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tw/Chapt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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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荷蘭——從東印度公司到萊頓的全球影響

一、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早期接觸

荷蘭漢學具有其獨特的品格。不同於法國傳統植根於耶穌會傳教使命和啟蒙時代的哲學好奇心，也不同於英國傳統受新教傳教熱忱和外交需求所形塑，荷蘭漢學起源於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VOC）的商業活動以及荷屬東印度的殖民行政。這種商業與殖民的起源賦予荷蘭漢學一套獨特的關切：對海外華人社群的研究、對華南及東南亞語言和風俗的關注、對華人僑民社會經濟生活的探究。荷蘭漢學直到二十世紀才完全進入歐洲中國研究的主流，將注意力從中國的周邊轉向中國的核心。

最早的荷蘭關於中國的記述是商業航行的產物。1592年，瓦赫納爾的《航海寶典》收入了龐波尼烏斯關於中國的觀察；1595年，揚·哈伊亨·范·林斯霍騰在其《葡萄牙東方旅行記》中提供了更為翔實的敘述，既基於個人經歷，也取材於葡萄牙檔案資料。正如張西平所指出的，荷蘭漢學史家將這些早期旅行者描述為「童話世界中的漫遊者，而非處女地的開拓者」——是記錄奇觀的觀察者，而非分析文明的學者。

從隨意觀察到系統研究的轉變，是由東印度公司的商業需求所推動的。該公司在十七世紀遍及東南亞建立了貿易站，包括在華南沿海和臺灣。中荷貿易的繁榮產生了對語言能力和文化知識的需求，荷蘭大學最終被要求予以滿足。

十七世紀產生了少數值得注意的荷蘭對中國研究的貢獻。1628年，荷蘭傳教士赫爾尼烏斯在爪哇傳教期間編纂了一部中荷拉丁三語詞典。高利烏斯教授撰寫了關於中國曆法的論文。沃修斯研究了中國編年史。1797年，胡克赫斯特出版了他關於1794–179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出使中國皇帝的記述。然而，這些努力仍然是零散而缺乏系統的。

荷蘭漢學史家將其傳統的真正開端定於1876年，即施古德（Gustav Schlegel）被任命為萊頓大學特設中國研究教席的時候。據張西平記載，施古德本人在1877年10月27日的就職演講中，回顧了歐洲和中國的漢學研究狀況，得出結論：「在設立新教席方面，荷蘭絕不落後於時代。」他指出，此前其他歐洲大學設立中文教學的嘗試「收效甚微或毫無用處」，即便在法國——1814年便設有教席——「情況大體相同」。

二、施古德與萊頓傳統

施古德（Gustav Schlegel，1840–1903）曾任荷蘭東印度公司官員，在印度尼西亞和福建任職，習得了官話和閩南語。作為學者，他堅持直接閱讀中文原典的首要地位——其名言是「只管讀，別糾纏語法！」（Alleen maar lezen, niets met grammatica te maken!）——這一原則至今仍是萊頓學派的特徵。

施古德的學術興趣極為廣泛。他編纂了四卷本泉州方言荷中詞典（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1886–1890年）；出版了關於天地會（Thian Ti Hwui，1866年）和中國天文學（Uranographie Chinoise，1875年）的研究；最為重要的是，他於1890年與法國目錄學家高迪耶（Henri Cordier）共同創辦了《通報》（T'oung Pao）。《通報》以英、法、德三語出版，由萊頓布里爾出版社刊行，成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公認最具權威的漢學期刊——至今保持著這一地位。

《通報》的創刊本身就是荷法學術合作的重要成就。自創刊起，該刊便由一位萊頓教授和一位法國漢學家聯合編輯——這一做法延續至今。歷任編輯包括伯希和、戴聞達、戴密微、許理和與謝和耐。張西平指出，該刊「不發表純方法論文章，也不發表缺乏新文獻證據或不以古典漢語（而非外文譯本）為基礎進行文本分析的純理論論文」——這一標準體現了產生它的那個傳統的語文學嚴謹性。

施古德所建立的制度框架——萊頓教席、《通報》、為殖民地行政機構培訓譯員——確定了此後半個世紀荷蘭漢學的基本格局。

三、高延——在萊頓與柏林之間

高延（J.J.M. de Groot，1854–1921）是施古德的學生，在許多方面也是他的學術繼承人。與其老師一樣，高延曾在荷屬東印度任職，在那裡對東南亞華人移民社群的宗教和社會生活產生了深厚的興趣。

