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panese literature in China

日本文学在中国的传播

201411011060 安欣

摘要

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日本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传播与历史社会背景的关联。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国为了学习日本“变法图强”而大量引进日本文学作品；在中日战争时期，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急剧减少；在建国初期，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受到中国的欢迎；文革时期，日本三岛由纪夫的文学作品被当做军国主义反面教材出版；改革开放以后，日本文学在华传播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Abstract

By combing the spread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 China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we can clearly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read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ical social background.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Qing and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int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in order to study Japan's "reform".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China's transl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dropped sharply.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Japanese proletarian literature was welcomed by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apan's Mishima Yukio's literary works were published as anti-militaristic teaching material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spread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 China showed a prosperous scene.

 

一、 清末至民国前期阶段

从清末到民国前期(1896一1911),中国开始大规模译介日本书籍。梁启超说:“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茶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呢？因为，近代史中的日本,某些方面与中国的情况很相似。它们都曾在封建自闭的状态下,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国门,都曾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都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传统文学进行了一次在重建语言系统基础上的彻底改革。于是,在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开始了所谓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1898一1908),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究其根本原因,正像康有为强调的:“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

从总体来看,自近代中日交流的黄金十年开始,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都是在后者有选择地摄取前者的基本方向上展开的。这一倾向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1]郭沫若感慨地说：“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

二、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

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在战火还没有蔓延至关内广大地区的时候还尚未明显减少。中国大部分日本文学翻译家一方面致力对邻国文学成就的介绍,一方面抨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七七事变后,很多左翼作家都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投奔到解放区和大后方去了,如夏衍、黄源、郭沫若等。为了民族的存亡,为了唤起全中国人民的抗敌热情,文学作家们拿起笔杆作刀枪,致力于用文字拯救中国人民，埋头于革命文学作品创作,没有功夫和心思再去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了。而且在这时候，民族的危机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日本文学已经丧失了欣赏的兴趣。拿单行本的出版数量来说,二十年代至1931年9月日本出兵中国前,共译有130本,到七七事变这中间译有50本,其后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总共出版了20个译本。散见于报刊上的单篇译文的增减幅度与此也大抵相仿。足见侵略战争是如何残酷地阻碍了中日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2]

三、 建国十七年

建国之后的十七年，也就是1949-1966年，据《中国日本学年鉴1949-1990》记载，共44位日本作家的75种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内有小说、小说集、诗歌集、民间故事集、文学普及读物等。

在这段时期，由于新中国的社会性质，曾经在日本无产阶级运动中产生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受到高度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个作家，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和宫本百合子。[3]小林多喜二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最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也是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人，主要代表作有《蟹工船》等。德永直参加了日本共产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妻啊！安息吧》、《静静的群山》等。宫本百合子也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二战后参加创立新日本文学会，积极开展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主要作品有《伸子》、《播州平野》、《两个院子》、《路标》等。

四、 文革时期

文革时期中国对文学方面的监管极为苛刻严格。1967-1970年间，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活动基本上处于停止状态。直到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三岛由纪夫的《忧国》。但是此时出版这部作品并不是作为文学上的研究，而是被定位成军国主义的反面教材文学作品，供批判使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林多喜二党的《沼尾村》《在外地主》和《蟹工船》，也仅仅都只是无产阶级作品可以出版。

五、 改革开放以后到二十世纪末

从1978年以后，日本文学在中国恢复了生机。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严肃文学作品、日本文学史、作家传记、儿童文学、侦探小说、诗歌均得到翻译和介绍，作品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

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主要是电影文学，这一过程持续了5年左右，像《追捕》、《远山的呼唤》、《望乡》等作品。电影《追捕》、《人证》还直接催生了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出版热。日本推理小说在设置谜团、制造悬念、渲染气氛、解谜破案等方面，不仅善于紧扣办案元素，施展逻辑推理，而且很会经营情节，追求情绪感染，注意把知性解谜与感性煽动结合起来，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读者。据统计，1979至1989这10年期间，我国出版日本推理小说的出版社至少有40家，出版的书目超百种，日本侦探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出版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就在这个时期，我们认识了日本的大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松本清张等人。[4]

这段时期考虑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结合，许多出版社倾向于出版有影响的日本作家个人作品系列集。如川端康成、夏目漱石、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等作家的作品被翻译的量都很大。其中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带来的效应而尤其受到关注。

