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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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早期相遇——旅行家、商人与关于中国的最初报告

一、引言：学科诞生之前

早在1814年12月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设立第一个汉学教席之前，欧洲人积累关于中国的知识已逾两千年之久。这些知识是零碎的，往往充满幻想，经过多重中介的过滤——中亚游牧民、阿拉伯商人、波斯贸易者、拜占庭编年史家。然而，这些知识并非微不足道。当让-皮埃尔·阿贝尔-雷缪萨（Jean-Pierre Abel-Remusat）在巴黎开创中国语言与文明的学术研究时，欧洲已经拥有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著述：希腊地理学论著、罗马博物志、中世纪旅行叙事、耶稣会民族志、启蒙时代哲学论文，以及丰富的中国风（chinoiserie）视觉文化。任何一部汉学史的第一章都必须始于学科本身之前——即那漫长的文化接触前史，正是这些世纪的文化交流使这门学科既成为可能，又成为必要。

中国与欧洲分处亚欧大陆的两端，被看似无尽的沙漠和巍峨的山脉所隔开。在古代，这两大文明极点之间唯一的联系由中亚腹地的游牧民族维系。口头传说和旅行者的叙述，代代相传，构成了西方对中国最早的认知——半是神话，半是传闻。然而，即使是这种模糊的认知也产生了后果。它塑造了欧洲人的地理想象，刺激了贸易与外交，并创造了一系列意象——赛里斯人（Seres）是正义和平的民族，契丹（Cathay）是取之不尽的财富之地——这些意象将持续数百年，并深刻影响欧洲人在真正认真研究中国文明时的方式。

以下内容追溯了从最早的希腊人提及"赛里斯人"到以马可·波罗（Marco Polo）为顶峰的中世纪旅行报告、葡萄牙人开辟直接海上通道、产生了第一批系统性欧洲学术成果的耶稣会传教活动，以及启蒙时代对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参与这一漫长弧线。本章以反向运动作结——从黑格尔（Hegel）开始欧洲思想中对中国的转向——以及这些早期相遇如何为汉学作为学术学科奠定基础的问题。

二、古代：赛里斯人与秦人

欧洲人对中国最早的认知以丝绸为媒介。希腊人知道一个遥远的东方民族，他们称之为"赛里斯人"（Seres），这个名称几乎可以确定源自中文的"丝"字。约公元前400年写作的希腊医师克尼多斯的克特西亚斯（Ctesias of Cnidus）通常被认为是最早使用"赛里斯人"一词指称中国人的希腊作者，尽管他的叙述嵌入在一个更广泛且大部分为虚构的东方描述中。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其《历史》（公元前五世纪）中记载，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希腊人的知识就沿着一条贸易路线延伸，从黑海东北角，穿过伏尔加盆地，越过乌拉尔山脉，到达额尔齐斯河与阿尔泰-天山山脉之间的地区。这是否构成对中国的真正认知，至今仍有争议。法国东方学家乔治·塞代斯（George Coedes）认为，"希罗多德的知识不可能延伸到如此遥远的地方"。然而，连接地中海世界与东亚的远程陆路贸易网络的存在已为考古证据所充分证实，丝绸最终来源的模糊报告在公元前五世纪传到希腊人耳中并非不可能。

希腊人对赛里斯人的信念，与其说揭示了关于中国的信息，不如说揭示了希腊人对东方的想象。公元一世纪写作的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其《博物志》中提供了如下记述：

在那里遇到的第一个民族是赛里斯人，以其森林中出产的毛著称。他们将水洒在树叶上，洗去白色绒毛，然后他们的妻子完成纺纱和织布的双重任务。

换言之，丝绸被想象为一种从树上收获的植物毛——对于从未见过蚕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误解。在普林尼之后一个多世纪，希腊作家保萨尼亚斯（Pausanias）在其《希腊志》中提供了更准确的记述。他正确地将丝绸的来源确定为一种虫：

赛里斯人用丝线制作绸缎，这种丝线不是来自任何植物，而是来自另一个来源……在他们的国家有一种生物，希腊人称之为"赛尔"……它有八只脚，像蜘蛛……赛里斯人饲养这些生物四年，喂它们小米；到第五年，他们给它们绿色芦苇，这是这些生物喜欢的食物。它们只活五年；当它们吃太多芦苇时，就会膨胀爆裂，在里面就能发现丝绸。

