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Chapter 10
第十章：荷兰——从东印度公司到莱顿的全球影响
一、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早期接触
荷兰汉学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不同于从耶稣会传教和启蒙运动哲学探究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法国传统，也不同于由新教传教热情和外交需求塑造的英国传统，荷兰汉学起源于联合东印度公司（VOC）——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业事业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殖民管理。这种商业和殖民的起源赋予了荷兰汉学一组独特的研究关注：海外华人社群的研究、华南和东南亚的语言与习俗、以及华人侨民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直到二十世纪，荷兰汉学才完全融入欧洲中国研究的主流，将注意力从中国的边缘转向中国的中心。
最早的荷兰人关于中国的记述是商业航行的产物。1592年，瓦赫纳尔（Waghenaer）的《航海宝典》收录了庞波尼乌斯（Pomponius）关于中国的观察；1595年，扬·豪根·凡·林斯霍顿（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的《葡萄牙人东方旅行记》提供了更为充实的记述，其基础既有个人经历也有葡萄牙档案材料。正如张西平指出的，荷兰汉学史家将这些早期旅行者描述为"仙境中的漫游者而非处女地的开拓者"——是记录奇观的观察者，而非分析文明的学者。[1]
从随意观察到系统研究的转变，是由东印度公司的商业需求推动的。十七世纪，该公司在东南亚各地建立了贸易据点，包括在华南沿海和台湾。中荷贸易的繁荣产生了对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的需求，荷兰大学最终将被要求满足这一需求。
十七世纪产生了少数值得注意的荷兰人对中国研究的贡献。1628年，荷兰传教士赫尔尼乌斯（Heurnius）在爪哇从事传教工作期间编纂了一部汉荷拉丁辞典。戈利乌斯（Golius）教授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历法的论文。沃修斯（Vossius）研究了中国编年史。1797年，胡克赫斯特（Houckgeest）出版了他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1794—1795年出使中国皇帝的报告。然而，这些努力仍然是零散和不系统的。[2]
荷兰汉学史家将其传统的真正开端定在1876年，当时古斯塔夫·施莱格尔（Gustav Schlegel）被任命为莱顿大学专门设立的汉学教席教授。据张西平记载，施莱格尔本人在1877年10月27日的就职演说中回顾了欧洲和中国汉学研究的状况，并得出结论："荷兰设立新教席，绝非落后于时代。"他指出，此前在其他欧洲大学设立中文教学的尝试"收效甚微或完全无用"，甚至在法国，那里自1814年就设有教席，"情况也大致相同。"[3]
二、古斯塔夫·施莱格尔与莱顿传统
古斯塔夫·施莱格尔（1840—1903）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前官员，曾在印度尼西亚和福建任职，在那里他学会了官话和闽南语。作为学者，他坚持与中国文本直接接触的优先性——他的名言是"只管读，别去纠结语法！"（Alleen maar lezen, niets met grammatica te maken!）——这一原则至今仍是莱顿学派的特征。[4]
施莱格尔的学术兴趣广泛得令人瞩目。他编纂了一部四卷本泉州方言荷中辞典（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1886—1890）；发表了关于天地会（Thian Ti Hwui，1866年）和中国天文学（Uranographie Chinoise，1875年）的研究；最具深远影响的是，他于1890年与法国书目学家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共同创办了《通报》（T'oung Pao）。《通报》以英、法、德三种语言在莱顿博睿出版社（Brill）出版，成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公认最权威的汉学期刊——这一地位至今未变。[5]
《通报》的创办本身就是荷法学术合作的一项重大成就。该刊自创刊之初便由一位莱顿教授和一位法国汉学家共同编辑——这一做法一直延续至今。历任编辑包括伯希和、戴闻达、戴密微、许理和与谢和耐。张西平指出，该刊"不发表纯方法论文章或缺乏新文献证据、不以古典中文而以外语翻译为基础进行文本分析的纯理论论文"——这一标准反映了产生该刊的传统所具有的文献学严谨性。[6]
施莱格尔建立的制度框架——莱顿教席、《通报》、为殖民事务培训翻译——为此后半个世纪的荷兰汉学奠定了模式。
三、戴闻达——莱顿与柏林之间
杨·雅各布·马利亚·德·赫罗特（Jan Jakob Maria de Groot，1854—1921）是施莱格尔的学生，在许多方面也是他的学术继承人。与老师一样，德·赫罗特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任职，在那里他对东南亚华人移民社群的宗教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持久的兴趣。
德·赫罗特的代表作《中国宗教制度》（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6卷，1892—1910）是一部关于中国民间宗教的纪念碑式研究，基于他在厦门闽南语华人和印尼华侨中的田野调查。他的其他重要著作包括《厦门华人年度节庆》（Les fêtes annuellement célébrées à Émoui，1886年）、《大同论》（Universismus，1918年）、《亚洲史中国文献》（Chinesische Urkunden zur Geschichte Asiens，1926年）和《中国的大乘律》（Le code du Mahayana en Chine，1891年）。他还收集了大量与闽南地区民俗、服饰和戏剧传统有关的文物，现保存在莱顿国立民族学博物馆。[7]
