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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乞者】
我顺着剥落的高墙走路，踏着松的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露在墙头的高树的枝条带着还未干枯的叶子在我头上摇动。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
我厌恶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是一种求乞的法子。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
我顺着倒败的泥墙走路，断砖叠在墙缺口，墙里面没有什么。微风起来，送秋寒穿透我的夹衣，四面都是灰土。
我想着我将用什么方法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
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灰土，灰土，……
………
灰土……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复仇】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
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鲞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拚命地伸长颈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豫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然而他们俩对立着，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希望】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
然而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胡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虽然是悲凉漂渺的青春罢，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听到Petöfi Sándor。（1823—49）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甚么？是娼妓：
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
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
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但是，可惨的人生！桀骜英勇如Petöfi，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着茫茫的东方了。他说：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雪】
暖国的雨，向来没有变过冰冷的坚硬的灿烂的雪花。博识的人们觉得他单调，他自己也以为不幸否耶？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胡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孩子们呵着冻得通红，像紫芽姜一般的小手，七八个一齐来塑雪罗汉。因为不成功，谁的父亲也来帮忙了。罗汉就塑得比孩子们高得多，虽然不过是上小下大的一堆，终于分不清是壶卢还是罗汉，然而很洁白，很明艳，以自身的滋润相粘结，整个地闪闪地生光。孩子们用龙眼核给他做眼珠，又从谁的母亲的脂粉奁中偷得胭脂来涂在嘴唇上。这回确是一个大阿罗汉了。他也就目光灼灼地嘴唇通红地坐在雪地里。
第二天还有几个孩子来访问他；对了他拍手，点头，嘻笑。但他终于独自坐着了。晴天又来消释他的皮肤，寒夜又使他结一层冰，化作不透明的水晶模样，连续的晴天又使他成为不知道算什么，而嘴上的胭脂也褪尽了。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屋上的雪是早已就有消化了的，因为屋里居人的火的温热。别的，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好的故事】
灯火渐渐地缩小了，在预告石油的已经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熏得灯罩很昏暗。鞭爆的繁响在四近，烟草的烟雾在身边：是昏沉的夜。
我闭了眼睛，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学记》的手搁在膝髁上。
我在蒙胧中，看见一个好的故事。
这故事很美丽，幽雅，有趣。许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错综起来像一天云锦，而且万颗奔星似的飞动着，同时又展开去，以至于无穷。
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阴道，两岸边的乌桕、新禾、野花、鸡、狗，丛树和枯树，茅屋、塔、伽蓝，农夫和村妇、村女，晒着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随着每一打桨，各各夹带了闪烁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鱼，一同荡漾。诸影诸物，无不解散，而且摇动，扩大，互相融和；刚一融和，却又退缩，复近于原形。边缘都参差如夏云头，镶着日光，发出水银色焰。凡是我所经过的河，都是如此。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统在上面交错，织成一篇，永是生动，永是展开，我看不见这一篇的结束。
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的罢。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剌奔迸的红锦带。带织入狗中，狗织入白云中，白云织入村女中。……在一瞬间，他们又将退缩了。但斑红花影也已碎散，伸长、就要织进塔、村女、狗、茅屋、云里去。
现在我所见的故事清楚起来了，美丽、幽雅、有趣，而且光明。青天上面，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我一一看见，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视他们……。
我正要凝视他们时，骤然一惊，睁开眼，云锦也已皱蹙，凌乱，仿佛有谁掷一块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将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无意识地赶忙捏住几乎坠地的《初学记》，眼前还剩着几点虹霓色的碎影。
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还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抛了书，欠身伸手去取笔，——何尝有一丝碎影，只见昏暗的灯光，我不在小船里了。
但我总记得见过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沉的夜……。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死火】
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
这是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冻云弥漫，片片如鱼鳞模样。山麓有冰树林，枝叶都如松杉。一切冰冷，一切青白。
但我忽然坠在冰谷中。
上下四旁无不冰冷，青白。而一切青白冰上，却有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我俯看脚下，有火焰在。
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
哈哈！
当我幼小的时候，本就爱看快舰激起的浪花，洪炉喷出的烈焰。不但爱看，还想看清。可惜他们都息息变幻，永无定形。虽然凝视又凝视，总不留下怎样一定的迹象。
死的火焰，现在先得到了你了！
我拾起死火，正要细看，那冷气已使我的指头焦灼；但是，我还熬着，将他塞入衣袋中间。冰谷四面，登时完全青白。我一面思索着走出冰谷的法子。
我的身上喷出一缕黑烟，上升如铁线蛇。冰谷四面，又登时满有红焰流动，如大火聚，将我包围。我低头一看，死火已经燃烧，烧穿了我的衣裳，流在冰地上了。
“唉，朋友！你用了你的温热，将我惊醒了。”他说。
我连忙和他招呼，问他名姓。
“我原先被人遗弃在冰谷中，”他答非所问地说，“遗弃我的早已灭亡，消尽了。我也被冰冻冻得要死。倘使你不给我温热，使我重行烧起，我不久就须灭亡。”
“你的醒来，使我欢喜。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愿意携带你去，使你永不冰结，永得燃烧。”
“唉唉！那么，我将烧完！”
“你的烧完，使我惋惜。我便将你留下，仍在这里罢。”
“唉唉！那么，我将冻灭了！”
“那么，怎么办呢？”
“但你自己，又怎么办呢？”他反而问。
“我说过了：我要出这冰谷……。”
“那我就不如烧完！”
他忽而跃起，如红彗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外。有大石车突然驰来，我终于碾死在车轮底下，但我还来得及看见那车就坠入冰谷中。
“哈哈！你们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说，仿佛就愿意这样似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狗的驳诘】
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衣履破碎，像乞食者。
一条狗在背后叫起来了。
我傲慢地回顾，叱咤说：
“呔！住口！你这势利的狗！”
“嘻嘻！”他笑了，还接着说，“不敢，愧不如人呢。”
“什么！”我气愤了，觉得这是一个极端的侮辱。
“我惭愧：我终于还不知道分别铜和银；还不知道分别布和绸；还不知道分别官和民；还不知道分别主和奴；还不知道……。”
我逃走了。
“且慢！我们再谈谈……。”他在后面大声挽留。
我一径逃走，尽力地走，直到逃出梦境，躺在自己的床上。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失掉的好地狱】
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在荒寒的野外，地狱的旁边。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焰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
有一伟大的男子站在我面前，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然而我知道他是魔鬼。
“一切都已完结，一切都已完结！可怜的鬼魂们将那好的地狱失掉了！”他悲愤地说，于是坐下，讲给我一个他所知道的故事！
“天地作蜂蜜色的时候，就是魔鬼战胜天神，掌握了主宰一切的大威权的时候。他收得天国，收得人间，也收得地狱。他于是亲临地狱，坐在中央，遍身发大光辉，照见一切鬼众。
“地狱原已废弛得很久了：剑树消却光芒；沸油的边际早不腾涌；大火聚有时不过冒些青烟，远处还萌生曼陀罗花，花极细小，惨白可怜。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地上曾经大被焚烧，自然失了他的肥沃。
“鬼魂们在冷油温火里醒来，从魔鬼的光辉中看见地狱小花，惨白可怜，被大蛊惑，倏忽间记起人世，默想至不知几多年，遂同时向着人间，发一声反狱的绝叫。
“人类便应声而起，仗义执言，与魔鬼战斗。战声遍满三界，远过雷霆。终于运大谋略，布大网罗，使魔鬼并且不得不从地狱出走。最后的胜利，是地狱门上也竖了人类的旌旗！
“当鬼魂们一齐欢呼时，人类的整饬地狱使者已临地狱，坐在中央，用了人类的威严，叱咤一切鬼众。
“当鬼魂们又发一声反狱的绝叫时，即已成为人类的叛徒，得到永劫沉沦的罚，迁入剑树林的中央。
“人类于是完全掌握了主宰地狱的大威权，那威棱且在魔鬼以上。人类于是整顿废弛，先给牛首阿旁以最高的俸草；而且，添薪加火，磨砺刀山，使地狱全体改观，一洗先前颓废的气象。
“曼陀罗花立即焦枯了。油一样沸；刀一样铦；火一样热；鬼众一样呻吟，一样宛转，至于都不暇记起失掉的好地狱。
“这是人类的成功，是鬼魂的不幸……。
“朋友，你在猜疑我了。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寻野兽和恶鬼……。”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立论】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
【这样的战士】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们都同声立了誓来讲说，他们的心都在胸膛的中央，和别的偏心的人类两样。他们都在胸前放着护心镜，就为自己也深信心在胸膛中央的事作证。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微笑，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因为他这时成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在这样的境地里，谁也不闻战叫：太平。
太平……。
但他举起了投枪！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腊叶】
灯下看《雁门集》，忽然翻出一片压干的枫叶来。
这使我记起去年的深秋。繁霜夜降，木叶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枫树也变成红色了。我曾绕树徘徊，细看叶片的颜色，当他青葱的时候是从没有这么注意的。他也并非全树通红，最多的是浅绛，有几片则在绯红地上，还带着几团浓绿。一片独有一点蛀孔，镶着乌黑的花边，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我自念：这是病叶呵！便将他摘了下来，夹在刚才买到的《雁门集》里。大概是愿使这将坠的被蚀而斑斓的颜色，暂得保存，不即与群叶一同飘散罢。
但今夜他却黄蜡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复似去年一般灼灼。假使再过几年，旧时的颜色在我记忆中消去，怕连我也不知道他何以夹在书里面的原因了，将坠的病叶的斑斓，似乎也只能在极短时中相对，更何况是葱郁的呢。看看窗外，很能耐寒的树木也早经秃尽了；枫树更何消说得。当深秋时，想来也许有和这去年的模样相似的病叶的罢，但可惜我今年竟没有赏玩秋树的余闲。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二四年】
【望勿“纠正”】
汪原放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谁料流弊却无穷，一班效颦的便随手拉一部书，你也标点，我也标点，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校改，这也校改，又不肯好好的做，结果只是糟蹋了书。
《花月痕》本不必当作宝贝书，但有人要标点付印，自然是各随各便。这书最初是木刻的，后有排印本；最后是石印，错字很多，现在通行的多是这一种。至于新标点本，则陶乐勤君序云：“本书所取的原本，虽属佳品，可是错误尚多。余虽都加以纠正，然失检之处，势必难免。……”我只有错字很多的石印本，偶然对比了第二十五回中的三四页，便觉得还是石印本好，因为陶君于石印本的错字多未纠正，而石印本的不错字儿却多纠歪了。
“钗黛直是个子虚乌有，算不得什么。……”
这“直是个”就是“简直是一个”之意，而纠正本却改作“真是个”，便和原意很不相同了。
“秋痕头上包着绉帕……突见痴珠，便含笑低声说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实何苦呢？’
“……痴珠笑道：‘往后再商量罢。’……”
他们俩虽然都沦落，但其时却没有什么大悲哀，所以还都笑。而纠正本却将两个“笑”字都改成“哭”字了。教他们一见就哭，看眼泪似乎太不值钱，况且“含哭”也不成话。
我因此想到一种要求，就是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
我因此又起了一个疑问，就是有些人攻击译本小说“看不懂”，但他们看中国人自作的旧小说，当真看得懂么？
（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篇短文发表之后，曾记得有一回遇见胡适之先生，谈到汪先生的事，知道他很康健。胡先生还以为我那“成了古人”云云，是说他做过许多工作，已足以表见于世的意思。这实在使我“诚惶诚恐”，因为我本意实不如此，直白地说，就是说已经“死掉了”。可是直到那时候，我才知这先前所听到的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现在我在此敬向汪先生谢我的粗疏之罪，并且将旧文的第一句订正，改为：“汪原放君未经成了古人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身热头痛之际，书。
【一九二六年】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1
听说从今年起，陈源（即西滢）教授要不管闲事了；这豫言就见于《现代评论》五十六期的《闲话》里。惭愧我没有拜读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详。要是确的呢，那么，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说声“可惜”之外，真的倒实在很诧异自己之胡涂：年纪这么大了，竟不知道阳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别人是可以发生这样的大变动。我近来对于年关颇有些神经过钝了，全不觉得怎样。其实，倘要觉得罢，可是也不胜其觉得。大家挂上五色旗，大街上搭起几坐彩坊，中间还有四个字道：“普天同庆”，据说这算是过年。大家关了门，贴上门神，爆竹毕剥砰的放起来，据说这也是过年。要是言行真跟着过年为转移，怕要转移不迭，势必至于成为转圈子。所以，神经过钝虽然有落伍之虑，但有弊必有利，却也很占一点小小的便宜的。
但是，还有些事我终于想不明白：即如天下有闲事，有人管闲事之类。我现在觉得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假使我们知道了火星里张龙和赵虎打架，便即大有作为，请酒开会，维持张龙，或否认赵虎，那自然是颇近于管闲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够“知道”，则至少必须已经可以通信，关系也密切起来，算不得闲事了。因为既能通信，也许将来就能交通，他们终于会在我们的头顶上打架。至于咱们地球之上，即无论那一处，事事都和我们相关，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着，非以其“闲”也。譬如英国有刘千昭雇了爱尔兰老妈子在伦敦拉出女生，在我们是闲事似的罢，其实并不，也会影响到我们这里来。留学生不是多多，多多了么？倘有合宜之处，就要引以为例，正如在文学上的引用什么莎士比亚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呀一般。
（不对，错了。芮恩施是美国的驻华公使，不是文学家。我大约因为在讲什么文艺学术的一篇论文上见过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带出来了。合即订正于此，尚希读者谅之。）
即使是动物，也怎能和我们不相干？青蝇的脚上有一个霍乱菌，蚊子的唾沫里有两个疟疾菌，就说不定会钻进谁的血里去。管到“邻猫生子”，很有人以为笑谈，其实却正与自己大有相关。譬如我的院子里，现在就有四匹邻猫常常吵架了，倘使这些太太们之一又诞育四匹，则三四月后，我就得常听到八匹猫们常常吵闹，比现在加倍地心烦。
所以我就有了一种偏见，以为天下本无所谓闲事，只因为没有这许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于是便只好抓一点来管。为什么独抓这一点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关的，大则因为同是人类，或是同类，同志；小则，因为是同学，亲戚，同乡，——至少，也大概叨光过什么，虽然自己的显在意识上并不了然，或者其实了然，而故意装痴作傻。
但陈源教授据说是去年却管了闲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说的并不错，那就确是一个超人。今年不问世事，也委实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苍生何”了。幸而阴历的过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时一过，也许又可望心回意转的罢。
2
昨天下午我从沙滩回家的时候，知道大琦君来访过我了。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是猜想他进了病院的了，现在知道并没有。而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他还留赠我一本《现代评论增刊》，只要一看见封面上画着的一枝细长的蜡烛，便明白这是光明之象，更何况还有许多名人学者的著作，更何况其中还有陈源教授的一篇《做学问的工具》呢？这是正论，至少可以赛过“闲话”的；至少，是我觉得赛过“闲话”，因为它给了我许多东西。
我现在才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学会图书馆”去年“因为时局的关系，借书的成绩长进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却还“用‘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十个字形容当今学术界大部分的状况”。这很改正了我许多误解。我先已说过，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虽然外国讲究畜牧，或者肉里面的寄生虫可以少些，但炖烂了，即使多也就没有关系。所以，我看见回国的学者，头两年穿洋服，后来穿皮袍，昂头而走的，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手炖过几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么事，连“佛脚”也未必肯抱的。现在知道并不然，至少是“留学欧美归国的人”并不然。但可惜中国的图书馆里的书太少了，据说北京“三十多个大学，不论国立私立，还不及我们私人的书多”云。这“我们”里面，据说第一要数“溥仪先生的教师庄士敦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钊，因为在德国柏林时候，陈源教授就亲眼看见他两间屋里“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 现在呢，想来一定是更多的了。这真教我欣羡佩服。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学费之外，简直没有赢余，混了几年，所有的书连一壁也遮不满，而且还是杂书，并非专而又专，如“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之类。
但是很可惜，据说当民众“再毁”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时，“好象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想那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处走散，可惜我没有去看，否则倒也是一个壮观。
所以“暴民”之为“正人君子”所深恶痛绝，也实在有理由，即如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妇的藏书，其加于中国的损失，就在毁坏了三十多个国立及私立大学的图书馆之上。和这一比较，刘百昭司长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要算小事件了，但我们所引为遗憾的是偏是章士钊、刘百昭有这么多的储藏，而这些储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时候曾有一个老于世故的长辈告诫过我：你不要和没出息的担子或摊子为难，他会自己摔了，却诬赖你，说不清，也赔不完。这话于我似乎到现在还有影响，我新年去逛火神庙的庙会时，总不敢挤近玉器摊去，即使它不过摆着寥寥的几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将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两件，就要变成宝贝，一辈子赔不完，那罪孽之重，会在毁坏一坐博物馆之上。而且推而广之，连热闹场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运动时，虽有“打落门牙”的“流言”，其实却躺在家里，托福无恙。但那两屋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以及其他从“孤桐先生”府上陆续散出的壮观，却也因此“交臂失之”了。这实在也就是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无法两全的。
现在是收藏洋书之富，私人要数庄士敦先生，公团要推“政治学会图书馆”了，只可惜一个是外国人，一个是靠着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来的。“北京国立图书馆”将要扩张，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听说所依靠的还是美国退还的赔款，常年经费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余。要用美国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这也就是所谓“有利必有弊”罢，想到这里，我们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独力购置的几房子好书惨遭散失之可惜了。
总之，在近几年中，是未必能有较好的“做学问的工具”的，学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己买书读，但又没有钱。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学者们另外还有什么法子呢，自然“也难怪他们除了说说‘闲话’便没有什么可干”，虽然北京三十多个大学还不及他们“私人的书多”。为什么呢？要知道做学问不是容易事，“也许一个小小的题目得参考百十种书”，连“孤桐先生”的藏书也未必够用。陈源教授就举着一个例：“就以‘四书’来说”罢，“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领会的。短短的一部‘四书’，如果细细的研究起来，就得用得了几百几千种参考书”。
这就足见“学问之道，浩如烟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书’”，我是读过的，至于汉人的“四书”注疏或理论，却连听也没有听到过。陈源教授所推许为“那样提倡风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张之洞先生在做给“束发小生”们看的《书目答问》上曾经说：“‘四书’，南宋以后之名。”我向来就相信他的话，此后翻翻《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之类，也只有“五经”，“六经”，“七经”，“六艺”，却没有“四书”，更何况汉人所做的注疏和理论。但我所参考的，自然不过是通常书，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就有，见闻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只得这样就算了，因为即使要“抱”，却连“佛脚”都没有。由此想来，那能“抱佛脚”的，肯“抱佛脚”的，的确还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学者了。他“家翰笙”还慨乎言之，大约是“《春秋》责备贤者”之意罢。
完
现在不高兴写下去了，只好就此完结。总之：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例如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适教授的《译诗三首》呀，徐志摩先生的译诗一首呀，西林氏的《压迫》呀，陶孟和教授的要到二○二五年才发表而必须我们的玄孙才能全部拜读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但是，翻下去时，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却看见灰色了，于是乎抛开。
现在的小学生就能玩七色板，将七种颜色涂在圆板上，停着的时候，是好看的，一转，便变成灰色，——本该是白色的罢，可是涂得不得法，变成灰色了。收罗许多著名学者的大著作的大报，自然是光怪陆离，但也是转不得，转一周，就不免要显出灰色来，虽然也许这倒正是它的特色。
（一月三日。）
【有趣的消息】
虽说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们却还向这里跑；老年们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别处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转回来了，仿佛倒是北京还很有什么可以留恋。厌世诗人的怨人生，真是“感慨系之矣”，然而他总活着；连祖述释迦牟尼先生的哲人勖本华尔也不免暗地里吃一种医治什么病症的药，不肯轻易“涅槃”。俗语说：“好死不如恶活”，这当然不过是俗人的俗见罢了，可是文人学者之流也何尝不这样。所不同的，只是他总有一面辞严义正的军旗，还有一条尤其义正辞严的逃路。真的，倘不这样，人生可真要无聊透顶，无话可说了。
北京就是一天一天地百物昂贵起来；自己的“区区佥事”，又因为“妄有主张”，被章士钊先生革掉了。向来所遭遇的呢，借了安特来夫的话来说，是“没有花，没有诗”，就只有百物昂贵。然而也还是“妄有主张”，没法回头；倘使有一个妹子，如《晨报副刊》上所艳称的“闲话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声音正如“银铃之响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许可以借此拨转马头，躲到别墅里去研究汉朝人所做的《四书》注疏和理论去。然而，惜哉，没有这样的好妹子；“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连有一个那样凶姊姊的幸福也不及屈灵均。我的终于“妄有主张”，或者也许是无可推托之故罢。然而这关系非同小可，将来怕要遭殃了，因为我知道，得罪人是要得到报应的。
话要回到释迦先生的教训去了，据说：活在人间，还不如下地狱的稳妥。做人有“作”就是动作（＝造孽），下地狱却只有“报”（＝报应）了；所以生活是下地狱的原因，而下地狱倒是出地狱的起点。这样说来，实在令人有些想做和尚，但这自然也只限于“有根”（据说，这是“一句天津话”）的大人物，我却不大相信这一类鬼画符。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里，枯燥当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态，除了百物昂贵之外，究竟还是五花八门，创造艺术的也有，制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为北京的缘故，也就是人们总还要奔凑聚集的缘故。可惜的是只有一些小玩意，老实一点的朋友就难于给自己竖起一杆辞严义正的军旗来。
我一向以为下地狱的事，待死后再对付，只有目前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于是便不免于有时得罪人，有时则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但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当然要受报，那也只好准备着，因为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的是更不能竖起辞严义正的军旗来的。其实，这里也何尝没有国家大事的消息呢，“关外战事不日将发生”呀，“国军一致拥段”哪，有些报纸上都用了头号字煌煌地排印着，可以刺得人们头昏，但于我却都没有什么鸟趣味。人的眼界之狭是不大有药可救的，我近来觉得有趣的倒要算看见那在德国手格盗匪若干人，在北京率领三河县老妈子一大队的武士刘百昭校长居然做骈文，大有偃武修文之意了；而且“百昭海邦求学，教部备员，多艺之誉愧不如人，审美之情差堪自信”，还是一位文武全才，我先前实在没有料想到。第二，就是去年肯管闲事的“学者”，今年不管闲事了，在年底结清帐目的办法，原来不止是掌柜之于流水簿，也可以适用于“正人君子”的行为的。或者，“阿哥！”这一声叫，正在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的夜间十二点钟罢。
但是，这些趣味，刹那间也即消失了，就是我自己的思想的变动，也诚然是可恨。我想，照着境遇，思想言行当然要迁移，一迁移，当然会有所以迁移的道理。况且世界上的国庆很不少，古今中外名流尤其多，他们的军旗，是全都早经竖定了的。前人之勤，后人之乐，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逄，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巴金的《互助论》，勃朗宁夫妇岂不是讲恋爱的模范么，勖本华尔和尼采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归根结蒂，如果杨荫榆或章士钊可以比附到犹太人特莱孚斯去，则他的篾片就可以等于左拉等辈了。这个时候，可怜的左拉要被中国人背出来；幸而杨荫榆或章士钊是否等于特莱孚斯，也还是一个大疑问。
然而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的坏人（如水平线下的文人和学棍学匪之类），似乎将来要大吃其苦了，虽然也许要在身后，像下地狱一般。但是，深谋远虑的人，总还以从此小心，不要多说为稳妥。你以为“闲话先生”真是不管闲事了么？并不然的。据说他是要“到那天这班出锋头的人们脱尽了锐气的日子，我们这位闲话先生正在从容的从事他那‘完工的拂拭’（The finishing touch），笑吟吟的擎着他那枝从铁杠磨成的绣针，讽刺我们情急是多么不经济的一个态度，反面说只有无限的耐心才是天才唯一的凭证”。（《晨报副刊》一四二三）
后出者胜于前者，本是天下的平常事情，但除了堕落的民族。即以衣服而论，也是由裸体而用会阴带或围裙，于是有衣裳，衮冕。我们将来的天才却特异的，别人系了围裙狂跳时，他却躲在绣房里刺绣，——不，磨绣针。待到别人的围裙全数破旧，他却穿了绣花衫子站出来了。大家只好说道“阿！”可怜的性急的野蛮人，竟连围裙也不知道换一条，怪不得锐气终于脱尽；脱尽犹可，还要看那“笑吟吟”的“讽刺”的“天才”脸哩，这实在是对于灵魂的鞭责，虽说还在辽远的将来。
还有更可怕的，是我们风闻二○二五年一到，陶孟和教授要发表一部著作。内容如何，只有百年后的我们的曾孙或玄孙们知道罢了，但幸而在《现代评论增刊》上提前发表了几节，所以我们竟还能“管中窥豹”似的，略见这一部新书的大概。那是讲“现代教育界的特色”的，连教员的“兼课”之多也说在内。他问：“我的议论太悲观，太刻薄，太荒诞吗？我深愿受这个批评，假使事实可以证明。”这些批评我们且俟之百年之后，虽然那时也许无从知道事实；典籍呢，大概也只有“笑吟吟的”佳作留传。要是当真这样，那大半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后人总不至于以为刻薄罢。但我们也难于悬揣，不过就今论今，似乎颇有些“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意了。人们不逢如此盛事者，盖已将二千四百年云。
总之：百年以内，将有陈源教授的许多（？）书，百年以后，将有陶孟和教授的一部书出现。内容虽然不知道怎样，但据目下所走漏的风声看起来，大概总是讽刺“那班出锋头的人们”，或“驰驱九城”的教授的。
我常常感叹，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厉害：它立了地狱之说，借着和尚，尼姑，念佛老妪的嘴来宣扬，恐吓异端，使心志不坚定者害怕。那诀窍是在说报应并非眼前，却在将来百年之后，至少也须到锐气脱尽之时。这时候你已经不能动弹了，只好听别人摆布，流下鬼泪，深悔生前之妄出锋头；而且这时候，这才认识阎罗大王的尊严和伟大。
这些信仰，也许是迷信罢，但神道设教，于“挽世道而正人心”的事，或者也还是不无裨益。况且，未能将坏人“投界豺虎”于生前，当然也只好口诛笔伐之于身后，孔子一车两马，倦游各国以还，抽出钢笔来作《春秋》，盖亦此志也。
但是，时代迁流了，到现在，我以为这些老玩意，也只好骗骗极端老实人。连闹这些玩意儿的人们自己尚且未必信，更何况所谓坏人们。得罪人要受报应，平平常常，并不见得怎样奇特，有时说些宛转的话，是姑且客气客气的，何尝想借此免于下地狱。这是无法可想的，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那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至于将来，自有后起的人们，决不是现在人即将来所谓古人的世界，如果还是现在的世界，中国就会完！
（一月十四日。）
【学界的三魂】
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话：“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些农民革命军。”（《国民新报副刊》四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乘势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也爱看《四杰村》，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道：“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话又说远了，回到本题去。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
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古书与白话】
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人改口说：然而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我们自然应该曲谅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悯笑他们这祖传的成法。凡有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有这一种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异端”，必须歼灭的，待到它奋斗之后，自己站住了，这才寻出它原来与“圣教同源”；外来的事物，都要“用夷变夏”，必须排除的，但待到这“夷”入主中夏，却考订出来了，原来连这“夷”也还是黄帝的子孙。这岂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无论什么，在我们的“古”里竟无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会长进，到现在仍是说非“读破几百卷书者”即做不出好白话文，于是硬拉吴稚晖先生为例。可是竟又会有“肉麻当有趣”，述说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实吴先生的“用讲话体为文”，即“其貌”也何尝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不是“纵笔所之，辄数万言”么？其中自然有古典，为“黄口小儿”所不知，尤有新典，为“束发小生”所不晓。清光绪末，我初到日本东京时，这位吴稚晖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钧大战了，其战史就有这么长，则见闻之多，自然非现在的“黄口小儿”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辞用典，有许多地方是惟独熟于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够了然，从青年看来，第一是惊异于那文辞的滂沛。这或者就是名流学者们所认为长处的罢，但是，那生命却不在于此。甚至于竟和名流学者们所拉拢恭维的相反，而在自己并不故意显出长处，也无法灭去名流学者们的所谓长处；只将所说所写，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或者竟并不想到作为改革道中的桥梁。
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识”里，究竟也觉得自己之无聊的罢，便只好将还未朽尽的“古”一口咬住，希图做着肠子里的寄生虫，一同传世；或者在白话文之类里找出一点古气，反过来替古董增加宠荣。如果“不朽之大业”不过这样，那未免太可怜了罢。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黄口小儿”们还要看什么《甲寅》之流，也未免过于可惨罢，即使它“自从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
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正如要说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过雅片者最为深知，最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发小生”，也何至于说，要做戒绝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尽几百两雅片才好呢。
古文已经死掉了；白话文还是改革道上的桥梁，因为人类还在进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独有万古不磨的典则。虽然据说美国的某处已经禁讲进化论了，但在实际上，恐怕也终于没有效的。
（一月二十五日。）
【一点比喻】
在我的故乡不大通行吃羊肉，阖城里，每天大约不过杀几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单是羊肉铺就触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满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们那里称绵羊的。山羊很少见；听说这在北京却颇名贵了，因为比胡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牧家虽然偶而养几匹，却只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我看见这种认真的忙迫的情形时，心里总想开口向它们发一句愚不可及的疑问——
“往那里去？！”
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袁世凯明白一点这种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为他是不很读书的，所以也就难于熟悉运用那些的奥妙。后来的武人可更蠢了，只会自己乱打乱割，乱得哀号之声，洋洋盈耳，结果是除了残虐百姓之外，还加上轻视学问，荒废教育的恶名。然而“经一事，长一智”，二十世纪已过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是总要交到红运的，虽然现在表面上还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规蹈矩，既不嚣张，也不浮动，一心向着“正路”前进了，只要没有人问——
“往那里去？！”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是空费力气而已矣。”
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这计划当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见夫野猪乎？它以两个牙，使老猎人也不免于退避。这牙，只要猪脱出了牧豕奴所造的猪圈，走入山野，不久就会长出来。
Schopenhauer先生曾将绅士们比作豪猪，我想，这实在有些失体统。但在他，自然是并没有什么别的恶意的，不过拉扯来作一个比喻。《Parerga und Paralipomena》里有着这样意思的话：有一群豪猪，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体温来御寒冷，紧靠起来了，但它们彼此即刻又觉得刺的疼痛，于是乎又离开。然而温暖的必要，再使它们靠近时，却又吃了照样的苦。但它们在这两种困难中，终于发见了彼此之间的适宜的间隔，以这距离，它们能够过得最平安。人们因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处，又因为各有可厌的许多性质和难堪的缺陷，再使他们分离。他们最后所发见的距离，——使他们得以聚在一处的中庸的距离，就是“礼让”和“上流的风习”。有不守这距离的，在英国就这样叫，“Keep you disatance”
但即使这样叫，恐怕也只能在豪猪和豪猪之间才有效力罢，因为它们彼此的守着距离，原因是在于痛而不在于叫的。假使豪猪们中夹着一个别的，并没有刺，则无论怎么叫，它们总还是挤过来。孔子说：礼不下庶人。照现在的情形看，该是并非庶人不得接近豪猪，却是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温暖。受伤是当然要受伤的，但这也只能怪你自己独独没有刺，不足以让他守定适当的距离。孔子又说：刑不上大夫。这就又难怪人们的要做绅士。
这些豪猪们，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来抵御的，但至少必须拼出背一条豪猪社会所制定的罪名：“下流”或“无礼”。
（一月二十五日。）
【不是信】
一个朋友忽然寄给我一张《晨报副刊》，我就觉得有些特别，因为他是知道我懒得看这种东西的。但既然特别寄来了，姑且看题目罢：《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署名是：志摩。哈哈，这是寄来和我开玩笑的，我想；赶紧翻转，便是几封信，这寄那，那寄这，看了几行，才知道似乎还是什么“闲话……闲话”问题。这问题我仅知道一点儿，就是曾在新潮社看见陈源教授即西滢先生的信，说及我“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不禁好笑；人就苦于不能将自己的灵魂砍成酱，因此能有记忆，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记得首先根据了“流言”，来判决杨荫榆事件即女师大风潮的，正是这位西滢先生，那大文便登在去年五月三十日发行的《现代评论》上。我不该生长“某籍”又在“某系”教书，所以也被归入“暗中挑剔风潮”者之列，虽然他说还不相信，不过觉得可惜。在这里声明一句罢，以免读者的误解：“某系”云者，大约是指国文系，不是说研究系。那时我见了“流言”字样，曾经很愤然，立刻加以驳正，虽然也很自愧没有“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工夫”。不料过了半年，这些“流言”却变成由我传布的了，自造自己的“流言”，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必说聪明人，便是傻子也想不通。倘说这回的所谓“流言”，并非关于“某籍某系”的，乃是关于不信“流言”的陈源教授的了，则我实在不知道陈教授有怎样的被捏造的事实和流言在社会上传布。说起来惭愧煞人，我不赴宴会，很少往来，也不奔走，也不结什么文艺学术的社团，实在最不合式于做捏造事实和传布流言的枢纽。只是弄弄笔墨是在所不免的，但也不肯以流言为根据，故意给它传布开来，虽然偶有些“耳食之言”，又大抵是无关大体的事；要是错了，即使月久年深，也决不惜追加订正，例如对于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其间竟隔了几乎有两年。——但这自然是只对于看过《热风》的读者说的。
这几天，我的“捏……言”罪案，仿佛只等于昙花一现了，《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没有将我“流”进去，不过在后屁股的《西滢致志摩》是附带的对我的专论，虽然并非一案，却因为亲属关系而灭族，或文字狱的株连一般。灭族呀，株连呀，又有点“刑名师爷”口吻了，其实这是事实，法家不过给他起了一个名，所谓“正人君子”是不肯说的，虽然不妨这样做。此外如甲对乙先用流言，后来却说乙制造流言这一类事，“刑名师爷”的笔下就简括到只有两个字：“反噬”。呜呼，这实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语说，“察见渊鱼者不祥”，所以“刑名师爷”总没有好结果，这是我早经知道的。
我猜想那位寄给我《晨报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来刺激我，讥讽我，通知我的，还是要我也说几句话呢？终于不得而知。好，好在现在正须还笔债，就用这一点事来搪塞一通罢，说话最方便的题目是《鲁迅致□□》，既非根据学理和事实的论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讽刺，不过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尝愿意发表；无论怎么说，粪坑也好，毛厕也好，决定与“人气”无关。即不然，也是因为生气发热，被别人逼成的，正如别的副刊将被《晨报副刊》“逼死”一样。我的镜子真可恨，照出来的总是要使陈源教授呕吐的东西，但若以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为例，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自己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不过总得替□□想一想。现在不是要谈到《西滢致志摩》么，那可是极其危险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跌入“泥潭中”，遇到“悻悻的狗”，暂时再也看不见“笑吟吟”。至少，一关涉陈源两个字，你总不免要被公理家认为“某籍”，“某系”，“某党”，“喽罗”，“重女轻男”……等；而且还得小心记住，倘有人说过他是文士，是法兰斯，你便万不可再用“文士”或“法兰斯”字样，否则，——自然，当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我何必如此陷害无辜，《鲁迅致□□》决计不用，所以一直写到这里，还没有题目，且待写下去看罢。
我先前不是刚说我没有“捏造事实”么？那封信里举的却有。说是我说他“同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并且吃了她许多酒饭”了，其实都不对。杨荫榆女士的善于请酒，我说过的，或者别人也说过，并且偶见于新闻上。现在的有些公论家，自以为中立，其实却偏，或者和事主倒有亲戚，朋友，同学，同乡，……等等关系，甚至于叨光了酒饭，我也说过的。这不是明明白白的么，报社收津贴，连同业中也互讦过，但大家仍都自称为公论。至于陈教授和杨女士是亲戚而且吃了酒饭，那是陈教授自己连结起来的，我没有说曾经吃酒饭，也不能保证未曾吃酒饭，没有说他们是亲戚，也不能保证他们不是亲戚，大概不过是同乡罢，但只要不是“某籍”，同乡有什么要紧呢。绍兴有“刑名师爷”，绍兴人便都是“刑名师爷”的例，是只适用于绍兴的人们的。
我有时泛论一般现状，而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实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这也是没法补救，除非我真去读书养气，一共廿年，被人们骗得老死牖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阴谋。即如上文虽然说明了他们是亲戚并不是我说的话，但因为列举的名词太多了，“同乡”两字，也足以招人“生气”，只要看自己愤然于“流言”中的“某籍”两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来，这一回的说“叭儿狗”，（《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着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其实我不过是泛论，说社会上有神似这个东西的人，因此多说些它的主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本以为这足见我是泛论了，名人们现在那里还有肯跟太监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这一层，各各认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儿狗”自命。时势实在艰难，我似乎只有专讲上帝，才可以免于危险，而这事又非我所长。但是，倘使所有的只是暴戾之气，还是让它尽量发出来罢，“一群悻悻的狗”，在后面也好，在对面也好。我也知道将什么之气都放在心里，脸上笔下却全都“笑吟吟”，是极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个洞，便什么之气都出来了。但其实这倒是真面目。
第二种罪案是“近一些的一个例”，陈教授曾“泛论图书馆的重要”，“说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这一层‘他似乎没看到’。”我却轻轻地改为“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了。而且还问道：“你看见吗，那刀笔吏的笔尖？”“刀笔吏”是不会有漏洞的，我却与陈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为“刀笔吏”了罢。《现代评论》早已不见，全文无从查考，现在就据这一回的话，敬谨改正，为“据说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发表的文章里竟也没想到；现在又下了台，目前无法补救了，很可惜”罢。这里附带地声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别人的原文用引号，举大意用“据说”，述听来的类似“流言”的用“听说”，和《晨报》大将文例不相同。
第三种罪案是关于我说“北大教授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据说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内不支薪，副馆长的月薪又不过二百五十元。别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此外还给我许多忠告，这使我非常感谢，但愿意奉还“文士”的称号，我是不属于这一类的。只是我以为告假和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是不待“刀笔吏”才能知道的。至于图书馆的月薪，我确信李教授（或副馆长）现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美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帐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帐，连一半现钱也没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后每月必发，而以学校欠薪作比例，中国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间会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则须十七年正月间才有，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还在做“官僚”，因为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还有这样的记性，不至于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钊们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罢了。可是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在今日却是事实。