虽然仍然充满错误，但保萨尼亚斯的记述代表了真正的认知进步。中国学者张星烺认为，"赛尔"（Ser）一词可能源自"蚕"字在浙江方言中的发音；加上希腊语和拉丁语后缀，就变成了"Seres"，最终成为拉丁语"Sericum"，即英语"silk"一词的前身。

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赛里斯人长什么样？普林尼描述他们"身体比普通人高大，红发蓝眼，声音粗犷"——这一描述显然与实际的中国人毫无关系，可能反映了与中亚中介民族的混淆。罗马作家卢奇安（Lucian）声称赛里斯人能活到非凡的高龄，"长达三百岁"，这得益于他们不断饮用冷水的习惯。

比这些外貌描写更有趣的是赋予赛里斯人的道德品质。早在公元一世纪，庞波尼乌斯·梅拉（Pomponius Mela）就将他们描述为"一个充满正义的民族，以其独特的贸易方式著称：他们将货物放在偏远的地方，买家只在卖家不在时才来取货"。公元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初的作家巴尔代萨内斯（Bardesanes）提供了更为理想化的描绘：

在赛里斯人中，法律严格禁止杀人、卖淫、盗窃和偶像崇拜。在这个广阔的国家，既看不到庙宇，也看不到妓女或通奸的妇女，既没有四处游荡的盗贼，也没有杀人犯或谋杀的受害者。

这种将赛里斯人视为正义、和平、道德高尚之民族的形象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四世纪罗马历史学家阿米安努斯·马尔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重复了这一形象："赛里斯人生活在和平之中，没有武器，没有战争。他们天性安静沉默，不打扰邻居。那里气候温和，空气清新，天空很少被雾遮蔽。有许多森林，穿行其中看不到天空。"

英国学者亨利·尤尔（Henry Yule）如此概括古代记述："赛里斯人的国土面积辽阔，人口众多，东至大洋和已知世界的边缘，西至几乎到伊莫斯山脉和巴克特里亚的边界。赛里斯人是文明的民族，性情温和，正直纯朴，不愿与邻居发生冲突，甚至厌恶与他人的亲密接触，但愿意出售其产品，其中以丝绸为最重要，此外还有丝织品、羊毛和优质的铁。"

罗马时期在具体知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六世纪拜占庭作家科斯马斯·印第科普勒斯忒斯（Cosmas Indicopleustes）在其《基督教地形学》中提供了对中国地理位置相当准确的记述：

我可以提到，产丝之国位于印度诸地的最偏远部分……这个国家被称为秦尼扎（Tzinitza），其左侧被大海环绕……从海路到秦尼扎，必须穿越整个印度洋，距离非常遥远。因此，那些从秦尼扎经陆路到波斯的人大大缩短了他们的旅程。

英国学者尤尔指出，科斯马斯"以真实的事实来谈论中国，没有将其描绘为一个半神秘的国度"。

也许罗马时代关于中国最令人瞩目的记述来自拜占庭历史学家塞奥菲拉克特·西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七世纪初）。塞奥菲拉克特利用突厥资料，描述了一个他称之为"桃花石"（Taugas）的民族（源自中文"大魏"，指北魏王朝）。他记载桃花石的统治者被称为"太三"（Taisan）——显然是中文"天子"的音译——并描述了一场被一条大河隔开的"黑衣国"与"红衣国"之间的战争。中国学者张星烺将这条河流认定为长江，将这场冲突认定为隋文帝于公元589年统一中国：北方的隋朝崇尚黑色，而南方的陈朝崇尚红色。塞奥菲拉克特还提到桃花石人在旧都附近修建了一座新城，张星烺将其认定为隋朝在古都长安——中亚和西亚文献中称为"昆丹"（Khumdan）——附近修建新都。

正如张星烺所论证的，这是"西方历史上关于中国知识的第一条真正具体的记录，而且可以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得到印证"。西方汉学家随后证实了他的分析。自塞奥菲拉克特起，欧洲对中国那模糊而充满神话色彩的认知开始缓慢地向历史现实转变。

亚历山大地理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约100–170年）在其《地理学》中给古代的双重命名体系以最系统的表达。托勒密区分了"赛里卡"（Serice，赛里斯人之地，经中亚陆路可达）和"秦奈"（Sinae，经印度洋和东南亚海路可达）。虽然托勒密没有意识到两个名称指的是同一个国家，但他的区分反映了真实的地理知识：确实存在两条连接罗马世界与中国的路线，一条经中亚的陆路，一条经印度洋的海路。拉丁语"Sina"一词，大多数欧洲语言中"中国"一词的前身，似乎源自"秦"——这个于公元前221–206年首次统一中国的王朝，其名称通过波斯和阿拉伯中介成为西方对该国的标准称谓。因此，古代中国的两个名称——"赛里斯"（源自丝绸）和"秦奈/秦"（源自秦朝）——反映了两条不同的传播路径和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相遇的两个不同侧面。