德·赫罗特的职业生涯揭示了荷兰汉学的一个显著特征。霍尼在《祭坛上的香》中将他放在德国汉学部分讨论——具体标题为"作为德国人的荷兰人"——因为1912年德·赫罗特离开莱顿，接受了柏林大学的中文教席，在那里任职直至去世。[8]这一转任既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汉学家的国际流动性，也反映了柏林教席的声望。但德·赫罗特的研究路径——基于海外华人社群田野调查的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本质上是荷兰式的，他的离去在莱顿引发了一场关于荷兰汉学未来方向的长期争论。
核心问题是莱顿应继续专注于荷兰殖民地中的海外华人社群研究——施莱格尔和德·赫罗特所建立的传统——还是应转向对中国本土的研究。1919年戴闻达（J.J.L. Duyvendak）的任命果断地将这一争论解决为后者。
三（续）、何四维与中国法制史
何四维（Anthony François Paulus Hulsewé，1910—1993），莱顿中文教席的第四任教授，师从戴闻达，后赴北京和京都深造。他原计划研究唐代法律，但得知卡尔·宾格（Karl Bünger）已就该课题完成了一项研究后，转而研究汉代法制。他的博士论文《汉法遗存》（Remnants of Han Law，1955年）及后来的《秦法遗存》（Remnants of Ch'in Law，1985年）确立了他作为早期中国法律制度方面西方首席权威的地位。
在担任教授的二十年间，何四维指导了范围异常广泛的研究——早期中国佛教、中古佛学研究、古典中国小说和人民共和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尽管他本人的研究始终集中于秦汉法律和制度史。其指导兴趣之广反映了荷兰汉学的小规模特点，要求一位教授覆盖极为广阔的学科领域。张西平指出，这些多样化的研究项目"为荷兰汉学开辟了新的学术视野，培养了一批研究专家。"
四、戴闻达与莱顿汉学的重新定向
扬·尤利乌斯·洛德维克·戴闻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1889—1954）是德·赫罗特的学生，在荷兰外交部门任职一段时间（1912—1918）后，于1919年被任命为莱顿中国研究的副教授。他的任命标志着荷兰汉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戴闻达是第一位将教学和研究重心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海外华人社群果断转向中国本土的荷兰汉学家。正如张西平所阐述的："对中国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的研究让位于对中国古典哲学家和国家制度的研究；对闽南语等南方方言的强调让位于国语教育。简言之，对中国'小传统'的研究被对中国'大传统'的研究所取代。"[9]
这一重新定向不仅仅是个人偏好的问题。它反映了二十世纪初的政治变革——清朝的覆灭、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荷兰殖民管理的性质变化——这些变革要求一种新型的中国问题专家：能够与中国主流社会和当代政治发展打交道的人，而不仅仅是研究殖民边缘地区的边缘社群。
戴闻达是第一位关注五四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的荷兰汉学家；他将鲁迅和胡适介绍给了荷兰读者。他的著述涉猎广泛：《中国面向西方》（China tegen de Westerkim，1927年），汇集了关于中国印刷术、王阳明哲学和新文学运动的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与人物》（Wegen en gestalten der Chineesche geschiedenis，1935年）；以及《道德经》（1942年）和《商君书》（1928年）的翻译。后者是对法家哲学家商鞅的研究，确立了戴闻达作为文献学家和先秦思想专家的国际声誉。[10]
1930年，戴闻达晋升为正教授，发表了题为"历史与儒学"的就职演说。同年，莱顿汉学研究所（Sinologisch Instituut）正式成立，戴闻达任首任所长。他还创办了博睿出版的莱顿汉学专刊系列，该系列延续至今，"代表了莱顿汉学的集体成就和学术权威。"[11]
在戴闻达任教莱顿的三十五年间（1919—1954），荷兰汉学深受他的个性和兴趣的影响。他是一位国际知名学者，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莱顿大学因德国占领而关闭，他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教学。他的学生完成了大量重要的博士论文，其中许多发表在莱顿汉学系列丛书中。[12]
戴闻达还在国际汉学的制度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参与《通报》——担任其荷方联合主编——巩固了该刊作为欧洲首要汉学出版物的地位。霍尼在讨论伯希和与该刊的合作时，提到了他对《通报》编辑方针的贡献。[13]
五、高罗佩——外交官、小说家、汉学家
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是二十世纪最具传奇色彩、也许也是最广为人知的荷兰汉学家。作为职业外交官，他先后在东京、重庆、南京、华盛顿、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任职，最后担任驻日本大使，将公务与异常丰富的学术和文学生涯融为一体。
高罗佩出生于聚特芬（Zutphen），童年时期有一段时间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度过。他在莱顿学习中文，但在乌得勒支大学以一篇关于印度主题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知识兴趣无边无际：他精通中文、日文、梵文和其他几种语言；弹奏中国古琴（七弦琴）；练习中国书法和篆刻；收藏中国古物，包括珍稀琴谱和明代木刻小说；还养了一只长臂猿。[14]
