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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集 Lu Xun Complete Works

Chinese-English（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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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会和歌剧

　　孟弧

　　《时轮金刚法会募捐缘起》〔２〕中有这样的句子：“古人一遇灾祲，上者罪己，下者修身……今则人心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末由消除此浩劫。”恐怕现在也还有人记得的罢。这真说得令人觉得自己和别人都半文不值，治水除蝗，完全无益，倘要“或消自业，或淡他灾”〔３〕，只好请班禅大师来求佛菩萨保佑了。

　　坚信的人们一定是有的，要不然，怎么能募集一笔巨款。

　　然而究竟好像是“人心浸以衰矣”了，中央社十七日杭州电云：“时轮金刚法会将于本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启建，并决定邀梅兰芳，徐来，胡蝶，在会期内表演歌剧五天。”〔４〕梵呗圆音，竟将为轻歌曼舞所“加被”，岂不出于意表也哉！盖闻昔者我佛说法，曾有天女散花〔５〕，现在杭州启会，我佛大概未必亲临，则恭请梅郎权扮天女，自然尚无不可。但与摩登女郎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莫非电影明星与标准美人〔６〕唱起歌来，也可以“消除此浩劫”的么？

　　大约，人心快要“浸衰”之前，拜佛的人，就已经喜欢兼看玩艺的了，款项有限，法会不大的时候，和尚们便自己来飞钹，唱歌，给善男子，善女人们满足，但也很使道学先生们摇头。班禅大师只“印可”〔７〕开会而不唱《毛毛雨》〔８〕，原是很合佛旨的，可不料同时也唱起歌剧来了。

　　原人和现代人的心，也许很有些不同，倘相去不过几百年，那恐怕即使有些差异，也微乎其微的。赛会做戏文，香市看娇娇，正是“古已有之”的把戏。既积无量之福，又极视听之娱，现在未来，都有好处，这是向来兴行佛事的号召的力量。否则，黄胖和尚念经，参加者就未必踊跃，浩劫一定没有消除的希望了。

　　但这种安排，虽然出于婆心，却仍是“人心浸以衰矣”的征候。这能够令人怀疑：我们自己是不配“消除此浩劫”的了，但此后该靠班禅大师呢，还是梅兰芳博士，或是密斯〔９〕徐来，密斯胡蝶呢？

　　四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时轮金刚法会佛教密宗的一种仪式。一九三四年四月由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及下野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该会《募捐缘起》曾在《论语》半月刊第三十八期（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古香斋”栏转载。

　　〔３〕“或消自业，或淡他灾”这是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上海各报载《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中的话，它劝人捐助“法资”，以“为已故宗亲拔苦，或为现存父母祈福，或消自业，或淡他灾”。

　　〔４〕中央社这一电讯与事实有出入。徐来、胡蝶当时在杭州浙江大舞台为公益警卫募捐义务演出，她们和梅兰芳都未为法会表演。徐来（１９０９—１９７３），浙江绍兴人。胡蝶，原名胡瑞华，广东鹤山（今高鹤）人。她们都是三十年代电影女演员。中央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简称。

　　〔５〕天女散花见《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天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据后秦鸠摩罗什汉文译本）梅兰芳曾据此演出京剧《天女散花》。

　　〔６〕标准美人当时上海一些报纸上所称的徐来的诨名。

　　〔７〕“印可”佛家语，承认、许可。《维摩诘经•弟子品》：“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８〕《毛毛雨》黎锦晖作的歌曲，曾流行于一九三○年前后。

　　〔９〕密斯英语Ｍｉｓｓ的音译，即小姐。

古人并不纯厚

　　翁隼

　　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达赖啦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２〕但广州开的耆英会〔３〕，却明明收集过一大批寿翁寿媪，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太太还能穿针，有照片为证。

　　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４〕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５〕哩，好像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还有现存的最通行的《文选》〔６〕，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语汇，或描写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当然，就因为心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像变成语汇祖师了，但在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由此看来，翻印整部的古书，也就不无危险了。近来偶尔看见一部石印的《平斋文集》〔１〕，作者，宋人也，不可谓之不古，但其诗就不可为训。如咏《狐鼠》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又咏《荆公〔８〕》云：“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那指斥当路的口气，就为今人所看不惯。“八大家”〔９〕中的欧阳修〔１０〕，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学家的罢，然而那《读李翱文》中却有云：“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它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也就悻悻得很。

　　但是，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１１〕，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１２〕的。

　　四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

　　〔２〕达赖啦嘛这里指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去世的达赖喇嘛第十三世阿旺罗桑土丹嘉措（１８７６—１９３３）。“不幸短命死矣”，语见《论语•雍也》，是孔丘惋惜门徒颜渊早死的话。

　　〔３〕广州开的耆英会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广州市长刘纪文为纪念新建市署落成，举行耆英会；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二百余人，其中有据说一百○六岁的张苏氏，尚能穿针，她表演穿针的照片曾刊在三月十九日《申报•图画特刊》第二号。

　　〔４〕“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语见《尚书•汤誓》。时日，原指夏桀。

　　〔５〕“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丘的话，语见《论语•为政》。

　　〔６〕《文选》参看本卷第３２６页注〔９〕。一九三三年九月，施蛰存曾向青年推荐《文选》，说读了“可以扩大一点字汇”，可以从中采用描写“宫室建筑”等的词语。

　　〔７〕《平斋文集》宋代洪咨夔著，共三十二卷。洪字舜俞，浙江於潜（今并入临安）人，嘉定二年（１２０９）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石印的本子指一九三四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部丛刊续编》本。

　　〔８〕荆公即王安石。他官至宰相，封荆国公，故称王荆公。祸胎，指王安石曾经重用后来转而排斥王安石的吕惠卿等人。钟阜，指南京钟山，王安石晚年退居钟山半山堂。

　　〔９〕“八大家”即唐宋八大家，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散文名家，明代茅坤曾选辑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因有此称。

　　〔１０〕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有《欧阳文忠集》。《读李翱文》，见《欧阳文忠集》卷七十三。李翱（７７２—８４１），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唐代文学家。

　　〔１１〕《唐宋文醇》清代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御定”，五十八卷，包括唐宋八大家及李翱、孙樵等十人的文章。《唐宋诗醇》，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御定”，四十七卷，包括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宋代苏轼、陆游等六人的诗作。

　　〔１２〕“挽狂澜于既倒”语出唐代韩愈《进学解》：“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过年

　　张承禄

　　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

　　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２〕，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但对于这“历”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

　　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也已经有了感慨；〔３〕但是，感慨而已，到底胜不过事实。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纪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胜不过事实。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４〕，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５〕，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二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废历”指阴历（或称夏历）。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通令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再三下过这样的通令。

　　〔３〕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夏历除夕），《申报号外•本埠增刊》临时增加的副刊《不自由谈》上有署名非人的《开场白》说：“编辑先生们辛苦了一年，在这几天寒假里头，本想可以还我自由自在的身，写写意意，享几天难得享到的幸福。不料突然地接到一道命令：说不但要出号外，并且要屁股两排，没有办法，只得再来放几个屁。”

　　〔４〕“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参看《伪自由书•“多难之月”》及其注〔４〕。

　　〔５〕花爆即花炮、爆竹。

汉字和拉丁化

　　仲度

　　反对大众语文的人，对主张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货色来看！”〔２〕一面也真有这样的老实人，毫不问他是诚意，还是寻开心，立刻拚命的来做标本。

　　由读书人来提倡大众语，当然比提倡白话困难。因为提倡白话时，好好坏坏，用的总算是白话，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语。但是，反对者是没有发命令的权利的。虽是一个残废人，倘在主张健康运动，他绝对没有错；如果提倡缠足，则即使是天足的壮健的女性，她还是在有意的或无意的害人。美国的水果大王，只为改良一种水果，尚且要费十来年的工夫，何况是问题大得多多的大众语。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么，反对者该是赞成文言或白话的了，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白话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也拿出他的“货色”来给大家看看罢。

　　但是，我们也不妨自己来试验，在《动向》上，就已经有过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３〕，胡绳〔４〕先生看了之后，却以为还是非土话所写的句子来得清楚。其实，只要下一番工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里的土话，和苏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传》〔５〕，却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先是不懂，硬着头皮看下去，参照记事，比较对话，后来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难。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每一个方块汉字，是都有它的意义的，现在用它来照样的写土话，有些是仍用本义的，有些却不过借音，于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得分析它那几个是用义，那几个是借音，惯了不打紧，开手却非常吃力了。

　　例如胡绳先生所举的例子，说“回到窝里向罢”也许会当作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６〕。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汉字的“窝”字，实际上，恐怕是不该这么写法的。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也叫“家里”作Ｕｗａｏ－ｌｉ，读书人去抄，也极容易写成“窝里”的，但我想，这Ｕｗａｏ其实是“屋下”两音的拼合，而又讹了一点，决不能用“窝”字随便来替代，如果只记下没有别的意义的音，就什么误解也不会有了。

　　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至于改作横行，那是当然的事。

　　这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

　　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八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拿出货色来看！”是当时一些反对大众语的人所说的话。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本埠增刊《谈言》发表的垢佛《文言和白话论战宣言》一文中说：“可否请几位提倡‘大众语’的作家，发表几篇‘大众语’的标准作品，使记者和读者，大家来欣赏欣赏，研究研究。”

　　〔３〕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指《中华日报•动向》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所载何连的《狭路相逢》，十六、十九日载高而的《一封上海话的信》和《吃官司格人个日记》等三篇文章。

　　〔４〕胡绳江苏苏州人，哲学家。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发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自然，何连高而二先生都是用汉字来写出土音的。然而单音的方块头汉字要拼出复杂的方言来，实是不可能的。我曾看见过一本苏州土语的圣经，读起来实在比读白话更难，因为单照字面的读音，你一定还得加一点推测工夫才能懂得。”

　　〔５〕《海上花列传》长篇小说，题云间花也怜侬著。是一部叙述上海妓女生活的作品，书中叙事用语体文，对话用苏州方言。按花也怜侬是韩邦庆（１８５６—１８９４）的笔名；韩字子云，江苏松江人。

　　〔６〕胡绳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并且倘然一个人已经懂得这些汉字了，老实说他更必须读这种用汉字写出的土话文。譬如：‘回到窝里向罢，车（按应作身）浪向，又一点力气都没……’这一句话，让一个识字的工人看麻烦实在不小。他也许真会当作这人是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实际上，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身上，又一点力气都没’来得清楚明白了。”

化名新法

　　白道

　　杜衡和苏汶〔２〕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坛上的两种秘密，也是坏风气：一种是批评家的圈子，一种是文人的化名。但他还保留着没有说出的秘密——圈子中还有一种书店编辑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只要是这一家书店出版的书籍，这边一套，“行”，那边一套，也“行”。

　　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

　　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３〕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

　　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

　　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４〕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

　　Ｏｈｏ！

　　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５〕但那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６〕

　　五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杜衡即苏汶。他所说“批评家的圈子”，参看本卷第４２９页注〔２〕。他所说“文人的化名”，见一九三四年五月《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他所发表的《谈文人的假名》。

　　〔３〕《中国文艺年鉴》指一九三二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中国文艺年鉴》，杜衡、施蛰存编辑。年鉴卷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一文，为苏汶鼓吹的“文艺自由论”辩护，同时吹捧杜衡在创作方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给了最大的供献”。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日本增田涉信中曾说：“所谓‘文艺年鉴社’，实际并不存在，是现代书局的变名。写那篇《鸟瞰》的人是杜衡，一名苏汶，……在那篇《鸟瞰》中，只要与现代书局刊物有关的人，都写得很好，其他的人则多被抹杀。而且还假冒别人文章来吹捧自己。”

　　〔４〕《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为综合性月刊，汪馥泉编辑，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

　　〔５〕孙行者和二郎神斗法，尾巴变成旗竿的故事，见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回。

　　〔６〕苏汶在《谈文人的假名》中曾说：“用笔名无可反对，但我希望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每人是用着固定的笔名为妥……”又说：“有一种是为的逃避文责，就近又有点卑劣了。”

考场三丑

　　黄棘

　　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２〕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然而这最干净，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枝节了。第二样是“钞刊文”〔３〕，他先已有了侥幸之心，读熟或带进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题目相合，便即照钞，想瞒过考官的眼。品行当然比“缴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枝节。第三样，最坏的是瞎写，不及格不必说，还要从瞎写的文章里，给人寻出许多笑话来。人们在茶余酒后作为谈资的，大概是这一种。

　　“不通”还不在其内，因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４〕，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钞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我说这话，意思并不在轻议已成的文人学士，只以为古典多，记不清不足奇，都记得倒古怪。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竭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

　　由此看来，如果能钞刊文，而又敷衍得过去，这人便是现在的大人物；青年学生有一些错，不过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为世诟病，我很诧异他们竟没有人呼冤。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策论封建时代考试的一种文体。即用有关政事、经义的问题为题，命应试者书面各陈己见。清光绪末年，曾两次下令废除八股，改用策论。

　　〔３〕“钞刊文”科举时代，刊印中试前列者的八股文章，以供应试人作揣摩之用，如《三场闱墨》之类，称为刊文。“钞刊文”就是在考试时直接钞袭刊文上的文章。

　　〔４〕这里所说的刊文，指当时《会考升学指导》一类投机书籍。

看书琐记（一）

　　焉于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２〕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３〕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札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４〕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５〕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６〕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蕉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八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巴尔札克（Ｈ．ｄｅＢａｌｚａｃ，１７９９—１８５０）法国作家，他的作品总题为《人间喜剧》，包括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等九十余部。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中谈到巴尔扎克小说时说：“在巴尔扎克的《鲛皮》（按通译《驴皮记》）里，看到银行家的邸宅中的晚餐会那一段的时候，我完全惊服了。二十多个人们同时在喧嚷着谈天，但却以许多形态，写得好像我亲自听见。重要的是——我不但听见，还目睹了各人在怎样的谈天。来宾们的相貌，巴尔扎克是没有描写的。但我却看见了人们的眼睛，微笑和姿势。我总是叹服着从巴尔扎克起，以至一切法国人的用会话来描写人物的巧妙，把所描写的人物的会话，写得活泼泼地好像耳闻一般的手段，以及那对话的完全。”此文载一九三四年八月《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二号，鲁迅（署名许遐）译。

　　〔３〕《水浒》即《水浒传》，长篇小说。明初施耐庵作。

　　〔４〕“黛玉葬花”梅兰芳早年曾根据《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的情节编演京剧《黛玉葬花》。旧时照相馆常挂有他演此剧的照片。

　　〔５〕《红楼梦图咏》清代改琦画的《红楼梦》人物像，共五十幅，图后附有王希廉、周绮等题诗，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木刻本刊行。又有清代王墀画的《增刻红楼梦图咏》，共一百二十幅，图后附有姜祺（署名蟫生）题诗，光绪八年上海点石斋石印，后屡经翻版。

　　〔６〕遏斯吉摩人通译爱斯基摩人，居住北极圈一带，以渔猎为生的一个民族。

看书琐记（二）

　　焉于

　　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作《本国话和外国话》〔２〕，记的是法国的一个阔人家里招待了欧战中出死入生的三个兵，小姐出来招呼了，但无话可说，勉勉强强的说了几句，他们也无话可答，倒只觉坐在阔房间里，小心得骨头疼。直到溜回自己的“猪窠”里，他们这才遍身舒齐，有说有笑，并且在德国俘虏里，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我们的话”的人。

　　因了这经验，有一个兵便模模胡胡的想：“这世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战争的世界。别一个是有着保险箱门一般的门，礼拜堂一般干净的厨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国度。那里面，住着古怪想头的外国人。”

　　那小姐后来就对一位绅士说的是：“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好像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

　　其实，这也无须小姐和兵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算作“封建余孽”〔３〕或“买办”或别的什么而论都可以——和几乎同类的人，只要什么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无话可说。不过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倘是宴会，就只猜拳，不发议论。

　　这样看来，文学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实在有些艰难。“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于是高超的文学家〔４〕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学还有别的性，他是不肯说破的，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

　　于是而据说文学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极，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汇集于作者一个人。然而文学家却又悲哀起来，说是吐血了，这真是没有法子想。

　　八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申报•自由谈》。

　　〔２〕巴比塞的《外国话和本国话》，曾由沈端先译为中文，载于一九三四年十月《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五期。

　　〔３〕“封建余孽”在一九二八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载有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４〕高超的文学家指梁实秋等人。如梁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载一九二九年九月《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一文中鼓吹超阶级的文学，说“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但又宣传文学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说“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看书琐记（三）

　　焉于

　　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错。

　　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

　　即使真是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

　　现在可是换了一个说法了，连并非作者，也憎恶了批评家，他们里有的说道：你这么会说，那么，你倒来做一篇试试看！

　　这真要使批评家抱头鼠窜。因为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

　　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诚然，四五年前，用笔的人以为一做批评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所以速成和乱评的也不少，但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涂上烂泥，并不是好办法。不过我们的读书界，是爱平和的多，一见笔战，便是什么“文坛的悲观”〔２〕呀，“文人相轻”〔３〕呀，甚至于不问是非，统谓之“互骂”，指为“漆黑一团糟”。果然，现在是听不见说谁是批评家了。但文坛呢，依然如故，不过它不再露出来。

　　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批评家与创作家》。

　　〔２〕“文坛的悲观”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大晚报•火炬》载小仲的《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把文艺界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内战”、“骂人”，使中国文坛“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３〕“文人相轻”语出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当时曾有人把文艺界思想斗争说成“文人相轻”。

零食

　　莫朕

　　出版界的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使有心人发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发愁。人而有心，真要“日坐愁城”了。

　　但是，这情形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不过略有变迁，更加显著而已。

　　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欢吃零食。假使留心一听，则屋外叫卖零食者，总是“实繁有徒”〔２〕。桂花白糖伦教糕〔３〕，猪油白糖莲心粥，虾肉馄饨面，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罗）蜜橘，瓜子大王，还有蜜饯，橄榄，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为这又不比肥鱼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据说，是在消闲之中，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前几年的出版物，是有“养生之益”的零食，或曰“入门”，或曰“ＡＢＣ”，或曰“概论”，总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钱数角，费时半点钟，便能明白一种科学，或全盘文学，或一种外国文。意思就是说，只要吃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这人发荣滋长，抵得吃五年饭。试了几年，功效不显，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一试验，如果有名无实，是往往不免灰心的，例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修仙或炼金，而代以洗温泉和买奖券，便是试验无效的结果。于是放松了“养生”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还是零食。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开的。

　　于是而出现了小品，但也并不是新花样。当老九章〔４〕生意兴隆的时候，就有过《笔记小说大观》〔５〕之流，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关门之后，自然也跟着成了一小撮。分量少了，为什么倒弄得闹闹嚷嚷，满城风雨的呢？我想，这是因为在担子上装起了篆字的和罗马字母合璧的年红电灯〔６〕的招牌。

　　然而，虽然仍旧是零食，上海居民的感应力却比先前敏捷了，否则又何至于闹嚷嚷。但这也许正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假使如此，那么，零食的前途倒是可虑的。

　　六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实繁有徒”语见《尚书•仲虺之诰》，意思是这种人确实不少。

　　〔３〕伦教糕一种广东式糕点。

　　〔４〕老九章指上海老九章绸缎庄，约在一八六○年间开设。一九三四年二月因绸业衰落，股东退伙，宣告清算结束。后来又曾重新组织开设老九章公记绸缎庄。

　　〔５〕《笔记小说大观》上海进步书局编印的一套丛书，汇辑自唐代至清代的杂史、笔记而成，共出九辑（包括外集），约六十册为一辑，最初四辑在一九一八年左右出版，后几辑于数年后出版。

　　〔６〕年红电灯即霓虹灯。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张沛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２〕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３〕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４〕，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５〕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６〕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们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７〕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８〕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

　　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谭叫天谭鑫培（１８４７—１９１７），艺名小叫天，湖北江夏（今武昌）人，京剧演员，擅长老生戏。一八九○年（光绪十六年）曾被召入清宫升平署承值，为慈禧太后演戏。

　　〔３〕慈禧太后（１８３５—１９０８）清代咸丰帝妃，同治即位，被尊为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老佛爷”，清宫中太监对太上皇或皇太后的称呼。

　　〔４〕供奉旧时对在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清代也用以称进入宫廷的演员。

　　〔５〕竹枝词古代民歌，多为七言，历代文人常有仿作。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一：“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

　　〔６〕“小家碧玉”语出《乐府诗集•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

　　〔７〕老十三旦即侯俊山（１８５４—１９３５），艺名喜麟，山西洪洞人，山西梆子演员。因十三岁演戏成名，故称十三旦。清代申左梦畹生《粉墨丛谈》说：“癸酉（１８７３）、甲戌（１８７４）间，十三旦以艳名噪燕台。”当时梆子腔深受劳动群众所喜爱，士大夫则多抱歧视的态度，如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清同治十二年二月一日）中说：“都中向有梆子腔，多市井鄙秽之剧，惟舆隶贾竖听之。”

　　〔８〕梅兰芳曾于一九一九年、一九二四年访日演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年访美演出。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张沛

　　而且梅兰芳还要到苏联去。

　　议论纷纷。我们的大画家徐悲鸿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画过松树——也许是马，〔２〕我记不真切了——国内就没有谈得这么起劲。这就可见梅兰芳博士之在艺术界，确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现代》的编辑室里也紧张起来。首座编辑施蛰存先生曰：“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现代》五卷五期。）要这么大叫，可见不平之极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别，是会令人疑心生了脏躁症的。次座编辑杜衡先生曰：“剧本鉴定的工作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文艺画报》创刊号。）这可冷静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齐如山〔３〕先生自愧弗及，赶紧来请帮忙——帮忙的帮忙。

　　但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４〕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

　　那么，他是不会“表示一点‘转变’的”，目前还太早一点。他也许用别一个笔名，做一篇剧本，描写一个知识阶级，总是专为艺术，总是不问俗事，但到末了，他却究竟还在革命这一方面。这就活动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这篇东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这一方面了吗？

　　但我不知道梅兰芳博士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或者虚设一社，出些什么“戏剧年鉴”，亲自作序，说自己是剧界的名人？〔５〕倘使没有，那可是也不会玩这一手的。

　　倘不会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６〕了。

　　还是带住罢，倘再“略论”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会说因为被批评家乱骂，害得他演不出好戏来。〔７〕

　　十一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徐悲鸿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应苏联对外文化事业委员会邀请，去苏联参加中国画展览会，曾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即席作画。

　　〔３〕齐如山（１８７７—１９６２）河北高阳人。当时北平国剧学会会长，曾为梅兰芳编过剧本。杜衡在《文艺画刊》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十月）发表的《梅兰芳到苏联去》一文中说：“我以为他（按指梅兰芳）最先的急务，是应当找几位戏剧意识检讨专家来帮忙，或竟成立一个脚本改编委员会。这些工作，恐怕像齐如山先生他们未必能够胜任”。

　　〔４〕一九三四年九月八日《大晚报•剪影》载犁然的《在梅兰芳马连良程继先叶盛兰的欢宴席上》一文中，记录梅兰芳谈话说：“中国旧戏原纯是象征派的，跟写实的话剧不同”。

　　〔５〕这些都是对杜衡等人的讽刺，参看本书《化名新法》。“戏剧年鉴”是影射杜衡、施蛰存合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

　　〔６〕“再亮些”杜衡著有长篇小说《再亮些》，载一九三四年《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单行本时改题为《叛徒》）。篇首《题解》引用歌德临终时的话：“再亮些，再亮些！”