托勒密的《地理学》于十五世纪在欧洲被重新发现，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地理想象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将"赛里卡"和"秦奈"置于已知世界的东端，激发了欧洲人对那之外是什么的好奇心，并促成了大航海时代的兴起。

三、中世纪旅行家：从传说到见证

十三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改变了欧洲与东亚之间的关系。1206年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时，一个进程开始了，这个进程将在数十年内将亚欧大陆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政治权威之下，其程度前所未有，后亦无匹。蒙古征服虽然对其路径上的民族而言是可怕的，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连通条件。维持蒙古通讯的广大驿站（站赤）网络使得人们可以如时人所述，头顶一盘金子从地球的东端走到西端而完全安全。"正是在蒙古时代，中国才第一次真正为欧洲所知"，如尤尔所言。

第一个留下关于蒙古世界大量书面记录的欧洲人是柏朗嘉宾（Giovanni di Pian del Carpine），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在蒙古人蹂躏东欧之后，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于1245年派遣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宫廷，希望探明蒙古人的军事意图并谈判和平。经过艰苦的旅程，柏朗嘉宾到达蒙古首都哈拉和林（Karakorum），见证了贵由大汗（Guyuk）的即位。他于1247年返回里昂，带回了大汗致教皇的信函。

柏朗嘉宾的《蒙古史》（Historia Mongalorum）是第一部关于蒙古人的欧洲著作，学者们评价其"在引介东方和中国方面的可靠性和清晰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出其右"。两个特征使它有别于先前的记述。首先，它建立在直接观察的基础上：柏朗嘉宾在蒙古帝国生活了三年多，他所记录的大部分内容要么是亲眼所见，要么是由其他在蒙古人中生活多年的欧洲人（乌克兰人、法国人）向他报告的。这标志着与此前欧洲关于东方记述所依赖的口头传递传统的根本决裂。其次，柏朗嘉宾展现了令人钦佩的公正性。虽然是方济各会修士，"他没有以传教士的精神来呈现蒙古人"；他"没有用膨胀的教义评论来负担读者"，而且他"对当地人美德和缺点的评价是客观的，对其社会道德准则的评估是审慎和克制的"。

柏朗嘉宾对"契丹"——当时欧洲对中国的称呼——的描述包括这样的观察：契丹人"是异教徒，拥有自己特殊的文字，似乎既有《新约》也有《旧约》……他们是一个举止文雅、几乎仁慈的民族。他们不蓄胡须，面貌与蒙古人很相似，但没有那么宽。"他还指出"世界上没有比他们更能干的工匠"，而且"他们的国家盛产小麦、酒、黄金、丝绸以及人类生活的一切必需品"。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认为柏朗嘉宾对契丹人的描述是"欧洲人做出的第一个"，并指出"他也是第一个介绍中国语言和文学的人"，尽管提及寺庙和僧侣说明他描述的是中国佛教文本。

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em van Rubroeck），一位佛兰德方济各会修士，代表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IX）出使蒙古宫廷。他于1253年5月7日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到达蒙哥大汗（Mongke）处，1255年8月15日返回巴黎。他的《东方行纪》（Itinerarium ad partes orientales）在多个重要方面扩展了欧洲对蒙古和中国的认知。

鲁布鲁克最具深远意义的发现是他将"契丹"与古代"赛里斯人"等同："伟大的契丹，我相信其人民就是古代的赛里斯人。他们生产最精美的丝绸（人们称之为'丝'）。"学者们认为这是欧洲理解亚洲的一个里程碑。鲁布鲁克"是第一个相当准确地确认了古代地理学中'赛里斯人'与中国人之间关系的欧洲人——即一个国家及其人民"；"他重新接续了已经中断的西方中国形象传统"。

鲁布鲁克还引介了此前无欧洲人报告过的中国文明的若干方面：中医（"他们的医生对草药的性质非常了解，善于通过切脉来诊断；他们不使用利尿剂，也不检查尿液"）、中国佛教（"偶像崇拜的僧侣都穿着宽大的红色袍子"）、纸币（"契丹的货币是纸，长宽各一掌，上面印有几行文字"）和雕版印刷（"他们用毛笔书写，像画家作画一样；他们将多个字符组合成一个形状，构成一个完整的词"）。

