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tw/Chapter 8
第八章：法國——法蘭西學院傳統與語文學漢學的黃金時代
一、耶穌會與前漢學時代
法國漢學的歷史並非始於巴黎的講堂，而是始於晚明和早清中國的宮廷、傳教站和印刷所。沒有任何歐洲國家像法國那樣在與中國的知識接觸中投入如此巨大，也沒有任何國家收穫了如此豐碩的學術成果。從耶穌會的前漢學到1814年第一個大學中文教席的設立，構成了西方東方學史上最宏偉的弧線之一——自始至終由皇家贊助、哲學好奇心和語文學雄心的獨特結合所推動。
法國耶穌會赴華使團由路易十四直接贊助。1685年，六位「皇家數學家」啟程東行，1688年受到康熙帝接見。[1]
這一時期的重要著作——杜赫德的《描述》（1735年）、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1687年）、《耶穌會士書簡集》（34卷，1703–1776年）、普雷馬爾的《漢語須知》（1728年）——在第二章中有詳細討論。
二、雷慕沙與教席的設立（1814年）
1814年11月29日，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被任命為法蘭西學院新設中文教席的首任教授。赫伯特·弗蘭克稱1814年為「漢學的誕生之年」。雷慕沙完全自學中文，創作了第一部以漢語自身的條件描述漢語的語法書（《漢語語法原理》，1822年）。他1832年因霍亂去世，年僅四十四歲。
三、儒蓮與鞏固
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7–1873）是其時代最具統治地位的歐洲漢學家。他為翻譯《孟子》查閱了十種不同版本，為翻譯《道德經》查閱了七種版本，確立了文本批評作為漢學方法的核心。其《漢語新語法》（1869年）吸收了中國語文學研究的成果。其玄奘傳翻譯（1851年）使他成為第一位超越中國本土注疏家的漢學家。
聖德尼侯爵（1823–1892）繼承教席後，法國漢學進入衰退期，直到沙畹的出現才恢復。
四、沙畹與黃金時代
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被哈尼定為「現代漢學之父」。其《史記》部分翻譯（五卷，1895–1905年）、《泰山》（1910年）和《華北考古使團》（1913–1915年）樹立了新的學術標準。他的學生包括伯希和、馬伯樂、葛蘭言和塞加倫。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被譽為「本世紀最偉大的中文語文學家」。他在敦煌石窟（1908年）的手稿選擇展示了非凡的書目學造詣。馬伯樂（Henri Maspero，1883–1945）創作了《古代中國》（1927年），開闢了道教研究的新領域。1945年他在布痕瓦爾德殉難，同年伯希和因病辭世——法國漢學黃金時代的終結。
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以涂爾幹社會學方法研究中國文明。其《中國古代的節慶與歌謠》（1919年）、《中國文明》（1929年）和《中國思想》（1934年）將中國文明開放給社會科學的分析。
考迪耶（Henri Cordier，1849–1925）創作了不可或缺的《中國書目》（五卷，1904–1924年）。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1835–1919）——最後一位偉大的耶穌會翻譯家——創作了四書、《詩經》、《書經》等經典的可靠翻譯及重要辭典。
五、制度基礎
法國漢學的制度基礎包括：法蘭西學院教席（1814年起）、東方語言學校（1841年起）、高等研究實踐學院、法國遠東學院（EFEO，河內，1898年起）、《亞洲學報》（1822年起）和《通報》（1890年起）。
六、戰後重建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主持了法國漢學的重建，維持了語文學嚴謹性的傳統，培養了新一代學者：謝和耐（Jacques Gernet）、汪德邁（Léon Vandermeersch）等。1964年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啟了學術交流的新篇章。
謝和耐的《中國世界》（1972年）成為法語世界的標準中國文明導論。其《中國與基督教》（1982年）以卓越的深度和精微性闡明了中歐文化相遇。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和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提供了額外的制度支持。
七、當代狀況
法國漢學保持著其獨特品格：對語文學嚴謹性的承諾、對原始資料的深度投入、以及人文廣度的傳統。它繼續產出具有世界意義的學術成果，仍然是漢學最重要的國別傳統之一。
注釋
參考資料
- ↑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preface, x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