　　〔７〕这里也是对杜衡的讽刺。杜衡曾于一九三二年说左翼批评家“蛮横”，使他们不得不“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论“花边文学”

　　近来有一种文章，四周围着花边，从一些副刊上出现。这文章，每天一段，雍容闲适，缜密整齐，看外形似乎是“杂感”，但又像“格言”，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似乎是小品或语录一类的东西。今天一则“偶感”，明天一段“据说”，从作者看来，自然是好文章，因为翻来复去，都成了道理，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但从读者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

　　譬如甘地被刺，就起来作一篇“偶感”，颂扬一番“摩哈达麻”，咒骂几通暴徒作乱，为圣雄出气禳灾，顺便也向读者宣讲一些“看定一切”，“勇武和平”的不抵抗说教之类。这种文章无以名之，且名之曰“花边体”或“花边文学”罢。

　　这花边体的来源，大抵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据这种小品文的拥护者说是会要流传下去的（见《人间世》：《关于小品文》）。我们且来看看他们的流传之道罢。六月念八日《申报》《自由谈》载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倒提》。大意说西洋人禁止倒提鸡鸭，华人颇有鸣不平的，因为西洋人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于是这位花边文学家发议论了，他说：“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

　　为什么“并未”呢？据说是“人能组织，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所以租界上没有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不禁止虐待华人，当然就是把华人看在鸡鸭之上了。

　　倘要不平么，为什么不反抗呢？

　　而这些不平之士，据花边文学家从古典里得来的证明，断为“不妨变狗”之辈，没有出息的。

　　这意思极明白，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他虽也正面的承认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实在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从“古典”来证明这是华人没有出息。

　　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他们和同胞做起生意来，除开夸说洋货如何比国货好，外国人如何讲礼节信用，中国人是猪猡，该被淘汰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口称洋人曰：“我们的东家”。我想这一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气，大抵不出于这般人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因为第一，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气；第二，他们往往赞成西洋人（也就是他们的东家）统治中国，虐待华人，因为中国人是猪猡；第三，他们最反对中国人怀恨西洋人。抱不平，从他们看来，更是危险思想。

　　从这般人或希望升为这般人的笔下产出来的就成了这篇“花边文学”的杰作。但所可惜是不论这种文人，或这种文字，代西洋人如何辩护说教，中国人的不平，是不可免的。因为西洋人虽然不曾把中国放在鸡鸭之下，但事实上也似乎并未放在鸡鸭之上。香港的差役把中国犯人倒提着从二楼摔下来，已是久远的事；近之如上海，去年的高丫头，今年的蔡洋其辈，他们的遭遇，并不胜过于鸡鸭，而死伤之惨烈有过而无不及。这些事实我辈华人是看得清清楚楚，不会转背就忘却的，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朦混过去呢？

　　抱不平的华人果真如花边文学家的“古典”证明，一律没有出息的么？倒也不的。我们的古典里，不是有九年前的五卅运动，两年前的一二八战争，至今还在艰苦支持的东北义勇军么？谁能说这些不是由于华人的不平之气聚集而成的勇敢的战斗和反抗呢？

　　“花边体”文章赖以流传的长处都在这里。如今虽然在流传着，为某些人们所拥护。但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现在是建设“大众语”文学的时候，我想“花边文学”，不论这种形式或内容，在大众的眼中，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罢。

　　这篇文章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拒绝。莫非这文章又犯了要报私仇的嫌疑么？但这“授意”却没有的。就事论事，我觉得实有一吐的必要。文中过火之处，或者有之，但说我完全错了，却不能承认。倘得罪的是我的先辈或友人，那就请谅解这一点。

　　笔者附识。

　　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

　　〔２〕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有不许倒提鸡鸭在路上走，违者即拘入捕房罚款的规定。这里所说西洋的慈善家，指当时上海外侨中“西人救牲会”的组织。

　　〔３〕“倒悬”语见《孟子•公孙丑》：“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

　　〔４〕“生刲驴肉”据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七：“山西省城外，有晋祠地方……有酒馆……曰驴香馆。其法以草驴一头，养得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钉四桩，将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横于背，系其头尾，使不得动。初以百滚汤沃其身，将毛刮尽，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后腿，或肚当，或背脊，或头尾肉，各随客便；当客下箸时，其驴尚未死绝也。”活烤鹅掌，据清代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云间叶映榴好食鹅掌。以鹅置铁楞上，浸火烤炙；鹅跳唬不已，以酱油醋饮之。少焉鹅毙，仅存皮骨，掌大如扇，味美无伦。”又唐代张族鸟《朝野佥载》卷二也记载过活烤鹅鸭和活烤驴的残虐食法。

　　〔５〕舆台是古代奴隶中两个等级的名称，后泛指被奴役的人。

　　〔６〕西崽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

论秦理斋夫人事

　　公汗

　　这几年来，报章上常见有因经济的压迫，礼教的制裁而自杀的记事，但为了这些，便来开口或动笔的人是很少的。只有新近秦理斋夫人〔２〕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杀，却起过不少的回声，后来还出了一个怀着这一段新闻记事的自杀者〔３〕，更可见其影响之大了。我想，这是因为人数多。单独的自杀，盖已不足以招大家的青睐了。

　　一切回声中，对于这自杀的主谋者——秦夫人，虽然也加以恕辞；但归结却无非是诛伐。因为——评论家说——社会虽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责任是生存，倘自杀，便是失职，第二责任是受苦，倘自杀，便是偷安。进步的评论家则说人生是战斗，自杀者就是逃兵，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这自然也说得下去的，然而未免太笼统。

　　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前一派，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就麻烦，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杀的批判者，则是大抵属于后一派。

　　诚然，既然自杀了，这就证明了她是一个弱者。但是，怎么会弱的呢？要紧的是我们须看看她的尊翁的信札〔４〕，为了要她回去，既耸之以两家的名声，又动之以亡人的乩语。我们还得看看她的令弟的挽联：“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视为千古美谈之意吗？以生长及陶冶在这样的家庭中的人，又怎么能不成为弱者？我们固然未始不可责以奋斗，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况且自杀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战斗的应援者，当他人奋斗时，挣扎时，败绩时，也许倒是鸦雀无声了。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５〕！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五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奏理斋夫人姓龚名尹霞，《申报》馆英文译员秦理斋之妻。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秦理斋在上海病逝后，住在无锡的秦的父亲要她回乡，她为了子女在沪读书等原因不能回去，在受到秦父多次严厉催迫后，五月五日她和女儿希荪、儿子端、珏四人一同服毒自杀。

　　〔３〕据《申报》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载：上海福华药房店员陈同福于五月二十日因经济困难自杀，在他身边发现有从报纸上剪下的关于秦理斋夫人自杀的新闻一纸。

　　〔４〕秦理斋的父亲秦平甫，在四月十一日写给龚尹霞的信上说：“汝叔翁在申扶乩，理斋降临，要金钱要棉衣；并云眷属不必居沪，当立时回锡。”又说：“尊府家法之美，同里称颂……即令堂太夫人之德冠女宗，亦无非以含弘为宗旨：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汝望善体此意，为贤妇为佳女；沪事及早收束，遵理斋之冥示，早日回锡。”

　　〔５〕“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语见《论语•宪问》。自经，即自缢。

　　“……”“CCCC”论补〔１〕曼雪

　　徐*'〔２〕先生在《人间世》上，发表了这样的题目的论。对于此道，我没有那么深造，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３〕，所以想来补一点，自然，浅薄是浅薄得多了。

　　“……”是洋货，五四运动之后这才输入的。先前林琴南先生译小说时，夹注着“此语未完”的，便是这东西的翻译。

　　在洋书上，普通用六点，吝啬的却只用三点。然而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际，就渐渐的长起来，九点，十二点，以至几十点；有一种大作家，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以见其中的奥义，无穷无尽，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读者也大抵这样想，有敢说觉不出其中的奥义的罢，那便是低能儿。然而归根结蒂，也好像终于是安徒生〔４〕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其实是一无所有；不过须是孩子，才会照实的大声说出来。孩子不会看文学家的“创作”，于是在中国就没有人来道破。但天气是要冷的，光着身子不能整年在路上走，到底也得躲进宫里去，连点几行的妙文，近来也不大看见了。“CC”是国货，《穆天子传》〔５〕上就有这玩意儿，先生教我说：是阙文。这阙文也闹过事，曾有人说“口生垢，口戕口”〔６〕的三个口字，也是阙文，又给谁大骂了一顿。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到目前，则渐有代以“××”的趋势。这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东西多，对于这著作的内容，我们便预觉其激烈。但是，其实有时也并不然。胡乱×它几行，印了出来，固可使读者佩服作家之激烈，恨检查员之峻严，但送检之际，却又可使检查员爱他的顺从，许多话都不敢说，只×得这么起劲。一举两得，比点它几行更加巧妙了。中国正在排日，这一条锦囊妙计，或者不至于模仿的罢。

　　现在是什么东西都要用钱买，自然也就都可以卖钱。但连“没有东西”也可以卖钱，却未免有些出乎意表。不过，知道了这事以后，便明白造谣为业，在现在也还要算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生活了。

　　五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徐*'浙江慈溪人，作家。他的《“……”“CCCC”论》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人间世》第四期。

　　〔３〕“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参看本卷第２７６页注〔５〕。

　　〔４〕安徒生（Ｈ．Ｃ．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１８０５—１８７５）丹麦童话作家。《皇帝的新衣》是其名作之一，取材于西班牙民间故事，说有两个骗子，自称用他们织成的最美丽的布缝制的衣服，“任何不称职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他们其实没有这种“布”，却欺骗皇帝，让他脱下衣服，假装给他穿上这种不存在的“新衣”。皇帝及周围臣民怕别人说自己不称职或愚蠢，都不敢说出真相。最后，一个小孩子天真地说穿了：“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呀！”

　　〔５〕《穆天子传》晋代从战国时魏襄王墓中发现的先秦古书之一，共六卷。原本是竹简，后因竹简文字剥落，从竹简古文改写楷书时有难辩之处，用C号代替缺文，*允橹卸郈，如卷二：“仍献白玉C只角之一C三，可以C沐，乃进食C酒姑劓九C。玻丁场翱谏福*口戕口”《大戴礼记•武王践阼》中的句子。清代周元亮、钱尔皘都说这几个“口”字：“乃古方空圈，盖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误。”后来王应奎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在《柳南随笔》卷一中说：“近予见宋板《大戴礼》，乃秦景霸谋荆鞍阅本，口字并非方空圈(鞍讳四麟，系前代邑中藏书家，校订颇精审可据，冯嗣宗《先贤事略》中称之。)观此，则周、钱两公之言殆非也。”

论重译

　　史贲

　　穆木天先生在二十一日的《火炬》上，反对作家的写无聊的游记之类，以为不如给中国介绍一点上起希腊罗马，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２〕我以为这是很切实的忠告。但他在十九日的《自由谈》上，却又反对间接翻译，说“是一种滑头办法”，虽然还附有一些可恕的条件〔３〕。这是和他后来的所说冲突的，也容易启人误会，所以我想说几句。

　　重译确是比直接译容易。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译者自惭不及，怕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若干部分了。译文是大抵比不上原文的，就是将中国的粤语译为京语，或京语译成沪语，也很难恰如其分。在重译，便减少了对于原文的好处的踌躇。其次，是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书上倒未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译错误，而间接译却不然的时候。

　　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国也就难有上起希罗，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的译本了。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４〕，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５〕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６〕，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

　　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日本改造社〔７〕译的《高尔基全集》，曾被有一些革命者斥责为投机，但革命者的译本出，却反而显出前一本的优良了。不过也还要附一个条件，并不很懂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速成译本，可实在是不可恕的。

　　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

　　六月二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发表的文章，题为《谈游记之类》。

　　〔３〕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各尽所能》一文中说：“有人英文很好，不译英美文学，而去投机取巧地去间接译法国的文学，这是不好的。因为间接翻译，是一种滑头办法。如果不得已时，是可以许可的。但是，避难就易，是不可以的。”

　　〔４〕伊本涅支（Ｖ．Ｂｌａｓｃｏ－Ｉｂａ′ｎ～ｅｚ，１８６７—１９２８）通译勃拉斯可•伊巴涅思，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５〕西万提司（Ｍ．ｄｅＣｅｒｖａｎｔｅｓ，１５４７—１６１６）通译塞万提斯，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即《吉诃德先生》）等。

　　〔６〕诺威挪威。

　　〔７〕改造社日本的一个出版社，始办于一九一九年。该社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中村白叶等译的《高尔基全集》，二十五卷。

骂杀与捧杀

　　阿法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２〕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３〕。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４〕，右有徐志摩〔５〕，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明？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十一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这里的引文是该书《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标点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曹聚仁曾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标点三不朽》一文，指出刘大杰标点本的这个错误。

　　〔３〕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一九二四年到中国旅行。一九三○年访问苏联，作有《俄罗斯书简》（一九三一年出版），其中说过自己是“英国的臣民”的话。

　　〔４〕林长民（１８７６—１９２５）福建闽侯人，政客。

　　〔５〕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泰戈尔来华时他担任翻译。

漫骂

　　倪朔尔

　　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２〕，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

　　这“漫骂”，有人写作“嫚骂”，也有人写作“谩骂”，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函义。但这姑且不管它也好。现在要问的是怎样的是“漫骂”。

　　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

　　有钱不能就有文才，比“儿女成行”并不一定明白儿童的性质更明白。“儿女成行”只能证明他两口子的善于生，还会养，却并无妄谈儿童的权利。要谈，只不过不识羞。这好像是漫骂，然而并不是。倘说是的；就得承认世界上的儿童心理学家，都是最会生孩子的父母。

　　说儿童为了一点食物就会打起来，是冤枉儿童的，其实是漫骂。儿童的行为，出于天性，也因环境而改变，所以孔融〔３〕会让梨。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

　　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批评家好“漫骂”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载侍桁《关于批评》一文说：“看过去批评的论争，我们不能不说愈是那属于无味的谩骂式的，而愈是有人喜欢来参加”，这种“谩骂的批评”，“我们不认为是批评”。

　　〔３〕孔融（１５３—２０８）东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文学家。关于他让梨的故事，见《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峻注引《融别传》：“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女人未必多说谎

　　赵令仪

　　侍桁〔２〕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３〕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４〕，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５〕，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６〕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今年是“妇女国货年”〔７〕，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８〕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侍桁即韩侍桁。他的《谈说谎》一文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不管为自己的地位的坚固而说谎也吧，或为了拯救旁人的困难而说谎也吧，都是含着有弱者的欲望与现实的不合的原因在。虽是一个弱者，他也会想如果能这样，那就多么好，可是一信嘴说出来，那就成了大谎了。但也有非说谎便不能越过某种难关的场合，而这场合也是弱者遇到的时候较多，大概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３〕叔本华（Ａ．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ａｕｅｒ，１７８８—１８６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在所著的《妇女论》中诬蔑妇女虚伪、愚昧、无是非之心。

　　〔４〕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指华宁该尔（Ｏ．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１８８０—１９０３），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在一九○三年出版的《性和性格》一书中，说女性“能说谎”，“往往是虚伪的”，并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５〕杨妃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７１９—７５６），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７５５），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于范阳起兵反唐，进逼长安，唐玄宗仓皇南逃四川，至马嵬驿，将士归罪杨家，杀国忠，唐玄宗为安定军心，令杨妃缢死。

　　〔６〕“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语见唐代杜甫《北征》诗。旧史传说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招致了三朝的灭亡。杜甫在此处合用了这些传说。

　　〔７〕“妇女国货年”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上海市商会等团体邀各界开会，决定一九三四年为“妇女国货年”，要求妇女增强“爱国救国之观念”，购买国货。

　　〔８〕“君王城上竖降旗”一诗，相传是五代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所作。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又据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说，前蜀后主王衍亡于后唐时，有后唐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作过一首类似的诗，嘲讽因耽于酒色嬉戏而亡国的王衍：“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偶感

　　公汗

　　还记得东三省沦亡，上海打仗的时候，在只闻炮声，不愁炮弹的马路上，处处卖着《推背图》，这可见人们早想归失败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后，华北华南，同濒危急，而上海却出现了“碟仙”〔２〕。前者所关心的还是国运，后者却只在问试题，奖券，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迥不相同，而名目则更加冠冕，因为这“灵乩”是中国的“留德学生白同君所发明”，合于“科学”的。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五四时代，陈大齐〔３〕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

　　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４〕，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５〕吗？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解而窃之。”〔６〕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五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碟仙”当时出现的一种迷信扶乩活动，如上海曾流传“香港科学游艺社”制造发售的“科学灵乩图”，图上印有“留德白同经多年研究所发明，纯用科学方法构就，丝毫不带迷信作用”等字句。

　　〔３〕陈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辟“灵学”》一文，对当时上海出现的以“灵学”为招牌的设坛扶乩迷信活动，进行了揭露批判。

　　〔４〕当时举办的时轮金刚法会上，班禅喇嘛诵经作法时，有摄影师在佛殿内使用镁光灯照明。

　　〔５〕《狸猫换太子》据小说《三侠五义》有关李宸妃的情节改编的京剧，参看本卷第３４４页注〔４〕。《玉堂春》，据《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改编的京剧，是说名妓苏三（玉堂春）受诬入狱，后与当了巡按的旧识王金龙重逢的故事。《谢谢毛毛雨》，三十年代黎锦晖作的流行歌曲。

　　〔６〕“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见《庄子•胠箧》。

朋友

　　黄凯音

　　我在小学的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进中学是在城里，于是兴致勃勃的看大戏法，但后来有人告诉了我戏法的秘密，我就不再高兴走近圈子的旁边。去年到上海来，才又得到消遣无聊的处所，那便是看电影。

　　但不久就在书上看到一点电影片子的制造法，知道了看去好像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奇禽怪兽，无非是纸做的。这使我从此不很觉得电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它的破绽，自己也无聊起来，第三回失掉了消遣无聊的处所。有时候，还自悔去看那一本书，甚至于恨到那作者不该写出制造法来了。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

　　变戏法的时时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几分就是对着明白戏法的底细者而发的，为的是要他不来戳穿西洋镜。“朋友，以义合者也”〔２〕，但我们向来常常不作如此解。

　　四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朋友，以义合者也”语出《论语•乡党》宋代朱熹注：“朋友以义合。”

奇怪（一）

　　白道

　　世界上有许多事实，不看记载，是天才也想不到的。非洲有一种土人，男女的避忌严得很，连女婿遇见丈母娘，也得伏在地上，而且还不够，必须将脸埋进土里去。这真是虽是我们礼义之邦的“男女七岁不同席”〔２〕的古人，也万万比不上的。

　　这样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分隔男女的设计，也还不免是低能儿；现在总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电影，〔３〕都只是“不同席”的演义。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

　　我想，这只好用“西法”了。西法虽非国粹，有时却能够帮助国粹的。例如无线电播音，是摩登的东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经，却不坏；汽车固然是洋货，坐着去打麻将，却总比坐绿呢大轿，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几圈。以此类推，防止男女同吸空气就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个箱，将养气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里，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４〕。凯末尔〔５〕将军治国以前的土耳其女人的面幕，这回可也万万比不上了。

　　假使现在有一个英国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游记》那样的讽刺的小说，〔６〕说在二十世纪中，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看见一群人在烧香拜龙，作法求雨，〔７〕赏鉴“胖女”，禁杀乌龟；〔８〕又一群人在正正经经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张男女分途，以及女人的腿应该不许其露出。〔９〕那么，远处，或是将来的人，恐怕大抵要以为这是作者贫嘴薄舌，随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满的人们的罢。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倘没有这样的事实，大约无论怎样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总不能怎样的出奇，所以人们看见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这一句话。

　　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男女七岁不同席”语出《礼记•内则》：“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３〕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广东舰队司令张之英等向广东省政府提议禁止男女同场游泳，曾由广州市公安局通令实施。同时又有自称“蚁民”的黄维新，拟具了分别男女界限的五项办法，呈请国民党广东政治研究会采用：（一）禁止男女同车；（二）禁止酒楼茶肆男女同食；（三）禁止旅客男女同住；（四）禁止军民人等男女同行；（五）禁止男女同演影片，并分男女游乐场所。

　　〔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主张。

　　〔５〕凯末尔（ＫｅｍａｌＡｔａｔüｒｋ，１８８１—１９３８）通译基马尔，土耳其政治家，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他执政期间，曾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如废除回教历，创新字母，撤去妇女的面罩，废除一夫多妻制等。

　　〔６〕斯惠夫德在其长篇小说《格利佛游记》里，通过虚构的“小人国”、“大人国”等的描写，对英国上流社会进行了讽刺。

　　〔７〕烧香拜龙当时求雨消旱的一种迷信活动，一九三四年夏天，南方大旱，报上就有南通农民筑泥龙烧香祈雨、苏州举行小白龙出游等报道。作法求雨，国民党政府在当年七月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安钦活沸等在南京、汤山等处祈祷求雨。

　　〔８〕赏鉴“胖女”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上海先施公司联合各厂商聘请体重七百余磅的美国胖女人尼丽，在该公司二楼表演。禁杀乌龟，当时上海徐家汇沿河一带，有些人捕卖乌龟谋生，上海“中国保护动物会”认为“劈杀龟肉，……势甚惨酷”，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呈请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通令禁止。

　　〔９〕研究古代舞法指一九三四年八月上海祭孔前演习佾舞。主张男女分途，参看本卷第５１６页注〔７〕。禁止女人露腿，是蒋介石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手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布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中的一项：“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

奇怪（二）

　　白道

　　尤墨君〔２〕先生以教师的资格参加着讨论大众语，那意见是极该看重的。他主张“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还举出“中学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误用的许多时髦字眼”来，说“最好叫他们不要用”，待他们将来能够辨别时再说，因为是与其“食新不化，何如禁用于先”的。现在摘一点所举的“时髦字眼”在这里——

　　共鸣对象气压温度结晶彻底趋势理智现实下意识相对性绝对性纵剖面横剖面死亡率……（《新语林》三期）

　　但是我很奇怪。

　　那些字眼，几乎算不得“时髦字眼”了。如“对象”“现实”等，只要看看书报的人，就时常遇见，一常见，就会比较而得其意义，恰如孩子懂话，并不依靠文法教科书一样；何况在学校中，还有教员的指点。至于“温度”“结晶”“纵剖面”“横剖面”等，也是科学上的名词，中学的物理学矿物学植物学教科书里就有，和用于国文上的意义并无不同。现在竟“最误用”，莫非自己既不思索，教师也未给指点，而且连别的科学也一样的模胡吗？

　　那么，单是中途学了大众语，也不过是一位中学出身的速成大众，于大众有什么用处呢？大众的需要中学生，是因为他教育程度比较的高，能够给大家开拓知识，增加语汇，能解明的就解明，该新添的就新添；他对于“对象”等等的界说，就先要弄明白，当必要时，有方言可以替代，就译换，倘没有，便教给这新名词，并且说明这意义。如果大众语既是半路出家，新名词也还不很明白，这“落伍”可真是“彻底”了。

　　我想，为大众而练习大众语，倒是不该禁用那些“时髦字眼”的，最要紧的是教给他定义，教师对于中学生，和将来中学生的对于大众一样。譬如“纵断面”和“横断面”，解作“直切面”和“横切面”，就容易懂；倘说就是“横锯面”和“直锯面”，那么，连木匠学徒也明白了，无须识字。禁，是不好的，他们中有些人将永远模胡，“因为中学生不一定个个能升入大学而实现其做文豪或学者的理想的”。八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尤墨君（１８８８—１９７１）江苏吴县人，当时杭州师范学校教员。本篇中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语林》第三期《怎样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一文。

