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Xun - Heisser Wind
Heisser Wind (热风)
Essaysammlung von Lu Xun (鲁迅)
Entstehungszeit: 1918-1924
Abschnitt 1
[Heisser Wind]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
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和《奔流》，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象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象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一 先生自民国元年五月抵京之日始，即写日记，从无间断，凡天气之变化如阴、晴、风雨，人事之交际如友朋过从，信札往来，书籍购入，均详载无遗，他日付印，足供参考。故年谱之编，力求简短，仅举荦荦大端而已。
二 先生著作既多，译文亦富，另有著译书目，按年排比，故本谱于此二项，仅记大略，未及详写。
三 先生著译之外，复勤于纂辑古书，钞录古碑，书写均极精美，谱中亦不备举。
四 先生工作毕生不倦，如编辑各种刊物，以及为人校订稿件之类，必忠必信，贡献亦多，谱中亦从略不述。
五 本谱材料，有奉询于先生母太夫人者，亦有得于夫人许广平及令弟作人建人者，合并声明。
二十六年五月 日 许寿裳记
民国前三十一年 （清光绪七年辛巳西历
一八八一年） 先生一岁
八月初三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前二十六年 （十二年丙戌
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前二十四年 十四岁戊子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
“为妹妹啦。”
Abschnitt 2
[Abschnitt / Section]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公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前二十年 十八年壬辰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
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得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前十九年 十九年癸巳 十三岁
一八九三年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前十六年 廿二年丙申 十六岁
一八九六年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
父卒后，家境益艰。
前十四年 廿四年戊戌 十八岁
一八九八年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前十三年 廿五年己亥 十九岁
一八九九年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
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前十一年 廿七年辛丑 二十一岁
一九〇一年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前十年 廿八年壬寅 二十二岁
一九〇二年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
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前九年 廿九年癸卯 二十三岁
一九○三年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
秋，译《月界旅行》毕。
前八年 三十年甲辰 二十四岁
一九〇四年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前六年 三十二年丙年 二十六岁
一九〇六年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
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前五年 三十三年丁末 二十七岁
一九〇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前四年 三十四年戊申 二十八岁
一九〇八年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前三年 宣统元年己酉 二十九岁
一九○九年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
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前二年 二年庚戌 三十岁
一九一〇年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前一年 三年辛亥 三十一岁
一九一一年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注：以上月分均系阴历。
民国元年 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膺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
同月刻《百喻经》成。
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急先锋。
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
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九年 一九二〇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十年 一九二一年 四十一岁
二三两月又校《嵇康集》。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十一年 一九二二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十二年 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
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十三年 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
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往西安讲演，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起为《语丝》周刊撰文。
十四年 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十五年 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岁
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
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惨杀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
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十六年 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
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
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
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
十月抵上海。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同月《野草》印成。
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
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十七年 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
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史潮论》，及《语丝》编辑。
《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
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
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十八年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
五月《壁下译丛》印成。
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
六月五日回抵沪上。
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
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
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十九年 一九三〇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
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
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
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
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
“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
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拔去，易以义齿。
四月回寓。与神州国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
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
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
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
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
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
同月译《药用植物》讫。
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二十年 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
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Abschnitt 3
Im April hielt er an der Tongwen-Akademie einen Vortrag mit dem Titel: "Schurken und Literatur".
Im Juni hielt er einen Vortrag bei der japanischen "Vereinigung der Frauenfreunde".
Im Juli beendete er die Erläuterung der gesamten "Kurzen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omans" für Masuda Wataru.
Im selben Monat hielt er am "Institu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den Vortrag "Ein Blick auf die Literatur und Kunst Shanghais".
Am 17. August bat er Herrn Uchiyama Kakichi, den Studenten die Holzschnitttechnik beizubringen, wobei der Herr Lehrer persönlich übersetzte, und schloss am 22. ab. Am 24. hielt er einen Vortrag für die Holzschnittabteilung der "18 Kunstgesellschaft".
Im November kollationierte er die "Gesammelten Werke des Ji Kang" anhand des Song-Drucks der Hanfenlou-Bibliothek.
Im selben Monat wurde der Druck von "Vernichtung" fertiggestellt.
Im Dezember gab er zusammen mit Freunden die Zehntageszeitschrift "Am Scheideweg" heraus.
Einundzwanzigstes Jahr [der Republik] -- 1932 -- Zweiundfünfzig Jahre alt
Am 29. Januar geriet er bei Kampfhandlungen in die Feuerlinie. Am nächsten Tag suchte er Zuflucht in der Uchiyama-Buchhandlung.
Am 6. Februar wurde er von einem Mitarbeiter der Uchiyama-Buchhandlung zur Filiale in der englischen Konzession geleitet, wo er vorübergehend Schutz fand.
Im April stellte er die kurzen Kritiken von 1928 und 1929 zusammen und nannte sie: "Sammlung der drei Müßiggänger". Die Aufsätze von 1930 bis 1931 fasste er unter dem Titel "Sammlung zweier Herzen" zusammen.
Im Mai erstellte er ein eigenes Verzeichnis seiner Übersetzungen und Schriften.
Im September beendete er die Zusammenstellung und Übersetzung des ersten Bandes einer Anthologie von zwanzig modernen russischen Erzählern, den er "Harfe" nannte. Den zweiten Band, den er ebenfalls fertigstellte, nannte er "Ein Tag Arbeit".
Im Oktober ordnete er den "Briefwechsel beider Orte".
Am 9. November reiste er wegen der Erkrankung seiner Mutter nach Peking.
Ab dem 22. desselben Monats hielt er Vorträge an der Peking-Universität, der Fu-Jen-Universität, der Beiping-Universität, dem Frauen-Institut für Literatur und Naturwissenschaften, der Pädagogischen Universität, der China-Universität und anderen Hochschulen.
Zweiundzwanzigstes Jahr [der Republik] -- 1933 -- Dreiundfünfzig Jahre alt
Am 4. Januar lud Cai Yuanpei ihn per Brief ein, der "Liga zum Schutz der Bürgerrechte" beizutreten; er wurde zum Mitglied des Exekutivkomitees gewählt.
Am 17. Februar lud Cai Yuanpei ihn per Brief zu Song Qinglings Residenz ein, um George Bernard Shaw zu empfangen.
Im März erschien die "Lu Xun Selbstauswahl" im Verlag Tianma.
Am 27. desselben Monats brachte er seine Bücher zur Dixwei-Straße und mietete ein Haus zu ihrer Aufbewahrung.
Am 11. April zog er in die Dalu-Neusiedlung Nr. 9 um.
Am 13. Mai ging er zum deutschen Konsulat, um eine Protestschrift gegen die Gewalttaten der "Faschisten" zu überreichen.
Am 20. Juni wurde Yang Quan ermordet; er begab sich zum Internationalen Bestattungsinstitut zur Aufbahrung. Es ging damals das Gerücht um, auch der Herr Lehrer werde nicht verschont bleiben, und manche rieten ihm ab zu gehen, doch er ließ sich nicht davon abhalten; er ging ohne seinen Haustürschlüssel mitzunehmen, um seine Entschlossenheit zu zeigen.
Im Juli erschien die Monatszeitschrift "Literatur", der Herr Lehrer war einer der Mitarbeiter.
Im Oktober wurde die von ihm herausgegebene und mit einem Vorwort versehene Holzschnitt-Bildfolge "Das Leiden eines Menschen" fertig gedruckt.
Im selben Monat fand die "Holzschnitt-Ausstellung" in der Qianai-Gasse statt.
Ferner wurde die Sammlung kurzer Kritiken "Pseudofreies Buch" fertig gedruckt.
Dreiundzwanzigstes Jahr [der Republik] -- 1934 -- Vierundfünfzig Jahre alt
Im Januar erschien der "Peking-Briefpapier-Atlas".
Im Mai korrigierte er die Aufsatzsammlung "Südliche Töne und nördliche Weisen", die im selben Monat gedruckt wurde.
Im Mai erschien die von ihm herausgegebene und mit einem Vorwort versehene Holzschnitt-Sammlung "Jadekrug-Sammlung".
Im August redigierte er die Gründungsnummer der Zeitschrift "Übersetzung".
Am 23. desselben Monats verließ er wegen der Verhaftung eines Bekannten seine Wohnung, um sich in Sicherheit zu bringen.
Im Oktober wurde der "Holzschnitt-Reisebericht" fertig gedruckt.
Am 14. Dezember nachts Rückenschmerzen und Nachtschweiß. Nach der Krankheit stark abgemagert; die künstlichen Zähne passten nicht mehr auf das Zahnfleisch.
Im selben Monat erschien die Sammlung kurzer Kritiken "Quasi-Wind-und-Mond-Gespräche".
