成了“于势也有所未能”）。所以最妥当是救月亮，那怕爆竹放得震天价响，天狗决不至于来咬，月亮里的酋长（假如有酋长的话）也不会出来禁止，目为反动的。救人也一样，兵灾，旱灾，蝗灾，水灾……灾民们不计其数，幸而暂免于灾殃的小民，又怎么能有一个救法？那自然远不如救魂灵，事省功多，和大人先生的打醮造塔同其功德。这就是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君子务其大者远者”，亦此之谓也。 而况“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尊俎而代之”，也是古圣贤的明训，国事有治国者在，小民是用不着吵闹的。不过历来的圣帝明王，可又并不卑视小民，倒给与了更高超的自由和权利，就是听你专门去救宇宙和魂灵。这是太平的根基，从古至今，相沿不废，将来想必也不至于便废。记得那是去年的事了，沪战初停，日兵渐渐的走上兵船和退进营房里面去，有一夜也是这么劈劈拍拍起来，时候还在“长期抵抗”中，日本人又不明白我们的国粹，以为又是第几路军前来收复失地了，立刻放哨，出兵……乱烘烘的闹了一通，才知道我们是在救月亮，他们是在见鬼。“哦哦！成程（Naruhodo＝原来如此）！”惊叹和佩服之余，于是恢复了平和的原状。今年呢，连哨也没有放，大约是已被中国的精神文明感化了。 现在的侵略者和压制者，还有像古代的暴君一样，竟连奴才们的发昏和做梦也不准的么？…… （八月三十一日。） 【男人的进化                                                                                                                                                                                        虞明　　】 说禽兽交合是恋爱未免有点亵渎。但是，禽兽也有性生活，那是不能否认的。它们在春情发动期，雌的和雄的碰在一起，难免“卿卿我我”的来一阵。固然，雌的有时候也会装腔做势，逃几步又回头看，还要叫几声，直到实行“同居之爱”为止。禽兽的种类虽然多，它们的“恋爱”方式虽然复杂，可是有一件事是没有疑问的：就是雄的不见得有什么特权。 人为万物之灵，首先就是男人的本领大。最初原是马马虎虎的，可是因为“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缘故，娘儿们曾经“统治”过一个时期，那时的祖老太太大概比后来的族长还要威风。后来不知怎的，女人就倒了霉：项颈上，手上，脚上，全都锁上了链条，扣上了圈儿，环儿，——虽则过了几千年这些圈儿环儿大都已经变成了金的银的，镶上了珍珠宝钻，然而这些项圈，镯子，戒指等等，到现在还是女奴的象征。既然女人成了奴隶，那就男人不必征求她的同意再去“爱”她了。古代部落之间的战争，结果俘虏会变成奴隶，女俘虏就会被强奸。那时候，大概春情发动期早就“取消”了，随时随地男主人都可以强奸女俘虏，女奴隶。现代强盗恶棍之流的不把女人当人，其实是大有酋长式武士道的遗风的。 但是，强奸的本领虽然已经是人比禽兽“进化”的一步，究竟还只是半开化。你想，女的哭哭啼啼，扭手扭脚，能有多大兴趣？自从金钱这宝贝出现之后，男人的进化就真的了不得了。天下的一切都可以买卖，性欲自然并非例外。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所以嫖妓是男人进化的颇高的阶段了。 同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却要比嫖妓更高明。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当新妇被人放到新郎的床上的时候，她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自由也没有，何况恋爱。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孔圣人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即使“只在心里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的。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这样巧妙而严厉的手段来，雌的一定要急得“跳墙”。然而人却只会跳井，当节妇，贞女，烈女去。礼教婚姻的进化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男人会用“最科学的”学说，使得女人虽无礼教，也能心甘情愿地从一而终，而且深信性欲是“兽欲”，不应当作为恋爱的基本条件；因此发明“科学的贞操”，——那当然是文明进化的顶点了。 呜呼，人——男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自注：这篇文章是卫道的文章。 （九月三日。） 【同意和解释                                                                                                                                                                                     虞明　　】 上司的行动不必征求下属的同意，这是天经地义。但是，有时候上司会对下属解释。 新进的世界闻人说：“原人时代就有威权，例如人对动物，一定强迫它们服从人的意志，而使它们抛弃自由生活，不必征求动物的同意。”这话说得透彻。不然，我们那里有牛肉吃，有马骑呢？人对人也是这样。 日本耶教会主教最近宣言日本是圣经上说的天使：“上帝要用日本征服向来屠杀犹太人的白人……以武力解放犹太人，实现《旧约》上的豫言。”这也显然不征求白人的同意的，正和屠杀犹太人的白人并未征求过犹太人的同意一样。日本的大人老爷在中国制造“国难”，也没有征求中国人民的同意。——至于有些地方的绅董，却去征求日本大人的同意，请他们来维持地方治安，那却又当别论。总之，要自由自在的吃牛肉，骑马等等，就必须宣布自己是上司，别人是下属；或是把人比做动物，或是把自己作为天使。 但是，这里最要紧的还是“武力”，并非理论。不论是社会学或是基督教的理论，都不能够产生什么威权。原人对于动物的威权，是产生于弓箭等类的发明的。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这种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 当上司对于下属解释的时候，你做下属的切不可误解这是在征求你的同意，因为即使你绝对的不同意，他还是干他的。他自有他的梦想，只要金银财宝和飞机大炮的力量还在他手里，他的梦想就会实现；而你的梦想却终于只是梦想，——万一实现了，他还说你抄袭他的动物主义的老文章呢。 据说现在的世界潮流，正是庞大权力的政府的出现，这是十九世纪人士所梦想不到的。意大利和德意志不用说了；就是英国的国民政府，“它的实权也完全属于保守党一党”。“美国新总统所取得的措置经济复兴的权力，比战争和戒严时期还要大得多”。大家做动物，使上司不必征求什么同意，这正是世界的潮流。懿欤盛哉，这样的好榜样，那能不学？ 不过，我这种解释还有点美中不足：中国自己的秦始皇帝焚书坑儒，中国自己的韩退之等说：“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这原是国货，何苦违背着民族主义，引用外国的学说和事实──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呢？ （九月三日。） 【文床秋梦                                                                                                                                                                                           游光　　】 春梦是颠颠倒倒的。“夏夜梦”呢？看沙士比亚的剧本，也还是颠颠倒倒。中国的秋梦，照例却应该“肃杀”，民国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后处决”的，这是顺天时。天教人这么着，人就不能不这么着。所谓“文人”当然也不至于例外，吃得饱饱的睡在床上，食物不能消化完，就做梦；而现在又是秋天，天就教他的梦威严起来了。 二卷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的《涛声》上，有一封自名为“林丁”先生的给编者的信，其中有一段说—— “……之争，孰是孰非，殊非外人所能详道。然而彼此摧残，则在傍观人看来，却不能不承是整个文坛的不幸。……我以为各人均应先打屁股百下，以儆效尤，余事可一概不提。……” 前两天，还有某小报上的不署名的社谈，它对于早些日子余、赵的剪窃问题之争，也非常气愤—— “……假使我一朝大权在握，我一定把这般东西捉了来，判他们罚作苦工，读书十年；中国文坛，或尚有干净之一日。” 张献忠自己要没落了，他的行动就不问“孰是孰非”，只是杀。清朝的官员，对于原被两造，不问青红皂白，各打屁股一百或五十的事，确也偶尔会有的，这是因为满洲还想要奴才，供搜刮，就是“林丁”先生的旧梦。某小报上的无名子先生可还要比较的文明，至少，它是已经知道了上海工部局“判罚”下等华人的方法的了。 但第一个问题是在怎样才能够“一朝大权在握”？文弱书生死样活气，怎么做得到权臣？先前，还可以希望招驸马，一下子就飞黄腾达，现在皇帝没有了，即使满脸涂着雪花膏，也永远遇不到公主的青睐；至多，只可以希图做一个富家的姑爷而已。而捐官的办法，又早经取消，对于“大权”，还是只能像狐狸的遇着高处的葡萄一样，仰着白鼻子看看。文坛的完整和干净，恐怕实在也到底很渺茫。 五四时候，曾经在出版界上发现了“文丐”，接着又发现了“文氓”，但这种威风凛凛的人物，却是我今年秋天在上海新发见的，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文官”罢。看文学史，文坛是常会有完整而干净的时候的，但谁曾见过这文坛的澄清，会和这类的“文官”们有丝毫关系的呢。 不过，梦是总可以做的，好在没有什么关系，而写出来也有趣。请安息罢，候补的少大人们！ （九月五日。） 【电影的教训                                                                                                                                                                                     孺牛　　】 当我在家乡的村子里看中国旧戏的时候，是还未被教育成“读书人”的时候，小朋友大抵是农民。爱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焰，现出一个妖精来；对于剧情，似乎都不大和我们有关系。大面和老生的争城夺地，小生和正旦的离合悲欢，全是他们的事，捏锄头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是决不会登坛拜将，或上京赴考的。但还记得有一出给了感动的戏，好象是叫作《斩木诚》。一个大官蒙了不白之冤，非被杀不可了，他家里有一个老家丁，面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那悲壮的动作和歌声，真打动了看客的心，使他们发见了自己的好模范。因为我的家乡的农人，农忙一过，有些是给大户去帮忙的。为要做得像，临刑时候，主母照例的必须去“抱头大哭”，然而被他踢开了，虽在此时，名分也得严守，这是忠仆，义士，好人。 但到我在上海看电影的时候，却早是成为“下等华人”的了，看楼上坐着白人和阔人，楼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华胄”，银幕上现出白色兵们打仗，白色老爷发财，白色小姐结婚，白色英雄探险，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觉得做不到。但当白色英雄探险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备第二次探险时，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记起了死者，脸色一沉，银幕上就现出一个他记忆上的黑色的面貌。黄脸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脸色一沉：他们被感动了。 幸而国产电影也在挣扎起来，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不过这也和十九路军一同退出上海，现在是正在准备开映屠格纳夫的《春潮》和茅盾的《春蚕》了。当然，这是进步的。但这时候，却先来了一部竭力宣传的《瑶山艳史》。 这部片子，主题是“开化瑶民”，机键是“招驸马”，令人记起《四郎探母》以及《双阳公主追狄》这些戏本来。中国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伟论，近来不大听到了，要想去开化，自然只好退到苗瑶之类的里面去，而要成这种大事业，却首先须“结亲”，黄帝子孙，也和黑人一样，不能和欧亚大国的公主结亲，所以精神文明就无法传播。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 （九月七日。） 【关于翻译（上）                                                                                                                                                                             洛文　　】 因为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穆木天先生的《从〈为翻译辩护〉谈到楼译〈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九日《自由谈》所载），这在我，是很以为荣幸的，并且觉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实在的错误。但从那作者的案语里，我却又想起一个随便讲讲，也许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问题来了。那是这样的一段── “在一百九十九页，有‘在这种小说之中，最近由学术院（译者：当系指著者所属的俄国共产主义学院）所选的鲁易倍尔德兰的不朽的诸作，为最优秀’。在我以为此地所谓‘Academia’者，当指法国翰林院。苏联虽称学艺发达之邦，但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罢？我不知为什么楼先生那样地滥下注解。” 究竟是那一国的 Academia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国的翰林院，是万分近理的，但我们也不能决定苏联的大学院就“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倘在十年以前，是决定不会的，这不但为物力所限，也为了要保护革命的婴儿，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前面。现在却可以了，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不消说，一面也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说吸了就会上瘾，而上瘾之后，就成一个废物，或者还是社会上的害虫。 