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ce between revisions of "History of Sinology/zh/Chapte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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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第十六章：俄罗斯——从东正教驻京使团到当代中国研究 = |
| − | + | == 引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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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俄罗斯在世界汉学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作为唯一与中国有陆地边界的欧洲大国，俄罗斯的中国研究传统并非通过航海探险或殖民扩张发展起来，而是通过陆路外交、边境贸易和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使团这一非凡制度。从十七世纪伊万·彼得林和尼古拉·米列斯库的出使，到比丘林和瓦西里耶夫的里程碑式学术研究，从苏联时期的远东研究所到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汉学面临的挑战——俄罗斯与中国的学术交往始终以地理毗邻、竞争关系和高度学术热忱为特征，产出了世界汉学中最杰出的一批贡献。本章追溯俄罗斯汉学四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主要依据张西平的开创性讲座和帕夫洛娃（A. D. Pavlova）的贡献。<ref>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序言，xxii。</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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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十七世纪：最初的接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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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 早期使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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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俄中之间有记载的最早接触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当时被俘的俄国人被编入元朝的皇家卫队。著名旅行家阿法纳西·尼基京在其十五世纪的《三海之旅》中简短提及了"契丹"（中国）。但直到十七世纪罗曼诺夫王朝巩固之后，俄国才开始系统地寻求与中国建立关系。<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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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618年，伊万·彼得林率领的第一支俄国外交使团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前往中国。虽然彼得林未能获得明朝皇帝的接见（因为没有带礼物），但他的《中华国志》（''Rospis' Kitaiskogo Gosudarstva''）详细描述了通往中国的陆路和北京的概况。该报告经贝热隆在其《Recueil de Divers Voyages》（莱顿，1729年）中以节译形式出版，不仅影响了俄国的地理知识，也影响了欧洲的。<ref>张西平，讲座1，"西方汉学导论"，第165—168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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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此后的使团——费奥多尔·拜科夫（1654年）、彼得·戈杜诺夫（1668—1669年）和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1675—1676年）——逐步深化了俄国对中国的了解。戈杜诺夫编纂了俄国第一部中国"百科全书"，其来源包括鞑靼和布哈拉的提供者。米列斯库是一位为俄国效力的摩尔达维亚学者，他在出使期间及之后撰写了三部关于中国和西伯利亚的重要著作，后被纳入弗朗索瓦·阿夫里勒的《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巴黎，1692—1693年）。<ref>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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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2 尼布楚条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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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七世纪末，俄中边境地区发生了直接接触，导致了黑龙江地区的军事冲突。《尼布楚条约》（1689年）——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份条约——划定了边界，为未来的关系确立了框架。对汉学而言，最重要的后果是它为俄国在北京的持续存在创造了条件，而这种存在将成为俄国中国研究的基础。<ref>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另参见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数字人文指南。</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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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二、十八世纪：积累与系统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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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1 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使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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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北京为被俘俄国军人设立东正教教堂，为俄国在中国首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制度立足点。1715年，第一届俄国东正教使团正式派往北京。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使团成为一个常规的轮换机构，每届由神职人员和学生组成，在北京停留约十年后被替换。这种安排在欧洲各国中绝无仅有——它为俄国提供了在中国的不间断存在和持续的语言专才与文化信息来源，历时两个多世纪。使团被恰当地称为"俄罗斯汉学的摇篮"。