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opian and distopian literature

Bai Runyuan 白润元: Utopian and distopian literature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文学研究

对乌托邦一词的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可以有很多切入的角度，本文从比较词义学和意义阐释的角度对乌托邦文学进行研究。

乌托邦，从词源的角度来讲是一个非汉语原生词汇，而是在清末民初被翻译介绍传入中国的一个外来词汇。因此，对乌托邦进行比较文学的研究，首先应当比较其原意和在汉语语境中的意义的延展和交叉。

一、对乌托邦一词的比较语义学研究

比较语义学，更为准确的称谓或许应是“比较词义学”。因为它是对构成语句的最小、最基本单位的“词”的研究，特别是对那些形成了概念乃至范畴的“词”的研究。[1]

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比较语义学”是在跨语言、跨文化的范围与视野中，对同一个概念范畴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学交流中的生成与演变，进行纵向的梳理与横向的比较，以便对它的起源、形成、运用、演变的历史过程做追根溯源的考古学的研究，描述其内涵的确立过程，寻求其外延的延伸疆界，分析某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发展变化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从丰富的语料归纳、分析与比较中，呈现出、构建出相关概念范畴的跨文化生成演变的规律。应该在比较文学中提倡“比较语义学”方法。

乌托邦，是对英语中utopia的翻译，utopia亦是对古希腊语中 Ουτ οπία 的翻译，因此可知乌托邦一词的根源来源于古希腊语的Ουτοπία。Ουτοπία是一个合成词吗，可以拆解为οὐ ‎(ou, “not, no”) + τόπος ‎(tópos, “place, region”). 通过对词源的拆分，可以看出，Ουτοπία的本意是那些不可能出现的理想社会和事物。

中文对utopia的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乌托邦”一词，最早出现在１８９８年 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著名翻译家严复用文言文翻译出版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的《天演论》上卷,该书总计１８篇导言，其中的第８篇导言的标题就是“乌托邦”。

“以寓言民主之制，郅治之隆。乌托邦，岛国名，犹言无此国矣。故后人言有甚高之论，而不可施行，难以企至者，皆曰此乌托邦制也”。[2]

其实，《天演论》的论述并没有使用 “乌托邦”一词，书中讲到古今“众善皆备、富强平等的理想国家治理图案”时，原文采用的是“地上乐土，真实的伊甸园” （an earthly paradise, a true garden of Eden）这一描述，严复把它改译为 “乌托邦”。

乌托邦并不是当时中国对utopia的唯一翻译方法，同时还流行用“华严界”这一译法。1902年梁启超以新小说报社的名义，为即将创刊的晚清小说期刊 《新小说》发表介绍性文章时提到：“英国德麻摩里著《华严界》”[3]，这一译法显然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响，华严界本是源于我国唐朝形成的佛教派别华严宗所信奉的《华严经》——“华严二字为喻此佛者，因位之万行如华，以此华庄严果地，故曰华严。”[4]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音译版本，如闽学会1903年出版大原祥一著、高种译的 《社会问题》，书中谈到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著作时认为：“睦喀之《优特悲亚》等，想象一至美之境，不知是一理想而已。凡理想之无可希望，不能实行于今日者，直为空想。”

由此可见，在utopia最初被翻译为汉语的时候，存在音译和意译各种版本，音译如优特悲亚，意译以乌托邦和华严界为代表。对比三种译法，乌托邦显然是最优的译法。

首先， 乌托邦与直接音译的方法相比，仍然保留了一部分原词的发音特点，同时赋予了汉语译词实际的含义而不是令读者费解的直接音译，如优特悲亚。

与其他意译版本相比，华严界是对utopia进行了归化的处理，更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但是华严界这一译法又是对佛教话语系统的借鉴，在另一层面上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同时赋予了原词没有的宗教的色彩，因此并不是成功的翻译。

