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ce between revisions of "Lu Xun Complete Works/zh-ja/Wei ziyou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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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澈底”论者就得到一个结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澈底改革不可!
 
于是“澈底”论者就得到一个结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澈底改革不可!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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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立定了这个结论之后,不知道到那里去了。谁来“澈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艺家。然而文艺家又是不“澈底”的多,于是中国就永远没有对于文盲、色盲、瞎子、聋子,无不有效的——“澈底”的好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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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澈底”论者却有时又会伸出头来责备一顿文艺家。
  
 
   
 
   
(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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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文艺的人,如果遇见这样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脸,那么,文艺不但不会前进,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切实的文艺家必须认清这一种“澈底”论者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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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日。)
  
 
   
 
   
  
【读书忌                                                       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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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了世界                                                       邓当世  】
  
 
   
 
   
记得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但是否真实,却无从知道,因为我从未听见有人实验过。
 
  
 
   
 
   
读书也有“忌”,不过与“食忌”稍不同。这就是某一类书决不能和某一类书同看,否则两者中之一必被克杀,或者至少使读者反而发生愤怒。例如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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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所以,有人以为“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七年)八月做的《自代北入京记》。他的文笔,岂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极有重量的,抄几句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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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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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象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见西夷毡帐,高低不一,所谓穹庐连属,如冈如阜者。男妇皆蒙古语;有卖干湿酪者,羊马者,牦皮者,卧两骆驼中者,坐奚车者,不鞍而骑者,三两而行,被戒衣,或红或黄,持小铁轮,念‘金刚秽咒’者。其首顶一柳筐,以盛马粪及木炭者,则皆中华女子。皆盘头跣足,垢面,反被毛袄。人与牛羊相枕藉,腥臊之气,百余里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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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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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我想,如果看过这样的文章,想像过这样的情景,又没有完全忘记,那么,虽是中郎的《广庄》或《瓶史》,也断不能洗清积愤的,而且还要增加愤怒。因为这实在比中郎时代的他们互相标榜还要坏,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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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
  
 
   
 
   
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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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
 
【“小童挡驾”                                                    宓子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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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五六年来的外国电影,是先给我们看了一通洋侠客的勇敢,于是而野蛮人的陋劣,又于是而洋小姐的曲线美。但是,眼界是要大起来的,终于几条腿不够了,于是一大丛;又不够了,于是赤条条。这就是“裸体运动大写真”,虽然是正正堂堂的“人体美与健康美的表现”,然而又是“小童挡驾”的,他们不配看这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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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宣传上有这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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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帐                                                             莫朕  】
  
  “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说:她们怎不回过身子儿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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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十足严正的爸爸说:怪不得戏院对孩子们要挡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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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这当然只是文学家虚拟的妙文,因为这影片是一开始就标榜着“小童挡驾”的,他们无从看见。但假使真给他们去看了,他们就会这样的质问吗?我想,也许会的。然而这质问的意思,恐怕和张生唱的“咍,怎不回过脸儿来”完全两样,其实倒在电影中人的态度的不自然,使他觉得奇怪。中国的儿童也许比较的早熟,也许性感比较的敏,但总不至于比成年的他的“爸爸”,心地更不干净的。倘其如此,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那可真真可怕了。但事实上大概决不至于此,所以那答话还不如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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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因为要使我过不了瘾,可恶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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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不过肯这样说的“爸爸”恐怕也未必有。他总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度了之后,便将这心硬塞在别人的腔子里,装作不是自己的,而说别人的心没有他的干净。裸体女人的都“不回过身子儿来”,其实是专为对付这一类人物的。她们难道是白痴,连“爸爸”的眼色,比他孩子的更不规矩都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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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恐怕这又不过是俗见。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但是,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的社会,所以做起戏来,是“妈妈”类献身,“儿子”类受谤。即使到了紧要关头,也还是什么“木兰从军”,“汪踦卫国”,要推出“女子与小人”去搪塞的。“吾国民其何以善其后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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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这些大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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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并非不知道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帐。——而且,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
  
  (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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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并不纯厚                                                      翁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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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七日。)
  
  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达赖啦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但广州开的耆英会,却明明收集过一大批寿翁寿媪,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太太还能穿针,有照片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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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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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现存的最通行的《文选》,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语汇,或描写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当然,就因为心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象变成语汇祖师了,但在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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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翻印整部的古书,也就不无危险了。近来偶尔看见一部石印的《平斋文集》,作者,宋人也,不可谓之不古,但其诗就不可为训。如咏《狐鼠》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又咏《荆公》云:“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那指斥当路的口气,就为今人所看不惯。“八大家”中的欧阳修,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学家的罢,然而那《读李翱文》中却有云:“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它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也就悻悻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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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                                                     公汗  】
  
  但是,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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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接连的大热了近二十天,看上海报,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记载。这在水村里,是很少见的。
  
  (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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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会和歌剧                                                   孟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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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村多水,对于水的智识多,能浮水的也多。倘若不会浮水,是轻易不下水去的。这一种能浮水的本领,俗语谓之“识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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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识水性”,如果用了“买办”的白话文,加以较详的说明,则:一、是知道火能烧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样柔和,好象容易亲近,因而也容易上当;二、知道水虽能淹死人,却也能浮起人,现在就设法操纵它,专来利用它浮起人的这一面;三、便是学得操纵法,此法一熟,“识水性”的事就完全了。
  
  《时轮金刚法会募捐缘起》中有这样的句子:“古人一遇灾祲,上者罪己,下者修身……今则人心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末由消除此浩劫。”恐怕现在也还有人记得的罢。这真说得令人觉得自己和别人都半文不值,治水除蝗,完全无益,倘要“或消自业,或淡他灾”,只好请班禅大师来求佛菩萨保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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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都会里的人们,却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却了。平时毫无准备,临时又不先一测水的深浅,遇到热不可耐时,便脱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处,那当然是要死的。而且我觉得,当这时候,肯设法救助的人,好象都会里也比乡下少。
  
  坚信的人们一定是有的,要不然,怎么能募集一笔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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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救都会人恐怕也较难,因为救者固然必须“识水性”,被救者也得相当的“识水性”的。他应该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浅处浮。倘若过于性急,拚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则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连自己也沉下去。
  
  然而究竟好象是“人心浸以衰矣”了,中央社十七日杭州电云:“时轮金刚法会将于本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启建,并决定邀梅兰芳、徐来、胡蝶,在会期内表演歌剧五天。”梵呗圆音,竟将为轻歌曼舞所“加被”,岂不出于意表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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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要下河,最好是豫先学一点浮水工夫,不必到什么公园的游泳场,只要在河滩边就行,但必须有内行人指导。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
  
  盖闻昔者我佛说法,曾有天女散花,现在杭州启会,我佛大概未必亲临,则恭请梅郎权扮天女,自然尚无不可。但与摩登女郎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莫非电影明星与标准美人唱起歌来,也可以“消除此浩劫”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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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象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
  
  大约,人心快要“浸衰”之前,拜佛的人,就已经喜欢兼看玩艺的了,款项有限,法会不大的时候,和尚们便自己来飞钹,唱歌,给善男子,善女人们满足,但也很使道学先生们摇头。班禅大师只“印可”开会而不唱《毛毛雨》,原是很合佛旨的,可不料同时也唱起歌剧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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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人和现代人的心,也许很有些不同,倘相去不过几百年,那恐怕即使有些差异,也微乎其微的。赛会做戏文,香市看娇娇,正是“古已有之”的把戏。既积无量之福,又极视听之娱,现在未来,都有好处,这是向来兴行佛事的号召的力量。否则,黄胖和尚念经,参加者就未必踊跃,浩劫一定没有消除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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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七日。)
  
  但这种安排,虽然出于婆心,却仍是“人心浸以衰矣”的征候。这能够令人怀疑:我们自己是不配“消除此浩劫”的了,但此后该靠班禅大师呢,还是梅兰芳博士,或是密斯徐来,密斯胡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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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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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服的没落                                                      韦士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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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康伯度  】
  
  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历,看见那边的服装,高兴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叫作《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他是赞成恢复古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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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革命之后,采用的却是洋装,这是因为大家要维新,要便捷,要腰骨笔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装,还厌恶别人穿袍子。那时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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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我因此记起的是别一件事,是在现在的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之前,他早是一位对于那时的白话,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大的“迎头痛击”者。
  
  这故事颇为传诵一时,给袍褂党扬眉吐气。不过其中是带一点反对革命的意味的,和近日的因为卫生,因为经济的大两样。后来,洋服终于和华人渐渐的反目了,不但袁世凯朝,就定袍子马褂为常礼服,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了,请学生们公议,那议决的也是:袍子和马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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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有过极不费力,但极有力的妙文:
  
  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却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因其不合于卫生。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的自然而然的没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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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洋服的遗迹,现在已只残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辫子小脚,不过偶然还见于顽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不料竟又来了一道催命符,是镪水悄悄从背后洒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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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只举一个简单的例:
  
  这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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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来改去,大约总还是袍子马褂牢稳。虽然也是外国服,但恐怕是不会脱下的了——这实在有些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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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太老式了,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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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
  
  (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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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黄凯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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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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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我在小学的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进中学是在城里,于是兴致勃勃的看大戏法,但后来有人告诉了我戏法的秘密,我就不再高兴走近圈子的旁边。去年到上海来,才又得到消遣无聊的处所,那便是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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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
  
  但不久就在书上看到一点电影片子的制造法,知道了看去好象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奇禽怪兽,无非是纸做的。这使我从此不很觉得电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它的破绽,自己也无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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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失掉了消遣无聊的处所。有时候,还自悔去看那一本书,甚至于恨到那作者不该写出制造法来了。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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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见于《中国文法通论》中,那书是一本正经的书;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现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国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价的,所以我想从新提起,并且提出他终于也是论语社的同人,有时不免发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的。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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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实是,那论法,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看见青年穿洋服,学外国话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还低,脸孔也不白”的那些话,并没有两样的。
  
  变戏法的时时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几分就是对着明白戏法的底细者而发的,为的是要他不来戳穿西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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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刘先生所反对的是“太欧化”。但“太”的范围是怎样的呢?他举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没有,谈话里却能有的,对人口谈,也都可以懂。只有将“子曰”改成“曰子”是决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对的欧化文中也寻不出实例来,只好说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那么,这不是“无的放矢”吗?
  
  “朋友,以义合者也”,但我们向来常常不作如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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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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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
  
  (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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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                                                           孟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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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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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象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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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八日。)
  
  坟有这么大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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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的国师八合思巴罢,他就深相信掘坟的利害。他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后来幸而给一位义士盗走了,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宋朝还是亡。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这样看来,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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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之论者又曰:阿瞒老奸巨猾,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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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瞒虽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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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度先生: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这我真不知是从那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华人的言语说:张甲说:“今天下雨了。”李乙说:“是的,天凉了。”若照尊论的主张,就应该改做:“今天下雨了,”张甲说。“天凉了,——是的;”李乙说。这个算得是中华民国全族的“必要”吗?一般翻译大家的欧化文笔,已足阻尽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读原文的人也不懂译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从此使中国更无可读的西书了。陈子展先生提倡的“大众语”,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刘半农先生说:“翻译是要使不懂外国文的人得读”;这是确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骂其半农,认为非使全中国人都以欧化文法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现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的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不敢领教的!幸先生注意。
  
  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么人,非掘后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传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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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如果有遗骨,还可照《洗冤录》的方法来滴血。但是,这又和扫墓救国说相反,很伤孝子顺孙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闭了眼睛,硬着头皮,乱拜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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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公直 七月二十五日。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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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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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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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的生机                                                         崇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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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伯度答文公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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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竟好象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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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直先生:中国语法里要加一点欧化,是我的一种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倘若真的是“天地大戏场”,那么,文场上当然也一定有丑脚——然而也一定有黑头。丑脚唱着丑脚戏,是很平常的,黑头改唱了丑脚戏,那就怪得很,但大戏场上却有时真会有这等事。这就使直心眼人跟着歪心眼人嘲骂,热情人愤怒,脆情人心酸。为的是唱得不内行,不招人笑吗?并不是的,他比真的丑脚还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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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都用得很惬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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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但我看先生决不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所以也想由此证明我也并非那一伙。否则,先生含狗血喷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那愤怒和心酸,为的是黑头改唱了丑脚之后,事情还没有完。串戏总得有几个脚色:生,旦,末,丑,净,还有黑头。要不然,这戏也唱不久。为了一种原因,黑头只得改唱丑脚的时候,照成例,是一定丑脚倒来改唱黑头的。不但唱工,单是黑头涎脸扮丑脚,丑脚挺胸学黑头,戏场上只见白鼻子的和黑脸孔的丑脚多起来,也就滑天下之大稽。然而,滑稽而已,并非幽默。或人曰:“中国无幽默。”这正是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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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还是不要暴躁,静静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更可叹的是被谥为“幽默大师”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谈》上引了古人之言,曰:“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癞鳖,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鸟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辈可无罪。”虽引据仍不离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闲适”之道远矣。这又是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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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此布复,并请
  
  但林先生以为新近各报上之攻击《人间世》,是系统的化名的把戏,却是错误的,证据是不同的论旨,不同的作风。其中固然有虽曾附骥,终未登龙的“名人”,或扮作黑头,而实是真正的丑脚的打诨,但也有热心人的谠论。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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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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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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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式”辩                                                             黄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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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康伯度脱帽鞠躬。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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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本月六日的《动向》上,登有一篇阿芷先生指明杨昌溪先生的大作《鸭绿江畔》,是和法捷耶夫的《毁灭》相像的文章,其中还举着例证。这恐怕不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罢。因为生吞活剥的模样,实在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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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生吞活剥也要有本领,杨先生似乎还差一点。例如《毁灭》的译本,开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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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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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康伯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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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鸭绿江畔》的开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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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讨伐的不是白话的“反而难懂”,是白话的“鲁里鲁苏”,连刘先生似的想白话“返璞归真”的意思也全没有,要达意,只有“语录式”(白话的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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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用白话武装了出现的时候,文言和白话的斗争早已过去了,不像刘先生那样,自己是混战中的过来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怀旧日,慨叹末流的情绪。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极其自然的。
  
  “当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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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幽默”便是《论语》四十五期里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他因为要问木匠讨一点油灰,写好了一张语录体的字条,但怕别人说他“反对白话”,便改写了白话的,选体的,桐城派的三种,然而都很可笑,结果是差“书僮”传话,向木匠讨了油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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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风行的刊物,这里省烦不抄了。总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语录式的一张,别的三种,全都要不得。但这四个不同的脚色,其实是都是林先生自己一个人扮出来的,一个是正生,就是“语录式”,别的三个都是小丑,自装鬼脸,自作怪相,将正生衬得一表非凡了。
  
  人名不同了,那是当然的;响声不同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最特别的是他在“日本”之下,加了一个“式”字。这或者也难怪,不是日本人,怎么会挂“日本指挥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样,自己打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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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已经并不是“幽默”,乃是“顽笑”,和市井间的在墙上画一乌龟,背上写上他的所讨厌的名字的战法,也并不两样的。不过看见的人,却往往不问是非,就嗤笑被画者。
  
  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莱奋生所带的是袭击队,自然是袭击敌人,但也夺取武器。自己的军器是不完备的,一有所得,便用起来。所以他所挂的正是“日本的指挥刀”,并不是“日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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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或“顽笑”,也都要生出结果来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当它“顽笑”看。
  
  文学家看小说,并且豫备抄袭的,可谓关系密切的了,而尚且如此粗心,岂不可叹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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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事实会并不如文章,例如这语录式的条子,在中国其实也并未断绝过种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弄口去看一看,有时就会看见一个摊,坐着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写信,他所用的文章,决不如林先生所拟的条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语录式”的。这就是现在从新提起的语录派的末流,却并没有谁去涂白过他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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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具体的“幽默”。
  
  (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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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赏识“幽默”也真难。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应就不能这样了罢。
【花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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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适意的时候,恐怕终于是“中国没有幽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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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八日。)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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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がしばしば短評を書くようになったのは、確かに『申報』の「自由談」に投稿したことに始まる。一九三三年の作を集めて、『偽自由書』と『準風月談』の二冊ができた。その後、編集者の黎烈文先生はまことに圧迫に苦しみ、翌年ついに押し出されてしまった。私も本来これを機に筆を擱くこともできたのだが、意地になって、やはり書き方を変え、筆名を替え、人に頼んで清書してもらい投稿した。新任の者には細かく見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ず、依然としてしばしば掲載された。一方でまた範囲を広げ、『中華日報』の副刊「動向」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の類にも、折に触れて同様の文章を幾つか書いた。一九三四年に書いたこれらのものを集めたのが、この一冊の『花辺文学』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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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文章                                                        朔尔  】
この名称は、私と同じ陣営にいる青年の戦友が、姓名を変えて暗箭に掛けて射てよこしたものだ。その意図は甚だ巧妙である。一に、この類の短評が新聞に掲載される際にしばしば花模様の縁飾り(花辺)で囲まれて重要さを示すため、私の戦友が見て頭が痛くなる。二に、「花辺」は銀貨の別名でもあるから、私のこれらの文章は原稿料のためであり、実は取るに足らぬという意味である。我々の意見の相違するところは、私は我々が外国人に鶏鴨より優遇されることを期待する必要はないと考えたのに対し、彼は我々を鶏鴨より優遇すべきだと考え、私が西洋人を弁護しているから「買弁」だというのである。その文章は「倒提」の下に附してあるので、ここでは多くは言うまい。このほかには特に記すべき事もない。ただ一篇の「冗談は冗談と思え」のために、文公直先生から手紙が来て、筆誅はいっそう厳しくなり、私を「漢奸」だと言った。今はその手紙と私の返信を本文の下に附してある。残りのこそこそと、びくびくとした攻撃は、上に挙げた二人にはまだまだ遠く及ばず、ここには転載し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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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辺文学」はまことに駄目であった。一九三四年は一九三五年とは違う。今年は「皇帝閑話」事件のために、官の書報検閲処が忽然と行方不明になり、さらに七名の検閲官が罷免され、日刊紙の削除された箇所も空白のまま残してよいらしくなった(業界用語で「天窓を開ける」という)。しかしあの頃はまことに厳しく、こう言っても駄目、ああ言っても通らず、しかも削除した箇所は空白を残すことも許されず、つなぎ合わせて、著者自身に口ごもって意味不明の責任を負わ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このような明誅暗殺の下で、かろうじて残喘を保ち読者の目に触れ得たものは、奴隷の文章でなくて何であろ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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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はかつて数人の友人と雑談したことがある。一人の友人が言った。今の文章には骨気のあるものはなくなった。例えばある日刊紙の副刊に投稿すれば、副刊の編集者がまず骨を数本抜き、総編集がまた数本抜き、検閲官がまた数本抜く。残ったものに何があるか、と。私は言った。私は自分で先に骨を数本抜いておくのだ。さもなくば「残ったもの」すら残らぬ、と。ゆえに、あの頃発表された文字は、四度骨を抜かれた可能性がある──今日ある人々が懸命に文天祥や方孝孺を顕彰しているが、幸いにも彼らは宋・明の人であった。もし現代に生きていたならば、彼らの言行は誰も知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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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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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たがって、官に許された骨気ある文章のほかに、読者はただ骨気のない文章を見るしかない。私は清朝に生まれ、元来奴隷の出身で、生まれた時から中華民国の主人である二十五歳以下の青年とは同じではない。しかし彼らは世故を経ず、たまに「我を忘れ」れば、やはり大いに釘にぶつかる。私の投稿は発表を目的としたものであるから、もちろん骨気があるようには見せない。ゆえに「花辺」で飾られたものは、おそらく確かに青年作家の作品より多く、しかも奇妙なことに、削除された箇所はかえって少なかった。一年のうちでわずか三篇のみで、今回補完し、なお黒点で印とする。『論秦理斎夫人事』の末尾は申報館の総編集が削ったものと思われ、他の二篇は検閲官が削ったもの。ここに彼らの異なる心情が現れ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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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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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年の間に、私が投稿していた「自由談」と「動向」はともに停刊し、『太白』も出なくなった。私はかつてこう思ったことがある。およそ私が原稿を寄せる刊行物は、最初の一、二号に寄せるだけなら差し支えないが、もし途切れなく続けると、結局長くは生きられない。そこで今年からは、この類の短文はあまり書かなくなった。同人に対しては背後からの悶棍を避けるため、自分に対しては道を開ける馬鹿になりたくないため、刊行物に対してはできるだけ長命であることを望むためである。ゆえに人から投稿を求められても、殊更に引き延ばし、それは「架子を振る」のではなく、いくらかの好意──しかし時には悪意でもある──の「世故」である。これは原稿を求める方々にお許しを請わねばな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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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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ようやく今年の下半期になって、新聞記者の「正当なる輿論の保護」の請願と知識階級の言論の自由の要求を見た。もうすぐ年が明けるが、結果がどうなるか分からぬ。しかし、たとえこれ以降文章がすべて民衆の喉舌となったとしても、その代価は大きすぎる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それは華北五省の自治である。これはまさに以前の「正当なる輿論の保護」を敢えて懇請せず、言論の自由を要求しなかった代価の大きさと同じである──すなわち東三省の喪失。ただし今回、それと引き換えに得たものは光明である。しかしもし万が一にも不幸にして、後にまた私が『花辺文学』を書いていたのと同じ時代に戻ったならば、皆でその代価が何であるか当ててみるがい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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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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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魯迅記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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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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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の光栄                        張承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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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琐记(一)                                                     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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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やほとんど毎年のように外国の文学者が中国にやって来るが、中国に来るたびに、いつも小さな騒ぎを引き起こす。先にバーナード・ショーがあり、後にデコブラがあった。ただファジェーエフだけは、皆が口にしたがらぬか、あるいは口にできなかっ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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デコブラは政治を語らず、元来は是非の輪の外に跳び出せると思われたのだが、不意にも食と色を褒め称えたために「外国の文盲」という悪名を勝ち取り、我が論客たちにここで議論紛々たらしめた。彼はおそらくそろそろ小説を書きに行く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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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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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が平たく小さく、ヨーロッパ人のように高くそびえていないのは仕方がない。しかし懐に数角の銭があれば、同じように映画を観ることはできる。探偵映画には飽き、恋愛映画にはうんざりし、戦争映画には膩き、喜劇映画にはつまらなくなると、そこで『ターザン』があり、『獣林怪人』があり、『アフリカ探険』がある等々、野獣と野蛮人の登場を求めるのだ。しかし未開の地においてもなお、必ず蛮女の蛮なる曲線を少々差し挟まねばならぬ。もし我々もなお見たがるならば、いくら嘲笑されても、やはりいくらかの未練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であろう。「色」は市井の商人にとって甚だ大切なも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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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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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が西欧で壁にぶつかるのも映画と変わらない。いわゆる文学者なる者の中にも、奇異なるもの(グロテスク)、色情的なるもの(エロティック)を探し出して、その顧客を満足させねばならぬ者がいる。それゆえ探険式の旅行があるのであり、目的は決して地主のお辞儀や酒の招待にあるのではない。しかし愚問に遭えば笑い話で済ませる。彼も実はこれらのことは分からぬし、分かる必要もないのだ。デコブラはこれらの人々の中の一人に過ぎ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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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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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中国人は、この類の文学者の作品の中で、各種のいわゆる「土人」と共に登場することになる。新聞に掲載されたデコブラ先生の旅程表を見さえすれば分かる──中国、南洋、南米。英国やドイツの類ではあまりに平凡だ。我々は描写されることを自覚し、また描写される光栄がこれからますます増えていくことを自覚し、さらに将来このようなことがあるのを面白いと思う者が出てくることをも自覚せねばなら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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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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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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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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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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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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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は必ずしも嘘が多いとは限らぬ                  趙令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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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琐记(二)                                   焉于  】
侍桁先生は「嘘について」の中で、嘘をつく原因の一つは弱さに起因するとし、その証左として「それゆえなぜ女は男より嘘が多いのか」と述べ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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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れは必ずしも嘘ではないが、しかし必ずしも事実でもない。我々は確かにしばしば男たちの口から、女は男より嘘が多いと聞かされるが、しかし実証もなければ統計もない。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先生は痛烈に女を罵ったが、彼の死後、その蔵書の中から梅毒の治療薬の処方箋が見つかった。もう一人、オーストリアの青年学者で、名前は忘れたが、大著を書いて女と嘘は分かちがたいと論じた。しかし彼は後に自殺した。恐らく彼自身にこそ精神の病があったの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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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が思うに、「女は男より嘘が多い」と言うよりは、「女は『男より嘘が多い』と人に指摘される時の方が多い」と言った方がよかろう。もっとも、数字の統計は自ずとないのだ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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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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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えば楊貴妃について、安禄山の乱以後の文人はみな大嘘をついていた。玄宗は事の外に逍遥としていたのに、かえって多くの悪事はすべて彼女のせいだと言った。敢えて「夏殷の衰えるを聞かずや、みずから褒姒・妲己を誅す」と言う者が幾人いたか。妲己や褒姒もまた同じことではないか。女が自分と男のために罪を被ってきた歴史は、実に長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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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作《本国话和外国话》,记的是法国的一个阔人家里招待了欧战中出死入生的三个兵,小姐出来招呼了,但无话可说,勉勉强强的说了几句,他们也无话可答,倒只觉坐在阔房间里,小心得骨头疼。直到溜回自己的“猪窠”里,他们这才遍身舒齐,有说有笑,并且在德国俘虏里,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我们的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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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は「婦人国貨年」で、国貨振興も婦人から始まる。まもなく罵られるであろう。なぜなら国貨も必ずしもこのために好転するとは限らぬが、一たび提唱し、一たび叱責すれば、男たちの責任は果たされる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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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了这经验,有一个兵便模模胡胡的想:“这世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战争的世界。别一个是有着保险箱门一般的门,礼拜堂一般干净的厨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国度。那里面,住着古怪想头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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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る男士がある女士のために不平を詠んだ詩を覚えている。「君王城上に降旗を竪つ、妾は深宮にありてなんぞ知らん。二十万人斉しく甲を解き、さらに一人の男児たる無し!」痛快なるかな、痛快なるか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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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小姐后来就对一位绅士说的是:“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好象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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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也无须小姐和兵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算作“封建余孽”或“买办”或别的什么而论都可以——和几乎同类的人,只要什么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无话可说。不过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倘是宴会,就只猜拳,不发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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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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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文学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实在有些艰难。“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于是高超的文学家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学还有别的性,他是不肯说破的,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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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而据说文学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极,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汇集于作者一个人。然而文学家却又悲哀起来,说是吐血了,这真是没有法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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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
  
【批評家の批評家                      倪朔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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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の転変もまことに速く、昨年以前は批評家も非批評家もともに文学を批評していた。もちろん不満の方が多かったが、よいと言う者もいた。昨年以来、変わって文学者も非文学者もひっくり返り、転じて批評家を批評するようにな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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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时和复古                                                      康伯度  】
今度はよいと言う者はあまりなく、最も徹底しているのは、近来真の批評家はいないと認めぬことだ。たとえ認めても、大いに彼らの愚鈍を笑う。なぜか。彼らがしばしば一つの決まった枠を作品の上に嵌め、合えばよし、合わねば悪しとする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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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我々は文芸批評史の上で、決まった枠を持たぬ批評家を見たことがあるだろうか。誰もが持っている。あるいは美の枠、あるいは真実の枠、あるいは前進の枠である。決まった枠のない批評家こそ、奇人である。雑誌は決まった枠がないと称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実はそれこそが枠であり、目を隠す手品師のハンカチなのだ。例えば一人の編集者が唯美主義者であるとすれば、彼は自ら定見なしと言いながら、書評だけでたっぷり手品を弄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しそれがいわゆる「芸術のための芸術」の作品で、自分の私見に合致するものであれば、この主義を賛成する批評または感想文を一篇選んで掲載し、天まで持ち上げる。さもなければ、似非急進的な、いかにも革命的に見える批評家の文章を使って、地面にまで押し込める。読者はこれで目が眩む。しかし個人としては、もし少しでも記憶力があれば、このように両端に立つことはできず、決まった枠を持たねばならぬ。我々は彼に枠があることを責めるべきではない。ただその枠が正しいかどうかを批評すればよ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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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批評家の批評家は、張献忠が秀才を選ぶ故事を引き出すであろう。まず二本の柱の間に縄を一本横に張り、受験者を歩かせる。背が高すぎれば殺し、低すぎても殺す。かくして蜀中の英才を殺し尽くした、と。このように喩えれば、定見のある批評家はすなわち張献忠に等しく、まこと読者をして心からの憎悪を抱かしめ得る。しかし文を評する枠が、すなわち人を量る縄であるか。文の合不合が、すなわち人の長短を量ることであるか。この例を引き出すのは誣陷であって、いかなる批評でも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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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象比那两位大得多: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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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打是有力的,因为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党,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胜于搬出生锈的古董来。然而笑话也就埋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就为了半农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趋时”而出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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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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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象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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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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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其实是战斗过来的,只要敬爱他的人,多发挥这一点,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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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罵                          倪朔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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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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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家に対するもう一つの不満の批評がある。いわゆる批評家は「漫罵」を好むから、彼の文章は批評ではない、というも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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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漫罵」を「嫚罵」と書く者もあり、「謩罵」と書く者もあるが、同じ意味かどうか私には分からない。しかしこれはひとまず措くとしよう。今問わんとするのは、いかなるものが「漫罵」であるか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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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贫乐道法                                                 史贲  】
仮に一人の人を指して「これは娼婦だ」と言うとする。もし彼女が良家の女であれば、それは漫罵である。もし彼女がまことに笑いを売る稼業に就いているならば、これは漫罵ではなく、真実を述べたのだ。詩人には官職を買う金がなく、金持ちはただ勘定ばかりしている。事実がそうであるから、これは本当のことであり、たとえこれを漫罵と称しても、詩人にはやはり官職は買えぬ。これは幻想が現実にぶつかった小さな釘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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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があるからといって文才があるとは限らぬ。「子女が行列をなす」からといって必ずしも児童の性質を明らかにするとは限らぬこと以上に明白である。「子女が行列をなす」は、ただ夫婦が生むのが上手で、育てもできることを証明するだけで、児童について妄りに論ずる権利はない。論じようとすれば、それは恥知らずに過ぎない。これは漫罵のように聞こえるが、実はそうではない。もしそうだと言うなら、世界中の児童心理学者はみな最も子供を多く産む親だと認めねばなら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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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供がわずかな食べ物のために喧嘩すると言うのは、子供に冤罪を着せるものであり、実は漫罵である。子供の行動は天性に出るものであり、また環境によっても変わる。ゆえに孔融は梨を譲った。喧嘩するのは家庭の影響であり、大人でさえ家産を争い遺産を奪い合うではないか。子供はその真似をし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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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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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罵は確かに多くの善人に冤罪を着せるが、曖昧模糊として「漫罵」を撲滅すれば、かえって一切の悪種を庇護すること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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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开不完,新近就看见了两种,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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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当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须是轻松一点的职业。且不说掘煤,挑粪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厂里做工至少每天十点的工人,到晚快边就一定筋疲力倦,受伤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时候的。“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转了,怎么还会有兴趣?——除非他爱兴趣比性命还利害。倘若问他们自己罢,我想,一定说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做梦也想不到发生兴趣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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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是极其彻底的:说是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作“席卷天下”。这也是一张少见的富有诗趣的药方,不过也有煞风景在后面。快要秋凉了,一早到马路上去走走,看见手捧肚子,口吐黄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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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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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学会考的优良成绩发表了,有《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其中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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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德业已立,则虽饔飧不继,捉襟肘见,而其名德足传于后,精神生活,将充分发展,又何患物质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谛,固在彼而不在此也。……”(由《新语林》第三期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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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と「海派」                     欒廷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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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题旨更进了一步,说是连不能“充腹”也不要紧的。但中学生所开的良方,对于大学生就不适用,同时还是出现了要求职业的一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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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有这么的彰明较著,其实,据我的愚见,是大可以不必再玩“之乎者也”了——横竖永远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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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のある先生がある新聞で「京派」を揚げて「海派」を抑える発言をして以来、かなりの議論を引き起こした。最初は上海のある先生がある雑誌で不平を述べ、さらに別のある先生の旧説を引いて、作者の籍貫は作品とは無関係であると主張し、北平のある先生に一撃を加えようと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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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のところ、これでは北平のある先生を心服させるに足りぬ。いわゆる「京派」と「海派」とは、元来作者の本籍を指すのではなく、一群の人々が集まる地域を指すのだ。ゆえに「京派」は皆北平人とは限らず、「海派」も皆上海人とは限らない。梅蘭芳博士は芝居における真の京派であるが、その本貫は呉下である。しかし、籍貫の都鄙がその人の功罪を定めることはできぬにせよ、居所の文野はやはり作家の神情に影響する。孟子曰く「居は気を移し、養は体を移す」と。これをこそ言うのだ。北京は明清の帝都、上海は各国の租界。帝都には官多く、租界には商多し。ゆえに京にある文人は官に近く、海に没する者は商に近い。官に近い者は官に名を得させ、商に近い者は商に利を得させ、自らもそれによって糊口する。要するに、「京派」は官の幇閑に過ぎず、「海派」は商の幇忙に過ぎぬ。しかし官から食を得る者はその情状が隠れ、外に向かってなお傲然たり得るが、商から食を得る者はその情状が露わで、どこにも隠しようがない。そこで我を忘れる者はこれに拠りて清濁の別ありとする。官が商を卑しむのは元来中国の旧習であるから、「海派」は「京派」の目にいっそう落ちぶれ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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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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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北京の学界は、以前にはその光栄もあった。すなわち五四運動の策動である。今なお歴史上の光輝はあるが、当時の戦士は、「功成り名遂げ身退く」者あり、「身を安んずる」者あり、「身を昇す」者はなおさらあり。立派な悪戦も、ほとんど人をして「官になりたくば殺人放火をして招安を受けよ」の感を抱かしめる。「昔人已に黄鶴に乗りて去り、此の地空しく黄鶴楼を余す」。一昨年大難が頭上に迫った時、北平の学者たちが自らの楯としようとしたのは古文化であり、唯一の大事は古物の南遷であった。これは自ら徹底的に、北平にあるものが何であるかを説明してしまったのではないか。
 
しかし北平には畢竟まだ古物があり、また古書があり、また古都の人民がいる。北平の学者文人たちは、おおむね講師か教授の本業を持ち、道理からすれば、研究あるいは創作の環境は実に「海派」より優越している。私は学術上あるいは文芸上の大著作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望んで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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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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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一)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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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许多事实,不看记载,是天才也想不到的。非洲有一种土人,男女的避忌严得很,连女婿遇见丈母娘,也得伏在地上,而且还不够,必须将脸埋进土里去。这真是虽是我们礼义之邦的“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古人,也万万比不上的。
  
【北人と南人                             欒廷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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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分隔男女的设计,也还不免是低能儿;现在总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电影,都只是“不同席”的演义。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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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只好用“西法”了。西法虽非国粹,有时却能够帮助国粹的。例如无线电播音,是摩登的东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经,却不坏;汽车固然是洋货,坐着去打麻将,却总比坐绿呢大轿,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几圈。以此类推,防止男女同吸空气就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个箱,将养气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里,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凯末尔将军治国以前的土耳其女人的面幕,这回可也万万比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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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は「京派」と「海派」の議論を見た後に、連想したも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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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现在有一个英国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游记》那样的讽刺的小说,说在二十世纪中,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看见一群人在烧香拜龙,作法求雨,赏鉴“胖女”,禁杀乌龟;又一群人在正正经经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张男女分途,以及女人的腿应该不许其露出。那么,远处,或是将来的人,恐怕大抵要以为这是作者贫嘴薄舌,随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满的人们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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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人が南人を卑しむのは、すでに一つの伝統である。これは風俗習慣の相違のためでもなく、思うにその大きな原因は、歴来の侵入者が多く北方から来て、まず中国の北部を征服し、さらに北人を率いて南征したことにある。ゆえに南人は北人の目には被征服者でもあ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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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倘没有这样的事实,大约无论怎样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总不能怎样的出奇,所以人们看见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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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が晋に入った時、北方の人士は歓喜の中にあきらかに軽薄を帯びていた。証拠を挙げれば煩雑になるので、ひとまず論じないでおこう。分かりやすいのは、羊衒之の『洛陽伽藍記』の中で常に南人を誹り、同類と見なしていないことだ。元に至っては、人民を截然と四等に分けた。一にモンゴル人、二に色目人、三に漢人すなわち北人、第四等がようやく南人で、それは彼らが最後に降伏した一群だったからだ。最後に降伏したとは、こちらから言えば矢尽き援絶えてようやく戦いを止めた南方の強さであり、あちらから言えば順逆をわきまえず久しく王師に抗した賊である。生き残りは当然降伏したのだが、しかし奴隷としての資格はこのため最も浅く、浅いがゆえに班次も最も低く、誰もが憚りなく卑しめたのだ。清朝に至ってこの帳簿がまた整理し直され、今なお余波が流れている。もしこの後の歴史がもう繰り返されぬならば、それはまことに南人のみならざる天の福というべき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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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ちろん、南人には欠点がある。権貴が南遷すれば、腐敗頹廃の気風を持ち込み、北方の方がかえって清浄である。性情もまた異なり、欠点もあれば特長もある。ちょうど北人が両方を兼ね備えるのと同じだ。私の見るところ、北人の長所は重厚であり、南人の長所は機敏である。しかし重厚の弊は愚鈍に、機敏の弊は狡猾になる。ゆえにある先生がかつてこう欠点を指摘した。北方の人は「終日飽食して心を用うるところなし」、南方の人は「終日群居して言、義に及ばず」と。有閑階級について言えば、おおむね確かにそうであろうと私は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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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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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点は改めることができ、長所は互いに師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人相書に一条ある。北人にして南相なる者、南人にして北相なる者は貴し、と。これは妄語ではないと思う。北人にして南相なる者は重厚にしてかつ機敏であり、南人にして北相なる者は言うまでもなく機敏にしてかつ重厚なり。昔の人のいわゆる「貴」とは、当時の成功に過ぎず、現在にあっては、有益な事業を成し遂げることだ。これは中国人のささやかな自新の道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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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だし文章を書くのは南人が多く、北方もその影響を受けた。北京の新聞に、口先ばかりで、もごもごと、自分の影に見惚れるような文字は六七年前より増えたではないか。これがもし北方固有の「おしゃべり」と結婚すれば、生まれてくるのは必ず一種の不祥な新たな劣種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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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二)                                          白道  】
(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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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墨君先生以教师的资格参加着讨论大众语,那意见是极该看重的。他主张“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还举出“中学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误用的许多时髦字眼”来,说“最好叫他们不要用”,待他们将来能够辨别时再说,因为是与其“食新不化,何如禁用于先”的。现在摘一点所举的“时髦字眼”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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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くの如き広州」読後感                        越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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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 对象 气压 温度 结晶 彻底 趋势 理智 现实 下意识 相对性 绝对性 纵剖面 横剖面 死亡率……(《新语林》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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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日、「自由談」に「かくの如き広州」という一篇があり、かの地の新聞を引いて、商店が玄壇と李逵の大きな像を作り、目に電球を嵌めて向かいの虎の看板を鎮圧しようとしたことを記しており、まことに声色ともに備わっていた。もちろんその目的は広州人の迷信を嘲笑することに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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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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広東人の迷信は確かにかなりのもので、上海の五方雑処の路地を歩けば、パチパチと爆竹を鳴らし、大門の外の地面に線香と蝋燭を灯しているのは、十中九まで広東人であり、これは新党を嘆息させるに足る。しかし広東人の迷信は迷信ながらも真剣で、気魄がある。あの玄壇と李逵の大像にしても、百元以上かけねばできぬであろう。漢は明珠を求め、呉は大象を徴す。中原の人は歴来広東に宝物を掻き集めに行ったが、今に至るもまだ掻き尽くされていないらしく、偽の虎に対処するためにもこれだけの力を出せるのだ。さもなくば、それは命懸けということで、ここにまたあの迷信の真剣さが見え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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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字眼,几乎算不得“时髦字眼”了。如“对象”、“现实”等,只要看看书报的人,就时常遇见,一常见,就会比较而得其意义,恰如孩子懂话,并不依靠文法教科书一样;何况在学校中,还有教员的指点。至于“温度”、“结晶”、“纵剖面”、“横剖面”等,也是科学上的名词,中学的物理学、矿物学、植物学教科书里就有,和用于国文上的意义并无不同。现在竟“最误用”,莫非自己既不思索,教师也未给指点,而且连别的科学也一样的模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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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は中国人に迷信のない者がいるだろうか。ただその迷信が不甲斐なく迷っているから、かえって人が注意しないだけだ。例えば向かいに虎の看板が出たら、大抵の店主は落ち着かないものだ。しかし江浙であれば、おそらくこのように死力を尽くして闘おうとはしまい。一文銭で赤い紙を一枚買い、「姜太公此処に在り、百の禁忌なし」とか「泰山石敢当」と書いて、こっそり貼り付け、それでもって安身立命とするであろう。迷信は依然として迷信だが、いかにも小家の相で気概もなく、奄々一息であり、「自由談」の材料にさえしてくれ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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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单是中途学了大众语,也不过是一位中学出身的速成大众,于大众有什么用处呢?大众的需要中学生,是因为他教育程度比较的高,能够给大家开拓知识,增加语汇,能解明的就解明,该新添的就新添;他对于“对象”等等的界说,就先要弄明白,当必要时,有方言可以替代,就译换,倘没有,便教给这新名词,并且说明这意义。如果大众语既是半路出家,新名词也还不很明白,这“落伍”可真是“彻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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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するにしても、曖昧よりは真剣な方がよい。もし鬼にもなお金が要ると信じるならば、いっそ北宋の人のように銅銭を地中に埋めた方がましだ。今のようにわずかな紙銭を焼くだけでは、他人を騙し自分を騙すのみならず、端的に鬼をも騙しているのだ。中国には空名と偽物だけが残った事柄が多いが、それは真剣でないため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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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为大众而练习大众语,倒是不该禁用那些“时髦字眼”的,最要紧的是教给他定义,教师对于中学生,和将来中学生的对于大众一样。譬如“纵断面”和“横断面”,解作“直切面”和“横切面”,就容易懂;倘说就是“横锯面”和“直锯面”,那么,连木匠学徒也明白了,无须识字。禁,是不好的,他们中有些人将永远模胡,“因为中学生不一定个个能升入大学而实现其做文豪或学者的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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広州人の迷信は手本とするに足りぬが、その真剣さは手本とするに足り、敬服に値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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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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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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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神和咬人                                               越侨  】
  
【年越し                           張承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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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带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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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の上海の旧正月は、去年より賑やかで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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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尝为今儒所订正。虽在通都大邑,现在也还有天师作法,长官禁屠,闹得沸反盈天,何尝惹出一点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为恐怕神看见还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怜;一面则也憎恶他的不与大家共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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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上の呼称と口頭の呼称にはしばしばいくらかの違いがある。「廃暦」と呼ぶ者は、これを軽んじるのであり、「古暦」と呼ぶ者は、これを愛するのである。しかしこの「暦」に対する待遇は同じである。帳簿の精算、神への祭祀、祖先の祭り、爆竹、麻雀、年始回り、「恭喜発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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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神,农民们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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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を越しながらも休刊しない新聞には、すでに感慨が載っている。しかし感慨に過ぎず、畢竟事実には勝てない。ある英雄的な作家も、人に年中奮発し、悲憤し、記念せよと叫んだ。しかし叫ぶだけのことで、やはり事実には勝てない。中国の哀しむべき記念日はあまりに多く、これは慣例として少なくとも沈黙すべきである。喜ぶべき記念日も少なくはないが、しかし「反動分子がこれに乗じて騒ぎを起こす」ことを恐れるので、皆の喜びも発揚できない。幾度も防遏され、幾度も淘汰され、あらゆる佳節が絞め殺されると、この辛うじて残喘を保つ「廃暦」あるいは「古暦」だけが自分のものだと感じ、いっそう愛おしくなる。そこでことさらに祝う──これは「封建の余意」の一言で軽々しく片付けられるものでは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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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又载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出面劝阻迎神,被大家一顿打,终于咬断了喉管,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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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に年中悲憤し労作せよと呼びかける英雄たちは、きっと自分自身は悲憤も労作も毫も知らぬ人物であろう。実際には、悲憤する者と労作する者は、時として休息と歓びを必要とするのだ。古代エジプトの奴隷たちも、時に冷然と微笑することがあった。これは一切を蔑視する笑いである。この笑いの意味が分からぬ者は、ただ主人と、奴隷の生活に安んじ、労作が少なく、しかも悲憤を失った奴僕のみ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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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据的。《精忠说岳全传》说张俊陷害忠良,终被众人咬死,人心为之大快。因此乡间就向来有一个传说,谓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为怨恨而至于咬,则被咬者之恶,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约民国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这样的规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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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は旧暦の正月を祝わなくなって二十三年になるが、今回は三夜続けて花火を上げ、隣の外国人にも「シーッ」と言わしめた。これは花火もろとも、私のこの一年でたった一つの喜びとな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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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人,农民们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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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救死,想逃死,适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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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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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拚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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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他们要得到“天讨”。他们要骇怕,但因为不解“天讨”的缘故,他们也要不平。待到这骇怕和不平忘记了,就只有迷信讹传剩着,待到下一次水旱灾荒的时候,依然是迎神,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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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悲剧何时完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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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命                         倪朔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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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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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画「『姉妹花』の中で貧しい老婆が貧しい娘に言う。『貧乏人は結局貧乏人だ。お前は我慢しなさい!』」宗漢先生は慨然としてこれを指摘し、「貧乏人の哲学」と名付けた(『大晩報』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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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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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ちろんこれは安貧を教えるものであり、その根拠は「運命」である。古今の聖賢でこの説を主張した者はすでに少なくないが、しかし安貧ならざる貧乏人も「結局は」甚だ少なくない。「智者千慮に必ず一失あり」──ここでいう「失」は、蓋棺の後でなければ一人の人間の運命は「結局」知り得ぬということに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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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边加上黑点的三句,是印了出来的时候,全被删去了的。是总编辑,还是检查官的斧削,虽然不得而知,但在自己记得原稿的作者,却觉得非常有趣。他们的意思,大约是以为乡下人的意思——虽然是妄信——还不如不给大家知道,要不然,怕会发生流弊,有许多喉管也要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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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命を予言する者もい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人相見、八字を排する者、至る所にいる。しかし彼らが顧客に対して、底の底まで貧乏だと断定することは甚だ少なく、たとえあっても、皆の学説は一致できず、甲は貧しかるべしと言い、乙は富むべしと言う。これでは貧乏人は自分の将来の確実な運命を信ずることができ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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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命を信じなければ「分を安んずる」ことができず、貧乏人が宝くじを買うのは一種の「分を超えた考え」である。しかしこれは国家にとって、今日では無益とは言えぬ。ただし「一利あれば必ず一弊あり」で、運命が知り得ぬものならば、貧乏人がまた皇帝になろうと思ったとて何の差し支えがあろう。これが中国に『推背図』を出現させたのだ。宋人によれば、五代の頃、多くの人がこの図を見て自分の息子に名をつけ、将来の吉兆に当たることを望んだが、宋の太宗(?)が百本の順序をかき乱して別本と一緒に流通させ、読者は順序が大抵異なるのを見てどれが正しいか分からなくなり、ようやく珍蔵しなくなった。しかし九一八の頃、上海ではまだ『推背図』の新印本が盛んに売られてい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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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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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貧」は確かに天下太平の要道ではあるが、もし究極の運命を指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ねば、人を心底から諦めさせることはできぬ。今日の優生学は科学的であると言えるもので、中国にもこれを提唱する者がいて、運命説の窮まるところを救おうとしているが、歴史はまたあいにく面目がない。漢の高祖の父は皇帝ではなかったし、李白の息子も詩人ではなかった。さらに立志伝があり、くどくどと西洋の誰それが冒険で成功し、誰それがまた素手で富を得たと人に説い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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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命説が治国平天下に全く足りぬことは、明々白々たる履歴がある。もしなおこれを道具として使おうとするならば、中国の運命こそまことに「窮」極無聊となる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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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琐记(三)                                                焉于  】
(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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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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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错。
  
【大詐欺と小詐欺                        鄧当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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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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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真是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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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の醜事は、この二年来まことに少なからず暴露された。切り貼り、丸写し、転売、偽装。しかし究明し得ぬ事もまだあり、ただ我々が見慣れたために、もう気に留めないだけ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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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是换了一个说法了,连并非作者,也憎恶了批评家,他们里有的说道:你这么会说,那么,你倒来做一篇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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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の題字は、字が必ずしもうまいとは限らぬが、ただこの本の著者あるいは出版者が名人を知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すだけで内容とは無関係であるから、詐欺とは言えぬ。疑わしいのは「校閲」である。校閲の役は、当然名人・学者・教授だ。しかしこれらの先生方自身には、この学問に関する著作がない。ゆえに本当に校閲したかどうかが一つの問題であり、たとえ本当に校閲したとしても、その校閲が本当に信頼できるかどうかがもう一つの問題である。しかし再び校閲を加えて批評した文章を我々はほとんど見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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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要使批评家抱头鼠窜。因为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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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らに一種の「編集」がある。この編集者もおおむね名人であり、その名によって読者はその本の信頼性を感じる。しかしこれもまた甚だ疑わしい。もしその本に序跋があれば、その文章や思想から、本当にこの人が編集したかどうかを判断できるが、市場に並ぶ本には、開けばいきなり目次で、手がかりが全くないものがしばしばある。これをどうして信頼できよう。至って大部の各門類の刊行物のいわゆる「主編」に至っては、この名人は天空から地底まで通暁せざるものなく、「為す無くして為さざる無し」であり、かえって我々には推測の余地もない。
+
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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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らに一種の「特約寄稿」がある。刊行物の初号には広告にしばしば特約寄稿の名人を一大批並べ、時にはさらに凸版で著者自筆の署名を印刷し、その真実を示す。これは疑わしくない。しかし一年半載を過ぎると、次第にほころびが出てきて、多くのいわゆる特約寄稿者のものが一字も見えなくなる。約束していなかったのか、約束したが来なかったのか、我々には知る由もないが、それらのいわゆる自筆署名も、あるいは他所から切り抜いたものか、あるいは端的に偽造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もし投稿から取ったのであれば、なぜ署名は見えて原稿は見えぬ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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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四五年前,用笔的人以为一做批评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所以速成和乱评的也不少,但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涂上烂泥,并不是好办法。不过我们的读书界,是爱平和的多,一见笔战,便是什么“文坛的悲观”呀,“文人相轻”呀,甚至于不问是非,统谓之“互骂”,指为“漆黑一团糟”。果然,现在是听不见说谁是批评家了。但文坛呢,依然如故,不过它不再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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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らの名人は自分の「名」を売っているのだが、果たして「空給」を受け取っているのであろうか。もし受け取っているならば、もちろん同意の上での自売であり、さもなくば「盗売」と言える。「世を欺き名を盗む」者もあり、名を盗売して世を欺く者もあり、世の中もまことに千差万別である。しかし損害を被るのは読者だけ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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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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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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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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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子様お断り」                    宓子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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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纷飞”                                                           张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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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五六年来の外国映画は、まず我々に一通り洋風侠客の勇敢さを見せ、次いで野蛮人の陋劣を、さらに洋風令嬢の曲線美を見せた。しかし目の肥えは広がるもので、ついに何本かの脚では足りなくなり、一大群となる。またぞ足りず、丸裸となる。これが「裸体運動大写真」であり、正々堂々たる「人体美と健康美の表現」ではあるが、しかし「お子様お断り」で、子供はこれらの「美」を見る資格が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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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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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ぜか。宣伝にこのような文句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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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先生现在是在保障民权了,段政府时代,他还曾经保障文言。他造过一个实例,说倘将“二桃杀三士”用白话写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多么的不行。这回李焰生先生反对大众语文,也赞成“静珍君之所举,‘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酌量采用,是不能与提倡文言文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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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のこの上なく聡明な子供が言った。『あの人たちはどうして体の向きを変えてくれない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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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赞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文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而且在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但是,两位先生代译的例子,却是很不对劲的。那时的“士”,并非一定是“读书人”,早经有人指出了;这回的“大雪纷飞”里,也没有“一片一片”的意思,这不过特地弄得累坠,掉着要大众语丢脸的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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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の十分に厳格な父親が言った。『どうりで劇場は子供を断るわけ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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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在江浙,倘要说出“大雪纷飞”的意思来,是并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的,大抵用“凶”,“猛”或“厉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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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はもちろん文学者の虚構の妙文に過ぎない。なぜならこの映画は最初から「お子様お断り」を掲げているのだから、子供は見ようがないのだ。しかしもし本当に見せたとして、彼らはこのような質問をするだろうか。おそらく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この質問の意味は、恐らく張生が唱う「ああ、どうして顔を向けてくれないのだ」とは全く異なり、実は映画中の人物の態度の不自然さが不思議に思われただけであろう。中国の子供は比較的早熟かもしれず、性的感覚が比較的鋭いかもしれぬが、成人した「父親」よりも心が不浄であるとまではゆくまい。もしそうであるなら、二十年後の中国社会はまことに恐ろしいものだ。しかし事実上はおそらく決してそうはならぬゆえ、あの答えはこう改めた方がよ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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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思想和言语,都一步一步的和大众离开,那当然是“势所不免”的事。不过他倘不是从小就是公子哥儿,曾经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关,那么,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记得他们有许多赛过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好话。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大众虽然智识没有读书人的高,但他们对于胡说的人们,却有一个谥法:绣花枕头。这意义,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因为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不是鸭绒:是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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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わしが満足できぬようにするためだ。全くけしから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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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だしこう言う「父親」もおそらくいまい。彼はいつも「己の心をもって人の心を度る」のであり、度った後にこの心を無理に他人の胸中に押し込め、自分のものではないふりをして、他人の心は自分ほど清浄ではないと言う。裸体の女性が皆「体の向きを変えない」のは、実はまさにこの類の人物に対処するためなのだ。彼女たちはまさか白痴ではあるまい。「父親」の目つきが、その子供よりもさらに不真面目であることすら知らぬわけがあろ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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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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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中国社会はやはり「父親」類の社会であるから、芝居を演じれば「母親」類が身を献じ、「息子」類が謗りを受ける。たとえ危急の関頭に至っても、やはり何かと「木蘭従軍」「汪踦衛国」で、「女子と小人」を押し出して防ぎとするのだ。「我が国民はいかにしてその後を善くするや。」
 