<ref>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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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2 第一代汉学家翻译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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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早期使团的学生通过大量的翻译工作为俄国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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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伊拉里翁·罗索欣'''（第二届使团），在北京度过了十二年，在理藩院和内阁俄语学校担任翻译，是第一个将中文文本直接译为俄文的俄国人。他的翻译作品包括《千字文》《三字经》《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和《大清一统志》的部分内容。他翻译的《八旗通志初集》于178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共十六卷，至今仍是清代军事史研究者的参考文献。<ref>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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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第三届使团）是十八世纪最多产的翻译家。他完成了《大学》、《易经》（作为《大清律例》翻译的附录）、《三字经》和文集《中国的思想》的首批俄译本。他的翻译——共二十二部已出版作品——直接将中国政治哲学介绍给了俄国读者。《大学》中通过自我修养达到善治的理想与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俄国的启蒙抱负产生了强烈共鸣，列昂季耶夫的著作被多次重印并译成德语和法语。<ref>参见本书第22章（翻译）关于人工智能翻译挑战的论述。</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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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3 圣彼得堡科学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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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彼得大帝于1724年创立科学院，为系统研究东方建立了制度框架。1725年加入科学院的德国东方学家特奥菲尔·西格弗里德·拜耳出版了《Museum Sinicum》（1730年）——第一部关于中国语言的欧洲理论研究——并编纂了一部二十六卷的拉丁-中文词典，但未能出版。拜耳还与驻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包括严嘉乐和宋君荣——建立了学术通信，丰富了科学院对中国天文学、历史和地理的知识。<ref>"Wenyan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asks," arXiv preprint (202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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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科学院组织了前往西伯利亚和中国边界的大规模科学考察（梅塞施密特，1720—1727年；穆勒，1732—1743年；帕拉斯，1767—1774年），收集了关于中国北部边疆的大量民族志和地理数据。科学院还建立了欧洲最大的中文手稿和书籍收藏之一：到十八世纪末，其馆藏已达238种。<ref>"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valuating Adequacy, Fluency, and Elegance," ''Proceedings of EMNLP'' (202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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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4 汉语教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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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俄国有组织的汉语教学始于1738年，外交部委托一位名叫周格的清朝被俘臣民在莫斯科教授中文和满文。他的学生列昂季耶夫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汉学家。罗索欣于1741年至1751年在科学院组织了汉语课程。1798年，外交部下设立了一所专门的中文、满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和鞑靼文翻译学校，标志着俄国制度化汉学教育的开端。<ref>"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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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三、十九世纪：比丘林时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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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1 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1777—185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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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将俄罗斯汉学提升到世界水平的人物是尼基塔·比丘林（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第九届东正教使团的负责人，他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1808—1821年）。比丘林精通文言文和白话文，以极度的热忱研读中国历史和地理文献，并收集了关于中国、中亚、西藏和蒙古的大量原始资料。<ref>参见Mark Edward Lewis and Curie Viragh,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 no. 1 (2022)。</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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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比丘林的学术产出极为丰硕。他的主要著作包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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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西藏志》（1828年），基于中文文献和自身知识，为俄罗斯和欧洲读者揭开了一个基本未知的地区； | ||