高延的主要著作《中國宗教體系》（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6卷，1892–1910年）是一部不朽的中國民間宗教研究，以在廈門閩南語華人和印尼海外華人中的田野調查為基礎。他的其他重要著作包括《廈門年節》（Les fêtes annuellement célébrées à Émoui，1886年）、《宇宙主義》（Universismus，1918年）、《中國亞洲史文獻》（Chinesische Urkunden zur Geschichte Asiens，1926年）和《中國大乘戒律》（Le code du Mahayana en Chine，1891年）。他還蒐集了大量與閩南地區民俗、服飾和戲劇傳統有關的文物，現藏於萊頓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高延的職業生涯說明了荷蘭漢學的一個獨特特徵。哈尼在《祭壇上的香》中將他放在德國漢學部分討論——具體地說是作為「扮演德國人的荷蘭人」——因為1912年高延離開萊頓，接受了柏林大學的中文教席，在那裡服務直至去世。這一轉移既反映了二十世紀初漢學家的國際流動性，也反映了柏林教席的崇高聲望。然而，高延的方法——以海外華人社群的田野調查為基礎對中國宗教進行社會學研究——本質上是荷蘭式的，他的離開在萊頓引發了一場關於荷蘭漢學未來方向的長期爭論。

核心問題在於萊頓是否應繼續專注於荷蘭殖民地海外華人社群的研究——施古德和高延所確立的傳統——還是應轉向對中國本土的研究。1919年戴聞達的任命果斷地將這場爭論導向了後者。

三之二、胡思威與中國法律史

胡思威（A.F.P. Hulsewé，1910–1993），萊頓中文教席的第四位佔有者，師從戴聞達，後赴北京和京都深造。他原計劃研究唐代法律，但得知卡爾·彭格已就此題目完成一部研究後轉向方向，改攻漢代法律制度。其博士論文《漢律殘簡》（Remnants of Han Law，1955年）和後來的《秦律殘簡》（Remnants of Ch'in Law，1985年）使他成為西方研究早期中國法律制度的首席權威。

在二十年的教授生涯中，胡思威指導了異常廣泛的研究課題——早期中國佛教、中世紀佛教研究、古典中國小說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儘管他本人的研究始終聚焦於秦漢法律和制度史。其指導興趣之寬廣反映了荷蘭漢學的小規模——要求一位教授覆蓋異乎尋常的廣闊學科領域。張西平指出，這些多樣的研究項目「為荷蘭漢學開闢了新的學術視野，培養了一批研究專才」。[^fn_hulsewe]

四、戴聞達與萊頓漢學的重新定向

戴聞達（J.J.L. Duyvendak，1889–1954）是高延的學生，在荷蘭外交部門任職一段時間（1912–1918）後，於1919年被任命為萊頓中國研究副教授。他的任命標誌著荷蘭漢學史上的一個分水嶺。

戴聞達是第一位果斷地將教學和研究重心從荷屬東印度的海外華人社群轉向中國本身的荷蘭漢學家。張西平解釋道：「對中國民間宗教和秘密結社的研究讓位於對中國古典哲學家和國家制度的研究；對閩南語等南方方言的偏重讓位於國語的訓練。簡言之，中國的『小傳統』研究被中國的『大傳統』研究所取代。」

這一轉向不僅僅是個人偏好的問題。它反映了二十世紀初的政治變革——清朝覆亡、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荷蘭殖民管理性質的轉變——這些都要求一種新型的中國問題專家：能夠與中國主流社會和當代政治發展互動，而不僅僅是與殖民地邊緣的小群體打交道。

戴聞達是第一位對五四運動和現代中國文學產生興趣的荷蘭漢學家；他將魯迅和胡適介紹給了荷蘭讀者。他的著作涉獵廣泛：《中國面對西方》（China tegen de Westerkim，1927年），綜合了對中國印刷術、王陽明哲學和新文學運動的研究；《中國歷史的道路與面貌》（Wegen en gestalten der Chineesche geschiedenis，1935年）；以及《道德經》（1942年）和《商君書》（1928年）的翻譯。後者——對法家哲學家商鞅的研究——為戴聞達贏得了作為語文學家和先秦思想專家的國際聲譽。