古今の心の善し悪しは、比較するのがなかなか難しく、詩文に教えを求めるしかない。古の詩人は名高き「温柔敦厚」であるが、中にはなんと「時日いずくんぞ喪びん、予汝とともに亡びん!」と言う者もいた。なんと悪辣なことか。さらに奇妙なのは、孔子が「校閲」した後も、これを削らず、なお「詩三百、一言もってこれを蔽う。曰く、思い邪なし」と言っていること。聖人もまた可悪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ら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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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らに現存の最も通行する『文選』があるが、聞くところによれば、もし青年作家が語彙を豊かにし、あるいは建築を描写しようとすれば、必ずこれを見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いう。しかし我々がもし中の作家を調査すれば、少なくとも半分は非業の死を遂げている。もちろん心が悪かったからだ。昭明太子の選択を経て、確かに語彙の祖師のようになったが、当時はおそらくまだ個人の主張も偏激な文字もあったのだ。さもなくばその人は伝えられなかったはずで、唐以前の史書の文苑伝を繰ってみれば、おおむね旨意を承けて檄を草し頌を作る人であるが、しかしそれら著者の文章で今日まで伝わるものはかえって甚だ少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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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う見てくると、古書をまるごと翻印するのも危険がないとは言えぬ。近頃たまたま石印の『平斎文集』を見かけたが、著者は宋人であり、古くないとは言えぬが、しかしその詩は規範とし難い。例えば「狐鼠」を詠じて曰く、「狐鼠一窟を擅にし、虎蛇九逵を行く。天に眼あるを論ぜず、ただ地に皮なきを管ぜよ……。」また「荊公」を詠じて曰く、「禍胎を養い成して身始めて去り、依然として鐘阜人に向かいて青し。」かの当路を指斥する口吻は、今人の見慣れぬところだ。「八大家」の欧陽修は、偏激な文学者とは言えまいが、しかしあの『李翱の文を読む』の中にはこうある。「ああ、位に在りて自ら憂うることを肯ぜず、また他人を禁じて皆憂うることを得ざらしむ、嘆ずべきかな!」これもまた甚だ憤懣と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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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和拉丁化                                                  仲度  】
しかし後人の一番の選択を経ると、たちまち純厚になるのだ。後人が古人を純厚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ならば、後人が古人より更に純厚なのは明らかである。清朝にはかつて勅定の『唐宋文醇』と『唐宋詩醇』があった。これは皇帝が古人を純厚に仕立てた好い標本であり、まもなくこれを翻印して「狂瀾を既倒に挽かん」とする者が出るかもしれ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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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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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大众语文的人,对主张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货色来看!”一面也有这样的老实人,毫不问他是诚意,还是寻开心,立刻拚命的来做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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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读书人来提倡大众语,当然比提倡白话困难。因为提倡白话时,好好坏坏,用的总算是白话,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语。但是,反对者是没有发命令的权利的。虽是一个残废人,倘在主张健康运动,他绝对没有错;如果提倡缠足,则即使是天足的壮健的女性,她还是在有意的或无意的害人。美国的水果大王,只为改良一种水果,尚且要费十来年的工夫,何况是问题大得多多的大众语。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么,反对者该是赞成文言或白话的了,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白话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也拿出他的“货色”来给大家看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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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不妨自己来试验,在《动向》上,就已经有过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胡绳先生看了之后,却以为还是非土话所写的句子来得清楚。其实,只要下一番工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里的土话,和苏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传》,却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先是不懂,硬着头皮看下去,参照记事,比较对话,后来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难。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每一个方块汉字,是都有它的意义的,现在用它来照样的写土话,有些是仍用本义的,有些却不过借音,于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得分析它那几个是用义,那几个是借音,惯了不打紧,开手却非常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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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胡绳先生所举的例子,说“回到窝里向罢”也许会当作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汉字的“窝”字,实际上,恐怕是不该这么写法的。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也叫“家里”作Uwao–li,读书人去抄,也极容易写成“窝里”的,但我想,这Uwao其实是“屋下”两音的拼合,而又讹了一点,决不能用“窝”字随便来替代,如果只记下没有别的意义的音,就什么误解也不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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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法会と歌劇                      孟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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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至于改作横行,那是当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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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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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輪金剛法会募金趣意書』にこのような一節がある。「古人ひとたび災厄に遭えば、上は己を罪し、下は身を修む……今や人心漸く衰えり、仏力の加被に頼らずんば、この浩劫を消除する由なし。」恐らく今もまだ覚えている人がいるだろう。これを読むとまことに自分も他人も半文の値打ちもなく、治水も除蝗も全く無益で、「あるいは自業を消し、あるいは他の災いを免れん」と思えば、パンチェン大師にお出まし願って仏菩薩の加護を祈るしかないという気にさせら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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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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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く信じている人々は必ずいる。さもなくば、どうして巨額の寄付を募れよ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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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畢竟「人心漸く衰え」たらしく、中央社十七日杭州電に曰く、「時輪金剛法会は本月二十八日に杭州にて啓建せらるるが、併せて梅蘭芳、徐来、胡蝶を招き、会期中五日間歌劇を上演することに決せり。」梵唄の円音が、軽歌曼舞に「加被」せらるるとは、意表に出ずるにあらず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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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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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つて我が仏が説法したまいし折、天女の散花ありと聞く。今、杭州にて会が啓かるるに、我が仏がおそらく親しく臨みたまうまじきとすれば、梅郎に権りに天女に扮することを恭請するのも、むろん不可ではあるまい。しかしモダンガールたちと何の関係があろうか。まさか映画スターや標準美人が歌を唱えば、「この浩劫を消除」できるという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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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およそ、人心が「漸く衰え」んとする前に、仏を拝む人はすでに余興を兼ねて見た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寄付に限りがあり法会が大きくない時には、坊主たち自らが飛鉢を演じ、歌を唱って善男善女を満足させたが、これはまた道学先生たちをも首を振らせた。パンチェン大師は開会を「印可」するのみにして『毛毛雨』を歌わぬのは、まことに仏旨に適っているが、不意にも同時に歌劇まで上演されると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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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と現代人の心は、おそらくかなり異なるものがあろうが、もし隔たりがわずか数百年であれば、たとえ若干の差異はあっても、微々たるものであろう。祭りで芝居を演じ、香市で美女を見るのは、まさに「古よりこれあり」の芸当である。無量の福を積み、かつ視聴の娯楽を極め、現在も未来もよいことがある──これが古来仏事を興行する呼び声の力なのだ。さもなくば、黄色く太った坊主がお経を唱えるだけでは、参加者は必ずしも踊躍せず、浩劫は消除の望みがない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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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                                              苗挺  】
しかしこの手配は、婆心より出たりとはいえ、やはり「人心漸く衰えり」の徴候である。我々に疑いを抱かせる。我々自身はこの浩劫を消除する資格がないとして、この後はパンチェン大師に頼るべきか、それとも梅蘭芳博士か、ミス徐来か、ミス胡蝶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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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一提便完;梁启超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证明了群众的盲目,连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也来译马克斯“牛克斯”的断片。为什么呢?将何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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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听说,连苏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剧了。
  
【洋服の没落                        韋士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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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演还可,一要演,却就给施蛰存先生看出了“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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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我々はいつも自分に合った服がないことを恨んできた。清朝末年、革命の色彩を帯びた英雄たちは辮髪を恨むのみならず、馬褂や袍子も恨んだ。それは満洲の服だったからだ。ある老先生が日本に遊歴し、あちらの服装を見て大いに喜び、雑誌に文章を載せて「図らずも今日再び漢官の儀を見る」と題した。彼は古装の復活に賛成し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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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现代》五卷五期,施蛰存《我与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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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革命の後に採用されたのは洋装であった。皆が維新を志し、便捷を求め、腰骨をまっすぐにしたかったからだ。少年英俊の輩は自ら洋装であるのみならず、他人が袍子を着るのを嫌悪した。当時聞くところによれば、樊山老人のもとへ行って、なぜ満洲の衣裳を着るのかと詰問した者もいたそうだ。樊山は問い返して曰く、「君の着ているのはどこの服かね。」少年は答えて曰く、「私が着ているのは外国の服です。」樊山曰く、「わしが着ているのも外国の服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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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話はかなり一時に伝誦され、袍褂党を眉を揚げさせた。ただしその中にはいくらか革命に反対する意味が含まれており、近日の衛生のため、経済のためとは大いに異なる。その後、洋服はついに華人と次第に仲たがいし、袁世凱の御代に袍子馬褂を常礼服と定めたのみならず、五四運動の後、北京大学が校風を整飭するため制服を規定しようとして学生に公議させたところ、その議決もまた袍子と馬褂で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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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太远,演剧季的情形我还不了然,齿的冷暖,暂且听便罢。但梅兰芳和一个记者的谈话,登在《大晚报》的《火炬》上,却没有说要去演《贵妃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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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回洋服が採用されなかった理由は、まさに林語堂先生の言うように衛生に合わないからだ。造化が我々に賜うた腰と首は本来屈曲できるもので、腰を曲げ背を屈めるのは中国では常態である。逆のものすら甘んじて受けるのだから、順のものはなおさら甘んじて受けるべきだ。ゆえに我々は最も人体を研究し、その自然に順じてこれを用いる人民なのだ。首が最も細いので斬首を発明し、膝関節が曲がるので跪拝を発明し、臀部は肉が多くかつ致命的でないので尻叩きを発明した。自然に反する洋服は、かくして次第に自然と没落していっ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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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先生自己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同前)这当然非常之好。不过他所“言”的别人的“行”,却未必一致,或者是偶然也会不一致的,如《贵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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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洋服の遺跡は、今やモダンな男女の身にのみ残留しているに過ぎず、あたかも辮髪や纏足が頑固な男女の身にたまに見られるのと同じだ。ところが思いもかけず、また一通の催命符がやって来た。硫酸がこっそり背後から撒かれ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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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梅兰芳还没有动身,施蛰存先生却已经指定他要在“无产阶级”面前赤膊洗澡。这么一来,他们岂但“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国的国粹了。他们的文学青年,将来要描写宫殿的时候,会在《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也未可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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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をどうすればよい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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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做《贵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齿冷”,不做一下来凑趣,也使豫言家倒霉。两面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说:“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我何敢多撄众怒?”(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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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制に復そうにも、黄帝から宋明に至る衣裳は一時にはとても分からぬ。舞台の扮装に倣おうにも、蟒袍に玉帯、白底に黒靴で、自動車に乗って西洋料理を食べるのは、やはりいささか滑稽を免れまい。ゆえに変えに変えて、おおよそやはり袍子馬褂が安定であろう。外国の服ではあるが、恐らく脱ぐことはあるまい──これはまことにいささか不思議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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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一句是客气话,赞成施先生的其实并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的在杂志上发表吗?——这“孤独”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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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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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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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                          黄凱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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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的批评                                                        及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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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は小学校の頃、同級生たちの手品を見て──「耳で字を聞く」だの「紙人形が血を流す」だの──甚だ面白いと思った。廟の縁日にはこれらの手品を伝授する人がいて、銅貨数枚で一つ覚えられたが、覚えてしまうとたちまち興醒めした。中学に入ったのは城内で、意気揚々と大きな手品を見たが、後に誰かが手品の秘密を教えてくれ、それから輪の傍に近づく気がしなくなった。昨年上海に来て、ようやくまた退屈を紛らわす場所を得た。映画を見ること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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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号)。还有一位希隽先生,却以为“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作家无形中也就成为商贾了。……为了获利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了”。(《社会月报》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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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まもなく本の中で映画フィルムの製造法を少し読み、見たところ千丈の断崖のようなものが実は地面から数尺に過ぎず、奇鳥怪獣もすべて紙製であると知った。これにより映画の神秘を感じなくなり、かえって往々その破綻ばかり気にするようになって、自分も退屈になった。三度目にして退屈を紛らわす場所を失ったのだ。時には、あの本を読んだことを後悔し、著者が製造法を書くべきでなかったと恨むことさえ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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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眼在经济上,当然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这“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出来的学说,和我们只有常识的见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向来只以为用资本来获利的是商人,所以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钱开书店来赚钱的老板。到现在才知道用文章去卖有限的稿费的也是商人,不过是一种“无形中”的商人。农民省几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换钱,教授卖嘴,妓女卖淫,也都是“无形中”的商人。只有买主不是商人了,但他的钱一定是用东西换来的,所以也是商人。于是“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个个都是商人,但可分为在“无形中”和有形中的两大类。
  
 
+
暴露する者は種々の秘密を暴き、人のためになると思っている。しかし退屈な人間は、退屈を紛らわすために、欺かれることに甘んじ、自ら欺くことに安んじている。さもなくばもっと退屈になるからだ。このために手品は天地の間に長く存続し、このために幽暗を暴露することは欺く者に深く悪まれるのみならず、欺かれる者にも深く悪まれ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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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希隽先生自己的定义来断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无形中”的商人;如果并不以卖文为活,因此也无须“粗制滥造”,那么,怎样过活呢,一定另外在做买卖,也许竟是有形中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见识,无论怎么看,总逃不脱一个商人见识。
  
 
+
暴露する者は有為の人々の中でのみ益があり、無聊の人々の中では滅びるしかない。自救の道はただ、一切の秘密を知りつつも顔色を変えず、欺くことに加担し、欺かれることに甘んずる無聊の人々を欺き、無聊な手品が次から次へと、結局は反復して続くままにしておくことだ。周囲には必ずこれを見る人がい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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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很短,就是写下来的工夫,也决不要写“和平与战争”(这是照林希隽先生的文章抄下来的,原名其实是《战争与和平》)的那么长久,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的“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为什么还要呢,就因为它正面还有光辉灿烂的羽毛。不过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有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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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品師は絶えず拱手して言う、「……一歩家を出れば朋友が頼り!」と。これにはいくらか手品の種を知る者に向けて発せられた意味がある。西洋の種明かしをされぬようにするため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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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とは義をもって合するものなり」──しかし我々は古来しばしばこのようには解さな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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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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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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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二愿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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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の頃                          孟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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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了。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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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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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还有拜侠客做干爷,给富翁当赘婿,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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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の頃は墓参りの季節で、ある者は関内に入って祖先を祭ろうとし、ある者は陝西に墓参りに行く。激論は天を沸かせ、歓声は地を揺るがし、まるで墓参りで国が滅びも、国が救われもするかのよう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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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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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にこれほど大きな関係があるとすれば、墓を掘ることはもちろん許されま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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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竟有人给文学也攀起亲来了,他说女人的才力,会因与男性的肉体关系而受影响,并举欧洲的几个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来作证据。于是又有人来驳他,说这是弗洛伊特说,不可靠。其实这并不是弗洛伊特说,他不至于忘记梭格拉第太太全不懂哲学,托尔斯泰太太不会做文章这些反证的。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至于有“诗人”在钓一个女人,先捧之为“女诗人”,那是一种讨好的手段,并非他真传染给她了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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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の国師パクパは、墓を掘ることの利害を深く信じていた。彼は宋陵を掘り開き、人骨を豚犬の骨と一緒に埋めて宋室を不運にしようとした。後に幸いにも一人の義士に盗まれ、目的は達せられなかったが、しかし宋朝はやはり滅んだ。曹操は「摸金校尉」の類の職員を設けて専ら盗墓に当たらせたが、彼の息子は皇帝になり、自分は「武帝」と諡された。いかに威風堂々たることか。こう見ると、死者の安危と生者の禍福とは、やはり関係がないようでも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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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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伝えるところによれば、曹操は死後に墓を掘られることを恐れ、七十二の疑冢を造り、人を手出しできなくした。そこで後の詩人が曰く、「あまねく七十二の疑冢を掘れば、必ず一冢に君の屍を葬れるあらん。」そこで後の論者がまた曰く、「阿瞞は老獪至極、その屍が実にこの七十二冢の内にあらざることを安んぞ知らんや。」まことに手の施しようが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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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瞞はまさに老獪至極ではあるが、思うに疑冢の類は必ずしも手配しなかったであろう。ただ古来の冢墓は大抵発掘された者が多く、冢中の人の主名が確かなものも甚だ少ない。洛陽の邙山では清末に墓を掘る者が甚だ多く、名公巨卿の墓の中でさえ、得られるものは大抵一枚の墓誌石と散乱した陶器であった。元来貴重な殉葬品が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く、すでに誰かが掘って持ち去ったのだ。いつのことかは知る由もない。とにかく葬った後から清末の盗掘のその日までの間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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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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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中の人が畢竟いかなる人であるかは、掘った後でなければ往々分からぬ。たとえ伝承の主名があっても、大抵当てにならぬ。中国人は古来、大人物に関係のある名勝を造るのが好きだ。石門には「子路止宿の処」あり、泰山の上には「孔子天下を小とする処」あり。一つの小さな洞穴には大禹が埋められ、幾つかの大きな土饅頭には文王・武王・周公が葬られているとい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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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し墓参りが確かに国を救えるのであれば、参るなら正確に参らねばならず、文王・武王・周公の陵を参って、他人の土饅頭を参ってはならず、さらに自分が周朝の子孫であるかどうかも調べねばならぬ。そこで考古の作業が必要になる。すなわち墓を掘り開いて、文王・武王・周公旦が葬られている証拠があるかどうかを見、もし遺骨があれば『洗冤録』の方法で血を滴らすこともできる。しかしこれはまた墓参り救国説と矛盾し、孝子順孫の心を大いに傷つける。やむなく、ただ目を閉じ頭を強くしてでたらめに拝むしか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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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の鬼にあらずしてこれを祭るは、諂なり!」ただ墓参り救国術に霊験がないのは、まだ小さな笑い話に過ぎ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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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三丑                                                      黄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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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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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然而这最干净,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枝节了。第二样是“钞刊文”,他先已有了侥幸之心,读熟或带进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题目相合,便即照钞,想瞒过考官的眼。品行当然比“缴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枝节。第三样,最坏的是瞎写,不及格不必说,还要从瞎写的文章里,给人寻出许多笑话来。人们在茶余酒后作为谈资的,大概是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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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还不在其内,因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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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象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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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钞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我说这话,意思并不在轻议已成的文人学士,只以为古典多,记不清不足奇,都记得倒古怪。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是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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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如果能钞刊文,而又敷衍得过去,这人便是现在的大人物;青年学生有一些错,不过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为世诟病,我很诧异他们竟没有人呼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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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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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莎士比亚”                                                苗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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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将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可见“丑态”;马克思讲过莎士比亚,当然错误;梁实秋教授将翻译莎士比亚,每本大洋一千元;杜衡先生看了莎士比亚,“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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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学家杜衡先生,好象先前是因为没有自己觉得缺少“做人的经验”,相信群众的,但自从看了莎氏的《凯撒传》以来,才明白“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文艺风景》创刊号所载。)自然,这是根据“莎剧”的,和杜先生无关,他自说现在也还不能判断它对不对,但是,觉得自己“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却已经明白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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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对于杜衡先生的影响。但“杜文《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里所表现的群众”,又怎样呢?和《凯撒传》里所表现的也并不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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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们想起在近几百年来的各次政变中所时常看到的,‘鸡来迎鸡,狗来迎狗’式……那些可痛心的情形。……人类底进化究竟在那儿呢?抑或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至今还停滞在二千年前的罗马所曾经过的文明底阶段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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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这一比,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他是古时候的人,有这一手并不算什么玩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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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经他的贵手一取舍,杜衡先生的名文一发挥,却实在使我们觉得群众永远将是“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材料,倒还是被迎的有出息;“至于我,老实说”,还竟有些以为群众之无能与可鄙,远在“鸡”“狗”之上的“心情”了。自然,这是正因为爱群众,而他们太不争气了的缘故——自己虽然还不能判断,但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呀,有谁不信,问他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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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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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句的难                                                      张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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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记》,想到了几句不关重要的话,是:断句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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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时代,一个塾师能够不查他的秘本,空手点完了《四书》,在乡下就要算一位大学者,这似乎有些可笑,但是很有道理的。常买旧书的人,有时会遇到一部书,开首加过句读,夹些破句,中途却停了笔:他点不下去了。这样的书,价钱可以比干净的本子便宜,但看起来也真教人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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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古书,印了出来,是起于“文学革命”时候的;用标点古文来试验学生,我记得好象是同时开始于北京大学,这真是恶作剧,使“莘莘学子”闹出许多笑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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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只好一任那些反对白话,或并不反对白话而兼长古文的学者们讲风凉话。然而,学者们也要“技痒”的,有时就自己出手。一出手,可就有些糟了,有几句点不断,还有可原,但竟连极平常的句子也点了破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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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们大概是这样读法的:“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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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倘使是调子有定的词曲,句子相对的骈文,或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里是白话怎么坏,古文怎么好,一动手,对古文就点了破句,而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扬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标记么?说好说坏,又从那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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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点几圈,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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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事还是不要多谈好,再谈下去,我怕不久会有更高的议论,说标点是“随波逐流”的玩意,有损“性灵”,应该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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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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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三)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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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流作家”叶灵凤和穆时英两位先生编辑的《文艺画报》的大广告,在报上早经看见了。半个多月之后,才在店头看见这“画报”。既然是“画报”,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画报”的心,首先来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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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还好,一看,可就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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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平万先生的《沈阳之旅》里,有三幅插图有些像日本人的手笔,记了一记,哦,原来是日本杂志店里,曾经见过的在《战争版画集》里的料治朝鸣的木刻,是为记念他们在奉天的战胜而作的,日本记念他对中国的战胜的作品,却就是被战胜国的作者的作品的插图——奇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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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翻下去是穆时英先生的《墨绿衫的小姐》里,有三幅插画有些像麦绥莱勒的手笔,黑白分明,我曾从良友公司翻印的四本小书里记得了他的作法,而这回的木刻上的署名,也明明是FM两个字。莫非我们“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这作品,是豫先翻成法文,托麦绥莱勒刻了插画来的吗?——奇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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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是文字,《世界文坛瞭望台》了。开头就说,“法国的龚果尔奖金,去年出人意外地(白注:可恨!)颁给了一部以中国作题材的小说《人的命运》,它的作者是安得烈马尔路”,但是,“或者由于立场的关系,这书在文字上总是受着赞美,而在内容上却一致的被一般报纸评论攻击,好象惋惜像马尔路这样才干的作家,何必也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云。这样一“瞭望”,“好象”法国的为龚果尔奖金审查文学作品的人的“立场”,乃是赞成“将文艺当作了宣传工具”的了——奇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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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少见多怪”,别人倒并不如此的。先前的“见怪者”,说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现在的“怪”却早已声明着,叫你“见莫怪”了。开卷就有《编者随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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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每期供给一点并不怎样沉重的文字和图画,使对于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只是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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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的玩着先前活剥“琵亚词侣”,今年生吞麦绥莱勒的小玩艺,是在大才小用,不过要给人“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如果再从这醒眼的“文艺画”上又发生了问题,虽然并不“严重”,不是究竟也辜负了两位“中国第一流作家”献技的苦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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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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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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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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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张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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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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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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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们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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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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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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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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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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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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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张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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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梅兰芳还要到苏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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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我们的大画家徐悲鸿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画过松树——也许是马,我记不真切了——国内就没有谈得这么起劲。这就可见梅兰芳博士之在艺术界,确是超人一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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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累得《现代》的编辑室里也紧张起来。首座编辑施蛰存先生曰:“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现代》五卷五期。)要这么大叫,可见不平之极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别,是会令人疑心生了脏躁症的。次座编辑杜衡先生曰:“剧本鉴定的工作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文艺画报》创刊号。)这可冷静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齐如山先生自愧弗及,赶紧来请帮忙——帮忙的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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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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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是不会“表示一点‘转变’的”,目前还太早一点。他也许用别一个笔名,做一篇剧本,描写一个知识阶级,总是专为艺术,总是不问俗事,但到末了,他却究竟还在革命这一方面。这就活动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这篇东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这一方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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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不知道梅兰芳博士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或者虚设一社,出些什么“戏剧年鉴”,亲自作序,说自己是剧界的名人?倘使没有,那可是也不会玩这一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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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不会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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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带住罢,倘再“略论”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会说因为被批评家乱骂,害得他演不出好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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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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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杀与捧杀                                                阿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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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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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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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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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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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象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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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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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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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忌                                                       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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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但是否真实,却无从知道,因为我从未听见有人实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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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也有“忌”,不过与“食忌”稍不同。这就是某一类书决不能和某一类书同看,否则两者中之一必被克杀,或者至少使读者反而发生愤怒。例如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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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七年)八月做的《自代北入京记》。他的文笔,岂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极有重量的,抄几句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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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见西夷毡帐,高低不一,所谓穹庐连属,如冈如阜者。男妇皆蒙古语;有卖干湿酪者,羊马者,牦皮者,卧两骆驼中者,坐奚车者,不鞍而骑者,三两而行,被戒衣,或红或黄,持小铁轮,念‘金刚秽咒’者。其首顶一柳筐,以盛马粪及木炭者,则皆中华女子。皆盘头跣足,垢面,反被毛袄。人与牛羊相枕藉,腥臊之气,百余里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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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如果看过这样的文章,想像过这样的情景,又没有完全忘记,那么,虽是中郎的《广庄》或《瓶史》,也断不能洗清积愤的,而且还要增加愤怒。因为这实在比中郎时代的他们互相标榜还要坏,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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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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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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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童挡驾”                                                    宓子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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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五六年来的外国电影,是先给我们看了一通洋侠客的勇敢,于是而野蛮人的陋劣,又于是而洋小姐的曲线美。但是,眼界是要大起来的,终于几条腿不够了,于是一大丛;又不够了,于是赤条条。这就是“裸体运动大写真”,虽然是正正堂堂的“人体美与健康美的表现”,然而又是“小童挡驾”的,他们不配看这些“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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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宣传上有这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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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说:她们怎不回过身子儿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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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十足严正的爸爸说:怪不得戏院对孩子们要挡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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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然只是文学家虚拟的妙文,因为这影片是一开始就标榜着“小童挡驾”的,他们无从看见。但假使真给他们去看了,他们就会这样的质问吗?我想,也许会的。然而这质问的意思,恐怕和张生唱的“咍,怎不回过脸儿来”完全两样,其实倒在电影中人的态度的不自然,使他觉得奇怪。中国的儿童也许比较的早熟,也许性感比较的敏,但总不至于比成年的他的“爸爸”,心地更不干净的。倘其如此,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那可真真可怕了。但事实上大概决不至于此,所以那答话还不如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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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要使我过不了瘾,可恶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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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肯这样说的“爸爸”恐怕也未必有。他总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度了之后,便将这心硬塞在别人的腔子里,装作不是自己的,而说别人的心没有他的干净。裸体女人的都“不回过身子儿来”,其实是专为对付这一类人物的。她们难道是白痴,连“爸爸”的眼色,比他孩子的更不规矩都不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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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的社会,所以做起戏来,是“妈妈”类献身,“儿子”类受谤。即使到了紧要关头,也还是什么“木兰从军”,“汪踦卫国”,要推出“女子与小人”去搪塞的。“吾国民其何以善其后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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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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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并不纯厚                                                      翁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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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达赖啦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但广州开的耆英会,却明明收集过一大批寿翁寿媪,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太太还能穿针,有照片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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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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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现存的最通行的《文选》,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语汇,或描写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当然,就因为心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象变成语汇祖师了,但在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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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翻印整部的古书,也就不无危险了。近来偶尔看见一部石印的《平斋文集》,作者,宋人也,不可谓之不古,但其诗就不可为训。如咏《狐鼠》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又咏《荆公》云:“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那指斥当路的口气,就为今人所看不惯。“八大家”中的欧阳修,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学家的罢,然而那《读李翱文》中却有云:“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它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也就悻悻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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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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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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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会和歌剧                                                   孟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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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轮金刚法会募捐缘起》中有这样的句子:“古人一遇灾祲,上者罪己,下者修身……今则人心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末由消除此浩劫。”恐怕现在也还有人记得的罢。这真说得令人觉得自己和别人都半文不值,治水除蝗,完全无益,倘要“或消自业,或淡他灾”,只好请班禅大师来求佛菩萨保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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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信的人们一定是有的,要不然,怎么能募集一笔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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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究竟好象是“人心浸以衰矣”了,中央社十七日杭州电云:“时轮金刚法会将于本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启建,并决定邀梅兰芳、徐来、胡蝶,在会期内表演歌剧五天。”梵呗圆音,竟将为轻歌曼舞所“加被”,岂不出于意表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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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闻昔者我佛说法,曾有天女散花,现在杭州启会,我佛大概未必亲临,则恭请梅郎权扮天女,自然尚无不可。但与摩登女郎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莫非电影明星与标准美人唱起歌来,也可以“消除此浩劫”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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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人心快要“浸衰”之前,拜佛的人,就已经喜欢兼看玩艺的了,款项有限,法会不大的时候,和尚们便自己来飞钹,唱歌,给善男子,善女人们满足,但也很使道学先生们摇头。班禅大师只“印可”开会而不唱《毛毛雨》,原是很合佛旨的,可不料同时也唱起歌剧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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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人和现代人的心,也许很有些不同,倘相去不过几百年,那恐怕即使有些差异,也微乎其微的。赛会做戏文,香市看娇娇,正是“古已有之”的把戏。既积无量之福,又极视听之娱,现在未来,都有好处,这是向来兴行佛事的号召的力量。否则,黄胖和尚念经,参加者就未必踊跃,浩劫一定没有消除的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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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种安排,虽然出于婆心,却仍是“人心浸以衰矣”的征候。这能够令人怀疑:我们自己是不配“消除此浩劫”的了,但此后该靠班禅大师呢,还是梅兰芳博士,或是密斯徐来,密斯胡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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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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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服的没落                                                      韦士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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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历,看见那边的服装,高兴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叫作《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他是赞成恢复古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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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革命之后,采用的却是洋装,这是因为大家要维新,要便捷,要腰骨笔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装,还厌恶别人穿袍子。那时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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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故事颇为传诵一时,给袍褂党扬眉吐气。不过其中是带一点反对革命的意味的,和近日的因为卫生,因为经济的大两样。后来,洋服终于和华人渐渐的反目了,不但袁世凯朝,就定袍子马褂为常礼服,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了,请学生们公议,那议决的也是:袍子和马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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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却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因其不合于卫生。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的自然而然的没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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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洋服的遗迹,现在已只残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辫子小脚,不过偶然还见于顽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不料竟又来了一道催命符,是镪水悄悄从背后洒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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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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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来改去,大约总还是袍子马褂牢稳。虽然也是外国服,但恐怕是不会脱下的了——这实在有些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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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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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黄凯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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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小学的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进中学是在城里,于是兴致勃勃的看大戏法,但后来有人告诉了我戏法的秘密,我就不再高兴走近圈子的旁边。去年到上海来,才又得到消遣无聊的处所,那便是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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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久就在书上看到一点电影片子的制造法,知道了看去好象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奇禽怪兽,无非是纸做的。这使我从此不很觉得电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它的破绽,自己也无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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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回失掉了消遣无聊的处所。有时候,还自悔去看那一本书,甚至于恨到那作者不该写出制造法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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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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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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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戏法的时时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几分就是对着明白戏法的底细者而发的,为的是要他不来戳穿西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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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以义合者也”,但我们向来常常不作如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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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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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                                                           孟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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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象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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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坟有这么大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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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的国师八合思巴罢,他就深相信掘坟的利害。他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后来幸而给一位义士盗走了,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宋朝还是亡。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这样看来,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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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之论者又曰:阿瞒老奸巨猾,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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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瞒虽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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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么人,非掘后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传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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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如果有遗骨,还可照《洗冤录》的方法来滴血。但是,这又和扫墓救国说相反,很伤孝子顺孙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闭了眼睛,硬着头皮,乱拜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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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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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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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的生机                                                         崇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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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竟好象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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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真的是“天地大戏场”,那么,文场上当然也一定有丑脚——然而也一定有黑头。丑脚唱着丑脚戏,是很平常的,黑头改唱了丑脚戏,那就怪得很,但大戏场上却有时真会有这等事。这就使直心眼人跟着歪心眼人嘲骂,热情人愤怒,脆情人心酸。为的是唱得不内行,不招人笑吗?并不是的,他比真的丑脚还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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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愤怒和心酸,为的是黑头改唱了丑脚之后,事情还没有完。串戏总得有几个脚色:生,旦,末,丑,净,还有黑头。要不然,这戏也唱不久。为了一种原因,黑头只得改唱丑脚的时候,照成例,是一定丑脚倒来改唱黑头的。不但唱工,单是黑头涎脸扮丑脚,丑脚挺胸学黑头,戏场上只见白鼻子的和黑脸孔的丑脚多起来,也就滑天下之大稽。然而,滑稽而已,并非幽默。或人曰:“中国无幽默。”这正是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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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可叹的是被谥为“幽默大师”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谈》上引了古人之言,曰:“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癞鳖,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鸟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辈可无罪。”虽引据仍不离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闲适”之道远矣。这又是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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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林先生以为新近各报上之攻击《人间世》,是系统的化名的把戏,却是错误的,证据是不同的论旨,不同的作风。其中固然有虽曾附骥,终未登龙的“名人”,或扮作黑头,而实是真正的丑脚的打诨,但也有热心人的谠论。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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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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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式”辩                                                             黄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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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六日的《动向》上,登有一篇阿芷先生指明杨昌溪先生的大作《鸭绿江畔》,是和法捷耶夫的《毁灭》相像的文章,其中还举着例证。这恐怕不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罢。因为生吞活剥的模样,实在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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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生吞活剥也要有本领,杨先生似乎还差一点。例如《毁灭》的译本,开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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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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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鸭绿江畔》的开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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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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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不同了,那是当然的;响声不同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最特别的是他在“日本”之下,加了一个“式”字。这或者也难怪,不是日本人,怎么会挂“日本指挥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样,自己打造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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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莱奋生所带的是袭击队,自然是袭击敌人,但也夺取武器。自己的军器是不完备的,一有所得,便用起来。所以他所挂的正是“日本的指挥刀”,并不是“日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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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家看小说,并且豫备抄袭的,可谓关系密切的了,而尚且如此粗心,岂不可叹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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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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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新法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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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衡和苏汶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坛上的两种秘密,也是坏风气:一种是批评家的圈子,一种是文人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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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还保留着没有说出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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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子中还有一种书店编辑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只要是这一家书店出版的书籍,这边一套,“行”,那边一套,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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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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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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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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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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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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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但那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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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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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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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几本书                                                    邓当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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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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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绍介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胡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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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三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Symbolism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中国的白璧德,中国的吉尔波丁,中国的高尔基……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少得很。莫非因为都有了“国货”的缘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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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刚刚记熟,据说是已经过去了。易卜生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见第三本;柴霍甫和莫泊桑的选集,也似乎走了虎头蛇尾运。但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译的;沙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的有三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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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自然,现在是国难时期,那有工夫译这些书,看这些书呢,但我所提议的是向着只在暴躁和牢骚的大人物,并非对于正在赴难或“卧薪尝胆”的英雄。因为有些人物,是即使不读书,也不过玩着,并不去赴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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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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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而行                                                     曼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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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的俨然。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嫌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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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世事,恨和尚往往就恨袈裟。幽默和小品的开初,人们何尝有贰话。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这许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讽刺,讽刺就是漫骂。油腔滑调,幽默也;“天朗气清”,小品也;看郑板桥《道情》一遍,谈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牍半本,作小品一卷。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势,势必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于是轰然一声,天下又无不骂幽默和小品。其实,则趁队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数不在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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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伟人,先前是算好称呼的,现在则受之者已等于被骂;学者和教授,前两三年还是干净的名称;自爱者闻文学家之称而逃,今年已经开始了第一步。但是,世界上真的没有实在的伟人,实在的学者和教授,实在的文学家吗?并不然,只有中国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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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当然,沉着切实的人们是有的。不过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视或鄙弃,大抵总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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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仗这添些热闹,是值得感谢的。但在乌合之前想一想,在云散之前也想一想,社会未必就冷静了,可是还要像样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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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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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己及人                                                         梦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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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几年以前了,有一位诗人开导我,说是愚众的舆论,能将天才骂死,例如英国的济慈就是。我相信了。去年看见几位名作家的文章,说是批评家的漫骂,能将好作品骂得缩回去,使文坛荒凉冷落。自然,我也相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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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一个想做作家的人,而且觉得自己也确是一个作家,但还没有获得挨骂的资格,因为我未曾写过创作。并非缩回去,是还没有钻出来。这钻不出来的原因,我想是一定为了我的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吵闹,她们也如漫骂批评家一样,职务是在毁灭真天才,吓退好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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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喜今年正月,我的丈母要见见她的女儿了,她们三个就都回到乡下去。我真是耳目清静,猗欤休哉,到了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可是不幸得很,现在已是废历四月初,足足静了三个月了,还是一点也写不出什么来。假使有朋友问起我的成绩,叫我怎么回答呢?还能归罪于她们的吵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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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乎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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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疑心我本不会有什么好作品,和她们的吵闹与否无关。而且我又疑心到所谓名作家也未必会有什么好作品,和批评家的漫骂与否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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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如果有人吵闹,有人漫骂,倒可以给作家的没有作品遮羞,说是本来是要有的,现在给他们闹坏了,他于是就像一个落难小生,纵使并无作品,也能从看客赢得一掬一掬的同情之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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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世界上真有天才,那么,漫骂的批评,于他是有损的,能骂退他的作品,使他不成其为作家。然而所谓漫骂的批评,于庸才是有益的,能保持其为作家,不过据说是吓退了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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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三足月里,我仅仅有了一点“烟士披离纯”,是套罗兰夫人的腔调的:“批评批评,世间多少作家,借汝之骂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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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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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感                                                公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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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东三省沦亡,上海打仗的时候,在只闻炮声,不愁炮弹的马路上,处处卖着《推背图》,这可见人们早想归失败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后,华北、华南,同濒危急,而上海却出现了“碟仙”。前者所关心的还是国运,后者却只在问试题,奖券,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迥不相同,而名目则更加冠冕,因为这“灵乩”是中国的“留德学生白同君所发明”,合于“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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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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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代,陈大齐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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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麻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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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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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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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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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秦理斋夫人事                                                      公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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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来,报章上常见有因经济的压迫,礼教的制裁而自杀的记事,但为了这些,便来开口或动笔的人是很少的。只有新近秦理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杀,却起过不少的回声,后来还出了一个怀着这一段新闻记事的自杀者,更可见其影响之大了。我想,这是因为人数多。单独的自杀,盖已不足以招大家的青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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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回声中,对于这自杀的主谋者——秦夫人,虽然也加以恕辞;但归结却无非是诛伐。因为——评论家说——社会虽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责任是生存,倘自杀,便是失职,第二责任是受苦,倘自杀,便是偷安。进步的评论家则说人生是战斗,自杀者就是逃兵,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这自然也说得下去的,然而未免太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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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前一派,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就麻烦,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杀的批判者,则是大抵属于后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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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既然自杀了,这就证明了她是一个弱者。但是,怎么会弱的呢?要紧的是我们须看看她的尊翁的信札,为了要她回去,既耸之以两家的名声,又动之以亡人的乩语。我们还得看看她的令弟的挽联:“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视为千古美谈之意吗?以生长及陶冶在这样的家庭中的人,又怎么能不成为弱者?我们固然未始不可责以奋斗,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况且自杀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战斗的应援者,当他人奋斗时,挣扎时,败绩时,也许倒是鸦雀无声了。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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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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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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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补                                                        曼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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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先生在《人间世》上,发表了这样的题目的论。对于此道,我没有那么深造,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想来补一点,自然,浅薄是浅薄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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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洋货,五四运动之后这才输入的。先前林琴南先生译小说时,夹注着“此语未完”的,便是这东西的翻译。在洋书上,普通用六点,吝啬的却只用三点。然而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际,就渐渐的长起来,九点,十二点,以至几十点;有一种大作家,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以见其中的奥义,无穷无尽,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读者也大抵这样想,有敢说觉不出其中的奥义的罢,那便是低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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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归根结蒂,也好象终于是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其实是一无所有;不过须是孩子,才会照实的大声说出来。孩子不会看文学家的“创作”,于是在中国就没有人来道破。但天气是要冷的,光着身子不能整年在路上走,到底也得躲进宫里去,连点几行的妙文,近来也不大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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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国货,《穆天子传》上就有这玩意儿,先生教我说:是阙文。这阙文也闹过事,曾有人说“口生垢,口戕口”的三个口字,也是阙文,又给谁大骂了一顿。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到目前,则渐有代以“××”的趋势。这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东西多,对于这著作的内容,我们便豫觉其激烈。但是,其实有时也并不然。胡乱×它几行,印了出来,固可使读者佩服作家之激烈,恨检查员之峻严,但送检之际,却又可使检查员爱他的顺从,许多话都不敢说,只×得这么起劲。一举两得,比点它几行更加巧妙了。中国正在排日,这一条锦囊妙计,或者不至于模仿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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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什么东西都要用钱买,自然也就都可以卖钱。但连“没有东西”也可以卖钱,却未免有些出乎意表。不过,知道了这事以后,便明白造谣为业,在现在也还要算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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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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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没落?                                                     常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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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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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爰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此事已由俄方与中国驻俄大使馆接洽,同时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亦奉到训令,与我方商洽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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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喜讯,值得我们高兴的。但我们当欣喜于“发扬国光”之后,还应该沉静一下,想到以下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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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倘说:中国画和印象主义有一脉相通,那倒还说得下去的,现在以为“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却未免近于梦话。半枝紫藤,一株松树,一个老虎,几匹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别的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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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苏俄的象征主义的没落,在十月革命时,以后便崛起了构成主义,而此后又渐为写实主义所排去。所以倘说:构成主义已渐没落,而写实主义“引成欣欣向荣之概”,那是说得下去的。不然,便是梦话。苏俄文艺界上,象征主义的作品有些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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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脚,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那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深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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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离我们也真远,我们对于那边的文艺情形也真的不大分明,但是,现在二十世纪已经度过了三分之一,粗浅的事是知道一点的了,这样的新闻倒令人觉得是“象征主义作品”,它象征着他们的艺术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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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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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提                                                                    公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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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动物的,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就要办。所谓办,虽然也不过是罚钱,只要舍得出钱,也还可以倒提一下,然而究竟是办了。于是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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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自然,鸡鸭这东西,无论如何,总不过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然而它不能言语,不会抵抗,又何必加以无益的虐待呢?西洋人是什么都讲有益的。我们的古人,人民的“倒悬”之苦是想到的了,而且也实在形容得切帖,不过还没有察出鸡鸭的倒提之灾来,然而对于什么“生刲驴肉”“活烤鹅掌”这些无聊的残虐,却早经在文章里加以攻击了。这种心思,是东西之所同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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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于人的心思,却似乎有些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愈下劣者,愈得主人的爱怜,所以西崽打叭儿,则西崽被斥,平人忤西崽,则平人获咎,租界上并无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正因为我们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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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从古典里,听熟了仁人义士,来解倒悬的胡说了,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其甚者竟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也正有这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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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悬的,而且虽在送往厨房的时候,也无人暂时解救。这就因为我们究竟是人,然而是没出息的人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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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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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花边文学”                                           林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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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有一种文章,四周围着花边,从一些副刊上出现。这文章,每天一段,雍容闲适,缜密整齐,看外形似乎是“杂感”,但又像“格言”,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似乎是小品或语录一类的东西。今天一则“偶感”,明天一段“据说”,从作者看来,自然是好文章,因为翻来覆去,都成了道理,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但从读者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譬如甘地被刺,就起来作一篇“偶感”,颂扬一番“摩哈达麻”,咒骂几通暴徒作乱,为圣雄出气禳灾,顺便也向读者宣讲一些“看定一切”,“勇武和平”的不抵抗说教之类。这种文章无以名之,且名之曰“花边体”或“花边文学”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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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花边体的来源,大抵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据这种小品文的拥护者说是会要流传下去的(见《人间世》:《关于小品文》)。我们且来看看他们的流传之道罢。六月念八日《申报·自由谈》载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倒提》。大意说西洋人禁止倒提鸡鸭,华人颇有鸣不平的,因为西洋人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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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这位花边文学家发议论了,他说:“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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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并未”呢?据说是“人能组织,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所以租界上没有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不禁止虐待华人,当然就是把华人看在鸡鸭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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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要不平么,为什么不反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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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些不平之士,据花边文学家从古典里得来的证明,断为“不妨变狗”之辈,没有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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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思极明白,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他虽也正面的承认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实在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从“古典”来证明这是华人没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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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他们和同胞做起生意来,除开夸说洋货如何比国货好,外国人如何讲礼节信用,中国人是猪猡,该被淘汰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口称洋人曰:“我们的东家。”我想这一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气,大抵不出于这般人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因为第一,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气;第二,他们往往赞成西洋人(也就是他们的东家)统治中国,虐待华人,因为中国人是猪猡;第三,他们最反对中国人怀恨西洋人。抱不平,从他们看来,更是危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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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般人或希望升为这般人的笔下产出来的就成了这篇“花边文学”的杰作。但所可惜是不论这种文人,或这种文字,代西洋人如何辩护说教,中国人的不平,是不可免的。因为西洋人虽然不曾把中国放在鸡鸭之下,但事实上也似乎并未放在鸡鸭之上。香港的差役把中国犯人倒提着从二楼摔下来,已是久远的事;近之如上海,去年的高丫头,今年的蔡洋其辈,他们的遭遇,并不胜过于鸡鸭,而死伤之惨烈有过而无不及。这些事实我辈华人是看得清清楚楚,不会转背就忘却的,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朦混过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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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不平的华人果真如花边文学家的“古典”证明,一律没有出息的么?倒也不的。我们的古典里,不是有九年前的五卅运动,两年前的一二八战争,至今还在艰苦支持的东北义勇军么?谁能说这些不是由于华人的不平之气聚集而成的勇敢的战斗和反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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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边体”文章赖以流传的长处都在这里。如今虽然在流传着,为某些人们所拥护。但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现在是建设“大众语”文学的时候,我想“花边文学”,不论这种形式或内容,在大众的眼中,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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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拒绝。莫非这文章又犯了要报私仇的嫌疑么?但这“授意”却没有的。就事论事,我觉得实有一吐的必要。文中过火之处,或者有之,但说我完全错了,却不能承认。倘得罪的是我的先辈或友人,那就请谅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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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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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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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                                                            宓子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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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儿童年。我记得的,所以时常看看造给儿童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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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路旁边的洋货店里挂着零星小物件,纸上标明,是从法国运来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见一样的货色,只是价钱更便宜。在担子上,在小摊上,都卖着渐吹渐大的橡皮泡,上面打着一个印子道:“完全国货”,可见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着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样的印子,那却应该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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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司里则有武器的玩具:指挥刀,机关枪,坦克车……。然而,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拿着玩的也少见。公园里面,外国孩子聚沙成为圆堆,横插上两条短树干,这明明是在创造铁甲炮车了,而中国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脸,躲在大人的背后,羞怯的,惊异的看着,身上穿着一件斯文之极的长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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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虽是儿童年,虽是前年身历了战祸,也没有因此给儿童创出一种纪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样抄。然则明年不是儿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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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江北人却是制造玩具的天才。他们用两个长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红绿,连作一排,筒内藏一个弹簧,旁边有一个把手,摇起来就格格的响。这就是机关枪!也是我所见的惟一的创作。我在租界边上买了一个,和孩子摇着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胜利的日本人看见了,大抵投给我们一个鄙夷或悲悯的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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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摇着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为这是创作。前年以来,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好象非此不足以自显其高洁,现在沉默了,那高洁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却创造了粗笨的机枪玩具,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与文明的玩具争。他们,我以为是比从外国买了极新式的武器回来的人物,更其值得赞颂的,虽然也许又有人会因此给我一个鄙夷或悲悯的冷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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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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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食                                                                  莫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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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界的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使有心人发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发愁。人而有心,真要“日坐愁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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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情形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不过略有变迁,更加显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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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欢吃零食。假使留心一听,则屋外叫卖零食者,总是“实繁有徒”。桂花白糖伦教糕,猪油白糖莲心粥,虾肉馄饨面,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罗)蜜橘,瓜子大王,还有蜜饯,橄榄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为这又不比肥鱼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据说,是在消闲之中,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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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年的出版物,是有“养生之益”的零食,或曰“入门”,或曰“ABC”,或曰“概论”,总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钱数角,费时半点钟,便能明白一种科学,或全盘文学,或一种外国文。意思就是说,只要吃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这人发荣滋长,抵得吃五年饭。试了几年,功效不显,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一试验,如果有名无实,是往往不免灰心的,例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修仙或炼金,而代以洗温泉和买奖券,便是试验无效的结果。于是放松了“养生”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还是零食。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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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而出现了小品,但也并不是新花样。当老九章生意兴隆的时候,就有过《笔记小说大观》之流,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关门之后,自然也跟着成了一小撮。分量少了,为什么倒弄得闹闹嚷嚷,满城风雨的呢?我想,这是因为在担子上装起了篆字的和罗马字母合璧的年红电灯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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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虽然仍旧是零食,上海居民的感应力却比先前敏捷了,否则又何至于闹嚷嚷。但这也许正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假使如此,那么,零食的前途倒是可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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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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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或彼生”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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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生或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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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写出这样五个字来,问问读者: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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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使在《申报》上,见过汪懋祖先生的文章,“……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的,那就也许能够想到,这就是“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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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则,那回答恐怕就要迟疑。因为这五个字,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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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胡。我们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们的智识,并且须仗我们已有的智识,给它注解,补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话之后,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径就用白话,即使多写了几个字,但对于读者,“其省力为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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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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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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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时候                                                          张承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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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东西是自有其时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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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佛典”,受一部分人们的奚落已经十多年了,“觉今是而昨非”,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候。关岳,是清朝屡经封赠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闲却;从新记得,是袁世凯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凯一同盖了棺;而第二次从新记得,则是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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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当然要重文言,掉文袋,标雅致,看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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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小家子弟,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也还要勇往直前,拚命挣扎的,因为他没有安稳的老巢可归,只得向前干。虽然成家立业之后,他也许修家谱,造祠堂,俨然以旧家子弟自居,但这究竟是后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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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宅子里有仓中的旧货,有壁角的灰尘,一时实在搬不尽。倘有坐食的余闲,还可以东寻西觅,那就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来消磨他若干岁月。如果是穷极无聊了,那就更要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这无法可想的贫穷。这两种人,小康和穷乏,是不同的,悠闲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场的缓促,也不同的,但当这时候,却都正在古董中讨生活,所以那主张和行为,便无不同,而声势也好象见得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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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就又影响了一部分的青年们,以为在古董中真可以寻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这么闲适,看看急迫者,是这么专精,这,就总应该有些道理。会有仿效的人,是当然的。然而,时光也绝不留情,他将终于得到一个空虚,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张者倘无特操,无灼见,则说古董应该供在香案上或掷在茅厕里,其实,都不过在尽一时的自欺欺人的任务,要寻前例,是随处皆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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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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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译                                                         史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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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木天先生在二十一日的《火炬》上,反对作家的写无聊的游记之类,以为不如给中国介绍一点上起希腊、罗马,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我以为这是很切实的忠告。但他在十九日的《自由谈》上,却又反对间接翻译,说“是一种滑头办法”,虽然还附有一些可恕的条件。这是和他后来的所说冲突的,也容易启人误会,所以我想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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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译确是比直接译容易。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译者自惭不及,怕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若干部分了。译文是大抵比不上原文的,就是将中国的粤语译为京语,或京语译成沪语,也很难恰如其分。在重译,便减少了对于原文的好处的踌躇。其次,是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书上倒未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译错误,而间接译却不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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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国也就难有上起希、罗,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的译本了。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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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日本改造社译的《高尔基全集》,曾被有一些革命者斥责为投机,但革命者的译本出,却反而显出前一本的优良了。不过也还要附一个条件,并不很懂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速成译本,可实在是不可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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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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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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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重译                                                           史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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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论重译及其他》下篇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释我的误会。我却觉得并无什么误会,不同之点,只在倒过了一个轻重,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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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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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也许是一种原因,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鲁迅译的《毁灭》,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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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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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自己所译的《塔什干》,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其实是不然的。德译本虽然厚,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所以我们所有的汉译《塔什干》,也并不是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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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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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澈底”的底子                                                        公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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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对于一个人的立论,如果说它是“高超”,恐怕有些要招论者的反感了,但若说它是“澈底”,是“非常前进”,却似乎还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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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也正是“澈底”的,“非常前进”的议论,替代了“高超”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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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本来都有一个对象的界限。譬如文学,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读者为对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当然要有深浅。而主张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还是作者的本分。然而这时“澈底”论者站出来了,他却说中国有许多文盲,问你怎么办?这实在是对于文学家的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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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还可以另外请一枝救兵来,也就是辩解。因为文盲是已经在文学作用的范围之外的了,这时只好请画家、演剧家、电影作家出马,给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东西。然而这还不足以塞“澈底”论者的嘴的,他就说文盲中还有色盲,有瞎子,问你怎么办?于是艺术家们也遭了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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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作为最后的挣扎,说是对于色盲、瞎子之类,须用讲演、唱歌、说书罢。说是也说得过去的。然而他就要问你:莫非你忘记了中国还有聋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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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当头一棍,闷死,都闷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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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澈底”论者就得到一个结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澈底改革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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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立定了这个结论之后,不知道到那里去了。谁来“澈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艺家。然而文艺家又是不“澈底”的多,于是中国就永远没有对于文盲、色盲、瞎子、聋子,无不有效的——“澈底”的好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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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澈底”论者却有时又会伸出头来责备一顿文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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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文艺的人,如果遇见这样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脸,那么,文艺不但不会前进,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切实的文艺家必须认清这一种“澈底”论者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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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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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了世界                                                       邓当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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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所以,有人以为“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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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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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象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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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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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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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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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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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帐                                                             莫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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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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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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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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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恐怕这又不过是俗见。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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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这些大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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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并非不知道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帐。——而且,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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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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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                                                     公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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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接连的大热了近二十天,看上海报,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记载。这在水村里,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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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村多水,对于水的智识多,能浮水的也多。倘若不会浮水,是轻易不下水去的。这一种能浮水的本领,俗语谓之“识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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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识水性”,如果用了“买办”的白话文,加以较详的说明,则:一、是知道火能烧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样柔和,好象容易亲近,因而也容易上当;二、知道水虽能淹死人,却也能浮起人,现在就设法操纵它,专来利用它浮起人的这一面;三、便是学得操纵法,此法一熟,“识水性”的事就完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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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都会里的人们,却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却了。平时毫无准备,临时又不先一测水的深浅,遇到热不可耐时,便脱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处,那当然是要死的。而且我觉得,当这时候,肯设法救助的人,好象都会里也比乡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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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救都会人恐怕也较难,因为救者固然必须“识水性”,被救者也得相当的“识水性”的。他应该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浅处浮。倘若过于性急,拚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则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连自己也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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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想,要下河,最好是豫先学一点浮水工夫,不必到什么公园的游泳场,只要在河滩边就行,但必须有内行人指导。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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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象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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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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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康伯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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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我因此记起的是别一件事,是在现在的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之前,他早是一位对于那时的白话,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大的“迎头痛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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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曾经有过极不费力,但极有力的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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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只举一个简单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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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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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老式了,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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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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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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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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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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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见于《中国文法通论》中,那书是一本正经的书;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现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国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价的,所以我想从新提起,并且提出他终于也是论语社的同人,有时不免发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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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实是,那论法,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看见青年穿洋服,学外国话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还低,脸孔也不白”的那些话,并没有两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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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刘先生所反对的是“太欧化”。但“太”的范围是怎样的呢?他举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没有,谈话里却能有的,对人口谈,也都可以懂。只有将“子曰”改成“曰子”是决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对的欧化文中也寻不出实例来,只好说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那么,这不是“无的放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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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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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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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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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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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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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度先生: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这我真不知是从那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华人的言语说:张甲说:“今天下雨了。”李乙说:“是的,天凉了。”若照尊论的主张,就应该改做:“今天下雨了,”张甲说。“天凉了,——是的;”李乙说。这个算得是中华民国全族的“必要”吗?一般翻译大家的欧化文笔,已足阻尽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读原文的人也不懂译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从此使中国更无可读的西书了。陈子展先生提倡的“大众语”,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刘半农先生说:“翻译是要使不懂外国文的人得读”;这是确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骂其半农,认为非使全中国人都以欧化文法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现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的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不敢领教的!幸先生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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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公直 七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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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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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伯度答文公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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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直先生:中国语法里要加一点欧化,是我的一种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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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都用得很惬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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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但我看先生决不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所以也想由此证明我也并非那一伙。否则,先生含狗血喷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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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还是不要暴躁,静静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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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此布复,并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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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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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康伯度脱帽鞠躬。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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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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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康伯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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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讨伐的不是白话的“反而难懂”,是白话的“鲁里鲁苏”,连刘先生似的想白话“返璞归真”的意思也全没有,要达意,只有“语录式”(白话的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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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用白话武装了出现的时候,文言和白话的斗争早已过去了,不像刘先生那样,自己是混战中的过来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怀旧日,慨叹末流的情绪。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极其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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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幽默”便是《论语》四十五期里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他因为要问木匠讨一点油灰,写好了一张语录体的字条,但怕别人说他“反对白话”,便改写了白话的,选体的,桐城派的三种,然而都很可笑,结果是差“书僮”传话,向木匠讨了油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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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是风行的刊物,这里省烦不抄了。总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语录式的一张,别的三种,全都要不得。但这四个不同的脚色,其实是都是林先生自己一个人扮出来的,一个是正生,就是“语录式”,别的三个都是小丑,自装鬼脸,自作怪相,将正生衬得一表非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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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已经并不是“幽默”,乃是“顽笑”,和市井间的在墙上画一乌龟,背上写上他的所讨厌的名字的战法,也并不两样的。不过看见的人,却往往不问是非,就嗤笑被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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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默”或“顽笑”,也都要生出结果来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当它“顽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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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事实会并不如文章,例如这语录式的条子,在中国其实也并未断绝过种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弄口去看一看,有时就会看见一个摊,坐着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写信,他所用的文章,决不如林先生所拟的条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语录式”的。这就是现在从新提起的语录派的末流,却并没有谁去涂白过他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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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具体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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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赏识“幽默”也真难。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应就不能这样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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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适意的时候,恐怕终于是“中国没有幽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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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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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文章                                                        朔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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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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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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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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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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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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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琐记(一)                                                     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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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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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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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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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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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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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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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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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琐记(二)                                   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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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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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作《本国话和外国话》,记的是法国的一个阔人家里招待了欧战中出死入生的三个兵,小姐出来招呼了,但无话可说,勉勉强强的说了几句,他们也无话可答,倒只觉坐在阔房间里,小心得骨头疼。直到溜回自己的“猪窠”里,他们这才遍身舒齐,有说有笑,并且在德国俘虏里,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我们的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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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了这经验,有一个兵便模模胡胡的想:“这世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战争的世界。别一个是有着保险箱门一般的门,礼拜堂一般干净的厨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国度。那里面,住着古怪想头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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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姐后来就对一位绅士说的是:“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好象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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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也无须小姐和兵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算作“封建余孽”或“买办”或别的什么而论都可以——和几乎同类的人,只要什么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无话可说。不过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倘是宴会,就只猜拳,不发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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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来,文学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实在有些艰难。“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于是高超的文学家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学还有别的性,他是不肯说破的,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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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而据说文学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极,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汇集于作者一个人。然而文学家却又悲哀起来,说是吐血了,这真是没有法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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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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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时和复古                                                      康伯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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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象比那两位大得多: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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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打是有力的,因为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党,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胜于搬出生锈的古董来。然而笑话也就埋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就为了半农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趋时”而出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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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象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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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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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其实是战斗过来的,只要敬爱他的人,多发挥这一点,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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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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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贫乐道法                                                 史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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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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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开不完,新近就看见了两种,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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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是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当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须是轻松一点的职业。且不说掘煤,挑粪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厂里做工至少每天十点的工人,到晚快边就一定筋疲力倦,受伤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时候的。“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转了,怎么还会有兴趣?——除非他爱兴趣比性命还利害。倘若问他们自己罢,我想,一定说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做梦也想不到发生兴趣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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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是极其彻底的:说是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作“席卷天下”。这也是一张少见的富有诗趣的药方,不过也有煞风景在后面。快要秋凉了,一早到马路上去走走,看见手捧肚子,口吐黄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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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学会考的优良成绩发表了,有《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其中有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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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德业已立,则虽饔飧不继,捉襟肘见,而其名德足传于后,精神生活,将充分发展,又何患物质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谛,固在彼而不在此也。……”(由《新语林》第三期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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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题旨更进了一步,说是连不能“充腹”也不要紧的。但中学生所开的良方,对于大学生就不适用,同时还是出现了要求职业的一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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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有这么的彰明较著,其实,据我的愚见,是大可以不必再玩“之乎者也”了——横竖永远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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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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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一)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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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有许多事实,不看记载,是天才也想不到的。非洲有一种土人,男女的避忌严得很,连女婿遇见丈母娘,也得伏在地上,而且还不够,必须将脸埋进土里去。这真是虽是我们礼义之邦的“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古人,也万万比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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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分隔男女的设计,也还不免是低能儿;现在总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电影,都只是“不同席”的演义。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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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只好用“西法”了。西法虽非国粹,有时却能够帮助国粹的。例如无线电播音,是摩登的东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经,却不坏;汽车固然是洋货,坐着去打麻将,却总比坐绿呢大轿,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几圈。以此类推,防止男女同吸空气就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个箱,将养气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里,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凯末尔将军治国以前的土耳其女人的面幕,这回可也万万比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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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现在有一个英国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游记》那样的讽刺的小说,说在二十世纪中,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看见一群人在烧香拜龙,作法求雨,赏鉴“胖女”,禁杀乌龟;又一群人在正正经经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张男女分途,以及女人的腿应该不许其露出。那么,远处,或是将来的人,恐怕大抵要以为这是作者贫嘴薄舌,随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满的人们的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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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倘没有这样的事实,大约无论怎样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总不能怎样的出奇,所以人们看见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这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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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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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二)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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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墨君先生以教师的资格参加着讨论大众语,那意见是极该看重的。他主张“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还举出“中学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误用的许多时髦字眼”来,说“最好叫他们不要用”,待他们将来能够辨别时再说,因为是与其“食新不化,何如禁用于先”的。现在摘一点所举的“时髦字眼”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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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鸣 对象 气压 温度 结晶 彻底 趋势 理智 现实 下意识 相对性 绝对性 纵剖面 横剖面 死亡率……(《新语林》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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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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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字眼,几乎算不得“时髦字眼”了。如“对象”、“现实”等,只要看看书报的人,就时常遇见,一常见,就会比较而得其意义,恰如孩子懂话,并不依靠文法教科书一样;何况在学校中,还有教员的指点。至于“温度”、“结晶”、“纵剖面”、“横剖面”等,也是科学上的名词,中学的物理学、矿物学、植物学教科书里就有,和用于国文上的意义并无不同。现在竟“最误用”,莫非自己既不思索,教师也未给指点,而且连别的科学也一样的模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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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单是中途学了大众语,也不过是一位中学出身的速成大众,于大众有什么用处呢?大众的需要中学生,是因为他教育程度比较的高,能够给大家开拓知识,增加语汇,能解明的就解明,该新添的就新添;他对于“对象”等等的界说,就先要弄明白,当必要时,有方言可以替代,就译换,倘没有,便教给这新名词,并且说明这意义。如果大众语既是半路出家,新名词也还不很明白,这“落伍”可真是“彻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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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为大众而练习大众语,倒是不该禁用那些“时髦字眼”的,最要紧的是教给他定义,教师对于中学生,和将来中学生的对于大众一样。譬如“纵断面”和“横断面”,解作“直切面”和“横切面”,就容易懂;倘说就是“横锯面”和“直锯面”,那么,连木匠学徒也明白了,无须识字。禁,是不好的,他们中有些人将永远模胡,“因为中学生不一定个个能升入大学而实现其做文豪或学者的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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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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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神和咬人                                               越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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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带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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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尝为今儒所订正。虽在通都大邑,现在也还有天师作法,长官禁屠,闹得沸反盈天,何尝惹出一点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为恐怕神看见还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怜;一面则也憎恶他的不与大家共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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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神,农民们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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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又载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出面劝阻迎神,被大家一顿打,终于咬断了喉管,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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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据的。《精忠说岳全传》说张俊陷害忠良,终被众人咬死,人心为之大快。因此乡间就向来有一个传说,谓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为怨恨而至于咬,则被咬者之恶,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约民国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这样的规定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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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人,农民们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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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救死,想逃死,适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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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拚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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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他们要得到“天讨”。他们要骇怕,但因为不解“天讨”的缘故,他们也要不平。待到这骇怕和不平忘记了,就只有迷信讹传剩着,待到下一次水旱灾荒的时候,依然是迎神,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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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悲剧何时完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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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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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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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边加上黑点的三句,是印了出来的时候,全被删去了的。是总编辑,还是检查官的斧削,虽然不得而知,但在自己记得原稿的作者,却觉得非常有趣。他们的意思,大约是以为乡下人的意思——虽然是妄信——还不如不给大家知道,要不然,怕会发生流弊,有许多喉管也要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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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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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琐记(三)                                                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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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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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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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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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真是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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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是换了一个说法了,连并非作者,也憎恶了批评家,他们里有的说道:你这么会说,那么,你倒来做一篇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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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要使批评家抱头鼠窜。因为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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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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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四五年前,用笔的人以为一做批评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所以速成和乱评的也不少,但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涂上烂泥,并不是好办法。不过我们的读书界,是爱平和的多,一见笔战,便是什么“文坛的悲观”呀,“文人相轻”呀,甚至于不问是非,统谓之“互骂”,指为“漆黑一团糟”。果然,现在是听不见说谁是批评家了。但文坛呢,依然如故,不过它不再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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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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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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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纷飞”                                                           张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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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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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士钊先生现在是在保障民权了,段政府时代,他还曾经保障文言。他造过一个实例,说倘将“二桃杀三士”用白话写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多么的不行。这回李焰生先生反对大众语文,也赞成“静珍君之所举,‘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酌量采用,是不能与提倡文言文相提并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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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赞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文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而且在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但是,两位先生代译的例子,却是很不对劲的。那时的“士”,并非一定是“读书人”,早经有人指出了;这回的“大雪纷飞”里,也没有“一片一片”的意思,这不过特地弄得累坠,掉着要大众语丢脸的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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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在江浙,倘要说出“大雪纷飞”的意思来,是并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的,大抵用“凶”,“猛”或“厉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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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思想和言语,都一步一步的和大众离开,那当然是“势所不免”的事。不过他倘不是从小就是公子哥儿,曾经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关,那么,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记得他们有许多赛过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好话。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大众虽然智识没有读书人的高,但他们对于胡说的人们,却有一个谥法:绣花枕头。这意义,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因为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不是鸭绒:是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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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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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和拉丁化                                                  仲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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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大众语文的人,对主张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货色来看!”一面也有这样的老实人,毫不问他是诚意,还是寻开心,立刻拚命的来做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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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读书人来提倡大众语,当然比提倡白话困难。因为提倡白话时,好好坏坏,用的总算是白话,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语。但是,反对者是没有发命令的权利的。虽是一个残废人,倘在主张健康运动,他绝对没有错;如果提倡缠足,则即使是天足的壮健的女性,她还是在有意的或无意的害人。美国的水果大王,只为改良一种水果,尚且要费十来年的工夫,何况是问题大得多多的大众语。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么,反对者该是赞成文言或白话的了,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白话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也拿出他的“货色”来给大家看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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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也不妨自己来试验,在《动向》上,就已经有过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胡绳先生看了之后,却以为还是非土话所写的句子来得清楚。其实,只要下一番工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里的土话,和苏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传》,却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先是不懂,硬着头皮看下去,参照记事,比较对话,后来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难。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每一个方块汉字,是都有它的意义的,现在用它来照样的写土话,有些是仍用本义的,有些却不过借音,于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得分析它那几个是用义,那几个是借音,惯了不打紧,开手却非常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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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胡绳先生所举的例子,说“回到窝里向罢”也许会当作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汉字的“窝”字,实际上,恐怕是不该这么写法的。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也叫“家里”作Uwao–li,读书人去抄,也极容易写成“窝里”的,但我想,这Uwao其实是“屋下”两音的拼合,而又讹了一点,决不能用“窝”字随便来替代,如果只记下没有别的意义的音,就什么误解也不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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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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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至于改作横行,那是当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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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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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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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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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                                              苗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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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一提便完;梁启超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证明了群众的盲目,连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也来译马克斯“牛克斯”的断片。为什么呢?将何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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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听说,连苏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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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演还可,一要演,却就给施蛰存先生看出了“丑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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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现代》五卷五期,施蛰存《我与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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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俄太远,演剧季的情形我还不了然,齿的冷暖,暂且听便罢。但梅兰芳和一个记者的谈话,登在《大晚报》的《火炬》上,却没有说要去演《贵妃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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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先生自己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同前)这当然非常之好。不过他所“言”的别人的“行”,却未必一致,或者是偶然也会不一致的,如《贵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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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梅兰芳还没有动身,施蛰存先生却已经指定他要在“无产阶级”面前赤膊洗澡。这么一来,他们岂但“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国的国粹了。他们的文学青年,将来要描写宫殿的时候,会在《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也未可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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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做《贵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齿冷”,不做一下来凑趣,也使豫言家倒霉。两面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说:“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我何敢多撄众怒?”(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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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一句是客气话,赞成施先生的其实并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的在杂志上发表吗?——这“孤独”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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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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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贾的批评                                                        及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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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号)。还有一位希隽先生,却以为“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作家无形中也就成为商贾了。……为了获利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了”。(《社会月报》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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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眼在经济上,当然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这“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出来的学说,和我们只有常识的见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向来只以为用资本来获利的是商人,所以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钱开书店来赚钱的老板。到现在才知道用文章去卖有限的稿费的也是商人,不过是一种“无形中”的商人。农民省几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换钱,教授卖嘴,妓女卖淫,也都是“无形中”的商人。只有买主不是商人了,但他的钱一定是用东西换来的,所以也是商人。于是“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个个都是商人,但可分为在“无形中”和有形中的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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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希隽先生自己的定义来断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无形中”的商人;如果并不以卖文为活,因此也无须“粗制滥造”,那么,怎样过活呢,一定另外在做买卖,也许竟是有形中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见识,无论怎么看,总逃不脱一个商人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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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文”很短,就是写下来的工夫,也决不要写“和平与战争”(这是照林希隽先生的文章抄下来的,原名其实是《战争与和平》)的那么长久,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的“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为什么还要呢,就因为它正面还有光辉灿烂的羽毛。不过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有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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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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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二愿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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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了。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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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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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还有拜侠客做干爷,给富翁当赘婿,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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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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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竟有人给文学也攀起亲来了,他说女人的才力,会因与男性的肉体关系而受影响,并举欧洲的几个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来作证据。于是又有人来驳他,说这是弗洛伊特说,不可靠。其实这并不是弗洛伊特说,他不至于忘记梭格拉第太太全不懂哲学,托尔斯泰太太不会做文章这些反证的。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至于有“诗人”在钓一个女人,先捧之为“女诗人”,那是一种讨好的手段,并非他真传染给她了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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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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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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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三丑                                                      黄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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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然而这最干净,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枝节了。第二样是“钞刊文”,他先已有了侥幸之心,读熟或带进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题目相合,便即照钞,想瞒过考官的眼。品行当然比“缴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枝节。第三样,最坏的是瞎写,不及格不必说,还要从瞎写的文章里,给人寻出许多笑话来。人们在茶余酒后作为谈资的,大概是这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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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通”还不在其内,因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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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象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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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钞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我说这话,意思并不在轻议已成的文人学士,只以为古典多,记不清不足奇,都记得倒古怪。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是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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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看来,如果能钞刊文,而又敷衍得过去,这人便是现在的大人物;青年学生有一些错,不过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为世诟病,我很诧异他们竟没有人呼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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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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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莎士比亚”                                                苗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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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俄将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可见“丑态”;马克思讲过莎士比亚,当然错误;梁实秋教授将翻译莎士比亚,每本大洋一千元;杜衡先生看了莎士比亚,“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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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文学家杜衡先生,好象先前是因为没有自己觉得缺少“做人的经验”,相信群众的,但自从看了莎氏的《凯撒传》以来,才明白“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文艺风景》创刊号所载。)自然,这是根据“莎剧”的,和杜先生无关,他自说现在也还不能判断它对不对,但是,觉得自己“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却已经明白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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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对于杜衡先生的影响。但“杜文《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里所表现的群众”,又怎样呢?和《凯撒传》里所表现的也并不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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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使我们想起在近几百年来的各次政变中所时常看到的,‘鸡来迎鸡,狗来迎狗’式……那些可痛心的情形。……人类底进化究竟在那儿呢?抑或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至今还停滞在二千年前的罗马所曾经过的文明底阶段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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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这一比,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他是古时候的人,有这一手并不算什么玩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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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经他的贵手一取舍,杜衡先生的名文一发挥,却实在使我们觉得群众永远将是“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材料,倒还是被迎的有出息;“至于我,老实说”,还竟有些以为群众之无能与可鄙,远在“鸡”“狗”之上的“心情”了。自然,这是正因为爱群众,而他们太不争气了的缘故——自己虽然还不能判断,但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呀,有谁不信,问他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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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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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句的难                                                      张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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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记》,想到了几句不关重要的话,是:断句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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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清时代,一个塾师能够不查他的秘本,空手点完了《四书》,在乡下就要算一位大学者,这似乎有些可笑,但是很有道理的。常买旧书的人,有时会遇到一部书,开首加过句读,夹些破句,中途却停了笔:他点不下去了。这样的书,价钱可以比干净的本子便宜,但看起来也真教人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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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点古书,印了出来,是起于“文学革命”时候的;用标点古文来试验学生,我记得好象是同时开始于北京大学,这真是恶作剧,使“莘莘学子”闹出许多笑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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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只好一任那些反对白话,或并不反对白话而兼长古文的学者们讲风凉话。然而,学者们也要“技痒”的,有时就自己出手。一出手,可就有些糟了,有几句点不断,还有可原,但竟连极平常的句子也点了破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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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们大概是这样读法的:“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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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倘使是调子有定的词曲,句子相对的骈文,或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里是白话怎么坏,古文怎么好,一动手,对古文就点了破句,而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扬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标记么?说好说坏,又从那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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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点几圈,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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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事还是不要多谈好,再谈下去,我怕不久会有更高的议论,说标点是“随波逐流”的玩意,有损“性灵”,应该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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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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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三)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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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流作家”叶灵凤和穆时英两位先生编辑的《文艺画报》的大广告,在报上早经看见了。半个多月之后,才在店头看见这“画报”。既然是“画报”,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画报”的心,首先来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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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还好,一看,可就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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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平万先生的《沈阳之旅》里,有三幅插图有些像日本人的手笔,记了一记,哦,原来是日本杂志店里,曾经见过的在《战争版画集》里的料治朝鸣的木刻,是为记念他们在奉天的战胜而作的,日本记念他对中国的战胜的作品,却就是被战胜国的作者的作品的插图——奇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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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翻下去是穆时英先生的《墨绿衫的小姐》里,有三幅插画有些像麦绥莱勒的手笔,黑白分明,我曾从良友公司翻印的四本小书里记得了他的作法,而这回的木刻上的署名,也明明是FM两个字。莫非我们“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这作品,是豫先翻成法文,托麦绥莱勒刻了插画来的吗?——奇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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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是文字,《世界文坛瞭望台》了。开头就说,“法国的龚果尔奖金,去年出人意外地(白注:可恨!)颁给了一部以中国作题材的小说《人的命运》,它的作者是安得烈马尔路”,但是,“或者由于立场的关系,这书在文字上总是受着赞美,而在内容上却一致的被一般报纸评论攻击,好象惋惜像马尔路这样才干的作家,何必也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云。这样一“瞭望”,“好象”法国的为龚果尔奖金审查文学作品的人的“立场”,乃是赞成“将文艺当作了宣传工具”的了——奇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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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少见多怪”,别人倒并不如此的。先前的“见怪者”,说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现在的“怪”却早已声明着,叫你“见莫怪”了。开卷就有《编者随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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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每期供给一点并不怎样沉重的文字和图画,使对于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只是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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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的玩着先前活剥“琵亚词侣”,今年生吞麦绥莱勒的小玩艺,是在大才小用,不过要给人“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如果再从这醒眼的“文艺画”上又发生了问题,虽然并不“严重”,不是究竟也辜负了两位“中国第一流作家”献技的苦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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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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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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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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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张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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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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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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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大夫们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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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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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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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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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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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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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辺文学】
  
