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Essay/zh/Chapter 7
7. 总结
(7. Zusammenfassung)
Deutsches Original: 7. Zusammenfassung
7. 总结
中国散文——二十世纪的作者。一个不断演变的文类之研究基础
1. 考察本研究所依据的130种有代表性的散文选集的出版年份——这些选集是笔者于1994年至1996年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香港及美国的图书馆和书店中搜集而来——可以发现，自1979年以来散文选集数量明显增长，并于1990年达到高峰。这正是继20世纪20、30年代之后中国散文的第二个繁荣期。这两个时期构成了本研究的重点。本研究虽以20世纪为限，但散文不能孤立看待：在历史编年式的导论中，其起源与发展的前史亦有所呈现。在部分作家——如鲁迅和巴金——的创作生涯中，其写作重心由虚构叙事文学转向散文，笔者也曾以王蒙为例证明了这一点。
2. 130种散文选集的印数表明，1979年后出现了两个高峰，反映出"文化大革命"后的补偿性需求，这种需求主要体现在大量印行的教科书版本中：仅在1979年后三年内出版的那些选集，其总印数即超过100万册。
3. 也有一些主要刊载散文的期刊，其创刊年份同样集中于两个繁荣期：20、30年代六种，80年代三种。此外还有众多散文丛书。
趋势十分明显：在20世纪末，中国再度出现了一股散文热潮。
可以列举三个原因：
1. 社会节奏加快，需要短小精悍、引人入胜的文本。
2. 个体意识增强，而散文恰恰是主观表达最直接的形式，甚至比诗歌更为直接——后者往往受韵律或形式要求的约束。
3. 如同20、30年代一样，人们对社会政治议题的讨论兴趣依然存在，但在80、90年代，时事政治所占的比重有所减少。
二、文学研究关注散文的缘由与研究路径
1. 研究路径的确定
迄今为止，西方尚无一部关于中国散文的专题研究，相关文学史也仅对散文作边缘性处理，个别选集甚至完全忽略散文，因此有必要奠定基础。由于篇幅所限，这些基础不可能全部以分析方式铺展，笔者因此选择仅以典范作品示范分析方法：巴金《小狗包弟》、鲁迅《风筝》《小品文的危机》、朱自清《背影》。
就主体部分而言，只有辞典编纂式的方法可行。笔者采用的是豪普特迈尔（Hauptmeier）/施密特（Schmidt）1985年所提出的经验主义历史传记方法。塞尔策（Selzer）/通克（Tunk）在《德国文学图说史》中予以实践，麦克杜格尔（McDougall）/金路怡（Kam Louie）在《20世纪中国文学》（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伦敦1997年）中也采用了极为相似的方法。严格按编年顺序撰写一部散文史几乎是不可能的。20世纪各种文本的同时性，其联系不如以作者个人为纽带的延续性那样紧密，况且散文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传记色彩。
2. 定义
文类是文学研究为便于专门考察而对文学所作的分类。过度细分——如郑明娳对散文众多表现形式的分类——又使人怀疑此种细分在诠释学认知增益方面的意义。
中国与国际上一样，将文学分为三大类：叙事文学（虚构文学"小说"、非虚构散文"散文"）、诗歌，戏剧"戏曲"。各类之间在本质上大致可如此区分：叙事文学叙述过去的事件，注重丰富的素材。散文作为叙事文学的一个门类，是一种距离化的、非虚构的、自由形式的主观表达。在诗歌中，读者可以感同身受地体验诗人即时的、自白式的情感。戏剧则以独白或对话的方式直接再现一个自足的情节，从而减轻了读者/观众再创造想象力的负担。
笔者首先根据以下辞书中现有的定义来审视文本：《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散文辞典》（秦康宗1993）、诸桥大汉和辞典、《中文大辞典》、《汉语大词典》、Bi-Lexikon辞典、《中国手册》（China-Handbuch，其中写道："散文作为一种文学形式难以明确定义。"）。结果发现，既有定义或失之简略，或失之笼统。因此笔者以文本为出发点，归纳出一个定义，置于全书之首：
"散文"（英文essay）是一种文类名称，指较短的、自成一体的非虚构散文作品。在散文中，作者试图从主观的第一人称视角，以联想式的方式从多个侧面，传达对某一对象或问题的个人认识——不是作为实用文本，而是以通俗而又具艺术性或学术深度的形式加以表达。其中，素材被驾驭自如，主题被置于宏大关联中审视，甚至可以幽默地加以呈现。形式与内容的自由是其本质特征。