Vierundzwanzigstes Jahr [der Republik] -- 1935 -- Fünfundfünfzig Jahre alt
Im Januar beendete er die Übersetzung des sowjetischen Kindermärchens "Die Uhr" von Pantelejew.
Im Februar begann er mit der Übersetzung von Gogols "Toten Seelen".
Im April wurde der erste Band des "Briefpapier-Atlas des Zehn-Bambus-Studios" fertig gedruckt.
Im Juni beendete er die Auswahl und Einleitung zum zweiten Band der Erzählungen für die "Anthologie der neuen Literatur"; das Buch wurde gedruckt.
Im September erschien die Übersetzung von Gorkis "Russische Märchen".
Im Oktober redigierte er den ersten Band der nachgelassenen Schriften Qu Qiubais: "Waldstimmen vom Meer".
Im November setzte er die "Neuen Geschichten nach alten Stoffen" fort.
Im Dezember stellte er die Holzschnittausgabe der "Hundert Illustrationen zu den Toten Seelen" zusammen und schrieb ein Vorwort.
Fünfundzwanzigstes Jahr [der Republik] -- 1936 -- Sechsundfünfzig Jahre alt
Im Januar starke Schmerzen in Schulter und Rippen.
Im selben Monat am 20. erschien die zusammen mit Freunden herausgegebene Halbmonatszeitschrift "Sturmschwalbe".
Ferner beendete er die Korrektur der "Neuen Geschichten nach alten Stoffen"; das Buch erschien sofort.
Im Februar begann er die Fortsetzung der Übersetzung des zweiten Teils der "Toten Seelen".
Am 2. März nachmittags plötzlicher Asthmaanfall.
Am 7. April ging er zur Firma Liangyou, um die "Sowjetische Druckgraphik" für sie auszuwählen.
Im selben Monat redigierte er den zweiten Band von "Waldstimmen vom Meer".
Am 15. Mai erneuter Krankheitsanfall; der Arzt diagnostizierte ein Magenleiden. Seither andauerndes Fieber. Am 31. brachte Frau Smedley den amerikanischen Arzt Dr. Dunn zur Untersuchung; der Zustand war äußerst kritisch.
Im Juni erholte er sich allmählich von der Erschöpfung, konnte etwas sitzen, stehen und lesen. Er vermochte einige Dutzend Schriftzeichen zu schreiben.
Im selben Monat beantwortete er während der Krankheit einem Besucher O.V. die Frage: "Über unsere gegenwärtige literarische Bewegung".
Ferner wurde das "Randglossen-Buch" fertig gedruckt.
Im Juli erschien die von ihm herausgegebene und gedruckte "Ausgewählte Druckgraphik von Käthe Kollwitz".
Im August Blut im Auswurf.
Er schrieb einen kurzen Beitrag für die Gründungsnummer von "Zhongliu" (Im Strom).
Im Oktober wog er achtundachtzig Pfund, ungefähr zwei Pfund mehr als am 1. August.
Die Übersetzung von Tschechows "Böse Buben und andere merkwürdige Geschichten" erschien.
Gelegentlich konnte er ausgehen, Filme ansehen und kurze Besuche bei Freunden machen.
Am 8. desselben Monats besuchte er im YMCA die zweite "Nationale Wanderausstellung für Holzschnitte".
Am 17. besuchte er Kaji Wataru und Uchiyama Kanzo.
Am 18. setzte die Krankheit in den frühen Morgenstunden vor Tagesanbruch ein, unaufhörliches Asthma, bis er am 19. um fünf Uhr fünfundzwanzig morgens verstarb.
Abschnitt 4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一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圆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Proletary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Chemie译作“舍密学”，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ABCD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
呀！──《搬家》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
“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三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象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含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文和托罗兹基的半部《文学与革命》，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生”，译文定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一下子，寻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高文，结论是并无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什么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斯”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说地体运动，达尔文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误。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一级去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这是还没有人“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一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生所说，“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但可还有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无产者”呢？自然还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
Abschnitt 5
[Woertl. Uebersetzung (Forts.)]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地位，无产的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艺学术”。
自此以后，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四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力，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不同。文学不藉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爽快”了罢。
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因为“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象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但这好象“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五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象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Abschnitt 6
Und doch gibt es auf der Welt noch viel Papier, die Mitglieder jeder Literaturgilde sind aber wenige, grosse Ambitionen bei geringen Kraeften, sie koennen nicht das ganze Papier vollschreiben. Daher jammern die Kritiker innerhalb einer Gilde, deren Aufgabe es ist, Feinde zu bekaempfen und Verbundete zu unterstuetzen und Andersartige hinwegzufegen, wenn sie andere kommen sehen, um Papier zu beschreiben, und schuetteln unaufhoerlich den Kopf und stampfen mit dem Fuss. Der Shanghaier Shenbao ging so weit, die Uebersetzer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als "Hinz und Kunz" zu bezeichnen -- so gross war seine Entruestung. Herr Jiang Guangci, dessen "Stellung in der neuen chinesischen Literatur den Lesern laengst bekannt ist", war nach Tokio gereist, um sich von einer Krankheit zu erholen, und traf dort Kurahara Korehito. Als das Gespraech auf die vielen schlechten japanischen Uebersetzungen kam, die geradezu schwerer zu lesen seien als das Original, lachte er auf und sagte: "...In der chinesischen Uebersetzungswelt muss es dann erst recht drunter und drueber gehen. In letzter Zeit sind viele chinesische Buecher aus dem Japanischen uebersetzt worden; wenn die Japaner europaeische Werke mit etlichen Fehlern und Kuerzungen ins Japanische uebertragen und dies dann ins Chinesische uebersetzt wird, wird das Werk dann nicht zur Haelfte sein Gesicht verloren haben?..." (Siehe "Der Neulandbrecher".) Auch dies ist ein Ausdruck tiefer Unzufriedenheit mit Uebersetzungen, besonders mit Sekundaeruebersetzungen. Allerdings nennt Herr Liang noch Buchtitel und konkrete Maengel, waehrend Herr Jiang nur anmutig laechelt und alles hinwegfegt -- das ist wahrlich weit umfassender. Kurahara Korehito hat viele literaturtheoretische Werke und Romane direkt aus dem Russischen uebersetzt, was mir persoenlich von grossem Nutzen war. Ich hoffe, dass es auch in China ein oder zwei solch aufrichtige Uebersetzer aus dem Russischen gibt, die nach und nach gute Buecher uebertragen, statt lediglich sich selbst einmal einen "Idioten" zu schimpfen und damit ihre Pflicht als revolutionaere Literaten fuer erfuellt zu halten.
Aber wie steht es nun gegenwaertig? Herr Liang Shiqiu uebersetzt solche Dinge nicht, der grosse Mann, der andere "Hinz und Kunz" nennt, uebersetzt sie auch nicht, und Herr Jiang, der Russisch studiert hat, waere eigentlich am besten geeignet, doch leider hat er nach seiner Genesung nur ein einziges Buch herausgebracht, "Eine Woche", waehrend Japan laengst zwei Uebersetzungen davon hat. China hat einst eifrig ueber Darwin diskutiert, eifrig ueber Nietzsche, und zur Zeit des Europakrieges sie dann tuechtig beschimpft, doch von Darwins Werken gibt es bis heute nur eine einzige Uebersetzung, von Nietzsche nur eine halbe; die Gelehrten und Literaten, die Englisch und Deutsch studiert haben, haben weder Zeit noch Lust, sich darum zu kuemmern -- Schluss. Daher wird man wohl vorlaeufig nichts anderes tun koennen, als sich auslachen und beschimpfen zu lassen und weiterhin aus dem Japanischen sekundaer zu uebersetzen, oder ein Originalbuch zu nehmen und es unter Heranziehung der japanischen Uebersetzung direkt zu uebertragen. Ich habe vor, weiterhin so zu verfahren, und ich hoffe, dass es mehr Leute gibt, die ebenso handeln, um die Leere hinter dem gruendlichen Grosssprechen ein wenig aufzufuellen. Denn wir koennen nicht wie Herr Jiang "darueber lachen", und wir sollten auch nicht wie Herr Liang "warten, warten, warten".
6
Ich habe anfangs geschrieben, "sich selbst als hart darzustellen, waehrend man in Wahrheit weich wie Baumwolle ist, ist geradezu ein Kennzeichen des Neumond-Vereins" -- dazu moechte ich an dieser Stelle noch einige kurze Ergaenzungen als Abschluss dieses Aufsatzes machen.