 
 
 
 
  
【小品文の生機                        崇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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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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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がしばしば短評を書くようになったのは、確かに『申報』の「自由談」に投稿したことに始まる。一九三三年の作を集めて、『偽自由書』と『準風月談』の二冊ができた。その後、編集者の黎烈文先生はまことに圧迫に苦しみ、翌年ついに押し出されてしまった。私も本来これを機に筆を擱くこともできたのだが、意地になって、やはり書き方を変え、筆名を替え、人に頼んで清書してもらい投稿した。新任の者には細かく見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ず、依然としてしばしば掲載された。一方でまた範囲を広げ、『中華日報』の副刊「動向」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の類にも、折に触れて同様の文章を幾つか書いた。一九三四年に書いたこれらのものを集めたのが、この一冊の『花辺文学』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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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名称は、私と同じ陣営にいる青年の戦友が、姓名を変えて暗箭に掛けて射てよこしたものだ。その意図は甚だ巧妙である。一に、この類の短評が新聞に掲載される際にしばしば花模様の縁飾り(花辺)で囲まれて重要さを示すため、私の戦友が見て頭が痛くなる。二に、「花辺」は銀貨の別名でもあるから、私のこれらの文章は原稿料のためであり、実は取るに足らぬという意味である。我々の意見の相違するところは、私は我々が外国人に鶏鴨より優遇されることを期待する必要はないと考えたのに対し、彼は我々を鶏鴨より優遇すべきだと考え、私が西洋人を弁護しているから「買弁」だというのである。その文章は「倒提」の下に附してあるので、ここでは多くは言うまい。このほかには特に記すべき事もない。ただ一篇の「冗談は冗談と思え」のために、文公直先生から手紙が来て、筆誅はいっそう厳しくなり、私を「漢奸」だと言った。今はその手紙と私の返信を本文の下に附してある。残りのこそこそと、びくびくとした攻撃は、上に挙げた二人にはまだまだ遠く及ばず、ここには転載し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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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辺文学」はまことに駄目であった。一九三四年は一九三五年とは違う。今年は「皇帝閑話」事件のために、官の書報検閲処が忽然と行方不明になり、さらに七名の検閲官が罷免され、日刊紙の削除された箇所も空白のまま残してよいらしくなった(業界用語で「天窓を開ける」という)。しかしあの頃はまことに厳しく、こう言っても駄目、ああ言っても通らず、しかも削除した箇所は空白を残すことも許されず、つなぎ合わせて、著者自身に口ごもって意味不明の責任を負わ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このような明誅暗殺の下で、かろうじて残喘を保ち読者の目に触れ得たものは、奴隷の文章でなくて何であろ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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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はかつて数人の友人と雑談したことがある。一人の友人が言った。今の文章には骨気のあるものはなくなった。例えばある日刊紙の副刊に投稿すれば、副刊の編集者がまず骨を数本抜き、総編集がまた数本抜き、検閲官がまた数本抜く。残ったものに何があるか、と。私は言った。私は自分で先に骨を数本抜いておくのだ。さもなくば「残ったもの」すら残らぬ、と。ゆえに、あの頃発表された文字は、四度骨を抜かれた可能性がある──今日ある人々が懸命に文天祥や方孝孺を顕彰しているが、幸いにも彼らは宋・明の人であった。もし現代に生きていたならば、彼らの言行は誰も知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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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たがって、官に許された骨気ある文章のほかに、読者はただ骨気のない文章を見るしかない。私は清朝に生まれ、元来奴隷の出身で、生まれた時から中華民国の主人である二十五歳以下の青年とは同じではない。しかし彼らは世故を経ず、たまに「我を忘れ」れば、やはり大いに釘にぶつかる。私の投稿は発表を目的としたものであるから、もちろん骨気があるようには見せない。ゆえに「花辺」で飾られたものは、おそらく確かに青年作家の作品より多く、しかも奇妙なことに、削除された箇所はかえって少なかった。一年のうちでわずか三篇のみで、今回補完し、なお黒点で印とする。『論秦理斎夫人事』の末尾は申報館の総編集が削ったものと思われ、他の二篇は検閲官が削ったもの。ここに彼らの異なる心情が現れ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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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年の間に、私が投稿していた「自由談」と「動向」はともに停刊し、『太白』も出なくなった。私はかつてこう思ったことがある。およそ私が原稿を寄せる刊行物は、最初の一、二号に寄せるだけなら差し支えないが、もし途切れなく続けると、結局長くは生きられない。そこで今年からは、この類の短文はあまり書かなくなった。同人に対しては背後からの悶棍を避けるため、自分に対しては道を開ける馬鹿になりたくないため、刊行物に対してはできるだけ長命であることを望むためである。ゆえに人から投稿を求められても、殊更に引き延ばし、それは「架子を振る」のではなく、いくらかの好意──しかし時には悪意でもある──の「世故」である。これは原稿を求める方々にお許しを請わねばな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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ようやく今年の下半期になって、新聞記者の「正当なる輿論の保護」の請願と知識階級の言論の自由の要求を見た。もうすぐ年が明けるが、結果がどうなるか分からぬ。しかし、たとえこれ以降文章がすべて民衆の喉舌となったとしても、その代価は大きすぎる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それは華北五省の自治である。これはまさに以前の「正当なる輿論の保護」を敢えて懇請せず、言論の自由を要求しなかった代価の大きさと同じである──すなわち東三省の喪失。ただし今回、それと引き換えに得たものは光明である。しかしもし万が一にも不幸にして、後にまた私が『花辺文学』を書いていたのと同じ時代に戻ったならば、皆でその代価が何であるか当ててみるがい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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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魯迅記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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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の光栄                        張承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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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やほとんど毎年のように外国の文学者が中国にやって来るが、中国に来るたびに、いつも小さな騒ぎを引き起こす。先にバーナード・ショーがあり、後にデコブラがあった。ただファジェーエフだけは、皆が口にしたがらぬか、あるいは口にできなかっ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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デコブラは政治を語らず、元来は是非の輪の外に跳び出せると思われたのだが、不意にも食と色を褒め称えたために「外国の文盲」という悪名を勝ち取り、我が論客たちにここで議論紛々たらしめた。彼はおそらくそろそろ小説を書きに行く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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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が平たく小さく、ヨーロッパ人のように高くそびえていないのは仕方がない。しかし懐に数角の銭があれば、同じように映画を観ることはできる。探偵映画には飽き、恋愛映画にはうんざりし、戦争映画には膩き、喜劇映画にはつまらなくなると、そこで『ターザン』があり、『獣林怪人』があり、『アフリカ探険』がある等々、野獣と野蛮人の登場を求めるのだ。しかし未開の地においてもなお、必ず蛮女の蛮なる曲線を少々差し挟まねばならぬ。もし我々もなお見たがるならば、いくら嘲笑されても、やはりいくらかの未練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であろう。「色」は市井の商人にとって甚だ大切なも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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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が西欧で壁にぶつかるのも映画と変わらない。いわゆる文学者なる者の中にも、奇異なるもの(グロテスク)、色情的なるもの(エロティック)を探し出して、その顧客を満足させねばならぬ者がいる。それゆえ探険式の旅行があるのであり、目的は決して地主のお辞儀や酒の招待にあるのではない。しかし愚問に遭えば笑い話で済ませる。彼も実はこれらのことは分からぬし、分かる必要もないのだ。デコブラはこれらの人々の中の一人に過ぎ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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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中国人は、この類の文学者の作品の中で、各種のいわゆる「土人」と共に登場することになる。新聞に掲載されたデコブラ先生の旅程表を見さえすれば分かる──中国、南洋、南米。英国やドイツの類ではあまりに平凡だ。我々は描写されることを自覚し、また描写される光栄がこれからますます増えていくことを自覚し、さらに将来このようなことがあるのを面白いと思う者が出てくることをも自覚せねばなら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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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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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は必ずしも嘘が多いとは限らぬ                  趙令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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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桁先生は「嘘について」の中で、嘘をつく原因の一つは弱さに起因するとし、その証左として「それゆえなぜ女は男より嘘が多いのか」と述べ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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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れは必ずしも嘘ではないが、しかし必ずしも事実でもない。我々は確かにしばしば男たちの口から、女は男より嘘が多いと聞かされるが、しかし実証もなければ統計もない。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先生は痛烈に女を罵ったが、彼の死後、その蔵書の中から梅毒の治療薬の処方箋が見つかった。もう一人、オーストリアの青年学者で、名前は忘れたが、大著を書いて女と嘘は分かちがたいと論じた。しかし彼は後に自殺した。恐らく彼自身にこそ精神の病があったの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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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が思うに、「女は男より嘘が多い」と言うよりは、「女は『男より嘘が多い』と人に指摘される時の方が多い」と言った方がよかろう。もっとも、数字の統計は自ずとないのだ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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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えば楊貴妃について、安禄山の乱以後の文人はみな大嘘をついていた。玄宗は事の外に逍遥としていたのに、かえって多くの悪事はすべて彼女のせいだと言った。敢えて「夏殷の衰えるを聞かずや、みずから褒姒・妲己を誅す」と言う者が幾人いたか。妲己や褒姒もまた同じことではないか。女が自分と男のために罪を被ってきた歴史は、実に長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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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は「婦人国貨年」で、国貨振興も婦人から始まる。まもなく罵られるであろう。なぜなら国貨も必ずしもこのために好転するとは限らぬが、一たび提唱し、一たび叱責すれば、男たちの責任は果たされる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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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る男士がある女士のために不平を詠んだ詩を覚えている。「君王城上に降旗を竪つ、妾は深宮にありてなんぞ知らん。二十万人斉しく甲を解き、さらに一人の男児たる無し!」痛快なるかな、痛快なるか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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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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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家の批評家                      倪朔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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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勢の転変もまことに速く、昨年以前は批評家も非批評家もともに文学を批評していた。もちろん不満の方が多かったが、よいと言う者もいた。昨年以来、変わって文学者も非文学者もひっくり返り、転じて批評家を批評するようにな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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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度はよいと言う者はあまりなく、最も徹底しているのは、近来真の批評家はいないと認めぬことだ。たとえ認めても、大いに彼らの愚鈍を笑う。なぜか。彼らがしばしば一つの決まった枠を作品の上に嵌め、合えばよし、合わねば悪しとする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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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我々は文芸批評史の上で、決まった枠を持たぬ批評家を見たことがあるだろうか。誰もが持っている。あるいは美の枠、あるいは真実の枠、あるいは前進の枠である。決まった枠のない批評家こそ、奇人である。雑誌は決まった枠がないと称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実はそれこそが枠であり、目を隠す手品師のハンカチなのだ。例えば一人の編集者が唯美主義者であるとすれば、彼は自ら定見なしと言いながら、書評だけでたっぷり手品を弄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しそれがいわゆる「芸術のための芸術」の作品で、自分の私見に合致するものであれば、この主義を賛成する批評または感想文を一篇選んで掲載し、天まで持ち上げる。さもなければ、似非急進的な、いかにも革命的に見える批評家の文章を使って、地面にまで押し込める。読者はこれで目が眩む。しかし個人としては、もし少しでも記憶力があれば、このように両端に立つことはできず、決まった枠を持たねばならぬ。我々は彼に枠があることを責めるべきではない。ただその枠が正しいかどうかを批評すればよ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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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批評家の批評家は、張献忠が秀才を選ぶ故事を引き出すであろう。まず二本の柱の間に縄を一本横に張り、受験者を歩かせる。背が高すぎれば殺し、低すぎても殺す。かくして蜀中の英才を殺し尽くした、と。このように喩えれば、定見のある批評家はすなわち張献忠に等しく、まこと読者をして心からの憎悪を抱かしめ得る。しかし文を評する枠が、すなわち人を量る縄であるか。文の合不合が、すなわち人の長短を量ることであるか。この例を引き出すのは誣陷であって、いかなる批評でも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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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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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罵                          倪朔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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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家に対するもう一つの不満の批評がある。いわゆる批評家は「漫罵」を好むから、彼の文章は批評ではない、というも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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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漫罵」を「嫚罵」と書く者もあり、「謩罵」と書く者もあるが、同じ意味かどうか私には分からない。しかしこれはひとまず措くとしよう。今問わんとするのは、いかなるものが「漫罵」であるか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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仮に一人の人を指して「これは娼婦だ」と言うとする。もし彼女が良家の女であれば、それは漫罵である。もし彼女がまことに笑いを売る稼業に就いているならば、これは漫罵ではなく、真実を述べたのだ。詩人には官職を買う金がなく、金持ちはただ勘定ばかりしている。事実がそうであるから、これは本当のことであり、たとえこれを漫罵と称しても、詩人にはやはり官職は買えぬ。これは幻想が現実にぶつかった小さな釘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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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があるからといって文才があるとは限らぬ。「子女が行列をなす」からといって必ずしも児童の性質を明らかにするとは限らぬこと以上に明白である。「子女が行列をなす」は、ただ夫婦が生むのが上手で、育てもできることを証明するだけで、児童について妄りに論ずる権利はない。論じようとすれば、それは恥知らずに過ぎない。これは漫罵のように聞こえるが、実はそうではない。もしそうだと言うなら、世界中の児童心理学者はみな最も子供を多く産む親だと認めねばなら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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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供がわずかな食べ物のために喧嘩すると言うのは、子供に冤罪を着せるものであり、実は漫罵である。子供の行動は天性に出るものであり、また環境によっても変わる。ゆえに孔融は梨を譲った。喧嘩するのは家庭の影響であり、大人でさえ家産を争い遺産を奪い合うではないか。子供はその真似をし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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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罵は確かに多くの善人に冤罪を着せるが、曖昧模糊として「漫罵」を撲滅すれば、かえって一切の悪種を庇護すること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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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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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と「海派」                     欒廷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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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のある先生がある新聞で「京派」を揚げて「海派」を抑える発言をして以来、かなりの議論を引き起こした。最初は上海のある先生がある雑誌で不平を述べ、さらに別のある先生の旧説を引いて、作者の籍貫は作品とは無関係であると主張し、北平のある先生に一撃を加えようと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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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のところ、これでは北平のある先生を心服させるに足りぬ。いわゆる「京派」と「海派」とは、元来作者の本籍を指すのではなく、一群の人々が集まる地域を指すのだ。ゆえに「京派」は皆北平人とは限らず、「海派」も皆上海人とは限らない。梅蘭芳博士は芝居における真の京派であるが、その本貫は呉下である。しかし、籍貫の都鄙がその人の功罪を定めることはできぬにせよ、居所の文野はやはり作家の神情に影響する。孟子曰く「居は気を移し、養は体を移す」と。これをこそ言うのだ。北京は明清の帝都、上海は各国の租界。帝都には官多く、租界には商多し。ゆえに京にある文人は官に近く、海に没する者は商に近い。官に近い者は官に名を得させ、商に近い者は商に利を得させ、自らもそれによって糊口する。要するに、「京派」は官の幇閑に過ぎず、「海派」は商の幇忙に過ぎぬ。しかし官から食を得る者はその情状が隠れ、外に向かってなお傲然たり得るが、商から食を得る者はその情状が露わで、どこにも隠しようがない。そこで我を忘れる者はこれに拠りて清濁の別ありとする。官が商を卑しむのは元来中国の旧習であるから、「海派」は「京派」の目にいっそう落ちぶれ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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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北京の学界は、以前にはその光栄もあった。すなわち五四運動の策動である。今なお歴史上の光輝はあるが、当時の戦士は、「功成り名遂げ身退く」者あり、「身を安んずる」者あり、「身を昇す」者はなおさらあり。立派な悪戦も、ほとんど人をして「官になりたくば殺人放火をして招安を受けよ」の感を抱かしめる。「昔人已に黄鶴に乗りて去り、此の地空しく黄鶴楼を余す」。一昨年大難が頭上に迫った時、北平の学者たちが自らの楯としようとしたのは古文化であり、唯一の大事は古物の南遷であった。これは自ら徹底的に、北平にあるものが何であるかを説明してしまったのではない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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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北平には畢竟まだ古物があり、また古書があり、また古都の人民がいる。北平の学者文人たちは、おおむね講師か教授の本業を持ち、道理からすれば、研究あるいは創作の環境は実に「海派」より優越している。私は学術上あるいは文芸上の大著作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望んで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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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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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人と南人                             欒廷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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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は「京派」と「海派」の議論を見た後に、連想したも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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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人が南人を卑しむのは、すでに一つの伝統である。これは風俗習慣の相違のためでもなく、思うにその大きな原因は、歴来の侵入者が多く北方から来て、まず中国の北部を征服し、さらに北人を率いて南征したことにある。ゆえに南人は北人の目には被征服者でもあ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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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陸が晋に入った時、北方の人士は歓喜の中にあきらかに軽薄を帯びていた。証拠を挙げれば煩雑になるので、ひとまず論じないでおこう。分かりやすいのは、羊衒之の『洛陽伽藍記』の中で常に南人を誹り、同類と見なしていないことだ。元に至っては、人民を截然と四等に分けた。一にモンゴル人、二に色目人、三に漢人すなわち北人、第四等がようやく南人で、それは彼らが最後に降伏した一群だったからだ。最後に降伏したとは、こちらから言えば矢尽き援絶えてようやく戦いを止めた南方の強さであり、あちらから言えば順逆をわきまえず久しく王師に抗した賊である。生き残りは当然降伏したのだが、しかし奴隷としての資格はこのため最も浅く、浅いがゆえに班次も最も低く、誰もが憚りなく卑しめたのだ。清朝に至ってこの帳簿がまた整理し直され、今なお余波が流れている。もしこの後の歴史がもう繰り返されぬならば、それはまことに南人のみならざる天の福というべき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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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ちろん、南人には欠点がある。権貴が南遷すれば、腐敗頹廃の気風を持ち込み、北方の方がかえって清浄である。性情もまた異なり、欠点もあれば特長もある。ちょうど北人が両方を兼ね備えるのと同じだ。私の見るところ、北人の長所は重厚であり、南人の長所は機敏である。しかし重厚の弊は愚鈍に、機敏の弊は狡猾になる。ゆえにある先生がかつてこう欠点を指摘した。北方の人は「終日飽食して心を用うるところなし」、南方の人は「終日群居して言、義に及ばず」と。有閑階級について言えば、おおむね確かにそうであろうと私は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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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点は改めることができ、長所は互いに師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人相書に一条ある。北人にして南相なる者、南人にして北相なる者は貴し、と。これは妄語ではないと思う。北人にして南相なる者は重厚にしてかつ機敏であり、南人にして北相なる者は言うまでもなく機敏にしてかつ重厚なり。昔の人のいわゆる「貴」とは、当時の成功に過ぎず、現在にあっては、有益な事業を成し遂げることだ。これは中国人のささやかな自新の道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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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だし文章を書くのは南人が多く、北方もその影響を受けた。北京の新聞に、口先ばかりで、もごもごと、自分の影に見惚れるような文字は六七年前より増えたではないか。これがもし北方固有の「おしゃべり」と結婚すれば、生まれてくるのは必ず一種の不祥な新たな劣種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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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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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くの如き広州」読後感                        越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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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日、「自由談」に「かくの如き広州」という一篇があり、かの地の新聞を引いて、商店が玄壇と李逵の大きな像を作り、目に電球を嵌めて向かいの虎の看板を鎮圧しようとしたことを記しており、まことに声色ともに備わっていた。もちろんその目的は広州人の迷信を嘲笑することに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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広東人の迷信は確かにかなりのもので、上海の五方雑処の路地を歩けば、パチパチと爆竹を鳴らし、大門の外の地面に線香と蝋燭を灯しているのは、十中九まで広東人であり、これは新党を嘆息させるに足る。しかし広東人の迷信は迷信ながらも真剣で、気魄がある。あの玄壇と李逵の大像にしても、百元以上かけねばできぬであろう。漢は明珠を求め、呉は大象を徴す。中原の人は歴来広東に宝物を掻き集めに行ったが、今に至るもまだ掻き尽くされていないらしく、偽の虎に対処するためにもこれだけの力を出せるのだ。さもなくば、それは命懸けということで、ここにまたあの迷信の真剣さが見え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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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は中国人に迷信のない者がいるだろうか。ただその迷信が不甲斐なく迷っているから、かえって人が注意しないだけだ。例えば向かいに虎の看板が出たら、大抵の店主は落ち着かないものだ。しかし江浙であれば、おそらくこのように死力を尽くして闘おうとはしまい。一文銭で赤い紙を一枚買い、「姜太公此処に在り、百の禁忌なし」とか「泰山石敢当」と書いて、こっそり貼り付け、それでもって安身立命とするであろう。迷信は依然として迷信だが、いかにも小家の相で気概もなく、奄々一息であり、「自由談」の材料にさえしてくれ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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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するにしても、曖昧よりは真剣な方がよい。もし鬼にもなお金が要ると信じるならば、いっそ北宋の人のように銅銭を地中に埋めた方がましだ。今のようにわずかな紙銭を焼くだけでは、他人を騙し自分を騙すのみならず、端的に鬼をも騙しているのだ。中国には空名と偽物だけが残った事柄が多いが、それは真剣でないため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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広州人の迷信は手本とするに足りぬが、その真剣さは手本とするに足り、敬服に値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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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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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越し                           張承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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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の上海の旧正月は、去年より賑やかで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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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上の呼称と口頭の呼称にはしばしばいくらかの違いがある。「廃暦」と呼ぶ者は、これを軽んじるのであり、「古暦」と呼ぶ者は、これを愛するのである。しかしこの「暦」に対する待遇は同じである。帳簿の精算、神への祭祀、祖先の祭り、爆竹、麻雀、年始回り、「恭喜発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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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を越しながらも休刊しない新聞には、すでに感慨が載っている。しかし感慨に過ぎず、畢竟事実には勝てない。ある英雄的な作家も、人に年中奮発し、悲憤し、記念せよと叫んだ。しかし叫ぶだけのことで、やはり事実には勝てない。中国の哀しむべき記念日はあまりに多く、これは慣例として少なくとも沈黙すべきである。喜ぶべき記念日も少なくはないが、しかし「反動分子がこれに乗じて騒ぎを起こす」ことを恐れるので、皆の喜びも発揚できない。幾度も防遏され、幾度も淘汰され、あらゆる佳節が絞め殺されると、この辛うじて残喘を保つ「廃暦」あるいは「古暦」だけが自分のものだと感じ、いっそう愛おしくなる。そこでことさらに祝う──これは「封建の余意」の一言で軽々しく片付けられるものでは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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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に年中悲憤し労作せよと呼びかける英雄たちは、きっと自分自身は悲憤も労作も毫も知らぬ人物であろう。実際には、悲憤する者と労作する者は、時として休息と歓びを必要とするのだ。古代エジプトの奴隷たちも、時に冷然と微笑することがあった。これは一切を蔑視する笑いである。この笑いの意味が分からぬ者は、ただ主人と、奴隷の生活に安んじ、労作が少なく、しかも悲憤を失った奴僕のみ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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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は旧暦の正月を祝わなくなって二十三年になるが、今回は三夜続けて花火を上げ、隣の外国人にも「シーッ」と言わしめた。これは花火もろとも、私のこの一年でたった一つの喜びとな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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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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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命                         倪朔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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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画「『姉妹花』の中で貧しい老婆が貧しい娘に言う。『貧乏人は結局貧乏人だ。お前は我慢しなさい!』」宗漢先生は慨然としてこれを指摘し、「貧乏人の哲学」と名付けた(『大晩報』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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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ちろんこれは安貧を教えるものであり、その根拠は「運命」である。古今の聖賢でこの説を主張した者はすでに少なくないが、しかし安貧ならざる貧乏人も「結局は」甚だ少なくない。「智者千慮に必ず一失あり」──ここでいう「失」は、蓋棺の後でなければ一人の人間の運命は「結局」知り得ぬということに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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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命を予言する者もい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人相見、八字を排する者、至る所にいる。しかし彼らが顧客に対して、底の底まで貧乏だと断定することは甚だ少なく、たとえあっても、皆の学説は一致できず、甲は貧しかるべしと言い、乙は富むべしと言う。これでは貧乏人は自分の将来の確実な運命を信ずることができ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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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命を信じなければ「分を安んずる」ことができず、貧乏人が宝くじを買うのは一種の「分を超えた考え」である。しかしこれは国家にとって、今日では無益とは言えぬ。ただし「一利あれば必ず一弊あり」で、運命が知り得ぬものならば、貧乏人がまた皇帝になろうと思ったとて何の差し支えがあろう。これが中国に『推背図』を出現させたのだ。宋人によれば、五代の頃、多くの人がこの図を見て自分の息子に名をつけ、将来の吉兆に当たることを望んだが、宋の太宗(?)が百本の順序をかき乱して別本と一緒に流通させ、読者は順序が大抵異なるのを見てどれが正しいか分からなくなり、ようやく珍蔵しなくなった。しかし九一八の頃、上海ではまだ『推背図』の新印本が盛んに売られてい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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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貧」は確かに天下太平の要道ではあるが、もし究極の運命を指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ねば、人を心底から諦めさせることはできぬ。今日の優生学は科学的であると言えるもので、中国にもこれを提唱する者がいて、運命説の窮まるところを救おうとしているが、歴史はまたあいにく面目がない。漢の高祖の父は皇帝ではなかったし、李白の息子も詩人ではなかった。さらに立志伝があり、くどくどと西洋の誰それが冒険で成功し、誰それがまた素手で富を得たと人に説い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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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命説が治国平天下に全く足りぬことは、明々白々たる履歴がある。もしなおこれを道具として使おうとするならば、中国の運命こそまことに「窮」極無聊となる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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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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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詐欺と小詐欺                        鄧当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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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の醜事は、この二年来まことに少なからず暴露された。切り貼り、丸写し、転売、偽装。しかし究明し得ぬ事もまだあり、ただ我々が見慣れたために、もう気に留めないだけ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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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の題字は、字が必ずしもうまいとは限らぬが、ただこの本の著者あるいは出版者が名人を知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すだけで内容とは無関係であるから、詐欺とは言えぬ。疑わしいのは「校閲」である。校閲の役は、当然名人・学者・教授だ。しかしこれらの先生方自身には、この学問に関する著作がない。ゆえに本当に校閲したかどうかが一つの問題であり、たとえ本当に校閲したとしても、その校閲が本当に信頼できるかどうかがもう一つの問題である。しかし再び校閲を加えて批評した文章を我々はほとんど見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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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らに一種の「編集」がある。この編集者もおおむね名人であり、その名によって読者はその本の信頼性を感じる。しかしこれもまた甚だ疑わしい。もしその本に序跋があれば、その文章や思想から、本当にこの人が編集したかどうかを判断できるが、市場に並ぶ本には、開けばいきなり目次で、手がかりが全くないものがしばしばある。これをどうして信頼できよう。至って大部の各門類の刊行物のいわゆる「主編」に至っては、この名人は天空から地底まで通暁せざるものなく、「為す無くして為さざる無し」であり、かえって我々には推測の余地も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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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らに一種の「特約寄稿」がある。刊行物の初号には広告にしばしば特約寄稿の名人を一大批並べ、時にはさらに凸版で著者自筆の署名を印刷し、その真実を示す。これは疑わしくない。しかし一年半載を過ぎると、次第にほころびが出てきて、多くのいわゆる特約寄稿者のものが一字も見えなくなる。約束していなかったのか、約束したが来なかったのか、我々には知る由もないが、それらのいわゆる自筆署名も、あるいは他所から切り抜いたものか、あるいは端的に偽造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もし投稿から取ったのであれば、なぜ署名は見えて原稿は見えぬ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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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らの名人は自分の「名」を売っているのだが、果たして「空給」を受け取っているのであろうか。もし受け取っているならば、もちろん同意の上での自売であり、さもなくば「盗売」と言える。「世を欺き名を盗む」者もあり、名を盗売して世を欺く者もあり、世の中もまことに千差万別である。しかし損害を被るのは読者だけ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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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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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子様お断り」                    宓子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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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五六年来の外国映画は、まず我々に一通り洋風侠客の勇敢さを見せ、次いで野蛮人の陋劣を、さらに洋風令嬢の曲線美を見せた。しかし目の肥えは広がるもので、ついに何本かの脚では足りなくなり、一大群となる。またぞ足りず、丸裸となる。これが「裸体運動大写真」であり、正々堂々たる「人体美と健康美の表現」ではあるが、しかし「お子様お断り」で、子供はこれらの「美」を見る資格が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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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ぜか。宣伝にこのような文句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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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のこの上なく聡明な子供が言った。『あの人たちはどうして体の向きを変えてくれない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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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の十分に厳格な父親が言った。『どうりで劇場は子供を断るわけ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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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はもちろん文学者の虚構の妙文に過ぎない。なぜならこの映画は最初から「お子様お断り」を掲げているのだから、子供は見ようがないのだ。しかしもし本当に見せたとして、彼らはこのような質問をするだろうか。おそらく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この質問の意味は、恐らく張生が唱う「ああ、どうして顔を向けてくれないのだ」とは全く異なり、実は映画中の人物の態度の不自然さが不思議に思われただけであろう。中国の子供は比較的早熟かもしれず、性的感覚が比較的鋭いかもしれぬが、成人した「父親」よりも心が不浄であるとまではゆくまい。もしそうであるなら、二十年後の中国社会はまことに恐ろしいものだ。しかし事実上はおそらく決してそうはならぬゆえ、あの答えはこう改めた方がよ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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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わしが満足できぬようにするためだ。全くけしから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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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だしこう言う「父親」もおそらくいまい。彼はいつも「己の心をもって人の心を度る」のであり、度った後にこの心を無理に他人の胸中に押し込め、自分のものではないふりをして、他人の心は自分ほど清浄ではないと言う。裸体の女性が皆「体の向きを変えない」のは、実はまさにこの類の人物に対処するためなのだ。彼女たちはまさか白痴ではあるまい。「父親」の目つきが、その子供よりもさらに不真面目であることすら知らぬわけがあろ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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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中国社会はやはり「父親」類の社会であるから、芝居を演じれば「母親」類が身を献じ、「息子」類が謗りを受ける。たとえ危急の関頭に至っても、やはり何かと「木蘭従軍」「汪踦衛国」で、「女子と小人」を押し出して防ぎとするのだ。「我が国民はいかにしてその後を善くする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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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の心の善し悪しは、比較するのがなかなか難しく、詩文に教えを求めるしかない。古の詩人は名高き「温柔敦厚」であるが、中にはなんと「時日いずくんぞ喪びん、予汝とともに亡びん!」と言う者もいた。なんと悪辣なことか。さらに奇妙なのは、孔子が「校閲」した後も、これを削らず、なお「詩三百、一言もってこれを蔽う。曰く、思い邪なし」と言っていること。聖人もまた可悪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ら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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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らに現存の最も通行する『文選』があるが、聞くところによれば、もし青年作家が語彙を豊かにし、あるいは建築を描写しようとすれば、必ずこれを見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いう。しかし我々がもし中の作家を調査すれば、少なくとも半分は非業の死を遂げている。もちろん心が悪かったからだ。昭明太子の選択を経て、確かに語彙の祖師のようになったが、当時はおそらくまだ個人の主張も偏激な文字もあったのだ。さもなくばその人は伝えられなかったはずで、唐以前の史書の文苑伝を繰ってみれば、おおむね旨意を承けて檄を草し頌を作る人であるが、しかしそれら著者の文章で今日まで伝わるものはかえって甚だ少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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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う見てくると、古書をまるごと翻印するのも危険がないとは言えぬ。近頃たまたま石印の『平斎文集』を見かけたが、著者は宋人であり、古くないとは言えぬが、しかしその詩は規範とし難い。例えば「狐鼠」を詠じて曰く、「狐鼠一窟を擅にし、虎蛇九逵を行く。天に眼あるを論ぜず、ただ地に皮なきを管ぜよ……。」また「荊公」を詠じて曰く、「禍胎を養い成して身始めて去り、依然として鐘阜人に向かいて青し。」かの当路を指斥する口吻は、今人の見慣れぬところだ。「八大家」の欧陽修は、偏激な文学者とは言えまいが、しかしあの『李翱の文を読む』の中にはこうある。「ああ、位に在りて自ら憂うることを肯ぜず、また他人を禁じて皆憂うることを得ざらしむ、嘆ずべきかな!」これもまた甚だ憤懣と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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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後人の一番の選択を経ると、たちまち純厚になるのだ。後人が古人を純厚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ならば、後人が古人より更に純厚なのは明らかである。清朝にはかつて勅定の『唐宋文醇』と『唐宋詩醇』があった。これは皇帝が古人を純厚に仕立てた好い標本であり、まもなくこれを翻印して「狂瀾を既倒に挽かん」とする者が出るかもしれ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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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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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会と歌劇                      孟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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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輪金剛法会募金趣意書』にこのような一節がある。「古人ひとたび災厄に遭えば、上は己を罪し、下は身を修む……今や人心漸く衰えり、仏力の加被に頼らずんば、この浩劫を消除する由なし。」恐らく今もまだ覚えている人がいるだろう。これを読むとまことに自分も他人も半文の値打ちもなく、治水も除蝗も全く無益で、「あるいは自業を消し、あるいは他の災いを免れん」と思えば、パンチェン大師にお出まし願って仏菩薩の加護を祈るしかないという気にさせら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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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く信じている人々は必ずいる。さもなくば、どうして巨額の寄付を募れよ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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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畢竟「人心漸く衰え」たらしく、中央社十七日杭州電に曰く、「時輪金剛法会は本月二十八日に杭州にて啓建せらるるが、併せて梅蘭芳、徐来、胡蝶を招き、会期中五日間歌劇を上演することに決せり。」梵唄の円音が、軽歌曼舞に「加被」せらるるとは、意表に出ずるにあらず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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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つて我が仏が説法したまいし折、天女の散花ありと聞く。今、杭州にて会が啓かるるに、我が仏がおそらく親しく臨みたまうまじきとすれば、梅郎に権りに天女に扮することを恭請するのも、むろん不可ではあるまい。しかしモダンガールたちと何の関係があろうか。まさか映画スターや標準美人が歌を唱えば、「この浩劫を消除」できるという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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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およそ、人心が「漸く衰え」んとする前に、仏を拝む人はすでに余興を兼ねて見た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寄付に限りがあり法会が大きくない時には、坊主たち自らが飛鉢を演じ、歌を唱って善男善女を満足させたが、これはまた道学先生たちをも首を振らせた。パンチェン大師は開会を「印可」するのみにして『毛毛雨』を歌わぬのは、まことに仏旨に適っているが、不意にも同時に歌劇まで上演されると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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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と現代人の心は、おそらくかなり異なるものがあろうが、もし隔たりがわずか数百年であれば、たとえ若干の差異はあっても、微々たるものであろう。祭りで芝居を演じ、香市で美女を見るのは、まさに「古よりこれあり」の芸当である。無量の福を積み、かつ視聴の娯楽を極め、現在も未来もよいことがある──これが古来仏事を興行する呼び声の力なのだ。さもなくば、黄色く太った坊主がお経を唱えるだけでは、参加者は必ずしも踊躍せず、浩劫は消除の望みがない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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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この手配は、婆心より出たりとはいえ、やはり「人心漸く衰えり」の徴候である。我々に疑いを抱かせる。我々自身はこの浩劫を消除する資格がないとして、この後はパンチェン大師に頼るべきか、それとも梅蘭芳博士か、ミス徐来か、ミス胡蝶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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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服の没落                        韋士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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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我々はいつも自分に合った服がないことを恨んできた。清朝末年、革命の色彩を帯びた英雄たちは辮髪を恨むのみならず、馬褂や袍子も恨んだ。それは満洲の服だったからだ。ある老先生が日本に遊歴し、あちらの服装を見て大いに喜び、雑誌に文章を載せて「図らずも今日再び漢官の儀を見る」と題した。彼は古装の復活に賛成し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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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革命の後に採用されたのは洋装であった。皆が維新を志し、便捷を求め、腰骨をまっすぐにしたかったからだ。少年英俊の輩は自ら洋装であるのみならず、他人が袍子を着るのを嫌悪した。当時聞くところによれば、樊山老人のもとへ行って、なぜ満洲の衣裳を着るのかと詰問した者もいたそうだ。樊山は問い返して曰く、「君の着ているのはどこの服かね。」少年は答えて曰く、「私が着ているのは外国の服です。」樊山曰く、「わしが着ているのも外国の服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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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話はかなり一時に伝誦され、袍褂党を眉を揚げさせた。ただしその中にはいくらか革命に反対する意味が含まれており、近日の衛生のため、経済のためとは大いに異なる。その後、洋服はついに華人と次第に仲たがいし、袁世凱の御代に袍子馬褂を常礼服と定めたのみならず、五四運動の後、北京大学が校風を整飭するため制服を規定しようとして学生に公議させたところ、その議決もまた袍子と馬褂で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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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回洋服が採用されなかった理由は、まさに林語堂先生の言うように衛生に合わないからだ。造化が我々に賜うた腰と首は本来屈曲できるもので、腰を曲げ背を屈めるのは中国では常態である。逆のものすら甘んじて受けるのだから、順のものはなおさら甘んじて受けるべきだ。ゆえに我々は最も人体を研究し、その自然に順じてこれを用いる人民なのだ。首が最も細いので斬首を発明し、膝関節が曲がるので跪拝を発明し、臀部は肉が多くかつ致命的でないので尻叩きを発明した。自然に反する洋服は、かくして次第に自然と没落していっ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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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洋服の遺跡は、今やモダンな男女の身にのみ残留しているに過ぎず、あたかも辮髪や纏足が頑固な男女の身にたまに見られるのと同じだ。ところが思いもかけず、また一通の催命符がやって来た。硫酸がこっそり背後から撒かれ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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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をどうすればよい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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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制に復そうにも、黄帝から宋明に至る衣裳は一時にはとても分からぬ。舞台の扮装に倣おうにも、蟒袍に玉帯、白底に黒靴で、自動車に乗って西洋料理を食べるのは、やはりいささか滑稽を免れまい。ゆえに変えに変えて、おおよそやはり袍子馬褂が安定であろう。外国の服ではあるが、恐らく脱ぐことはあるまい──これはまことにいささか不思議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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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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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                          黄凱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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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は小学校の頃、同級生たちの手品を見て──「耳で字を聞く」だの「紙人形が血を流す」だの──甚だ面白いと思った。廟の縁日にはこれらの手品を伝授する人がいて、銅貨数枚で一つ覚えられたが、覚えてしまうとたちまち興醒めした。中学に入ったのは城内で、意気揚々と大きな手品を見たが、後に誰かが手品の秘密を教えてくれ、それから輪の傍に近づく気がしなくなった。昨年上海に来て、ようやくまた退屈を紛らわす場所を得た。映画を見ること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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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まもなく本の中で映画フィルムの製造法を少し読み、見たところ千丈の断崖のようなものが実は地面から数尺に過ぎず、奇鳥怪獣もすべて紙製であると知った。これにより映画の神秘を感じなくなり、かえって往々その破綻ばかり気にするようになって、自分も退屈になった。三度目にして退屈を紛らわす場所を失ったのだ。時には、あの本を読んだことを後悔し、著者が製造法を書くべきでなかったと恨むことさえ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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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する者は種々の秘密を暴き、人のためになると思っている。しかし退屈な人間は、退屈を紛らわすために、欺かれることに甘んじ、自ら欺くことに安んじている。さもなくばもっと退屈になるからだ。このために手品は天地の間に長く存続し、このために幽暗を暴露することは欺く者に深く悪まれるのみならず、欺かれる者にも深く悪まれ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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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する者は有為の人々の中でのみ益があり、無聊の人々の中では滅びるしかない。自救の道はただ、一切の秘密を知りつつも顔色を変えず、欺くことに加担し、欺かれることに甘んずる無聊の人々を欺き、無聊な手品が次から次へと、結局は反復して続くままにしておくことだ。周囲には必ずこれを見る人がい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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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品師は絶えず拱手して言う、「……一歩家を出れば朋友が頼り!」と。これにはいくらか手品の種を知る者に向けて発せられた意味がある。西洋の種明かしをされぬようにするため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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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とは義をもって合するものなり」──しかし我々は古来しばしばこのようには解さな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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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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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の頃                          孟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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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の頃は墓参りの季節で、ある者は関内に入って祖先を祭ろうとし、ある者は陝西に墓参りに行く。激論は天を沸かせ、歓声は地を揺るがし、まるで墓参りで国が滅びも、国が救われもするかのよう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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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にこれほど大きな関係があるとすれば、墓を掘ることはもちろん許されま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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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の国師パクパは、墓を掘ることの利害を深く信じていた。彼は宋陵を掘り開き、人骨を豚犬の骨と一緒に埋めて宋室を不運にしようとした。後に幸いにも一人の義士に盗まれ、目的は達せられなかったが、しかし宋朝はやはり滅んだ。曹操は「摸金校尉」の類の職員を設けて専ら盗墓に当たらせたが、彼の息子は皇帝になり、自分は「武帝」と諡された。いかに威風堂々たることか。こう見ると、死者の安危と生者の禍福とは、やはり関係がないようでも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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伝えるところによれば、曹操は死後に墓を掘られることを恐れ、七十二の疑冢を造り、人を手出しできなくした。そこで後の詩人が曰く、「あまねく七十二の疑冢を掘れば、必ず一冢に君の屍を葬れるあらん。」そこで後の論者がまた曰く、「阿瞞は老獪至極、その屍が実にこの七十二冢の内にあらざることを安んぞ知らんや。」まことに手の施しようが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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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瞞はまさに老獪至極ではあるが、思うに疑冢の類は必ずしも手配しなかったであろう。ただ古来の冢墓は大抵発掘された者が多く、冢中の人の主名が確かなものも甚だ少ない。洛陽の邙山では清末に墓を掘る者が甚だ多く、名公巨卿の墓の中でさえ、得られるものは大抵一枚の墓誌石と散乱した陶器であった。元来貴重な殉葬品が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く、すでに誰かが掘って持ち去ったのだ。いつのことかは知る由もない。とにかく葬った後から清末の盗掘のその日までの間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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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中の人が畢竟いかなる人であるかは、掘った後でなければ往々分からぬ。たとえ伝承の主名があっても、大抵当てにならぬ。中国人は古来、大人物に関係のある名勝を造るのが好きだ。石門には「子路止宿の処」あり、泰山の上には「孔子天下を小とする処」あり。一つの小さな洞穴には大禹が埋められ、幾つかの大きな土饅頭には文王・武王・周公が葬られているとい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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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し墓参りが確かに国を救えるのであれば、参るなら正確に参らねばならず、文王・武王・周公の陵を参って、他人の土饅頭を参ってはならず、さらに自分が周朝の子孫であるかどうかも調べねばならぬ。そこで考古の作業が必要になる。すなわち墓を掘り開いて、文王・武王・周公旦が葬られている証拠があるかどうかを見、もし遺骨があれば『洗冤録』の方法で血を滴らすこともできる。しかしこれはまた墓参り救国説と矛盾し、孝子順孫の心を大いに傷つける。やむなく、ただ目を閉じ頭を強くしてでたらめに拝むしか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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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の鬼にあらずしてこれを祭るは、諂なり!」ただ墓参り救国術に霊験がないのは、まだ小さな笑い話に過ぎ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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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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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の生機                        崇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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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年は「ユーモア」が大いに運の開けた時で、『論語』のほかにも、開口一番ユーモア、口を閉じてもユーモア、この人もユーモリスト、あの人もユーモリストであった。ところが今年はたちまち大いに面目を失い、これも駄目、あれも駄目、一切の罪悪はすべてユーモアに帰せられ、ひいては文壇の道化役に比せられるに至った。ユーモアを罵ることは入浴のようなもので、一度やりさえすれば自分は清浄になれるかのよう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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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し真に「天地は大戯場」であるならば、文壇にもちろん道化役は必ずいる──しかしまた必ず黒頭(悪役)もいる。道化役が道化芝居を演じるのはごく当たり前だが、黒頭が道化芝居に転じるとなると甚だ奇妙だ。しかし大戯場では時にまことにこういうことがある。これが正直な人を歪んだ心の人に従って嘲罵させ、情熱の人を憤らせ、感じやすい人の心を酸くするのだ。唱い方が素人で人を笑わせないからか。いや、彼は本物の道化よりもさらに可笑し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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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の怒りと心酸は、黒頭が道化に転じた後、事がまだ終わっていないからだ。芝居には何人かの役柄が必要で、生、旦、末、丑、浄、そして黒頭。さもなくばその芝居も長くは続かぬ。ある原因のために黒頭が道化に転じざるを得ぬ時は、慣例としてかならず道化がかわりに黒頭を演じるのだ。唱工のみならず、黒頭が厚かましく道化に扮し、道化が胸を張って黒頭を学ぶ。戯場には白鼻の道化と黒面の道化ばかりが増え、天下の大いなる滑稽となる。しかし滑稽であるのみで、ユーモアではない。ある人曰く、「中国にユーモアなし」と。これがまさにその注脚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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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に嘆かわしいのは、「ユーモアの大家」と諡された林先生が、なんと「自由談」で古人の言葉を引いたことだ。曰く、「夫れ飲酒猖狂なるも、あるいは沈寂として聞こえざるも、またただ身を潔くし自ら好しとするのみ。今の世の癩鼈、身を潔くし自ら好しとする者に亡国の罪を負わしめんと欲す。もししからば『今日烏合し明日鳥散し、今日戈を倒し明日軾に馮り、今日君子たり明日小人たり、今日小人たり明日また君子たる』の輩は罪なかるべし」と。引用はなお小品の域を出ぬとはいえ、「ユーモア」あるいは「閑適」の道からは遠い。これもまた一つの注脚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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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林先生が、近頃各紙の『人間世』への攻撃は系統だった変名の手品だと考えたのは誤りで、その証拠は異なる論旨と異なる作風だ。中には確かに、かつて驥尾に附しながらも遂に竜門に登れなかった「名人」や、黒頭に扮してはいるが実は真正の道化の茶々もあるが、しかしまた熱心な人の正論もある。世態はかくの如く紛糾しており、たとえ小品といえども、まさに分析と攻戦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これこそがあるいは『人間世』の一縷の生機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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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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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式」弁                          黄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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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丸呑みにも技量がいるのであり、楊先生はいささか足りないようだ。例えば『壊滅』の訳本の冒頭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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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段の上でがちゃがちゃと傷のついた日本の指揮刀が鳴り、レーヴィンソンは裏庭へ行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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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して『鴨緑江畔』の冒頭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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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蘊声が庭園に入った時、彼のあの傷のついた日本式の指揮刀が石段の上でパチパチと鳴ってい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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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が違うのは当然のこと。音が違うのも大したことではない。最も特異なのは、彼が「日本」の下に「式」の一字を加えたことだ。これもあるいは無理もない。日本人でないのに、どうして「日本の指揮刀」を佩くのか。きっと日本の式に倣って自分で鍛造したの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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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我々がもう一度考えてみよう。レーヴィンソンが率いていたのは襲撃隊であり、もちろん敵を襲撃するが、武器も鹵獲する。自軍の軍器は不完全であり、何か手に入ればすぐに使う。ゆえに彼が佩いていたのはまさに「日本の指揮刀」であり、「日本式」では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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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者が小説を読み、しかも剽窃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とすれば、関係は密接であると言えよう。それでいてなおこれほど粗忽であるとは、嘆かわしいではない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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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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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変名新法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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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衡と蘇汶先生は今年、文壇の二つの秘密を暴いた。それはまた悪い風潮でもある。一つは批評家の枠であり、もう一つは文人の変名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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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彼はまだ言わずに保留している秘密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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枠の中にはさらに一種、書店の編集者が使うゴムの枠がある。大きくも小さくもなり、四角にも丸くもなる。この書店の出版物でさえあれば、こちらに一套、「よし」、あちらに一套、これも「よ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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変名はただ別人になれるのみならず、一つの「社」に化けることもできる。この「社」はさらに文を選び、論を作り、某の作品のみが「よし」、某の創作も「よし」と言え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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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えば「中国文芸年鑑社」の編んだ『中国文芸年鑑』の冒頭にある「鳥瞰」。その「瞰」法によれば、蘇汶先生の議論は「よし」、杜衡先生の創作も「よし」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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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社」はどこを探しても見つか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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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年鑑」の総発行所を調べると、現代書局。『現代』雑誌の最終頁の編集者を見ると、施蟄存、杜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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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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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悟空は神通広大にして、鳥獣虫魚に化けるのみならず、廟宇にも化ける。目は窓に、口は廟門になるが、ただ尻尾だけは置き場がなく、旗竿に化けて廟の裏に立てた。しかし旗竿が一本だけ立っている廟があるだろうか。二郎神に見破られた破綻はここに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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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やむを得ざるのほかは」、「私は望む」、文人もまた「社」に化けぬことを。もしただ自画自賛のためだけならば、それはまことに「すぐ近くにいささか卑劣なところがあ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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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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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を幾冊か読め                   鄧当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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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んだ本を読むと本の虫になり、甚だしくは本棚になると、かねて反対する人がいた。時は絶えず進み、読書反対の思潮もいよいよ徹底し、ついにはあらゆる本を読むことに反対する人が現れた。その根拠は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の古い言葉で、もし他人の著作を読むのであれば、自分の脳の中で著者に馬を走らせるだけだ、とい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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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んだ本を読む人々に対しては、確かに一撃の当頭棒だが、探究するよりダンスの方がましだとか、あるいはただ空しく苛立ち、むやみに不平を鳴らす天才のためには、紹介に値する金言でもある。ただし知るべきは、この金言にしがみつく天才の脳こそ、まさに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に一走りされて、滅茶苦茶に踏み荒らされてい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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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は批評家が不平を鳴らしている。よい作品がないからだ。創作家も不平を鳴らしている。正しい批評がないからだ。張三が李四の作品は象徴主義だと言えば、李四も自分を象徴主義だと思い、読者もちろんますます象徴主義だと思う。しかし象徴主義とはいかなるものか、元来はっきりさせたことがなく、李四の作品をもって証とするしかない。ゆえに中国のいわゆる象徴主義は、他国のいわゆるサンボリスムとは同じではない。前者は実は後者の訳語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メーテルリンクは象徴派の作家だと聞くから、李四は中国のメーテルリンクになるのだ。このほか中国のアナトール・フランス、中国のバビット、中国のジルポタン、中国のゴーリキー……まだまだ多い。しかし本物のアナトール・フランスらの作品の訳本は、中国では甚だ少ない。まさか「国産品」が揃ったからではあるま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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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の文壇では、何人かの国産文人の寿命もまことに長すぎる。一方、洋物文人のそれは短すぎ、名前をようやく覚えた頃には、もう過去の人だと言われる。イプセンは全集を出す気配があったが、今に至るまで第三冊が見えない。チェーホフとモーパッサンの選集も、竜頭蛇尾の運を辿ったようだ。しかし我々が深く悪み痛む日本では、『ドン・キホーテ』と『千一夜』には全訳があり、シェイクスピア、ゲーテ……にはみな全集があり、トルストイには三種、ドストエフスキーには二種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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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んだ本を読むのは自らを害し、口を開けば人を害する。しかし本を読まないのもまた必ずしもよいとは言えぬ。少なくとも、例えばトルストイを批評しようとするなら、彼の作品は幾冊か見なければならぬ。もちろん今は国難の時期であり、どこにこれらの本を訳し読む暇があるかと言われよう。しかし私が提言するのはただ苛立って不平ばかりの大人物に向けてであり、まさに国難に赴かんとしあるいは「薪に臥し胆を嘗め」ている英雄に対してではない。なぜならある種の人物は、たとえ本を読まなくとも、ただ遊んでいるだけで、国難に赴くわけではない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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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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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してから行動せよ                   曼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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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の解決や戦争の布置にこれを頼りとするのでない限り、友人の間で幾句かのユーモアを言い合い、互いに莞爾として笑うのは、大勢に関わらぬことだと私は思う。革命の専門家でも、時には手を後ろに組んで散歩するものだし、理学の先生にも必ず子女がいて、日夜永遠に道貌岸然というわけにはいかぬ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小品文もおそらく将来なお文壇に存在し得よう。ただし「閑適」を主とするだけでは、やや足りぬ嫌い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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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の世の事、坊主を恨めば袈裟まで恨む。ユーモアと小品の始まりの頃、人々に異論はなかった。しかしどっと一声、天下ユーモアと小品でないものはなくなり、ユーモアにそんなに多くあるはずもなく、するとユーモアは滑稽となり、滑稽は笑い話となり、笑い話は諷刺となり、諷刺は漫罵となる。軽薄な調子はユーモアなり、「天朗らかにして気清し」は小品なり。鄭板橋の『道情』を一遍読めばユーモアを十日語り、袁中郎の尺牘を半冊買えば小品一巻を作る。これをもって身を立てようとする者がいれば、これに反することで名を成そうとする者も必ず出る。そこでどっと一声、天下またユーモアと小品を罵らぬものはなくなる。実のところ、列に従って騒ぐ輩は、今年も昨年と同様、数において少なく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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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に黒漆の提灯を持ち、互いに何が何やら分からぬ。つまり一つの名詞が中国に帰化すると、まもなく一団の混乱となるのだ。偉人はかつてはよい呼び名だったが、今や受ける者は罵られたに等しい。学者と教授は二三年前にはまだ清浄な名称であった。自ら持する者が文学者の称を聞いて逃げ出すのは、今年すでに第一歩を踏み出している。しかし、世界には本物の偉人、本物の学者と教授、本物の文学者はいないのか。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ただ中国だけが例外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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仮にある人が道端で唾を一つ吐き、自分でしゃがんで見ていれば、まもなくかならず人だかりができる。また仮に別のある人がいわれなく大声を一つ上げ、駆け出せば、同時にかならず皆が逃げ散る。まことに「何を聞きて来り、何を見て去る」か分からぬが、しかも心中不満を抱き、自分の訳の分からぬ対象を罵って「畜生!」と言う。しかしかの唾を吐いた者と大声を上げた者こそ、結局は大人物なのだ。もちろん沈着で着実な人々はいる。ただし偉人等々の名が尊ばれたり蔑まれたりするのは、大抵いつも唾の代替品としてに過ぎ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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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がこれによっていくらか賑やかになるのは、感謝に値する。しかし烏合する前に一考し、雲散する前にも一考すれば、社会は必ずしも冷静にはなるまいが、それでももう少しましにはなる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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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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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を推して人に及ぼす                    夢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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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年前のことか忘れたが、ある詩人が私に教えてくれたことがある。愚かな大衆の世論は天才を罵り殺すことができると。例えばイギリスのキーツがそうだ、と。私は信じた。昨年、数人の名作家の文章を見た。批評家の漫罵は好い作品を罵り縮ませて、文壇を荒涼冷落にするという。もちろん私もこれを信じ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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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もまた作家になりたい人間であり、しかも自分は確かに作家だと思っている。しかしまだ罵られる資格を得ていない。なぜなら創作を書いたことがないからだ。縮んで引っ込んだのではなく、まだ鑽り出ていないのだ。この鑽り出られぬ原因は、きっと私の妻と二人の子供の騒がしさのせいだと思う。彼女たちも漫罵の批評家と同様、真の天才を滅ぼし、よい作品を脅し退ける職務を負ってい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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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いなことに今年の正月、義母が娘に会いたがり、三人とも田舎に帰った。私はまことに耳目清浄、ああ快適、偉大な作品を生む時代が到来した。しかし不幸なことに、今はもう旧暦四月初め、まるまる三ヶ月静かにしたのに、やはり何一つ書けない。もし友人が私の成果を尋ねたら、何と答えよう。まだ彼女たちの騒がしさのせいにできよ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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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こで私の信念はいくらか動揺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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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はもともとよい作品など書けぬのではないかと疑い、彼女たちの騒ぎとは関係が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さらにいわゆる名作家にもよい作品など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いか、批評家の漫罵とは無関係なのではないかとも疑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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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だし、もし誰かが騒ぎ、誰かが漫罵すれば、作家に作品がないことの恥を覆い隠してくれる。元来あるはずだったが、今彼らに台無しにされたのだと言える。そうすれば落魄した若衆のように、たとえ作品がなくとも、見物客から一掬また一掬の同情の涙を勝ち取れ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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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し世に真の天才があるとすれば、漫罵の批評はこれに損害を与え、その作品を罵り退けて作家たらしめぬ。しかしいわゆる漫罵の批評は、凡才には有益であり、その作家としての地位を保たせる。ただし彼の作品は脅し退けられたそうだ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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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三ヶ月余りの間に、私が得た唯一の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は、ロラン夫人の調子を借りたものだ。「批評よ批評よ、世の中にいかほどの作家が、汝の罵りを頼りて存する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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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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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感                      公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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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三省の喪失と上海での戦闘の頃、砲声は聞こえるが砲弾の心配はない街路の至る所で『推背図』が売られていたのを覚えている。これを見れば人々がとうに敗因を宿命に帰そうとし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る。三年後、華北・華南がともに危急に瀕しているのに、上海には「碟仙(テーブルターニング)」が現れた。前者が気にかけていたのはまだ国運であったが、後者はただ試験問題、宝くじ、亡魂を尋ねるだけだ。着眼点の大小は既に全く異なるが、名目はさらに立派になった。なぜならこの「霊乩」は中国の「留独学生白同君の発明」で、「科学」に合致している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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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で国を救え」と叫ばれてすでに十年近く、誰もがこれは正しいと知っている。「ダンスで国を救え」「念仏で国を救え」の類ではない。青年が外国に行って科学を学ぶ者あり、博士が科学を学んで帰国する者あり。ところが中国には畢竟その文明があり、日本とは異なるのだ。科学は中国文化の不足を補うに足りぬどころか、かえって中国文化の高深を更に証明したのである。風水は地理学に合致し、門閥は優生学に合致し、錬丹は化学に合致し、凧揚げは衛生学に合致する。「霊乩」が「科学」に合致するのも、その一つに過ぎ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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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の時代に陳大斉先生がかつて論文で扶乩の人を欺すことを暴露したが、十六年を隔てて、白同先生は皿で扶乩の合理性を証明した。まことにどこから話を始めてよいや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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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も科学は中国文化の高深を更に証明したのみならず、中国文化の宣揚をも助けた。麻雀卓の傍では電灯が蝋燭に替わり、法会の壇上ではマグネシウム光がラマ僧を照らし出し、無線放送が日々伝えるのは、しばしば『狸猫換太子』、『玉堂春』、『謝謝毛毛雨』ではない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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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く、「これがために斗斛を作りてこれを量れば、すなわち斗斛とともにこれを窃む。」ロラン夫人曰く、「自由よ自由よ、いかほどの罪悪、汝の名を借りて行わるるか!」新しい制度、新しい学術、新しい名詞が中国に伝わるたびに、黒い染瓶に落ちたがごとく、たちまち真っ黒一団となり、私利を済し焰を助ける道具と化す。科学もまたその一つに過ぎ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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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弊が去らざれば、中国に薬な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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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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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理斎夫人の事を論ず                    公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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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数年来、新聞にはしばしば経済的圧迫や礼教の制裁のために自殺した記事が見えるが、これらのために口を開き筆を執る者は甚だ少ない。ただ最近、秦理斎夫人とその子女一家四人の自殺だけはかなりの反響を呼び、後にはこの事件の新聞記事を懐に忍ばせた自殺者まで出て、その影響の大きさがいっそう分かった。思うにこれは人数が多かったためだ。単独の自殺では、もはや皆の青睐を招くに足り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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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らゆる反響の中で、この自殺の主謀者──秦夫人に対しては、恕辞も加えられはしたが、結論はやはり誅伐に帰した。なぜなら──評論家が言うには──社会がいかに暗黒であろうと、人生の第一の責任は生存であり、自殺すれば職務怠慢である。第二の責任は苦を受けることであり、自殺すれば安逸を貪るのだ、と。進歩的な評論家は、人生は戦闘であり、自殺者は逃兵である、死んでもその罪を蔽うに足りぬと言う。これももっともではあるが、しかしいささか大雑把に過ぎ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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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の世には犯罪学者がいて、一派は環境によると言い、一派は個人によると言う。今盛んなのは後の説だ。なぜなら前の説を信ずれば、犯罪者を根絶するには環境を改造せねばならず、事が厄介で恐ろしくなるからだ。秦夫人の自殺の批判者も、大抵はこの後の一派に属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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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かに、自殺した以上、これは彼女が弱者であることを証明した。しかし、どうして弱くなったのか。肝心なのは、彼女の舅の手紙を見る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だ。彼女を呼び戻すために、両家の名声をちらつかせ、亡くなった夫の乩(こっくり)の言葉で心を動かそうとした。さらに彼女の弟の挽聯を見るべきだ。「妻は夫に殉じ、子は母に殉ず……」これを千古の美談と見なす意がありありとしているではないか。かくの如き家庭に生まれ育ち陶冶された人が、どうして弱者にならずにいられよう。我々はもちろん奮闘を求めてよいが、暗黒の呑噬する力はしばしば孤軍に勝る。しかも自殺の批判者が必ずしも戦闘の応援者であるとは限らず、他人が奮闘し、もがき、敗れる時には、かえって鴉雀の声もないのかもしれぬ。窮郷僻壤や都会の中で、孤児寡婦、貧女労人が運命に従って死に、あるいは運命に抗いながらも遂に死なざるを得ぬ者がどれほどいるか。しかし誰の口に上り、誰の心を動かしたか。まことに「自ら溝渠に縊れて之を知る者なし」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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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はもちろん生存すべきだが、それは進化のため。苦しんでもよいが、それは将来の一切の苦を解除するため。さらに戦うべきだが、それは改革のためだ。他人の自殺を責める者は、一方で人を責めつつ、一方ではまさに人を自殺の道に駆り立てる環境に挑戦し、進撃すべきなのだ。もし暗黒の主力に対して一辞も置かず一矢も発せず、ただ「弱者」にくどくど言い続けるだけならば、たとえ彼がいかに義憤を色に表そうとも、私は言わざるを得ない──私もまことに堪えきれなくなった──彼は実は殺人者の幇凶に過ぎぬのだ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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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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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補遺                    曼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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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が『人間世』に、このような題目の論を発表された。この道については、私はそれほど深く造詣していないが、「愚者千慮に必ず一得あり」ゆえ、いささか補いたいと思う。もちろん浅薄さは遙かに浅薄である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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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舶来品で、五四運動の後にようやく輸入されたものだ。以前、林琴南先生が小説を訳した際、「此の語未だ完らず」と夾注していたのが、まさにこれの翻訳だ。洋書では普通六点を用い、吝嗇な者は三点しか用いない。しかし中国は「地大物博」であるから、同化の際に次第に長くなり、九点、十二点、ついには数十点に及ぶ。ある種の大作家に至っては、少なくとも三四行は点を打ち、その中の奥義が無窮無尽にして、まことに言語では形容し得ぬことを示す。読者もおおむねそう思い、もしその中の奥義が感じ取れぬと言う者があれば、それは低能児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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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帰するところ、やはりアンデルセン童話の「皇帝の新しい衣」のようで、実は何もない。ただし子供でなければ、ありのままに大声で言い出す者はいない。子供は文学者の「創作」を読まぬから、中国では誰も種明かしをしない。しかし天気は寒くなるもので、裸のまま一年中路上を歩けるわけもなく、結局は宮殿に隠れるしかない。数行の点を打つ妙文も、近頃はあまり見かけなくな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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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国産品で、『穆天子伝』にすでにこの代物がある。先生が教えてくれたのは、闕文(欠字)だということだ。この闕文も騒ぎを起こしたことがあり、「口は垢を生じ、口は口を戕す」の三つの口字も闕文だと言った者がいて、また誰かに大いに罵られた。ただし以前は古人の著作にしか見えず、補いようがなかったが、今は今人の著作に見え、補おうとしても補えない。現在に至って、次第に「××」で代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れは日本から輸入されたものだ。これが多ければ、その著作の内容について我々は激烈なものを予感する。しかし実はそうでもない場合がある。