他的学术著作涵盖了令人惊叹的范围。他的《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1940年）至今仍是西方关于古琴传统的标准研究。《悉昙》（Siddham，1956年）探讨了印度学问向东亚的传播。《棠阴比事》（T'ang-yin-pi-shih，1956年）是对十三世纪中国判例手册的翻译和研究。他对米芾《砚史》的研究（1938年）和《中国图画艺术鉴赏》（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1958年）展示了他在中国艺术和物质文化方面的专业素养。[15]
高罗佩最具争议的学术著作是关于中国性文化的研究：《秘戏图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1951年，在东京私人印刷五十部）和《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1961年）。这些著作以其坦率的态度和对珍稀原始资料的运用开创先河，确立了高罗佩作为西方中国性学研究创始人的地位。张西平指出，他对这一课题的兴趣源于他在收藏活动中发现的晚明春宫版画——"在他所处的保守时代，这是一个大胆之举。"[16]
然而，高罗佩在非专业读者中的声誉主要建立在他以唐代大法官狄仁杰为主角的十七部侦探小说上。他受翻译十八世纪中国公案小说《狄公案》（1949年）的启发，用英文创作了狄公系列小说，并亲自将部分作品翻译成中文和日文，以中国传统木刻版画的风格为之配图。这些小说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出版后成为畅销书，在报纸上连载，被改编为电视剧，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它们至今仍在印行，继续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法律文化、社会风俗和审美情趣。[17]
高罗佩与许多东方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与所研究文化之间深层的个人投入。他不仅从学术距离分析中国文化；他生活在其中。他弹奏古琴的水平赢得了中国鉴赏家的赞赏；他将书法和篆刻作为艺术而非学术练习来实践；他以融合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与西方叙事技巧的风格写作狄公小说。他的中国古物收藏——特别是琴谱和明代木刻版画小说——兼具鉴赏家和学者的眼光。张西平观察到，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以"对中国传统文人的雅兴和嗜好有浓厚的兴趣"为特征，这使他在西方汉学家中独树一帜。
他最后出版的著作《长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1967年）是一项典型的别具一格的研究，探讨猿猴在中国文学和艺术中的形象——这是一个从梵文语文学到中国性学再到侦探小说的职业生涯的恰当尾声。高罗佩于1967年在海牙逝世，年仅五十七岁，外交生涯因病而终。
高罗佩的中文藏书，包括许多珍稀版本，被遗赠给莱顿汉学研究所。张西平评论道："他的博学和多才多艺令许多西方汉学家惊叹不已，也赢得了最博学的中国学者的钦佩。"[18]
六、伊维德与文学汉学
战后时期见证了莱顿文学汉学的繁荣，使荷兰学派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获得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国际声望。
在转向文学研究之前，应先提及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的贡献。他从1962年至1993年执掌莱顿东亚史教席，并担任《通报》联合主编。他的博士论文《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1959年）是一部关于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传播和适应的里程碑式研究，展现了他对中华文明吸收和转化外来思想体系过程的关注——这一主题后来延伸到耶稣会传教，以及在未发表的著作中延伸到马克思主义。许理和还创建了莱顿当代中国文献中心（1969年），并率先在教学中使用视觉历史材料。[19]
伊维德（Wilt Lukas Idema，1944年生）是第一位将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荷兰汉学家。他年轻时受到高罗佩狄公小说的启发，在莱顿学习中文，后在京都大学师从田中谦二攻读研究生，研究元杂剧和白话小说。1970年返回莱顿，1975年被任命为教授，1978年起担任汉学研究所所长。[20]
伊维德的学术成果浩繁而多样。他关于中国早期白话小说的博士论文确立了他在话本传统方面的专业地位。他对《石径山堂话本》与《三言》选集的比较研究揭示了冯梦龙的编辑手法。他最重要的英文著作包括《中国戏剧1100—1450年：资料集》（与韦斯特[Stephen H. West]合著），这是一部宏大的文献选编，收录了五部完整杂剧的翻译以及关于戏剧演出社会背景的大量文献。[21]
张西平强调了伊维德的方法论独特性。与主要通过文学文本（曲文）研究中国戏剧的学者不同，伊维德坚持舞台提示、对白和表演语境的重要性——这一方法源于他年轻时编剧和演出的经验以及他在日本接受的社会学训练。他主张戏剧文本是为演出而写的，而非为私人阅读，理解戏剧需要关注演员——"真正赋予故事和戏剧生命力的人。"[22]
伊维德还认真履行向荷兰公众普及中国文化的义务。他与劳埃德·哈夫特（Lloyd Haft）合著了一部荷兰语中国文学史（Chinese Letterkunde），后被翻译成英文。他系统地将中国古典诗歌、小说和戏剧翻译成荷兰文——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的作品，《三言》和《聊斋》中的故事，以及五部元杂剧——使他成为将中国文学翻译成荷兰语最多产的译者。[23]
