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Xun - Vent chaud
Vent chaud (热风)
Recueil d'essais par Lu Xun (鲁迅)
Periode: 1918-1924
Section 1
[Vent chaud]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议排日运动，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见得年不如年地显出穷苦。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除几条泛论之外，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
再后，更无可道了。只记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来，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后来又赞成改革，后来又嘲骂改革者，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又何待于纸笔喉舌的批评。所以我的应时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一任其消灭的；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生命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证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鲁迅。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
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和《奔流》，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象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墨斯科的命令，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兮天皇圣明”，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象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象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一 先生自民国元年五月抵京之日始，即写日记，从无间断，凡天气之变化如阴、晴、风雨，人事之交际如友朋过从，信札往来，书籍购入，均详载无遗，他日付印，足供参考。故年谱之编，力求简短，仅举荦荦大端而已。
二 先生著作既多，译文亦富，另有著译书目，按年排比，故本谱于此二项，仅记大略，未及详写。
三 先生著译之外，复勤于纂辑古书，钞录古碑，书写均极精美，谱中亦不备举。
四 先生工作毕生不倦，如编辑各种刊物，以及为人校订稿件之类，必忠必信，贡献亦多，谱中亦从略不述。
五 本谱材料，有奉询于先生母太夫人者，亦有得于夫人许广平及令弟作人建人者，合并声明。
二十六年五月 日 许寿裳记
民国前三十一年 （清光绪七年辛巳西历
一八八一年） 先生一岁
八月初三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前二十六年 （十二年丙戌
一八八六年） 六岁
是年入塾，从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前二十四年 十四岁戊子
一八八八年 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
“为妹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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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公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前二十年 十八年壬辰
一八九二年 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
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得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前十九年 十九年癸巳 十三岁
一八九三年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前十六年 廿二年丙申 十六岁
一八九六年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
父卒后，家境益艰。
前十四年 廿四年戊戌 十八岁
一八九八年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前十三年 廿五年己亥 十九岁
一八九九年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
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前十一年 廿七年辛丑 二十一岁
一九〇一年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前十年 廿八年壬寅 二十二岁
一九〇二年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
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前九年 廿九年癸卯 二十三岁
一九○三年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
秋，译《月界旅行》毕。
前八年 三十年甲辰 二十四岁
一九〇四年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前六年 三十二年丙年 二十六岁
一九〇六年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
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前五年 三十三年丁末 二十七岁
一九〇七年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前四年 三十四年戊申 二十八岁
一九〇八年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前三年 宣统元年己酉 二十九岁
一九○九年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
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前二年 二年庚戌 三十岁
一九一〇年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前一年 三年辛亥 三十一岁
一九一一年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注：以上月分均系阴历。
民国元年 一九一二年 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膺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
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二年 一九一三年 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三年 一九一四年 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四年 一九一五年 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
同月刻《百喻经》成。
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五年 一九一六年 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六年 一九一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七年 一九一八年 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急先锋。
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八年 一九一九年 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
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九年 一九二〇年 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十年 一九二一年 四十一岁
二三两月又校《嵇康集》。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十一年 一九二二年 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十二年 一九二三年 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
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十三年 一九二四年 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
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往西安讲演，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起为《语丝》周刊撰文。
十四年 一九二五年 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先生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十五年 一九二六年 四十六岁
一月女子师范大学恢复，新校长易培基就职，先生始卸却职责。
同月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
三月，“三一八”惨杀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
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十六年 一九二七年 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
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
同月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
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
十月抵上海。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同月《野草》印成。
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
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十七年 一九二八年 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
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史潮论》，及《语丝》编辑。
《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
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
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十八年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
五月《壁下译丛》印成。
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
六月五日回抵沪上。
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
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
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十九年 一九三〇年 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
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
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
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
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
“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
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拔去，易以义齿。
四月回寓。与神州国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
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
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
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
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
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
同月译《药用植物》讫。
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二十年 一九三一年 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
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Section 3
En avril, il se rendit a l'Academie Tongwen pour donner une conference intitulee : "Les voyous et la litterature".
En juin, il donna une conference a l'"Association des amies des femmes" japonaise.
En juillet, il acheva l'explication de l'integralite de la "Breve histoire du roman chinois" pour Masuda Wataru.
Le meme mois, il donna au "Cercle de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la conference "Un apercu de la litterature et de l'art a Shanghai".
Le 17 aout, il invita M. Uchiyama Kakichi a enseigner la technique de la gravure sur bois aux etudiants, le Maitre assurant lui-meme la traduction ; le cours prit fin le 22. Le 24, il donna une conference pour la section de gravure sur bois de la "Societe des 18 arts".
En novembre, il collationna les "OEuvres completes de Ji Kang" a partir de la reimpression Song de la bibliotheque Hanfenlou.
Le meme mois, l'impression de "Destruction" fut achevee.
En decembre, il fonda avec des amis la publication decadaire "Au carrefour".
Vingt et unieme annee [de la Republique] -- 1932 -- Cinquante-deux ans
Le 29 janvier, il se trouva pris sous les tirs lors de combats. Le lendemain, il se refugia a la librairie Uchiyama.
Le 6 fevrier, escorte par un employe de la librairie Uchiyama, il fut conduit a la succursale Uchiyama dans la concession anglaise pour s'y abriter temporairement.
En avril, il compila ses essais courts de 1928 et 1929, qu'il intitula : "Recueil des trois oisifs". Ses textes divers de 1930 a 1931, il les reunit sous le titre "Recueil des deux coeurs".
En mai, il dressa lui-meme la bibliographie de ses traductions et ecrits.
En septembre, il acheva la compilation et la traduction du premier tome d'une anthologie de vingt prosateurs russes modernes, qu'il intitula "La Harpe". Le second tome, egalement termine, il l'appela "Une journee de travail".
En octobre, il ordonna les "Lettres entre deux lieux".
Le 9 novembre, il se rendit a Beiping en raison de la maladie de sa mere.
A partir du 22 du meme mois, il donna des conferences a l'Universite de Pekin, a l'Universite Fu Jen, a l'Universite de Beiping, a l'Institut feminin des lettres et des sciences, a l'Ecole normale, a l'Universite de Chine et dans d'autres etablissements.
Vingt-deuxieme annee [de la Republique] -- 1933 -- Cinquante-trois ans
Le 4 janvier, Cai Yuanpei l'invita par lettre a rejoindre la "Ligue pour la protection des droits civiques" ; il fut elu membre du comite executif.
Le 17 fevrier, Cai Yuanpei l'invita par lettre chez Song Qingling pour accueillir George Bernard Shaw.
En mars, les "OEuvres choisies par Lu Xun lui-meme" parurent chez la librairie Tianma.
Le 27 du meme mois, il transporta ses livres rue Dixwei et loua une maison pour les entreposer.
Le 11 avril, il demenagea au n. 9 du Nouveau Village Dalu.
Le 13 mai, il se rendit au consulat allemand pour remettre une protestation contre les atrocites des "fascistes".
Le 20 juin, Yang Quan fut assassine ; il se rendit a la Maison funeraire internationale pour la mise en biere. Le bruit courait alors que le Maitre non plus ne serait pas epargne, et certains tenterent de le dissuader d'y aller, mais il n'en tint pas compte ; il sortit sans prendre sa clef de maison, pour montrer sa determination.
En juillet parut la revue mensuelle "Litterature" ; le Maitre en etait l'un des collaborateurs.
En octobre, la suite d'estampes "La Passion d'un homme", editee et prefacee par lui, fut imprimee.
Le meme mois, l'"Exposition de gravures sur bois" se tint dans la ruelle Qianai.
Par ailleurs, le recueil d'essais courts "Pseudo-livre libre" fut imprime.
Vingt-troisieme annee [de la Republique] -- 1934 -- Cinquante-quatre ans
En janvier parut l'"Album de papier a lettres de Pekin".
En mai, il corrigea le recueil d'essais "Accents du Sud et melodies du Nord", imprime le meme mois.
En mai parut le recueil de gravures "Recueil attire-jade", edite et preface par lui.
En aout, il redigea le numero inaugural de la revue "Traduction".
Le 23 du meme mois, en raison de l'arrestation d'une connaissance, il quitta son domicile pour se mettre en surete.
En octobre, les "Chroniques de la gravure" furent imprimees.
Le 14 decembre au soir, douleurs dorsales et sueurs nocturnes. Apres la maladie, il maigrit considerablement ; ses protheses dentaires ne s'ajustaient plus aux gencives.
Le meme mois parut le recueil d'essais courts "Quasi-causeries sur le vent et la lune".
Vingt-quatrieme annee [de la Republique] -- 1935 -- Cinquante-cinq ans
En janvier, il acheva la traduction du conte sovietique "La Montre" de Panteleev.