でたらめに何行か×を付けて印刷すれば、読者に作家の激烈さを敬服させ、検閲官の峻厳さを恨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が、検閲に回す際には、検閲官に自分の従順さを好ましく思わせ、多くのことを敢えて言わず、ただこれほど熱心に×を打っただけだと示せる。一挙両得であり、何行かの点を打つよりもさらに巧妙だ。中国はまさに排日の最中であるから、この錦嚢の妙計はあるいは模倣されることはあるま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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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は何でも金を出して買わねばならず、もちろん何でも金に換えて売ることもできる。しかし「何もないもの」までも金に換えて売れるとは、いささか意表を出る。ただし、このことを知った後には、造謡を生業とするのは、今なお「品質保証、老若を欺かず」の暮らし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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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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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が没落しているのか                   常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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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八日の『大晩報』が、文芸上の重要な新聞を一つ教えてくれ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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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が国の美術家劉海粟、徐悲鴻らが、近頃ソ連モスクワにて中国書画展覧会を開催し、彼の国の人士の極力なる賞賛を得た。我が国の書画名作を揄揚し、ソ連で盛んに流行する象徴主義作品と切合するとの由。さてソ連の芸術界は従来写実と象徴の二派に分かれるが、今や写実主義は漸く没落し、象徴主義は朝野一致の提唱を経て、欣々向栄の概を呈しつつあり。彼の国の芸術家が我が国の書画作品の象徴派に深く合致するを見て、たちまち中国の演劇もまた必ず象徴主義を採用しているに違いないと想い起こし、中国の戯曲名家梅蘭芳らを招いて演芸させんと……。この件はすでにロシア側より中国駐露大使館と交渉中にして、同時にソ連駐華大使ボゴモロフも訓令を受け、中国側とこの件を協議中な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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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は喜ばしい知らせであり、我々が喜ぶに値する。しかし「国光を発揚」したと喜んだ後には、少し沈静になって以下の事実を考えるべき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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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画と印象主義に一脈相通ずるところがあると言うなら、まだ言えなくもないが、「ソ連で盛んに流行する象徴主義と切合する」とするのは、いささか夢物語に近い。紫藤の半枝、松の一株、虎一頭、雀数羽、中には確かに実物に似ていないものもあるが、それは似せて描けないからであって、いつ別の何かを「象徴」したことがあろ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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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ソ連における象徴主義の没落は十月革命の時であり、その後に構成主義が勃興し、さらにその後次第に写実主義に排斥された。ゆえに構成主義が漸く没落し、写実主義が「欣々向栄の概を呈している」と言うなら言えるが、そうでなければ夢物語だ。ソ連の文芸界に象徴主義の作品がいったい何がある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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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隈取りと手振りは代数であって、象徴ではない。白鼻が道化を表し、花面が豪傑を表し、鞭を執れば馬に乗ることを表し、手を押せば門を開けることを表す以外に、いったいどこに言い表し得ぬ深い意味がある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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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ーロッパは我々から実に遠く、あちらの文芸事情も実にあまりよく分からぬ。しかし今や二十世紀はすでに三分の一を過ぎ、粗浅なことは少しは知っている。このような新聞はかえって「象徴主義の作品」だと感じさせる。それは彼らの芸術の消亡を象徴してい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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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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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さ提げ                            公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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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の慈善家は動物を虐待するのを見るのを恐れるもので、鶏鴨を逆さに提げて租界を歩けば処罰される。いわゆる処罰とは罰金に過ぎず、金さえ惜しまなければ逆さに提げることもできるが、しかし畢竟処罰は受ける。そこで何人かの華人が大いに不平を鳴らし、西洋人は動物を優待し華人を虐待し、鶏鴨にも及ばぬと言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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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は実は西洋人に対する誤解だ。彼らが我々を蔑視するのは確かだが、動物以下に置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もちろん鶏鴨というものは、いかにしても結局は厨房に送られて大菜になるだけで、順に提げようが逆に提げようが帰結する運命には何の補いにもならぬ。しかし言葉が話せず抵抗もできぬのに、何も無益な虐待を加えることもあるまい。西洋人は何事も有益であることを重んずるのだ。我々の古人も人民の「倒懸」の苦は思いついており、しかもまことに的確に形容してもいるが、鶏鴨の逆さ提げの災いまでは察知し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生きたまま驢馬の肉を切る」「鵞鳥の掌を生きたまま焙る」といった無聊な残虐に対しては、とうに文章で攻撃していた。この心情は東西に共通するも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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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人に対する心情は、いくらか異なるようだ。人は組織でき、反抗でき、奴隷にもなり主人にもなれる。努力しなければもちろん永遠に下僕に沈むが、自由解放すれば互いの平等を勝ち取れる。その運命は必ずしも厨房に送られて大菜にされるとは限らぬ。卑しき者ほど主人の憐愛を受ける。ゆえに西崽(洋館のボーイ)が叭児(犬)を打てば西崽が叱られ、平人が西崽に逆らえば平人が咎められる。租界には華人の苛待を禁ずる規則がない。それはまさに我々が自ら力を持ち、自ら才覚を持つべきで、鶏鴨とは全く異なる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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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るに我々は古典の中から、仁人義士が倒懸を救いに来るという空言を聞き慣れてしまい、今に至るもなお天上かどこか高遠な所から恩典が降ってくることを想い続け、甚だしきに至っては「乱離の人と作ることなかれ、寧ろ太平の犬たれ」と、犬になることも厭わず、しかし群を成して改革することは肯んじない。租界の鶏鴨にも及ばぬと自嘆する者も、まさにこの気風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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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類の人物が多くなれば、かえって皆が倒懸にされるのであり、しかも厨房に送られる時にも一時的に救ってくれる者もいない。これはまさに我々が畢竟人間であるのに、不甲斐ない人間であるがため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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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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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辺文学を論ず                      林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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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頃一種の文章がある。四辺を花模様で囲み、幾つかの副刊に現れる。この文章は毎日一段、雍容として閑適、緻密にして整斉、外形は「雑感」に似ているが「格言」にも似て、内容は痛くも痒くもなく何の当てもない。小品か語録の類らしい。今日は一則の「偶感」、明日は一段の「……だそうだ」。著者から見れば、もちろん好い文章で、裏表をひっくり返してもすべて道理となり、八股文の能事を尽くしている。しかし読者から見ると、痛くも痒くもないようでいて、往々にして毒汁を滲ませ、妖言を撒布している。例えばガンジーが刺されると、たちまち一篇の「偶感」を書き、「マハトマ」を一しきり称揚し、暴徒の乱を罵倒し、聖雄のために気を吐き災いを祓い、ついでに読者にも「一切を見定める」「勇武平和」の不抵抗主義的説教を講じる類だ。この種の文章に名づけようがないが、ひとまず「花辺体」あるいは「花辺文学」と名づけておこ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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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花辺体の由来は、おおむね小品文が鳥道に入った後の変種だ。この種の小品文の擁護者に言わせれば、流伝していくものだという(『人間世』「小品文について」参照)。では彼らの流伝の道を見てみよう。六月二十八日『申報・自由談』にこのような文章が載った。題目は「逆さ提げ」。大意は西洋人が鶏鴨の逆さ提げを禁じており、華人がかなり不平を鳴らしたこと。西洋人は華人を虐待し鶏鴨にも及ばぬ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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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こでこの花辺文学家が議論した。彼は言う。「これは実は西洋人に対する誤解だ。彼らが我々を蔑視するのは確かだが、動物以下に置いたのでは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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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ぜ「置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いわく「人は組織でき、反抗でき……自ら力と才覚を持ち、鶏鴨とは全く異なるから」だそうだ。ゆえに租界には華人の苛待を禁ずる規則がない。華人の虐待を禁じないのは、もちろん華人を鶏鴨より上に見ているからだ、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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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を鳴らしたいなら、なぜ反抗しない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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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してこれらの不平の士は、花辺文学家が「古典」から得た証拠によれば、「犬になることも厭わぬ」不甲斐ない輩だと断じら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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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の意味は極めて明白だ。第一に、西洋人は華人を鶏鴨以下に置いてはおらず、鶏鴨にも及ばぬと嘆く者は西洋人を誤解している。第二に、西洋人のこの優遇を受けて、不平を鳴らすべきでない。第三に、彼は正面から人は反抗できるものだと認め、反抗せよと言ってはいるが、実は西洋人が華人を尊重するがゆえに、この虐待は欠かせず、しかも一歩進めてもよいと説明しているのだ。第四に、もし不平を言う者がいれば、彼は「古典」から華人の不甲斐なさを証明でき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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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の洋行には、洋人のために商売を営む華人がおり、通称「買弁」という。彼らが同胞と商売をする際、洋貨がいかに国貨より優れ、外国人がいかに礼節と信用を重んじ、中国人は豚で淘汰されるべきだと吹聴するほかに、もう一つの特徴がある。洋人を口にする時「うちの旦那」と称するのだ。この「逆さ提げ」の傑作は、その口振りからすると、おおむねこの手の人間がその旦那のために書いた手になるものであろう。なぜなら第一に、この手の人間は常に西洋人を理解していると自負し、西洋人も彼に甚だ丁寧である。第二に、彼らはしばしば西洋人(すなわちその旦那)が中国を統治し華人を虐待することに賛成する。中国人は豚だからだ。第三に、彼らは中国人が西洋人を恨むことに最も反対する。不平を抱くことは、彼らから見ればさらに危険思想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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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手の人間、あるいはこの手の人間への昇格を望む者の筆から生まれたのが、この篇の「花辺文学」の傑作である。しかし惜しむべきは、この種の文人やこの種の文字がいかに西洋人のために弁護し説教しても、中国人の不平は免れ得ぬということだ。なぜなら西洋人は確かに中国を鶏鴨以下に置いてはいないが、事実上鶏鴨以上に置いたとも言い難いからだ。香港の役人が中国の囚人を逆さに提げて二階から投げ落としたのは、すでに遠い昔のこと。近くは上海、昨年の高丫頭、今年の蔡洋其の輩、彼らの遭遇は鶏鴨に勝るものではなく、死傷の惨烈はむしろ過ぎたるものがあった。これらの事実を我ら華人は一つ一つ見ており、背を向ければ忘れるようなことではない。花辺文学家の口と筆でどうして朦昧にできよ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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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を抱く華人は果たして花辺文学家の「古典」の証明するように、一律に不甲斐ないか。そうでもない。我々の古典には、九年前の五・三十運動、二年前の一・二八の戦争、今なお艱苦の中で持ちこたえている東北義勇軍があるではないか。これらが華人の不平の気が集積して成った勇敢な戦闘と反抗でないと誰が言えよ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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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辺体」の文章が流伝に頼りとする長所はここにある。今は確かに流伝しており、ある人々に擁護されている。しかし遠からぬうちに、必ず唾棄する者が現れるだろう。今は「大衆語」文学を建設する時であり、「花辺文学」はその形式であれ内容であれ、大衆の目には流伝し得ぬ日が来るであろうと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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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文章はいくつもの所に投稿したが、すべて拒まれた。まさかこの文章がまた私怨を晴らすとの嫌疑をかけられ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しかしこの「指図」はなかったのだ。事に即して論じれば、吐き出す必要が確かにあると感じた。文中に行き過ぎた所があるかもしれぬが、私が全く間違っていると言われても、それは承服できない。もし得罪したのが先輩や友人であれば、この一点をご諒解願い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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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江北の人は玩具を作る天才だ。彼らは長さの異なる二つの竹筒を、赤と緑に染めて一列に連ね、筒の中にバネを仕込み、傍に取っ手を一つつけ、回せばガタガタと鳴る。これが機関銃だ。私の見た唯一の創作でもある。私は租界の端で一つ買い、子供と一緒に振りながら路を歩いた。文明の西洋人と勝利の日本人はこれを見て、大抵我々に蔑みか憐みかの苦笑を投げてよこ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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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我々は振りながら路を歩き、少しも恥じなかった。なぜならこれは創作だからだ。一昨年来、江北の人をかなり罵る者がいた。まるでそうしなければ自らの高潔さを示すに足りぬかのようだったが、今は沈黙し、その高潔さも渺然として茫然だ。ところが江北の人は粗笨な機関銃の玩具を創り出し、堅強な自信と質朴な才能をもって文明の玩具と争っている。彼らは、外国から最新式の兵器を買って帰った人物よりも、いっそう賛頌に値すると私は思う。もっともまた誰かが私に蔑みか憐みかの冷笑を投げるかもしれない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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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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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食                             莫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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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界の現状は、定期刊行物が多く専門書が少なく、心ある人を愁えさせ、小品が多く大作が少なく、またぞ心ある人を愁えさせる。人にして心あらば、まことに「日々愁城に坐す」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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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この状態は由来久しく、今はただいくらか変遷し、いっそう顕著になっただけ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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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の住民は元来間食が好きだ。もし注意して聞けば、屋外で間食の売り声を上げる者は、つねに「まことに数多し」だ。桂花白砂糖倫教糕、豚脂白砂糖蓮心粥、海老肉の雲呑麺、胡麻バナナ、南洋マンゴー、西路(シャム)蜜柑、瓜子大王、さらに蜜餞、橄欖等々。胃袋さえよければ、朝から真夜中まで食べ続けられるが、胃袋が悪くても構わぬ。なぜならこれは肥った魚や大きな肉とは違い、分量はもともと甚だ少ないからだ。その効能は、聞くところでは、閑を消ずる中に養生の益を得、しかも味がよいとい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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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前の出版物は、「養生の益」のある間食であった。あるいは「入門」と称し、あるいは「ABC」と称し、あるいは「概論」と称し、つまりは薄い一冊で、わずか数角の金と半時間の時間を費やすだけで、一種の科学、あるいは文学の全貌、あるいは一つの外国語が分かるというものだ。その意味は、五香瓜子を一包み食べさえすれば、その人を繁栄滋長させ、五年分の飯に匹敵するということだ。数年試みたが効果は顕著でなく、かなり灰心した。試してみて名ばかり実がなければ、灰心するのは避けがたい。例えば今やほとんど仙人修行や黄金練成をする者がおらず、温泉と宝くじに置き換わったのは、まさに試みて無効だった結果だ。そこで「養生」の方面は緩め、「味がよい」方面に偏っていった。もちろん、間食はやはり間食だ。上海の住民と間食とは、死んでも切り離せ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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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こで小品が現れた。しかしこれもまた新しい芸当ではない。老九章の商売が隆盛だった頃にも、『筆記小説大観』の類があった。これは間食一大箱である。老九章が閉店した後は、もちろんそれに伴って一小撮になった。分量が少なくなったのに、なぜかえって騒々しく、満城風雨を引き起こしたのか。思うに、これは担ぎ台に篆書とローマ字母の合璧の年紅電灯の看板を掲げた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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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依然として間食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上海住民の感応力は以前より敏捷になった。さもなくばなぜ騒ぐだろう。しかしこれはあるいはまさに神経衰弱のためかもしれぬ。もしそうであれば、間食の前途はかえって憂うべき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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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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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の生か彼の生か」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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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の生か彼の生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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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この五文字を書き出して読者に問おう。どういう意味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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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し『申報』で汪懋祖先生の文章を見たことがあれば──「……例えば『この学生かあの学生か』と言うところを、文言では『此の生か彼の生か』とするだけで明瞭であり、その省力たるやいかばかりか……」──であれば、これが「この学生かあの学生か」の意味だとおそらく思い当たれよ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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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もなくば、その答えは躊躇せざるを得まい。なぜならこの五文字は、少なくとも更に二つの解釈が可能だからだ。一、この秀才かあの秀才か(生員の生)。二、この世か来世の別の世か(生涯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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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は白話に比べて、時に確かに字数は少ない。しかしその意味もまた比較的曖昧だ。我々が文言文を読む時、往々にして我々の知識を増やすことができぬのみならず、我々がすでに持っている知識を頼りにして、それに注解し補足してやらねばならぬ。精密な白話に翻してはじめて、ようやく分かったと言えるのだ。もし最初から白話を用いれば、たとえ数文字多く書くことになっても、読者にとって「その省力たるやいかばかり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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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は文言を主張する汪懋祖先生自身が挙げた文言の例をもって、文言の使い物にならぬことを証明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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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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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さにその時                        張承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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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梁の雌雉、時なるかな時なるかな!」物事にはおのずとその時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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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書」「仏典」は、一部の人々の嘲笑を受けてすでに十余年。「今の是にして昨の非なるを覚る」──今こそが復興の時だ。関帝と岳飛は清朝で幾度も封贈を受けた神明であったが、民元の革命で閑却された。再び思い出されたのは袁世凱の晩年だが、また袁世凱とともに蓋棺となった。そして二度目に再び思い出されたのが、今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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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時節にはもちろん文言を重んじ、文袋を振り回し、雅致を掲げ、古書を読むこと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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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し小家の子弟であれば、外でどんなに大嵐が吹こうとも、やはり勇往邁進し、命懸けで足掻かねばならぬ。安穏な古巣に帰る所がなく、前に進むしかないからだ。家を成し業を立てた後には、家譜を修め祠堂を造り、堂々と旧家の子弟を自任するかもしれぬが、それは畢竟後の話だ。もし旧家の子弟であれば、雄を誇り、珍しがり、時流に乗り、飯を食うために、もちろん外に出ないでもないが、しかしわずかな成功あるいはわずかな挫折だけで、たちまち退縮させられる。この縮みようがまた小さくなく、そのまま家に退き、さらに悪いことにその家は古い破れた大屋敷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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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大屋敷には蔵の古い品物があり、壁隅の埃があり、一時にはとても運び出せぬ。もし坐食の余暇があれば、東を探り西を漁り、古書を修め、古壺を磨き、家譜を読み、祖先の徳を偲んで歳月を消磨できる。もし窮極無聊であれば、なおさら古書を修め、古壺を磨き、家譜を読み、祖先の徳を偲び、ひいては汚い壁の根元をひっくり返し、空虚な引き出しを開け、自分でも何だか分からぬ宝物を発見して、この手の施しようのない貧窮を救おうとする。この二種の人、小康と窮乏は異なり、悠閑と急迫は異なり、ゆえに結末の緩急も異なるが、しかしこの時節には、ともにまさに古董の中で暮らしを立てている。ゆえにその主張と行為は異ならず、声勢も浩大に見え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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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こでまた一部の青年にも影響が及び、古董の中にまことに自分の救い主を見つけられると信じるようになる。小康者を見れば、こんなに閑適だ。急迫者を見れば、こんなに専精だ。これには道理がないはずがない。真似する者が出るのは当然だ。しかし時光もまた決して容赦せず、彼は遂に空虚を得るであろう。急迫者にとっては妄想であり、小康者にとっては冗談だ。主張者にもし特操も灼見もなければ、古董を香案の上に供えるべきだと言おうが厠に投げ込めと言おうが、実は皆ただ一時の自欺欺人の任務を果たしているだけで、先例を求めれば至る所に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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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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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訳を論ず                        史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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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木天先生は二十一日の「火炬」で、作家が無聊な遊記の類を書くことに反対し、中国にギリシア・ローマから現代に至る文学の名作を紹介する方がましだとした。これは甚だ切実な忠告だと私は思う。しかし彼は十九日の「自由談」では間接翻訳に反対し、「一種のずるいやり方だ」と言った。もっとも恕すべき条件もいくつか付してはいたが。これは後の発言と矛盾しており、また誤解を招きやすいので、一言述べたいと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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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訳は確かに直接訳より容易だ。まず、原文が訳者をして我が力の及ばざるを恥じさせ、敢えて筆を執らせぬという長所の若干部分が、先に原訳者によって消去されている。訳文は大抵原文に及ばぬもので、中国の粤語を京語に、あるいは京語を滬語に訳すだけでも、なかなか適切にはいかぬ。重訳においては、原文の長所に対する躊躇が減ずる。次に、難解な箇所に忠実な訳者はしばしば注解を付しており、一目瞭然たりうるが、原書にはかえってないこともある。しかしこのため、直接訳が誤りで間接訳が正しいということも時にあ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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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る国の言葉を解するならばその国の文学を訳すのが最善だという主張は、断じて誤りでない。しかしもしそうであれば、中国にギリシア・ローマから現代に至る文学名作の訳本は望み難くなる。中国人が解する外国語は、おそらく英語が最も多く、日本語がこれに次ぐ。もし重訳をせねば、我々は英米と日本の文学作品ばかりを見ることになり、イプセンもなく、イバーニエスもなく、極めて通行するアンデルセンの童話やセルバンテスの『ドン・キホーテ』すら見ることができぬ。何と哀れな視野であろうか。もちろん中国にデンマーク語、ノルウェー語、スペイン語に精通する人がい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が、しかし彼らは今に至るまで訳していない。我々が今持っているものはすべて英語からの重訳だ。ソ連の作品すら大抵は英仏語からの重訳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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ゆえに私は思う。翻訳に対しては、今はまだ厳峻な堡塁を必要としないようだ。最も肝心なのは訳文の良否を見ることで、直接訳か間接訳かは重んずるに及ばず、投機かどうかも詮索するに及ばない。原訳文に深く通じた時流に乗る者の重訳本は、時として原文をあまり解さぬ忠実者の直接訳本より優れることがある。日本の改造社訳の『ゴーリキー全集』は、かつて一部の革命家に投機だと斥けられたが、革命家の訳本が出ると、かえって前者の優良さが際立ったのだ。ただしもう一つ条件を付さねばならぬ。原訳文にあまり通じぬ時流に乗る者の速成訳本は、これはまことに恕し難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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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各種の名作に直接訳本が出れば、その時こそ重訳本が淘汰されるべき時だ。しかしその訳本は旧訳本より優れ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ず、ただ「直接翻訳」を護身の盾にすることはでき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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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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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び重訳を論ず                        史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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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木天先生の「重訳その他を論ず」下篇の末尾を見て、私の誤解を解こ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が初めて分かった。しかし特に誤解はなかったと思う。異なる点は、ただ軽重を逆にしたことで、私は先ず成果の良否を見るべきで、訳文が直接か間接か、また訳者の動機がいかなるものかは問わぬと主張す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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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天先生は訳者に「自知」を求め、自分の長所を用いて「一労永逸」の書を訳せと言う。さもなくば手を出さぬ方がよい、と。つまり荊棘を植えるくらいなら白地を残しておき、別のよい庭師に永く鑑賞に堪える佳花を植えさせよということだ。しかし「一労永逸」という言葉はあるが、「一労永逸」の事は甚だ少なく、文字について言えば、中国のこの方塊字は決して「一労永逸」の符号ではない。しかも白地を永久に保つことは決してできず、空き地があれば荊棘か雀麦が生える。最も肝心なのは誰かが処理に来ることだ。培植するか、削除するかして、翻訳界をいくらか蕪雑から免れしめる。これが批評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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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るに我々は古来翻訳を軽んじてきた。殊に重訳を。創作に対しては批評家がまだしも時々口を開くが、翻訳となると、数年前にはまだ誤訳を指摘する文章がたまにあったが、近頃は甚だ稀になった。重訳に対してはさらに少ない。しかし仕事の上では、翻訳の批評は創作の批評より難しい。原文を見るには訳者以上の功力が必要なだけでなく、作品にも訳者以上の理解が必要だ。木天先生の言うように、重訳には数種の訳本が参考にでき、これは訳者には甚だ便利だ。甲の訳本が疑わしい時に乙の訳本を参看できるからだ。直接訳はそうはいかず、分からぬ箇所があれば手の施しようがない。世にはわざわざ異なる文章を用いて、一句一句意味の同じ二つの作品を書く著者はいないのだから。重訳の書が多い理由の一つはこれかもしれぬ。怠惰と言ってもよいが、おおむねやはり語学力の不足のためであろう。各本を参酌して成った訳本に出会うと、批評はいっそう難しく、少なくとも各種の原訳本を読めなければならぬ。陳源訳の『父と子』、魯迅訳の『壊滅』などは、皆このたぐいに属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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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訳の道は広くし、批評の仕事を重視すべきだと私は思う。もしただ論を極めて厳しくし、訳者自身に慎重ならしめようとするだけなら、かえって逆の結果を得るだろう。良い者は慎重になるが、乱訳者は依然として乱訳し、この時悪い訳本はまだましな訳本より多くな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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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にさほど重要でない数言を付す。木天先生は重訳を疑うあまり、ドイツ語訳本を見た後に、自分が訳した『タシケント』まで、フランス語原訳本は節本であると断じた。しかし実はそうではない。ドイツ語訳本は確かに厚いが、二つの小説が合冊されているからで、後半の大部分はセラフィモーヴィチの『鉄の流れ』なのだ。ゆえに我々が持っている漢訳『タシケント』も節本では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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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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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の底                         公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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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や一人の人の立論に対して、もしそれを「高超」と言えば、論者の反感を招く恐れがあろう。しかしもしそれを「徹底」だ、「非常に前進的」だと言えば、まだ何の障りもないよう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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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やまさに「徹底」で「非常に前進的」な議論が「高超」な議論に取って代わった時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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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芸には本来いずれも対象の界限がある。例えば文学は元来文字を解する読者を対象としており、文字を解する程度には差異があるから、文章に深浅があるのは当然だ。そして文字は平易に、文章は明白にすべきだという主張も、やはり作者の本分だ。しかるにこの時「徹底」論者が立ち上がって言う。中国には多くの文盲がいるが、それをどうするのかと。これはまことに文学者に対する当頭の一棒であり、たちまち悶死して見せるしか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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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だしもう一隊の救兵を招くことはできる。すなわち弁解だ。なぜなら文盲はすでに文学の作用の範囲の外にあるのだから、この時は画家、演劇家、映画作家に出馬を請い、文字以外の形象的なものを見せるしかない。しかしこれでもまだ「徹底」論者の口を塞ぐには足りず、彼は文盲の中にはさらに色盲がおり、盲人がいる、どうするのかと言う。かくて芸術家たちも当頭の一棒を食らい、たちまち悶死して見せるしか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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では最後のあがきとして、色盲・盲人の類には講演・歌唱・講談を用いると言おう。それはそれで言えなくもない。しかるに彼は問う。まさか中国にはさらに聾者がいることを忘れたわけではあるま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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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たぞ当頭の一棒。悶死。皆悶死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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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くて「徹底」論者は一つの結論を得た。今の一切の文芸はすべて無用であり、徹底的に改革せねばならぬ、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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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はこの結論を定めた後、どこへ行ってしまったか分からない。誰が「徹底的に」改革するのか? それは当然、文芸家だ。しかし文芸家にもまた「徹底的」でない者が多く、かくして中国にはいつまでも、文盲にも色盲にも盲人にも聾者にも、すべてに効く――「徹底的」な良い文芸が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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だが「徹底」論者は時に首を出しては文芸家を一喝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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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芸に携わる者が、このような大人物に出くわした時にその鬼面を剥ぎ取れなければ、文芸は前進しないのみか、萎縮するばかりで、ついには彼に消滅させられるだろう。切実な文芸家は、この種の「徹底」論者の正体を見極めねばな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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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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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の世界                            鄧当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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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の学者たちは、あらゆる智識は必ず聖賢から、あるいは少なくとも学者の口から出るものと考えていることが多く、火や薬草の発明・利用さえも民衆とは無縁で、すべて古代の聖王が一手に引き受けたことになっている。燧人氏、神農氏と。だから「一切の智識は必ず動物の口から出ると言わんばかりだが、これまた奇なるかな」と言う人がいるのも、まったく不思議では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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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も「動物の口から出た」智識は、我が中国では、しばしば真の智識ではない。暑くてたまらず、窓という窓が開け放たれると、無線ラジオを備えた家はことごとく音波を街頭に放ち、「民と同じく楽しむ」。ああだこうだ、歌って歌って。外国は知らないが、中国の放送は朝から夜まで歌が流れ、一方では甲高く、一方ではしわがれ、その気になれば耳の休まる暇が一刻もない。同時に扇風機を回し、アイスクリームを食べる。「水位大いに上昇」「旱魃すでに成る」の地方とは毫も関係なく、窓の外で油汗を流しながら終日あくせく暮らしている人々の世界とも、まったく別世界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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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あだこうだと朗々たる歌声の中で、私はふとフランスの詩人ラ・フォンテーヌの有名な寓話「蝉と蟻」を思い出した。同じく火のような太陽の夏、蟻は地面で辛苦して働き、蝉は枝頭で高らかに鳴きながら、蟻を俗だと笑いさえする。ところが秋風が来て、ひんやりと日に日に涼しくなると、蝉は衣もなく食もなく、浮浪者と化し、早くから備えていた蟻に一通り説教されてしまう。これは私が小学校で「教育を受けていた」頃、先生が聞かせてくれた話だ。あの時はひどく感動したらしく、今でも時々思い出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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だが、覚えてはいるものの、「卒業即失業」の教訓のために、考えは蟻とだいぶ違ってしまった。秋風は間もなく来るし、日に日に涼しくもなるだろう。しかしその時に衣食に窮するのは、恐らくまさに今油汗を流している人々の方で、洋館の周囲は確かに静まり返るだろうが、それは窓を固く閉め、音波もろとも暖炉の温気を中に留めたからで、遥かにあの中を想像すれば、おそらくやはり相変わらず、ああだこうだと「ありがとう、小雨さん」が流れている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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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の口から出た」智識は、我が中国では往々にして通用しないではない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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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には中国の聖賢と学者がいる。「心を労する者は人を治め、力を労する者は人に治めらる。人に治めらるる者は人を食(やしな)い、人を治むる者は人に食われる」と、なんと簡潔明瞭に言い切ったことか。もし先生が早くにこれを教えてくれていたら、私も上のような感想を抱き、紙と筆の無駄をすることもなかったろう。これもまた中国人が中国の古書を読まねばならぬことの好い証拠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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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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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定                              莫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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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の学術の話になると、何人かの学者は決まって眉を輝かせ、あの発達は前代に類がないと言う。証拠もまことに十二分だ。経典の注解は層出不窮、小学(音韻訓詁)も非常に進歩し、史論家こそ絶滅したが、考史家は少なくない。とりわけ考証学は、宋・明人が決して読み解けなかった古書を我々に明らかにしてくれ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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だが言い出すとまた躊躇が出て、英雄殿に私はユダヤ人だと指定されはしないかと心配になるが、実際にはそうではない。私は学者が清代の学術を語るのに出くわすたび、いつも同時にこう思わずにはいられな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といった小事は持ち出さないにしても、全国の国土を失い、みんな丸々二百五十年奴隷であったのに、引き換えに得たのがこの数頁の輝かしい学術史。この取引は結局、儲かったのか損をした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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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念ながら私は数学者ではないので、結局はっきりしなかった。だが直感では、恐らく損をしたのだろうと思う。庚子の賠償金で限られた数人の学者を養成するよりも、はるかに大きな損失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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だがこれはおそらくまた俗論にすぎまい。学者の見解は得失を超越している。得失を超越していると言いながらも、利害の大小の弁別がまったく無いわけでもないらしい。孔子を尊ぶことこそ最大にして、儒を崇めることこそ最要。だから孔子を尊び儒を崇めさえすれば、いかなる新朝にも首を垂れて差し支えない。新朝に対する言い方は「反って来て中国民族の心を征服する」という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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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してこの中国民族の心の一部は、実に徹底的に征服されていて、今に至るもなお、兵燹・疫病・水旱・風蝗と引き換えに、孔廟の重修、雷峰塔の再建、男女同行の禁忌、四庫珍本の発行といった大看板を手に入れ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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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とて、災害は一時的なもので、記録がなければ翌年には誰も口にしなくなることは承知しているし、輝かしい事業は永久のものだということも知っている。しかしどうしたわけか、私はユダヤ人ではないのに、損益の話をしたがるところがあり、みんなでこれまで誰も持ち出さなかったこの帳簿を算えてみたいと思う。――しかも、今がまさにその時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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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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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の性                           公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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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い日が二十日近くも続き、上海の新聞を見ると、ほぼ毎日のように川に入って水浴びし、溺死した者の記事がある。水辺の村ではめったに見ないこと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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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辺の村は水が多く、水についての知識が多く、泳げる者も多い。泳げなければ、軽々しく水に入ったりはしない。この泳ぐ技能を、俗に「水性を識る」と言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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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水性を識る」を、もし「買弁」式の白話で、やや詳しく説明するなら――第一に、火が人を焼き殺せるように、水も人を溺れさせ得ると知ること。だが水の姿は柔和で、親しみやすく見え、それゆえ騙されやすい。第二に、水は人を溺れさせ得るが、人を浮かせることもできると知り、その操縦法を工夫し、もっぱら人を浮かせるこの面を利用すること。第三に、その操縦法を会得すること。この法を熟達すれば、「水性を識る」ことは完全に成就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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だが都会の人々は、泳げないだけでなく、水が人を溺れさせ得ることさえ忘れてしまっているかのようだ。平素は何の準備もなく、その場になっても水の深浅を先に測ることもせず、暑さに耐えかねると服を脱いでざぶんと飛び込み、不幸にして深い所に当たれば、当然死ぬ。しかも私が感じるに、その時に救助しようとする者は、都会では田舎よりも少ないよう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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だが都会の人間を救うのはおそらくより難しい。救う者が必ず「水性を識る」必要があるのはもちろんだが、救われる者もそれなりに「水性を識る」必要があるからだ。全く力を入れず、救助者に顎を支えてもらいながら浅い所へ浮い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し焦りすぎて、必死に救助者の体によじ登ろうとすれば、救助者が上手でなければ、自分ごと沈むしか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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だから私は思う、川に入るなら、まず泳ぎを少し習っておくのが一番だ。何も公園のプールでなくても、川の浅瀬のそばでよい。ただし熟練者の指導が必要だ。次に、もしさまざまな事情で泳ぎを習えないなら、竹竿でまず川の深浅を探り、浅い所でお茶を濁すこと。あるいは最も安全なのは水を汲んで、川岸でさっと浴びるだけにすること。そして最も肝心なのは、水には泳げない者を溺れさせる性質があると知り、しかもしっかりと記憶しておくこと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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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さらこんな常識を宣伝しようとは、気が触れたか、あるいは「花罫」の原稿料目当てに見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が、事実はまったくそうでない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多くの事は、前衛の批評家に気に入られようとして、目を閉じて豪語していればよい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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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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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談は冗談として(上)                       康伯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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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いがけず劉半農先生が突然病死された。学術界からまた一人減った。これは惜しむべきことだ。しかし私は音韻学には全くの門外漢で、毀誉いずれについても一言を呈する資格がない。私がこれによって思い出すのは別のこと、すなわち現在の白話が「揚棄」もしくは「唾棄」される前に、彼は早くから当時の白話、とりわけ欧化式の白話に対する偉大な「迎撃者」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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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にはかつて、極めて容易にして極めて力ある妙文が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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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は今一つ簡単な例を挙げ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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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は自分で鏡を見ず、知らず知らずのうちに、自分自身もまた欧化語法を使い、鬼子の名詞を使う人であることを証明してしまった。だが私が見るに、先生は決して「西洋人の侵略のために張り目をする急先鋒(漢奸)」ではないから、これによって私もまたその一味でないことを証明したい。さもなければ、先生は狗血を含んで人に吹きかけ、先に自分の尊い口を汚すこと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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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うに、事を論じるのに威嚇や誣陷は無用である。筆を持つ者が、出だしからかんしゃくを起こして私の命を取ろうとするとは、なおさら滑稽千万だ。先生にはもう少し落ち着いて、静かにもう一度自分の手紙を読み直し、自分自身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いかがだろ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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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ご返事申し上げ、併せ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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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中のご安泰をお祈り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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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康伯度 脱帽敬礼す。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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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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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談は冗談として(下)                     康伯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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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を討伐するもう一つの生力軍は、林語堂先生である。彼が討伐するのは白話の「かえって分かりにくい」ことではなく、白話の「くどくど」しさで、劉先生のような白話を「素朴に返す」意図すら全くなく、意を通じるには「語録式」(白話的な文言)しかないとい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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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が白話の武装で登場した時、文言と白話の闘争はとうに過去のものであり、劉先生のように自ら混戦をくぐった過来人ではなく、したがって旧日を偲び末流を慨嘆する情緒もない。彼がさっと宋明の語録を「幽默(ユーモア)」の旗の下に据えたのは、もとより極めて自然なこと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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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幽默」が『論語』四十五号の「一枚の書き付けの書き方」だ。彼は大工にパテを少々もらおうとして語録体の書き付けを書いたが、「白話に反対する」と言われるのを恐れて、白話体、選体、桐城派体の三種に書き直した。しかしいずれも滑稽で、結局は「書僮」に口頭で伝えさせ、大工からパテをもら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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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は流行の刊物であるから、ここでは煩を省いて転載しない。要するに、可笑しくないのは語録式の一枚だけで、他の三種はすべて使い物にならない。だがこの四つの異なる役柄は、実はみな林先生一人が演じ分けたもので、一つは正生すなわち「語録式」、他の三つはいずれも道化で、自ら鬼面を装い怪相を作り、正生を一段と立派に引き立て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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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これはもはや「幽默」ではなく「悪ふざけ」であって、市井で壁に亀を描き、背中に嫌いな者の名前を書くのと同じ戦法で、さして違いはない。ただし、見た人はえてして是非を問わず、描かれた側をくすくす笑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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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であれ「悪ふざけ」であれ、結果を生むのであって、その意を心得た上で「悪ふざけ」と見なすのでなけれ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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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ぜなら事実は文章の通りにはいかないからだ。例えばこの語録式の書き付けだが、中国では実のところ種が途絶えたことがない。暇があれば上海の路地の入り口を覗いてみるとよい。時折そこに一つの台があり、一人の文人が座って、男女の工員のために代筆している。彼の用いる文章は林先生の擬した書き付けほど分かりやすくはないが、確かに「語録式」だ。これが今あらためて持ち出された語録派の末流なのだが、誰も彼の鼻を白く塗ったりはし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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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が一つの具体的な「幽默」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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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幽默」を鑑賞するのもまた難しい。私はかつて生理学から中国の尻叩き刑の合理性を証明したことがある。もし臀部が排泄や座るためだけのものなら、こんなに大きい必要はない。足の裏ははるかに小さいのに、全身を支えるに足りるではないか? 我々はもはや人を食べはしないのだから、肉もこんなに要らない。してみると、叩くための専用部位に違いない。これを人に話すと、大抵「幽默」だと思われる。だがもし叩かれた人がいたり、自分が叩かれたりしたら、その感じ方はこうはいくま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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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方がない。みんなが不愉快な時には、恐らく結局は「中国に幽默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の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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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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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を作る                        朔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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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の『夢渓筆談』に云う。「往歳、士人多くは対偶を尚んで文を為す。穆修・張景の輩、始めて平文を為し、当時これを『古文』と謂う。穆・張嘗て同じく朝に造り、旦を東華門外に待つ。方(まさ)に文を論ずる次(おり)、適(たま)たま奔馬あるを見る。一犬を踏み殺す。二人各々その事を記し、以て工拙を較ぶ。穆修曰く、『馬逸す。黄犬あり、蹄に遇うて斃(たお)る。』張景曰く、『犬あり、奔馬の下に死す。』時に文体新たに変じ、二人の語は皆拙渋なり。当時すでにこれを工と謂い、之を伝えて今に至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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駢文は後に起こったもので、唐虞三代は駢でなく、「平文」を「古文」と称するのはこの意味だ。これを推し広げれば、もし古代に言と文が本当に分かれていなかったなら、「白話文」を「古文」と称しても差し支えないようだが、林語堂先生の「白話の文言」という意味とはまた違う。二人の大作は拙渋であるばかりか、主旨からして異なり、穆は馬が犬を踏み殺したと言い、張は犬が馬に踏み殺されたと言っている。結局、馬に重点を置いたのか、犬に置いたのか? より明白で穏当なのは、沈括の何気ない文章「奔馬あり、一犬を踏み殺す」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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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いものを倒そうとすれば力がいり、力を入れすぎると「作り」が出て、「作り」すぎると「生渋」どころか時に「喉に引っかかって出てこない」ことになり、すでに古人が円熟に「作り」上げた古いものよりもかえって劣る。しかも字数にも論旨にも制限のある「花罫文学」の類は、とりわけこの生渋病にかかりやす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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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りすぎてはいけないが、作らないわけにもいかない。丸太一本と小枝四本で腰掛けを作るのは、今の時代にはいささか粗雑で、やはり鉋(かんな)をかけた方がよい。だが全体に彫刻を施し中をくり抜いてしまっては、座れなくなり腰掛けの体をなさない。ゴーリキーは言う、大衆語は荒削りで、加工されたものが文学だと。これは的を射た指摘だと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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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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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読書瑣記(一)                       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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ゴーリキーはバルザック小説の会話描写の巧みさに感嘆し、人物の容貌を描かなくても、読者が会話を読んだだけで話し手たちの姿が目に浮かぶようだと言った。(八月号の『文学』所収「わが文学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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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にはまだそれほどの手腕の小説家はいないが、『水滸伝』と『紅楼夢』の一部には、会話から人物が見えてくる箇所がある。実のところ、これは何も奇異なことではなく、上海の路地裏で小部屋を借りて住む者なら、しょっちゅう体験できる。周囲の住人とは必ずしも顔を合わせたことがないが、薄い板壁一枚しか隔てていないので、ある家の眷属や客の会話、とりわけ大声の会話は大略聞こえ、久しくすると、そこにどんな人がいるか分かり、しかもそれらの人がどんな人かまで、おぼろげに感じ取れるよう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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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し不要な点を削除して、各人の特色ある会話だけを抜き出せば、他の人間にもその会話から一人一人の話し手の人物像を推し量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だが、これがすなわち中国のバルザックだと言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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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が会話で人物を表現する時、おそらく自身の心の中にはその人物の容姿が存在しており、それが読者に伝わって、読者の心の中にもその人物の容姿が形成される。だが読者が推測する人物は、必ずしも作者が想定したものと同じではなく、バルザックの小さな口髭の痩せた老人が、ゴーリキーの頭の中ではおそらく粗野で逞しい顎鬚の大男に変わっているだろう。もっとも性格や言動はきっと幾分か似通い、おおむね大差はない。ちょうどフランス語をロシア語に翻訳したようなものだ。そうでなければ、文学というものには普遍性がないこと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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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には普遍性があるが、読者の体験の違いによって変化し、読者に類似の体験がなければ、効力を失う。例えば我々が『紅楼夢』を読み、文字から林黛玉の人物像を推察するとき、まず梅博士の「黛玉の花を埋む」の写真の先入観を排除して別の姿を想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うすると、おそらく断髪でインド更紗のシャツを着た、やつれて寂しげなモダンガールか、あるいはまた別の何かを想像するだろうが、断定はできない。しかし三、四十年前に出版された『紅楼夢図詠』の類の画像と比べてみれば、きっとまるで違う。あちらに描かれているのは、あの時代の読者の心の中の林黛玉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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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には普遍性があるが、限界がある。比較的永続するものもあるが、読者の社会的体験によって変化する。北極のエスキモーやアフリカ奥地の黒人には、「林黛玉型」は理解できまい。健全で合理的な良き社会の人々にも理解できないだろう。彼らはおそらく、我々が始皇帝の焚書や黄巣の殺戮の話を聞く以上に隔靴掻痒の思いをするだろう。一たび変化すれば、もはや永久ではない。文学だけは仙骨を持つと言うのは、夢見る人々の夢言にすぎ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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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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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読書瑣記(二)                 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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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じ時代、同じ国の中でも、言葉が通じ合わないこと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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バルビュスに「母国語と外国語」という大変興味深い短篇がある。フランスのある金持ちの家で、大戦で九死に一生を得た三人の兵士をもてなし、令嬢が出て来て挨拶したが、話すことがなく、やっとのことで数言を交わしたものの、彼らも返す言葉がなく、広い部屋に座っているだけで骨が痛むほど気を遣った。自分たちの「豚小屋」に戻ってやっと全身がほぐれ、笑い話も出て、しかもドイツ人捕虜の中から、手振りで「俺たちの言葉」を話す者を見つけ出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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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経験から一人の兵士は、ぼんやりとこう思った。「この世界には二つの世界がある。一つは戦争の世界。もう一つは、金庫の扉のような戸口、教会のように清潔な台所、きれいな家のある世界。まるで別世界だ。別の国だ。そこには、奇妙な考えを持つ外国人が住んで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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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の令嬢は後にある紳士にこう言った。「あの人たちとは話も通じないのです。あの人たちと私たちの間には、飛び越えられない深淵があるみたい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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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のところ、令嬢と兵士に限った話ではない。我々――「封建の残滓」でも「買弁」でも何でもいいが――も、ほとんど同類の人間と、ほんの少しどこかが違い、しかも口と心が一致し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なると、やはり往々にして話が途絶えてしまう。ただし我々中国人は賢いので、とうに万能薬を発明した者がいる。すなわち「いやあ今日は……ハハハ!」。宴席であれば拳遊びだけして、議論はし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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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う見てくると、文学が普遍にして永久であることは、実にいささか困難だ。「いやあ今日は……ハハハ!」は幾分か普遍ではあるが、永久かどうかは甚だ疑わしく、しかもあまり文学らしくもない。そこで高踏的な文学者は自ら一条の規則を定め、自分の「文学」の分からぬ人々をすべて「人類」の外に追い出し、以てその普遍性を保持する。文学には他にもいろいろな性質があるが、彼はそれを言い破ろうとしないので、この手段を使うしかないのだ。しかしこうなると、「文学」は存在するが、「人」は多くなくなってしま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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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くして、文学は高踏であればあるほど理解者は少なく、高踏の極に達すれば、その普遍性と永久性は作者一人に収斂する。ところが文学者はまた悲嘆して、血を吐いたと言う。これはまったく手の施しようが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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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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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流と復古                       康伯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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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農先生が世を去ると、朱湘、廬隠の両作家と同様、いくつかの刊物を大いに賑わせた。この賑わいがいつまで続くか、今のところ推測のしようがない。だがこの死は、あの二人よりもはるかに大きな作用を持つらしい。彼は間もなく復古の先賢に封じられ、その神位を以て「時流に迎合する」人々を打ちのめすのに使われかね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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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一撃は有力だ。彼は故人の名士であるばかりか、かつての新派であり、新を以て新を打つのは、毒を以て毒を制するに等しく、錆びた古董を持ち出すよりも勝る。ところが笑い話もまたこの中に伏兵として潜んでいる。なぜか? 半農先生がそもそも「時流に迎合する」ことで名を成した人だ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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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の青年の心目に劉半農の三文字があったのは、彼が音韻学に長じていたからでも、打油詩をよく作ったからでもなく、鴛蝴派から飛び出し、王敬軒を罵倒し、「文学革命」陣営の戦闘者であったからだ。しかしその時の一部の人々は、彼を「時流への迎合」と貶した。時代はやはり幾分か前進するもので、歳月が流れてこの諡号は次第に洗い落とされ、自分も少し地位が上がると折り合いもつき、ついに晴れ晴れとした名士となった。だが「名が出れば人が恐れるは、豚が太れば殺されるが如し」で、彼はこの時、包みに入れて新たな「時流迎合」病を治す薬にされようとしてい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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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は半農先生一人の苦境ではなく、先例はたっぷりある。広東の挙人はいくらでもいるのに、なぜ康有為だけがあれほど有名なのか。公車上書の首領であり、戊戌の政変の主役であったから――時流への迎合だ。留英学生も珍しくないのに、厳復の名がまだ消えていないのは、かつて真面目に何冊もの洋書を訳したから――時流への迎合だ。清末、朴学を治める者は太炎先生一人ではなかったのに、その名声が孫詒讓をはるかに凌ぐのは、種族革命を提唱し、時流に迎合し、しかも「造反」までしたからだ。後に「時」もまた「迎合」して追いつき、彼らは生ける純正な先賢となった。だが不運もまた尻にくっついて来る。康有為は永く復辟の祖師と定められ、袁大統領は厳復に勧進を頼み、孫伝芳大帥もまた太炎先生に投壺の遊びを請うた。もとは車を前に引く見事な腕前の持ち主で、脚は太く腕も逞しかった。今度もまた引いてくれと頼まれるが、引くには引いても、車の尻を後ろへ引くのだ。ここはやはり古文を使うしかあるまい。「嗚呼哀哉、尚饗(こいねがわくは饗(う)けたま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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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は半農先生がかつて「時流に迎合した」ことを嘲笑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ここで私が用いているのは、世間で言う「時流への迎合」の一部分、「先駆」の意味である。彼は自ら「没落」を認めたとはいえ、実際には戦い抜いてきた人だ。ただ彼を敬愛する人々が、この一点をもっと発揚し、手当たり次第に彼を自分の好む油や泥の中に引き込んで金看板にしなければよ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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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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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貧楽道法                     史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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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供は他人に教えてもらうべきものであり、病気は他人に診てもらうべきものだ。たとえ自分が教員や医者であっても。だが処世の方法は、自分で斟酌するほかなく、他人が出してくれる多くの良方は、たいてい紙くずにすぎ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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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貧楽道を説くのは古今の治国平天下の大方針で、処方箋も数多く出されてきたが、どれも十全大補の効能はなかった。そこで新しい処方箋も尽きることなく、最近また二種類を見たが、私が思うに、どちらもあまり妥当ではなさそう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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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つは、職業に対して興味を抱くよう教えるもので、興味さえあれば何事もこれを楽しんで倦まないという。もちろん、言えば道理だが、結局はやや軽い仕事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石炭掘りや糞担ぎは言わずもがな、上海の工場で少なくとも毎日十時間働く工人は、夕方近くには必ず精根尽き果て、怪我は大抵その時間帯に起きる。「健全なる精神は、健全なる肉体に宿る」のに、自分の体も顧みられなくなって、どうして興味など持てようか?――興味が命よりも大事だというのでなければ。もし工人自身に尋ねたなら、きっと労働時間の短縮こそ望みだと答え、興味を湧かせる法など夢にも思いつくま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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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う一つは極めて徹底的で、こう言う。炎天に金持ちはなお社交に忙しく汗みどろだが、貧乏人は破れ筵を一枚抱えて路上に敷き、服を脱いで涼風を浴び、その楽しみは果てしない。これを「天下を席巻する」と言うのだと。これもまた稀に見る詩趣に富んだ処方箋だが、後には興覚めが控えている。もうすぐ秋が涼しくなるが、早朝に大通りを歩いてみると、腹を抱え黄色い水を吐いている者こそ、あの「天下を席巻」していた元の活き仙人たちだ。おそらく目の前の福をわざわざ享けない大馬鹿者は、世にそう多くはなく、もし極貧がそんなに楽しいなら、今の金持ちがまず大通りに寝そべるはずで、今の貧乏人は筵を敷く場所もなくなる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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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の中学統一試験の優秀答案が発表された。「衣は寒を防ぎ食は腹を満たすに取るを論ず」という題で、その中に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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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し徳業已に立たば、則(すなわ)ち饔飧(ようそん)継がず、襟を捉(と)りて肘を見(あらわ)すと雖も、その名徳は後に伝うるに足り、精神生活は充分に発展せん。又何ぞ物質生活の足らざるを患えんや? 人生の真諦は、固より彼に在りて此に在らざるなり。……」(『新語林』第三号より転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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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は題意をさらに一歩進め、「腹を満たす」ことすらできなくても構わないと言っている。だが中学生が出した処方箋は大学生には通用せず、同時にやはり就職を求める大群が出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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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実は情け容赦なく、空言を粉々に打ち砕く。これほど歴然としているのに、実のところ私の愚見では、もう「之乎者也」を弄ぶ必要はあるまい――どのみち永遠に無用なのだか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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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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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一)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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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には多くの事実があり、記録を見なければ天才でも思いつかない。アフリカにある土民は、男女の禁忌が甚だ厳しく、女婿が姑に出くわせば地面に伏せなければならず、しかもそれでは足りず、顔を土の中に埋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れはまことに、我が礼義の邦の「男女七歳にして席を同じくせず」の古人でも、到底及ばぬところ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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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う見ると、我が古人の男女隔離の設計も、やはり低能児の域を出ない。まして今が古人の枠を飛び出せないのは、なおさら低能の極みだ。一緒に泳がない、一緒に歩かない、一緒に食事しない、一緒に映画を見ない。いずれも「席を同じくせず」の演義にすぎない。低能の極致は、男女が同じつながった空気を吸っていること――ある男の鼻孔から吐き出された息が、ある女の鼻孔から吸い込まれ、乾坤を淆乱すること、これが海水が皮膚に触れるよりもさらに深刻だとまだ思いつかないことだ。この深刻な問題に対処できなければ、男女の境界は永遠に分けられ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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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の考えでは、ここは「西法」を用いるほかない。西法は国粋にあらずと雖も、時に国粋を助けることができる。例えば無線放送はモダンなものだが、朝に坊主が読経を流すのは悪くない。自動車はたしかに洋物だが、乗って麻雀を打ちに行けば、緑の布張りの大駕籠(おおかご)でゆっくり着くよりも何周も余計に打てる。この類推で、男女が同じ空気を吸うのを防ぐには防毒面を使い、各自一つの箱を背負い、管を通して自分の鼻孔に酸素を送ればよい。顔をさらさずに済むうえに、防空演習も兼ねられる。これぞ「中学為体、西学為用」だ。ケマル将軍の治世以前のトルコ女性のヴェールも、今回はまったく及ぶま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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仮に今、英国のスウィフトのような人がいて、『ガリヴァー旅行記』のような風刺小説を書き、二十世紀半ばにある文明国に着いてみると、一群の人が線香を焚いて龍を拝み、法を作って雨乞いをし、「太った女」を鑑賞し、亀を殺すことを禁じている。また一群の人が真面目に古代の舞踊を研究し、男女別途を主張し、女の脚を露出してはならぬと論じている。——遠方の、あるいは将来の人々は、おそらくこれは作者が口さがなく勝手に捏造して、気に入らぬ人々をこき下ろしたのだと思う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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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これは確かに事実なのだ。もしこのような事実がなければ、どんなに辛辣な天才作家でもおそらく思いつくまい。空想はそれほど奇抜にはなり得ない。だから人はある事を見ると、「奇怪」という一言を発す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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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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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二)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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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墨君先生が教師の立場で大衆語の討論に参加した。その意見は極めて重く受け止めるべきだ。彼は「中学生に大衆語を練習させよ」と主張し、さらに「中学生が作文で最も好んで使い、かつ最も誤用する多くの流行語」を列挙して、「彼らに使わせない方がよい」と言う。将来弁別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からにせよ、と。なぜなら「新しいものを消化不良で食べるよりは、先に禁じた方がよい」からだ。ここに列挙された「流行語」の一部を摘記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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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鳴 対象 気圧 温度 結晶 徹底 趨勢 理智 現実 下意識 相対性 絶対性 縦断面 横断面 死亡率……(『新語林』第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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だが私は甚だ奇怪に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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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れらの語は、もはや「流行語」とも言えないほどだ。「対象」「現実」など、書物や新聞を読む者なら常に目にし、常に見れば比較して意味を理解する。子供が言葉を覚えるのに文法の教科書に頼らないのと同じだ。まして学校では教師の指導がある。「温度」「結晶」「縦断面」「横断面」に至っては、科学用語で、中学の物理学・鉱物学・植物学の教科書にあり、国語で使う意味と変わらない。それが今「最も誤用」されるとは、自分で考えもせず、教師も指導していないばかりか、他の科学も同様に曖昧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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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らば、途中から大衆語を習ったところで、一人の中学出身の速成大衆にすぎず、大衆に何の役に立とう? 大衆が中学生を必要とするのは、教育程度が比較的高く、皆に知識を拡げ、語彙を増やし、説明できるものは説明し、新たに加えるべきものは加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だ。「対象」などの定義は、まず自分がはっきりさせるべきで、必要な時に方言で置き換えられるなら置き換え、なければこの新語を教え、その意味を説明する。もし大衆語も半路出家で、新語もまだよく分からないとなれば、この「落伍」は本当に「徹底的」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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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うに、大衆のために大衆語を練習するなら、あの「流行語」を禁じるべきではなく、最も肝心なのはその定義を教えること、教師が中学生に対して行うべきことは、将来中学生が大衆に対して行うのと同じだ。例えば「縦断面」と「横断面」は、「直切面」「横切面」と説明すれば分かりやすく、「横鋸面」「直鋸面」と言えば、大工の見習いにも分かる。読み書きができなくても。禁止するのはよくない。彼らの中には永遠に曖昧なままの者もいるだろう。「なぜなら中学生が全員大学に進学し、文豪や学者になる理想を実現できるとは限らないのだか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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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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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神と人を噛むこと                 越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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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によると、余姚のある村で、農民たちが旱魃のために神を迎えて雨乞いをし、見物人に帽子を被っている者がいると、刀や棒で滅多打ちにしたとい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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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は迷信だが、根拠がある。漢の大儒・董仲舒先生に祈雨法があり、寡婦を使い、城門を閉じ、烏煙瘴気で、その珍妙さは道士と変わらず、しかも今の儒者に訂正されたことがない。通都大邑にあっても、今なお天師が法を行い、長官が屠殺を禁じ、大騒ぎが繰り広げられているのに、誰か一言でも異を唱えたことがあったか? 帽子を打つのは、神に、まだ悠然と自適している者がいるのを見られまいとする恐れであり、同時にまた、皆と苦楽を共にしない者への憎しみでも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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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神は、農民たちの本意は死から救われることにある。——だが残念ながら迷信だ。——だがそれ以外に、彼らは他の方法を知ら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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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はまた、六十数歳の古参党員が迎神をやめさせようとしたところ、皆にさんざん殴られ、ついに喉笛を噛み切られて死んだと伝え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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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は妄信だが、やはり根拠がある。『精忠説岳全伝』に、張俊が忠良を陥れ、ついに衆人に噛み殺されたとあり、人心はこれに大いに溜飲を下げた。このため田舎にはかねてより言い伝えがあり、人を噛み殺しても皇帝は必ず赦すという。怨恨のあまり噛むに至ったなら、噛まれた者の悪もまた推して知るべしだからだ。法律は知らないが、おそらく民国以前の律文にも、こうした規定はなかった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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噛むのは、農民たちの本意は死から逃れることにある。——だが残念ながら妄信だ。——だがそれ以外に、彼らは他の方法を知ら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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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から救われたい、死から逃れたい、それがかえって自ら死を速める。哀しいか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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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から民国になって以来、上層の変化は少なくなかった。しかし無教育の農民は、まだ何一つ新しく有益なものを得ておらず、依然として旧来の迷信、旧来の風聞のまま、懸命の救死と逃死の中に自ら死を速め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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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度は彼らに「天誅」が下ろうとしている。彼らは怖れるだろう、しかし「天誅」の意味が分からぬ故に、不平も抱くだろう。やがてこの恐怖と不平が忘れ去られると、迷信と風聞だけが残り、次の水旱災害の時にはまたしても迎神、そして人を噛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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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悲劇はいつ終わる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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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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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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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らに黒点を付した三つの文は、印刷されて出た時に全部削除されていたものだ。総編集者の斧か、検閲官の斧かは知る由もないが、原稿を覚えている筆者にとっては、非常に興味深い。彼らの考えは、おそらく田舎の人間の考え――たとえ妄信であれ――はむしろ知らせない方がよく、さもなければ弊害を生じ、多くの喉笛が危うくなりかね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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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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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読書瑣記(三)                    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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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家は概して批評家のあれこれを嫌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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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る詩人がこんなことを言ったと記憶している。詩人が詩を作るのは、植物が花を咲かせるようなもので、咲かずにいられないから咲くのだ。もし摘んで食べて中毒したなら、それは自分の間違いだ、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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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この比喩は美しく、もっともらしく聞こえる。だがよく考えると、誤りもある。誤りは、詩人はやはり一株の草ではなく、社会の一人の人間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しかも詩集は金を取って売るのであり、ただで摘めるわけではない。金を取って売れば商品であり、買い手にも良し悪しを言う権利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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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とえ本当に花だとしても、深山幽谷の人跡未踏の地に咲くのでなければ、毒があれば園丁の類が何とかしようとする。花の実際は、詩人の空想通りにはいか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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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ころが今では言い方が変わり、作者でもない者まで批評家を嫌うようになった。中には言う者がいる。「そんなに分かるなら、自分で一篇書いてみ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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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では批評家は頭を抱えて逃げ出すしかない。批評家にして創作もできる者は、昔から甚だ少ない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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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うに、作家と批評家の関係は、料理人と食客にかなり似ている。料理人が一品を出せば、食客は何か言う。旨いか不味いか。料理人がもし不公平だと感じたら、相手が神経病ではないか、舌苔が厚くないか、旧怨を含んでいないか、勘定を踏み倒そうとしていないか見ればよい。あるいは彼が広東人で蛇肉が食べたいのか、四川人で唐辛子がほしいのか。そこで弁解なり抗議なりをする——もちろん黙っていてもよい。だがもし客に向かって大声で「じゃあお前が一品作って食わせてみろ!」と叫んだら、いささか滑稽ではない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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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るほど、四、五年前には、批評家になりさえすれば文壇に高踞できると考え、速成や出鱈目な評が少なくなかった。だがこの風潮を正すには批評の批評を以てすべきで、批評家という名目に泥を塗るだけでは良い方法ではない。しかし我々の読書界は平和を好む者が多く、筆戦を見れば「文壇の悲観」だの「文人相軽んず」だのと言い、ひいては是非を問わず一律に「罵り合い」と呼び、「真っ黒けの無茶苦茶」と指弾する。果たして、今では批評家と称する者は聞かなくなった。だが文壇はといえば、依然として変わらない。ただ表に出さなくなっただけ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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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芸には必ず批評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批評が的外れなら、批評で以て抗争すべきで、そうしてこそ文芸も批評もともに前進できる。もし一律に口を塞いで文壇はもう清潔だと見なせば、得られる結果はかえって逆のものと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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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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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紛飛」                         張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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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分の主張を支えようとする時、人は時に白墨を一本取って相手の顔を塗り、道化役に仕立てて自分が正役であることを引き立てようとする。