在事实上，我曾经见过苏联的 Academia 新译新印的阿剌伯的《一 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谈》，还有西班牙的《吉诃德先生》，英国的《鲁滨孙漂流记》；在报章上，则记载过在为托尔斯泰印选集，为歌德编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倍尔德兰不但是加特力教的宣传者，而且是王朝主义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纪初德意志布尔乔亚的文豪歌德来，那作品也不至于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苏联来给他出一本选集，实在是很可能的。不过在这些书籍之前，想来一定有详序，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 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于读者愈无害。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块的砒霜，欣赏之余，所得的是知道它杀人的力量和结晶的模样：药物学和矿物学上的知识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间，使青年不知不觉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谓“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就是这一类。这倒是应该防备的。 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 （九月十一日。） 补记：这一篇没有能够刊出。 （九月十五日。） 【关于翻译（下）                                                                                                                                                                             洛文　　】 但我在那《为翻译辩护》中，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实做的是第一句。以后呢，可能有别的批评家来做其次的文章，想起来真是一个大疑问。 所以我要再来补充几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 此后的译作界，恐怕是还要退步下去的。姑不论民穷财尽，即看地面和人口，四省是给日本拿去了，一大块在水淹，一大块在旱，一大块在打仗，只要略略一想，就知道读者是减少了许许多了。因为销路的少，出版界就要更投机，欺骗，而拿笔的人也因此只好更投机，欺骗。即有不愿意欺骗的人，为生计所压迫，也总不免比较的粗制滥造，增出些先前所没有的缺点来。走过租界的住宅区邻近的马路，三间门面的水果店，晶莹的玻璃窗里是鲜红的苹果，通黄的香蕉，还有不知名的热带的果物。但略站一下就知道：这地方，中国人是很少进去的，买不起。我们大抵只好到同胞摆的水果摊上去，化几文钱买一个烂苹果。 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 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 但这一类的批评，在中国还不大有，即以《自由谈》所登的批评为例，对于《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就是专指烂疤的；记得先前有一篇批评邹韬奋先生所编的《高尔基》的短文，除掉指出几个缺点之外，也没有别的话。前者我没有看过，说不出另外可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但后者却曾经翻过一遍，觉得除批评者所指摘的缺点之外，另有许多记载作者的勇敢的奋斗，胥吏的卑劣的阴谋，是很有益于青年作家的，但也因为有了烂疤，就被抛在筐子外面了。 所以，我又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 （九月十一日）。 【新秋杂识（三）                                                                                                                                                                             旅隼　　】 “秋来了！” 秋真是来了，晴的白天还好，夜里穿着洋布衫就觉得凉飕飕。报章上满是关于“秋”的大小文章：迎秋，悲秋，哀秋，责秋……等等。为了趋时，也想这么的做一点，然而总是做不出。我想，就是想要“悲秋”之类，恐怕也要福气的，实在令人羡慕得很。 记得幼小时，有父母爱护着我的时候，最有趣的是生点小毛病，大病却生不得，既痛苦，又危险的。生了小病，懒懒的躺在床上，有些悲凉，又有些娇气，小苦而微甜，实在好象秋的诗境。呜呼哀哉，自从流落江湖以来，灵感卷逃，连小病也不生了。偶然看看文学家的名文，说是秋花为之惨容，大海为之沉默云云，只是愈加感到自己的麻木。我就从来没有见过秋花为了我在悲哀，忽然变了颜色；只要有风，大海是总在呼啸的，不管我爱闹还是爱静。 冰莹女士的佳作告诉我们：“晨是学科学的，但在这一刹那，完全忘掉了他的志趣，存在他脑海中的只有一个尽量地享受自然美景的目的。……”这也是一种福气。科学我学的很浅，只读过一本生物学教科书，但是，它那些教训，花是植物的生殖机关呀，虫鸣鸟啭，是在求偶呀之类，就完全忘不掉了。昨夜闲逛荒场，听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鸣叫，觉得好象是美景，诗兴勃发，就做了两句新诗—— 野菊的生殖器下面， 　　蟋蟀在吊膀子。 写出来一看，虽然比粗人们所唱的俚歌要高雅一些，而对于新诗人的由“烟士披离纯”而来的诗，还是“相形见绌”。写得太科学，太真实，就不雅了，如果改作旧诗，也许不至于这样。生殖机关，用严又陵先生译法，可以谓之“性官”；“吊膀子”呢，我自己就不懂那语源，但据老于上海者说，这是因西洋人的男女挽臂同行而来的，引伸为诱惑或追求异性的意思。吊者，挂也，亦即相挟持。那么，我的诗就译出来了—— 野菊性官下， 鸣蛩在悬肘。 虽然很有些费解，但似乎也雅得多，也就是好得多。人们不懂，所以雅，也就是所以好，现在也还是一个做文豪的秘诀呀。质之“新诗人”邵洵美先生之流，不知以为何如？ （九月十四日。） 【礼                                                                                                                                                                                                      苇索　　】 看报，是有益的，虽然有时也沉闷。例如罢，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到这一天，报上照例得有几块记载，几篇文章。但这事真也闹得太重叠，太长久了，就很容易千篇一律，这一回可用，下一回也可用，去年用过了，明年也许还可用，只要没有新事情。即使有了，成文恐怕也仍然可以用，因为反正总只能说这几句话。所以倘不是健忘的人，就会觉得沉闷，看不出新的启示来。 然而我还是看。今天偶然看见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邓文的记事，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礼成，奏乐散会”。 我于是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 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连在外国也译出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殁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礼中，各有仪，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之类。新的忌日添出来，旧的忌日就淡一点，“新鬼大，故鬼小”也。我们的纪念日也是对于旧的几个比较的不起劲，而新的几个之归于淡漠，则只好以俟将来，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样的。有人说，中国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真是有识见。 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总之，这一节不说也罢。 古时候，或以黄老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现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责备民众的对于纪念日的淡漠是错的，《礼》曰：“礼不下庶人”；舍不得物质上的什么东西也是错的，孔子不云乎，“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礼也。 （九月二十日。） 【打听印象                                                                                                                                                                                           桃椎　　】 五四运动以后，好象中国人就发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 罗素到中国讲学，急进的青年们开会欢宴，打听印象。罗素道：“你们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急进的青年愤愤然，以为他滑头。 萧伯纳周游过中国，上海的记者群集访问，又打听印象。萧道：“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愤愤然，以为他刻薄。 这回是瑞典的卡尔亲王到上海了，记者先生也发表了他的印象：“……足迹所经，均蒙当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余，异常愉快，今次游览观感所得，对于贵国政府及国民，有极度良好之印象，而永远不能磨灭者也。”这最稳妥，我想，是不至于招出什么是非来的。 其实是，罗萧两位，也还不算滑头和刻薄的，假如有这么一个外国人，遇见有人问他印象时，他先反问道：“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 我们是生长在中国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见也好；而意见又怎么说呢？说我们像浑水里的鱼，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罢，不像意见。说中国好得很罢，恐怕也难。这就是爱国者所悲痛的所谓“失掉了国民的自信”，然而实在也好象失掉了，向各人打听印象，就恰如求签问卜，自己心里先自狐疑着了的缘故。 我们里面，发表意见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见的是无拳无勇，未曾“杀死十万条人命”，倒是自称“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见也无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于有位有势的大人物，则在野时候，也许是很急进的罢，但现在呢，一声不响，中国“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看当时欢宴罗素，而愤愤于他那答话的由新潮社而发迹的诸公的现在，实在令人觉得罗素并非滑头，倒是一个先知的讽刺家，将十年后的心思豫先说去了。 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拟答案，是从外国人的嘴上抄来的。 （九月二十日。） 【吃教                                                                                                                                                                                               丰之余　　】 达一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应篇》和《文昌帝君阴骘文》，并且会请和尚到家里来拜忏。 耶稣教传入中国，教徒自以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却都叫他们是“吃教”的。这两个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数的儒释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清朝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因为得到功名，就如打开了门，砖即无用。近年则有杂志上的所谓“主张”。《现代评论》之出盘，不是为了迫压，倒因为这派作者的飞腾；《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这种东西，我们为要和“敲门砖”区别，称之为“上天梯”罢。 “教”之在中国，何尝不如此。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有宜于专吃的时代，则指归应定于一尊，有宜合吃的时代，则诸教亦本非异致，不过一碟是全鸭，一碟是杂拌儿而已。刘勰亦然，盖仅由“不撤姜食”一变而为吃斋，于胃脏里的分量原无差别，何况以和尚而注《论语》《孝经》或《老子》，也还是不失为一种“天经地义”呢？ （九月二十七日。） 【喝茶                                                                                                                                                                                               丰之余　　】 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二两好茶叶，每两洋二角。开首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 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但这是须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当我正写着《吃教》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的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了。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际，就要割稻而已。 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牌号。