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 Ninao Ji/zh/Chapt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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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跨越布尔哈通河
'Ch. 8: Crossing the Bulhaltong River'
第八章 跨越布尔哈通河
——不要不敢相信 河水会为你分开 你的路本不在地上 而在岁月深处
打开中国地图，总是要费很大的周折才能找到那个叫榆树川的小村。要先找到吉林省，再找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然后找安图县，将安图县所属石门镇的区域放大，最后才出现榆树川三个字。在中国，这是一个第六级行政机构。如果从铁路网上查找，它则是长图铁路线上的一个四级小站。 安静的小村、古朴的风貌，与周边的群山相呼应，总会给一个趴着车窗往外看的旅客传递出安恬、平静的气息。如果在某一个熹微初露的夏日清晨，它看起来则更像一只安静的猫，蜷伏在布尔哈通河畔的山脚之下。而当65岁的韩哲忠走过小村的房舍之间，他内心的平静却常常会被突如其来的波澜地打乱。他会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小村的存在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并深深感慨于人生和命运的莫测—— 这辈子预料不到的事情太多了。自打6岁离开这个小村，他就没打算再回到这个地方，如今他却要心甘情愿、老老实实地做一个榆树川村的村民。曾经在多么苦难和贫穷不堪的境遇里挣扎，如今却也可以伸出手来，帮助别人摆脱贫困；曾经被可怕的癌症判过死刑，如今却生龙活虎地活在世上，并能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转眼，自己已经老了，可是曾经破败的小村却反而变得年轻起来……世事沧桑，蕴藏着多少不可预知的轮回呀！
一
当有人说起“韩哲忠就是延边州朝鲜族的焦裕禄”的话题时，榆树川村村委主任韩哲忠总是连连摆手。韩哲忠说：“我可不是焦裕禄，我只是一个癌症患者罢了……” 韩哲忠是2010年被诊断为胃癌晚期的。 那时，他还不是榆树川村的村民。那时，他是一个延边州很知名的一名企业家，既有自己的商贸公司和餐饮服务网络，又有一个资质很高的建筑公司。他所经营的韩荣商贸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食品进出口贸易，业务覆盖整个延边地区，最兴盛时期一个月有接近4000吨的货物流量。那时，他的官方身份是龙井市政协委员、工商联副主席，家和公司本部都在延边州的龙井市。 2010年安图县要庆祝建县100周年，韩哲忠和一个台湾人合伙承揽了安图县体育场和布尔哈通河上五个橡胶坝工程。几项工程不但投资巨大，很多子项目都是全县历史中的“第一”，同时也是万人瞩目的民生工程，哪怕出了一点问题，都无法交待。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不出技术上的差错，韩哲忠每天从早到晚“长在”工地上，用眼睛死死地盯着，实施现场即时监督。 期间，韩哲忠便频频感受到胃痛的袭扰，他自己是这样推测的“每天吃饭不及时，饥一顿饱一顿，难免肠胃不舒服，工程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去理会它！”可是，间歇性的疼痛越来越严重了。先是每次疼几分钟，到每次十几分钟、半小时，最后竟然一疼就是一个上午。他心里虽然有几分疑惑和惊恐，但还是抽不出时间去医院做一个检查。一直到后来的一次聚餐，韩哲忠当场昏倒在餐桌上，才被人们送到医院做了一次检查。 这一查，他就再也没有重返建筑工地。检查的结果非常明确——胃癌晚期，必须立即做胃切除手术，多重要的事情都只能放在一边。这种毫无过度的断崖式跌落，从巅峰直至低谷，曾一时让韩哲忠几乎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手术之后，家人陆续转让了所有的生意，全身心地转向韩哲忠的治疗和护理。有几个权威的医疗机构的专家，也通过委婉的方式向韩哲忠的家人透露，像他这种情况，最多能够维持五年的生命。医生多是有一些关系的熟人，他们对韩哲忠家人说这些并不是要“吓唬”他们，让他们恐慌，而是提醒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尽量善待他，不要让他继续劳作，惦记着干这、干那了。 在手术后的两年时间里，家人一边陪伴着韩哲忠去北京和上海的医疗机构进行放疗和化疗，一边想方设法让他过得“潇洒”一些。时而，叫来一些人陪他打打麻将；时而又搞来一些渔具，陪他去钓鱼散心。可是，这些韩哲忠平时就认为很无聊的游戏，即便最无聊的时候让韩哲忠做起来，他也不觉得有什么趣味和所谓的潇洒，只是觉得没有意义和无聊。 正如一代代的人对幸福、快乐理解不同，一代代的人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也不同。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韩哲忠除了他那一代人的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更有着自己的人生坐标和独立追求。每当他抛开家人和朋友为他安排的活动，躺在床上回忆自己的生活轨迹时，他就会发现，从很小的年纪开始，他自己的人生走向似乎就已经确定了。这一生注定要不断拼搏、挣扎、奔波、劳碌。如果说，早年的拼搏是为了摆脱贫困的漩涡，那么后来的奔波、劳碌便成为了一种生命中固有的节奏或运行方式。有时，竟然自己也分辨不清是事情需要自己，还是自己需要事情。 他最初的人生起点，就是现在他脚下的这个榆树川村。6岁时因为生活艰难，举家迁往敦化，与生活条件稍好些的伯父同住一村。不幸的是，还没等他读完高中，父母便相继过世，他只好同伯父共同生活。更不幸的是，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他根本无法承担当时农村的繁重劳动，尽管他学习期间勤奋刻苦，每门功课都成绩优异，但由于当年国家没有实施高考制度，未来的命运仍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命运不给自己留一条生路，那么，对于这样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小鸟，注定就要一生在尘埃和泥泞里痛苦挣扎。