だがその結果は、えてして裏目に出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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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釗先生は今は民権の擁護者だが、段政府時代にはまだ文言の擁護者であった。彼は実例を一つ作り、もし「二桃殺三士」を白話で「二つの桃が三人の読書人を殺した」と書いたら、なんと駄目かと言った。今回、李焰生先生が大衆語に反対するにあたっても、「静珍君の挙げた例に賛成で、『大雪紛飛』は、あの『大きな雪が一片一片ひらひらと降っている』よりも簡潔にして趣がある。適宜採用するのは、文言文の提唱と同列に論じるべきではない」と言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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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もやむを得ない場合には、大衆語が文言も白話も、さらには外国語さえ採用してよいことに賛成する。しかも実際には、今すでに採用されている。だが二人の先生の代訳の例は、まことに的外れだ。あの時代の「士」は必ずしも「読書人」ではなかったことは、とうに指摘されている。今回の「大雪紛飛」にも「一片一片」の意味はなく、わざとくどくして大衆語に恥をかかせようとする曲技にすぎ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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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は文言の直訳ではなく、大衆語も文言や白話の直訳ではない。江浙で「大雪紛飛」の意味を言い表すのに、「大きな雪が一片一片ひらひらと降っている」とは言わない。大抵は「凶(すごい)」「猛(激しい)」あるいは「厲害(ひどい)」を使って、この降り方を形容する。もし「古本と対証」しようというなら、『水滸伝』の中の一句「那雪正下得緊(あの雪はまさにしきりに降っていた)」こそが現代の大衆語に近い言い方で、「大雪紛飛」より二字多いが、あの「趣」ははるかに優れ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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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が学校から社会の上層に飛び出すにつれ、思想も言葉も一歩一歩大衆から離れていく。それは「やむを得ない」ことだろう。だがもし彼が生まれつきの御曹司でなく、かつて幾分かは「下等人」と関わりがあったなら、思い返せば、きっと文言文や白話文に勝る良い言葉を彼らが数多く持っていたことを思い出せるはずだ。もし自分で醜いものを捏造して、敵対するものの駄目さを証明しようとするなら、それは隠れた所から掘り出した自分自身の醜さに他ならず、大衆を辱めることはできず、大衆を笑わせるだけだ。大衆は知識こそ読書人ほど高くないが、でたらめを言う人々に対しては一つの諡(おくりな)を持っている。「刺繍枕」だ。この意味は、おそらく田舎の人にしか分かるまい。貧しい人が枕の中に詰めるのは、鴨の羽毛ではない。稲わらだ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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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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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とラテン化                   仲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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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衆語に反対する人々が、提唱者に得意然と命じて言う。「現物を出して見せろ!」。一方には、こういう正直者もいて、相手が本気か冗談か全く問わず、直ちに必死で見本を作り始め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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読書人が大衆語を提唱するのは、白話の提唱よりも当然困難だ。白話を提唱した時には、良かれ悪しかれ使うのは一応白話であったが、今や大衆語を提唱する文章の多くは大衆語ではないからだ。しかし、反対者に命令を下す権利はない。たとえ身体障害者であっても、健康運動を主張しているなら、彼は絶対に間違っていない。もし纏足を提唱するなら、たとえ天足の壮健な女性であっても、故意にか無意識にか人を害しているのだ。アメリカの果物王は、たった一種の果物を改良するだけでも十年余りの工夫を要した。いわんや大衆語は、それよりはるかに大きな問題だ。もし彼の矛で彼の盾を攻くなら、反対者は文言か白話を支持するはずで、文言には数千年の歴史があり、白話には二十年近い歴史がある。彼もまた「現物」を出して皆に見せるがよ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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だが、我々も自ら試みて差し支えない。『動向』にはすでに、純粋に土地の言葉で書かれた三篇の文章があった。胡縄先生はそれを読んで、やはり土地の言葉でない文の方が分かりやすいと言った。実のところ、工夫しさえすれば、いかなる土地の言葉で書いても理解できるのだ。私自身の経験では、我々の方言は蘇州とだいぶ違うが、一冊の『海上花列伝』が「門を出でず」して私に蘇州語を理解させてくれた。初めは分からず、無理に読み進め、記事を参照し、会話を比較すると、後にはすべて分かるようになった。もちろん大変難しい。この困難の根は、漢字にあると私は思う。一つ一つの方形漢字にはそれぞれ意味がある。今これをそのまま土地の言葉で書くと、一部はなお本義を用い、一部は音を借りるだけとなる。すると読むに際して、どれが意義を用いどれが音を借りているかを分析せねばならず、慣れれば何でもないが、初めは非常に骨が折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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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えば胡縄先生が挙げた例で、「窝里向(ウーリーシャン)に帰りな」と言えば、「窝(巣)」の中に帰れと読まれかもしれず、「家に帰りなさい」と言う方が明快だという。あの文の病根はまさに漢字の「窝」にある。実際にはおそらくこう書くべきではないのだ。我々の田舎の人も「家」のことを Uwao-li と呼び、読書人が書き取ると「窝里」と書いてしまいがちだが、私が思うに、この Uwao は実は「屋下」の二音が合わさり、やや訛ったもので、「窝」の字で安易に代用してはならない。もし他に意味を持たない音を記すだけなら、いかなる誤解も生じ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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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衆語の音数は文言や白話より多い。もし依然として方形漢字で書けば、頭脳の負担のみならず手間もかかり、紙墨さえ不経済だ。この方形の病める遺産のために、我々の最も多数の人々は、数千年にわたって文盲として殉じてきた。中国もこの有様で、他国がすでに人工降雨をしている時に、我々はまだ蛇を拝み、神を迎えている。もし皆がなお生きてゆくつもりなら、漢字に我々の犠牲になってもらうしかあるま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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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はもう「書法のラテン化」の一条の道しかない。これは大衆語と切り離せない。これもまた読書人からまず実験を始め、まずアルファベットと綴り方を紹介し、次に文章を書く。初めは日本語のように名詞類の漢字だけ残し、助詞、感嘆詞、後には形容詞、動詞もすべてラテン式で綴れば、見た目にも馴染みやすく、理解もはるかに容易だ。横書きに改めるのは言うまでも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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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はすぐに実験を始めたとしても、さほど難しくはあるま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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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しかに漢字は古代から伝わる宝物だ。だが我々の祖先は漢字よりもさらに古く、だから我々こそ古代から伝わる宝物なのだ。漢字のために我々を犠牲にするか、我々のために漢字を犠牲にするか? これはまだ正気を失っていない者なら、即座に答えられるはず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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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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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シェイクスピア」                    苗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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厳復が「狭斯丕尓」に言及したが、一言で終わり。梁啓超が「莎士比亜」を語ったが、誰も注目しなかった。田漢がこの人の作品をいくらか訳したが、今ではあまり流行っていないようだ。ところが今年になって、またぞろ「シェイクスピア」「シェイクスピア」と騒がしくなった。杜衡先生が彼の作品から群衆の盲目を証明したのみならず、ジョンソン博士を崇拝する教授までもがマルクス「ニュークス」の断片を訳しに来た。なぜか? 何のため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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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も聞くところでは、ソ連でも原本シェイクスピア劇を上演するとい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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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演しなければまだしも、上演しようとするや、施蛰存先生に「醜態」を見抜かれてしま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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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ソ連は最初は『シェイクスピア打倒』、次は『シェイクスピア改編』、そして今は、演劇季で『原本シェイクスピアを上演』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ではないか?(しかも梅蘭芳に『貴妃酔酒』を演じさせるという!)この政治的方策を文学に運用する醜態は、歯が寒くならずにいられようか!」(『現代』五巻五号、施蛰存「我と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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ソ連は遠すぎて、演劇季の状況はまだよく分からないので、歯の寒暖は暫くお任せしよう。だが梅蘭芳が記者と交わした談話は『大晩報』の「火炬」に掲載されており、そこには『貴妃酔酒』を演じるとは書いていな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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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先生は自ら言う。「私は生まれてこのかた三十年、幼稚無知の時代を除き、思想および言行は一貫していると自負する。……」(同前)これはもちろん大変結構だ。ただし、彼が「言」うところの他人の「行」は、必ずしも一致しない、あるいは時に一致しないこともあるようで、『貴妃酔酒』がまさに眼前の好例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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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のところ梅蘭芳はまだ出発もしていないのに、施蛰存先生はもう、彼が「無産階級」の前で裸で水浴びすると決めつけてしまった。こうなると、彼らは「次第に資産階級の『余毒』に染まった」程度では済まず、中国の国粋にまで染まることになる。彼らの文学青年が、将来宮殿を描写する際に、『文選』や『荘子』の中から「語彙」を探すかもしれ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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だが『貴妃酔酒』を演じれば施先生は「歯が寒い」し、演じなければ予言者の面目が潰れる。どちらにしても不快で、だから施先生はまた自ら言う。「文芸の上で、私はかねがね孤独な人間であり、どうして敢えて多くの怒りを招こうか?」(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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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の一句は謙遜で、施先生に賛成する者は実は少なくない。さもなければ、堂々と雑誌に発表できようか?――この「孤独」は大いに価値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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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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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の批評                        及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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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に今、良い作品がないことは、早くから批評家や出鱈目評家を不満にさせており、先頃にはその原因を究明しようともしていた。結果は結果なし。だがなお新解釈がある。林希雋先生は、作家が「自らを滅ぼし、投機取巧の手管で」「雑文」を書くようになったからで、したがってシンクレアやトルストイにもなれないと言う(『現代』九月号)。もう一人の希雋先生は、「この資本主義社会では……作家も知らず知らず商人となった。……より多くの報酬を得んがため、やむなく『粗製乱造』の方法を採り、もはや誰も心血を注いで苦心惨憺の認真な創作をしなくなった」と言う。(『社会月報』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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経済に着目するのは、たしかに一歩の前進だ。だがこの「心血を注いで苦心惨憺の認真な創作」から生まれた学説は、常識しか持たぬ我々の見解とはだいぶ異なる。我々は従来、資本で利を得る者が商人だと思っていたから、出版界では金を出して書店を開き儲ける老闆(おやじ)が商人だ。今になって初めて、文章を書いてささやかな原稿料を得る者も商人だと知った。ただし「いつの間にか」の商人だ。農民が数斗の米を節約して売りに出すのも、工人が筋力で金に換えるのも、教授が口を売り、娼婦が淫を売るのも、みな「いつの間にか」の商人だ。買い手だけが商人ではなくなるが、彼の金は必ず何かと交換したものだから、やはり商人だ。かくして「この資本主義社会では」全員が商人で、ただし「いつの間にか」と「形あるまま」の二大類に分けら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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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雋先生自身の定義で彼自身を判定すれば、当然「いつの間にか」の商人だ。もし売文で生計を立てていないなら、「粗製乱造」の必要もないわけで、それではどうやって生計を立てているのか。きっと別に商売を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おそらく正真正銘の商人かもしれない。だから彼の見識は、どう見ても商人の見識を出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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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雑文」は短く、書く手間もかかるまい。『戦争と平和』を書くほどの時間は決して要らない(これは林希雋先生の文章をそのまま書き写したもので、原題は実は『戦争と平和』である)。力の入れようも極めて僅少、それはまったくその通りだ。だが多少の常識を持ち、多少の苦心を要するのであって、さもなければ「雑文」さえもさらに一歩進んだ「粗製乱造」となり、笑い種が残るだけだ。作品には常に幾分の欠点がある。アポリネールが孔雀を詠んで言う。尾を立てれば、光輝燦爛だが、後ろの肛門も露わになると。だから批評家の指摘は必要で、ただし批評家はその時自分も尾を立て、肛門を露わにする。それでもなぜ必要かといえば、正面にはなお光輝燦爛たる羽毛があるからだ。だがもし孔雀でなく、鵞鳥やアヒルの類であれば、尾を立てた時に露わになるものが何かよく考えてみるがよ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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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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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二願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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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日はまさに「悲喜こもごも」であった。国暦の九一八が過ぎたばかりで、次は「旧暦」の「中秋の月見」、さらに「海寧の潮見」。海寧といえば、またぞろ「乾隆帝は海寧の陳閣老の子だ」という話を持ち出す者がいる。この満洲の「英明なる主」が、実は中国人のすり替えた子であったとは、何とも壮快で、しかも幸運だ。一兵も折らず一矢も費やさず、ただ生殖器官だけで革命を成し遂げたのだから、まさに至上の便宜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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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は家族を尊び血統を重んじるが、一方ではまた縁もゆかりもない者たちと親戚関係を結びたがる。何のつもりか、私にはまったく分からない。幼い頃から、「乾隆は我々漢族の陳家からこっそり抱き取られたのだ」とか、「元朝は我々がヨーロッパを征服したのだ」とか、耳にたこができるほど聞かされてきた。ところが今になっても、タバコ屋の中国政界偉人投票でチンギス・ハーンがその一人に列せられ、民智を開くはずの新聞がまだ満洲の乾隆帝は陳閣老の子だと語っ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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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には、確かに女が番人のもとへ嫁いだことがある。芝居にも、男が番邦の駙馬に招かれ、得をして、嬉々としてこなす話がある。近事でも、侠客に義父と崇められ、富豪の入り婿になって急に成り上がった者はいる。だがこれは体面の良いことではない。男子たる者、大丈夫たる者、別に能あり別に志あるべきで、智力と別の体力を恃むべきだ。さもなければ、将来また皆が日本人は徐福の子孫だと大いに語り出しはしないかと、私はまことに心配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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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願:今後、みだりに他人と親戚関係を結ばぬこ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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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ころが文学にまで縁組みをする者が現れた。彼は、女性の才能は男性との肉体関係によって影響を受けると言い、ヨーロッパの数人の女性作家がみな文人の愛人を持っていたことを挙げて証拠とした。すると別の者がこれに反論し、それはフロイト説で信用できないと言った。実はこれはフロイト説ではない。フロイトがソクラテスの妻が哲学をまったく解さず、トルストイの妻が文章を書けなかったという反証を忘れるはずがないからだ。そもそも世界文学史上、中国で言う「父子作家」「夫婦作家」などという「肉の麻(きもちわるさ)を面白いと勘違いする」人物がどれほどいただろう? 文学は梅毒とは違い、病原菌がなく、性交で相手に伝染することは決してない。「詩人」がある女を口説くにあたり、まず「女流詩人」に祭り上げるのは、一種の手練手管であって、本当に詩才を彼女に伝染させたのでは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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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願:今後、目線を臍下三寸から離すこ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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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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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験場の三醜                    黄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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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八股を試験していた頃、三種の答案は受験生にとって大いに面目を失うものであった。後に策論に変わっても、おそらくやはり同じだったろう。第一は「白紙提出」。題目だけ書いて文章が作れない。あるいはそもそも題目すら書かない。しかしこれが最もきれいだ。他に何の枝葉もないからだ。第二は「既刊文の書き写し」。僥倖を期し、刊本の八股を暗記するか持ち込んで、もし題目が合えばそのまま書き写し、試験官の目を欺こうとする。品行は「白紙提出」より当然劣るが、文章は大抵良いので、これまた別段の枝葉はない。第三、最悪なのは出鱈目で、不合格は言うまでもないが、その出鱈目な文章から笑い話を掘り出されてしまう。茶飲み話の種にされるのは、大抵この手のも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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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が通らない」はまだ入らない。たとえ通らなくとも、題目を見て文章を書いてはいるのだし、文章を書いて通らぬ境地に至るのもまた容易ではない。古今の中国文学者で、一句たりとも通らぬ文章がないと誰が保証できよう? 自ら「通じている」と思い込んでいる者もいるが、それは「通じる」「通じない」の区別すら分かっていない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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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の試験官の類は、中学生の答案の笑い話をしきりに語っている。実のところ、この病根は出鱈目にある。あの問題は、既刊文を書き写しさえすれば、すべて合格できるものだ。例えば『十三経』とは何か、文天祥は何朝の人かなど、自分で頭を絞って考える必要はまったくなく、考えると、かえって駄目になる。そこで文人学士たちは国学の衰退を嘆き、青年の駄目さを嘆き、自分たちこそ文林の碩果であるかのように、もっともらしい顔を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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だが既刊文の書き写しも容易ではない。もしあの試験官たちを試験場に閉じ込め、いきなりやや馴染みの薄い古典を何題か出せば、出鱈目を書かぬにしても、白紙を提出せぬとは限るまい。こう言うのは、すでに名の成った文人学士を軽んじるためではなく、古典は多く、すべて覚えきれなくとも不思議ではなく、すべて覚えている方がむしろ奇怪だと言いたいだけだ。古書の中には後人が注解を加えたものが少なくないではないか? あれはみな自分の書斎に座り、群書を繙き、類書を翻し、年を重ねてやっと脱稿したもの、しかもなお「未詳」があり、誤りがある。今の青年がそれを指摘する力はないにせよ、別の誰かの「補正」が証人として存在する。しかも補ってはまた補い、正してはまた正す者も、時折あ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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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う見てくると、もし既刊文を書き写してお茶を濁せるなら、その人は今の大人物であり、青年学生が多少間違えるのは、凡人の本分に過ぎない。それなのに世に謗られるとは、彼らの中に冤罪を叫ぶ者がいないのが不思議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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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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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たも「シェイクスピア」                苗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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ソ連が原本シェイクスピア劇を上演するのは「醜態」の証。マルクスがシェイクスピアに言及したのは当然「誤り」。梁実秋教授がシェイクスピアを翻訳中で、一冊大洋千元。杜衡先生はシェイクスピアを読んで、「もう少し人間としての経験が必要だ」と感じ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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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々の文学者、杜衡先生は、以前は自分でも「人間としての経験」の不足を感じておらず、群衆を信じていたようだが、莎翁の『ジュリアス・シーザー』を読んで以来、初めて「彼らには理性がない、彼らには明確な利害の観念がない。彼らの感情は完全に数人の扇動者に支配され、操られ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ったという。(杜衡「莎劇『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群衆」、『文芸風景』創刊号所載。)もちろん、これは「莎劇」に基づいたもので、杜先生とは無関係であり、彼は今もまだそれが正しいかどうか判断できないと自ら言っているが、自分に「もう少し人間としての経験が必要だ」と感じたことだけは、すでに明白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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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が「莎劇『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群衆」が杜衡先生に与えた影響だ。では「杜文『莎劇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群衆』に表現された群衆」はどうか? 『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ものと少しも変わ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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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れは我々に、ここ数百年来の度重なる政変において頻繁に見られた、『鶏が来れば鶏を迎え、犬が来れば犬を迎える』式の……あの痛ましい情景を思い起こさせる。……人類の進化は一体どこにあるのか? あるいは我々のこの東方の古国は、いまだに二千年前のローマが経験した文明の段階に停滞している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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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ったく、「古をしのぶ幽情を発す」のは、往々にして現在のためだ。こう比べると、ローマにもかつて、理性があり、明確な利害の観念があり、感情が数人の扇動者に支配されも操られもしなかった群衆が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と疑いたくなる。ただし駆散され、弾圧され、殺戮されたのだ。シェイクスピアは調査しなかったのか、思い至らなかったのか。だがあるいは故意に抹殺したのかもしれない。彼は古い時代の人だから、この手を使っても手品とは言え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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しかし彼の貴き手で一たび取捨され、杜衡先生の名文で一たび発揮されると、我々には確かに、群衆は永遠に「鶏来れば鶏を迎え、犬来れば犬を迎える」材料であり、迎えられる側の方がまだ見込みがあるように感じられてしまう。「私に至っては、正直に言えば」、群衆の無能と卑しさは「鶏」「犬」以上だという「心情」さえ幾分か抱いてしまう。もちろん、これは群衆を愛すればこそ、彼らがあまりに不甲斐ないからだ――自分ではまだ判断できないが、しかし「この偉大なる劇作家は群衆をこのように見ているのだ」。信じない者があれば、彼に聞くがよ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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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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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読を切る難しさ                  張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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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中郎全集校勘記』を見て、さして重要でもないことを幾つか思いついた。すなわち句読を切る難しさ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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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清時代、塾師が秘本を繙かず、手ぶらで『四書』に句読を打ち終えれば、田舎では大学者と見なされた。これは滑稽に聞こえるが、大いに道理がある。古本をよく買う人は、時折ある本に出くわす。冒頭に句読が施してあるが、途中で破句が混じり、やがて筆が止まっている。打ちきれなくなったのだ。こうした本は白紙の本より安く買えるが、読んでいて実に不快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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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書に標点を施して印刷するのは「文学革命」の頃に始まった。標点を施した古文で学生を試すのは、同時に北京大学で始まったと記憶するが、これはまことに悪戯で、「学に勤しむ子弟」に数々の笑い話を演じさせ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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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時はもう、白話に反対する、あるいは白話には反対しないが古文にも長けた学者たちに、嫌味を言わせるしかなかった。しかし学者たちにも「腕がうずく」ことがあり、時に自ら手を出す。すると少々まずいことになり、何句か切れなかったのは仕方ないとしても、ごく平凡な文さえ破句にしてしま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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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はもともと標点を打ちにくいことが多い。例えば『孟子』に一段あり、我々はおおむね次のように読む。「馮婦なる者あり、善く虎を搏つ。卒(つい)に善士と為る。則ち野に之(ゆ)く。衆の虎を逐うあり。虎、嵎(すみ)に負(よ)り、之に撄(ふ)るるを敢えてする莫し。馮婦を望み見れば、趨りて之を迎う。馮婦、臂を攘(まく)りて車を下る。衆は皆之を悦び、其の士たる者は之を笑う。」だが「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と切るべきだと言う人もいる。この「笑う」方の「士」は、先に「則」した「士」であり、そうでなければ「其為士」が唐突すぎるというのだ。だがどちらが正しいか、決め難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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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だしもし曲調の定まった詞曲、対句の駢文、あるいはさほど難解でない明人小品に、標点する者がまた名士学者であるのに、破句を連発するとなると、蚊に刺されなくても鳥肌が立つ。口では白話がいかに駄目か、古文がいかに良いかと言いながら、一たび手を動かすと古文に破句を打ち、しかもその古文は自分が懸命に称揚している古文なのだ。破句とは、読めていない明白な証拠ではないか? 良い悪いの判断は、どこから来る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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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への標点は、まさに試金石だ。点をいくつ、丸をいくつ打つだけで、本当の色が露わ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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だがこの話はあまり続けない方がよい。これ以上語れば、近いうちにさらに高尚な議論が現れ、標点は「流れに竿さす」たぐいの代物で「性霊」を損なうから排斥すべし、と言い出しかねない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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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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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三)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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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流の作家」葉霊鳳・穆時英の両先生が編集する『文芸画報』の大広告は、新聞で早くから見ていた。半月余りして、やっと店頭でこの「画報」を見かけた。「画報」である以上、読者は当然「画報」を見る心で、まず「画」を見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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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なければよかった。見ると、奇怪だ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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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平万先生の「瀋陽の旅」に三点の挿図があり、日本人の筆致に似ている。記憶をたどると、ああ、日本の雑誌店で見かけた『戦争版画集』にある料治朝鳴の木版で、奉天での戦勝記念のために作ったものだ。日本が対中国の戦勝を記念する作品が、被征服国の作家の作品の挿図とは――奇怪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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さらに繙くと、穆時英先生の「墨緑の上着の令嬢」に三点の挿画があり、メセレルの筆致に似ている。白黒分明で、私は良友公司の翻印した四冊の小冊子で彼の技法を覚えていた。しかもこの木版の署名は明らかに FM の二文字。まさか我々の「中国第一流の作家」のこの作品が、あらかじめフランス語に翻訳してメセレルに挿画を刻らせたのか?――奇怪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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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度は文字、「世界文壇瞭望台」だ。冒頭に「フランスのゴンクール賞は、去年意外にも(白注:憎たらしい!)中国を題材とした小説『人間の条件』に授与され、作者はアンドレ・マルロー」とある。しかし「おそらく立場の関係で、この書は文章面ではもっぱら賞讃を受けているが、内容面では一般の新聞評論から一様に攻撃されている。マルローほどの才幹の作家が、なぜ文芸を宣伝の道具にしたのかと惜しむかのように」云々。こう「瞭望」されると、ゴンクール賞の文学審査員たちの「立場」は、「文芸を宣伝の道具にする」ことに賛成するものであった「かのように」なる――奇怪の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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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っとも、これは私自身の「少見多怪」(見聞が狭くて驚きやすいこと)に過ぎず、他の人はそうは思わないかもしれない。昔の「怪を見る者」は「怪を見て怪しまざれば、その怪自ら敗る」と言ったが、今の「怪」は自ら宣言して「怪しむな」と言っている。巻頭に「編者随筆」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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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だ毎号、さほど重くもない文字と図画を少々提供し、文芸に関心のある読者が、他の深刻な問題に疲れた目を覚ますことができ、あるいは莞爾と一笑するだけのことである。ただそれだけのこと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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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るほど「中国第一流の作家」が、以前は「ピアズリー」を活剥ぎし、今年はメセレルを丸呑みするという小技で遊んでいるのは、大才の小用で、人に「他の深刻な問題に疲れた目を覚まさせ、あるいは莞爾と一笑させる」だけのためなのだ。もしこの目覚ましの「文芸画」からさらに問題が生じたら、「深刻」ではないにせよ、結局は「中国第一流の作家」二人の芸の献上の苦心を裏切ることになりはしまい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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では、私も「莞爾と一笑」しよ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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ハ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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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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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あるいは詩人の看板をもって一人の著者を批評あるいは紹介するのは、初めのうちは大いに傍人を欺くことができるが、傍人がこの著者の真相を見極めた時には、ただ自分の不誠実さ、あるいは学識の不足だけが残る。しかしもし傍人が真相を指摘しに来なければ、この作家はそのまま持ち上げて殺され、何年経ってから身を翻せるか分か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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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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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読書の忌                      焉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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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の医書には「食忌」がしばしば記載されていたのを覚えている。すなわち、ある二種の食物を同時に食すると人体に害があり、あるいは人を殺し得るという。例えば葱と蜜、蟹と柿、落花生と胡瓜の類である。しかしそれが真実かどうかは知る由もない。実験した人を聞いたことがない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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読書にも「忌」がある。ただし「食忌」とはやや異なる。ある種類の本は決してある種類の本と一緒に読んではならぬ。さもなくば両者の一方が必ず克ち殺され、あるいは少なくとも読者がかえって憤怒を生ずる。例えば今まさに盛んに提唱されている明人の小品、中にはまことに空霊なる篇もある。枕辺、厠上、車中、舟中、これはまことに極上の消遣の品だ。しかしまず読者の心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でなければならぬ。もしかつて『明季稗史』や『痛史』、あるいは明末遺民の著作を読んだことがあれば、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くる。この両者は必ず戦いを始め、一方を打ち殺さねば止まぬ。私はこれによって、かの明人小品を憎悪する論者たちの心情をよく理解したと自負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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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数日、偶然に屈大均の『翁山文外』を見かけた。中に一篇、戊申(すなわち清の康煕七年)八月に書かれた「自ら代北より入京するの記」がある。彼の文筆は、袁中郎に劣るものであろうか。しかしいくつかの箇所は甚だ重みがある。数句をここに抄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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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に沿いて行く。あるいは渡り、あるいは渡らず。しばしば西夷の氈帳を見る。高低一ならず。いわゆる穹廬連なり属して岡のごとく阜のごとし。男女みな蒙古語を話す。乾湿の酪を売る者あり、羊馬の者あり、犛皮の者あり、二頭の駱駝の間に臥す者あり、奚車に坐す者あり、鞍なくして騎する者あり、三両にして行き、戒衣を被る。あるいは赤あるいは黄。小さき鉄輪を持ちて『金剛穢呪』を念ずる者あり。その首に一つの柳筐を頂き、馬糞および木炭を盛る者は、すなわちみな中華の女子なり。みな頭を巻き跣足にて、垢面にして、毛の袄を反り被る。人と牛羊と相い枕藉し、腥臊の気、百余里絶え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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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うに、もしこのような文章を読み、このような情景を想像し、しかも完全には忘れていなければ、たとえ中郎の『広荘』や『瓶史』であっても、積もった憤りを洗い清めることは断じてできず、しかもさらに憤怒を増すであろう。なぜならこれは実に中郎の時代の彼ら相互の標榜よりもさらに悪いからだ。彼らはまだ揚州十日、嘉定三屠を経験していなかっ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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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の小品はよい。語録体も悪くない。しかし私は『明季稗史』の類と明末遺民の作品の方がまことに更によいと思う。今こそまさに句読を施し翻印すべき時だ。皆に少し目を覚まさせるため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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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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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子様お断り」                    宓子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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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五六年来の外国映画は、まず我々に一通り洋風侠客の勇敢さを見せ、次いで野蛮人の陋劣を、さらに洋風令嬢の曲線美を見せた。しかし目の肥えは広がるもので、ついに何本かの脚では足りなくなり、一大群となる。またぞ足りず、丸裸となる。これが「裸体運動大写真」であり、正々堂々たる「人体美と健康美の表現」ではあるが、しかし「お子様お断り」で、子供はこれらの「美」を見る資格が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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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ぜか。宣伝にこのような文句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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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のこの上なく聡明な子供が言った。『あの人たちはどうして体の向きを変えてくれない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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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の十分に厳格な父親が言った。『どうりで劇場は子供を断るわけ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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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はもちろん文学者の虚構の妙文に過ぎない。なぜならこの映画は最初から「お子様お断り」を掲げているのだから、子供は見ようがないのだ。しかしもし本当に見せたとして、彼らはこのような質問をするだろうか。おそらく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この質問の意味は、恐らく張生が唱う「ああ、どうして顔を向けてくれないのだ」とは全く異なり、実は映画中の人物の態度の不自然さが不思議に思われただけであろう。中国の子供は比較的早熟かもしれず、性的感覚が比較的鋭いかもしれぬが、成人した「父親」よりも心が不浄であるとまではゆくまい。もしそうであるなら、二十年後の中国社会はまことに恐ろしいものだ。しかし事実上はおそらく決してそうはならぬゆえ、あの答えはこう改めた方がよ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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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わしが満足できぬようにするためだ。全くけしから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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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だしこう言う「父親」もおそらくいまい。彼はいつも「己の心をもって人の心を度る」のであり、度った後にこの心を無理に他人の胸中に押し込め、自分のものではないふりをして、他人の心は自分ほど清浄ではないと言う。裸体の女性が皆「体の向きを変えない」のは、実はまさにこの類の人物に対処するためなのだ。彼女たちはまさか白痴ではあるまい。「父親」の目つきが、その子供よりもさらに不真面目であることすら知らぬわけがあろ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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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中国社会はやはり「父親」類の社会であるから、芝居を演じれば「母親」類が身を献じ、「息子」類が謗りを受ける。たとえ危急の関頭に至っても、やはり何かと「木蘭従軍」「汪踦衛国」で、「女子と小人」を押し出して防ぎとするのだ。「我が国民はいかにしてその後を善くする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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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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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は必ずしも純厚ならず                     翁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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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長の人々はしばしば言う。古人は今人より純厚で、心がよく、寿命が長いと。私も以前はいくらか信じていたが、今やその信仰は揺らいでいる。ダライ・ラマは普通の人より心がよいはずだが、「不幸にして短命にして死せり」とはいえ、広州で開かれた耆英会では確かに一群の長寿翁・長寿媼が集められ、百六歳の老婆がまだ針に糸を通せるのは写真で証明されてい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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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の心の善し悪しは、比較するのがなかなか難しく、詩文に教えを求めるしかない。古の詩人は名高き「温柔敦厚」であるが、中にはなんと「時日いずくんぞ喪びん、予汝とともに亡びん!」と言う者もいた。なんと悪辣なことか。さらに奇妙なのは、孔子が「校閲」した後も、これを削らず、なお「詩三百、一言もってこれを蔽う。曰く、思い邪なし」と言っていること。聖人もまた可悪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ら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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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さらに現存の最も通行する『文選』があるが、聞くところによれば、もし青年作家が語彙を豊かにし、あるいは建築を描写しようとすれば、必ずこれを見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いう。しかし我々がもし中の作家を調査すれば、少なくとも半分は非業の死を遂げている。もちろん心が悪かったからだ。昭明太子の選択を経て、確かに語彙の祖師のようになったが、当時はおそらくまだ個人の主張も偏激な文字もあったのだ。さもなくばその人は伝えられなかったはずで、唐以前の史書の文苑伝を繰ってみれば、おおむね旨意を承けて檄を草し頌を作る人であるが、しかしそれら著者の文章で今日まで伝わるものはかえって甚だ少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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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う見てくると、古書をまるごと翻印するのも危険がないとは言えぬ。近頃たまたま石印の『平斎文集』を見かけたが、著者は宋人であり、古くないとは言えぬが、しかしその詩は規範とし難い。例えば「狐鼠」を詠じて曰く、「狐鼠一窟を擅にし、虎蛇九逵を行く。天に眼あるを論ぜず、ただ地に皮なきを管ぜよ……。」また「荊公」を詠じて曰く、「禍胎を養い成して身始めて去り、依然として鐘阜人に向かいて青し。」かの当路を指斥する口吻は、今人の見慣れぬところだ。「八大家」の欧陽修は、偏激な文学者とは言えまいが、しかしあの『李翱の文を読む』の中にはこうある。「ああ、位に在りて自ら憂うることを肯ぜず、また他人を禁じて皆憂うることを得ざらしむ、嘆ずべきかな!」これもまた甚だ憤懣と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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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後人の一番の選択を経ると、たちまち純厚になるのだ。後人が古人を純厚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ならば、後人が古人より更に純厚なのは明らかである。清朝にはかつて勅定の『唐宋文醇』と『唐宋詩醇』があった。これは皇帝が古人を純厚に仕立てた好い標本であり、まもなくこれを翻印して「狂瀾を既倒に挽かん」とする者が出るかもしれ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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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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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会と歌劇                     孟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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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輪金剛法会募金趣意書』にこのような一節がある。「古人ひとたび災厄に遭えば、上は己を罪し、下は身を修む……今や人心漸く衰えり、仏力の加被に頼らずんば、この浩劫を消除する由なし。」恐らく今もまだ覚えている人がいるだろう。これを読むとまことに自分も他人も半文の値打ちもなく、治水も除蝗も全く無益で、「あるいは自業を消し、あるいは他の災いを免れん」と思えば、パンチェン大師にお出まし願って仏菩薩の加護を祈るしかないという気にさせら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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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く信じている人々は必ずいる。さもなくば、どうして巨額の寄付を募れよ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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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畢竟「人心漸く衰え」たらしく、中央社十七日杭州電に曰く、「時輪金剛法会は本月二十八日に杭州にて啓建せらるるが、併せて梅蘭芳、徐来、胡蝶を招き、会期中五日間歌劇を上演することに決せり。」梵唄の円音が、軽歌曼舞に「加被」せらるるとは、意表に出ずるにあらず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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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かつて我が仏が説法したまいし折、天女の散花ありと聞く。今、杭州にて会が啓かるるに、我が仏がおそらく親しく臨みたまうまじきとすれば、梅郎に権りに天女に扮することを恭請するのも、むろん不可ではあるまい。しかしモダンガールたちと何の関係があろうか。まさか映画スターや標準美人が歌を唱えば、「この浩劫を消除」できるという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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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およそ、人心が「漸く衰え」んとする前に、仏を拝む人はすでに余興を兼ねて見た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寄付に限りがあり法会が大きくない時には、坊主たち自らが飛鉢を演じ、歌を唱って善男善女を満足させたが、これはまた道学先生たちをも首を振らせた。パンチェン大師は開会を「印可」するのみにして『毛毛雨』を歌わぬのは、まことに仏旨に適っているが、不意にも同時に歌劇まで上演されると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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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人と現代人の心は、おそらくかなり異なるものがあろうが、もし隔たりがわずか数百年であれば、たとえ若干の差異はあっても、微々たるものであろう。祭りで芝居を演じ、香市で美女を見るのは、まさに「古よりこれあり」の芸当である。無量の福を積み、かつ視聴の娯楽を極め、現在も未来もよいことがある──これが古来仏事を興行する呼び声の力なのだ。さもなくば、黄色く太った坊主がお経を唱えるだけでは、参加者は必ずしも踊躍せず、浩劫は消除の望みがない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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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この手配は、婆心より出たりとはいえ、やはり「人心漸く衰えり」の徴候である。我々に疑いを抱かせる。我々自身はこの浩劫を消除する資格がないとして、この後はパンチェン大師に頼るべきか、それとも梅蘭芳博士か、ミス徐来か、ミス胡蝶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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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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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服の没落                        韋士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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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十年来、我々はいつも自分に合った服がないことを恨んできた。清朝末年、革命の色彩を帯びた英雄たちは辮髪を恨むのみならず、馬褂や袍子も恨んだ。それは満洲の服だったからだ。ある老先生が日本に遊歴し、あちらの服装を見て大いに喜び、雑誌に文章を載せて「図らずも今日再び漢官の儀を見る」と題した。彼は古装の復活に賛成し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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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革命の後に採用されたのは洋装であった。皆が維新を志し、便捷を求め、腰骨をまっすぐにしたかったからだ。少年英俊の輩は自ら洋装であるのみならず、他人が袍子を着るのを嫌悪した。当時聞くところによれば、樊山老人のもとへ行って、なぜ満洲の衣裳を着るのかと詰問した者もいたそうだ。樊山は問い返して曰く、「君の着ているのはどこの服かね。」少年は答えて曰く、「私が着ているのは外国の服です。」樊山曰く、「わしが着ているのも外国の服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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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話はかなり一時に伝誦され、袍褂党を眉を揚げさせた。ただしその中にはいくらか革命に反対する意味が含まれており、近日の衛生のため、経済のためとは大いに異なる。その後、洋服はついに華人と次第に仲たがいし、袁世凱の御代に袍子馬褂を常礼服と定めたのみならず、五四運動の後、北京大学が校風を整飭するため制服を規定しようとして学生に公議させたところ、その議決もまた袍子と馬褂で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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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回洋服が採用されなかった理由は、まさに林語堂先生の言うように衛生に合わないからだ。造化が我々に賜うた腰と首は本来屈曲できるもので、腰を曲げ背を屈めるのは中国では常態である。逆のものすら甘んじて受けるのだから、順のものはなおさら甘んじて受けるべきだ。ゆえに我々は最も人体を研究し、その自然に順じてこれを用いる人民なのだ。首が最も細いので斬首を発明し、膝関節が曲がるので跪拝を発明し、臀部は肉が多くかつ致命的でないので尻叩きを発明した。自然に反する洋服は、かくして次第に自然と没落していっ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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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洋服の遺跡は、今やモダンな男女の身にのみ残留しているに過ぎず、あたかも辮髪や纏足が頑固な男女の身にたまに見られるのと同じだ。ところが思いもかけず、また一通の催命符がやって来た。硫酸がこっそり背後から撒かれ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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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をどうすればよい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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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制に復そうにも、黄帝から宋明に至る衣裳は一時にはとても分からぬ。舞台の扮装に倣おうにも、蟒袍に玉帯、白底に黒靴で、自動車に乗って西洋料理を食べるのは、やはりいささか滑稽を免れまい。ゆえに変えに変えて、おおよそやはり袍子馬褂が安定であろう。外国の服ではあるが、恐らく脱ぐことはあるまい──これはまことにいささか不思議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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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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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                          黄凱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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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は小学校の頃、同級生たちの手品を見て──「耳で字を聞く」だの「紙人形が血を流す」だの──甚だ面白いと思った。廟の縁日にはこれらの手品を伝授する人がいて、銅貨数枚で一つ覚えられたが、覚えてしまうとたちまち興醒めした。中学に入ったのは城内で、意気揚々と大きな手品を見たが、後に誰かが手品の秘密を教えてくれ、それから輪の傍に近づく気がしなくなった。昨年上海に来て、ようやくまた退屈を紛らわす場所を得た。映画を見ること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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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まもなく本の中で映画フィルムの製造法を少し読み、見たところ千丈の断崖のようなものが実は地面から数尺に過ぎず、奇鳥怪獣もすべて紙製であると知った。これにより映画の神秘を感じなくなり、かえって往々その破綻ばかり気にするようになって、自分も退屈にな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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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目にして退屈を紛らわす場所を失ったのだ。時には、あの本を読んだことを後悔し、著者が製造法を書くべきでなかったと恨むことさえ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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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する者は種々の秘密を暴き、人のためになると思っている。しかし退屈な人間は、退屈を紛らわすために、欺かれることに甘んじ、自ら欺くことに安んじている。さもなくばもっと退屈になるからだ。このために手品は天地の間に長く存続し、このために幽暗を暴露することは欺く者に深く悪まれるのみならず、欺かれる者にも深く悪まれ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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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露する者は有為の人々の中でのみ益があり、無聊の人々の中では滅びるしかない。自救の道はただ、一切の秘密を知りつつも顔色を変えず、欺くことに加担し、欺かれることに甘んずる無聊の人々を欺き、無聊な手品が次から次へと、結局は反復して続くままにしておくことだ。周囲には必ずこれを見る人がい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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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品師は絶えず拱手して言う、「……一歩家を出れば朋友が頼り!」と。これにはいくらか手品の種を知る者に向けて発せられた意味がある。西洋の種明かしをされぬようにするため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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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とは義をもって合するものなり」──しかし我々は古来しばしばこのようには解さな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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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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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の頃                          孟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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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の頃は墓参りの季節で、ある者は関内に入って祖先を祭ろうとし、ある者は陝西に墓参りに行く。激論は天を沸かせ、歓声は地を揺るがし、まるで墓参りで国が滅びも、国が救われもするかのよう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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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にこれほど大きな関係があるとすれば、墓を掘ることはもちろん許されま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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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の国師パクパは、墓を掘ることの利害を深く信じていた。彼は宋陵を掘り開き、人骨を豚犬の骨と一緒に埋めて宋室を不運にしようとした。後に幸いにも一人の義士に盗まれ、目的は達せられなかったが、しかし宋朝はやはり滅んだ。曹操は「摸金校尉」の類の職員を設けて専ら盗墓に当たらせたが、彼の息子は皇帝になり、自分は「武帝」と諡された。いかに威風堂々たることか。こう見ると、死者の安危と生者の禍福とは、やはり関係がないようでも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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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伝えるところによれば、曹操は死後に墓を掘られることを恐れ、七十二の疑冢を造り、人を手出しできなくした。そこで後の詩人が曰く、「あまねく七十二の疑冢を掘れば、必ず一冢に君の屍を葬れるあらん。」そこで後の論者がまた曰く、「阿瞞は老獪至極、その屍が実にこの七十二冢の内にあらざることを安んぞ知らんや。」まことに手の施しようが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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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瞞はまさに老獪至極ではあるが、思うに疑冢の類は必ずしも手配しなかったであろう。ただ古来の冢墓は大抵発掘された者が多く、冢中の人の主名が確かなものも甚だ少ない。洛陽の邙山では清末に墓を掘る者が甚だ多く、名公巨卿の墓の中でさえ、得られるものは大抵一枚の墓誌石と散乱した陶器であった。元来貴重な殉葬品が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く、すでに誰かが掘って持ち去ったのだ。いつのことかは知る由もない。とにかく葬った後から清末の盗掘のその日までの間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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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中の人が畢竟いかなる人であるかは、掘った後でなければ往々分からぬ。たとえ伝承の主名があっても、大抵当てにならぬ。中国人は古来、大人物に関係のある名勝を造るのが好きだ。石門には「子路止宿の処」あり、泰山の上には「孔子天下を小とする処」あり。一つの小さな洞穴には大禹が埋められ、幾つかの大きな土饅頭には文王・武王・周公が葬られているとい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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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し墓参りが確かに国を救えるのであれば、参るなら正確に参らねばならず、文王・武王・周公の陵を参って、他人の土饅頭を参ってはならず、さらに自分が周朝の子孫であるかどうかも調べねばならぬ。そこで考古の作業が必要になる。すなわち墓を掘り開いて、文王・武王・周公旦が葬られている証拠があるかどうかを見、もし遺骨があれば『洗冤録』の方法で血を滴らすこともできる。しかしこれはまた墓参り救国説と矛盾し、孝子順孫の心を大いに傷つける。やむなく、ただ目を閉じ頭を強くしてでたらめに拝むしか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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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の鬼にあらずしてこれを祭るは、諂なり!」ただ墓参り救国術に霊験がないのは、まだ小さな笑い話に過ぎ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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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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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文の生機                        崇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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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年は「ユーモア」が大いに運の開けた時で、『論語』のほかにも、開口一番ユーモア、口を閉じてもユーモア、この人もユーモリスト、あの人もユーモリストであった。ところが今年はたちまち大いに面目を失い、これも駄目、あれも駄目、一切の罪悪はすべてユーモアに帰せられ、ひいては文壇の道化役に比せられるに至った。ユーモアを罵ることは入浴のようなもので、一度やりさえすれば自分は清浄になれるかのよう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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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し真に「天地は大戯場」であるならば、文壇にもちろん道化役は必ずいる──しかしまた必ず黒頭もいる。道化役が道化芝居を演じるのはごく当たり前だが、黒頭が道化芝居に転じるとなると甚だ奇妙だ。しかし大戯場では時にまことにこういうことがある。これが正直な人を歪んだ心の人に従って嘲罵させ、情熱の人を憤らせ、感じやすい人の心を酸くするのだ。唱い方が素人で人を笑わせないからか。いや、彼は本物の道化よりもさらに可笑し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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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の怒りと心酸は、黒頭が道化に転じた後、事がまだ終わっていないからだ。芝居には何人かの役柄が必要で、生、旦、末、丑、浄、そして黒頭。さもなくばその芝居も長くは続かぬ。ある原因のために黒頭が道化に転じざるを得ぬ時は、慣例としてかならず道化がかわりに黒頭を演じるのだ。唱工のみならず、黒頭が厚かましく道化に扮し、道化が胸を張って黒頭を学ぶ。戯場には白鼻の道化と黒面の道化ばかりが増え、天下の大いなる滑稽となる。しかし滑稽であるのみで、ユーモアではない。ある人曰く、「中国にユーモアなし」と。これがまさにその注脚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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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に嘆かわしいのは、「ユーモアの大家」と諡された林先生が、なんと「自由談」で古人の言葉を引いたことだ。曰く、「夫れ飲酒猖狂なるも、あるいは沈寂として聞こえざるも、またただ身を潔くし自ら好しとするのみ。今の世の癩鼈、身を潔くし自ら好しとする者に亡国の罪を負わしめんと欲す。もししからば『今日烏合し明日鳥散し、今日戈を倒し明日軾に馮り、今日君子たり明日小人たり、今日小人たり明日また君子たる』の輩は罪なかるべし」と。引用はなお小品の域を出ぬとはいえ、「ユーモア」あるいは「閑適」の道からは遠い。これもまた一つの注脚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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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林先生が、近頃各紙の『人間世』への攻撃は系統だった変名の手品だと考えたのは誤りで、その証拠は異なる論旨と異なる作風だ。中には確かに、かつて驥尾に附しながらも遂に竜門に登れなかった「名人」や、黒頭に扮してはいるが実は真正の道化の茶々もあるが、しかしまた熱心な人の正論もある。世態はかくの如く紛糾しており、たとえ小品といえども、まさに分析と攻戦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これこそがあるいは『人間世』の一縷の生機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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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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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式」弁                          黄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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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月六日の「動向」に、阿芷先生が楊昌渓先生の大作『鴨緑江畔』がファジェーエフの『壊滅』に酷似し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した文章が載っていた。その中には例証も挙げられていた。これを「英雄の所見略ぼ同じ」とは言えまい。なぜなら丸呑みの有様があまりにも明白だ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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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丸呑みにも技量がいるのであり、楊先生はいささか足りないようだ。例えば『壊滅』の訳本の冒頭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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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段の上でがちゃがちゃと傷のついた日本の指揮刀が鳴り、レーヴィンソンは裏庭へ行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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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して『鴨緑江畔』の冒頭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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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蘊声が庭園に入った時、彼のあの傷のついた日本式の指揮刀が石段の上でパチパチと鳴ってい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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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が違うのは当然のこと。音が違うのも大したことではない。最も特異なのは、彼が「日本」の下に「式」の一字を加えたことだ。これもあるいは無理もない。日本人でないのに、どうして「日本の指揮刀」を佩くのか。きっと日本の式に倣って自分で鍛造したの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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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我々がもう一度考えてみよう。レーヴィンソンが率いていたのは襲撃隊であり、もちろん敵を襲撃するが、武器も鹵獲する。自軍の軍器は不完全であり、何か手に入ればすぐに使う。ゆえに彼が佩いていたのはまさに「日本の指揮刀」であり、「日本式」では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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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者が小説を読み、しかも剽窃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とすれば、関係は密接であると言えよう。それでいてなおこれほど粗忽であるとは、嘆かわしいではない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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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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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変名の新法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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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衡こと蘇汶先生が今年、文壇の二種の秘密にして悪弊をも暴いた。一つは批評家の仲間内のなれ合い、もう一つは文人の変名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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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彼はまだ言わずに取っておいた秘密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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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れ合いの中にはもう一種、書店の編集者が使う「ゴム輪」がある。大きくも小さくもなれ、丸くも四角くもなり、この書店の出版物でさえあれば、こっちに輪を掛けて「よし」、あっちに輪を掛けても「よし」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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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変名に至っては、別人に化けるだけでなく、一つの「社」にもなれる。この「社」は文を選び、論を立て、某の作品だけが「よし」、某の創作も「よし」と言え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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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えば「中国文芸年鑑社」編の『中国文芸年鑑』冒頭の「鳥瞰」。その「瞰」法によれば、蘇汶先生の議論は「よし」、杜衡先生の創作も「よし」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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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実際にはこの「社」はどこにも見つか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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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年鑑」の総発行所を調べてみよ。現代書局。『現代』誌の最終頁の編集者を見よ。施蛰存、杜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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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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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悟空は神通広大で、鳥獣虫魚に化けるだけでなく、寺院にもなれる。目は窓に、口は山門に化けたが、尻尾だけは置き場がなく、旗竿に化けて寺の裏に立てた。だが旗竿が一本しかない寺院があるだろうか? 二郎神に見破られた綻びはここに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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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やむを得ぬ場合を除き」、「私が望む」のは、文人が「社」に化けないことだ。もし自画自賛のためだけなら、それはまことに「近くまた些か卑劣」というも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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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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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冊か本を読もう                     鄧当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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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んだ本を読めば本の虫になり、甚だしきは本棚と化す。早くから反対する者がいた。時は絶えず進み、反読書の思潮もいよいよ徹底して、ついにはあらゆる本を読むことに反対する者が現れた。その論拠は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の古い言葉で、他人の著作を読むのは、自分の脳内で著者に馬を走らせてやるだけだとい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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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は死んだ本を読む人々には確かに痛い一撃だが、探究するよりダンスを踊れ、あるいはただ空しく暴れ、やみくもに愚痴をこぼす天才のためには、紹介に値する金言でもある。ただし注意すべきは、この金言に死んでもしがみつく天才の脳内では、まさに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に一走りさせられ、踏み荒らされて一塌糊塗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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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牢騒を発しているのは批評家だ。ましな作品がないから。創作家も牢騒を発している。正確な批評がないから。張三が李四の作品は象徴主義だと言えば、李四も自らを象徴主義と思い、読者も当然それを象徴主義と思う。しかし象徴主義とはどういうものか、昔からはっきりさせたことがなく、仕方なく李四の作品をもって証拠とする。だから中国の所謂象徴主義と外国の所謂 Symbolism は同じではない。前者は後者の訳語のはずだが、メーテルリンクが象徴派の作家だと聞けば、李四は中国のメーテルリンクとなる。その他、中国のアナトール・フランス、中国のバビット、中国のジルポワタン、中国のゴーリキー……まだまだたくさんいる。しかし本物のフランスたちの作品の翻訳は中国には甚だ少ない。「国産品」があるから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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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壇では、国産文人の寿命が実に長すぎ、舶来文人の方は実に短すぎる。名前を覚えたばかりで、もう古いと言われる。イプセンは全集を出す気配はあったが、今に至るも第三巻が見えず、チェーホフやモーパッサンの選集も竜頭蛇尾の運勢をたどったようだ。だが我々が深く忌み嫌う日本では、『ドン・キホーテ』と『千一夜物語』は全訳があり、シェイクスピア、ゲーテ……はみな全集がある。トルストイのは三種、ドストエフスキーのは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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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んだ本を読むのは自分を害し、口を開けば人を害す。だが本を読まなくとも必ずしもよいわけではない。少なくとも、例えばトルストイを批評するなら、彼の作品は数冊は読まねばならない。もちろん今は国難の時で、どうしてこんな本を訳し、こんな本を読む暇があろうか。だが私が提案しているのは、ただ暴れ回り愚痴をこぼすだけの大人物に対してであって、まさに国難に赴き、あるいは「臥薪嘗胆」している英雄に対してではない。ある種の人物は、たとえ本を読まなくとも、ただ遊んでいるだけで、決して国難に赴きはしない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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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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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してから行動せよ                  曼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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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しそれによって国政を決し、戦争を布くのでなければ、友人の間でユーモアの一つ二つを言い、互いに莞爾と笑い合うのは、大勢に関わりないと思う。革命の専門家でさえ、時に手を後ろに組んで散歩する。理学の先生も子女がいないわけにはゆかず、日夜つねに道学者然として厳かではない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小品文はおそらく将来も文壇に存在し得るだろうが、「閑適」を旨とするだけでは、やや物足り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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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の世の事、坊主が憎ければ袈裟まで憎い。ユーモアと小品は当初、誰が異議を唱えたか。ところがどっと一斉に天下挙げてユーモアと小品になり、ユーモアがそんなにあるはずもなく、ユーモアは滑稽と化し、滑稽は笑い話と化し、笑い話は風刺と化し、風刺は罵倒と化す。油腔滑調がユーモアで、「空朗らかにして気清し」が小品で、鄭板橋の「道情」を一度読めばユーモアを十日語り、袁中郎の尺牘を半冊買えば小品を一巻作る。これで身を立てようとする者がいれば、勢い、これに反対して名を成そうとする者もあり、かくてまたどっと天下挙げてユーモアと小品を罵る。実のところ、付和雷同の輩は今年も去年と同様、少なく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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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黒塗りの皮灯籠を手に、互いに何が何やら分からない。とにかく、一つの名詞が中国に帰化すると、たちまち一団糟となる。偉人は、以前は良い呼び名だったが、今ではこう呼ばれるのは罵られるに等しい。学者や教授は、二、三年前にはまだ清潔な称号だった。自愛ある者が文学者の称号を聞いて逃げ出すのは、今年すでに第一歩が始まった。だが世界に本当の偉人、本当の学者や教授、本当の文学者はいないのか? そうではない。ただ中国だけが例外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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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仮にある人が路傍に唾を一つ吐き、自分でしゃがんで見ていると、たちまち一群の人だかりができる。また仮に別の人がいきなり一声叫んで走り出すと、たちまち皆が逃げ散る。まったく「何を聞いて来たり、何を見て去る」か分からぬのに、心に不満を抱き、その得体の知れぬ対象を「畜生!」と罵る。だが唾を吐いた者も一声叫んだ者も、結局のところやはり大人物なのだ。もちろん、沈着で地に足のついた人々はいる。だが偉人などの名の尊ばれたり貶められたりは、概して唾の代わりにされているだけ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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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がこれで賑わいを増すのは、感謝に値する。だが烏合の前に一考し、雲散の前にもう一考すれば、社会は必ずしも冷静にならずとも、もう少しましにはなる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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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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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を推して人に及ぼす                  夢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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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年前だったか忘れたが、ある詩人が私を教え諭して言った。愚衆の世論は天才を罵り殺す。例えば英国のキーツがそうだと。私はそれを信じた。去年、何人かの名作家の文章を見ると、批評家の漫罵は良い作品を萎縮させ引っ込めさせ、文壇を荒涼冷寂にすると言っている。もちろん、私はまたそれを信じ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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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も作家たらんとする者であり、しかも自分が確かに作家であると感じているが、まだ罵られる資格を得ていない。創作を書いたことがないからだ。萎縮して引っ込んだのではなく、まだ這い出していないのだ。這い出せない原因は、きっと私の妻と二人の子供の喧騒のせいだ。彼女たちもまた漫罵の批評家と同様、その職務は真の天才を滅ぼし、良い作品を怯えさせ退却させることに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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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い今年の正月、私の義母が娘に会いたいと言い、彼女たち三人は田舎に帰った。私はまさに耳目清浄、猗歟休哉、偉大な作品を生み出す時代が到来した。ところが不幸なことに、今やすでに旧暦の四月初め、丸三か月も静かにしていたのに、まだ何一つ書けていない。もし友人に成果を問われたら、何と答えたらよいのか? まだ彼女たちの喧騒のせいにできよ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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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こで私の信念がいささか揺らい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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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には元来、良い作品など書けるはずがなく、彼女たちの喧騒とは無関係なのではないか。しかもいわゆる名作家にも、良い作品などありはせず、批評家の漫罵とも関係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疑い始め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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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だし、喧騒する者あり、漫罵する者あれば、作家に作品がないことの隠れ蓑にはなり得る。本来あるはずだったのに、あの連中に台無しにされたのだと言えるのだから。かくして彼は落ちぶれた小生のごとく、たとえ作品がなくとも、見物客から一掬また一掬の同情の涙を勝ち得ることができ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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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仮に世に天才が本当にいるなら、漫罵の批評はその人を損なう。作品を罵って退却させ、作家たらしめない。しかし漫罵の批評は、凡才にとっては有益で、作家たる地位を保たせてくれる。ただし作品は怯えて退却したことになっ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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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三か月余りで私に浮かんだ「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はただ一つ、ロラン夫人の口調を借りて言えば、「批評よ批評よ、世のいかほどの作家、汝の罵りを借りて存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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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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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感                     公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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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三省の陥落と上海の戦闘の折、砲声は聞こえても砲弾の心配はない大通りでは、至る所で『推背図』が売られていた。人々が早くも敗因を天命に帰したがっていたのが分かる。三年後、華北も華南も危急に瀕しているのに、上海に出現したのは「碟仙(コックリさん)」だ。前者が関心を寄せたのはまだ国運であったが、後者はもっぱら試験問題、くじ、亡霊を尋ねるだけだ。着眼の大小は大いに異なるが、名目はさらに立派だ。なぜならこの「霊乩」は、中国の「留独学生・白同君の発明」にかかり、「科学」に合致する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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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救国」と叫ばれて十年近く、誰もがこれは正しいと知っている。「ダンス救国」「拝仏救国」の類ではない。青年が留学して科学を学ぶ者あり、博士が科学を学んで帰国する者あり。ところが中国にはやはり独自の文明があり、日本とは違うのであって、科学は中国文化の不足を補うどころか、かえって中国文化の高深を証明してしまった。風水は地理学に合致し、門閥は優生学に合致し、錬丹は化学に合致し、凧揚げは衛生学に合致する。「霊乩」の「科学」に合致するも、その一つに過ぎ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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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の時代に陳大齊先生がかつて扶乩の欺瞞を暴く論を書いたが、十六年後に白同先生が碟子で扶乩の合理性を証明した。これではまったく、何と言ってよいか分か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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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も科学は中国文化の高深をさらに証明しただけでなく、中国文化の発揚をも助けた。麻雀卓のそばでは電灯が蝋燭に取って代わり、法会の壇上ではマグネシウム光がラマ僧を照らし、無線放送が日々流すのは、『狸猫換太子』、『玉堂春』、『ありがとう小雨さん』ではない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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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曰く、「之が為に斗斛を作りて以て之を量らば、則ち斗斛と併せて之を窃む」と。ロラン夫人曰く、「自由よ自由よ、いかほどの罪悪、汝の名を仮りて行わる」と。新しい制度、新しい学術、新しい名詞が中国に伝わるたびに、まるで黒い染め壷に落ちたかのように、たちまち真っ黒になり、私利を済し焔を助ける道具と化す。科学もまた、その一つに過ぎ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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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弊害が去らぬ限り、中国に薬は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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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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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理斎夫人の事を論ず                    公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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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こ数年、新聞に経済的圧迫や礼教の制裁のために自殺した記事がしばしば見られるが、このために口を開き、あるいは筆を執る者は甚だ少ない。ただ最近の秦理斎夫人とその子女、一家四人の自殺だけは、少なからぬ反響を呼んだ。後にはこの事件の新聞記事を懐にしたまま自殺した者まで現れ、その影響の大きさが分かる。思うに、これは人数が多かったからだ。単独の自殺では、もはや皆の注目を集めるに足りなくなっ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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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らゆる反響の中で、この自殺の主謀者——秦夫人に対しては、恕辞も加えられはしたが、結論は非難に他ならなかった。なぜなら——評論家が言うには——社会は暗黒だとしても、人生の第一の責任は生存であり、自殺するのは職務怠慢だ。第二の責任は苦しみを受けることであり、自殺するのは安逸への逃避だ。進歩的な評論家は人生は戦闘であると言い、自殺者は逃兵であり、たとえ死んでも罪を免れぬと。これも言えなくはない。だが大雑把に過ぎ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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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に犯罪学者あり、一派は環境に由ると言い、一派は個人に由ると言う。今流行しているのは後者で、もし前者を信じれば、犯罪をなくすには環境を改造せねばならず、事が面倒で恐ろしくなるからだ。秦夫人の自殺の批判者は、概して後者に属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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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しかに、自殺した以上、これは彼女が弱者であった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だが、なぜ弱者になったのか? 肝心なのは、彼女の舅の書簡を見ることだ。帰って来いと言うために、両家の名声を以て脅し、亡夫の乩語を以て心を動かそうとした。さらに彼女の弟の挽聯も見るべきだ。「妻は夫に殉じ、子は母に殉じ……」と、千古の美談と見なす気配が大いにあるではないか。このような家庭で生まれ育ち薫陶を受けた者に、弱者にならずにいられようか? 我々は確かに奮闘を求めてよいが、暗黒の呑み込む力は孤軍をしばしば圧し、しかも自殺の批判者は必ずしも戦闘の応援者ではなく、他人が奮闘する時、苦闘する時、敗れる時には、おそらく鴉雀無声なのだ。窮郷僻壤や都会の中で、孤児寡婦、貧女労人が運命に従って死に、あるいは抗っても結局死なざるを得ぬ者がどれほどいるか。だが誰の口にのぼり、誰の心を動かしただろうか? まさに「溝の中で自ら首をくくりて之を知る者莫し」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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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は確かに生存すべきだが、進化のためにだ。苦しみを受けてもよいが、将来のあらゆる苦しみを解消するためにだ。さらに戦うべきだが、改革のためにだ。他人の自殺を責める者が、一方で責めながら、人を自殺へ追いやる環境に挑戦し、攻撃すべきだ。もし暗黒の主力に対しては一言も呈さず、一矢も放たず、ただ「弱者」に向かってくどくどと言い続けるならば、たとえ彼がいかに義憤にかられた形相をしようと、私は言わざるを得ない——私もまた堪えかねた——彼は実は殺人者の共犯に過ぎ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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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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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補                  曼雪  】
  