乌托邦作为在长期接受中被最终选择的译法，其优点如下：

首先，乌托邦在发音上保留了英文utopia的部分发音

其次，在内涵上，“乌”意为乌有，在汉语中为哪有。早在汉代《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就有了指假设的、不存在的、不真实的意义；“托”意为寄托；“邦”则是城邦地方的意义。合在一起，乌托邦即有假设的不存在的寄托的地方，与古希腊语中οὐ ‎(ou, “not, no”) + τόπος ‎(tópos, “place, region”). 通过对词源的拆分，可以看出，Ουτοπία的本意是那些不可能出现的理想社会和事物的本意极大的契合。

因此，乌托邦作为一个外来译词称得上是翻译的成功典范。

二、反乌托邦文学的新面貌

乌托邦文学是一种总带着政治意味的文学形态，一方面，自英国作家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托马斯·摩尔写下《乌托邦》，近代乌托邦文学诞生，乌托邦文学与空想社会主义运动相伴而生，人们在谈及乌托邦文学的时候也常常会将其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政治范畴进行指涉和讨论。另一方面，乌托邦文学的内容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作家不可避免的带入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对现在的政治环境的反应。因此，乌托邦文学自诞生以来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20世纪以来，乌托邦小说式微，反乌托邦小说异军托起。乌托邦及反乌托邦小说都是最经典意义上用故事来表达某些政治意味与主张的文学作品。作者往往对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一种基于现实世界的夸张）进行详细且参杂褒奖或者贬低描写，以达到对现实世界进行改造与启蒙的目的（反乌托邦则是警示）。

由于乌托邦小说最初就是与社会主义紧密联系的，因此上世纪苏联的解体也就催生了一大批反乌托邦文学，如极左社会政治寓言《1984》，反苏经典文献《我们》。

在现代，由于冷战的结束，世界总体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发展时代，意识形态的对立退居幕后，人们更多的开始反思消费时代和在新的生存环境下人的处境。因此反乌托邦文学从意识形态领域扩展到更多的领域如，科幻型幻想乌托邦《美丽新世界》，权利与自由文化斗争《华氏451》，核后废墟文化《蝶蛹》。

反乌托邦文学的这一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对奥威尔的小说和赫胥黎《美丽新世界》的对比中窥见一二。

《娱乐至死》的序言中，作者对这一变化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5]”

显然，进入新世纪，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早期乌托邦文学中所设想的物质文明的极度发展似乎已经实现，但更多的问题开始暴露，反乌托邦文学从意识形态批判的狭隘范畴中走出，开始更多的关注人的生存危机，科幻型幻想乌托邦《美丽新世界》，权利与自由文化斗争《华氏451》，核后废墟文化《蝶蛹》，对宗教和女性地位的反乌托邦文学《使女的故事》……反乌托邦文学的领域早已脱离简单意识形态批评，而是对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进行多面的思考。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新时代的反乌托邦文学展现出全新的面貌：

它一方面依然沿用乌托邦小说的传统创作手法，构想一个虚构的国度，运用极端和夸张的手法描写人在某种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新时达的反乌托邦文学已经脱离了单纯的意识形态批评的视角，而是更多的靠近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下的现代派文学，更多的表现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危机和物质社会环境对人的异化现象的思考，带有更广阔的文化社会批评视角和更本质的哲学思考。因此，新时达的反乌托邦文学得以延续发展并且对更广的人群和社会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

随着反乌托邦文学的新的发展，文学界在研究反乌托邦文学时将可以采取更广阔的文化批评视角，结合存在主义哲学等影响下现代派文学研究的经验，对反乌托邦文学的思想内涵和文学价值进行新的发掘。

注释

[1] 《坐而论道:王向远教授讲比较文学与翻译文学》2014版。

[2] 亚当·斯密《原富》上册，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87页。

[3]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 《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 “广告”，第４页。

[4] 舒新城等主编：《辞海（合订本）》，上海：中华书局，1947年，第1145页。

[5]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