也许是因为韩哲忠的天资聪颖，也许是因为村子领导心怀慈悲，在他高中毕业那年，村子没有让他与那些农村青年一样，回“生产队”去从事农村劳动，而是推荐他去读了敦化市的“五.七”大学电影系，学习电影放映。学习期满，他再一次与故乡结缘，被分配到出生地榆树川，在“二厂四村”间当起了巡回电影放映员。这一干就是9年。他一边给各个村子的农民放电影，也一边自己把当年能看到的电影都看了一遍。电影这东西很奇怪，看少了的时候是看热闹，认为电影里的事情离自己很远，远得十万八千里；但看多了却看出了门道，觉得电影里的事情，就是生活里或随时都可以发生在身边的事情。电影，成了韩哲忠打开眼界和追求人生梦想的教科书。 1990年，韩哲忠放弃了日渐衰微的电影放映工作，开始了自主创业之路。经过对市场形势的综合分析，又结合了自身的兴趣和条件，他最终选择了食品加工，自费读了当时享有盛誉的上海食品中专。三年潜心学习，系统地掌握了各式西点加工技术和工艺，并取得了上海南市区食品协会理事资格。学成归来后，他在延边州的和龙市开办了自己的食品加工企业，取名——延边大华丽食品厂。这个食品厂开办以后，不仅为他淘得第一桶金，而且一“火”十余年，产品畅销吉林全省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他之后的业务拓展和规模扩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世纪之初，国有企业大面积改制，韩哲忠顺应形势，收购、买断了龙井市国有旅社和饮食服务公司的产权。按照当时的处理方式，企业原有的职工也可以以买断工龄的方式一次性推向社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韩哲忠并没有丢下那些职工不管，61人，他全单照收，一个都不少。为什么？按照从商趋利法则，韩哲忠的解释比较“幼稚”，但却令人动容。他说，我一个三级残疾，能有今天，全仗着社会和人们的不弃和成全，当我有能力的时候，我怎么可以抛弃别人和不成全别人？ 就这样，他的事业不论如何发展、转型，那些旧日的部下都是他的可靠的支撑，直到他得了癌症，转让了所有的资产。 韩哲忠感到最烦闷的时候，突然想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榆树川去住几天。也许是担忧自己的时日不多，要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吧！人为什么都希望叶落归根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回到自己的出生地？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或情结呢？ 当韩哲忠再次回到榆树川时，眼前的一切让他的内心更加凄凉。记忆中温暖、祥和的小村庄，哪里去了？村子周围不再有蓊郁青葱的树木，街道、房屋破败不堪，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上去显得格外丑陋；路边污水横流，不时传来阵阵难闻的气味，废弃的塑料瓶子、袋子和杂物随处可见，原来的小学旧址，干脆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这是怎么啦，难道这个小村庄也和自己一样病了，得了癌症吗？ 韩哲忠心疼啦！他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那一刻他说不准是为自己的命运还是为了生他的小村庄的命运而悲伤。突然，他脑子里蹦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假如，我的生命还有仅仅半年的时间，我应该做些什么？是坐在池塘边举着钓鱼竿熬到最后的时刻，还是忘掉自己的存在和该死的癌症，做一点儿值得纪念的事情呢？” 这时，韩哲忠想起前一个阶段，安图县政府办的人还在和他联系招商引资的事情，何不就在榆树川村投资一个项目呢？他决定重新将自己的事业做起来。这样，既解决了地方政府的问题，又可以拉动和扶持一下榆树川村。项目上来后，先把村子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解决了，再把村子的环境治理搞上来。自己的孩子去日本留学归来后，在延边州政府外事部门工作，也不需要给他留钱，如果企业能够做起来，他将来又有兴趣和能力，也可以在发展道路上多一个选择…… 韩哲忠一边想，一边在头脑里勾画着一幅朦胧的图景。他突然感觉有几分立即行动的冲动，随手从口袋里掏出电话，拨通了政府办工作人员的电话：“你们说招商引资的事情，我现在初步有了一个想法，我很看好榆树川这地方，可以考虑在这里落地一个项目。至于搞什么，我得去考察，寻找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项目。我建议我们一同去韩国考察，那里的企业我熟悉，人脉比较多，一旦项目可行，技术引进和指导等关键问题便于解决。你们尽快安排一个时间，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 说走就走，一行人直奔主题，到韩国后不到一周时间就敲定了投资方向——建筑材料。项目一确定，大家眼睛一亮，无不佩服韩哲忠的经营眼光。在建筑材料行业，韩国的生产能力和水平很高，技术也成熟，有很多品种至少当时在中国市场上是没有的，而那时正是中国基础建设的高峰期，无疑，这样的项目一落地就会受到市场的追捧。