 
 
昨年は「ユーモア」が大いに運の開けた時で、『論語』のほかにも、開口一番ユーモア、口を閉じてもユーモア、この人もユーモリスト、あの人もユーモリストであった。ところが今年はたちまち大いに面目を失い、これも駄目、あれも駄目、一切の罪悪はすべてユーモアに帰せられ、ひいては文壇の道化役に比せられるに至った。ユーモアを罵ることは入浴のようなもので、一度やりさえすれば自分は清浄になれるかのようだ。
 
  
 
 
もし真に「天地は大戯場」であるならば、文壇にもちろん道化役は必ずいる──しかしまた必ず黒頭(悪役)もいる。道化役が道化芝居を演じるのはごく当たり前だが、黒頭が道化芝居に転じるとなると甚だ奇妙だ。しかし大戯場では時にまことにこういうことがある。これが正直な人を歪んだ心の人に従って嘲罵させ、情熱の人を憤らせ、感じやすい人の心を酸くするのだ。唱い方が素人で人を笑わせないからか。いや、彼は本物の道化よりもさらに可笑し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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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先生が『人間世』でこの題名の論を発表された。この道において、私はそれほど深く究めてはいないが、「愚者の千慮にも必ず一得あり」で、少し補いたい。もちろん、浅薄なこと甚だしいが。
あの怒りと心酸は、黒頭が道化に転じた後、事がまだ終わっていないからだ。芝居には何人かの役柄が必要で、生、旦、末、丑、浄、そして黒頭。さもなくばその芝居も長くは続かぬ。ある原因のために黒頭が道化に転じざるを得ぬ時は、慣例としてかならず道化がかわりに黒頭を演じるのだ。唱工のみならず、黒頭が厚かましく道化に扮し、道化が胸を張って黒頭を学ぶ。戯場には白鼻の道化と黒面の道化ばかりが増え、天下の大いなる滑稽となる。しかし滑稽であるのみで、ユーモアではない。ある人曰く、「中国にユーモアなし」と。これがまさにその注脚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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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洋物で、五四運動以後に初めて輸入された。以前、林琴南先生が小説を訳す時に「此の語未だ完(お)わらず」と注記していたのが、この記号の翻訳だ。洋書では普通六点を用いるが、吝嗇な者は三点しか使わない。しかし中国は「地大物博」で、同化の際に次第に伸び、九点、十二点、ついには数十点にもなった。ある種の大作家に至っては、少なくとも三、四行は点を打ち、その中の奥義が無窮無尽にして、まことに言語で形容し難いことを示す。読者も大抵そう思い、その奥義が感じ取れないなどと言おうものなら、低能児と見なされる。
更に嘆かわしいのは、「ユーモアの大家」と諡された林先生が、なんと「自由談」で古人の言葉を引いたことだ。曰く、「夫れ飲酒猖狂なるも、あるいは沈寂として聞こえざるも、またただ身を潔くし自ら好しとするのみ。今の世の癩鼈、身を潔くし自ら好しとする者に亡国の罪を負わしめんと欲す。もししからば『今日烏合し明日鳥散し、今日戈を倒し明日軾に馮り、今日君子たり明日小人たり、今日小人たり明日また君子たる』の輩は罪なかるべし」と。引用はなお小品の域を出ぬとはいえ、「ユーモア」あるいは「閑適」の道からは遠い。これもまた一つの注脚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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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が結局のところ、アンデルセンの童話「皇帝の新しい服」に似て、実は何もないのだ。ただし子供でなければ、正直に大声でそう言い出す者はいない。子供は文学者の「創作」を読まないから、中国では誰も言い破る者がいない。だが天候はいずれ寒くなり、裸では一年中路上を歩けない。結局は宮中に隠れ込むしかなく、数行に点を打つだけの妙文も、近頃はあまり見かけなくなった。
しかし林先生が、近頃各紙の『人間世』への攻撃は系統だった変名の手品だと考えたのは誤りで、その証拠は異なる論旨と異なる作風だ。中には確かに、かつて驥尾に附しながらも遂に竜門に登れなかった「名人」や、黒頭に扮してはいるが実は真正の道化の茶々もあるが、しかしまた熱心な人の正論もある。世態はかくの如く紛糾しており、たとえ小品といえども、まさに分析と攻戦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これこそがあるいは『人間世』の一縷の生機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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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国産品で、『穆天子伝』にすでにこの代物がある。先生は私に教えて曰く、闕文(欠字)だと。この闘文もかつて事を起こした。「口生垢、口戕口」の三つの「口」の字も闕文だと誰かが言い、また誰かにひどく罵られた。ただし以前は古人の著作にのみ見られ、補いようがなかったのに、今では今人の著作にも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り、補いたくても補えない。目下では次第に「××」で代用する傾向がある。これは日本からの輸入だ。これが多ければ、読者はその著作の内容が激烈であるかのように予感する。だが実はそうでない場合もある。適当に×を数行入れて印刷すれば、読者に作家の激烈さを敬服させ、検閲員の峻厳さを恨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が、検閲に出す際には、検閲員に自分の従順さ——多くのことをあえて言わず、ただ×を打つばかりの勤勉さ——を愛でさせることもできる。一挙両得で、数行に点を打つよりさらに巧妙だ。中国は今まさに抗日の最中だから、この日本からの錦の妙計は、おそらく模倣されずに済むだろう。
  
 
+
 今では何でも金で買わねばならず、当然何でも金になり得る。だが「何もないこと」さえも金になるとは、いささか意外だ。もっとも、このことを知ってしまえば、謡言をなりわいとするのは、今の時代にあってもなお「品質正真、子供にもお年寄りにも騙しなし」の暮らしだと分かる。
(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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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二十四日。)
 +
【誰が没落しているのか?                 常庚  】
  
【刀「式」弁                          黄棘  】
 
しかし丸呑みにも技量がいるのであり、楊先生はいささか足りないようだ。例えば『壊滅』の訳本の冒頭は──
 
  
 
 
  
 
+
 五月二十八日の『大晩報』が、文芸上の重要なニュースを一つ伝えてくれた。
「石段の上でがちゃがちゃと傷のついた日本の指揮刀が鳴り、レーヴィンソンは裏庭へ行った。……」
 
  
 
 
  
 
 
そして『鴨緑江畔』の冒頭は──
 
  
 
+
 「わが国の美術名家・劉海粟、徐悲鴻等が、近頃ソ連のモスクワで中国書画展覧会を開催し、彼の国の人士から絶大な賞讃を得た。わが国の書画の名作を称揚し、ソ連で目下盛んな象徴主義の作品にぴたりと合うと。そもそもソ連の芸術界はかねて写実派と象徴派に分かれるが、目下、写実主義は漸く没落し、象徴主義は朝野一致して提唱し、欣欣向栄の概を呈している。彼の国の芸術家がわが国の書画作品を見て象徴派に深く合うと認めて以来、直ちに中国の演劇もまた象徴主義を採っているに違いないと想起し、……中国の戯曲名家・梅蘭芳等を招いて上演さ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の件は既にロシア側と中国駐ロシア大使館との間で折衝中であり、同時にソ連駐中国大使ボゴモロフもまた訓令を奉じ、わが方と協議中である。……」
  
 
 
「金蘊声が庭園に入った時、彼のあの傷のついた日本式の指揮刀が石段の上でパチパチと鳴っていた。……」
 
  
 
 
  
 
+
 これは朗報であり、喜ぶに値する。だが「国光を発揚」したと喜んだ後、なお冷静になって、以下の事実を考えるべきだ。
人名が違うのは当然のこと。音が違うのも大したことではない。最も特異なのは、彼が「日本」の下に「式」の一字を加えたことだ。これもあるいは無理もない。日本人でないのに、どうして「日本の指揮刀」を佩くのか。きっと日本の式に倣って自分で鍛造したの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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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もし中国画と印象主義に一脈相通ずるものがあると言うなら、まだ筋が通る。しかし「ソ連で目下盛んな象徴主義に合致する」とは、夢言に近い。半枝の紫藤、一株の松、一頭の虎、数羽の雀。確かに実物に似ていないものもあるが、それは似せて描けなかったからで、何か別のものを「象徴」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
しかし我々がもう一度考えてみよう。レーヴィンソンが率いていたのは襲撃隊であり、もちろん敵を襲撃するが、武器も鹵獲する。自軍の軍器は不完全であり、何か手に入ればすぐに使う。ゆえに彼が佩いていたのはまさに「日本の指揮刀」であり、「日本式」では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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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ソ連で象徴主義が没落したのは十月革命の時で、その後は構成主義が台頭し、さらにそれが次第に写実主義に取って代わられた。だから「構成主義が漸く没落し、写実主義が欣欣向栄の概を呈す」と言うなら筋が通る。さもなければ夢言だ。ソ連文芸界に象徴主義の作品がいったい何があるというのか?
文学者が小説を読み、しかも剽窃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とすれば、関係は密接であると言えよう。それでいてなおこれほど粗忽であるとは、嘆かわしいではないか。
 
  
 
+
 三、隈取りと手振りは代数であって、象徴ではない。白い鼻筋が道化役を表し、花模様の顔が豪傑を表し、鞭を執れば騎馬を表し、手を押せば開門を表す以外に、何かしら言い尽くせぬ、演じ尽くせぬ深い意義がどこにある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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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ヨーロッパは我々からまことに遠く、あちらの文芸事情もまことにあまり明らかではない。だが二十世紀はすでに三分の一を過ぎた今日、粗浅なことは多少知っている。こうしたニュースはかえって「象徴主義作品」のように思える。それが象徴するのは、彼らの芸術の消滅だ。
(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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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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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さ吊り                            公汗  】
  
【変名新法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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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の慈善家は動物虐待を見るのを嫌い、鶏鴨を逆さに提げて租界を通れば処罰される。処罰といっても罰金に過ぎず、金さえ出せばまだ逆さに提げてもよいが、ともかく処罰された。そこで何人かの中国人が大いに不平を鳴らし、西洋人は動物を優遇し中国人を虐待する、鶏鴨にも劣るとまで言う。
杜衡と蘇汶先生は今年、文壇の二つの秘密を暴いた。それはまた悪い風潮でもある。一つは批評家の枠であり、もう一つは文人の変名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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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は実は西洋人を誤解している。彼らが我々を蔑視しているのは確かだが、動物以下に見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もちろん、鶏鴨というものは、いずれにしても厨房に送られて御馳走にされるだけで、たとえ順に提げたところで最終的な運命は変わらない。しかし言葉も話せず抵抗もできないものを、なぜ無益な虐待を加えるのか? 西洋人は何事も益のあることを重んじる。我々の古人は、民の「倒懸(逆さ吊り)」の苦しみは思い至っていて、しかもまことに切実に形容していたが、鶏鴨の逆さ提げの災いにまではまだ気づい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生きたまま驢馬の肉を切り取る」「活きた鵞鳥の掌を焼く」といった無聊な残虐に対しては、早くから文章で攻撃していた。この種の心は、東西に共通するものだ。
しかし彼はまだ言わずに保留している秘密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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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が人に対する心は、いくぶん異なるようだ。人は組織でき、反抗でき、奴にもなれ主にもなれる。努力しなければ当然いつまでも下僕だが、自由解放すれば互いの平等を獲得でき、その運命は必ずしも厨房に送られて御馳走にされることに終わるわけではない。下等な者ほど主人に愛され可愛がられる。だから西崽(洋人の下僕)がボーイを叩けば西崽が叱られ、平民が西崽に逆らえば平民が咎められる。租界に中国人の苛待を禁じる規則がないのは、まさに我々が自ら力を持ち、自ら能力を持つべきで、鶏鴨とはまるで違うからだ。
枠の中にはさらに一種、書店の編集者が使うゴムの枠がある。大きくも小さくもなり、四角にも丸くもなる。この書店の出版物でさえあれば、こちらに一套、「よし」、あちらに一套、これも「よし」。
 
  
 
+
 しかし我々は古典から、仁人義士が倒懸を解いてくれるという戯言を聞き慣れ、今に至るもなお天か何か高く遠いところから恩典が降ってくるのを期待し、甚だしきは「乱離の人と作(な)る莫かれ、寧ろ太平の犬と為れ」と、犬になることも厭わぬくせに、団結して改革することは肯じない。租界の鶏鴨にすら及ばぬと自嘆する者にも、まさにこの気味がある。
変名はただ別人になれるのみならず、一つの「社」に化けることもできる。この「社」はさらに文を選び、論を作り、某の作品のみが「よし」、某の創作も「よし」と言える。
 
  
 
+
 この手の人物が多くなれば、かえって皆が逆さに吊るされることになり、しかも厨房に送られる際にも一時的に救ってくれる者がいない。これはまさに我々が人間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情けない人間であるからだ。
例えば「中国文芸年鑑社」の編んだ『中国文芸年鑑』の冒頭にある「鳥瞰」。その「瞰」法によれば、蘇汶先生の議論は「よし」、杜衡先生の創作も「よし」である。
 
  
 
 
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社」はどこを探しても見つからない。
 
  
 
 
この「年鑑」の総発行所を調べると、現代書局。『現代』雑誌の最終頁の編集者を見ると、施蟄存、杜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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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三日。)
おお!
 
  
 
 
孫悟空は神通広大にして、鳥獣虫魚に化けるのみならず、廟宇にも化ける。目は窓に、口は廟門になるが、ただ尻尾だけは置き場がなく、旗竿に化けて廟の裏に立てた。しかし旗竿が一本だけ立っている廟があるだろうか。二郎神に見破られた破綻はここにあった。
 
  
 
 
「万やむを得ざるのほかは」、「私は望む」、文人もまた「社」に化けぬことを。もしただ自画自賛のためだけならば、それはまことに「すぐ近くにいささか卑劣なところがある」のだ。
 
  
 
 
  
 
 
(五月十日。)
 
  
 
+
 「花罫文学」を論ず                林默
  
 
 
  
 
 
  
【本を幾冊か読め                   鄧当世  】
+
 近頃一種の文章がある。四方を花罫で囲まれ、いくつかの付録欄から出現する。この文章は毎日一段、雍容閑適、緻密整然として、外形は「雑感」に似て「格言」にも似るが、内容は痛くも痒くもなく、何の手がかりもない。小品か語録の類のようだ。今日は一則の「偶感」、明日は一段の「聞くところによれば」。作者から見れば、自然、良い文章だ。あちらこちらひっくり返しても道理になるから、八股の能事を尽くしたと言える。だが読者から見ると、痛くも痒くもないが、往々にして毒汁が滲み、妖言を散布している。例えばガンディーが刺されると、たちまち一篇の「偶感」を書き、「マハトマ」を一通り称揚し、暴徒の反乱を一通り罵倒し、聖雄のために気を吐き災いを祓い、ついでに読者に「すべてを見定めよ」「勇武なる平和」の不抵抗説教を一くさり宣じる。この種の文章に名を付けるなら、「花罫体」あるいは「花罫文学」とでも呼ぼう。
  
 
+
 この花罫体の来歴は、鳥道に入った後の小品文の変種だろう。この種の小品文の擁護者によれば、これは後世に伝わるはずだという(『人間世』「小品文について」参照)。では彼らの「伝わり方」を見てみよう。六月二十八日の『申報・自由談』にこういう文章が載った。題名は「逆さ吊り」。大意は、西洋人が鶏鴨の逆さ提げを禁じているのに対し、中国人の中に不平を鳴らす者がいて、西洋人は中国人を虐待し鶏鴨にも及ばぬというのだ。
  
 
+
 そこでこの花罫文学者が議論する。「これは実は西洋人を誤解している。彼らが我々を蔑視しているのは確かだが、動物以下には見ていない。」
死んだ本を読むと本の虫になり、甚だしくは本棚になると、かねて反対する人がいた。時は絶えず進み、読書反対の思潮もいよいよ徹底し、ついにはあらゆる本を読むことに反対する人が現れた。その根拠は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の古い言葉で、もし他人の著作を読むのであれば、自分の脳の中で著者に馬を走らせるだけだ、という。
 
  
 
+
 なぜ「見ていない」のか? 曰く、「人は組織でき、反抗でき、……自ら力を持ち、自ら能力を持ち、鶏鴨とはまるで違うからだ」と。だから租界に中国人の苛待を禁じる規則がない。中国人の苛待を禁じないのは、当然、中国人を鶏鴨以上に見ていることになる。
死んだ本を読む人々に対しては、確かに一撃の当頭棒だが、探究するよりダンスの方がましだとか、あるいはただ空しく苛立ち、むやみに不平を鳴らす天才のためには、紹介に値する金言でもある。ただし知るべきは、この金言にしがみつく天才の脳こそ、まさに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に一走りされて、滅茶苦茶に踏み荒らされているのだ。
 
  
 
+
 不平なら、なぜ反抗しないのか?
今は批評家が不平を鳴らしている。よい作品がないからだ。創作家も不平を鳴らしている。正しい批評がないからだ。張三が李四の作品は象徴主義だと言えば、李四も自分を象徴主義だと思い、読者もちろんますます象徴主義だと思う。しかし象徴主義とはいかなるものか、元来はっきりさせたことがなく、李四の作品をもって証とするしかない。ゆえに中国のいわゆる象徴主義は、他国のいわゆるサンボリスムとは同じではない。前者は実は後者の訳語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メーテルリンクは象徴派の作家だと聞くから、李四は中国のメーテルリンクになるのだ。このほか中国のアナトール・フランス、中国のバビット、中国のジルポタン、中国のゴーリキー……まだまだ多い。しかし本物のアナトール・フランスらの作品の訳本は、中国では甚だ少ない。まさか「国産品」が揃ったからではあるまい。
 
  
 
+
 そしてこの不平の士は、花罫文学者が「古典」から得た証明によれば、「犬になっても構わぬ」類の、情けない連中だと断じられる。
中国の文壇では、何人かの国産文人の寿命もまことに長すぎる。一方、洋物文人のそれは短すぎ、名前をようやく覚えた頃には、もう過去の人だと言われる。イプセンは全集を出す気配があったが、今に至るまで第三冊が見えない。チェーホフとモーパッサンの選集も、竜頭蛇尾の運を辿ったようだ。しかし我々が深く悪み痛む日本では、『ドン・キホーテ』と『千一夜』には全訳があり、シェイクスピア、ゲーテ……にはみな全集があり、トルストイには三種、ドストエフスキーには二種ある。
 
  
 
+
 この意味は明白だ。第一に、西洋人は中国人を鶏鴨以下に見ていない。鶏鴨に及ばぬと自嘆する者は、西洋人を誤解している。第二に、西洋人からこのような優遇を受けているのだから、不平を鳴らすべきではない。第三に、彼は確かに表面上は人が反抗できることを認め、反抗を呼びかけてはいるが、実は西洋人が中国人を尊重するがゆえに、この虐待はむしろ欠かせず、さらに一歩進めてもよいと言っているのだ。第四に、もし不平を鳴らす者があれば、彼は「古典」から、これは中国人が情けないからだと証明できる。
死んだ本を読むのは自らを害し、口を開けば人を害する。しかし本を読まないのもまた必ずしもよいとは言えぬ。少なくとも、例えばトルストイを批評しようとするなら、彼の作品は幾冊か見なければならぬ。もちろん今は国難の時期であり、どこにこれらの本を訳し読む暇があるかと言われよう。しかし私が提言するのはただ苛立って不平ばかりの大人物に向けてであり、まさに国難に赴かんとしあるいは「薪に臥し胆を嘗め」ている英雄に対してではない。なぜならある種の人物は、たとえ本を読まなくとも、ただ遊んでいるだけで、国難に赴くわけではないからだ。
 
  
 
+
 上海の洋行には、洋人のために商売をする中国人がおり、通称「買弁」と呼ばれる。彼らが同胞と商売する際には、洋物がいかに国産品より優れているか、外国人がいかに礼節と信用を重んじるか、中国人は豚だ、淘汰されるべきだと吹聴するほかに、もう一つの特徴がある。洋人を指して「うちの旦那」と呼ぶのだ。思うに、この「逆さ吊り」の傑作は、その口振りからして、おおむねこの手の人々が「うちの旦那」のために書いた手によるものだろう。なぜなら第一に、この手の人々は常に西洋人を理解していることを自慢し、西洋人から丁重に扱われている。第二に、彼らは往々にして西洋人(すなわち彼らの旦那)が中国を統治し中国人を虐待することに賛成する。中国人は豚だからだ。第三に、彼らは中国人が西洋人を恨むことに最も反対する。不平を抱くのは、彼らから見れば危険思想だ。
  
 
+
 この手の人々から、あるいはこの手の人々になりたい者の筆から産み出されたのが、この「花罫文学」の傑作だ。ただし惜しむらくは、この種の文人も文字も、西洋人のためにいかに弁護説教しようとも、中国人の不平は免れ難い。なぜなら西洋人は中国人を鶏鴨以下に見てはい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が、事実上は鶏鴨以上にも見ていないようだからだ。香港の差役が中国人犯人を逆さに提げて二階から投げ落としたのは、すでに遠い昔の話。近くは上海で、去年の高丫頭、今年の蔡洋其の輩、彼らの遭遇は鶏鴨に勝るどころか、死傷の惨さは鶏鴨を上回る。これらの事実は我々中国人にははっきり見えていて、振り返ってすぐ忘れるものではない。花罫文学者の口と筆でどうして朦朧とさせられようか?
(五月十四日。)
 
  
 
+
 不平を抱く中国人は本当に、花罫文学者の「古典」の証明する通り、一律に情けないのか? そうでもない。我々の古典の中には、九年前の五・三〇運動、二年前の一・二八の戦い、今なお艱苦に堪えて持ちこたえている東北義勇軍があるではないか。これらが中国人の不平の気が集結して成った勇敢な戦闘と反抗でないと、誰が言えようか?
  