伊维德的重要性超越了个人著述，还体现在他对莱顿中国文学研究方法论的重新定向上。他坚持中国戏剧和白话小说必须被理解为表演艺术——而不仅仅是文学文本——挑战了长期主导中西学术界的文本中心主义方法。他认为，不同体裁之间的关系——戏剧、小说和说唱艺术共享的情节——只有关注表演的社会语境才能理解。为什么同一个故事在杂剧和话本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差异是由于不同体裁的要求，还是由于作者意识形态立场的不同？伊维德在整个学术生涯中追问的这些问题，使中国文学研究与表演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对话。
作为翻译家，伊维德将学术严谨与对可读性的非凡敏感相结合。他将《诗经》、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的诗歌以及《聊斋志异》中的故事翻译成荷兰文，使中国古典文学首次真正为荷兰读者所理解。他还与人合著了第一部荷兰语中国文学史（Chinese Letterkunde），后以英文出版为《中国文学导论》（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1997年），一部面向专家和普通读者的著作。
在伊维德周围，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汉学学派在莱顿成形。劳埃德·哈夫特专攻中国现代诗歌，尤其是卞之琳和冯至的作品。贺麦晓（Michel Hockx）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学社团。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成为当代中国"朦胧诗"（menglong shi）的西方首席权威，特别关注诗人多多。库斯·凯珀尔（Koos Kuiper）翻译中国电影；阿格尼丝·施罗德（Agnes Schroeder）研究苏州山歌；还有人从事木偶戏、民间叙事和女书（nüshu）的研究。张西平将这一群体描述为创造了"丰富而多元的研究格局"，涵盖了"中国文学的各个时期和各种体裁——古代、现代和当代——既包括主流与边缘、个体与集体，也包括文本与表演。"[24]
七、当代荷兰汉学
莱顿汉学的一个独特分支致力于中国和华人侨民的社会经济史。现代中国文献中心主任爱德华·B. 费尔梅尔（Eduard B. Vermeer）将中国历史灌溉系统的研究（《中国的水利与灌溉》，1977年）与当代各省经济发展研究以及通过福建石刻揭示的地方史研究相结合。哈丽雅特·聚恩多弗（Harriet Zurndorfer）专攻徽州和徽商的社会经济史，完成了一部关于该地区从公元800年至1800年间连续性与变迁的重要研究。弗兰克·皮克（Frank Pieke）在阿姆斯特丹和伯克利接受人类学训练，对荷兰的华人社群以及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社会网络从单位制向个人能动性的转变进行了开创性的田野调查——这些研究将他从荷兰带到河北省，最终获得牛津大学的教授职位。
社会经济史研究组因此以改良的形式延续了莱顿对非精英中国社会和海外华人侨民的关注传统——这一传统可追溯到施莱格尔和德·赫罗特，但现在以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素养来进行。
尽管施博尔（Schipper，1934—2021）在来到莱顿之前曾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担任教席，但他的荷兰国籍和对莱顿学术生活的深度参与使他也成为荷兰汉学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在台湾受戒八年成为道士——道号施定清——使他获得了对道教仪式的内部理解，这是任何纯文本学者都无法达到的。他的里程碑式的《道藏提要》项目涉及七个欧洲国家的学者，由欧洲科学基金会资助。[25]
包乐史（Leonard Blussé，1946年生），莱顿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家，毕生致力于研究中荷关系、东南亚的海外华人社群和东印度公司档案。他的著作包括《奇异的伙伴：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的华人移民、混血女性和荷兰人》（Strange Company，1986年）、关于荷兰使华的研究，以及出版东印度公司台湾档案的大型编辑项目。他还组织了一大批来自印尼的中文商业文献的编目工作，包括契约、宗族记录和商业信函——这些都是研究华侨史的极为珍贵的原始资料。[26]
沈东（Tony Saich，1953年生），虽然后来转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但他是在莱顿接受训练的，为荷兰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传统做出了贡献。他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统一战线起源的博士论文基于对共产国际代理人斯内夫利特（马林）的档案研究，以《中国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起源》（1991年）出版。[27]
到1990年代，莱顿汉学研究所已发展到三十多名教师和三百多名学生，拥有西欧最大的中文图书馆之一。四个正教授职位分别覆盖文学（伊维德）、历史与宗教（施博尔及其后继者）、语言学（梁兆彬）和当代中国政治与行政。1969年由许理和创建的现代中国文献中心为当代中国研究提供了资源。[28]