考察团成员几乎没有任何不同意见，一致认定了这个项目。项目的技术，是从日本引进的，先进性不容怀疑，30年之内不会落后。那时，韩哲忠的化疗还没有结束，相当于老百姓说的“不顾死活”干事业，不能说这不是一种难得的精神和情怀了。韩国企业老板也被深深感动，决定给他提供最大限度的帮助——无偿转让生产技术。 三个月之后，“安图县现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在榆树川村正式开工建设，厂址就选在那片垃圾场附近。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还没等工厂打基础，韩哲忠先投了270万元清理那个巨大的垃圾场和修建部分村路。厂房建设、设备安装，一环扣一环，紧锣密鼓，韩哲忠一边做着化疗，一边坚持在现场指挥、监督。 那个阶段，他那瘦弱的身影，不是在医院以及医院和工地间的路途之上，就会在施工现场出现。机器轰鸣，车辆穿梭，韩哲忠的心情和小村的面貌却一同在一片混乱之中，渐渐发生着奇妙的变化。
二
工程即将完工的时候，工地上来了一位清瘦的老者，就站在新建厂房的不远处久久地向这边望着着，既不太靠近，也不离开；既像在等待或寻找什么人，又像没什么具体目标。就那么盘桓着，一副很奇怪的样子。 韩哲忠早看在眼里，但也没太在意。忙过了手头的事情之后，才想起来要过去看个究竟。 原来老先生是原来小学的一个老师，很多年以前就已经退休回家了。老先生名字叫金太植，那年已经84岁了。韩哲忠在榆树川放电影的时候，和金老师有一些来往但交往也不算太密。按年龄和辈分是应该管金老师叫叔叔才对，他比韩哲忠的大哥还要大九岁，大哥那年已经75岁，但金老师见面就称韩哲忠为大兄弟。 “大兄弟呀，你是为榆树川做了一件大好事，家乡人得感谢你呀！” “别这么说金老师，我这也是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厂子行不行还不知道呢!如果效果真好，我会为乡亲们和村子多尽些力的。” “榆树川人过的都苦啊，这么多年始终也没彻底扑腾起来！” 岂止是这么多年，自从韩哲忠知道榆树川这三个字，就没发现它哪一年或哪几年和富裕这个词联系起来过。不仅自己这一代人，就是父辈和爷爷那辈子，以及爷爷的爷爷那辈子都没有真正地过上可以称作“小康”的日子。在韩哲忠所听说或所查阅到的历史中，榆树川人一直在为过上体面日子不断地奋斗着，漫长的两个世纪以来，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和贫穷做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榆树川村和延边地区的很多村子一样，几乎是百分之百的朝鲜族居民，而在这些朝鲜族里，又有几种不同的渊源和家族历史，大致分，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清末朝鲜越境垦荒的“实边”移民；一种是随日本“开拓团”来中国的军垦移民；一种则是零星的逃荒移民。总之，也都是穷苦之根。 像村里李昌国这样的家族，就属于越境垦荒的“实边”移民。查阅典籍，这个时段刚好吻合了清代一段荒谬的历史。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到1860年，清王朝为了防止汉人和朝鲜、蒙古人勾结交流，威胁大清政权，对长白山区实行了长达216年的封禁。虽然内患未生，但却因此而招致外患。1861至1911年间，由于封禁政策造成了大片“无人区”，边疆空虚，给沙俄的大肆袭扰和侵蚀提供了机会。江东64屯事件之后，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的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开禁放垦，鼓励移民实边，以振兴“关外”经济。于是，很多从朝鲜过来越境偷垦的边民，在清政府优惠政策的吸引下，正式入了中国籍成为中国国民。据李昌国家代代口口相传的讲述，他们祖上就是那个时期定居延边地区的。最初的落脚之地大约在现在的和龙市一带，至于后来如何辗转来到了榆树川就不得而知了。 韩哲忠的父母过世早，家里没有人给他讲家族历史，他所知道的只是，他家落脚榆树川时比他大17岁的哥哥才3岁，他父亲是背着他哥哥来到榆树川的，但从哪里过来的，就不是很清楚了。这样推算起来，时间应该是1937年。这个时间与金太植家来榆树川的时间是一致的，也是1937年。但金太植那时已经8岁多了，对过去的事情还保持着清晰的记忆。1937年，金太植的父母是以日本“开拓团”成员的身份来到榆树川的。 1936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的计划》规定以20年间移民100万户、500万人为目标。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第一期为10万户，第二期为20万户，第三期为30万户，第四期为40万户。实际上，这个计划最终并没有完全实施，不但数量上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成员上也不完全是日本农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他们的占领国朝鲜抓来的 “劳工”。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期间，共派遣开拓团860多个、33万多人。“开拓团”一方面强占或以极低廉的价格强迫收购中国人的土地，然后再租给中国农民耕种；一方面驱使从朝鲜抓来的农业“苦力”，开垦荒地，种植粮食，和中国农民一样按很高的比例完成“出荷”任务，“供养”日本军队。金太植家就是第一批来中国的“开拓团”。 日伪时期的东北，除了旅顺和大连外，统归伪满洲国所辖。满洲国明确规定，日本人为一等公民，朝鲜人为二等公民，中国人为三等公民。虽然朝鲜人表面上是仅次于日本人的“二等公民”，但实际上在生活上和权利上，并不比“三等公民”有什么优越之处，一样过着十分贫穷艰苦的生活，一样忍受着不公平的待遇。一旦吃了大米、白面等细粮，同样要以“经济犯”论处。