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ion and Impact of Late Qing Utopian Literature

Tian Zihui 田紫卉: Translation and Impact of Late Qing Utopian Literature – Li Timotai „100 Years in an instant“ 晚清乌托邦小说的译介及影响——以李提摩太《百年一觉》为例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自1870年来华传教，至1916年卸任广学会督办回国，在华传教四十五年。纵观其一生的经历，他固然履行作为一个传教士的职责，即分发宗教小册子，传播福音，先后在山东、山西两地赈济灾民等，但他的身份远不限于此。他还是一个广泛结交清廷政要的政治家，一个积极提出变法良方，鼓吹革新的改良派，一个写作、翻译西学书籍，撰写报刊文章的文学家[1]。我们分不清他的社会政治活动是从属于他传教目的，抑或后者只是前者的伪装，更可能的是他自己也琢磨不清的复杂心态决定了他一人千面的复杂身份。但是他采取“上层路线”，通过影响中国士大夫群体，干预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野心是昭然若揭的，也因此，他本人及其作品的影响力在晚清是不容小觑的。在他翻译的众多西方书籍里，《回头看纪略》（又名《百年一觉》）大概可以算做近代中国最早的乌托邦小说。由于李提摩太本人在政坛的活跃与作品登载期刊的特殊性，这部作品首先最直接地影响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思想和创作。它还在中国开启了“乌托邦小说”这一新文类，推动了清末民初政治小说的发展和繁荣，甚至对“小说”这一文体在中国地位的重估与变动有深远影响。

一.从《回顾：公元2000-1887年》到《百年一觉》

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写作的《回顾：公元2000-1887年》（《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是一部构想100年后发生的事，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乌托邦小说。1888年出版发行后，被翻译为多个国家的文字，风靡一时。 他讲述了主人公朱利安·韦斯特(Julian West)于1887年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5月30日），在医生使用对付失眠的“入蛰”之法后，昏然睡去，一觉醒来，已是2000年。救助和收留他的是利特医生（Doctor Leete）一家。面对100多年后全然不同的波士顿（Boston），伟斯特既新奇又惶恐，满腹疑问。这部小说便主要以伟斯特发问，利特医生及其女伊蒂丝·利特(Edith Leete )回答的方式展开，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物质生产极大丰富，生产和分配尽归国有，社会等级差异不再，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图景。不仅如此，作品还为我们详细地描绘了如何实现这理想社会的制度基础：比如社会上只有“作官”和“作工”两种分工，21岁之前为学习期，21-45岁为作官／作工期，45岁以后为养老期；再如交易无需货币，只需要去货栈持出入账簿预订货物，货物便被分送至各家等[2]。

1891-1892年，《万国公报》首次连载李提摩太翻译自《回顾》的中译小说《回头看纪略》，1894年，“广学会”又出版了《回头看纪略》的单行本，更名为“百年一觉”。[3]“回头看”自然是“looking backward”的直译，“纪略体”[4]则体现了李提摩太力图兼顾作品严肃性与可读性的努力：“西国诸儒因其书多叙养民新法，一如传体，故均喜阅而读之”[5]。这也符合原作者在写作《回顾》一书时的用心，即“作者根据教师所谈的经验，知道一般人都把学习当作一件苦差事，因而试图以传奇小说的体裁来撰写本书，以减少说教的性质”。但事实上，原书的可读性在翻译过程时大大降低了，因为译文只保留了原书28章的情节梗概（“今译是书，不能全叙，聊译大略如左”）。李提摩太大幅度削减人物的心理描写等文学性强的部分，多叙其“养民新法”，致力于挖掘其政治 、经济内涵。这虽是原书篇幅较长与期刊连载篇幅有限之境况下的无奈之举，但其翻译策略也体现了译者的选择和考虑，说明李提摩太看重的是作品作为政论的一面，尤其是它启发民智，促进变革的意义，而非致力于输入作品的审美价值。

此外，译文加重了“上帝”的分量，《回顾》中虽然也提到社会等级消失，但并非是从宗教角度来诠释的，而李提摩太身为传教士则做出了基督教方面的解读：“岂知上帝生人，本为一体，贫者富者，皆胞与也”。最后一章中，在梦境中又回到1887年的伟斯特醒来，为从前的自己感到羞愧，想要跪下来忏悔，原书中，他跪拜的对象是伊蒂丝·利特[6]；而译文中，悄然变成了“跪倒于上帝前认罪”[7]

第三个不同是李提摩太对西方概念“乌托邦”做的归化翻译和理解，对应为《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之世[8]。在序言部分，李提摩太写道“岂知上帝生人，本为一体，皆胞与也，何至富自高位置而于贫者，毫无顾惜，岂所谓大同之世哉”。在第19章中，理叟（利特医生）向伟斯德（韦斯特）描述现今社会没有犯罪现象和刑狱之灾，伟斯德不禁感慨“若是，则真所谓大同之世也”。原著中并没有出现“乌托邦”一词，严格来说，2000年的波士顿也算不得乌有之乡，但它具有“乌托邦”的突出特点——理想性或者完美性，这一理想性具体地表现为公有制和人人平等，及由此造就的社会和谐。而中国古代大同社会的特点也是“天下为公”及“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李提摩太抓住了两个社会的相似性，这个理解是很恰切的。