En fevrier, il commenca la traduction des "Ames mortes" de Gogol.
En avril, le premier tome de l'"Album de papier a lettres du Studio aux dix bambous" fut imprime.
En juin, il acheva la selection et l'introduction du deuxieme volume de nouvelles pour l'"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litterature" ; il fut imprime.
En septembre parut la traduction des "Contes russes" de Gorki.
En octobre, il edita le premier tome des ecrits posthumes de Qu Qiubai : "Voix de la foret depuis la mer".
En novembre, il poursuivit l'ecriture des "Contes anciens reecrits".
En decembre, il prepara l'edition en gravures des "Cent illustrations des Ames mortes" et en ecrivit la preface.
Vingt-cinquieme annee [de la Republique] -- 1936 -- Cinquante-six ans
En janvier, vives douleurs a l'epaule et aux cotes.
Le 20 du meme mois parut le bimensuel "La Petrel", cofonde avec des amis.
Il acheva egalement la correction des "Contes anciens reecrits" ; le livre parut aussitot.
En fevrier, il reprit la traduction de la deuxieme partie des "Ames mortes".
Le 2 mars dans l'apres-midi, crise d'asthme soudaine.
Le 7 avril, il se rendit a la societe Liangyou pour y selectionner les "Estampes sovietiques".
Le meme mois, il edita le second tome de "Voix de la foret depuis la mer".
Le 15 mai, nouvelle crise ; le medecin diagnostiqua une affection gastrique. Des lors la fievre persista. Le 31, Mme Smedley amena le Dr Dunn, medecin americain, pour l'examiner ; l'etat etait extremement critique.
En juin, il se remit peu a peu de son epuisement et put s'asseoir quelque peu, se tenir debout et lire. Il pouvait ecrire quelques dizaines de caracteres.
Le meme mois, pendant sa maladie, il repondit a un visiteur O.V. sur "Notre mouvement litteraire actuel".
Par ailleurs, les "Litterature en marge" furent imprimees.
En juillet parurent les "Estampes choisies de Kaethe Kollwitz", editees et imprimees par lui.
En aout, du sang dans les crachats.
Il ecrivit un court texte pour le numero inaugural de "Zhongliu" (Au fil du courant).
En octobre, son poids etait de quatre-vingt-huit livres, soit environ deux livres de plus que le 1er aout.
La traduction de "Mauvais garcons et autres histoires etranges" de Tchekhov parut.
Il pouvait occasionnellement sortir pour voir des films et rendre de breves visites a des amis.
Le 8 du meme mois, il visita au YMCA la deuxieme "Exposition nationale itinerante de gravures sur bois".
Le 17, il rendit visite a Kaji Wataru et a Uchiyama Kanzo.
Le 18, avant l'aube, la maladie s'aggrava ; asthme incessant, jusqu'a ce qu'il s'eteignit le 19, a cinq heures vingt-cinq du matin.
Section 4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一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有组织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圆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Proletary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将Chemie译作“舍密学”，读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语源，误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连“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无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们”，颇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则决不只一人，用“我们”来说话，是不错的，也令人看起来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负责。然而，当“思想不能统一”时，“言论应该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评资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们”便有我们以外的“他们”，于是新月社的“我们”虽以为我的“死译之风断不可长”了，却另有读了并不“无所得”的读者存在，而我的“硬译”，就还在“他们”之间生存，和“死译”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们”之一，因为我的译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论硬译》的开头论误译胜于死译说：“一部书断断不会完全曲译……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读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们的译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诗，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说，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闲话，梁实秋先生的批评，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
所以，梁先生后文说：“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线索位置”这些话，在我也就觉得是废话，虽说犹如不说了。是的，由我说来，要看“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的。看地图虽然没有看《杨妃出浴图》或《岁寒三友图》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须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惯地图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图并不是死图；所以“硬译”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译”有了些“什么区别”。识得ABCD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无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无所得。现在的世间，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缘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译文，虽然明知道“也许因为没有上下文的缘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译诗来，总评道：“也许伟大的无产文学还没有出现，那么我愿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诚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创作──是创作
呀！──《搬家》第八页上，举出一段文字来──
“小鸡有耳朵没有？”
“我没看见过小鸡长耳朵的。”
“它怎样听见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诉她的耳朵是管听东西，眼是管看东西的。
“这个蛋是白鸡黑鸡？”枝儿见四婆没答她，站起来摸着蛋子又问。
“现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鸡才知道。”
“婉儿姊说小鸡会变大鸡，这些小鸡也会变大鸡么？”
“好好的喂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鸡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无须伸出手指来寻线索，但我不“等着”了，以为就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
临末，梁先生还有一个诘问：“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翻译之难即在这个地方。假如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那么翻译还成为一件工作吗？……我们不妨把句法变换一下，以使读者能懂为第一要义，因为‘硬着头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并且‘硬译’也不见得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假如‘硬译’而还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那真是一件奇迹，还能说中国文是有‘缺点’吗？”我倒不见得如此之愚，要寻求和中国文相同的外国文，或者希望“两种文中的文法句法词法完全一样”。我但以为文法繁复的国语，较易于翻译外国文，语系相近的，也较易于翻译，而且也是一种工作。荷兰翻德国，俄国翻波兰，能说这和并不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么？日本语和欧美很“不同”，但他们逐渐添加了新句法，比起古文来，更宜于翻译而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开初自然是须“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很给了一些人不“愉快”的，但经找寻和习惯，现在已经同化，成为己有了。中国的文法，比日本的古文还要不完备，然而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但因为有待于新造，所以原先的中国文是有缺点的。有什么“奇迹”，干什么“吗”呢？但有待于“伸出手指”，“硬着头皮”，于有些人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不过我是本不想将“爽快”或“愉快”来献给那些诸公的，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
但梁先生又有本不必求助于无产文学理论，而仍然很不了了的地方，例如他说，“鲁迅先生前些年翻译的文学，例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不是令人看不懂的东西，但是最近翻译的书似乎改变风格了。”只要有些常识的人就知道：“中国文和外国文是不同的”，但同是一种外国文，因为作者各人的做法，而“风格”和“句法的线索位置”也可以很不同。句子可繁可简，名词可常可专，决不会一种外国文，易解的程度就都一式。我的译《苦闷的象征》，也和现在一样，是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然而梁实秋先生居然以为还能看懂者，乃是原文原是易解的缘故，也因为梁实秋先生是中国新的批评家了的缘故，也因为其中硬造的句法，是比较地看惯了的缘故。若在三家村里，专读《古文观止》的学者们，看起来又何尝不比“天书”还难呢？
三
但是，这回的“比天书还难”的无产文学理论的译本们，却给了梁先生不小的影响。看不懂了，会有影响，虽然好象滑稽，然而是真的，这位批评家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里说：“我现在批评所谓无产文学理论，也只能根据我所能了解的一点材料而已。”这就是说：因此而对于这理论的知识，极不完全了。
但对于这罪过，我们（包含一切“天书”译者在内，故曰“们”）也只能负一部分的责任，一部分是要作者自己的胡涂或懒惰来负的。“什么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的书我不知道，若夫“婆格达诺夫之类”的三篇论文和托罗兹基的半部《文学与革命》，则确有英文译本的了。英国没有“鲁迅先生”，译文定该非常易解。梁先生对于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产生，曾经显示其“等着，等着，等着”的耐心和勇气，这回对于理论，何不也等一下子，寻来看了再说呢。不知其有而不求曰胡涂，知其有而不求曰懒惰，如果单是默坐，这样也许是“爽快”的。然而开起口来，却很容易咽进冷气去了。