金太植曾听蛟河那边一个亲戚说，他们村里有一个人去敦化那边“窜门子”，在主人家偷偷吃了一顿大米饭，回来坐火车晕车在车上吐了，被日本警察抓住，当时就按犯法人员送到丰满去当劳工了，再也没回来。 金太植在讲起自家过去的经历时，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 刚到中国时，情况还算好，家里有吃的，也还能在日本人的学校里念书。可是一两年之后就不行了，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了。父亲被日本人抓到部队里去随军服务，家里只剩下母亲、哥哥和两个妹妹。虽然一家人都没有什么劳动能力，但还是要按照日本人的要求种地“出禾”。由于土地贫瘠、产量很低，还要把收成的70%的作为“出禾”任务交给日本人，每年剩下的粮食就难以糊口。一年中，差不多有一小半的时间没有吃的。没有粮食的时候，就吃糠，糠不多的时候就吃糠拌菜，糠与菜都没有的时候，母亲就带着几个孩子去山上挖野菜、野生植物的根茎，剥榆树皮，采野果。辛辛苦苦，拼命挣扎也添不饱自己的肚子。 朝鲜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保留得相对完整。在当时朝鲜人的观念里，男人和女人不论在家庭、社会地位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男人不能做女人的事情，比如喂猪、做饭、料理家务等等，凡在社会分工中属于女人应该做的一切事情，男人都是不能接触的。一接触，就失去了男人的地位和“尊严”，属于很“掉份儿”、没面子的事情。但为了有口饭吃，13岁的金太植却不得不辍学，去给有钱的人家当“保姆”，带孩子，忍辱去干女人才能干的活儿。而两个妹妹都不到十岁，就去给人家当了“童养媳”…… 日本投降后，“开拓团”的日本成员基本都回到了日本，大部分朝鲜人就留下来，成为中国的朝鲜族。解放后，虽然所有的国民都成为国家主人，在政治地位上人人平等，但经济上和生活水平上却也是一波三折。先是“三年困难期”，之后又是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之后粮食产量和农民的经济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年轻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土地的效益再一次大幅下滑。贫困，对于一些人来说，一直像一个难以跃出的泥淖，几度逃脱又几度陷落。时间像一个从不停滞的车轮，碾过了一个年代又一个年代，却并没有在哪个年代彻底碾碎那顽石般坚固的贫困。 金太植在断续回忆自己的家族史时，韩哲忠就在那里一言不发地静静聆听。那一天，是很多年来的一个例外，一个垂垂老者的话，竟让他听得格外入耳入脑，仿佛句句都触及到了心灵。老人的声音是微弱的、无形的，但金太植的那些话传过来时，却在他的头脑里变成了一幅幅清晰的图画。一幅幅、一幕幕，记录着朝鲜民族的历史生活图景。这些画面看起来既是别人的故事，又像自己的故事。 一个时期以来，韩哲忠的情感在悄然发生着某些变化，依他自己的说法，有一点儿脆弱，也有一点儿敏感。直白一点说，应该就是有点多愁善感。当他又意识到自己身上正带着令人恐惧的疾病，不免再一次心生感慨，暗暗地问自己，人生一世到底为了啥？想来，这世世代代的人们，生生不息，前仆后继，原来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拼着力或拼着命地从一个“穷坑”里往出爬，自己不过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幸运者，一个从率先从那巨大泥淖中爬出来的先行者。 夕阳西下，韩哲忠目送金太植老人走远。 看着金太植老人有些微微颤抖的背影，韩哲忠心里突然升起了一种特殊的感觉——这些朴实、平凡的人、见证过自己前世今生的人，不正是自己没有血缘却但同族、同类的亲人嘛！那一刻，他竟然生出了走上前去搀扶他一把的冲动。
三
2013年“安图县现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运行。 这个现代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在两年多的建设期以及正式投产之后，已经和榆树川村建立了难以分割的“血肉”联系。所谓血肉联系，就是说不但在外在的空间关系上相互交错，在内在的管理和运行上、用工上也是难解难分。从建设期开始，工地上或厂区内的非技术性用工基本都是有榆树川村民承担，在报酬上，韩哲忠尽量按照市场价格的上限。很多有劳动能力的村民都兼着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临时工人，每年企业的财务开销上，都有一部分是用于榆树川村和村民身上的。 村子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几年来基本上都由韩哲忠的材料公司承担起来。韩哲忠的理由也不算高调，按照他的逻辑：“如果没有这个村子，所有的路，所有的桥，所有的公共设施我们都要新建，现在有了这个村子，我们就当它坐落在我们的厂区，我们该建什么建什么，该修什么修什么。我们的实力强，能出力的我们都出力；我们在外边的信息渠道畅通，无论村里的事情还是我们共同的事情，都有我们出面协调吧！村子的环境好了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也让村民们受益，岂不两全其美！” 首先是修桥。从302国道下来，去往榆树川村虽然路途不远，抬眼可见，却要越过布尔哈通河。河上有一座桥，还是榆树川发电厂没有被拆除时修建和使用的。现在电厂已经拆除10多年了，因为年久失修早已经成为一座危桥。村子困难，没有能力维修，一直那么对付着用，村民们每每冒险从桥上过时，都有些提心吊胆。按理说，修这座桥还是能到县里要来一些扶持政策的，韩哲忠担心随时出现危险，并且初步估算投资额度也不算大，干脆直接组织人员拆掉重建吧，免得履行一系列手续，费时又费事。桥一修好，村民再出出进进时，心就有了底，有了安全感，心情也舒畅了。 “这老韩真实一个实诚人，可不是那种只顾自己舒服的奸商。”村民们开始议论，因为这些年他们也接触过不少从外边来榆树川做事、做买卖的人，每一人来都是占了村子或村民的一些便宜就走了。村民们很无奈，谁让自己的见识少、眼光差，算计不过人家啦！但心理还是极其反感，在见到那些西装革履和开豪华车的人连话都不愿意搭。不愿意搭理的原因一来是有点自卑，毕竟自己是没钱人或穷人，人家是富豪，“肩膀头不一般高”和人家也站不到一起；二来也有点瞧不上那些人，都那么有钱了，还来算计穷人！ 对韩哲忠的判断，村民们也是采用了一贯的简单方法——直感，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参照，可是，一旦他们认定了什么，就不太好改变。因为对韩哲忠的印象好，村干部和村民们很快都和他成了熟人，有话也愿意讲，也敢讲。 “村里的路太差了，就那么一条‘村村通’，出个门，走个车真不方便，一下雨就满脚、满车都是泥……”遇到下雨天，总有一些村民有意无意地对韩哲忠抱怨。 “附近的村和上边的人熟，有办法，把巷道都修了，咱们村除了主路两侧的人家出入方便其他住户还是要走泥道，想啥办法能解决一下呢？”村干部也借机试探韩哲忠。 “好吧，我和县里的人熟，并且这个招商引资项目也有些政策，我去试试。”韩哲忠虽然没有说一定行，但已经下决心把这个事情办成了。于是，他去了安图县找到人大，找到招商引资联系人，四处协调，要来了一笔钱，又给村里修成了一个绕村的外环路，把主路两侧住户的出行问题巧妙地解决了。办成了好事、实事，村民们更觉得韩哲忠是个可靠的人。 “这个村，还应该有一个广场。有了广场，厂子的职工和村民们就有了散步和聚会的地方，就有了人气。站在窗前一望，心里也会感到敞亮。”桥修好了，路修完了，韩哲忠就像一个家庭的男主人惦记如何过日子一样，主动琢磨起另一件事情。他真是把自己当成这儿的主人了。但修广场可找不到政策上的借口向县里要钱了。那好，就自己掏钱建吧。韩哲忠主意已定，又从账上挤出16万元修建了一个广场。 朝鲜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有了活动场所，不用特意组织，就热闹起来了，每天早晚都够很多村民换上鲜艳的服装来唱歌、跳舞。对于一个热爱生活会制造快乐的歌舞民族，有什么福利能比这个福利更得人心呢！村民们心花怒放，韩哲忠也开心，闲暇时他自己也去和村民们一起 “乐呵”一会儿。 韩哲忠的材料厂已投入生产就表现出了市场的亲和力，产品畅销，效益很好。事业的成功也让韩哲忠心情大好。自己快乐，也希望别人分享。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吩咐财务，让大家打听着，也让村委给留意着，不论村里那个老人过花甲，咱们公司都要代表我给发一个红包。如果有空，他还会亲自带着礼物去祝贺，并很“实在”地“讨”一杯喜酒。如此来往，就像亲人之间的互动。 那年夏天，突然就来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大水像海一样，漫过公路，漫过广场，直接撞向村庄和厂区外的安全道，再不采取措施，可能民房、厂区都要被大水吞没。韩哲忠毫不犹豫，立即召集村民和厂里的工人全力投入抗洪。去远处取土取石已经来不及，就拿厂里的水泥预制件去护坡，有的是半成品，有的是成品，只要需要就不用多问，只管应急取用。 洪水过去后，韩哲忠盘点了一下损失，一共280万。虽然数目也不算小，但他并没怎么在意。钱是人挣的，只要恢复正常生产，这些钱就几个月就赚回来了。但是当他望着已经变成了垃圾场的村前广场，望着广场上被毁的设施，心里却感觉到好一阵难过。不知是因为这直观的景象触动了他，还是因为这广场凝结了他太多的心愿和情感寄托？ 但从此，村子里的人真的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2016年是乡村的换届选举年。每到这个时候都是村子最忙乱的时候，当着干部的、想当干部的、关心村子的和关心自己的村民们，全都会进入一种“动”的状态。毕竟，这是一个涉及村子未来的大事。榆树川村的前一届干部开始有人提出辞职不干的；也有人开始杀牛，挨家送肉拉选票的。这时，便有很多村民来找韩哲忠，希望他来当这个村的主任。 “你来当这个村的领导吧，反正你都是我们村子里的人了，领着我们一起干吧！” “村子里的事情，反正你也是在做，顺手全管起来得了。” “大伙儿相信你，你就别推辞啦！” …… 面对村民们的七嘴八舌，韩哲忠只是笑了笑，心虽暖，但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简直异想天开。首先，自己无意也没有精力管那么多的事情，自己的身体这个样子，一个厂子就已经足够累啦！其次，自己既不是党员，又不是榆树川的村民，怎么当村里的领导？当村长都不可以呀!
“谢谢你们的信任，村里有什么事情，力所能及的我不会袖手旁观，但我不是你们这个村的村民，不能参与你们村里的事情。”为了避免过多的解释和误会，躲避这个选举，韩哲忠和老伴第二天办理了处境手续去韩国度假了。 半个月后，韩哲忠估计村民选举的事情也差不多过去了，就回到了厂里来上班。回来的第二天，榆树川的村民们都聚集到了广场上，强烈要求韩哲忠出来参加村民选举，不当书记也要当村主任。原来，榆树川村的选举就因为韩哲忠不在，村民们拒绝选举，一致要求镇里推迟选举日期。镇里把这个特殊情况反映到了县里。县里也十分重视，因为招商引资的关系，县里的人都熟悉韩哲忠，也知道他身患癌症，只是不知道韩哲忠本人的意见：“估计韩哲忠本人也不一定同意，如果他本人愿意承担，这倒是一件好事，我们选致富带头人还选不到呢，这不是送上门来啦！至于户口的问题，那好办，只要村民们认可户口所在地并不是问题。另外，我们可以让他把户口迁到榆树川村。” 韩忠哲来到广场上向大家致谢，并说明了自己不能参与选举的原因：“因为自己的身体里还埋着一颗定时炸弹，说不准什么时候突然爆炸，我可以不考虑自己的身体，但不能耽误大家的事情啊！” “我们相信你的身体会没事的，吉人自有天佑嘛！”保村民们久久不愿意散去，最后，有人把镇上的人都叫来了。大家一起劝说韩哲忠。 一直僵持到中午，韩哲忠的心就软了下来，既然都这个样子了，就答应他们吧，能干多久干多久吧！反正这口气还在，就要做一些事情，能让那么多人心里安稳，也算是一件值得的事情。 “好吧！”当韩哲忠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他听到的不是人们的欢呼，而是自己肩胛骨轻轻的呻吟。