鲁布鲁克本人并未到访中国，但当时许多来自中国北方的人生活在哈拉和林，他的信息可能来源于此。

没有任何中世纪旅行记录可与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世界描述》（Divisament dou Monde，又称《百万》Il Milione）的影响力相比。马可·波罗，威尼斯商人尼科洛·波罗（Niccolo Polo）之子，1271年十五岁时随父亲和叔叔前往中国。他们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汗的宫廷，在中国留居十七年。马可受到大汗的赏识，担任各种行政和外交职务。波罗一家于1291–1295年间返回欧洲，从泉州（刺桐）乘船经东南亚和印度洋回国。1298年，在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一场海战后被囚于热那亚，马可将其游记口述给比萨作家鲁斯蒂切洛（Rustichello da Pisa）。

该书是一部即时的轰动之作。被翻译和抄写成众多欧洲语言，被时人称为"世界的一大奇迹"。马可·波罗于1324年去世；他的书却流传了数百年。

《世界描述》包含四卷共229章，涉及一百多个国家和城市。其对元代中国的描述详尽空前。马可描述了元朝的政治斗争——乃颜之叛、阿合马事件——这些记述可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得到印证。他解释了蒙古的十、百、千、万户（明安）军事组织。他描述了十二个行省（行省），精密的驿站（站）系统，"设有一万多个驿站、二十多万匹马和一万多座装饰华丽的驿馆"，以及大运河运输系统。他详细记述了纸币制度、大汗的宫殿（"墙壁和房间都覆盖着金银，装饰着龙、兽、鸟、骑士和其他图案"）、皇家猎苑和年度庆典。

马可的记述不限于宫廷。他描述了众多中国城市——杭州、苏州、福州、泉州、西安、成都、扬州、南京等——提供了远远超越元朝本身的中国文明的全景式概览。他描述了中国的丧葬习俗、十二生肖、饮食文化、丝绸贸易以及大城市非凡的商业活力。关于杭州，他写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一万二千座桥"，人口和财富远远超过欧洲的任何地方。

西方学术界主流长期以来认为马可·波罗的记述基本可靠，尽管承认存在夸张和错误。中国学者杨志玖指出，"马可·波罗的书记录了大量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人物和风俗的材料，其中绝大部分可以在中国文献中得到验证"。早在1941年，杨志玖就发现了直接印证马可·波罗叙事中具体细节的中国文献证据——这一发现被学者向达誉为"《游记》真实性的可靠证据"。

怀疑论者曾不时质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指出他未能提及长城、茶叶、缠足或中国文字。然而，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仍然站在马可·波罗一边。正如杨志玖所总结的："他是第一个横穿整个亚洲大陆并做出详细记录的人。关于中国的内地和边疆，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社会、宗教和商业状况，他无所不录。虽然他的文风朴实，但记述生动有趣。在他之前和之后，没有任何其他著作在广度和范围上可与之匹敌。"

《世界描述》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地理知识的领域。它必须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当时正处于萌芽阶段——的背景下理解。马可·波罗的书将欧洲的世界观扩展到地中海的疆界之外，打破了一位学者所称的"欧洲即世界的神话"，将"一个血肉之躯的中国呈现在欧洲人面前，令他们惊叹得不敢相信"。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欧洲制图史上的里程碑——本质上是马可·波罗地理学的制图呈现。

该书也激发了世俗的欲望。契丹的富庶、其女性的美丽、东方的异国风俗——所有这些"成为一种新的意大利梦想生活的象征，一个世俗憧憬的理想王国"。最重要的是，《世界描述》帮助激发了大航海时代。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是其最热心的读者之一；他的批注本保存在塞维利亚的科伦比纳图书馆（Biblioteca Colombina）。哥伦布1492年向西航行寻找契丹，携带着西班牙国王致大汗的介绍信。当他到达加勒比海时，他相信自己发现了亚洲海岸。"这一信念在哥伦布去世二十多年后才消失。"

佛罗伦萨地理学家保罗·达尔·波佐·托斯卡内利（Paolo dal Pozzo Toscanelli），马可·波罗的另一位崇拜者，曾画了一幅地图，暗示里斯本和刺桐港之间仅相距2550海里。在致哥伦布的信中，他用直接借自马可·波罗的热情洋溢的文字描述契丹的财富："那个地方的贸易如此之大，整个世界其余地方的贸易都无法与刺桐这一个大港的贸易相提并论。"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利（John Raleigh）所写："寻找契丹确实是那首冒险长诗的主题，是几个世纪航海事业的意志和灵魂。"