例如就是那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高文，结论是并无阶级性。要抹杀阶级性，我以为最干净的是吴稚晖先生的“什么马克斯牛克斯”以及什么先生的“世界上并没有阶级这东西”的学说。那么，就万喙息响，天下太平。但梁先生却中了一些“什么马克斯”毒了，先承认了现在许多地方是资产制度，在这制度之下则有无产者。不过这“无产者本来并没有阶级的自觉。是几个过于富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要促起他们的联合，激发他们争斗的欲念。不错，但我以为传授者应该并非由于同情，却因了改造世界的思想。况且“本无其物”的东西，是无从自觉，无从激发的，会自觉，能激发，足见那是原有的东西。原有的东西，就遮掩不久，即如格里莱阿说地体运动，达尔文说生物进化，当初何尝不或者几被宗教家烧死，或者大受保守者攻击呢，然而现在人们对于两说，并不为奇者，就因为地体终于在运动，生物确也在进化的缘故。承认其有而要掩饰为无，非有绝技是不行的。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希腊、印度，都有文明，而繁盛时俱非在资产社会，他大概是知道的；倘不知道，那也是他的错误。至于无产者应该“辛辛苦苦”爬上有产阶级去的“正当”的方法，则是中国有钱的老太爷高兴时候，教导穷工人的古训，在实际上，现今正在“辛辛苦苦诚诚实实”想爬上一级去的“无产者”也还多。然而这是还没有人“把这个阶级观念传授了给他们”的时候。一经传授，他们可就不肯一个一个的来爬了，诚如梁先生所说，“他们是一个阶级了，他们要有组织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了，于是他们便不循常轨的一跃而夺取政权财权，一跃而为统治阶级。”但可还有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的“无产者”呢？自然还有的。然而他要算是“尚未发财的有产者”了。梁先生的忠告，将为无产者所呕吐了，将只好和老太爷去互相赞赏而已了。
Section 5
[Traduction litterale (suite)]
那么，此后如何呢？梁先生以为是不足虑的。因为“这种革命的现象不能是永久的，经过自然进化之后，优胜劣败的定律又要证明了，还是聪明才力过人的人占优越的地位，无产的仍是无产者”。但无产阶级大概也知道“反文明的势力早晚要被文明的势力所征服”，所以“要建立所谓‘无产阶级文化’，……这里面包括文艺学术”。
自此以后，这才入了文艺批评的本题。
四
梁先生首先以为无产者文学理论的错误，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因为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有不同的地方，但还有相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这两字原本有套圈）并没有两样”，例如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但所“说的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这些话是矛盾而空虚的。既然文明以资产为基础，穷人以竭力爬上去为“有出息”，那么，爬上是人生的要谛，富翁乃人类的至尊，文学也只要表现资产阶级就够了，又何必如此“过于富同情心”。一并包括“劣败”的无产者？况且“人性”的“本身”，又怎样表现的呢？譬如原质或杂质的化学底性质，有化合力，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用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不同。文学不藉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宁呀！”固然并不就是无产文学，然而“一切东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来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现“人性”的“本身”的文学。倘以表现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学为至高，则表现最普遍的动物性──营养，呼吸，运动，生殖──的文学，或者除去“运动”，表现生物性的文学，必当更在其上。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
其次，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荡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斯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爽快”了罢。
其次，梁先生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和文学无缘”，但鉴赏力之有无却和阶级无干，因为“鉴赏文学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就是，虽在无产阶级里，也会有这“天生的一种福气”的人。由我推论起来，则只要有这一种“福气”的人，虽穷得不能受教育，至于一字不识，也可以赏鉴《新月》月刊，来作“人性”和文艺“本身”，原无阶级性的证据。但梁先生也知道天生这一种福气的无产者一定不多，所以另定一种东西（文艺？）来给他们看，“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因为“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的缘故。这样看来，好象文学确因阶级而不同了，但这是因鉴赏力之高低而定的，这种力量的修养和经济无关，乃是上帝之所赐──“福气”。所以文学家要自由创造，既不该为皇室贵族所雇用，也不该受无产阶级所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这是不错的，但在我们所见的无产文学理论中，也并未见过有谁说或一阶级的文学家，不该受皇室贵族的雇用，却该受无产阶级的威胁，去做讴功颂德的文章，不过说，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例如梁先生的这篇文章，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不，“文章”了。无产文学理论家以主张“全人类”“超阶级”的文学理论为帮助有产阶级的东西，这里就给了一个极分明的例证。至于成仿吾先生似的“他们一定胜利的，所以我们去指导安慰他们去”，说出“去了”之后，便来“打发”自己们以外的“他们”那样的无产文学家，那不消说，是也和梁先生一样地对于无产文学的理论，未免有“以意为之”的错误的。
又其次，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文学理论家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我以为这是自扰之谈。据我所看过的那些理论，都不过说凡文艺必有所宣传，并没有谁主张只要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诚然，前年以来，中国确曾有许多诗歌小说，填进口号和标语去，自以为就是无产文学。但那是因为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无产气，不用口号和标语，便无从表示其“新兴”的缘故，实际上也并非无产文学。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尔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辩护。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最后梁先生要看货色。这不错的，是最切实的办法；但抄两首译诗算是在示众，是不对的。《新月》上就曾有《论翻译之难》，何况所译的文是诗。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诃德》，法兑耶夫的《溃灭》，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这是指“新月社”一流的蒙资产文明的余荫，而且衷心在拥护它的作家而言。于号称无产作家的作品中，我也举不出相当的成绩。但钱杏邨先生也曾辩护，说新兴阶级，于文学的本领当然幼稚而单纯，向他们立刻要求好作品，是“布尔乔亚”的恶意。这话为农工而说，是极不错的。这样的无理要求，恰如使他们冻饿了好久，倒怪他们为什么没有富翁那么肥胖一样。但中国的作者，现在却实在并无刚刚放下锄斧柄子的人，大多数都是进过学校的智识者，有些还是早已有名的文人，莫非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之后，就连先前的文学本领也随着消失了么？不会的。俄国的老作家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威垒赛耶夫、普理希文，至今都还有好作品。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聚集了不少的忽翻筋斗的人，试看去年的新书广告，几乎没有一本不是革命文学，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
但中国目前的一时现象，当然毫不足作无产文学之新兴的反证的。梁先生也知道，所以他临末让步说，“假如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把他的宣传文学唤做无产文学，那总算是一种新兴文学，总算是文学国土里的新收获，用不着高呼打倒资产的文学来争夺文学的领域，因为文学的领域太大了，新的东西总有它的位置的。”但这好象“中日亲善，同存共荣”之说，从羽毛未丰的无产者看来，是一种欺骗。愿意这样的“无产文学者”现在恐怕实在也有的罢，不过这是梁先生所谓“有出息”的要爬上资产阶级去的“无产者”一流，他的作品是穷秀才未中状元时候的牢骚，从开手到爬上以及以后，都决不是无产文学。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就拿文艺批评界来比方罢，假如在“人性”的“艺术之宫”（这须从成仿吾先生处租来暂用）里，向南面摆两把虎皮交椅，请梁实秋、钱杏邨两位先生并排坐下，一个右执“新月”，一个左执“太阳”，那情形可真是“劳资”媲美了。
五
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象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竟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Section 6
Et pourtant il y a encore beaucoup de papier dans le monde, mais les membres de chaque societe litteraire sont peu nombreux, aux grandes ambitions mais aux forces maigres, incapables de couvrir tout le papier d'ecriture. Aussi les critiques au sein d'une societe, dont la mission est de vaincre les ennemis, d'aider les allies et de balayer les elements etrangers, poussent-ils de profonds soupirs, hochant la tete et tapant du pied, quand ils voient d'autres venir gribouiller sur le papier. Le Shenbao de Shanghai est alle jusqu'a traiter les traducteur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 "premiers venus" -- tant etait grande son indignation. M. Jiang Guangci, dont "la position dans la nouvelle litterature chinoise est depuis longtemps connue des lecteurs", s'etait rendu a Tokyo pour se retablir d'une maladie et y avait rencontre Kurahara Korehito. Lorsque la conversation porta sur les nombreuses mauvaises traductions japonaises, pratiquement plus difficiles a lire que les originaux, il eclata de rire et dit : "...Le monde de la traduction chinoise doit etre encore plus absurde. Recemment, beaucoup de livres chinois ont ete traduits du japonais ; si les Japonais transmettent des oeuvres europeennes en japonais avec quantite d'erreurs et de coupures, et que ces textes sont ensuite traduits en chinois, l'oeuvre n'aura-t-elle pas perdu la moitie de son visage ?..." (Voir "Le Pionnier".) Ceci est aussi l'expression d'un profond mecontentement a l'egard de la traduction, surtout de la retraduction. Toutefois, M. Liang cite au moins des titres et des defauts concrets, tandis que M. Jiang se contente de sourire gracieusement et de tout balayer -- c'est en verite bien plus expeditif. Kurahara Korehito a traduit directement du russe de nombreux ouvrages de theorie litteraire et des romans, ce qui m'a ete personnellement d'un grand profit. J'espere qu'il y aura aussi en Chine un ou deux de ces honnetes traducteurs du russe qui produiront progressivement de bons livres, au lieu de se traiter une seule fois d'"imbeciles" et de considerer ainsi leur devoir d'ecrivains revolutionnaires comme accompli.