依此理解，实用文本、学术论文、无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文本、报告文学均被排除在外（参见在本研究付梓时尚未出版的齐格弗里德·克拉什卡（Siegfried Klaschka）1998年的著作）。
这一新定义同样适用于博尔茨（Bolz，论西方散文的发展）1979年和巴特里姆（Butrym，论西方散文的理论）1989年所代表的狭义国际散文观。由此具备了可比性，也使得运用国际散文理论工具具有了合法性——况且西方散文与中国散文的相似程度，远甚于"短篇小说"与英文short story等之间的相似程度。选用"散文"一词而非"随笔"或"小品文"，固然是任意的，但符合当前的语言习惯。
尽管如此，中国散文仍有其特殊之处：在德语中，形式似乎是重要的区分标准；而在中国，内容上相近的文本也可被归入散文，即使它们突破了形式框架。例如郑明娳所列的"未经加工的日记"或"未经加工的书信"等子类便说明了这一点——在德语中，这类文本属于私人用途的（非虚构）散文，只有经过改写为散文形式（郑明娳所谓"日记体散文"和"书信体散文"）后才归入散文文类。这种倾向于更宽泛理解的"散文"概念，直接源于该词在中文中的另一层含义："非虚构散文"。在这一更宽泛的意义上，实用文本也包括在内——但本研究仅限于狭义的"散文"。中国散文往往具有意识形态内涵。此外，它们还具有重复和使用成语等修辞特色。其地域差异并不比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被视为国际文类的成熟文类更大。对西方和中国散文形式的比较表明，鉴于中西散文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共同点，应当将其视为一种国际性文类。
3. 散文的前史：起源与发展
在1917年以来的文学改革中，西方散文通过翻译被引入中国，最初形成了一种自觉以西方为范本——在语言、形式和术语方面——的中国散文传统。然而，其倡导者很快便抵挡不住诱惑，试图从中国历史中推导出中国散文自身的传统。在中国教科书中，文言散文被呈现为一脉相承的传统。特别是在公元4、5世纪围绕佛教的论争中，产生了一种书信传统。然而，中国散文（"散文"，由"散"——松散的、不规则的、独立的风格，自由散文——而来）的传统，只有在脱离对话体或语录体——如哲学著作《论语》中的形式——之后方可确立：荀子以其哲学论著提供了后世散文的原型。这些哲学性教诲散文中，普遍性的命题不仅从经典文献中推导而来，而且首次也从个人的独立经验中得出。
在历朝历代中，散文在特定的子类中进一步发展成熟：与最初散文产生的过程相平行的是笔记的出现，笔记同样源于写在书页边缘的读书随感。二者的纽带是"边注主义"。笔记可以包含私人的历史记录、轶事、消息和感想。在清代，随着大量散文选集的编纂，中国形成了明确的散文文类意识。
4. 材料的发掘
1. 首先是材料的搜集。在找到的500种选集中，有130种具有代表性，其中31种得以购得并带回德国进行分析。
2. 笔者拜访了散文作家（王蒙、汪曾祺）和散文研究者（台北的郑明娳和李瑞腾，北京的刘锡庆和蔡毓佳，香港的黄维樑）。
3. 本研究中约著录了1000篇散文和500种选集。文献编目参照阿利舍夫斯基（Allischewski）《文献学导论》（Bibliographenkunde）1986年版和赛费特（Seifert）1996年版。
4. 编制了一个索引，研究者可以按拼音、作者或德文译名查找篇目，并通过页码直接获得该散文在传记和时代背景中的脉络。此外，索引还支持关键词检索。
5. 对排名靠前的34篇散文进行了翻译，以双语本形式出版（《20世纪中国散文选译》，波鸿1998年）。此前，这些作品中仅有一篇被译成德文（库宾（Wolfgang Kubin）译《风筝》），三篇被译成英文（《风筝》《荷塘月色》《背影》）。
5. 散文及散文家的遴选与权衡
对31种带回的选集中约5000篇散文和近1500位散文家进行了统计分析，编制了散文和散文家的出现频次排行榜。结果表明，名列前茅的并非国家提倡的肯定性文本，而是非政治性的散文，且大多出自民国时期，尤其集中于1923至1928年间。1949年后跻身排行榜前列的政治性散文，均为批判性散文。例如巴金在《怀念萧珊》中控诉了妻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死亡。遴选标准似乎以道德和美学为依据，这标志着散文选集编辑者日益独立于官方或意识形态的规定，也标志着出版社日益商业化和以读者为导向。在被收录最多的散文《背影》中，子女对父母的孝心占据核心地位；《荷塘月色》中骈偶重复的结构营造出朦胧的氛围——其风格在西方读者看来很快会显得矫饰；《故乡的野菜》则表达了思乡之情。排名最靠前的是那些感人肺腑的散文。