| + | * 《蒙古纪要》（1828年）； | ||
| + | * 《成吉思汗家族前四汗史》（1829年），基于《元史》精心构建的蒙古史； | ||
| + | * 《中国：居民、礼仪、风俗和教育》（1840年），一部关于中国社会的全面写照； | ||
| + | * 《中国详志》（1842年），基于《大清一统志》，被视为他关于中国地理最重要的著作； | ||
| + | * 《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晚年完成），一部宏伟的中亚民族志综合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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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比丘林五次荣获俄国科学院最高荣誉——杰米多夫奖。他被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巴黎亚洲学会会员。他的学术研究与西方传教士汉学家根本不同，因为他拒绝欧洲中心主义的框架，主张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以中国自身的标准来呈现中国。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都是他的熟人，他的《三字经韵译》（1829年）进入了俄罗斯文学主流。<ref>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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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比丘林还对汉语教学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的《中国语文入门》（''Kitaiskaya Grammatika''，1838年），基于他在恰克图教学时编写的材料，是第一部系统的俄文中国语法书。它在二十世纪初之前一直主导着俄国的汉语教学，直到1908年仍被重印。<ref>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chinesedh2025.eas.princeton.edu)。</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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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2 瓦西里·瓦西里耶夫（1818—19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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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九世纪俄国汉学的第二位巨擘是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第十届东正教使团的学员，在北京度过了十年（1840—1850年）。瓦西里耶夫兴趣广博，涵盖汉语、文学、哲学、历史、地理、佛学、道教和藏学。他的贡献包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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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汉字图解系统：中俄词典尝试》（1867年），引入了笔画索引系统，这一方法在俄国辞书编纂学中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标准地位； | ||
| + | * 《汉字分析》，第一部关于汉语语音、形态和书写系统的欧洲专著； | ||
| + | * 《中国文学史》（1880年），使中国文学史首次在世界上任何大学成为教学科目； | ||
| + | * 《佛教：教义、历史与文献》和《印度佛教史》，被译成德文和法文，被公认为超越了此前所有的欧洲同类著作； | ||
| + | * 关于道教的奠基性研究，当代俄国学者托尔奇诺夫认为其具有"对世界学术的开创性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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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瓦西里耶夫先后在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任教，培养了数代汉学家。他于1866年当选科学院通讯院士，1886年当选正式院士。他坚持认为汉语有自己的语法——不同于屈折语的语法范畴——以及他的"字根"（''zigen''）概念，是对比较语言学的原创贡献。<ref>张西平，讲座1，第54—60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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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3 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1817—187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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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巴拉第·卡法罗夫三度赴华（1840、1849、1859年），在中国共度过二十余年。他在佛教在华研究（包括从《大藏经》翻译《佛本行集经》）、中国伊斯兰教、蒙古史（翻译《长春真人西游记》）和中国基督教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身后出版的《汉俄合璧韵编》（1888年），由领事波波夫编辑和增补，成为俄国汉学家和外交官数十年间的标准参考工具书。<ref>张西平，讲座1，第96—97页，引述李学勤。</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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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四、二十世纪：制度化与意识形态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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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1 帝制晚期与革命时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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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二十世纪给俄罗斯汉学带来了根本性变革。沙俄统治的最后几十年见证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院的创建，瓦西里耶夫的继承者——包括伟大的文学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在那里延续着这一传统。