莱顿汉学从1970年代开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致力于中文教学的现代化。梁兆彬（1936年生），出生于台湾的语言学家，受过多学科训练——英国文学、医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于1986年被任命为应用中文语言学教授。在他到来之前，莱顿一直遵循荷兰的传统做法，主要通过古典文本教授中文。在梁兆彬的领导下，建立了现代中文课程，包括四年级学生赴中国大陆或台湾学习一年的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了莱顿毕业生的实际语言能力。张西平指出，梁兆彬的创新"引领了全球中文教学的新方向"，年轻一代荷兰汉学家——柯雷、贺麦晓等人——所说的流利、标准的普通话，就是他教学改革的直接成果。
梁兆彬还参与了国际心理语言学研究项目，与欧洲各地的学者合作研究第二语言习得，并培养了数名后来成为心理语言学和中文教学法专家的博士生。
《通报》在创刊130多年后仍然是荷兰汉学事业和荷法学术合作的丰碑。由莱顿博睿出版社出版，荷法两国学者联合主编，接受英、法、德三种语言的稿件，它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和《亚洲研究杂志》并列为世界三大最权威的汉学期刊。其编辑标准——坚持原始文献证据、要求文本分析以古典中文而非翻译为基础、拒绝发表纯理论或纯方法论文章——体现了自欧洲汉学传统肇始以来一直秉持的文献学原则。[29]
战后荷兰汉学最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贡献之一是中文教学法的转型。在梁兆彬的领导下，莱顿开发了欧洲最有效的中文培训项目之一。该项目将密集的现代中文课堂教学与赴中国大陆或台湾强制留学一年相结合——这一要求在1980年代引入时是革命性的，但此后已成为世界领先汉学机构的标准做法。
成效是显著的。早期几代荷兰汉学家往往在口语中文方面力不从心——施莱格尔"只管读，别纠结语法"的格言反映了阅读古典文本是首要技能的时代——而梁兆彬之后的一代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令中国对话者惊叹不已。这种实际能力为田野调查、档案研究和学术交流打开了新的大门，确保了荷兰汉学在中文水平日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仍保持竞争力。
将心理语言学研究整合到语言教学中是莱顿项目的一大特色。梁兆彬参与在马克斯·普朗克心理语言学研究所进行的国际第二语言习得研究项目，汇集了欧洲各地的学者，将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于向西方学生教授中文的实际挑战。理论精深与教学实效的这种结合是荷兰路径的典型特征——务实而不仅仅是功利，有理论依据而不流于空洞的学术。
荷兰汉学史揭示了一种独特的模式。它诞生于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和殖民关切，最初专注于"海上边缘"的华人社群——荷属东印度的海外华人、福建和广东的方言人群、东南亚的民俗和秘密结社。在戴闻达的领导下，它被有意识地重新定向于中华文明的"大传统"——古典哲学家、国家制度、国语。在许理和、伊维德、施博尔及其同事的努力下，它在中国宗教、文学和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国际声誉，与这个小国及其学术社群的规模形成了反差。
荷兰传统的两个特征使其有别于邻国。第一是莱顿学派坚持与中国文本的直接接触——施莱格尔"只管读"的教诲——这一原则在五代学者中得以延续，使荷兰汉学与法国传统的文献学严谨性保持一致。第二是对中国文明中非精英、非经典和"边缘"维度的关注——民间宗教、海外社群、白话文学、民间表演——这既反映了荷兰传统的殖民起源，也被证明是学术创造力的源泉。
正如张西平总结的，荷兰学派对中国海上贸易、海外华人社群和中国沿海地区社会史研究的贡献，"弥补了中国主流史学的不足"，"纠正了中国学术自我认知中的盲点。"这种研究中国学者自身有时忽略的内容——"大传统"之外的"小传统"——的意愿，也许是荷兰汉学对国际中国文明研究最持久的贡献。[30]
注释
参考文献
原始资料
- De Groot, J.J.M.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6 vols. Leiden: Brill, 1892—1910.
- Duyvendak, J.J.L. The Book of Lord Shang. London: Arthur Probsthain, 1928.
- Duyvendak, J.J.L. Holland's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Studies. London: The China Society, 1950.
- Schlegel, Gustav. Nederlandsch-Chineesch Woordenboek. 4 vols. Leiden, 1886—1890.
- Schlegel, Gustav. Thian Ti Hwui: The Hung-League or Heaven-Earth-League. Batavia, 1866.
- Van Gulik, Robert H. 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Qin dao). Tokyo: Sophia University Press, 1940.
- Van Gulik, Robert H.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Leiden: Brill, 1961.
- Zürcher, Erik.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2 vols. Leiden: Brill, 1959.
二次文献
- Honey, David B.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86.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 张西平主编，《欧美汉学的历史与现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 张西平，"第八讲：荷兰汉学的发展"，载《西方汉学史十六讲》。