在本研究中，散文和散文家所获得的论述篇幅与其在排行榜中的名次成正比。九位被视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分别在各自的章节中予以论述。
6. 既有评价的原因
1. 各地区的排行榜存在差异：在美国，选篇往往依据西方审美趣味，因此在《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中，知名作家的作品多为对异域事物的描写（林语堂：《杭州的和尚》，周作人：《入厕读书》，梁实秋：《理发》），也收入了一些在其他地方完全默默无闻的作家（潘启钧、肖文元、温洁柔）。在台湾，鲁迅长期被禁，至今仍仅列总排行榜第15位。在香港，黄维樑作为余光中的学生，按余光中的意旨对有关余光中的研究著作进行了审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王蒙可能也因其政治职务而被一定程度地过度代表。
2. 尤其在50年代，存在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的低估和高估：周作人被从文学史中删除：阿英《晚清小说史》1955年，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初稿》——后者包含关于文学研究会和中国散文的章节。茅盾、郭沫若和杨朔在50年代被过度收录。但这一状况在90年代的散文选集中已得到纠正。
3. 其他因体制批判而被低估的重要散文，经论证后亦予收入（巴金：《独立思考》1956年，《作家的勇气与责任心》1962年，余光中：《狼来了》1977年）。
三、问题的提出
在对各位作家的研究过程中，产生了以下问题：在时代环境的影响下，相对于其他作家和潮流，作家在（大陆的左翼）"主流"即肯定性作家与"自由派作家"之间处于何种位置？这一问题对于自20年代末文学政治化以来的中国尤为富有成效。
对现当代九位最重要的中国散文家，答案如下：
两位明确反对肯定性-政治化的文学参与，甚至对其提出批评（周作人、朱自清）；
三位抵制了将文学置于政治服务之下的诱惑，保持了较为中立的立场（冰心、王蒙、贾平凹）；
三位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使自身及其文学与"主流"的政治方向达成妥协（鲁迅、汪曾祺、巴金——其中第一位和最后一位也对此提出过批评）；
一位——在台湾，因而条件有所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政治领导层的意识形态规定：余光中。
那些将自身置于某种意识形态服务之下的作家，在最受读者接受的作家排行榜上，通常远远落后于上述八位被确认为领军人物的批判性作家（茅盾和郭沫若列第15位，杨朔列第30位）。
四、论著的结构与编排
全书贯穿三个结构要素：
1. 历史编年结构要素适用于较长的时间跨度，例如从起源经古典时期到近代前期的发展描述，以及关于现代和当代的综述性章节。
2. 传记结构要素已于上文阐明。
3. 关联结构要素：以下方面提供了比较的可能：写作缘由（共同经历，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对1926年3月18日惨案的反应，"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或秦淮河之行）、主题母题（汪曾祺/周作人的北京描写、落叶意象）、散文理念（如鲁迅与周作人的散文理念，另见钱理群1984年；文学与政治、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张力关系）、散文理论（如学者郑明娳和佘树森的理论）。
4. 具体而言，全书结构如下：首先介绍理论，然后论述散文家及其作品。全书基本按编年顺序编排：先论述文类起源问题、历史发展及定义（第1部分）。为了更清楚地呈现传统的延续性与1917年前后西方影响所造成的断裂（自1907年起有翻译，最早由林纾翻译欧文（Irving）的作品，其后1911年翻译艾迪生（Addison）的作品），在散文史叙述之后，接着论述中国现代散文的理论著作（第2部分）。为了以散文文本具体说明这些理论，必须先进行并论证上述遴选。因此在第3部分呈现统计分析的结果。随后按出生年份的编年顺序，以专章介绍现代散文的代表人物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和冰心（第4部分）。然后对当代散文的理论（第5部分）和散文家及其作品（第6部分）作同样的划分。代表人物为巴金、汪曾祺、王蒙，余光中代表台湾，贾平凹代表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作家。总结（第7部分）之后，参考文献（第8部分）和译文（第9部分）各自成篇。所有篇目均可通过索引（第10部分）检索。