1603年，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Bento de Goes）最终证明"契丹"和"中国"是同一个地方。他的墓志铭写道："寻找契丹，他找到了天堂。"对于哥伦布，或许可以这样说："寻找契丹，他发现了美洲。"

在鲁布鲁克与马可·波罗之间以及其后的数十年中，又有许多欧洲人前往蒙古帝国和中国本土。他们的记述虽然单独来看不如马可·波罗的有影响力，但总体上改变了欧洲对东方的认知。

若望·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1294–1328），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是第一位到达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携带教皇尼古拉四世（Nicholas IV）致元朝皇帝的书信，他于1294年到达大都（北京）。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建造了教堂，为数千人施洗，实际上在中国创建了天主教会。他给欧洲的三封信构成了关于元代中国的真实文献证据。

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1318–1328），另一位方济各会修士，在中国南方广泛旅行了六年，访问了广州、泉州、福州、杭州、扬州和南京。他对中国城市的描述是当时欧洲人所做的地理范围最广的。关于杭州，他写道："我来到了杭州城，其名意为'天城'。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周长为一百英里……有一万二千座桥。"他描述了广州的商业繁荣（"整个意大利也没有这么多船只"）、中国菜肴、佛教寺院、西藏天葬和富裕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

若望·马里尼奥利（Giovanni de' Marignolli，1342–1353），同样是方济各会修士，于1342年作为教皇使节到达大都，受到元朝末代皇帝妥欢帖睦尔的隆重接待。他代表教皇向皇帝献上一匹马，这一事件在《元诗选集》中激发了五首关于"天马"的诗赋。他的记述被收入一部波希米亚史，1820年被译成德文。

阿拉伯和波斯旅行家也撰写了关于中国的重要记述。伟大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于1340年代访问了中国，阿拉伯地理和商业文献包含了关于中国港口、贸易商品和风俗的大量信息。然而，这些阿拉伯语记述中的大部分直到十八或十九世纪才被翻译成欧洲语言，因此它们在近代之前对欧洲中国形象的影响是间接的，通过作为东西方中介的更广泛的伊斯兰地理传统加以传递。

四、葡萄牙人的开路（15–16世纪）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奥斯曼帝国对东地中海贸易路线的巩固控制，使寻找通往亚洲的替代海路变得更加紧迫。葡萄牙位于欧洲的大西洋边缘，走在了前列。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到达卡利卡特（Calicut），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海路；不到二十年，葡萄牙船只便到达了中国海岸。

1513年，若热·阿尔瓦雷斯（Jorge Alvares）成为第一个到达中国南部海岸的葡萄牙人。1517年，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作为第一位正式的葡萄牙驻华大使到达广州（Canton），尽管他的使团以灾难告终——中国朝廷对外国人的意图持怀疑态度，拘押了其代表团。葡萄牙人在马六甲（1511年）建立据点，从那里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最终在1550年代在澳门获得了永久的立足点——当时明朝政府允许他们在该半岛建立贸易居留地，以换取其协助镇压海盗。

澳门在随后三个世纪将成为欧洲与中国之间的重要门户——传教士由此进入中国，中国商品由此流向欧洲，关于中国的欧洲知识由此被过滤和传递。耶稣会赴华传教活动正是从澳门展开的，一些最早的欧洲语言中国出版物也是在澳门产生的。葡萄牙人的存在还建立了欧洲人与中国人之间第一次直接、持续的接触，创造了一个由口译员、商人和文化中介人组成的群体，他们在知识传播中的角色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应有的学术关注。

西班牙从1560年代起对菲律宾的殖民在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创造了第二个重要的接触点。马尼拉的唐人街（涧内，Parian）成为中国以外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马尼拉大帆船贸易（1565–1815）将中国、菲律宾、墨西哥和西班牙连接在一个全球贸易网络中。在1593年至1607年间，西班牙多明我会在马尼拉经营一家印刷厂，出版了四本中文基督教信仰著作——这是中国以外最早的中文印刷品之一。虽然在汉学史上不如耶稣会士那么有名，西班牙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修士在马尼拉对欧洲了解中国语言和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欧洲读者提供中国全面描述的第一次尝试，是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大中华帝国最著名事物、仪式和风俗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门多萨本人从未到过中国，他根据葡萄牙、西班牙和传教士的资料编纂了自己的著述。该书被广泛阅读并翻译成众多欧洲语言。学者们评价道："这些记述以极大的生动性和准确性描述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特征。其中一些特征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不朽的本质，而另一些则是那个世纪所特有的——晚明鼎盛期和开始衰落的时期。门多萨的著作触及了古代中国生活的实质；其出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在那个时代，一部关于中国及其制度的实用知识汇编开始供欧洲学术界使用。"