四
上任第一天，韩哲忠特意穿了一套正规的西装，虽然看起来笔挺干净，但比起几年前还是显得有一点儿肥大。他自己倒是没怎么在意，但老伴的内心还是起了不小的波澜。这几年一场接一场的化疗，再加上开了这么一个厂子，东跑西跑，忙里忙外的，整个人折腾得小了一圈儿。本来开一个厂子就够累人的了，这又把一个破烂村子扛在了肩上，怎么受得了啊？他身上可不单单是那一样病啊，心脏里还搭着三个支架呢！韩哲忠一边做着出门的准备，一边想着第一次村委会如何定调的问题，并没有发现老伴儿在神情上的微妙变化。韩哲忠精神抖擞地转身出了门，老伴儿却暗自伤心了很长时间。 “以后，村里的问题不能什么都靠国家了，要靠自己解决……”韩哲忠一开始就定了一个大家都不太适应的高调子。这么多年，农村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方式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说是要激发内生动力，可是最终还是离不开国家呀!不靠国家，村子里那么多老弱病残人口，那么多致富无门的村民，吃饭、穿衣、住房、看病的各种困难，光靠村子这么一点资源怎么解决？但是既然韩主任说了，他是企业家，有能力、有办法，就听他的吧！“我们倒也是想好好看看，或好好学习他到底怎么自己解决。” 成语里有安居乐业的说法。如果，非要把安居和乐业分开说，韩哲忠的理解是要先安居，后乐业；只有把“家”建设好了，才有可能安心把事业干好。 韩哲忠接手这个村子之后，才更深刻地感觉到，这个村子的破败程度竟然是那么严重。细一审视，村部不像村部，民房不像民房，很多房屋包括村部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成了危房，再不修建已经无法继续居住。“那还犹豫什么呀，扒掉重建吧!”可是钱从哪里来呢？韩哲忠当大伙一挥手：“先干起来吧，钱我去想办法。” 其实，韩哲忠也不是蛮干，对于民房、村部以及部分公共设施的改造，他事先是有一个匡算的。村里急需改造的房子都符合国家的有关补贴政策，可以拿到一部分资金，村民可以自行解决一部分，县财政方面，他也事先有过沟通还可以资助他一部分，剩下少许缺口他可以通过自己的企业暂时垫付。况且，这样一个大的工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年中把钱全部都投进去。建设要分期分批地进行，多年建下来，后续的资金也就跟上来了。这样计算下来，几条渠道全部打通，这件事情就差不多有了十成把握。
为了让这个家园建设工程一次到位，韩哲忠请州里知名的规划设计人员给村子做了一个整体、长远规划。虽然说村民的经济条件有差异，但在房屋建设上，实施了统一标准，房屋风格古朴、天然、美观，质量也不能含糊，要结实、耐用，要经得30年之后的审美和推敲。首批建设解决了56户村民正在居住的旧房、危房和村部改造；同时也建起来了村卫生所、候车亭和一个高标准的公共厕所。贫困户和五保户的房子有国家政策托底，自不必说，其他村民暂时凑不齐钱的，就由现代建筑材料公司负责担保贷款或直接垫付。 紧接着就进入了第二批民居的建设。这部分建设情况十分复杂，既是“美丽乡村”建设必不可少的一环，又需要做大量艰难细致的工作。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事情从来都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哪怕很简单的一点事情可能都涉及国际背景。其他地方的农民打工是到其他城市，而朝鲜族村民打工大多都去了韩国。 榆树川村也是这样，从改革开放以后，村民们陆续出国打工，原来居住过的房子就弃置在村里。有的人几年回来一趟，看一看简单修补一下，有的村民几十年也不回来。户口在村子，房子在村子，人却联系不上。这些房子都已经快倒塌了，不动，就会影响村字的整体形象，动，却无从下手。直接“销号”，一旦村民找回来就是大麻烦。虽然人已经没有回来生活的意思，但他仍然是中国的合法公民；不取消，随其它房屋一同改造，又找不到人要这笔改造款。并且，那些很早就出去打工的弃房户，屋子前后都有一个很大的“园子”，也就是说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宅基地，统一规划之后，也要根据国家的政策相应调整。还有一些人，出国之前把自己的宅基地转让给了别人，看到国内形势好起来，还要回到村子里居住。为妥善解决此事，韩哲忠绞尽脑汁，力气也费了不计其数，光韩国就跑了不下三次。他拿着图纸去韩国，把榆树川出去打工的村民集中在一起，对他们讲国家的扶贫政策、新农村建设情况、村子的发展和未来规划……反反复复地讲解，反反复复地沟通，反反复复地协商，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 经过多轮协商，一个各种情况都可以兼顾考虑的“建家”方案渐渐清晰起来。韩哲忠用他不太标准的汉语表述出来时，也有了感人的温度：“大伙儿看这样行不行？凡是从榆树川出去的人，不管还想不想回榆树川了，也不管宅基地在还是不在了，都是榆树川的村民，那里永远都是你们的家，什么时候你们都可以回去。不想要房子的人，我们也等你两年，两年后仍然不想回去的，我们就把原来的宅基地收归集体；想在榆树川拥有自己房子的人，只要交了建房款我们就按统一规划给你重建一座漂亮的房子，等你回去住；已经没有宅基地的人如果想要一个房子，把宅基地的钱和建房款交给村上，也会和有宅基地的人一样在榆树川拥有自己的家。” 当第二批建设计划推进到中途的时候，出现了新情况。一些与本村没有任何瓜葛的城里人看好了榆树川的环境，也想过来“养老”。开始，零零星星的外来人通过熟人来打听、咨询时，韩哲忠并没有在意。随着村容村貌的改善，曾经破败的榆树川呈现出其独特风韵的时候，想来榆树川的城里人多了起来。 韩哲忠突然有了灵感：“可以把统一规划后村子里富余出来的宅基地面积规划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专门供城里来的人建房居住。