 
+
 「花罫体」文章が後世に伝わるための長所はすべてここにある。今は確かに伝わっており、ある人々に擁護されている。だがそう遠くないうちに、これを唾棄する者が現れるだろう。今は「大衆語」文学を建設する時だ。「花罫文学」は、その形式であれ内容であれ、大衆の目に、いつか伝わり得なくなる日が来るだろうと私は思う。
  
 
+
 この文章はいくつもの場所に投稿したが、すべて拒否された。まさかこの文章もまた私怨を晴らそうとしている嫌疑がかけられたのか? だが「指示」などはない。事実に即して論じ、一吐の必要を感じたのだ。文中に行き過ぎた点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が、私がまったく間違っているとは、認め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もし不快を与えたのが先輩か友人であったなら、この点をご諒解いただきたい。
  
【一考してから行動せよ                   曼雪  】
 
  
 
 
  
 
+
 筆者附識。
国政の解決や戦争の布置にこれを頼りとするのでない限り、友人の間で幾句かのユーモアを言い合い、互いに莞爾として笑うのは、大勢に関わらぬことだと私は思う。革命の専門家でも、時には手を後ろに組んで散歩するものだし、理学の先生にも必ず子女がいて、日夜永遠に道貌岸然というわけにはいかぬ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小品文もおそらく将来なお文壇に存在し得よう。ただし「閑適」を主とするだけでは、やや足りぬ嫌いがある。
+
 (七月三日『大晩報・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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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                         宓子章  】
  
 
 
人の世の事、坊主を恨めば袈裟まで恨む。ユーモアと小品の始まりの頃、人々に異論はなかった。しかしどっと一声、天下ユーモアと小品でないものはなくなり、ユーモアにそんなに多くあるはずもなく、するとユーモアは滑稽となり、滑稽は笑い話となり、笑い話は諷刺となり、諷刺は漫罵となる。軽薄な調子はユーモアなり、「天朗らかにして気清し」は小品なり。鄭板橋の『道情』を一遍読めばユーモアを十日語り、袁中郎の尺牘を半冊買えば小品一巻を作る。これをもって身を立てようとする者がいれば、これに反することで名を成そうとする者も必ず出る。そこでどっと一声、天下またユーモアと小品を罵らぬものはなくなる。実のところ、列に従って騒ぐ輩は、今年も昨年と同様、数において少なくない。
 
  
 
 
手に黒漆の提灯を持ち、互いに何が何やら分からぬ。つまり一つの名詞が中国に帰化すると、まもなく一団の混乱となるのだ。偉人はかつてはよい呼び名だったが、今や受ける者は罵られたに等しい。学者と教授は二三年前にはまだ清浄な名称であった。自ら持する者が文学者の称を聞いて逃げ出すのは、今年すでに第一歩を踏み出している。しかし、世界には本物の偉人、本物の学者と教授、本物の文学者はいないのか。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ただ中国だけが例外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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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は児童年だ。私はそれを覚えているので、子供に与える玩具をしばしば見る。
仮にある人が道端で唾を一つ吐き、自分でしゃがんで見ていれば、まもなくかならず人だかりができる。また仮に別のある人がいわれなく大声を一つ上げ、駆け出せば、同時にかならず皆が逃げ散る。まことに「何を聞きて来り、何を見て去る」か分からぬが、しかも心中不満を抱き、自分の訳の分からぬ対象を罵って「畜生!」と言う。しかしかの唾を吐いた者と大声を上げた者こそ、結局は大人物なのだ。もちろん沈着で着実な人々はいる。ただし偉人等々の名が尊ばれたり蔑まれたりするのは、大抵いつも唾の代替品としてに過ぎ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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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通り沿いの洋物店に小さな雑貨が吊るされ、紙にフランスから運んだと書いてある。だが私は日本の玩具店で同じ品を見たことがあり、値段はもっと安かった。担ぎ棚や小さな露店では、だんだん大きく膨らむゴム風船が売られ、上に印が押してある。「完全国貨(純国産品)」。中国自製と分かる。しかし日本の子供が遊ぶゴム風船にも同じ印があるが、あちらは当然彼ら自身の製造だ。
社会がこれによっていくらか賑やかになるのは、感謝に値する。しかし烏合する前に一考し、雲散する前にも一考すれば、社会は必ずしも冷静にはなるまいが、それでももう少しましにはなる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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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デパートには武器の玩具がある。指揮刀、機関銃、戦車……。だが金持ちの子供でさえ、持って遊んでいる者は少ない。公園では外国の子供が砂を丸い山に集め、短い木の枝を二本横に差す。明らかに装甲砲車を創造しているのだ。一方、中国の子供は青白い、痩せた顔をし、大人の背後に隠れ、恥ずかしそうに、怯えたように見つめている。身には極めて上品な長い衫(きもの)を着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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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々中国では大人用の玩具が多い。妾、阿片パイプ、麻雀牌、『小雨さんありがとう』、科学コックリさん、金剛法会、その他もろもろ。忙しくて子供のことに頭が回らない。たとえ児童年であっても、一昨年の戦禍を身を以て経験しても、そのために子供に記念の小さな玩意を一つも創り出さず、すべてそのまま真似るだけだ。来年は児童年ではないのだから、その有様は推して知るべしだ。
(五月十四日。)
 
  
 
+
 だが江北の人々は玩具作りの天才だ。二つの長短の異なる竹筒を紅緑に染め、一列に連ね、筒内にバネを仕込み、脇に把手を付ける。回すとカタカタと鳴る。これが機関銃だ! 私が見た唯一の創作でもある。私は租界の端で一つ買い、子供と一緒に回しながら道を歩いた。文明的な西洋人と勝利者たる日本人が見れば、大抵は軽蔑か哀れみの苦笑を投げかけてくる。
  
 
+
 だが我々は回しながら道を歩き、少しも恥じない。これは創作だからだ。一昨年以来、江北人を罵ってさも自分の高潔を示さんとする者が少なくなかったが、今は沈黙し、あの高潔も渺々として茫々だ。一方、江北人は粗っぽい機関銃の玩具を創り出し、堅い自信と素朴な才能で文明の玩具と競っている。彼らは、外国から最新式の武器を買って帰った人物よりも、はるかに賞讃に値すると私は思う。たとえまた誰かが私に軽蔑か哀れみの冷笑を投げかけるとしても。
  
 
 
  
【己を推して人に及ぼす                    夢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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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十一日。)
 +
【零食(おやつ)                       莫朕  】
  
 
 
何年前のことか忘れたが、ある詩人が私に教えてくれたことがある。愚かな大衆の世論は天才を罵り殺すことができると。例えばイギリスのキーツがそうだ、と。私は信じた。昨年、数人の名作家の文章を見た。批評家の漫罵は好い作品を罵り縮ませて、文壇を荒涼冷落にするという。もちろん私もこれを信じた。
 
  
 
 
私もまた作家になりたい人間であり、しかも自分は確かに作家だと思っている。しかしまだ罵られる資格を得ていない。なぜなら創作を書いたことがないからだ。縮んで引っ込んだのではなく、まだ鑽り出ていないのだ。この鑽り出られぬ原因は、きっと私の妻と二人の子供の騒がしさのせいだと思う。彼女たちも漫罵の批評家と同様、真の天才を滅ぼし、よい作品を脅し退ける職務を負っているのだ。
 
  
 
+
 出版界の現状は、定期刊行物が多く専門書が少ない。心ある者を憂えさせる。小品が多く大作が少ない。これまた心ある者を憂えさせる。心があれば、まことに「日々愁いの城に坐す」だ。
幸いなことに今年の正月、義母が娘に会いたがり、三人とも田舎に帰った。私はまことに耳目清浄、ああ快適、偉大な作品を生む時代が到来した。しかし不幸なことに、今はもう旧暦四月初め、まるまる三ヶ月静かにしたのに、やはり何一つ書けない。もし友人が私の成果を尋ねたら、何と答えよう。まだ彼女たちの騒がしさのせいにできようか。
 
  
 
+
 だがこの状況は由来すでに久しく、今はやや変遷して一層顕著になっただけだ。
そこで私の信念はいくらか動揺した。
 
  
 
+
 上海の住民はもともと間食を好む。耳を澄ませば、通りで間食を売り歩く声はいつも「実に多い」。桂花白糖倫教糕、豚脂白糖蓮心粥、蝦肉雲呑麺、芝麻バナナ、南洋マンゴー、西路(タイ)蜜柑、瓜子大王、さらに蜜煎、オリーブなどなど。胃が丈夫なら朝から夜中まで食べ続けられるが、丈夫でなくとも構わない。脂っこい魚や大きな肉とは違い、量はもとよりごく少ないからだ。その効能は、消閑の中に養生の益を得、しかも味がよいとか。
私はもともとよい作品など書けぬのではないかと疑い、彼女たちの騒ぎとは関係が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さらにいわゆる名作家にもよい作品など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いか、批評家の漫罵とは無関係なのではないかとも疑った。
 
  
 
+
 数年前の出版物は「養生の益」のある間食で、「入門」と称し、「ABC」と称し、「概論」と称し、要するに薄い一冊で、わずか数角(数十銭)を払い半時間を費やせば一つの科学なり文学の全貌なり一外国語なりが分かるとされた。つまり五香瓜子を一袋食べるだけで人を栄え茂らせ、五年分の飯に匹敵するということだ。何年か試して効果が上がらず、かなり意気消沈した。試して名ばかりで実がなければ、意気消沈するのは避けられない。例えば今ではもう仙丹を修めたり金を練ったりする者はほとんどおらず、温泉に浸かり宝くじを買うことに取って代わられた。試みて無効の結果だ。そこで「養生」の面を緩め、「味がよい」方に偏った。もちろん間食はやはり間食だ。上海の住民は間食と死んでも離れられない。
ただし、もし誰かが騒ぎ、誰かが漫罵すれば、作家に作品がないことの恥を覆い隠してくれる。元来あるはずだったが、今彼らに台無しにされたのだと言える。そうすれば落魄した若衆のように、たとえ作品がなくとも、見物客から一掬また一掬の同情の涙を勝ち取れるのだ。
 
  
 
+
 かくして小品が出現したが、これもまた新しい趣向ではない。老九章が繁盛していた頃にすでに『筆記小説大観』の類があった。間食の大箱だ。老九章が閉店すると、当然それも一つまみに縮んだ。分量が減ったのに、なぜかえって喧しく満城風雨となったのか? 思うに、担ぎ棚の上に篆字とローマ字を合わせた極彩色のネオン看板を掲げたからだ。
もし世に真の天才があるとすれば、漫罵の批評はこれに損害を与え、その作品を罵り退けて作家たらしめぬ。しかしいわゆる漫罵の批評は、凡才には有益であり、その作家としての地位を保たせる。ただし彼の作品は脅し退けられたそうだが。
 
  
 
+
 しかし、やはり間食に変わりはないのに、上海の住民の感応力は以前より鋭敏になった。さもなければなぜ喧しくなろう。だがそれはおそらく神経衰弱のせいかもしれない。もしそうなら、間食の前途はむしろ憂うべきだ。
この三ヶ月余りの間に、私が得た唯一の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は、ロラン夫人の調子を借りたものだ。「批評よ批評よ、世の中にいかほどの作家が、汝の罵りを頼りて存するか!」
 
  
 
 
  
 
 
(五月十四日。)
 
  
 
+
 (六月十一日。)
 +
【「此生或彼生」                     白道  】
  
 
 
  
 
 
  
【偶感                      公汗  】
+
 「此生或彼生。」
  
 
+
 今この五文字を書いて、読者に問う。どういう意味か?
  
 
+
 もし『申報』で汪懋祖先生の文章を見たことがあり、「……例えば『この学生かあの学生』と言うのに、文言ならただ『此生或彼生』で済み、その省力たるやいかに?……」という一節を知っていれば、これが「この学生かあの学生」の意味だと推測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
東三省の喪失と上海での戦闘の頃、砲声は聞こえるが砲弾の心配はない街路の至る所で『推背図』が売られていたのを覚えている。これを見れば人々がとうに敗因を宿命に帰そうとし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る。三年後、華北・華南がともに危急に瀕しているのに、上海には「碟仙(テーブルターニング)」が現れた。前者が気にかけていたのはまだ国運であったが、後者はただ試験問題、宝くじ、亡魂を尋ねるだけだ。着眼点の大小は既に全く異なるが、名目はさらに立派になった。なぜならこの「霊乩」は中国の「留独学生白同君の発明」で、「科学」に合致しているからだ。
 
  
 
+
 さもなければ、答えはおそらく躊躇するだろう。この五文字には少なくともあと二通りの解釈が可能だからだ。一、この秀才かあの秀才(生員)。二、この世かあの世(来世)。
「科学で国を救え」と叫ばれてすでに十年近く、誰もがこれは正しいと知っている。「ダンスで国を救え」「念仏で国を救え」の類ではない。青年が外国に行って科学を学ぶ者あり、博士が科学を学んで帰国する者あり。ところが中国には畢竟その文明があり、日本とは異なるのだ。科学は中国文化の不足を補うに足りぬどころか、かえって中国文化の高深を更に証明したのである。風水は地理学に合致し、門閥は優生学に合致し、錬丹は化学に合致し、凧揚げは衛生学に合致する。「霊乩」が「科学」に合致するのも、その一つに過ぎない。
 
  
 
+
 文言は白話に比べて確かに字数が少ないことがあるが、意味もそれだけ曖昧になる。我々が文言を読む時、往々にして知識を増やすどころか、すでに持っている知識を使って注解を加え、補足せねばならない。正確な白話に翻訳して初めて、理解したと言えるのだ。もし初めから白話を使えば、たとえ数文字多く書いても、読者にとって「その省力たるやいかに?」
五四の時代に陳大斉先生がかつて論文で扶乩の人を欺すことを暴露したが、十六年を隔てて、白同先生は皿で扶乩の合理性を証明した。まことにどこから話を始めてよいやら。
 
  
 
+
 私は文言を主張する汪懋祖先生自身が挙げた文言の例を以て、文言の役立たずを証明してしまったのだ。
しかも科学は中国文化の高深を更に証明したのみならず、中国文化の宣揚をも助けた。麻雀卓の傍では電灯が蝋燭に替わり、法会の壇上ではマグネシウム光がラマ僧を照らし出し、無線放送が日々伝えるのは、しばしば『狸猫換太子』、『玉堂春』、『謝謝毛毛雨』ではないか。
 
  
 
 
老子曰く、「これがために斗斛を作りてこれを量れば、すなわち斗斛とともにこれを窃む。」ロラン夫人曰く、「自由よ自由よ、いかほどの罪悪、汝の名を借りて行わるるか!」新しい制度、新しい学術、新しい名詞が中国に伝わるたびに、黒い染瓶に落ちたがごとく、たちまち真っ黒一団となり、私利を済し焰を助ける道具と化す。科学もまたその一つに過ぎない。
 
  
 
 
この弊が去らざれば、中国に薬なし。
 
  
 
+
 (六月二十三日。)
 +
【まさにその時                    張承禄  】
  
 
 
(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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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梁の雌雉、時なるかな時なるかな!」物事にはおのずと時節がある。
  
 
+
 「聖経」「仏典」は一部の人々に茶化されること十余年、「今の是なるを覚り昨の非なるを覚る」今こそ復興の時だ。関羽と岳飛は清朝に幾度も封贈された神明だが、辛亥革命で閑却された。再び思い出されたのは袁世凱の晩年だが、袁世凱と共に棺の蓋を閉じた。二度目に思い出されるのは今だ。
  
【秦理斎夫人の事を論ず                    公汗  】
+
 この時節だから、当然、文言を重んじ、故事を振りかざし、雅を標榜し、古書を読む。
  
 
+
 もし小家の子弟ならば、たとえ外がどんな嵐であっても、勇往邁進、命がけで足掻く。安住できる古巣がないから、前に進むしかない。もちろん身代を築いた後には、家譜を修め祠堂を建て、いかにも旧家の子弟然と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が、それはまだ先の話だ。もし旧家の子弟なら、見栄を張るため、好奇心のため、時流のため、飯のために、必ずしも外出し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が、ちょっとした成功、あるいはちょっとした挫折で、すぐに退却する。しかもこの退却は半端ではなく、家にまで引き返す。さらに悪いのは、その家が古びて荒れ果てた大邸宅であることだ。
  
 
+
 この大邸宅には蔵の古物があり、壁隅の埃があり、一朝一夕には運び出せない。もし遊んで暮らす余裕があれば、あちこち探し回り、古書を修復し、古瓶を磨き、家譜を読み、祖先の徳を偲んで、何年も過ごせる。もし窮乏の極みなら、なおさら古書を修復し、古瓶を磨き、家譜を読み、祖先の徳を偲び、ひいては汚い壁の根元を掘り返し、空っぽの引き出しを開けて、自分でも何だか分からぬ宝物を見つけ出し、どうしようもない貧窮を救おうとする。この二種の人、小康と窮乏は異なり、悠閑と切迫は異なり、したがって結末の緩急も異なるが、この時節には、いずれも古董の中に糊口を求めているのだから、主張と行為は何ら変わらず、勢いも大きく見える。
この数年来、新聞にはしばしば経済的圧迫や礼教の制裁のために自殺した記事が見えるが、これらのために口を開き筆を執る者は甚だ少ない。ただ最近、秦理斎夫人とその子女一家四人の自殺だけはかなりの反響を呼び、後にはこの事件の新聞記事を懐に忍ばせた自殺者まで出て、その影響の大きさがいっそう分かった。思うにこれは人数が多かったためだ。単独の自殺では、もはや皆の青睐を招くに足りぬ。
 
  
 
+
 そこで一部の青年にも影響を与え、古董の中に本当に自分の救い主を見出せると思わせる。小康者を見れば、かくも閑適だ。切迫者を見れば、かくも専精だ。これにはきっと何か道理がある、と。模倣者が出るのは当然だ。だが時光も決して容赦しない。彼はついに空虚を得ることになる。切迫者は妄想であり、小康者は戯れだ。主張者に特操なく灼見なくば、古董を香案に供えよと言おうが厠に棄てよと言おうが、実はどちらもその時々の自欺欺人の任務を果たしているだけで、先例を探せば至る所にある。
あらゆる反響の中で、この自殺の主謀者──秦夫人に対しては、恕辞も加えられはしたが、結論はやはり誅伐に帰した。なぜなら──評論家が言うには──社会がいかに暗黒であろうと、人生の第一の責任は生存であり、自殺すれば職務怠慢である。第二の責任は苦を受けることであり、自殺すれば安逸を貪るのだ、と。進歩的な評論家は、人生は戦闘であり、自殺者は逃兵である、死んでもその罪を蔽うに足りぬと言う。これももっともではあるが、しかしいささか大雑把に過ぎる。
 
  
 
 
人の世には犯罪学者がいて、一派は環境によると言い、一派は個人によると言う。今盛んなのは後の説だ。なぜなら前の説を信ずれば、犯罪者を根絶するには環境を改造せねばならず、事が厄介で恐ろしくなるからだ。秦夫人の自殺の批判者も、大抵はこの後の一派に属する。
 
  
 
 
確かに、自殺した以上、これは彼女が弱者であることを証明した。しかし、どうして弱くなったのか。肝心なのは、彼女の舅の手紙を見る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だ。彼女を呼び戻すために、両家の名声をちらつかせ、亡くなった夫の乩(こっくり)の言葉で心を動かそうとした。さらに彼女の弟の挽聯を見るべきだ。「妻は夫に殉じ、子は母に殉ず……」これを千古の美談と見なす意がありありとしているではないか。かくの如き家庭に生まれ育ち陶冶された人が、どうして弱者にならずにいられよう。我々はもちろん奮闘を求めてよいが、暗黒の呑噬する力はしばしば孤軍に勝る。しかも自殺の批判者が必ずしも戦闘の応援者であるとは限らず、他人が奮闘し、もがき、敗れる時には、かえって鴉雀の声もないのかもしれぬ。窮郷僻壤や都会の中で、孤児寡婦、貧女労人が運命に従って死に、あるいは運命に抗いながらも遂に死なざるを得ぬ者がどれほどいるか。しかし誰の口に上り、誰の心を動かしたか。まことに「自ら溝渠に縊れて之を知る者なし」なのだ。
 
人はもちろん生存すべきだが、それは進化のため。苦しんでもよいが、それは将来の一切の苦を解除するため。さらに戦うべきだが、それは改革のためだ。他人の自殺を責める者は、一方で人を責めつつ、一方ではまさに人を自殺の道に駆り立てる環境に挑戦し、進撃すべきなのだ。もし暗黒の主力に対して一辞も置かず一矢も発せず、ただ「弱者」にくどくど言い続けるだけならば、たとえ彼がいかに義憤を色に表そうとも、私は言わざるを得ない──私もまことに堪えきれなくなった──彼は実は殺人者の幇凶に過ぎぬのだ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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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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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訳を論ず                     史贲  】
  
 
 
(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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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木天先生が二十一日の『火炬』で、作家が無聊な遊記の類を書くのに反対し、中国にギリシア・ローマ以来現代に至る文学の名作を紹介する方がよいと述べた。これは極めて切実な忠告だと思う。だが十九日の『自由談』では、間接翻訳に反対して「ずるい方法だ」と言い、いくつかの許容条件は付しているものの。これは彼自身の後の発言と矛盾し、また誤解を招きやすいので、一言述べ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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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訳が直接訳より容易なのは確かだ。まず、原文が持つ、訳者をして自らの力不足を恥じしめ、筆を執るのを躊躇わせる美点が、先行の訳者によって幾分か消されている。訳文は原文に及ばないのが通例で、中国の広東語を北京語に、あるいは北京語を上海語に訳しても、なかなかぴったりとはいかない。重訳では、原文の美点に対する躊躇が軽減される。次に、難解な箇所には、忠実な訳者が注解を付けていることが多く、一目瞭然で、原書には必ずしもそれがない。だがそのため、直接訳では誤りがあるのに、間接訳では正しいということも時にある。
  
【「……」「□□□□」論補遺                    曼雪  】
+
 ある国の言語に通じているなら、その国の文学を訳すのが最もよい。この主張にまったく誤りはない。だがそうなると、中国にはギリシア・ローマ以来現代に至る文学名作の翻訳がほとんどなくなってしまう。中国人が解する外国語は、おそらく英語が最も多く、日本語がこれに次ぐ。重訳しなければ、英米と日本の文学作品だけしか見られないことになり、イプセンもイバニェスもなく、極めて普及しているアンデルセンの童話、セルバンテスの『ドン・キホーテ』すら見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何と哀れな視野だろう。もちろん中国にデンマーク語、ノルウェー語、スペイン語に精通する人がい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が、彼らは今に至るまで訳していない。我々が今持っているものはすべて英語からの重訳だ。ソ連の作品でさえ、大抵は英語やフランス語からの重訳だ。
  
 
+
 だから私は、翻訳に対しては今のところ厳格な砦を設ける必要はないと思う。最も肝心なのは訳文の良し悪しであって、直接訳か間接訳かは問う必要がなく、投機かどうかも詮索する必要がない。原訳文に深く通じた便乗者の重訳本が、原語をよく分からぬ忠実者の直接訳本より優れていることもある。日本の改造社訳『ゴーリキー全集』はかつて一部の革命家に投機と批判されたが、革命家の訳本が出ると、かえって前者の優良さが際立った。ただし一つ条件を付す。原訳文もろくに分からぬ便乗者の速成訳本だけは、確かに許し難い。
  
 
+
 将来、各名作に直接訳本ができた暁には、重訳本は淘汰されるべき時だ。ただしその訳本が旧訳本より優れ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ず、単に「直接翻訳」を護身の楯にしてはならない。
徐先生が『人間世』に、このような題目の論を発表された。この道については、私はそれほど深く造詣していないが、「愚者千慮に必ず一得あり」ゆえ、いささか補いたいと思う。もちろん浅薄さは遙かに浅薄であるが。
 
  
 
 
「……」は舶来品で、五四運動の後にようやく輸入されたものだ。以前、林琴南先生が小説を訳した際、「此の語未だ完らず」と夾注していたのが、まさにこれの翻訳だ。洋書では普通六点を用い、吝嗇な者は三点しか用いない。しかし中国は「地大物博」であるから、同化の際に次第に長くなり、九点、十二点、ついには数十点に及ぶ。ある種の大作家に至っては、少なくとも三四行は点を打ち、その中の奥義が無窮無尽にして、まことに言語では形容し得ぬことを示す。読者もおおむねそう思い、もしその中の奥義が感じ取れぬと言う者があれば、それは低能児なのだ。
 
  
 
 
しかし帰するところ、やはりアンデルセン童話の「皇帝の新しい衣」のようで、実は何もない。ただし子供でなければ、ありのままに大声で言い出す者はいない。子供は文学者の「創作」を読まぬから、中国では誰も種明かしをしない。しかし天気は寒くなるもので、裸のまま一年中路上を歩けるわけもなく、結局は宮殿に隠れるしかない。数行の点を打つ妙文も、近頃はあまり見かけなくな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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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二十四日。)
「□□」は国産品で、『穆天子伝』にすでにこの代物がある。先生が教えてくれたのは、闕文(欠字)だということだ。この闕文も騒ぎを起こしたことがあり、「口は垢を生じ、口は口を戕す」の三つの口字も闕文だと言った者がいて、また誰かに大いに罵られた。ただし以前は古人の著作にしか見えず、補いようがなかったが、今は今人の著作に見え、補おうとしても補えない。現在に至って、次第に「××」で代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れは日本から輸入されたものだ。これが多ければ、その著作の内容について我々は激烈なものを予感する。しかし実はそうでもない場合がある。でたらめに何行か×を付けて印刷すれば、読者に作家の激烈さを敬服させ、検閲官の峻厳さを恨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が、検閲に回す際には、検閲官に自分の従順さを好ましく思わせ、多くのことを敢えて言わず、ただこれほど熱心に×を打っただけだと示せる。一挙両得であり、何行かの点を打つよりもさらに巧妙だ。中国はまさに排日の最中であるから、この錦嚢の妙計はあるいは模倣されることはあるまい。
+
【再び重訳を論ず                    史贲  】
  
 
 
今は何でも金を出して買わねばならず、もちろん何でも金に換えて売ることもできる。しかし「何もないもの」までも金に換えて売れるとは、いささか意表を出る。ただし、このことを知った後には、造謡を生業とするのは、今なお「品質保証、老若を欺かず」の暮らし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
 穆木天先生の「重訳その他を論ず」下篇の末尾を見て、初めて私の誤解を解こうとしていたのだと分かった。だが私は特に誤解があったとは思わない。違いはただ軽重を逆にしたことで、私は成果の良し悪しをまず見るべきだと主張し、訳文が直接か間接か、訳者の動機がどうかは問わないのだ。
(五月二十四日。)
 
  
 
+
 木天先生は訳者に「自知」を求め、自分の長所を活かして「一労永逸」の書を訳せと言う。さもなければ、手を出さぬ方がよいと。つまり荊棘を植えるくらいなら、白地のままにしておき、別の良い園丁に永く観賞に耐える美花を植えてもらう方がよいということだ。だが「一労永逸」の言葉はあっても、「一労永逸」の事は極めて稀で、文字に限って言えば、中国のこの方形漢字は決して「一労永逸」の符号ではない。しかも白地も永久に保てない。空地があれば荊棘か雀麦が生える。最も肝心なのは処理する者がいることで、培植するなり除去するなりして、翻訳界を幾分か雑然としないようにすることだ。これが批評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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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我々は従来、翻訳を軽く見てきた。とりわけ重訳を。創作に対しては、批評家はまがりなりにも時々口を開くが、翻訳となると、数年前にはまだ誤訳を指摘する文章がたまにあったが、近頃は甚だ稀だ。重訳に対してはなおさら少ない。だが仕事の上では、翻訳の批評は創作の批評より難しい。原文を見るには訳者以上の語学力が必要で、作品に対しても訳者以上の理解が必要だ。木天先生が言うように、重訳には数種の訳本を参照できるという利点がある。訳者にとってはまことに便利で、甲の訳本に疑問があれば乙を参看できる。直接訳はそうはいかない。分からぬ箇所があれば手の打ちようがない。異なる文章で二冊の一文一文が同じ意味の作品を書く著者は世にいないからだ。重訳書が多いのは、これも一因かもしれない。怠惰と言ってもよいが、おそらくはやはり語学力の不足のせいだろう。こうした各種の訳本を参酌して成った訳本に出会うと、批評はさらに難しくなる。少なくとも各種の原訳本が読めねばならない。陳源訳の『父と子』、魯迅訳の『壊滅』は、ともにこの類に属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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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は翻訳の道を広くし、批評の仕事を重視すべきだと思う。もしただ厳格に論を立て、訳者に自ら慎重にさせようとするだけでは、かえって逆の結果を招く。良い者は慎重になるが、乱訳者は相変わらず乱訳し、その時には悪い訳本がましな訳本より多くなる。
  
【誰が没落しているのか                   常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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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にさして重要でもない数言を付す。木天先生は重訳に疑いを抱くあまり、ドイツ語訳を見てから、自ら訳した『タシケント』のフランス語原訳が削節本だと断じた。実はそうではない。ドイツ語訳は確かに分厚いが、二つの小説の合本であり、後半の大部分はセラフィモーヴィチの『鉄の流れ』だ。だから我々の手にある漢訳『タシケント』は削節本ではない。
  
 
 
  
 
 
五月二十八日の『大晩報』が、文芸上の重要な新聞を一つ教えてくれ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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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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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の正体                        公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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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る人の立論について、それを「高尚」だと言えば、論者の反感を招きかねない。しかし「徹底的」だとか「非常に前進的」だと言えば、まだ差し障りはないようである。
「我が国の美術家劉海粟、徐悲鴻らが、近頃ソ連モスクワにて中国書画展覧会を開催し、彼の国の人士の極力なる賞賛を得た。我が国の書画名作を揄揚し、ソ連で盛んに流行する象徴主義作品と切合するとの由。さてソ連の芸術界は従来写実と象徴の二派に分かれるが、今や写実主義は漸く没落し、象徴主義は朝野一致の提唱を経て、欣々向栄の概を呈しつつあり。彼の国の芸術家が我が国の書画作品の象徴派に深く合致するを見て、たちまち中国の演劇もまた必ず象徴主義を採用しているに違いないと想い起こし、中国の戯曲名家梅蘭芳らを招いて演芸させんと……。この件はすでにロシア側より中国駐露大使館と交渉中にして、同時にソ連駐華大使ボゴモロフも訓令を受け、中国側とこの件を協議中な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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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やまさに「徹底的」で「非常に前進的」な議論が、「高尚」に取って代わった時代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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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芸にはもともと対象の限界がある。たとえば文学は、文字を理解する読者を対象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り、文字の理解度には差があるから、文章に深浅があるのは当然だ。平易な字を使い、明白な文章を書くことを主張するのも、もとより作者の本分である。しかしここに「徹底」論者が現れて、こう言うのだ——中国には文盲が大勢いるが、どうするつもりだ? これはまさに文学者への痛棒であり、即座に悶死するしかない。
これは喜ばしい知らせであり、我々が喜ぶに値する。しかし「国光を発揚」したと喜んだ後には、少し沈静になって以下の事実を考えるべきだ──
 
  
 
+
 もっとも別の救援を求めることもできる。つまり弁解だ。文盲はすでに文学の作用の範囲外にあるのだから、画家や演劇家や映画作家に出馬してもらい、文字以外の形象的なものを見せればよいのだ。しかしそれでも「徹底」論者の口を塞ぐには足りない。彼は文盲の中にはさらに色盲もいれば盲人もいる、どうするつもりだと言う。かくして芸術家たちも痛棒を食らい、即座に悶死するしかない。
一、中国画と印象主義に一脈相通ずるところがあると言うなら、まだ言えなくもないが、「ソ連で盛んに流行する象徴主義と切合する」とするのは、いささか夢物語に近い。紫藤の半枝、松の一株、虎一頭、雀数羽、中には確かに実物に似ていないものもあるが、それは似せて描けないからであって、いつ別の何かを「象徴」したことがあろ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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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は最後の足掻きとして、色盲や盲人には講演、歌、講談を用いればよかろう。それも道理ではある。しかし彼はまた問うのだ——まさか中国にはまだ聾者がいることを忘れ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な?
二、ソ連における象徴主義の没落は十月革命の時であり、その後に構成主義が勃興し、さらにその後次第に写実主義に排斥された。ゆえに構成主義が漸く没落し、写実主義が「欣々向栄の概を呈している」と言うなら言えるが、そうでなければ夢物語だ。ソ連の文芸界に象徴主義の作品がいったい何があるか。
 
  
 
+
 またもや痛棒、悶死、皆悶死である。
三、隈取りと手振りは代数であって、象徴ではない。白鼻が道化を表し、花面が豪傑を表し、鞭を執れば馬に乗ることを表し、手を押せば門を開けることを表す以外に、いったいどこに言い表し得ぬ深い意味があるか。
 
  
 
+
 かくして「徹底」論者は結論を得る——現在の一切の文芸は、すべて無用であり、徹底的な改革なくしては駄目だ!
ヨーロッパは我々から実に遠く、あちらの文芸事情も実にあまりよく分からぬ。しかし今や二十世紀はすでに三分の一を過ぎ、粗浅なことは少しは知っている。このような新聞はかえって「象徴主義の作品」だと感じさせる。それは彼らの芸術の消亡を象徴してい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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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はこの結論を確定した後、どこかへ行ってしまった。誰が「徹底的」に改革するのか? それは当然文芸家だ。しかし文芸家は「徹底的」でない者が多い。かくして中国には永遠に、文盲・色盲・盲人・聾者に対してすべて有効な——「徹底的」な優れた文芸は存在しない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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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が「徹底」論者は時折また顔を出して、文芸家を一頓ひどく叱責する。
(五月三十日。)
 
  
 
+
 文芸に携わる者が、このような大人物に出くわして、その鬼面を剥がすことができなければ、文芸は前進しないどころか萎縮するのみで、ついには彼に消滅させられるだろう。真摯な文芸家は、この種の「徹底」論者の正体を見極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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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の世界                          鄧当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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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の学者たちは、あらゆる知識は必ず聖賢から、あるいは少なくとも学者の口から出るものだと思い込んでいる。火や薬草の発明・応用すら民衆とは無縁で、すべて古代の聖王が一手に引き受けたことになっている——燧人氏、神農氏。だから「あらゆる知識は必ず動物の口から出るとは、実に奇妙なことだ」と思う者がいても、少しも不思議ではない。
  
【逆さ提げ                            公汗  】
+
 そもそも「動物の口から出た」知識は、我が中国においては、しばしば真の知識ではない。暑さが殺人的で、窓も扉もみな開け放たれ、ラジオを備えた家々が音波を街頭に撒き散らし、「民と楽しみを共にする」。キーキーアーアー、歌い続ける。外国のことは知らないが、中国のラジオ放送は朝から晩まで芝居を歌っている。あるときは甲高く、あるときはしゃがれ、その気になれば、一刻たりとも耳に静寂を与えない。同時に扇風機を回し、アイスクリームを食べている者たちは、「水位大幅上昇」「旱魃すでに成る」の地とはまるで無関係で、窓の外で脂汗を流しながら終日生存を賭けて足掻く人々の場所とも、完全に別世界なのだ。
  
 
+
 私はキーキーアーアーの朗々たる高唱の中で、ふとフランスの詩人ラ・フォンテーヌの有名な寓話「蝉と蟻」を思い出した。同じように火のような太陽の夏、蟻は地面で辛苦して働き、蝉は枝の上で高らかに吟じながら、蟻の俗っぽさを笑う。しかし秋風がやって来て、日ごとに冷え冷えと寒くなると、蝉は着る物も食べる物もなく、やつれ果てた姿となり、とうに備えのある蟻にこっぴどく教訓されるのだ。これは私が小学校で「教育を受けて」いたとき、先生が話してくれたものだ。あの頃はいたく感動したらしく、今でもときどき思い出す。
  
 
+
 しかし思い出しはするものの、「卒業即失業」の教訓を経て、蟻とは意見がだいぶ異なってきた。秋風は間もなくやって来るし、日ごとに寒さも増すだろうが、そのとき着る物も食べる物もないのは、おそらく今まさに脂汗を流している人々の方であろう。洋館の周りは確かに静かになるが、それは窓も扉もきっちり閉めて、音波もろとも暖炉の暖気を留めているからで、あの中では、おそらく相変わらずキーキーアーアーと「ありがとう小雨さん」が流れていることだろう。
西洋の慈善家は動物を虐待するのを見るのを恐れるもので、鶏鴨を逆さに提げて租界を歩けば処罰される。いわゆる処罰とは罰金に過ぎず、金さえ惜しまなければ逆さに提げることもできるが、しかし畢竟処罰は受ける。そこで何人かの華人が大いに不平を鳴らし、西洋人は動物を優待し華人を虐待し、鶏鴨にも及ばぬと言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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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物の口から出た」知識は、我が中国においては、往々にして通用しないのではあるまいか?
これは実は西洋人に対する誤解だ。彼らが我々を蔑視するのは確かだが、動物以下に置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もちろん鶏鴨というものは、いかにしても結局は厨房に送られて大菜になるだけで、順に提げようが逆に提げようが帰結する運命には何の補いにもならぬ。しかし言葉が話せず抵抗もできぬのに、何も無益な虐待を加えることもあるまい。西洋人は何事も有益であることを重んずるのだ。我々の古人も人民の「倒懸」の苦は思いついており、しかもまことに的確に形容してもいるが、鶏鴨の逆さ提げの災いまでは察知し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生きたまま驢馬の肉を切る」「鵞鳥の掌を生きたまま焙る」といった無聊な残虐に対しては、とうに文章で攻撃していた。この心情は東西に共通するも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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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には中国の聖賢と学者がいる。「心を労する者は人を治め、力を労する者は人に治めらる。人に治めらるる者は人を食い、人を治むる者は人に食わる」——なんと簡潔明瞭なことか。もし先生が早くこれを教えてくれていたら、上のような感想を抱いて紙と筆を無駄にすることもなかっただろう。これもまた中国人が中国の古書を読まねばならぬ好い証拠であろう。
しかし人に対する心情は、いくらか異なるようだ。人は組織でき、反抗でき、奴隷にもなり主人にもなれる。努力しなければもちろん永遠に下僕に沈むが、自由解放すれば互いの平等を勝ち取れる。その運命は必ずしも厨房に送られて大菜にされるとは限らぬ。卑しき者ほど主人の憐愛を受ける。ゆえに西崽(洋館のボーイ)が叭児(犬)を打てば西崽が叱られ、平人が西崽に逆らえば平人が咎められる。租界には華人の苛待を禁ずる規則がない。それはまさに我々が自ら力を持ち、自ら才覚を持つべきで、鶏鴨とは全く異なる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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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八日。)
しかるに我々は古典の中から、仁人義士が倒懸を救いに来るという空言を聞き慣れてしまい、今に至るもなお天上かどこか高遠な所から恩典が降ってくることを想い続け、甚だしきに至っては「乱離の人と作ることなかれ、寧ろ太平の犬たれ」と、犬になることも厭わず、しかし群を成して改革することは肯んじない。租界の鶏鴨にも及ばぬと自嘆する者も、まさにこの気風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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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定                            莫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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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の学術のことになると、何人かの学者はいつも意気揚々として、あの発達は前代に例がないと言う。証拠もまことに十分だ——経書の注釈の大著が次々と現れ、小学(文字学・音韻学)も非常に進歩した。史論家は絶えたが、考証史家は少なくない。とりわけ考拠の学は、宋明の人々がまるで読み解けなかった古書を我々に理解させてくれた……
この類の人物が多くなれば、かえって皆が倒懸にされるのであり、しかも厨房に送られる時にも一時的に救ってくれる者もいない。これはまさに我々が畢竟人間であるのに、不甲斐ない人間であるがため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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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こう言うのもまた躊躇するところがある。英雄がこれをもって私をユダヤ人だと指定しはしないかと恐れるが、実際のところそうではない。私は学者が清代の学術を論じるのに遭遇するたびに、つい同時にこう考えてしま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といった些事は言わぬが花としても、全国の土地を失い、みなで十分に二百五十年の奴隷となって、それでこの数頁の栄光ある学術史を手に入れたのだ。この商売、結局のところ儲けたのか、損をした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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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惜しむらくは私は数学者でもなく、つまるところ明確にはできなかった。しかし直感的に感じるのは、これはおそらく損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だ。庚子賠償金で限りある学者を何人か養成するよりも、累積した損失ははるかに大きい。
(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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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がこれもまた俗見に過ぎまい。学者の見解は得失を超越している。超越してはいるが、利害の大小の区別はまったくないわけでもないらしい。孔を尊ぶことより大なるはなく、儒を崇めることより要なるはない。だから孔を尊び儒を崇めさえすれば、いかなる新朝にも首を垂れて差し支えない。新朝への言い方は「かえって中国民族の心を征服した」というも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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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してこの中国民族の或る心は、まことに徹底的に征服されていて、今に至るまでなお、兵燹・疫病・水旱・風蝗を代償に、孔廟の重修、雷峰塔の再建、男女の同行の禁忌、四庫珍本の刊行といった大看板を得ようとしている。
花辺文学を論ず                      林黙
 
  
 
+
 私とて災害が一時的なものに過ぎないことを知らぬわけではない。もし記録がなければ、翌年には誰も口にしなくなるだろう。しかし栄光の事業は永久のものだ。だが、どういうわけか、私はユダヤ人では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いつも損益を論じたがり、これまで誰も取り上げたことのないこの一つの帳簿を、みなで計算してみたいと思うのだ。——しかも、今こそまさにその時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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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七日。)
近頃一種の文章がある。四辺を花模様で囲み、幾つかの副刊に現れる。この文章は毎日一段、雍容として閑適、緻密にして整斉、外形は「雑感」に似ているが「格言」にも似て、内容は痛くも痒くもなく何の当てもない。小品か語録の類らしい。今日は一則の「偶感」、明日は一段の「……だそうだ」。著者から見れば、もちろん好い文章で、裏表をひっくり返してもすべて道理となり、八股文の能事を尽くしている。しかし読者から見ると、痛くも痒くもないようでいて、往々にして毒汁を滲ませ、妖言を撒布している。例えばガンジーが刺されると、たちまち一篇の「偶感」を書き、「マハトマ」を一しきり称揚し、暴徒の乱を罵倒し、聖雄のために気を吐き災いを祓い、ついでに読者にも「一切を見定める」「勇武平和」の不抵抗主義的説教を講じる類だ。この種の文章に名づけようがないが、ひとまず「花辺体」あるいは「花辺文学」と名づけておこ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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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の性質                          公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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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ところ二十日近くも猛暑が続き、上海の新聞を見ると、ほとんど毎日、川に入って水浴びをし、溺死した者の記事が載っている。水郷では、これはめったにないことだ。
この花辺体の由来は、おおむね小品文が鳥道に入った後の変種だ。この種の小品文の擁護者に言わせれば、流伝していくものだという(『人間世』「小品文について」参照)。では彼らの流伝の道を見てみよう。六月二十八日『申報・自由談』にこのような文章が載った。題目は「逆さ提げ」。大意は西洋人が鶏鴨の逆さ提げを禁じており、華人がかなり不平を鳴らしたこと。西洋人は華人を虐待し鶏鴨にも及ばぬ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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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郷は水が多く、水についての知識も多く、泳げる者も多い。もし泳げなければ、軽々しくは水に入らない。この泳げるという技能を、俗に「水性を知る」という。
そこでこの花辺文学家が議論した。彼は言う。「これは実は西洋人に対する誤解だ。彼らが我々を蔑視するのは確かだが、動物以下に置いたのではない。」
 
  
 
+
 この「水性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を、「買弁」式の白話文でやや詳しく説明すれば、こうなる。一、火は人を焼き殺すことができるが、水もまた人を溺れ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知ること。しかし水は姿が柔和で、親しみやすそうに見えるため、騙されやすい。二、水は人を溺れさせもするが、人を浮かせもすることを知り、そこでこれを操縦する方法を考え、もっぱら人を浮かせるという面を利用すること。三、操縦法を習得すること。この技法に熟達すれば、「水性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は完了する。
なぜ「置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いわく「人は組織でき、反抗でき……自ら力と才覚を持ち、鶏鴨とは全く異なるから」だそうだ。ゆえに租界には華人の苛待を禁ずる規則がない。華人の虐待を禁じないのは、もちろん華人を鶏鴨より上に見ているからだ、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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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都会の人々は、泳げないばかりか、水が人を溺れさせうることすら忘れているようだ。平素何の備えもなく、臨時にも水の深浅を測ろうとせず、耐え難い暑さに出くわすと、衣を脱いで飛び込む。不幸にして深い所に当たれば、もちろん死ぬ。しかも私の感じでは、そのとき進んで助けようとする人は、都会の方が田舎より少ないようだ。
不平を鳴らしたいなら、なぜ反抗しないのか。
 
  
 
+
 だが都会人を助けるのもおそらくより難しい。なぜなら救う者はもちろん「水性を知る」必要があるが、救われる者もある程度「水性を知る」必要があるからだ。力を抜き、すべてを救助者に任せて顎を支えてもらい、浅瀬へ浮いていくべきなのだ。もし焦りすぎて救助者の体にしがみついて這い上がろうとすれば、救助者が名手でない限り、自分もろとも沈んでしまう。
そしてこれらの不平の士は、花辺文学家が「古典」から得た証拠によれば、「犬になることも厭わぬ」不甲斐ない輩だと断じら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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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から私は思う。川に入るなら、事前に少し泳ぎを覚えておくのがよい。何も公園のプールに行く必要はなく、川辺で十分だが、心得のある人の指導が必要だ。次に、諸事情で泳ぎが覚えられないならば、竹竿で先に川の深浅を探り、浅い所でお茶を濁す程度にすればよい。あるいは最も安全なのは水を汲んで川辺でかけるだけにすることだ。そして最も肝要なのは、水には泳げない者を溺死させる性質があると知り、しかもそれをしっかりと記憶することだ!
その意味は極めて明白だ。第一に、西洋人は華人を鶏鴨以下に置いてはおらず、鶏鴨にも及ばぬと嘆く者は西洋人を誤解している。第二に、西洋人のこの優遇を受けて、不平を鳴らすべきでない。第三に、彼は正面から人は反抗できるものだと認め、反抗せよと言ってはいるが、実は西洋人が華人を尊重するがゆえに、この虐待は欠かせず、しかも一歩進めてもよいと説明しているのだ。第四に、もし不平を言う者がいれば、彼は「古典」から華人の不甲斐なさを証明でき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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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さらこのような常識の宣伝を主張するのは、狂人か「花辺(ゴシップ)」狙いに見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事実はそうではない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すべてのことは、前進的な批評家に気に入られようとして、目を閉じて大言壮語ばかりしていてはいけないのだ。
上海の洋行には、洋人のために商売を営む華人がおり、通称「買弁」という。彼らが同胞と商売をする際、洋貨がいかに国貨より優れ、外国人がいかに礼節と信用を重んじ、中国人は豚で淘汰されるべきだと吹聴するほかに、もう一つの特徴がある。洋人を口にする時「うちの旦那」と称するのだ。この「逆さ提げ」の傑作は、その口振りからすると、おおむねこの手の人間がその旦那のために書いた手になるものであろう。なぜなら第一に、この手の人間は常に西洋人を理解していると自負し、西洋人も彼に甚だ丁寧である。第二に、彼らはしばしば西洋人(すなわちその旦那)が中国を統治し華人を虐待することに賛成する。中国人は豚だからだ。第三に、彼らは中国人が西洋人を恨むことに最も反対する。不平を抱くことは、彼らから見ればさらに危険思想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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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七日。)
この手の人間、あるいはこの手の人間への昇格を望む者の筆から生まれたのが、この篇の「花辺文学」の傑作である。しかし惜しむべきは、この種の文人やこの種の文字がいかに西洋人のために弁護し説教しても、中国人の不平は免れ得ぬということだ。なぜなら西洋人は確かに中国を鶏鴨以下に置いてはいないが、事実上鶏鴨以上に置いたとも言い難いからだ。香港の役人が中国の囚人を逆さに提げて二階から投げ落としたのは、すでに遠い昔のこと。近くは上海、昨年の高丫頭、今年の蔡洋其の輩、彼らの遭遇は鶏鴨に勝るものではなく、死傷の惨烈はむしろ過ぎたるものがあった。これらの事実を我ら華人は一つ一つ見ており、背を向ければ忘れるようなことではない。花辺文学家の口と筆でどうして朦昧にできよ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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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談は冗談として(上)                  康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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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いがけず劉半農先生がにわかに病没された。学術界からまた一人減ったのだ。これは惜しまれて然るべきことだ。しかし私は音韻学に一切無知であり、毀誉どちらについても一言を発する資格がない。これによって私が思い出したのは別の一件である。すなわち、現在の白話が「揚棄」あるいは「唾棄」される前に、彼はすでに当時の白話、とりわけ欧化式の白話に対する偉大な「痛撃」者だったということだ。
不平を抱く華人は果たして花辺文学家の「古典」の証明するように、一律に不甲斐ないか。そうでもない。我々の古典には、九年前の五・三十運動、二年前の一・二八の戦争、今なお艱苦の中で持ちこたえている東北義勇軍があるではないか。これらが華人の不平の気が集積して成った勇敢な戦闘と反抗でないと誰が言えよ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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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にはかつて、極めて力を要さず、しかし極めて力のある妙文があった——
「花辺体」の文章が流伝に頼りとする長所はここにある。今は確かに流伝しており、ある人々に擁護されている。しかし遠からぬうちに、必ず唾棄する者が現れるだろう。今は「大衆語」文学を建設する時であり、「花辺文学」はその形式であれ内容であれ、大衆の目には流伝し得ぬ日が来るであろうと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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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私は一つの簡単な例を挙げるだけにしよう。
この文章はいくつもの所に投稿したが、すべて拒まれた。まさかこの文章がまた私怨を晴らすとの嫌疑をかけられ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しかしこの「指図」はなかったのだ。事に即して論じれば、吐き出す必要が確かにあると感じた。文中に行き過ぎた所があるかもしれぬが、私が全く間違っていると言われても、それは承服できない。もし得罪したのが先輩や友人であれば、この一点をご諒解願い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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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曰く、『学びて時に之を習う、亦た説ばしからずや。』
しかし江北の人は玩具を作る天才だ。彼らは長さの異なる二つの竹筒を、赤と緑に染めて一列に連ね、筒の中にバネを仕込み、傍に取っ手を一つつけ、回せばガタガタと鳴る。これが機関銃だ。私の見た唯一の創作でもある。私は租界の端で一つ買い、子供と一緒に振りながら路を歩いた。文明の西洋人と勝利の日本人はこれを見て、大抵我々に蔑みか憐みかの苦笑を投げてよこ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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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は古臭すぎる、よく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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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びて時に之を習う、』と子は曰うた、『亦た説ばしからず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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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はよ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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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びて時に之を習う、亦た説ばしからずや。』と子は曰う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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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はさらによい! なぜよいか? 欧化したからだ。しかし『子曰』はついに『曰子』には欧化できな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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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一節は『中国文法通論』の中にある。あの本は大真面目な書物だ。著者はまた『新青年』の同人で、五四時代の「文学革命」の戦士であり、今やまた故人となった。中国の古例で、一たび死ねば値が上がることが多い。だから私は改めて取り上げ、そして彼が結局は論語社の同人でもあり、時に「ユーモア」を発したこと、元来「ユーモア」もあったが、その「ユーモア」がまた往々にして「悪ふざけ」の溝に落ちたことを指摘しておきたい。
しかし我々は振りながら路を歩き、少しも恥じなかった。なぜならこれは創作だからだ。一昨年来、江北の人をかなり罵る者がいた。まるでそうしなければ自らの高潔さを示すに足りぬかのようだったが、今は沈黙し、その高潔さも渺然として茫然だ。ところが江北の人は粗笨な機関銃の玩具を創り出し、堅強な自信と質朴な才能をもって文明の玩具と争っている。彼らは、外国から最新式の兵器を買って帰った人物よりも、いっそう賛頌に値すると私は思う。もっともまた誰かが私に蔑みか憐みかの冷笑を投げるかもしれない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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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実例はまさに上に引いた文章であるが、実のところ、あの論法は、頑固先生や市井のならず者が、青年が洋服を着たり外国語を学んだりするのを見て、冷笑して「惜しいことに鼻はまだ低いし、顔も白くない」と言うのと、少しも変わ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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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ちろん、劉先生が反対したのは「過度の欧化」である。しかし「過度」の範囲はどこまでなのか? 彼が挙げた最初の三つの方法は、古文にはないが、話し言葉にはありうるもので、口頭で伝えても理解できる。ただ「子曰」を「曰子」に改めることだけは絶対に理解不能だ。しかも彼は自分が反対する欧化文の中からも実例を見つけられず、「『子曰』はついに『曰子』には欧化できなかった!」と言うしかなかった。では、これは「的のない矢」ではないか?
(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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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化文法が中国白話に侵入した大きな原因は、物好きからではなく、必要のためだ。国粋学者は鬼子臭を嫌悪するが、租界に住んでいれば「霞飛路」「麦特赫司脱路」などという奇妙な地名を書くことになる。評論者も好奇心からではなく、精密に述べようとすると固有の白話では足りず、外国の構文を採り入れるしかない。なるほど、お茶漬けのように一口で飲み込めないほど分かりにくいのは事実だが、この欠点を補うのは精密さだ。胡適先生が『新青年』に掲載した「イプセン主義」は、近頃の文芸論文に比べれば確かに分かりやすいが、しかし粗浅で大雑把だとは思わないだろ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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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化式白話を嘲笑する者が、嘲笑のほかに、外国の精密な論著を紹介し、しかも恣意的に改変・削除しないことを試みてくれれば、きっとさらに良い箴言を我々に与えてくれること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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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冗談をもって敵に対処するのは、もちろん良い戦法の一つだが、突いた箇所は相手の急所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さもなくば、冗談はしょせんただの冗談に過ぎない。
  
【間食                             莫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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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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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公直から康伯度への手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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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度先生、本日貴作を拝読し、西洋人の侵略に旗を振る急先鋒(漢奸)がまだ多いと知りました。先生は欧化文化の流行の原因を「必要」だとお考えですが、一体どこからそんな話になるのか、私には皆目分かりません。中国人がいくら無能でも、言葉ぐらいは話せます。中国語を廃止して田舎の人間にまで「ミスター」と言わせるのが、中国文化の「必要」だとはとても思えません。たとえば中国人の言い方では「張甲が言った、『今日は雨だ。』李乙が言った、『そうだ、涼しくなった。』」ですが、ご高論に従えば「『今日は雨だ、』と張甲が言った。『涼しくなった、——そうだ、』と李乙が言った。」にすべき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これが中華民国全民族の「必要」でしょうか? 一般の翻訳大家の欧化文は、すでに中西文化の通路を十分に塞ぎ、原文を読める者にも訳文を分からなくしています。さらに先生の「必要」が加われば、中国には読める西洋書が一冊もなくなりましょう。陳子展先生が提唱する「大衆語」は天経地義であります。中国人の間では中国語を話すべきで、これは絶対のことです。それなのに先生は欧化文法が必要だと仰る! 道理で「康伯度」という大名は、十分どころか十二分の「買弁根性」を表現しているわけです。劉半農先生は「翻訳は外国語の分からない人に読ませるためのものだ」と仰いましたが、これは確乎不動の定理であります。それなのに先生は半農を大いに罵り、全中国人に欧化文法を「必要」な命より大事なものと認めさ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お考えです! 先生、今は暑い盛りです、少しお休みなさい! 帝国主義者の中国人絶滅の毒ガス弾はすでに無数に製造されています。先生が買弁をなさるのはご勝手ですが、民族丸ごと売り渡さないでいただきたい。私は顛倒式の欧化文が分からない愚人であります! 先生の盛意あるご提唱に対して、先生がもはや弊国の人間ではないのかと疑わざるを得ません。特にお尋ねしますが、なぜこの文化の毒ガスを投じられるのですか? 帝国主義者の指図を受けたのですか? 要するに、四億四千九百万人(陳先生を除く)以内の中国人は、先生のご主張には恐れ入りかねるのです! ご注意あれ。
出版界の現状は、定期刊行物が多く専門書が少なく、心ある人を愁えさせ、小品が多く大作が少なく、またぞ心ある人を愁えさせる。人にして心あらば、まことに「日々愁城に坐す」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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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公直 七月二十五日。
しかしこの状態は由来久しく、今はただいくらか変遷し、いっそう顕著になっただけ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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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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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伯度から文公直への返書
上海の住民は元来間食が好きだ。もし注意して聞けば、屋外で間食の売り声を上げる者は、つねに「まことに数多し」だ。桂花白砂糖倫教糕、豚脂白砂糖蓮心粥、海老肉の雲呑麺、胡麻バナナ、南洋マンゴー、西路(シャム)蜜柑、瓜子大王、さらに蜜餞、橄欖等々。胃袋さえよければ、朝から真夜中まで食べ続けられるが、胃袋が悪くても構わぬ。なぜならこれは肥った魚や大きな肉とは違い、分量はもともと甚だ少ないからだ。その効能は、聞くところでは、閑を消ずる中に養生の益を得、しかも味がよいとい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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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直先生、中国語法に少し欧化を加えるべきだというのは私の一つの主張であり、「中国語を廃止する」ことでも、「帝国主義者の指図を受けた」ことでもありません。しかし先生はたちまち「漢奸」の類の重罪名を私に冠し、自ら「四億四千九百万人(陳先生を除く)以内の中国人」を代表して、私の首を斬ろうとされました。私の主張は間違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いきなり死刑を宣告するのは、手法こそ時流に乗っていますが、いささか度が過ぎ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まして「四億四千九百万人(陈先生を除く)以内の中国人」の意見が先生と同じとは限りません。先生は同意を求めたこともないのですから、代表の僭称であります。
数年前の出版物は、「養生の益」のある間食であった。あるいは「入門」と称し、あるいは「ABC」と称し、あるいは「概論」と称し、つまりは薄い一冊で、わずか数角の金と半時間の時間を費やすだけで、一種の科学、あるいは文学の全貌、あるいは一つの外国語が分かるというものだ。その意味は、五香瓜子を一包み食べさえすれば、その人を繁栄滋長させ、五年分の飯に匹敵するということだ。数年試みたが効果は顕著でなく、かなり灰心した。試してみて名ばかり実がなければ、灰心するのは避けがたい。例えば今やほとんど仙人修行や黄金練成をする者がおらず、温泉と宝くじに置き換わったのは、まさに試みて無効だった結果だ。そこで「養生」の方面は緩め、「味がよい」方面に偏っていった。もちろん、間食はやはり間食だ。上海の住民と間食とは、死んでも切り離せ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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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語法の欧化は外国語を学ぶこととイコールではありませんが、こうした浅近な道理を先生と長々議論するつもりはありません。暑さは怖くありませんが、さすがに退屈です。しかしもう一度だけ申します。私は中国語法に欧化を加える必要があると主張します。この主張は事実に基づくものです。中国人が「言葉ぐらいは話せる」のはまったくその通りですが、前進しようとすれば、旧態のままでは足りないのです。目の前の例として、先生のこの数百字のお手紙の中だけでも、「対於」を二回お使いですが、これは古文とは無関係で、後に直訳から生じた欧化語法です。しかも「欧化」という二字自体が欧化語です。さらに「取消」を一つお使いですが、これは純粋な日本語です。「瓦斯」を一つお使いですが、これはドイツ語をそのまま音訳した日本人の訳語です。いずれも大変適切にお使いで、しかも「必要」なものです。たとえば「毒瓦斯」ですが、中国固有の語の「毒気」を使えば曖昧になり、必ずしも毒弾の中身とは限らなくなります。だから「毒瓦斯」と書くのは、まさに「必要」から出たものなのです。
そこで小品が現れた。しかしこれもまた新しい芸当ではない。老九章の商売が隆盛だった頃にも、『筆記小説大観』の類があった。これは間食一大箱である。老九章が閉店した後は、もちろんそれに伴って一小撮になった。分量が少なくなったのに、なぜかえって騒々しく、満城風雨を引き起こしたのか。思うに、これは担ぎ台に篆書とローマ字母の合璧の年紅電灯の看板を掲げた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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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はご自分で鏡をご覧にならず、無意識のうちにご自分もまさに欧化語法を使い、鬼子名詞を使っている人間であることを証明されました。しかし私は先生が「西洋人の侵略に旗を振る急先鋒(漢奸)」では決してないと思いますから、これをもって私もまたその仲間ではないことを証明したいのです。さもなくば、先生は犬の血を含んで人に吹きかけ、かえって先生ご自身のお口を汚されたことになります。
しかし依然として間食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上海住民の感応力は以前より敏捷になった。さもなくばなぜ騒ぐだろう。しかしこれはあるいはまさに神経衰弱のためかもしれぬ。もしそうであれば、間食の前途はかえって憂うべき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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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いますに、事を論ずるに威嚇と誣陷は無益です。筆をとる人間が、会うなり癇癪を起こして相手の命を取ろうとするのは、ますます滑稽なことです。先生はもう少し落ち着いて、静かにご自分のお手紙を読み返し、ご自分のことをお考えになっ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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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専此布復、並びにお伺い申します。
(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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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中お見舞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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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 康伯度 脱帽鞠躬。八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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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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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冗談は冗談として(下)                  康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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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話討伐のもう一つの精鋭は林語堂先生だ。彼が討伐するのは白話の「かえって分かりにくい」ことではなく、白話の「くどくど回りくどい」ことであり、劉先生のような白話を「返璞帰真」させ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もまるでなく、意を伝えるには「語録式」(白話の文言)しかないと言う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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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先生が白話で武装して登場したとき、文言と白話の争いはとうに過去のことで、劉先生のように自ら混戦をくぐり抜けた経験がないため、往時を懐かしみ末流を嘆く感慨もない。彼が一閃にして宋明の語録を「ユーモア」の旗の下に並べたのも、きわめて自然なことだった。
  