五、耶稣会传教活动作为前汉学

如果说中世纪旅行家为欧洲提供了关于中国的第一批目击者报告，那么十六至十八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则产生了关于中国语言、历史、哲学和文化的第一批系统性欧洲学术成果。耶稣会士在一个重要意义上是欧洲最早的汉学家。

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由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发起，他于1579年到达澳门开始学习中文；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3年到达广州，此后在中国度过余生，1610年在北京去世。利玛窦的天才在于后来学者所称的"适应策略"（accommodatio）：将基督教教义适应中国文化形式的政策，将基督教不是作为外来宗教来呈现，而是呈现为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思想——中最优秀元素相容的、甚至是其完成。这一策略要求耶稣会士深入研究中国语言和中国经典，而这种研究作为学术副产品产生了关于中国的大量知识。

利玛窦学习了古典中文，穿上儒生服饰，与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哲学对话。他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与学者官员徐光启合作），制作了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1602年），向中国读者介绍了世界地理的全貌，并以优雅的古典中文撰写了关于友谊（《交友论》，1595年）和道德哲学的论著。他的《天主实义》（1603年）试图通过哲学论证而非教条主义的断言来论证基督教与儒家的相容性。对于欧洲读者，利玛窦的日记和书信——由尼古拉·特里高（Nicolas Trigault）于1615年以《基督教远征中国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为名死后出版——提供了欧洲此前所获得的关于中国文明的最详尽、最深入的记述。

耶稣会传教活动的学术副产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非凡的。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华耶稣会士编纂了中拉和中葡词典、中文语法、中国历史和文学文本的翻译、中华帝国的详细地图、天文观测、植物和动物学描述，以及报告中国政治、社会、风俗和知识生活的大量通信。他们将欧洲数学、天文学和制图学引入中国宫廷，若干耶稣会士在那里担任官方天文学家和顾问——尤其是在清朝早期皇帝麾下的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作为回报，他们向欧洲传递了关于中国文明的空前丰富的信息。

耶稣会士在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是翻译和诠释中国经典。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是一个里程碑事件。由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和鲁日满（Francois de Rougemont）编纂，该书呈现了"四书"中三部的拉丁文翻译——《论语》、《中庸》和《大学》——以及一篇关于孔子的传记性文章和一份中国历史年表。它献给路易十四。

《中国哲学家孔子》使中国哲学第一次为欧洲知识分子所了解。孔子作为一位理性的道德哲学家——教导美德和善治而不诉诸启示或超自然权威——的形象，对那些在寻找欧洲神学传统替代方案的启蒙思想家来说极具吸引力。这本书对欧洲思想史的影响几乎无法估量。

约1720年，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cois Noel）甚至制作了一部《道德经》的拉丁文翻译，尽管这一版本与原文有很大偏差，将基督教三位一体神学读入了道家文本——这是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展示了早期欧洲介入中国思想时所面临的诠释学困难。

耶稣会描述中国之项目的顶峰是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1735年在巴黎以四卷本出版。杜赫德本人从未到过中国；他的著作是耶稣会报告、书信和研究的大规模汇编，编排成一部关于中国文明的百科全书。它涵盖了地理、历史、政治、宗教、风俗、语言、文学、科学、艺术和工艺。该书被翻译成英文、德文、荷兰文和俄文，成为整个十八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标准参考著作，深刻塑造了启蒙时代将中国视为有序、理性、治理良好的帝国的形象。

耶稣会在华事业最终因"中国礼仪之争"（Querelle des Rites）而受到破坏——这是天主教会内部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焦点是中国基督教皈依者能否继续实行祖先崇拜和尊孔仪式。遵循利玛窦适应策略的耶稣会士认为这些做法属于民间和社会性质，而非宗教性质，因此与基督教相容。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则持反对意见，声称这些仪式构成偶像崇拜。

这场争论从一场地方性的传教纠纷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对抗，牵涉教廷、法国和葡萄牙王室以及康熙皇帝本人。1704年和1715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裁定反对耶稣会的立场。康熙皇帝对他视为教皇干涉中国事务的行为感到愤怒，限制了中国的传教活动。争论一直持续到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世最终谴责了中国礼仪，实际上终结了耶稣会的适应策略。1773年，耶稣会本身被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解散。