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声。我们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例。 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试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九月三十日。） 【禁用和自造                                                                                                                                                                               孺牛　　】 据报上说，因为铅笔和墨水笔进口之多，有些地方已在禁用，改用毛笔了。 我们且不说飞机大炮，美棉美麦，都非国货之类的迂谈，单来说纸笔。 我们也不说写大字，画国画的名人，单来说真实的办事者。在这类人，毛笔却是很不便当的。砚和墨可以不带，改用墨汁罢，墨汁也何尝有国货。而且据我的经验，墨汁也并非可以常用的东西，写过几千字，毛笔便被胶得不能施展。倘若安砚磨墨，展纸舔笔，则即以学生的抄讲义而论，速度恐怕总要比用墨水笔减少三分之一，他只好不抄，或者要教员讲得慢，也就是大家的时间，被白费了三分之一了。 所谓“便当”，并不是偷懒，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可以由此做成较多的事情。这就是节省时间，也就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而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古人说，“非人磨墨墨磨人”，就在悲愤人生之消磨于纸墨中，而墨水笔之制成，是正可以弥这缺憾的。 但它的存在，却必须在宝贵时间，宝贵生命的地方。中国不然，这当然不会是国货。进出口货，中国是有了帐簿的了，人民的数目却还没有一本帐簿。一个人的生养教育，父母化去的是多少物力和气力呢，而青年男女，每每不知所终，谁也不加注意。区区时间，当然更不成什么问题了，能活着弄弄毛笔的，或者倒是幸福也难说。 和我们中国一样，一向用毛笔的，还有一个日本。然而在日本，毛笔几乎绝迹了，代用的是铅笔和墨水笔，连用这些笔的习字帖也很多，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便当，省时间。然而他们不怕“漏巵”么？不，他们自己来制造，而且还要运到中国来。 优良而非国货的时候，中国禁用，日本仿造，这是两国截然不同的地方。 （九月三十日。） 【看变戏法                                                                                                                                                                                           游光　　】 我爱看“变戏法”。 他们是走江湖的，所以各处的戏法都一样。为了敛钱，一定有两种必要的东西：一只黑熊，一个小孩子。 黑熊饿得真瘦，几乎连动弹的力气也快没有了。自然，这是不能使它强壮的，因为一强壮，就不能驾驭。现在是半死不活，却还要用铁圈穿了鼻子，再用索子牵着做戏。有时给吃一点东西，是一小块水泡的馒头皮，但还将勺子擎得高高的，要它站起来，伸头张嘴，许多工夫才得落肚，而变戏法的则因此集了一些钱。 这熊的来源，中国没有人提到过。据西洋人的调查，说是从小时候，由山里捉来的；大的不能用，因为一大，就总改不了野性。但虽是小的，也还须“训练”，这“训练”的方法，是“打”和“饿”；而后来，则是因虐待而死亡。我以为这话是的确的，我们看它还在活着做戏的时候，就瘪得连熊气息也没有了，有些地方，竟称之为“狗熊”，其被蔑视至于如此。 孩子在场面上也要吃苦，或者大人踏在他肚子上，或者将他的两手扭过来，他就显出很苦楚，很为难，很吃重的相貌，要看客解救。六个，五个，再四个，三个……而变戏法的就又集了一些钱。 他自然也曾经训练过，这苦痛是装出来的，和大人串通的勾当，不过也无碍于赚钱。 下午敲锣开场，这样的做到夜，收场，看客走散，有化了钱的，有终于不化钱的。 每当收场，我一面走，一面想：两种生财家伙，一种是要被虐待至死的，再寻幼小的来；一种是大了之后，另寻一个小孩子和一只小熊，仍旧来变照样的戏法。 事情真是简单得很，想一下，就好象令人索然无味。然而我还是常常看。此外叫我看什么呢，诸君？ （十月一日。） 【双十怀古                                                                                                                                                                                           史癖　　】 ——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 小引 要做“双十”的循例的文章，首先必须找材料。找法有二，或从脑子里，或从书本中。我用的是后一法。但是，翻完“描写字典”，里面无之；觅遍“文章作法”，其中也没有。幸而“吉人自有天相”，竟在破纸堆里寻出一卷东西来，是中华民国十九年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种大报小报的拔萃。去今已经整整的三个年头了，剪贴着做什么用的呢，自己已经记不清；莫非就给我今天做材料的么，一定未必是。但是，“废物利用”——既经检出，就抄些目录在这里罢。不过为节省篇幅计，不再注明广告、记事、电报之分，也略去了报纸的名目，因为那些文字，大抵是各报都有的。 看了什么用呢？倒也说不出。倘若一定要我说，那就说是譬如看自己三年前的照相罢。 十月三日 江湾赛马。 中国红十字会筹募湖南辽西各省急振。 中央军克陈留。 辽宁方面筹组副司令部。 礼县土匪屠城。 六岁女孩受孕。 辛博森伤势沉重。 汪精卫到太原。 卢兴邦接洽投诚。 加派师旅入赣剿共。 裁厘展至明年一月。 墨西哥拒侨胞，五十六名返国。 墨索里尼提倡艺术。 谭延闿轶事。 战士社代社员征婚。 十月四日 齐天大舞台始创杰构积极改进《西游记》，准中秋节开幕。 前进的，民族主义的，唯一的，文艺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准双十节出版。 空军将再炸邕。 剿匪声中一趣史。 十月五日 蒋主席电国府请大赦政治犯。 程艳秋登台盛况。 卫乐园之保证金。 十月六日 樊迪文讲演小记。 诸君阅至此，请虔颂南无阿弥陀佛…… 大家错了，中秋是本月六日。 查封赵戴文财产问题。 鄂省党部祝贺克复许汴。 取缔民间妄用党国旗。 十月七日 响应政府之廉洁运动。 津浦全线将通车。 平津党部行将恢复。 法轮殴毙栈伙交涉。 王士珍举殡记。 冯阎部下全解体。 湖北来凤苗放双穗。 冤魂为厉，未婚夫索命。 鬼击人背。 十月八日 闽省战事仍烈。 八路军封锁柳州交通。 安德思考古队自蒙古返北平。 国货时装展览。 哄动南洋之萧信庵案。 学校当注重国文论。 追记郑州飞机劫。 谭宅挽联择尤录。 汪精卫突然失踪。 十月九日 西北军已解体。 外部发表英退庚款换文。 京卫戍部枪决人犯。 辛博森渐有起色。 国货时装展览。 上海空前未有之跳舞游艺大会。 十月十日 举国欢腾庆祝双十。 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旋参与盛典。 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 首都枪决共犯九名。 林埭被匪洗劫。 老陈圩匪祸惨酷。 海盗骚扰丰利。 程艳秋庆祝国庆。 蒋丽霞不忘双十。 南昌市取缔赤足。 伤兵怒斥孙祖基。 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 结语 我也说“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罢。 （十月一日。） 附记：这一篇没有能够刊出，大约是被谁抽了去的，盖双十盛典，“伤今”固难，“怀古”也不易了。 （十月十三日。） 【重三感旧                                                                                                                                                                                     丰之余　　】 ——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 我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这恐怕并不是“骸骨的迷恋”。 所谓过去的人，是指光绪末年的所谓“新党”，民国初年，就叫他们“老新党”。甲午战败，他们自以为觉悟了，于是要“维新”，便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也看《学算笔谈》，看《化学鉴原》；还要学英文，学日文，硬着舌头，怪声怪气的朗诵着，对人毫无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书”，看洋书的缘故是要给中国图“富强”，现在的旧书摊上，还偶有《富强丛书》出现，就如目下的“描写字典”“基本英语”一样，正是那时应运而生的东西。连八股出身的张之洞，他托缪荃孙代做的《书目答问》也竭力添进各种译本去，可见这“维新”风潮之烈了。 然而现在是别一种现象了。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 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啰。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给“生存竞争”添一条新例的。 （十月一日。） 【“感旧”以后（上）                                                                                                                                                                    丰之余　　】 又不小心，感了一下子旧，就引出了一篇施蛰存先生的《〈庄子〉与〈文选〉》来，以为我那些话，是为他而发的，但又希望并不是为他而发的。 我愿意有几句声明：那篇《感旧》，是并非为施先生而作的，然而可以有施先生在里面。 倘使专对个人而发的话，照现在的摩登文例，应该调查了对手的籍贯，出身，相貌，甚而至于他家乡有什么出产，他老子开过什么铺子，影射他几句才算合式。我的那一篇里可是毫没有这些的。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不指定着谁和谁；但也因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着的当然也不会少，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肢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现在施先生自说了劝过青年去读《庄子》与《文选》，“为文学修养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点相关，但以为这文为他而作，却诚然是“神经过敏”，我实在并没有这意思。 不过这是在施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之前的话，现在却连这“相关”也有些疏远了，因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较顽固的遗少群，标准还要高一点。 现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释，（一）才知道他当时的情形，是因为稿纸太小了，“倘再宽阔一点的话”，他“是想多写几部书进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历，是“从国文教员转到编杂志”，觉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了，所以推举了这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寻觅。我想，假如庄子生在今日，则被劈棺之后，恐怕要劝一切有志于结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传》的罢。 还有一点另外的话—— （一）施先生说我用瓶和酒来比“文学修养”是不对的，但我并未这么比方过，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而且正因为不能以“何者为分界”，所以也没有了“第三种人”的立场。 （二）施先生说写篆字等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强别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就好，这似乎是很对的。然而中学生和投稿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却并没有勉强别人都去做字汇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来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该看《庄子》与《文选》了呢？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 （三）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来，好象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的。”他的文章中，诚然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备考】： “庄子”与“文选”                                                                                                                                                                            施蛰存　　 上个月《大晚报》的编辑寄了一张印着表格的邮片来，要我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 在第二项中，我写着：《庄子》，《文选》，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 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作的。 （十月八日，《自由谈》。） 【“感旧”以后（下）                                                                                                                                                                    丰之余　　】 还要写一点。但得声明在先，这是由施蛰存先生的话所引起，却并非为他而作的。对于个人，我原稿上常是举出名字来，然而一到印出，却往往化为“某”字，或是一切阔人姓名，危险字样，生殖机关的俗语的共同符号“××”了。