Als "Die Neue Mondsichel" auf die Welt kam, trat sie sogleich fuer eine "strenge Haltung" ein, beschimpfte aber die Schimpfer und verspottete die Spoetter. Das ist durchaus nicht falsch, es ist eben "jedem nach seiner eigenen Methode vergolten", auch wenn es eine Art "Vergeltung" ist und nicht dem Eigennutz dient. Noch in der Anzeige zur Doppelnummer von Band 2, Heft 6 und 7, heisst es: "Wir alle bewahren eine Haltung der 'Toleranz' (ausgenommen die Haltung der 'Intoleranz', die wir nicht tolerieren koennen), und wir alle schaetzen besonnene, vernunftgemaesse Lehren." Die ersten beiden Saetze sind ebenfalls nicht falsch -- "Auge um Auge, Zahn um Zahn" --, und sie stehen in Uebereinstimmung mit der Anfangsposition. Aber wenn man diesen breiten Weg weitergeht, muss man unweigerlich auf "Gewalt gegen Gewalt" stossen, und das laesst sich mit der "Besonnenheit", die den Herren des Neumond-Vereins so am Herzen liegt, nicht mehr vereinbaren.
Diesmal, als die "freie Rede" des Neumond-Vereins unterdrueckt wurde, haette man nach alter Methode auch den Unterdruecker unterdruecken muessen. Doch die in der "Neuen Mondsichel" zum Ausdruck kommende Reaktion war ein Aufsatz "An die Unterdruecker der Redefreiheit", der zunaechst die Parteidoktrin der Gegenseite zitierte, sodann auslaendische Gesetze, und schliesslich historische Beispiele aus Ost und West anfuehrte, um zu zeigen, dass alle, die die Freiheit unterdruecken, oft dem Untergang anheimfallen -- eine Warnung, die fuersorglich fuer die Gegenseite gedacht war.
So laeuft die "strenge Haltung" des Neumond-Vereins, die "Auge-um-Auge"-Methode, letzten Endes darauf hinaus, dass sie nur gegenueber Kraften aehnlicher oder geringerer Staerke angewandt wird. Wenn einem aber ein Maechtigerer das Auge geschwollen schlaegt, macht man eine Ausnahme, hebt nur die Hand, bedeckt das eigene Gesicht und ruft: "Pass auf dein eigenes Auge auf!"
Abschnitt 7
Gewohnheit und Reform
Ein Volk, dessen Koerper und Geist bereits verhaertet sind, wird selbst der geringfuegigsten Reform Widerstand entgegensetzen. Aeusserlich sieht es so aus, als fuerchte es die Unbequemlichkeit fuer sich selbst; in Wahrheit fuerchtet es den Nachteil fuer sich selbst, doch die Vorwaende, die es erfindet, wirken oft aeusserst gerecht und erhaben.
Die diesjaehrige Abschaffung des Mondkalenders ist freilich eine Kleinigkeit, die im Grunde nichts Wesentliches beruehrt, aber die Kaufleute jammern natuerlich Stein und Bein. Und das ist noch nicht alles: Sogar Shanghais Arbeitslose und Firmenangestellte seufzen haeufig tiefsinnig und sagen, das sei sehr unbequem fuer die Bauern bei der Feldbestellung, oder das sei sehr unbequem fuer die Hochseeschiffe beim Abwarten der Gezeiten. Sie denken dabei tatsaechlich an die Bauern auf dem Lande, die sie schon lange nichts mehr angehen, und an die Schiffer auf dem Meer. Das klingt wirklich nach allumfassender Naechstenliebe.
Sobald der dreiundzwanzigste des zwoelften Monats nach dem Mondkalender kommt, knallen ueberall die Boeller. Ich fragte einen Ladenangestellten: "Darf man dieses Jahr noch das alte Neujahrsfest feiern? Naechstes Jahr wird dann bestimmt das neue Neujahr gefeiert?" Die Antwort lautete: "Naechstes Jahr ist wieder naechstes Jahr; das muss man dann sehen." Er glaubt nicht daran, dass man naechstes Jahr gezwungen sein wird, das Neujahr nach dem Sonnenkalender zu feiern. Auf dem Kalender aber wurde der Mondkalender tatsaechlich gestrichen und nur die Sonnenwenden und Tag-und-Nacht-Gleichen beibehalten. Gleichzeitig erschien jedoch in den Zeitungen eine Anzeige fuer einen "Einhundertzwanzigjaehrigen Solar-Lunar-Kalender". Wunderbar -- sie haben sogar fuer die Zeiten der Urenkel und Ururenkel den Mondkalender vorbereitet, einhundertzwanzig Jahre!
Obwohl die Herren Liang Shiqiu die Mehrheit sehr verachten, ist die Macht der Mehrheit doch gewaltig und entscheidend. Wer Reformen anstrebt, aber das Herz des Volkes nicht gruendlich kennt und keine Mittel findet, es anzuleiten und fortzubilden, dem nuetzen auch die erhabensten Abhandlungen und grossartigsten Debatten, seien sie romantisch oder klassisch, nichts -- das Volk bleibt unbeeinflusst, und alles beschraenkt sich darauf, dass einige wenige Leute sich in ihren Studierzimmern gegenseitig bewundern und Selbstzufriedenheit erlangen. Sollte es wirklich jemals eine "Regierung guter Menschen" geben, die Reformen anordnet, so wuerde das Volk sie bald wieder auf den alten Weg zurueckzerren.
Wahre Revolutionaere haben ihre eigenen, originellen Einsichten. Herr Uljanow zum Beispiel zaehlt "Sitten" und "Gebraeuche" zur "Kultur" und ist der Meinung, dass die Reform dieser Dinge aeusserst schwierig sei. Ich glaube, wenn man diese Dinge nicht reformiert, ist die Revolution so gut wie wirkungslos -- wie ein Turm auf Sand gebaut, der in kuerzester Zeit zusammenstuerzt. Chinas erste Mandschu-feindliche Revolution fand so leicht Anklang, weil ihre Parole "Wiederherstellung des Alten" lautete, also "Restauration" -- was leicht die Zustimmung eines konservativen Volkes gewinnt. Aber als dann die nach historischem Muster zu erwartende Bluetezeit am Anfang einer neuen Dynastie ausblieb und man nur vergeblich einen Zopf verloren hatte, war die allgemeine Unzufriedenheit gross.
Die etwas neueren Reformen danach scheiterten eine nach der anderen: Ein Liang Reform, zehn Jin Reaktion. Zum Beispiel: Ein Jahr lang wird der Mondkalender aus dem offiziellen Kalender verbannt -- und dafuer kommt ein Solar-Lunar-Kalender fuer einhundertzwanzig Jahre.
Solche kombinierten Kalender werden bestimmt viele begeisterte Abnehmer finden, denn sie werden von Sitten und Gebraeuchen gestuetzt und haben daher auch die Sitten und Gebraeuche als Rueckendeckung. Bei anderen Dingen ist es genauso: Wenn man nicht tief in die breiten Schichten des Volkes eindringt und deren Sitten und Gebraeuche erforscht, analysiert, Gutes von Schlechtem unterscheidet, Masstaebe fuer Beibehaltung und Abschaffung aufstellt und bei beidem sorgfaeltig die Methode der Durchfuehrung waehlt, dann wird jede Reform vom Felsen der Gewohnheit zermalmt oder nur eine Zeitlang an der Oberflaeche treiben.
Jetzt ist nicht mehr die Zeit, im Studierzimmer zu sitzen, Buecher in Haenden haltend, um hochtrabend ueber Religion, Recht, Literatur, Kunst und dergleichen zu reden. Selbst wenn man diese Dinge eroetern will, muss man zunaechst die Gewohnheiten und Sitten kennen und den Mut und die Ausdauer haben, deren dunkle Seiten ins Auge zu fassen. Denn ohne klare Sicht ist keine Reform moeglich. Wer nur die kuenftige Helligkeit beschwort, beluegt in Wahrheit sein eigenes traege Selbst und sein traeges Publikum.
Abschnitt 8
Nicht-revolutionaere radikale Revolutionstheoretiker
Sollte man sagen, eine grosse revolutionaere Armee muesse voraussetzen, dass das Bewusstsein aller Kaempfer voellig korrekt und klar sei -- erst dann sei sie eine wahre Armee der Revolution, andernfalls nicht eines Laechelns wert --, so klingt das auf den ersten Blick freilich sehr berechtigt und gruendlich, doch es ist eine unloesbare Aufgabe, hohles Gerede, ein suesses Gift, das die Revolution vergiftet.