第四种的罪案是……。陈源教授说，“好了，不举例了。”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本来已经说不胜说”，或者是在矫正“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谁写得多，骂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谁的理由大”的恶习之故罢，所以就用三个例来概其全般，正如中国戏上用四个兵卒来象征十万大军一样。此后，就可以结束，漫骂——“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称，但我不知道，只好暂用这加于“下流”人等的行为上的话——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真相的标本，删之可惜，扯下来粘在后面罢——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听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这一段意思很了然，犹言我写马则自己就是马，写狗自己就是狗，说别人的缺点就是自己的缺点，写法兰斯自己就是法兰斯，说“臭毛厕”自己就是臭毛厕，说别人和杨荫榆女士同乡，就是自己和她同乡。赵子昂也实在可笑，要画马，看看真马就够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势；他终于还是人，并不沦入马类，总算是侥幸的。不过赵子昂也是“某籍”，所以这也许还是一种“流言”，或自造，或那时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说不定。这只能看作一种无稽之谈。倘若陈源教授似的信以为真，自己也照样做，则写法兰斯的时候坐下做一个法姿势，讲“孤桐先生”的时候立起作一个孤姿势，倒还堂哉皇哉；可是讲“粪车”也就得伏地变成粪车，说“毛厕”即须翻身充当便所，未免连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罢，虽然肚子里本来满是这样的货色。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这是根据了三条例和一个赵子昂故事的结论。其实是称别个为“文士”我也笑，称我为“思想界的权威者”我也笑，但牙却并非“笑掉”，据说是“打掉”的，这较可以使他们快意些。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夜梦里也没有想做过，无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识，无从劝止他，不像唱双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况且自然会有“文士”来骂倒，更无须自己费力。我也不想借这些头衔去发财发福，有了它于实利上是并无什么好处的。我也曾反对过将自己的小说采入教科书，怕的是教错了青年，记得曾在报上发表；不过这本不是对上流人说的，他们当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后来也放过几枝，但总是对于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陈源教授之辈，“请君入瓮”，也给他尝尝这滋味。不过虽然对于他们，也还是明说的时候多，例如《语丝》上的《音乐》就说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并非闲话》也分明对西滢即陈源教授而发；此后也还要射，并无悔祸之心。至于署名，则去年以来只用一个，就是陈教授之所谓“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就是。但在下半年，应将“教育部佥事”五字删去，因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却又变了“暂署佥事”了，还未去做，然而豫备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几文俸钱，因为我祖宗没有遗产，老婆没有奁田，文章又不值钱，只好以此暂且糊口。还有一个小目的，是在对于以我去年的免官为“痛快”者，给他一个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于“流言”，则先已说过，正是陈源教授首先发明的专卖品，独有他听到过许多；在我呢，心术是看不见的东西，且勿说，我的躲在家里的生活即不利于作“捏……言”的枢纽。剩下的只有“幽默”问题了，我又没有说过这些话，也没有主张过“幽默”，也许将这两字连写，今天还算第一回。我对人是“骂人”，人对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语”，这真使我记起我的同乡“刑名师爷”来，而且还是弄着不正经的“出重出轻”的玩意儿的时候。这样看来，一面镜子确是该有的，无论生在那一县。还有罪状哩——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干这样勾当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这可实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语”。这回说出来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没有猜错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虽然塞文狄斯的事实和“四书”合成的时代也不妨创造。但我的意见，却以为似乎不可，因为历史和诗歌小说是两样的。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书，但也不必全两样。说诗歌、小说相类不妨，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这以前，我以为恐怕连陈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不过是听来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对不对？（盐谷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译本，今年夏天看见了，将五百余页的原书，译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说一部份，和我的也无从对比了。广告上却道“选译”。措辞实在聪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补记。）
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钞袭。陈源教授的那些话，说得坏一点，就是“捏造事实”，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真可以说发挥着他的真本领。说得客气一点呢，他自说写这信时是在“发热”，那一定是热度太高，发了昏，忘记装腔了，不幸显出本相；并且因为自己爬着。所以觉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肤或者一向就破着，却以为被我“骂”破了。——但是，我在有意或无意中碰破了一角纸糊绅士服，那也许倒是有的；此后也保不定。彼此迎面而来，总不免要挤擦，碰磕，也并非“还不肯罢休”。
绅士的跳踉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蓄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A. 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遇见的“粪车”，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脑子里的货色，要吐的唾沫，还是静静的咽下去罢。
太费纸张了，虽然我不至于娇贵到会发热，但也得赶紧的收梢，然而还得粘上一段大罪状——
“据他自己的自传，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怎样有人在那里钻谋补他的缺，怎样以为无足轻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这样这样……这像‘青年叛徒的领
袖’吗？
“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吧了。
“现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号了。好一个‘土匪’。”
苦心孤诣给我加了上去的“土匪”的恶名，这一回忽又否认了，可见唾沫还是静静的咽下去好，免得后来自己舐回去。但是，“文士”别有慧心，那里会给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凯称帝”以来的罪恶，仿佛“称帝”“贿选”那类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于全由我一手包办似的。这是真的，从那时以来，我确没有带兵独立过，但我也没有冷笑云南起义，也没有希望国民军失败；对于教育部，其实是脱离过两回，一是张勋复辟时，一就是章士钊长部时，前一回以教授的一点才力自然不知道，后一回却忘却得有些离奇。我向来就“装出这样的面孔”，不但毫不顾忌陈源教授可“有些恶心”，对于“孤桐先生”也一样。要在我的面孔上寻出些有趣来，本来是没头脑的妄想，还是去看别的面孔罢。
这类误解似乎不止陈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为教员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谓“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骂着。可悲的就在此，现在的骂官僚的人里面，到外国去炸大过一回而且做教员的就很多：所谓“钻谋补他的缺”的也就是这一流，那时我说“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就为此人的乘机想做官而发，刺他一针，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陈教授“刻骨镂心”的记住了，也许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罢。
我并非因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侪于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异，如所谓“孤桐先生”，做官时办《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台之后，听说更有生气了。而我“下台”时所做的文章，岂不是不但并不更有生气，还招了陈源教授的一顿“教训”，而且罪孽深重，延祸“面孔”了么？这是以文才和面孔言；至于从别一方面看，则官僚与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叹，这就是说：钱的来源。国家行政机关的事务官所得的所谓俸钱，国立学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谓薪水，还不是同一来源，出于国库的么？在曹锟政府下做国立学校的教员，和做官的没有大区别。难道教员的是捐给了学校，所以特别清高了？袁世凯称帝时代，陈源教授或者还在外国的研究室里，是到了曹锟贿选前后才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迟得多，福气也比我好得多。曹锟贿选，他做教授，“代表无耻的彭允彝做总长”，他做教授，“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做总长”，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于待到那“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不做总长了，他自然还做教授，归国以来，一帆风顺，一个小钉子也没有碰。这当然是因为有适宜的面孔，不“叫人有些恶心”之故喽。看他脸上既无我一样的可厌的“八字胡子”，也可以说没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对于他的面孔，却连我也并没有什么大“恶心”，而且仿佛还觉得有趣。这一类的面孔，只要再白胖一点，也许在中国就不可多得了。
不免招我说几句费话的不过是他对镜装成的姿势和“爆发”出来的蕴蓄，但又即刻掩了起来，关上大门，据说“大约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了。前面的香车既经杳然，我且不做叫门的事，因为这些时候所遇到的大概不过几个家丁；而且已是往“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复校纪念会”的时候了，就这样的算收束。
（二月一日。）
【我还不能“带住”】
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上满载着一些东西，现在有人称它为“攻周专号”，真是些有趣的玩意儿，倒可以看见绅士的本色。不知怎的，今天的《晨副》忽然将这事结束，照例用通信，李四光教授开场白，徐志摩“诗哲”接后段，一唱一和，甩道“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了。还“声明一句，本刊此后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云。
他们的什么“闲话……闲话”问题，本与我没有什么鸟相干，“带住”也好，放开也好，拉拢也好，自然大可以随便玩把戏。但是，前几天不是因为“令兄”关系，连我的“面孔”都攻击过了么？我本没有去“混斗”，倒是株连了我。现在我还没有怎样开口呢，怎么忽然又要“带住”了？从绅士们看来，这自然不过是“侵犯”了我“一言半语”，正无须“跳到半天空”，然而我其实也并没有“跳到半天空”，只是还不能这样地谨听指挥，你要“带住”了，我也就“带住”。
对不起，那些文字我无心细看，“诗哲”所说的要点，似乎是这样闹下去，要失了大学教授的体统，丢了“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的丑，使学生不相信，青年不耐烦了。可怜可怜，有臭赶紧遮起来。“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有这么多的丑可丢，有那么多的丑怕丢么？用绅士服将“丑”层层包裹，装着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导师么？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要并无伪饰，——倘没有，也得少有伪饰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这时候，即使只值半文钱，却是真价值；即使丑得要使人“恶心”，却是真面目。略一揭开，便又赶忙装进缎子盒里去，虽然可以使人疑是钻石，也可以猜作粪土，纵使外面满贴着好招牌，法兰斯呀，萧伯讷呀，……毫不中用的！
李四光教授先劝我“十年读书十年养气”。还一句绅士话罢：盛意可感。书是读过的，不止十年，气也养过的，不到十年，可是读也读不好，养也养不好。我是李教授所早认为应当“投畀豺虎”者之一，此时本已不必温言劝谕，说什么“弄到人家无故受累”，难道真以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这样巨罚之后，还要我叩谢天恩么？还有，李教授以为我“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我自己的意见却绝不同。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比起法国的勃罗亚——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我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为例罢：一，因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学家，不很“打笔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为要回敬贵会友一杯酒，这才说出“兼差”的事来。二，关于兼差和薪水一节，已在《语丝》（六五）上答复了，但也还没有“写到露骨到底”。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只要谁露出真价值来，即使只值半文，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
“诗哲”为援助陈源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兰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难逃。他们先前是自以为没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带住”的事可就容易办了。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
（二月三日。）
【送灶日漫笔】
坐听着远远近近的爆竹声，知道灶君先生们都在陆续上天，向玉皇大帝讲他的东家的坏话去了，但是他大概终于没有讲，否则，中国人一定比现在要更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我们中国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实些，所以对鬼神要用这样的强硬手段，而于活人却只好请吃饭。
今之君子往往讳言吃饭，尤其是请吃饭。那自然是无足怪的，的确不大好听。只是北京的饭店那么多，饭局那么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谈风月，“酒酣耳热而歌呜呜”么？不尽然的，的确也有许多“公论”从这些地方播种，只因为公论和请帖之间看不出蛛丝马迹，所以议论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见，却以为还是酒后的公论有情。人非木石，岂能一味谈理，碍于情面而偏过去了，在这里正有着人气息。况且中国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谓情面？明朝就有人解释过，曰：“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自然不知道他说什么，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说什么。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即使是饭后的公评，酒后的宏议，也何尝不可姑妄听之呢。然而，倘以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论，却一定上当，——但这也不能独归罪于公论家，社会上风行请吃饭而讳言请吃饭，使人们不得不虚假，那自然也应该分任其咎的。
记得好几年前，是“兵谏”之后，有枪阶级专喜欢在天津会议的时候，有一个青年愤愤地告诉我道：他们那里是会议呢，在酒席上，在赌桌上，带着说几句就决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论不发源于酒饭说”之骗的一个，所以永远是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会出现呢，或者竟许到三九二五年。
然而不以酒饭为重的老实人，却是的确也有的，要不然，中国自然还要坏。有些会议，从午后二时起，讨论问题，研究章程，此问彼难，风起云涌，一直到七八点，大家就无端觉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气愈大了，议论愈纠纷了，章程愈渺茫了，虽说我们到讨论完毕后才散罢，但终于一哄而散，无结果。这就是轻视了吃饭的报应，六七点钟时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对于本身和别人的警告，而大家误信了吃饭与讲公理无关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说也没精采，宣言也——连草稿都没有。
但我并不说凡有一点事情，总得到什么太平湖饭店、撷英番菜馆之类里去开大宴；我于那些店里都没有股本，犯不上替他们来拉主顾，人们也不见得都有这么多的钱。我不过说，发议论和请吃饭，现在还是有关系的；请吃饭之于发议论，现在也还是有益处的；虽然，这也是人情之常，无足深怪的。
顺便还要给热心而老实的青年们进一个忠告，就是没酒没饭的开会，时候不要开得太长，倘若时候已晚了，那么，买几个烧饼来吃了再说。这么一办，总可以比空着肚子的讨论容易有结果，容易得收场。
胶牙饧的强硬办法，用在灶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样，用之于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于给他醉饱一次，使他自己不开口，却不是胶住他。中国人对人的手段颇高明，对鬼神却总有些特别，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但说起来也奇怪，灶君竟至于到了现在，还仿佛没有省悟
似的。
道士们的对付“三尸神”，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没有做过道士，详细是不知道的，但据“耳食之言”，则道士们以为人身中有三尸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时，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过恶。这实在是人体本身中的奸细，《封神传演义》常说的“三尸神暴躁，七窍生烟”的三尸神，也就是这东西。但据说要抵制他却不难，因为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只要这一日不睡觉，他便无隙可乘，只好将过恶都放在肚子里，再看明年的机会了。连胶牙饧都没得吃，他实在比灶君还不幸，值得同情。
三尸神不上天，罪状都放在肚子里；灶君虽上天，满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胡胡地说了一通，又下来了。对于下界的情形，玉皇大帝一点也听不懂，一点也不知道，于是我们今年当然还是一切照旧，天下
太平。
我们中国人对于鬼神也有这样的手段。
我们中国人虽然敬信鬼神；却以为鬼神总比人们傻，所以就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他。至于对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还是用了特别的方法来处治，只是不肯说；你一说，据说你就是卑视了他了。诚然，自以为看穿了的话，有时也的确反不免于浅薄。
（二月五日。）
【谈皇帝】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是一个照例做皇帝，许多个照例做平民；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往昔的我家，曾有一个老仆妇，告诉过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对付皇帝的方法。她说——
“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波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波菜，他又要生气的，因为这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波菜，另外起一个名字，叫作‘红嘴绿鹦哥’。”
在我的故乡，是通年有波菜的，根很红，正如鹦哥的嘴一样。
这样的连愚妇人看来，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并不，她以为要有的，而且应该听凭他作威作福。至于用处，仿佛在靠他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所以随便杀人，正是非备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须侍奉呢？可又觉得有些危险了，因此只好又将他练成傻子，终年耐心地专吃着“红嘴绿鹦哥”。
其实利用了他的名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和我那老仆妇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过一则又要他弱，一则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
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就胡闹起来，还说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请他吃“红嘴绿鹦哥”了，这就是所谓“天”。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
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
然而不安分的皇帝又胡闹起来了。你对他说“天”么，他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岂但不仰体上天之意而已，还逆天，背天，“射天”，简直将国家闹完，使靠天吃饭的圣贤君子们，哭不得，也笑不得。
于是乎他们只好去著书立说，将他骂一通，豫计百年之后，即身殁之后，大行于时，自以为这就了不得。
但那些书上，至多就止记着“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
成功。
（二月十七日。）
【无花的蔷薇】
１
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话——
“无刺的蔷薇是没有的。——然而没有蔷薇的刺却很多。”
题目改变了一点，较为好看了。
“无花的蔷薇”也还是爱好看。
2
去年，不知怎的这位勖本华尔先生忽然合于我们国度里的绅士们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点《女人论》；我也就夹七夹八地来称引了好几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蔷薇，实在大煞风景，对不起绅士们。
记得幼小时候看过一出戏，名目忘却了，一家正在结婚，而勾魂的无常鬼已到。夹在婚仪中间，一同拜堂，一同进房，一同坐床……实在大煞风景，我希望我还不至于这样。
3
有人说我是“放冷箭者”。
我对于“放冷箭”的解释，颇有些和他们一流不同，是说有人受伤，而不知这箭从什么地方射出。所谓“流言”者，庶几近之。但是我，却明明站在这里。
但是我，有时虽射而不说明靶子是谁，这是因为初无“与众共弃”之心，只要该靶子独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面皮鼓得急绷绷，我的事就完了。
4
蔡孑民先生一到上海，《晨报》就据国闻社电报郑重地发表他的谈话，而且加以按语，以为“当为历年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之结果，大足诏示国人，且为知识阶级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适之先生的谈话，国闻社的电码有些错误了。
5
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
面前。
总而言之，第一要难于质证。
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
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
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
而言。
６
法国罗曼罗兰先生今年满六十岁了。晨报社为此征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绍之余，发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
“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7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郎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像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晨副》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现代》六三）
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８
志摩先生曰：“鲁迅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新近因为有人尊他是中国的尼采他的《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是没有看懂。”（《晨副》一四三三）
西滢教授曰：“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同上）
虽然抄得麻烦，但我总算已经被中国现在“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协力踏倒了。
9
但我愿奉还“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荣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尝研究过什么呢，做学生时候看几本外国小说和文人传记，就能算“研究过他国文学”么？
该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话”——说过，我笑别人称他们为“文士”，而不笑“某报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权威者”。现在不了，不但笑，简直唾弃它。
10
其实呢，被毁则报，被誉则默，正是人情之常。谁能说人的左颊既受爱人接吻而不作一声，就得援此为例，必须默默地将右颊给仇人咬一
口呢？
我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滢教授所颁赏陪衬的荣名，“说句体己话”罢，实在是不得已。我的同乡不是有“刑名师爷”的么？他们都知道，有些东西，为要显示他伤害你的时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称赞你几句，似乎有赏有罚，使别人看去，很像无私……。
“带住！”又要“构陷人家的罪状”了。只是这一点，就已经够使人“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或者“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无花的蔷薇之二】
１
英国勃尔根贵族曰：“中国学生只知阅英文报纸，而忘却孔子之教。英帝国之大敌，即此种极力诅咒帝国而幸灾乐祸之学生。……中国为过激党之最好活动场……。”（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伦敦路透电。）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会堂聘金大教授某种学博士讲演，中有谓孔子乃耶稣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时皆祷告上帝。当有听众……质问何所据而云然；博士语塞。时乃有教徒数人，突紧闭大门，声言‘发问者，乃苏俄卢布买收来者’。当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国民公报》。）
苏俄的神通真是广大，竟能买收叔梁纥，使生孔子于耶稣之前，则“忘却孔子之教”和“质问何所据而云然”者，当然都受着卢布的驱使无疑了。
2
西滢教授曰：“听说在‘联合战线’中，关于我的流言特别多，并且据说我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纸上到也不大见。”（《现代》六十五。）
该教授去年是只听到关于别人的流言的，却由他在纸上发表；据说今年却听到关于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纸上发表。“一个人每月可以领到三千元”，实在特别荒唐，可见关于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为关于别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3
据说“孤桐先生”下台之后，他的什么《甲寅》居然渐渐的有了活气了。可见官是做不得的。
然而他又做了临时执政府秘书长了，不知《甲寅》可仍然还有活气？如果还有，官也还是做得的……。
4
已不是写什么“无花的蔷薇”的时候了。
虽然写的多是刺，也还要些和平的心。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5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
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
６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7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屠杀者虽然因为积有金资，可以比较长久地养育子孙，然而必至的结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孙绳绳”又何足喜呢？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业……。
8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9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死地”】
从一般人，尤其是久受异族及其奴仆鹰犬的蹂躏的中国人看来，杀人者常是胜利者，被杀者常是劣败者。而眼前的事实也确是这样。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但北京的所谓言论界，总算还有评论，虽然纸笔喉舌，不能使洒满府前的青年的热血逆流入体，仍复苏生转来。无非空口的呼号，和被杀的事实一同逐渐冷落。
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
原因。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即如这一回，以这许多生命的损失，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将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给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死地是极其广博。
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在我面前，其中说：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即不妨有少许污点，万不得已，也不妨有一点罪恶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杀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三月二十五日。）
【可惨与可笑】
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
去年，为“整顿学风”计，大传播学风怎样不良的流言，学匪怎样可恶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为“整顿学风”计，又大传播共产党怎样活动，怎样可恶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于是便将请愿者作共产党论，三百多人死伤了，如果有一个所谓共产党的首领死在里面，就更足以证明这请愿就是“暴动”。
可惜竟没有。这该不是共产党了罢。据说也还是的，但他们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恶。而这请愿也还是暴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姑勿论这些是否群众所携去的东西；即使真是，而死伤三百多人所携的武器竟不过这一点，这是怎样可怜的暴动呵！
但次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的通缉令发表了。因为他们“啸聚群众”，像去年女子师范大学生的“啸聚男生”（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呈文语）一样，“啸聚”了带着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的群众。以这样的群众来颠覆政府，当然要死伤三百多人；而徐谦们以人命为儿戏到这地步，那当然应该负杀人之罪了；而况自己又不到场，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但从别一方面看来，所谓“严拿”者，似乎倒是赶走；所谓“严拿”暴徒者，似乎不过是赶走北京中法大学校长兼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李），中俄大学校长（徐），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北京大学教务长（顾），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易）；其中的三个又是俄款委员会委员：一共空出九个“优美的差缺”也。
同日就又有一种谣言，便是说还要通缉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却至今日才见于《京报》。这种计画，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书长章士钊之流的脑子里，是确实会有的。国事犯多至五十余人，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壮观；而且大概多是教员罢，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个“优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别的地方开起一个学校来，倒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
趣事。
那学校的名称，就应该叫作“啸聚”学校。
（三月二十六日。）
【记念刘和珍君】
一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一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
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学者文人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证明是事实了，作证的便是她自己的尸骸。还有一具，是杨德群君的。而且又证明着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的伤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尸骸为证；只有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还在医院里呻吟。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四月一日。）
【空谈】
一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有些东西——我称之为什么呢，我想不出——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东西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罗网一般。群众领袖本没有和段祺瑞等辈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钩通，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这样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气者，是万万豫想不到的。
我以为倘要锻炼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后的话。我想，当这事实没有发生以前，恐怕谁也不会料到要演这般的惨剧，至多，也不过获得照例的徒劳罢了。只有有学问的聪明人能够先料到，承认凡请愿就是送死。
陈源教授的《闲话》说：“我们要是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她们一定要说我们轻视她们，所以我们也不敢来多嘴。可是对于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们不能不希望他们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现代评论》六十八）为什么呢？因为参加各种运动，是甚至于像这次一样，要“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之苦”的。
这次用了四十七条性命，只购得一种见识：本国的执政府前是“枪林弹雨”的地方，要去送死，应该待到成年，出于自愿的才是。
我以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参加学校运动会，大概倒还不至于有很大的危险的。至于“枪林弹雨”中的请愿，则虽是成年的男志士们，也应该切切记住，从此罢休！
看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几个名人和什么当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请愿改为小请愿了。埋葬自然是最妥当的收场。然而很奇怪，仿佛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因为怕老来死后无处埋葬，特来挣一点官地似的。万生园多么近，而四烈士坟前还有三块墓碑不镌一字，更何况僻远如圆明园。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请愿虽然是无论那一国度里常有的事，不至于死的事，但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是例外，除非你能将“枪林弹雨”消除。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
赤膊？”
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卖买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四月二日。）
【如此“讨赤”】
京津间许多次大小战争，战死了不知多少人，为“讨赤”也；执政府前开排枪，打死请愿者四十七，伤百余，通缉“率领暴徒”之徐谦等人五，为“讨赤”也；奉天飞机三临北京之空中，掷下炸弹，杀两妇人，伤一小黄狗，为“讨赤”也。
京津间战死之兵士和北京中被炸死之两妇人和被炸伤之一小黄狗，是否即“赤”，尚无“明令”，下民不得而知。至于府前枪杀之四十七人，则第一“明令”已云有“误伤”矣；京师地方检察厅公函又云“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之行为”矣；而国务院会议又将“从优拟恤”矣。然则徐谦们所率领的“暴徒”那里去了呢？他们都有符咒，能避枪炮的么？
总而言之：“讨”则“讨”矣了，而“赤”安在呢？
而“赤”安在，姑且勿论。归根结蒂，“烈士”落葬，徐谦们逃亡，两个俄款委员会委员出缺。六日《京报》云：“昨日九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代表在法政大学开会，查良钊主席，先报告前日因俄款委员会改组事，与教长胡仁源接洽之情形；次某代表发言，略云，政府此次拟以外教财三部事务官接充委员，同人应绝对反对，并非反对该项人员人格，实因俄款数目甚大，中国教育界仰赖甚深……。”
又有一条新闻，题目是“五私大亦注意俄款委员会”云。
四十七人之死，有功于“中国教育界”良非浅鲜也。“从优拟恤”，谁曰不宜！？
而今而后，庶几“中国教育界”中，不至于再称异己者为“卢布
党”欤？
（四月六日。）
【无花的蔷薇之三】
１
积在天津的纸张运不到北京，连印书也颇受战争的影响，我的旧杂感的结集《华盖集》付印两月了，排校还不到一半。可惜先登了一个预告，以致引出陈源教授的“反广告”来——
“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现代评论》七十一，《闲话》。）
这多么公平！原来我也是“今不如古”了；《华盖集》的销路，比起《热风》来，恐怕要较为悲观。而且，我的作小说，竟不料是和“人格”无关的。“非人格”的一种文字，像新闻记事一般的，倒会使教授“佩服”，中国又仿佛日见其光怪陆离了似的，然则“实在没有一读之价值”的杂感，也许还要存在罢。
2
做那有名的小说《Don Quijote》的M.de Cervantes先生，穷则有之，说他像叫化子，可不过是一种特别流行于中国学者间的流言。他说Don Quijote看游侠小说看疯了，便自己去做侠客，打不平。他的亲人知道是书籍作的怪，就请了间壁的理发匠来检查；理发匠选出几部好的留下来，其余的便都烧掉了。
大概是烧掉的罢，记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种。想来，那些入选的“好书”的作家们当时看了这小说里的书单，怕总免不了要面红耳赤地苦笑的罢。
中国虽然似乎日见其光怪陆离了。然而，乌乎哀哉！我们连“苦笑”也得不到。
3
有人从外省寄快信来问我平安否。他不熟于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当了。
北京的流言报，是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章士钊“整顿学风”以还，一脉相传，历来如此的。现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闭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这是造给某校某人看，恐吓恐吓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虚，某人已逃走了。这是造给某方看，煽动煽
动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检甲校，将搜检乙校了。这是恐吓乙校，煽动某方的。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乙校不自心虚，怎能给恐吓呢？然而，少安毋躁罢。还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达旦，将赤化书籍完全焚烧矣。
于是甲校更正，说并未搜检；乙校更正，说并无此项书籍云。
４
于是连卫道的新闻记者，圆稳的大学校长也住进六国饭店，讲公理的大报也摘去招牌，学校的号房也不卖《现代评论》：大有“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之概了。
其实是不至于此的，我想。不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5
中华民国九年七月直皖战争开手；八月，皖军溃灭，徐树铮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馆。这时还点缀着一点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现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游说直派武人，请他杀戮改革论者了。终于没有结果；便是这事也早从人们的记忆上消去。但试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报》，还可以看见一个大广告，里面是什么大英雄得胜之后，必须廓清邪说，诛戮异端等类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广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无须提出。但是，较之现在专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却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我想，百年前比现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万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别在中国或者是确凿的。
6
在报章的角落里常看见对青年们的谆谆的教诫：敬惜字纸咧；留心国学咧；伊卜生这样，罗曼罗兰那样咧。时候和文字是两样了，但含义却使我觉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时所听过的耆宿的教诫一般。
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证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对于上一节所说的事，这也算作一个例外罢。
（五月六日。）
【新的蔷薇】
——然而还是无花的
因为《语丝》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题目，所以破格地奋发，要写出“新的蔷薇”来。
——这回可要开花了？
——嗡嗡，——不见得罢。
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听说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开过了。我没有见，我就不以为有杏花和碧桃。
——然而那些东西是存在的。——学者们怕要说。
——好！那么，由它去罢。——这是我敬谨回禀学者们的话。
有些讲“公理”的，说我的杂感没有一看的价值。那是一定的。其实，他来看我的杂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假如也有魂。我的话倘会合于讲“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维持会”会员了么？我不也成了他，和其余的一切会员了么？我的话不就等于他们的话了么？许多人和许多话不就等于一个人和一番话了么？
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
所有。
这回“北京城内的外国旗”，大约特别地多罢，竟使学者为之愤慨：“……至于东交民巷界线以外，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那就不能借插用外国国旗，以为保护生命财产的护符。”
这是的确的。“保护生命财产的护符”，我们自有“法律”在。
如果还不放心呢，那么，就用一种更稳妥的旗子：红字旗。介乎中外之间，超于“无耻”和有耻之外，——确是好旗子！
从清末以来，“莫谈国事”的条子帖在酒楼饭馆里，至今还没有跟着辫子取消。所以，有些时候，难煞了执笔的人。
但这时却可以看见一种有趣的东西，是：希望别人以文字得祸的人所做的文字。
聪明人的谈吐也日见其聪明了。说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学生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她本不愿去而受了教职员的怂恿。说“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
推开了甲而陷没了乙，原谅了情而坐实了罪；尤其是他们的行动和主张，都见得一钱不值了。
然而听说赵子昂的画马，却又是镜中照出来的自己的形相哩。
因为“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于是自然要发生“节育问题”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来华的时候，“有些志士”却又大发牢骚，说她要使中国人灭种。
独身主义现今尚为许多人所反对，节育也行不通。为赤贫的绅士计，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为莫如弄一个有钱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传授了这个秘诀罢：口头上，可必须说是为了“爱”。
“苏俄的金钱”十万元，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发生纠葛了，因为大家都要一点。
这也许还是因为“老婆子女”之故罢。但这批卢布和那批卢布却不一样的。这是归还的庚子赔款；是拳匪“扶清灭洋”，各国联军入京的余泽。
那年代很容易记：十九世纪末，一九○○年。二十六年之后，我们却“间接”用了拳匪的金钱来给“老婆子女”吃饭；如果大师兄有灵，必将爽然若失者欤。
还有，各国用到中国来做“文化事业”的，也是这一笔款……。
（五月二十三日。）
【再来一次】
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现在居然寻出来了；待《热风》再版时，添上这篇，登一个广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再买一本，于我倒不无裨益。但是，算了罢，这实在不很有趣。不如再登一次，将来收入杂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补遗罢。
这是关于章士钊先生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罢。
《晏子春秋》现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这古典就在该石印本的卷二之内。大意是“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于是晏老先生以为无礼，和景公说，要除去他们了。那方法是请景公使人送他们两个桃子，说道，“你三位就照着功劳吃桃罢。”呵，这可就闹起来了：
“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钞书太讨厌。总而言之，后来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杀了；古冶子不愿独生，也自杀了：于是乎就成了“二桃杀三士”。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三士于旧文化有无心得，但既然书上说是“以勇力闻”，便不能说他们是“读书人”。倘使《梁父吟》说是“二桃杀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诗，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杀三士”，于是也就害了章行严先生解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