让他们交一定的‘落地费’（公共设施费）和‘地皮费’（购买宅基地的费用），把建筑费交给村子，由村子按照统一规划和图纸建房。产权和使用权都归出资人，如果出资人不想住了，20年后村子可以按初始费用退还建筑费和‘地皮费’，房屋资产归村集体。如此一来，从经济上，可以将收上来的费用进行委托经营，产生的利息，用于补充村里五保户和困难户的生活；从文化上，进来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有见识的人做村民，又可以极大地带动、改善村民的文化、观念和生活理念。何乐而不为？”有了想法之后，韩哲忠立即行动，把这个想法和县人大以及有关政策、法规部门沟通并得到了确认和支持，然后就开始了有条不紊的推进和实施。 正在家园建设热火朝天推进，一件令人振奋也令人烦恼的事情来了。国家的扶贫攻坚战打响。原来村子凭自己的实力不好解决或难以解决的问题，有国家统一出钱、出人集中解决，这是人类史上也难得一遇的大好事。但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却是一个十分重要，也十分敏感的关键。识别精准，贫有所扶，困有所解，皆大欢喜；识别不好，好事变糟，民怨冲天。尽管难度很大，但韩哲忠内紧外宽，表现得很轻松：“这个村，我无亲无故的，有啥难办？只要当头儿的有一颗公平、公正、无私的心，肯定能办好。” 那几天，他基本把其它工作都停下来，带人集中排查了村里每一个农户、每一个村民的家庭状况、收入情况和子女的工作情况；准确无误之后，再经过村委会讨论、调整通过，通过后张榜公示，一周之内，如果有异议可以来村部举报或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周之内，竟然还真有两户村民来村里“讨说法”。
其中一户是因为和韩哲忠比较熟，他本人觉得“关系比较好”，所以看到自己没评上困难户，来找韩哲忠看能否“照顾”一下。韩哲忠一听就笑了，对他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我说老哥呀，谁有点儿能力的人，愿意当贫困户啊？我们干了一辈子不就是不愿意当贫困户吗？平白无故的，把一个贫困户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不磕碜吗？另外，你再看看你家的情况，有50箱蜜蜂，有一个榨油厂，有一个磨米厂，儿子还在城里有一个体面的工作，收入高不说，地位也高。这样吧，我先不说你应该不应该进这个贫困户，你去问问你儿子行不行……”一番话，说得那个人哑口无言，红着脸，一声不吭了离开了。 另一户是一个50左右岁的妇女。丈夫和儿子都不在了，但家里并不穷，平时为了怕人瞧不起，常拿家里的存款向人炫耀，几乎和她打过麻将的人都知道，她家里有80万定期存款，从来都没动过，这样算下来每年的存款利息也不止两万，显然是进不去贫困户的。当然，来找韩哲忠时，要说说自己没有生活来源多不容易这类的理由。韩哲忠听了，半天被说话，那妇女就有一点儿心里发慌了。韩哲忠看她表现出不自在时才开口说话：“你的情况我们事先都了解过了，像你这种情况，如果真困难我们肯定不会让你过不下去的。可是，你的条件真不够，而且差太多了。我们的贫困户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不足3400元，你自己算算吧！你家三口人的地就算不自己种，出租给别人一年能收入多少钱；你家的存款利息一年能收入多少钱。这些，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你再算一算，那可怜的3400元钱，够不够你一天打麻将的输赢？咋好意思再和他们争？” 当那位妇女低头走出村部的时候，韩哲忠在后边补了一句温暖一点儿的话：“等村办企业上来时，你来吧，给你找一份好工作。” 在场的人还以为韩哲忠是说了一句没影子的话哄那位妇女开心呢！没想到，没过多久，他就把他的“乐业”计划搬到村委会的议事桌上来了。 “我刚一上来时说过，以后我们不能再靠国家啦，什么问题都要自己解决。这是我们的目标，现在看，没有完全实现，现在是起步阶段，有一些国家的政策我们还在享受，但我们一定要不断努力。我们村这29户贫困户，马上就能脱贫，这个不是什么问题，我们要考虑考的是，如何抛开贫困线，主动奔小康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把集体经济搞上来。光靠村民自己往前摸索、挣扎，也没一个方向和目标，肯定不行，我们要领着他们干。” “可是，我们能发展什么集体经济呀？如果有那个可能和资源，这些年早发展了。再者说，从我们村目前的人口结构看，就算有个好项目，也不一定能干好啊！” “我想过了，我不是有一个材料厂嘛！我看产品很有市场，效益也好。我们村办企业，起步就办一个与材料厂有关的企业，可有直接用材料厂的销售渠道和资源，相关业务还能适当照应。过了起步阶段，再考虑扩大业务或转型的问题。具体的方式，就采取股份制，能干活的直接到厂里干活儿，有工资，还有分红；不能干活的，可以靠分红取得收益；残疾和五保户等没有资金也没有劳动能力的，由村子或材料厂负责，通过借款、贷款以及其他方式的资金注入，让他们获得股份……” 韩哲忠是一个急性子，一件事要么就不提，提起来就要“立马直追”把事情敲定。对他来说，没什么比时间更宝贵。村委会只开了两个小时，但办企业的事情就已经完成了部署。初定项目有三个，一是利用政策优势办一个碎石厂，一方面供应材料厂，一方面面向社会；二是把材料厂的仿古砖业务分出来一块给村办企业；三是发挥妇女的特长，针对延边地区、朝鲜和韩国的市场，开办一个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大酱厂。大酱厂的技术和设备都好解决，但仿古砖项目需要选择、订购新模具，碎石设备需要去厂家订购和价格谈判。这些事情由谁牵头去办？村委会的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敢出声，因为大家从来没接触过这些东西，连样子都没见过怎么去订购和谈判？最后一系列的事情有都落到了韩哲忠自己的身上。 自从担任村主任以来，韩哲忠一直没有抽出大块时间来照看材料厂的事情，他没想到村里的事情竟然这么多，工作量要比厂里要大出几倍。 