- 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郑海燕，"荷兰中国研究的历史发展"，《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 Idema, Wilt, and Lloyd Haft. 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
- Blussé, Leonard.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Dordrecht: Foris Publications, 1986.
引用
- ↑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序言，xxii。
-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
- ↑ 张西平，讲座1，"西方汉学导论"，第165—168页。
- ↑ 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
- ↑ 见本书第22章（翻译）关于人工智能翻译挑战。
- ↑ "Wenyan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asks," arXiv预印本 (2025)。
- ↑ "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valuating Adequacy, Fluency, and Elegance," Proceedings of EMNLP (2025)。
- ↑ "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
- ↑ 参见Mark Edward Lewis and Curie Viragh,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 no. 1 (2022)。
- ↑ 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 ↑ 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chinesedh2025.eas.princeton.edu)。
- ↑ 张西平，讲座1，第54—60页。
- ↑ 张西平，讲座1，第96—97页，引自李学勤。
- ↑ 张西平，讲座1，第102—113页。
- ↑ 张西平，讲座1，第114—117页。
- ↑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CCP's Global Academic Rebranding Campaign," Bitter Winter (2024)。
-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xii。
- ↑ "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报告 (2024); Sinology vs. the Disciplines, Then & Now, China Heritage (2019)。
- ↑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ow China's Long Reach of Repression Undermines Academic Freedom at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Human Rights Watch (2021)。
- ↑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第7章，第100—111页。
- ↑ Thomas Michael, "Heidegger's Legacy for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Laoz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1, no. 2 (2020): 299。
- ↑ Steven Burik, The End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Comparative Thinking: Heidegger, Derrida, and Daoism (Albany: SUNY Press, 2009)。
- ↑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UNY Press, 1987)，序言。
- ↑ François Jullien, Detour and Access: Strategies of Meaning in China and Greece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 参见"China as Metho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François Jullien's Philosophical Detour through China," Contemporary French and Francophone Studies 28, no. 1 (2024)。
- ↑ Wolfgang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3)，第11章，第194—195页。
- ↑ Bryan W. Van Norden, Taking Back Philosophy: 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 ↑ Carine Defoort,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1, no. 3 (2001): 393—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