Mais qu'en est-il a present ? M. Liang Shiqiu ne traduit pas ces choses, le grand homme qui traite les autres de "premiers venus" ne traduit pas non plus, et M. Jiang, qui a etudie le russe, serait en fait le mieux indique, mais malheureusement, apres sa guerison, il n'a produit qu'un seul livre, "Une semaine", alors que le Japon en possede depuis longtemps deux traductions. La Chine a autrefois beaucoup parle de Darwin, beaucoup de Nietzsche, et au moment de la guerre europeenne les a copieusement maudits, mais a ce jour il n'existe qu'une seule traduction des oeuvres de Darwin et une demi de Nietzsche ; les savants et les maitres de lettres qui ont etudie l'anglais et l'allemand n'ont ni le loisir ni la condescendance de s'en occuper -- c'est fini. Aussi, pour le moment, on ne pourra sans doute que se laisser railler et maudire, et continuer a retraduire du japonais, ou prendre un texte original et le traduire directement en consultant la version japonaise. J'ai l'intention de continuer ainsi, et j'espere qu'il y aura davantage de gens pour faire de meme, afin de combler un peu le vide derriere tous les beaux discours. Car nous ne pouvons pas "en rire" comme M. Jiang, et nous ne devrions pas non plus "attendre, attendre, attendre" comme M. Liang.
6
J'ai ecrit au debut : "Se donner des airs de durete tout en etant en realite mou comme du coton est tout a fait une caracteristique de la Societe du Croissant de Lune" -- a quoi je voudrais ajouter ici quelques breves remarques, en guise de conclusion de cet essai.
Lorsque "Le Croissant de Lune" vint au monde, il preconisa aussitot une "attitude stricte", mais insultait ceux qui insultaient et raillait ceux qui raillaient. Ce n'est nullement une erreur ; c'est simplement "rendre a chacun selon sa propre methode", meme si c'est une forme de "represailles" et non par interet personnel. Encore dans l'annonce du numero double du tome 2, numeros 6 et 7, il est dit : "Nous gardons tous une attitude de 'tolerance' (a l'exception de l'attitude dintolerance', que nous ne pouvons tolerer), et nous apprecions tous les doctrines saines et rationnelles." Les deux premieres phrases sont egalement justes -- "oeil pour oeil, dent pour dent" -- et conformes a la position initiale. Mais si l'on continue sur cette grande route, on aboutit inevitablement a "la violence contre la violence", ce qui n'est plus compatible avec la "moderation" si chere aux messieurs de la Societe du Croissant de Lune.
Cette fois-ci, quand la "liberte de parole" de la Societe du Croissant de Lune fut reprimee, l'ancienne methode aurait exige de reprimer le represseur egalement. Mais la reaction manifestee dans "Le Croissant de Lune" fut un essai "Aux represseurs de la liberte de parole", qui citait d'abord la doctrine du parti adverse, puis des lois etrangeres, et enfin des exemples historiques d'Orient et d'Occident, pour montrer que tous ceux qui repriment la liberte aboutissent souvent a leur propre destruction -- un avertissement bienveillamment concu pour l'adversaire.
Ainsi, l'"attitude stricte" de la Societe du Croissant de Lune, la methode "oeil pour oeil", revient en fin de compte a ne s'appliquer qu'aux forces de puissance egale ou inferieure. Si un plus puissant vous gonfle l'oeil d'un coup de poing, on fait une exception : on se contente de lever la main, de se couvrir le visage et de crier : "Attention a ton propre oeil !"
Section 7
Habitude et reforme
Un peuple dont le corps et l'esprit se sont deja endurcis s'opposera meme a la plus infime reforme. En apparence, il semble craindre le desagrement pour lui-meme ; en realite, il craint le desavantage pour lui-meme, mais les pretextes qu'il invente paraissent souvent eminemment justes et solennels.
L'interdiction du calendrier lunaire cette annee est certes une bagatelle qui ne touche rien d'essentiel, mais les commercants crient naturellement au desastre. Et ce n'est pas tout : meme les chomeurs et les employes de Shanghai soupirent frequemment d'un air pensif et disent que c'est tres incommode pour les paysans dans leurs semailles, ou tres incommode pour les navires qui attendent la maree. Ils pensent alors aux paysans de la campagne avec lesquels ils n'ont plus rien a voir depuis longtemps, et aux marins en mer. Cela sonne vraiment comme de la philanthropie universelle.
Des qu'arrive le vingt-troisieme du douzieme mois lunaire, les petards eclatent partout. J'ai demande a un commis de boutique : "Peut-on encore feter l'ancien Nouvel An cette annee ? L'annee prochaine, on fetera a coup sur le Nouvel An du nouveau calendrier ?" La reponse fut : "L'annee prochaine, c'est l'annee prochaine ; on verra alors." Il ne croit pas qu'on sera oblige l'annee prochaine de feter le Nouvel An solaire. Mais sur le calendrier, les dates lunaires ont bel et bien ete supprimees, ne laissant que les termes solaires. Pourtant, en meme temps, une annonce apparut dans les journaux pour un "Calendrier solaire-lunaire combine de cent vingt ans". Merveilleux -- ils ont meme prepare le calendrier lunaire pour l'epoque des arriere-petits-enfants et des arriere-arriere-petits-enfants, cent vingt ans !
Bien que messieurs Liang Shiqiu et consorts meprisent fort la majorite, la puissance de la majorite est formidable et decisive. Ceux qui aspirent a la reforme, s'ils ne connaissent pas profondement le coeur du peuple et ne trouvent pas les moyens de le guider et de l'eduquer, verront que les plus sublimes dissertations et les plus grandioses debats, qu'ils soient romantiques ou classiques, resteront sans rapport avec le peuple -- le tout se reduira a quelques individus qui s'admirent mutuellement dans leur cabinet et obtiennent leur propre satisfaction. Et si jamais un "gouvernement de gens biens" venait a ordonner des reformes, le peuple le ramenerait bientot sur l'ancien chemin.
Les vrais revolutionnaires ont des vues propres et originales. M. Oulianov, par exemple, range les "moeurs" et les "habitudes" dans la "culture" et juge leur reforme extremement ardue. Je pense que si l'on ne reforme pas ces choses, la revolution equivaut a neant -- comme une tour batie sur le sable qui s'ecroule en un instant. La premiere revolution anti-mandchoue en Chine trouva si facilement echo parce que son mot d'ordre etait "restaurer l'ancien" -- c'est-a-dire la "restauration" -- ce qui gagne aisement l'adhesion d'un peuple conservateur. Mais lorsque l'age florissant habituellement attendu au debut d'une nouvelle dynastie ne se materialisa pas et que l'on n'avait fait que perdre en vain une natte, le mecontentement general fut grand.
Les reformes un peu plus nouvelles qui suivirent echouerent les unes apres les autres : un liang de reforme, dix jin de reaction. Par exemple : pendant un an, le calendrier lunaire est banni du calendrier officiel -- et en echange arrive un calendrier solaire-lunaire combine pour cent vingt ans.
De tels calendriers combines trouveront certainement beaucoup d'acheteurs enthousiastes, car ils sont soutenus par les moeurs et les habitudes et ont donc aussi les moeurs et les habitudes pour appui. Pour les autres choses c'est pareil : si l'on ne penetre pas profondement dans les larges couches du peuple pour etudier leurs moeurs et habitudes, les analyser, distinguer le bon du mauvais, etablir des criteres de conservation et d'abolition, et pour les deux choisir soigneusement la methode d'execution, alors toute reforme sera broyee par le roc de l'habitude ou ne fera que flotter a la surface pendant quelque temps.
Le temps n'est plus de s'asseoir dans le cabinet d'etude, livre en main, pour discourir savamment sur la religion, le droit, la litterature, l'art et autres. Meme si l'on veut debattre de ces choses, il faut d'abord connaitre les habitudes et les moeurs et posseder le courage et la perseverance d'en regarder en face les aspects sombres. Car sans vision claire, nulle reforme n'est possible. Se contenter de proclamer la lumiere a venir, c'est en verite tromper son propre moi indolent et son auditoire indolent.
Section 8
Theoriciens revolutionnaires radicaux non-revolutionnaires
Si l'on disait qu'une grande armee revolutionnaire presuppose que la conscience de tous ses combattants soit parfaitement correcte et claire -- alors seulement serait-elle une veritable armee de la revolution, autrement elle ne vaudrait pas un sourire --, cela sonne a premiere vue fort juste et radical, mais c'est une tache impossible, du bavardage creux, un doux poison qui empoisonne la revolution.