So wie es unter der Herrschaft des Imperialismus unmoeglich ist, die Massen so zu schulen, dass jeder Einzelne "Menschenliebe" besitzt und dann laechelnd und mit gefalteten Haenden die "grosse Harmonie" der Welt errichtet -- ebenso wenig ist es unter den Kraeften, gegen die sich die Revolutionaere auflehnen, moeglich, durch Wort oder Tat die grosse Mehrheit zu einem vollstaendig korrekten Bewusstsein zu bringen. Daher ist bei jedem Aufstand einer revolutionaeren Truppe die Gesinnung der Kaempfer im Grossen und Ganzen nur die eine: Widerstand gegen den bestehenden Zustand. Darin stimmen sie ueberein; in ihren letzten Zielen gehen sie weit auseinander. Manche kaempfen fuer die Gesellschaft, manche fuer ein kleines Gruentppchen, manche fuer eine Geliebte, manche fuer sich selbst, manche schlicht um zu sterben. Und doch kann die revolutionaere Armee weiter vorruecken. Denn waehrend des Marsches ist die Kugel, die ein Individualist auf den Feind abfeuert, ebenso toedlich wie die eines Kollektivisten; und wenn ein Kaempfer faellt, verringert sich die Kampfkraft der Truppe in beiden Faellen gleich. Freilich werden wegen der Unterschiede in den letzten Zielen unterwegs immer wieder Leute desertieren, sich verirren, resignieren oder ueberlaufen. Doch solange dies den Vormarsch nicht behindert, wird die Truppe mit der Zeit immer reiner und schaerfer.
Als ich das Vorwort zu Herrn Ye Yongzhens "Kleines Jahrzehnt" schrieb, war ich der Meinung, der Held habe bereits der Gesellschaft einige Dienste geleistet, und meinte damit eben dies. Der Protagonist hat immerhin die Front besucht und Posten gestanden (auch wenn ihm nicht einmal beigebracht wurde, wie man ein Gewehr abfeuert) -- das ist ungleich konkreter als die Literaten, die nur auf ihren Knien sitzen und traurige Lieder singen oder den Griffel umklammern und zornig seufzen. Zu verlangen, dass die heutigen Kaempfer ausnahmslos ein korrektes Bewusstsein haben und standfest wie Stahl sein sollen, ist nicht nur eine utopische Hirngespinst, sondern auch eine ueber alle Vernunft hinausgehende Zumutung.
Doch spaeter sah ich im Shenbao eine noch strengere, noch gruendlichere Kritik: Weil der Protagonist des Buches aus persoenlichen Motiven in den Krieg gezogen sei, drueckte man tiefe Unzufriedenheit aus. Der Shenbao ist die friedfertigste Zeitung, die am wenigsten zur Revolution aufruft -- das scheint auf den ersten Blick nicht recht zusammenzupassen. Ich moechte hier darauf hinweisen, dass es Leute gibt, die aeusserlich gruendliche Revolutionaere zu sein scheinen, in Wahrheit aber hoechst unrevolutionaere oder der Revolution schaedliche individualistische Schwatzer sind -- damit die Seele der Kritik zum Koerper der Zeitung passt.
Der eine ist der Dekadent: Weil er selbst weder ein bestimmtes Ideal noch bestimmte Faehigkeiten besitzt, versinkt er und sucht Vergnuegen fuer den Augenblick; hat er sich an einem bestimmten Vergnuegen sattgefressen, empfindet er Ueberdruss und sucht staendig nach neuen Reizen, und diese Reize muessen umso staerker sein, damit er Befriedigung empfindet. Auch die Revolution ist fuer den Dekadenten ein neuer Reiz -- wie ein Vielfress, der sich an Fettem und Suessem ueberessen hat, dessen Geschmack stumpf geworden ist und dessen Magen schwach ist, und der nun Pfeffer und Chili essen muss, damit ein wenig Schweiss auf der Stirn erscheint und er noch eine halbe Schale Reis hinunterbringt. Von der revolutionaeren Literatur verlangt er gruendliche, vollstaendige Revolutionsliteratur; sobald ein Spiegelbild der Maengel der Zeit erscheint, runzelt er die Stirn und haelt es nicht eines Laechelns fuer wert. Wenn es sich von der Wirklichkeit entfernt, schadet es nicht -- Hauptsache, man hat seine Befriedigung. Baudelaire in Frankreich ist als dekadenter Dichter allgemein bekannt, und doch begruesste er die Revolution; erst als die Revolution sein dekadentes Leben beeintraechtigte, begann er sie zu hassen. Daher koennen die Revolutionaere auf dem Papier am Vorabend der Revolution, die zudem aeusserst gruendliche, aeusserst radikale Revolutionaere sind, wenn die Revolution kommt, ihre frueheren Masken abreissen -- ihre unbewussten Masken. Solche historischen Beispiele sollte man auch den "revolutionaeren Literaten" vom Schlage eines Cheng Fangwu vorhalten, die beim kleinsten Rueckschlag nach Tokio im Osten fliehen oder nach Paris im Westen rennen, sobald sie eine kleine Position (oder ein kleines Suemmchen) erlangt haben.
Der andere -- ihm kann ich noch keinen Namen geben. Kurz gesagt, es ist jemand ohne feste Ueberzeugung, der deshalb findet, dass nichts auf der Welt richtig ist und er selbst in nichts Unrecht hat, und der letzten Endes den Status quo fuer das Beste haelt. Wenn er als Kritiker spricht, greift er willkuerlich nach irgendetwas, um den Gegner zu widerlegen. Will er die Theorie der gegenseitigen Hilfe anfechten, benutzt er die Theorie des Daseinskampfes; will er die Theorie des Daseinskampfes anfechten, benutzt er die der gegenseitigen Hilfe. Gegen die Friedenstheorie fuehrt er den Klassenkampf ins Feld; gegen den Kampf predigt er die Menschenliebe. Ist sein Gegner Idealist, so stellt er sich auf den Standpunkt des Materialismus; muss er sich aber mit einem Materialisten auseinandersetzen, verwandelt er sich in einen Idealisten. Kurz, er misst mit englischem Fuss russische Werst und mit franzoesischem Fuss Meter und stellt fest, dass nichts zueinander passt. Weil nichts anderes passt, fuehlt er sich ewig im "rechten Mass", ewig mit sich zufrieden. Nach der Anleitung durch die Kritik dieser Leute ist alles, was nicht vollkommen ist und Maengel aufweist, unbrauchbar. Aber wo gaebe es in der heutigen Welt, bei den heutigen Menschen und Dingen, etwas vollkommen Vollkommenes und gaenzlich Makelloses? Um auf Nummer sicher zu gehen, bleibt nur, sich kein bisschen zu regen. Doch auch dieses Nichtbewegen ist bereits ein grosser Fehler. Kurz: Die Kunst des Menschseins ist aeusserst beschwerlich, und das gilt fuer den Revolutionaer natuerlich erst recht.
Der Kritiker des Shenbao verlangt zwar fuer "Das kleine Jahrzehnt" einen durchweg revolutionaeren Protagonisten, aber fuer die Uebersetzung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hat er nur beissenden kalten Spott uebrig. Seine Seele gehoert also der letzten Kategorie an, mit einem leichten Anflug der Langeweile des Dekadenten am Leben, der etwas Chili essen moechte, um den Appetit anzuregen.
Abschnitt 9
Zhang Zipings "Romanwissenschaft"
Zhang Ziping ist, wie man sagt, der "fortschrittlichste" "proletarische Schriftsteller": Während ihr noch "keimt", während ihr noch "Neuland brecht", erntet er bereits. Das ist Fortschritt -- im Laufschritt voraneilen, nur den Staub in der Ferne sehen. Was er aber emsig schreibt, sind immer noch Dreiecksgeschichten, die Spezialität des "revolutionären Schriftstellers", die aber kein anderer übertreffen kann -- dies aber ist eine Sache, über die Außenstehende nicht urteilen können, und für den Augenblick will ich sie hier nicht erörtern. Nun hat er ein Buch namens "Romanwissenschaft" verfasst, das einen "Romantiker" stutzig machen kann, denn daraus erfährt man: Der Roman hat tatsächlich eine "Wissenschaft". Aber die Methode der "Wissenschaft" ist auch recht einfach, es bedarf nur des Kopierens -- so wie bei seinen eigenen Romanen.