奇怪（三）

　　白道

　　“中国第一流作家”叶灵凤和穆时英两位先生编辑的《文艺画报》〔２〕的大广告，在报上早经看见了。半个多月之后，才在店头看见这“画报”。既然是“画报”，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画报”的心，首先来看“画”。

　　不看还好，一看，可就奇怪了。

　　戴平万〔３〕先生的《沈阳之旅》里，有三幅插图有些像日本人的手笔，记了一记，哦，原来是日本杂志店里，曾经见过的在《战争版画集》里的料治朝鸣的木刻，是为记念他们在奉天的战胜而作的，日本记念他对中国的战胜的作品，却就是被战胜国的作者的作品的插图——奇怪一。

　　再翻下去是穆时英先生的《墨绿衫的小姐》里，有三幅插画有些像麦绥莱勒〔４〕的手笔，黑白分明，我曾从良友公司翻印的四本小书里记得了他的作法，而这回的木刻上的署名，也明明是ＦＭ两个字。莫非我们“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这作品，是豫先翻成法文，托麦绥莱勒刻了插画来的吗？——奇怪二。这回是文字，《世界文坛了望台》〔５〕了。开头就说，“法国的龚果尔奖金〔６〕，去年出人意外地（白注：可恨！）颁给了一部以中国作题材的小说《人的命运》，它的作者是安得烈马尔路〔７〕”，但是，“或者由于立场的关系，这书在文字上总是受着赞美，而在内容上却一致的被一般报纸评论攻击，好像惋惜像马尔路这样才干的作家，何必也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云。这样一“了望”，“好像”法国的为龚果尔奖金审查文学作品的人的“立场”，乃是赞成“将文艺当作了宣传工具”的了——奇怪三。

　　不过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少见多怪”，别人倒并不如此的。先前的“见怪者”，说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８〕，现在的“怪”却早已声明着，叫你“见莫怪”了。开卷就有《编者随笔》在——

　　“只是每期供给一点并不怎样沉重的文字和图画，使对于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只是如此而已。”

　　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的玩着先前活剥“琵亚词侣”〔９〕，今年生吞麦绥莱勒的小玩艺，是在大才小用，不过要给人“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

　　如果再从这醒眼的“文艺画”上又发生了问题，虽然并不“严重”，不是究竟也辜负了两位“中国第一流作家”献技的苦心吗？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哈！

　　十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叶灵凤（１９０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作家和画家，曾是创造社成员。穆时英（１９１２—１９３９），浙江鄞县人，作家，后堕落为汉奸。《文艺画报》，月刊，叶灵凤、穆时英合编。一九三四年十月创刊，一九三五年四月停刊，共出四期，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３〕戴平万（？—１９４５）又名万叶，广东潮安人，作家。他的《沈阳之旅》发表在《文艺画报》创刊号。

　　〔４〕麦绥莱勒（Ｆ．Ｍａｓｅｒｅｅｌ，１８８９—１９７２）通译麦绥莱尔，比利时画家、木刻家。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曾翻印出版他的四种木刻连环画，其中《一个人的受难》由鲁迅作序。

　　〔５〕《世界文坛了望台》《文艺画报》的一个介绍世界各国文艺消息的专栏。

　　〔６〕龚果尔奖金是法国为纪念十九世纪自然主义作家龚果尔（通译龚古尔）兄弟而设的文学奖金。一九三三年颁发第三十一次奖。龚古尔兄弟，即爱德蒙•龚古尔（Ｅ．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２２—１８９６）和于勒•龚古尔（Ｊ．ｄｅＧｏｎｃｏｕｒｔ，１８３０—１８７０）。

　　〔７〕安得烈马尔路（Ａ．Ｍａｌｒａｕｘ，１９０１—１９７６）通译安德烈•马尔罗，法国作家。《人的命运》，又译《人类的命运》，是一部以一九二七年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出版。

　　〔８〕“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古谚语，宋代郭彖《暌车志》曾引此语。

　　〔９〕“琵亚词侣”（Ａ．Ｂｅａｒｄｓｌｅｙ，１８７２—１８９８）通译毕亚兹莱，英国画家。作品多用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写社会生活。叶灵凤曾模仿他的作品。

批评家的批评家

　　倪朔尔

　　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的笑他们胡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２〕，合就好，不合就坏。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像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３〕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

　　一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申报•自由谈》。

　　〔２〕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等论调，曾见于当时《现代》月刊所载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一月）载刘莹姿《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一文，说批评家“拿一套外国或本国的时髦圈子来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国新文坛尚无真挚伟大的批评家。”又第四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载苏汶《新的公式主义》一文中说：“友人张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题’里，对于近来的一些批评家，曾经说了几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他（指一位批评者——汶注）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适，大了套不进：不行。恰恰套住：行。’”

　　〔３〕关于张献忠考秀才的说法，见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书：“贼诡称试士，于贡院前左右，设长绳离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近万人，笔砚委积如山。”

清明时节

　　孟弧

　　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２〕，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３〕，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

　　坟有这么大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４〕元朝的国师八合思巴〔５〕罢，他就深相信掘坟的利害。他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后来幸而给一位义士盗走了，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宋朝还是亡。曹操〔６〕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这样看来，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７〕，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８〕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之论者〔９〕又曰：阿瞒老奸巨猾，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阿瞒虽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１０〕，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１１〕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么人，非掘后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传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１２〕，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１３〕；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１４〕，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１５〕。

　　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如果有遗骨，还可照《洗冤录》〔１６〕的方法来滴血。但是，这又和扫墓救国说相反，很伤孝子顺孙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闭了眼睛，硬着头皮，乱拜一阵。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１７〕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

　　四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进关内来祭祖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大晚报》载：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要求在清明节入关祭扫清代皇帝的坟墓。此事在当时曾引起人们的愤慨。

　　〔３〕到陕西去上坟一九三四年四月七日《申报》载：清明节时，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同西安军政要人及各界代表前往陕西咸阳、兴平祭扫周文王、汉武帝等陵墓，“民众参观者人山人海，道为之塞，……诚可说是民族扫墓也。”

　　〔４〕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戴季陶在西安致电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以“培植民德”为由，反对“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要求政府“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当时曾遭到学术界的强烈反对。

　　〔５〕八合思巴（１２３５—１２８０）即八思巴，本名罗卓坚参，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专区萨迦）人。佛教高僧。元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封为“国师”。按发掘宋陵的是元代江南释教总统（佛教首领）杨琏真迦，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发宋陵寝》记：元至元十五年（１２７８）十二月，杨琏真伽率徒役在浙江绍兴等地发掘宋代诸皇陵墓，“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并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当时有儒生唐珏、林德阳分别收拾埋藏宋帝遗骸，被称为“义士”。

　　〔６〕曹操（１５５—２２０）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关于设“摸金校尉”事，见汉末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躶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７〕曹操造七十二墓事，见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五：“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

　　〔８〕后之诗人指宋代俞应符。他在咏曹操诗中说：“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垅。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载《南村辍耕录•疑冢》）

　　〔９〕后之论者指明代王士性，他在《豫志》中说：“余谓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尸犹不在也。”

　　〔１０〕邙山在河南洛阳城北，东汉至唐宋等朝的王侯公卿多葬在那里。这些坟墓历代被人屡次发掘，晋代张载《七哀诗》就说到：“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毁壤过一杯，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１１〕志石古代放在墓中镌有死者事略的石刻。下底上盖，底石刻有关于死者生平的铭文，盖石刻有“某某之墓”字样，以便后来山丘变化时得以辨识死者。

　　〔１２〕“子路止宿处”《论语•宪问》中载有“子路宿于石门”的话，后人就在山西平定附近石门的地方建立“子路止宿处”石碑；但据《论语》汉代郑玄注：“石门，鲁城外门也。”

　　〔１３〕“孔子小天下处”《孟子•尽心》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的话，后人就在泰山顶上竖立“孔子小天下处”的石碑。

　　〔１４〕指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麓的禹穴。

　　〔１５〕文武周公墓，过去相传在陕西咸阳城西北。但唐代萧德言等撰写的《括地志》则说：周文王、武王墓都“在雍州万年县（今陕西临潼渭水北）西南二十八里原上”。并认为在咸阳西北一十四里的是秦惠文王陵，在咸阳西十里的是秦悼武王陵，“俗名周武王陵，非也。”

　　〔１６〕《洗冤录》亦名《洗冤集录》，宋代宋慈著，共五卷，是一部关于检验尸体的书。滴血认亲见该书卷一《滴血》：“父母骸骨在他处，子女欲相认，令以身上刺出血滴骨上。亲生者，则血入骨，非则否。”这一说法不合乎科学。

　　〔１７〕“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孔丘的话，见《论语•为政》。宋代朱熹注：“非其鬼，谓非其所当祭之鬼。”

商贾的批评

　　及锋

　　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２〕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号）。还有一位希隽〔３〕先生，却以为“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作家无形中也就成为商贾了。……为了获利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了。”（《社会月报》九月号）

　　着眼在经济上，当然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这“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出来的学说，和我们只有常识的见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向来只以为用资本来获利的是商人，所以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钱开书店来赚钱的老板。到现在才知道用文章去卖有限的稿费的也是商人，不过是一种“无形中”的商人。农民省几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换钱，教授卖嘴，妓女卖淫，也都是“无形中”的商人。只有买主不是商人了，但他的钱一定是用东西换来的，所以也是商人。于是“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个个都是商人，但可分为在“无形中”和有形中的两大类。

　　用希隽先生自己的定义来断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无形中”的商人；如果并不以卖文为活，因此也无须“粗制滥造”，那么，怎样过活呢，一定另外在做买卖，也许竟是有形中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见识，无论怎么看，总逃不脱一个商人见识。

　　“杂文”很短，就是写下来的工夫，也决不要写“和平与战争”（这是照林希隽先生的文章抄下来的〔４〕，原名其实是《战争与和平》）的那么长久，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的“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５〕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为什么还要呢，就因为它正面还有光辉灿烂的羽毛。不过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有些什么！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上发表的反对杂文的文章，题为《杂文与杂文家》。

　　〔３〕希隽即林希隽。他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文章，题为《文章商品化》。《社会月报》，综合性刊物，陈灵犀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九月停刊。

　　〔４〕林希隽在《杂文与杂文家》中说：“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的产生？美国为什么能够有辛克莱、杰克伦敦等享世界盛誉的伟大的作家？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和平与战争》，应为《战争与和平》，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

　　〔５〕亚波理奈尔（Ｇ．Ａｐｏｌｌｉｎａｉｒｅ，１８８０—１９１８）法国诗人。《咏孔雀》是他的《动物寓言诗》（《ＬｅＢｅｓｔｉａｉｒｅ》）中的一首短诗。

趋时和复古

　　康伯度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２〕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像比那两位大得多：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３〕的人们了。

　　这一打是有力的，因为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党，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胜于搬出生锈的古董来。然而笑话也就埋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就为了半农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趋时”而出名的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４〕，是在他跳出鸳蝴派〔５〕，骂倒王敬轩〔６〕，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７〕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８〕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９〕的不止太炎〔１０〕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１１〕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１２〕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１３〕了。

　　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１４〕，其实是战斗过来的，只要敬爱他的人，多发挥这一点，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八月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朱湘（１９０４—１９３３）安徽太湖人，诗人。曾任安徽大学英文文学系主任。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因生活窘困投江自尽。著有诗集《草莽集》、《石门集》等。庐隐（１８９８—１９３４），本名黄英，福建闽侯人，女作家。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死于难产。著有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灵海潮汐》等。

　　〔３〕“趋时”这是林语堂讥笑进步人士的话，见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人间世》第八期《时代与人》一文：“所以趋时虽然要紧，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样要紧。”

　　〔４〕刘半农从一九三三年九月《论语》第二十五期开始连续发表打油诗《桐花芝豆堂诗集》，在《自序》中称自己“喜为打油之诗”。

　　〔５〕鸳蝴派即鸳鸯蝴蝶派，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９〕。刘半农早期曾以“半侬”笔名为这一派刊物写稿。

　　〔６〕骂倒王敬轩一九一八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的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了一封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三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７〕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领袖。一八九五年，他联合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史称“公车上书”（汉代用公家的车子递送应征进京的士人，后来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一八九八年（戊戌）六月，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受光绪皇帝任用，参预政事，试行变法。同年九月，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所镇压，维新运动遂告失败。以后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一九一七年又联络军阀张勋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

　　〔８〕严复曾留学英国海军学校。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翻译过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和孟德斯鸠《法意》等，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辛亥革命后，他思想逐渐倒退。一九一五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

　　〔９〕朴学语出《汉书•儒林传》：“（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后来称汉儒考据训诂之学为朴学，也称汉学。清代学者继承汉儒朴学，并有所发展。

　　〔１０〕太炎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学者。早期积极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斗争，是“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之一。辛亥革命以后，逐渐脱离现实斗争，思想趋向消沉。著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

　　〔１１〕孙诒让（１８４８—１９０８）字仲容，浙江瑞安人，清末朴学家。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

　　〔１２〕孙传芳（１８８５—１９３５）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他盘踞东南五省时，为了提倡复古，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六日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曾邀请章太炎主持，但章未去。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把箭投入壶中，负者饮酒。

　　〔１３〕“呜呼哀哉，尚飨”这是旧时祭文中常用的结束语。用在这里表示完结的意思。

　　〔１４〕刘半农自认“没落”的话，见《半农杂文自序》（载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人间世》第五期）：“要是有人根据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数点而斥我为‘落伍’，为‘没落’，我是乐于承受的。”

谁在没落？

　　常庚

　　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

　　“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２〕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爱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此事已由俄方与中国驻俄大使馆接洽，同时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亦奉到训令，与我方商洽此事。……”

　　这是一个喜讯，值得我们高兴的。但我们当欣喜于“发扬国光”〔３〕之后，还应该沉静一下，想到以下的事实——一，倘说：中国画和印象主义〔４〕有一脉相通，那倒还说得下去的，现在以为“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却未免近于梦话。半枝紫藤，一株松树，一个老虎，几匹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别的什么呢？

　　二，苏俄的象征主义的没落，在十月革命时，以后便崛起了构成主义〔５〕，而此后又渐为写实主义所排去。所以倘说：构成主义已渐没落，而写实主义“引成欣欣向荣之概”，那是说得下去的。不然，便是梦话。苏俄文艺界上，象征主义的作品有些什么呀？

　　三，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脚，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那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深意义？

　　欧洲离我们也真远，我们对于那边的文艺情形也真的不大分明，但是，现在二十世纪已经度过了三分之一，粗浅的事是知道一点的了，这样的新闻倒令人觉得是“象征主义作品”，它象征着他们的艺术的消亡。

　　五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刘海粟江苏武进人，画家。徐悲鸿（１８９５—１９５３），江苏宜兴人，画家。一九三四年他们先后赴欧洲参加中国画展。

　　〔３〕“发扬国光”这也是上引《大晚报》题为《梅兰芳赴苏俄》新闻中的话。

　　〔４〕印象主义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欧洲（最早在法国）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主要表现在绘画上，强调表现艺术家瞬间的主观印象，重在色彩光线，不拘泥于对客观事物的忠实描绘。这种思潮后来影响到文学、音乐、雕刻等各方面。

　　〔５〕构成主义也叫结构主义，现代西方形式主义艺术流派之一。它排斥艺术的思想性、形象性和民族传统，凭长方形、圆形和直线等构成抽象的造型。十月革命后不久，它曾以“革新”面貌一度出现于苏联。

水性

　　公汗

　　天气接连的大热了近二十天，看上海报，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记载。这在水村里，是很少见的。

　　水村多水，对于水的知识多，能浮水的也多。倘若不会浮水，是轻易不下水去的。这一种能浮水的本领，俗语谓之“识水性”。

　　这“识水性”，如果用了“买办”的白话文〔２〕，加以较详的说明，则：一，是知道火能烧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样柔和，好像容易亲近，因而也容易上当；二，知道水虽能淹死人，却也能浮起人，现在就设法操纵它，专来利用它浮起人的这一面；三，便是学得操纵法，此法一熟，“识水性”的事就完全了。

　　但在都会里的人们，却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却了。平时毫无准备，临时又不先一测水的深浅，遇到热不可耐时，便脱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处，那当然是要死的。而且我觉得，当这时候，肯设法救助的人，好像都会里也比乡下少。

　　但救都会人恐怕也较难，因为救者固然必须“识水性”，被救者也得相当的“识水性”的。他应该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浅处浮。倘若过于性急，拚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则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连自己也沉下去。

　　所以我想，要下河，最好是预先学一点浮水工夫，不必到什么公园的游泳场，只要在河滩边就行，但必须有内行人指导。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

　　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像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

　　七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买办”的白话文林默在《论“花边文学”》一文中，曾说鲁迅写的《倒提》是“买办”手笔，参看本书《倒提》附录。

算账

　　莫朕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２〕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３〕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４〕，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５〕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但恐怕这又不过是俗见。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６〕。

　　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７〕这些大门面。

　　我也并非不知道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账。——而且，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

　　七月十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申报•自由谈》。

　　〔２〕几位学者指梁启超、胡适等人。梁启超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清代学术概论》等；胡适推崇清代学术发展，说此时期“古学昌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考订一切古文化”，“可算是中国的‘文艺复兴’（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时代。”（《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３〕小学我国汉代对文字学的通称（因为儿童入学先学文字）。隋唐以后，范围扩大，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

　　〔４〕犹太人从前欧洲人的偏见，以为犹太人都善于经营，对人吝啬，因而常称精于计算的人为“犹太人”。

　　〔５〕“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前者指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后者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今属上海市）后进行的多次屠杀。清代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屠城记略》，分别记载了当时清兵在这两地屠杀的情况。

　　〔６〕“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胡适在北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见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申报•北平通讯》）

　　〔７〕重修一九三四年一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提议修复孔庙，在济南设修复孔庙筹备委员会，五月间由国民党政府拨款十万元，蒋介石捐款五万元，“以示提倡”。雷峰塔再建，同年五月，时轮金刚法会理事会发起重建杭州雷峰塔。男女同行犯忌，同年七月，广州省河督配局长郑日东根据《礼记•王制》中“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的话，呈请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令男女分途而走，禁止同行。四库珍本发行，参看本卷第２６７页注〔２〕。

推己及人

　　梦文

　　忘了几年以前了，有一位诗人开导我，说是愚众的舆论，能将天才骂死，例如英国的济慈〔２〕就是。我相信了。去年看见几位名作家的文章，说是批评家的漫骂，能将好作品骂得缩回去，使文坛荒凉冷落。〔３〕自然，我也相信了。

　　我也是一个想做作家的人，而且觉得自己也确是一个作家，但还没有获得挨骂的资格，因为我未曾写过创作。并非缩回去，是还没有钻出来。这钻不出来的原因，我想是一定为了我的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吵闹，她们也如漫骂批评家一样，职务是在毁灭真天才，吓退好作品的。

　　幸喜今年正月，我的丈母要见见她的女儿了，她们三个就都回到乡下去。我真是耳目清静，猗欤休哉，到了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可是不幸得很，现在已是废历四月初，足足静了三个月了，还是一点也写不出什么来。假使有朋友问起我的成绩，叫我怎么回答呢？还能归罪于她们的吵闹吗？于是乎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我疑心我本不会有什么好作品，和她们的吵闹与否无关。而且我又疑心到所谓名作家也未必会有什么好作品，和批评家的漫骂与否无涉。

　　不过，如果有人吵闹，有人漫骂，倒可以给作家的没有作品遮羞，说是本来是要有的，现在给他们闹坏了。他于是就像一个落难小生，纵使并无作品，也能从看客赢得一掬一掬的同情之泪。

　　假使世界上真有天才，那么，漫骂的批评，于他是有损的，能骂退他的作品，使他不成其为作家。然而所谓漫骂的批评，于庸才是有益的，能保持其为作家，不过据说是吓退了他的作品。

　　在这三足月里，我仅仅有了一点“烟士披离纯”，是套罗兰夫人〔４〕的腔调的：“批评批评，世间多少作家，借汝之骂以存！”

　　五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济慈（Ｊ．Ｋｅａｔｓ，１７９５—１８２１）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长诗《恩底弥翁》，抒情诗《希腊古瓮颂》、《夜莺颂》等。他的《恩底弥翁》于一八一八年出版后，由于诗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古典主义倾向，受到保守派批评家的攻击。一八二○年，他因肺病恶化到意大利疗养，次年去世。他的朋友——英国诗人拜伦在长诗《唐璜》第十一歌中写道：“济慈被一篇批评杀死了，正当他可望写出伟大的作品。”

　　〔３〕苏汶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发表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说：“左翼指导理论家们不管三七念一地把资产阶级这个恶名称加到他们头上去”，使得一部分作家“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高明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的《关于批评》一文，也攻击批评家是是“荒僻地带惯常遇见的暴徒！他们对文艺所做的，不是培植，而是压杀。”

　　〔４〕罗兰夫人（Ｍａｄａｍｅ，Ｒｏｌａｎｄ，１７５４—１７９３）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攫取政权的吉伦特派政府内政部长罗兰的妻子。她曾参与决定吉伦特派的反动政策。一七九三年五月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派）掌权后，罗兰夫人于同年十一月被处死刑。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中，曾记她临死时对断头台旁的自由神像说：“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玩具

　　宓子章

　　今年是儿童年〔２〕。我记得的，所以时常看看造给儿童的玩具。

　　马路旁边的洋货店里挂着零星小物件，纸上标明，是从法国运来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见一样的货色，只是价钱更便宜。在担子上，在小摊上，都卖着渐吹渐大的橡皮泡，上面打着一个印子道：“完全国货”，可见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着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样的印子，那却应该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大公司里则有武器的玩具：指挥刀，机关枪，坦克车……。然而，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拿着玩的也少见。公园里面，外国孩子聚沙成为圆堆，横插上两条短树干，这明明是在创造铁甲炮车了，而中国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脸，躲在大人的背后，羞怯的，惊异的看着，身上穿着一件斯文之极的长衫。

　　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虽是儿童年，虽是前年身历了战祸，也没有因此给儿童创出一种纪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样抄。然则明年不是儿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但是，江北人却是制造玩具的天才。他们用两个长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红绿，连作一排，筒内藏一个弹簧，旁边有一个把手，摇起来就格格的响。这就是机关枪！也是我所见的惟一的创作。我在租界边上买了一个，和孩子摇着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胜利的日本人看见了，大抵投给我们一个鄙夷或悲悯的苦笑。

　　然而我们摇着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为这是创作。前年以来，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３〕，好像非此不足以自显其高洁，现在沉默了，那高洁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却创造了粗笨的机枪玩具，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与文明的玩具争。他们，我以为是比从外国买了极新式的武器回来的人物，更其值得赞颂的，虽然也许又有人会因此给我一个鄙夷或悲悯的冷笑。

　　六月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儿童年一九三三年十月，中华慈幼协会曾根据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的提议，呈请国民党政府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后来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发出“训令”，改定一九三五年为儿童年。但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仍单独定一九三四年为儿童年。

　　〔３〕江北人这里的江北指江苏境内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带。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后，日军占领闸北，利用汉奸组织了“上海北市地方人民维持会”，为非作歹。该会头目胡立夫等多为江北人，因此引起当时一般群众对江北人的恶感。