我希望这一篇中的有几个字，没有这样变化，以免误解。 我现在要说的是：说话难，不说亦不易。弄笔的人们，总要写文章，一写文章，就难免惹灾祸，黄河的水向薄弱的堤上攻，于是露臂膊的女人和写错字的青年，就成了嘲笑的对象了，他们也真是无拳无勇，只好忍受，恰如乡下人到上海租界，除了拚出被称为“阿木林”之外，没有办法一样。 然而有些是冤枉的，随手举一个例，就是登在《论语》二十六期上的刘半农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这打油诗。北京大学招考，他是阅卷官，从国文卷子上发见一个可笑的错字，就来做诗，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钻地洞，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于不对的，不过我以为有些却还可有磋商的余地。集中有一个“自注”道── “有写‘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们现在是不写作“倡”的，但先前两字通用，大约刘先生引据的是古书。不过要引古书，我记得《诗经》里有一句“倡予和女”，好象至今还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一个错字，错而已矣，可笑可鄙却不属于它的。还有一句是── “幸‘萌科学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边都加着一个夹圈，大约是指明着可笑之处在这里的罢，但我以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个名词，而“萌动”，“萌发”，就成了动词，将“萌”字作动词用，似乎也并无错误。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 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 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天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罢，可笑是在哪一面呢？ （十月十二日。） 【黄祸                                                                                                                                                                                                  尤刚　　】 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 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 不过“黄祸”这故事的来源，却又和我们所幻想的不同，是出于德皇威廉的。他还画了一幅图，是一个罗马装束的武士，在抵御着由东方西来的一个人，但那人并不是孔子，倒是佛陀，中国人实在是空欢喜。所以我们一面在做“黄祸”的梦，而有一个人在德国治下的青岛所见的现实，却是一个苦孩子弄脏了电柱，就被白色巡捕提着脚，像中国人的对付鸭子一样，倒提而去了。 现在希特拉的排斥非日耳曼民族思想，方法是和德皇一样的。 德皇的所谓“黄祸”，我们现在是不再梦想了，连“睡狮”也不再提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章上也不很看见。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觉得现在好象是什么了？ 我们似乎不再想，也寻不出什么“象征”来，我们正在看海京伯的猛兽戏，赏鉴狮虎吃牛肉，听说每天要吃一只牛。我们佩服国联的制裁日本，我们也看不起国联的不能制裁日本；我们赞成军缩的“保护和平”，我们也佩服希特拉的退出军缩；我们怕别国要以中国作战场，我们也憎恶非战大会。我们似乎依然是“睡狮”。 “黄祸”可以一转而为“福”，醒了的狮子也会做戏的。当欧洲大战时，我们有替人拚命的工人，青岛被占了，我们有可以倒提的孩子。 但倘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 （十月十七日。） 【冲                                                                                                                                                                                                       旅隼　　】 “推”和“踢”只能死伤一两个，倘要多，就非“冲”不可。 十三日的《新声》上载着贵阳通信说，九一八纪念，各校学生集合游行，教育厅长谭星阁临事张皇，乃派兵分据街口，另以汽车多辆，向行列冲去，于是发生惨剧，死学生二人，伤四十余，其中以正谊小学学生为最多，年仅十龄上下耳。…… 我先前只知道武将大抵通文，当“枕戈待旦”的时候，就会做骈体电报，这回才明白虽是文官，也有深谙韬略的了。田单曾经用过火牛，现在代以汽车，也确是二十世纪。 “冲”是最爽利的战法，一队汽车，横冲直撞，使敌人死伤在车轮下，多么简截；“冲”也是最威武的行为，机关一扳，风驰电掣，使对手想回避也来不及，多么英雄。各国的兵警，喜欢用水龙冲，俄皇曾用哥萨克马队冲，都是快举。各地租界上我们有时会看见外国兵的坦克车在出巡，这就是倘不恭顺，便要来冲的家伙。 汽车虽然并非冲锋的利器，但幸而敌人却是小学生，一匹疲驴，真上战场是万万不行的，不过在嫩草地上飞跑，骑士坐在上面暗呜叱咤，却还很能胜任愉快，虽然有些人见了，难免觉得滑稽。 十龄上下的孩子会造反，本来也难免觉得滑稽的。但我们中国是常出神童的地方，一岁能画，两岁能诗，七龄童做戏，十龄童从军，十几龄童做委员，原是常有的事实；连七八岁的女孩也会被凌辱，从别人看来，是等于“年方花信”的了。 况且“冲”的时候，倘使对面是能够有些抵抗的人，那就汽车会弄得不爽利，冲者也就不英雄，所以敌人总须选得嫩弱。流氓欺乡下老，洋人打中国人，教育厅长冲小学生，都是善于克敌的豪杰。 “身当其冲”，先前好象不过一句空话，现在却应验了，这应验不但在成人，而且到了小孩子。“婴儿杀戮”算是一种罪恶，已经是过去的事，将乳儿抛上空中去，接以枪尖，不过看作一种玩把戏的日子，恐怕也就不远了罢。 （十月十七日。） 【“滑稽”例解                                                                                                                                                                                      苇索　　】 研究世界文学的人告诉我们：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这大概是真确的，就都为社会状态所制限。慨自语堂大师振兴“幽默”以来，这名词是很通行了，但一普遍，也就伏着危机，正如军人自称佛子，高官忽挂念珠，而佛法就要涅槃一样。倘若油滑，轻薄，猥亵，都蒙“幽默”之号，则恰如“新戏”之入“×世界”，必已成为“文明戏”也无疑。 这危险，就因为中国向来不大有幽默。只是滑稽是有的，但这和幽默还隔着一大段，日本人曾译“幽默”为“有情滑稽”，所以别于单单的“滑稽”，即为此。那么，在中国，只能寻得滑稽文章了？却又不。中国之自以为滑稽文章者，也还是油滑，轻薄，猥亵之谈，和真的滑稽有别。这“狸猫换太子”的关键，是在历来的自以为正经的言论和事实，大抵滑稽者多，人们看惯，渐渐以为平常，便将油滑之类，误认为滑稽了。 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 这些名文是俯拾即是的，譬如报章上正正经经的题目，什么“中日交涉渐入佳境”呀，“中国到那里去”呀，就都是的，咀嚼起来，真如橄榄一样，很有些回味。 见于报章上的广告的，也有的是。我们知道有一种刊物，自说是“舆论界的新权威”，“说出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而一面又在向别一种刊物“声明误会，表示歉意”，但又说是“按双方均为社会有声誉之刊物，自无互相攻讦之理”。“新权威”而善于“误会”，“误会”了而偏“有声誉”，“一般人所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却是误会和道歉：这要不笑，是必须不会思索的。 见于报章的短评上的，也有的是。例如九月间《自由谈》所载的《登龙术拾遗》上，以做富家女婿为“登龙”之一术，不久就招来了一篇反攻，那开首道：“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嫉，妒嫉的结果是攻击。”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结果”，便分明是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的味道是甜的了。 诸如此类的妙文，我们也尝见于冠冕堂皇的公文上：而且并非将它漫画化了的，却是它本身原来是漫画。《论语》一年中，我最爱看《古香斋》这一栏，如四川营山县长禁穿长衫令云：“须知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且国势衰弱，……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又如北平社会局禁女人养雄犬文云：“查雌女雄犬相处，非仅有碍健康，更易发生无耻秽闻，揆之我国礼义之邦，亦为习俗所不许。谨特通令严禁……凡妇女带养之雄犬，斩之无赦，以为取缔！”这那里是滑稽作家所能凭空写得出来的？ 不过《古香斋》里所收的妙文，往往还倾于奇诡，滑稽却不如平淡，惟其平淡，也就更加滑稽，在这一标准上，我推选“甜葡萄”说。 （十月十九日。） 【外国也有                                                                                                                                                                                           符灵　　】 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 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狄昆希吸鸦片；陀思妥夫斯基赌得发昏。斯惠夫德带枷，马克斯反动。林白大佐的儿子，就给绑匪绑去了。而裹脚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见得有多么远。 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民国以来，有过许多总统和阔官了，下野之后，都是面团团的，或赋诗，或看戏，或念佛，吃着不尽，真也好象给批评者以证据。不料今天却被我发见了：外国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电──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总统麦查度……在古巴之产业，计值八百万美元，凡能对渠担保收回此项财产者，无论何人，渠愿与以援助。又一消息，谓古巴政府已对麦及其旧僚属三十八人下逮捕令，并扣押渠等之财产，其数达二千五百万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财产一共只有这区区二千五百万美元，手段虽不能谓之高，但有些近乎发财却总是确凿的，这已足为我们的“上峰”雪耻。不过我还希望他们在外国买有地皮，在外国银行里另有存款，那么，我们和外人折冲樽俎的时候，就更加振振有辞了。 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来却也真费事。况且北京有一种学说，说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见了就更好。发见，这是积极的事业。哥仑布与爱迪生，也不过有了发见或发明而已。 与其劳心劳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国也有的，巴黎就有许多跳舞场和咖啡店。 即使连中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底与马基顿乎？──外国也有的！ （十月十九日。） 【扑空                                                                                                                                                                                               丰之余　　】 自从《自由谈》上发表了我的《感旧》和施蛰存先生的《〈庄子〉与〈文选〉》以后，《大晚报》的《火炬》便在征求展开的讨论。首先征到的是施先生的一封信，题目曰《推荐者的立场》。注云“《庄子》与《文选》的论争”。 但施先生又并不愿意“论争”，他以为两个人作战，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无非给看客好玩。这是很聪明的见解，我赞成这一肢一节。不过更聪明的是施先生其实并非真没有动手，他在未说退场白之前，早已挥了几拳了。挥了之后，飘然远引，倒是最超脱的拳法。现在只剩下一个我了，却还得回一手，但对面没人也不要紧，我算是在打“逍遥游”。 施先生一开首就说我加以“训诲”，而且派他为“遗少的一肢一节”。上一句是诬赖的，我的文章中，并未对于他个人有所劝告。至于指为“遗少的一肢一节”，却诚然有这意思，不过我的意思，是以为“遗少”也并非怎么很坏的人物。新文学和旧文学中间难有截然的分界，施先生是承认的，辛亥革命去今不过二十二年，则民国人中带些遗少气，遗老气，甚而至于封建气，也还不算甚么大怪事，更何况如施先生自己所说，“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的呢，过去的余气当然要有的。但是，只要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能少传授一点，那就好了。 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是并非专为他个人而作的，而且自看了《〈庄子〉与〈文选〉》之后，则连这“一肢一节”也已经疏远。为什么呢，因为在推荐给青年的几部书目上，还提出着别一个极有意味的问题：其中有一种是《颜氏家训》。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隋，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意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胡人。这也是庚子义和拳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念佛，子弟却学些“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便是现在，抱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而这颜氏的渡世法，竟打动了施先生的心了，还推荐于青年，算是“道德修养”。他又举出自己在读的书籍，是一部英文书和一部佛经，正为“鲜卑语”和《归心篇》写照。