Abschnitt 10
Meinungen zur Liga Linker Schriftsteller
-- Rede auf der Gruendungsversammlung der Liga Linker Schriftsteller am 2. Maerz
Vieles ist schon von anderen ausfuehrlich dargelegt worden, und ich brauche es nicht zu wiederholen. Ich bin der Meinung, dass es heutzutage fuer "linke" Schriftsteller sehr leicht ist, zu "rechten" Schriftstellern zu werden. Warum? Erstens: Wenn man keinen Kontakt mit dem tatsaechlichen Gesellschaftskampf hat und nur hinter Glasfenstern eingeschlossen Aufsaetze schreibt und Probleme untersucht, dann ist jede noch so radikale, "linke" Haltung leicht einzunehmen; doch sobald man mit der Wirklichkeit zusammenstoesst, wird sie augenblicklich zerschmettert. Eingesperrt im Zimmer ist es am leichtesten, ueber radikale Grundsaetze zu reden, aber auch am leichtesten, "nach rechts abzudriften". Im Westen nennt man das den "Salon-Sozialisten" -- "Salon" bedeutet Wohnzimmer: im Wohnzimmer sitzen und ueber Sozialismus plaudern, das ist sehr elegant, sehr schoen, aber ohne jede Absicht, ihn auch umzusetzen. Auf solche Sozialisten ist keinerlei Verlass. Ausserdem gibt es in der heutigen Zeit fast keinen Schriftsteller oder Kuenstler mehr, der nicht wenigstens einen Hauch von soziallistischem Denken im weiteren Sinne in sich traegt -- das heisst, Schriftsteller oder Kuenstler, die meinen, die Arbeiter und Bauern sollten Sklaven sein, sollten abgeschlachtet und ausgebeutet werden, gibt es kaum noch, es sei denn Mussolini, aber Mussolini hat keine literarischen Werke verfasst. (Natuerlich kann man nicht sagen, dass es solche Schriftsteller gaenzlich nicht gebe -- zum Beispiel die Literaten der chinesischen Neumond-Schule und der von Mussolini bewunderte D'Annunzio gehoeren dazu.)
Zweitens: Wenn man die tatsaechlichen Gegebenheiten der Revolution nicht versteht, kann man ebenfalls leicht "rechts" werden. Revolution ist Schmerz, darin mischt sich unvermeidlich Schmutz und Blut; sie ist keineswegs so interessant und so vollkommen, wie Dichter sie sich vorstellen. Revolution ist vor allem eine Sache der Wirklichkeit und erfordert allerlei niedrige, muehsame Arbeit -- sie ist keineswegs so romantisch, wie Dichter sie sich vorstellen. Revolution bringt natuerlich Zerstoerung mit sich, braucht aber umso mehr Aufbau; Zerstoerung macht Spass, aber Aufbau ist eine muehsame Angelegenheit. Daher werden Menschen, die romantische Illusionen ueber die Revolution hegen, leicht enttaeuscht, sobald sie sich der Revolution naehern oder die Revolution in Gang kommt. Man hoert, der russische Dichter Jessenin habe anfangs die Oktoberrevolution ebenfalls begeistert begruesst und damals gerufen: "Hoch lebe die Revolution im Himmel und auf Erden!" und auch: "Ich bin ein Bolschewik!" Doch als nach der Revolution die tatsaechlichen Verhaeltnisse sich als etwas voellig anderes erwiesen als das, was er sich vorgestellt hatte, verfiel er in Enttaeuschung und Dekadenz. Jessenin beging spaeter Selbstmord, und diese Enttaeuschung war, wie man hoert, einer der Gruende dafuer. Auch Pilnjak und Ehrenburg sind Beispiele. Auch in unserer Xinhai-Revolution gab es aehnliche Faelle: Damals waren viele Literaten, etwa die Mitglieder der "Suedlichen Gesellschaft", anfangs meist sehr revolutionaer, aber sie hatten eine Illusion -- sie glaubten, man brauche nur die Mandschus vertreiben, und alles wuerde in der Pracht der "Han-Beamten" wiederhergestellt, die Menschen wuerden alle weite Aermel tragen, hohe Kronen und breite Guertel, und grossen Schrittes durch die Strassen gehen. Doch nach der Vertreibung des Mandschu-Kaisers und der Gruendung der Republik war alles voellig anders, und so waren sie enttaeuscht; einige wurden spaeter sogar zu Reaktionaeren gegenueber der neuen Bewegung. Wenn wir die tatsaechlichen Gegebenheiten der Revolution nicht verstehen, laufen auch wir Gefahr, ihnen zu gleichen.
Ferner: Die Vorstellung, Dichter oder Literaten stuenden ueber allen anderen Menschen und ihre Arbeit sei edler als alle andere, ist ebenfalls irrig. Ein Beispiel: Einst glaubte Heine, der Dichter sei das edelste Wesen und Gott der gerechteste; nach dem Tod komme der Dichter zu Gott, setze sich um Gott herum, und Gott reiche ihm Suessigkeiten. Heutzutage glaubt natuerlich niemand mehr, dass Gott Suessigkeiten verteilt. Aber zu glauben, der Dichter oder Literat, der heute fuer die Befreiung der arbeitenden Massen revolutioniert, werde nach dem Sieg der Revolution von der Arbeiterklasse reichlich belohnt und besonders bevorzugt behandelt, werde im Sonderwagen fahren und Sondermenues speisen -- oder die Arbeiter wuerden ihm Butterbrot bringen und sagen: "Unser Dichter, bitte bedienen Sie sich!" -- auch das ist falsch. Denn in Wirklichkeit wird so etwas nie geschehen; wahrscheinlich wird es dann sogar bitterer als jetzt -- nicht nur kein Butterbrot, sondern vielleicht nicht einmal Schwarzbrot, wie die Lage in Russland ein bis zwei Jahre nach der Revolution zeigt. Wer dies nicht versteht, kann ebenfalls leicht "rechts" werden. Tatsaechlich werden die arbeitenden Massen, solange sie nicht zu denen gehoeren, die Liang Shiqiu als "erfolgreich" bezeichnen wuerde, die Intellektuellen keineswegs besonders schaetzen -- wie der von mir uebersetzte Medjik (aus der Intellektuellenschicht) in "Die Vernichtung" haeufig von Bergleuten und anderen verspottet wird. Selbstverstaendlich hat die Intellektuellenschicht ihre eigene Arbeit zu verrichten, und man sollte sie nicht besonders geringschaetzen; aber die Arbeiterklasse hat keineswegs die Pflicht, Dichter oder Literaten als besondere Ausnahme bevorzugt zu behandeln.
Nun moechte ich einige Punkte ansprechen, auf die wir kuenftig achten sollten.
Erstens: Der Kampf gegen die alte Gesellschaft und die alten Kraefte muss entschlossen, andauernd und unablaeassig gefuehrt werden, und man muss auf die tatsaechliche Kraft achten. Die Grundfeste der alten Gesellschaft ist aeusserst fest; ohne eine noch groessere Kraft kann die neue Bewegung sie nicht erschuettern. Ausserdem verfuegt die alte Gesellschaft ueber vorzuegliche Methoden, die neue Kraft zum Kompromiss zu bringen -- sie selbst aber geht keinerlei Kompromiss ein. In China hat es schon viele neue Bewegungen gegeben, doch jedes Mal unterlag das Neue dem Alten, und die Ursache lag in der Regel darin, dass die neue Seite kein entschlossenes, umfassendes Ziel hatte, ihre Forderungen gering waren und leicht zufriedengestellt werden konnten. Zum Beispiel die Bewegung fuer die Umgangssprache: Anfangs widersetzte sich die alte Gesellschaft mit aller Kraft, doch bald erlaubte sie der Umgangssprache zu existieren, wies ihr eine klaeagliche Stellung zu, und in den Ecken der Zeitungen konnte man nun Artikel in der Umgangssprache sehen. Das geschah, weil die alte Gesellschaft erkannt hatte, dass das Neue nichts Besonderes und nicht bedrohlich war -- also liess sie es existieren, und die neue Seite war zufrieden und glaubte, die Umgangssprache habe Existenzrecht erlangt. Aehnlich die proletarische Literaturbewegung der letzten ein bis zwei Jahre: Die alte Gesellschaft tolerierte auch die proletarische Literatur, weil sie nicht sonderlich gefaehrlich war. Im Gegenteil: Sie betrieben selbst proletarische Literatur und verwendeten sie als Dekoration, als stelle man neben die vielen antiken Porzellane im Wohnzimmer eine grobe Arbeiterschale -- das ist auch ganz apart. Und die proletarischen Literaten? Sie hatten bereits einen kleinen Platz auf der Buehne der Literatur, ihre Manuskripte liessen sich verkaufen, sie brauchten nicht mehr zu kaempfen, und die Kritiker stimmten Triumphgesaenge an: "Die proletarische Literatur siegt!" Aber abgesehen vom persoenlichen Sieg -- wie viel hat die proletarische Literatur als solche tatsaechlich gewonnen? Zumal die proletarische Literatur ein Fluegel des Befreiungskampfes des Proletariats ist und mit der gesellschaftlichen Kraft des Proletariats waechst: Wenn die gesellschaftliche Stellung des Proletariats sehr niedrig ist und die Stellung der proletarischen Literatur in der literarischen Welt dagegen sehr hoch, dann beweist das nur, dass die proletarischen Literaten sich vom Proletariat entfernt und in die alte Gesellschaft zurueckgekehrt sind.