80年代以来，川端康成的作品大量被中国翻译和出版。1981年中国第一次出版了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古都》。之后，出版了《川端康成小说选》和《川端康成散文选》。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的《川端康成文集》。这10卷本的《川端康成文集》收录了川端的《雪国》、《古都》、《伊豆的舞女》、《千只鹤》、《名人》、《舞姬》、《浅草红团》、《山音》等小说，还选编了散文和创作随笔，较系统和全面地反映了川端康成在各个时期的创作倾向。中国译介和研究川端的成果之多，被日本刊物称赞为“居外国、包括欧美的川端文学的第一位”。[4]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日本继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获奖在中国掀起了“大江健三郎热”。1995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其中包括《个人的体验》、《广岛札记—生的定义》、《死者的奢华》、《性的人—我们的时代》等作品。199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同时代的游戏》、《日常生活的冒险》在内的大江健三郎最新作品集。1997和2001〕年《个人的体验》和《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分别出版，2001年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共三卷四册《大江健三郎自选集》。[4]

六、 二十一世纪以后

如今在中国最著名的日本作家当属村上春树，恐怕问每一个中国人，十有八九都知道他的名字。只要在中国一定规模的书店，几乎都能买到村上的作品，摆放在“日本文学”或者“外国文学”书架上，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象的失踪》、《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等大量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深受广大年轻读者的欢迎。村上春树的作品在大学、在互联网上成为人们热衷讨论的对象。就当代外国文学来说，在中国能产生如此轰动的作品近年来极为罕见。

村上春树的读者们非常关注村上春树的译者,如林少华、赖明珠等人不同的翻译风格。赖明珠的翻译版本比较符合原版，而林少华的翻译则有了较多改动。读者们对此褒贬不一，分为几派展开讨论。除了文学作品本身外，读者们还关注村上春树本人的信息,如村上春树的最新动向、旅游行程、音乐爱好等。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关注村上春树本人的喜好,同时也刻意模仿作品中所呈现的生活状态,尤其注重作品中所体现的审美观、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并将这种审美观、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物化,体现在具体的生活细节当中。比如阅读村上春树喜爱的书、听他喜爱的音乐、看他喜爱的电影做“村上式”的不遵循传统烹调方法而是追求中西合璧的食物看原声影片抽作品中出现过的香烟喝作品中出现过的洋酒、咖啡和各种外国饮料选择酒吧、咖啡厅等类似的地方作为休闲场所和娱乐场所休闲之余阅读严肃的社会学著作或哲学著作等。[6]村上春树已经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偶像”。

继村上春树之后，在中国有着非凡人气的日本作家，基本上毫无疑问就是东野圭吾了。作为最受欢迎的推理小说作家，他的《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放课后》《恶意》《秘密》《信》《时生》《宿命》《彷徨之刃》等小说深受中国人喜爱。在当当网（中国著名购书网站）以“推理小说”为关键字进行搜索，销量前七名的书籍都是东野圭吾的，分别为《解忧杂货店》、《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幻夜》、《放学后》、《恶意》、《时生》，超越了在世界上具有很高影响力的《无人生还》。其中排在第一位的《解忧杂货店》书评有一百三十多万条。他的作品翻拍的电影也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今年中国翻拍的《嫌疑人X的献身》上映就受到了很高的关注。

此外，日本“轻小说”也是如今很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学类型。2017年二十一世纪以后，日本轻小说被引入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著名作家西尾维新的代表作《刀语》。轻小说是在现代日本文坛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简单地可以理解为是供人们轻松阅读的小说，也可以称之为娱乐小说。轻小说语言口语化，使用漫画作为插画。其包含的题材也是包罗万象，如恋爱、奇幻、科幻、推理、恐怖等多样化的种类，其中也有部分作品是改编自电玩、动画、漫画，所以很受青少年喜爱。[5]

七、 总结

通过梳理不同历史时期，日本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学传播与历史社会背景的关联。在清末民国时期，日本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新文化运动”。在中日战争时期，对日本文学的译介急剧减少也能很明显地看出中日两国此时剑拔弩张的关系。在建国初期，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受到中国的欢迎，与当时中国终于在无产阶级的带领下开启了新篇章的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革时期日本文学在华传播的萧瑟景象，以及改革开放以后日本文学在华传播的繁荣景象，都让人感到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刘翌. 论日本文学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D].西北大学,2002.

[2]刘春英.抗战时期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J].日本研究,1989(01):82-86.

[3]胡澎. 1978-2002年日本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A].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世界中的日本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2004:18.

[4]谢迪南. 日本文学在中国30年传播历程[N]. 中国图书商报,2008-05-13(A02).

[5]裴蕾.浅谈“青少年亚文化”范畴下的日本轻小说之流行[J].牡丹江大学学报,2011,20(04):63-65.

[6]赵敏. 村上春树作品在中国大陆的畅销现象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0.

[7]李彤. 川端康成小说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和接受[D].山东师范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