只是现代变化急速，没有前人的悠闲，新旧之争，又正剧烈，一下子看不出什么头绪，他就也只好将先前两代的“道德”，并萃于一身了。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着这颜氏式道德者多，则在中国社会上，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荡涤的必要。自然，这虽为书目所引起，问题是不专在个人的，这是时代思潮的一部。但因为连带提出，表面上似有太关涉了某一个人之观，我便不敢论及了，可以和他相关的只有“劝人看《庄子》《文选》了”八个字，对于个人，恐怕还不能算是不敬的。但待到看了《〈庄子〉与〈文选〉》，却实在生了一点不敬之心，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豫料的还空虚，但仍给以正经的答复，那便是《感旧以后》（上）。 然而施先生的写在看了《感旧以后》（上）之后的那封信，却更加证明了他和我所谓“遗少”的疏远。他虽然口说不来拳击，那第一段却全是对我个人而发的。现在介绍一点在这里，并且加以注解。 施先生说：“据我想起来，劝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这是说，劝青年看新书的，并非为了青年，倒是为自己要多获些群众。 施先生说：“我想借贵报的一角篇幅，将……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这一大堆的话，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与《伪自由书》的缘故。 施先生说：“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这一段话，有些语无伦次了，好象是说：我之反对推荐《庄子》与《文选》，是因为恨他没有推荐我的书，然而我又并无书，然而恨他不推荐，可笑之至矣。 这是“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劝青年去看《庄子》与《文选》，《论语》，《孟子》，《颜氏家训》的施蛰存先生，看了我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不想再写什么”而终于写出来了的文章，辞退做“拳击手”，而先行拳击别人的拳法。但他竟毫不提主张看《庄子》与《文选》的较坚实的理由，毫不指出我那《感旧》与《感旧以后》（上）两篇中间的错误，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就跟着渺渺茫茫，到底是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了“洋场恶少”了。 （十月二十日。） 【备考】： 推荐者的立场 施蛰存　　 ——《庄子》与《文选》之论争 万秋先生： 我在贵报向青年推荐了两部旧书，不幸引起了丰之余先生的训诲，把我派做“遗少中的一肢一节”。自从读了他老人家的《感旧以后》（上）一文后，我就不想再写什么，因为据我想起来，劝新青年看新书自然比劝他们看旧书能够多获得一些群众。丰之余先生毕竟是老当益壮，足为青年人的领导者。至于我呢，虽然不敢自认为遗少，但的确已消失了少年的活力，在这万象皆秋的环境中，即使丰之余先生那样的新精神，亦已不够振拔我的中年之感了。所以，我想借贵报一角篇幅，将我在九月二十九日贵报上发表的推荐给青年的书目改一下：我想把《庄子》与《文选》改为鲁迅先生的《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我想，鲁迅先生为当代“文坛老将”，他的著作里是有着很广大的活字汇的，而且据丰之余先生告诉我，鲁迅先生文章里的确也有一些从《庄子》与《文选》里出来的字眼，譬如“之乎者也”之类。这样，我想对于青年人的效果也是一样的。本来我还想推荐一二部丰之余先生的著作，可惜坊间只有丰子恺先生的书，而没有丰之余先生的书，说不定他是像鲁迅先生印珂罗版木刻图一样的是私人精印本，属于罕见书之列，我很惭愧我的孤陋寡闻，未能推荐矣。 此外，我还想将丰之余先生介绍给贵报，以后贵报倘若有关于征求意见之类的计划，大可设法寄一份表格给丰之余先生，我想一定能够供给一点有价值的意见的。不过，如果那征求是与“遗少的一肢一节”有关系的话，那倒不妨寄给我。 看见昨天的贵报，知道你豫备将这桩公案请贵报的读者来参加讨论。我不知能不能请求你取销这个计划。我常常想，两个人在报纸上作文字战，其情形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而报纸编辑正如那赶来赶去的瘦裁判，读者呢，就是那些在黑暗里的无理智的看客。瘦裁判总希望拳击手一回合又一回合地打下去，直到其中的一个倒了下来，One，Two，Three……站不起来，于是跑到那喘着气的胜者身旁去，举起他的套大皮手套的膀子，高喊着“Mr. X Win the Champion.”你试想想看，这岂不是太滑稽吗？现在呢，我不幸而自己做了这两个拳击手中间的一个，但是我不想为了瘦裁判和看客而继续扮演这滑稽戏了，并且也希望你不要做那瘦裁判。你不看见今天《自由谈》上止水先生的文章中引着那几句俗语吗？“舌头是扁的，说话是圆的”，难道你以为从读者的讨论中会得有真是非产生出来呢？ 施蛰存。十月十八日。　　 （十月十九日，《大晚报·火炬》。）　　 《扑空》正误                                                                                                                                                                             丰之余　　 前几天写《扑空》的时候，手头没有书，涉及《颜氏家训》之处，仅凭记忆，后来怕有错误，设法觅得原书来查了一查，发见对于颜之推的记述，是我弄错了。其《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然则齐士的办法，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可改称为“北朝式道德”，也还是社会上的严重的问题。 对于颜氏，本应该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经死去了，谢罪与否都不相干，现在只在这里对于施先生和读者订正我的错误。 （十月二十五日。）　　 突围                                                                                                                                                                                              施蛰存　　 （八）对于丰之余先生，我的确曾经“打了几拳”，这也许会成为我毕生的遗憾。但是丰先生作《扑空》，其实并未“空”，还是扑的我，站在丰先生那一方面（或者说站在正邪说那方面）的文章却每天都在“剿”我，而我却真有“一个人的受难”之感了。 但是，从《扑空》一文中我发现了丰先生作文的逻辑，他说“我早经声明，先前的文字并非专为他个人而发的”。但下文却有“因为他辩驳的话比我所预料的还空虚”。不专为我而发，但已经预料我会辩驳，这又该作何解？ 因为被人“指摘”了，我也觉得《庄子》与《文选》这两本书诚有不妥处，于是在给《大晚报》编辑的信里，要求他许我改两部新文学书，事实确是如此的。我并不说丰先生是恨我没有推荐这两部新文学书而“反对《庄子》与《文选》”的，而丰先生却说我存着这样的心思，这又岂是“有伦次”的话呢？ 丰先生又把话题搭到《颜氏家训》，又搭到我自己正在读的两本书，并为一谈，说推荐《颜氏家训》是在教青年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而且我还以身作则，在读一本洋书；说颜之推是“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因而我也看一本佛书；从丰先生的解释看起来，竟连我自己也失笑了，天下事真会这样巧！ 我明明记得，《颜氏家训》中的确有一个故事，说有人教子弟学鲜卑语，学琵琶，但我还记得底下有一句：“亦不愿汝曹为之”，可见颜之推并不劝子弟读外国书。今天丰先生有“正误”了，他把这故事更正了之后，却说：“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这个，我倒不懂了，难道我另外还介绍过一本该“齐士”的著作给青年人吗？如果丰先生这逻辑是根据于“自己读外国书即劝人学鲜卑语”，那我也没话可说了。 丰先生似乎是个想为儒家争正统的人物，不然何以对于颜之推受佛教影响如此之鄙薄呢？何以对于我自己看一本《释迦传》如此之不满呢？这里，有两点可以提出来：（一）《颜氏家训》一书之价值是否因《归心篇》而完全可以抹杀？况且颜氏虽然为佛教张目，但他倒并不鼓吹出世，逃避现实，他也不过列举佛家与儒家有可以并行不悖之点，而采佛家报应之说，以补儒家道德教训之不足，这也可以说等于现在人引《圣经》或《可兰经》中的话一样。（二）我看一本《佛本行经》，其意义也等于看一本《谟罕默德传》或《基督传》，既无皈佛之心，更无劝人学佛之行，而丰先生的文章却说是我的“渡世法”，妙哉言乎，我不免取案头的一本某先生舍金上梓的《百喻经》而引为同志矣。 我以前对于丰先生，虽然文字上有点太闹意气，但的确还是表示尊敬的，但看到《扑空》这一篇，他竟骂我为“洋场恶少”了，切齿之声，俨若可闻，我虽“恶”，却也不敢再恶到以相当的恶声相报了。我呢，套一句现成诗：“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原是无足重轻，但对于丰先生，我想该是会得后悔的。今天读到《〈扑空〉正误》，则又觉得丰先生所谓“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又正好留着给自己“写照”了。 （附注）《大晚报》上那两个标题并不是我自己加的，我并无“立场”，也并不愿意因我之故而使《庄子》与《文选》这两部书争吵起来。 右答丰之余先生。（二十七日）。　　 （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一日，《自由谈》。）　　 【答“兼示”                                                                                                                                                                                        丰之余　　】 前几天写了一篇《扑空》之后，对于什么《〈庄子〉与〈文选〉》”之类，本也不想再说了。第二天看见了《自由谈》上的施蛰存先生《致黎烈文先生书》，也是“兼示”我的，就再来说几句。因为施先生驳复我的三项，我觉得都不中肯—— （一）施先生说，既然“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像他似的“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的旧思想也可以存而不论，而且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了。自然，倘要这样写，也可以说“不妨”的，宇宙决不会因此破灭。但我总以为现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话不写，却另去熟读了《庄子》，学了它那样的文法来写文章。至于存而不论，那固然也可以，然而论及又有何妨呢？施先生对于青年之文法拙直，字汇少，和我的《感旧》，不是就不肯“存而不论”么？ （二）施先生以为“以词取士”，和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有“强迫”与“贡献”之分，我的比例并不对。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国文教员的时候，对于学生的作文，是否以富有《庄子》文法与《文选》字汇者为佳文，转为编辑之后，也以这样的作品为上选？假使如此，则倘作“考官”，我看是要以《庄子》与《文选》取士的。 （三）施先生又举鲁迅的话，说他曾经说过：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可见是承认了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二、“……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就知道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这是施先生忽略了时候和环境。他说一条的那几句的时候，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犹言即使恰如他们所说，也不过不能作文，而去读古书，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至于二，则明明指定着研究旧文学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张，涉及一般的大异。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我们不是还得看《易经》与《书经》么？ 其实，施先生说当他填写那书目的时候，并不如我所推测那样的严肃，我看这话倒是真实的。我们试想一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青年后学，奉命惟谨，下过一番苦功之后，用了《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来写发挥《论语》、《孟子》和《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这岂不是太滑稽吗”？ 然而我的那篇《怀旧》是严肃的。我并非为要“多获群众”，也不是因为恨施先生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更不是别有“动机”，例如因为做学生时少得了分数，或投稿时被没收了稿子，现在就借此来报私怨。 （十月二十一日。） 【备考】： 致黎烈文先生书                            施蛰存　　 ——兼示丰之 余先生 烈文兄： 那天电车上匆匆一晤，我因为要到民九社书铺去买一本看中意了的书，所以在王家沙下车了。但那本书终于因价钱不合，没有买到，徒然失去了一个与你多谈一刻的机会，甚怅怅。 关于《庄子》与《文选》问题，我决不再想说什么话。本来我当时填写《大晚报》编辑部寄来的那张表格的时候，并不含有如丰先生的意见所看出来的那样严肃。我并不说每一个青年必须看这两部书，也不是说每一个青年只要看这两部书，也并不是说我只有这两部书想推荐。大概报纸副刊的编辑，想借此添一点新花样，而填写者也大都是偶然觉得有什么书不妨看看，就随手写下了。早知这一写竟会闯出这样大的文字纠纷来，即使《大晚报》副刊编者崔万秋先生给我磕头我也不肯写的。今天看见《涛声》第四十期上有一封曹聚仁先生给我的信，最后一句是：“没有比这两部书更有利于青年了吗？敢问。”这一问真问得我啼笑皆非了。（曹聚仁先生的信态度很真挚，我将有一封复信给他，也许他会得刊在《涛声》上，我希望你看一看。） 对于丰之余先生我也不愿再冒犯他，不过对于他在《感旧》（上）那一篇文章里三点另外的话觉得还有一点意见—— （一）丰先生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是的，新青年尚且可以有旧思想，那么像我这种“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之有旧思想似乎也可以存而不论的了。至于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似乎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只要看它的内容如何罢了。 （二）丰先生说不懂我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与“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有何分界，这其实是明明有着分界的。前者是以一己的意见供献给青年，接受不接受原在青年的自由；后者却是代表了整个阶级（注：做官的阶级也），几乎是强迫青年全体去填词了。（除非这青年不想做官。） （三）说鲁迅先生的文章是从《庄子》与《文选》中来的，这确然是滑稽的，我记得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我的文章里举出鲁迅先生来作例，其意只想请不反对青年从古书求得一点文学修养的鲁迅先生来帮帮忙。鲁迅先生虽然一向是劝青年多读外国书的，但这是他以为从外国书中可以训练出思想新锐的青年来；至于像我那样给青年从做文章（或说文学修养）上着想，则鲁迅先生就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举两个证据来罢：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见北新版《华盖集》第四页。）这可见鲁迅先生也承认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了。而这所谓中国书，从上文看来，似乎并不是指的白话文书。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见北新版《而已集》第四十五页。） 现在，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带住”了，我曾有一封信给《大晚报》副刊的编者，为了尊重丰之余先生的好意，我曾请求允许我换两部书介绍给青年。除了我还写一封信给曹聚仁先生之外，对于这《庄子》与《文选》的问题我没有要说的话了。我曾经在《自由谈》的壁上，看过几次的文字争，觉得每次总是愈争愈闹意气，而离本题愈远，甚至到后来有些参加者的动机都是可以怀疑的，我不想使自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漩涡，所以我不再说什么话了。昨晚套了一个现成偈语： 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 唯无是非观  庶几免是非 倘有人能写篆字者乎？颇想一求法挥，张之素壁。 施蛰存上。（十九日。）　　 （十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中国文与中国人                                                                                                                                                                                 余铭　　】 最近出版了一本很好的翻译：高本汉著的《中国语和中国文》。高本汉先生是个瑞典人，他的真姓是珂罗倔伦（Karlgren）。他为什么“贵姓”高呢？那无疑的是因为中国化了。他的确对于中国语文学有很大的供献。 但是，他对于中国人似乎更有研究，因此，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 他说：“近来——按高氏这书是一九二三年在伦敦出版的——某几种报纸，曾经试用白话，可是并没有多大的成功；因此也许还要触怒多数定报人，以为这样，就是讽示着他们不能看懂文言报呢！” “西洋各国里有许多伶人，在他们表演中，他们几乎随时可以插入许多‘打诨’，也有许多作者，滥引文书；但是大家都认这种是劣等的风味。这在中国恰好相反，正认为高妙的文雅而表示绝艺的地方。” 中国文的“含混的地方，中国人不但不因之感受了困难，反而愿意养成它。” 但高先生自己却因此受够了侮辱：“本书的著者和亲爱的中国人谈话，所说给他的，很能完全了解；但是，他们彼此谈话的时候，他几乎一句也不懂。”这自然是那些“亲爱的中国人”在“讽示”他不懂上流社会的话，因为“外国人到了中国来，只要注意一点，他就可以觉得：他自己虽然熟悉了普通人的语言，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谈话，还是莫名其妙的。” 于是他就说：“中国文字好象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象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美丽可爱而无用的贵妇的“绝艺”，就在于“插诨”的含混。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休想爬进上流社会里来。这样，我们“精神上胜利了”。为要保持这种胜利，必须有高妙文雅的字汇，而且要丰富！五四白话运动的“没有多大成功”，原因大抵就在上流社会怕人讽示他们不懂文言。 虽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我们还是含混些好了。否则，反而要感受困难的。 （十月二十五日。） 【野兽训练法                                                                                                                                                                                      余铭　　】 最近还有极有益的讲演，是海京伯马戏团的经理施威德在中华学艺社的三楼上给我们讲“如何训练动物？”可惜我没福参加旁听，只在报上看见一点笔记。但在那里面，就已经够多着警辟的话了── “有人以为野兽可以用武力拳头去对付它，压迫它，那便错了，因为这是从前野蛮人对付野兽的办法，现在训练的方法，便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所用的方法，是用爱的力量，获取它们对于人的信任，用爱的力量，温和的心情去感动它们。……” 这一些话，虽然出自日耳曼人之口，但和我们圣贤的古训，也是十分相合的。用武力拳头去对付，就是所谓“霸道”。然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所以文明人就得用“王道”，以取得“信任”：“民无信不立”。 但是，有了“信任”以后，野兽可要变把戏了── “教练者在取得它们的信任以后，然后可以从事教练它们了：第一步，可以使它们认清坐的，站的位置；再可以使它们跳浜，站起来……” 训兽之法，通于牧民，所以我们的古之人，也称治民的大人物曰“牧”。然而所“牧”者，牛羊也，比野兽怯弱，因此也就无须乎专靠“信任”，不妨兼用着拳头，这就是冠冕堂皇的“威信”。 由“威信”治成的动物，“跳浜，站起来”是不够的，结果非贡献毛角血肉不可，至少是天天挤出奶汁来，──如牛奶，羊奶之流。 然而这是古法，我不觉得也可以包括现代。 施威德讲演之后，听说还有余兴，如“东方大乐”及“踢毽子”等，报上语焉不详，无从知道底细了，否则，我想，恐怕也很有意义。 （十月二十七日。） 【反刍                                                                                                                                                                                                  元艮　　】 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议论，有些刊物上早不直接提起应否大家研究这问题，却拉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他们是在嘲笑那些反对《文选》的人们自己却曾做古文，看古书。 这真利害。大约就是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对不起，“古书”又来了！ 不进过牢狱的那里知道牢狱的真相。跟着阔人，或者自己原是阔人，先打电话，然后再去参观的，他只看见狱卒非常和气，犯人还可以用英语自由的谈话。倘要知道得详细，那他一定是先前的狱卒，或者是释放的犯人。自然，他还有恶习，但他教人不要钻进牢狱去的忠告，却比什么名人说模范监狱的教育卫生，如何完备，比穷人的家里好得多等类的话，更其可信的。 然而自己沾了牢狱气，据说就不能说牢狱坏，狱卒或囚犯，都是坏人，坏人就不能有好话。只有好人说牢狱好，这才是好话。读过《文选》而说它无用，不如不读《文选》而说它有用的可听。反“反《文选》”的诸君子，自然多是读过的了，但未读的也有，举一个例在这里罢——“《庄子》我四年前虽曾读过，但那时还不能完全读懂……《文选》则我完全没有见过。”然而他结末说，“为了浴盘的水糟了，就连小宝宝也要倒掉，这意思是我们不敢赞同的。”（见《火炬》）他要保护水中的“小宝宝”，可是没有见过“浴盘的水”。 五四运动的时候，保护文言者是说凡做白话文的都会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读。现在保护古书者是说反对古书的也在看古书，做文言，——可见主张的可笑。永远反刍，自己却不会呕吐，大约真是读透了《庄子》了。 （十一月四日。） 【归厚                                                                                                                                                                                                   罗怃　　】 在洋场上，用一瓶强水去洒他所恨的女人，这事早经绝迹了。用些秽物去洒他所恨的律师，这风气只继续了两个月。最长久的是造了谣言去中伤他们所恨的文人，说这事已有了好几年，我想，是只会少不会多的。 洋场上原不少闲人，“吃白相饭”尚且可以过活，更何况有时打几圈马将。小妇人的嘁嘁喳喳，又何尝不可以消闲。我就是常看造谣专门杂志之一人，但看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有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造谣，也要才能的，如果他造得妙，即使造的是我自己的谣言，恐怕我也会爱他的本领。 但可惜大抵没有这样的才能，作者在谣言文学上，也还是“滥竽充数”。这并非我个人的私见。讲什么文坛故事的小说不流行，什么外史也不再做下去，可见是人们多已摇头了。讲来讲去总是这几套，纵使记性坏，多听了也会烦厌的。想继续，这时就得要才能；否则，台下走散，应该换一出戏来叫座。 譬如罢，先前演的是《杀子报》罢，这回就须是《三娘教子》，“老东人呀，唉，唉，唉！” 而文场实在也如戏场，果然已经渐渐的“民德归厚”了，有的还至于自行声明，更换办事人，说是先前“揭载作家秘史，虽为文坛佳话，然亦有伤忠厚。以后本刊停登此项稿件。……以前言责，……概不负责。”（见《微言》）为了“忠厚”而牺牲“佳话”，虽可惜，却也可敬的。 尤其可敬的是更换办事人。这并非敬他的“概不负责”，而是敬他的彻底。古时候虽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为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念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这一种玩意儿，实在已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令人办事有点为难了。 不过，尤其为难的是忠厚文学远不如谣言文学之易于号召读者，所以须有才能更大的作家，如果一时不易搜求，那刊物就要减色。我想，还不如就用先前打诨的二丑挂了长须来唱老生戏，那么，暂时之间倒也特别而有趣的。 （十一月四日。） 附记：这一篇没有能够发表。 （次年六月十九日记。）　　 【难得糊涂                                                                                                                                                                                           子明　　】 因为有人谈起写篆字，我倒记起郑板桥有一块图章，刻着“难得糊涂”。那四个篆字刻得叉手叉脚的，颇能表现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足见刻图章写篆字也还反映着一定的风格，正像“玩”木刻之类，未必“只是个人的事情”：“谬种”和“妖孽”就是写起篆字来，也带着些“妖谬”的。 然而风格和情绪，倾向之类，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其实他还能够糊涂的。现在，到了“求仕不获无足悲，求隐而不得其地以窜者，毋亦天下之至哀欤”的时代，却实在求糊涂而不可得了。 糊涂主义，唯无是非观等等——本来是中国的高尚道德。你说他是解脱，达观罢；也未必。他其实在固执着，坚持着什么，例如道德上的正统，文学上的正宗之类。这终于说出来了：——道德要孔孟加上“佛家报应之说”（老庄另帐登记），而说别人“鄙薄”佛教影响就是“想为儒家争正统”，原来同善社的三教同源论早已是正统了。文学呢？要用生涩字，用词藻，秾纤的作品，而且是新文学的作品，虽则他“否认新文学和旧文学的分界”；而大众文学“固然赞成”，“但那是文学中的一个旁支”。正统和正宗，是明显的。 对于人生的倦怠并不糊涂！活的生活已经那么“穷乏”，要请青年在“佛家报应之说”，在《文选》、《庄子》、《论语》、《孟子》里去求得修养。后来，修养又不见了，只剩得字汇。“自然景物，个人情感，宫室建筑，……之类，还不妨从《文选》之类的书中去找来用。”从前严几道从甚么古书里——大概也是《庄子》罢——找着了“幺匿”两个字来译Unit，又古雅，又音义双关的。但是后来通行的却是“单位”。严老先生的这类“字汇”很多，大抵无法复活转来。现在却有人以为“汉以后的词，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拼成功我们的光芒的新文学”。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那大概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了。人生却不在拼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可恨的是人生那么骚扰忙乱，使一些人“不得其地以窜”，想要逃进字和词里去，以求“庶免是非”，然而又不可得。真要写篆字刻图章了！ （十一月六日。） 【古书中寻活字汇                                                                                                                                                                             罗怃　　】 古书中寻活字汇，是说得出，做不到的，他在那古书中，寻不出一个活字汇。 假如有“可看《文选》的青年”在这里，就是高中学生中的几个罢，他翻开《文选》来，一心要寻活字汇，当然明知道那里面有些字是已经死了的。然而他怎样分别那些字的死活呢？大概只能以自己的懂不懂为标准。但是，看了六臣注之后才懂的字不能算，因为这原是死尸，由六臣背进他脑里，这才算是活人的，在他脑里即使复活了，在未“可看《文选》的青年”的眼前却还是死家伙。所以他必须看白文。 诚然，不看注，也有懂得的，这就是活字汇。然而他怎会先就懂得的呢？这一定是曾经在别的书上看见过，或是到现在还在应用的字汇，所以他懂得。