De meme que sous la domination de l'imperialisme il est impossible de former les masses de telle sorte que chaque individu possede l'"amour de l'humanite" et qu'ensuite, tout sourire et mains jointes, on edifie la "grande harmonie" du monde -- de meme, sous les forces contre lesquelles les revolutionnaires se rebellent, il est impossible par la parole ou par l'action d'amener la grande majorite a une conscience entierement correcte. C'est pourquoi, dans chaque insurrection d'une force revolutionnaire, le sentiment des combattants se resume fondamentalement a un seul : la resistance a l'etat de choses existant. La-dessus ils s'accordent ; dans leurs buts ultimes, ils divergent grandement. Les uns combattent pour la societe, d'autres pour un petit groupe, d'autres pour une amante, d'autres pour eux-memes, d'autres tout simplement pour mourir. Et pourtant l'armee revolutionnaire peut avancer. Car en marche, la balle tiree par un individualiste sur l'ennemi est tout aussi mortelle que celle d'un collectiviste ; et quand un combattant tombe, la reduction de la force combattante est egale dans les deux cas. Naturellement, en raison des differences de buts ultimes, des gens desertent, s'egarent, se decouragent ou trahissent en cours de route. Mais tant que cela n'entrave pas la marche, la troupe deviendra avec le temps toujours plus pure et plus aguerrie.
Lorsque j'ecrivis la preface du "Petite decennie" de M. Ye Yongzhen, j'estimais que le protagoniste avait deja rendu quelques services a la societe, et c'etait la precisement mon propos. Le protagoniste, apres tout, est alle au front et a monte la garde (meme si on ne lui a jamais appris a tirer au fusil) -- c'est incomparablement plus concret que les hommes de lettres qui se contentent de rester assis sur les genoux a chanter des airs melancoliques ou de serrer leur plume en soupirant de colere. Exiger que les combattants d'aujourd'hui aient sans exception une conscience correcte et soient fermes comme l'acier n'est pas seulement une utopie, c'est aussi une exigence deraisonnable.
Mais plus tard, dans le Shenbao, je vis une critique encore plus severe, encore plus radicale : parce que le protagoniste du livre s'etait engage pour des motifs personnels, on exprimait une profonde insatisfaction. Le Shenbao est le journal le plus pacifique, celui qui encourage le moins la revolution -- ce qui semble a premiere vue assez incongru. Je voudrais signaler ici qu'il existe des gens qui paraissent exterieurement des revolutionnaires radicaux mais sont en realite des theoriciens individualistes fort peu revolutionnaires ou nuisibles a la revolution -- de sorte que l'ame de la critique et le corps du journal s'accordent parfaitement.
Le premier type est le decadent : n'ayant lui-meme ni ideal defini ni capacites definies, il sombre et recherche le plaisir de l'instant ; rassasie d'un plaisir donne, il eprouve du degout et cherche sans cesse de nouveaux stimuli, qui doivent etre de plus en plus intenses pour qu'il eprouve de la satisfaction. La revolution aussi est l'un des nouveaux stimuli du decadent -- comme un glouton qui s'est gave de mets riches et sucres, dont le palais est blase et l'estomac faible, et qui doit maintenant manger du poivre et du piment pour qu'un peu de sueur perle sur son front et qu'il puisse encore avaler un demi-bol de riz. De la litterature revolutionnaire, il exige une litterature revolutionnaire radicale et complete ; des qu'apparait un reflet des defauts de l'epoque, il fronce les sourcils et juge que cela ne vaut pas un sourire. S'eloigner de la realite ne fait pas de mal -- pourvu qu'on ait sa satisfaction. Baudelaire en France est universellement connu comme poete decadent, et pourtant il accueillit la revolution ; ce n'est que lorsque la revolution commenca a troubler sa vie decadente qu'il en vint a la hair. C'est pourquoi les revolutionnaires sur papier a la veille de la revolution, qui sont de plus les plus radicaux des radicaux, peuvent, quand la revolution arrive, arracher leurs masques d'antan -- leurs masques inconscients. De tels exemples historiques devraient aussi etre presentes aux "hommes de lettres revolutionnaires" du type Cheng Fangwu, qui a la moindre contrariete s'enfuient a l'est vers Tokyo ou courent a l'ouest vers Paris, des qu'ils obtiennent une petite position (ou une petite somme).
L'autre type -- je ne saurais encore le nommer. En bref, c'est un homme sans convictions arretees, qui trouve par consequent que rien au monde n'est juste et que lui-meme n'a jamais tort, et qui en fin de compte considere le statu quo comme ce qu'il y a de mieux. Quand il parle en critique, il saisit arbitrairement une chose pour refuter son contraire. S'il veut refuter l'entraide, il utilise la lutte pour l'existence ; s'il veut refuter la lutte pour l'existence, il utilise l'entraide. Contre la theorie de la paix, il invoque la lutte des classes ; contre la lutte, il preche l'amour de l'humanite. Si son adversaire est idealiste, il se place sur le terrain du materialisme ; mais quand il debat avec un materialiste, il se mue en idealiste. Bref, il mesure des verstes russes avec des pieds anglais et des metres avec des pieds francais, et decouvre que rien ne correspond. Comme rien d'autre ne correspond, il se sent eternellement dans le "juste milieu", eternellement satisfait de lui-meme. D'apres les indications de la critique de ces gens-la, tout ce qui n'est pas parfait et presente des defauts est inutilisable. Mais ou dans le monde d'aujourd'hui, parmi les gens et les affaires d'aujourd'hui, y a-t-il quelque chose de parfaitement parfait et entierement exempt de defauts ? Pour etre en surete, il ne reste qu'a ne pas bouger d'un pouce. Mais ce non-mouvement est deja en soi une grande erreur. Bref, l'art d'etre humain est extremement difficile, et celui d'etre revolutionnaire, naturellement, plus encore.
Le critique du Shenbao exige pour "La petite decennie" un protagoniste entierement revolutionnaire, mais pour la traduction des sciences sociales il n'a que froid sarcasme venimeux. Son ame appartient donc a la derniere categorie, avec un leger parfum de l'ennui du decadent devant la vie, qui voudrait manger un peu de piment pour se mettre en appetit.
Section 9
La "Science du roman" de Zhang Ziping
Zhang Ziping est, dit-on, le plus "progressiste" des "ecrivains proletariens" : tandis que vous en etes encore a "germer", a "defricher", lui recolte deja. Voila le progres -- courir a toutes jambes, ne laissant que de la poussiere derriere soi. Ce qu'il ecrit assidument, pourtant, ce sont toujours des triangles amoureux -- la specialite de l'"ecrivain revolutionnaire" que nul autre ne saurait surpasser -- mais c'est la une affaire sur laquelle les profanes ne peuvent se prononcer, et je ne l'aborderai pas ici pour le moment. Or il a produit un livre intitule "Science du roman", qui peut donner a reflechir a un "romantique", car on y apprend : le roman possede bel et bien une "science". Mais la methode de cette "science" est aussi fort simple ; il suffit de copier -- tout comme ses propres romans.
Section 10
Opinions sur la Ligue des ecrivains de gauche
-- Discours a l'assemblee fondatrice de la Ligue des ecrivains de gauche, le 2 mars
Beaucoup de choses ont deja ete exposees en detail par d'autres, et je n'ai pas besoin de les repeter. Je pense qu'aujourd'hui il est tres facile pour un ecrivain de "gauche" de devenir un ecrivain de "droite". Pourquoi ? Premierement, si l'on n'a aucun contact avec la lutte sociale reelle et que l'on se contente d'ecrire des articles et d'etudier des problemes derriere des vitres, alors quelle que soit la radicalite, quelle que soit la "gauche" de la position, c'est facile a tenir ; mais au moment ou l'on heurte la realite, on est instantanement brise. Enferme dans une chambre, il est le plus facile de disserter sur des principes radicaux, mais aussi le plus facile de "deriver a droite". En Occident, on appelle cela le "socialiste de salon" -- "salon" signifie salon de reception : assis dans le salon a deviser de socialisme, c'est tres elegant, tres joli, mais sans aucune intention de le mettre en pratique. De tels socialistes sont absolument indignes de confiance. De plus, a l'epoque actuelle, il n'y a pratiquement plus d'ecrivain ou d'artiste qui ne porte au moins un soupcon de pensee socialiste au sens large -- c'est-a-dire que les ecrivains ou artistes qui estiment que les ouvriers et les paysans devraient etre des esclaves, devraient etre massacres et exploites, n'existent presque plus, sauf Mussolini, mais Mussolini n'a pas ecrit d'oeuvres litteraires. (Bien sur, on ne peut pas dire que de tels ecrivains soient entierement absents -- par exemple les lettres de l'ecole chinoise du Croissant de Lune et le D'Annunzio admire par Mussolini en font partie.)