未来的光荣

　　张承禄

　　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一到中国，总惹出一点小乱子。前有萧伯纳〔２〕，后有德哥派拉〔３〕；只有伐扬古久列〔４〕，大家不愿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谈政治，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又挣得“外国文氓”〔５〕的恶谥，让我们的论客，在这里议论纷纷。他大约就要做小说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峻，那是没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们身边有几角钱，却一样的可以看电影。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斐洲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

　　文学在西欧，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ｇｒｏｔｅｓｑｕｅ），色情的（ｅｒｏｔｉｃ）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请酒。然而倘遇呆问，则以笑话了之，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

　　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一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上海《申报•自由谈》。

　　〔２〕萧伯纳一九三三年二月来中国旅行时，新闻界颇多报道和评论，有人曾攻击他“宣传共产”。

　　〔３〕德哥派拉（Ｍ．Ｄｅｋｏｂｒａ，１８８５—１９７３）法国小说家、记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来中国旅行。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中说：德哥派拉“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

　　〔４〕伐扬古久列（Ｐ．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Ｃｏｕｔｕｒｉｅｒ，１８９２—１９３７）通译伐扬—古久里，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员、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笔。一九三三年九月，他曾来上海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召开的远东会议。

　　〔５〕“外国文氓”德哥派拉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参加中法文艺界、报界茶话会时，中国新闻记者曾问他“对日本侵略中国之感想如何”，他回答说：“此问题过于严重，非小说家所可谈到”。又请他谈“对中国之感想”，他回答说：“来华后最使我注意的，（一）是中国菜很好，（二）是中国女子很美。”后来他从南京到北平，一路受国民党政府官员以及文人们的迎送，都是以这类话应付。当时曾有人在报上发表谈话说：“德氏来平，并未谈及文学，仅讥笑中国女子，中国女子认为德氏系一文氓而已。”（见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申报•北平特讯》）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康伯度

　　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我因此记起的是别一件事，是在现在的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２〕之前，他早是一位对于那时的白话，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大的“迎头痛击”者。

　　他曾经有过极不费力，但极有力的妙文：“我现在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３〕这太老式了，不好！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这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

　　这段话见于《中国文法通论》〔４〕中，那书是一本正经的书；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现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国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价的，所以我想从新提起，并且提出他终于也是论语社的同人，有时不免发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的。

　　实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实是，那论法，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看见青年穿洋服，学外国话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还低，脸孔也不白”的那些话，并没有两样的。

　　自然，刘先生所反对的是“太欧化”。但“太”的范围是怎样的呢？他举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没有，谈话里却能有的，对人口谈，也都可以懂。只有将“子曰”改成“曰子”是决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对的欧化文中也寻不出实例来，只好说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那么，这不是“无的放矢”吗？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５〕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６〕，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

　　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这我真不知是从那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华人的言语说：张甲说：“今天下雨了。”李乙说：“是的，天凉了。”若照尊论的主张，就应该改做：“今天下雨了，”张甲说。“天凉了，——是的；”李乙说。这个算得是中华民国全族的“必要”吗？一般翻译大家的欧化文笔，已足阻尽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读原文的人也不懂译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从此使中国更无可读的西书了。陈子展先生提倡的“大众语”，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刘半农先生说：“翻译是要使不懂外国文的人得读”；这是确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骂其半农，认为非使全中国人都以欧化文法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现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的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

　　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不敢领教的！幸先生注意。文公直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康伯度答文公直

　　公直先生：中国语法里要加一点欧化，是我的一种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

　　都用得很惬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的。

　　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但我看先生决不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所以也想由此证明我也并非那一伙。否则，先生含狗血喷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还是不要暴躁，静静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专此布复，并请

　　热安。

　　弟康伯度〔７〕脱帽鞠躬。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当时在“大众语”讨论中，有人主张“扬弃”白话文，如高荒在《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中说：“把白话文里面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提高，不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消灭，在实践中将白话文‘扬弃’。”（见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华日报•星期专论》）“唾弃”一语见本书《倒提》附录。

　　〔３〕“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语见《论语•学而》。

　　〔４〕《中国文法通论》刘半农著，一九二○年上海求益书社出版。本文所引的一段，见该书一九二四年印行的《四版附言》中。

　　〔５〕“霞飞路”旧时上海法租界的路名；露飞（Ｊ．Ｊ．Ｃ．Ｊｏｆｆｒｅ，１８５２—１９３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统帅。“麦特赫司脱路”，旧时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麦特赫司脱（Ｗ．Ｈ．Ｍｅｄｈｕｒｓｔ），一八六○年左右的英国驻沪领事。

　　〔６〕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发表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

　　〔７〕康伯度即“买办”，参看本卷第２６３页注〔４〕。鲁迅因林默说他写文章是“买办”手笔，故意用了这个名字。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康伯度

　　别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讨伐的不是白话的“反而难懂”〔２〕，是白话的“鲁里鲁苏”〔３〕，连刘先生似的想白话“返朴归真”的意思也全没有，要达意，只有“语录式”（白话的文言）。

　　林先生用白话武装了出现的时候，文言和白话的斗争早已过去了，不像刘先生那样，自己是混战中的过来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怀旧日，慨叹末流的情绪。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极其自然的。

　　这“幽默”便是《论语》四十五期里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他因为要问木匠讨一点油灰，写好了一张语录体的字条，但怕别人说他“反对白话”，便改写了白话的，选体〔４〕的，桐城派〔５〕的三种，然而都很可笑，结果是差“书僮”传话，向木匠讨了油灰来。

　　《论语》是风行的刊物，这里省烦不抄了。总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语录式的一张，别的三种，全都要不得。但这四个不同的脚色，其实是都是林先生自己一个人扮出来的，一个是正生，就是“语录式”，别的三个都是小丑，自装鬼脸，自作怪相，将正生衬得一表非凡了。

　　但这已经并不是“幽默”，乃是“顽笑”，和市井间的在墙上画一乌龟，背上写上他的所讨厌的名字的战法，也并不两样的。不过看见的人，却往往不问是非，就嗤笑被画者。

　　“幽默”或“顽笑”，也都要生出结果来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当它“顽笑”看。

　　因为事实会并不如文章，例如这语录式的条子，在中国其实也并未断绝过种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弄口去看一看，有时就会看见一个摊，坐着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写信，他所用的文章，决不如林先生所拟的条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语录式”的。这就是现在从新提起的语录派的末流，却并没有谁去涂白过他的鼻子。

　　这是一个具体的“幽默”。

　　但是，要赏识“幽默”也真难。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应就不能这样了罢。

　　没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适意的时候，恐怕终于是“中国没有幽默”的了。

　　七月十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当时有人在提倡大众语时指摘白话文“难懂”，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申报•读书问答》所载《怎样建设大众文学》一文，说白话脱离大众的生活、语言，“比古文更难懂”。

　　〔３〕“鲁里鲁苏”林语堂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二十六期发表的《论语录体之用》一文中反对白话说：“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白话文之病，噜哩噜苏。”

　　〔４〕文选体　指南朝梁萧统《文选》诗文的风格和体制。

　　〔５〕桐城派参看本卷第３２７页注〔１２〕。

洋服的没落

　　韦士繇

　　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历，看见那边的服装，高兴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叫作《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２〕。他是赞成恢复古装的。

　　然而革命之后，采用的却是洋装，这是因为大家要维新，要便捷，要腰骨笔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装，还厌恶别人穿袍子。那时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３〕，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这故事颇为传诵一时，给袍褂党扬眉吐气。不过其中是带一点反对革命的意味的，和近日的因为卫生，因为经济的大两样。后来，洋服终于和华人渐渐的反目了，不但袁世凯朝，就定袍子马褂为常礼服，〔４〕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了，请学生们公议，那议决的也是：袍子和马褂！

　　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却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因其不合于卫生。〔５〕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的自然的没落了。

　　这洋服的遗迹，现在已只残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辫子小脚，不过偶然还见于顽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不料竟又来了一道催命符，是镪水悄悄从背后洒过来了。〔６〕这怎么办呢？

　　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来改去，大约总还是袍子马褂牢稳。虽然也是外国服，但恐怕是不会脱下的了——这实在有些稀奇。

　　四月二十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士繇。

　　〔２〕《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作者署名英伯，发表于一九○三年九月留日学生在东京办的《浙江潮》第七期。此题目原语出《后汉书•光武帝纪》：王莽被杀后，刘秀（即后来的汉光武帝）带了僚属到长安，当地吏士见到他们，“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按原语中“汉”指汉朝，英伯文中则指汉族。

　　〔３〕樊山老人即樊增祥（１８４６—１９３１），号樊山，湖北恩施人，近代文人。“我穿的也是外国服”，据易宗夔《新世说•言语》记载，这是清代文学家王闿运的故事：“王壬甫硕学耆老，性好诙谑。辛亥之冬，民国成立，士夫争剪发辫，改用西式衣冠。适公八十初度，贺者盈门，公仍用前清冠服，客笑问之。公曰：‘予之冠服，固外国式；君辈衣服，讵中国式耶？若能优孟衣冠，方为光复汉族矣。’客亦无以难之。”

　　〔４〕一九一二年十月，袁世凯政府曾下令定长袍马褂为男子常礼服。

　　〔５〕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论语》第三十九期发表的《论西装》一文中说：“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为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

　　〔６〕据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载：“杭（州）市发见摩登破坏铁血团，以硝镪水毁人摩登衣服，并发警告服用洋货的摩登士女书”。当时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过这类事。

小品文的生机

　　崇巽

　　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２〕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竟好像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

　　倘若真的是“天地大戏场”，那么，文场上当然也一定有丑脚——然而也一定有黑头。丑脚唱着丑脚戏，是很平常的，黑头改唱了丑脚戏，那就怪得很，但大戏场上却有时真会有这等事。这就使直心眼人跟着歪心眼人嘲骂，热情人愤怒，脆情人心酸。为的是唱得不内行，不招人笑吗？并不是的，他比真的丑脚还可笑。

　　那愤怒和心酸，为的是黑头改唱了丑脚之后，事情还没有完。串戏总得有几个脚色：生，旦，末，丑，净，还有黑头。要不然，这戏也唱不久。为了一种原因，黑头只得改唱丑脚的时候，照成例，是一定丑脚倒来改唱黑头的。不但唱工，单是黑头涎脸扮丑脚，丑脚挺胸学黑头，戏场上只见白鼻子的和黑脸孔的丑脚多起来，也就滑天下之大稽。然而，滑稽而已，并非幽默。或人曰：“中国无幽默。”〔３〕这正是一个注脚。

　　更可叹的是被谥为“幽默大师”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谈》上引了古人之言，曰：“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癞鳖，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鸟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辈可无罪。”〔４〕虽引据仍不离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闲适”之道远矣。这又是一个注脚。

　　但林先生以为新近各报上之攻击《人间世》〔５〕，是系统的化名的把戏，却是错误的，证据是不同的论旨，不同的作风。其中固然有虽曾附骥，终未登龙的“名人”，或扮作黑头，而实是真正的丑脚的打诨，但也有热心人的谠论。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

　　四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

　　〔２〕《论语》参看本卷第２７５页注〔３〕。该刊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

　　〔３〕“中国无幽默”作者自己也持这种意见，他在《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中曾说：“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４〕见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周作人诗读法》。其中所引古人的话，出于明代张萱《复刘冲倩书》（引语中“鸟散”原文作“兽散”）。张萱，字孟奇，别号西园，广东博罗人，著有《西园存稿》等。

　　〔５〕《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一九三四年四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停刊。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该刊出版后不久，《申报•自由谈》等曾发表文章批评它的所谓“闲适”的作品，林语堂即发表《周作人诗读法》作答，其中说：“近日有人登龙未就，在《人言周刊》、《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及《自由谈》化名投稿，系统的攻击《人间世》；如野狐谈佛，癞鳖谈仙，不欲致辩。”

一思而行

　　曼雪

　　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２〕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的俨然。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３〕，却稍嫌不够。

　　人间世事，恨和尚往往就恨袈裟。幽默和小品的开初，人们何尝有贰话。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这许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讽刺，讽刺就是漫骂。油腔滑调，幽默也；“天朗气清”〔４〕，小品也；看郑板桥《道情》一遍，谈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牍半本，作小品一卷。〔５〕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势，势必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于是轰然一声，天下又无不骂幽默和小品。其实，则趁队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数不在少的。

　　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伟人，先前是算好称呼的，现在则受之者已等于被骂；学者和教授，前两三年还是干净的名称；自爱者闻文学家之称而逃，今年已经开始了第一步。但是，世界上真的没有实在的伟人，实在的学者和教授，实在的文学家吗？并不然，只有中国是例外。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６〕，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当然，沉着切实的人们是有的。不过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视或鄙弃，大抵总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社会仗这添些热闹，是值得感谢的。但在乌合之前想一想，在云散之前也想一想，社会未必就冷静了，可是还要像样一点点。

　　五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理学先生理学又称道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信奉和宣传这种学说的人被称为理学先生。

　　〔３〕指林语堂关于小品文的主张，见《人间世》半月刊第一期（一九三四年四月）的《发刊词》：“盖小品文……以闲适为格调。”

　　〔４〕“天朗气清”语见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５〕郑板桥作有近似游戏笔墨的道情《老渔翁》等十首。道情原是道士唱的歌曲，后来演变为一种民间曲调。袁中郎，即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和兄宗道、弟中道，反对文学上的复古倾向，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的作品以小品散文著称。三十年代时，林语堂等在其所办刊物《论语》，《人间世》上极力推崇袁中郎、郑板桥等人的文章。当时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过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过《袁中郎尺牍全稿》。

　　〔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语见《世说新语•简傲》，是三国时魏文学家嵇康对来访的钟会表示简慢的话。

迎神和咬人

　　越侨

　　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带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２〕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３〕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尝为今儒所订正。虽在通都大邑，现在也还有天师作法〔４〕，长官禁屠〔５〕，闹得沸反盈天，何尝惹出一点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为恐怕神看见还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怜；一面则也憎恶他的不与大家共患难。

　　迎神，农民们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报又载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出面劝阻迎神，被大家一顿打，终于咬断了喉管，死掉了。〔６〕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据的。《精忠说岳全传》〔７〕说张俊陷害忠良，终被众人咬死，人心为之大快。因此乡间就向来有一个传说，谓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为•怨•恨•而•至•于•咬，•则•被•咬•者•之•恶，•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约民国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这样的规定罢。

　　咬人，农民们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想救死，想逃死，适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拚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这回他们要得到“天讨”〔８〕。他们要骇怕，但因为不解“天讨”的缘故，他们也要不平。待到这骇怕和不平忘记了，就只有迷信讹传剩着，待到下一次水旱灾荒的时候，依然是迎神，咬人。

　　这悲剧何时完结呢？

　　八月十九日。

　　附记：

　　旁边加上黑点的三句，是印了出来的时候，全被删去了的。是总编辑，还是检查官的斧削，虽然不得而知，但在自己记得原稿的作者，却觉得非常有趣。他们的意思，大约是以为乡下人的意思——虽然是妄信——还不如不给大家知道，要不然，怕会发生流弊，有许多喉管也要危险的。

　　八月二十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浙江）余姚各乡，近因大旱，该区陡镇农民五百余，吾客乡农民千余，联合举办迎神赛会祈雨。路经各处，均不准乡民戴帽，否则即用刀枪猛砍！”

　　〔３〕董仲舒（前１７９—前１０４）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经学家。曾任江都相和胶西王相。在他所著《春秋繁露》第七十四篇中有这样的话：“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又《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唐代颜师古注：“谓若闭南门，禁举火，及开北门，水洒人之类是也。”

　　〔４〕天师作法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上海一些所谓“慈善家”及僧人发起“全国各省市亢旱成灾区祈雨消灾大会”，由“第六十三代天师张瑞龄”作法求雨。天师，道教对该教创始人东汉张道陵的尊称，他的后裔中承袭道法的人，也相沿称为天师。

　　〔５〕长官禁屠旧时每遇旱灾常有停宰牲畜以求雨的迷信活动，如一九三四年七月上海一些团体联合呈请市政府及江浙两省府下令“断屠一周”。

　　〔６〕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日《申报》载：“余姚陡小学校长兼党部常委徐一清，因劝阻农民迎神祈雨，激动众怒。十二日晚五时，被千余农民殴毙，投入河中；嗣又打捞上岸，咬断喉管。”又同年八月十九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据传徐氏现年六十三岁，民国元年加入国民党”，“徐极爱金钱，时借故向乡人索诈，凡船只经过陡时，徐必向舟子索取现费若干。……徐之行为极为乡民所不满，此其惨死之远因云。”

　　〔７〕《精忠说岳全传》长篇小说，清代钱彩、金丰编订。张俊参与秦桧陷害岳飞被众人咬死的事，见该书第七十五回。

　　〔８〕“天讨”语出《尚书•皋陶谟》：“天讨有罪。”

又是“莎士比亚”

　　苗挺

　　苏俄将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可见“丑态”；〔２〕马克思讲过莎士比亚，当然错误；〔３〕梁实秋教授将翻译莎士比亚，每本大洋一千元；〔４〕杜衡先生看了莎士比亚，“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了。〔５〕

　　我们的文学家杜衡先生，好像先前是因为没有自己觉得缺少“做人的经验”，相信群众的，但自从看了莎氏的《凯撒传》〔６〕以来，才明白“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文艺风景》〔７〕创刊号所载。）自然，这是根据“莎剧”的，和杜先生无关，他自说现在也还不能判断它对不对，但是，觉得自己“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却已经明白无疑了。

　　这是“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对于杜衡先生的影响。但杜文《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里所表现的群众，又怎样呢？和《凯撒传》里所表现的也并不两样——“……这使我们想起在近几年来的各次政变中所时常看到的，‘鸡来迎鸡，狗来迎狗’式……那些可痛心的情形。……人类底进化究竟在那儿呢？抑或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至今还停滞在二千年前的罗马所曾经过的文明底阶段上呢？”

　　真的，“发思古之幽情”〔８〕，往往为了现在。这一比，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他是古时候的人，有这一手并不算什么玩把戏。

　　不过经他的贵手一取舍，杜衡先生的名文一发挥，却实在使我们觉得群众永远将是“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材料，倒还是被迎的有出息；“至于我，老实说”，还竟有些以为群众之无能与可鄙，远在“鸡”“狗”之上的“心情”了。自然，这是正因为爱群众，而他们太不争气了的缘故——自己虽然还不能判断，但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呀，有谁不信，问他去罢！

　　十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四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指一九三三年苏联室内剧院排演诗人卢戈夫斯科伊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丑态”，是施蛰存攻击当时苏联文艺政策的话，参看本书《“莎士比亚”》一文。

　　〔３〕马克思曾多次讲到或引用莎士比亚作品，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及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致斐•拉萨尔》信中，讲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现实主义问题，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中，用《雅典的泰门》剧中的诗作例或作注；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第五节中，用《仲夏夜之梦》剧中人物作例，等等。

　　〔４〕当时胡适等把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属编译委员会，曾以高额稿酬约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剧本。

　　〔５〕见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一文。

　　〔６〕《凯撒传》又译《裘力斯•凯撒》，莎士比亚早期的历史剧，内容是写古罗马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凯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前４４），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

　　〔７〕《文艺风景》文艺月刊，施蛰存主编，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七月停刊，上海光华书局发行。

　　〔８〕“发思古之幽情”语见东汉班固《西都赋》：“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运命

　　倪朔尔

　　电影“《姊妹花》〔２〕中的穷老太婆对她的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宗汉〔３〕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穷人哲学”（见《大晚报》）。

　　自然，这是教人安贫的，那根据是“运命”。古今圣贤的主张此说者已经不在少数了，但是不安贫的穷人也“终是”很不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里的“失”，是在非到盖棺之后，一个人的运命“终是”不可知。

　　豫言运命者也未尝没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处都是。然而他们对于主顾，肯断定他穷到底的是很少的，即使有，大家的学说又不能相一致，甲说当穷，乙却说当富，这就使穷人不能确信他将来的一定的运命。

　　不信运命，就不能“安分”，穷人买奖券，便是一种“非分之想”。但这于国家，现在是不能说没有益处的。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运命既然不可知，穷人又何妨想做皇帝，这就使中国出现了《推背图》〔４〕。据宋人说，五代时候，许多人都看了这图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希望应着将来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乱了一百本，与别本一同流通，读者见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这才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时，上海却还大卖着《推背图》的新印本。

　　“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现在的优生学〔５〕，本可以说是科学的了，中国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济运命说之穷，而历史又偏偏不挣气，汉高祖〔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还有立志传，絮絮叨叨的在对人讲西洋的谁以冒险成功，谁又以空手致富。

　　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

　　二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姊妹花》郑正秋根据自己编写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和导演的电影，一九三三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影片以一九二四年军阀内战为背景，描写了一对自幼离散的孪生姊妹，因处境不同，妹妹成了军阀的姨太太，姊姊成了囚犯。结局是姊妹相认，与父母阖家团圆。

　　〔３〕宗汉即邵宗汉，江苏武进人。他的《穷人哲学》一文发表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大晚报》“日日谈”。

　　〔４〕《推背图》参看本卷第９３页注〔６〕。

　　〔５〕优生学英国哥尔登创立的学说，他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由遗传所决定，研究如何改进人类的遗传性。

　　〔６〕汉高祖即刘邦（前２４７—前１９５），字季，沛县（今属江苏）人，汉王朝的建立者。

再论重译

　　史贲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论重译及其他》下篇〔２〕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释我的误会。我却觉得并无什么误会，不同之点，只在倒过了一个轻重，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也许是一种原因，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３〕，鲁迅译的《毁灭》〔４〕，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自己所译的《塔什干》，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５〕其实是不然的。德译本虽然厚，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６〕。所以我们所有的汉译《塔什干》，也并不是节本。

　　七月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２〕穆木天的《论重译及其它（下）》载一九三四年七月二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我们作翻译时，须有权变的办法，但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是要容许，甚至要求间接翻译，但是，我们也要防止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而对作品之了解，是翻译时的先决条件。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译是不得许可的。”又说：“关于翻译文学可讨论的问题甚多，希望忠实的文学者多多发表些意见。看见史贲先生的《论重译》，使我不得不发表出来以上的意见，以释其误会。”

　　〔３〕陈源译的俄国屠格涅夫《父与子》，是根据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转译的，一九三○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４〕鲁迅译的《毁灭》，根据日文译本，并参看德、英文译本。

　　〔５〕穆木天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论重译及其他（上）》一文中说：“我是从法文本译过涅维洛夫的《塔什干》的，可是去年看见该书的德译本，比法译本分量多过几乎有一倍。”《塔什干》，原名《丰饶的城塔什干》，穆木天的译本一九三○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６〕绥拉菲摩维支（Ａ．Ｃ．_J^GYJg，１８６３—１９４９）苏联作家。《铁流》是他所著的长篇小说。

正是时候

　　张承禄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２〕东西是自有其时候的。

　　圣经，佛典，受一部分人们的奚落已经十多年了，“觉今是而昨非”〔３〕，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候。关岳〔４〕，是清朝屡经封赠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闲却；从新记得，是袁世凯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凯一同盖了棺；而第二次从新记得，则是在现在。这时候，当然要重文言，掉文袋〔５〕，标雅致，看古书。

　　如果是小家子弟，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也还要勇往直前，拚命挣扎的，因为他没有安稳的老巢可归，只得向前干。虽然成家立业之后，他也许修家谱，造祠堂，俨然以旧家子弟自居，但这究竟是后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