那么，从一部《文选》里，又寻到了什么？ 然而施先生说，要描写宫殿之类的时候有用处。这很不错，《文选》里有许多赋是讲到宫殿的，并且有什么殿的专赋。倘有青年要做汉、晋的历史小说，描写那时的宫殿，找《文选》是极应该的，还非看《四史》、《晋书》之类不可。然而所取的僻字也不过将死尸抬出来，说得神秘点便名之曰“复活”。如果要描写的是清故宫，那可和《文选》的瓜葛就极少了。 倘使连清故宫也不想描写，而豫备工夫却用得这么广泛，那实在是徒劳而仍不足。因为还有《易经》和《仪礼》，里面的字汇，在描写周朝的卜课和婚丧大事时候是有用处的，也得作为“文学修养之根基”，这才更像“文学青年”的样子。 （十一月六日。） 【“商定”文豪                                                                                                                                                                                  白在宣　　】 笔头也是尖的，也要钻。言路的窄，现在也正如活路一样，所以（以上十五字，刊出时作“别的地方钻不进”），只好对于文艺杂志广告的夸大，前去刺一下。 一看杂志的广告，作者就个个是文豪，中国文坛也真好象光焰万丈，但一面也招来了鼻孔里的哼哼声。然而，著作一世，藏之名山，以待考古团的掘出的作家，此刻早已没有了，连自作自刻，订成薄薄的一本，分送朋友的诗人，也已经不大遇得到。现在是前周作稿，次周登报，上月剪贴，下月出书，大抵仅仅为稿费。倘说，作者是饿着肚子，专心在为社会服务，恐怕说出来有点要脸红罢。就是笑人需要稿费的高士，他那一篇嘲笑的文章也还是不免要稿费。但自然，另有薪水，或者能靠女人奁资养活的文豪，都不属于这一类。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 商家印好一种稿子后，倘那时封建得势，广告上就说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时，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家的书也印出来了，另一种广告说那些作者并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这边的才是真货色，于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一家又集印了各种广告的论战，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评，另出了一位新文豪。 还有一法是结合一套脚色，要几个诗人，几个小说家，一个批评家，商量一下，立一个什么社，登起广告来，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结果也总可以封定一批文豪们，也是一种的“商定”。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后来的书价，就不免指出文豪们的真价值，照价二折，五角一堆，也说不定的。不过有一种例外：虽然铺子出盘，作品贱卖，却并不是文豪们走了末路，那是他们已经“爬了上去”，进大学，进衙门，不要这踏脚凳了。 （十一月七日。） 【青年与老子                                                                                                                                                                                   敬一尊　　】 听说，“慨自欧风东渐以来”，中国的道德就变坏了，尤其是近时的青年，往往看不起老子。这恐怕真是一个大错误，因为我看了几个例子，觉得老子的对于青年，有时确也很有用处，很有益处，不仅足为“文学修养”之助的。 有一篇旧文章——我忘记了出于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曾有一个道士，有长生不老之术，自说已经百余岁了，看去却“美如冠玉”，像二十左右一样。有一天，这位活神仙正在大宴阔客，突然来了一个须发都白的老头子，向他要钱用，他把他骂出去了。大家正惊疑间，那活神仙慨然的说道，“那是我的小儿，他不听我的话，不肯修道，现在你们看，不到六十，就老得那么不成样子了。”大家自然是很感动的，但到后来，终于知道了那人其实倒是道士的老子。 还有一篇新文章——杨某的自白——却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有志之士，学说是很正确的，不但讲空话，而且去实行，但待到看见有些地方的老头儿苦得不像样，就想起自己的老子来，即使他的理想实现了，也不能使他的父亲做老太爷，仍旧要吃苦。于是得到了更正确的学说，抛去原有的理想，改做孝子了。假使父母早死，学说那有这么圆满而堂皇呢？这不也就是老子对于青年的益处么？ 那么，早已死了老子的青年不是就没有法子么？我以为不然，也有法子想。这还是要查旧书。另有一篇文章——我也忘了出在什么书里的了——告诉我们，一个老女人在讨饭，忽然来了一位大阔人，说她是自己的久经失散了的母亲，她也将错就错，做了老太太。后来她的儿子要嫁女儿，和老太太同到首饰店去买金器，将老太太已经看中意的东西自己带去给太太看一看，一面请老太太还在拣，——可是，他从此就不见了。 不过，这还是学那道士似的，必须实物时候的办法，如果单是做做自白之类，那是实在有无老子，倒并没有什么大关系的。先前有人提倡过“虚君共和”，现在又何妨有“没亲孝子”？张宗昌很尊孔，恐怕他府上也未必有《四书》、《五经》罢。 （十一月七日。） 【后记】 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不久就又蒙一些很有“灵感”的“文学家”吹嘘，有无法隐瞒之势，虽然他们的根据嗅觉的判断，有时也并不和事实相符。但不善于改悔的人，究竟也躲闪不到那里去，于是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 不做文章，就整理旧稿，在年底里，粘成了一本书，将那时被人删削或不能发表的，也都添进去了，看起分量来，倒比这以前的《伪自由书》要多一点。今年三月间，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觉又过了半年，回想离停笔的时候，已是一年有余了，时光真是飞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杂文还好象说着现在或甚而至于明年。 记得《伪自由书》出版的时候，《社会新闻》曾经有过一篇批评，说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书的本意，完全是为了一条尾巴——《后记》。这其实是误解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但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写后记，除了我是弄笔的人，总要动笔之外，只在要这一本书里所画的形象，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却不是“完全为了一条尾巴”。 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因为笔名改得勤，开初倒还平安无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知道自己终于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着了曾今可，《豪语的折扣》又触犯了张资平，此外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些别的什么伟人，我还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以后，这案件可就闹大了。 去年八月间，诗人邵洵美先生所经营的书店里，出了一种《十日谈》，这位诗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飘飘然的论起“文人无行”来了，先分文人为五类，然后作结道—— 除了上述五类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枝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呒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 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 因为他们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因此他们的目的仍在职业而不在文人。他们借着文艺宴会的名义极力地拉拢大人物；借文艺杂志或是副刊的地盘，极力地为自己做广告：但求闻达，不顾羞耻。 谁知既为文人矣，便将被目为文人；既被目为文人矣，便再没有职业可得，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 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迫压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谓“诗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宫保”的孙婿，将污秽泼在“这般东西”的头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丧”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帮闲，开锣喝道，过后仍是一条空街，还不及“大出丧”的虽在数十年后，有时还有几个市侩传颂。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我那两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说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带官儿，却没有裙带文人的。 然而，帮手立刻出现了，还出在堂堂的《中央日报》（九月四日及六日）上──

【総目録】 魯迅全集・第一巻 魯迅全集・第二巻 魯迅全集・第三巻 魯迅全集・第四巻 魯迅全集・第五巻 魯迅全集・第六巻 魯迅全集・第七巻 魯迅全集・第八巻 魯迅全集・第九巻 魯迅全集・第十巻 魯迅全集・第十一巻 魯迅全集・第十二巻 魯迅全集・第十三巻 魯迅全集・第十四巻 魯迅全集・第十五巻 魯迅全集・第十六巻 たとえばあの『文学には階級性があるか？』という高論であるが、結論は階級性はないというものだ。階級性を抹殺するには、呉稚暉氏の「何とかいうマルクスだの牛クスだの」、および某氏の「世界には階級などというものは存在しない」という学説が最も手っ取り早いと私は思う。そうすれば万口は沈黙し、天下太平である。だが梁氏は「何とかいうマルクス」の毒にいささか当てられていて、まず現在多くの国が資本制度であることを認め、この制度の下には無産者がいることを認めている。ただしこの「無産者はもともと階級の自覚などなかった。同情心がありすぎ、態度の偏激な数人の指導者が、この階級観念を彼らに吹き込んだ」のであり、彼らの連合を促し、闘争の欲望を煽り立てようとしたのだ、と。なるほど、だが私が思うに、吹き込んだ者は同情からではなく、世界改造の思想によるものだ。そもそも「もともと存在しない」ものなら、自覚しようがないし、煽り立てようもない。自覚でき、煽り立てること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それがもともと存在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を示している。もともと存在するものは、長く隠しおお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ガリレオが地動説を唱え、ダーウィンが生物進化を説いた時、前者は宗教家に焼き殺されかけ、後者は保守派に猛攻撃を受けたではないか。しかし今日、人々が両説を怪しまないのは、地球は確かに動いており、生物は確かに進化しているからにほかならない。存在を認めながら存在しないかのように見せかけるには、並外れた技を持たなければ不可能である。 だが梁氏には闘争を消し去る方法があり、ルソーの言う「財産は文明の基礎である」から、「ゆえに財産制度を攻撃することは、文明に反抗することである」、「一人の無産者がもし見込みのある者なら、辛辛苦苦、誠実に一生働きさえすれば、多少なりとも必ず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考える。 一昨年以来、私個人に対する攻撃は実に多くなった。どの刊行物を見ても、だいたい「魯迅」の名前が載っている。しかも筆者の口ぶりは、一見すると革命文学者のようだ。だが私はいくつか読んでみて、次第にくだらない言葉が多すぎると感じるようになった。解剖刀は急所に当たらず、弾丸の命中した所も致命傷ではない。たとえば私の属する階級だが、今に至るまでまだ判定されていない。ある時はプチブルジョアと言い、ある時は「ブルジョア」と言い、時には「封建の残滓」にまで昇格し、しかもまたチンパンジーに等しいとされる（『創造月刊』掲載の「東京通信」参照）。ある時は歯の色まで罵られた。このような社会において、封建の残滓が幅を利かせることは大いにありうることだが、封建の残滓がすなわちチンパンジーだとは、いかなる「唯物史観」にも説明されておらず、歯が黄色いことが無産階級革命に有害であるという論拠も見つからない。私は思った——参考になるこのような理論はあまりに少ないから、みな少し混乱しているのだ、と。敵に対して解剖し、噛み砕くことは、今や避けられないことだが、解剖学の教科書が一冊あり、料理法が一冊あれば、法にのっとって処理すれば、構造も味わいもまだいくらか明瞭で、味のあるものになるだろう。人はしばしば神話のプロメテウスを革命家に喩え、人に火を盗んで与え、天帝の虐待を受けても悔いない、その博大堅忍は確かに相通ずるものがある、と言う。だが私が他国から火を盗んできた本意は、自分の肉を料理するためであって、もし味がいくらかでもよくなれば、噛み砕く側にとっても多少の利益があるだろうし、私もこの体を無駄にしたことにはならないと思ったのだ——出発点はまったくの個人主義であり、しかもプチブルの贅沢が混じっている。そしてゆっくりと解剖刀を取り出して、かえって解剖者に突き刺すのだ。 【張資平氏の「小説学」】 張資平氏は「最も進歩的な」「無産階級作家」だと言われている。諸君がまだ「萌芽」し、まだ「開拓」している時、彼はすでに収穫しているのだ。これが進歩というものだ。飛ぶように走り去り、追いつけない。しかし追跡して行ってみると、彼が走り込んだのは「楽群書店」の中だった。 張資平氏は以前は三角恋愛小説の作家であり、しかも女の性欲は男よりも耐え難く、自ら男を求めに来る、卑しい女め、痛い目に遭って当然だ、と書いた。これは当然、無産階級小説ではない。だが作者がひとたび方向を転ずれば、一人が道を得れば鶏犬も天に昇る、まして仙人の遺骸ではないか。『張資平全集』はやはり読むべきである。これが収穫というものだ、わかったか？ さらに収穫はある。『申報』の報道によれば、今年の大夏の学生たちが、「青年に崇拝される張資平先生」をお招きして「小説学」を教えさせることになった。中国の旧例では、英語の先生はきっと外国史も教えることになり、国語の先生はきっと倫理学も教えることになる。まして小説の先生なら、当然その腹には小説学が詰まっているはずだ。でなければ、書けるはずがないではないか？ ホメロスが「叙事詩作法」を持っていなかったとか、シェイクスピアが「戯劇学概論」を持っていなかったとか、誰が保証できようか？ ああ、講義を聴く門弟は幸いである。これでどう三角にし、どう恋愛するかがわかるだろう。