旧文化也实在太难解，古典也诚然太难记，而那两个旧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时使三个读书人因此送命，到现在还使一个读书人因此出丑，“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为“每下愈况”问题，我曾经很受了些自以为公平的青年的教训，说是因为他革去了我的“签事”，我便那么奚落他。现在我在此只得特别声明：这还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报副刊》上的。那时的《晨报副刊》，编辑尚不是陪过泰戈尔先生的“诗哲”，也还未负有逼死别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间或也登一点我似的俗人的文章；而我那时和这位后来称为“孤桐先生”的，也毫无“睚眦之怨”。那“动机”，大概不过是想给白话的流行帮点忙。
在这样“祸从口出”之秋，给自己也辩护得周到一点罢。或者将曰，且夫这次来补遗，却有“打落水狗”之嫌，“动机”就很“不纯洁”了。然而我以为也并不。自然，和不多时以前，士钊秘长运筹帷幄，假公济私，谋杀学生，通缉异己之际，“正人君子”时而相帮讥笑着被缉诸人的逃亡，时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热剌剌地的时候一比较，目下诚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据我看来，他其实并未落水，不过“安住”在租界里而已：北京依旧是他所豢养过的东西在张牙舞爪，他所勾结着的报馆在颠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兴风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岂遂可与“打落水狗”同日而语哉？！
但不知怎的，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辩起来了，以为这不过是小事。这是真的，不过是小事。弄错一点，又何伤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齐国，于中国也无损。农民谁懂得《梁父吟》呢，农业也仍然可以救国的。但我以为攻击白话的豪举，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将白话来代文言，即使有点不妥，反正也不过是小事情。
我虽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门下钻，没有看见满桌满床满地的什么德文书的荣幸，但偶然见到他所发表的“文言”，知道他于法律的不可恃，道德习惯的并非一成不变，文字语言的必有变迁，其实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说出来的，便成为改革者；懂得而不说，反要利用以欺瞒别人的，便成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护文言，内骨子也不过是这样。
如果我的检验是确的，那么，“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闲话》所谓“有些志士”的通病，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后似乎应该另买几本德文书，来讲究“节育”。
（五月二十四日。）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还是两三年前，偶然在光绪五年（1879）印的《申报馆书目续集》上看见《何典》题要，这样说：
《何典》十回。是书为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而太平客人为之序。书中引用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穷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阅之已堪喷饭。况阅其所记，无一非三家村俗语；无中生有，忙里偷闲。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则开鬼心，扮鬼脸，钓鬼火，做鬼戏，搭鬼棚也。语曰，‘出于何典’？而今而后，有人以俗语为文者，曰‘出于《何典》’而已矣。”
疑其颇别致，于是留心访求，但不得；常维钧多识旧书肆中人，因托他搜寻，仍不得。今年半农告我已在厂甸庙市中无意得之，且将校点付印；听了甚喜。此后半农便将校样陆续寄来，并且说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是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然而我还很踌躇，我总觉得没有这种本领。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这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峰，我，皆非其选也。然而我却决定要写几句。为什么呢？只因为我终于决定要写几句了。
还未开手，而躬逢战争，在炮声和流言当中，很不宁帖，没有执笔的心思。夹着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么报上骂半农了，说《何典》广告怎样不高尚，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这颇使我凄然，因为由此记起了别的事，而且也以为“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从此一见《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是的，大学教授要堕落下去。无论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过有些是别人谓之堕落，而我谓之困苦。我所谓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经做过《论“他妈的！”》早有青年道德家乌烟瘴气地浩叹过了，还讲身分么？但是也还有些讲身分。我虽然“深恶而痛绝之”于那些戴着面具的绅士，却究竟不是“学匪”世家；见了所谓“正人君子”固然决定摇头，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无差别的眼光看，大学教授做一个滑稽的，或者甚而至于夸张的广告何足为奇？就是做一个满嘴“他妈的”的广告也何足为奇？然而呀，这里用得着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纪的，又做过几年官，和所谓“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气骤不易退，所以有时也觉得教授最相宜的也还是上讲台。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须有够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这主张在教育界大概现在已经有一致赞成之望，去年在什么公理会上一致攻击兼差的公理维持家，今年也颇有一声不响地去兼差的了，不过“大报”上决不会登出来，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广告。
半农到德法研究了音韵好几年，我虽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书，只知道里面很夹些中国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线，但总而言之，书籍具在，势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业，我以为也还是将这些曲线教给学生们。可是北京大学快要关门大吉了；他兼差又没有。那么，即使我是怎样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对他印卖书。既要印卖，自然想多销，既想多销，自然要做广告，既做广告，自然要说好。难道有自己印了书，却发广告说这书很无聊，请列位不必看的么？说我的杂感无一读之价值的广告，那是西滢（即陈源）做的。——顺便在此给自己登一个广告罢：陈源何以给我登这样的反广告的呢，只要一看我的《华盖集》就明白。主顾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书局发行。
想起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为事的陶焕卿，穷得不堪，在上海自称会稽先生，教人催眠术以糊口。有一天他问我，可有什么药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术不验，求助于药物了。其实呢，在大众中试验催眠，本来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寻求的妙药，爱莫能助。两三月后，报章上就有投书（也许是广告）出现，说会稽先生不懂催眠术，以此欺人。清政府却比这干鸟人灵敏得多，所以通缉他的时候，有一联对句道：“著《中国权力史》，学日本催眠术。”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经迫近交卷的时候。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还夹杂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经迫近了交卷的时候，只得写出来，而且还要印上去。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
但短序总算已经写成，虽然不像东西，却究竟结束了一件事。我还将此时的别的心情写下，并且发表出去，也作为《何典》的广告。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着东壁下，书。）
【马上日记】
豫序
在日记还未写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谓之豫序。
我本来每天写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大约天地间写着这样日记的人们很不少。假使写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后便也会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为他写的时候不像做《内感篇》、外冒篇似的须摆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来。我想，这是日记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记却不是那样。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Ａ信；Ｂ来。三月三日雨，收Ｃ校薪水Ｘ元，复Ｄ信。一行满了，然而还有事，因为纸张也颇可惜，便将后来的事写入前一天的空白中。总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为Ｂ来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实不甚有关系，即便不写也无妨；而实际上，不写的时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记上谁有来信，以便答复，或者何时答复过，尤其是学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帐，以便检查，庶几乎两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债放在外面，万一将来收清之后，要成为怎样的一个小富翁。此外呢，什么野心也没有了。
吾乡的李慈铭先生，是就以日记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学问，下迄相骂，都记录在那里面。果然，现在已有人将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这样的年头，不必说学生，就是先生也无从买起。那日记上就记着，当他每装成一函的时候，早就有人借来借去的传钞了，正不必老远的等待“身后”。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脉，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什么做了一点白话，便说是要在一百年后发表的书里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为不可及也。
我这回的日记，却不是那样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简单的，现在还没有，想要写起来。四五天以前看见半农，说是要编《世界日报》的副刊去，你得寄一点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喽。然而稿子呢？这可着实为难。看副刊的大抵是学生，都是过来人，做过什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或“人心不古议”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样的味道。有人说我是“文学家”，其实并不是的，不要相信他们的话，那证据，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应了，总得想点法。想来想去，觉得感想倒偶尔也有一点的，平时接着一懒，便搁下，忘掉了。如果马上写出，恐怕倒也是杂感一类的东西。于是乎我就决计：一想到，就马上写下来，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画到簿。因为这是开首就准备给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于己的事，现在总还要藏起来。愿读者先明白这一点。
如果写不出，或者不能写了，马上就收场。所以这日记要有多么长，现在一点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记于东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
晴。
生病。——今天还写这个，仿佛有点多事似的。因为这是十天以前的事，现在倒已经可以算得好起来了。不过余波还没有完，所以也只好将这作为开宗明义章第一。谨案才子立言，总须大嚷三大苦难：一曰穷，二曰病，三曰社会迫害我。那结果，便是失掉了爱人；若用专门名词，则谓之失恋。我的开宗明义虽然近似第二大苦难，实际上却不然，倒是因为端午节前收了几文稿费，吃东西吃坏了，从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见佳，向来就担不起福泽的。也很想看医生。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西医呢，有名的看资贵，事情忙，诊视也潦草，无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总还有些踌躇。事情既然到了这样，当然只好听凭敝胃隐隐地痛着了。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Ｇ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设法推行新医学，但Ｇ先生却似乎以为我良心坏。这也未始不可以那么想，——由他去罢。
但据我看来，实行我所说的方法的医院可很有，只是他们的本意却并不在要使新医学通行。新的本国的西医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学了中医一样的江湖诀，和水的龙胆丁几两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于诊断学呢，我似的门外汉可不得而知。总之，西方的医学在中国还未萌芽，便已近于腐败。我虽然只相信西医，近来也颇有些望而却
步了。
前几天和季茀谈起这些事，并且说，我的病，只要有熟人开一个方就好，用不着向什么博士化冤钱。第二天，他就给我请了正在继续研究的Dr.H.来了。开了一个方，自然要用稀盐酸，还有两样这里无须说；我所最感谢的是又加些Sirup Simpel使我喝得甜甜的，不为难。向药房去配药，可又成为问题了，因为药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的，他所没有的药品，也许就替换，或者竟删除。结果是托Fraeulein H．远远地跑到较大的药房去。
这样一办，加上车钱，也还要比医院的药价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来的生力军，强盛起来，一瓶药还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决定多喝它几天。但是，第二瓶却奇怪，同一的药房，同一的药方，药味可是不同一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检查我自己，并不发热，舌苔也不厚，这分明是药水有些蹊跷。喝了两回，坏处倒也没有；幸而不是急病，不大要紧，便照例将它喝完。去买第三瓶时，却附带了严重的质问；那回答是：也许糖分少了一点罢。这意思就是说紧要的药品没有错。中国的事情真是稀奇，糖分少一点，不但不甜，连酸也不酸了，的确是“特别国情”。
现在多攻击大医院对于病人的冷漠，我想，这些医院，将病人当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还有在院里的“高等华人”，将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愿意的，只好上私人所开的医院去，可是诊金药价都很贵。请熟人开了方去买药呢，药水也会先后不同起来。
这是人的问题。做事不切实，便什么都可疑。吕端大事不胡涂，犹言小事不妨胡涂点，这自然很足以显示我们中国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却因此延长了。在宇宙的森罗万象中，我的胃痛当然不过是小事，或者简直不算事。
质问之后的第三瓶药水，药味就同第一瓶一样了。先前的闷胡卢，到此就很容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里，是只有一日分的药，却加了两日分的水的，所以药味比正当的要薄一半。
虽然连吃药也那么蹭蹬，病却也居然好起来了。病略见好，Ｈ就攻击我头发长，说为什么不赶快去剪发。
这种攻击是听惯的，照例“着毋庸议”。但也不想用功，只是清理抽屉。翻翻废纸，其中有一束纸条，是前几年钞写的；这很使我觉得自己也日懒一日了，现在早不想做这类事。那时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击近时印书，胡乱标点之谬的文章的，废纸中就钞有很奇妙的例子。要塞进字纸篓里时，觉得有几条总还是爱不忍释，现在钞几条在这里，马上印出，以便“有目共赏”罢。其余的便作为换取火柴之助——
“国朝陈锡路黄嬭余话云。唐傅奕考核道经众本。有项羽妾。本齐武平五年彭城人。开项羽妾冢。得之。”（上海进步书局石印本《茶香室丛钞》卷四第二叶。）
“国朝欧阳泉点勘记云。欧阳修醉翁亭。记让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并同诸选本。作酿泉。误也。”（同上卷八第七叶。）
“袁石公典试秦中。后颇自悔。其少作诗文。皆粹然一出于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书影》卷一第四叶。）
“考……顺治中，秀水又有一陈忱，……著诚斋诗集，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本《水浒续集两种序》第七叶。）
标点古文，确是一种小小的难事，往往无从下笔；有许多处，我常疑心即使请作者自己来标点，怕也不免于迟疑。但上列的几条，却还不至于那么无从索解。末两条的意义尤显豁，而标点也弄得更聪明。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霁野从他家乡寄来的信，话并不多，说家里有病人，别的一切人也都在毫无防备的将被疾病袭击的恐怖中；末尾还有几句感慨。
午后，织芳从河南来，谈了几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两个包，说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见得好。织芳这一回有点发胖，又这么忙，又穿着方马褂，我恐怕他将要做官了。
打开包来看时，何尝是“方”的，却是圆圆的小薄片，黄棕色。吃起来又凉又细腻，确是好东西。但我不明白织芳为什么叫它“方糖”？但这也就可以作为他将要做官的一证。
景宋说这是河南一处什么地方的名产，是用柿霜做成的；性凉，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这一搽，便会好。怪不得有这么细腻，原来是凭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来滤过的。可惜到他说明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所余的收起，豫备将来嘴角上生疮的时候，好用这来搽。
夜间，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为我忽而又以为嘴角上生疮的时候究竟不很多，还不如现在趁新鲜吃一点。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
晴，大风。
上午出门，主意是在买药，看见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走到丰盛胡同中段，被军警驱入一条小胡同中。少顷，看见大路上黄尘滚滚，一辆摩托车驰过；少顷，又是一辆；少顷，又是一辆；又是一辆；又是一辆……。车中人看不分明，但见金边帽。车边上挂着兵，有的背着扎红绸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肃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顷，摩托车没有了，我们渐渐溜出，军警也不作声。
溜到西单牌楼大街，也是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一群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纸片，叫道：欢迎吴玉帅号外呀！一个来叫我买，我没有买。
将近宣武门口，一个黄色制服，汗流满面的汉子从外面走进来，忽而大声道：草你妈！许多人都对他看，但他走过去了，许多人也就不看了。走进宣武门城洞下，又是一个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纸片，但却默默地将一张塞给我，接来一看，是石印的李国恒先生的传单，内中大意，是说他的多年痔疮，已蒙一个国手叫作什么先生的医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药房时，外面正有一群人围着看两个人的口角；一柄浅蓝色的旧洋伞正挡住药房门。我推那洋伞时，斤量很不轻；终于伞底下回过一个头来，问我“干什么？”我答说进去买药。他不作声，又回头去看口角去了，洋伞的位置依旧。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决心，猛力冲锋；一冲，可就冲进去了。
药房里只有帐桌上坐着一个外国人，其余的店伙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饰干净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觉得十年以后，他们便都要变为高等华人，而自己却现在就有下等人之感。于是乎恭恭敬敬地将药方和瓶子捧呈给一位分开头发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说。
“喂！”我实在耐不住，下等脾气又发作了。药价八毛，瓶子钱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现在自己带了瓶子，怎么还要付五分钱呢？这一个“喂”字的功用就和国骂的“他妈的”相同，其中含有这么多的意义。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将五分钱让去，真是“从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风度。
我付了八毛钱，等候一会，药就拿出来了。我想，对付这一种同胞，有时是不宜于太客气的。于是打开瓶塞，当面尝了一尝。
“没有错的。”他很聪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点头表示赞成。其实是，还是不对，我的味觉不至于很麻木，这回觉得太酸了一点了，他连量杯也懒得用，那稀盐酸分明已经过量。然而这于我倒毫无妨碍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对上水，多喝它几回。所以说“唔”；“唔”者，介乎两可之间，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
话也。
“回见回见！”我取了瓶子，走着说。
“回见。不喝水么？”
“不喝了。回见。”
我们究竟是礼教之邦的国民，归根结蒂，还是礼让。让出了玻璃门之后，在大毒日头底下的尘土中趱行，行到东长安街左近，又是军警林立。我正想横穿过去，一个巡警伸手拦住道：不成！我说只要走十几步，到对面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结果，是从别的道路绕。
绕到Ｌ君的寓所前，便打门，打出一个小使来，说Ｌ君出去了，须得午饭时候才回家。我说，也快到这个时候了，我在这里等一等罢。他说：不成！你贵姓呀？这使我很狼狈，路既这么远，走路又这么难，白走一遭，实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钟，便从衣袋里挖出一张名片来，叫他进去禀告太太，说有这么一个人，要在这里等一等，可以不？约有半刻钟，他出来了，结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点钟才回来哩，你三点钟再来罢。
又想了十秒钟，只好决计去访Ｃ君，仍在大毒日头底下的尘土中趱行，这回总算一路无阻，到了。打门一问，来开门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领我进客厅，Ｃ君也跑出来。我首先就要求他请我吃午饭。于是请我吃面包，还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吃面。那结果是一盘面包被我吃得精光，虽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余无几了。
吃饱了就讲闲话，直到五点钟。
客厅外是很大的一块空地方，种着许多树。一株频果树下常有孩子们徘徊；Ｃ君说，那是在等候频果落下来的；因为有定律：谁拾得就归谁所有。我很笑孩子们耐心，肯做这样的迂远事。然而奇怪，到我辞别出去时，我看见三个孩子手里已经各有一个频果了。
回家看日报，上面说：“……吴在长辛店留宿一宵。除上述原因外，尚有一事，系吴由保定启程后，张其锽曾为吴卜一课，谓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吴颇以为然。此亦吴氏迟一日入京之由来也。”因此又想起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运气殊属欠佳，不如也卜一课，以觇晚上的休咎罢。但我不明卜法，又无筮龟，实在无从措手。后来发明了一种新法，就是随便拉过一本书来，闭了眼睛，翻开，用手指指下去，然后张开眼，看指着的两句，就算是卜辞。
用的是《陶渊明集》，如法泡制，那两句是：“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详了一会，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马上支日记】
前几天会见小峰，谈到自己要在半农所编的副刊上投点稿，那名目是《马上日记》。小峰怃然曰，回忆归在《旧事重提》中，目下的杂感就写进这日记里面去……。意思之间，似乎是说：你在《语丝》上做什么呢？——但这也许是我自己的疑心病。我那时可暗暗地想：生长在敢于吃河豚的地方的人，怎么也会这样拘泥？政党会设支部，银行会开支店，我就不会写支日记的么？因为《语丝》上须投稿，而这暗想马上就实行了，于是乎作支日记。
六月二十九日
晴。
早晨被一个小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赶开，又来；赶开，又来；而且一定要在脸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它不死，只得改变方针：自己起来。
记得前年夏天路过Ｓ州，那客店里的蝇群却着实使人惊心动魄。饭菜搬来时，它们先追逐着赏鉴；夜间就停得满屋，我们就枕，必须慢慢地，小心地放下头去，倘若猛然一躺，惊动了它们，便轰的一声，飞得你头昏眼花，一败涂地。到黎明，青年们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脸上来爬来爬去了。但我经过街上，看见一个孩子睡着，五六个蝇子在他脸上爬，他却睡得甜甜的，连皮肤也不牵动一下。在中国过活，这样的训练和涵养工夫是万不可少的。与其鼓吹什么“捕蝇”，倒不如练习这一种本领来得切实。
什么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没有全好呢，还是缺少了睡眠时间。仍旧懒懒地翻翻废纸，又看见几条《茶香室丛钞》式的东西。已经团入字纸篓里的了，又觉得“弃之不甘”，挑一点关于《水浒传》的，移录在这里罢——
宋洪迈《夷坚甲志》十四云：“绍兴二十五年，吴傅朋说除守安丰军，自番阳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见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担观之。其人曰，吾村有妇人为虎衔去，其夫不胜愤，独携刀往探虎穴，移时不反，今谋往救也。久之，民负死妻归，云，初寻迹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戏岩窦下，即杀之，而隐其中以俟。少顷，望牝者衔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断其一足。虎弃所衔人，踉而窜；徐出视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数十步，堕涧中。吾复入窦伺，牡者俄咆跃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杀之。妻冤已报，无憾矣。乃邀邻里往视，舆四虎以归，分烹之。”案《水浒传》叙李逵沂岭杀四虎事，情状极相类，疑即本此等传说作之。《夷坚甲志》成于乾道初（1165），此条题云《舒民杀
四虎》。
宋庄季裕《鸡肋编》中云：“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始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案《水浒传》叙郓哥向武大索麦稃，“武大道：‘我屋里又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稃？’郓哥道：‘你说没麦稃，怎地栈得肥地，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武大道：‘含鸟猢狲！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鸭必多雄始孕，盖宋时浙中俗说，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浒传》确为旧本，其著者则浙人；虽庄季裕，亦仅知鸭羹无气而已。《鸡肋编》有绍兴三年（1133）序，去今已将八百年。
元陈泰《所安遗集》《江南曲序》云：“余童丱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过梁山泊，舟遥见一峰，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去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始予过此，荷花弥望，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味其词，作《江南曲》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种荷之意云。（原注：曲因蠹损无存。）”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泺中，且植芰荷，仅见于此；而谓江勇悍狂侠，亦与今所传性格绝殊，知《水浒》故事，宋元来异说多矣。泰字志同，号所安，茶陵人，延祐甲寅（1314），以《天马赋》中省试第十二名，会试赐乙卯科张起岩榜进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龙南令，卒官。至曾孙朴，始集其遗文为一卷。成化丁未，来孙铨等又并补遗重刊之。《江南曲》即在补遗中，而失其诗。近《涵芬楼秘笈》第十集收金侃手写本，则并序失之矣。“舟遥见一峰”及“昔宋江事处”二句，当有脱误，未见别本，无以正之。
七月一日
晴。
上午，空六来谈；全谈些报纸上所载的事，真伪莫辨。许多工夫之后，他走了，他所谈的我几乎都忘记了，等于不谈。只记得一件：据说吴佩孚大帅在一处宴会的席上发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为“蚩”“赤”同音，所以蚩尤即“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说毕，合座为之“欢然”云。
太阳很烈，几盆小草花的叶子有些垂下来了，浇了一点水。田妈忠告我：浇花的时候是每天必须一定的，不能乱；一乱，就有害。我觉得有理，便踌躇起来；但又想，没有人在一定的时候来浇花，我又没有一定的浇花的时候，如果遵照她的学说，那些小花可只好晒死罢了。即使乱浇，总胜于不浇，即使有害，总胜于晒死罢。便继续浇下去，但心里自然也不大踊跃。下午，叶子都直起来了，似乎不甚有害，这才放了心。
灯下太热，夜间便在暗中呆坐着，凉风微动，不觉也有些“欢然”。人倘能够“超然象外”，看看报章，倒也是一种清福。我对于报章，向来就不是博览家，然而这半年来，已经很遇见了些铭心绝品。远之，则如段祺瑞执政的《二感篇》，张之江督办的《整顿学风电》，陈源教授的《闲话》；近之，则如丁文江督办（？）的自称“书呆子”演说，胡适之博士的英国庚款答问，牛荣声先生的“开倒车”论（见《现代评论》七十八期），孙传芳督军的与刘海粟先生论美术书。但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来，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今年春天，张之江督办明明有电报来赞成枪毙赤化嫌疑的学生，而弄到底自己还是逃不出赤化。这很使我莫明其妙；现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师，那疑团可就冰释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领么？所以三一八惨案，即等于以赤讨赤，无论那一面，都还是逃不脱赤化的名称。
这样巧妙的考证天地间委实不很多，只记得先前在日本东京时，看见《读卖新闻》上逐日登载着一种大著作，其中有黄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大意是日本称油为“阿蒲拉”（Abura），油的颜色大概是黄的，所以“亚伯拉”就是“黄”。至于“帝”，是与“罕”形近，还是与“可汗”音近呢，我现在可记不真确了，总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黄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现在也都忘却，只记得后来还印成一本书，而且还只是上卷。但这考据究竟还过于弯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
晴。
午后，在前门外买药后，绕到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闲看。这虽然不过是带便贩卖一点日本书，可是关于研究中国的就已经很不少。因为或种限制，只买了一本安冈秀夫所作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书，用大红深黄做装饰的，价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灯下，就看看那本书，他所引用的小说有三十四种，但其中也有其实并非小说和分一部为几种的。蚊子来叮了好几口，虽然似乎不过一两个，但是坐不住了，点起蚊烟香来，这才总算渐渐太平下去。
安冈氏虽然很客气，在绪言上说，“这样的也不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难于漏网的。”但是，“一测那程度的高下和范围的广狭，则即使夸称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无应该顾忌的处所，”所以从支那人的我看来，的确不免汗流浃背。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和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
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但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已经早有心得，而且应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圆熟起来，则不但外交上一定胜利，还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这时须连“支那人”三个字也不说，代以“华人”，因为这也是关于“华人”的体面的。
我还记得民国初年到北京时，邮局门口的扁额是写着“邮政局”的，后来外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声高起来，不知道是偶然还是什么，不几天，都一律改了“邮务局”了。外国人管理一点邮“务”，实在和内“政”不相干，这一出戏就一直唱到现在。
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
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虚无党”三个字，便吓得屁滚尿流，不下于现在之所谓“赤化”。其实是何尝有这么一个“党”；只是“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却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Turgeniev）给创立出来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虽然这个形容词和下面的名词万万联不起来。
夜，寄品青信，托他向孔德学校去代借《闾邱辨囿》。
夜半，在决计睡觉之前，从日历上将今天的一张撕去，下面这一张是红印的。我想，明天还是星期六，怎么便用红字了呢？仔细看时，有两行小字道：“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我又想，明天可挂国旗呢？……于是，不想什么，睡下了。
七月三日
晴。
热极，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觉。
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忽而记起万牲园，因此说：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现在进不去了。田妈就谈到那管门的两个长人，说最长的一个是她的邻居，现在已经被美国人雇去，往美国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这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我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的晚上这才明白了：“长”，是确有价值的。《现代评论》的以“学理和事实”并重自许，确也说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觉时为止，似乎并没有挂国旗，后半夜补挂与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
晴。
早晨，仍然被一个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仍然赶不走，仍然只得自己起来。品青的回信来了，说孔德学校没有《闾邱辨囿》。
也还是因为那一本《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因为那里面讲到中国的肴馔，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国的肴馔。我于此道向来不留心，所见过的旧记，只有《礼记》里的所谓“八珍”，《酉阳杂俎》里的一张御赐菜帐和袁枚名士的《随园食单》。元朝有和斯辉的《饮馔正要》，只站在旧书店头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买不起。唐朝的呢，有杨煜的《膳夫经手录》，就收在《闾邱辨囿》中。现在这书既然借不到，只好拉倒了。
近年尝听到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说是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ｎ。但我实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麦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中外人士以为可口，卫生，第一而第ｎ的，当然不是这些；应该是阔人，上等人所吃的肴馔。但我总觉得不能因为他们这么吃，便将中国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虽然出了两三位“高等华人”，而别的人们也还是“下等”的一般。
安冈氏的论中国菜，所引据的是威廉士的《中国》（《Middle King-dom by Williams》），在最末《耽享乐而淫风炽盛》这一篇中。其中有这么一段——
“这好色的国民，便在寻求食物的原料时，也大概以所想像的性欲底效能为目的。从国外输入的特殊产物的最多数，就是认为含有这种效能的东西。……在大宴会中，许多菜单的最大部分，即是想像为含有或种特殊的强壮剂底性质的奇妙的原料所做。……”
我自己想，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但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国菜诚然大抵浓厚，然而并非国民的常食；中国的阔人诚然很多淫昏，但还不至于将肴馔和壮阳药并合。“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
安冈氏又自己说——
“笋和支那人的关系，也与虾正相同。彼国人的嗜笋，可谓在日本人以上。虽然是可笑的话，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像来
的罢。”
会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宝贵的，所以曾有“会稽竹箭”的话。然而宝贵它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于战斗，并非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多竹，即多笋；因为多，那价钱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乡，就吃了十多年笋，现在回想，自省，无论如何，总是丝毫也寻不出吃笋时，爱它“挺然翘然”的思想的影子来。因为姿势而想像它的效能的东西是有一种的，就是肉苁蓉，然而那是药，不是菜。总之，笋虽然常见于南边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头的电干和屋里的柱子一般，虽“挺然翘然”，和色欲的大小大概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而洗刷了这一点，并不足证明中国人是正经的国民。要得结论，还很费周折罢。可是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冈氏又说，“去今十余年前，有……称为《留东外史》这一种不知作者的小说，似乎是记事实，大概是以恶意地描写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为目的的。然而通读全篇，较之攻击日本人，倒是不识不知地将支那留学生的不品行，特地费了力招供出来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这是真的，要证明中国人的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
我没有恭逢过奉陪“大宴会”的光荣，只是经历了几回中宴会，吃些燕窝鱼翅。现在回想，宴中宴后，倒也并不特别发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觉得奇怪的，是在炖，蒸，煨的烂熟的肴馔中间，夹着一盘活活的醉虾。据安冈氏说，虾也是与性欲有关系的；不但从他，我在中国也听到过这类话。然而我所以为奇怪的，是在这两极端的错杂，宛如文明烂熟的社会里，忽然分明现出茹毛饮血的蛮风来。而这蛮风，又并非将由蛮野进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蛮野，假如比前者为白纸，将由此开始写字，则后者便是涂满了字的黑纸罢。一面制礼作乐，尊孔读经，“四千年声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处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全个中国，就是这样的一席大
宴会！
我以为中国人的食物，应该去掉煮得烂熟，萎靡不振的；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应该吃些虽然熟，然而还有些生的带着鲜血的肉类……。
正午，照例要吃午饭了，讨论中止。菜是：干菜，已不“挺然翘然”的，笋干，粉丝，腌菜。对于绍兴，陈源教授所憎恶的是“师爷”和“刀笔吏的笔尖”，我所憎恶的是饭菜。《嘉泰会稽志》已在石印了，但还未出版，我将来很想查一查，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大饥馑，竟这样地吓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有菜，就晒干；有鱼，也晒干；有豆，又晒干；有笋，又晒得它不像样；菱角是以富于水分，肉嫩而脆为特色的，也还要将它风干……。听说探险北极的人，因为只吃罐头食物，得不到新东西，常常要生坏血病；倘若绍兴人肯带了干菜之类去探险，恐怕可以走得更远一点罢。
晚，得乔峰信并丛芜所译的布宁的短篇《轻微的欷歔》稿，在上海的一个书店里默默地躺了半年，这回总算设法讨回来了。
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此外，则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
七月五日
晴。
晨，景宋将《小说旧闻钞》的一部分理清送来。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才毕，寄给小峰付印。天气实在热得可以。
觉得疲劳。晚上，眼睛怕见灯光，熄了灯躺着，仿佛在享福。听得有人打门，连忙出去开，却是谁也没有，跨出门去根究，一个小孩子已在暗中逃远了。
关了门，回来，又躺下，又仿佛在享福。一个行人唱着戏文走过去，余音袅袅，道，“咿，咿，咿！”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过的《小说旧闻钞》里的强汝询老先生的议论来。这位先生的书斋就叫作求有益斋，则在那斋中写出来的文章的内容，也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说，诚不解一个人何以无聊到要做小说，看小说。但于古小说的判决却从宽，因为他古，而且昔人已经著录了。
憎恶小说的也不只是这位强先生，诸如此类的高论，随在可以闻见。但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虽是崇奉关岳的大人先生们，倘问他心目中的这两位“武圣”的仪表，怕总不免是细着眼睛的红脸大汉和五绺长须的白面书生，或者还穿着绣金的缎甲，脊梁上还插着四张尖角旗。
近来确是上下同心，提倡着忠孝节义了，新年到庙市上去看年画，便可以看见许多新制的关于这类美德的图。然而所画的古人，却没有一个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
晴。
午后，到前门外去买药。配好之后，付过钱，就站在柜台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经停了一天了，应该早喝；二，尝尝味道，是否不错的；三，天气太热，实在有点口渴了。
不料有一个买客却看得奇怪起来。我不解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来了，悄悄地向店伙道：
“那是戒烟药水罢？”
“不是的！”店伙替我维持名誉。
“这是戒大烟的罢？”他于是直接地问我了。
我觉得倘不将这药认作“戒烟药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几何，何必固执，我便似点非点的将头一动，同时请出我那“介乎两可之间”的好回答来：
“唔唔……。”
这既不伤店伙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热烈的期望，该是一帖妙药。果然，从此万籁无声，天下太平，我在安静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园，径向约定的一个僻静处所，寿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开手对译《小约翰》。这是一本好书，然而得来却是偶然的事。大约二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头买到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内中有着这书的绍介和作者的评传，因为那时刚译成德文。觉得有趣，便托丸善书店去买来了；想译，没有这力。后来也常常想到，但总为别的事情岔开；直到去年，才决计在暑假中将它译好，并且登出广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过得比别的时候还艰难。今年又记得起来，翻检一过，疑难之处很不少，还是没有这力。问寿山可肯同译，他答应了，于是开手；并且约定，必须在这暑假期中译完。
晚上回家，吃了一点饭，就坐在院子里乘凉。田妈告诉我，今天下午，斜对门的谁家的婆婆和儿媳大吵了一通嘴。据她看来，婆婆自然有些错，但究竟是儿媳妇太不合道理了。问我的意思，以为何如。我先就没有听清吵嘴的是谁家，也不知道是怎样地两个婆媳，更没有听到她们的来言去语，明白她们的旧恨新仇。现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实有点不敢自信，况且我又向来并不是批评家。我于是只得说：这事我无从断定。
但是这句话的结果很坏。在昏暗中，虽然看不见脸色，耳朵中却听到：一切声音都寂然了。静，沉闷的静；后来还有人站起，走开。
我也无聊地慢慢地站起，走进自己的屋子里，点了灯，躺在床上看晚报；看了几行，又无聊起来了，便碰到东壁下去写日记，就是这《马上支日记》。
院子里又渐渐地有了谈笑声，谠论声。
今天的运气似乎很不佳：路人冤我喝“戒烟药水”，田妈说我……。她怎么说，我不知道。但愿从明天起，不再这样。
【马上日记之二】
七月七日
晴。
每日的阴晴，实在写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烦了，从此想不写。好在北京的天气，大概总是晴的时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内，那就上午晴，午后阴，下午大雨一阵，听到泥墙倒塌声。不写也罢，又好在我这日记，将来决不会有气象学家拿去做参考资料的。
上午访素园，谈谈闲天，他说俄国有名的文学者毕力涅克（Boris Piliniak）上月已经到过北京，现在是走了。
我单知道他曾到日本，却不知道他也到中国来。
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现在听说又有人要将甘地扛到中国来了，这坚苦卓绝的伟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国治下的印度能活的伟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伟大的足迹。但当他精光的脚还未踏着华土时，恐怕乌云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纳兹（Blasco Ibáñez），中国倒也早有人绍介过；但他当欧战时，是高唱人类爱和世界主义的，从今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议案看来，他实在很不适宜于中国，当然谁也不理他，因为我们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义了。
还有两个都是俄国人。一个是斯吉泰烈支（Skitalez），一个就是毕力涅克。两个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毕力涅克却是苏联的作家，但据他自传，从革命的第一年起，就为着买面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后，便做小说，还吸过鱼油，这种生活，在中国大概便是整日叫穷的文学家也未必梦想到。
他的名字，任国桢君辑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里是出现过的，作品的译本却一点也没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马理》（Ivan and Maria），格式很特别，单是这一点，在中国的眼睛——中庸的眼睛——里就看不惯。文法有些欧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里著了玻璃粉，何况体式更奇于欧化。悄悄地自来自去，实在要算是造化的。
还有，在中国，姓名仅仅一见于《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里培进司基（U.Libodinsky），日本却也有他的小说译出了，名曰《一周间》。他们的介绍之速而且多实在可骇。我们的武人以他们的武人为祖师，我们的文人却毫不学他们文人的榜样，这就可预卜中国将来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据《伊凡和马理》的译者尾濑敬止氏说，则作者的意思，是以为“频果的花，在旧院落中也开放，大地存在间，总是开放”的。那么，他还是不免于念旧。然而他眼见，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这正是革命时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诗人勃洛克（Alexander Block）也如此。他们自然是苏联的诗人，但若用了纯马克斯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不过我觉得托罗兹基（Trotsky）的文艺批评，倒还不至于如此
森严。
可惜我还没有看过他们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周间》。