Deuxiemement, si l'on ne comprend pas les circonstances reelles de la revolution, on peut aussi facilement devenir "de droite". La revolution est douleur ; elle contient inevitablement souillure et sang ; elle n'est nullement aussi interessante ni aussi parfaite que les poetes l'imaginent. La revolution est avant tout une affaire de realite et exige toutes sortes de travaux bas et penibles -- elle n'est nullement aussi romantique que les poetes l'imaginent. La revolution comporte certes de la destruction, mais elle a encore plus besoin de construction ; la destruction est jouissive, mais la construction est une affaire penible. C'est pourquoi ceux qui nourrissent des illusions romantiques sur la revolution sont facilement decus des qu'ils s'en approchent ou qu'elle se met en marche. On dit que le poete russe Essenine accueillit aussi avec enthousiasme la revolution d'Octobre, s'ecriant alors : "Vive la revolution au ciel et sur terre !" et aussi : "Je suis un bolchevik !" Mais lorsqu'apres la revolution la situation reelle se revela entierement differente de ce qu'il avait imagine, il sombra dans la desillusion et la decadence. Essenine se suicida par la suite, et cette desillusion fut, dit-on, l'une des causes de son suicide. Pilniak et Ehrenbourg en sont egalement des exemples. Lors de notre revolution Xinhai aussi il y eut des cas semblables : beaucoup de lettres d'alors, comme les membres de la "Societe du Sud", etaient au debut fort revolutionnaires, mais ils nourrissaient une illusion -- ils croyaient qu'il suffisait de chasser les Mandchous pour que tout soit retabli dans la splendeur de la "dignite des fonctionnaires Han", que tous porteraient de larges manches, de hautes coiffes et de larges ceintures, et marcheraient a grands pas dans les rues. Mais apres l'expulsion de l'empereur mandchou et la fondation de la Republique, tout etait entierement different, et ils furent donc decus ; certains devinrent meme par la suite des reactionnaires face au nouveau mouvement. Si nous non plus ne comprenons pas les circonstances reelles de la revolution, nous risquons de leur ressembler.
En outre, l'idee que les poetes ou les ecrivains sont au-dessus de tous les autres et que leur travail est plus noble que tout autre est egalement erronee. Par exemple, Heine croyait jadis que le poete etait l'etre le plus noble et Dieu le plus juste ; apres la mort, le poete irait aupres de Dieu, s'assiErait autour de Lui, et Dieu lui offrirait des sucreries. Aujourd'hui, bien sur, personne ne croit que Dieu offre des sucreries. Mais croire que le poete ou l'ecrivain qui fait aujourd'hui la revolution pour les masses laborieuses sera, apres le succes de la revolution, certainement recompense richement et traite de maniere privilegiee par la classe ouvriere, qu'il voyagera en wagon special et mangera des repas speciaux -- ou que les ouvriers lui apporteront du pain beurre en disant : "Notre poete, servez-vous !" -- cela aussi est faux. Car en realite cela n'arrivera jamais ; il sera probablement plus dur alors que maintenant -- non seulement pas de pain beurre, mais peut-etre meme pas de pain noir, comme le montre la situation en Russie un ou deux ans apres la revolution. Qui ne comprend pas cela peut aussi facilement devenir "de droite". En realite, les masses laborieuses, tant qu'elles ne sont pas de ceux que Liang Shiqiu appellerait les "reussis", ne valoriseront nullement specialement les intellectuels -- tout comme le Medik (d'origine intellectuelle) dans "La Destruction" que j'ai traduit est souvent raille par les mineurs et autres. Il va sans dire que l'intelligentsia a son propre travail a accomplir et ne devrait pas etre specialement meprisee ; mais la classe ouvriere n'a absolument aucune obligation de traiter les poetes ou ecrivains de maniere privilegiee comme une exception.
Maintenant, je voudrais mentionner quelques points auxquels nous devrions preter attention a l'avenir.
Premierement, la lutte contre l'ancienne societe et les anciennes forces doit etre resolue, soutenue et ininterrompue, en veillant a la force reelle. Les fondements de l'ancienne societe sont extremement solides ; sans une force encore plus grande, le nouveau mouvement ne peut les ebranler. De plus, l'ancienne societe dispose d'excellents moyens pour amener la nouvelle force au compromis, tandis qu'elle-meme ne fait jamais aucun compromis. En Chine il y a eu beaucoup de nouveaux mouvements, mais chaque fois le nouveau a perdu face a l'ancien, et la cause en etait generalement que le nouveau cote n'avait pas d'objectif resolu et vaste -- ses exigences etaient modestes et facilement satisfaites. Par exemple le mouvement pour la langue vernaculaire : au debut l'ancienne societe resista de toutes ses forces, mais bientot elle permit au vernaculaire d'exister, lui assigna une position pitoyable, et dans les coins des journaux on pouvait voir des articles ecrits en vernaculaire. C'est parce que l'ancienne societe avait vu que la chose nouvelle n'avait rien de special et n'etait pas menacante, elle la laissa donc exister, et le nouveau cote fut satisfait, croyant que le vernaculaire avait obtenu le droit d'exister. De meme pour le mouvement de la litterature proletarienne de ces deux dernieres annees : l'ancienne societe tolera aussi la litterature proletarienne, parce qu'elle n'etait pas particulierement redoutable. Au contraire, eux-memes s'adonnerent a la litterature proletarienne et l'utiliserent comme decoration, comme si l'on placait un bol grossier d'ouvrier a cote des nombreuses porcelaines antiques du salon -- c'est aussi tres original. Et les ecrivains proletariens ? Ils avaient deja une petite place sur la scene litteraire, leurs manuscrits se vendaient, ils n'avaient plus besoin de lutter, et les critiques chantaient des chants de triomphe : "La litterature proletarienne est victorieuse !" Mais en dehors de la victoire personnelle, combien la litterature proletarienne en tant que telle avait-elle reellement gagne ? D'autant que la litterature proletarienne est une aile de la lutte de liberation du proletariat et croit avec la croissance de la force sociale du proletariat : quand la position sociale du proletariat est tres basse tandis que la position de la litterature proletarienne dans le monde litteraire est au contraire tres haute, cela prouve seulement que les ecrivains proletariens ont quitte le proletariat et sont retournes dans l'ancienne societe.
Deuxiemement, j'estime que le front devrait etre elargi. Les deux annees precedentes, il y a eu des batailles en litterature, mais l'etendue en etait vraiment trop restreinte. Toute l'ancienne litterature et la vieille pensee etaient negligees par les novateurs ; au lieu de cela, dans un coin, c'etaient des ecrivains nouveaux qui luttaient contre des ecrivains nouveaux, tandis que les gens de l'ancienne ecole pouvaient tranquillement regarder le combat de cote.
Troisiemement, nous devrions former de grandes masses de nouveaux combattants. Car a present les bras manquent vraiment. Nous avons certes plusieurs revues, et un nombre non negligeable de livres sont publies en volumes separes, mais les auteurs sont toujours les memes quelques personnes, si bien que le contenu ne peut qu'etre maigre. Si une seule personne ne se specialise pas mais touche un peu a ci et un peu a ca -- traduire et aussi ecrire des romans et aussi faire de la critique et en plus ecrire des poemes -- comment cela pourrait-il etre bien fait ? Tout cela parce que les gens sont trop peu nombreux. S'ils etaient plus nombreux, les traducteurs pourraient se specialiser dans la traduction, les createurs dans la creation, les critiques dans la critique ; pour repousser l'ennemi aussi, la force militaire serait imposante et la victoire plus facile.
Nous avons un besoin urgent de produire de grandes masses de nouveaux combattants, mais en meme temps les gens sur le front litteraire doivent posseder de la "tenacite". Ce que j'entends par tenacite, c'est qu'il ne faut pas utiliser la methode de la "brique pour frapper a la porte" comme pour la dissertation en huit parties de l'ancienne dynastie Qing. La dissertation en huit parties etait un outil pour "entrer a l'ecole" et devenir fonctionnaire ; une fois qu'on savait faire "introduction, developpement, tournant et conclusion" et qu'on avait ainsi obtenu le titre de "xiucai" ou "juren", on pouvait jeter la dissertation en huit parties et n'en avoir plus jamais besoin de sa vie. C'est pourquoi on l'appelait "brique pour frapper a la porte" : comme on frappe a une porte avec une brique, une fois la porte ouverte, on peut jeter la brique et ne plus la porter sur soi. Cette methode est encore employee par beaucoup de gens aujourd'hui. Nous voyons souvent que certaines personnes, apres avoir publie un ou deux recueils de poemes ou de nouvelles, disparaissent a jamais. Ou sont-elles allees ? Ayant publie un ou deux livres, ayant acquis une petite ou une grande renommee, ayant obtenu une chaire de professeur ou quelque autre position, le succes est atteint et il n'est plus necessaire d'ecrire des poemes ou des romans -- c'est pourquoi elles ont disparu a jamais. Voila pourquoi la Chine n'a rien a montrer ni en litterature ni en science ; mais nous devons avoir quelque chose, car cela nous est utile. Mais pour obtenir des resultats dans la culture, la tenacite est absolument indispensable.