　　这大宅子里有仓中的旧货，有壁角的灰尘，一时实在搬不尽。倘有坐食的余闲，还可以东寻西觅，那就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来消磨他若干岁月。如果是穷极无聊了，那就更要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这无法可想的贫穷。这两种人，小康和穷乏，是不同的，悠闲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场的缓促，也不同的，但当这时候，却都正在古董中讨生活，所以那主张和行为，便无不同，而声势也好像见得浩大了。

　　于是就又影响了一部分的青年们，以为在古董中真可以寻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这么闲适，看看急迫者，是这么专精，这，就总应该有些道理。会有仿效的人，是当然的。然而，时光也绝不留情，他将终于得到一个空虚，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张者倘无特操，无灼见，则说古董应该供在香案上或掷在茅厕里，其实，都不过在尽一时的自欺欺人的任务，要寻前例，是随处皆是的。

　　六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语见《论语•乡党》。

　　〔３〕“觉今是而昨非”语见晋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４〕关岳指关羽和岳飞。万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明朝政府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并在宫中设庙奉祀。清朝对关羽累加封号，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清末民初祭祀渐废。一九一四年袁世凯在称帝前重新下令合祀关岳。一九三四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又向国民党政府提议恢复孔丘及关岳祀典，并于该年三月二十八日举行“仲春上戊祀关岳典礼”。

　　〔５〕掉文袋又叫掉书袋。《南唐书•彭利用传》：“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知了世界

　　邓当世

　　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２〕。所以，有人〔３〕以为“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４〕。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５〕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像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６〕，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

　　七月八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

　　〔２〕燧人氏，神农氏都是我国传说中的古帝王。前者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后者发明农具，教人耕种，又传说他尝百草，发明医药。

　　〔３〕指汪懋祖，下面的话是他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中，举当时小学《国语新读本》中的《三只小松鼠》课文作例时说的。

　　〔４〕“与民同乐”语见《孟子•梁惠王》。

　　〔５〕拉芳丁（ＬａＦｏｎｔａｉｎｅ，１６２１—１６９５）通译拉•封丹，法国寓言诗人。《知了和蚂蚁》载于他的《寓言诗》第一卷。

　　〔６〕“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四句，是孟轲的话，语见《孟子•滕文公》。

中秋二愿

　　白道

　　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２〕。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３〕了。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４〕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５〕

　　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６〕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还有拜侠客做干爷，给富翁当赘婿，〔７〕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８〕的子孙。

　　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

　　但竟有人给文学也攀起亲来了，他说女人的才力，会因与男性的肉体关系而受影响，并举欧洲的几个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来作证据。于是又有人来驳他，说这是弗洛伊特说，不可靠。〔９〕其实这并不是弗洛伊特说，他不至于忘记梭格拉第〔１０〕太太全不懂哲学，托尔斯泰太太不会做文字这些反证的。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至于有“诗人”在钓一个女人，先捧之为“女诗人”〔１１〕，那是一种讨好的手段，并非他真传染给她了诗才。

　　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海宁观潮”海宁在浙江省钱塘江下游，著名的铁塘江潮以在海宁所见最为壮观，每年中秋后三日内潮水最高时，前往观赏的人很多。

　　〔３〕“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海宁陈阁老，即清代陈元龙（１６５２—１７３６），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关于这里所说的传说，记载很多，陈怀《清史要略》第二编第九章：“弘历（乾隆）为海宁陈氏子，非世宗（雍正）子也……康熙间，雍王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王闻而喜，命抱之来，久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惧不敢辩，遂力密之。”

　　〔４〕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上海中国华美烟公司为推销“光华牌”香烟，举办“中国历史上标准伟人选举奖学金”，共列候选人二百名，分元首、圣哲、文臣、武将、文学、技艺、豪侠、女范八栏，把成吉思汗列为元首中第十三人。

　　〔５〕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申报•春秋》“观潮特刊”上有溪南的《乾隆皇帝与海宁》一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６〕旧时汉族称边境少数民族或外国为“番”或“番邦”。汉族皇帝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把公主嫁给外族首领，称为“和亲”，民间称为“和番”。

　　〔７〕拜侠客做干爷指和上海流氓帮口头子有勾结，拜他们做“干爷”、“师傅”的市侩文人。给富翁当赘婿，指当时文人邵洵美等，邵是清末大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孙女婿。

　　〔８〕徐福一作徐市，秦代的方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听信徐福的话，派他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数年不得。大概从汉代起，有徐福航海到日本即留日未返的传说。

　　〔９〕关于女人的才力因与男性的关系而受影响的说法，见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天津《庸报•另外一页》发表署名山的《评日本女作家——思想转移多与生理有关系》一文，其中说：“女流作家多分地接受着丈夫的暗示。在生理学上，女人与男人交合后，女人的血液中，即存有了男人的素质，而且实际在思想上也沾染了不少的暗示。”同年九月十六日《申报•妇女园地》第三十一期发表陈君冶的《论女作家的生理影响与生活影响》一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受了弗洛伊特学说的影响，文中说：“关于女流作家未能产生如男作家的丰富的创作，决不能从弗罗伊德主义生理的解释，获得正确的结论，弗罗伊德主义所闹的笑话，也已经够多了！我们如欲找出女流作家不多及他们的作品不丰富的原因，我们只有拿史的唯物论来作解答的根源！”弗洛伊特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Ｓ．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Ｌｉｂｉｄｏ），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１０〕梭格拉第（Ｓｏｋｒａｔｅｓ，前４６９—前３９９）通译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

　　〔１１〕“女诗人”指虞岫云，参看本卷第２７６页注〔１０〕。

做文章

　　朔尔

　　沈括〔２〕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３〕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４〕，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５〕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６〕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七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沈括（１０３１—１０９５）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文学家和科学家。精于数学、天文学，并擅长音乐、医学、土木工程。著有《长兴集》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是记他平日与宾友的言论以及遗闻旧典、文学、技艺等，因他晚年退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而命名。这里所引见该书第十四卷。

　　〔３〕穆修（９７９—１０３２）字伯长，郓州（今山东东平）人。张景（９７０—１０１８），字晦之，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他们都是北宋古文家。

　　〔４〕古代言文不分是胡适等人的看法，胡适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第一篇第一章中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按他的意思，战国以前文体与语体是合一的。鲁迅对此一向有不同看法，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曾说：“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

　　〔５〕“白话的文言”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七月《论语》第四十五期发表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一文中，以“语录式”为“白话的文言”，说它是“天然写法”，能够“达意”。

　　〔６〕见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一文：“不要忘记了言语是民众所创造，将言语分为文学的和民众的两种，只不过是毛坯的言语和艺术家加过工的言语的区别。”

且介亭杂文

目录 　　且介亭杂文

　　序言

　　“以眼还眼”

　　论俗人应避雅人

　　《草鞋脚》

　　买《小学大全》记

　　《看图识字》

　　门外文谈

　　《木刻纪程》小引

　　拿来主义

　　病后杂谈

　　拿破仑与隋那

　　病后杂谈之余

　　难行和不信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儒术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说“面子”

　　答《戏》周刊编者信

　　随便翻翻

　　答曹聚仁先生信

　　韦素园墓记

　　答国际文学社问

　　忆刘半农君

　　隔膜

　　忆韦素园君

　　关于新文字

　　运命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阿金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寄《戏》周刊编者信

　　中国语文的新生

　　连环图画琐谈

　　附记

　　脸谱臆测

　　论“旧形式的采用”

且介亭杂文

　　本书收作者一九三四年所作杂文三十六篇，一九三五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一九三七年七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序言

　　近几年来，所谓“杂文”的产生，比先前多，也比先前更受着攻击。例如自称“诗人”邵洵美〔１〕，前“第三种人”〔２〕施蛰存〔３〕和杜衡即苏汶〔４〕，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林希隽〔５〕之流，就都和杂文有切骨之仇，给了种种罪状的。然而没有效，作者多起来，读者也多起来了。

　　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教者”〔６〕，和生存不能两立。

　　这一本集子和《花为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７〕，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８〕。

　　〔１〕邵洵美（１９０６—１９６８）浙江余姚人。曾创办金屋书店，主编《金屋月刊》，提倡所谓唯美主义文学。他和章克标是《人言》周刊的“编辑同人”。该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三月）曾译载鲁迅用日文写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监狱一节，文末的“编者注”中攻击鲁迅的杂文“强辞夺理”，“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参看《准风月谈•后记》。

　　〔２〕“第三种人”一九三三年十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月刊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文中自称是居于反动文艺和左翼文艺之外的“第三种人”，鼓吹“文艺自由论”，攻击左翼文艺运动。鲁迅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增田涉的信中指出这些所谓“第三种人”“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

　　〔３〕施蛰存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作家。曾主编《现代》月刊、《文饭小品》等。他在《文饭小品》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的《服尔泰》中，说鲁迅的杂文是“有宣传作用而缺少文艺价值的东西”。

　　〔４〕杜衡（１９０６—１９６４）又名苏汶，原名戴克崇，浙江杭县（今余杭）人，“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曾编辑《现代》月刊。他在上海《星火》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发表的《文坛的骂风》中说，“杂文的流行”，是文坛上“一团糟的混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短论也，杂文也，差不多成为骂人文章的‘雅称’，于是，骂风四起，以至弄到今日这不可收拾的局势。”

　　〔５〕林希隽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杂文和杂文家》中，说杂文的兴盛，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来代替一个文艺作者的严肃的工作”。

　　〔６〕“死之说教者”原是尼采《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第九篇的篇名，这里借用其字面的意思。

　　〔７〕诗史意思是可以作为历史看的诗，语见《新唐书•杜甫传》：“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后也泛指能反映一个时代的作品。

　　〔８〕且介亭当时作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这个地区是“越界筑路”（帝国主义者越出租界范围修筑马路）区域，即所谓“半租界”。“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

“以眼还眼”

　　杜衡先生在“最近，出于‘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重读了莎士比亚的《凯撒传》〔２〕。这一读是颇有关系的，结果使我们能够拜读他从读旧书而来的新文章：《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见《文艺风景》〔３〕创刊号）。

　　这个剧本，杜衡先生是“曾经用两个月的时间把它翻译出来过”的，就可见读得非常子细。他告诉我们：“在这个剧里，莎氏描写了两个英雄——凯撒，和……勃鲁都斯。……还进一步创造了两位政治家（煽动家）——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但最后的胜利却属于安东尼，而“很明显地，安东尼底胜利是凭借了群众底力量”，于是更明显地，即使“甚至说，群众是这个剧底无形的主脑，也不嫌太过”了。

　　然而这“无形的主脑”是怎样的东西呢？杜衡先生在叙事和引文之后，加以结束——决不是结论，这是作者所不愿意说的——道——

　　“在这许多地方，莎氏是永不忘记把群众表现为一个力量的；不过，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自然，我们不能贸然地肯定这是群众底本质，但是我们倘若说，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大概不会有什么错误吧。这看法，我知道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至于我，说实话，我以为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是至今还超乎我底能力之上，我不敢妄置一词。……”

　　杜衡先生是文学家，所以这文章做得极好，很谦虚。假如说，“妈的群众是瞎了眼睛的！”即使根据的是“理性”，也容易因了表现的粗暴而招致反感；现在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莎士比亚老前辈“把群众这样看法的”，您以为怎么样呢？“巽语之言，能无说乎”〔４〕，至少也得客客气气的搔一搔头皮，如果你没有翻译或细读过莎剧《凯撒传》的话——只得说，这判断，更是“超乎我底能力之上”了。

　　于是我们都不负责任，单是讲莎剧。莎剧的确是伟大的，仅就杜衡先生所绍介的几点来看，它实在已经打破了文艺和政治无关的高论了。群众是一个力量，但“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据莎氏的表现，至少，他们就将“民治”的金字招牌踏得粉碎，何况其他？即在目前，也使杜衡先生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判断了。一本《凯撒传》，就是作政论看，也是极有力量的。

　　然而杜衡先生却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自然，在杜衡先生，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应该爱惜这一位以《凯撒传》给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断了那一种“朋友们”，却未免太不顾事实了。现在不但施蛰存先生已经看见了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见《现代》九月号）〔５〕，便是《资本论》里，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尝说他有罪么？将来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６〕来证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责莎士比亚的迷信一样，会特地“吊民伐罪”〔７〕，和杜衡先生一般见识的。

　　况且杜衡先生的文章，是写给心情和他两样的人们来读的，因为会看见《文艺风景》这一本新书的，当然决不是怀着“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的朋友。但是，一看新书，可也就不至于只看一本《文艺风景》了，讲莎剧的书又很多，涉猎一点，心情就不会这么抖抖索索，怕被“政治家”（煽动家）所煽动。那些“朋友们”除注意作者的时代和环境而外，还会知道《凯撒传》的材料是从布鲁特奇的《英雄传》〔８〕里取来的，而且是莎士比亚从作喜剧转入悲剧的第一部；作者这时是失意了。为什么事呢，还不大明白。但总之，当判断的时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豫言的痛快，简单。

　　单是对于“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的看法，和杜衡先生的眼睛两样的就有的是。现在只抄一位痛恨十月革命，逃入法国的显斯妥夫（ＬｅｖＳｈｅｓｔｏｖ）〔９〕先生的见解，而且是结论在这里罢——

　　“在《攸里乌斯•凯撒》中活动的人，以上之外，还有一个。那是复合底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说‘群众’。

　　莎士比亚之被称为写实家，并不是无意义的。无论在那一点，他决不阿谀群众，做出凡俗的性格来。他们轻薄，胡乱，残酷。今天跟在彭贝〔１０〕的战车之后，明天喊着凯撒之名，但过了几天，却被他的叛徒勃鲁都斯的辩才所惑，其次又赞成安东尼的攻击，要求着刚才的红人勃鲁都斯的头了。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１１〕之辈的，他们那一面，也轻蔑着群众。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撒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面罢。只要他们给饭吃，给戏看，就好。他们的功绩之类，是用不着想到的。他们那一面也很明白，施与些像个王者的宽容，借此给自己收得报答。在拥挤着这些满是虚荣心的人们的连串里，间或夹杂着勃鲁都斯那样的廉直之士，是事实。然而谁有从山积的沙中，找出一粒珠子来的闲工夫呢？群众，是英雄的大炮的食料，而英雄，从群众看来，不过是余兴。在其间，正义就占了胜利，而幕也垂下来了。”（《莎士比亚〔剧〕中的伦理的问题》）

　　这当然也未必是正确的见解，显斯妥夫就不很有人说他是哲学家或文学家。不过便是这一点点，就很可以看见虽然同是从《凯撒传》来看它所表现的群众，结果却已经和杜衡先生有这么的差别。而且也很可以推见，正不会如杜衡先生所豫料，“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了。

　　所以，杜衡先生大可以不必替莎士比亚发愁。彼此其实都很明白：“阴险而卑鄙的卡西乌斯，和表面上显得那么麻木而糊涂的安东尼”，就是在那时候的群众，也“不过是余兴”而已。

　　九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五号“文学论坛”栏，署名隼。同年九月三十日《鲁迅日记》：“夜作《解杞忧》一篇”，即此文。

　　“以眼还眼”，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２〕莎士比亚（Ｗ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家、诗人。《凯撒传》，即《攸里乌斯•凯撒》。是一部以凯撒为主角的历史剧。凯撒（ＧＪＣａｅｓａｒ，前１００—前４４），古罗马将领、政治家。公元前四十八年被任为终身独裁者，公元前四十四年被共和派领袖勃鲁都斯（约前８５—前４２）刺死。勃鲁都斯刺杀凯撒后，逃到罗马的东方领土，召集军队，准备保卫共和政治；公元前四十二年被凯撒部将安东尼（约前８３—前３０）击败，自杀身死。卡西乌斯（？—前４２），罗马地方长官，刺杀凯撒的同谋者，亦为安东尼所败，自杀。

　　〔３〕《文艺风景》月刊，施蛰存编辑，一九三四年六月创刊，仅出二期。上海光华书局发行。

　　〔４〕“巽语之言，能无说乎”孔丘的话。语见《论语•子罕》。“巽语”原作“巽与”，据朱熹《集注》：“巽言者，婉而导之也。”“说”同“悦”。

　　〔５〕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施蛰存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表的《我与文言文》中说：“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三五年五月停刊。

　　〔６〕《哈孟雷特》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剧中几次出现被毒死的丹麦国王老哈姆雷特的鬼魂。

　　〔７〕“吊民伐罪”旧时学塾初级读物《千字文》中的句子。“吊民”原出《孟子•滕文公》：“诛其君，吊其民。”“伐罪”原出《周礼•夏官•大司马》：“救无辜，伐有罪。”

　　〔８〕布鲁特奇（Ｐｌｕｔａｒｃｈ，约４６—约１２０）通译普鲁塔克，古希腊作家。《英雄传》，即《希腊罗马名人传》，是欧洲最早的传记文学作品后来不少诗人和历史剧作家都从中选取题材。

　　〔９〕显斯妥夫（UVJHIG，１８６８—１９３８）俄国文艺批评家。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寓居巴黎。著有《莎士比亚及其批评者勃兰兑斯》、《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尼采》等。

　　〔１０〕彭贝（ＧＰｏｍｐｅｉｕｓ，前１０６—前４８）古罗马将军，公元前七○年任执政；后与凯撒争权，公元前四十八年为凯撒所败，逃亡埃及，被他的部下所暗杀。

　　〔１１〕辛那（ＬＣＣｉｎｎａ）公元前四十四年任罗马地方长官。凯撒被刺时，他同情并公开赞美刺杀者。

论俗人应避雅人

　　这是看了些杂志，偶然想到的——浊世少见“雅人”，少有“韵事”。但是，没有浊到彻底的时候，雅人却也并非全没有，不过因为“伤雅”的人们多，也累得他们“雅”不彻底了。

　　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２〕。新月社的作家们是最憎恶骂人的，但遇见骂人的人，就害得他们不能不骂〔３〕。林语堂先生是佩服“费厄泼赖”的〔４〕，但在杭州赏菊，遇见“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的青年，他就不能不“假作无精打彩，愁眉不展，忧国忧家”（详见《论语》五十五期）的样子〔５〕，面目全非了。

　　优良的人物，有时候是要靠别种人来比较，衬托的，例如上等与下等，好与坏，雅与俗，小器与大度之类。没有别人，即无以显出这一面之优，所谓“相反而实相成”〔６〕者，就是这。但又须别人凑趣，至少是知趣，即使不能帮闲，也至少不可说破，逼得好人们再也好不下去。例如曹孟德是“尚通侻”〔７〕的，但祢正平天天上门来骂他，他也只好生起气来，送给黄祖去“借刀杀人”了。〔８〕祢正平真是“咎由自取”。所谓“雅人”，原不是一天雅到晚的，即使睡的是珠罗帐，吃的是香稻米，但那根本的睡觉和吃饭，和俗人究竟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就是肚子里盘算些挣钱固位之法，自然也不能绝无其事。但他的出众之处，是在有时又忽然能够“雅”。倘使揭穿了这谜底，便是所谓“杀风景”，也就是俗人，而且带累了雅人，使他雅不下去，“未能免俗”了。若无此辈，何至于此呢？所以错处总归在俗人这方面。

　　譬如罢，有两位知县在这里，他们自然都是整天的办公事，审案子的，但如果其中之一，能够偶然的去看梅花，那就要算是一位雅官，应该加以恭维，天地之间这才会有雅人，会有韵事。如果你不恭维，还可以；一皱眉，就俗；敢开玩笑，那就把好事情都搅坏了。然而世间也偏有狂夫俗子；记得在一部中国的什么古“幽默”书里〔９〕，有一首“轻薄子”咏知县老爷公余探梅的七绝——红帽哼兮黑帽呵，风流太守看梅花。

　　梅花低首开言道：小底梅花接老爷。

　　这真是恶作剧，将韵事闹得一塌胡涂。而且他替梅花所说的话，也不合式，它这时应该一声不响的，一说，就“伤雅”，会累得“老爷”不便再雅，只好立刻还俗，赏吃板子，至少是给一种什么罪案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你俗，再不能以雅道相处了。

　　小心谨慎的人，偶然遇见仁人君子或雅人学者时，倘不会帮闲凑趣，就须远远避开，愈远愈妙。假如不然，即不免要碰着和他们口头大不相同的脸孔和手段。晦气的时候，还会弄到卢布学说〔１０〕的老套，大吃其亏。只给你“口里含一枝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倒还不打紧，——然而险矣。

　　大家都知道“贤者避世”〔１１〕，我以为现在的俗人却要避雅，这也是一种“明哲保身”。

　　十二月二十六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署名且。

　　〔２〕朱子即朱熹。他给官妓吃板子一事，见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天台营妓严蕊……色艺冠一时……唐与正守台日，酒边尝命赋红白桃花……与正赏之双缣……其后朱晦庵（按即朱熹）以使节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筍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

　　〔３〕指梁实秋等对作者的谩骂攻击。梁实秋在发表于《新月》第二卷第八号（一九二九年十月）的（“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副药太冷，那一到药太热，这一副药太猛，那—副药太慢。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又说：“‘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我们要的是积极的一个诊断，使得现状渐趋（或突变）于良善。现状如此之令人不满，有心的人恐怕不忍得再专事嘲骂只图一时口快笔快了罢？”参看《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４〕林语堂（１８９５—１９７６）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等校教授，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所谓性灵幽默文学。“费厄泼赖”，英语Ｆａｉｒｐｌａｙ的音译，意译为公正的比赛，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要用不正当的手段。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林语堂在《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提倡所谓“费厄泼赖”精神。参看《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及其有关注释。

　　〔５〕林语堂在《论语》第五十五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游杭再记》中说：“见有二青年，口里含一支苏俄香烟，手里夹一本什么斯基的译本，于是防他们看见我‘有闲’赏菊，又加一亡国罪状，乃假作无精打采，愁眉不展，忧国忧家似的只是走错路而并非在赏菊的样子走出来。”

　　〔６〕“相反而实相成”语出《汉书•艺文志》：“其言虽殊，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７〕曹孟德（１５５—２２０）曹操，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东汉末官至丞相，封魏王，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帝。他处世待人，一般比较放达，不拘小节。通侻，即此意。

　　〔８〕祢正平（１７３—１９８）即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人，汉末文学家。据《后汉书•祢衡传》，祢衡屡次辱骂曹操，曹操想杀他而有所顾忌，就将他遣送与荆州刺史刘表；后因侮慢刘表又被送与江夏太守黄祖，终于为黄祖所杀。

　　〔９〕古“幽默”书清代倪鸿的《桐阴清话》卷一载有这首诗，其中“低首”作“忽地”。

　　〔１０〕卢布学说指反动派诬蔑进步文化工作者受苏俄收买，接受卢布津贴的谣言。参看《二心集•序言》。

　　〔１１〕“贤者避世”孔丘的话，见《论语•宪问》。据朱熹《集注》，“避世”是“天下无道而隐”的意思。

《草鞋脚》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２〕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３〕，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但这新的小说的生存，却总在不断的战斗中。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

　　这一本书，便是十五年来的，“文学革命”以后的短篇小说的选集。因为在我们还算是新的尝试，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见它恰如压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虽然并不繁荣，它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

　　至今为止，西洋人讲中国的著作，大约比中国人民讲自己的还要多。不过这些总不免只是西洋人的看法，中国有一句古谚，说：“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４〕我想，假使肺腑真能说话，怕也未必一定完全可靠的罢，然而，也一定能有医师所诊察不到，出乎意外，而其实是十分真实的地方。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鲁迅记于上海。