女が欲しいと思えば、意外にも女の性欲の衝動はあなたよりも強く、自分からやって来る。友よ、待っていなさい。だが最も気の毒なのは上海にいないために、遥かに「崇拝」するしかなく、門下に加わることのできない青年たちで、この偉大な「小説学」を拝聴できないのである。ここに私が『張資平全集』と「小説学」の精華を紹介しよう。 この種の心理は、たしかに非難されるべきである。だが実際には、私はまだこのような雑感を見たことがない。たとえば同一の筆者が、三民主義者は英米の自由に背いていると言い、共産主義者はロシアのルーブルを受け取っていると言い、国家主義は狭すぎ、無政府主義はまた空虚すぎる……などと言うものだ。だから梁氏の『零星』は、彼が目にした雑感の罪状を誇張したものである。 実のところ、ある主義の理由の欠陥を指摘し、あるいはそこから生じた弊害を指摘することは、たとえその主義の信奉者でなくても、もともと差し支えないことである。たとえば搾取されて痛ければ、叫び声を上げるのは当然で、よりよい主義を考え出す前に歯を食いしばっている必要などない。だが当然、よりよい主張があれば、もっと様になる。 しかし梁氏が謙遜して末尾に置いた「善い政府主義」は、もっと謙遜に例外に置くべきだと私は思う。なぜなら三民主義から無政府主義に至るまで、その性質の寒暖がいかであれ、処方箋に書いてあるのはやはり薬の名前、たとえば石膏だの肉桂だのの類である——服用後の利害はまた別問題だ。ただ「善い政府主義」のこの「一服の薬」だけは、処方箋に書いてあるのは薬の名前ではなく、「良い薬材」という三文字と、くどくどしい名医気取りの「主張」である。なるほど、誰も病気の治療に悪い薬材を使うべきだとは言えまいが、この処方箋は、医者でなくても首を振るだろう。誰だって「貶しまくって一文の値打もなく」（「褒」は「称讃」の意であり、ここに使うのは「不通」であるのみならず、「褒」の字を知らないことも証明しているが、これは梁氏の原文なのでそのまま残す）するだろう。 もしこの医者が恥じ怒って 医者はわれわれに教えてくれる——唖者の多くは、喉や舌が話せないのではなく、ただ幼い頃から耳が聞こえないために、大人の言葉を聞くことができず、手本にしようがなく、誰もが口を開いてウウアアと言っているだけだと思い込んでいるから、自分も当然ウウアアとするしかないのだ、と。ゆえにブランデスがデンマーク文学の衰微を嘆いた時、かつてこう言った——文学の創作はほとんど完全に死滅した。人間の、あるいは社会のいかなる問題も、興味を惹くことができず、新聞や雑誌以外では、少しの論争も引き起こすことがない。われわれは強烈で独創的な創作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ない。加えて外国の精神生活を取り入れることに、今やほとんど絶対的に顧みない。かくして精神上の「聾」は、その結果、「唖」をも招来したのだ。（『十九世紀文学の主潮』第一巻自序） これらの言葉は、そのまま中国の文芸界を批評するのにも使える。この現象は、すべてを圧迫者の圧迫のせいにすることはできない。五四運動時代の啓蒙運動者もその後の反対者も、ともに責任を分担すべきである。前者は功を急ぐあまり、ついに何ら価値ある書籍を翻訳しなかった。後者は故意に怒りの矛先を転じ、翻訳者を仲人と罵るに至った。一部の青年はさらに波に乗じ、一時は人名地名に原語の注をつけて読者の参考に資するだけでも、「衒学」と誹られたものだ。 して今はどうか？ 三間口の書店は四馬路にはまだ少なくないが、その中の棚一杯に薄い小冊子が並び、もし大部の書を探そうとすれば、まさに砂を篩って金を拾うような難しさである。もちろん、背が高く太っているからといって偉人とは限らず、分量が多く複雑だからといって名著とは限らない。まして「剪り貼り」もある。しかし、小さな一冊の「何とか 春の夢は支離滅裂なものだ。「夏の夜の夢」はどうか？ シェイクスピアの戯曲を見ても、やはり支離滅裂だ。中国の秋の夢は、慣例によれば「粛殺」であるべきで、民国以前の死刑囚はすべて「秋後処決」であった。これは天の時に従うものだ。天がそうしろと言えば、人はそうせざるを得ない。いわゆる「文人」もまた例外とはならず、たらふく食べてベッドで眠り、食べ物が消化しきれなければ夢を見る。しかも今は秋だから、天が彼の夢を威厳あるものにしたのだ。 二巻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発行）の『濤声』に、「林丁」と自称する人物の編集者宛の手紙があり、その中にこんな一節がある—— 「……の争い、いずれが是でいずれが非か、外部の者にはとうてい詳しくはわからない。しかし互いに傷つけ合うのは、傍観者から見れば、文壇全体の不幸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私の考えでは、各人ともまず尻を百叩きにして戒めとし、余事は一切不問に付すべきだ。……」 二日前、ある小さな新聞の無署名の社説にも、少し前の余・趙の剽窃問題の論争についてたいそう憤慨して、こう書いてあった—— 「……もし私がひとたび大権を握ったなら、必ずこの手合いを捕らえてきて、苦役に処し、十年間読書させてやる。中国の文壇にも、清浄な日が来るかもしれない。」 張献忠は自らが没落しつつあった時、その行動は「いずれが是でいずれが非か」を問わず、ただ殺すだけであった。清朝の役人が、原告被告の双方に、青紅を問わず、尻を百叩きあるいは五十叩きにすることは、たしかに時としてあったが、これは満洲がまだ奴隷を欲しがっていて、搾取の対象にしたかったからであり、つまりは「林丁」氏の旧い夢なのだ。 幼い頃、両親に愛護されていた時分を思い出すと、最も面白かったのはちょっとした病気をすることで、大病は駄目だ、苦しいし危険だから。ちょっとした病気にかかり、だるだると寝床に横になり、いささかの悲哀と、いささかの甘えとがあり、小さな苦しみにほのかな甘さが混じり、実に秋の詩境のようであった。ああ悲しいかな、江湖に流落して以来、霊感は逃げ去り、小さな病気すらしなくなった。たまに文学者の名文を見て、秋の花がために顔色を変え、大海がために沈黙する云々と書いてあっても、ただ自分の感覚の麻痺をいよいよ感じるばかりだ。私はかつて秋の花が私のために悲しみ、突然色を変えたのを見たことがない。風さえあれば、大海は常に咆哮しているのであって、私が騒ぐのが好きか静かなのが好きかなど、お構いなしだ。 氷瑩女史の佳作によれば、「晨は科学を学ぶ者だが、この一瞬、自分の志趣を完全に忘れ、彼の脳裏にあるのはただ存分に自然の美景を享受しようという目的のみであった。……」これもまた一つの幸福だ。科学は私が学んだのはごく浅く、生物学の教科書を一冊読んだだけだが、花は植物の生殖器官だとか、虫の鳴き声や鳥のさえずりは求愛だとかいった教えは、まったく忘れ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昨夜、荒れ地をぶらついていて、蟋蟀が野菊の下で鳴くのを聞き、美しい景色のように感じた。詩興がむくむくと湧き起こり、新体詩を二行作った—— 野菊の生殖器の下で、 　　蟋蟀が色目を使っている。 書いてみて一目見ると、粗野な者たちの歌う俚歌よりはいくらか上品ではあるが、新詩人が「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から得た詩に比べれば、やはり「見劣り」する。あまりに科学的に、あまりに真実に書くと雅でなくなる。旧体詩に改作すれば、あるいはこれほどではないかもしれない。生殖器官だの、 大きな字を書いたり国画を描いたりする名人のことは言うまい。ただ実際に事務を処理する者についてだけ言おう。こうした人々にとって、毛筆は甚だ不便である。硯と墨は持ち歩かなくても、墨汁に替えればよいが、墨汁にも国産のものがないではない。しかも私の経験では、墨汁も常用できるものではない。数千字も書けば、毛筆は膠で固まって自由がきかなくなる。もし硯を据えて墨を磨り、紙を展べて筆を舐めるとすれば、たとえば学生の講義ノートの筆記だけを取っても、速度はおそらくインクペンに比べて三分の一は減るだろう。彼はノートを取らないか、教師に遅く話してもらうしかなく、つまりみんなの時間が三分の一無駄になるのだ。 いわゆる「便利」とは、怠けることではなく、同じ時間内にこれによってより多くの事を成し遂げられるということだ。これはすなわち時間の節約であり、すなわち人の有限なる生命をより有効にすることであり、またすなわち人の生命を延長するに等しい。古人は「人が墨を磨るのではなく、墨が人を磨る」と言ったが、人生が紙と墨の中に消耗されることを悲憤したのであり、インクペンの発明はまさにこの欠憾を補うことができるのだ。 だがその存在は、時間を貴び生命を貴ぶ場所においてこそ必要とされる。中国はそうではない。だから当然、国産品にはなりえない。輸出入の品物には、中国にはすでに帳簿がある。だが人民の数にはまだ一冊の帳簿もない。一人の人間の養育教育に、親がどれほどの物力と労力を費やすことか。しかし青年男女はしばしば行方知れずとなり、誰も注意を払わない。わずかな時間のことなど、当然なおさら問題にならない。生きて毛筆をいじっていられるのは、あるいは幸福と言えるかもしれない。 われわれ中国と同じく、もともと毛筆を使っていた国がもう一つある。日本だ。しかし日本では毛筆はほとんど絶滅し、代わりに鉛筆とインクペンが 施氏自身の解釈を今見て、（一）ようやく彼の当時の事情がわかった——原稿用紙が小さすぎたのだ。「もう少し広ければ」、「もっと何冊か書名を書き入れたかった」のだと。（二）ようやく彼のそれ以前の経歴がわかった——「国語の教師から雑誌の編集に転じ」、「青年の文章があまりに拙直で、語彙が少なすぎる」と感じたため、この二つの古書を推挙して、そこから文法を学び、語彙を探させようとしたのだ、「その中には多くの死語があるけれども」。思うに、もし荘子が今日に生きていたなら、棺を叩き割られた後には、おそらく結婚の志ある女子すべてに『列女伝』を読むよう勧めるだろう。 もう一つ、別の話がある—— 春の夢は支離滅裂だ。「夏の夜の夢」も、シェイクスピアの劇を見れば、やはり支離滅裂だ。だが中国の秋の夢は、慣例では「粛殺」たるべきであり、民国以前の死刑囚はみな「秋後処決」であった——天の時に順うのだ。天がそうせよと命じれば、人はそう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いわゆる「文人」も当然例外ではなく、たらふく食べて寝床に入り、食べ物が消化しきれなければ夢を見る。今は秋だから、天が彼の夢に威厳を与えたのだ。文壇の論争についての批判は、しばしば「是非を問わず」に行われるが、それこそが最も問題であろう。人々は安易に「双方とも悪い」と裁断しがちだが、実際には事の本質を見極めようとしないだけのことだ。 ある種の人々は、権力さえあれば問題を解決できると考えている。「もし一朝大権を握ったなら」という夢を語る者がいるが、これは張献忠の精神に通ずるものがある。張献忠は没落しつつあった時、是非を問わず、ただ殺すのみであった。清朝の役人が原告被告に等しく罰を下すのも、真実を追究する気がないからにほかならない。 文壇において必要なのは、公正な批評であり、すべてを一括して罰する粗暴な態度ではない。しかし今日の中国では、このような理性的な批評はなかなか育たない。なぜなら批評そのものが危険な行為とみなされ、批評者はしばしば報復を受けるからだ。かくして文壇は沈黙に陥り、劣悪な作品が跋扈するのを許してしまう。 われわれに必要なのは、恐れずに真実を語る勇気と、是非を弁える能力である。張献忠式の粗暴でも、清朝式の事なかれ主義でもなく、理性をもって事物に向かう態度こそが、文壇の未来を切り開くのだ。 文学が階級性を持つか否かという問題は、実際には問い方自体が間違っている。なぜなら文学は人間の産物であり、人間が社会の中で特定の階級的立場に立っている以上、その文学もまた階級的刻印を免れないからだ。たとえ作者自身が意識しなくとも、彼の思想、感情、趣味は階級によって規定されている。 梁氏のいわゆる「善い政府主義」は、結局のところ何ら具体的内容を持たない空語にすぎない。「善い政府」を欲しない者など一人もいないが、何をもって「善い」とするかは、まさに階級によって異なるのだ。資本家にとっての「善い政府」と、労働者にとっての「善い政府」とは、まったく別物である。この根本的な相違を無視して、ただ「善い政府」を唱えるのは、結局のところ現状維持の別名にすぎない。 同様に、文学における「人間性」や「普遍性」の強調も、しばしば階級的矛盾を覆い隠す機能を果たしている。「愛」や「美」は普遍的だと言われるが、「愛」の形態も「美」の基準も、時代と階級によって大きく異なる。封建領主の「美」と農民の「美」とは同じではなく、搾取者の「愛」と被搾取者の「愛」とも同じではない。 だからこそ、文学を論ずるにあたって階級の視点を排除しようとする試みは、必ず失敗する。それは現実を直視しない態度であり、結局は支配階級の利益に奉仕することになるのだ。 しかし、これは文学を政治の道具にせよ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文学は文学としての独自の法則を持ち、芸術的完成度は政治的正しさとは別の次元の問題である。ただ、文学がその存在する社会の階級構造から完全に自由であるかのように振る舞うのは、自己欺瞞にほかならない。 翻訳の問題は、実のところ中国の知識界全体の問題でもある。良い翻訳がなければ、外国の思想も文学も正しく伝わらない。しかし中国では、翻訳者は常に軽蔑されてきた。創作者こそが尊ばれ、翻訳者は「仲人」にすぎないとされた。 だが考えてみれば、われわれの知識の大半は翻訳を通じて得たものではないか。仏教の経典も、西洋の科学も、みな翻訳によって中国に入ってきたのだ。翻訳なくして、今日の中国の知的水準はありえない。 問題は翻訳の質にある。良い翻訳は、原文の意味を正確に伝えるだけでなく、原文の文体や精神をも伝える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れは容易なことではなく、深い学識と優れた文才の両方を必要とする。しかし中国ではこのような翻訳者は極めて少ない。 一方で、悪い翻訳は害をなす。原文の意味を歪め、読者を誤導するだけでなく、翻訳そのものへの不信感を生み、ひいては外国文化全般への偏見を助長することになる。 私が翻訳を重視するのは、それが文化交流の根幹であるからだ。閉ざされた文化は必ず衰退する。外からの刺激を取り入れ、自らの文化を豊かにしてこそ、発展がある。翻訳はまさにその窓口なのだ。 だが今日の中国では、書店の棚に並ぶのは薄い小冊子ばかりで、本格的な翻訳書は見つけにくい。出版者は売れ筋ばかりを追い、地味だが重要な学術書の翻訳には手を出さない。読者もまた安易に手に取れるものを好み、骨のある書物を敬遠する。かくして中国の知的水準は、なかなか向上しないのである。 中国において、文芸批評が健全に発展しない原因は多々ある。第一に、批評する側に十分な学識がないことが多い。外国文学にも中国の古典にも通じていなければ、批評の基準を立てることができない。第二に、批評が往々にして個人的恩怨に左右されることだ。友人の作品は褒め、敵の作品は貶す——これでは批評ではなく、ただの党派争いである。 第三に、そしてこれが最も根本的な問題だが、中国の社会には批評を受け入れる土壌がないことだ。批評された作家は、それを学びの機会とするのではなく、侮辱と受け取る。そして報復に出る。かくして批評者は沈黙を強いられ、文壇には阿諛追従の言葉だけが満ちることになる。 西洋では批評が一つの独立した文学的ジャンルとして確立されている。ブランデス、サント・ブーヴ、マシュー・アーノルドの批評は、それ自体が文学作品として読まれている。中国にはこのような伝統がない。批評はせいぜい「読後感」の域を出ず、体系的な方法論に基づくものではない。 だが批評なくして文学の進歩はありえない。作家は自分の作品の欠点を知らなければ、改善のしようがない。読者もまた、良い批評によって鑑賞眼を養い、優れた作品と劣った作品を区別する力を身につけるのだ。 われわれに必要なのは、公正で、学識に裏打ちされ、しかも恐れを知らない批評家である。そのような批評家が現れた時、中国の文学は初めて真の発展を遂げるだろう。しかし現在の状況では、そのような批評家が生まれにくいことも事実である。なぜなら、真実を語ることにはあまりにも大きな代価が伴うから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