Enfin, j'estime qu'un front uni exige comme condition necessaire un objectif commun. Je me souviens d'avoir entendu quelque chose comme : "Les reactionnaires ont deja un front uni, et nous ne sommes toujours pas unis !" En verite, ils n'ont pas non plus de front uni delibere ; seulement, parce que leur objectif est le meme, leur action est coherente, et pour nous cela ressemble a un front uni. Que nous ne puissions unifier notre front prouve que nos objectifs ne concordent pas -- peut-etre ne servent-ils qu'une petite clique, ou peut-etre en verite ne servent-ils que des individus. Si l'objectif de tous etait les masses ouvrieres et paysannes, alors le front serait naturellement uni.
Section 11
Nous voulons des critiques
A en juger par la situation generale (nous ne disposons pas ici de statistiques fiables), depuis l'annee derniere, le lectorat de la fiction publiee sous l'etiquette "revolutionnaire" a diminue, et la tendance dans le monde de l'edition s'est deja tournee vers les sciences sociales, l'economie, voire la philosophie. Est-ce le revers de la repression, ou l'expression d'un nouveau progres dans la conscience des lecteurs ? Je ne saurais le dire. Mais une chose est certaine : la fiction n'est pas encore suffisamment developpee, que l'on en juge par la qualite ou la quantite. Quant a la critique, c'est un desert plus grand encore. Parmi nous, il n'y a pas encore un seul critique arme qui embrasse du regard l'ensemble de la scene litteraire et soit capable de porter le juste jugement au juste moment.
Section 12
Le bon-gouvernement-isme
M. Liang Shiqiu a cette fois, dans les "Notes diverses" du "Croissant de lune", egalement exprime son approbation du "mecontentement a l'egard du statu quo", mais il estime que "les intellectuels d'aujourd'hui (surtout ceux qui se sont toujours appeles 'precurseurs', 'autorites', 'avant-gardistes') se satisfont le plus du statu quo", et il les prie de "se lever pour exiger un bon gouvernement plutot que de se contenter de crier des slogans revolutionnaires". Cela sonne bien bon marche. Quant au "bon gouvernement", l'exigence n'en est nullement fondee sur le seul mecontentement a l'egard du "mauvais gouvernement" ; bien plutot : si l'ordre social n'est pas change de fond en comble, si seules les personnes sont remplacees, les successeurs pourront tout au plus etre un peu plus exemplaires au debut, mais bientot ils redeviendront un "mauvais gouvernement". C'est une verite que meme l'histoire ancienne de la Chine demontre. M. Liang n'a nul besoin de consulter des "pensees dangereuses" ; il n'a qu'a ouvrir les vingt-quatre histoires dynastiques -- a condition qu'il les ait lues.
Section 13
"Sans maitre", "chien courant eplombe des capitalistes"
Parce que "Le Pionnier" l'avait traite de "chien courant des capitalistes", M. Liang Shiqiu redigea un article qu'il intitula lui-meme "Je ne me fache pas". S'appuyant d'abord sur la definition de la page 672 du deuxieme numero du "Pionnier", il en conclut qu'il "se sentait un peu comme un membre du proletariat", puis definit le "chien courant" ainsi : "En general, tous les chiens courants veulent plaire a leur maitre et obtenir par la un peu de faveur." Il posa alors la question :
"'Le Pionnier' dit que je suis un chien courant des capitalistes. De quel capitaliste, ou de tous les capitalistes ? Je ne sais meme pas qui est mon maitre. Si je le savais, j'irais certainement trouver mon maitre avec quelques revues pour presenter mes merites, et peut-etre recevrais-je quelques livres-or ou quelques roubles en recompense... Je sais seulement qu'en travaillant sans cesse on peut gagner de l'argent pour subsister. Comment on va a la caisse du capitaliste pour toucher des livres-or, comment on va au parti XX pour toucher des roubles -- ces savoir-faire, comment pourrais-je les connaitre ?..."
C'est la un portrait vivant du "chien courant des capitalistes". Tout chien courant peut etre nourri par un capitaliste particulier, mais en verite il appartient a tous les capitalistes. C'est pourquoi il remue la queue devant tous les riches et aboie apres tous les pauvres. Ne pas savoir qui est son maitre, c'est precisemen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il remue la queue devant tous les riches, et la preuve qu'il appartient a tous les capitalistes. Meme si personne ne le nourrit et qu'il maigrit jusqu'a l'os pour devenir un chien errant, il remue encore la queue devant tous les riches et aboie apres tous les pauvres -- seulement alors il sait encore moins qui est son maitre.
Puisque M. Liang raconte lui-meme combien il travaille dur, au point de ressembler au "proletariat" (c'est-a-dire a ce que M. Liang appelait auparavant les "vaincus"), et qu'il ne sait pas "qui est son maitre", il appartient a la derniere categorie. Pour etre precis, il faut ajouter quelques mots et l'appeler un chien courant "sans maitre" "des capitalistes".
Pourtant ce titre a encore quelques defauts. M. Liang est apres tout un professeur cultive, et donc different du type ordinaire. Il a fini par ne plus parler de "La litterature a-t-elle un caractere de classe ?" ; dans son essai "Reponse a M. Lu Xun", il insere tres habilement des phrases sur "Protection armee de l'Union sovietique" inscrit sur les poteaux telegraphiques et sur le bris de vitres de redactions ; et dans le passage cite plus haut, il ecrit "aller au parti XX pour toucher des roubles" -- ou les deux X deliberement dissimules se laissent immediatement reconnaitre comme les caracteres de "communiste". Il insinue par la que quiconque affirme que "la litterature a un caractere de classe" et a offense M. Liang est dans l'affaire de la "protection de l'Union sovietique" ou de la "quete de roubles". C'est la meme methode par laquelle les gardes de Duan Qirui fusillerent les etudiants tandis que le Quotidien du matin pretendait que les etudiants avaient perdu la vie pour quelques roubles, ou par laquelle, quand mon nom figurait sur la Ligue pour la liberte, le "Journal revolutionnaire" rapporta dans une depeche que j'avais ete "achete par des roubles d'or etincelants". M. Liang peut croire que flairer les criminels ("bandits lettres") pour son maitre est aussi une forme de "critique", mais ce metier est encore plus bas que celui d'un "bourreau".
Je me souviens encore : a l'epoque de la "cooperation KMT-PCC", il etait du dernier chic de louer l'Union sovietique dans la correspondance et les discours. Maintenant c'est different : d'apres les journaux, les inscriptions sur les poteaux telegraphiques et le "parti XX" sont traques avec le plus grand zele par la police. Eh bien, designer son propre adversaire comme "defenseur de l'Union sovietique" ou du "parti XX" est donc aussi a la mode et de circonstance, et pourrait meme valoir "un peu de faveur" du maitre. Mais dire que M. Liang vise a obtenir "faveur" ou "livres-or" serait une calomnie ; il n'en est rien. Il veut seulement preter main forte pour sauver sa "critique litteraire" de son impasse. C'est pourquoi, du point de vue de la "critique litteraire", il faut ajouter un adjectif devant "chien courant" : "eplombe".
(19 avril 1930.)
Section 14
Preface a "Evolution et degenerescence"
Ceci est un choix que le traducteur a constitue parmi les pres de cent textes traduits au cours de dix annees : des travaux pas trop specialises, que tout le monde peut lire, reunis en un volume dans l'espoir d'une plus large diffusion. Premierement, il montre l'etat de la theorie de l'evolution la plus recente ; deuxiemement, il sert de reference a ceux qui s'occupent de biologie ; et troisiemement -- ce qui est peut-etre le plus important -- il vise a fournir une stimulation meme aux non-specialistes, car la theorie de l'evolution ne concerne nullement la seule biologie, mais influence aussi la pensee en general.
Cependant, je dois ajouter : l'espoir que ce travail exercera veritablement une influence est faible. Car la societe chinoise, bien qu'elle accueille volontiers les nouvelles doctrines, ne les adopte d'ordinaire que pour les poser en ornement sur l'ancien ordre, comme on pique des fleurs fraiches dans les cheveux d'un cadavre.