1930年，戴聞達升任正教授，發表了題為「歷史與儒學」的就職演講。同年，萊頓漢學研究所（Sinologisch Instituut）正式成立，戴聞達出任首任所長。他還創辦了由布里爾出版社出版的萊頓漢學專著叢書，該叢書至今仍在繼續出版，「代表著萊頓漢學的集體成就和學術權威」。

在戴聞達任職萊頓的三十五年間（1919–1954），荷蘭漢學深受其人格和學術興趣的影響。他是享有國際聲望的學者，曾受聘為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萊頓大學被德國佔領軍關閉時，他仍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堅持教學。他的學生完成了大量重要的博士論文，其中許多發表在萊頓漢學叢書中。

戴聞達還在國際漢學的制度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參與《通報》的工作——擔任其荷方聯合主編——鞏固了該刊作為歐洲首屈一指的漢學出版物的地位。哈尼在論述伯希和與《通報》合作時提及了戴聞達對編輯方針的貢獻。

五、高羅佩——外交官、小說家、漢學家

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是二十世紀最多姿多彩、也許也是最廣為人知的荷蘭漢學家。身為職業外交官，他先後在東京、重慶、南京、華盛頓、新德里、貝魯特、吉隆坡任職，最後出任駐日大使。高羅佩將公務與極其豐富的學術和文學創作結合在一起。

高羅佩生於聚特芬，童年的一部分在荷屬東印度度過。他在萊頓學習中文，但在烏特勒支以印度學方面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他的學術興趣無所不包：精通中文、日文、梵文及其他數種語言；演奏中國古琴（七弦琴）；練習中國書法和篆刻；蒐集中國古物，包括珍稀的琴譜和明代木刻版小說；還養了一隻長臂猿。

他的學術著作涵蓋了令人驚嘆的範圍。《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1940年）至今仍是西方研究古琴傳統的標準著作。《悉曇：梵學在中國和日本的歷史》（1956年）探討了印度學問向東亞的傳播。《棠陰比事》（T'ang-yin-pi-shih: Parallel Cases from Under the Pear-Tree，1956年）是對一部十三世紀中國法學手冊的翻譯和研究。他對米芾《硯史》的研究（1938年）和《中國繪畫鑒賞》（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1958年）展現了他在中國藝術和物質文化領域的造詣。

高羅佩最具爭議的學術著作是他對中國性文化的研究：《秘戲圖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1951年，在東京以五十冊私人印刷）和《中國古代房內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1961年）。這些著作以其坦率的開創性和對珍稀一手資料的運用，確立了高羅佩作為西方研究中國性文化的奠基人的地位。張西平指出，他對此題目的興趣源於在蒐集活動中發現的晚明春宮版畫——「在他所處的保守時代中一個大膽的舉動」。

然而，高羅佩在非專業讀者中的聲名，主要建立在他以七世紀官員狄仁傑為主角的十七部偵探小說上。受到他翻譯十八世紀中國公案小說《狄公案》（1949年）的啟發，高羅佩用英文寫作狄公案系列，其中若干自行翻譯為中文和日文，並以傳統中國木刻版畫風格繪製插圖。這些小說在1950至1960年代出版，成為暢銷書，在報紙上連載，改編為電視劇，並被翻譯成數十種語言。它們至今仍在重印，繼續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的法律文化、社會習俗和審美情趣。

高羅佩與許多東方學家不同之處在於，他對所研究文化有著深層的個人投入。他不是從學術距離分析中國文化，而是身體力行地生活在其中。他演奏古琴的水準贏得了中國鑑賞家的讚賞；他以藝術而非學術練習的方式從事書法和篆刻；他以融合中國古典文學傳統與西方敘事技巧的風格撰寫狄公案小說。他的中國古物收藏——尤其是琴譜和明代木刻版小說——既出於鑑賞家之眼，也出於學者之需。張西平指出，高羅佩對中國文化的態度特徵為「對中國傳統文人的雅興和嗜好有濃厚的興趣」（对中国传统文人的雅兴和嗜好有浓厚的兴趣），使他在西方漢學家中獨樹一幟。[^fn_vg_method]

他最後出版的著作《長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1967年）是一項對猿在中國文學和藝術中形象的典型奇特研究——為一段從梵文語文學到中國春宮文化再到偵探小說的職業生涯畫上了恰當的句號。高羅佩於1967年在海牙逝世，年僅五十七歲，外交生涯為疾病所中斷。