　　〔１〕本篇在收入本书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参看本书《附记》。《草鞋脚》，鲁迅应美国人伊罗生之约和茅盾共同编选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二十六篇，由伊罗生等译成英文，当时未能出版，后经重编，于一九七四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印行。

　　〔２〕《红楼梦》长篇小说，清代曹雪芹作。通行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清代高鹗所续。

　　〔３〕“文学革命”运动指“五四”前后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运动。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首次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一九一八年五月起鲁迅陆续发表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４〕“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见明代杨慎编辑的《古今谚》所录方回《山经》引《相冢书》：“山川而能语，葬师食无所；肺肝而能语，医师色如土。”清代沈德潜编《古诗源》卷一亦载有此诗，“肺肝”作“肺腑”。

买《小学大全》记

　　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２〕，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竟无意之间买到了一种，曰《小学大全》，共五本，价七角，看这名目，是不大有人会欢迎的，然而，却是清朝的禁书。

　　这书的编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亲尹会一〔３〕，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４〕。还请令旗籍〔５〕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６〕，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这部书便成于两年之后的，加疏的《小学》六卷，《考证》和《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二卷，合成一函，是为《大全》。也曾进呈，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钦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许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大祸。这年三月，乾隆行经保定，尹嘉铨便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为他的父亲请谥，朱批是“与瞻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不过他豫先料不到会碰这样的大钉子，所以接着还有一本，是请许“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８〕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铨当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时，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书和别项著作，实在不少，但其实也并无什么干碍之作。不过那时是决不能这样就算的，经大学士三宝〔９〕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而结果很宽大：“尹嘉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就完结了。

　　这也还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

　　这一回的文字狱，只绞杀了一个人，比起别的案子来，决不能算是大狱，但乾隆皇帝却颇费心机，发表了几篇文字。从这些文字和奏章（均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看来，这回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１０〕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１１〕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大学士三宝们也很明白这潮流，当会审尹嘉铨时，曾奏道：“查该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愤而快人心。该犯曾任三品大员，相应遵例奏明，将该犯严加夹讯，多受刑法，问其究属何心，录取供词，具奏，再请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后来究竟用了夹棍没有，未曾查考，但看所录供词，却于用他的“丑行”来打倒他的道学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劲的。现在抄三条在下面——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他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

　　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还有一件要紧事是销毁和他有关的书。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１２〕但我所得的《小学大全》，却是光绪二十二年开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统丁巳”（实是中华民国六年）重校的遗老本，有张锡恭跋云：“世风不古若矣，愿读是书者，有以转移之。……”又有刘安涛跋云：“晚近凌夷，益加甚焉，异言喧，显与是书相悖，一唱百和，……驯致家与国均蒙其害，唐虞三代以来先圣先贤蒙以养正之遗意，扫地尽矣。剥极必复，天地之心见焉。……”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却也使昧于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销毁”的书，虽遗老也不复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从新奉为宝典了。这莫非也是“剥极必复”〔１３〕么？恐怕是遗老们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罢。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１４〕，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１５〕，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１６〕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

　　现在这影响好像是淡下去了，遗老们的重刻《小学大全》，就是一个证据，但也可见被愚弄了的性灵，又终于并不清醒过来。近来明人小品，清代禁书，市价之高，决非穷读书人所敢窥覗，但《东华录》，《御批通鉴辑览》，《上谕八旗》，《雍正朱批谕旨》〔１７〕……等，却好像无人过问，其低廉为别的一切大部书所不及。倘有有心人加以收集，一一钩稽，将其中的关于驾御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自然，这决不及赏玩性灵文字〔１８〕的有趣，然而借此知道一点演成了现在的所谓性灵的历史，却也十分有益的。七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新语林》半月刊第三期，署名杜德机。

　　〔２〕清朝禁书清政府为实行文化统制，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将认为内容“悖谬”和有“违碍字句”的书，都分别“销毁”和“撤毁”（即“全毁”和“抽毁”）。“禁书”即指这些应毁的书；关于禁书的目录，后来有《全毁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等数种（都收在清代姚觐元辑《咫进斋丛书》中）。

　　〔３〕尹会一（１６９１—１７４８）字元孚，清代道学家，官至吏部侍郎。著有阐释程、朱理学的书数种和《贤母年谱》等。

　　〔４〕大理寺卿中央审判机关的主管长官，按清朝官制为“正三品”。稽察觉罗学，即清朝皇族旁支子弟学校的主管，据《清会典》载：以显祖宣皇帝（即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父亲爱新觉罗•塔克世）之本支子孙为“宗室”，以显祖宣皇帝之叔伯兄弟等之旁支子孙为“觉罗”。

　　〔５〕旗籍清代满族军事、生产合一的户籍编制单位，共分八旗。此外另设蒙八旗和汉八旗。

　　〔６〕朱子即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字元晦，婺源（今属江西）人，宋代理学家，官至宝文阁待制，著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通鉴纲目》等。《小学》，朱熹、刘子澄编，共六卷，系辑录古书中符合封建道德的片段分类编成。

　　〔７〕“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语见《论语•季氏》：“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８〕汤斌（１６２７—１６８７）字孔伯，睢州（今河南睢县）人，官至礼部尚书。范文程（１５９７—１６６６），字宪斗，沈阳人，官至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师。李光地（１６４２—１７１８），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顾八代（？—１７０９），字文起，满洲镶黄旗人，官至礼部尚书。张伯行（１６５１—１７２５），字孝先，河南仪封（今兰考）人，官至礼部尚书。

　　〔９〕三宝（？—１７８４）满洲正红旗人，乾隆时官至东阁大学士。

　　〔１０〕乾隆皇帝在《尹嘉铨免其凌迟之罪谕》中说：“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事日非，可为鉴戒……又其书有《多臣言行录》一编……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等子孙，恩怨即从此起，门户亦且渐开，所关朝常世教，均非浅鲜。即伊托言仿照朱子《名臣言行录》，朱子所处，当宋朝南渡式微，且又在下位，其所评，尚皆公当。今尹嘉铨乃欲于国家全盛之时，逞其私臆，妄生议论，变乱是非，实为莠言乱政。”又在《明辟尹嘉铨标榜之罪谕》中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

　　〔１１〕纪昀（１７２４—１８０５）字晓岚，直隶（今河北）献县人，清代文学家。官至礼部尚书，曾任四库全书馆总纂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是《四库全书》的书目解题，完成于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阅微草堂笔记》，笔记小说，共五种，二十四卷。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的“引言”中说：“当时所谓道学者，又自分二派，笔舌交攻。自是厥后，天下惟朱陆是争；门户列而朋党起，恩仇报复，蔓延者垂数百年。”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更多处有不满道学家的言论，如：“讲学家责人无已时。”“一儒生颇讲学……崖岸太甚，动以不情之论责人。”“讲学家持论务严，遂使一时失足者无路自赎。”等等。

　　〔１２〕关于销毁《小学大全》，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五月“上谕”：“如《小学》等书，本系前人著述，原可毋庸销毁，惟其中有经该犯（按指尹嘉铨）疏解编辑及有序跋者，即当一体销毁。”在当时的军机处“应行销毁尹嘉铨书籍单”中，《小学大全》一书下注有“尹嘉铨疏辑，亦应销毁”。

　　〔１３〕“剥极必复”“剥”、“复”是《易经》中的两个卦名，《剥卦》之后就是《复卦》，所以说“剥极必复”（剥是剥落，复是反本）。《易经•复卦》说：“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１４〕“文化统制”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剿灭共产主义”的反动文化政策，并在他们的刊物上大事宣传（如一九三四年一月《汗血》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即为《文化剿匪专号》，同年八月《前途》月刊第二卷第八期又为《文化统制专号》）。鲁迅在这里用“文艺政策”和“文化统制”等字样加以揭露，但发表时都被删去。

　　〔１５〕四库全书清代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设馆纂修，历时十年始成。共收书三五○三种，七九三三七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１６〕“七经”指《易》、《书》、《诗》、《春秋》、《周礼》、《仪礼》和《礼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加以注疏，编为《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七种，合称《御纂七经》。“二十四史”，乾隆时规定从《史记》至《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为“正史”，即《钦定二十四史》。《通鉴》，宋代司马光等编纂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战国，终于五代，名《资治通鉴》。乾隆帝命臣下编成起自上古终于明末的另一编年体史书，由他亲自“详加评断”，称为《御批通鉴辑览》。

　　〔１７〕《东华录》清代蒋良骥编，三十二卷。系从清太祖天命至世宗雍正六朝的实录和其他文献摘抄而成。后由王先谦加以增补，扩编为一九五卷，并新增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合为《九朝东华录》，共四二五卷。稍后，他又补辑《咸丰朝东华录》和《同治朝东华录》各一百卷；此后又有朱寿朋编的《光绪朝东华录》二二○卷。《上谕八旗》，内容是雍正一朝关于八旗政务的谕旨和奏议等文件，共分三集：《上谕八旗》十三卷、《上谕旗务议复》十二卷、《谕行旗务奏议》十三卷。《雍正朱批谕旨》，三六○卷，内容是经雍正朱批的“臣工”二百余人的奏折。

　　〔１８〕性灵文字指当时林语堂提倡“性灵”的文章。他在《论语》第二卷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发表的《有不为斋随笔•论文》中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

《看图识字》

　　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

　　月亮和星星的情形，一时怎么讲得清楚呢，家境还不算精穷，当然还不如给一点所谓教育，首先是识字。上海有各国的人们，有各国的书铺，也有各国的儿童用书。但我们是中国人，要看中国书，识中国字。这样的书也有，虽然纸张，图画，色彩，印订，都远不及别国，但有是也有的。我到市上去，给孩子买来的是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印行的“国难后第六版”的《看图识字》。

　　先是那色彩就多么恶浊，但这且不管他。图画又多么死板，这且也不管他。出版处虽然是上海，然而奇怪，图上有蜡烛，有洋灯，却没有电灯；有朝靴，有三镶云头鞋，却没有皮鞋。跪着放枪的，一脚拖地；站着射箭的，两臂不平，他们将永远不能达到目的，更坏的是连钓竿，风车，布机之类，也和实物有些不同。

　　我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记起幼小时候看过的《日用杂字》来。这是一本教育妇女婢仆，使她们能够记账的书，虽然名物的种类并不多，图画也很粗劣，然而很活泼，也很像。为什么呢？就因为作画的人，是熟悉他所画的东西的，一个“萝卜”，一只鸡，在他的记忆里并不含胡，画起来当然就切实。现在我们只要看《看图识字》里所画的生活状态——洗脸，吃饭，读书——就知道这是作者意中的读者，也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在租界上租一层屋，装了全家，既不阔绰，也非精穷的，埋头苦干一日，才得维持生活一日的人，孩子得上学校，自己须穿长衫，用尽心神，撑住场面，又那有余力去买参考书，观察事物，修炼本领呢？况且，那书的末叶上还有一行道：“戊申年七月初版”。查年表，才知道那就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即西历一九○八年，虽是前年新印，书却成于二十七年前，已是一部古籍了，其奄奄无生气，正也不足为奇的。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图书就必须十分慎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即如《看图识字》这两本小书，就天文，地理，人事，物情，无所不有。其实是，倘不是对于上至宇宙之大，下至苍蝇之微，都有些切实的知识的画家，决难胜任的。

　　然而我们是忘却了自己曾为孩子时候的情形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即使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和我们一样了。然而我们这些蠢才，却还在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只要看近两三年的出版界，给“小学生”，“小朋友”看的刊物，特别的多就知道。中国突然出了这许多“儿童文学家”了么？我想：是并不然的。

　　五月三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北平《文学季刊》第三期，署名唐俟。

门外文谈

　　一开头

　　听说今年上海的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饭，晚上低头回家，屋子里还是热，并且加上蚊子。这时候，只有门外是天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总有些风，用不着挥扇。虽然彼此有些认识，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搁楼里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他们有的是店员，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经做得筋疲力尽，叹着苦，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所以也谈闲天。

　　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谈旱灾，谈求雨，谈吊膀子，谈三寸怪人干，谈洋米，谈裸腿，〔２〕也谈古文，谈白话，谈大众语。因为我写过几篇白话文，所以关于古文之类他们特别要听我的话，我也只好特别说的多。这样的过了两三夜，才给别的话岔开，也总算谈完了。不料过了几天之后，有几个还要我写出来。

　　他们里面，有的是因为我看过几本古书，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为我看过一点洋书，有的又因为我看古书也看洋书；但有几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说我是蝙蝠。我说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３〕，能信么？我谈到大众语，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劳苦大众，讲什么海话呢？

　　这也是真的。我们讲旱灾的时候，就讲到一位老爷下乡查灾，说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灾的，现在成灾，是因为农民懒，不戽水。但一种报上，却记着一个六十老翁，因儿子戽水乏力而死，灾象如故，无路可走，自杀了。老爷和乡下人，意见是真有这么的不同的。那么，我的夜谈，恐怕也终不过是一个门外闲人的空话罢了。

　　飓风过后，天气也凉爽了一些，但我终于照着希望我写的几个人的希望，写出来了，比口语简单得多，大致却无异，算是抄给我们一流人看的。当时只凭记忆，乱引古书，说话是耳边风，错点不打紧，写在纸上，却使我很踌躇，但自己又苦于没有原书可对，这只好请读者随时指正了。•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写•完•并•记。二字是什么人造的？

　　字是什么人造的？

　　我们听惯了一件东西，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造的故事，对于文字，也当然要有这质问。但立刻就有忘记了来源的答话：字是仓颉〔４〕造的。

　　这是一般的学者的主张，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可见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领不够，连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经》〔５〕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却比较的聪明，他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他不说仓颉，只说“后世圣人”，不说创造，只说掉换，真是谨慎得很；也许他无意中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独自造出许多文字来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这么含含胡胡的来一句。

　　但是，用书契来代结绳的人，又是什么脚色呢？文学家？不错，从现在的所谓文学家的最要卖弄文字，夺掉笔杆便一无所能的事实看起来，的确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确应该给自己的吃饭家伙出点力。然而并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们，虽然劳动也唱歌，求爱也唱歌，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且那时的社会里，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文字毫无用处。据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的话来看，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来该是史官了。

　　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６〕，他在本职上，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说：“仓颉，黄帝史。”〔７〕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却是很有意思的。至于后来的“文学家”用它来写“阿呀呀，我的爱哟，我要死了！”

　　那些佳句，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何足道哉”！三字是怎么来的？

　　照《易经》说，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我们那里的乡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怕得忘记时，也常常说：“裤带上打一个结！”那么，我们的古圣人，是否也用一条长绳，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几个结还记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８〕之流，三条绳一组，都不打结是“乾”，中间各打一结是“坤”罢？恐怕也不对。八组尚可，六十四组就难记，何况还会有五百十二组呢。只有在秘鲁还有存留的“打结字”（Ｑｕｉｐｐｕｓ）〔９〕，用一条横绳，挂上许多直绳，拉来拉去的结起来，网不像网，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我们上古的结绳，恐怕也是如此的罢。但它既然被书契掉换，又不是书契的祖宗，我们也不妨暂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嵝碑”〔１０〕是道士们假造的；现在我们能在实物上看见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钟鼎文。但这些，都已经很进步了，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只在铜器上，有时还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如鹿，如象，而从这图形上，又能发见和文字相关的线索：中国文字的基础是“象形”。画在西班牙的亚勒泰米拉（Ａｌｔａｍｉｒａ）洞〔１１〕里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许多艺术史家说，这正是“为艺术的艺术”，原始人画着玩玩的。但这解释未免过于“摩登”，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有闲，他的画一只牛，是有缘故的，为的是关于野牛，或者是猎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现在上海墙壁上的香烟和电影的广告画，尚且常有人张着嘴巴看，在少见多怪的原始社会里，有了这么一个奇迹，那轰动一时，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一面看，知道了野牛这东西，原来可以用线条移在别的平面上，同时仿佛也认识了一个“牛”字，一面也佩服这作者的才能，但没有人请他作自传赚钱，所以姓氏也就湮没了。但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由来，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

　　自然，后来还该有不断的增补，这是史官自己可以办到的，新字夹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别人也容易推测到那字的意义。直到现在，中国还在生出新字来。但是，硬做新仓颉，却要失败的，吴的朱育，唐的武则天，都曾经造过古怪字，〔１２〕也都白费力。现在最会造字的是中国化学家，许多原质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认得，连音也难以读出来了。老实说，我是一看见就头痛的，觉得远不如就用万国通用的拉丁名来得爽快，如果二十来个字母都认不得，请恕我直说：那么，化学也大抵学不好的。

　　四写字就是画画

　　《周礼》和《说文解字》〔１３〕上都讲文字的构成法有六种，这里且不谈罢，只说些和“象形”有关的东西。

　　象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１４〕，就是画一只眼睛是“目”，画一个圆圈，放几条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当的。但有时要碰壁，譬如要画刀口，怎么办呢？不画刀背，也显不出刀口来，这时就只好别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条短棍，算是指明“这个地方”的意思，造了“刃”。这已经颇有些办事棘手的模样了，何况还有无形可象的事件，于是只得来“象意”〔１５〕，也叫作“会意”。一只手放在树上是“采”，一颗心放在屋子和饭碗之间是“OE|”，有吃有住，安OE|了。但要写“宁可”的宁，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条线，表明这不过是用了“OEs”的声音的意思。“会意”比“象形”更麻烦，*少要画两样。如“宝”字，则要画一个屋顶，一串玉，一个缶，一个贝，计四样；我看“缶”字还是杵臼两形合成的，那么一共有五样。单单为了画这一个字，就很要破费些工夫。

　　不过还是走不通，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有些事物是画不来，譬如松柏，叶样不同，原是可以分出来的，但写字究竟是写字，不能像绘画那样精工，到底还是硬挺不下去。来打开这僵局的是“谐声”，意义和形象离开了关系。这已经是“记音”了，所以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字的进步。不错，也可以说是进步，然而那基础也还是画画儿。例如“菜，从草，采声”，画一窠草，一个爪，一株树：三样；“海，从水，每声”，画一条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样。总之：如果要写字，就非永远画画不成。

　　但古人是并不愚蠢的，他们早就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写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１６〕，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写起来虽然比较的简单，认起来却非常困难了，要凭空一个一个的记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并不简单，例如“”或“璋”，去叫孩子写，非练习半年六月，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

　　还有一层，是“谐声”字也因为古今字音的变迁，很有些和“声”不大“谐”的了。现在还有谁读“滑”为“骨”，读“海”为“每”呢？

　　古人传文字给我们，原是一份重大的遗产，应该感谢的。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的现在，这感谢却只好踌蹰一下了。

　　五古时候言文一致么？

　　到这里，我想来猜一下古时候言文是否一致的问题。

　　对于这问题，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但听他口气，好像大概是以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１７〕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因为文字愈容易写，就愈容易写得和口语一致，但中国却是那么难画的象形字，也许我们的古人，向来就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了的。

　　《书经》〔１８〕有那么难读，似乎正可作照写口语的证据，但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语，现在还没有研究出，还要繁也说不定的。至于周秦古书，虽然作者也用一点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类，即使和口语还相近罢，用的也是周秦白话，并非周秦大众语。汉朝更不必说了，虽是肯将《书经》里难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马迁〔１９〕，也不过在特别情况之下，采用一点俗语，例如陈涉的老朋友看见他为王，惊异道：“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２０〕，而其中的“涉之为王”四个字，我还疑心太史公加过修剪的。

　　那么，古书里采录的童谣，谚语，民歌，该是那时的老牌俗语罢。我看也很难说。中国的文学家，是颇有爱改别人文章的脾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汉民间的《淮南王歌》〔２１〕，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汉书》和《前汉纪》〔２２〕记的就两样。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却是——

　　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饱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较起来，好像后者是本来面目，但已经删掉了一些也说不定的：只是一个提要。后来宋人的语录，话本，元人的杂剧和传奇里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它用字较为平常，删去的文字较少，就令人觉得“明白如话”了。

　　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所以我们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经并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在纸上描出今人谁也不说，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语的摘要来。你想，这难不难呢？

　　六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文字在人民间萌芽，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据《易经》的作者所推测，“上古结绳而治”，则连结绳就已是治人者的东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里的时候，更不必说了，他们都是酋长之下，万民之上的人。社会改变下去，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但大抵限于特权者。至于平民，那是不识字的，并非缺少学费，只因为限于资格，他不配。而且连书籍也看不见。中国在刻版还未发达的时候，有一部好书，往往是“藏之秘阁，副在三馆”〔２３〕，连做了士子，也还是不知道写着什么的。

　　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敬惜字纸”的篓子；至于符的驱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那么，知道文字，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新的尊严者日出不穷，对于旧的尊严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们一多，也会损伤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为这好像是字的东西，除道士以外，谁也不认识的缘故。所以，对于文字，他们一定要把持。欧洲中世，文章学问，都在道院里；克罗蒂亚（Ｋｒｏａｔｉａ）〔２４〕，是到了十九世纪，识字的还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语，退步到对于旧生活刚够用。他们革新的时候，就只好从外国借进许多新语来。

　　我们中国的文字，对于大众，除了身分，经济这些限制之外，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难。单是这条门槛，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就不容易跨过。跨过了的，就是士大夫，而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汉朝的杨雄的喜欢奇字，就有这毛病的，刘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几乎要跳黄浦。〔２５〕唐朝呢，樊宗师的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２６〕，李贺的诗做到别人看不懂〔２７〕，也都为了这缘故。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字写得别人不认识，下焉者，是从《康熙字典》〔２８〕上查出几个古字来，夹进文章里面去；上焉者是钱坫的用篆字来写刘熙的《释名》〔２９〕，最近还有钱玄同先生的照《说文》字样给太炎先生抄《小学答问》。〔３０〕。

　　文字难，文章难，这还都是原来的；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怎么办得到。但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识，大家都会，文字就不尊严，他也跟着不尊严了。说白话不如文言的人，就从这里出发的；现在论大众语，说大众只要教给“千字课”〔３１〕就够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还是在这里。

　　七不识字的作家

　　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我们先前也叫“文”，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３２〕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的译名。会写写这样的“文”的，现在是写白话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学家”，或者叫“作家”。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３３〕。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３４〕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就是《诗经》的《国风》里的东西，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因为比较的优秀，大家口口相传的。王官〔３５〕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腊人荷马——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的两大史诗〔３６〕，也原是口吟，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３７〕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３８〕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

　　但是，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一句话：将文字交给一切人。

　　八怎么交代？

　　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太平歌……”是钦颁的教育大众的俗歌；〔３９〕此外，士大夫也办过一些白话报，〔４０〕但那主意，是只要大家听得懂，不必一定写得出。《平民千字课》就带了一点写得出的可能，但也只够记账，写信。倘要写出心里所想的东西，它那限定的字数是不够的。譬如牢监，的确是给了人一块地，不过它有限制，只能在这圈子里行立坐卧，断不能跑出设定了的铁栅外面去。

　　劳乃宣和王照〔４１〕他两位都有简字，进步得很，可以照音写字了。民国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们俩都是会员，劳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亲到的，为了入声存废问题，曾和吴稚晖〔４２〕先生大战，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棉裤也落了下来。但结果总算几经斟酌，制成了一种东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时很有些人，以为可以替代汉字了，但实际上还是不行，因为它究竟不过简单的方块字，恰如日本的“假名”〔４３〕一样，夹上几个，或者注在汉字的旁边还可以，要它拜帅，能力就不够了。写起来会混杂，看起来要眼花。那时的会员们称它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范围的。再看日本，他们有主张减少汉字的，有主张拉丁拼音的，但主张只用“假名”的却没有。