Section 15
Le secret pour ecrire de la prose classique et etre un homme de bien
-- Cinquieme note nocturne
De tous les soi-disant textes critiques nous concernant pendant l'annee et demie ecoulee depuis l'an dernier, le plus suffocant de comique fut les propos de M. Chang Yansheng dans une revue mensuelle appelee "La Longue Nuit", ou, affichant un visage impartial, il declara que mes oeuvres avaient au moins dix ans de vie devant elles. Je me souviens que quelques annees auparavant, lorsque "La Tempete" cessa de paraitre, ce meme M. Chang Yansheng avait egalement publie un article disant en substance que "La Tempete" avait attaque Lu Xun, et que maintenant aucun editeur ne voulait plus la publier -- qui sait (!) si Lu Xun n'avait pas influence l'editeur pour la persecuter ? Puis il avait longuement loue la magnanimite des seigneurs de guerre du Nord. J'ai encore quelque memoire, et sous ce visage impartial je distinguais encore vaguement le filigrane de ce texte forge ; en meme temps me revint la methode critique du professeur Chen Yuan : d'abord enumerer quelques merites, pour afficher l'equite, puis une foule de graves accusations -- de graves accusations auxquelles la pesee equitable a abouti. Les merites compenses par les crimes, tout se ramene en fin de compte a "bandit lettre" qui merite d'avoir la tete exposee sous la banniere des "honnetes gens" en guise d'avertissement. Mon experience est donc : le blame peut etre inoffensif, mais l'eloge peut etre terrifiant, parfois extremement "perilleux dans son urgence". A plus forte raison quand ce M. Chang Yansheng pue de toutes parts le drapeau a cinq couleurs -- meme s'il accorde sincerement l'immortalite a mes oeuvres, c'est comme si l'empereur Xuantong avait soudain rayonne de joie et m'avait gracieusement confere le titre posthume de "Wenzhong" (Loyal en lettres). Dans le comique suffocant au milieu de l'oppression, il ne me restait qu'a respectueusement oter mon chapeau, m'incliner et decliner tres humblement.
Mais dans un autre numero de la meme "Longue Nuit", il y avait un essai de M. Liu Dajie -- ces essais ne semblent pas avoir ete recueillis dans "Le Debat litteraire chinois" -- que je lus avec une reelle gratitude, peut-etre precisement parce que, comme l'auteur le dit lui-meme, nous etions entierement inconnus l'un a l'autre et qu'aucune rancune ou faveur personnelle n'intervenait. Ce que je trouvai particulierement utile, c'est que l'auteur cherchait une issue pour moi, estimant que dans un tel siege de tous cotes, il vaudrait mieux deposer la plume et partir provisoirement a l'etranger ; et il me donnait le conseil honnete que quelques pages blanches dans l'histoire de la vie d'un homme n'ont rien de bien grave. Que quelques pages blanches dans l'histoire d'un seul homme, ou meme un livre entierement blanc, ou meme un livre entierement noirci, ne feraient nullement exploser la terre -- je le savais depuis longtemps. Le gain inattendu que je fis cette fois-ci fut qu'apres trente ans, comme si j'avais soudain saisi l'intuition sans pouvoir encore formuler clairement et brievement le principe directeur, j'avais enfin attrape la bride du secret de la prose classique et de l'homme de bien.
La formule est : Pour ecrire de la prose classique et etre un homme de bien, il faut ecrire le tout et neanmoins aboutir a l'equivalent d'une page blanche.
Les maitres qui nous enseignaient jadis la composition ne nous transmettaient ni "Grammaire de Ma" ni "Methodes de l'essai" et autres. Du matin au soir, c'etait seulement : lire, ecrire, lire, ecrire. Si l'essai etait mauvais, encore : lire, ecrire. Le maitre ne disait jamais ou etaient les defauts ni comment il fallait ecrire. Un corridor obscur ou l'on devait talonner soi-meme -- qu'on reussit a passer ou non, chacun s'en remettait au destin. Mais de temps en temps -- cela venait soudainement et l'on ne savait comment -- oui, vraiment "de temps en temps" et "l'on ne savait comment" -- l'essai dans le cahier comportait de moins en moins de ratures et de corrections, et les passages laisses debout, voire ceux marques de cercles denses d'approbation, se multipliaient. Alors le coeur de l'eleve se remplissait de joie, et il continuait simplement a ecrire ainsi -- vraiment, il ne savait pas lui-meme comment, c'etait juste "ainsi" -- et apres de longues annees, le maitre ne supprimait plus rien dans les essais, mais ecrivait seulement a la fin des remarques comme "a livre et plume, sans digressions ni ramifications". Quand on atteignait ce point, on pouvait etre considere comme "maitrisant". -- Bien sur, si l'on demandait au haut critique M. Liang Shiqiu, il ne l'admettrait probablement pas ; mais je parle du monde en general, et pour l'instant je suis l'usage commun.
L'idee fondamentale d'un tel ecrit doit certes etre claire ; quelle opinion on y defend est secondaire. Supposons qu'il faille ecrire un essai sur "Qui veut bien travailler doit d'abord affuter ses outils" : on peut argumenter positivement que "des outils emousses ne produisent pas de bon travail" ; ou l'on peut argumenter negativement que "pour l'artisan, l'habilete prime ; si l'habilete n'est pas murie, les outils auront beau etre affutes, le travail ne reussira pas". Meme concernant l'empereur, on peut dire "Le Fils du Ciel est saint, la faute du sujet merite la mort" -- ou l'on peut egalement dire que l'empereur est mauvais et devrait etre tranche d'un coup d'epee, car notre maitre Mencius a dit par avance : "J'ai entendu dire qu'un seul scelerat nomme Zhou a ete execute, non qu'un souverain ait ete tue" -- et nous, disciples du Saint, pensons exactement de meme. Mais en tout cas il faut argumenter du debut a la fin, couche apres couche, jusqu'a ce que tout soit parfaitement clair : le Fils du Ciel est-il saint, ou faut-il le decapiter ? Ou si l'on desapprouve les deux, on peut declarer a la fin : "Bien que le tyran ait sevi cruellement, la distinction entre souverain et sujet subsiste ; l'homme de bien n'exagere pas, et a mon humble avis il suffit de le bannir aux quatre frontieres" -- cette approche non plus ne rencontrerait probablement pas la desapprobation du maitre, car "le juste milieu" est egalement un enseignement de nos anciens sages.
Toutefois, ce qui precede vaut pour la fin de la dynastie Qing. Au debut des Qing, un seul denonciateur aurait pu faire exterminer tout le clan, et meme preconiser la "bannissement aux quatre frontieres" n'aurait pas ete tolere -- alors on ne voulait plus discuter de Mencius et de Confucius avec vous. Maintenant que la revolution vient a peine de reussir, les conditions ressemblent probablement a celles du debut des Qing. (Inacheve)
Ceci est la plus petite moitie de la cinquieme piece des "Notes nocturnes". Les "Notes nocturnes" etaient quelque chose que j'avais l'intention d'ecrire a partir de 1927, notant des pensees occasionnelles a la lumiere de la lampe pour en faire un recueil ; cette annee-la j'en publiai deux. A Shanghai, emu par la ferocite des massacres, j'en ecrivis une et demie de plus intitulees "Tuerie", commencant par des choses comme la crucifixion des chretiens par le shogunat japonais et le traitement cruel des revolutionnaires par le tsar russe. Mais bientot je rencontrai la tempete de denonciation de l'humanisme, et j'en profitai pour justifier ma paresse et n'ecrivis plus ; maintenant meme le manuscrit a disparu.
L'avant-derniere annee, Roushi voulait aller dans une maison d'edition comme redacteur de revue et me demanda d'ecrire quelque chose de decontracte, qui ne donne pas mal a la tete a lire. Ce soir-la je pensai de nouveau a ecrire des "Notes nocturnes" et posai ce titre. L'idee etait que l'ecriture et le fait d'etre un homme de bien en Chine devaient etre depuis toujours ainsi : cela doit deja exister, mais on ne doit pas copier des passages entiers mot a mot ; il faut plutot assembler de ci de la, raccommoder et rapicer de sorte qu'aucune couture ne se voie -- alors seulement cela passe pour un succes supreme. On ecrit beaucoup et au bout du compte on n'a presque rien ecrit, et les critiques appellent cela un bel essai ou un homme de bien. Que la societe ne progresse en rien a precisement sa racine la. Ce soir-la je n'achevai pas, et allai me coucher. Le lendemain Roushi vint me voir ; je lui montrai ce que j'avais ecrit ; il fronca les sourcils et trouva que c'etait un peu trop prolixe, et craignit aussi que cela ne prenne trop de place. Je lui proposai donc de traduire plutot un court texte, et je mis celui-ci de cote.
Maintenant, il y a plus d'un an que Roushi a ete assassine, et quand je retrouvai par hasard ce manuscrit dans un tas de papiers, ma douleur fut indicible. Je voulus completer tout le texte, mais n'y parvins pas ; a peine prenais-je la plume que mes pensees s'egaraient aussitot ailleurs. Ce qu'on appelle "l'homme et son luth sont partis tous les deux" -- c'est sans doute ce a quoi cela ressemble. Maintenant je ne fais qu'annexer ici cette demi-piece, en souvenir de Roushi.
Dans la nuit du 26 avril 1932, note.
Source : Original chinois des Oeuvres completes de Lu X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