五、新的研究成果
1. 至此，研究20世纪中国散文的基础已经奠定：这是第一部以非中文撰写的关于中国散文的专著，其中大量中文原始文本被发掘，二手文献被批判性地纳入。研究揭示了某些二手文献的天真之处——例如以意识形态为由作出文学评判（郑明娳对佘树森的批评）。
2. 1949年以来，政治上肯定性的文学受到国家扶持，而统计分析的结果看似与此矛盾：排名靠前的并非肯定性作家和文本，而是批判性作家及其作品——这些作品以其非政治甚至批判的特质，抵制了服务于政治的号召。有些甚至选取了民国时期的文本。由此似乎应当得出结论：50年代政治肯定性的散文仅存留于专门的政治散文选集之中，既不再为当代知名作家所写作，也不再被20世纪末的中国读者所接受。
3. 日益重要的散文文类被赋予了其在中国文学史和文类谱系中应有的地位。
4. 以往因各种定义和表现形式而造成的混乱得以厘清。
5. 所选的34篇译文几乎全部为首译。
6. 由于本研究的历史传记性质，书中仅能略示的大量比较视角，无疑可为后续的分析性研究提供启发。
7. 首次在西方对余光中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他与当局合作，在众多论争中以特别符合官方路线的口号将自己推至前台，将从事乡土文学的同事"诬蔑"为共产主义者。凭借其高质量的散文创作，他本不必如此行事。此处也应提及其迄今在西方少受关注的诗歌创作的重要性。
8. 在研究过程中附带获得的一些细节成果表明，以往对中国散文的研究并不严谨：
根据二手文献中一条不够精确的线索，笔者查找到迄今所知最早使用"散文"一词的出处：罗大经约于1240年在其《鹤林玉露》中写道："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诗骚以绝妙之笔感动天下，而散文则显得零碎局促。）此文献早于诸桥《大汉和辞典》及1966年《中文大辞典》中所引的出处。
本研究将《古文辞类纂》译为"古风散文与诗歌分类纲要"（Klassifizierendes Kompendium von Prosa und Gedichten im alten Stil）。在倪豪士（Nienhauser）、沙迪克（Shadick）以及格林策（Glintzer）的部分著述中存在误解（即将"古"仅视为"文"的定语，而非同时修饰"辞"），后者的书写方式还有所出入。
此外，对每位散文家都取得了认识上的推进：
1. 首次对汪曾祺作为散文家进行了研究。自从他参与创作江青的样板京剧以来，他被视为忠于体制的作家，选择过往的无争议题材（皇室教育、《水浒传》）和自然描写。1996年的一次拜访中，他表达了对1989年六月事件受害者早日平反的期望。
2. 首次对贾平凹作为散文家进行了研究。此前他以其情色小说闻名。在散文中，他表现出不受政治影响的自由，题材取自农村。作为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人的成员，他似乎可以代表那些无需与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即可从事写作的年轻一代作家。
3. 关于鲁迅，笔者清理了文献中广泛流行的将"杂文"译为"批判性散文"（kritische Essays）的做法，通过还原鲁迅本人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他也将对话、寓言和散文诗纳入其中，将"杂文"理解为"杂类散文"（vermischte Essays）。在晚期散文中，他大量自觉地运用了离题（Digression）这一修辞手法。
4. 关于周作人，笔者纠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多位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周作人的作品在1938年经历了断裂。为解释他自1939年起的附逆行为，有人称其思想当时已"堕落"。事实上，这一断裂——即从关于文学、艺术等题材的散文式论述转向正经（严肃的、有意为之的散文）和闲适（自娱性散文）——是在毛泽东对其进行批判（1942年）之后，以及国民党逮捕他（1947年判刑）之前才出现的。此外，他此前被视为非政治性作家，实际上他自视为"爱国的地下斗士"，希望人们将其不表达政治立场的姿态本身理解为一种政治表态。他感到与日本人的合作是被迫的。由于背负"汉奸"的污名，他长期被低估。新的排名（第3位）表明，他终于获得了更为积极的文学评价。