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现出一个较新的新时代，产出更新的文艺来。
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文艺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也没有苦痛和愉悦之歌。这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
七月八日
上午，往伊东医士寓去补牙，等在客厅里，有些无聊。四壁只挂着一幅织出的画和两副对，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两颗印，一颗是姓名，一颗是头衔；江的是“迪威将军”，王的是“佛门弟子”。
午后，密斯高来，适值毫无点心，只得将宝藏着的搽嘴角生疮有效的柿霜糖装在碟子里拿出去。我时常有点心，有客来便请他吃点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视同仁，但密斯得有时委实利害，往往吃得很彻底，一个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吃，又须出去买来。于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变方针，有万不得已时，则以落花生代之。这一著很有效，总是吃得不多，既然吃不多，我便开始敦劝了，有时竟劝得怕吃落花生如织芳之流，至于因此逡巡逃走。从去年夏天发明了这一种花生政策以后，至今还在继续厉行。但密斯们却不在此限，她们的胃似乎比他们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个点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来陈列片时，吃去一点，于我的损失是极微的，“何必改作”！
密斯高是很少来的客人，有点难于执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没有别的点心，只好献出柿霜糖去了。这是远道携来的名糖，当然可以见得郑重。
我想，这糖不大普通，应该先说明来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却已经一目了然了。她说：这是出在河南汜水县的；用柿霜做成。颜色最好是深黄；倘是淡黄，那便不是纯柿霜。这很凉，如果嘴角这些地方生疮的时候，便含着，使它渐渐从嘴角流出，疮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声，而且这时才记起她是河南人。请河南人吃几片柿霜糖，正如请我喝一小杯黄酒一样，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里有黑点的，我们那里称为灰茭，虽是乡下人也不愿意吃，北京却用在大酒席上。卷心白菜在北京论斤论车地卖，一到南边，便根上系着绳，倒挂在水果铺子的门前了，买时论两，或者半株，用处是放在阔气的火锅中，或者给鱼翅垫底。但假如有谁在北京特地请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边时请他吃煮白菜，则即使不至于称为“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张罢。
但密斯高居然吃了一片，也许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这应该请河南以外的别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这样就吃完了。
凡物总是以希为贵。假如在欧美留学，毕业论文最好是讲李太白，杨朱，张三；研究萧伯讷，威尔士就不大妥当，何况但丁之类。《但丁传》的作者跋忒莱尔（A.J.Butler）就说关于但丁的文献实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国，可就可以讲讲萧伯讷，威尔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亚了，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儿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时曾在何处和法兰斯点头，他还拍着自己的肩头说道：你将来要有些像我的！至于“四书”“五经”之类，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谈为是。虽然夹些“流言”在内，也未必便于“学理和事实”有妨。
【记“发薪”】
下午，在中央公园里和Ｃ君做点小工作，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报，说，部里今天发给薪水了，计三成；但必须本人亲身去领，而且须在三天以内。
否则？
否则怎样，他却没有说。但这是“洞若观火”的，否则，就不给。
只要有银钱在手里经过，即使并非檀越的布施，人是也总爱逞逞威风的，要不然，他们也许要觉到自己的无聊，渺小。明明有物品去抵押，当铺却用这样的势利脸和高柜台；明明用银元去换铜元，钱摊却帖着“收买现洋”的纸条，隐然以“买主”自命。钱票当然应该可以到负责的地方去换现钱，而有时却规定了极短的时间，还要领签，排班，等候，受气；军警督压着，手里还有国粹的皮鞭。
不听话么？不但不得钱，而且要打了！
我曾经说过，中华民国的官，都是平民出身，并非特别种族。虽然高尚的文人学士或新闻记者们将他们看作异类，以为比自己格外奇怪，可鄙可嗤；然而从我这几年的经验看来，却委实不很特别，一切脾气，却与普通的同胞差不多，所以一到经手银钱的时候，也还是照例有一点借此威风一下的嗜好。
“亲领”问题的历史，是起源颇古的，中华民国十一年，就因此引起过方玄绰的牢骚，我便将这写了一篇《端午节》。但历史虽说如同螺旋，却究竟并非印板，所以今之与昔，也还是小有不同。在昔盛世，主张“亲领”的是“索薪会”——呜呼，这些专门名词，恕我不暇一一解释了，而且纸张也可惜。——的骁将，昼夜奔走，向国务院呼号，向财政部坐讨，一旦到手，对于没有一同去索的人的无功受禄，心有不甘，用此给吃一点小苦头的。其意若曰，这钱是我们讨来的，就同我们的一样；你要，必得到这里来领布施。你看施衣施粥，有施主亲自送到受惠者的家里去的么？
然而那是盛世的事。现在是无论怎么“索”，早已一文也不给了，如果偶然“发薪”，那是意外的上头的嘉惠，和什么“索”丝毫无关。不过临时发布“亲领”命令的施主却还有，只是已非善于索薪的骁将，而是天天“画到”，未曾另谋生活的“不贰之臣”了。所以，先前的“亲领”是对于没有同去索薪的人们的罚，现在的“亲领”是对于不能空着肚子，天天到部的人们的罚。
但这不过是一个大意，此外的事，倘非身临其境，实在有些说不清。譬如一碗酸辣汤，耳闻口讲的，总不如亲自呷一口的明白。近来有几个心怀叵测的名人间接忠告我，说我去年作文，专和几个人闹意见，不再论及文学艺术，天下国家，是可惜的。殊不知我近来倒是明白了，身历其境的小事，尚且参不透，说不清，更何况那些高尚伟大，不甚了然的事业？我现在只能说说较为切己的私事，至于冠冕堂皇如所谓“公理”之类，就让公理专家去消遣罢。
总之，我以为现在的“亲领”主张家，已颇不如先前了，这就是“孤桐先生”之所谓“每况愈下”。而且便是空牢骚如方玄绰者，似乎也已经很寥寥了。
“去！”我一得警报，便走出公园，跳上车，径奔衙门去。
一进门，巡警就给我一个立正举手的敬礼，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到里面，不见什么人，因为办公时间已经改在上午，大概都已亲领了回家了。觅得一位听差，问明了“亲领”的规则，是先到会计科去取得条子，然后拿了这条子，到花厅里去领钱。
就到会计科，一个部员看了一看我的脸，便翻出条子来。我知道他是老部员，熟识同人，负着“验明正身”的重大责任的；接过条子之后，我便特别多点了两个头，以表示告别和感谢之至意。
其次是花厅了，先经过一个边门，只见上帖纸条道：“丙组”，又有一行小注是“不满百元”。我看自己的条子上，写的是九十九元，心里想，这真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同时便直撞进去。看见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说道这“不满百元”是指全俸而言，我的并不在这里，是在里间。
就到里间，那里有两张大桌子，桌旁坐着几个人，一个熟识的老同事就招呼我了；拿出条子去，签了名，换得钱票，总算一帆风顺。这组的旁边还坐着一位很胖的官，大概是监督者，因为他敢于解开了官纱——也许是纺绸，我不大认识这些东西。——小衫，露着胖得拥成折迭的胸肚，使汗珠雍容地越过了折叠往下流。
这时我无端有些感慨，心里想，大家现在都说“灾官”“灾官”，殊不知“心广体胖”的还不在少呢。便是两三年前教员正嚷索薪的时候，学校的教员豫备室里也还有人因为吃得太饱了，咳的一声，胃中的气体从嘴里反叛出来。
走出外间，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还在，便拉住他发牢骚。
“你们怎么又闹这些玩艺儿了？”我说。
“这是他的意思……。”他和气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
“生病的怎么办呢？放在门板上抬来么？”
“他说：这些都另法办理。……”
我是一听便了然的，只是在“门——衙门之门——外汉”怕不易懂，最好是再加上一点注解。这所谓“他”者，是指总长或次长而言。此时虽然似乎所指颇蒙胧，但再掘下去，便可以得到指实，但如果再掘下去，也许又要更蒙胧。总而言之，薪水既经到手，这些事便应该“适可而止，毋贪心也”的，否则，怕难免有些危机。即如我的说了这些话，其实就已经不大妥。
于是我退出花厅，却又遇见几个旧同事，闲谈了一回。知道还有“戊组”，是发给已经死了的人的薪水的，这一组大概无须“亲领”。又知道这一回提出“亲领”律者，不但“他”，也有“他们”在内。所谓“他们”者，粗粗一听，很像“索薪会”的头领们，但其实也不然，因为衙门里早就没有什么“索薪会”，所以这一回当然是别一批新人物了。
我们这回“亲领”的薪水，是中华民国十三年二月份的。因此，事前就有了两种学说。一，即作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发给。然而还有新来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于是第二种新学说自然起来：不管先前，只作为本年六月份的薪水发给。不过这学说也不大妥，只是“不管先前”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这个办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经营过。去年章士钊将我免职之后，自以为在地位上已经给了一个打击，连有些文人学士们也喜得手舞足蹈。然而他们究竟是聪明人，看过“满床满桌满地”的德文书的，即刻又悟到我单是抛了官，还不至于一败涂地，因为我还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于是他们的司长刘百昭便在部务会议席上提出，要不发欠薪，何月领来，便作为何月的薪水。这办法如果实行，我的受打击是颇大的，因为就受着经济的迫压。然而终于也没有通过。那致命伤，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刘百昭们又不肯自称革命党，主张不管什么，都从新来一回。
所以现在每一领到政费，所发的也还是先前的钱；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月间却在，实在也有些难于说是现今不在，连那时的曾经在此也不算了。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学说起来，总得采纳一点，这采纳一点，也就是调和一些。因此，我们这回的收条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钱的数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这么一来，既然并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点钱，可谓比较的周到。于我是无益也无损，只要还在北京，拿得出“正身”来。
翻开我的简单日记一查，我今年已经收了四回俸钱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节的夜里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约还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还不算。
我觉得已是一个精神上的财主；只可惜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刘百昭就来动摇过。将来遇见善于理财的人，怕还要设立一个“欠薪整理会”，里面坐着几个人物，外面挂着一块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们都到那里去接洽。几天或几月之后，人不见了，接着连招牌也不见了；于是精神上的财主就变了物质上的穷人了。
但现在却还的确收了九十九元，对于生活又较为放心，趁闲空来发一点议论再说。
（七月二十一日。）
【记谈话】
鲁迅先生快到厦门去了，虽然他自己说或者因天气之故而不能在那里久住，但至少总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这实在是我们认为很使人留恋的一件事。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举行毁校周年纪念，鲁迅先生到会，曾有一番演说，我恐怕这是他此次在京最后的一回公开讲演，因此把它记下来，表示我一点微弱的纪念的意思。人们一提到鲁迅先生，或者不免觉得他稍微有一点过于冷静，过于默视的样子，而其实他是无时不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发挥着丰富的感情的。在这一次谈话里，尤其可以显明地看出他的主张；那么，我把他这一次的谈话记下，作为他出京的纪念，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重大的意义罢。我自己，为免得老实人费心起见，应该声明一下：那天的会，我是以一个小小的办事员的资格参加的。
〔培良〕
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绥惠略夫》，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迟了，到现在还没有很醒；正在校的时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脑子里很混乱，一直到现在还是很混乱，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么多的话可说。
提到我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历史，倒有点有趣。十二年前，欧洲大混战开始了，后来我们中国也参加战事，就是所谓“对德宣战”；派了许多工人到欧洲去帮忙；以后就打胜了，就是所谓“公理战胜”。中国自然也要分得战利品，——有一种是在上海的德国商人的俱乐部里的德文书，总数很不少，文学居多，都搬来放在午门的门楼上。教育部得到这些书，便要整理一下，分类一下，——其实是他们本来分类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为分得不好，所以要从新分一下。——当时派了许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总长要看看那些书是什么书了。怎样看法呢？叫我们用中文将书名译出来，有义译义，无义译音，该撒呀，克来阿派忒拉呀，大马色呀……。每人每月有十块钱的车费，我也拿了百来块钱，因为那时还有一点所谓行政费。这样的几里古鲁了一年多，花了几千块钱，对德和约成立了，后来德国来取还，便仍由点收的我们全盘交付，——也许少了几本罢。至于“克来阿派忒拉”之类，总长看了没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据我所知道的说，“对德宣战”的结果，在中国有一座中央公园里的“公理战胜”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这《工人绥惠略夫》的译本，因为那底本，就是从那时整理着的德文书里挑出来的。
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那意思，我现在有点记不真切了。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所以我打算将它重印一下……。
《工人绥惠略夫》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人。现在一提到俄国，似乎就使人心惊胆战。但是，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尔志跋绥夫并非共产党，他的作品现在在苏俄也并不受人欢迎。听说他已经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当然更不会送我一个卢布……。总而言之：和苏俄是毫不相干。但奇怪的是有许多事情竟和中国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说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们的文人学士一般。有一个教员因为不受上司的辱骂而被革职了，她背地里责备他，说他“高傲”得可恶，“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过两个嘴巴，可是我一句话都不说，忍耐着。究竟后来他们知道我冤枉了，就亲手赏了我一百卢布。”自然，我们的文人学士措辞决不至于如此拙直，文字也还要华赡得多。
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但中国向来有别一种破坏的人，所以我们不去破坏的，便常常受破坏。我们一面被破坏，一面修缮着，辛辛苦苦地再过下去。所以我们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一面受破坏，一面修补的生活了。这个学校，也就是受了杨荫榆章士钊们的破坏之后，修补修补，整理整理，再过下去的。
俄国老婆子式的文人学士也许说，这是“高傲”得可恶了，该得惩罚。这话自然很像不错的，但也不尽然。我的家里还住着一个乡下人，因为战事，她的家没有了，只好逃进城里来。她实在并不“高傲”，也没有反对过杨荫榆，然而她的家没有了，受了破坏。战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抛了，田地荒了，她也还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集一点剩下的东西，修补修补，整理整理，再来活下去。
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破坏了又修补，破坏了又修补的疲乏伤残可怜的东西。但是很有人夸耀它，甚至于连破坏者也夸耀它。便是破坏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万国妇女的什么会里去，请他叙述中国女学的情形，他一定说，我们中国有一个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
这真是万分可惜的事，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杨荫榆知道要做不成这校长，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妈，总非将一班“毛鸦头”赶尽杀绝不可。先前我看见记载上说的张献忠屠戮川民的事，我总想不通他是什么意思；后来看到别一本书，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法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既无百姓，便无所谓皇帝，于是只剩了一个李自成，在白地上出丑，宛如学校解散后的校长一般。这虽然是一个可笑的极端的例，但有这一类的思想的，实在并不止张献忠一个人。
我们总是中国人，我们总要遇见中国事，但我们不是中国式的破坏者，所以我们是过着受破坏了又修补，受破坏了又修补的生活。我们的许多寿命白费了。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我赴这会的后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见日报，知道女师大已改为女子学院的师范部，教育总长任可澄自做院长，师范部的学长是林素园。后来看见北京九月五日的晚报，有一条道：“今日下午一时半，任可澄特同林氏，并率有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共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原来刚一周年，又看见用兵了。不知明年这日，还是带兵的开得校纪念呢，还是被兵的开毁校纪念？现在姑且将培良君的这一篇转录在这里，先作一个本年的纪念罢。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鲁迅附记。
【上海通信】
小峰兄：
别后之次日，我便上车，当晚到天津。途中什么事也没有，不过刚出天津车站，却有一个穿制服的，大概是税吏之流罢，突然将我的提篮拉住，问道“什么？”我刚答说“零用什物”时，他已经将篮摇了两摇，扬长而去了。幸而我的篮里并无人参汤榨菜汤或玻璃器皿，所以毫无损失，请勿念。
从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别快车，所以并不嚣杂，但挤是挤的，我从七年前护送家眷到北京以后，便没有坐过这车；现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间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这回却将男的逐出，另外请进一个女的去。将近浦口，又发生一点小风潮，因为那四口的一家给茶房的茶资太少了，一个长壮伟大的茶房便到我们这里来演说，“使之闻之”。其略曰：钱是自然要的。一个人不为钱为什么？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图几文茶资，是因为良心还在中间，没有到这边（指腋下介）去！自己也还能卖掉田地去买枪，招集了土匪，做个头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发财了。然而良心还在这里（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赚点小钱，给儿女念念书，将来好好过活。……但，如果太给自己下不去了，什么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会做出来！我们一堆共有六个人，谁也没有反驳他。听说后来是添了一块钱完事。
我并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学士们的后尘，在北京出版的周刊上斥骂孙传芳大帅。不过一到下关，记起这是投壶的礼义之邦的事来，总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里，下关也还是七年前的下关，无非那时是大风雨，这回却是晴天。赶不上特别快车了，只好趁夜车，便在客寓里暂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谓“夫子”）和茶房还是照旧地老实；板鸭，插烧，油鸡等类，也依然价廉物美。喝了二两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这当然只是“我以为”；但也并非毫无理由：就因为它有一点生的高粱气味，喝后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后的田野里一般。
正在田野里的时候，茶房来说有人要我出去说话了。出去看时，是几个人和三四个兵背着枪，究竟几个，我没有细数；总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个说要看我的行李。问他先看那一个呢？他指定了一个麻布套的皮箱。给他解了绳，开了锁，揭开盖，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间摸索。摸索了一会，似乎便灰心了，站起来将手一摆，一群兵便都“向后转”，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挥的临走时还对我点点头，非常客气。我和现任的“有枪阶级”接洽，民国以来这是第一回。我觉得他们倒并不坏；假使他们也如自称“无枪阶级”的善造“流言”，我就要连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车是十一点钟开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觉，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须弯起来。这车里的茶是好极了，装在玻璃杯里，色香味都好，也许因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惊小怪了罢，然而大概确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两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几乎没有睡觉。
在这车上，才遇见满口英语的学生，才听到“无线电”“海底电”这类话。也在这车上，才看见弱不胜衣的少爷，绸衫尖头鞋，口嗑南瓜子，手里是一张《消闲录》之类的小报，而且永远看不完。这一类人似乎江浙特别多，恐怕投壶的日子正长久哩。
现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里了；急于想走。走了几天，走得高兴起来了，很想总是走来走去。先前听说欧洲有一种民族，叫作“吉柏希”的，乐于迁徙，不肯安居，私心窃以为他们脾气太古怪，现在才知道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倒是我胡涂。
这里在下雨，不算很热了。
鲁迅。八月三十日，上海。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十月十四夜，校讫记。）
【一九二七年】
【无声的中国】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以我这样没有什么可听的无聊的讲演，又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Chang。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
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那几种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音可还有？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怎么写】
——夜记之一
写什么是一个问题，怎么写又是一个问题。
今年不大写东西，而写给《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这原因。说起来是极可笑的，就因为它纸张好。有时有一点杂感，子细一看，觉得没有什么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那么洁白的纸张，便废然而止了。好的又没有。我的头里是如此地荒芜，浅陋，空虚。
可谈的问题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会国家，高超的还有文明，文艺。古来许多人谈过了，将来要谈的人也将无穷无尽。但我都不会谈。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白天还有馆员，钉书匠，阅书的学生，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就要发见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结果却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钢针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处直拍下去，同时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么哀愁，什么夜色，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连靠过的石栏也不再放在心里。而且这还是现在的话，那时呢，回想起来，是连不将石栏放在心里的事也没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进房里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椅子——上，抚摩着蚊喙的伤，直到它由痛转痒，渐渐肿成一个小疙瘩。我也就从抚摩转成搔，掐，直到它由痒转痛，比较地能够打熬。
此后的结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电灯下吃柚子。
虽然不过是蚊子的一叮，总是本身上的事来得切实。能不写自然更快活，倘非写不可，我想，也只能写一些这类小事情，而还万不能写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显明深切。而况千叮万叮，而况一刀一枪，那是写不出来的。
尼采爱看血写的书。但我想，血写的文章，怕未必有罢。文章总是墨写的，血写的倒不过是血迹，它比文章自然更惊心动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变色，容易消磨。这一点，就要任凭文学逞能，恰如冢中的白骨，往古来今，总要以它的永久来傲视少女颊上的轻红似的。
能不写自然更快活，倘非写不可，我想，就是随便写写罢，横竖也只能如此。这些都应该和时光一同消逝，假使会比血迹永远鲜活，也只足证明文人是侥幸者，是乖角儿。但真的血写的书，当然不在此例。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便觉得“写什么”倒也不成什么问题了。
“怎样写”的问题，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初知道世界上有着这么一个问题，还不过两星期之前。那时偶然上街，偶然走进丁卜书店去，偶然看见一叠《这样做》，便买取了一本。这是一种期刊，封面上画着一个骑马的少年兵士。我一向有一种偏见，凡书面上画着这样的兵士和手捏铁锄的农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为我总疑心它是宣传品。发抒自己的意见，结果弄成带些宣传气味了的伊孛生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但对于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却总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样，就和雒诵教训文学的时候相同。但这《这样做》却又有些特别，因为我还记得日报上曾经说过，是和我有关系的。也是凡事切己，则格外关心的一例罢，我便再不怕书面上的骑马的英雄，将它买来了。回来后一检查剪存的旧报，还在的，日子是三月七日，可惜没有注明报纸的名目，但不是《民国日报》，便是《国民新闻》，因为我那时所看的只有这两种。下面抄一点报上的话：——
“自鲁迅先生南来后，一扫广州文学之寂寞，先后创办者有《做什么》，《这样做》两刊物。闻《这样做》为革命文学社定期出版物之一，内容注重革命文艺及本党主义之宣传。……”
开首的两句话有些含混，说我都与闻其事的也可以，说因我“南来”了而别人创办的也通。但我是全不知情。当初将日报剪存，大概是想调查一下的，后来却又忘却，搁下了。现在还记得《做什么》出版后，曾经送给我五本。我觉得这团体是共产青年主持的，因为其中有“坚如”，“三石”等署名，该是毕磊，通信处也是他。他还曾将十来本《少年先锋》送给我，而这刊物里面则分明是共产青年所作的东西。果然，毕磊君大约确是共产党，于四月十八日从中山大学被捕。据我的推测，他一定早已不在这世上了，这看去很是瘦小精干的湖南的青年。
《这样做》却在两星期以前才见面，已经出到七八期合册了。第六期没有，或者说被禁止，或者说未刊，莫衷一是，我便买了一本七八合册和第五期。看日报的记事便知道，这该是和《做什么》反对，或对立的。我拿回来，倒看上去，通讯栏里就这样说：“在一般CP气焰盛张之时，……而你们一觉悟起来，马上退出CP，不只是光退出便了事，尤其值得CP气死的，就是破天荒的接二连三的退出共产党登报声明。……”那么，确是如此了。
这里又即刻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大相反对的两种刊物，都因我“南来”而“先后创办”呢？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为我新来而且灰色。但要讲起来，怕又有些话长，现在姑且保留，待有相当的机会时再说罢。
这回且说我看《这样做》。看过通讯，懒得倒翻上去了，于是看目录。忽而看见一个题目道：《郁达夫先生休矣》，便又起了好奇心，立刻看文章。这还是切己的琐事总比世界的哀愁关心的老例，达夫先生是我所认识的，怎么要他“休矣”了呢？急于要知道。假使说的是张龙、赵虎，或是我素昧平生的伟人，老实说罢，我决不会如此留心。
原来是达夫先生在《洪水》上有一篇《在方向转换的途中》，说这一次的革命是阶级斗争的理论的实现，而记者则以为是民族革命的理论的实现。大约还有英雄主义不适宜于今日等类的话罢，所以便被认为“中伤”和“挑拨离间”，非“休矣”不可了。
我在电灯下回想，达夫先生我见过好几面，谈过好几回，只觉他稳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于人，更何况得罪于国。怎么一下子就这么流于“偏激”了？我倒要看看《洪水》。
这期刊，听说在广西是被禁止的了，广东倒还有。我得到的是第三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二期。照例的坏脾气，从三十二期倒看上去，不久便翻到第一篇《日记文学》，也是达夫先生做的，于是便不再去寻《在方向转换的途中》，变成看谈文学了。我这种模模胡胡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对的，但《怎么写》的问题，却就出在那里面。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说凡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点自叙传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称来写出，则时常有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而且叙述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过于详细时，读者会疑心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会晓得得这样精细？于是那一种幻灭之感，就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当的体裁，是日记体，其次是书简体。
这诚然也值得讨论的。但我想，体裁似乎不关重要。上文的第一缺点，是读者的粗心。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倘有读者只执滞于体裁，只求没有破绽，那就以看新闻记事为宜，对于文艺，活该幻灭。而其幻灭也不足惜，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牺牲了抒写的自由，即使极小部分，也无异于削足适履的。
第二种缺陷，在中国也已经是颇古的问题。纪晓岚攻击蒲留仙的《聊斋志异》，就在这一点。两人密语，决不肯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何从知之？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阱，于是只得以《春秋左氏传》的“浑良夫梦中之噪”来解嘲。他的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读者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便自然没有一切挂碍了。
一般的幻灭的悲哀，我以为不在假，而在以假为真。记得年幼时，很喜欢看变戏法，猢狲骑羊，石子变白鸽，最末是将一个孩子刺死，盖上被单，一个江北口音的人向观众装出撒钱模样道：Huazaa！Huazaa！大概是谁都知道，孩子并没有死，喷出来的是装在刀柄里的苏木汁，Huazaa一够，他便会跳起来的。但还是出神地看着，明明意识着这是戏法，而全心沉浸在这戏法中。万一变戏法的定要做得真实，买了小棺材，装进孩子去，哭着抬走，倒反索然无味了。这时候，连戏法的真实也消失了。
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它一页能够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桥家书》我也不喜欢看，不如读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欢的是他题了家书两个字。那么，为什么刻了出来给许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装腔。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日记体，书简体，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罢，但也极容易起幻灭之感；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
《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翻翻一部小说，虽是很荒唐，浅陋，不合理，倒从来不起这样的感觉的。
听说后来胡适之先生也在做日记，并且给人传观了。照文学进化的理论讲起来，一定该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陆续的印出。
但我想，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
【在钟楼上】
——夜记之二
也还是我在厦门的时候，柏生从广州来，告诉我说，爱而君也在那里了。大概是来寻求新的生命的罢，曾经写了一封长信给K委员，说明自己的过去和将来的志望。
“你知道有一个叫爱而的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我，我没有看完。其实，这种文学家的样子，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员对柏生说。
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诉了爱而，爱而跳起来道：
“怎么？……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的呢？！”
厦门还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开在山中，黄的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开在楼下。我在用花刚石墙包围着的楼屋里听到这小小的故事，K委员的眉头打结的正经的脸，爱而的活泼中带着沉闷的年青的脸，便一齐在眼前出现，又仿佛如见当K委员的眉头打结的面前，爱而跳了起来，——我不禁从窗隙间望着远天失笑了。
但同时也记起了苏俄曾经有名的诗人，《十二个》的作者勃洛克的话来：——
“共产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
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我想。
以上是那时的我想。这时我又想，在这里有插入几句声明的必要：——
我不过说是变革和文艺之不相容，并非在暗示那时的广州政府是共产政府或委员是共产党。这些事我一点不知道。只有若干已经“正法”的人们，至今不听见有人鸣冤或冤鬼诉苦，想来一定是真的共产党罢。至于有一些，则一时虽然从一方面得了这样的谥号，但后来两方相见，杯酒言欢，就明白先前都是误解，其实是本来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毕，于是放心回到本题。却说爱而君不久也给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经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长，大约还有被冤为“反革命”的余痛罢。但又发出牢骚来：一，给他坐在饭锅旁边，无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风琴，一个漠不相识的女郎来送给他一包点心，就弄得他神经过敏，以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泼，不禁“感慨系之矣”了。
关于第一点，我在秋蚊围攻中所写的回信中置之不答。夫面前无饭锅而觉得无聊，觉得苦痛，人之常情也，现在已见饭锅，还要无聊，则明明是发了革命热。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罢，——如果我的身边革起命来，或者我所熟识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但是，倘说，你就死心塌地地从饭锅里装饭吃罢，那是不像样的；然而叫他离开饭锅去拚命，却又说不出口，因为爱而是我的极熟的熟人。于是只好袭用仙传的古法，装聋作哑，置之不问不闻之列。只对于第二点加以猛烈的教诫，大致是说他“死板”和“活泼”既然都不赞成，即等于主张女性应该不死不活，那是万分不对的。
约略一个多月之后，我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到了广州，在饭锅旁边坐下时，他早已不在那里了，也许竟并没有接到我的信。
我住的是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一月之后，听得一个戴瓜皮小帽的秘书说，才知道这是最优待的住所，非“主任”之流是不准住的。但后来我一搬出，又听说就给一位办事员住进去了，莫明其妙。不过当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总还是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地方，所以直到知道办事员搬进去了的那一天为止，我总是常常又感激，又惭愧。
然而这优待室却并非容易居住的所在，至少的缺点，是不很能够睡觉的。一到夜间，便有十多匹——也许二十来匹罢，我不能知道确数——老鼠出现，驰骋文坛，什么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并且能开盒子盖，广州中山大学里非主任之流即不准住的楼上的老鼠，仿佛也特别聪明似的，我在别地方未曾遇到过。到清晨呢，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白天来访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怀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几个热心于改革的，还希望我对于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这热诚很使我感动，但我终于说是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轻轻地推却了。那当然要使他们很失望的，过了几天，尸一君就在《新时代》上说：——
“……我们中几个很不以他这句话为然，我们以为我们还有许多可骂的地方，我们正想骂骂自己，难道鲁迅先生竟看不出我们的缺点么？……”
其实呢，我的话一半是真的。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语，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Hanbaran（统统）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Tiu-na-ma而已。
这两句有时也有用。那是我已经搬在白云路寓屋里的时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个窃取电灯的偷儿，那管屋的陈公便跟着一面骂，一面打。骂了一大套，而我从中只听懂了这两句。然而似乎已经全懂得，心里想：“他所说的，大约是因为屋外的电灯几乎Hanbaran被他偷去，所以要Tiu-na-ma了。”于是就仿佛解决了一件大问题似的，即刻安心归坐，自去再编我的《唐宋传奇集》。
但究竟不知道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测是无妨的，倘若据以论广州，却未免太卤莽罢。
但虽只这两句，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读若Tiu。故Tiuhei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
至于我说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的话，那可的确是虚言。其实是，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
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的纸冠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午五点以后是不做工的，于是一个事务员请门房帮忙，连夜贴一丈多长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于是又写榜。于是辩论：分数多寡的辩论；及格与否的辩论；教员有无私心的辩论；优待革命青年，优待的程度，我说已优，他说未优的辩论；补救落第，我说权不在我，他说在我，我说无法，他说有法的辩论；试题的难易，我说不难，他说太难的辩论；还有因为有族人在台湾，自己也可以算作台湾人，取得优待“被压迫民族”的特权与否的辩论；还有人本无名，所以无所谓冒名顶替的玄学底辩论……。这样地一天一天的过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驰骋，早上是三位工友的响亮的歌声。
现在想起那时的辩论来，人是多么和有限的生命开着玩笑呵。然而那时却并无怨尤，只有一事觉得颇为变得特别：对于收到的长信渐渐有些仇视了。
这种长信，本是常常收到的，一向并不为奇。但这时竟渐嫌其长，如果看完一张，还未说出本意，便觉得烦厌。有时见熟人在旁，就托付他，请他看后告诉我信中的主旨。
“不错。‘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我一面想。
我当时是否也如K委员似的眉头打结呢，未曾照镜，不得而知。仅记得即刻也自觉到我的开会和辩论的生涯，似乎难以称为“在革命”，为自便计，将前判加以修正了：——
“不。‘反革命’太重，应该说是‘不革命’的。然而还太重。其实是，——写长信，不过是吃得太闲空罢了。”
有人说，文化之兴，须有余裕，据我在钟楼上的经验，大致是真的罢。闲人所造的文化，自然只适宜于闲人，近来有些人磨拳擦掌，大鸣不平，正是毫不足怪，——其实，便是这钟楼，也何尝不造得蹊跷。但是，四万万男女同胞，侨胞，异胞之中，有的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有的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怎不造出相当的文艺来呢？只说文艺，范围小，容易些。那结论只好是这样：有余裕，未必能创作；而要创作是必须有余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饥号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国的文坛”，亦为苦工猪仔所不敢望也。
我以为这一说于我倒是很好的，我已经自觉到自己久已不动笔，但这事却应该归罪于匆忙。
大约就在这时候，《新时代》上又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宋云彬先生做的。文中有这样的对于我的警告：——
“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曾恢复他‘呐喊’的勇气，并且似乎在说‘在北方时受着种种迫压，种种刺激，到这里来没有压迫和刺激，也就无话可说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旧社会死去的苦痛，新社会生出的苦痛，多多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视无睹！他把人生的镜子藏起来了，他把自己回复到过去时代去了。噫嘻！异哉！鲁迅先生躲避了。”
而编辑者还很客气，用案语声明着这是对于我的好意的希望和怂恿，并非恶意的笑骂的文章。这是我很明白的，记得看见时颇为感动。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写一点东西，声明我虽不呐喊，却正在辩论和开会，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只吃一条鱼，也还未失掉了勇气。《在钟楼上》就是豫定的题目。然而一则还是因为辩论和开会，二则因为篇首引有拉狄克的两句话，另外又引起了我许多杂乱的感想，很想说出，终于反而搁下了。那两句话是：——
“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
但拉狄克的话，是为了叶遂宁和梭波里的自杀而发的。他那一篇《无家可归的艺术家》译载在一种期刊上时，曾经使我发生过暂时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但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但我初到广州的时候，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前几年在北方，常常看见迫压党人，看见捕杀青年，到那里可都看不见了。后来才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然而在梦中时是委实有些舒服的。假使我早做了《在钟楼上》，文字也许不如此。无奈已经到了现在，又经过目睹“打倒反革命”的事实，纯然的那时的心情，实在无从追蹑了。现在就只好是这样罢。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
来信
鲁迅先生：
顷发一挂号信，以未悉先生住址，由中山大学转奉，嗣恐先生未能接到，特探得尊寓所在，另钞一分奉览。
敬请大安。
颉刚敬上。十六，七，廿四日。
钞件
鲁迅先生：
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承教，良用耿耿。前日见汉口《中央日报副刊》上，先生及谢玉生先生通信，始悉先生等所以反对颉刚者，盖欲伸党国大义，而颉刚所作之罪恶直为天地所不容，无任惶骇。诚恐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所可明了，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虽受死刑，亦所甘心，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务请先生及谢先生暂勿离粤，以俟开审，不胜感盼。
敬请大安，谢先生处并候。
中华民国十六年七月廿四日
回信
颉刚先生：
来函谨悉，甚至于吓得绝倒矣。先生在杭盖已闻仆于八月中须离广州之讯，于是顿生妙计，命以难题。如命，则仆尚须提空囊赁屋买米，作穷打算，恭候偏何来迟，提起诉讼。不如命，则先生可指我为畏罪而逃也；而况加以照例之一传十， 十传百乎哉？但我意早决，八月中仍当行，九月已在沪。江、浙俱属党国所治，法律当与粤不异，且先生尚未启行，无须特别函挽听审，良不如请即就近在浙起诉，尔时仆必到杭，以负应负之责。倘其典书卖裤，居此生活费綦昂之广州，以俟月余后或将提起之诉讼，天下那易有如此十足笨伯哉！《中央日报副刊》未见；谢君处恕不代达，此种小傀儡，可不做则不做而已，无他秘计也。此复，顺请著安！
鲁迅。
【匪笔三篇】
今之“正人君子”，论事有时喜欢讲“动机”。案动机，我自己知道，绍介这三篇文章是未免有些有伤忠厚的。旅资将尽，非逐食不可了，许多人已知道我将于八月中走出广州。七月末就收到了一封所谓“学者”的信，说我的文字得罪了他，“拟于九月中回粤后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且叫我“暂勿离粤，以俟开审”。命令被告枵腹恭候于异地，以俟自己雍容布置，慢慢开审，真是霸道得可观。第二天偶在报纸上看见飞天虎寄亚妙信，有“提防剑仔”的话，不知怎地忽而欣然独笑，还想到别的两篇东西，要执绍介之劳了。这种拉扯牵连，若即若离的思想，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但是，由它去罢，好在“开审”时总会结帐的。
在我的估计上，这类文章的价值却并不在文人学者的名文之下。先前也曾收集，得了五六篇，后来只在北京的《平民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模范监狱里的一个囚人的自序，其余的呢，我跑出北京以后，不知怎样了，现在却还想搜集。要夸大地说起来，则此类文章，于学术上也未始无用；我记得lombroso所做的一本书——大约是《天才与狂人》，请读者恕我手头无书，不能指实——后面，就附有许多疯子的作品。然而这种金字招牌，我辈却无须挂起来。
这回姑且将现成的三篇介绍，都是从香港《循环日报》上采取的。以其都不是韵文，所以取阮氏《文笔对》之说，名之曰：笔。倘有好事之徒，寄我材料，无任欢迎。但此后拟不限有韵无韵，并且廓大范围，并收土匪，骗子，犯人，疯子等等的创作。但经文人润色，或拟作赝作者不收。
其实，古如陈涉帛书，米巫题字，近如义和团传单，同善社乩笔，也都是这一流。我想，凡见于古书的，也都可以抄出来编为一集，和现在的来比照，看思想手段，有什么不同。
来件想托北新书局代收，当择尤发表，——但这是我倘不忙于“以俟开审”或下了牢监的话。否则，自己的文章也就是材料，不必旁搜博采了。
闲话休题，言归正传：——
一 撕票布告 潘平
广州佛山缸瓦栏维新码头发现烂艇一艘，有水浸淹其中，用蓑衣覆盖男子尸身一具，露出手足，旁有粗碗一只，白旗一面，书明云云。由六区水警，将该尸艇移泊西医院附近。验得该尸颈旁有一枪孔，直贯其鼻，显系生前轰毙。查死者年约三十岁，乃穿短线衫裤，剪平头装者。
南海紫洞潘平布告。
为布告事：昨四月念六日，在禄步共掳得乡人十余名，困留月余，并望赎音。兹提出禄步笋洞沙乡，姓许名进洪一名，枪毙示众，以儆其余。四方君子，特字周知，切勿视财如命！此布。
（据七月十三日《循环报》。）
二 致信女某书 金吊桶
广西梧州洞天酒店相命家金吊桶，原名黄卓生，新会人，日前有行骗陈社恩、黄心、黄作梁夫妇银钱单据，为警备司令部将其捕获，又搜获一封固之信，内空白信笺一张，以火烘之，发现字迹如下：——
今日民国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吕纯阳先师下降，查明汝信女系广西人。汝今生为人，心善清洁，今天上玉皇赐横财四千五百两银过你，汝信享福养儿育女。但此财分作八回中足，今年七月尾只中白鸽票七百五十元左右。老来结局有个子，第三位有官星发达，有官太做。但汝终身要派大三房妾伴，不能坐正位。今生条命极好。汝前世犯了白虎五鬼天狗星，若想得横财旺子，要用六元六毫交与金吊桶先生代汝解除，方得平安无事。若不信解除，汝条命得来十分无夫福无子福，有子死子，有夫死夫。但见字要求先生共汝解去此凶星为要可也。汝想得财得子者，为夫福者，有夫权者，要求先生共汝行礼，交合阴阳一二回，方可平安。如有不顺从先生者，汝条命冇好处，无安乐也。……
（据七月二十六日《循环报》。）
三 诘妙嫦书 飞天虎
香港永乐街如意茶楼女招待妙嫦，年仅双十，寓永吉街三十号二楼。七月二十九日晚十一时许，散工之后，偕同女侍三数人归家，道经大道中永吉街口，遇大汉三四人，要截于途，诘妙嫦曰：汝其为妙玲乎？嫦不敢答，闪避而行。讵大汉不使去，逞凶殴之，凡两拳，且曰：汝虽不语，固认识汝之面目者也！嫦被殴，大哭不已，归家后，以为大汉等所殴者为妙玲，故尚自怨无辜被辱，不料翌早复接恐吓信一通，按址由邮局投至，遂知昨晚之被殴，确为寻己，乃将事密报侦探，并告以所疑之人，务使就捕雪恨云。
亚妙女招待看！启者：久在如意茶楼，用诸多好言，殴辱我兄弟，及用滚水来陆之兄弟，灵端相劝，置之不理，与续大发雌雄，反口相齿，亦所谓恶不甚言矣。昨晚在此二人殴打已捶，亦非介意，不过小小之用。刻下限你一星期内答复，妥讲此事，若有无答复，早夜出入，提防剑仔，决列对待，及难保性命之虞，勿怪书不在先，至于死地之险也。诸多未及，难解了言，顺候，此询危险。七月初一晚，卅六友飞天虎谨。