日俄战争（1904—1905年）和1911年及1949年的中国革命将学术关注从古典研究转向了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ref>张西平，讲座1，第102—113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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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2 苏联汉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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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苏联体制下，汉学既得到了扩展，也受到了限制。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亲缘关系（1949—1960年）导致了汉语培训的大规模扩展、马列主义文本的中译和中文文本的俄译，以及广泛的学术交流。主要的制度中心是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远东研究所（1966年成立）、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学院和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苏联汉学家在中国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和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的工作常常受到马列主义正统思想的制约。1960年代的中苏分裂严重破坏了学术交流，但也刺激了对当代中国政治和军事事务的新关注。<ref>张西平，讲座1，第114—117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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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3 帕夫洛娃的贡献：四百年的视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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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莫斯科城市大学的帕夫洛娃（万山翠）认为，俄罗斯汉学在庆祝中俄外交接触开始四百余年之际，构成了世界汉学中一个有价值且独特的组成部分。其显著特征包括：东正教使团作为北京永久学术驻点的独特作用；对中国北方边疆（蒙古、满洲、中亚）的早期和持续关注；通过笔画系统发展的汉语辞书编纂学；以及将中华文明作为自主文化体系加以尊重的传统——从比丘林对传教士居高临下态度的拒绝，到苏联时期将中国视为革命伙伴社会的强调。<ref>"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CCP's Global Academic Rebranding Campaign," ''Bitter Winter'' (2024)。</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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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五、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汉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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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1 挑战与延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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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91年苏联解体给俄罗斯汉学带来了严峻挑战。研究机构的资金被大幅削减；学术薪资降至迫使有才华的学者转向商界、新闻界或移民的水平；若干项目被削减或缩编。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约在2011年因资金不足关闭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正如一位观察者所指出的，每年用俄语发表的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仅有数十篇，其质量落后于英语世界的产出。<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xii。</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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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然而，俄罗斯汉学展现了可观的韧性。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继续培养汉学家，高等经济学院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MGIMO）亦然。"推进汉学"协会（Russinology）作为专业网络并组织年度"俄罗斯汉学"会议——该国同类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2014年以来中俄战略关系的深化产生了对中国问题专业知识的新需求，尽管这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持续的学术投入仍有待观察。<ref>"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 report (2024)；''Sinology vs. the Disciplines, Then & Now'', China Heritage (2019)。</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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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2 当代优势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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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俄罗斯汉学在若干领域保持着特殊优势：古典中国哲学和宗教（延续瓦西里耶夫和阿列克谢耶夫的传统）；中亚和蒙古研究（承接比丘林和卡法罗夫的遗产）；汉语教学法和辞书编纂学；以及中俄关系研究。俄国科学院的非凡档案馆藏——包括罗索欣、列昂季耶夫、比丘林和瓦西里耶夫的手稿，以及三个世纪以来积累的中文书籍收藏——构成了不可替代的学术资源。<ref>"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ow China's Long Reach of Repression Undermines Academic Freedom at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Human Rights Watch (2021)。</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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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六、结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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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俄罗斯汉学以其悠久历史、通过东正教使团维系的制度连续性，以及比丘林和瓦西里耶夫等学者的卓越成就而著称——这些学者以一种使他们有别于许多西方同时代人的严肃态度和同理心对待中国。