高羅佩的中文書籍收藏，包括許多珍本，遺贈給了萊頓漢學研究所。張西平指出，「他的博學和多才多藝令許多西方漢學家驚嘆不已，也贏得了最博學的中國學者的敬佩」。

六、伊維德與文學漢學

戰後時期見證了萊頓文學漢學的蓬勃發展，使荷蘭學派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獲得了此前未有的國際聲望。

在轉向文學研究之前，需先提及許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他於1962年至1993年間擔任萊頓東亞史教席，並任《通報》聯合主編。其博士論文《佛教征服中國》（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1959年）是研究早期中世紀中國佛教傳播和適應的里程碑之作，展現了他對中國文明吸收和轉化外來思想體系之過程的興趣——這一主題他後來擴展到耶穌會傳教使命，在未發表的著作中更延伸至馬克思主義。許理和還在萊頓創立了當代中國文獻中心（1969年），並率先在教學中使用視覺歷史材料。

伊維德（Wilt Lukas Idema，1944年生）是第一位以中國古典文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荷蘭漢學家。他年輕時受高羅佩狄公案小說的啟發，在萊頓學習中文，後赴京都大學師從田中謙二，研究元代戲劇和白話小說。1970年回到萊頓，1975年被任命為教授，自1978年起擔任系主任和漢學研究所所長。

伊維德的學術產出浩繁而多樣。其博士論文以早期中國白話小說為題，確立了他在話本傳統方面的專業地位。他對《石經山堂話本》和《三言》的比較研究闡明了馮夢龍的編輯實踐。其重要英文著作包括與韋思廉（Stephen H. West）合著的《中國戲劇1100–1450：資料選輯》（Chinese Theater 1100–1450: A Source Book），這是一部不朽的選集，收錄了五部完整雜劇的譯文以及關於戲劇演出社會背景的大量文獻。

張西平強調伊維德在方法論上的獨特性。不同於那些主要通過文學文本（曲文）研究中國戲劇的學者，伊維德堅持舞臺提示、對白和演出語境的重要性——這一取徑受到他自己年輕時編寫和表演戲劇的經歷以及在日本接受的社會學訓練所塑造。他主張戲劇文本是為演出而寫的，而非為私人閱讀；理解戲劇需要關注表演者——「真正賦予故事和劇目生命力的人」。

伊維德同樣認真對待使中國文化為荷蘭公眾所理解的義務。他與賀麟（Lloyd Haft）合著了一部荷蘭語中國文學史（Chinese Letterkunde），後來被翻譯成英文。他系統地將中國古典詩歌、小說和戲劇翻譯成荷蘭文——李白、杜甫、白居易的作品，《三言》和《聊齋》中的故事，五部元雜劇——成為將中國文學翻譯成荷蘭語的最多產譯者。

伊維德的重要性超出了他的個人著作，還在於他為萊頓中國文學研究帶來的方法論轉向。他堅持中國戲劇和白話小說必須被理解為表演藝術——而非僅僅是文學文本——挑戰了長期主導中國和西方學術界的文本中心取徑。他主張，不同體裁之間的關係——戲劇、小說和說唱所共有的情節——只有通過關注演出的社會語境才能被理解。同一個故事為何在雜劇和話本中呈現不同形式？差異是源於不同體裁的要求，還是源於作者意識形態取向的不同？這些伊維德在整個學術生涯中持續追問的問題，使中國文學研究與表演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進行了富有成效的對話。

作為翻譯家，伊維德將學術嚴謹與對可讀性要求的非凡敏感結合在一起。他的荷蘭文《詩經》翻譯，以及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李商隱詩作和《聊齋志異》故事的翻譯，第一次真正使中國古典文學為荷蘭讀者所理解。他還與賀麟合著了第一部荷蘭語中國文學史（Chinese Letterkunde），後以英文出版為《中國文學指南》（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1997年），為專家和一般讀者提供了入門。[^fn_idema_method]

圍繞伊維德，萊頓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學漢學學派。賀麟專攻現代中國詩歌，尤其是卞之琳和馮至的作品。賀麥曉（Michel Hockx）研究民國時期的文學社團。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成為當代中國「朦朧詩」的西方首席權威，尤其專注於詩人多多。庫斯·奎珀翻譯中國電影；阿格尼斯·施羅德研究蘇州山歌；其他人研究木偶戲、民間說唱和女書。張西平將這一群體描述為創造了「豐富而多元的研究景觀」，涵蓋了「中國文學的所有時期和體裁——古代、近代和當代——包括主流和邊緣、個體和集體、文本和表演的維度」。