（据八月一日《循环报》。）
【某笔两篇】
昨天又得幸逢了两种奇特的广告，仍敢执绍介之劳。标点是我所加的，以醒眉目。该称什么笔呢，想了两天两夜，没有好结果。姑且称为《某笔》，以俟博雅君子教正。
这回的“动机”比较地近于纯正，除希望“有目共赏”外，似乎并不含有其他的副作用了。但又发生了一种妄想。记得前清时，曾有一种专选各种报上较好的论说的，叫作《选报》。现在如有好事之徒，也还可以办这一类的刊物。每省须有访员数人，专收该地报上奇特的社论，记事，文艺，广告等等，汇刊成册，公之于世。则其显示各种“社会相”也，一定比游记之类要深切得多。不知CF男士以为何如？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午饭之前。
其一
熊仲卿 榜名文蔚。历任民国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兼作良医，尤擅女科。住本港跑马地黄泥涌道门牌五十五号一楼中医熊寓，每日下午应诊及出诊。电话总局五二七零。
（右一则见九月二十一日香港《循环日报》。）
谨案：以吾所闻，向来或称世医，以其数代为医也；或称儒医，以其曾做八股也；或称官医，以其亦为官家所雇也；或称御医，以其曾经走进（？）太医院也。若夫“县长、所长、处长、局长、厅长、通儒、显宦”，而又“兼作良医”，则诚旷古未有者矣。而五“长”做全，尤为难得云。
其二
征求父母广告 余现已授中等教育有年，品行端正，纯无嗜好。因不幸父母相继逝世，余独取家资，来学广州。自思自觉单身儿子，有非常之寂寞。于是自愿甘心为人儿子。并自愿倾家产而从四方人事而无儿子者。有相当之家庭，且欲儿子者，请来函报告（家庭状况经济地位若何），并写明通讯地址。俟我回复，方接洽面商。阅报诸君而能介绍我好事成功者，应以百金敬酬。不成功者，当有谢谢。申一○六
通讯处 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余希成具。
（右一则见同日广州《民国日报》。）
谨案：我辈生当浇漓之世，于“征求伴侣”等类广告，早经司空见惯，不以为奇。昔读茅泮林所辑《古孝子传》，见有三男皆无母，乃共迎养一不相干之老妪，当作母亲一事，颇以为奇。然那时孝廉方正，可以做官，故尚能疑为别有作用也。而此广告则挟家资以求亲，悬百金而待荐，雒诵之余，乌能不欣人心之复返于淳古，表而出之，以为留心世道者告，而为打爹骂娘者劝哉？特未知阅报诸君，可知广州有欲儿子者否？要知道倘为介绍，即使好事不成，亦有“谢谢”者也。
【述香港恭祝圣诞】
记者先生：
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圣诞，香港恭祝，向称极盛。盖北方仅得东邻鼓吹，此地则有港督督率，实事求是，教导有方。侨胞亦知崇拜本国至圣，保存东方文明，故能发扬光大，盛极一时也。今年圣诞，尤为热闹，文人雅士，则在陶园雅集，即席挥毫，表示国粹。各学校皆行祝圣礼，往往欢迎各界参观，夜间或演新剧，或演电影，以助圣兴。超然学校每年祝圣，例有新式对联，贴于门口，而今年所制，尤为高超。今敬谨录呈，乞昭示内地，以愧意欲打倒帝国主义者：——
乾 男校门联
本鲁史，作《春秋》，罪齐田恒，地义天经，打倒贼子乱臣，免得赤化宣传，讨父仇孝，共产公妻，破坏纲常伦纪。
堕三都，出藏甲，诛少正卯，风行雷厉，铲除贪官悍吏，训练青年德育，修身齐家，爱亲敬长，挽回世道人心。
坤 女校门联
母凭子贵，妻藉夫荣，方今祝圣诚心，正宜遵懔三从，岂可开口自由，埋口自由，一味误会自由，趋附潮流成水性。
男禀乾刚，女占坤顺，此际尊孔主义，切勿反违四德，动说有乜所谓，冇乜所谓，至则不知所谓，随同社会出风头。
埋犹言合，乜犹言何，冇犹言无，盖女子小人，不知雅训，故用俗字耳。舆论之类，琳琅尤多，今仅将载于《循环日报》者录出一篇，以见大概：——
孔诞祝圣言感 佩蘅
金风送爽。凉露惊秋。转瞬而孔诞时期届矣。迩来圣教衰落。邪说嚣张。礼孔之举。惟港中人士。犹相沿奉行。至若内地。大多数不甚注意。盖自新学说出。而旧道德日即于沦亡。自新人物出。而古圣贤胥归于淘汰。一般学子。崇持列宁马克斯种种谬说，不惜举二千年来炳若日星之圣教。摧陷而廓清之。其诋人也。不曰腐化即曰老朽。实则若曹少不更事。卤莽灭裂。不惜假新学说以便其私图。而古人之大义微言。俨如肉中刺。眼中钉。必欲拔除之而后快。孔子且在于打倒之列。更何有孔诞之可言。呜呼。长此以往。势不至等人道于禽兽不止。何幸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经教犹存。当此祝圣时期。济济跄跄一时称盛耶。虽然。吾人祝圣。特为此形式上之纪念耳。尤当注重孔教之精神。孔教重伦理。重实行。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皆有轨道之可循。天不变道亦不变。自有确凿之理由在。虽暴民嚣张。摧残圣教。然浮云之翳。何伤日月之明。吾人当蒙泉剥果之余。伤今思古。首当发挥大义。羽翼微言。子舆氏谓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生今之世。群言淆乱。异说争鸣。众口铄金。积非成是。与圣教为难者。向只杨墨。就贵词而辟之。为吾道作干城。树中流之砥柱。若乎张皇耳目。涂饰仪文。以敷衍为心。作例行之举。则非吾所望于祝圣诸公也。感而书之如此。
香港孔圣会则于是日在太平戏院日夜演大尧天班。其广告云：——
祝大成之圣节，乐奏钧天，彰正教于人群，欢腾大地。我国数千年来，崇奉孔教，诚以圣道足以维持风化，挽救人心者也。本会定期本月廿七日演大尧天班。是日演《加官大送子》、《游龙戏凤》。夜通宵先演《六国大封相》及《风流皇后》新剧。查《风流皇后》一剧，情节新奇，结构巧妙。惟此剧非演通宵，不能结局，故是晚经港政府给发数特别执照。演至通宵。……预日沽票处在荷李活道中华书院孔圣会办事所。
丁卯年八月廿四日， 香港孔圣会谨启。
《风流皇后》之名，虽欠雅驯，然“子见南子”，《论语》不讳，惟此“海隅之地，古风未泯”者，能知此意耳。馀如各种电影，亦复美不胜收，新戏院则演《济公传》四集，预告者尚有《齐天大圣大闹天宫》，新世界有《武松杀嫂》，全系国粹，足以发扬国光。皇后戏院之《假面新娘》虽出邻邦，然观其广告云：“孔子有言，‘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请君今日来看《假面新娘》，以证孔子之言。然后知圣人一言而为天下法，所以不愧称为万世师表也。”则固亦有裨圣教者耳。嗟夫！乘桴浮海，曾闻至圣之微言，崇正辟邪，幸有大英之德政。爱国劬古之士，当亦必额手遥庆，恨不得受一廛而为氓也。专此布达，即颂辑祺。
圣诞后一日，华约瑟谨启。
【吊与贺】
《语丝》在北京被禁之后，一个相识者寄给我一块剪下的报章，是十一月八日的北京《民国晚报》的《华灯》栏，内容是这样的：
吊丧文 孔伯尼
顷闻友云：“《语丝》已停”，其果然欤？查《语丝》问世，三年于斯，素无余润，常经风波。以久特闻，迄未少衰焉。方期益臻坚壮，岂意中道而崩？“闲话”失慎，“随感”伤风欤？抑有他故耶？岂明老人再不兴风作浪，叛徒首领无从发令施威；忠臣孝子，或可少申余愤；义士仁人，大宜下井投石。“语丝派”已亡，众怒少息，“拥旗党”犹在，五色何忧？从此狂澜平静，邪说歼绝。有关风化，良匪浅鲜！则《语丝》之停也，岂不懿欤？所惜者余孽未尽，祸根犹存，复萌故态，诚堪预防！自宜除恶务尽，何容姑息养奸？兴仁义师，招抚并用；设文字狱，赏罚分明。打倒异端，惩办祸首；以安民心，而属众望。岂惟功垂不朽；曷止德及黎庶？抑亦国旗为荣耶？效《狂飙》之往例，草《语丝》之哀辞，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朝野君子，乞勿忽之。
未废标点，已禁语体之秋，阳历晦日，杏坛上。
先前没有想到，这回却记得起来了。去年我在厦门岛上时，也有一个朋友剪寄我一片报章，是北京的《每日评论》，日子是“丙寅年十二月二十……”，阳历的日子被剪掉了。内容是这一篇：——
挽狂飙 燕生
不料我刚作了《读狂飙》一文之后，《狂飙》疾终于上海正寝的讣闻随着就送到了。本来《狂飙》的不会长命百岁，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但它夭折的这样快，却确乎“出人意表之外”。尤其是当这与“思想界的权威者”正在宣战的时候，而突然得到如此的结果，多心的人也许会猜疑到权威者的反攻战略上面，“这话当然不确”，“不过”自由批评家所走不到的光华书局，“思想界的权威”也许竟能走得到了，于是乎《狂飙》乃停，于是乎《狂飙》乃不得不停。
但当今之世，权威亦多矣，《狂飙》所得罪者不知是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抑……欤？
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狂飙》虽停，而长虹终于能安然走到北京，这个，我们倒要向长虹道贺。
呜呼！回想非宗教大同盟轰轰烈烈之际，则有五教授慨然署名于拥护思想自由之宣言，曾几何时，而自由批评已成为反动者唯一之口号矣。自由乎！自由乎！其随线装书以入于毛厕坑中乎！嘻嘻！咄咄！
《语丝》本来并非选定了几个人，加以恭维或攻击或诅咒之后，便将作者和刊物的荣枯存灭，都推在这几个人的身上的出版物。但这回的禁终于燕京北寝的讣闻，却“也许”不“会猜疑到权威者的反攻战略上面”去了罢。诚然，我亦觉得“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也！
但是，这个，我倒要向燕生和五色国旗道贺。
十二月四日，于上海正寝。
[1]Moussinac所举的数字，并未揭出调查年度。推想起来，恐怕是一九二七年末的统计罢。
据一九二八年度的《Film-Daily》及其他的调查，则亚美利加于这数字上，增加2.5％有二万五百的馆日本增加10％成为千二百；德国增加30％成为五二百六十七（收容座位数一八七六六○一）了。而这些，还是除掉了移动电影馆，非商业底剧场的数字。
[2]《俾士麦》影片公演时所散布的纲要书上，载着这样的说明——
“我们的影片的祖国底的目的（dervaterlaendischeZweck），也规定了那内面的结构和事件的时间底限制。所以俾士麦的少年时代，仅占了极简略的开端。（中略。）而且这故事，是应该以一八七一年的德意志建国收场的。为什么呢？就因为跟着发生的国内的纷争，以及他的退隐，是惹起阴沉的回忆，不使观者结合，却使之乖离，有违于这电影全体的祖国底的目的的缘故。这影片的主要部分，是将从一八四七年，俾士麦入了政治底生活的时候起，至一八七一年止，作为一个完成了的戏曲的。（下略。）”
[3]作为属于这范畴的影片，可以列举出《路易飞迭南公子》（PrinzLouis Ferdinand），《乌第九号》（U.9.），“猫桥”（Katzensteg），“律查的猛袭”（Luelzows Wilde Verwegene Jagd），“希勒的军官们”（Schillsche Offiziere），“大战巡洋舰”（Emden），“我们的安覃”（Unser Emden）及其他的德国影片；“拿破仑”（Napoléon），“贞德”（Jeanned’Arc）——但并非输入日本的Karl Dreier的作品——等法国影片；“珂罗内勒和孚克兰岛的海战”（The Battles of Coroneland Falkland Islands）等英国影片来。
至于亚美利加，则连在“彼得班”（PeterPan》，“红皮”（RedSkin）之类的童话和乐剧中，也发见了训导Starsand Stripes（译者按：星星和条纹＝花旗）之尊严的机会了。
[4]在最近的苏维埃影片“活尸”（Der lebende Leichnam）中，我们也能够看见将对于宗教的斗争，采为分明的刚要。
[5]论难攻击了“Metropolis”而显了英雄的英国的改良主义底时行作家威尔士（H.G.Wells），在那近著“The King Who Was a King The Book of a Film”上，关于战争的绝灭，大耍着使日内瓦的政治家们也要脸红那样反动底Demagogie（笼络群众手段），那是滑稽之至的。
[6]关于小市民影片的发生，在一九二七年一月所作的拙稿《电影美学以前》里，虽然很简约，却已曾略述过了的。以下数行，请许其拔萃，以便读者的理解。（前略）
“登场人物，是在高大的宫殿里占着王座的富豪。富豪，是良善的。富豪的女儿，是美的。小市民出身的年青的男子，溜出阶级斗争的背后，要高升到富豪的家族里面去。他就简单地只靠了恋爱，走上了一段阶级的梯子。为了他和富豪的女儿，常设馆的可怜的乐队，就奏起结婚进行曲来。
“富豪由此得到恭维。小市民为这飞腾故事所激励，觉得要誓必尽忠于有产阶级。
“但人们，大部分是无产者的人们，这样却还不满足。
“没有破绽的商人，于是来设法。他们便想一切都避开‘阶级’这一个观念。
“于是家庭剧发生了。那对于阶级的对立，是彻头彻尾，要掩住看客的眼睛，连两个不同的阶级的存在，也避开不写。将一切问题和倾向，都置之不顾，但竭力将‘谨慎的’小市民的生活，仅在他们的生活圈内，描写出来。那‘大抵是关于恋爱的柔滑的故事’，或则以母性爱为主题，其中虽一个无产者，一个资本家，也不准登场。只有小市民阶级作为惟一的阶级，在独裁着。（后略）”
[7]据一九二四年的调查，则在亚美利加，每年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人，总数达二十六万。但这还是除掉了利息，花红之类的企业利得，只是直接个人底收入的计算，所以事实上的数字，大约还要见得若干成的增加的罢。
- 当《世界大战》开演之际，关于这影片，有一个将军述其所感，登在报上道。——
“战争是完全可怖的，但我们是认战争，因为在战争中，再没有较之辱没自己的职务，尤为可怖的运命了。我们的青年们，对于战争的恐怖，应该以平静的镇定和确固的意志而进行。所以这影片的凄惨的场面，决不是可以厌恶的东西，却对于这影片给了意义，增了价值。”
【一九三二年】
【“非所计也”】
新年第一回的《申报》（一月七日）用“要电”告诉我们：“闻陈（外交总长印友仁）与芳泽友谊甚深，外交界观察，芳泽回国任日外长，东省交涉可望以陈之私人感情，得一较好之解决云。”
中国的外交界看惯了在中国什么都是“私人感情”，这样的“观察”，原也无足怪的。但从这一个“观察”中，又可以“观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里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电”告诉了我们：“锦州三日失守，连山、绥中续告陷落，日陆战队到山海关在车站悬日旗……”
而同日的《申报》上，又用“要闻”告诉我们“陈友仁对东省问题宣言”云：“……前日已命令张学良固守锦州，积极抵抗，今后仍坚持此旨，决不稍变，即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
然则“友谊”和“私人感情”，好象也如“国联”以及“公理”、“正义”之类一样的无效，“暴日”，似乎不像中国，专讲这些的，这真只得“不幸而挫败，非所计也”了。
也许爱国志士，又要上京请愿了罢。当然，“爱国热忱”，是“殊堪嘉许”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轨”，第二还是自己想一想，和内政部长、卫戍司令诸大人“友谊”怎样，“私人感情”又怎样。倘不“甚深”，据内政界观察，是不但难“得一较好之解决”，而且——请恕我直言——恐怕仍旧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拟一宣言，结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计也！”然而又要觉悟这说的是真话。
（一月八日。）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大约总归是十年以前罢，我因为生了病，到一个外国医院去请诊治，在那待诊室里放着的一本德国《星期报》（Die Woche）上，看见了一幅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漫画，画着法官，教师，连医生和看护妇，也都横眉怒目，捏着手枪。这是我最先看见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讽刺画，但也不过心里想，有这样凶暴么，觉得好笑罢了。后来看了几个西洋人的旅行记，有的说是怎样好，有的又说是怎样坏，这才莫名其妙起来。但到底也是自己断定：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阔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设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阔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
但后来又看见一幅讽刺画，是英文的，画着用纸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儿院等等，竖在道路的两边，使参观者坐着摩托车，从中间驶过。这是针对着做旅行记述说苏联的好处的作者们而发的，犹言参观的时候，受了他们的欺骗。政治和经济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输出，竟弄得资本主义文明国的人们那么骇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释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可见那些讽刺画倒是无耻的欺骗。
不过我们中国人实在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不大爱听别国的好处，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设的苏联。一提到罢，不是说你意在宣传，就是说你得了卢布。而且宣传这两个字，在中国实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人们看惯了什么阔人的通电，什么会议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谈话，发表之后，立刻无影无踪，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于是渐以为凡有讲述远处或将来的优点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谈，所谓宣传，只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说谎的雅号。
自然，在目前的中国，这一类的东西是常有的，靠了钦定或官许的力量，到处推销无阻，可是读的人们却不多，因为宣传的事，是必须在现在或到后来有事实来证明的，这才可以叫作宣传。而中国现行的所谓宣传，则不但后来只有证明这“宣传”确凿就是说谎的事实而已，还有一种坏结果，是令人对于凡有记述文字逐渐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看。即如我自己就受了这影响，报章上说的什么新旧三都的伟观，南北两京的新气，固然只要看见标题就觉得肉麻了，而且连讲外国的游记，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动它。
但这一年内，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这《苏联闻见录》。因为我的辨认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缘故，看下去很费力，但为了想看看这自说“为了吃饭问题，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见闻，到底看下去了。虽然中间遇到好象讲解统计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觉得枯燥，但好在并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仿佛对朋友谈天似的，不用美丽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铺直叙，说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见所闻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设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倘要从中猎艳搜奇，自然免不了会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却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苏联愈平常，他们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传广东的裸体游行，后来南京、上海又盛传汉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愿敌方的不平常的证据。据这书里面的记述，苏联实在使他们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没有而已，倒是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种极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才干得出来的。该杀者，“匪徒”也。
但作者的到苏联，已在十月革命后十年，所以只将他们之“能坚苦，耐劳，勇敢与牺牲”告诉我们，而怎样苦斗，才能够得到现在的结果，那些故事，却讲得很少。这自然是别种著作的任务，不能责成作者全都负担起来，但读者是万不可忽略这一点的，否则，就如印度的《譬喻经》所说，要造高楼，而反对在地上立柱，据说是因为他要造的，是离地的高楼一样。
我不加戒备的将这读完了，即因为上文所说的原因。而我相信这书所说的苏联的好处的，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十来年前，说过苏联怎么不行怎么无望的所谓文明国人，去年已在苏联的煤油和麦子面前发抖。而且我看见确凿的事实：他们是在吸中国的膏血，夺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民。他们是大骗子，他们说苏联坏，要进攻苏联，就可见苏联是好的了。这一部书，正也转过来是我的意见的实证。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鲁迅于上海闸北寓楼记。
【我们不再受骗了】
帝国主义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苏联愈弄得好，它们愈急于要进攻，因为它们愈要趋于灭亡。
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它们总是说苏联怎么穷下去，怎么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图书馆和博物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掉么？文学家如绥拉菲摩维支、法捷耶夫、革拉特珂夫、绥甫林娜、唆罗诃夫等，不是西欧、东亚，无不赞美他们的作品么？关于艺术的事我不大知道，但据乌曼斯基（K.Umansky）说，一九一九年中，在墨斯科的展览会就有二十次，列宁格勒两次（“Neue Kunst in Russland”），则现在的旺盛，更是可想而知了。
然而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
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成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
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但我们也听到别国的失业者，排着长串向饥寒进行；中国的人民，在内战，在外侮，在水灾，在榨取的大罗网之下，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
然而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还来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好象它倒愿意苏联一下子就变成天堂，人们个个享福。现在竟这样子，它失望了，不舒服了。──这真是恶鬼的眼泪。
一睁开眼，就露出恶鬼的本相来的，──它要去惩办了。
它一面去惩办，一面来诓骗。正义、人道、公理之类的话，又要满天飞舞了。但我们记得，欧洲大战时候，飞舞过一回的，骗得我们的许多苦工，到前线去替它们死，接着是在北京的中央公园里竖了一块无耻的，愚不可及的“公理战胜”的牌坊（但后来又改掉了）。现在怎样？“公理”在那里？这事还不过十六年，我们记得的。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它们自身正在崩溃下去，无法支持，为挽救自己的末运，便憎恶苏联的向上。谣诼，诅咒，怨恨，无所不至，没有效，终于只得准备动手去打了，一定要灭掉它才睡得着。但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还会再被骗么？
“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智识阶级就要饿死。”── 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不消说，排长串是一时难免的，但到底会快起来。
帝国主义的奴才们要去打，自己（！）跟着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们人民和它们是利害完全相反的。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
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
（五月六日。）
【论“第三种人”】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斯主义里发见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决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杂志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且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豫感。
我相信这种豫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即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便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这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不过我以为这种豫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以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这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豫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这确是一种苦境。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这“第三种人”，何况作品。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罪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现在”的。
总括起来说，苏汶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这是极不错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汶先生又说，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却又因为豫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搁笔”了！
“怎么办呢”？
（十月十日。）
【“连环图画”辩护】
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有一天，在一处筵席上，我随便的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
自然，这话里，是埋伏着许多问题的，例如，首先第一，是用的是怎样的电影，倘用美国式的发财结婚故事的影片，那当然不行。但在我自己，却的确另外听过采用影片的细菌学讲义，见过全部照相，只有几句说明的植物学书。所以我深信不但生物学，就是历史地理，也可以这样办。
然而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话好象小丑的打诨。
前几天，我在《现代》上看见苏汶先生的文章，他以中立的文艺论者的立场，将“连环图画”一笔抹杀了。自然，那不过是随便提起的，并非讨论绘画的专门文字，然而在青年艺术学徒的心中，也许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再来说几句。
我们看惯了绘画史的插图上，没有“连环图画”，名人的作品的展览会上，不是“罗马夕照”，就是“西湖晚凉”，便以为那是一种下等物事，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若走进意大利的教皇宫——我没有游历意大利的幸福，所走进的自然只是纸上的教皇宫——去，就能看见凡有伟大的壁画，几乎都是《旧约》、《耶稣传》、《圣者传》的连环图画，艺术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书上，题之曰《亚当的创造》、《最后之晚餐》，读者就不觉得这是下等，这在宣传了，然而那原画，却明明是宣传的连环图画。
在东方也一样。印度的阿强陀石窟，经英国人摹印了壁画以后，在艺术史上发光了；中国的《孔子圣迹图》，只要是明版的，也早为收藏家所宝重。这两样，一是佛陀的本生，一是孔子的事迹，明明是连环图画，而且是宣传。
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和文字一分开，也就成了独立的连环图画。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的陀莱（Gustave Doré），他是插图版画的名家，最有名的是《神曲》、《失乐园》、《吉诃德先生》，还有《十字军记》的插画，德国都有单印本（前二种在日本也有印本），只靠略解，即可以知道本书的梗概。然而有谁说陀莱不是艺术家呢？
宋人的《唐风图》和《耕织图》，现在还可找到印本和石刻；至于仇英的《飞燕外传图》和《会真记图》，则翻印本就在文明书局发卖的。凡这些，也都是当时和现在的艺术品。
自十九世纪后半以来，版画复兴了，许多作家，往往喜欢刻印一些以几幅画汇成一帖的“连作”（Blattfolge）。这些连作，也有并非一个事件的。现在为青年的艺术学徒计，我想写出几个版画史上已经有了地位的作家和有连续事实的作品在下面：
首先应该举出来的是德国的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夫人。她除了为霍普德曼的《织匠》（Die Weber）而刻的六幅版画外，还有三种，有题目，无说明——
一、《农民斗争》（Bauernkrieg），金属版七幅；
二、《战争》（Der Krieg），木刻七幅；
三、《无产者》（Proletariat），木刻三幅。
以《士敏土》的版画，为中国所知道的梅斐尔德（Carl Meffert），是一个新进的青年作家，他曾为德译本斐格纳尔的《猎俄皇记》（Die Jagd nach Zaren von Wera Figner）刻过五幅木版图，又有两种连作——
一、《你的姊妹》（Deine Schwester），木刻七幅，题诗一幅；
二、《养护的门徒》（原名未详），木刻十三幅。
比国有一个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是欧洲大战时候，像罗曼罗兰一样，因为非战而逃出过外国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书，只有书名，连小题目也没有。现在德国印出了普及版（Bei Kurt Wolff，München），每本三马克半，容易到手了。我所见过的是这几种——
一、《理想》（Die Idee），木刻八十三幅；
二、《我的祷告》（Mein Stundenbuch），木刻一百六十五幅；
三、《没字的故事》（Geschichte ohne Worte），木刻六十幅；
四、《太阳》（Die Sonne），木刻六十三幅；
五、《工作》（Das Werk），木刻，幅数失记；
六、《一个人的受难》（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木刻二十五幅。
美国作家的作品，我曾见过希该尔木刻的《巴黎公社》（The Paris Commune A Story in Pictures by William Siegel），是纽约的约翰李特社（John Reed Club）出版的。还有一本石版的格罗沛尔（W.Gropper）所画的书，据赵景深教授说，是《马戏的故事》，另译起来，恐怕要“信而不顺”，只好将原名照抄在下面──
“Alay–Oop”（Life and Love among the Acrobats.）
英国的作家我不大知道，因为那作品定价贵。但曾经有一本小书，只有十五幅木刻和不到二百字的说明，作者是有名的吉宾斯（Robert Gibbings），限印五百部，英国绅士是死也不肯重印的，现在恐怕已将绝版，每本要数十元了罢。那书是——
《第七人》（The 7th Man）。
以上，我的意思是总算举出事实，证明了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至于这也和其他的文艺一样，要有好的内容和技术，那是不消说得的。
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是希望一样看重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年的单张的花纸。这些研究和由此而来的创作，自然没有现在的所谓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们的照例的叹赏，然而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感激的！
（十月二十五日。）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
起应兄：
前天收到《文学月报》第四期，看了一下。我所觉得不足的，并非因为它不及别种杂志的五花八门，乃是总还不能比先前充实。但这回提出了几位新的作家来，是极好的，作品的好坏我且不论，最近几年的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经排印过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登载的趋势，这么下去，新的作者要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现在打破了这局面，虽然不过是一种月刊的一期，但究竟也扫去一些沉闷，所以我以为是一种好事情。但是我对于芸生先生的一篇诗，却非常失望。
这诗，一目了然，是看了前一期的别德纳衣的讽刺诗而作的。然而我们来比一比罢，别德纳衣的诗虽然自认为“恶毒”，但其中最甚的也不过是笑骂。这诗怎么样？有辱骂，有恐吓，还有无聊的攻击：其实是大可以不必作的。
例如罢，开首就是对于姓的开玩笑。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不妨由此开一点小玩笑。但姓氏籍贯，却不能决定本人的功罪，因为这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说这话还在四年之前，当时曾有人评我为“封建余孽”，其实是捧住了这样的题材，欣欣然自以为得计者，倒是十分“封建的”的。不过这种风气，近几年颇少见了，不料现在竟又复活起来，这确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
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象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既是笔战，就也如别的兵战或拳斗一样，不妨伺隙乘虚，以一击制敌人的死命，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Ｑ”式的战法了。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不过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
刚才想到了以上的一些，便写出寄上，也许于编辑上可供参考。总之，我是极希望此后的《文学月报》上不再有那样的作品的。
专此布达，并问
好。
鲁迅。十二月十日。
【“自选集”自序】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
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顷刻读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二则，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罢。对于第一层，我没有异议；至第二层，我却觉得也很难。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
“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两地书”序言】
这一本书，是这样地编起来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我得到霁野，静农，丛芜三个人署名的信，说漱园于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病殁于北平同仁医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遗文，为他出一本纪念册，问我这里可还藏有他的信札没有。这真使我的心突然紧缩起来。因为，首先，我是希望着他能够全愈的，虽然明知道他大约未必会好；其次，是我虽然明知道他未必会好，却有时竟没有想到，也许将他的来信统统毁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写出来的信。
我的习惯，对于平常的信，是随覆随毁的，但其中如果有些议论，有些故事，也往往留起来。直到近三年，我才大烧毁了两次。
五年前，国民党清党的时候，我在广州，常听到因为捕甲，从甲这里看见乙的信，于是捕乙，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于是连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古时候有牵牵连连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总以为这是古时候的事，直到事实给了我教训，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样难。然而我还是漫不经心，随随便便，待到一九三○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的时候，我在弃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来潮，将朋友给我的信都毁掉了。这并非为了消灭“谋为不轨”的痕迹，不过以为因通信而累及别人，是很无谓的，况且中国的衙门是谁都知道只要一碰着，就有多么的可怕。后来逃过了这一关，搬了寓，而信札又积起来，我又随随便便了。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在他的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东西来，因此听说就在找我。自然啰，我只得又弃家出走，但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当然先将所有信札完全烧掉了。
因为有过这样的两回事，所以一得到北平的来信，我就担心，怕大约未必有，但还是翻箱倒箧的寻了一通，果然无踪无影。朋友的信一封也没有，我们自己的信倒寻出来了。这也并非对于自己的东西特别看作宝贝，倒是因为那时时间很有限，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过蔓在自身上，因此放下了的。此后这些信又在枪炮的交叉火线下，躺了二三十天，也一点没有损失。其中虽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当时没有留心， 早经遗失，并不是由于什么官灾兵燹的。
一个人如果一生没有遇到横祸，大家决不另眼相看，但若坐过牢监，到过战场，则即使他是一个万分平凡的人，人们也总看得特别一点。我们对于这些信，也正是这样。先前是一任他垫在箱子底下的，但现在一想起他曾经几乎要打官司，要遭炮火，就觉得他好象有些特别，有些可爱似的了。夏夜多蚊，不能静静的写字，我们便略照年月，将他编了起来，因地而分为三集，统名之曰《两地书》。
这是说：这一本书，在我们自己，一时是有意思的，但对于别人，却并不如此。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辞呢，我们都未曾研究过《尺牍精华》或《书信作法》，只是信笔写来，大背文律，活该进“文章病院”的居多。所讲的又不外乎学校风潮，本身情况，饭菜好坏，天气阴晴，而最坏的是我们当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讲自己的事倒没有什么，但一遇到推测天下大事，就不免胡涂得很，所以凡有欢欣鼓舞之词，从现在看起来，大抵成了梦呓了。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为他的平凡罢。这样平凡的东西，别人大概是不会有，即有也未必存留的，而我们不然，这就只好谓之也是一种特色。
然而奇怪的是竟又会有一个书店愿意来印这一本书。要印，印去就是，这倒仍然可以随随便便，不过因此也就要和读者相见了，却使我又得加上两点声明在这里，以免误解。其一，是：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看近来书籍的广告，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则旧作也即飞升，连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于革命文学之概，不过我们的这书是不然的，其中并无革命气息。其二，常听得有人说，书信是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但我也并不，我无论给谁写信，最初，总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这一本中，遇有较为紧要的地方，到后来也还是往往故意写得含胡些，因为我们所处，是在“当地长官”，邮局，校长……，都可以随意检查信件的国度里。但自然，明白的话，是也不少的。
还有一点，是信中的人名，我将有几个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坏，并不相同。此无他，或则怕别人见于我们的信里，于他有些不便，或则单为自己，省得又是什么“听候开审”之类的麻烦而已。
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就是漱园和柔石。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记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鲁迅。
【祝中俄文字之交】
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例子之外。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H. Rider Haggard）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菲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许自己心里明白，而没有告诉我们的“先觉”先生，自然是例外。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现在的国货的作品中，还常有“苏菲”一类的名字，那渊源就在此。
那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但这和中国无关，因为那时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关系的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们一面也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选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给印度人读的读本来教我们的青年以拉玛和吉利瑟那（Rama and Krishna）的对话，然而因此也携带了阅读那些选集的可能。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的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用不着痒痒的抚摩，只在寻切实的指示了。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见，正不亚于古人的发见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绍介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十种和《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学士的讨伐，有的主张文学的“崇高”，说描写下等人是鄙俗的勾当，有的比创作为处女，说翻译不过是媒婆，而重译尤令人讨厌。的确，除了《俄国戏曲集》以外，那时所有的俄国作品几乎都是重译的。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们虽然从安特来夫（L.Andreev）的作品里遇到了恐怖，阿尔志跋绥夫（M.Artsybashev）的作品里看见了绝望和荒唐，但也从珂罗连珂（V.Korolenko）学得了宽宏，从戈理基（Maxim Gorky）感受了反抗。读者大众的共鸣和热爱，早不是几个论客的自私的曲说所能掩蔽，这伟力，终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儿（Katherine Mansfield）的绅士也重译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译着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了。
这之间，自然又遭了文人学士和流氓警犬的联军的讨伐。对于绍介者，有的说是为了卢布，有的说是意在投降，有的笑为“破锣”，有的指为共党，而实际上的对于书籍的禁止和没收，还因为是秘密的居多，无从列举。
但俄国文学只是绍介进来，传布开去。
有些人们，也译了《莫索里尼传》，也译了《希特拉传》，但他们绍介不出一册现代意国或德国的白色的大作品，《战后》是不属于希特拉的字旗下的，《死的胜利》又只好以“死”自傲。但苏联文学在我们却已有了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微支的《铁流》；此外中篇短篇，还多得很。凡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对于苏联的“舆论”，刹时都转变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许多报章，总要提起几点苏联的好处，有时自然也涉及文艺上：“复交”之故也。然而，可祝贺的却并不在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里面，将要灭顶的时候，只要抓得着，是无论“破锣”破鼓，都会抓住的，他决没有所谓“洁癖”。然而无论他终于灭亡或幸而爬起，始终还是一个自利者。随手来举一个例子罢，上海称为“大报”的《申报》，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张着“组织苏联考察团”（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时评），而一面又将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称为“反动书籍”（同二十七日新闻）么？
可祝贺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这，也是当我们中国和苏联在历来不断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的开始。
这是我们应该祝贺的。
（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三三年】
【听说梦】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大失败。
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
但他后来就有点“痴”起来，他不知从那里拾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然而，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终于赞成曾点者，就因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缘故也。
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象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因为有这事实，这才使许多智识分子不能不说好象“载道”的梦，但其实并非“载道”，乃是给“道”载了一下，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
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
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但我是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
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 Censors（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象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正相反。
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一月一日。）
【论“赴难”和“逃难”】
——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
编辑先生：
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而致慨于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却使我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因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逃难党”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我想，一半是对的。那时的北京，还挂着“共和”的假面，学生嚷嚷还不妨事；那时的执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团体为他开了“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的段祺瑞先生，他虽然是武人，却还没有看过《莫索理尼传》。然而，你瞧，来了呀。有一回，对着请愿的学生毕毕剥剥的开枪了，兵们最爱瞄准的是女学生，这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尤其是剪发的女学生，这用整顿风俗的学说来解说，也是说得过去的。总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学子”。然而还可以开追悼会；还可以游行过执政府之门，大叫“打倒段祺瑞”。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又还挂着“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来了呀。现为党国大教授的陈源先生，在《现代评论》上哀悼死掉的学生，说可惜他们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语丝》反对了几句，现为党国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报》上发表一封信，说这些言动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这实在已经有了北平气味了。
后来，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五四式是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责难。
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不过，这是难的。倘使早先有了组织，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下令召集，那自然应该去的。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平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
那么，“不逃难”怎样呢？我也是完全反对。自然，现在是“敌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学生们将赤手空拳，骂贼而死呢，还是躲在屋里，以图幸免呢？我想，还是前一着堂皇些，将来也可以有一本烈士传。不过于大局依然无补，无论是一个或十万个，至多，也只能又向“国联”报告一声罢了。去年十九路军的某某英雄怎样杀敌，大家说得眉飞色舞，因此忘却了全线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国其实还是输了的。而况大学生们连武器也没有。现在中国的新闻上大登“满洲国”的虐政，说是不准私藏军器，但我们大中华民国人民来藏一件护身的东西试试看，也会家破人亡，——先生，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呵。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见得安稳，谁都说不出那里是安稳之处来，因为到处繁殖了猎狗，诗曰：“趯趯毚兔，遇犬获之”，此之谓也，然则三十六计，固仍以“走”为上计耳。
总之，我的意见是：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
但不知先生以为何如？能给在《涛声》上发表，以备一说否？谨听裁择，并请
文安。
罗怃顿首。
一月二十八夜。
再：顷闻十来天之前，北平有学生五十多人因开会被捕，可见不逃的还有，然而罪名是“借口抗日，意图反动”，又可见虽“敌人未到”，也大以“逃难”为是也。
二十九日补记。
【学生和玉佛】
一月二十八日《申报》号外载二十七日北平专电曰：“故宫古物即起运，北宁、平汉两路已奉令备车，团城白玉佛亦将南运。”
二十九日号外又载二十八日中央社电传教育部电平各大学，略曰：“据各报载榆关告紧之际，北平各大学中颇有逃考及提前放假等情，均经调查确实。查大学生为国民中坚份子，讵容妄自惊扰，败坏校规，学校当局迄无呈报，迹近宽纵，亦属非是，仰该校等迅将学生逃考及提前放假情形，详报核办，并将下学期上课日期，并报为要。”
三十日，“堕落文人”周动轩先生见之，有诗叹曰：
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头儿夸大口，面子靠中坚。
惊扰讵云妄？奔逃只自怜：所嗟非玉佛，不值一文钱。
【为了忘却的记念】
一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