二.李提摩太与康、梁等人的交往

前述提到，李提摩太是个十分活跃的政治活动家，积极致力于推动中国变法革新。自1891年他接任“广学会”[9]总督起，他与清廷政要与精英知识分子的交往愈深。在李提摩太的主持下，“广学会”先后出版了《自西徂东》、《泰西新史揽要》、《中东战纪本末》等传播西学之书。此外，李提摩太还经常在“广学会”的机关刊物《万国公报》[10]上发表时论。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李提摩太先后赴南京、北京会见张之洞、李鸿章、恭亲王、翁同龢等人，提出其改革良法，比如其“国际共管”策略。也就是在这期间，他第一次会见了康有为、梁启超两人。李提摩太的回忆录有如下记载，“1895年10月17日，我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他告诉我他信仰在我们出版物中所启示的上帝那父亲般的爱，以及不同民族间兄弟一样的情意。他希望在追求中国复兴的工作中与我们相互协作”、“在改革俱乐部的成员中，有一位年龄二十八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康有为最有才气的学生，他的名字叫梁启超。听说我需要一名秘书，他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服务。在我居北京期间，他一直协助我工作”[11]。此外，李提摩太还提到了维新派为了减少外部阻力，起初把他们“强学会”的机关刊物命名为“万国公报”，还从广学会的《万国公报》上面转载文章。

李提摩太与康梁二人的见面固然有明确的时间记载，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对为维新派的影响却远早于1895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回忆录中都将他们改革思想的起源回溯到某些西方书籍的影响，这些书籍是他们参加会试失败后在返回家乡途中获得的”[12]，“康有为很可能在漫长的考场生涯中开始熟悉传教士在考场分发的出版物。梁启超回忆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授课内容，“是一种宗教神话和科学知识的混合体”。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也反映了其“试图把儒教变成与基督教相类似的宗教……意欲通过使孔学基督教化使中国兴旺起来”。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广学会”的出版物有22本，其中《泰西新史揽要》（李提摩太译自麦肯齐《十九世纪史》）和《万国公报》被以双圈标识，另外五本以单星标识，这五本无一例外都是李提摩太的作品，包括他翻译的小说《百年一觉》。在这些西学书目中，梁启超对李提摩太的作品评价最高。

以上我们考证了李提摩太与康梁二人有确实的接触和交往，以及康梁二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阅读宗教小册子、“广学会”出版的报刊书籍等方式，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方来华传教士及其所传播西学的影响。更直接的证据是两人都提到过自己《百年一觉》的阅读经历。康有为说“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书，是大同影子”[13]，梁启超称此书“亦小说家言，悬揣地球百年以后之情形，中颇有与《礼运》大同之意相合者，可谓奇闻矣。”[14]。这就为两人的相关作品受到李提摩太《百年一觉》的影响提供了更坚实的证据。

三.《大同书》与《新中国未来记》

康有为《大同书》提出“九界”为造成人类痛苦的种种根源，只有破除“九界”[15]，大同社会的理想境界才能实现。其内容很明显受到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提到1885年他从事算学，即“以几何著作《人类公理》”，乃“手定大同之制”[16]，梁启超也提到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就撰写《公理通》和《大同书》。但迟至1901-1902年康有为才写成《大同书》的初稿，这期间《大同书》的内容势必经历了许多重大的调整和修改。梁启超在《清朝学术概论》中提到，“有为以 《春秋》 ‘三世’ 之义说《礼运》，谓 ‘升平世’ 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17]，他只提到了《大同书》成书所依托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三世”与“大同”，但忽略了西方思想资源的影响。考虑《大同书》的成书时间，以及《百年一觉》的发表时间，我们有理由假设《百年一觉》所传达的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是《大同书》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康有为《大同书》的创作直接受到李提摩太《百年一觉》的影响。两书在细节方面的相似也可为我们的假设提供佐证。《百年一觉》第22章，理叟和伟斯德的对话提到前世之法的弊端，其中有各家生意彼此不相通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及商家彼此相欺所造成的恶性竞争等。而第10章里描绘的2000年之理想场景即是有一大货栈，各家按需下单，货物分发至个人家。在《大同书·庚部（去产界公生业）》中，有“木材果实，畜牧渔鱼，销售与否，多寡孰宜，无从周知，无从预算，于是少则见乏而失时，多则暴殄天物而劳于无用” 、“及其同业之争，则互相倾轧……或设陷阱，机诈百生”等语，颇合《百年一觉》中前世之法之弊。此外，康有为所设想的解决方案也与《百年一觉》中出奇地相似，也是设一大商店，通过电话订货和发货，不需货币。