　　再好一点的是用罗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赵元任先生罢，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罗马字拼起来——现在是连土耳其也采用了——一词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门外汉来说，好像那拼法还太繁。要精密，当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变了“难”，有些妨碍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种简而不陋的东西。

　　这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国际文选》里有一小本《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４４〕，《世界》第二年第六七号合刊附录的一份《言语科学》〔４５〕，就都是绍介这东西的。价钱便宜，有心的人可以买来看。它只有二千八个字母，拼法也容易学。“人”就是Ｒｈｅｎ，“房子”就是Ｆａｎｇｚ，“我吃果子”是Ｗｏｃｈｇｏｚ，“他是工人”是Ｔａｓｈｇｕｎｇｒｈｅｎ。现在在华侨里实验，见了成绩的，还只是北方话。但我想，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为今之计，只要酌量增减一点，使它合于各该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

　　那么，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够写得出，看得懂了。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写得快。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不过像我们这样坐着乘风凉，谈闲天的人们，可又是例外。

　　九专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这里，就又碰着了一个大问题：中国的言语，各处很不同，单给一个粗枝大叶的区别，就有北方话，江浙话，两湖川贵话，福建话，广东话这五种，而这五种中，还有小区别。现在用拉丁字来写，写普通话，还是写土话呢？要写普通话，人们不会；倘写土话，别处的人们就看不懂，反而隔阂起来，不及全国通行的汉字了。这是一个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开首的启蒙时期，各地方各写它的土话，用不着顾到和别地方意思不相通。当未用拉丁写法之前，我们的不识字的人们，原没有用汉字互通着声气，所以新添的坏处是一点也没有的，倒有新的益处，至少是在同一语言的区域里，可以彼此交换意见，吸收智识了——那当然，一面也得有人写些有益的书。问题倒在这各处的大众语文，将来究竟要它专化呢，还是普通化？

　　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专化又有专化的危险。言语学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专化，往往要灭亡的。未有人类以前的许多动植物，就因为太专化了，失其可变性，环境一改，无法应付，只好灭亡。——幸而我们人类还不算专化的动物，请你们不要愁。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但决不该为文学做牺牲，要不然，他的荒谬和为了保存汉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的活圣贤就并不两样。所以，我想，启蒙时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

　　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听其自然，却也不是好办法。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的吃力，听的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我说要在方言里“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来源就在这地方。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又加人工的话一普遍，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此后当然还要做。年深月久之后，语文更加一致，和“炼话”一样好，比“古典”还要活的东西，也渐渐的形成，文学就更加精采了。马上是办不到的。你们想，国粹家当作宝贝的汉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这才有这么一堆古怪成绩么？

　　至于开手要谁来做的问题，那不消说：是觉悟的读书人。有人说：“大众的事情，要大众自己来做！”〔４６〕那当然不错的，不过得看看说的是什么脚色。如果说的是大众，那有一点是对的，对的是要自己来，错的是推开了帮手。倘使说的是读书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话把持文字，保护自己的尊荣。

　　十不必恐慌

　　•但•是，•这•还•不•必•实•做，•只•要•一•说，•就•又•使•另•一•些•人•发•生•恐•慌•了。

　　•首•先•是•说•提•倡•大•众•语•文•的，•乃•是“•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

　　〔４７〕，

　　•本•意•在•于•造•反。•给•带•上•一•顶•有•色•帽，•是•极•简•单•的•反•对•法。•不•过•一•面•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太•平，•宁•可•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么，•倘•使•口•头•宣•传•呢，•就•应•该•使•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聋•子•了。•但•这•不•属•于“•谈•文”•的•范•围，•这•里•也•无•须•多•说。

　　•专•为•着•文•学•发•愁•的，•我•现•在•看•见•有•两•种。•一•种•是•怕•大•众•如•果•都•会•读，•写，•就•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４８〕。

　　•这•真•是•怕•天•掉•下•来•的•好•人。上次说过，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乡下去了，先前是，农民们还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不过这讲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的见识多，说话巧，能够使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话来，也就是作品。倘有语言无味，偏爱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听的，还要送给他许多冷话——讥刺。我们弄了几千年文言，十来年白话，凡是能写的人，何尝个个是文学家呢？即使都变成文学家，又不是军阀或土匪，于大众也并无害处的，不过彼此互看作品而已。还有一种是怕文学的低落。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我先前已经说过了；现在也有人绍介了许多民歌和故事。还有戏剧，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连救母》里的无常鬼〔４９〕的自传，说是因为同情一个鬼魂，暂放还阳半日，不料被阎罗责罚，从此不再宽纵了——

　　“那怕你铜墙铁壁！

　　那怕你皇亲国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

　　这是真的农民和手业工人的作品，由他们闲中扮演。借目连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连救母记》〔５０〕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两人，一强一弱，扮着戏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换，却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说怨话，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腊的伊索〔５１〕，俄国的梭罗古勃〔５２〕的寓言来，这是毫无逊色的。

　　如果到全国的各处去收集，这一类的作品恐怕还很多。但自然，缺点是有的。是一向受着难文字，难文章的封锁，和现代思潮隔绝。所以，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须提倡大众语，大众文，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

　　十一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但是，这一回，大众语文刚一提出，就有些猛将趁势出现了，来路是并不一样的，可是都向白话，翻译，欧化语法，新字眼进攻。他们都打着“大众”的旗，说这些东西，都为大众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余孽，借此先来打击当面的白话和翻译的，就是祖传的“远交近攻”的老法术；有的是本是懒惰分子，未尝用功，要大众语未成，白话先倒，让他在这空场上夸海口的，其实也还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这里多谈。现在要说的只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错误的人，因为他们不是看轻了大众，就是看轻了自己，仍旧犯着古之读书人的老毛病。

　　读书人常常看轻别人，以为较新，较难的字句，自己能懂，大众却不能懂，所以为大众计，是必须彻底扫荡的；说话作文，越俗，就越好。这意见发展开来，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或则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

　　说起大众来，界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目不识丁”的文盲，由我看来，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他们是要智识，要新的智识，要学习，能摄取的。当然，如果满口新语法，新名词，他们是什么也不懂；但逐渐的检必要的灌输进去，他们却会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两岁，就懂许多话，能说许多话了，这在他，全部是新名词，新语法。他那里是从《马氏文通》或《辞源》〔５３〕里查来的呢，也没有教师给他解释，他是听过几回之后，从比较而明白了意义的。大众的会摄取新词汇和语法，也就是这样子，他们会这样的前进。所以，新国粹派的主张，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因为有些见识，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所以，“迎合大众”的新帮闲，是绝对的要不得的。

　　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十二煞尾

　　话已经说得不少了。总之，单是话不行，要紧的是做。要许多人做：大众和先驱；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学家，言语学家……。这已经迫于必要了，即使目下还有点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纤；顺水固然好得很，然而还是少不得把舵的。

　　这拉纤或把舵的好方法，虽然也可以口谈，但大抵得益于实验，无论怎么看风看水，目的只是一个：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见，现在还是给我听听你们诸位的高论罢。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的《申报•自由谈》，署名华圉。后来作者将本文与其他有关于语文改革的文章四篇辑为《门外文谈》一书，一九三五年九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

　　〔２〕这些是常见于当时上海报刊的新闻。一九三四年夏，我国南方大旱，国民党政府于七月间邀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和安钦活佛在南京、汤山等地“作法求雨”。八月初，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为女游泳选手杨秀琼打扇、驾车，被称为“吊膀子秘书长”。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利用旱灾展出一个所谓“旱魃”的矮人，称“三寸怪人干”，招揽游客。五月，美国政府颁布《白银法案》后，国际银价上升，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趁国内粮价飞涨，大量输出白银，从国外购进大米，牟取暴利。六月，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根据蒋介石“手令”，颁布《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规定“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当时重庆、北平等地也禁止“女子裸膝露肘”。

　　〔３〕唐宋八大家明代茅坤曾选辑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古文家的文章编为《唐宋八大家文抄》，因有“唐宋八大家”的说法。

　　〔４〕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荀子•解蔽》中则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认为仓颉是文字的搜集和整理者之一。又《太平御览》卷三六六引《春秋孔演图》：“苍颉四目，是谓并明。”

　　〔５〕《易经》即《周易》，是我国古代记载占卜的书。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这里引的两句，见该书《系辞》篇。

　　〔６〕“升中于天”语见《礼记•礼器》：“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飨帝于郊。”据汉代郑玄注：“升，上也；中，犹成也；燔柴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也。”

　　〔７〕“仓颉，黄帝史”语见《汉书•古今人表》。史，即史官。

　　〔８〕伏羲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相传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八卦”，相传为他所作。《易经•系辞》说：“古者包牺氏（按即伏羲）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卦，即挂，悬挂物象以示人吉凶，有乾、坤、震、巽、离、坎、兑、艮八种式样。《易传》认为八卦主要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

　　〔９〕“打结字”古代秘鲁印第安人用以帮助记忆的一种线结，以结绳的方式记录天气、日期、数目等等的变化。线的颜色，线结的大小和多少，都表示着不同的意义。

　　〔１０〕“岣嵝碑”又称禹碑，在湖南衡山岣嵝峰，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刻；碑文共七十七字，难于辨识。清末叶昌炽《语石》卷二载：“（韩愈诗）‘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郎瑛、杨用修诸家各有释文，灵怪杳冥，难可凭信。不知韩诗又云：‘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是但凭道士所言，未尝目睹。”此碑在明朝以前，不见于记载，故多疑为伪造。

　　〔１１〕亚勒泰米拉洞在西班牙北部散坦特尔省境，发现于一八七九年。洞窟中有旧石器时代用三种颜色画成的壁画，画的都是野牛、野鹿、野猪和长毛巨象等动物。

　　〔１２〕关于朱育、武则天造字，据《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新唐书•后妃列传》：武则天于“载初中，……作白、一四、埊、……十有二文。太后自名白。”但《资治通鉴•唐纪二十》载：天授元年，“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太后自名‘白’”。

　　〔１３〕《周礼》儒家经典之一，记述周王朝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的资料汇编，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说文解字》，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汉字形、音、义的著作。这里讲的汉字六种构成法，即《周礼》和《说文解字》中所记载的“六书”。《周礼》中所说的有：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稍有不同，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１４〕“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语见《易经•系辞》。

　　〔１５〕“象意”《汉书•艺文志》：“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据唐代颜师古注：“象意即会意也。”

　　〔１６〕篆、隶、楷是汉字演进过程中先后出现的几种字体的名称。篆书分大篆小篆，大篆是从西周到战国通行的字体，但各国有异。秦始皇时统一字体，称为小篆。隶书开始于秦代，把小篆匀圆的笔画稍改平直，到汉代才出现平直扁正的正式的隶书。楷书始于汉末，以后取代隶书，通行至今。

　　〔１７〕这里指胡适。胡适著的《国语文学史》于一九二七年出版时，黎锦熙在该书的《代序》中说，这部文学史所以始于战国秦汉而不包括《诗经》，是因为胡适要从他认为语言文字开始分歧的时代写起。《代序》不同意战国前语文合一的看法。一九二八年胡适将此书修订，抽去《代序》，改名《白话文学史》出版，在第一章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经不能与语体一致了。”仍坚持他的战国前言文一致的看法。

　　〔１８〕《书经》即《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

　　〔１９〕司马迁（约前１４５—约前８６）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曾任太史令。他所撰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上古起到汉武帝止）。

　　〔２０〕“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语见《史记•陈涉世家》。据唐代司马贞《索隐》：“服虔云：楚人谓多为夥。按又言‘颐’者，助声之辞也。”又据南朝宋裴骃《集解》：“应劭曰：‘沈沈，宫室深邃之貌也。’”

　　〔２１〕《淮南王歌》淮南王指汉文帝之弟刘长，他因谋反为文帝所废，流放蜀郡，中途绝食而死。后来民间就流传出这首歌谣。

　　〔２２〕《汉书》东汉班固编撰的西汉史，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前汉纪》，即《汉纪》，东汉荀悦撰，编年体西汉史，内容多取材《汉书》，有所增补。这里所引的前一首见《汉书•淮南王传》，末句无“能”字，《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所载与引文同；后一首未见于《前汉纪》，汉代高诱的《淮南鸿烈解叙》载有此歌，首句作“一尺缯，好童童”，末句作“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２３〕“藏之秘阁，副在三馆”秘阁、三馆都是藏书的地方。《宋史•职官志》载：“国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太宗端拱元年（９８８）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及内出古画墨迹，藏其中。”

　　〔２４〕克罗蒂亚通译克罗地亚，现在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成员国之一。

　　〔２５〕杨雄（前５３—１８）一作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文学家、语言文字学家。著有《法言》、《太玄经》及其他文赋。《汉书•扬雄传》载，“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据唐代颜师古注，奇字即“古文之异者”。《方言》，全名《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相传为扬雄所作，共十三卷，内容杂录中国各地同义异字之字一万一千余。刘歆（约前５３—２３），字子骏，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学者。他在《与扬雄从取方言书》中说：“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以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今谨使密人奉手书，愿颇与其最目，得使入篆，令圣朝留明明之典。”扬雄在《答刘歆书》中却说：“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而语言或交错相反，方复论思详悉集之……诚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遗，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于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见，今君又终之，则缢死以从命也。而可，且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跳黄浦”是通行于上海的话，意即自杀。

　　〔２６〕樊宗师（？—约８２１）字绍述，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唐代散文家。曾任绵州、绛州刺史。他的文章艰涩，难以断句，如《绛守居园池记》的第一句“绛即东雍为守理所”，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也有人断为“绛，即东雍为守理所”。

　　〔２７〕李贺（７９０—８１６）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他的诗立意新巧，用语奇特，不易理解。《新唐书•李贺传》说他“辞尚奇诡，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

　　〔２８〕《康熙字典》清代康熙年间张玉书、陈廷敬等奉旨编纂的大型字典，四十二卷，收四万十千余字，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刊行。

　　〔２９〕钱坫（１７４４—１８０６）字献之，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清代汉学家。善写小篆。刘熙，字成国，汉代北海（今山东潍坊）人，训诂学家。所著《释名》，八卷，共二十七篇，是一部解释字义的书。

　　〔３０〕钱玄同（１８８７—１９３９）名夏，字德潜，浙江吴兴人，文字音韵学家。他曾用《说文解字》中的篆体字样抄写章太炎的《小学答问》，由浙江官书局刊刻行世。太炎，即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他所作的《小学答问》是据《说文解字》解释本字和借字的流变的书。

　　〔３１〕“千字课”一九二二年陶行知等人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纂《平民千字课本》，作为成年人补习常用汉字的读本。后来一些书店也仿照编印了类似读本。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彭子蕴的《大众语与大众文化的水准问题》一文，其中说：“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叫做《平民千字课》的书，是真用来教有所谓大众的”。

　　〔３２〕“文学子游子夏”语见《论语•先进》，据宋代邢癿疏：“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子游、子夏，即孔丘的弟子言偃、卜商。

　　〔３３〕“杭育杭育派”意指大众文学。这里是针对林语堂而发的。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三十日及五月三日《申报•自由谈》所载《方巾气研究》一文中说：“在批评方面，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方巾气越来越重。凡非哼哼唧唧文学，或杭育杭育文学，皆在鄙视之列。”又说：“《人间世》出版，动起杭育杭育派的方巾气，七手八脚，乱吹乱擂，却丝毫没有打动了《人间世》。”

　　〔３４〕《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共三○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孔丘删定。

　　〔３５〕王官王朝的职官，这里指“采诗之官”。《汉书•艺文志》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３６〕荷马的两大史诗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约产生于公元前九世纪。荷马的生平以至是否确有其人，欧洲的文学史家颇多争论，所以这里说“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

　　〔３７〕《子夜歌》据《晋书•乐志》：“《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乐府诗集》列为“吴声歌曲”，收“晋、宋、齐辞”的《子夜歌》四十二首和《子夜四时歌》七十五首。《读曲歌》，据《宋书•乐志》：“《读曲哥（歌）》者，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又《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读曲歌者，元嘉十七年（４４０）袁后崩，百官不敢作声歌；或因酒宴，止窃声读曲细吟而已，以此为名。”《乐府诗集》收《读曲歌》八十九首，也列为“吴声歌曲”。

　　〔３８〕《竹枝词》据《乐府诗集》：“《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７８５—８２０）。”《柳枝词》，即《杨柳枝》，唐代教坊曲名。白居易有《杨柳枝词》八首，其中有“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的句子。他又在《杨柳枝二十韵》题下自注：“《杨柳枝》，洛下新声也。”

　　〔３９〕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起，清政府为了推行所谓“通俗教育”，将一些官方发布的政治时事材料，用白话编成通俗的故事和歌谣进行宣讲。“太平歌”以“莲花落”形式编写，一般都用文中所引的三句开头，是当时钦颁的通俗歌谣之一。

　　〔４０〕白话报戊戌变法后，各地报刊风起云涌，其中以白话写作的也不少，如杭州的《白话报》（１９０３）、上海的《中国白话报》（１９０３）和《扬子江白话报》（１９０４）等。

　　〔４１〕劳乃宣（１８４３—１９２１）字季瑄，浙江桐乡人。清末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民国初年主张复辟，后来避居青岛。他的《简字全谱》系以王照的《官话字母》为依据，成于一九○七年。其他著作有《等韵一得》、《古筹算考释》等。王照（１８５９—１９３３），字小航，河北宁河人。清末维新运动者，戊戌政变时逃往日本，后又自行投案下狱，不久被释。他的《官话合声字母》于一九○○年刊行。其他著作有《水东集上下编》八种。

　　〔４２〕吴稚晖（１８６５—１９５３）名敬恒，江苏武进人，国民党政客。一九一三年二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的读音统一会正式开会，由他和王照分任正副议长。因为浊音字母和入声存废问题，南北两方会员争论了一个多月。后来该会除审定六千五百余字的读音以外，并正式通过审定字音时所用的“记音字母”，定名为“注音字母”。到一九三○年，“注音字母”又改称“注音符号”。

　　〔４３〕“假名”日文的字母，因为是从“真名”（即汉字）假借而来的，所以称为“假名”。分片假名（楷体）和平假名（草体）二种。

　　〔４４〕《每日国际文选》一种“每日提供世界新闻杂志间各种论文之汉译”的刊物，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创刊，孙师毅、明耀五、包可华编选，上海中外出版公司印行。《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由焦风（方善境）译自苏联的世界语刊物《新阶段》，是《每日国际文选》的第十二号，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出版。

　　〔４５〕《世界》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编印的世界语月刊，创刊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言语科学》是《世界》的每月增刊，创刊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它的第九、十号合刊（即《世界》一九三四年六、七月号合刊的增刊）上载有应人（霍应人）作的《中国语书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绍》一文。

　　〔４６〕“大众的事情，要大众自己来做！”在当时大众语文学的论争中，报刊上曾有过不少这类议论，如吴稚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大众语万岁》一文中说：“让大众自己来创造，不要代办。”章克标在《人言》第二十一期（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中说：“大众语文学是要由大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才算是真正的大众语文学。”

　　〔４７〕“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这是反动刊物《新垒》主编李焰生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发表的《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一文中的话：“所谓大众语文，意义是模糊的，提倡不是始自现在，那些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数年前已经很热闹的讨论过”。宋阳，即瞿秋白。他曾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一号、第三号（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月）先后发表《大众文艺的问题》和《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两文。

　　〔４８〕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这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二日《申报•电影专刊》署名米同的《“大众语”根本上的错误》一文中的话：“要是照他们所说，用‘大众语’来写作一切文艺作品的话，到了那个时限，一切的人都可以说出就是文章，记下来就是作品，那时不是文学毁灭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成了文学家了。”

　　〔４９〕《目连救母》《盂兰盆经》中的佛教故事，说佛的大弟子目连有大神通，尝入地狱救母。唐代已有《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以后曾被编成多种戏曲，这里是指绍兴戏。无常鬼，即迷信传说中的“勾魂使者”，参看《朝花夕拾•无常》。

　　〔５０〕《目连救母记》明代新安郑之珍作。刻本卷首有“主江南试者冯”写于清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的序言，其中说：“此书出自安徽，或云系瞽者所作，余亦未敢必也。”序言中也说到“小尼姑下山”：“惟《下山》一折，较为憾事；不知清磬场中，杂此妙舞，更觉可观，大有画家绚染之法焉，余不为之咎。”

　　〔５１〕伊索（Ａｅｓｏｐ，约前六世纪）相传是古希腊寓言作家，现在流传的《伊索寓言》，共有三百余篇，系后人编集。

　　〔５２〕梭罗古勃（PGQGRST，１８６３—１９２７）　俄国诗人和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老屋》、《小鬼》等。《域外小说集》（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书社版）中曾译载他的寓言十篇。

　　〔５３〕《马氏文通》清代马建忠著，共十卷，一八九八年出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有系统的研究汉语语法的专著。《辞源》，陆尔奎等编辑，一九一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一九三一年增出“续编”，是一部说明汉语词义及其渊源、演变的工具书。

《木刻纪程》小引

　　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２〕。但现在的新的木刻，却和这历史不相干。新的木刻，是受了欧洲的创作木刻的影响的。创作木刻的绍介，始于朝花社，那出版的《艺苑朝华》〔３〕四本，虽然选择印造，并不精工，且为艺术名家所不齿，却颇引起了青年学徒的注意。到一九三一年夏，在上海遂有了中国最初的木刻讲习会〔４〕。又由是蔓衍而有木铃社，曾印《木铃木刻集》两本。又有野穗社，曾印《木刻画》一辑。有无名木刻社〔５〕，曾印《木刻集》。但木铃社早被毁灭，后两社也未有继续或发展的消息。前些时在上海还剩有Ｍ•Ｋ•木刻研究社〔６〕，是一个历史较长的小团体，曾经屡次展览作品，并且将出《木刻画选集》的，可惜今夏又被私怨者告密。社员多遭捕逐，木版也为工部局〔７〕所没收了。

　　据我们所知道，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一个研究木刻的团体了。但尚有研究木刻的个人。如罗清桢〔８〕，已出《清桢木刻集》二辑；如又村〔９〕，最近已印有《廖坤玉故事》的连环图。这是都值得特记的。

　　而且仗着作者历来的努力和作品的日见其优良，现在不但已得中国读者的同情，并且也渐渐的到了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虽然还未坚实，但总之，是要跨出去了。不过，同时也到了停顿的危机。因为倘没有鼓励和切磋，恐怕也很容易陷于自足。本集即愿做一个木刻的路程碑，将自去年以来，认为应该流布的作品，陆续辑印，以为读者的综观，作者的借镜之助。但自然，只以收集所及者为限，中国的优秀之作，是决非尽在于此的。

　　别的出版者，一方面还正在绍介欧美的新作，一方面则在复印中国的古刻，这也都是中国的新木刻的羽翼。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如果作者都不断的奋发，使本集能一程一程的向前走，那就会知道上文所说，实在不仅是一种奢望的了。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铁木艺术社记。

　　〔１〕本篇最初印入《木刻纪程》一书中。

　　《木刻纪程》，鲁迅编辑，以铁木艺术社名义印行，计收木刻二十四幅，作者为何白涛、李雾城（陈烟桥）、陈铁耕、一工（黄新波）、陈普之、张致平（张望）、刘岘、罗清桢等人，初版印一二○本。（封面上有一九三四年六月字样，但据鲁迅日记，系同年八月十四日编讫付印。）