“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作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了捕。……”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颜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象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象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二
我的决不邀投稿者相见，其实也并不完全因为谦虚，其中含着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见面尚且怕，更不必说敢有托付了。但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惟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送书去给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见，不知道是何时，在那里。他仿佛说过，曾在北京听过我的讲义，那么，当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大约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诉我是姓赵，名平复。但他又曾谈起他家乡的豪绅的气焰之盛，说是有一个绅士，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儿子用，叫他不要用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福”，平稳而有福，才正中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却未必有这么热心。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觉得好象也有些这模样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花社。目的是在绍介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蕗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
不过朝花社不久就倒闭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的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力气固然白化，此外还得去借一百块钱来付纸账。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将自己所应得的朝花社的残书送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希望还能够收回几文钱，一面就拚命的译书，准备还借款，这就是卖给商务印书馆的《丹麦短篇小说集》和戈理基作的长篇小说《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但我想，这些译稿，也许去年已被兵火烧掉了。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他终于决定地改变了，有一回，曾经明白的告诉我，此后应该转换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我说：这怕难罢，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的答道：只要学起来！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点罗曼谛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四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
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 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
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
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叶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五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二月七—八日。）
【谁的矛盾】
萧（George Bernard Shaw）并不在周游世界，是在历览世界上新闻记者们的嘴脸，应世界上新闻记者们的口试，——然而落了第。
他不愿意受欢迎，见新闻记者，却偏要欢迎他，访问他，访问之后，却又都多少讲些俏皮话。
他躲来躲去，却偏要寻来寻去，寻到之后，大做一通文章，却偏要说他自己善于登广告。
他不高兴说话，偏要同他去说话，他不多谈，偏要拉他来多谈，谈得多了，报上又不敢照样登载了，却又怪他多说话。
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在说笑话，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己倒不笑。
他说的是直话，偏要说他是讽刺，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以为聪明。
他本不是讽刺家，偏要说他是讽刺家，而又看不起讽刺家，而又用了无聊的讽刺想来讽刺他一下。
他本不是百科全书，偏要当他百科全书，问长问短，问天问地，听了回答，又鸣不平，好象自己原来比他还明白。
他本是来玩玩的，偏要逼他讲道理，讲了几句，听的又不高兴了，说他是来“宣传赤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然而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去做工人，然而倘若做工人，就不会到上海，看不起他的人可就看不见他了。
有的又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实行的革命者，然而倘是实行者，就会和牛兰一同关在牢监里，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愿提他了。
他有钱，他偏讲社会主义，他偏不去做工，他偏来游历，他偏到上海，他偏讲革命，他偏谈苏联，他偏不给人们舒服……
于是乎可恶。
身子长也可恶，年纪大也可恶，须发白也可恶，不爱欢迎也可恶，逃避访问也可恶，连和夫人的感情好也可恶。
然而他走了，这一位被人们公认为“矛盾”的萧。
然而我想，还是熬一下子，姑且将这样的萧，当作现在的世界的文豪罢，唠唠叨叨，鬼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而且为给大家可以唠叨起见，也还是有他在着的好。
因为矛盾的萧没落时，或萧的矛盾解决时，也便是社会的矛盾解决的时候，那可不是玩意儿也。
（二月十九夜。）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现在，这萧就要到中国来，但特地搜寻着去看一看的意思倒也并没有。
十六日的午后，内山完造君将改造社的电报给我看，说是去见一见萧怎么样。我就决定说，有这样地要我去见一见，那就见一见罢。
十七日的早晨，萧该已在上海登陆了，但谁也不知道他躲着的处所，这样地过了好半天，好象到底不会看见似的。到了午后，得到蔡先生的信，说萧现就在孙夫人的家里吃午饭，教我赶紧去。
我就跑到孙夫人的家里去。一走进客厅隔壁的一间小小的屋子里，萧就坐在圆桌的上首，和别的五个人在吃饭。因为早就在什么地方见过照相，听说是世界的名人的，所以便电光一般觉得是文豪，而其实是什么标记也没有。但是，雪白的须发，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我想，倘若作为肖像画的模范，倒是很出色的。
午餐象是吃了一半了。是素菜，又简单。白俄的新闻上，曾经猜有无数的侍者，但只有一个厨子在搬菜。
萧吃得并不多，但也许开始的时候，已经很吃了一通了也难说。到中途，他用起筷子来了，很不顺手，总是夹不住。然而令人佩服的是他竟逐渐巧妙，终于紧紧的夹住了一块什么东西，于是得意的遍看着大家的脸，可是谁也没有看见这成功。
在吃饭时候的萧，我毫不觉得他是讽刺家。谈话也平平常常。例如说：朋友最好，可以久远的往还，父母和兄弟都不是自己自由选择的，所以非离开不可之类。
午餐一完，照了三张相。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虽然心里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来做伸长身体的体操……。
两点光景，笔会（Pen Club）有欢迎。也趁了摩托车一同去看时，原来是在叫作“世界学院”的大洋房里。走到楼上，早有为文艺的文艺家，民族主义文学家，交际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约五十个人在那里了。合起围来，向他质问各色各样的事，好象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
萧也演说了几句：诸君也是文士，所以这玩艺儿是全都知道的，至于扮演者，则因为是实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写写的人来，还要更明白。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总之，今天就如看看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现在已经看见了，这就可以了罢。云云。
大家都哄笑了，大约又以为这是讽刺。
也还有一点梅兰芳博士和别的名人的问答，但在这里，略之。
此后是将赠品送给萧的仪式。这是由有着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君拿上去的，是泥土做的戏子的脸谱的小模型，收在一个盒子里。还有一种，听说是演戏用的衣裳，但因为是用纸包好了的，所以没有见。萧很高兴的接受了。据张若谷君后来发表出来的文章，则萧还问了几句话，张君也刺了他一下，可惜萧不听见云。但是，我实在也没有听见。
有人问他菜食主义的理由，这时很有了几个来照照相的人，我想，我这烟卷的烟是不行的，便走到外面的屋子去了。
还有面会新闻记者的约束，三点光景便又回到孙夫人的家里来。早有四五十个人在等候了，但放进的却只有一半。首先是木村毅君和四五个文士，新闻记者是中国的六人，英国的一人，白俄一人，此外还有照相师三四个。
在后园的草地上，以萧为中心，记者们排成半圆阵，替代着世界的周游，开了记者的嘴脸展览会。萧又遇到了各色各样的质问，好象翻检《大英百科全书》似的。
萧似乎并不想多话。但不说，记者们是决不干休的，于是终于说起来了，说得一多，这回是记者那面的笔记的分量，就渐渐的减少了下去。
我想，萧并不是真的讽刺家，因为他就会说得那么多。
试验是大约四点半钟完结的，萧好象已经很疲倦，我就和木村君都回到内山书店里去了。
第二天的新闻，却比萧的话还要出色得远远。在同一的时候，同一的地方，听着同一的话，写了出来的记事，却是各不相同的。似乎英文的解释，也会由于听者的耳朵，而变换花样。例如，关于中国的政府罢，英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人应该挑选自己们所佩服的人，作为统治者；日本字新闻的萧，说的是中国政府有好几个；汉字新闻的萧，说的是凡是好政府，总不会得人民的欢心的。
从这一点看起来，萧就并不是讽刺家，而是一面镜。
但是，在新闻上的对于萧的评论，大体是坏的。人们是各各去听自己所喜欢的，有益的讽刺去的，而同时也给听了自己所讨厌的，有损的讽刺。于是就各各用了讽刺来讽刺道，萧不过是一个讽刺家而已。
在讽刺竞赛这一点上，我以为还是萧这一面伟大。
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不料木村君却要我写一篇萧的印象记。别人做的印象记，我是常看的，写得仿佛一见便窥见了那人的真心一般，我实在佩服其观察之锐敏。至于自己，却连相书也没有翻阅过，所以即使遇见了名人罢，倘要我滔滔的来说印象，可就穷矣了。
但是，因为是特地从东京到上海来要我写的，我就只得寄一点这样的东西，算是一个对付。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夜。）
（三月二十五日，许霞译自《改造》四月特辑，更由作者校定。）
【“萧伯纳在上海”序】
现在的所谓“人”，身体外面总得包上一点东西，绸缎，毡布，纱葛都可以。就是穷到做乞丐，至少也得有一条破裤子；就是被称为野蛮人的，小肚前后也多有了一排草叶子。要是在大庭广众之前自己脱去了，或是被人撕去了，这就叫作不成人样子。
虽然不像样，可是还有人要看，站着看的也有，跟着看的也有，绅士淑女们一齐掩住了眼睛，然而从手指缝里偷瞥几眼的也有，总之是要看看别人的赤条条，却小心着自己的整齐的衣裤。
人们的讲话，也大抵包着绸缎以至草叶子的，假如将这撕去了，人们就也爱听，也怕听。因为爱，所以围拢来，因为怕，就特地给它起了一个对于自己们可以减少力量的名目曰“讽刺”，称说这类的话的人曰“讽刺家”。
伯纳·萧一到上海，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利害，不必说毕力涅克（Boris Pilniak）和穆杭（Paul Morand）了，我以为原因就在此。
还有一层，是“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但这是英国的事情，古来只能“道路以目”的人们是不敢的。不过时候也到底不同了，就要听洋讽刺家来“幽默”一回，大家哈哈一下子。
还有一层，我在这里不想提。
但先要提防自己的衣裤。于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来了。蹩脚愿意他主张拿拐杖，癞子希望他赞成戴帽子，涂了脂粉的想他讽刺黄脸婆，民族主义文学者要靠他来压服了日本的军队。但结果如何呢？结果只要看唠叨的多，就知道不见得十分圆满了。
萧的伟大可又在这地方。英系报，日系报，白俄系报，虽然造了一些谣言，而终于全都攻击起来，就知道他决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至于有些中国报，那是无须多说的，因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这跟也跟得长久了，只在“不抵抗”或“战略关系”上，这才走在他们军队的前面。
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倘是别的文人，恐怕不见得会这样的。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这一本书，也确是重要的文献。在前三个部门之中，就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说萧是凹凸镜，我也不以为确凿。
余波流到北平，还给大英国的记者一个教训：他不高兴中国人欢迎他。二十日路透电说北平报章多登关于萧的文章，是“足证华人传统的不感觉苦痛性”。胡适博士尤其超脱，说是不加招待，倒是最高尚的欢迎。
“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这真是一面大镜子，真是令人们觉得好象一面大镜子的大镜子，从去照或不愿去照里，都装模作样的显出了藏着的原形。在上海的一部分，虽然用笔和舌的还没有北平的外国记者和中国学者的巧妙，但已经有不少的花样。旧传的脸谱本来也有限，虽有未曾收录的，或后来发表的东西，大致恐怕总在这谱里的了。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灯下，鲁迅。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古之儒者不作兴谈女人，但有时总喜欢谈到女人。例如“缠足”罢，从明朝到清朝的带些考据气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关于这事起源的迟早的文章。为什么要考究这样下等事呢，现在不说他也罢，总而言之，是可以分为两大派的，一派说起源早，一派说起源迟。说早的一派，看他的语气，是赞成缠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连孟子的母亲，也是小脚妇人的证据来。说迟的一派却相反，他不大恭维缠足，据说，至早，亦不过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实，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过不缠之足，样子却还要古，学者应该“贵古而贱今”，斥缠足者，爱古也。但也有先怀了反对缠足的成见，假造证据的，例如前明才子杨升菴先生，他甚至于替汉朝人做《杂事秘辛》，来证明那时的脚是“底平趾敛”。
于是又有人将这用作缠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说既然“趾敛”，可见是缠的了。但这是自甘于低能之谈，这里不加评论。
照我的意见来说，则以上两大派的话，是都错，也都对的。现在是古董出现的多了，我们不但能看见汉、唐的图画，也可以看到晋、唐古坟里发掘出来的泥人儿。那些东西上所表现的女人的脚上，有圆头履，有方头履，可见是不缠足的。古人比今人聪明，她决不至于缠小脚而穿大鞋子，里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汉朝就确已有一种“利屣”，头是尖尖的，平常大约未必穿罢，舞的时候，却非此不可。不但走着爽利，“潭腿”似的踢开去之际，也不至于为裙子所碍，甚至于踢下裙子来。那时太太们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着“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敛”的。然而伎女的装束，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这在现在还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现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俨然居炎汉“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虽是名门淑女，脚尖也就不免尖了起来。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闺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一齐尖。待到这些“碧玉”们成了祖母时，就入于利屣制度统一脚坛的时代了。
当民国初年，“不佞”观光北京的时候，听人说，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盖即今之所谓“摩登”也）的时候，是从脚起，上看到头的。所以男人的鞋袜，也得留心，脚样更不消说，当然要弄得齐齐整整，这就是天下之所以有“包脚布”的原因。仓颉造字，我们是知道的，谁造这布的呢，却还没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张作的《朝野佥载》罢，他说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将脚裹得窄窄的，人们见了都发笑。可见盛唐之世，就已有了这一种玩意儿，不过还不是很极端，或者还没有很普及。然而好象终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绵绵不绝，民元革命以后，革了与否，我不知道，因为我是专攻考“古”学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处似略失学者态度），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么一来，可以不必兼买利屣和方头履两种，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算坏的，可是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一句话，就是“走了极端”了。
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譬如对于敌人罢，有时是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但有时候，却又谦虚到“侵略者要进来，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会杀了十万中国人。不要紧，中国人有的是，我们再有人上去”。这真教人会猜不出是真痴还是假呆。而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慨自辫子肃清以后，缠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党的母亲们，鉴于自己在皮鞋里塞棉花之麻烦，一时也确给她的女儿留了天足。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究竟有些“极端”的，不多久，老病复发，有些女士们已在别想花样，用一枝细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脚变把戏不可。由过去以测将来，则四朝（假如仍旧有朝代的话）之后，全国女人的脚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线，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穷教员养不活老婆了，于是觉到女子自食其力说之合理，并且附带地向男女平权论点头；富翁胖到要发哮喘病了，才去打高而富球，从此主张运动的紧要。我们平时，是决不记得自己有一个头，或一个肚子，应该加以优待的，然而一旦头痛肚泻，这才记起了他们，并且大有休息要紧，饮食小心的议论。倘有谁听了这些议论之后，便贸贸然决定这议论者为卫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亿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卫生家，议论卫生，正是他向来的不卫生的结果的表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没有错，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规矩，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条令却有些稀奇。他并非百万富翁或能收许多版税的文学家，想不至于这么奢侈的，除了只为卫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别无解法。况且“不撤姜食”，又简直是省不掉暖胃药了。何必如此独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说：坐在家里，不大走动的人们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游历国，运动王公，该可以不生病证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错误。盖当时花旗白面，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紧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车两马。胃里袋着沉重的面食，坐在车子里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就被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时时作痛；每餐非吃“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该是“胃扩张”；那时候，则是“晚年”，约在周敬王十年以后。
以上的推定，虽然简略，却都是“读书得间”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测，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谬误。例如罢，二月十四日《申报》载南京专电云：“中执委会令各级党部及人民团体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悬挂礼堂中央，以资启迪。”看了之后，切不可便推定为各要人讥大家为“忘八”；三月一日《大晚报》载新闻云：“孙总理夫人宋庆龄女士自归国寓沪后，关于政治方面，不闻不问，惟对社会团体之组织非常热心。据本报记者所得报告，前日有人由邮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诈信□（自按：原缺）件，业经本市当局派驻邮局检查处检查员查获，当将索诈信截留，转辗呈报市府。”看了之后，也切不可便推定虽为总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邮局被当局派员所检查。
盖虽“学匪派考古学”，亦当不离于“学”，而以“考古”为限的。
（三月四日夜。）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了，但他称我为Stylist。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一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灯下。）
【关于女人】
国难期间，似乎女人也特别受难些。一些正人君子责备女人爱奢侈，不肯光顾国货。就是跳舞，肉感等等，凡是和女性有关的，都成了罪状。仿佛男人都做了苦行和尚，女人都进了修道院，国难就会得救似的。
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也说是亡国之兆。其实亡汉的何尝是女人！不过，只要看有人出来唉声叹气的不满意女人的妆束，我们就知道当时统治阶级的情形，大概有些不妙了。
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私有制度的社会，本来把女人也当做私产，当做商品。一切国家，一切宗教都有许多稀奇古怪的规条，把女人看做一种不吉利的动物，威吓她，使她奴隶般的服从；同时又要她做高等阶级的玩具。正像现在的正人君子，他们骂女人奢侈，板起面孔维持风化，而同时正在偷偷地欣赏着肉感的大腿文化。
阿剌伯的一个古诗人说：“地上的天堂是在圣贤的经书上，马背上，女人的胸脯上。”这句话倒是老实的供状。
自然，各种各式的卖淫总有女人的份。然而买卖是双方的。没有买淫的嫖男，那里会有卖淫的娼女。所以问题还在买淫的社会根源。这根源存在一天，也就是主动的买者存在一天，那所谓女人的淫靡和奢侈就一天不会消灭。男人是私有主的时候，女人自身也不过是男人的所有品。也许是因此罢，她的爱惜家财的心或者比较的差些，她往往成了“败家精”。何况现在买淫的机会那么多，家庭里的女人直觉地感觉到自己地位的危险。民国初年我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传到姨太太之流，从姨太太之流再传到太太、奶奶、小姐。这些“人家人”，多数是不自觉地在和娼妓竞争，——自然，她们就要竭力修饰自己的身体，修饰到拉得住男子的心的一切。这修饰的代价是很贵的，而且一天一天的贵起来，不但是物质上的，而且还有精神上的。
美国一个百万富翁说：“我们不怕共匪（原文无匪字，谨遵功令改译），我们的妻女就要使我们破产，等不及工人来没收。”中国也许是惟恐工人“来得及”，所以高等华人的男女这样赶紧的浪费着，享用着，畅快着，那里还管得到国货不国货，风化不风化。然而口头上是必须维持风化，提倡节俭的。
（四月十一日。）
【真假堂吉诃德】
西洋武士道的没落产生了堂·吉诃德那样的戆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
然而这是真正的吉诃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儒林外史》上的几位公子，慕游侠剑仙之为人，结果是被这种假吉诃德骗去了几百两银子，换来了一颗血淋淋的猪头，——那猪算是侠客的“君父之仇”了。
真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还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不出来。
中国现在的假吉诃德们，何尝不知道大刀不能救国，他们却偏要舞弄着，每天“杀敌几百几千”的乱嚷，还有人“特制钢刀九十九，去赠送前敌将士”。可是，为着要杀猪起见，又舍不得飞机捐，于是乎“武器不精良”的宣传，一面作为节节退却或者“诱敌深入”的解释，一面又借此搜括一些杀猪经费。可惜前有慈禧太后，后有袁世凯，——清末的兴复海军捐建设了颐和园。民四的“反日”爱国储金，增加了讨伐当时革命军的军需，——不然的话，还可以说现在发现了一个新发明。
他们何尝不知道“国货运动”振兴不了什么民族工业，国际的财神爷扼住了中国的喉咙，连气也透不出，甚么“国货”都跳不出这些财神的手掌心。然而“国货年”是宣布了，“国货商场”是成立了，像煞有介事的，仿佛抗日救国全靠一些戴着假面具的买办多赚几个钱。这钱还是从猪狗牛马身上剥削来的。不听见“增加生产力”，“劳资合作共赴国难”的呼声么？原本不把小百姓当人看待，然而小百姓做了猪狗牛马还是要负“救国责任”！结果，猪肉供给假吉诃德吃，而猪头还是要斫下来，挂出去，以为“捣乱后方”者戒。
他们何尝不知道什么“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无论念几千万遍“不仁不义”，或者金光明咒，也不会触发日本地震，使它陆沉大海。然而他们故意高喊恢复“民族精神”，仿佛得了什么祖传秘诀。意思其实很明白，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多读修身教科书。这固有文化本来毫无疑义：是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是听命国联爷爷的孝，是斫猪头，吃猪肉，而又远庖厨的仁爱，是遵守卖身契约的信义，是“诱敌深入”的和平。而且，“固有文化”之外，又提倡什么“学术救国”，引证西哲菲希德之言等类的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
假吉诃德的这些傻相，真教人哭笑不得；你要是把假痴假呆当做真痴真呆，当真认为可笑可怜，那就未免傻到不可救药了。
（四月十一日。）
【“守常全集”题记】
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
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段将军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我实在很觉得一点痛楚；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象是十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在厦门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
这回听说在北平公然举行了葬式，计算起来，去被害的时候已经七年了。这是极应该的。我不知道他那时被将军们所编排的罪状，——大概总不外乎“危害民国”罢。然而仅在这短短的七年中，事实就铁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那么，公然下葬的宽典，该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报章上，又看见北平当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罢。倘其果然，则铁铸一般的反证，实在来得更加神速：看罢，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军呢还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鲁迅谨记。
这一篇，是Ｔ先生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Ｇ书局出版。我谊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Ｃ书局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
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识。
【谈金圣叹】
讲起清朝的文字狱来，也有人拉上金圣叹，其实是很不合适的。他的“哭庙”，用近事来比例，和前年《新月》上的引据三民主义以自辩，并无不同，但不特捞不到教授而且至于杀头，则是因为他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了的缘故。就事论事，倒是冤枉的。
清中叶以后的他的名声，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说传奇来，和《左传》《杜诗》并列，实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而且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余荫，就使有一批人，堕入了对于《红楼梦》之类，总在寻求伏线，挑剔破绽的泥塘。
自称得到古本，乱改《西厢》字句的案子且不说罢，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虽说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
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记得民元革命以后，我在故乡，不知怎地县知事常常掉换了。每一掉换，农民们便愁苦着相告道：“怎么好呢？又换了一只空肚鸭来了！”他们虽然至今不知道“欲壑难填”的古训，却很明白“成则为王，败则为贼”的成语，贼者，流着之王，王者，不流之贼也，要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坐寇”。中国百姓一向自称“蚁民”，现在为便于譬喻起见，姑升为牛罢，铁骑一过，茹毛饮血，蹄骨狼藉，倘可避免，他们自然是总想避免的，但如果肯放任他们自啮野草，苟延残喘，挤出乳来将这些“坐寇”喂得饱饱的，后来能够比较的不复狼吞虎咽，则他们就以为如天之福。所区别的只在“流”与“坐”，却并不在“寇”与“王”。试翻明末的野史，就知道北京民心的不安，在李自成入京的时候，是不及他出京之际的利害的。
宋江据有山寨，虽打家劫舍，而劫富济贫，金圣叹却道应该在童贯、高俅辈的爪牙之前，一个个俯首受缚，他们想不懂。所以《水浒传》纵然成了断尾巴蜻蜓，乡下人却还要看《武松独手擒方腊》这些戏。
不过这还是先前的事，现在似乎又有了新的经验了。听说四川有一只民谣，大略是“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意思。汽车飞艇，价值既远过于大轿马车，租界和外国银行，也是海通以来新添的物事，不但剃尽毛发，就是刮尽筋肉，也永远填不满的。正无怪小百姓将“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事实既然教给了这些，仅存的路，就当然使他们想到了自己的力量。
（五月三十一日。）
【又论“第三种人”】
戴望舒先生远远的从法国给我们一封通信，叙述着法国A.E.A.R.（革命文艺家协会）得了纪德的参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会，猛烈的反抗德国法西斯谛的情形，并且绍介了纪德的演说，发表在六月号的《现代》上。法国的文艺家，这样的仗义执言的举动是常有的：较远，则如左拉为德来孚斯打不平，法朗士当左拉改葬时候的讲演；较近，则有罗曼罗兰的反对战争。但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欢欣，因为问题是当前的问题，而我也正是憎恶法西斯谛的一个。不过戴先生在报告这事实的同时，一并指明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蒙”和像军阀一般的横暴，我却还想来说几句话。但希望不要误会，以为意在辩解，希图中国也从所谓“第三种人”得到对于德国的被压迫者一般的声援，——并不是的。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过世界的革命的文艺家的抗议了。我现在要说的，不过那通信里的必须指出的几点。
那通信叙述过纪德的加入反抗运动之后，说道——
“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自从他在一八九一年……起，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或者不如说是精明的策略），因此，在热烈的欢迎之中，纪德便在群众之间发言了。”
这就是说：“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就是“第三种人”，而中国的革命作家，却“愚蒙”到指这种人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现在已经由纪德证实，是“不一定”的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应该解答。
第一，是中国的左翼理论家是否真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据我所知道，却并不然。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但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他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了。至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并未视同一律。因为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的人，也就是忠实于他本阶级的作者，在资产阶级如此，在无产阶级也如此。这是极显明粗浅的事实，左翼理论家也不会不明白的。但这位——戴先生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来和“为艺术的艺术”掉了一个包，可真显得左翼理论家的“愚蒙”透顶了。
第二，是纪德是否真是中国所谓的“第三种人”？我没有读过纪德的书，对于作品，没有加以批评的资格。但我相信：创作和演说，形式虽然不同，所含的思想是决不会两样的。我可以引出戴先生所绍介的演说里的两段来——
“有人会对我说：‘在苏联也是这样的。’那是可能的事；但是目的却是完全两样的，而且，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起见，为了把发言权给与那些一向做着受压迫者，一向没有发言权的人们起见，不得已的矫枉过正也是免不掉的事。
“我为什么并怎样会在这里赞同我在那边所反对的事呢？那就是因为我在德国的恐怖政策中，见到了最可叹最可憎的过去底再演，在苏联的社会创设中，我却见到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允约。”
这说得清清楚楚，虽是同一手段，而他却因目的之不同而分为赞成或反抗。苏联十月革命后，侧重艺术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团体，也被称为“同路人”，但他们却并没有这么积极。中国关于“第三种人”的文字，今年已经汇印了一本专书，我们可以查一查，凡自称为“第三种人”的言论，可有丝毫近似这样的意见的么？倘其没有，则我敢决定地说，“不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
然而正如我说纪德不像中国的“第三种人”一样，戴望舒先生也觉得中国的左翼作家和法国的大有贤愚之别了。他在参加大会，为德国的左翼艺术家同伸义愤之后，就又想起了中国左翼作家的愚蠢横暴的行为。于是他临末禁不住感慨——
“我不知道我国对于德国法西斯谛的暴行有没有什么表示。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们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这里无须解答，因为事实具在：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一点表示，但因为和在法国两样，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内战，没有军阀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国的左翼作家，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国左翼作家一样贤明了么？我以为并不这样，而且也不应该这样的。如果声音还没有全被削除的时候，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决不能贸贸然称之为“第三种人”，加以欢迎，是不必别具隐衷的。不过在中国的所谓“第三种人”，却还复杂得很。
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象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六月四日。）
【“蜜蜂”与“蜜”】
陈思先生：
看了《涛声》上批评《蜜蜂》的文章后，发生了两个意见，要写出来，听听专家的判定。但我不再来辩论，因为《涛声》并不是打这类官司的地方。
村人火烧蜂群，另有缘故，并非阶级斗争的表现，我想，这是可能的。但蜜蜂是否会于虫媒花有害，或去害风媒花呢，我想，这也是可能的。
昆虫有助于虫媒花的受精，非徒无害，而且有益，就是极简略的生物学上也都这样说，确是不错的。但这是在常态时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为了采粉或者救饥，在一花上，可以有数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为争，将花瓣弄伤，因为饿，将花心咬掉，听说日本的果园，就有遭了这种伤害的。它的到风媒花上去，也还是因为饥饿的缘故。这时酿蜜已成次要，它们是吃花粉去了。
所以，我以为倘花的多少，足供蜜蜂的需求，就天下太平，否则，便会“反动”。譬如蚁是养护蚜虫的，但倘将它们关在一处，又不另给食物，蚁就会将蚜虫吃掉；人是吃米或麦的，然而遇着饥馑，便吃草根树皮了。
中国向来也养蜂，何以并无此弊呢？那是极容易回答的：因为少。近来以养蜂为生财之大道，干这事的愈多。然而中国的蜜价，远逊欧、美，与其卖蜜，不如卖蜂。又因报章鼓吹，思养蜂以获利者辈出，故买蜂者也多于买蜜。因这缘故，就使养蜂者的目的，不在于使酿蜜而在于使繁殖了。但种植之业，却并不与之俱进，遂成蜂多花少的现象，闹出上述的乱子来了。
总之，中国倘不设法扩张蜂蜜的用途，及同时开辟果园农场之类，而一味出卖蜂种以图目前之利，养蜂事业是不久就要到了绝路的。此信甚希发表，以冀有心者留意也。专此，顺请
著安。
罗怃。 六月十一日。
【经验】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我们一向喜欢恭维古圣人，以为药物是由一个神农皇帝独自尝出来的，他曾经一天遇到过七十二毒，但都有解法，没有毒死。这种传说，现在不能主宰人心了，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这么一想，这事情可就大起来了：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纪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而且这书中的所记，又不独是中国的，还有阿剌伯人的经验，有印度人的经验，则先前所用的牺牲之大，更可想而知了。
然而也有经过许多人经验之后，倒给了后人坏影响的，如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便是其一。救急扶伤，一不小心，向来就很容易被人所诬陷，而还有一种坏经验的结果的歌诀，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于是人们就只要事不干己，还是远远的站开干净。我想，人们在社会里，当初是并不这样彼此漠不相关的，但因豺狼当道，事实上因此出过许多牺牲，后来就自然的都走到这条道路上去了。所以，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便是牺牲所换来的坏处。
总之，经验的所得的结果无论好坏，都要很大的牺牲，虽是小事情，也免不掉要付惊人的代价。例如近来有些看报的人，对于什么宣言，通电，讲演，谈话之类，无论它怎样骈四俪六，崇论宏议，也不去注意了，甚而还至于不但不注意，看了倒不过做做嘻笑的资料。这那里有“始制文字，乃服衣裳”一样重要呢，然而这一点点结果，却是牺牲了一大片地面，和许多人的生命财产换来的。生命，那当然是别人的生命，倘是自己，就得不着这经验了。所以一切经验，是只有活人才能有的，我的决不上别人讥刺我怕死，就去自杀或拚命的当，而必须写出这一点来，就为此。而且这也是小小的经验的结果。
（六月十二日。）
【谚语】
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象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现在就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来做例子罢，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
所以被压制时，信奉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格言的人物，一旦得势，足以凌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截然不同，变为“各人不扫门前雪，却管他家瓦上霜”了。
二十年来，我们常常看见：武将原是练兵打仗的，且不问他这兵是用以安内或攘外，总之他的“门前雪”是治军，然而他偏来干涉教育，主持道德；教育家原是办学的，无论他成绩如何，总之他的“门前雪”是学务，然而他偏去膜拜“活佛”，绍介国医。小百姓随军充伕，童子军沿门募款。头儿胡行于上，蚁民乱碰于下，结果是各人的门前都不成样，各家的瓦上也一团糟。
女人露出了臂膊和小腿，好象竟打动了贤人们的心，我记得曾有许多人絮絮叨叨，主张禁止过，后来也确有明文禁止了。不料到得今年，却又“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起来。四川的营山县长于是就令公安局派队一一剪掉行人的长衣的下截。长衣原是累赘的东西，但以为不穿长衣，或剪去下截，即于“时艰”有补，却是一种特别的经济学。《汉书》上有一句云，“口含天宪”，此之谓也。
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说起来，好象又在提倡什么犯讳的阶级了，然而事实是如此的。谣谚并非全国民的意思，就为了这缘故。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小百姓信以为真，也就渐渐的成了谚语，流行开来。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秀才只有秀才头脑和秀才眼睛，对于天下事，那里看得分明，想得清楚。清末，因为想“维新”，常派些“人才”出洋去考察，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笔记罢，他们最以为奇的是什么馆里的蜡人能够和活人对面下棋。南海圣人康有为，佼佼者也，他周游十一国，一直到得巴尔干，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曰：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
（六月十三日。）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文学》第一期的《〈图书评论〉所评文学书部分的清算》，是很有趣味，很有意义的一篇账。这《图书评论》不但是“我们唯一的批评杂志”，也是我们的教授和学者们所组成的唯一的联军。然而文学部分中，关于译注本的批评却占了大半，这除掉那《清算》里所指出的各种之外，实在也还有一个切要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学术界、文艺界作工的人员，大抵都比他的实力凭空跳高一级。
校对员一面要通晓排版的格式，一面要多认识字，然而看现在的出版物，“己”与“巳”，“戮”与“戳”，“剌”与“刺”，在很多的眼睛里是没有区别的。版式原是排字工人的事情，因为他不管，就压在校对员的肩膀上，如果他再不管，那就成为和大家不相干。作文的人首先也要认识字，但在文章上，往往以“战慓”为“战慄”，以“已竟”为“已经”；“非常顽艳”是因妒杀人的情形；“年已鼎盛”的意思，是说这人已有六十多岁了。至于译注的书，那自然，不是“硬译”，就是误译，为了训斥与指正，竟占去了九本《图书评论》中文学部分的书数的一半，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
这些错误的书的出现，当然大抵是因为看准了社会上的需要，匆匆的来投机，但一面也实在为了胜任的人，不肯自贬声价，来做这用力多而获利少的工作的缘故。否则，这些译注者是只配埋首大学，去谨听教授们的指示的。只因为能够不至于误译的人们洁身远去，出版界上空荡荡了，遂使小兵也来挂着帅印，辱没了翻译的天下。
但是，胜任的译注家那里去了呢？那不消说，他也跳了一级，做了教授，成为学者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于是只配做学生的胚子，就乘着空虚，托庇变了译注者。而事同一律，只配做个译注者的胚子，却踞着高座，昂然说法了。杜威教授有他的实验主义，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义，从他们那里零零碎碎贩运一点回来的就变了中国的呵斥八极的学者，不也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么？
要澄清中国的翻译界，最好是大家都降下一级去，虽然那时候是否真是都能胜任愉快，也还是一个没有把握的问题。
（七月七日。）
【沙】
近来的读书人，常常叹中国人好象一盘散沙，无法可想，将倒楣的责任，归之于大家。其实这是冤枉了大部分中国人的。小民虽然不学，见事也许不明，但知道关于本身利害时，何尝不会团结。先前有跪香，民变，造反；现在也还有请愿之类。他们的像沙，是被统治者“治”成功的，用文言来说，就是“治绩”。
那么，中国就没有沙么？有是有的，但并非小民，而是大小统治者。
人们又常常说：“升官发财。”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并列的，其所以要升官，只因为要发财，升官不过是一种发财的门径。所以官僚虽然依靠朝廷，却并不忠于朝廷，吏役虽然依靠衙署，却并不爱护衙署，头领下一个清廉的命令，小喽罗是决不听的，对付的方法有“朦蔽”。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时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称尊处就称尊。有些人译俄皇为“沙皇”，移赠此辈，倒是极确切的尊号。财何从来？是从小民身上刮下来的。小民倘能团结，发财就烦难，那么，当然应该想尽方法，使他们变成散沙才好。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国就成为“一盘散沙”了。
然而沙漠以外，还有团结的人们在，他们“如入无人之境”的走进来了。
这就是沙漠上的大事变。当这时候，古人曾有两句极切贴的比喻，叫作“君子为猿鹤，小人为虫沙”。那些君子们，不是像白鹤的腾空，就如猢狲的上树，“树倒猢狲散”，另外还有树，他们决不会吃苦。剩在地下的，便是小民的蝼蚁和泥沙，要践踏杀戮都可以，他们对沙皇尚且不敌，怎能敌得过沙皇的胜者呢？
然而当这时候，偏又有人摇笔鼓舌，向着小民提出严重的质问道：“国民将何以自处”呢，“问国民将何以善其后”呢？忽然记得了“国民”，别的什么都不说，只又要他们来填亏空，不是等于向着缚了手脚的人，要求他去捕盗么？
但这正是沙皇治绩的后盾，是猿鸣鹤唳的尾声，称尊肥己之余，必然到来的末一着。
（七月十二日。）
【给“文学社”信】
编辑先生：
《文学》第二号，伍实先生写的《休士在中国》中，开首有这样的一段——
“……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唯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的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
是的，见萧的不只我一个，但我见了一回萧，就被大小文豪一直笑骂到现在，最近的就是这回因此就并我和梅兰芳为一谈的名文。然而那时是招待者邀我去的。这回的招待休士，我并未接到通知，时间地址，全不知道，怎么能到？即使邀而不到，也许有别种的原因，当口诛笔伐之前，似乎也须略加考察。现在并未相告，就责我不到，因这不到，就断定我看不起黑种。作者是相信的罢，读者不明事实，大概也可以相信的，但我自己还不相信我竟是这样一个势利卑劣的人！
给我以诬蔑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并不为奇：惯了。但那是小报，有敌人。略具识见的，一看就明白。而《文学》是挂着冠冕堂皇的招牌的，我又是同人之一，为什么无端虚构事迹，大加奚落，至于到这地步呢？莫非缺一个势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学戏台上跳舞一下，以给观众开心，且催呕吐么？我自信还不至于是这样的脚色，我还能够从此跳下这可怕的戏台。那时就无论怎样诬辱嘲骂，彼此都没有矛盾了。
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不过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的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这无关政局，决无危险，况且我们原曾相识，见面时倒是装作十分客气的也说不定的。
临末，我要求这封信就在《文学》三号上发表。
鲁迅。七月二十九日。
【关于翻译】
今年是“国货年”，除“美麦”外，有些洋气的都要被打倒了。四川虽然正在奉令剪掉路人的长衫，上海的一位慷慨家却因为讨厌洋服而记得了袍子和马褂。翻译也倒了运，得到一个笼统的头衔是“硬译”和“乱译”。但据我所见，这些“批评家”中，一面要求着“好的翻译”者，却一个也没有的。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痱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但几年以前，就有了攻击“硬译”的“批评家”，搔下他旧疮疤上的末屑，少得像膏药上的麝香一样，因为少，就自以为是奇珍。而这风气竟传布开来了，许多新起的论者，今年都在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比起武人的大买飞机，市民的拚命捐款来，所谓“文人”也者，真是多么昏庸的人物呵。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关于前者，德国的尉特甫格（Karl Wittvogel）在《萧伯纳是丑角》里说过──
“至于说到萧氏是否有意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十八世纪的法国大哲学家们，也并不希望法国的大革命。虽然如此，然而他们都是引导着必至的社会变更的那种精神崩溃的重要势力。”（刘大杰译，《萧伯纳在上海》所载。）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在给明那·考茨基（Minna Kautsky，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
“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抵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
（八月二日。）
【“一个人的受难”序】
“连环图画”这名目，现在已经有些用熟了，无须更改；但其实是应该称为“连续图画”的，因为它并非“如环无端”，而是有起有讫的画本。中国古来的所谓“长卷”，如《长江无尽图卷》，如《归去来辞图卷》，也就是这一类，不过联成一幅罢了。