礼仪之争对汉学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欧洲产生了大量论战文献，其中许多包含了对中国宗教、哲学和仪式实践的详细讨论。它也表明了传教士研究中国方式的局限性：耶稣会士对中国文明的理想化描绘始终与其传教目的存在张力。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耶稣会士的方法仍然是民族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因为他们通过将中国描绘为一个看似理想的、适合传教工作的国家，助长了对中国的主观看法。"

然而，耶稣会士对欧洲了解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是第一批真正掌握古典中文的欧洲人。他们编纂了第一批中-欧语言词典和语法。他们将中国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将欧洲哲学和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他们以空前的精确度绘制了中国地图。他们的书信和报告构成了十九世纪之前欧洲对中国文明第一手观察的最丰富文献。尽管其视角存在种种局限，耶稣会士奠定了学术汉学后来赖以建立的基本基础。

六、中国风与反面形象

耶稣会的报告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达到顶峰。对启蒙时代的哲学家而言，中国代表着一种非凡的存在：一个伟大的文明，古老、稳定、繁荣，不是由声称神圣权利的祭司和国王统治，而是由通过竞争考试选拔、以理性世俗道德哲学为指导的精英官僚体制治理。在欧洲思想家寻求将政治和伦理从教会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时代，中国似乎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证明：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可以在没有基督教——甚至没有任何启示宗教——的情况下存在。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是最早热情参与中国研究的欧洲哲学家之一。他的《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1697年）借鉴耶稣会报告，将中国呈现为一个值得最深敬意和研究的文明。莱布尼茨对《易经》六十四卦的二进制结构充满兴趣，认为其预示了他自己的二进制数系统，他倡导欧中文化交流项目，认为每种文明都有许多可以向对方学习的东西。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走得更远。他将中国作为批评欧洲宗教不容忍和政治专制的核心要素。在其《风俗论》（Essai sur les moeurs，1756年）中，他将中国呈现为"世界上曾经存在的最合理的帝国"，由一位通过道德榜样而非强制来统治的哲学家皇帝治理。伏尔泰的戏剧《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1755年），取材于十三世纪中国戏曲《赵氏孤儿》，将中国题材搬上法国舞台，以此为工具批评欧洲的野蛮。伏尔泰将孔子理想化为一位教导纯粹道德而不诉诸奇迹或神秘的圣贤。

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这位有影响力的德国哲学家，1721年在哈勒大学（University of Halle）发表演讲（Oratio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论中国人的实践哲学》），论证中国人仅凭理性，无需神启，便达到了高水平的道德哲学。演讲引发了丑闻：沃尔夫的虔信派同事指控他为无神论者，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以死刑相威胁将他驱逐出大学。沃尔夫案成为启蒙运动中知识自由倡导者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对中国的哲学参与伴随着审美层面的参与。从十七世纪末开始，欧洲精英阶层发展出对中国装饰艺术和设计的强烈品味，这一现象被称为"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瓷器、漆器、丝绸和茶叶成为时尚的奢侈品。中国式的花园、宝塔和亭台楼阁建在欧洲贵族的庄园和花园中。中国图案出现在绘画、家具、纺织品和室内装饰中。

"对一个中国形象的狂热崇拜——这个形象当然不是真正的中国——被称为中国风"，正如一位汉学史学者所说。"中国风甚至卷入了伏尔泰和莱布尼茨等欧洲哲学家，他们将中国比作一个没有宗教但仍有道德价值的理想国度，以一位英明的皇帝为代表。"

中国风现象对汉学史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为中国事物创造了广泛的欧洲受众，并产生了对更多、更好的中国信息的需求。与此同时，它从根本上是肤浅的：中国风更多地关乎欧洲的幻想而非中国的现实。在欧洲文化中流通的中国物品和图案被从其原始语境和意义中脱离出来，被挪用为异国情调的装饰。欧洲对中国艺术的模仿，在其与原作的相似和差异中，揭示了西方人认为支配中国审美的原则——这些原则往往更多地说明了欧洲的品味而非中国的艺术传统。