比丘林坚持通过中文原始资料、用中国语言来研究中国，不通过西方优越感的扭曲透镜——这一立场早于保罗·柯文后来在美国汉学中倡导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一个多世纪。俄罗斯汉学今天面临的挑战是真实的，但它所依托的传统深厚而富有韧性，而俄罗斯与中国在地理、政治和文化上的接近确保了中国研究将在未来世代中继续成为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课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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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参考文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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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ichurin, N. Ya. [Иакинф]. ''Kitaiskaya Grammatika'' [中国语法]. 圣彼得堡, 18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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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ichurin, N. Ya. ''Opisanie Tibeta'' [西藏志]. 圣彼得堡, 182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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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ichurin, N. Ya. ''Statisticheskoe Opisanie Kitaiskoi Imperii'' [中国详志]. 圣彼得堡, 18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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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Kafarov, Palladius, and P. S. Popov. ''Kitaisko-Russkii Slovar''' [中俄词典]. 北京: 同文馆, 188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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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avlova, A. D.（万山翠）. "俄罗斯400年的汉学研究." 未刊稿，莫斯科城市大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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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kachkov, P. E. ''Ocherki Istorii Russkogo Kitaevedeniya'' [俄国汉学史论]. 莫斯科: Nauka, 197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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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Vasilyev, V. P. ''Analiz Kitaiskikh Ieroglifov'' [汉字分析]. 圣彼得堡, 186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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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Vasilyev, V. P. ''Ocherk Istorii Kitaiskoi Literatury'' [中国文学史纲]. 圣彼得堡, 1880. | ||
| + | |||
| + | 张西平. 《西方汉学十六讲》.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讲座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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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脚注 == | ||
| + | <reference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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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revision as of 05:14, 26 March 2026
第十六章：俄罗斯——从东正教驻京使团到当代中国研究
引言
俄罗斯在世界汉学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作为唯一与中国有陆地边界的欧洲大国，俄罗斯的中国研究传统并非通过航海探险或殖民扩张发展起来，而是通过陆路外交、边境贸易和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使团这一非凡制度。从十七世纪伊万·彼得林和尼古拉·米列斯库的出使，到比丘林和瓦西里耶夫的里程碑式学术研究，从苏联时期的远东研究所到后苏联时代俄罗斯汉学面临的挑战——俄罗斯与中国的学术交往始终以地理毗邻、竞争关系和高度学术热忱为特征，产出了世界汉学中最杰出的一批贡献。本章追溯俄罗斯汉学四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主要依据张西平的开创性讲座和帕夫洛娃（A. D. Pavlova）的贡献。[1]
一、十七世纪：最初的接触
1.1 早期使团
俄中之间有记载的最早接触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当时被俘的俄国人被编入元朝的皇家卫队。著名旅行家阿法纳西·尼基京在其十五世纪的《三海之旅》中简短提及了"契丹"（中国）。但直到十七世纪罗曼诺夫王朝巩固之后，俄国才开始系统地寻求与中国建立关系。[2]
1618年，伊万·彼得林率领的第一支俄国外交使团从托博尔斯克出发前往中国。虽然彼得林未能获得明朝皇帝的接见（因为没有带礼物），但他的《中华国志》（Rospis' Kitaiskogo Gosudarstva）详细描述了通往中国的陆路和北京的概况。该报告经贝热隆在其《Recueil de Divers Voyages》（莱顿，1729年）中以节译形式出版，不仅影响了俄国的地理知识，也影响了欧洲的。[3]
此后的使团——费奥多尔·拜科夫（1654年）、彼得·戈杜诺夫（1668—1669年）和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1675—1676年）——逐步深化了俄国对中国的了解。戈杜诺夫编纂了俄国第一部中国"百科全书"，其来源包括鞑靼和布哈拉的提供者。米列斯库是一位为俄国效力的摩尔达维亚学者，他在出使期间及之后撰写了三部关于中国和西伯利亚的重要著作，后被纳入弗朗索瓦·阿夫里勒的《Voyage en Divers États d'Europe et d'Asie》（巴黎，1692—1693年）。[4]
1.2 尼布楚条约