Zweitens: Ich meine, die Kampflinie sollte ausgeweitet werden. In den beiden Vorjahren hat es Kaempfe auf dem Gebiet der Literatur gegeben, aber der Umfang war wirklich zu gering. Die gesamte alte Literatur und die alten Gedanken wurden von den Neuen nicht beachtet; stattdessen kam es in einem Winkel zu Kaempfen zwischen neuen Literaten und neuen Literaten, waehrend die Leute der alten Schule gemuetuetlich von der Seite zuschauen konnten.
Drittens: Wir sollten grosse Scharen neuer Kaempfer heranbilden. Denn gegenwaertig fehlt es wirklich an Leuten. Wir haben zwar mehrere Zeitschriften, und auch Einzelbaende werden nicht wenige verlegt, aber die Autoren sind immer dieselben wenigen Leute, weshalb der Inhalt duenn bleiben muss. Wenn ein Mensch sich nicht spezialisiert, sondern hier ein wenig macht und dort ein wenig, uebersetzen und zugleich Romane schreiben und ausserdem Kritiken verfassen und obendrein auch noch Gedichte machen will -- wie soll das gut gelingen? Das liegt alles daran, dass zu wenige Leute da sind. Waeren es mehr, koennten die Uebersetzer sich auf das Uebersetzen spezialisieren, die Autoren auf das Schaffen, die Kritiker auf die Kritik; auch bei der Abwehr des Feindes waere die militaerische Kraft maechtig und der Sieg leichter. In diesem Zusammenhang moechte ich nebenher eine Sache erwaehnen. Als die Schoepferische Gesellschaft und die Sonnen-Gesellschaft mich vorvorletztes Jahr angriffen, war ihre Kraft wirklich duerftig; am Ende fand sogar ich es etwas langweilig und hatte keine Lust mehr zum Gegenangriff, denn spaeter erkannte ich, dass die feindliche Armee "die leere Festung" spielte. Damals war meine feindliche Armee nur mit Angeberei beschaeftigt, ohne Soldaten zu rekrutieren und Offiziere auszubilden; die Angriffe gegen mich waren zwar zahlreich, aber man sah sofort, dass es alles Pseudonyme waren, und die Beschimpfungen waren immer wieder dieselben paar Saetze. Ich wartete damals auf jemanden, der mich mit der Treffsicherheit der marxistischen Kritik unter Beschuss nehmen wuerde, aber er erschien nie. Ich meinerseits habe stets auf die Heranbildung junger Kaempfer Wert gelegt und mehrere Literaturvereinigungen gegruendet, allerdings mit geringem Erfolg. Aber kuenftig muessen wir dies unbedingt beachten.
Wir muessen dringend grosse Scharen neuer Kaempfer hervorbringen, aber gleichzeitig muessen die Menschen an der literarischen Front "Zaehigkeit" besitzen. Was ich mit Zaehigkeit meine, ist, dass man es nicht so machen soll wie in der frueheren Qing-Dynastie, wo der achtgliedrige Aufsatz als "Klopfstein" diente. Der achtgliedrige Aufsatz der frueheren Qing-Dynastie war ein Werkzeug, um "in die Schule zu kommen" und Beamter zu werden; sobald man die "Einleitung, Fortfuehrung, Wendung und Zusammenfassung" beherrschte und dadurch den Titel "Xiucai" oder "Juren" erlangt hatte, konnte man den achtgliedrigen Aufsatz wegwerfen und brauchte ihn sein Leben lang nicht mehr -- deshalb nannte man ihn "Klopfstein", wie wenn man mit einem Ziegelstein an die Tuer klopft: Ist die Tuer aufgeklopft, kann der Stein weggeworfen werden, man braucht ihn nicht mehr mit sich herumzutragen. Diese Methode wird bis heute noch von vielen angewandt. Wir sehen haeufig, wie Leute, nachdem sie ein oder zwei Gedichtbaende oder Erzaehlungsbaende herausgebracht haben, fuer immer verschwinden. Wo sind sie hingegangen? Weil sie ein oder zwei Buecher veroeffentlicht haben, einen kleinen oder grossen Namen erlangt haben, eine Professur oder eine andere Stellung bekommen haben, ist der Ruhm errungen und es ist nicht mehr noetig, Gedichte oder Romane zu schreiben -- daher sind sie fuer immer verschwunden. Deshalb hat China weder in der Literatur noch in der Wissenschaft etwas Nennenswertes vorzuweisen; wir aber muessen etwas vorzuweisen haben, denn es ist uns nuetzlich. (Lunatscharski ist sogar dafuer eingetreten, die russische Bauernkunst zu erhalten, weil man sie herstellen und an Auslaender verkaufen koenne, was oekonomisch hilfreich sei. Ich bin der Meinung, wenn wir in Kultur und Wissenschaft etwas haben, das wir anderen praesentieren koennen, hilft das sogar bei der politischen Bewegung zur Befreiung vom Imperialismus.) Aber um auf kulturellem Gebiet Ergebnisse zu erzielen, bedarf es unbedingt der Zaehigkeit.
Zum Schluss: Ich bin der Meinung, eine Einheitsfront setzt als notwendige Bedingung ein gemeinsames Ziel voraus. Ich erinnere mich, einmal gehoert zu haben: "Die Reaktionaere haben bereits eine Einheitsfront, und wir sind immer noch nicht vereint!" In Wirklichkeit haben sie auch keine absichtliche Einheitsfront; nur weil ihr Ziel das gleiche ist, handeln sie einheitlich, und fuer uns sieht es aus wie eine Einheitsfront. Dass wir unsere Front nicht vereinheitlichen koennen, beweist, dass unsere Ziele nicht uebereinstimmen -- vielleicht nur fuer eine kleine Clique, vielleicht eigentlich nur fuer einzelne Personen. Wenn das Ziel bei allen die arbeitenden Massen waeren, dann waere die Front selbstverstaendlich geeint.
Abschnitt 11
Wir brauchen Kritiker
Betrachtet man die allgemeine Lage (wir können hier keine verlässliche Statistik erhalten), so hat seit dem letzten Jahr die Leserschaft der unter dem Etikett "revolutionär" erscheinenden Erzählliteratur abgenommen, und die Tendenz im Verlagswesen hat sich bereits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zugewandt, der Ökonomie, sogar der Philosophie. Ob dies die Kehrseite der Unterdrückung ist oder ob ein neuer Fortschritt im Bewusstsein der Leser darin zum Ausdruck kommt, das weiß ich nicht zu sagen. Doch eines ist gewiss: Die Erzählliteratur hat sich noch nicht gut genug entwickelt, ganz gleich, ob man von der Qualität oder der Quantität her urteilt. Und was die Kritik angeht, so gleicht sie gar erst einer Einöde. Unter uns gibt es noch keinen einzigen gerüsteten Kritiker, der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gesamte Literaturszene hätte und fähig wäre, im rechten Moment das rechte Urteil zu fällen.
Abschnitt 12
Guter-Regierungs-Ismus
Herr Liang Shiqiu hat diesmal in den "Vermischten Notizen" der "Neuen Mondsichel" ebenfalls seine Zustimmung zur "Unzufriedenheit mit dem Status quo" bekundet, meint aber, dass "die heutigen gebildeten Menschen (insbesondere jene, die sich seit jeher 'Vorkämpfer', 'Autoritäten', 'Avantgardisten' nennen) sich am meisten mit dem Status quo zufriedengeben", und sie sollten doch bitte "aufstehen und eine gute Regierung fordern, statt nur revolutionäre Parolen zu rufen". Das klingt ganz billig. Was die "gute Regierung" betrifft, so beruht die Forderung danach durchaus nicht allein auf der Unzufriedenheit mit der "schlechten Regierung"; vielmehr: Wenn die Gesellschaftsordnung nicht von Grund auf verändert wird, wenn nur die Personen ausgewechselt werden, so können die Nachfolger allenfalls zu Beginn ein wenig vorbildlicher sein, doch bald werden auch sie wieder eine "schlechte Regierung" werden. Das ist eine Wahrheit, die sogar die alte chinesische Geschichte beweist. Herr Liang braucht gar keine "gefährlichen Gedanken" zu konsultieren; er muss nur die vierundzwanzig Dynastiegeschichten aufschlagen -- vorausgesetzt, er hat sie gelesen.