曾在启蒙哲学家那里发挥如此良好作用的理想化中国形象，没能幸存到十九世纪之交。随着欧洲实力的增长和与中国直接接触的增加——以鸦片战争（1839–1842年、1856–1860年）的屈辱为顶点——中国作为模范文明的形象让位于其反面：中国是一个停滞的、落后的、专制的社会。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是最早质疑启蒙运动对中国热情的人之一。在其《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784–1791年）中，赫尔德认为中国文明尽管古老，却缺乏欧洲文化的活力和创造能量。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给出了对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性否定。在其《历史哲学讲义》（Vorlesungen u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中，黑格尔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的起点——这不是恭维而是谴责。中国代表着"东方专制主义"的阶段，在那里只有一个人（皇帝）是自由的；它是一个早早进入历史然后停滞不前的文明，在本质上数千年不变。"中国人作为一般特征具有显著的模仿技能"，黑格尔写道，"但崇高、理想和美的东西不属于他们艺术和技能的领域。"

黑格尔构建了一个地理-哲学图式，其中世界历史从东向西推进——从中国经印度、波斯、古代近东、希腊和罗马到欧洲的日耳曼民族，在那里实现了人类自由的最充分体现。中国哲学，尽管孔子阐述了一条可与康德的绝对命令相比的"黄金法则"，却被宣布为不如欧洲哲学。

这种黑格尔式的否定产生了巨大的后果。它为伴随帝国主义时代的欧洲对中国的优越感提供了知识合法性。在十九世纪向二十世纪的转折时期，中国被普遍视为"亚洲病夫"——停滞不前，无力实现现代化，一个曾经伟大但已被西方的活力所超越和抛弃的文明。这一形象——与启蒙时代的理想化一样，都是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将主导欧洲对中国的思考直到二十世纪深处，并将深刻地影响学术汉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

七、从好奇到学科

本章追溯的漫长的早期相遇历史——从希腊人对赛里斯人的模糊认知，经过中世纪旅行家的亲身报告、葡萄牙人开辟直接海上通道、耶稣会的系统学术研究，到启蒙运动的参与和反向运动——为汉学作为学术学科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到十九世纪初，欧洲拥有了关于中国的大量知识：中国经典的翻译、详尽的地理和历史描述、词典和语法书，以及丰富的中国艺术和设计的视觉和物质文化。它还拥有一系列关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中国思想和宗教的性质以及中国与欧洲文明的明显差异的意义等悬而未决的问题。

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设立第一个中文和满文语言文学教席——这个日期"不仅对法国汉学，而且对整个欧洲学科都具有决定性意义"——标志着这些学术探索在现代大学框架内的制度化。第一位教席持有者让-皮埃尔·阿贝尔-雷缪萨（Jean-Pierre Abel-Remusat）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中文学者，从未访问过中国；他主要使用巴黎图书馆收藏的中文文本进行研究。"汉学"（sinologie）一词本身于1814年首次出现在法语中，在《外国信使》（Mercure etranger）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汉学史"（histoire de la sinologie）的文章中，尽管它直到1878年才进入法语词典，1882年才以"Sinology"的形式进入英语词典。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92–1746），曾在1711年至1723年间作为画家和铜版雕刻师服务于康熙皇帝的宫廷，返回那不勒斯后于1732年带着四名年轻的中国基督徒创立了"中国学院"——欧洲大陆第一所汉学学校，也是今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Napoli L'Orientale）的前身。在法国，中国研究得益于路易十四的赞助，他于1711年任命一位名叫黄嘉略（Arcadio Huang）的年轻中国人负责整理皇家中文文本收藏。黄嘉略与艾蒂安·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的合作产出了一部1742年出版的中文语法。在俄罗斯，1741年3月23日，圣彼得堡科学院开始了第一次中文教学，由曾参加驻华教会使团的讲师伊拉里翁·罗索欣（Ilarion Rossokhin）授课。

"汉学"一词本身浓缩了这一从好奇到学科的转变。正如德国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所观察到的，使用"-学"（-ology）后缀来指称学术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十九世纪的发展。在英语中，"Sinology"于1838年首次出现，1857年再次使用，直到1882年才被定义为"对中国事物的研究"。"希腊-拉丁混成词'Sinology'仅在1860年至1880年间才成为标准术语。在此期间，对中国和中国本身的研究逐渐作为一门专门的学术学科进入更清晰的焦点。"词根"Sin-"源自希腊语对"秦"的转写——这个王朝的名称，通过波斯和阿拉伯中介的传递，成为西方对中国的标准称谓。

早期相遇的原始材料如何转化为一门正式的学术学科——传教士汉学如何让位于专业汉学，中国研究如何在不同的欧洲国家被组织和制度化，该领域的知识议程如何被十九世纪思想的更大潮流所塑造——是下一章的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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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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