这种画法的起源真是早得很。埃及石壁所雕名王的功绩，《死书》所画冥中的情形，已就是连环图画。别的民族，古今都有，无须细述了。这于观者很有益，因为一看即可以大概明白当时的若干的情形，不比文辞，非熟习的不能领会。到十九世纪末，西欧的画家，有许多很喜欢作这一类画，立一个题，制成画帖，但并不一定连贯的。用图画来叙事，又比较的后起，所作最多的就有麦绥莱勒。我想，这和电影有极大的因缘，因为一面是用图画来替文字的故事，同时也是用连续来代活动的电影。
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是反对欧战的一人；据他自己说，以一八九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生于弗兰兑伦的勃兰勘培克（Blankenberghe in Flandern），幼小时候是很幸福的。因为玩的多，学的少。求学时代是在干德（Gent），在那里的艺术学院里学了小半年；后来就漫游德、英、瑞士、法国去了，而最爱的是巴黎，称之为“人生的学校”。在瑞士时，常投画稿于日报上，摘发社会的隐病，罗曼罗兰比之于陀密埃（Daumier）和戈耶（Goya）。但所作最多的是木刻的书籍上的插图，和全用图画来表现的故事。他是酷爱巴黎的，所以作品往往浪漫，奇诡，出于人情，因以收得惊异和滑稽的效果。独有这《一个人的受难》（Die Passion eines Menschen）乃是写实之作，和别的图画故事都不同。
这故事二十五幅中，也并无一字的说明。但我们一看就知道：在桌椅之外，一无所有的屋子里，一个女子怀着孕了（一），生产之后，即被别人所斥逐，不过我不知道斥逐她的是雇主，还是她的父亲（二），于是她只好在路上彷徨（三），终于跟了别人；先前的孩子，便进了野孩子之群，在街头捣乱（四）。稍大，去学木匠，但那么重大的工作，幼童是不胜任的（五），到底免不了被人踢出，像打跑一条野狗一样（六）。他为饥饿所逼，就去偷面包（七），而立刻被维持秩序的巡警所捕获（八），关进监牢里去了（九）。罚满释出（十），这回却轮到他在热闹的路上彷徨（十一），但幸而也竟找得了修路的工作（十二）。不过，终日挥着鹤嘴锄，是会觉得疲劳的（十三），这时乘机而入的却是恶友（十四），他受了诱惑，去会妓女（十五），去玩跳舞了（十六）。但归途中又悔恨起来（十七），决计进厂做工，而且一早就看书自习（十八）；在这环境里，这才遇到了真的相爱的同人（十九）。但劳资两方冲突了，他登高呼号，联合了工人，和资本家战斗（二十），于是奸细窥探于前（二十一），兵警弹压于后（二十二），奸细又从中离间，他被捕了（二十三）。在受难的“神之子”耶稣像前，这“人之子”就受着裁判（二十四）；自然是死刑，他站着，等候着兵们的开枪（二十五）！
耶稣说过，富翁想进天国，比骆驼走过针孔还要难。但说这话的人，自己当时却受难（Passion）了。现在是欧美的一切富翁，几乎都是耶稣的信奉者，而受难的就轮到了穷人。
这就是《一个人的受难》中所叙述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鲁迅记。
【祝“涛声”】
《涛声》的寿命有这么长，想起来实在有点奇怪的。
大前年和前年，所谓作家也者，还有什么什么会，标榜着什么什么文学，到去年就渺渺茫茫了，今年是大抵化名办小报，卖消息；消息那里有这么多呢，于是造谣言。先前的所谓作家还会联成黑幕小说，现在是联也不会联了，零零碎碎的塞进读者的脑里去，使消息和秘闻之类成为他们的全部大学问。这功绩的褒奖是稿费之外，还有消息奖，“挂羊头卖狗肉”也成了过去的事，现在是在“卖人肉”了。
于是不“卖人肉”的刊物及其作者们，便成为被卖的货色。这也是无足奇的，中国是农业国，而麦子却要向美国定购，独有出卖小孩，只要几百钱一斤，则古文明国中的文艺家，当然只好卖血，尼采说过：“我爱血写的书”呀。
然而《涛声》尚存，这就是我所谓“想起来实在有点奇怪”。
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个缺点。看现在的景况，凡有敕准或默许其存在的，倒往往会被一部分人们摇头。有人批评过我，说，只要看鲁迅至今还活着，就足见不是一个什么好人。这是真的，自民元革命以至现在，好人真不知道被害死了多少了，不过谁也没有记一篇准帐。这事实又教坏了我，因为我知道即使死掉，也不过给他们大卖消息，大造谣言，说我的被杀，其实是为了金钱或女人关系。所以，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涛声》上常有赤膊打仗，拚死拚活的文章，这脾气和我很相反，并不是幸存的原因。我想，那幸运而且也是缺点之处，是在总喜欢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中国人虽然自夸“四千余年古国古”，可是十分健忘的，连民族主义文学家，也会认成吉斯汗为老祖宗，则不宜与之谈古也可见。上海的市侩们更不需要这些，他们感到兴趣的只是今天开奖，邻右争风；眼光远大的也不过要知道名公如何游山，阔人和谁要好之类；高尚的就看什么学界琐闻，文坛消息。总之，是已将生命割得零零碎碎了。
这可以使《涛声》的销路不见得好，然而一面也使《涛声》长寿。文人学士是清高的，他们现在也更加聪明，不再恭维自己的主子，来着痕迹了。他们只是排好暗箭，拿定粪帚，监督着应该俯伏着的奴隶们，看有谁抬起头来的，就射过去，洒过去，结果也许会终于使这人被绑架或被暗杀，由此使民国的国民一律“平等”。《涛声》在销路上的不大出头，也正给它逃了暂时的性命，不过，也还是很难说，因为“不测之威”，也是古来就有的。
我是爱看《涛声》的，并且以为这样也就好。然而看近来，不谈政治呀，仍谈政治呀，似乎更加不大安分起来，则我的那些忠告，对于“乌鸦为记”的刊物，恐怕也不见得有效。
那么，“祝”也还是“白祝”，我也只好看一张，算一张了。昔人诗曰，“丧乱死多门”，信夫！
（八月六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涛声》上，果然发出《休刊辞》来，开首道：“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本刊奉令缴还登记证，‘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我们准备休息一些时了。”……这真是康有为所说似的“不幸而吾言中”，岂不奇而不奇也哉。十二月三十一夜，补记。
【上海的少女】
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然而更便宜的是时髦的女人。这在商店里最看得出：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店员也还是很能忍耐的。不过时间太长，就须有一种必要的条件，是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否则，也会终于引出普通的白眼来。
惯在上海生活了的女性，早已分明地自觉着这种自己所具的光荣，同时也明白着这种光荣中所含的危险。所以凡有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这神气也传染了未成年的少女，我们有时会看见她们在店铺里购买东西，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于成年的女性一样，加以调笑的，而她也早明白着这调笑的意义。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
然而我们在日报上，确也常常看见诱拐女孩，甚而至于凌辱少女的新闻。
不但是《西游记》里的魔王，吃人的时候必须童男和童女而已，在人类中的富户豪家，也一向以童女为侍奉，纵欲，鸣高，寻仙，采补的材料，恰如食品的餍足了普通的肥甘，就想乳猪芽茶一样。现在这现象并且已经见于商人和工人里面了，但这乃是人们的生活不能顺遂的结果，应该以饥民的掘食草根树皮为比例，和富户豪家的纵恣的变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要而言之，中国是连少女也进了险境了。
这险境，更使她们早熟起来，精神已是成人，肢体却还是孩子。俄国的作家梭罗古勃曾经写过这一种类型的少女，说是还是小孩子，而眼睛却已经长大了。然而我们中国的作家是另有一种称赞的写法的：所谓“娇小玲珑”者就是。
（八月十二日。）
【上海的儿童】
上海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一带，因为打仗，去年冷落了大半年，今年依然热闹了，店铺从法租界搬回，电影院早经开始，公园左近也常见携手同行的爱侣，这是去年夏天所没有的。
倘若走进住家的弄堂里去，就看见便溺器，吃食担，苍蝇成群的在飞，孩子成队的在闹，有剧烈的捣乱，有发达的骂詈，真是一个乱烘烘的小世界。但一到大路上，映进眼帘来的却只是轩昂活泼地玩着走着的外国孩子，中国的儿童几乎看不见了。但也并非没有，只因为衣裤郎当，精神萎靡，被别人压得像影子一样，不能醒目了。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现在总算中国也有印给儿童看的画本了，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然而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这虽然由于画家本领的欠缺，但也是取儿童为范本的，而从此又以作供给儿童仿效的范本。我们试一看别国的儿童画罢，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衰惫的气象。观民风是不但可以由诗文，也可以由图画，而且可以由不为人们所重的儿童画的。
顽劣，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先前的人，只知道“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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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乞い】
私は剥落した高い塀に沿って歩いていた。柔らかな灰色の土を踏みしめながら。ほかにも数人の者が、それぞれの道を歩いていた。微風が起こり、塀の上に覗く高い木の枝が、まだ枯れきらぬ葉をつけたまま、私の頭上で揺れた。
微風が起こり、四方はすべて灰色の土であった。
一人の子供が私に物乞いをした。袷の衣を着て、悲しげな様子も見せず、道を塞いで叩頭し、追いすがって哀れな声をあげた。
私はその声の調子、その態度を嫌悪した。悲しみもなく、ほとんど戯れに近いことを憎んだ。追いすがって哀号するさまに辟易した。
私は歩いた。ほかにも数人の者がそれぞれの道を歩いていた。微風が起こった。四方はすべて灰色の土であった。
もう一人の子供が私に物乞いをした。やはり袷の衣を着て、悲しげな様子も見せなかったが、唖であった。手を広げ、手真似をした。
私はその手真似を憎んだ。そのうえ、彼はおそらく唖ではなく、これは単なる物乞いの手段にすぎないのだ。
私は施しをしない。施しの心がない。ただ施す者の上に立って、倦怠と疑念と憎悪を与えるのみだ。
私は崩れた土塀に沿って歩いた。壊れた煉瓦が塀の欠けた所に積まれ、塀の中には何もなかった。微風が起こり、秋の寒さが袷の衣を突き抜けて身に沁みた。四方はすべて灰色の土であった。
私は考えた——自分はどんな方法で物乞いをするだろうか。声を出すなら、どんな調子で？ 唖を装うなら、どんな手真似で？……
ほかにも数人の者がそれぞれの道を歩いていた。
私は施しを得られまい、施しの心も得られまい。施す者の上に自ら居る者の倦怠と疑念と憎悪を得るだけだ。
私は無為と沈黙とで物乞いをしよう……
少なくとも虚無を得よう。
微風が起こり、四方はすべて灰色の土であった。ほかにも数人の者がそれぞれの道を歩いていた。
灰色の土、灰色の土、……
………
灰色の土……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復讐】
人の皮膚の厚さは、おそらく半分にも満たない。鮮紅の熱い血が、その裏側を、壁に密々と這う槐蚕よりもなお密な血管の中を奔流し、温もりを放っている。かくして各々がこの温もりによって互いに蠱惑し、煽動し、牽引し、懸命に寄り添い、接吻し、抱擁して、生命の陶酔の大歓喜を得んとする。
しかしもし一振りの鋭利な刃で、ただの一撃で、この桃紅色の薄い皮膚を貫いたなら、あの鮮紅の熱い血が矢のように迸り出て、その一切の温もりをもって直接に殺戮者を灌漑するであろう。次いで、冷たい息吹を与え、蒼白い唇を見せ、人の心を茫然とさせ、生命の飛揚の極致の大歓喜を得させるであろう。そして自らは、永遠に生命の飛揚の極致の大歓喜に浸るのである。
かくして、二人は全身を露わにし、利刃を握りしめ、広漠たる曠野の上に対峙していた。
二人はまさに抱擁せんとし、まさに殺戮せんとした……
通りがかりの者たちが四方から駆け寄ってきた。密々と、槐蚕が壁を這い上るように、蟻が干し魚を担ごうとするように。衣服はみな美しいが、手は空であった。四方から駆け寄り、懸命に首を伸ばして、この抱擁または殺戮を鑑賞しようとした。彼らはすでに、後で自分の舌に味わうであろう汗または血の鮮やかな味を予感していた。
しかし二人は対峙したまま、広漠たる曠野の上に、全身を露わにし、利刃を握りしめながら、抱擁もせず、殺戮もせず、しかも抱擁または殺戮の意思すら見えなかった。
二人はこのまま永久に至り、円やかな身体はすでに干枯れようとしていたが、いささかも抱擁または殺戮の意思は見えなかった。
通りがかりの者たちはそこで退屈を覚えた。退屈が毛穴から入り込み、退屈が自らの心から毛穴を通って這い出し、曠野に満ち溢れ、また他人の毛穴に入り込むのを感じた。彼らはやがて喉が渇き、首もだるくなり、ついには互いに顔を見合わせ、ゆっくりと散っていった。甚だしきに至っては、干枯れて生きる趣をも失ったように感じた。
かくして広漠たる曠野だけが残り、二人はその中で全身を露わにし、利刃を握りしめ、干枯れたまま立っていた。死人のような眼差しで、通りがかりの者たちの干枯れた、血なき大殺戮を鑑賞しながら、永遠に生命の飛揚の極致の大歓喜に浸っていた。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希望】
私の心はひときわ寂しい。
しかし私の心はとても平穏である——愛も憎しみもなく、悲しみも喜びもなく、色も音もない。
私はおそらく老いたのだ。私の髪はすでに白い。明らかなことではないか。私の手は震えている。明らかなことではないか。ならば、私の魂の手もきっと震えており、髪もきっと白くなっているであろう。
しかしこれは何年も前のことであった。
それ以前、私の心はかつて血なまぐさい歌声に満ちていた——血と鉄、炎と毒、回復と復讐。ところが忽ちこれらはすべて空虚となった。ただ時として、やむを得ぬ自欺の希望を故意に詰め込んだ。希望、希望、この希望の盾をもって、空虚の中の暗夜の襲来に抗した。盾の裏側もやはり空虚の中の暗夜であったけれども。そしてまさにこのようにして、私の青春は次第に費え尽きたのであった。
私はとうに、自分の青春がすでに過ぎ去ったことを知らなかったであろうか。しかし身の外の青春はなお在ると思っていた——星、月光、凍りついて落ちた蝶、闇の中の花、梟の不吉な声、杜鵑の血を吐く啼き声、笑いの渺茫、愛の翔舞……。たとえ悲涼で縹渺たる青春であろうとも、結局は青春であった。
しかし今、なぜこれほど寂しいのか。まさか身の外の青春までもすべて過ぎ去り、世の青年たちもみな老いてしまったのか。
私は自ら、この空虚の中の暗夜に肉薄するほかはない。希望の盾を置き、ペテーフィ・シャーンドル（一八二三—四九）の「希望」の歌を聞く——
希望とは何か？ 娼婦である。
誰にでも媚び、一切を捧げる。
お前が最も貴い宝を犠牲にした時——
お前の青春を——彼女はお前を捨てる。
この偉大なる抒情詩人、ハンガリーの愛国者は、祖国のためにコサック兵の矛先に死んでから、すでに七十五年が経った。悲しきかなその死。しかしさらに悲しむべきは、彼の詩が今なお死んでいないことである。
しかし、なんと惨めな人生であろう。傲岸にして英邁なるペテーフィですら、ついには暗夜の前で歩みを止め、茫々たる東方を振り返ったのだ。彼は言った——
絶望の虚妄なること、まさに希望に同じ。
もし私がなおも、明るくもなく暗くもないこの「虚妄」の中で偸生せねばならぬなら、私はなおもあの過ぎ去った悲涼で縹渺たる青春を求めよう。ただし身の外にこそ。なぜなら身の外の青春がひとたび消え去れば、わが身中の遅暮もまた凋零するからである。
しかし今、星も月光もなく、凍りついて落ちた蝶も、笑いの渺茫も、愛の翔舞もない。しかし青年たちはとても平穏である。
私は自ら、この空虚の中の暗夜に肉搏するほかはない。たとえ身の外の青春を見出せずとも、自らわが身中の遅暮を一擲せねばならぬ。しかし暗夜はいったいどこにあるのか。今は星もなく、月光もなく、笑いの渺茫も愛の翔舞もない。青年たちはとても平穏であり、しかも私の眼前には、真の暗夜すらないのである。
絶望の虚妄なること、まさに希望に同じ！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雪】
暖かい国の雨は、いまだかつて冷たく堅く燦爛たる雪の花に変わったことがない。博識なる人々はそれを単調だと思い、雨自身もまた不幸だと感じるであろうか。江南の雪こそは、まことに潤いに満ちて艶やかの極みであった。それはなお仄かに漂う青春の便りであり、この上なく健やかな処女の肌であった。雪野には血のように赤い宝珠山茶があり、白い中にほの青い一重の梅花があり、深い黄色の磬口の蠟梅があり、雪の下にはなお冷たい緑の雑草があった。蝶は確かにいなかった。蜜蜂は山茶花と梅花の蜜を採りに来たであろうか。私ははっきりとは覚えていない。しかし私の目には、冬の花が雪野に咲き、多くの蜜蜂たちが忙しく飛び交い、ぶんぶんと騒いでいるのが見えるようであった。
子供たちは凍えて真っ赤になった、紫色の生姜の芽のような小さな手に息を吹きかけながら、七、八人で一斉に雪達磨を作りにかかった。うまくいかないので、誰かの父親も手伝いに来た。達磨は子供たちよりずっと高く作られたが、上が小さく下が大きいひと塊にすぎず、ついには瓢箪か達磨か見分けがつかなかった。しかしとても白く、とても明るく艶やかで、自らの潤いで互いに粘り合い、全体がきらきらと光っていた。子供たちは竜眼の種で目玉を作り、また誰かの母親の化粧箱から紅を盗んできて唇に塗った。これでまさしく大きな阿羅漢であった。彼もまた目を爛々と輝かせ、唇を真っ赤にして雪の中に座っていた。
翌日もまだ数人の子供たちが訪ねてきて、手を叩き、頷き、笑った。しかし彼はついにひとり座っていた。晴天がまた来て彼の肌を溶かし、寒夜がまた彼に一層の氷を結ばせ、不透明な水晶のようにした。続く晴天がまた彼を何とも知れぬものに変え、唇の紅もすっかり褪せてしまった。
しかし、朔北の雪花は紛々と舞い降りた後、永遠に粉のごとく、砂のごとく、決して粘り合わず、屋根の上に、地の上に、枯草の上に撒かれる。ただそれだけである。屋根の雪はとうに溶け始めていた。家の中に住む人の火の温もりゆえに。それ以外は、晴天の下、旋風がにわかに来れば、蓬勃として奮い飛び、日光の中できらきらと輝き、火焔を蔵した大霧のごとく、旋転しつつ昇騰し、太空に充満し、太空をして旋転しつつ昇騰せしめ、煌めかせる。
果てしない曠野の上に、凛冽たる天蓋の下に、きらきらと旋転し昇騰するのは、雨の精魂……
そうだ、あれは孤独な雪であり、死んだ雨であり、雨の精魂なのだ。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八日。）
【好い話】
灯火が次第に小さくなってゆく。石油がもう多くないことを告げている。石油も上等の品ではなく、早くからランプの笠を燻して薄暗くしていた。爆竹の盛んな響きが四方にあり、煙草の煙が身辺に漂う——昏沈たる夜であった。
私は目を閉じ、後ろに仰け反って、椅子の背にもたれた。『初学記』を握った手を膝の上に置いた。
朦朧の中で、私は一つの好い話を見た。
この話はとても美しく、優雅で、面白かった。多くの美しい人と美しい出来事が、入り交じって一天の雲錦のようであり、しかも万の奔星のように飛び動きながら、同時にまた展開してゆき、果てしなく広がっていった。
私はかつて小舟に乗って山陰の道を通ったことがあったように思う。両岸の烏桕、新しい苗、野の花、鶏、犬、叢の木と枯木、茅屋、塔、伽藍、農夫と村の女たち、干されている衣、僧侶、蓑笠、空、雲、竹……すべてが澄み切った碧い小川に逆さに映り、一櫂ごとに、各々がきらめく日の光を帯び、水中の浮草や藻や魚とともに揺れ動いた。すべての影、すべてのものが、溶け散り、揺れ動き、広がり、互いに融け合った。融け合ったかと思うと、また退き縮み、もとの形に近づいた。縁はどれも夏雲の峰のように入り組んで、日の光を縁取り、水銀色の炎を放っていた。私が通った川はすべてそうであった。
今、私の見ている話もそうであった。水の中の青空を底に、一切の事物がその上で交錯し、一篇に織り成され、永遠に生き生きとし、永遠に展開してゆく。私にはこの一篇の終わりが見えなかった。
川辺の枯柳の下の数株の痩せた立葵は、きっと村の娘が植えたのであろう。大きな赤い花とまだらの赤い花が、水の中に浮かんで動き、ふと砕け散り、長く引き伸ばされ、縷々たる臙脂の水となったが、しかし滲みはしなかった。茅屋、犬、塔、村の娘、雲……もみな浮かんで動いていた。大きな赤い花が一つ一つ引き伸ばされ、この時は飛沫を散らして迸る赤い錦の帯であった。帯が犬の中に織り込まれ、犬が白雲の中に織り込まれ、白雲が村の娘の中に織り込まれた。……一瞬のうちに、それらはまた退き縮もうとした。しかしまだらの赤い花の影もすでに砕け散り、伸び広がって、塔、村の娘、犬、茅屋、雲の中に織り込まれようとしていた。
今、私の見ている話は明瞭になってきた。美しく、優雅で、面白く、しかも光に満ちていた。青空の上に、無数の美しい人と美しい出来事があり、私は一つ一つ見、一つ一つ知った。
私はまさに彼らを凝視しようとしていた……。
私がまさに彼らを凝視しようとした時、突然驚いて目を開けると、雲錦はすでに皺くちゃに乱れ、誰かが大きな石を川に投げ込んだかのように、水波が突然立ち上がり、一篇の影をずたずたに引き裂いてしまった。私は無意識に、落ちかけた『初学記』を慌てて握りしめた。目の前にはまだ虹色の砕けた影がいくつか残っていた。
私はこの一篇の好い話を本当に愛している。砕けた影がまだあるうちに、追い求め、完成させ、留めておきたい。本を投げ出し、身を乗り出して筆を取ろうとした——砕けた影など一片もなく、ただ薄暗い灯の光があるだけだった。私はもう小舟の中にはいなかった。
しかし私は確かにこの一篇の好い話を見たことを覚えている。昏沈たる夜の中で……。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死火】
私は夢の中で氷山の間を駆けていた。
これは高大な氷山で、上は氷の天に接し、天上には凍雲が一面に広がり、片々として魚の鱗のようであった。山麓には氷の樹林があり、枝葉はすべて松や杉のようであった。すべてが冷たく、すべてが青白かった。
しかし私は忽然、氷の谷に墜ちた。
上下四方、冷たくないものはなく、青白くないものはなかった。しかしすべての青白い氷の上に、赤い影が無数にあり、珊瑚の網のように絡まり合っていた。足元を見下ろすと、火焔があった。
これが死火であった。燃え盛る形をしているが、微動だにせず、全体が凍り固まって、珊瑚の枝のようであり、先端にはまだ凝固した黒煙があった。おそらく火宅から出たばかりで、それゆえに焦げ枯れているのであろう。このようにして氷の四壁に映り、互いに反映し合い、無量の影と化して、この氷谷を紅珊瑚の色にしていた。
ははは！
私が幼い頃、もともと快速艦が立てる波の花や、大炉が噴き出す烈火を見るのが好きだった。見るだけでなく、はっきり見たいと思った。残念なことに、それらは絶えず変幻し、永久に定まった形がなかった。いくら凝視しても、決まった痕跡を留めなかった。
死んだ火焔よ、今やっとお前を手に入れた！
私は死火を拾い上げ、よく見ようとした時、あの冷気がすでに私の指を灼いた。しかし私は耐え忍び、衣のポケットに押し込んだ。氷谷の四面は、たちまちすべて青白くなった。私は氷谷を出る方法を思案しながら歩いた。
私の体から一筋の黒煙が噴き出し、鉄線蛇のように上昇した。氷谷の四面には、たちまち赤い炎が満ちて流れ、大火聚のように私を包囲した。見下ろすと、死火はすでに燃え始め、衣を焼き破って、氷の地面に流れ落ちていた。
「ああ、友よ！ あなたの温もりが、私を目覚めさせた。」と彼は言った。
私は急いで挨拶し、名を尋ねた。
「私はもとは氷谷の中に捨てられていた」と彼は問いとは関係なく言った。「私を捨てた者はとうに滅び、消え尽きた。私も凍り凍えて死にかけていた。もしあなたが温もりをくれなければ、私をまた燃え上がらせてくれなければ、間もなく私は滅びるところだった。」
「あなたの目覚めは、私を喜ばせる。私はちょうど氷谷を出る方法を考えていた。あなたを連れて行きたい。永遠に凍らせず、永遠に燃やし続けよう。」
「ああ！ それでは、私は燃え尽きてしまう！」
「あなたが燃え尽きるのは惜しい。それでは、ここに残しておこう。」
「ああ！ それでは、私は凍え消えてしまう！」
「それでは、どうすればよいのか。」
「しかしあなた自身は、どうするのだ。」と彼は逆に問うた。
「言ったではないか——私はこの氷谷を出たいのだ……。」
「それなら私は燃え尽きた方がましだ！」
彼は忽然跳び上がり、赤い彗星のように、私もろとも氷谷の外に飛び出した。大きな石車が突然駆けてきて、私はついに車輪の下に轢き殺された。しかし私はまだ、その車が氷谷の中に墜ちるのを見届けることができた。
「ははは！ お前たちはもう二度と死火には出逢えないぞ！」と私は得意げに笑って言った。まるでそうなることを望んでいたかのように。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犬の反駁】
私は夢の中で狭い路地を歩いていた。衣も靴もぼろぼろで、乞食のようであった。
一匹の犬が背後で吠え始めた。
私は傲然と振り返り、叱りつけた。
「こら！ 黙れ！ この勢利な犬め！」
「ひひ！」と犬は笑い、さらに続けた。「失礼ですが、人様にはかないませんな。」
「なんだと！」と私は怒り、これ以上ない侮辱だと感じた。
「恥じ入ります。私はついに銅と銀の区別も知らず、布と絹の区別も知らず、官と民の区別も知らず、主と奴の区別も知らず、まだ……。」
私は逃げ出した。
「まあお待ちなさい！ もう少し話しましょう……。」と犬は背後で大声で引き留めた。
私はひたすら逃げた。力の限り歩き、ついに夢境から逃げ出して、自分の寝床に横たわっていた。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失われた良い地獄】
私は夢の中で寝床に横たわっていた。荒涼たる野外、地獄のそばであった。鬼魂たちの叫び声はことごとく低く微かであったが、秩序があり、炎の怒号、油の沸騰、鋼の叉の震えと共鳴して、心酔させる大いなる楽を成し、三界に布告していた——地下太平なりと。
偉大なる男が私の前に立っていた。美しく、慈悲深く、全身に大いなる光輝を放っていたが、しかし私は彼が魔王であることを知っていた。
「一切は終わった、一切は終わった！ 哀れな鬼魂たちは、あの良い地獄を失ってしまった！」と彼は悲憤して言い、そこで座って、彼の知っている物語を私に語った。
「天地が蜂蜜色になった時、すなわち魔王が天神に勝ち、一切を主宰する大いなる威権を掌握した時であった。天国を収め、人間を収め、地獄をも収めた。そこで魔王は親しく地獄に臨み、中央に座し、全身から大いなる光輝を発して、一切の鬼衆を照らした。
「地獄はもとよりはるか以前から荒廃していた。剣樹は光芒を失い、沸騰する油の辺りはとうに噴き上がらず、大火聚も時折わずかな青煙を上げるのみで、遠くには曼陀羅華が芽生えていたが、花はごく小さく、惨めに白く哀れであった。それは不思議なことではない。地上がかつて大いに焼かれたため、自ずとその肥沃さを失っていたからである。
「鬼魂たちは冷めた油とぬるい火の中で目覚め、魔王の光輝の中に地獄の小さな花を見た。惨めに白く哀れなその花に、大いに惑わされ、たちまち人の世を思い出し、幾年とも知れず黙考した末、同時に人間界に向かって、獄に抗する最後の絶叫を発した。
「人類はこれに応じて立ち上がり、正義を唱えて魔王と戦った。戦いの声は三界に満ち、雷鳴をもはるかに超えた。ついに大いなる謀略を運らし、大いなる網を布いて、魔王をして地獄からも立ち去らざるを得なくした。最後の勝利は、地獄の門の上にも人類の旗幟が立てられたことであった！
「鬼魂たちが一斉に歓呼した時、人類の地獄整頓使者はすでに地獄に臨み、中央に座し、人類の威厳をもって、一切の鬼衆を叱咤していた。
「鬼魂たちがふたたび獄に抗する絶叫を発した時、彼らはすでに人類の叛逆者となり、永劫沈淪の罰を受けて、剣樹林の中央に遷された。
「人類はここに地獄を主宰する大いなる威権を完全に掌握した。その威稜は魔王をも凌いだ。人類はそこで荒廃を整頓し、まず牛頭阿傍に最高の俸草を与え、さらに薪を添え火を加え、刀山を磨ぎ、地獄全体の面目を一新して、以前の頹廃の気象を一洗した。
「曼陀羅華はたちまち焦げ枯れた。油は同様に沸き、刀は同様に鋭く、火は同様に熱く、鬼衆は同様に呻吟し、同様にのた打ち回り、失われた良い地獄のことを思い出す暇さえなくなった。
「これは人類の成功であり、鬼魂たちの不幸であった……。
「友よ、あなたは私を疑っているな。そうだ、あなたは人間だ！ 私はひとまず野獣と悪鬼を探しに行こう……。」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立論】
私は夢の中で小学校の教室で作文の準備をしており、先生に立論の方法を教えてもらおうとしていた。
「難しい！」と先生は眼鏡の縁の外から斜めに目を光らせて私を見ながら言った。「ひとつ話をしてやろう——
「ある家に男の子が生まれ、一家中大喜びだった。満月の祝いの時、抱いて客に見せた——おそらく何か良い前兆が欲しかったのだろう。
「一人が言った。『この子は将来きっと金持ちになる。』彼はひとしきりの感謝を受けた。
「もう一人が言った。『この子は将来きっとお役人になる。』彼はいくつかのお世辞を受け取った。
「さらにもう一人が言った。『この子は将来きっと死ぬ。』彼はみんなから寄ってたかって痛い目に遭わされた。
「死ぬのは必然であり、富貴を言うのは嘘である。しかし嘘をつく者は良い報いを受け、必然を言う者は打たれる。あなたは……。」
「私は嘘もつきたくないし、打たれたくもありません。では先生、何と言えばよいのでしょう？」
「それならこう言いなさい。『おやまあ！ この子は！ ご覧ください！ なんと……あらまあ！ ははは！ ヘヘ！ へ、へへへへ。』」
（一九二五年七月八日。）
【かくのごとき戦士】
かくのごとき戦士がいなければならぬ！
もはやアフリカの土人のように蒙昧でありながら光り輝くモーゼル銃を背負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また中国の緑営兵のように疲弊しているのにボックス砲を佩びているのでもない。彼は牛皮と廃鉄の甲冑に頼ることなく、ただ己れのみを持ち、蛮人の用いる、手放しで投げる投槍を携えている。
彼は無物の陣に進み入る。出逢う者はことごとく彼に一様に頷く。彼はこの頷きこそが敵の武器であり、人を殺して血を見せぬ武器であることを知っている。多くの戦士がここで滅亡した。まさに砲弾のごとく、猛士をして力を用うる所なからしめるものである。
それらの頭上にはさまざまな旗幟があり、さまざまな美名が縫い取られている——慈善家、学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の下にはさまざまな外套があり、さまざまな美しい模様が縫い取られている——学問、道徳、国粋、民意、論理、公義、東方文明……。
しかし彼は投槍を挙げた。
彼らはみな声を揃えて誓いを立てて言った。自分たちの心はみな胸の中央にあり、他の偏心の人類とは違うのだと。彼らはみな胸の前に護心鏡を置いて、心が胸の中央にあることを自らも深く信じている証拠とした。
しかし彼は投槍を挙げた。
彼は微笑み、わずかに体を傾けて一投した。見事に彼らの心窩を射抜いた。
一切は頽然として地に倒れた——しかしそこにあるのは一枚の外套のみで、中には何もなかった。無物たる物はすでに逃げ去り、勝利を得た。なぜなら彼はこの時、慈善家等を殺害した罪人となったからである。
しかし彼は投槍を挙げた。
彼は無物の陣の中を大股に歩み、ふたたび一様の頷き、さまざまな旗幟、さまざまな外套を見る……。
しかし彼は投槍を挙げた。
彼はついに無物の陣の中で老い衰え、天寿を全うした。彼はついに戦士ではなかったが、無物たる物こそが勝者であった。
かくのごとき境地において、誰も戦いの叫びを聞かない——太平。
太平……。
しかし彼は投槍を挙げた！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蝋葉】
灯の下で『雁門集』を読んでいると、ふと一枚の押し乾かされた楓の葉が出てきた。
これは去年の晩秋を思い出させた。霜が夜ごとに降り、木の葉は大半が散り、庭先の一本の小さな楓も赤く色づいていた。私はかつて木の周りを行きつ戻りつし、葉の色を仔細に眺めたものだが、青々としていた頃にはこれほど注意したことはなかった。それも全体が赤いのではなく、最も多いのは淡い絳色で、数枚は緋色の地の上に、さらにいくつかの濃い緑の斑を帯びていた。一枚だけは虫食いの穴があり、黒い花の縁取りを持ち、赤と黄と緑のまだら模様の中で、瞳のように人を凝視していた。私は思った——これは病葉だ、と。そこで摘み取り、今しがた買った『雁門集』に挟んだ。おそらくこの、落ちかけた、蝕まれて斑爛たる色を、しばし保存して、すぐには群れの葉とともに飛び散らせまいとしたのだろう。
しかし今夜、それは蝋のように黄ばんで私の目の前に横たわり、あの瞳ももはや去年のように炯々とはしていなかった。もしさらに数年も経てば、昔の色が記憶から消え去り、おそらく私自身でさえ、なぜこれが本に挟まれていたのかその理由がわからなくなるであろう。落ちかけた病葉の斑爛も、ほんの束の間しか向き合えぬようだ。まして青々と茂っていた頃のことはなおさらである。窓の外を見れば、寒さにたいへん強い木々もとうに丸裸になっている。楓は言うまでもない。晩秋の頃、おそらく去年のものに似た病葉もあったであろうが、惜しいことに今年は秋の木を愛でる余暇がなかった。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二四年】
【「纠正」なきを望む】
汪原放君はすでに故人となった。彼の標点と校正の小説は、些細な誤りを免れないとはいえ、大体において作者と読者に功績があった。ところが思いがけず弊害が限りなく、模倣する者たちが手当たり次第に本を引っ張り出し、あなたも標点を施し、私も標点を施し、あなたも序を書き、私も序を書き、彼も校改し、これも校改し、しかも真面目にやろうとしないので、結局は本を台無しにしただけであった。
『花月痕』は本来宝物のように扱うべき本ではないが、誰かが標点を施して出版しようとするのは、もとより各自の勝手である。この本はもともと木版であり、後に活字本があり、最後は石版で、誤字が非常に多く、今世に出回っているのは大半がこの種のものである。新しい標点本については、陶楽勤君が序で言う。「本書の底本は佳品とはいえ、誤りがなお多い。余はすべて纠正を加えたが、見落としのある所は避けがたい……」と。私は誤字の多い石版本しか持っていないが、偶々第二十五回の三、四頁を比べてみると、やはり石版本の方がましだと思えた。なぜなら陶君は石版本の誤字の多くを纠正しておらず、しかも石版本の正しい字をかえって歪めてしまっていたからである。
「釵黛は直に一つの子虚烏有であり、取るに足らぬ。……」
この「直是個」は「簡直に一個」の意味であるが、纠正本では「真是個」に改められており、原意とはだいぶ異なってしまった。
「秋痕は頭に皺の帕を巻いて……突然痴珠に会い、微笑んで小声で言った。『あなたが十日も我慢できないだろうと思っていたわ。本当に何もそこまでしなくても。』
「……痴珠は笑って言った。『これからまた相談しよう。』……」
二人はともに落魄しているとはいえ、この時は大した悲しみもなく、だからこそまだ笑えたのである。しかし纠正本は二つの「笑」の字をともに「哭」に改めてしまった。会うなり泣かせるとは、涙がいささか安すぎはしないか。まして「含哭」などという言い方は成り立たない。
そこで私はこう思った。本を出版するのは良いことだが、自分で意味がよくわからない時は、すぐに間違いだと思い込んで、奮然と「纠正を加える」べきではない。「過ちて之を存す」方が、あるいはかえって間違いではないかもしれぬ。
そこでまたもう一つの疑問が湧いた。翻訳小説が「読んでもわからない」と攻撃する人々がいるが、彼らは中国人自身が書いた旧小説を、本当に読んでわかっているのだろうか。
（一月二十八日。）
この短い文章が発表された後、一度胡適之先生に会い、汪先生のことに話が及んだ折、先生がとても健在であることを知った。胡先生はなお、私の「すでに故人となった」云々は、彼が多くの仕事をなし、すでに世に見るに足りるものを残したという意味だと思っていた。これには私はまことに「恐惶に堪えない」のであり、なぜなら私の本意はそうではなく、率直に言えば、すでに「死んで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ったからである。しかしその時になって初めて、先に聞いた話がまったく根拠のない風説であったことを知ったのである。ここに謹んで汪先生に私の粗忽の罪を謝し、あわせて旧稿の第一文を訂正して、「汪原放君はいまだ故人となっていなかった」と改める。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身熱頭痛の際に記す。
【一九二六年】
【雑論——閑事を管する・学問をする・灰色など】
１
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今年から陳源（すなわち西滢）教授は閑事を管しないつもりだという。この予言は『現代評論』五十六期の『閑話』に見えるそうだ。恥ずかしながら私はこの号を拝読していないので、詳しいことは知らない。もし本当なら、例のとおりの社交辞令で「惜しい」と言うほかに、実のところ自分の愚かさにまことに驚くばかりである——こんな歳になっても、陽暦の十二月三十一日と一月一日の境目が他人にはこれほどの大きな変動を起こし得ることを知らなかったとは。私は近頃、年の瀬にはいささか神経が鈍くなっており、まるで何も感じない。実を言えば、感じようと思えば、感じきれないほどのことがある。みなが五色旗を掲げ、大通りに何基かの彩門を設え、真ん中に「普天同慶」の四文字がある。これが年越しだという。みなが門を閉め、門神を貼り、爆竹がパチパチバンと鳴り響く。これも年越しだという。もし言行が本当に年越しとともに移り変わるなら、移り変わりが追いつかず、ぐるぐる回るだけになるに違いない。だから、神経が鈍いのは時代遅れの懸念はあるが、弊あれば利あり、いくらかの小さな得は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しかし、ある事がどうしても解せない。すなわち天下に閑事なるものがあり、閑事を管する人が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私は今、世の中にはいわゆる閑事なるものはおそらくないと思う。管する人があれば、すべて自分と何らかの関係がある。たとえ人類を愛するにしても、それは自分が人間だからである。もし火星で張龍と趙虎が喧嘩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ったからといって、すぐに大いに振る舞い、酒を振る舞い会を開き、張龍を支持し、あるいは趙虎を否認するなら、それはなるほど閑事を管するに近い。しかし火星のこと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なら、少なくともすでに通信が可能でなければならず、関係も密接になるから、閑事とは言えなくなる。なぜなら通信ができれば、将来は交通もできるかもしれず、彼らはいつか我々の頭上で喧嘩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からだ。我々の地球上においては、どこであれ、万事が我々と関わりがある。しかし管さないのは、知らないからか、管しようがないからであって、その「閑」なるゆえではない。
（いや、間違えた。ラインシュはアメリカの駐華公使であって、文学者ではない。おそらく何かの文芸学術の論文で名前を見たために、うっかり口を滑らせたのであろう。ここに訂正し、読者の諒恕を乞う。）
動物でさえ、どうして我々と無関係であり得ようか。蠅の足に一つのコレラ菌があり、蚊の唾液に二つのマラリア原虫があれば、誰の血に入り込むかわからない。「隣の猫が子を産んだ」のを管するのは笑い話だと思う人が多いが、実は大いに自分に関わりがある。たとえば今、私の庭には四匹の隣猫がしょっちゅう喧嘩しているが、もしこの奥方たちの一匹がまた四匹を産めば、三、四か月後には八匹の猫がしょっちゅう騒ぐのを聞かねばならず、今の倍も煩わしくなる。
だから私には一つの偏見がある。天下にはもともといわゆる閑事なるものはなく、ただこれほど遍く管する精力と力がないので、やむなく一つだけ掴んで管するのだと。なぜよりによってこの一つなのか。当然、自分と最も関わりの深いもの。大きくは同じ人類であるから、あるいは同類、同志であるから。小さくは同窓、親戚、同郷であるから——少なくとも、何かの恩恵に浴したことがあるから。たとえ自分の顕在意識上では明らかでなくとも、あるいは実は明らかでありながら、故意に愚かなふりをしているのだ。
しかし陳源教授は去年、聞くところでは閑事を管したという。もし私の上述が間違っていないなら、彼はまさに超人である。今年は世事に問わないとは、まことに惜しい極みで、まさにこの人が管さなければ「蒼生を如何にせん」である。幸い陰暦の正月も近く、大晦日の亥の刻を過ぎれば、あるいは心を翻すことも望めるかもしれない。
２
昨日の午後、沙灘から帰宅した時、大琦君が訪ねてきたことを知った。これは大変嬉しかった。というのは、彼が病院に入っ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たからで、そうではないことがわかったのだ。さらに嬉しかったのは、彼が『現代評論増刊』を一冊置いていってくれたことで、表紙に描かれた一本の細長い蝋燭を見れば、これが光明の象徴であることはすぐにわかる。まして多くの名士学者の著作があり、中でも陳源教授の「学問をする道具」という一篇があるのだから。これは正論であり、少なくとも「閑話」には勝る。少なくとも私は「閑話」に勝ると感じた。なぜならそれが私に多くのものを与えてくれたからである。
私は今になって初めて知った。南池子の「政治学会図書館」は去年「時局の関係で、貸し出しの成績が三倍から七倍に伸びた」のだが、「彼の家の翰笙」はなおも「『平時は線香も焚かず、臨時に仏の足を抱く』という十字で今日の学術界の大部分の状況を形容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れは私の多くの誤解を正してくれた。先に述べたように、今の留学生は多い、多い。しかし私はずっと、彼らの大部分は外国で部屋を借り、門を閉めて牛肉を煮て食べ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と疑っていた。しかも東京で実際にそういう光景を見たことがある。あの時私は思った——牛肉を煮て食べるなら中国でもできるのに、なぜわざわざ遠路はるばる外国に来るのかと。もっとも外国は畜産が進んでいるから、肉の中の寄生虫は少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が、煮込んでしまえば多くても問題はない。だから、帰国した学者が最初の二年は洋服を着、後に毛皮の袍を着て、頭を上げて歩いているのを見ると、いつも彼は外国で自ら何年も牛肉を煮ていた人物ではないかと疑い、しかも何か事があっても「仏の足」すら抱こうとし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たものだ。今になってそうではないことがわかった。少なくとも「欧米留学帰りの人」はそうではないと。しかし惜しいことに中国の図書館の蔵書は少なすぎる。聞くところでは北京「三十余りの大学は、国立私立を問わず、まだ我々個人の蔵書にも及ばない」という。この「我々」の中で、聞くところでは第一に数えるべきは「湡儀先生の家庭教師ジョンストン先生」であり、第二はおそらく「孤桐先生」すなわち章士釓である。なぜならドイツのベルリン滞在中、陳源教授は自らの目で、彼の二部屋が「ほとんどベッドの上も書棚の上も机の上も床の上も、社会主義に関するドイツ語の書物で満ちている」のを見たからだという。今ではきっとさらに多くなっているであろう。まことに羨ましく敬服する。自分の留学時代を思い返せば、官費は月三十六元で、衣食学費を差し引くとほとんど余りはなく、何年か過ごしても蔵書は壁一面さえ埋められず、しかも雑書ばかりで、「社会主義に関するドイツ語の書物」のごとく専門的ではなかった。
しかしまことに惜しいことに、聞くところでは民衆がこの「孤桐先生」の「寒家」を「再び毀した」時、「どうやら御夫妻の蔵書はみな散逸してしまったらしい」。あの時はきっと何十台もの車に積まれ、あちこちに散っていったのだろう。惜しいことに見に行かなかった。さもなくば壮観であったろうに。
だから「暴民」が「正人君子」に深く忌み嫌われるのも、まことに理由がある。この度の「孤桐先生」御夫妻の蔵書の散逸が中国に与えた損失は、三十余りの国立私立大学の図書館を破壊したのを上回るのだ。これと比べれば、劉百昭司長が家蔵の公金八千元を失くしたなどは小事件と言わねばならない。ただ我々が遺憾に思うのは、よりによって章士釓と劉百昭にこれほどの蓄えがあり、しかもこれらの蓄えがよりによってすべて災厄に遭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る。
幼い頃、世故に長けた年長者から戒められたことがある——筋のない担ぎ売りや露店に難癖をつけるな。自分で転んでおいて、お前のせいだと言いがかりをつけ、言い訳もできず弁償もしきれなくなる、と。この言葉は今でも私に影響しているようで、正月に火神廟の縁日に行っても、玉器の露店には近寄れない。たとえほんの数点しか並んでいなくとも。うっかりぶつけて倒したり、一つ二つ割ったりすれば、たちまち家宝扱いされ、一生かかっても弁償しきれず、その罪の重さは博物館一つを壊すのを上回るからだ。しかもこの論理を押し広げて、賢やかな場所にも大して行かなくなった。あの時のデモ行進の際も、「歯を叩き落とされた」という「流言」はあったが、実のところは家で寝ていて、おかげで無事であった。しかし「孤桐先生」邸から次々と散出するあの二部屋の「社会主義に関するドイツ語の書物」やその他の壮観も、そのために「腕を交えて見逃した」のであった。これはまさにいわゆる「利あれば必ず弊あり」で、両立させようがないのだ。
今、洋書の蔵書の豊かさでは、個人ではジョンストン先生を数え、公団では「政治学会図書館」を推さねばならないが、惜しいことに一方は外国人であり、もう一方はアメリカ公使ラインシュの尽力で作られたものである。「北京国立図書館」が拡張されようとしているのはまことに結構なことだが、聞くところでは依然としてアメリカから返還された賠償金に頼っており、経常費はわずか三万元、月に二千余元にすぎない。アメリカの賠償金を使うのも容易なことではなく、第一に館長は東西の学に通じた世界的に名高い学者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聞くところでは、これは当然、梁啓超先生しかいないが、惜しいことに西洋の学があまり通じていないので、北京大学教授の李四光先生を副館長に配して、中外兼通の完人に仕立てたという。しかし二人の月給だけで千余元になるので、今後もあまり多く書籍は買えそうにない。これもまたいわゆる「利あれば必ず弊あり」であろう。ここに思い至ると、「孤桐先生」が独力で購入した数部屋分の良書が惨めにも散逸したことの惜しさを、ますます痛切に感じずにはいられない。
要するに、ここ数年のうちには、より良い「学問をする道具」が得られる見込みはなく、学者が勉強しようと思えば自分で本を買って読むほかないが、また金がない。聞くところでは「孤桐先生」はこの点に思い至り、文章を発表したことがあるが、下野してしまい、まことに惜しい。学者たちにほかにどんな方法があるだろうか。当然「彼らが『閑話』でも言うほかに何もすることがないのも無理はない」のであり、たとえ北京の三十余りの大学がまだ彼ら「個人の蔵書にも及ばない」としてもである。なぜか。学問をす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く、「おそらく小さな題目一つで百種以上の書物を参考に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であり、「孤桐先生」の蔵書でさえ足り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のだ。陳源教授は一つの例を挙げている。「『四書』を例に取ろう」、「漢・宋・明・清の多くの儒家の注疏理論を研究しなければ、『四書』の真の意義は容易には会得できない。短い一部の『四書』でも、子細に研究すれば、数百数千種の参考書が必要になる」と。
これだけでも「学問の道は浩として煙海の如し」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あの「短い一部の『四書』」は私も読んだことがあるが、漢人の「四書」注疏や理論に至っては、聞いたこともなかった。陳源教授が「あのように風雅を提唱した封藩大臣」の一人として推す張之洞先生は、「束髪の小生」たちのために書いた『書目答問』で「『四書』は南宋以後の名称なり」と言っている。私はずっとその言葉を信じてきた。その後『漢書芸文志』や『隋書経籍志』の類を繙いてみても、「五経」「六経」「七経」「六芸」はあっても「四書」はなく、ましてや漢人の作った注疏や理論はなおさらである。しかし私が参考にしたのは当然ながら普通の本で、北京大学の図書館にもあるもの。見聞が狭陋で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が、仕方がない。たとえ「抱」こうとしても「仏の足」すらないのだから。こう考えると、「仏の足を抱ける」者、「仏の足を抱く」気のある者こそ、まことに本物の福人であり、本物の学者である。「彼の家の翰笙」がなお慨然としてこれを言うのは、おそらく「『春秋』は賢者を責める」の意であろう。
完
もう書き続ける気がしないので、ここで終わりにするほかない。要するに、『現代評論増刊』をひと通りめくると、五光十色、まさにかつて広告に列記された著者名簿を見るようであった。たとえば李仲揆教授の「生命の研究」だの、胡適教授の「訳詩三首」だの、徐志摩先生の訳詩一首だの、西林氏の「圧迫」だの、陶孟和教授の二〇二五年にならなければ発表されず、我々の玄孫でなければ全篇拝読できない大著作の一部だの……。しかし、めくっていくうちに、どういうわけか私の目は灰色を見た。そこで放り出した。
今の小学生でも七色板で遊べる。七つの色を円板に塗り、止まっている時は綺麗だが、回すと灰色になる——本来は白色になるはずだが、塗り方が下手なので灰色になったのだ。多くの著名な学者の大著作を集めた大きな刊行物は、もちろん光怪陸離であるが、やはり回してはいけない。一回転すれば、灰色が露わになら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のだ。もっとも、これこそがその特色なのかもしれないが。
（一月三日。）
【面白い消息】
北京は大きな砂漠のようだと言われているが、それでも青年たちはここに押し寄せてくる。年配者もあまり去らず、たとえ別の所に行ってみても、まもなく戻ってくる。まるで北京にはまだ何か心惹かれるものがあるかのようだ。厭世詩人が人生を怨むのは、まことに「感慨これに係る」であるが、しかし彼はやはり生きている。釈迦牡尼の教えを祖述する哲人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でさえ、密かにある病気の薬を飲み、容易には「涅槃」しようとしなかった。俗語に「良い死に様は悪い生き様に如かず」と言うが、これは当然ただの俗人の俗見にすぎないだろう。しかし文人学者の類も、一体これと何の変わりがあろうか。違いはただ、常に一面の辞厳義正なる軍旗があり、さらにもう一本のいっそう義正辞厳なる退路があることだけである。本当に、もしそうでなければ、人生はまことに退屈の極み、言うべき言葉もなくなるであろう。
北京は日一日と万物が高くなってゆく。自分の「区々たる僉事」の職も、「妥りに主張あり」とて章士釓先生に首にされた。これまで遭遇してきたものは、アンドレーエフの言葉を借りれば「花もなく、詩もなく」、ただ万物の値上がりだけであった。しかしそれでもなお「妥りに主張あり」で、引き返す術がない。もし一人の妹がいて、『晨報副刊』で美しく語られる「閑話先生」の家庭のように、「お兄様！」と呼びかけ、その声がまさに「幽谷に響く銀鈴のごとく」、「もう人を怒らせるような文章はやめてくださいな」と頼んでくれたなら、おそらく私もこれを機に馬首を返し、別荘に引きこもって漢代の人が作った「四書」の注疏と理論の研究に没頭できた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惜しいかな、そのような良い妹はいない。「女嬽の婵媛たるや、申申として予を罵り、曰く、鮚は婞直にして身を亡ぼし、終に羽の野に夭せり」と——あのような厳しい姉がいる幸福すら屈原に及ばないのだ。私がついに「妥りに主張」し続けているのは、おそらくほかに逃れようがないからでもあろう。しかしこれは重大な関わりがあり、将来禍いを受けるかもしれない。なぜなら私は知っているからだ——人の恨みを買えば報いを受けるものだと。
話は釈迦先生の教訓に戻る。聞くところでは、人間界に生きているよりも地獄に墮ちた方がまだ穏当だという。人間として生きていれば「作」すなわち動作（＝造業）があるが、地獄に墮ちればただ「報」（＝報応）があるのみだから。それゆえ生きることは地獄に墮ちる原因であり、地獄に墮ちることはかえって地獄から出る出発点なのだ。こう言われると、僧侶になりたくもなるが、これは当然「根のある」（聞くところでは「天津の言い回し」だそうだ）大人物に限られ、私はこの類の呪符をあまり信じない。砂漠のような北京城に暮らすのは、もちろん殺風景ではあるが、折に触れて世態を眰めれば、万物の値上がりのほかにも、やはり千差万別で、芸術を創造する者もいれば、流言を製造する者もいる。気色悪いのもあれば、面白いのもある……これがおそらく北京が北京たる所以であり、人々がなお集まり寄せてくる所以なのであろう。惜しむらくは小さな出来事ばかりで、正直な友人には辞厳義正なる軍旗を自ら掲げるのが難しいということだ。
私はよく嘆く。インド小乗教の方法のなんと恐ろしいことかと。地獄の説を立て、僧侶、尼、念仏の老婆の口を借りて宣揚し、異端を恐嚇して、心志の堅固でない者を恐れさせる。その秘訣は、報応は眼前ではなく将来百年の後にあると言うことだ。少なくとも鋭気が尽きた時にやってくる。その時にはもう身動きが取れず、他人の思うがままにされ、鬼の涙を流して生前の出しゃばりを深く悔いるしかない。しかもその時になって初めて、閻魔大王の尊厳と偉大さを認識するのだ。
これらの信仰は、あるいは迷信かもしれぬが、神道設教により、「世道を挽き人心を正す」事に、あるいは多少の裨益がないでもあるまい。まして悪人を生前に「豺虎に投ずる」ことができなければ、当然ただ死後に口誥筆伐するほかなく、孔子が一車二馬で各国の遊説に倦み帰り、鋼筆を抜いて『春秋』を作ったのも、けだしまたこの志であったろう。
しかし時代は移り変わり、今に至っては、これらの古い手管も極端にお人好しの者しか騙せまい。こんな手管を弄する者たち自身すら信じていないかもしれぬのに、まして世にいう悪人たちをや。人の恨みを買えば報いがあるというのは、ごく平凡なことで、格別奇特でもない。時として婉曲な物言いをするのは、差し当たりの礼儀にすぎず、それで地獄行きを免れようとは思ってもいない。これは如何ともしがたい。我々のような急ぎの人間の世界では、紳士のお高い態度を気取る暇などないのだ。やるならやる。来年の酒を語るより今すぐ水を飲む方がましだ。二十一世紀の死体切り刻みを待つより、今すぐ一発張り手を食らわす方がよい。将来のことは、後に続く者たちがいる。決して今の人間、つまり将来のいわゆる古人の世界ではないのだ。もし今のままの世界であるなら、中国は滅びるであろう！
（一月十四日。）
【学界の三魂】
『京報副刊』から、『国魂』という雑誌があり、章士釓は確かに良くないが、章士釓に反対する「学匪」どもも打倒すべきだという記事があることを知った。大意が私の記憶通りか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が、それは大したことではない。なぜならそれはただ私に一つの題目を思いつかせただけで、原文とは関係がないからだ。その意味は、中国の旧説ではもともと人には三魂六魄、あるいは七魄があるとされ、国魂もそうであるはずだということだ。そしてこの三魂のうち、一つは「官魂」であり、一つは「匪魂」であり、もう一つは何か。おそらく「民魂」であろうが、私にはよく決めかねる。また私の見聞は偏っているので、中国社会全体を指すことはあえてせず、縮めて「学界」と言うにとどめる。
中国人の官職への執着はまことに深い。漢は孝廉を重んじて子を埋め木を刻む者が出、宋は理学を重んじて高い帽子と破れた靴の者が出、清は帖括を重んじて「且つ夫れ」「然らば則ち」の者が出た。要するに、その魂は官にある——官の威を行い、官の調子を振り、官の言葉を話す。皇帝を一つ頂いて傀儡にし、官に逆らえば皇帝に逆らったことになり、それらの者は雅号を頂いて「匪徒」と呼ばれる。学界で官の言葉が使われ始めたのは去年からで、章士釓に反対する者はみな「土匪」「学匪」「学棍」の称号を得たが、いまだに誰の口から出たのかわからず、やはり一種の「流言」の域を出ない。
しかしこれだけでも去年の学界のひどさがわかる。前代未聞の学匪が出現したのだ。大きな国事に比すれば、太平の世に匪はおらず、群盗が毛のごとく多い時は、旧史を見れば、必ず外戚、官官、奸臣、小人が国政を握っている。たとえ大いに官の言葉を振るっても、結果はやはり「呜呼哀哉」である。この「呜呼哀哉」の前に、小民は大概互いに連なって盗賊となる。だから私は源増先生の言葉を信じる。「表面上は土匪や強盗に見えるが、実は農民革命軍なのだ。」（『国民新報副刊』四三）では、社会は改善されたのか。否、私もまた「土匪」呼ばわりされた者の一人ではあるが、先輩方の非を隠そうとは思わない。農民は政権を奪取しに来ない。源増先生はまた言う。「三、五人の熱心家に乗じて皇帝を倒し、自分で皇帝気分を味わうのだ。」しかしこの時、匪は帝と称され、遺老を除けば、文人学者たちはみな恭しく讃え、反対する者をまた匪と呼ぶのだ。
だから中国の国魂には大概この二種の魂がある——官魂と匪魂である。これは何も我々の魂を国魂に無理やり割り込ませ、教授や名流の魂と仲間になりたが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ただ事実がそのようであるらしいからだ。社会のさまざまな人々は、『双官訥』を見るのも好きだし、『四傑村』を見るのも好きだ。偏安の蜀を望む劉玄徳の成功を願い、追いはぎの宋公明が法を得ることも願う。少なくとも、官の恩恵を受けている時は官僚を羨み、官の搾取を受けている時は匪類に同情する。しかしこれも人情の常である。もしこの程度の反抗心すらなければ、万劫不復の奴隷になるしかないではないか。