　　〔２〕我国古代木刻版画，现在所见最早的有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唐末五代（公元十世纪）的佛像，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它比欧洲现存的十四世纪德国木版圣母像早好几百年；以后宋代的医书插图、明代的小说绣像，更有进一步的发展。

　　〔３〕朝花社鲁迅、柔石等组织的文艺团体，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成立于上海，一九三○年春解体。《艺苑朝华》，美术丛刊，鲁迅编选，共出五辑。第一辑《近代木刻选集（一）》，第二辑《拾谷虹儿画选》，第三辑《近代木刻选集（二）》，第四辑《比亚兹莱画选》，均于一九二九年由朝花社印行。第五辑《新俄画选》于一九三○年由光华书局出版。

　　〔４〕木刻讲习会一八艺社于一九三一年八月间在上海举办。鲁迅介绍日本人内山嘉吉讲授木刻技法，并自任翻译，自八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为期一周。

　　〔５〕木铃社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于杭州艺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郝力群、曹白等。同年十月因主要成员被捕，无形解体。野穗社，一九三三年冬成立于上海新华艺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陈烟桥、陈铁耕等。无名木刻社（后改名为未名木刻社），一九三三年底成立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主要成员为刘岘、黄新波等。

　　〔６〕ＭＫ木刻研究社一九三二年九月成立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ＭＫ”是拉丁化拼音“木刻”（Ｍｕｋｅ）二字起首的字母，主要成员为周金海、王绍络、张望、金逢孙、陈普之等，曾举办木刻展览四次。

　　〔７〕工部局过去英、美、日等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内设立的统治机关。

　　〔８〕罗清桢（１９０５—１９４２）广东兴宁人，木刻家。〔９〕又村即陈铁耕（１９０６—１９７０），广东兴宁人，木刻家。

拿来主义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２〕。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３〕，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４〕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５〕。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六月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霍冲。

　　〔２〕“发扬国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曾分别去欧洲一些国家举办中国美术展览或个人美术作品展览。“发扬国光”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这些消息时的用语。

　　〔３〕“象征主义”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鲁迅曾在《花边文学•谁在没落》一文中批评《大晚报》的这种歪曲报道。

　　〔４〕尼采（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１８４４—１９００）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这里所述尼采的话，见于他的《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５〕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在华盛顿签订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购买美国的小麦、面粉和棉花。这里指的可能是这一类事。

病后杂谈

　　一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

　　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

　　我一向很少生病，上月却生了一点点。开初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一礼拜不肯好，只得看医生。医生说是流行性感冒。好罢，就是流行性感冒。但过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热的时期，我的热却还不退。医生从他那大皮包里取出玻璃管来，要取我的血液，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伤寒病了，自己也有些发愁。然而他第二天对我说，血里没有一粒伤寒菌；于是注意的听肺，平常；听心，上等。这似乎很使他为难。我说，也许是疲劳罢；他也不甚反对，只是沉吟着说，但是疲劳的发热，还应该低一点。……好几回检查了全体，没有死症，不至于呜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不过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而已，这真无异于“吐半口血”，大可享生病之福了。因为既不必写遗嘱，又没有大痛苦，然而可以不看正经书，不管柴米账，玩他几天，名称又好听，叫作“养病”。从这一天起，我就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儿“雅”了；那一位愿吐半口血的才子，也就是那时躺着无事，忽然记了起来的。

　　光是胡思乱想也不是事，不如看点不劳精神的书，要不然，也不成其为“养病”。像这样的时候，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这也就是有点儿“雅”起来了的证据。洋装书便于插架，便于保存，现在不但有洋装二十五六史，连《四部备要》也硬领而皮靴了，〔２〕——原是不为无见的。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正襟危坐，有严肃的态度。假使你躺着看，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不多工夫，就两臂酸麻，只好叹一口气，将它放下。所以，我在叹气之后，就去寻线装书。一寻，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３〕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由此想到阮嗣宗〔４〕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就求为步兵校尉；陶渊明〔５〕的做了彭泽令，就教官田都种秫，以便做酒，因了太太的抗议，这才种了一点秔。这真是天趣盎然，决非现在的“站在云端里呐喊”〔６〕者们所能望其项背。但是，“雅”要想到适可而止，再想便不行。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渊明补了彭泽令，他们的地位，就不是一个平常人，要“雅”，也还是要地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雅”要地位，也要钱，古今并不两样的，但古代的买雅，自然比现在便宜；办法也并不两样，书要摆在书架上，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酒杯要摆在桌子上，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

　　此之谓“空灵”。

　　二

　　为了“雅”，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一想，这于“雅”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７〕口不言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那么，那时的一言一笑，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那可就成为“杭育杭育派”〔８〕了。这关键，只在一者能够忽而放开，一者却是永远执着，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这和时而“敦伦”〔９〕者不失为圣贤，连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称为“登徒子”〔１０〕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S塾缭厩*池”〔１１〕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于是另换了几本书，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时代较近，看起来也许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蜀碧》〔１２〕。

　　这是蜀宾〔１３〕从成都带来送我的，还有一部《蜀龟鉴》〔１４〕，都是讲张献忠〔１５〕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坏，错字颇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见了这样的一条——“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还是为了自己生病的缘故罢，这时就想到了人体解剖。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１６〕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１７〕，也是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时是永历六年，即清顺治九年，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那时改为安龙），秦王孙可望杀了陈邦传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还不能完，又给孙党张应科知道了，就去报告了孙可望。

　　“可望得应科报，即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

　　张献忠的自然是“流贼”式；孙可望虽然也是流贼出身，但这时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为秦王，后来降了满洲，还是封为义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实是官式。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１８〕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１９〕的意思。比灭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实在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不过这一种心地晶莹的雅致，又必须有一种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脸孔向下，原是一个看书的好姿势〔２０〕，但如果这时给他看袁中郎的《广庄》〔２１〕，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这时他的性灵有些儿不对，不懂得真文艺了。

　　然而，中国的士大夫是到底有点雅气的，例如李如月说的“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就很富于诗趣。临死做诗的，古今来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谭嗣同〔２２〕在临刑之前就做一绝“闭门投辖思张俭”，秋瑾〔２３〕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风愁杀人”，然而还雅得不够格，所以各种诗选里都不载，也不能卖钱。

　　三

　　清朝有灭族，有凌迟，却没有剥皮之刑，这是汉人应该惭愧的，但后来脍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狱。虽说文字狱，其实还含着许多复杂的原因，在这里不能细说；我们现在还直接受到流毒的，是他删改了许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禁了许多明清人的书。

　　《安龙逸史》大约也是一种禁书，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２４〕的新刻本。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屈大均的又有《翁山文外》；还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２５〕，是作者因此“斩立决”，还累及门生的，但我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对于这种刻书家，我是很感激的，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虽然从雅人看来，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但是到嘉业堂去买书，可真难。我还记得，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两扇大铁门，叩了几下，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里面有中国门房，中国巡捕，白俄镖师各一位。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我说买书。他说账房出去了，没有人管，明天再来罢。我告诉他我住得远，可能给我等一会呢？他说，不成！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过了两天，我又去了，改作上午，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巡捕曰：“书都没有了！卖完了！不卖了！”

　　我就没有第三次再去买，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现在所有的几种，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这才买得到。

　　每种书的末尾，都有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的跋文，他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书是民国刻的，“儀”字还缺着末笔〔２６〕。我想，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反抗清朝的主旨，是在异族的入主中夏的，改换朝代，倒还在其次。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这才可以心心相印。现在以明遗老之仇的满清的遗老自居，却又引明遗老为同调，只着重在“遗老”两个字，而毫不问遗于何族，遗在何时，这真可以说是“为遗老而遗老”，和现在文坛上的“为艺术而艺术”，成为一副绝好的对子了。

　　倘以为这是因为“食古不化”的缘故，那可也并不然。中国的士大夫，该化的时候，就未必决不化。就如上面说过的《蜀龟鉴》，原是一部笔法都仿《春秋》的书，但写到“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就有“赞”道：“……明季之乱甚矣！风终幽，雅终《召癋》，〔２７〕托乱极思治之隐忧而无其实事，孰若臣祖亲见之，臣身亲被之乎？是编以元年正月终者，非徒谓体元表正〔２８〕，蔑以加兹；生逢盛世，荡荡难名，一以寄没世不忘之恩，一以见太平之业所由始耳！”

　　《春秋》上是没有这种笔法的。满洲的肃王的一箭，不但射死了张献忠〔２９〕，也感化了许多读书人，而且改变了“春秋笔法”〔３０〕了。

　　四

　　病中来看这些书，归根结蒂，也还是令人气闷。但又开始知道了有些聪明的士大夫，依然会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例如《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书了，然而序文后面却刻着一位乐斋先生的批语道：“古穆有魏晋间人笔意。”

　　这真是天大的本领！那死似的镇静，又将我的气闷打破了。

　　我放下书，合了眼睛，躺着想想学这本领的方法，以为这和“君子远庖厨也”的法子是大两样的，因为这时是君子自己也亲到了庖厨里。瞑想的结果，拟定了两手太极拳。一，是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二，是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第一种的名称不大好听，第二种却也是却病延年的要诀，连古之儒者也并不讳言的。这都是大道。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

　　有些事情，换一句话说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恶俗人的“道破”。其实，“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君子非吃牛肉不可，然而他慈悲，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于是走开，等到烧成牛排，然后慢慢的来咀嚼。牛排是决不会“觳觫”的了，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子，“万物皆备于我矣”〔３１〕了。彼此说谎也决不是伤雅的事情，东坡先生在黄州，有客来，就要客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姑妄言之！”〔３２〕至今还算是一件韵事。

　　撒一点小谎，可以解无聊，也可以消闷气；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永乐的硬做皇帝，一部分士大夫是颇以为不大好的。尤其是对于他的惨杀建文的忠臣。和景清一同被杀的还有铁铉〔３３〕，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叫她们做婊子。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但有人说，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了。〔３４〕这真是“曲终奏雅”〔３５〕，令人如释重负，觉得天皇毕竟圣明，好人也终于得救。她虽然做过官妓，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诗的才女，她父亲又是大忠臣，为夫的士人，当然也不算辱没。但是，必须“浮光掠影”到这里为止，想不得下去。一想，就要想到永乐的上谕〔３６〕，有些是凶残猥亵，将张献忠祭梓潼神的“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咱老子和你联了宗罢。尚飨！”的名文〔３７〕，和他的比起来，真是高华典雅，配登西洋的上等杂志，那就会觉得永乐皇帝决不像一位爱才怜弱的明君。况且那时的教坊是怎样的处所？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静候嫖客的，据永乐定法，还要她们“转营”，这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在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所以，现在成了问题的“守节”，在那时，其实是只准“良民”专利的特典。在这样的治下，这样的地狱里，做一首诗就能超生的么？

　　我这回从杭世骏的《订讹类编》〔３８〕（续补卷上）里，这才确切的知道了这佳话的欺骗。他说：“……考铁长女诗，乃吴人范昌期《题老妓卷》作也。诗云：‘教坊落籍洗铅华，一片春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空有恨，故园归去却无家。云鬟半馨临青镜，雨泪频弹湿绛纱。安得江州司马在，尊前重为赋琵琶。’昌期，字鸣凤；诗见张士瀹《国朝文纂》。同时杜琼用嘉亦有次韵诗，题曰《无题》，则其非铁氏作明矣。次女诗所谓‘春来雨露深如海，嫁得刘郎胜阮郎’，其论尤为不伦。宗正睦木挈论革除事，谓建文流落西南诸诗，皆好事伪作，则铁女之诗可知。……”

　　《国朝文纂》〔３９〕我没有见过，铁氏次女的诗，杭世骏也并未寻出根底，但我以为他的话是可信的，——虽然他败坏了口口相传的韵事。况且一则他也是一个认真的考证学者，二则我觉得凡是得到大杀风景的结果的考证，往往比表面说得好听，玩得有趣的东西近真。

　　首先将范昌期的诗嫁给铁氏长女，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谁呢？我也不知道。但“浮光掠影”的一看，倒也罢了，一经杭世骏道破，再去看时，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确是咏老妓之作，那第一句就不像现任官妓的口吻。不过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关于铁氏二女的撒谎，尚其小焉者耳，大至胡元杀掠，满清焚屠之际，也还会有人单单捧出什么烈女绝命，难妇题壁的诗词来，这个艳传，那个步韵，比对于华屋丘墟，生民涂炭之惨的大事情还起劲。到底是刻了一本集，连自己们都附进去，而韵事也就完结了。

　　我在写着这些的时候，病是要算已经好了的了，用不着写遗书。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

　　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但是要认真，用点工夫，标点不要错。

　　十二月十一日。

　　〔１〕本篇第一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文学》月刊第四卷第二号，其他三节都被国民党检查官删去，参看本书《附记》。

　　〔２〕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即原来的《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共精装九大册；上海书报合作社出版的《二十六史》（上述的《二十五史》加上《清史稿》），共精装二十大册。又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四部备要》（经、史、子、集四部古籍三三六种）原订二千五百册，也有精装本，合订一百册。

　　〔３〕《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撰，共三卷。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名流的言谈、风貌、轶事等。

　　〔４〕阮嗣宗（２１０—２６３）名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魏诗人，曾为从事中郎。《晋书•阮籍传》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三国志•魏书•阮籍传》注引《魏氏春秋》：“（籍）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世说新语•任诞》也有类此记载。

　　〔５〕陶渊明（约３７２—４２７）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晋代诗人。《晋书•陶潜传》载：“陶潜……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按《宋书•隐逸传》及《南史•隐逸传》，“一顷五十亩”均作“二顷五十亩”。下文提到的“采菊东篱下”“饥来驱我去”等诗句，分别见于陶潜的《饮酒》、《乞食》两诗。

　　〔６〕“站在云端里呐喊”这原是林语堂说的话，他在《人间世》半月刊第十三期（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怎样洗炼白话入文》一文中说：“今日既无人能用一二十字说明大众语是何物，又无人能写一二百字模范大众语，给我们见识见识，只管在云端呐喊，宜乎其为大众之谜也”。

　　〔７〕王夷甫（２５６—３１１）名衍，晋代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晋书•王戎传》：“衍疾郭（按即王衍妻郭氏）之贪鄙，故口未尝言钱。郭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又说：“衍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识者鄙之。……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及越薨，众共推为元帅。……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与之相见……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墙填杀之。”

　　〔８〕“杭育杭育派”参看本卷第１０７页注〔３３〕。

　　〔９〕“敦伦”　意即性交。清代袁枚在《答杨笠湖书》中说：“李刚主自负不欺之学，日记云：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至今传为笑谈。”按李光e（１６５９—１７３３）字刚主，清代经学家。

　　〔１０〕“登徒子”宋玉曾作有《登徒子好色赋》，后来就称好色的人为登徒子。按宋玉文中所说的登徒子，是楚国的一个大夫，姓登徒。

　　〔１１〕“隅跃清池”《世说新语•排调》载：“郝隆为桓公（按即桓温）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隅跃清池。’桓问：‘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

　　〔１２〕《蜀碧》清代彭遵泗著，共四卷。内容是记述张献忠在四川时的事迹，书前有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作的自序，说明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闻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

　　〔１３〕蜀宾许钦文的笔名。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鲁迅日记》：“晚钦文来，并赠《蜀碧》一部二本。”

　　〔１４〕《蜀龟鉴》清代刘景伯著，共八卷。内容杂录明季遗闻，与《蜀碧》大致相似。

　　〔１５〕张献忠（１６０６—１６４６）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三年（１６３０）起义，转战陕西、河南等地。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出川途中，在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

　　〔１６〕孙可望（？—１６６０）陕西米脂人，张献忠的养子及部将。张败死后，他率部从四川转往贵州、云南。永历五年（１６５１）他向南明永历帝求封为秦王，后遣兵送永历帝到贵州安隆所（改名为安龙府），自己则驻在贵阳，定朝仪，设官制；最后投降清朝。

　　〔１７〕屈大均（１６３０—１６９６）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明末文学家，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一度削发为僧。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广东新语》等。《安龙逸史》，清朝禁毁书籍之一，作者署名沧洲渔隐（据《禁书总目》，又一本署名溪上樵隐），被列入“军机处奉准全毁书”中。一九一六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安龙逸史》，分上下二卷，题屈大均撰；但内容与《残明纪事》（不署作者，也是军机处奉准全毁书之一）相同，字句小异。

　　〔１８〕景清真宁（今甘肃正宁）人，建文帝（朱允吧）时官御史大夫。据《明史•景清传》载，成祖（朱棣）登位，他佯为归顺，后以谋刺成祖，磔死。他被剥皮事，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八月望日早朝，清绯衣入。……朝毕，出御门，清奋跃而前，将犯驾。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剑。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骂。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直*e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

　　〔１９〕“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语见《孟子•梁惠王》。

　　〔２０〕看书的好姿势《论语》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载有黄嘉音作的一组画，题为《介绍几个读论语的好姿势》，共六图，其中之一为“游蛟伏地式”，画的是一人伏在地上看书。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以讽刺。

　　〔２１〕袁中郎（１５６８—１６１０）名宏道，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与兄宗道，弟中道，反对文学上的拟古主义，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世称“公安派”。当时林语堂、周作人等提倡“公安派”文章，借明人小品以宣扬所谓“闲适”、“性灵”。《广庄》是袁中郎仿《庄子》文体谈道家思想的作品，并七篇，后收入《袁中郎全集》。

　　〔２２〕谭嗣同（１８６５—１８９８）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戊戌政变中牺牲的“六君子”之一。“闭门投辖思张俭”，原作“望门投止思张俭”，是他被害前所作七绝《狱中题壁》的第一句。张俭，后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灵帝时官东部督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他的仇家“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闭门投辖”是汉代陈遵好客的故事，见《汉书•游侠列传》。）

　　〔２３〕秋瑾（１８７９？—１９０７）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主要人物之一。一九○七年七月，她因筹划起义事泄，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夏历六月初六）被害于绍兴城内轩亭口。陈去病在《鉴湖女侠秋瑾传》中叙述秋瑾受审时的情形说：“有见之者，谓初终无所供，惟于刑庭书‘秋雨秋风愁杀人’句而已。”

　　〔２４〕吴兴刘氏嘉业堂我国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在浙江吴兴南浔镇，藏书达六十万卷，并自行雕版印书，刻有《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等。创办人刘承干（１８８２—１９６３），字贞一，号翰怡，浙江吴兴人。

　　〔２５〕蔡显（约１６９７—１７６７）字笠夫，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收有“蔡显《闲渔闲闲录》案”，此案发生于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据当时的奏折称：蔡显系雍正时举人，年七十一岁，自号闲渔；所著《闲闲录》一书，语含诽谤，意多悖逆。后来的结果是蔡显被“斩决”，他的儿子“斩监候秋后处决”，门人等分别“杖流”及“发伊犁等处充当苦差”。《闲渔闲闲录》，九卷，是一部杂录朝典、时事、诗句的杂记，刘氏嘉业堂刻本于一九一五年印行。

　　〔２６〕缺着末笔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法，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刘承干对“儀”字缺末笔，是避清废帝溥仪的讳。

　　〔２７〕风终幽，雅终《召癋》《诗经》计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类。《豳》列于“国风”的最后，共七篇。据《诗序》称：这些都是关于周公“遭变故”、“救乱”、“东征”的诗。《召癋》是“大雅”的最后一篇，据《诗序》称：“《召癋》，凡伯（周大夫）刺幽王大坏也。”

　　〔２８〕体元表正“体元”，见《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晋代杜预注：“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据唐代孔颖达疏：“元正实是始长之义，但因名以广之。元者：气之本也，善之长也；人君执大本，长庶物，欲其与元同体，故年称元年。”“表正”，见《书经•仲虺之诰》：“表正万邦。”汉代孔安国注：“仪表天下，法正万国。”

　　〔２９〕关于张献忠之死，史书上的说法不一。据《明史•张献忠传》载：清顺治三年（１６４６）清肃亲王豪格进兵四川，“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夷其城，率众出川北，……会我大清兵至汉中，……至盐亭界，大雾。献忠晓行，猝遇我兵于凤凰坡，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但《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说他是“以病死于蜀中”。

　　〔３０〕“春秋笔法”《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隐含“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为“春秋笔法”。

　　〔３１〕“万物皆备于我矣”孟轲的话。语见《孟子•尽心》。

　　〔３２〕东坡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代文学家。神宗初年曾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黄州。他要客谈鬼的事，见宋代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一：“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

　　〔３３〕铁铉（１３６６—１４０２）字鼎石，河南邓州（今邓县）人。明建文帝时任山东参政，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永乐帝）起兵夺位，他在济南屡破燕王兵，升兵部尚书。燕王登位后被处死。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载：“铁铉被执至京陛见，背立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顾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顾……遂寸磔之，至死，犹喃喃骂不绝。文皇（永乐）乃令舁大镬至，纳油数斛，熬之，投铉尸，顷刻成煤炭。”

　　〔３４〕关于铁铉两个女儿入教坊的事，据明代王鏊的《震泽纪闻》载：“铉有二女，入教坊数月，终不受辱。有铉同官至，二女为诗以献。文皇曰：‘彼终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适士人。”教坊，唐代开始设立的掌管教练女乐的机构。后来封建统治者常把罪犯的妻女罚入教坊，实际上是一种官妓。

　　〔３５〕“曲终奏雅”语见《汉书•司马相如传》：“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

　　〔３６〕永乐的上谕参看本书《病后杂谈之余》第一节。

　　〔３７〕张献忠祭梓潼神文见于《蜀碧》卷三和《蜀龟鉴》卷三，原文如下：“咱老子姓张，你也姓张，为甚吓咱老子？咱与你联了宗罢。尚享。”（两书中个别字稍有不同）梓潼神，据《明史•礼志四》，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晋时人。

　　〔３８〕杭世骏（１６９６—１７７３）字大宗，浙江仁和（今余杭）人，清代考据家。乾隆时官御史。著有《订讹类编》、《道古堂诗文集》等。《订讹类编》，六卷，又《续补》二卷，是一部考订古籍真伪异同的书。下面的引文是杭世骏照录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卷四中的话。据《列朝诗集》：“其论”作“其语”，“好事”作“好事者”。

　　〔３９〕《国朝文纂》明代诗文的汇编。据《明史•艺文志》“集类”三“总集类”载：“王栋《国朝文纂》四十卷”，又“张士瀹《明文纂》五十卷”。

拿破仑与隋那

　　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２〕和隋那（ＥｄｗａｒｄＪｅｎｎｅｒ，１７４９—１８２３）〔３〕去比比看……我想，这是真的。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甚而至于自己的祖宗做了蒙古人的奴隶，我们却还恭维成吉思；从现在的`〔４〕字眼睛看来，黄人已经是劣种了，我们却还夸耀希特拉。

　　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灾星。

　　但我们看看自己的臂膊，大抵总有几个疤，这就是种过牛痘的痕迹，是使我们脱离了天花的危症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虽然有些人大起来也还是去给英雄们做炮灰，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

　　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

　　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是还要毁坏，人们也还要吃苦的。

　　十一月六日。　　

　　〔１〕本篇最初印入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出版的一九三五年《文艺日记》。

　　〔２〕拿破仑（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１８２１）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一七九九年担任共和国执政。一八○四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自称拿破仑一世。

　　〔３〕隋那通译琴纳，英国医学家，牛痘接种的创始者。

　　〔４〕卍 德国纳粹党的党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