5. 本研究对冰心提出了否认"文化大革命"的批评：她有意地在"文化大革命"后延续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系列作品——如《寄小读者》第1辑、第2辑、《关于男人》——的标题（例如：《寄小读者》第3辑、《关于女人》），从而制造了一种并不存在的连续性假象。这一做法与巴金（忏悔式地）和王蒙（以幽默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处理形成了对照。
6. 关于朱自清——由于其政治独立性，他在台湾充当了被彻底否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诗人"鲁迅的"替代诗人"——笔者同样揭示了朱自清其实有着明确的政治立场：他参加了1926年3月18日的示威游行，当天发生了大屠杀。在《执政府大屠杀记》中，他抨击了政府并预言其不久即将灭亡。相比之下，鲁迅以感叹的笔调描述了这场屠杀，而周作人则以苦涩的幽默写下了《死法》——最好的死法是什么？在散文《新中国在望中》中，朱自清呼吁民主、启蒙和提高教育水平。在去世前数周，他在演讲《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中呼吁知识分子的参与。
7. 尽管巴金被视为民国文学的代表，但其散文创作的重心似乎在1949年之后，以《随想录》为标志。他所说的"真话"——这是他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一种虚构的真实，而非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意义上的存在之真：他运用了构思和拟人等修辞手法（而非如香港学生所批评的那样使用粗糙的语言）。由于他的批判性散文（1956年和1962年）至今未被重印，因而一直被忽视。
8. 王蒙在潜在的批评与口头表态之间进行了一场走钢丝式的周旋。在担任文化部长之后，他勇敢地为自己辩护，抵御正统派的攻击，并在其关于《红楼梦》的散文中寄寓了一份批判性的政治宣言。
那些超越时代、直至90年代仍被广泛阅读的散文，出自那些不效忠于某种意识形态、而是忠于自身主观真实的作家——
散文追求真理：然而[……]那位真正能够寻求真理的散文家，在其旅途的终点将到达一个他未曾刻意追寻的目标——生命。mmmxlix
7.1 摘要——20世纪中国散文家
本研究分析了九位代表现当代文化中国的作家的散文。中国散文最早出现于书信和荀子的著作中。该文类目前的形式主要基于1917年以来西方散文翻译的影响。中国现代散文在形式和内容上借鉴了西方散文，其目标读者群也与西方散文相当。因此，中国现代散文属于散文这一国际性文类。
自1927年以来，中国文学呈现为"参与性文学"的形态。"主流"作家在写作中采取肯定性立场，而其他作家则构成少数派。每位作家并不一定终其一生归属于某一群体，而是可能在两者之间移动。散文是一种使个体能够直接表达思想的媒介。正因如此，本研究所选作家可按其立场进行如下分类：
鲁迅以杂文为知识自由而斗争，但1930年创立了"左翼作家联盟"，从而加入了左翼运动。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他作为共产主义作家的追授式颂扬走得过远。
周作人以小品文反对文学的政治参与，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理念。他这种非政治化的态度并未帮助他避免这样的命运：自从与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合作之后，他在大陆和台湾均不再被承认为"五四运动"的重要作家。
朱自清反对一切政治参与，在其渴望成为纯粹艺术家的追求中，书写平凡之物。在台湾，他成为鲁迅的一种替代者。
冰心毕生致力于母子之爱等情感主题。她的作品主要面向儿童。她追求和谐，因此只写非政治性或肯定性的文学。"文化大革命"之后，她一如既往地延续这种风格，仿佛"文化大革命"从未发生过。
巴金在"文化大革命"前两次为中国的自由而斗争，写下了《独立思考》和《作家的勇气与责任心》，均以失败告终。这两篇散文在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自1979年起通过香港发表作品，他大声疾呼反对之声，并致力于帮助消弭"文化大革命"的创伤。