Abschnitt 13
"Herrenloser" "zahnloser Lakai der Kapitalisten"
Weil er im "Neulandbrecher" als "Lakai der Kapitalisten" bezeichnet wurde, verfasste Herr Liang Shiqiu einen Aufsatz, den er selbst "Ich werde nicht boese" betitelte. Zunaechst stuetzte er sich auf die Definition auf Seite 672 der zweiten Ausgabe des "Neulandbrechers", wonach er "finde, dass ich selbst ein wenig wie jemand aus dem Proletariat bin", und gab dann eine Definition von "Lakai": "Im Allgemeinen wollen alle, die Lakaien sind, ihrem Herrn gefallen und dadurch ein bisschen Gunst erlangen." Daraufhin stellte er die Frage:
"Der 'Neulandbrecher' sagt, ich sei ein Lakai der Kapitalisten. Welches Kapitalisten, oder aller Kapitalisten? Ich weiss noch nicht einmal, wer mein Herr ist. Wuesste ich es, wuerde ich gewiss mit einigen Zeitschriften zum Herrn gehen, um meine Verdienste vorzuweisen, und koennte dann vielleicht ein paar Goldpfund oder Rubel als Belohnung erhalten... Ich weiss nur, dass man, wenn man unaufhoerlich arbeitet, Geld verdienen kann, um seinen Lebensunterhalt zu bestreiten. Wie man zur Kasse des Kapitalisten geht, um Goldpfund abzuholen, wie man zur XX-Partei geht, um Rubel zu holen -- diese Fertigkeiten, wie sollte ich sie kennen?..."
Dies ist ein lebensechtes Portraet des "Lakaien der Kapitalisten". Jeder Lakai mag zwar von einem bestimmten Kapitalisten gefuettert werden, gehoert aber in Wahrheit allen Kapitalisten. Daher wedelt er vor allen Reichen mit dem Schwanz und bellt alle Armen an. Nicht zu wissen, wer sein Herr ist, das ist gerade der Grund, warum er vor allen Reichen wedelt, und zugleich der Beweis dafuer, dass er allen Kapitalisten gehoert. Selbst wenn ihn niemand fuettert und er vor Hunger zum Skelett abmagert und zum Streuner wird, wedelt er immer noch vor allen Reichen und bellt alle Armen an -- nur weiss er dann noch weniger, wer sein Herr ist.
Da Herr Liang selbst erzaehlt, wie hart er arbeitet, so dass er dem "Proletariat" zu aehneln scheint (also dem, was Herr Liang frueher als "Versager" bezeichnete), und nicht weiss, "wer sein Herr ist", gehoert er zur letzteren Kategorie. Um genau zu sein, muessen wir noch einige Woerter hinzufuegen und ihn als "herrenlosen" "Lakaien der Kapitalisten" bezeichnen.
Doch auch dieser Name hat noch einige Maengel. Herr Liang ist immerhin ein gebildeter Professor, und daher unterscheidet er sich vom gewoehnlichen Lakaien. Er redet schliesslich nicht mehr ueber "Hat die Literatur einen Klassencharakter?"; in seinem Aufsatz "Antwort an Herrn Lu Xun" fuegt er sehr geschickt Saetze ein ueber Aufschriften auf Telegrafenmasten wie "Bewaffneter Schutz der Sowjetunion" und das Einschlagen von Zeitungsredaktionsfenstern; und in dem oben zitierten Absatz schreibt er "zur XX-Partei gehen, um Rubel zu holen" -- wobei die absichtlich verborgenen beiden X sofort als die Zeichen fuer "Kommunistisch" zu erkennen sind. Er deutet damit an, dass jeder, der behauptet, "die Literatur habe einen Klassencharakter", und der Herrn Liang beleidigt hat, im Geschaeft des "Schutzes der Sowjetunion" oder des "Rubel-Holens" stecke. Das ist dieselbe Methode, mit der Duan Qiruis Leibgarde Studenten erschoss und die Morgenzeitung behauptete, die Studenten haetten ihr Leben fuer ein paar Rubel verloren, oder mit der, als mein Name auf der Freien Liga stand, die "Revolutionszeitung" in einer Meldung schrieb, ich sei "von glaenzend goldenen Rubeln gekauft worden". Bei Herrn Liang mag er glauben, dem Herrn Verbrecher ("Gelehrten-Banditen") aufzuspueren sei auch eine Art "Kritik", aber dieses Gewerbe ist noch niedriger als das eines "Henkers".
Ich erinnere mich noch: In der Zeit der "KMT-KPCh-Zusammenarbeit" war es hoechst modisch, in Briefen und Reden die Sowjetunion zu loben. Jetzt ist es anders: Laut den Zeitungen werden Aufschriften auf Telegrafenmasten und die "XX-Partei" von der Polizei eifrigst verfolgt. Dann liegt es nahe, den eigenen Diskussionsgegner als "Verteidiger der Sowjetunion" oder der "XX-Partei" zu bezeichnen -- das ist auch modisch und zeitgemaess und bringt einem vielleicht sogar "ein bisschen Gunst" des Herrn ein. Aber zu sagen, Herr Liang wolle sich "Gunst" oder "Goldpfund" verdienen, waere eine Verleumdung; daran ist keineswegs etwas Wahres. Er will damit nur einen Beitrag leisten, um seiner "Literaturkritik" aus der Klemme zu helfen. Daher muss man aus der Perspektive der "Literaturkritik" dem "Lakaien" noch ein Adjektiv voranstellen: "zahnlos".
(19. April 1930.)
Abschnitt 14
Vorwort zu "Evolution und Degeneration"
Dies ist eine Auswahl, die der Übersetzer aus den im Laufe von zehn Jahren übersetzten, beinahe hundert Texten zusammengestellt hat: nicht allzu fachspezifische Arbeiten, die jedermann lesen kann, vereint in einem Band, in der Hoffnung auf eine breitere Verbreitung. Erstens zeigt die Sammlung den Stand der neuesten Evolutionslehre, zweitens dient sie als Referenz für jene, die sich mit der Biologie beschäftigen, und drittens soll sie -- was vielleicht das Wichtigste ist -- auch Nichtfachleuten Anregung geben, da die Evolutionstheorie durchaus nicht nur die Biologie betrifft, sondern auch das Denken im Allgemeinen beeinflusst.
Allerdings muss ich hinzufügen: Die Hoffnung, dass diese Arbeit wirklich Einfluss nehmen wird, ist gering. Denn die 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nimmt neue Lehren zwar bereitwillig auf, aber gewöhnlich nur, um sie als Zierat auf die alte Ordnung zu legen, wie man einem Leichnam frische Blumen ins Haar steckt.
Abschnitt 15
Das Geheimnis des Verfassens klassischer Prosa und des Gutmenschseins
-- Fuenfte Nachtnotiz
Unter all den sogenannten kritischen Texten ueber uns waehrend der letzten anderthalb Jahre seit vorigem Jahr hat mich keiner so erstickend komisch beruehrt wie die Worte des Herrn Chang Yansheng in einer Monatszeitschrift namens "Lange Nacht", der mit oeffentlicher Miene erklaerte, meine Werke haetten mindestens noch zehn Jahre Lebensdauer. Ich erinnere mich, dass vor einigen Jahren, als "Der Sturm" sein Erscheinen einstellte, derselbe Herr Chang Yansheng ebenfalls einen Artikel veroeffentlicht hatte, der ungefaehr besagte: "Der Sturm" habe Lu Xun angegriffen, und nun wolle kein Verlag ihn mehr herausgeben -- wer weiss (!) ob nicht Lu Xun den Verleger beeinflusst hat, um ihn zu verfolgen? Daraufhin lobte er ausfuehrlich die Grossherzigkeit der nordchinesischen Militaermachthaber. Ich habe noch etwas Gedaechtnis, und so sah ich unter der oeffentlichen Miene noch immer das Wasserzeichen jenes Schmiedetextes durchschimmern; zugleich erinnerte ich mich an die Kritik-Methode des Professors Chen Yuan: zuerst einige lobende Punkte auffuehren, um Fairness zu demonstrieren, dann aber eine Menge schwerer Verbrechen -- schwere Verbrechen, zu denen die faire Abwaegung gelangt ist. Verdienste gegen Verbrechen aufgerechnet, laeuft es am Ende doch auf "Gelehrten-Bandit" hinaus, der gekoepft und unter dem Banner der "ehrbaren Herren" zur Abschreckung ausgestellt werden sollte. Meine Erfahrung ist daher: Tadel mag unschaedlich sein, aber Lob ist fuerchterlich und bisweilen aeusserst "beaengstigend in seiner Dringlichkeit". Um wie viel mehr, wenn dieser Herr Chang Yansheng durch und durch nach Fuenffarben-Flagge riecht -- selbst wenn er aufrichtig meinen Werken Unsterblichkeit zuerkennt, kommt es mir vor, als haette der Xuantong-Kaiser ploetzlich freudig gestrahlt und mir gnaediglich den posthumen Titel "Wenzhong" (Treu im Schriftlichen) verliehen. Unter dem erstickendem Lachen in der Beklemmung blieb mir nichts anderes uebrig, als ehrfuerchtig den Hut abzunehmen, mich zu verbeugen und hoeflichst abzulehnen.