开完村务会，韩哲忠抓紧去了一趟材料厂，他要赶在出门之前去看看厂里的生产状况，把近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好好交待一下。最近一个时期，由于管理上的疏忽，生产效率和材料的合理利用方面都出现很大问题，如果按照这样的状态运行下去，每年的损失至少不下于50万元。有人说他是舍小家顾大家，这话也听起来高调，但韩哲忠很不愿意听。他认为，这不是境界，两头哪一头被舍出去了或顾不上都是自己的过失，至少是精力和能力的问题。可是，即便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也许村子里的事情忙过这阵子就会好起来，等村子的管理走上正轨之后自己就可以超脱一些了。有时，他真想把一切杂事都抛在一边，好好地歇上一天。看来，这个愿望至少近期难以实现。 第二天，他就带上一名村委和一个厂里的技术人员飞到了上海。先去找了自己读书时的老师，谈下了一家大型食品公司与榆树川村红小豆的供货合同；紧接着飞天津为未来的生产车间订了1500套生产模具，最后到了河南郑州，集中精力进行碎石机的谈判。说是谈判，其实就是软磨硬泡往下讲价。在国内，这种大型机器的生产厂家并不是很多，质量好、信誉好的厂家产品基本供不应求，所以在价格方面，商量的余地也并不是很大。郑州碎石机厂的一台机器要价41万，销售人员的权限只有两万，也就是说最低39万。这个价格对于一般的企业可能并不算高，但对于榆树川这样的村办小厂可能就是天价了。这是市场经济时代，厂家是要根据市场的接受程度获取最大利润的。 韩哲忠也知道这些，但对榆树川村来说，就是30万元，也是一个拿不起的天价。怎么办？事已至此，设备不论如何也得买，但要能则省，省下一万那也是村民的钱啊！用什么办法打动厂家呢？韩哲忠决定试试 “哭穷”的招法。他见和业务员再也没有洽谈空间，便强烈要求见一见厂长。厂长见几位千里迢迢从东北来买设备的农村干部，心里就多了几分同情，沉吟片刻给他们打了个最大的折扣，同意35万元发货。这个价格一出，同行的几个人长舒了一口气，但韩哲忠没有表态，他对厂长说了一番带着浓重朝鲜族口音的话，情真意切：“厂长啊，你都看到了，我们是诚心诚意地买，但是呢，我们村是有名的困难村，刚刚起步，困难很大，费了很大的劲儿就贷了25万元，我出来是代表几百户贫困的老百姓来的，如果设备买不回去，唯一的一个项目上不了马，我这个当主任的怎么回去和来百姓交待呀？现在全国都在扶贫，你们就当扶持一下我们这个边疆的贫困村吧！” 听了这番话，厂长似乎深受触动：“我卖设备这么多年，没见过这样讲价的人。本来我们的折扣已经到了成本线，不能再低了，但你们对老百姓这份真诚也很感人。这样吧，都已经到了中午，你们先去找个去吃点儿饭，我们开个公司的常委会，认真研究一下你们的困难和想法。”
一个小时后，韩哲忠等人再回到厂家时，最后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厂家最后以27万的超低价将设备卖给了他们。这件事，对走南闯北的韩哲忠，也算是一个奇迹。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哪个人会凭着一番说辞就轻易放弃自己的利益。韩哲忠领悟到，这样的奇迹之所以能够发生，也在于买卖双方对弱势群体的真切同情，或者说情怀上的共振，大概这就是所谓的“初心”吧！对于郑州碎石机厂的举动，韩哲忠一直心怀感激，念念不忘。那次临别，他慷慨地答应过厂家：“欢迎你们去东北，去长白山！你们去时，我要向县里汇报，让县委领导代表全县人民向你们表示感谢！”并且，他确实一直记得这个许诺。 机器落实到位之后，村企业的项目就有了硬件支持。韩哲忠凭着这些年在建材市场摸爬滚打的经验判断，这一台机器，正常情况就意味着一年80万的利润。接下来就要解决资金和股份构成的问题。按韩哲忠的计划，先从自己企业里拿出10万元先注入到村企作为启动资金，村民们自愿报名，有实力的直接交款，没实力的，企业已经和银行谈好可以担保贷款，每户限额5万。至于去韩国外出打工人员，韩哲忠的想法也不要落下。 因为经常来往，他对出国打工人员的状况十分了解。背景离乡并非人们所愿，不过是为了多赚一点儿钱，虽然韩国打工相对容易一些，但从事的都是低端劳务，也没什么尊严。收入也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高。有些人去了并没赚到什么钱，混得不好，但不好意思回来，怕别人笑话。韩哲忠觉得，作为一个朝鲜族干部，不能把流落国外的这部分乡亲置之度外，将来家乡富起来之后争取把他们都吸引回来。为此，他特意去了韩国一趟，一是征求大家意见，谁想参与村办企业谁就可以入一股。他就代表全村表个态，谁有意回到村子里来做事，村里就当作人才接回来。 经过这么一沟通，26名出国打工人员陆续回归，这与其它村子的“空巢”现象形成了鲜明反差。村子的宣传委员李兴民和会计林学哲都是从韩国归来的。村企的首批入股资金已经募集到了110万元；还没有大规模生产，订单已经拿到了100多万，保守估计，2020年全年利润也会过百万。 村里的人气旺盛起来，事业和经济也显现出蒸蒸日上的景象。韩哲忠的“精神”一振，立觉精力旺盛起来，曾经的疲劳感顿然消散。2018年他写了入党申请书。这时又有人来称赞他，说“身体都那么多病，还在拼命工作，不是焦裕禄是啥？” 这一提醒，韩哲忠发现，时间竟然过得如此之快，转眼离自己被判“死刑”的日子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他忘记了时间，时间也忘记了他。 门前的布尔哈通河依然如故，那样安静、安详地流淌，仿佛无声无息也无始无终的岁月。而河面上的桥，正是韩哲忠亲自投资修建的。每天，他往返于家与村部之间，要至少两次跨越布尔哈通河。河兀自流，人兀自走，桥兀自沉默着，与河保持着垂直的姿态，一切习以为常。那天，韩哲忠在桥上伫立很久，竟然心有所感——人一旦站在桥上凝视河水时，就会在河水的流淌中感觉到眩晕，而桥，似乎永远都不会眩晕。桥之所以为桥，大概是因为桥虽然横跨河流，它的心思和使命却不在对河水的凝视，而在于两岸之间的担当和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