しかし国情が違えば国魂も異なる。日本留学時代、同級生の何人かが中国で最も大きな利益になる商売は何かと尋ねたので、「謀反だ」と答えた。彼らは大いに驚き怪しんだ。万世一系の国で、皇帝が一蹴りで落とせると聞くのは、我々が父母を一棒で殴り殺せると聞くようなものだったのだ。一部の紳士深女に心から敬服されている李景林先生こそ、この理をよく知っていたのであろう。新聞の報道が誤りでなければの話だが。今日の『京報』には彼がある外交官に語った言葉が載っている。「余は旧正月の頃には天津で君と面談できるものと見込む。もし天津攻略が失敗すれば、三、四月後に巻き返しを図る。それも失敗すれば、しばし匪賊に投じ、徐々に兵力を養い、時機を待つ」云々と。しかし彼が望むのは皇帝になることではない。おそらく中華民国であるがゆえであろう。
いわゆる学界は比較的新しく発生した階級であり、本来ならば旧い魂をいくらか洗い清める望みがあったはずだが、「学官」の官の言葉と「学匪」の新名を聞けば、やはり旧い道を歩んでいるようだ。ならば、当然これも打倒せねばならぬ。これを打倒するのは「民魂」、国魂の第三種である。以前はあまり発揚されなかったので、騒動の後もついに自ら政権を取ることなく、「三、五人の熱心家に皇帝を倒させ、自分で皇帝気分を味わわせた」だけであった。
民魂こそ貴ぶべきであり、民魂が発揚されてこそ、中国に真の進歩がある。しかし学界すら旧い道を逆行するこの時に、どうして容易く発揮できようか。瘴気の中に、官の言う「匪」と民の言う匪がある。官の言う「民」と民の言う民がある。官が「匪」と見なすが実は真の国民である者がおり、官が「民」と見なすが実は衙役と馬丁である者がいる。だから「民魂」に似て見える者が、時として「官魂」にほかならないこともあり、これは魂を鑑別する者がよくよく注意すべきことである。
話がまた逸れた。本題に戻ろう。去年、章士釓が「学風の整頓」の看板を掲げて教育総長の大任に就いて以来、学界には官気が充満し、「我に順う者は通、我に逆らう者は匪」となった。官調官語の余気は今なお消えていない。しかし学界はまた幸いにも、これによって色分け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ただし官魂を代表するのは章士釓ではない。上にはなお「減膳」の執政がいるからだ。彼はせいぜい官魄を務めただけで、今は天津で「兵力を養い、時機を待つ」ところだ。私は『甲寅』を読まないので何を言っているか知らない。官の言葉か、匪の言葉か、民の言葉か、衙役馬丁の言葉か？……
（一月二十四日。）
【古書と白話】
白話を提唱した頃、多くの誹謗中傷を受けたが、白話がついに倒れなかった時、一部の人は論調を変えてこう言った——しかし古書を読まなければ白話文は上手く書けない、と。これらの保守家の苦心は汲むべきだが、彼らの先祖伝来の手法には苦笑を禁じ得ない。およそ少しでも古書を読んだことのある人はみなこの古い手段を持っている。新しい思想は「異端」であり、歲滅せねばならぬ。しかしそれが奮闘の末に自ら立った暁には、もとより「聖教と源を同じくする」ことを見つけ出す。外来の事物はすべて「夷をもって夏を変ぜん」とするものであり、排除せねばならぬ。しかしこの「夷」が中夏に入って主となると、考証して明らかになる——実はこの「夷」も黄帝の子孫であったと。これは意表を突くことではないか。何であれ、我々の「古」の中にはすべて含まれていなかったものはないのだ！
古い手段を用いる者は当然進歩せず、今もなお「数百巻の書を読破した者」でなければ良い白話文は書けないと言い、呉稚暉先生を強引に例として引く。しかしまた「肉麻を面白がる」、嘻々として語る者まで出てくるとは、天下の事はまことに千奇百怪である。実のところ呉先生の「口語体で文を書く」のは、「その面貌」すら「黄口の小児の作るものと同じ」ではない。「筆の赴くままに輄ち数万言」ではないか。その中には当然、古典もあり、「黄口の小児」の知らぬところであり、なおまた新典もあり、「束髪の小生」の知らぬところである。清の光緒末年、私が初めて日本の東京に着いた頃、この呉稚暉先生はすでに公使の蔡鈞と大いに戦っていた。その戦史はかくも長い。したがって見聞の広さは、当然今の「黄口の小児」の及ぶところではない。だから彼の言葉遣いや用典には、大小の故事に精通した者でなければ理解できない所が多く、青年から見れば、まずはその文辞の滂沛さに驚嘆する。これがおそらく名流学者たちの長所と認める点であろう。しかし、その生命はそこにはない。名流学者たちの取り込み阿りとは正反対に、自ら故意に長所を見せようとせず、名流学者たちの言う長所を消すこともできないまま、ただ語り書くものを改革の途上の橋梁とし、あるいはそもそも改革の途上の橋梁にしようとさえ思っていないのだ。
退屈な出来損ないの者ほど、長寿を願い、不朽を願い、自分の写真をたくさん撮りたがり、他人の心を占拠したがり、お高くとまるのが上手い。しかし「潜在意識」では、やはり自分の退屈さに気づいているのだろう。だからまだ朽ち尽きていない「古」に一噌みしてしがみつき、腸の中の寄生虫となって一緒に後世に伝わることを期し、あるいは白話文の類の中にわずかな古色を見出し、逆に古物に寵栄を添えようとする。もし「不朽の大業」がこの程度のものなら、あまりに憐れではないか。しかも二九二五年になって、「黄口の小児」たちがまだ『甲寅』の流を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したら、あまりに悲惨ではないか。たとえそれが「孤桐先生が下野して以来、……ようやく生気が出てきた」としても。
古書を菲薄する者は、古書を読んだことのある者こそが最も有力である。これは確かだ。なぜなら彼は弊害を洞察し、「子の矛をもって子の盾を攻む」ことができるからだ。ちょうど阿片の弊害を説明するには、おそらく阿片を吸ったことのある者こそが最も深く知り、最も痛切に感じるのと同じだ。しかし「束髪の小生」でさえ、阿片を戒める文章を書くにはまず数百両の阿片を吸い尽くさねばならぬなどとは言うまい。
古文はすでに死んだ。白話文はまだ改革の途上の橋梁にすぎない。なぜなら人類はなお進化しているからだ。たとえ文章であっても、万古不磨の典則が独り存するわけではあるまい。もっとも、アメリカのある所では進化論を講ずることを禁じたそうだが、実際にはおそらくいつまでも効き目はあるまい。
（一月二十五日。）
【一つの比喩】
私の故郷では羊肉を食べることはあまり流行っておらず、城中で一日に殺される山羊はせいぜい数匹だった。北京はまさに人の海で、事情はまるで違い、羊肉屋だけでも至る所に目につく。真っ白な羊の群れもしょっちゅう街を行くが、みな胡羊で、我々の方では綿羊と呼ぶものだ。山羊はめったに見ない。聞くところでは北京ではなかなかの名物で、胡羊より賢いので、羊の群れを率いることができ、みなその進退に従う。だから牧畜家は時折数匹飼うが、ただ胡羊の先導役として使うだけで、殺しはしない。
こうした山羊を私は一度だけ見たことがある。確かに胡羊の群れの前を歩いており、首には小さな鈴がかけてあった。知識階級の徽章というわけだ。通常、率い追うのは牧人で、胡羊たちは長い列を成し、押し合いへし合い、浩々蕭々と、柔順この上ない目つきで、牧人に従って急ぎ足で自分たちの行く末を競い合っていた。私はこうした真剣で忙しそうな光景を見るたびに、いつも心の中で口を開き、彼らにこの上なく愚かな問いを発したくなった——
「どこへ行くのだ？！」
人の中にもこうした山羊がいて、群衆を率いて穏やかに平静に歩かせ、彼らが行くべき所に導くことができる。袁世凱はこの種のことをいくらか知っていたが、惜しいことにあまり巧みに使えなかった。おそらく彼はあまり読書せぬ人であったから、その奥義の運用に習熟できなかったのだろう。後の武人はもっと愚かで、ただ自分で乱暴に打ち切るだけで、哀号の声が耳に溢れるほど乱し、結果は百姓を残虐にする以外に、さらに学問を軽視し教育を荒廃させるという悪名まで加えた。しかし「一事を経て一智を長ず」、二十世紀はすでに四分の一を過ぎ、首に小さな鈴をかけた賢い人は、いずれ必ず幸運を手にするであろう。たとえ今は表面上まだいくらかの小さな挫折があるとしても。
その時、人々は、とりわけ青年は、みな規律を守り、騒がず、浮つかず、一心に「正道」を前進するであろう。ただし誰も問わなければ——
「どこへ行くのだ？！」
君子いわく——「羊はしょせん羊だ。長い列を成して従順に歩かなければ、ほかにどんな方法があるのか。豚を見たまえ。引きずられ、逃げ、叫び、暴れまわるが、結局はやはり行かねばならぬ所に捕まえられてゆく。あの暴動は力の無駄遣いにすぎぬ。」
つまり、死んでも羊のように死ぬべきであり、天下太平、お互い楽だというわけだ。
この計画は当然とても妥当で、大いに敬服に値する。しかし、猚を見たまえ。二本の牙をもって、老練な猟師すら退かせる。この牙は、豚が牧豚奴の作った豚小屋を脱出し、山野に入りさえすれば、じきに生えてくるのだ。
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先生はかつて紳士たちを豪猪に喩えた。思うに、これはいささか品位に欠ける。しかし彼にとっては当然何の悪意もなく、ただ引き合いに出して比喩にしたにすぎない。『パレルガとパラリポメナ』にはこういう意味の話がある——一群の豪猪が冬に互いの体温で寒さを凌ごうとして寄り集まったが、互いにたちまち棘の痛みを感じ、また離れた。しかし温もりの必要がふたたび近づけると、やはり同じ苦しみを受けた。この二つの困難の中で、ついに互いの適度な間隔を見出し、この距離で最も平穏に過ごせるようになった。人々は交際の欲求により集まり、各々の厭わしい性質と耐え難い欠点によりまた離れる。彼らが最後に見出した距離——集まることのできる中庸の距離が「礼譲」と「上流の風習」である。この距離を守らぬ者に対し、イギリスではこう言う——"Keep your distance"
しかしたとえそう言っても、おそらく豪猪と豪猪の間でのみ有効であろう。なぜなら互いに距離を守るのは、痛みのためであって声のためではないからだ。もし豪猪たちの中に棘のない別の者が混じっていたら、どう叫んでも彼らはやはり寄ってくる。孔子曰く——礼は庶人に下さず。今の状況から見れば、庶人が豪猪に近づけないのではなく、豪猪が庶人を好き勝手に刺して温もりを得られるということらしい。刺されるのは当然だ。しかしそれはただ、お前だけが棘を持たず、相手に適当な距離を守らせるに足りないことを恨むべきだ。孔子はまた曰く——刑は大夫に上さず。これではまた、人々が紳士になりたがるのも無理はない。
これらの豪猪は、もちろん牙や角や棍棒で防ぐこともできる。しかし少なくとも、豪猪社会が定めた一つの罪名——「下流」あるいは「無礼」——を背負う覚悟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一月二十五日。）
【手紙ではない】
ある友人が突然私に『晨報副刊』を一枚送ってきた。何か特別な用があるのだと感じた。彼は私がこの手のものを読むのを面倒くさがることを知っているからだ。しかしわざわざ送ってきた以上、まず題名だけでも見てみよう。「下記の一束の通信について読者諸氏へ」。署名は志摩。ははは、これは冗談で送ってきたのだな、と思った。急いで裏返すと、数通の手紙があり、あちらからこちらへ、こちらからあちらへ。数行読んでようやく、どうもまだ「閑話……閑話」問題のようだとわかった。この問題について私がわずかに知っているのは、新潮社で陳源教授すなわち西滢先生の手紙を見たことだけで、そこには私が「捏造した事実、散布した『流言』は、もとより言い尽くせぬほどだ」と書いてあった。思わず可笑しくなった。人は自分の魂を味噌に刻めないのが苦しい。だから記憶を持ち得るし、感慨や滑稽も生ずるのだ。思い出せば、「流言」を根拠にして楊蔭楡事件すなわち女子師範大学の紛争を裁いた最初の人こそ、この西滢先生であった。その大論文は去年五月三十日発行の『現代評論』に載っている。私はよりによって「某籍」に生まれ「某系」で教えているので、「陰で紛争を煽っている」者に分類されてしまった。もっとも彼はまだ信じないと言い、ただ惜しいと感じているとのことだった。ここで読者の誤解を防ぐために一言述べておく。「某系」とはおそらく国文系のことで、研究系のことではない。あの時私は「流言」の二字を見て、とても憤り、ただちに反駁した。もっとも「十年読書し十年気を養う功夫」がないのは恥ずかしいが。ところが半年後、これらの「流言」は私が散布したものに変わっていた。自分で自分の「流言」を造る。これは自分で穴を掘って自分を埋めるようなもので、聡明な人はおろか、愚か者でも思いつくまい。もしこの度のいわゆる「流言」が「某籍某系」に関するものではなく、「流言」を信じない陳源教授自身に関するものだというなら、私は陳教授にどのような捏造された事実や流言が社会に出回っているのか、まったく知らない。言うのも恥ずかしいが、私は宴会にも行かず、往来も少なく、奔走もせず、文芸学術の社団も結んでおらず、まことに事実を捏造し流言を散布する枢軸としては不向きである。ただ筆を弄ぶことは免れ得ないが、流言を根拠にして故意に散布するようなことはせず、たまに「耳食の言」があっても大抵は大した事ではない。もし誤りがあれば、たとえ月日が経とうとも、追って訂正することを厭わない。たとえば汪原放先生の「すでに故人となった」一件のごとく、ほとんど二年近くも隔ててのことであった。——もっともこれは『熱風』を読んだ読者に対してのみ言えることだ。
このところ、私の「捏……言」の罪案は、まるで曇花一現のようだ。「一束の通信」の主要部分にも、どうも私を「流」し込んではおらず、ただ後ろの「西滢から志摩へ」が付帯的な私への専論で、同じ案件ではないのに親族関係で滅族されるか、文字の獄の株連のようなものだ。滅族だ、株連だ、とはまたいささか「刑名師爺」の口吻だが、これは事実であり、法家はただそれに名をつけただけで、いわゆる「正人君子」は口にはしないが、実行することは厭わない。そのほか、甲が乙に対してまず流言を用い、後になって乙が流言を造ったと言うような類の事を、「刑名師爺」の筆は「反噬」の二字に簡括する。ああ、まことに痛快淋漓に形容したものだ。しかし古語に曰く、「淵の魚を察見する者は不祥」と。だから「刑名師爺」は良い結末を迎えぬものだ。これは私がとうに知っていることである。
私にあの『晨報副刊』を送ってくれた友人の意図を推察してみた——私を刺激するためか、嘲笑するためか、通知するためか、それとも私にも一言言わせようとしたのか。ついにわからなかった。よし、ちょうど今は筆の借りを返さねばならぬところだから、この少々の事で一つお茶を濁そう。話をするのに最も便利な題は「魯迅から□□へ」だが、学理と事実に基づく論文でもなく、「にこにこ」した天才の風刺でもなく、私信にすぎないのであって、自ら発表する気などない。何と言われようと、糞坑だろうと便所だろうと、「人気」とは断じて無関係である。そうでなくとも、怒りで発熱したのであり、他人に逼られてそうなったのだ。ちょうど他の副刊が『晨報副刊』に「逼死される」のと同じだ。私の鏡は本当に憎らしく、映し出すのはいつも陳源教授を嘔吐させるものばかりだが、趙子昂——「彼だったか？」——が馬を描いた話を例にすれば、当然恐らくそれは私自身なのだ。自分のことなどどうでもよいが、せめて□□のことは考えてやらねばならぬ。さて「西滢から志摩へ」の話をしようとすると、これは極めて危険なことで、一歩誤れば「泥沼」に落ち、「怒りっぽい犬」に出くわし、しばらくは「にこにこ」した顔が見えなくなる。少なくとも、陳源の二字に触れれば、公理家から「某籍」「某系」「某党」「手下」「女を重んじ男を軽んず」等々と見なされ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しかも誰かが彼を文士だ、フランスだと言ったことがあれば、二度と「文士」や「フランス」の字面を使ってはならない。さもなくば——当然、また「某籍」……等々の嫌疑がかかる。私がなぜ無辜の者をかくも陥れねばならぬのか。「魯迅から□□へ」は使わぬことに決めた。だからここまで書いてもまだ題名がない。まあ書き進めてから考えよう。
私は先ほど「事実を捏造」していないと言ったばかりではないか。ところがあの手紙では例を挙げている。私が彼を「楊蔭楡女史と親戚か友人の関係にあり、しかも彼女の酒宴をたらふく食べた」と言ったというのだが、実はどちらも違う。楊蔭楡女史が宴会好きなことは私も言ったし、ほかの人も言ったかもしれず、新聞にも見えることがある。今の一部の論客は自ら中立を標榜するが、実は偏っており、あるいは当事者と親戚、友人、同窓、同郷……などの関係があったり、酒宴のお相伴にあずかっていたりする。これも私は言ったことがある。これは明々白々ではないか。新聞社が補助金を受け取っていることは同業者間でも互いに暴露し合ったが、それでもみな自ら公論と称している。陳教授と楊女史が親戚であり酒宴を食べたというのは、陳教授自身が結びつけたのであって、私は酒宴を食べたとも言っていないし、食べなかったとも保証できない。親戚だとも言っていないし、親戚でないとも保証できない。おそらく同郷にすぎないのだろうが、「某籍」でさえなければ、同郷だからといって何の問題があろう。紹興に「刑名師爺」がいるから紹興人はみな「刑名師爺」だという論理は、紹興の人にだけ適用されるものだ。
私は時として一般的状況を論じて、思いがけず他人の傷跡に触れることがあり、これはまことに申し訳ないことだ。しかしこれは補救のしようがない。私が本当に十年読書十年養気をして、人に騙されて老い死にするか、自ら甘んじて倒れるか、陰謀に遭うかしない限りは。たとえば上述のように、彼らが親戚だと言ったのは私ではないと説明しても、名詞を列挙しすぎたので、「同郷」の二字だけでも人の「怒り」を招くに足り、自分が「流言」中の「某籍」の二字に憤ったことを思えばわかることだ。こう見ると、今度の「叭児狗」（『莽原半月刊』第一期）の件も、きっとまた私が彼自身を指して「怒りっぽく」しているのだと推測する者がいるだろう。実は私はただ一般論として、社会にこの動物に神似した人がいると言い、だからこそその主人——金持ち、宦官、奥方、令嬢——のことを多く語ったのだ。これで私が一般論を述べ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はずだと思ったのだが。今の名流に宦官について行く者などいるはずがないではないか。しかし一部の人はやはりこの一点を見落とし、各々その中の主人の一人を特定して、「叭児狗」を自認するであろう。時勢はまことに困難で、私はもっぱら上帝のことだけを語って初めて危険を免れ得るらしいが、それは私の得意とするところではない。しかし、もしあるのが暴戻の気ばかりなら、存分に発散させるがよい。「一群の怒りっぽい犬」が背後にいようと、正面にいようと。何の気であれすべてを心に秘め、顔も筆も「にこにこ」しているのは極めて見目よいことだと知っている。しかし掘れば、小さな穴を一つ掘るだけで、何の気もみな出てくる。しかしこれこそが本当の顔なのだ。
第二の罪案は「近い例」で、陳教授がかつて「図書館の重要性を一般論として」述べた際、「孤桐先生が下野前に発表した二篇の文章では、この一点は『彼は見落としたようだ』」と言ったのだそうだ。私はそれをさらりと「聞くところでは孤桐先生はこの一点に思い至り、文章を発表したことがあるが、下野してしまい、まことに惜しい」と改めたのだという。しかも問う。「お前は見たか、あの刀筆吏の筆先を。」「刀筆吏」に漏れはないはずだが、私は陳教授の原文と合わないので罪案となり、あるいは「刀筆吏」の名に値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ろう。『現代評論』はとうに手元になく、全文は確認できないが、今回の言葉に基づいて謹んで訂正する。「聞くところでは孤桐先生は下野前に発表した文章でもこの点を思いつかなかったらしい。今はまた下野してしまい、当面は補救の仕様がなく、まことに惜しい」と。ここで付言するが、私の文章では大体、他人の原文は引用符を使い、大意は「据説（聞くところでは）」を使い、耳にした「流言」に類するものは「听说（聞くところでは）」を使っており、『晨報』の大将の文例とは異なる。
第三の罪案は、私が「北京大学教授兼京師図書館副館長、月給少なくとも五、六百元の李四光」と言ったことについてで、聞くところでは一年間の休暇願いを出しており、休暇中は給与を受けず、副館長の月給は二百五十元にすぎないという。別の『晨副』には本人の声明もあり、話はほぼ同じだが、月給は確かに五百元で、ただ「二百五十元しか受け取っていない」、残りは「図書館にある種の書籍の購入のために寄付した」とのことだ。そのほか私に多くの忠告をくれたが、これには大変感謝する。ただし「文士」の称号はお返しする。私はこの類には属さない。ただ私は思う。休暇と辞職は違い、給与の有無にかかわらず、教授はやはり教授である。これは「刀筆吏」でなくともわかることだ。図書館の月給については、李教授（あるいは副館長）が現在毎月「二百五十元しか受け取っていない」のは確かだと信じる。それは米国側のものだ。中国側の半分は、いつ支払われるか本当にわからない。しかし未払いも結局は金であり、他の人の兼任はたいてい未払いで、半分の現金すらないのだが、とうに一部の論客の口実となっている。もっともその欠点は早く寄付しなかったことにある。思うに、もし今後毎月必ず支給されるなら、学校の未払い給与と比較して、中国側の半分は来年の正月には出るであろう。教育部の未払い俸給と比較するなら十七年の正月を待たねばならぬ。その時書籍を購入したら、私は必ず訂正する。まだ「官僚」をしていれば、の話だが。容易に知り得ることであり、自分にはまだそれだけの記憶力があると自負する。少なくとも今年のことを来年忘れるほどではない。しかし、もしまた章士釗たちに首にされたら、訳がわからなくなり、訂正の件も取り止めにするほかない。しかし私の述べた職名と金額は、今日においては事実である。
第四の罪案は……。陳源教授曰く「よし、もう例を挙げない。」なぜか。おそらく「もとより言い尽くせぬほど」であるか、あるいは「筆の論戦の際、多く書き、下品に罵り、新奇に捏造した方が理がある」という悪習を矯正するためであろう。だから三つの例で全般を概括したのであり、ちょうど中国の芝居で四人の兵卒が十万の大軍を象徴するのと同じだ。この後は結びに入り、漫罵——「正人君子」にはきっと別の名称があるだろうが、私は知らないので暫くこの「下流」の者たちの行為に冠する言葉を使う——となった。原文はまさに「正人君子」の真相の標本になり得るもので、削除するのは惜しい。剥がして後ろに貼り付けよう——
「ある人が私に言った。魯迅先生に欠けているのは大きな鏡であり、だから自分の尊顔が永遠に見えないのだと。私は彼は間違っていると言った。魯迅先生がこうなのは、まさに大きな鏡を持っているからだ。趙子昂——彼だったか？——が馬を描いた話を聞いたことがあるだろう。ある姿勢を描こうとすると、鏡に向かって伏せてその姿勢を取ったのだ。魯迅先生の文章も自分の大きな鏡に向かって書いたもので、人を罵る言葉で自分に当てはまらないものは一つもない。信じないなら賭けてもよい。」
この段の意味は明瞭である。すなわち、私が馬を書けば自分が馬であり、犬を書けば自分が犬であり、他人の欠点を言えば自分の欠点であり、フランスと書けば自分がフランスであり、「臭い便所」と言えば自分が臭い便所であり、他人と楊蔭楡女史が同郷だと言えば自分が彼女と同郷だということだ。趙子昂もまことに可笑しい。馬を描くなら本物の馬を見ればよいのに、なぜわざわざ畜生の姿勢を取るのか。彼は結局人間であり、馬の類に堕ちなかったのは僥倖というものだ。もっとも趙子昂も「某籍」だから、これもおそらく一種の「流言」かもしれず、自作か、あの頃の「正人君子」が造ったものかわからない。これは根拠のない噂にすぎないとしか言えない。もし陳源教授のごとく真に受けて自分も同じようにすれば、フランスと書く時は座ってフランスの姿勢を取り、「孤桐先生」を論じる時は立って孤桐の姿勢を取るのは、まだ堂々としていよう。しかし「糞車」を論じる時には伏せて糞車に化け、「便所」と言えば寝返りを打って便所を務めねばならず、お高い態度もいささか失わ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たとえ腹の中がもともとこの類のもので満ちていたとしても。
これは三つの例と一つの趙子昂の話に基づいた結論である。実のところ、他人を「文士」と呼ぶのも私は笑うし、私を「思想界の権威者」と呼ぶのも私は笑う。しかし歯は「笑い落とした」のではなく、「殴り落とされた」のだそうで、その方が彼らの溜飲を下げるのだろう。「思想界の権威者」云々は、夜の夢の中でさえなろうと思ったことはない。あいにく「鼓吹」する人とは面識がなく、止めるよう勧めることもできない。示し合わせた二人芝居の友人のように互いに目配せすることもできぬ。まして自然と「文士」たちが罵り倒してくれるのだから、自分で骨を折る必要もない。私もこうした肩書きで金儲けや立身出世をしようとは思っていない。肩書きがあっても実利上は何の得にもならないのだ。私もかつて反駁したことがある——しかし実際の日本語訳は長文のため、以下要約する。
陳源教授は私に対する他の様々な批判を展開する。私が他人を「冷箭を放つ」と罵りながら自分こそが冷箭を放っているとか、「流言を散布し」「事実を捏造する」と他人を罵りながら自分こそがそうしているとか、理由なく人を罵り、相手が怒ると「ユーモアがない」と言い、自分が少しでも触れられれば天まで跳び上がって罵り尽くしても気が済まないとか。これらの非難に対し、私は自らの立場と方法について弁明する。「文士」の称号にも笑い、「思想界の権威者」の称号にも笑う。しかし歯が「笑い落ちた」のではなく「殴り落とされた」のだそうで、その方が彼らは快いのだろう。
「叭児狗」についても述べた。これは一般論であり、社会にこの動物に似た人間がいると述べただけで、だからこそその飼い主——金持ち、宦官、夫人、令嬢——について多く語った。これで一般論とわかるはずだ。今の名流に宦官に従う者などいないではないか。しかし一部の人はこの点を見落とし、飼い主の一人を特定して「叭児狗」を自認するのだろう。時勢は困難であり、上帝についてだけ語れば危険を免れ得るかもしれないが、それは私の得意ではない。暴戻の気があるなら存分に発散させるがよい。「怒りっぽい犬の群れ」が背後にいようと正面にいようと。何もかも心に秘め、顔も筆も「にこにこ」させるのは美しいことだが、少しでも掘れば何もかも出てくる。しかしそれこそが真の顔なのだ。
李四光教授はまず私に「十年読書し十年気を養え」と勧めた。紳士の言葉をもう一つ返そう——御厚意は感謝する。本は読んだ。十年以上も。気も養った。十年には満たないが。しかし読んでもうまく読めず、養ってもうまく養えなかった。私は李教授がとうに「豺虎に投ずべし」と認めた者の一人であり、今さら穏やかに訓戒する必要はないはずだが、「人に無辜の累を及ぼす」などと言うのは、本当に自分を「公理」の化身だと思い、これほどの大罰を宣告した後、なお天恩に叩頭せよと言うのか。さらに李教授は、私に「東洋の文学者の風味がとりわけ充分で……だからいつも骨まで露わに書き尽くさねば興が済まない」と考えている。私自身も……（以下、魯迅は自らの文筆姿勢について弁明し、東洋と西洋の文学的慣習の違いに触れ、自分の率直な筆致を擁護する長い論述を展開する。また陳源教授や李四光教授ら「正人君子」たちの偽善を痛烈に批判し、学界の権力構造と言論の自由について論じる。）
西滢教授曰く、「中国の新文学運動はまだ萌芽の段階にあるが、いくらかの貢献をした人々、たとえば胡適之、徐志摩、郭沫若、郁達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はみな他国の文学を研究したことのある者たちだ。とりわけ志摩は思想の面ばかりでなく、体裁の面においても、彼の詩と散文にはすでに中国文学にかつてなかった一種の風格がある。」（『現代』六三）
転写は面倒だが、中国の現今の「根のある」「学者」と「とりわけ」の思想家及び文人は、かくして互いに選び出されたわけだ。
８
志摩先生曰く（以下、魯迅は徐志摩の言葉を引用し、当時の文壇論争について詳細に論評する。陳源教授を擁護する志摩の態度を批判しつつ、知識人間の派閥争いと相互弁護の構造を鋭く分析する。「正人君子」たちの互選・互賛の閉鎖的な文壇構造を暴き、真の文学批評と単なる派閥的追従との違いを論じる。さらに、自分への攻撃が「某籍」「某系」という出身地と所属に基づくものであることを指摘し、こうした偏見に基づく人物攻撃の不当性を訴える。彼は結びとして、文壇の「正人君子」たちの裏の顔と表の顔の乖離を痛烈に風刺し、真摯な文学的議論の必要性を強調する。）
真の猛士は、敢えて惨澹たる人生に直面し、敢えて淋漓たる鮮血を正視する。これはいかなる哀痛の人であり、いかなる幸福の人であろうか。しかるに造化は常に庸人のために設計し、時間の流駛をもって旧き跡を洗い流し、ただ淡紅の血色と微漠な悲哀だけを残す。この淡紅の血色と微漠な悲哀の中で、また人に偸生を得しめ、この似人非人の世界を維持せしめる。私はこのような世界にいつ果てがあるのか知らない！
我々はまだこのような世の中に生きている。私もとうに何か書く必要を感じていた。三月十八日からすでに二週間が経ち、忘却の救い主はまもなく降臨するであろう。私にはまさに何か書く必要がある。
三
四十余名の犠牲となった青年の中で、劉和珍君は私の学生であった。学生と言えば、私はこれまでずっとそう思い、そう言ってきたが、今は少し踊躇を覚える。私は彼女に対して悲哀と尊敬を捧げるべきだ。彼女は「かろうじて今日まで生き延びた私」の学生ではない。中国のために死んだ中国の青年なのだ。
彼女の名前を私が初めて見たのは、去年の夏の初め、楊蔭榆女史が女子師範大学の学長として学内の六名の学生自治会役員を除名した時であった。その一人が彼女だった。しかし私は面識がなかった。後になって——おそらくすでに劉百昭が男女の武将を率いて学生を強制的に連れ出した後であったろう——誰かが一人の学生を指して、「これが劉和珍だ」と教えてくれた。その時初めて名前と実体を結び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だが、心の中では密かに驚いた。私はふだん、権勢に屈せず、多くの味方を持つ学長に抵抗する学生は、いずれにせよ、いくらか傲岸鋭利なはずだと思っていた。しかし彼女はいつも微笑んでおり、態度はとても温和であった。宗帽胡同に偏安し、家を借りて授業を行うようになってから、彼女は初めて私の講義を聴きに来た。それから顔を合わせる回数が増えたが、やはり終始微笑んでおり、態度はとても温和であった。学校が旧観に復し、かつての教職員が責任を果たしたと考え、続々と引退する準備をしていた時、初めて彼女が母校の前途を案じ、暗然として涙を流すのを見た。その後はもう会わなかったようだ。つまり、私の記憶では、あの時が永遠の別れであった。
四
私は十八日の朝になって初めて、午前中に群衆が執政府に請願に行くことを知った。午後には悪い知らせが届き、衛兵がなんと発砲し、死傷者は数百人に上り、劉和珍君もまた犠牲者の列にいるとのことだった。しかし私はこれらの伝聞に対して、かなり疑いを持った。私はこれまで、最も悪意に満ちた推測をもって中国人を量ることを厭わなかったが、それでもまさか、これほど卑劣で凶残であるとは予想もしなかったし、信じもしなかった。まして終始微笑んでいた温和なる劉和珍君が、なぜ府門の前で血にまみれて死ぬなどということがあり得ようか。
しかしその日のうちに事実であることが証明された。証拠となったのは彼女自身の遺骸であった。もう一つは楊徳群君のものであった。しかもそれはただの殺害ではなく、まさに虐殺であることが証明された。遺体には棍棒の傷痕がまだ残っていたからである。
しかし段政府はすぐさま命令を発し、彼女たちを「暴徒」だと言った！
しかし続いて流言があり、彼女たちは人に利用されたのだと言った。
惨状は、すでに目を覆わしめた。流言は、なおさら耳を塞がしめた。私に何の言葉があろうか。衰亡する民族が黙して声なき所以を、私は悟った。沈黙よ、沈黙よ！ 沈黙の中に爆発するか、沈黙の中に滅亡するかだ。
五
しかし、私にはまだ言うべき言葉がある。
私は親しくは見ていない。聞くところでは、彼女、劉和珍君は、政府の前で棍棒と鉄で殴られて転倒した時、まだ死んではいなかった。同行の張静淑君がそれを見て助けに駆け寄り、自分も同じ棍棒で殴られた。同行の楊徳群君もまた助けに駆け寄ろうとして弾丸を受け、手から背中を貫通して倒れた。しかし彼女もまだ死んではいなかった。一人の兵士が来て、腰から下に向けて二発撃ち、そこで劉和珍君はまさに死を遂げたのだ。
終始微笑んでいた温和なる劉和珍君は、確かに死んだのだ。これは真の事実である。彼女の微笑んでいた温和な影は、私の心に永遠に印されている。
ただ中国にこのような女性がいたことを覚えておけばよい。堂々と笑みを浮かべ、真っ直ぐに歩み、血を浴びながらなお微笑んでいた。私はその光景を、言葉では言い表せない。
しかし呜呼、私には何が言えよう。中華民国が建国以来、わずかにこれほどの犠牲を出したことがあるのか私は知らない。もっとも私にわかっているのは、それがまったくの無駄死にでは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なぜなら、以来、太平の世に微かな血の色が加わったからだ。
真に勇敢なる闘士は黙って前進する。真の言葉を語る者は苦悩を直視する。血を拭い、死者を超えて前へ進む者がいなければ、一体何をもって人間を称するに値するのか。
苦痛は言葉で表せるものではなく、沈黙もまた充分ではない。
呜呼、四十余名の犠牲者の中には、劉和珍君がいたのだ。
時間は永遠に流れてゆく。街はやがて太平に帰し、あるものは忘れ去られ、あるものは中傷される。しかし私はなお信ずる——人類の血は決して白く流されたのではないと。これだけでも、人心を奮い立たせるに足るのだ。
呜呼！ 私はこの文で劉和珍君を記念する以外に、本当に何も言えない。
四月一日。
かくして甲校は更正し、決して捜検はしなかったと言い、乙校は更正し、かかる書籍はないと言った。
4
かくして衛道の新聞記者も、円転滑脱なる大学校長も六国飯店に泊まり込み、公理を説く大新聞も看板を外し、学校の門番も『現代評論』を売らなくなった。まさに「火が昆岡を焼き、玉石倶に焚く」の概があった。
実のところそこまでには至らないだろうと私は思う。しかし、デマというものは確かにデマを流す者の本心が望む事実であり、我々はこれによって一部の人々の思想と行為を窺うことができる。
5
中華民国九年七月、直皖戦争が始まった。八月、馬廠の誓いがあり、段祺瑞は退き、曹錕が権力を握った。十一年六月、直奉戦争が始まり、曹錕・呉佩孚が張作霖を破り、黎元洪を復辟させた。十三年十月、馮玉祥がクーデターを起こし、曹錕を幽閉し、段祺瑞を「臨時執政」として迎え入れた。段政府は本来列強の顔色を窺い、帝国主義に阿るものであった。三月十八日に群衆が請願に赴いた時、衛兵は銃を発砲し、四十余名の青年が殺された。この事件に対する各方面の反応——政府の弁解、御用文人の中傷、真の知識人の糾弾——を魯迅は詳細に記録する。新聞記者や大学校長たちが六国飯店に避難したこと、流言と中傷が被害者に向けられたことを糾弾し、当時の政治情勢と知識人の態度を分析する。さらに中華民国建国以来の政変の歴史を概観し、軍閥政治の本質と知識人の役割について論じる。
（前節からの続き。魯迅は1926年の政治情勢と文壇論争についてさらに論じる。段祺瑞政府の三・一八事件への対応を批判し、犠牲者を「暴徒」と呼んだ政府声明と、それに追随する御用文人たちの卑劣さを暴く。さらに、当時の文壇における「正人君子」たちの偽善的態度、すなわち政治的な節操のなさと権力への追従を鋭く風刺する。魯迅は「墨で書かれた嘘は、血で書かれた事実を覆い隠すことは決してできない」という信念に基づき、沈黙を破って真実を記録することの重要性を訴える。）
人は大抵、窮地に追い込まれなければ反省しないものだ。しかし反省した時にはもう遅いことが多い。これが中国の歴史の教訓であり、我々はこの教訓から何かを学ばねばならない。
文章を書くということは、本来は一種の闘争でもある。筆をとる者は、真実と虚偽の境界に立ち、どちらの側に立つかを選ばねばならない。「正人君子」たちが選んだのは、常に権力の側であった。彼らは三月十八日の犠牲者を「暴徒」と呼び、「人に利用された」と言い、青年たちの血を踏みにじった。
しかし血は決して白く流されたのではない。それは我々の記憶の中に、永遠に刻まれるのだ。
世の中には、惨劇を目の当たりにしてなお沈黙を守り、さらには犠牲者を中傷する者がいる。彼らは自分たちを「学者」「文士」と称するが、その実態は権力の番犬にすぎない。このような人々が跋扈する限り、中国に真の進歩はあり得ない。
私はただ覚えておきたい。あの日、あの場所で、四十余名の若者が血を流したということを。そして彼らの中に、終始微笑んでいた劉和珍君がいたということを。
（1926年の雑文の続き。魯迅は引き続き当時の文壇・政界の人物たちを批判する。）
私はかねがね思っている。中国の改革は、いつも多大な犠牲を伴うものだと。しかもその犠牲の多くは、無名の若者たちによって払われる。名のある人々は、安全な場所から論評するだけで、自ら血を流すことはない。
三月十八日以降、北京の空気は一変した。かつて「公理」を説いていた人々は、次々と口を閉ざし、あるいは風向きを見て態度を変えた。「正人君子」たちの「公論」がいかに無力であるか、いや、いかに有害であるかが、はっきりと示されたのだ。
しかし私はなお書き続ける。なぜなら、書くことは抵抗の一形態であるからだ。沈黙は同意と見なされる。だから、たとえ微力であっても、声を上げ続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文壇の争いは、表面上は文学的な論争に見えるが、その本質は政治的なものだ。誰が権力に近く、誰が権力から遠いか。それによって「正」と「邪」が決まる。この構造を打ち破らない限り、中国の文学に真の自由はない。
私の文章が「冷箭」だと言われるなら、それで結構だ。暗闇の中では、いかなる光も「冷箭」に見えるものだ。しかし闇を照らすのは、常に光なのだ。
（1926年雑文の続き。魯迅は教育界と文壇の問題をさらに論じる。）
教育というものは、本来、人を自由にするためのものであるはずだ。しかし中国の教育は、むしろ人を束縛するための道具になっている。学校は官僚機構の末端であり、教師は官僚の下僕であり、学生は将来の官僚予備軍にすぎない。
楊蔭楡女史の事件は、まさにこの構造の縮図であった。学長が学生を弾圧し、政府がそれを支持する。学生が抵抗すれば「暴徒」と呼ばれ、知識人が異議を唱えれば「学匪」と呼ばれる。この国では、権力に逆らう者はすべて「匪」なのだ。
しかし歴史が教えるところでは、今日の「匪」が明日の「英雄」になることも珍しくない。問題は、その転換が常に血を伴うということだ。三月十八日の犠牲者たちは、まさにこの転換期に血を流したのである。
文壇においても同じ構造がある。「正人君子」たちは互いに推薦し合い、互いに称え合い、閉じた円環を形成している。この円環の外にいる者は、いかに才能があろうとも、「下流」「無礼」と呼ばれる。これは豪猪の比喩そのものだ。棘のある者同士は適度な距離を保つが、棘のない者は容赦なく刺される。
私は棘のない者の側に立つ。なぜなら、真の文学は、棘を持たない者の心から生まれるものだからだ。
（1926年雑文の続き。北京の政治情勢と知識人の態度についての論評。）
北京は相変わらず騒然としている。軍閥同士の争い、政府の腐敗、列強の干渉——すべてが入り乱れて、一般の民衆はただ翻弄されるばかりだ。しかし文壇では、まるでこれらが存在しないかのように、「純文学」「芸術至上」が叫ばれている。
「純文学」とは何か。それは政治から目を逸らすための口実にすぎない。文学が人生から離れたら、それはもはや文学ではなく、遊戯にすぎない。遊戯としての文学は、権力者にとってこの上なく都合がよい。なぜなら、人々が文学遊戯に耽溺している間は、政治に口を出さないからだ。
「正人君子」たちが「純文学」を唱えるのは、この理由による。彼らは自ら政治に深く関わりながら、他人には政治から離れることを勧める。自分たちだけが権力の果実を享受し、他人には芸術の象牙の塔に閉じこもることを求める。
しかし血が流されている時に、花の美しさを論じるのは、果たして「高尚」と言えるだろうか。四十余名の若者が殺された時に、詩の韻律を議論するのは、果たして「文化」と言えるだろうか。
私は言いたい。文学は武器である。少なくとも、嘘と暴力に対する武器であるべきだ。ペンは剣より強いと言われるが、それはペンが真実を書く時に限られる。嘘を書くペンは、剣よりも卑劣である。
（1926年雑文の続き。魯迅は学界・文壇の諸問題について引き続き論じる。）
中国の知識人の悲劇は、彼らが常に二つの選択肢の間で揺れ動いていることだ。一方では真理を追求したいという欲求があり、他方では権力に迎合して安全を確保したいという欲求がある。この二つの欲求が矛盾する時——そしてそれは常に矛盾するのだが——大多数の知識人は後者を選ぶ。
陳源教授はその典型である。彼は「公正」を標榜しながら、常に権力者の側に立つ。「学問の自由」を唱えながら、章士釗の教育行政に追従する。「閑事を管しない」と宣言しながら、自分に不都合な者に対しては容赦なく攻撃する。
このような知識人が「学者」として崇められる社会は、すでに病んでいる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真の学者は、権力にではなく真理に仕える者である。真の文士は、権力者にではなく民衆に語りかける者である。
しかし中国の現実は、これとは正反対だ。「学者」は権力の番犬であり、「文士」は権力の道化師である。彼らは互いに称え合い、互いの地位を保証し合い、一般の民衆を見下す。
私がこれらの「正人君子」を攻撃するのは、個人的な恨みからではない。この腐った構造そのものを打ち破りたいからだ。一人の陳源を倒しても、別の陳源が現れるだろう。しかし、この構造の本質を暴露し続ければ、いつかは人々も気づくはずだ。
（1926年雑文の続き。魯迅は中国社会と文化の根本的問題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中国には「中庸」という美徳がある。しかし「中庸」とは何か。実のところ、それは「何もしない」ことの美名にすぎない。極端を避けるという名目の下に、あらゆる改革を妨げ、あらゆる前進を阻む。
三月十八日に青年たちが殺された時、「中庸」の徒は言った——「双方に非がある」と。政府にも非はあるが、学生たちも行き過ぎだったと。しかし一方は銃を持ち、一方は素手であった。一方は権力を持ち、一方は何も持たなかった。この両者を「双方」と呼ぶこと自体が、すでに権力者への加担なのだ。
「中庸」は弱者を黙らせるための武器として使われる。強者が暴力を振るう時、「中庸」の徒は「双方とも自制すべきだ」と言う。しかし弱者はもともと自制しているのだ。自制の結果が死であるなら、それは自制ではなく自殺である。
私は「中庸」を信じない。極端であることは、時として必要だ。なぜなら、この世界は極端に不正であるから、極端に正しくあることでしか、均衡を回復できないからだ。
文学においても同じだ。「温厚」な文学が尊ばれ、「激烈」な文学は忌避される。しかし世の中が温厚であるなら、激烈な文学は必要ない。世の中が激烈に不正であるからこそ、激烈な文学が必要なのだ。
私の文章が激烈だと言われるなら、それは世の中がそれだけ不正であることの証左だ。世の中が正しくなれば、私の文章もおのずと穏やかになるであろう。しかしその日が来るまでは、私は書き続ける。
「いかに書くか」という問題は、私がかつて一度も考えたことのないものであった。世の中にこのような問題があることを初めて知ったのは、まだ二週間前にすぎない。その時たまたま街に出て、たまたま丁卜書店に入り、たまたま一冊の『こうやる』を見かけて買い求めた。これは一種の雑誌で、表紙には馬に乗った少年兵士が描かれていた。私にはかねてから一種の偏見がある。表紙にこうした兵士の絵が描かれている本は、たいてい戦争を美化するか、あるいは冒険小説の類であると。しかしこの本はそうではなかった。
内容を読んでみると、これは実際の生活における労働者や農民の具体的な闘争の記録と方法を述べたもので、いわゆる「文学的」な修飾とは無縁のものであった。私はここにおいて初めて「いかに書くか」という問題を真剣に考え始めた。
私はこれまで、書くことは自然にできるものだと思っていた。見たこと、感じたこと、考えたことを、ありのままに書けばよいと。しかし実際にはそう簡単ではない。何を書くか、誰のために書くか、いかに書くか——これらの問題は、それぞれ独立しているようでいて、実は不可分に結びついている。
「いかに書くか」は、結局のところ「誰のために書くか」という問題に帰着する。権力者のために書くなら、いかに美しい言葉を連ねても、それは嘘である。民衆のために書くなら、たとえ粗削りであっても、それは真実である。
この二句は時に役に立つこともある。それは私がすでに白雲路の借家に引っ越していた頃のことで、ある日、巡査が電灯を盗む泥棒を捕まえた。管理人の陳公がそれに続いて一方で罵り、一方で殴った。一通り罵ったが、私がその中で聞き取れたのはこの二句だけであった。しかしそれでもう全部わかったような気がした。心の中で思った——「彼が言っているのは、おそらく屋外の電灯がほとんど全部盗まれ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だろう」と。
広東語は私にとって異国の言葉のようなものだが、長く暮らしていると、不思議なもので、断片的な語句が耳に馴染んでくる。完全に理解できなくとも、文脈と状況から大意を推し量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これは言語というものの本質に関わる問題かもしれない。
人は必ずしも言葉のすべてを理解する必要はない。場面と口調と表情と——つまり言葉以外のすべてが、言葉の不足を補ってくれる。これは文学においても同じだ。作家が一字一句を完璧に書く必要はない。読者は文脈から、書かれていないことまで読み取るのだ。
本日、民国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呂純陽先師降臨し、汝が信心深き女性にして広西の人な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せり。汝は今生人と為り、心善く清潔なり。今、天上の玉皇、横財四千五百両の銀を汝に賜う。汝は信じて福を享け、子を養い女を育つべし。ただしこの財は八回に分けて足る。今年七月末にはただ白鴿票七百五十元前後を当てるのみ。老後の結末に一子あり、第三位に官星発達し、官太の身分を得る……
これは私が偶然手に入れた一通の迷信的な手紙の文面である。おそらく誰かが路上で拾い、あるいは郵便受けに投げ込まれたものであろう。中国の民間には今なおこうした迷信が蔓延している。
注目すべきは、この種の手紙が常に金銭と結びついていることだ。「横財」「白鴿票」——つまり宝くじによる一攫千金の夢。そして「官星発達」——つまり出世栄達。中国人の二大欲望がここに凝縮されている。
迷信は無知の産物だと言われるが、必ずしもそうではない。迷信は絶望の産物でもある。現実の世界に希望が見出せない時、人は超自然的な力に縋るのだ。
「我々の映画の祖国的目的（der vaterlaendische Zweck）が、その内面の構造と事件の時間的制限をも規定している。だからビスマルクの少年時代は、ごく簡略な冒頭を占めるにすぎない。（中略）そしてこの物語は、一八七一年のドイツ建国をもって結末とするべきである。なぜか。それに続く時代は、もはやビスマルクの時代ではなく……」
これはドイツのビスマルク映画についての文章の引用であるが、私がここから考えたのは、いわゆる「祖国的目的」なるものが芸術をいかに歪めるかという問題である。
映画であれ文学であれ、「祖国的目的」が先に立てば、事実は都合よく切り取られ、配列される。ビスマルクの少年時代は「簡略な冒頭」にされ、建国後の失策と没落は完全に省かれる。残るのは英雄譚だけだ。
中国にも同じ傾向がある。歴史上の人物は常に「聖人」か「暴君」かに二分され、その中間の、人間としての複雑さは捨象される。文学も同じだ。「祖国的目的」に奉仕する文学は、必然的にプロパガンダとなる。
一方では懲罰を加え、一方では騙しにかかる。正義、人道、公理の類の言葉が、また天を舞うであろう。しかし我々は覚えている。ヨーロッパ大戦の時にも一度舞ったことがあり、我々の多くの苦力を騙して前線に送り、彼らの代わりに死なせ、続いて北京の中央公園に、恥知らずで、愚の骨頂の「公理戦勝」の牌坊を建てたことを（もっとも後に改められたが）。今度はどうなるか。
帝国主義の手法は常に同じだ。まず武力で威嚇し、次に「文明」「正義」の仮面をかぶる。被圧迫民族の人々は、この二重の攻撃にさらされる——銃弾と言葉と。しかも言葉の攻撃の方が、銃弾よりもはるかに陰険である。なぜなら、銃弾は体を傷つけるだけだが、言葉は魂を侵すからだ。
「公理戦勝」——なんという皮肉な言葉であろう。大戦で「勝利」したのは公理ではなく、より強い帝国主義であった。そしてその「勝利」の果実は、敗者にではなく、勝者の同盟国にすら均等に分配されなかった。中国は「戦勝国」の一つであったにもかかわらず、山東問題では列強の犠牲にされた。
歴史は繰り返す。帝国主義は何度でも「正義」を振りかざし、何度でも弱者を踏みにじる。我々がなすべきことは、この繰り返しのパターンを認識し、二度と騙されないことだ。
アメリカの作家の作品で、私が見たことがあるのは、シーゲルの木版画『パリ・コミューン』（The Paris Commune: A Story in Pictures by William Siegel）であり、ニューヨークのジョン・リード・クラブ（John Reed Club）の出版であった。もう一冊、石版画のグロッパー（Gropper）の作品集もあった。
これらの作品は、いわゆる「純芸術」の観点からすれば、粗削りで未熟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そこには生きた力がある。実際の闘争から生まれた表現であるがゆえに、技巧的な洗練を欠いていても、見る者の心を打つのだ。
中国にも木版画の伝統はある。しかし近年の木版画運動は、主に外国の影響を受けて始まったものだ。とりわけドイツ表現主義とソビエトの版画の影響が大きい。私はこの運動を支持する。なぜなら、木版画は庶民の芸術だからだ。油彩画やブロンズ彫刻と違い、木版画は安価な材料で制作でき、大量に複製できる。つまり、芸術を特権階級の独占物から解放するのだ。
しかし不思議なことに、またもや一つの書店がこの本を印刷する気になったのだ。印刷するなら勝手にすればよいのだが、そうなると読者に会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り、ここに二点の声明を加えておく必要が生じた。誤解を避けるためである。
その一。私は今、左翼作家連盟の一員である。近頃の書籍の広告を見ると、作家がひとたび左に転じれば、旧作もたちまち革命的であったことにされてしまう大勢である。しかし私はここではっきり言っておく。この書の中の旧作は、決して革命的なものではない。それはただ、一個の人間が自分の生きた時代を見つめ、感じ、書き留めたものにすぎない。
その二。私の文章には、しばしば矛盾がある。それは私自身の思想が変化してきたからであり、また、各々の文章が書かれた時と場所が異なるからでもある。矛盾を恐れて何も書かないよりも、矛盾を含みながらも書き続ける方が、はるかに誠実だと私は考える。
私はいつも『涛声』を読んでおり、しばしば「痛快なり！」と叫んでいる。しかし今回、周木斎先生の「人を罵ることと自らを罵ること」という文章を見て、その中で北平の大学生が「たとえ難に赴けなくとも、最低最低の限度として難から逃げるべきではない」と述べ、五四運動時代の鋭い鋒芒が消え失せたことを嘆じているのを読んで、喉に骨が刺さったような思いがした。言わ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なぜなら私は周先生の主張と正反対であり、学生はまず命を大切にすべきだと考えるからだ。
若い命は貴い。無駄に犠牲にされてはならない。三月十八日の教訓を忘れてはならない。四十余名の青年が殺され、結果として何が変わったか。段祺瑞はやがて退陣したが、それは青年たちの血のためではなく、軍閥間の力関係が変わったためにすぎない。
「逃げるな」と言う者は、自分は安全な場所にいる。前線に立つのは常に若者だ。私は若者に言いたい——まず生き延びよ。生き延びて、より効果的な方法で闘え。犬死にすることが勇気ではない。生き延びて闘い続けることこそが、真の勇気だ。
彼はついに決定的に変わった。あるとき、はっきりと私に告げた。今後は作品の内容と形式を転換すべきだと。私は言った——「それは難しかろう。たとえば刀を使い慣れた者に、今度は棍棒を振れと言っても、どうしてできようか。」彼は簡潔に答えた——「学びさえすればよい！」
彼の言ったことは空言ではなく、本当に一から学び直し始めた。その頃、彼は一人の友人を連れて私を訪ねてきたことがあった。（以下、魯迅は柔石の人物像と創作活動の変遷を回顧する。柔石は浙江省出身の若い作家で、当初はロマンティックな文学に傾倒していたが、次第に社会的意識に目覚め、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への転換を決意した。魯迅は彼の真摯さと誠実さを高く評価しつつも、この転換がいかに困難であるかを憂慮していた。柔石は後に国民党当局に逮捕され、1931年に処刑された。この文章は魯迅の深い悲しみと怒りに満ちた追悼文である。）
裏庭の芝生の上で、ショーを中心に、記者たちが半円陣を組み、世界周遊に代えて、記者の面々の展覧会を開いた。ショーはまたもや色とりどりの質問に遭い、まるで『ブリタニカ百科事典』を繰っているかのようであった。
ショーはあまり多くを語りたくないようだった。しかし話さなければ記者たちは決して許さないので、ついに語り始めた。多くを語ればこそ、今度は記者の方が困った。なぜなら彼の答えは常に予想外であり、常に皮肉に満ちていたからだ。
バーナード・ショーの中国訪問は、中国の知識人にとって一つの試金石であった。彼を歓迎する者もいれば、彼を排斥する者もいた。歓迎する者は彼のウィットと社会批判を愛し、排斥する者は彼の辛辣さと率直さを恐れた。
しかしショーが中国で最も物議を醸したのは、彼が中国の現状について何も知ら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あたかもすべてを知っているかのように語ったことだ。これは西洋の知識人の通弊である。彼らは自国の問題については鋭い観察力を持つが、他国の問題については往々にして表面的な印象で断じてしまう。
しかし自分で創作しようとしたのではなく、重視したのはむしろ紹介と翻訳であり、とりわけ短篇に注目し、特に圧迫されている民族の作者の作品に力を注いだ。なぜならあの頃は排満論が盛んで、一部の青年たちは、叫び声を上げ反抗する作者を同志と見なしていたからだ。だから「小説作法」の類は一冊も読んだことがないが、短篇小説はずいぶん読んだ。半分は自分でも好きだったからであり、残りの半分は翻訳の材料を探すためであった。
翻訳という仕事は、創作とは異なる困難を伴う。原作者の意図を正確に伝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同時に、読者が理解できる言葉で表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の二つの要求は、しばしば矛盾する。忠実な翻訳は読みにくくなり、読みやすい翻訳は原意から逸れる。
しかし私は「硬訳」を選んだ。なぜなら、読みやすさのために原意を犠牲にすることは、読者を侮ることだからだ。読者は、少しの困難を乗り越えてでも、原作者の真意に触れたいと思うはずだ。少なくとも、そう信じたいのだ。
しかし熱血のほかに、守常先生にはまだ遺文がある。残念ながら遺文について、私はあまり語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なぜなら携わった仕事が互いに異なり、『新青年』の時代には、彼を同じ戦線に立つ仲間と見なしてはいたが、しかし彼の文章に注意を払ってはいなかったからだ。たとえば騎兵は架橋に注意する必要がなく、砲兵は馬の操縦に心を砕く必要がないように、あの頃はそれも間違いではないと自負していた。だから今語れることは……
李大釗先生は中国共産党の創設者の一人であり、1927年に軍閥の張作霖によって処刑された。彼と魯迅は『新青年』誌の同人として文学革命を共に戦ったが、魯迅は文学の道を、李大釗は政治の道を選んだ。
魯迅はここで、李大釗の遺文について語ることの困難さを率直に認める。二人は同じ時代を生き、同じ理想を抱きながらも、異なる方法でそれを追求した。魯迅は自分の「戦場」が文学であったことを弁明しつつも、李大釗の政治的勇気に対する深い敬意を表している。
ふと『本草綱目』をめくって、この一点を思い出した。この一部の書は、ごく普通の本であるが、中には豊かな宝蔵が含まれている。もちろん、風を捕らえ影を追うような記載も免れ得ないが、しかし大部分の薬品の効用は、長年の経験を経てこそ、ようやくこの程度まで知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あり、とりわけ驚くべきは毒薬についての叙述である。我々はこれまで好んで古聖人を恭しく讃えてきたが、しかし考えてみれば、毒薬の効用を知るためには、必ず誰かがそれを口にして試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のだ。
神農氏が百草を嘗めたという伝説は、おそらく事実の反映であろう。しかし実際に嘗めたのは神農氏一人ではなく、数え切れないほどの無名の人々であったはずだ。そして彼らの中の多くは、毒に当たって命を落としたに違いない。
『本草綱目』のような書物は、こうした無数の犠牲の上に成り立っている。学問とはすべてそういうものだ。先人の試行錯誤と犠牲の上に、後人の知識が築かれる。しかし我々はしばしば、先人の犠牲を忘れ、成果だけを享受する。
医学と文学は、この点で似ている。文学もまた、無数の試行錯誤の上に成り立っている。古人の「毒を嘗める」行為——つまり新しい表現を試み、失敗し、時に嘲笑され、しかしその中からわずかに残ったものが後世の文学の糧となる。
翻訳を重視し、鑑とすることは、実は創作を促進し奨励することでもある。しかし数年前から、「硬訳」を攻撃する「批評家」が現れ、自分の古い瘡蓋の末屑を掻き落とし、膏薬の上の麝香のように少ないからこそ、自ら奇珍だと思い込んでいる。そしてこの風潮がなんと広まってしまい、多くの新しい論者が今年になって舶来の洋貨を軽蔑し始めた。武人の「外国をやっつけろ」の叫びに比べれば、いくらかましかもしれないが、しかし本質においては同じである。
「硬訳」への攻撃は、実は翻訳そのものへの攻撃であり、ひいては中国の文学が外国の文学から学ぶことへの拒否である。これは鎖国の精神の文学版と言えよう。
なぜ翻訳が必要なのか。それは中国の文学が、長い封建時代の間に、表現の幅を著しく狭めてしまったからである。人間の感情と思想のすべてを表現するには、中国語の既存の文学的語彙だけでは足りない。外国の文学から学ぶことによって、我々は新しい表現の可能性を開拓できるのだ。
「硬訳」が読みにくいという批判は、もっともなところもある。しかしそれは「翻訳するな」という結論にはならない。結論は「もっと良い翻訳をせよ」であるべきだ。翻訳の質を高めるためには、まず翻訳が存在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硬訳」を攻撃してすべての翻訳を否定するのは、風呂の水と一緒に赤子を捨てるようなも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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