Aber auf einer anderen Seite derselben "Langen Nacht" gab es einen Aufsatz von Herrn Liu Dajie -- diese Aufsaetze scheinen in "Chinas literarischer Debatte" nicht aufgenommen worden zu sein --, den ich mit echter Dankbarkeit durchlas, vielleicht gerade weil der Autor, wie er selbst sagt, mir gaenzlich unbekannt war und keine persoenlichen Groll oder Gunst dazwischenkamen. Besonders nuetzlich fand ich, dass der Autor einen Ausweg fuer mich suchte und meinte, in einer solchen Belagerung von allen Seiten waere es besser, die Feder niederzulegen und vorlaeufig ins Ausland zu gehen; ausserdem gab er mir den ehrlichen Rat, dass einige leere Seiten in der Lebensgeschichte eines Menschen nicht weiter schlimm seien. Dass ein paar leere Seiten in der Lebensgeschichte nur eines einzigen Menschen, oder sogar ein voellig leeres Buch, oder gar ein gaenzlich schwarz gefaerbtes Buch die Erde nicht zum Explodieren bringen wuerde -- das wusste ich schon laengst. Der unerwartete Gewinn, den ich diesmal erzielte, war, dass ich nach dreissig Jahren endlich -- als haette ich ploetzlich eine Erleuchtung gehabt, ohne die Grundformel klar und buendig formulieren zu koennen -- das Geheimnis des Verfassens klassischer Prosa und des Gutmenschseins am Zuegel gepackt hatte.
Die Formel lautet: Um klassische Prosa zu schreiben und ein guter Mensch zu sein, muss man schreiben und doch am Ende gleichsam ein weisses Blatt hinterlassen.
Die Lehrer, die uns frueher Aufsaetze schreiben lehrten, vermittelten uns keine "Grammatik nach Herrn Ma" oder "Methoden des Aufsatzes" und dergleichen. Tagein, tagaus hiess es nur: lesen, schreiben, lesen, schreiben. War der Aufsatz schlecht, hiess es wieder: lesen, schreiben. Der Lehrer sagte nie, wo die Fehler lagen oder wie man schreiben solle. Eine dunkle Gasse, in der man selbst herumtasten musste -- ob man hindurchkam oder nicht, blieb dem Schicksal ueberlassen. Aber dann und wann -- es kam ganz ploetzlich und man wusste nicht wie -- ja, wirklich "dann und wann" und "man wusste nicht wie" -- war der Aufsatz im Heft immer weniger ausgestrichen und angemerkt, und die stehengelassenen Stellen, sogar die Stellen mit dichten Kreisen, wurden mehr. Da freute sich der Schueler von Herzen und schrieb einfach so weiter -- wirklich, er wusste selbst nicht wie, es war nur eben "einfach so" -- und nach vielen Jahren strich und aenderte der Lehrer nichts mehr an den Aufsaetzen, sondern schrieb am Ende nur Bemerkungen wie "hat Buch und Pinsel, ohne Weitschweifigkeit und ohne Abschweifungen". Wenn man an diesem Punkt angelangt war, konnte man als "durchgekommen" gelten. -- Natuerlich, wenn man den erhabenen Kritiker Herrn Liang Shiqiu dazu befragte, wuerde er das wohl nicht gelten lassen; aber ich spreche von der allgemeinen Welt, und so folge ich vorlaeufig dem allgemeinen Sprachgebrauch.
Der Grundgedanke einer solchen Schrift muss freilich klar sein, welche Meinung es ist, ist zweitrangig. Soll man etwa einen Aufsatz ueber "Wer gutes Werk tun will, muss zunaechst sein Werkzeug schaerfen" schreiben, so kann man von der positiven Seite argumentieren und ausfuehren, dass "stumpfes Werkzeug kein gutes Werk ergibt"; man kann aber auch von der negativen Seite sagen, dass "beim Handwerker die Geschicklichkeit vorrangig ist; ist die Geschicklichkeit unausgereift, so mag das Werkzeug noch so scharf sein, das Werk wird dennoch nicht gelingen". Selbst in Angelegenheiten des Kaisers kann man sagen "Der Himmelssohn ist heilig, des Untertanen Schuld verdient den Tod" -- oder man kann auch sagen, der Kaiser sei schlecht und gehoere mit einem Schwerthieb enthauptet, denn unser Meister Menzius hat vorausgehend gesagt: "Ich habe gehoert, dass ein einzelner Frevler Namens Zhou hingerichtet worden ist, nicht aber dass ein Fuerst getoetet wurde" -- und wir Juenger des Heiligen denken genau ebenso. Doch auf jeden Fall muss man vom Anfang bis zum Ende Schicht um Schicht argumentieren, bis alles sonnenklar ist: Ist der Himmelssohn heilig, oder gehoert er mit einem Schwert enthauptet? Oder wenn man beidem nicht zustimmt, kann man am Ende erklaeren: "Obschon der Tyrann grausam wuetete, besteht doch di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Fuerst und Untertan; der Edle treibt es nicht auf die Spitze, und in meiner bescheidenen Meinung genuegt es, ihn an die vier Grenzen des Reiches zu verbannen" -- auch bei solcher Vorgehensweise duerfte der Lehrer wohl nicht missbilligend reagieren, denn "Mass und Mitte" ist ebenfalls eine Lehre unserer alten Heiligen und Weisen.
Allerdings, das oben Gesagte gilt fuer die spaete Qing-Zeit. Zu Beginn der Qing-Dynastie haette ein Denunziant die ganze Familie ausrotten lassen koennen, und selbst die Forderung nach "Verbannung an die vier Grenzen" waere nicht durchgegangen -- dann wollte man nicht mehr ueber Menzius und Konfuzius diskutieren. Jetzt, da die Revolution erst kuerzlich gelungen ist, gleichen die Verhaeltnisse wohl denen vom Beginn der Qing-Dynastie. (Unvollendet)
Dies ist der kleinere Teil des fuenften Stuecks der "Nachtnotizen". Die "Nachtnotizen" waren etwas, das ich ab 1927 beim Lampenlicht aufschreiben wollte, gelegentliche Gedanken, die zu einer Sammlung werden sollten; in jenem Jahr veroeffentlichte ich zwei Stuecke. In Shanghai, bewegt von der Grausamkeit der Massaker, schrieb ich anderthalb weitere Stuecke mit dem Titel "Toeten", die zunaechst von Dingen wie der Hinrichtung von Christen durch das japanische Shogunat und der grausamen Behandlung von Revolutionaeren durch den russischen Zaren handelten. Aber bald geriet ich in den Strom der Beschimpfung des Humanismus, und so benutzte ich dies als Vorwand fuer meine Faulheit und schrieb nicht weiter; jetzt ist sogar das Manuskript verschwunden.
Vorvorletztes Jahr wollte Roushi als Redakteur zu einem Verlag gehen und bat mich, etwas Ungezwungenes zu schreiben, das beim Lesen keinen Kopfschmerz verursacht. An jenem Abend dachte ich wieder daran, "Nachtnotizen" zu schreiben, und setzte diesen Titel. Der Grundgedanke war, dass das Schreiben und das Gutmenschsein in China seit alters so sein muessen: Es muss bereits vorhanden gewesen sein, aber man darf nicht ganze Stuecke woertlich abschreiben, sondern muss hier und dort zusammenstueckeln und flicken, sodass keine Naehte zu sehen sind -- erst dann gilt es als hoechst gelungen. Man schreibt also eine Menge und hat am Ende doch so gut wie nichts geschrieben, und die Kritiker nennen es einen schoenen Aufsatz oder einen guten Menschen. Dass die Gesellschaft in nichts vorankommt, hat genau hier seine Wurzel. An jenem Abend wurde es nicht fertig, und ich ging schlafen. Am naechsten Tag besuchte mich Roushi, ich zeigte ihm das Geschriebene, er runzelte die Stirn und fand es ein wenig zu weitschweifig, ausserdem befuerchtete er, es nehme zu viel Platz ein. Ich schlug ihm also vor, stattdessen einen kurzen Text zu uebersetzen, und legte dieses Stueck beiseite.
Nun ist es ueber ein Jahr her, dass Roushi ermordet wurde, und als ich zufaellig dieses Manuskript aus dem Papierhaufen heraussuchte, war ich unsaegbar traurig. Ich wollte den ganzen Text ergaenzen, aber es gelang mir nicht; kaum setzte ich die Feder an, schweiften meine Gedanken sofort zu anderen Dingen ab. Was man "Mensch und Laute sind beide dahin" nennt, sieht wohl ungefaehr so aus. Jetzt fuege ich nur dieses halbe Stueck hier an, als Andenken an Roushi.
In der Nacht des 26. April 1932, niedergeschrieben.
Quelle: Chinesisches Original aus den Gesammelten Werken Lu Xu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