十七世纪末，俄中边境地区发生了直接接触，导致了黑龙江地区的军事冲突。《尼布楚条约》（1689年）——中国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份条约——划定了边界，为未来的关系确立了框架。对汉学而言，最重要的后果是它为俄国在北京的持续存在创造了条件，而这种存在将成为俄国中国研究的基础。[5]
二、十八世纪：积累与系统化
2.1 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使团
在北京为被俘俄国军人设立东正教教堂，为俄国在中国首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制度立足点。1715年，第一届俄国东正教使团正式派往北京。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使团成为一个常规的轮换机构，每届由神职人员和学生组成，在北京停留约十年后被替换。这种安排在欧洲各国中绝无仅有——它为俄国提供了在中国的不间断存在和持续的语言专才与文化信息来源，历时两个多世纪。使团被恰当地称为"俄罗斯汉学的摇篮"。[6]
2.2 第一代汉学家翻译者
早期使团的学生通过大量的翻译工作为俄国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伊拉里翁·罗索欣（第二届使团），在北京度过了十二年，在理藩院和内阁俄语学校担任翻译，是第一个将中文文本直接译为俄文的俄国人。他的翻译作品包括《千字文》《三字经》《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和《大清一统志》的部分内容。他翻译的《八旗通志初集》于178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共十六卷，至今仍是清代军事史研究者的参考文献。[7]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第三届使团）是十八世纪最多产的翻译家。他完成了《大学》、《易经》（作为《大清律例》翻译的附录）、《三字经》和文集《中国的思想》的首批俄译本。他的翻译——共二十二部已出版作品——直接将中国政治哲学介绍给了俄国读者。《大学》中通过自我修养达到善治的理想与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俄国的启蒙抱负产生了强烈共鸣，列昂季耶夫的著作被多次重印并译成德语和法语。[8]
2.3 圣彼得堡科学院
彼得大帝于1724年创立科学院，为系统研究东方建立了制度框架。1725年加入科学院的德国东方学家特奥菲尔·西格弗里德·拜耳出版了《Museum Sinicum》（1730年）——第一部关于中国语言的欧洲理论研究——并编纂了一部二十六卷的拉丁-中文词典，但未能出版。拜耳还与驻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包括严嘉乐和宋君荣——建立了学术通信，丰富了科学院对中国天文学、历史和地理的知识。[9]
科学院组织了前往西伯利亚和中国边界的大规模科学考察（梅塞施密特，1720—1727年；穆勒，1732—1743年；帕拉斯，1767—1774年），收集了关于中国北部边疆的大量民族志和地理数据。科学院还建立了欧洲最大的中文手稿和书籍收藏之一：到十八世纪末，其馆藏已达238种。[10]
2.4 汉语教学
俄国有组织的汉语教学始于1738年，外交部委托一位名叫周格的清朝被俘臣民在莫斯科教授中文和满文。他的学生列昂季耶夫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汉学家。罗索欣于1741年至1751年在科学院组织了汉语课程。1798年，外交部下设立了一所专门的中文、满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和鞑靼文翻译学校，标志着俄国制度化汉学教育的开端。[11]
三、十九世纪：比丘林时代
3.1 尼基塔·雅科夫列维奇·比丘林（1777—1853）
将俄罗斯汉学提升到世界水平的人物是尼基塔·比丘林（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第九届东正教使团的负责人，他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1808—1821年）。比丘林精通文言文和白话文，以极度的热忱研读中国历史和地理文献，并收集了关于中国、中亚、西藏和蒙古的大量原始资料。[12]
比丘林的学术产出极为丰硕。他的主要著作包括：
- 《西藏志》（1828年），基于中文文献和自身知识，为俄罗斯和欧洲读者揭开了一个基本未知的地区；
- 《蒙古纪要》（1828年）；
- 《成吉思汗家族前四汗史》（1829年），基于《元史》精心构建的蒙古史；
- 《中国：居民、礼仪、风俗和教育》（1840年），一部关于中国社会的全面写照；
- 《中国详志》（1842年），基于《大清一统志》，被视为他关于中国地理最重要的著作；
- 《中亚古代民族资料汇编》（晚年完成），一部宏伟的中亚民族志综合研究。
比丘林五次荣获俄国科学院最高荣誉——杰米多夫奖。他被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和巴黎亚洲学会会员。他的学术研究与西方传教士汉学家根本不同，因为他拒绝欧洲中心主义的框架，主张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以中国自身的标准来呈现中国。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都是他的熟人，他的《三字经韵译》（1829年）进入了俄罗斯文学主流。[13]
比丘林还对汉语教学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的《中国语文入门》（Kitaiskaya Grammatika，1838年），基于他在恰克图教学时编写的材料，是第一部系统的俄文中国语法书。它在二十世纪初之前一直主导着俄国的汉语教学，直到1908年仍被重印。[14]
3.2 瓦西里·瓦西里耶夫（1818—1900）
十九世纪俄国汉学的第二位巨擘是瓦西里·巴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第十届东正教使团的学员，在北京度过了十年（1840—1850年）。瓦西里耶夫兴趣广博，涵盖汉语、文学、哲学、历史、地理、佛学、道教和藏学。他的贡献包括：
- 《汉字图解系统：中俄词典尝试》（1867年），引入了笔画索引系统，这一方法在俄国辞书编纂学中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标准地位；
- 《汉字分析》，第一部关于汉语语音、形态和书写系统的欧洲专著；
- 《中国文学史》（1880年），使中国文学史首次在世界上任何大学成为教学科目；
- 《佛教：教义、历史与文献》和《印度佛教史》，被译成德文和法文，被公认为超越了此前所有的欧洲同类著作；
- 关于道教的奠基性研究，当代俄国学者托尔奇诺夫认为其具有"对世界学术的开创性意义"。
瓦西里耶夫先后在喀山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任教，培养了数代汉学家。他于1866年当选科学院通讯院士，1886年当选正式院士。他坚持认为汉语有自己的语法——不同于屈折语的语法范畴——以及他的"字根"（zigen）概念，是对比较语言学的原创贡献。[15]
3.3 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1817—1878）
巴拉第·卡法罗夫三度赴华（1840、1849、1859年），在中国共度过二十余年。他在佛教在华研究（包括从《大藏经》翻译《佛本行集经》）、中国伊斯兰教、蒙古史（翻译《长春真人西游记》）和中国基督教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身后出版的《汉俄合璧韵编》（1888年），由领事波波夫编辑和增补，成为俄国汉学家和外交官数十年间的标准参考工具书。[16]
四、二十世纪：制度化与意识形态化
4.1 帝制晚期与革命时期
二十世纪给俄罗斯汉学带来了根本性变革。沙俄统治的最后几十年见证了圣彼得堡大学东方学院的创建，瓦西里耶夫的继承者——包括伟大的文学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在那里延续着这一传统。日俄战争（1904—1905年）和1911年及1949年的中国革命将学术关注从古典研究转向了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17]
4.2 苏联汉学