康有为的《大同书》严格来说还不能被归为文学作品，但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可以说是中国作家所作的最早的政治小说和乌托邦小说了。该书创作于1902年，一共五回，没有完成。其时间设定是60年后（1962年），纪念维新运动成功暨新中国成立50年之际，孔觉民博士在上海博览会上演说《中国近六十年史》。在演说时，则采取了倒叙的策略，从60年前仁人志士对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探索和奋斗说起， 小说的主体部分则是黄克强（后成为新中国第一届总统）和其同门李去病，分别代表“改革派”和“革命派”进行争论[18]。《新中国未来记》中并没有很直接和明显的痕迹，证明它受到《百年一觉》的影响，但考虑此书第一次以前瞻性的眼光描摹未来理想社会，和它在小说题材方面的开拓性意义，以及梁启超几乎同时提出的“小说界革命”的主张，我们不能不考虑李提摩太等传教士作品的影响。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绪言》部分提到此书“......似说部非说部，似榷史非榷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 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 、章程 、演说 、论文等……”[19]。他意识到了自己所创作的“小说”承载了更为严肃的题材，不同于传统中国小说以消闲功能或者审美价值为主，也意识到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文类，以至于“不知成何种文体”。大而言之，传教士自进入中国以来的一系列翻译和创作活动，从早期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理雅各（James Legge，1815年－1897年）等人借助小说从事福音的传播，到后期李提摩太等人借助小说鼓吹变法革新，提出“养民新法”，都启发了梁启超对于“小说”的重新理解和关注，使他倡导“新小说”以培育“新国民”，同时自己身体力行，开始创作《新中国未来记》等政治小说。自梁启超以后，中国在20世纪初兴起了政治小说的热潮，其中有很多描摹未来理想社会，启发民智，呼唤改革的作品都能上溯到李提摩太《百年一觉》的影响，比如“吴汝澄的《痴人说梦》（1904）、李伯元的《冰山雪海》（1906）、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等”[20]。

注释

[1]关于李提摩太的生平，参考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第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315-356.

[2]关于《回顾》原著的内容及语句，均引自汉译本爱德华·贝拉米著．林天斗 张自谋译.回顾．第1版．北京：商务出版社，1863年10月.

[3]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第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146-158.

[4]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首创“纪略体”，著有《约瑟纪略》和《亚伯拉罕纪略》，融合中国的“史传传统”与“章回小说”的形式特点。

[5]爱德华·贝拉米著．李提摩太译．百年一觉．上海：上海美华书馆藏版. 李提摩太译文均出自本书

[6]“When at length I raised my bowed head and looked forth from the window, Edith, fresh as the morning, had come into the garden and was gathering flowers. I hastened to descend to her. Kneeling before her, with my face in the dust, I confessed with tears how little was my worth to breathe the air of this golden century, and how infinitely less to wear upon my breast its consummate flower. Fortunate is he who, with a case so desperate as mine, finds a judge so merciful”.上述引文出自Edward Bellamy．Looking Backward:2000-1887．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7]从前一些苦况已过 , 贫民现已均富矣 。想至此 , 乃跪而感谢上主成全此 救世大事。 ......论理自己原不配住此好世界,于是又跪倒于上帝前认罪, ......祷毕立起,见仪狄采花而来。......仪狄曰:上帝是最慈悲者，既已悔过前罪，谅必赦也 。于是伟斯德始心安 。

[8]《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9]原名“同文书会”，传教士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1887年由韦廉臣创立

[10]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

[11]李提摩太著．李宪堂 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234-235.

[12]以下所引，均出自陈启云著．宋鸥译．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传教士对于维新派影响的个案分析．史学集刊，2006年，4：79-96.

[13]康有为著．吴熙钊 邓中好校点.康南海先生口说．第1版．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31.

[14]转引自陈欢.《百年一觉》与晚清政治小说的建立．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14(2)： 引81-83．

[15] “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大同书》内容引自康有为著.邝柏林选注.大同书．第1版．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272-293.

[16]康有为著.邝柏林选注.大同书．第1版．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3.

[1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80.

[18]陆士谔 梁启超著.新中国．第1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3月，101-179.

[19]同上.

[20]刘树森．李提摩太与《回头看纪略》——中译美国小说的起源．美国研究，1999，1： 122-138．

参考文献

[1]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第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315-356.

[2]爱德华·贝拉米著．林天斗 张自谋译.回顾．第1版．北京：商务出版社，1863年10月.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1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409-413.

[4]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第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146-158.

[5]爱德华·贝拉米著．李提摩太译．百年一觉．上海：上海美华书馆藏版.

[6]Edward Bellamy．Looking Backward:2000-1887．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7]李提摩太著．李宪堂 侯林莉译.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第1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234-235.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80.

[9]康有为著.邝柏林选注.大同书．第1版．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272-293.

[10]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第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146-158.

[11]陆士谔 梁启超著.新中国．第1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3月，101-179.

[12]陈启云著．宋鸥译．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传教士对于维新派影响的个案分析．史学集刊，2006年，4：79-96．

[13]陈欢.《百年一觉》与晚清政治小说的建立．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14(2)：81-83．

[14]刘树森．李提摩太与《回头看纪略》——中译美国小说的起源．美国研究，1999，1： 122-138．

[15]康有为著．吴熙钊 邓中好校点.康南海先生口说．第1版．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