七、當代荷蘭漢學

萊頓漢學的一個獨特分支致力於中國及華人僑民的社會經濟史。佛爾邁（Eduard B. Vermeer），現代中國文獻中心主任，將對中國歷史灌溉系統的研究（《中國的水利與灌溉》，1977年）與當代省級經濟發展以及通過福建石刻碑銘所揭示的地方史研究結合在一起。宗德曼（Harriet Zurndorfer）專攻徽州及徽商的社會經濟史，就該地區800年至1800年間的延續與變遷完成了一部重要研究。馮客（Frank Pieke），在阿姆斯特丹和伯克利接受人類學訓練，對荷蘭華人社群以及中國社會網絡從單位制度向個人能動性的轉型進行了開創性的田野研究——研究將他從荷蘭帶到河北省，最終帶到牛津大學的教授職位。[^fn_socec]

社會經濟史研究群體因此以修正的形式延續了萊頓對非精英中國社會和海外華人僑民的關注傳統——這一傳統可追溯至施古德和高延，但如今以現代社會科學的理論精緻性來進行。

儘管施博爾（Schipper，1934–2021）在來到萊頓之前曾在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任教席，但他的荷蘭國籍以及他與萊頓學術生活的深度參與，使他同時也是荷蘭漢學的人物。他在臺灣歷時八年的道教入道儀式——以「施鼎清」為法名修行——賦予他對道教儀式的內部理解，這是任何純粹的文本學者都無法達到的。他的不朽工程《道藏計劃》（Projet Tao-tsang）——整部道教藏經的分析目錄——集合了來自七個歐洲國家的學者，並獲得歐洲科學基金會的資助。

包樂史（Leonard Blussé，1946年生），萊頓歷史系的歷史學家，畢生致力於中荷關係、東南亞海外華人社群和東印度公司檔案的研究。其著作包括《奇異的合夥》（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1986年）、關於荷蘭使團赴華的研究，以及出版東印度公司臺灣檔案的大規模編輯項目。他還組織了一批來自印尼的中國商業文獻的編目工作，包括契約、宗族記錄和商業書信——對華人僑民史研究具有極高價值的原始資料。

薩奇（Tony Saich，1953年生）雖然後來移至哈佛甘迺迪學院，但他在萊頓接受訓練，為荷蘭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的傳統做出了貢獻。他的博士論文以對共產國際代理斯內夫利特（馬林）的檔案研究為基礎，探討中共第一次統一戰線的起源，出版為《中國第一次統一戰線的起源》（1991年）。

到1990年代，萊頓漢學研究所已擁有三十餘位教員和三百多名學生，中文圖書館為西歐最大之一。四個正教授席位分別覆蓋文學（伊維德）、歷史與宗教（施博爾等）、語言學（梁兆冰）以及當代中國政治與行政。許理和於1969年創立的現代中國文獻中心為當代中國研究提供了資源。

從1970年代起，萊頓漢學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對中文教學現代化的承諾。梁兆冰（1936年生），臺灣出生的語言學家，接受過多學科訓練——英國文學、醫學、人類學、語言學、心理語言學和電腦科學——於1986年被任命為應用中文語言學教授。在他到來之前，萊頓遵循傳統的荷蘭做法，主要通過古典文本教授中文。在梁的領導下，建立了現代中文課程，包括四年級學生赴中國大陸或臺灣的一年留學，這徹底改變了萊頓畢業生的實際語言能力。張西平指出，梁的革新「在全世界中文教學中開闢了新方向」，年輕一代荷蘭漢學家——柯雷、賀麥曉等——所說的流利標準普通話，正是他教學改革的直接成果。[^fn_liang]

梁還參與了國際心理語言學研究項目，與歐洲各國學者合作研究第二語言習得，並培養了數位後來成為心理語言學和中文教學法專家的博士生。

《通報》創刊一百三十餘年後，依然是荷蘭漢學事業精神和荷法學術合作的紀念碑。由萊頓布里爾出版社出版，由荷蘭和法國學者聯合編輯，接受英文、法文和德文投稿，它與《哈佛亞洲研究學報》和《亞洲研究學報》並列為世界三大最具權威的漢學期刊之一。其編輯標準——堅持原創文獻證據、要求文本分析以古典漢語而非譯本為基礎、拒絕發表純理論或純方法論文章——體現了自歐洲漢學傳統誕生以來一直作為其特徵的語文學原則。