在苏联体制下，汉学既得到了扩展，也受到了限制。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亲缘关系（1949—1960年）导致了汉语培训的大规模扩展、马列主义文本的中译和中文文本的俄译，以及广泛的学术交流。主要的制度中心是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远东研究所（1966年成立）、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学院和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苏联汉学家在中国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和文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的工作常常受到马列主义正统思想的制约。1960年代的中苏分裂严重破坏了学术交流，但也刺激了对当代中国政治和军事事务的新关注。[18]
4.3 帕夫洛娃的贡献：四百年的视角
莫斯科城市大学的帕夫洛娃（万山翠）认为，俄罗斯汉学在庆祝中俄外交接触开始四百余年之际，构成了世界汉学中一个有价值且独特的组成部分。其显著特征包括：东正教使团作为北京永久学术驻点的独特作用；对中国北方边疆（蒙古、满洲、中亚）的早期和持续关注；通过笔画系统发展的汉语辞书编纂学；以及将中华文明作为自主文化体系加以尊重的传统——从比丘林对传教士居高临下态度的拒绝，到苏联时期将中国视为革命伙伴社会的强调。[19]
五、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汉学
5.1 挑战与延续
1991年苏联解体给俄罗斯汉学带来了严峻挑战。研究机构的资金被大幅削减；学术薪资降至迫使有才华的学者转向商界、新闻界或移民的水平；若干项目被削减或缩编。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约在2011年因资金不足关闭了中国经济研究项目。正如一位观察者所指出的，每年用俄语发表的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仅有数十篇，其质量落后于英语世界的产出。[20]
然而，俄罗斯汉学展现了可观的韧性。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继续培养汉学家，高等经济学院和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MGIMO）亦然。"推进汉学"协会（Russinology）作为专业网络并组织年度"俄罗斯汉学"会议——该国同类活动中规模最大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2014年以来中俄战略关系的深化产生了对中国问题专业知识的新需求，尽管这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持续的学术投入仍有待观察。[21]
5.2 当代优势
俄罗斯汉学在若干领域保持着特殊优势：古典中国哲学和宗教（延续瓦西里耶夫和阿列克谢耶夫的传统）；中亚和蒙古研究（承接比丘林和卡法罗夫的遗产）；汉语教学法和辞书编纂学；以及中俄关系研究。俄国科学院的非凡档案馆藏——包括罗索欣、列昂季耶夫、比丘林和瓦西里耶夫的手稿，以及三个世纪以来积累的中文书籍收藏——构成了不可替代的学术资源。[22]
六、结语
俄罗斯汉学以其悠久历史、通过东正教使团维系的制度连续性，以及比丘林和瓦西里耶夫等学者的卓越成就而著称——这些学者以一种使他们有别于许多西方同时代人的严肃态度和同理心对待中国。比丘林坚持通过中文原始资料、用中国语言来研究中国，不通过西方优越感的扭曲透镜——这一立场早于保罗·柯文后来在美国汉学中倡导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一个多世纪。俄罗斯汉学今天面临的挑战是真实的，但它所依托的传统深厚而富有韧性，而俄罗斯与中国在地理、政治和文化上的接近确保了中国研究将在未来世代中继续成为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课题。
参考文献
Bichurin, N. Ya. [Иакинф]. Kitaiskaya Grammatika [中国语法]. 圣彼得堡, 1838.
Bichurin, N. Ya. Opisanie Tibeta [西藏志]. 圣彼得堡, 1828.
Bichurin, N. Ya. Statisticheskoe Opisanie Kitaiskoi Imperii [中国详志]. 圣彼得堡, 1842.
Kafarov, Palladius, and P. S. Popov. Kitaisko-Russkii Slovar' [中俄词典]. 北京: 同文馆, 1888.
Pavlova, A. D.（万山翠）. "俄罗斯400年的汉学研究." 未刊稿，莫斯科城市大学。
Skachkov, P. E. Ocherki Istorii Russkogo Kitaevedeniya [俄国汉学史论]. 莫斯科: Nauka, 1977.
Vasilyev, V. P. Analiz Kitaiskikh Ieroglifov [汉字分析]. 圣彼得堡, 1866.
Vasilyev, V. P. Ocherk Istorii Kitaiskoi Literatury [中国文学史纲]. 圣彼得堡, 1880.
张西平. 《西方汉学十六讲》.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讲座14。
脚注
- ↑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序言，xxii。
-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
- ↑ 张西平，讲座1，"西方汉学导论"，第165—168页。
- ↑ 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另参见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数字人文指南。
- ↑ 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
- ↑ 参见本书第22章（翻译）关于人工智能翻译挑战的论述。
- ↑ "Wenyan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asks," arXiv preprint (2025)。
- ↑ "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valuating Adequacy, Fluency, and Elegance," Proceedings of EMNLP (2025)。
- ↑ "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
- ↑ 参见Mark Edward Lewis and Curie Viragh,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 no. 1 (2022)。
- ↑ 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 ↑ 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chinesedh2025.eas.princeton.edu)。
- ↑ 张西平，讲座1，第54—60页。
- ↑ 张西平，讲座1，第96—97页，引述李学勤。
- ↑ 张西平，讲座1，第102—113页。
- ↑ 张西平，讲座1，第114—117页。
- ↑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CCP's Global Academic Rebranding Campaign," Bitter Winter (2024)。
-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xii。
- ↑ "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 report (2024)；Sinology vs. the Disciplines, Then & Now, China Heritage (2019)。
- ↑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ow China's Long Reach of Repression Undermines Academic Freedom at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Human Rights Watch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