王蒙在散文中以含蓄的方式批评共产党，同时又取得了文化部长的职位——他于1986年至1989年间担任此职。
汪曾祺在散文中书写传统题材。1996年，在去世前不久，他表达了对六四事件获得重新评价的希望。
贾平凹代表"文化大革命"后的新一代作家，在散文中表现出不受政治影响的姿态。他的散文以乡村为背景，描写地方风俗和历史事件。
余光中为争取国民党文化部长之位，利用《狼来了》等散文诽谤其乡土文学同行，指控他们为共产主义敌方的间谍。尽管他最终未能获得部长职位，但其散文堪称当代台湾最为出色的作品之列。
结论如下：在现当代文化中国九位最重要的代表性散文家中，两位作家（周作人、朱自清）明确反对文学的政治参与，不时甚至进行含蓄的批评；另外三位（冰心、王蒙、贾平凹）抵制了政治参与；再有三位（鲁迅、汪曾祺、巴金）曾短暂地与主流作家的政治观点保持一致；而一位作家（余光中）则完全接受了当局的意识形态以图成为部长。郭沫若、茅盾等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作家，在排行榜上远远落后于上述八位居于领先地位的批判性作家。
7.1 概述-２０世纪中国散文家
这部专著分析九位代表现当代文化中国的作家的散文。在中国第一次以散文形式出现的文学作品是书信及哲学家荀子的论文。 目前中国散文的类型受１９１７年以来被译成中文的西方散文的影响，不仅接纳了西方散文的模式及内容，也选定了和西方类似的读者对象。现代中国散文包括在世界散文类型的定义内。
散文是一种作家通过它可以直接反映个人思想的媒质。自１９２７年起，中国文学成为"政治化的文学"。支持政府的"主流"作家和无教派的作家互相衬托。每一位作家都有介于这两极中间自己相应的位置。也由他们的散文可以判断此论文中的九位作家的所处位势：
鲁迅用它的杂文为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思考进行斗争，但是１９３０年，他却建立了"左翼作家联盟"也由此自然滑入了左派。他死后又被毛泽东过高地称赞为共产主义作家。
周作人用他的小品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并要求建立"为艺术的艺术"的文学理论体系。但他这种远离政治的观点并没有帮助他，自从他和当时日本控制的北平傀儡政权合作起，大陆和台湾两地便不再承认他为一位"五四"时期的大作家。
朱自清反对所有有关政治的工作，他只希望成为纯艺术家，写一些日常琐事。也有此在台湾他成为了代替鲁迅的主要作家。
冰心把她的生命献于母亲对孩子的爱的主题中。她的作品大部分的对象是孩子们。她之所以只写跟政治无关或是支持政府的作品，是因为她在寻求一种平静的和谐。"文化大革命"之后，她仍然继续用这种风格，就如同"文化大革命"从未发生过。
巴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两次为呼吁自由斗争而写的"独立思考"及"作家的勇气与责任心"都以失败告终。这两篇散文在１９５７年及"文化大革命"时也受到批判。自１９７９年起他在香港发表了《思想录》等书籍，他大声宣呼了与政府不同的看法及尝试帮助清理"文化大革命"创伤的工作。
王蒙在他的散文中一方面间接批评共产党，一方面争取到了１９８６至１９８９年间的文化部长的职位。
汪曾祺的散文多以传统为命题。１９９６年，在他去世之前，曾表示过对"六四"要重新评价的愿望。
贾平凹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新一代作家的代表。从他的散文可以看出他丝毫不受政治的影响。他通过对风景的描写来叙述地域性的风俗及历史事件。
余光中尝试以类似于"狼来了"的散文及丑化从事乡土文学的同事来得到国民党文化部长之位，还称他们为共产党的特务。终于他没有担任成部长。无论们如何他的散文可视为当代台湾的优秀作品。
总结以上九位文化中国现当代散文家其中周作人、朱自清两位作家有意识反对了文学的政治化也隐约地批评当时主流作家的看法，冰心、王蒙、贾平凹三位散文家抵抗了政治方面的活动，而鲁迅、汪曾祺、巴金三位短期加入了主流作家的政治观点，余光中为成为文化部长，把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视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象郭沫若、茅盾等一类理想主义的散文家远列于以上八个批评性散文家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