戰後荷蘭漢學最重要——儘管常被忽視——的貢獻之一，是中文教學法的革新。在梁兆冰的領導下，萊頓開發了歐洲最有效的中文培訓項目之一。該項目將現代中文的密集課堂教學與赴中國大陸或臺灣的必修留學年結合——這一要求在1980年代引入時具有革命性，但此後已成為世界各主要漢學機構的標準做法。

成效顯著。早期幾代荷蘭漢學家往往在口語方面力有不逮——施古德「只管讀，別糾纏語法」的格言反映的是以閱讀古典文本為首要技能的時代——而梁之後的一代能以令中國對話者驚嘆的流利程度說普通話。這種實用能力為田野調查、檔案研究和學術交流打開了新的大門，確保了荷蘭漢學在中文能力日益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時代保持競爭力。

將心理語言學研究整合到語言教學中是萊頓項目的一大特色。梁參與在馬克斯·普朗克心理語言學研究所進行的、涉及歐洲各國學者的國際第二語言習得研究項目，將認知科學的最新成果應用於向西方學生教授中文的實踐挑戰。這種理論精緻性與教學效果的結合是荷蘭方式的特徵——務實而非單純功利，有理論基礎而非抽象學院化。[^fn_lang_extra]

荷蘭漢學的歷史展現出一種獨特的模式。源於東印度公司的商業和殖民關切，它最初聚焦於「海洋邊緣」的華人社群——荷屬東印度的海外華人、福建和廣東的方言人群、東南亞的民俗和秘密結社。在戴聞達的領導下，它被有意識地轉向中國文明的「大傳統」——古典哲學家、國家制度、國語。在許理和、伊維德、施博爾及其同事的領導下，它在中國宗教、文學和歷史研究方面達到了與這個小國及其學術群體規模不相稱的國際卓越地位。

兩個特徵使荷蘭傳統區別於其鄰國。第一是萊頓學派對直接閱讀中文原典的堅持——施古德「只管讀」的訓示——這一原則歷經五代學者保持不變，使荷蘭漢學與法國傳統的語文學嚴謹性相契合。第二是對中國文明中非精英、非經典和「邊緣」面向的關注——民間宗教、海外社群、白話文學、民間表演——這既反映了荷蘭傳統的殖民起源，也證明是學術創造力的源泉。

正如張西平所總結的，荷蘭學派對中國海上貿易、海外華人社群和中國沿海地區社會史的研究「彌補了中國主流史學的不足」，「糾正了中國學術自我認知中的盲點」。這種研究中國學者自身有時忽視之處的意願——「小傳統」與「大傳統」並重——也許是荷蘭漢學對國際中國文明研究最持久的貢獻。

書目

一手文獻

• De Groot, J.J.M.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6 vols. Leiden: Brill, 1892–1910.
• Duyvendak, J.J.L. The Book of Lord Shang. London: Arthur Probsthain, 1928.
• Duyvendak, J.J.L. Holland'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Studies. London: The China Society, 1950.
• Schlegel, Gustav.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4 vols. Leiden, 1886–1890.
• Schlegel, Gustav. Thian Ti Hwui: The Hung-League or Heaven-Earth-League. Batavia, 1866.
• Van Gulik, Robert H. 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Qin dao). Tokyo: Sophia University Press, 1940.
• Van Gulik, Robert H.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Leiden: Brill, 1961.
• Zürcher, Erik.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2 vols. Leiden: Brill, 1959.

二手文獻

• Honey, David B.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86.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 Zhang Xiping 张西平, ed. Oumei hanxue de lishi yu xianzhuang 欧美汉学的历史与现状 (History and Current Sta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inology). Zhengzhou: Daxiang chubanshe, 2005.
• Zhang Xiping 张西平. "Lecture 8: Development of Dutch Sinology" (第八讲：荷兰汉学的发展). In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Sinology.
• He Yin 何寅 and Xu Guanghua 许光华. Guowai hanxueshi 国外汉学史 (History of Sinology Abroad). Shanghai: Shanghai Waiyu Jiaoyu Chubanshe, 2002.
• Zheng Haiyan 郑海燕. "Helan Zhongguo yanjiu de lishi fazhan" 荷兰中国研究的历史发展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Netherlands). Guowai shehui kexue 国外社会科学, no. 3 (2005).
• Idema, Wilt, and Lloyd Haft. 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
• Blussé, Leonard.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1986.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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