【「此の生か彼の生か」                      白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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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ユーモア」とは『論語』四十五号の「一枚の書き付けの書き方」である。彼は大工に少し漆喰を分けてもらうために語録体の書き付けを書いたが、「白話に反対している」と言われるのを恐れて、白話版、選体版、桐城派版の三種に書き直した。しかしどれも笑うべきもので、結局は「書僮」に言伝てさせて大工から漆喰をもらったという話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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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語』は人気の刊行物で、ここでは煩を省いて引用しない。要するに、おかしくないのは語録式の一枚だけで、他の三種はすべてお話に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しかしこの四つの異なる役柄は、実はすべて林先生一人が演じ分けたもので、一つが正役すなわち「語録式」であり、他の三つはいずれも道化で、自ら鬼面を被り自ら怪態をなし、正役の風采を引き立て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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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これはすでに「ユーモア」ではなく「悪ふざけ」であり、巷間で壁に亀を描いて背中に嫌いな奴の名前を書くのと、少しも変わらぬ戦法だ。ただ見た者は、往々にして是非を問わず、描かれた者を嘲笑する。
「此の生か彼の生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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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ユーモア」にせよ「悪ふざけ」にせよ、結果を生まずにはおかない——その真意を心得て、ただの「悪ふざけ」として見るのでない限り。
今この五文字を書き出して読者に問おう。どういう意味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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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ぜなら事実は文章の通りにはならぬからだ。たとえば、この語録式の書き付けだが、中国では実は途絶えたことがない。暇があれば上海の路地の入口を見に行くがよい。時折そこに机を並べた文人が座っていて、男女の労働者のために手紙を代筆している。彼の使う文章は、林先生が擬した書き付けほど分かりやすくはないが、紛れもなく「語録式」だ。これこそ今改めて取り上げられた語録派の末流であるが、誰も彼の鼻を白く塗った者はいない。
もし『申報』で汪懋祖先生の文章を見たことがあれば──「……例えば『この学生かあの学生か』と言うところを、文言では『此の生か彼の生か』とするだけで明瞭であり、その省力たるやいかばかりか……」──であれば、これが「この学生かあの学生か」の意味だとおそらく思い当たれよう。
 
  
 
+
 これは一つの具体的な「ユーモア」だ。
さもなくば、その答えは躊躇せざるを得まい。なぜならこの五文字は、少なくとも更に二つの解釈が可能だからだ。一、この秀才かあの秀才か(生員の生)。二、この世か来世の別の世か(生涯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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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ユーモア」を鑑賞するのもまったく難しい。私はかつて生理学から中国の臀部を打つ刑の合理性を証明したことがある。もし臀部が排泄や座るためだけに生じたのならば、こんなに大きい必要はない。足の裏ははるかに小さいが、全身を支えるのに十分ではないか。今や我々は人を食うことはないのだから、肉もこんなに多くなくてよい。してみれば、もっぱら叩くために供されたものに相違ない。人に話すと、たいてい「ユーモア」だと思ってくれる。しかしもし叩かれた人がいたり、自分自身が叩かれたりしたら、その感じ方はこうはいくまい。
文言は白話に比べて、時に確かに字数は少ない。しかしその意味もまた比較的曖昧だ。我々が文言文を読む時、往々にして我々の知識を増やすことができぬのみならず、我々がすでに持っている知識を頼りにして、それに注解し補足してやらねばならぬ。精密な白話に翻してはじめて、ようやく分かったと言えるのだ。もし最初から白話を用いれば、たとえ数文字多く書くことになっても、読者にとって「その省力たるやいかばかり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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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し方ない。みなが不愉快な時には、やはり結局「中国にユーモア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のだろう。
私は文言を主張する汪懋祖先生自身が挙げた文言の例をもって、文言の使い物にならぬことを証明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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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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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を書くということ                  朔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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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括の『夢渓筆談』にこうある。「往歳、士人は多く対偶を文に尚ぶ。穆修・張景の輩始めて平文を為す。当時之を『古文』と謂う。穆・張嘗て同に朝に造り、旦を東華門外に待つ。方に文を論ずる次、適たま奔馬ありて一犬を践み殺すを見る。二人各々其の事を記して以て工拙を較ぶ。穆修曰く、『馬逸す。黄犬有り、蹄に遇いて斃る。』張景曰く、『犬有り、奔馬の下に死す。』時に文体新たに変じ、二人の語は皆拙渋なるも、当時已に之を工と謂い、之を今に伝う。」
(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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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駢文は後起のもので、唐虞三代は駢ではなかった。「平文」を「古文」と称するのはこの意味だ。ここから推し広げれば、古に言文が本当に一致していたならば、「白話文」を「古文」と称しても差し支えないようだが、林語堂先生が「白話の文言」と指したのとはまた意味が異なる。二人の大作は拙渋であるだけでなく、主旨がまず一致しない。穆は馬が犬を踏み殺したと言い、張は犬が馬に踏み殺されたと言う。つまるところ馬に重きを置いているのか、犬に重きを置いているのか? より明白で穏当なのは、沈括が何気なく書いた文章の方だ——「奔馬有り、一犬を践み殺す。」
  
 
+
 古いものを打倒しようとすれば力がいり、力を入れすぎれば「作為」が生じ、「作為」が過ぎればただ「生渋」なばかりか、時にはまるで「喉に詰まって吐き出せない」有様で、とうに古人が円熟に「作為」し終えた古いものよりも悪くなる。しかも字数と論旨に制限のある「花辺文学」の類は、とりわけこの生渋病に罹りやす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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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が過ぎては駄目だが、作為がなくても駄目だ。太い丸太一本と細い枝四本で腰掛けを作るのは、今日ではいかにも粗雑で、やはり少しは鉋で削った方がよい。しかし全体に彫刻を施し、中を刳り抜いてしまえば、座れもしないし、腰掛けの体をなさない。ゴーリキーは言った、大衆語は粗材であり、加工を施したものが文学だと。これはまことに要を得た指摘であろう。
  
【まさにその時                        張承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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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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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読書瑣記(一)                      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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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ゴーリキーはバルザックの小説における会話描写の巧みさに深く感服し、人物の容貌をまったく描写せずとも、読者が会話を読めばまるで話している人々を目の当たりにするようだと述べている。(八月号『文学』所収「わが文学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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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にはまだそれほどの手腕を持つ小説家はいない。しかし『水滸伝』と『紅楼夢』のある箇所では、読者が会話から人物を見て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実のところ、これは何ら奇特なことではない。上海の路地裏で小さな部屋を借りて住んでいる人なら、常にこれを体験できる。周囲の住人とは必ずしも顔を合わせたことはないが、薄い板壁一枚で隔てられているだけなので、ある家の家族や客人の会話、とりわけ大声の会話は大体聞こえる。日が経つにつれて、あそこにはどんな人々がいて、しかもその人々がどんな人間であるかまで、仿佛感じ取れるようになる。
「山梁の雌雉、時なるかな時なるかな!」物事にはおのずとその時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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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し不要な部分を削除し、各人の特色ある会話だけを抜き出せば、他の人にも会話から各話者の人物像を推察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だが私は、これでもって中国のバルザックが出来上がるとは言っていない。
「聖書」「仏典」は、一部の人々の嘲笑を受けてすでに十余年。「今の是にして昨の非なるを覚る」──今こそが復興の時だ。関帝と岳飛は清朝で幾度も封贈を受けた神明であったが、民元の革命で閑却された。再び思い出されたのは袁世凱の晩年だが、また袁世凱とともに蓋棺となった。そして二度目に再び思い出されたのが、今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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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が会話で人物を描くとき、おそらく自らの心中にはこの人物の姿が存在しており、それが読者に伝わって、読者の心中にもこの人物の姿が形成されるのだ。しかし読者が推察する人物は、必ずしも作者が想定したものと同じではない。バルザックの小髭の痩せた老人が、ゴーリキーの頭の中では、粗野で逞しい顎髭の男に変わ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ただしその性格・言動には必ずいくらかの類似があり、大筋では違わない。ちょうどフランス語をロシア語に翻訳したようなものだ。そうでなければ、文学というものに普遍性はなくなる。
この時節にはもちろん文言を重んじ、文袋を振り回し、雅致を掲げ、古書を読むこと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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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には確かに普遍性があるが、読者の体験の違いによって変化し、読者に類似の体験がなければ効力を失う。たとえば我々が『紅楼夢』を読んで、文字から林黛玉という人物を推察する場合、梅博士の「黛玉葬花」の写真という先入観を排除して別に想像すれば、おそらく、髪を短く切り、インド更紗の服を着た、痩せて孤独なモダンガールを思い浮かべるだろう。あるいはまた別の姿かもしれないが、私には断定できない。しかし三四十年前に出版された『紅楼夢図詠』の類の画像と比べてみるがよい。きっとまるで違うはずだ。あちらに描かれているのは、あの時代の読者の心中の林黛玉なのだ。
もし小家の子弟であれば、外でどんなに大嵐が吹こうとも、やはり勇往邁進し、命懸けで足掻かねばならぬ。安穏な古巣に帰る所がなく、前に進むしかないからだ。家を成し業を立てた後には、家譜を修め祠堂を造り、堂々と旧家の子弟を自任するかもしれぬが、それは畢竟後の話だ。もし旧家の子弟であれば、雄を誇り、珍しがり、時流に乗り、飯を食うために、もちろん外に出ないでもないが、しかしわずかな成功あるいはわずかな挫折だけで、たちまち退縮させられる。この縮みようがまた小さくなく、そのまま家に退き、さらに悪いことにその家は古い破れた大屋敷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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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には普遍性があるが、限界もある。比較的永続するものもあるが、読者の社会的体験によって変化する。北極のエスキモーやアフリカ奥地の黒人には「林黛玉型」は理解できまいと思う。健全で合理的な良い社会の人々にも理解できないだろう。彼らはおそらく、我々が始皇帝の焚書や黄巣の殺戮を聞くよりもさらに隔靴掻痒であろう。一たび変化すればすなわち永久ではなく、文学だけに仙骨があるというのは、夢見る者の寝言にすぎない。
この大屋敷には蔵の古い品物があり、壁隅の埃があり、一時にはとても運び出せぬ。もし坐食の余暇があれば、東を探り西を漁り、古書を修め、古壺を磨き、家譜を読み、祖先の徳を偲んで歳月を消磨できる。もし窮極無聊であれば、なおさら古書を修め、古壺を磨き、家譜を読み、祖先の徳を偲び、ひいては汚い壁の根元をひっくり返し、空虚な引き出しを開け、自分でも何だか分からぬ宝物を発見して、この手の施しようのない貧窮を救おうとする。この二種の人、小康と窮乏は異なり、悠閑と急迫は異なり、ゆえに結末の緩急も異なるが、しかしこの時節には、ともにまさに古董の中で暮らしを立てている。ゆえにその主張と行為は異ならず、声勢も浩大に見えるのだ。
 
  
 
+
 (八月六日。)
そこでまた一部の青年にも影響が及び、古董の中にまことに自分の救い主を見つけられると信じるようになる。小康者を見れば、こんなに閑適だ。急迫者を見れば、こんなに専精だ。これには道理がないはずがない。真似する者が出るのは当然だ。しかし時光もまた決して容赦せず、彼は遂に空虚を得るであろう。急迫者にとっては妄想であり、小康者にとっては冗談だ。主張者にもし特操も灼見もなければ、古董を香案の上に供えるべきだと言おうが厠に投げ込めと言おうが、実は皆ただ一時の自欺欺人の任務を果たしているだけで、先例を求めれば至る所にある。
+
【読書瑣記(二)                     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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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代、同じ国の中にいても、言葉が通じ合わないことが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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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バルビュスに非常に面白い短篇小説がある。「母国語と外国語」というもので、フランスのある金持ちの家で、欧州大戦で九死に一生を得た三人の兵士を招待した話だ。お嬢さんが出て来て挨拶をしたが、話すことがない。やっとのことで二三言述べたが、兵士たちも返す言葉がなく、ただ立派な部屋に座って緊張のあまり骨が痛いだけだった。自分たちの「豚小屋」にこっそり戻って初めて、全身が解きほぐされ、談笑が始まり、しかもドイツ人捕虜の中から、身振り手振りで自分たちの「われわれの言葉」を話す者を見つけたのだ。
(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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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経験から、一人の兵士がぼんやりとこう考えた——「この世には二つの世界がある。一つは戦争の世界だ。もう一つは金庫の扉のような門を持ち、教会のように清潔な台所を持ち、立派な家の世界だ。まるで別の世界だ。別の国だ。そこには奇妙な考えを持つ外国人が住んでいる。」
  
 
+
 あのお嬢さんが後で紳士に言った言葉はこうだ——「彼らとは話も通じないのよ。まるで彼らと私たちの間には、飛び越えられない深淵があるみたい。」
  
 
+
 実のところ、お嬢さんと兵士に限った話ではない。我々——「封建の残滓」であれ「買弁」であれ何であれ——でも、ほぼ同類の人間とでも、どこかが少し異なっていて、しかも本音を言わねばならなくなれば、往々にして互いに話すことがなくなる。ただ我々中国人は聡明で、ある人々はとうに万能の霊薬を発明している。すなわち「今日はいい天気で……ハハハ!」だ。宴席ならばただ拳遊びをし、議論はしない。
  
【重訳を論ず                        史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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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う見てくると、文学が普遍的で、しかも永続的であろうとするのは、まことに困難なことだ。「今日はいい天気で……ハハハ!」はいくらか普遍的ではあるが、永続できるかどうかは甚だ疑わしく、しかもあまり文学らしくもない。そこで高踏的な文学者は自ら一条の規則を定め、自分の「文学」を理解しない人々をすべて「人類」の外に押し出して、その普遍性を保とうとする。文学にはまだ他の性質もあるが、彼はそれを言い破りたがらないので、この手段を用いるしかない。しかしこうすると、「文学」は存するが、「人」はあまり多くはなくなる。
  
 
+
 かくして、文学が高尚であればあるほど理解者は少なくなり、高尚の極に至れば、その普遍性と永続性はひとり作者一人に集約されると言われる。しかるに文学者はまた悲嘆し、吐血したと言う。まったくどうしようも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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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六日。)
穆木天先生は二十一日の「火炬」で、作家が無聊な遊記の類を書くことに反対し、中国にギリシア・ローマから現代に至る文学の名作を紹介する方がましだとした。これは甚だ切実な忠告だと私は思う。しかし彼は十九日の「自由談」では間接翻訳に反対し、「一種のずるいやり方だ」と言った。もっとも恕すべき条件もいくつか付してはいたが。これは後の発言と矛盾しており、また誤解を招きやすいので、一言述べたいと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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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流と復古                        康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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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農先生が亡くなるや、朱湘・廬隠の二人の作家のときと同じく、いくつかの刊行物がにわかに賑やかになった。この盛り上がりがどれほど続くか、今のところ推測のしようがない。しかしこの一死は、あの二人よりはるかに大きな作用を持っているようだ。彼はもう間もなく復古の先賢として祀り上げられ、その神位をもって「時流に乗る」者たちを打ちのめすのに使われるところなのだ。
重訳は確かに直接訳より容易だ。まず、原文が訳者をして我が力の及ばざるを恥じさせ、敢えて筆を執らせぬという長所の若干部分が、先に原訳者によって消去されている。訳文は大抵原文に及ばぬもので、中国の粤語を京語に、あるいは京語を滬語に訳すだけでも、なかなか適切にはいかぬ。重訳においては、原文の長所に対する躊躇が減ずる。次に、難解な箇所に忠実な訳者はしばしば注解を付しており、一目瞭然たりうるが、原書にはかえってないこともある。しかしこのため、直接訳が誤りで間接訳が正しいということも時にあ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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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一撃には力がある。なぜなら彼は既に故人の名士であり、かつまた先年の新派だからだ。新をもって新を打つのは、毒をもって毒を制すようなもので、錆びついた古董を持ち出すよりもまさっている。しかし笑い話もまたこの中に潜んでいる。なぜか? 半農先生自身がまさに「時流に乗る」ことで名を上げた人だったからだ。
ある国の言葉を解するならばその国の文学を訳すのが最善だという主張は、断じて誤りでない。しかしもしそうであれば、中国にギリシア・ローマから現代に至る文学名作の訳本は望み難くなる。中国人が解する外国語は、おそらく英語が最も多く、日本語がこれに次ぐ。もし重訳をせねば、我々は英米と日本の文学作品ばかりを見ることになり、イプセンもなく、イバーニエスもなく、極めて通行するアンデルセンの童話やセルバンテスの『ドン・キホーテ』すら見ることができぬ。何と哀れな視野であろうか。もちろん中国にデンマーク語、ノルウェー語、スペイン語に精通する人がい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が、しかし彼らは今に至るまで訳していない。我々が今持っているものはすべて英語からの重訳だ。ソ連の作品すら大抵は英仏語からの重訳な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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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の青年が心中に劉半農の三文字を刻んだ理由は、彼が音韻学に長けていたからでも、しばしば戯詩を作ったからでもない。鴛鴦蝴蝶派から飛び出し、王敬軒を罵倒し、「文学革命」陣中の戦闘者となったからだ。しかし当時、一部の人々はこれを「時流に乗った」と毀った。時代はやはりいくらか前進するようで、歳月が過ぎるにつれて次第にこの諡号は洗い落とされ、自分もいくらか登り、いくらか丸くなり、ついにはすっかり綺麗な名士となった。しかし「人は名を恐れ、豚は肥えるを恐れる」で、この時はまた梱包されて、新たな「時流に乗る」病を治す薬の材料にされようとしている。
ゆえに私は思う。翻訳に対しては、今はまだ厳峻な堡塁を必要としないようだ。最も肝心なのは訳文の良否を見ることで、直接訳か間接訳かは重んずるに及ばず、投機かどうかも詮索するに及ばない。原訳文に深く通じた時流に乗る者の重訳本は、時として原文をあまり解さぬ忠実者の直接訳本より優れることがある。日本の改造社訳の『ゴーリキー全集』は、かつて一部の革命家に投機だと斥けられたが、革命家の訳本が出ると、かえって前者の優良さが際立ったのだ。ただしもう一つ条件を付さねばならぬ。原訳文にあまり通じぬ時流に乗る者の速成訳本は、これはまことに恕し難い。
 
  
 
+
 これは半農先生一人だけの苦境ではない。先例は実に多い。広東の挙人はいくらでもいるのに、なぜ康有為だけがあれほど有名なのか。公車上書の首領であり、戊戌政変の主役だったからだ——時流に乗った。留英学生も珍しくないが、厳復の名がまだ消えていないのは、かつて真剣にいくつかの外国書を翻訳したからだ——時流に乗った。清末、樸学を治めた者は太炎先生一人ではないが、その名声が孫詒讓よりはるかに高いのは、実は種族革命を提唱したからだ——時流に乗り、しかも「謀反」もした。後に「時流」の方が「乗って」来て、彼らは生ける純正な先賢となった。しかし厄運も尻にくっついてきて、康有為は永遠に復辟の祖師と定められ、袁皇帝は厳復に勧進させ、孫伝芳大帥も太炎先生に投壺を請うた。もとは車を引いて前進させる名手で、脹脛が太く腕も逞しい。今回もまた引いてもらおうとする。引くのは引くが、しかし車の尻を後ろに引くのだ。ここは古文を使うしかない、「嗚呼哀哉、尚饗」と。
将来各種の名作に直接訳本が出れば、その時こそ重訳本が淘汰されるべき時だ。しかしその訳本は旧訳本より優れ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ず、ただ「直接翻訳」を護身の盾にすることはできぬ。
 
  
 
+
 私は半農先生がかつて「時流に乗った」ことを嘲笑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ここで私が用いているのは、通俗に言う「時流に乗る」の中の一部分——「先駆」の意味だ。彼は自ら「没落」を認めたが、実は戦い抜いてきた人なのだ。彼を敬愛する人々が、この点をもっと発揮し、よってたかって自分の好む油や泥の中に引きずり込んで金看板にしないでくれればよいのだ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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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三日。)
(六月二十四日。)
+
【安貧楽道法                        史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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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供は人に教えてもらわねばならず、病気は人に治してもらわねばならない。たとえ自分が教師や医者であっても。しかし処世の方法は自分で考えるしかなく、他人が出してくれた良薬の多くは、ただの紙くずに過ぎないことが多い。
  
 
+
 安んじて貧に処し道を楽しめと人に勧めるのは、古今治国平天下の大綱であり、出された処方箋も多いが、いずれも十全大補の効き目はなかった。だから新しい処方箋も書き尽くせない。近頃二種類を見かけたが、思うにどちらもあまり妥当ではない。
  
 
+
 一つは、職業に興味を持つべきだと教えるもので、興味さえあればどんなことでも楽しんで倦むことがないという。なるほど理に適っているが、結局のところ軽い仕事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炭鉱や糞担ぎは言うに及ばず、上海の工場で少なくとも毎日十時間働く工人は、夕刻には必ず筋疲力尽し、怪我は大抵その時分に起こる。「健全なる精神は健全なる身体に宿る」――自分の身体すら顧みられなくなって、どうして興味が湧こうか。よほど命より興味が大事でなければ。もし彼ら自身に聞けば、きっと労働時間の短縮と答えるだろう。夢にも興味惹起法は思い浮かぶまい。
  
【再び重訳を論ず                        史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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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う一つはきわめて徹底的なもので、猛暑の折、金持ちは交際に忙殺されて汗だくだが、貧乏人は破れた筵一枚を挟んで路上に敷き、服を脱いで涼風に浴し、この上ない楽しみだと言う。これを「天下を席巻する」と称するのだそうだ。これもまた稀に見る詩趣に富んだ処方箋だが、やはり後に掃興なことが控えている。秋の気配が近づいた早朝に大通りを歩いてみれば、腹を抱えて黄色い水を吐いているのが、あの「天下を席巻」していた前任の生き仏たちなのだ。おおよそ、目の前の福を享けようとしない大愚者は、世にそう多くはない。もし赤貧がそれほど面白ければ、今の金持ちがまず大通りに寝転がるだろうし、そうなれば今の貧乏人の筵を敷く場所もなくなってしまう。
  
 
+
 上海の中学統一試験の優秀答案が発表された。その中に「衣は寒を蔽うに取り食は腹を充たすに取る論」があり、一節にこう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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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し徳業已に立たば、則ち飧に継ぐなく、襟を捉えば肘見ゆるとも、而も其の名徳は後に伝うるに足り、精神生活は充分に発展し、又た何ぞ物質生活の足らざるを患えんや。人生の真諦は、固より彼に在りて此に在らざるなり。……」(『新語林』第三号より転録)
穆木天先生の「重訳その他を論ず」下篇の末尾を見て、私の誤解を解こ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が初めて分かった。しかし特に誤解はなかったと思う。異なる点は、ただ軽重を逆にしたことで、私は先ず成果の良否を見るべきで、訳文が直接か間接か、また訳者の動機がいかなるものかは問わぬと主張するのだ。
 
  
 
+
 これは題旨よりさらに一歩進んで、「腹を充たす」こともできなくても構わないと言うのだ。しかし中学生の出した良薬は大学生には通用せず、同じ時に就職を求める大群が出現している。
木天先生は訳者に「自知」を求め、自分の長所を用いて「一労永逸」の書を訳せと言う。さもなくば手を出さぬ方がよい、と。つまり荊棘を植えるくらいなら白地を残しておき、別のよい庭師に永く鑑賞に堪える佳花を植えさせよということだ。しかし「一労永逸」という言葉はあるが、「一労永逸」の事は甚だ少なく、文字について言えば、中国のこの方塊字は決して「一労永逸」の符号ではない。しかも白地を永久に保つことは決してできず、空き地があれば荊棘か雀麦が生える。最も肝心なのは誰かが処理に来ることだ。培植するか、削除するかして、翻訳界をいくらか蕪雑から免れしめる。これが批評なのだ。
 
  
 
+
 事実というものは少しも情け容赦のないもので、空言を粉微塵に砕く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ほど歴然としているのだから、実のところ、私の愚見では、もう「之乎者也」で遊ぶのは大いにやめてよかろう——どうせ永遠に役に立たないのだから。
しかるに我々は古来翻訳を軽んじてきた。殊に重訳を。創作に対しては批評家がまだしも時々口を開くが、翻訳となると、数年前にはまだ誤訳を指摘する文章がたまにあったが、近頃は甚だ稀になった。重訳に対してはさらに少ない。しかし仕事の上では、翻訳の批評は創作の批評より難しい。原文を見るには訳者以上の功力が必要なだけでなく、作品にも訳者以上の理解が必要だ。木天先生の言うように、重訳には数種の訳本が参考にでき、これは訳者には甚だ便利だ。甲の訳本が疑わしい時に乙の訳本を参看できるからだ。直接訳はそうはいかず、分からぬ箇所があれば手の施しようがない。世にはわざわざ異なる文章を用いて、一句一句意味の同じ二つの作品を書く著者はいないのだから。重訳の書が多い理由の一つはこれかもしれぬ。怠惰と言ってもよいが、おおむねやはり語学力の不足のためであろう。各本を参酌して成った訳本に出会うと、批評はいっそう難しく、少なくとも各種の原訳本を読めなければならぬ。陳源訳の『父と子』、魯迅訳の『壊滅』などは、皆このたぐいに属する。
 
  
 
+
 (八月十三日。)
翻訳の道は広くし、批評の仕事を重視すべきだと私は思う。もしただ論を極めて厳しくし、訳者自身に慎重ならしめようとするだけなら、かえって逆の結果を得るだろう。良い者は慎重になるが、乱訳者は依然として乱訳し、この時悪い訳本はまだましな訳本より多くな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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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一)                        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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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の中には多くの事実があり、記録を見なければ天才でも思いつかないようなものがある。アフリカのある原住民は男女の忌避がきわめて厳しく、婿が義母に出くわしただけでも地面にひれ伏さねばならず、しかもそれでは足りず、顔を土の中に埋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れはまことに、我が礼義の邦の「男女七歳にして席を同じくせず」の古人でも、とうてい及ばないところだ。
最後にさほど重要でない数言を付す。木天先生は重訳を疑うあまり、ドイツ語訳本を見た後に、自分が訳した『タシケント』まで、フランス語原訳本は節本であると断じた。しかし実はそうではない。ドイツ語訳本は確かに厚いが、二つの小説が合冊されているからで、後半の大部分はセラフィモーヴィチの『鉄の流れ』なのだ。ゆえに我々が持っている漢訳『タシケント』も節本ではない。
 
  
 
+
 こう見ると、我々の古人の男女隔離の設計も、やはり低能児の域を出ない。今なお古人の枠を超えられないのは、いよいよ低能の極みだ。同泳せず、同行せず、同食せず、同じ映画を見ず——すべて「席を同じくせず」の敷衍にすぎない。低能の極致は、男女が相通ずる空気を吸っていることにまだ思い至らないことだ。この男の鼻孔から吐き出されたものが、あの女の鼻孔から吸い込まれる。乾坤を紊乱すること、海水が肌に触れるだけよりもはるかに深刻である。この重大問題に対処する方法がなければ、男女の境界は永遠に画定でき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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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うに、ここは「西洋の方法」を用いるしかあるまい。西法は国粋ではないが、時として国粋を助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とえば無線放送は摩登なものだが、朝に坊主がお経を唱えるのは悪くない。自動車はなるほど洋物だが、乗って麻雀を打ちに行けば、緑の輿に乗って半日がかりで着くよりも何巡か余分に打てる。この類推で、男女が同じ空気を吸うのを防ぐには防毒面を使えばよい。各自一つの箱を背負い、管を通して酸素を自分の鼻孔に送る。顔を晒さずに済むし、防空演習も兼ねられる。これぞ「中学を体と為し、西学を用と為す」だ。ケマル将軍が治国する前のトルコ女性のベールも、今度ばかりはとうてい及ぶまい。
(七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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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もし今一人のイギリスのスウィフトのような人物がいて、『ガリヴァー旅行記』のような風刺小説を書き、二十世紀の半ばにある文明国に至り、一群の人々が香を焚いて龍を拝み、法術をもって雨を祈り、「肥った女」を鑑賞し、亀の殺生を禁じているのを見た。また一群の人々が大真面目に古代の舞法を研究し、男女別路を主張し、さらに女の脚を露出させてはならぬと主張している。そうすれば、遠方の、あるいは将来の人々は、おそらくこれは作者の口さがない作り事で、気に入らぬ人々を揶揄するためのものだと思う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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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これはまぎれもない事実なのだ。このような事実がなければ、おそらくどれほど辛辣な天才作家でも思いつかないだろう。空想はさほど奇想天外にはなれない。だから人々はある事を目にすると、「奇怪だ」という一言を発す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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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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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二)                        白道】
  
【「徹底」の底                         公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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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墨君先生が教師の資格で大衆語の討論に参加されている。その意見はきわめて重んずべきものだ。彼は「中学生に大衆語を練習させる」ことを主張し、さらに「中学生の作文で最もよく使われ、また最も誤用される流行語」を列挙して、「使わせない方がよい」と言い、将来彼らが弁別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まで待つべきだとする。「新しいものを消化不良で食べるより、先に禁じた方がよい」からだと。ここにその「流行語」の一部を抄録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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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鳴 対象 気圧 温度 結晶 徹底 趨勢 理智 現実 下意識 相対性 絶対性 縦断面 横断面 死亡率……」(『新語林』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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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私は大いに奇怪に思う。
今や一人の人の立論に対して、もしそれを「高超」と言えば、論者の反感を招く恐れがあろう。しかしもしそれを「徹底」だ、「非常に前進的」だと言えば、まだ何の障りもないようだ。
 
  
 
+
 それらの語は、もはや「流行語」とは言い難い。「対象」「現実」などは、書物や新聞を読む者なら常に目にするもので、目にする回数が多ければ比較の上でその意味が分かる。ちょうど子供が言葉を覚えるのに文法の教科書に頼らないのと同じだ。まして学校には教師の指導がある。「温度」「結晶」「縦断面」「横断面」にしても、科学上の用語であり、中学の物理学・鉱物学・植物学の教科書に載っている。国語に使う意味と何ら変わらない。それが今「最も誤用される」とは、まさか自分で考えもせず、教師も指導せず、しかも他の科学まで同様に曖昧だということか?
今やまさに「徹底」で「非常に前進的」な議論が「高超」な議論に取って代わった時なのだ。
 
  
 
+
 ならば、途中から大衆語だけ学んでも、中学出身の速成大衆に過ぎず、大衆に何の役に立つだろうか? 大衆が中学生を必要とするのは、彼の教育水準が比較的高く、みなの知識を広げ、語彙を増やし、解明できるものは解明し、新たに加えるべきものは加えられるからだ。「対象」などの定義をまず自分が明確にし、必要に応じて方言で代替できるものは訳し換え、なければ新名詞を教えてその意味を説明すべきなのだ。もし大衆語が中途半端で、新名詞もまだよく分かっていないなら、この「立ち後れ」はまことに「徹底的」だ。
文芸には本来いずれも対象の界限がある。例えば文学は元来文字を解する読者を対象としており、文字を解する程度には差異があるから、文章に深浅があるのは当然だ。そして文字は平易に、文章は明白にすべきだという主張も、やはり作者の本分だ。しかるにこの時「徹底」論者が立ち上がって言う。中国には多くの文盲がいるが、それをどうするのかと。これはまことに文学者に対する当頭の一棒であり、たちまち悶死して見せるしかない。
 
  
 
+
 思うに、大衆のために大衆語を練習するなら、あの「流行語」を禁じるべきではなく、最も肝要なのは定義を教えることだ。教師が中学生に対して、そして将来中学生が大衆に対してするのと同じように。たとえば「縦断面」と「横断面」は、「縦に切った面」と「横に切った面」と説明すれば分かりやすい。「横に鋸で挽いた面」と「縦に鋸で挽いた面」と言えば、大工の弟子でも分かり、字を知る必要もない。禁止するのはよくない。彼らの中には永遠に曖昧なままの者もいるだろう、「なぜなら中学生は必ずしも全員が大学に進んで文豪や学者になる理想を実現できるわけではないのだから。」
ただしもう一隊の救兵を招くことはできる。すなわち弁解だ。なぜなら文盲はすでに文学の作用の範囲の外にあるのだから、この時は画家、演劇家、映画作家に出馬を請い、文字以外の形象的なものを見せるしかない。しかしこれでもまだ「徹底」論者の口を塞ぐには足りず、彼は文盲の中にはさらに色盲がおり、盲人がいる、どうするのかと言う。かくて芸術家たちも当頭の一棒を食らい、たちまち悶死して見せるしか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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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四日。)
では最後のあがきとして、色盲・盲人の類には講演・歌唱・講談を用いると言おう。それはそれで言えなくもない。しかるに彼は問う。まさか中国にはさらに聾者がいることを忘れたわけではあるまい。
+
【神迎えと人咬み                     越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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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によれば余姚のある村で、農民たちが旱魃のため、神を迎えて雨乞いをしたところ、見物人の中に帽子を被った者がいると、刀や棒で滅多打ちにしたという。
またぞ当頭の一棒。悶死。皆悶死だ。
 
  
 
+
 これは迷信だが、根拠がある。漢の先儒・董仲舒先生にはすでに祈雨法があり、寡婦を使うの、城門を閉じるの、烏煙瘴気で、その奇怪さは道士と変わらないが、いまだ今の儒者に訂正されてはいない。通都大邑においてすら、現に天師が法を行い、長官が屠殺を禁じ、大騒ぎになっても、少しの口舌も引き起こさないではないか。帽子を打つのは、神が見てまだ悠然自適の者がいると思い、哀れみを垂れないことを恐れるためであり、一方ではまた、みなと苦しみを共にしないことへの憎悪からでもある。
かくて「徹底」論者は一つの結論を得た。今の一切の文芸はすべて無用であり、徹底的に改革せねばならぬ、と。
 
学者あるいは詩人の看板をもって一人の著者を批評あるいは紹介するのは、初めのうちは大いに傍人を欺くことができるが、傍人がこの著者の真相を見極めた時には、ただ自分の不誠実さ、あるいは学識の不足だけが残る。しかしもし傍人が真相を指摘しに来なければ、この作家はそのまま持ち上げて殺され、何年経ってから身を翻せるか分から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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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迎え――農民たちの本意は死を救うことにある。――だが惜しむらくはこれは迷信だ。――しかしこの他に、彼らは別の方法を知らな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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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はまた、六十余歳の老党員が神迎えを制止しようとして、みなに散々打たれ、ついには喉を噛み切られて死んだと報じている。
(十一月十九日。)
 
  
 
+
 これは妄信だが、やはり根拠がある。『精忠説岳全伝』には張俊が忠良を陥れ、ついに衆人に噛み殺されて、人心大いに快しとある。このため田舎には昔から一つの伝えがあり、噛み殺した場合は皇帝が必ず赦すという。恨みのあまり噛むに至ったならば、噛まれた者の悪もまた推して知るべしだからだと。私は法律には暗いが、おそらく民国以前の律文にも、こうした規定はなかったろう。
  
 
+
 人咬み――農民たちの本意は死を逃れることにある。――だが惜しむらくはこれは妄信だ。――しかしこの他に、彼らは別の方法を知らないのだ。
  
 
+
 死を救おうとし、死を逃れようとして、かえって自ら死を速める。悲しいかな!
  
【読書の忌                      焉于  】
+
 帝国から民国になって以来、上層の変化は少なくなかった。しかし教育のない農民は、まだ何一つ新しい有益なものを得ておらず、依然として昔の迷信、昔の誤伝のまま、死に物狂いで救死・逃死を図りつつ、自ら死を速めている。
  
 
+
 今度、彼らは「天の討伐」を受けるだろう。彼らは恐れおののくだろうが、「天の討伐」の意味が分からぬゆえに、不平も抱くだろう。やがてこの恐怖と不平が忘れられれば、迷信と誤伝だけが残り、次の水旱の災害の時には、またも神迎え、人咬みが繰り返される。
  
 
+
 この悲劇はいつ終わるのだろうか?
中国の医書には「食忌」がしばしば記載されていたのを覚えている。すなわち、ある二種の食物を同時に食すると人体に害があり、あるいは人を殺し得るという。例えば葱と蜜、蟹と柿、落花生と胡瓜の類である。しかしそれが真実かどうかは知る由もない。実験した人を聞いたことがないからだ。
 
  
 
+
 (八月十九日。)
読書にも「忌」がある。ただし「食忌」とはやや異なる。ある種類の本は決してある種類の本と一緒に読んではならぬ。さもなくば両者の一方が必ず克ち殺され、あるいは少なくとも読者がかえって憤怒を生ずる。例えば今まさに盛んに提唱されている明人の小品、中にはまことに空霊なる篇もある。枕辺、厠上、車中、舟中、これはまことに極上の消遣の品だ。しかしまず読者の心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でなければならぬ。もしかつて『明季稗史』や『痛史』、あるいは明末遺民の著作を読んだことがあれば、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くる。この両者は必ず戦いを始め、一方を打ち殺さねば止まぬ。私はこれによって、かの明人小品を憎悪する論者たちの心情をよく理解したと自負している。
 
  
 
+
 附記:
この数日、偶然に屈大均の『翁山文外』を見かけた。中に一篇、戊申(すなわち清の康煕七年)八月に書かれた「自ら代北より入京するの記」がある。彼の文筆は、袁中郎に劣るものであろうか。しかしいくつかの箇所は甚だ重みがある。数句をここに抄す──
+
 傍らに黒点を付した三つの文は、印刷されたときにすべて削除されたものだ。総編集者か検閲官の斧削か、知る由もないが、原稿を覚えている著者にとっては、非常に面白い。彼らの意図は、おそらく田舎の人々の考え――たとえ妄信であっても――をみなに知らせない方がよく、さもなくば弊害が生じ、多くの喉も危なくなるだろうと恐れたのであろう。
  
 
+
 (八月二十二日。)
 +
【読書瑣記(三)                     焉于】
  
 
+
 創作家はおおむね批評家のあれこれ言うのを嫌う。
「……河に沿いて行く。あるいは渡り、あるいは渡らず。しばしば西夷の氈帳を見る。高低一ならず。いわゆる穹廬連なり属して岡のごとく阜のごとし。男女みな蒙古語を話す。乾湿の酪を売る者あり、羊馬の者あり、犛皮の者あり、二頭の駱駝の間に臥す者あり、奚車に坐す者あり、鞍なくして騎する者あり、三両にして行き、戒衣を被る。あるいは赤あるいは黄。小さき鉄輪を持ちて『金剛穢呪』を念ずる者あり。その首に一つの柳筐を頂き、馬糞および木炭を盛る者は、すなわちみな中華の女子なり。みな頭を巻き跣足にて、垢面にして、毛の袄を反り被る。人と牛羊と相い枕藉し、腥臊の気、百余里絶えず。……」
 
  
 
+
 ある詩人がこう言ったのを覚えている。詩人が詩を作るのは、植物が花を咲かせるようなもので、咲か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からだ。もし摘んで食べて中毒しても、それは自業自得だと。
  
 
+
 この比喩は美しく、もっともらしく聞こえる。しかしよく考えると誤りもある。誤りは、詩人はつまるところ一株の草ではなく、社会の中の一個の人間だということだ。しかも詩集は金を取って売るのだから、ただで摘めるわけがない。金を取る以上、これは商品であり、買い手にも良し悪しを言う権利が生ずる。
思うに、もしこのような文章を読み、このような情景を想像し、しかも完全には忘れていなければ、たとえ中郎の『広荘』や『瓶史』であっても、積もった憤りを洗い清めることは断じてできず、しかもさらに憤怒を増すであろう。なぜならこれは実に中郎の時代の彼ら相互の標榜よりもさらに悪いからだ。彼らはまだ揚州十日、嘉定三屠を経験していなかったのだ。
 
  
 
+
 たとえ本当に花だとしても、もし深山幽谷の人跡未踏の地に咲いているのでなければ、毒があれば庭師の類が手を打つはずだ。花の事実もまた、詩人の空想の通りにはいかない。
明人の小品はよい。語録体も悪くない。しかし私は『明季稗史』の類と明末遺民の作品の方がまことに更によいと思う。今こそまさに句読を施し翻印すべき時だ。皆に少し目を覚まさせるために。
 
  
 
+
 今は言い方が変わって、作者でない者までも批評家を嫌い、こう言う者がいる——そんなに物知りなら、お前が一つ書いてみろ!
  
 
+
 これにはまったく批評家も鼠のように逃げ出すしかない。なぜなら批評家でありながら創作もできる者は、昔から非常に少ないからだ。
(十一月二十五日。)
 
【「お子様お断り」                    宓子章  】
 
  
 
+
 思うに、作家と批評家の関係は、料理人と食客にいくらか似ている。料理人が一品作れば、食客は良いの悪いの言うものだ。料理人が不公平だと感じたら、その客が神経病ではないか、舌苔が厚くはないか、旧怨を挟んではいないか、勘定を踏み倒す気ではないか、見てみればよい。あるいは広東人で蛇肉が食べたいのか、四川人でまだ唐辛子が欲しいのか。そこで弁明なり抗議なりを出せばよい――むろん、一言も言わずともよい。しかし客に向かって「なら、お前が一杯作って俺に食わせてみろ!」と怒鳴るのは、さすがにいささか滑稽であろう。
  
 この五六年来の外国映画は、まず我々に一通り洋風侠客の勇敢さを見せ、次いで野蛮人の陋劣を、さらに洋風令嬢の曲線美を見せた。しかし目の肥えは広がるもので、ついに何本かの脚では足りなくなり、一大群となる。またぞ足りず、丸裸となる。これが「裸体運動大写真」であり、正々堂々たる「人体美と健康美の表現」ではあるが、しかし「お子様お断り」で、子供はこれらの「美」を見る資格がないのだ。
+
 たしかに四五年前、筆をとる者は批評家になりさえすれば文壇に高く座れると思い、速成や乱評も少なくなかった。しかしこの風潮を矯正するには批評の批評を用いるべきであって、批評家という肩書きに泥を塗りつけるのは良い方法ではない。ただ我々の読書界は平和を好む者が多く、筆戦を見れば何であれ「文壇の悲観」だの「文人相い軽ず」だのと言い、甚だしくは是非を問わず一律に「罵り合い」と称し、「真っ黒けの一団の醜態」だと断ずる。果たして、今では誰が批評家だとも聞かなくなった。だが文壇はどうかと言えば、依然として元のままで、ただ表に現れなくなっただけだ。
  
 なぜか。宣伝にこのような文句がある──
+
 文芸には必ず批評が要る。批評が正しくなければ、批評をもって抗争すべきであり、そうしてこそ文芸と批評が共に前進できる。もし一律に口を塞いで文壇が清浄になったことにすれば、得られる結果はかえって逆のものになるだろう。
  
 「一人のこの上なく聡明な子供が言った。『あの人たちはどうして体の向きを変えてくれない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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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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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紛飛」                       張沛】
  
 「一人の十分に厳格な父親が言った。『どうりで劇場は子供を断るわけ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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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分の主張を支持しようとするとき、一本のチョークで相手の顔を塗って道化に仕立て、自分が正役であることを引き立てようとする者がいる。しかしその結果は、往々にして思惑と正反対になる。
  
 これはもちろん文学者の虚構の妙文に過ぎない。なぜならこの映画は最初から「お子様お断り」を掲げているのだから、子供は見ようがないのだ。しかしもし本当に見せたとして、彼らはこのような質問をするだろうか。おそらく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この質問の意味は、恐らく張生が唱う「ああ、どうして顔を向けてくれないのだ」とは全く異なり、実は映画中の人物の態度の不自然さが不思議に思われただけであろう。中国の子供は比較的早熟かもしれず、性的感覚が比較的鋭いかもしれぬが、成人した「父親」よりも心が不浄であるとまではゆくまい。もしそうであるなら、二十年後の中国社会はまことに恐ろしいものだ。しかし事実上はおそらく決してそうはならぬゆえ、あの答えはこう改めた方がよ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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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士釗先生は今は民権の保障に当たっておられるが、段政府時代には文言の保障もされていた。彼はかつて実例を作り、「二桃もて三士を殺す」を白話で「二つの桃が三人の読書人を殺した」と書くのは、いかに駄目かと言った。今度は李焰生先生が大衆語文に反対して、「静珍君の挙げた例のように、『大雪紛飛』は『大雪が一片一片ひらひらと降っている』よりも簡潔にして神韻に富み、適宜採用するのは文言文の提唱と同列に論ずべきではない」と賛同されている。
  
 「わしが満足できぬようにするためだ。全くけしから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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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もやむを得ない場合に大衆語文が文言・白話、さらには外国語を採用することに賛成するし、事実すでに採用されている。しかし両先生が代わりに訳した例は、いかにも的外れだ。あの時の「士」は必ずしも「読書人」ではなく、すでに人が指摘している。今回の「大雪紛飛」にも「一片一片」の意味はなく、わざと冗長にして大衆語に恥をかかせようとする技にすぎない。
  
 ただしこう言う「父親」もおそらくいまい。彼はいつも「己の心をもって人の心を度る」のであり、度った後にこの心を無理に他人の胸中に押し込め、自分のものではないふりをして、他人の心は自分ほど清浄ではないと言う。裸体の女性が皆「体の向きを変えない」のは、実はまさにこの類の人物に対処するためなのだ。彼女たちはまさか白痴ではあるまい。「父親」の目つきが、その子供よりもさらに不真面目であることすら知らぬわけがあろ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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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話は文言の直訳ではなく、大衆語も文言や白話の直訳ではない。江浙で「大雪紛飛」の意味を言い表すのに、「大雪が一片一片ひらひらと降っている」などとは言わない。大抵は「ひどい」「猛烈だ」「すさまじい」のような語で雪の降り方を形容する。もし「古書で検証」したければ、『水滸伝』の中の一句「あの雪はちょうど激しく降っている」こそが、現代の大衆語に近い言い方であり、「大雪紛飛」より二字多いが、その「神韻」ははるかに優れている。
  
 しかし中国社会はやはり「父親」類の社会であるから、芝居を演じれば「母親」類が身を献じ、「息子」類が謗りを受ける。たとえ危急の関頭に至っても、やはり何かと「木蘭従軍」「汪踦衛国」で、「女子と小人」を押し出して防ぎとするのだ。「我が国民はいかにしてその後を善くする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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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から社会の上層へ飛び出した人が、思想も言語も一歩ずつ大衆から離れていくのは、もちろん「勢い免れ難い」ことだ。しかしもし幼い頃から坊ちゃんでなく、多少なりとも「下層の人間」と関わりがあったなら、心を翻して思い返せば、きっと文言や白話に勝る彼らの好い言葉をいくつも思い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もし自ら醜悪なものをでっち上げて、敵対するものが駄目だと証明しようとするなら、それは隠した場所から掘り出した自分自身の醜悪であり、大衆を辱めることはできず、大衆を笑わせるだけだ。大衆は読書人ほど知識は高くないが、出鱈目を言う者に対して一つの諡号を持っている――「刺繡の枕」。この意味はおそらく田舎の人にしか分かるまい。貧しい者が枕に詰めるのは鳥の羽毛ではなく、藁なのだか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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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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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とラテン文字化                   仲度】
  
 (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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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衆語文に反対する人々は、主張者に得意げに命令する。「品物を出して見せろ!」と。その一方で、こんなお人好しもいる。相手が本気なのかからかっているのかも問わず、たちまち必死で標本を作りにかかるのだ。
【古人は必ずしも純厚ならず                     翁隼  】
 
  
 
+
 読書人が大衆語を提唱するのは、もちろん白話の提唱より困難だ。白話を提唱したときは、良かれ悪しかれ使ったのは白話だったが、今大衆語を提唱する文章は大抵大衆語ではない。しかし反対者には命令を下す権利はない。たとえ身体障害者であっても、もし健康運動を主張しているなら、彼は絶対に間違っていない。もし纏足を提唱するなら、たとえ天足で壮健な女性であっても、彼女は有意に、あるいは無意に人を害しているのだ。アメリカの果物大王は、一品種の果物を改良するだけで十数年の歳月を要した。まして大衆語は遥かに大きな問題ではないか。もし彼の矛で彼の盾を攻めるなら、反対者は文言か白話に賛成しているはずだ。文言には数千年の歴史があり、白話には二十年近くの歴史がある。彼もまた彼の「品物」をみなの前に出してみるがよい。
  
 年長の人々はしばしば言う。古人は今人より純厚で、心がよく、寿命が長いと。私も以前はいくらか信じていたが、今やその信仰は揺らいでいる。ダライ・ラマは普通の人より心がよいはずだが、「不幸にして短命にして死せり」とはいえ、広州で開かれた耆英会では確かに一群の長寿翁・長寿媼が集められ、百六歳の老婆がまだ針に糸を通せるのは写真で証明されていた。
+
 しかし我々自ら試みることも構わない。『動向』にはすでに三篇の純粋な方言で書かれた文章が掲載されたが、胡繩先生はこれを読んだ後、やはり方言でない文の方が分かりやすいと評した。実のところ、一つ骨を折れば、どの方言で書かれたものでも理解できる。私の個人的経験では、我が故郷の方言は蘇州とはかなり異なるが、一部の『海上花列伝』のおかげで「門を出ずして」蘇州語が分かるようになった。最初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が、頑張って読み続け、記事と照合し、会話を比較するうちに、やがてすべて分かった。もちろん非常に困難だった。この困難の根は、漢字にあると私は思う。一つ一つの四角い漢字にはそれぞれ意味があり、今それをそのまま方言を写すのに用いると、あるものは本来の意味で使われ、あるものはただの借音にすぎない。すると読む際に、どの字が意味で使われ、どの字が借音かを分析しなければならず、慣れればどうということはないが、初めは非常に骨が折れるのだ。
  
 古今の心の善し悪しは、比較するのがなかなか難しく、詩文に教えを求めるしかない。古の詩人は名高き「温柔敦厚」であるが、中にはなんと「時日いずくんぞ喪びん、予汝とともに亡びん!」と言う者もいた。なんと悪辣なことか。さらに奇妙なのは、孔子が「校閲」した後も、これを削らず、なお「詩三百、一言もってこれを蔽う。曰く、思い邪なし」と言っていること。聖人もまた可悪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らし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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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とえば胡繩先生の挙げた例で、「窝里に回ろう」と言えば「犬の巣穴」に帰ると取られかねず、「家に帰ろう」と言った方が明瞭だという。あの文の病根は漢字の「窝」にある。実際にはあのような書き方をすべきではないだろう。我が故郷の田舎の人もまた「家」のことを Uwao-li と言い、読書人が書き取ると「窝里」と書きやすいが、この Uwao は実は「屋下」の二音の合成がいくらか訛ったもので、「窝」の字で安易に代用してはならない。もし他に意味のない音だけを記せば、いかなる誤解も生じないだろう。
  
 さらに現存の最も通行する『文選』があるが、聞くところによれば、もし青年作家が語彙を豊かにし、あるいは建築を描写しようとすれば、必ずこれを見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いう。しかし我々がもし中の作家を調査すれば、少なくとも半分は非業の死を遂げている。もちろん心が悪かったからだ。昭明太子の選択を経て、確かに語彙の祖師のようになったが、当時はおそらくまだ個人の主張も偏激な文字もあったのだ。さもなくばその人は伝えられなかったはずで、唐以前の史書の文苑伝を繰ってみれば、おおむね旨意を承けて檄を草し頌を作る人であるが、しかしそれら著者の文章で今日まで伝わるものはかえって甚だ少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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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衆語文は文言や白話より音数が多い。もしなお四角い字で書くならば、頭脳を使うだけでなく手間もかかり、紙墨すら不経済だ。この四角い病んだ遺産のために、我々の最大多数の人間は、すでに数千年にわたって文盲として殉死してきた。中国もこの有様で、他国が人工降雨を行っているとき、我々はまだ蛇を拝み神を迎えている。もしみなが生き延びたいのなら、漢字に我々の犠牲になってもらうしかあるまい。
  
 こう見てくると、古書をまるごと翻印するのも危険がないとは言えぬ。近頃たまたま石印の『平斎文集』を見かけたが、著者は宋人であり、古くないとは言えぬが、しかしその詩は規範とし難い。例えば「狐鼠」を詠じて曰く、「狐鼠一窟を擅にし、虎蛇九逵を行く。天に眼あるを論ぜず、ただ地に皮なきを管ぜよ……。」また「荊公」を詠じて曰く、「禍胎を養い成して身始めて去り、依然として鐘阜人に向かいて青し。」かの当路を指斥する口吻は、今人の見慣れぬところだ。「八大家」の欧陽修は、偏激な文学者とは言えまいが、しかしあの『李翱の文を読む』の中にはこうある。「ああ、位に在りて自ら憂うることを肯ぜず、また他人を禁じて皆憂うることを得ざらしむ、嘆ずべきかな!」これもまた甚だ憤懣と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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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はただ「書法のラテン文字化」の一条の道があるのみだ。これは大衆語文と切り離せない。やはり読書人からまず試みて、字母・綴り方を紹介し、それから文章を書く。初めは日本語のように、名詞の類の漢字だけを残し、助詞・感嘆詞を、やがて形容詞・動詞もすべてラテン文字の綴りで書く。そうすれば目にも馴染みやすく、理解もはるかに容易になる。横書きにするのは言うまでもない。
  
 しかし後人の一番の選択を経ると、たちまち純厚になるのだ。後人が古人を純厚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ならば、後人が古人より更に純厚なのは明らかである。清朝にはかつて勅定の『唐宋文醇』と『唐宋詩醇』があった。これは皇帝が古人を純厚に仕立てた好い標本であり、まもなくこれを翻印して「狂瀾を既倒に挽かん」とする者が出るかもしれ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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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は今すぐ実験しても、決して難しくはあるま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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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るほど、漢字は古代から伝わる宝物だ。しかし我々の祖先は漢字よりもさらに古いのだから、我々こそはなおさら古代から伝わる宝物だ。漢字のために我々を犠牲にするか、我々のために漢字を犠牲にするか。これは正気を失っていない者なら、誰でもただちに答えられることだ。
  
 (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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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三日。)
【法会と歌劇                     孟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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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シェイクスピア」                   苗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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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厳復は「シェイクスピア」に触れたことがあるが、触れただけで終わった。梁啓超も「シェイクスピア」を論じたが、注目する者はいなかったようだ。田漢がこの人の作品の一部を翻訳したが、今はあまり流行していないらしい。今年に至って、また「シェイクスピア」「シェイクスピア」と騒がしくなり、杜衡先生がその作品から群衆の盲目を証明しただけでなく、ジョンソン博士を拝するかの教授までもがマークス「ニュークス」の断片を翻訳しに来た。なぜか? 何のためか?
  
 『時輪金剛法会募金趣意書』にこのような一節がある。「古人ひとたび災厄に遭えば、上は己を罪し、下は身を修む……今や人心漸く衰えり、仏力の加被に頼らずんば、この浩劫を消除する由なし。」恐らく今もまだ覚えている人がいるだろう。これを読むとまことに自分も他人も半文の値打ちもなく、治水も除蝗も全く無益で、「あるいは自業を消し、あるいは他の災いを免れん」と思えば、パンチェン大師にお出まし願って仏菩薩の加護を祈るしかないという気にさせられる。
+
 しかもソ連でも原作のシェイクスピア劇を上演するという話だ。
  
 堅く信じている人々は必ずいる。さもなくば、どうして巨額の寄付を募れよ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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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演しなければまだしも、上演しようとしたとたん、施蟄存先生に「醜態」を見抜かれてしまった——
  
 しかし畢竟「人心漸く衰え」たらしく、中央社十七日杭州電に曰く、「時輪金剛法会は本月二十八日に杭州にて啓建せらるるが、併せて梅蘭芳、徐来、胡蝶を招き、会期中五日間歌劇を上演することに決せり。」梵唄の円音が、軽歌曼舞に「加被」せらるるとは、意表に出ずるにあらず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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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ソ連は最初『シェイクスピアを打倒せよ』であり、次いで『シェイクスピアを改編せよ』であり、今はどうだ、演劇季で『原作シェイクスピアを上演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ではないか?(しかも梅蘭芳に『貴妃酔酒』を演じさ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の政治方策を文学に運用する醜態は、まことに歯が冷えるではないか!」(『現代』五巻五号、施蟄存「私と文言文」)
  
 かつて我が仏が説法したまいし折、天女の散花ありと聞く。今、杭州にて会が啓かるるに、我が仏がおそらく親しく臨みたまうまじきとすれば、梅郎に権りに天女に扮することを恭請するのも、むろん不可ではあるまい。しかしモダンガールたちと何の関係があろうか。まさか映画スターや標準美人が歌を唱えば、「この浩劫を消除」できるという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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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ソ連は遠いし、演劇季の状況はまだよく分からないから、歯の冷暖はひとまず措こう。しかし梅蘭芳と記者の対談は『大晩報』の『火炬』に載っていて、『貴妃酔酒』を演じに行くとは言っていない。
  
 おおよそ、人心が「漸く衰え」んとする前に、仏を拝む人はすでに余興を兼ねて見た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寄付に限りがあり法会が大きくない時には、坊主たち自らが飛鉢を演じ、歌を唱って善男善女を満足させたが、これはまた道学先生たちをも首を振らせた。パンチェン大師は開会を「印可」するのみにして『毛毛雨』を歌わぬのは、まことに仏旨に適っているが、不意にも同時に歌劇まで上演されると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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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先生自身こう言っている。「私は生まれてこのかた三十年、幼稚で物を知らなかった時代を除き、思想も言行も一貫していると自負する。……」(同前)これはもちろん結構なことだ。しかし彼が「語った」他人の「行い」は必ずしも一致せず、時には不一致もあるようで、『貴妃酔酒』はその好例だ。
  
 原始人と現代人の心は、おそらくかなり異なるものがあろうが、もし隔たりがわずか数百年であれば、たとえ若干の差異はあっても、微々たるものであろう。祭りで芝居を演じ、香市で美女を見るのは、まさに「古よりこれあり」の芸当である。無量の福を積み、かつ視聴の娯楽を極め、現在も未来もよいことがある──これが古来仏事を興行する呼び声の力なのだ。さもなくば、黄色く太った坊主がお経を唱えるだけでは、参加者は必ずしも踊躍せず、浩劫は消除の望みがない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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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実のところ梅蘭芳はまだ出発もしていないのに、施蟄存先生は早くも彼が「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の前で裸で水浴びすると断定している。こうなれば、彼らはただ「次第に資産階級の余毒に染まる」のみならず、中国の国粋にも染まるだろう。彼らの文学青年が将来宮殿を描写するとき、『文選』や『荘子』に「語彙」を求めても不思議ではない。
  
 しかしこの手配は、婆心より出たりとはいえ、やはり「人心漸く衰えり」の徴候である。我々に疑いを抱かせる。我々自身はこの浩劫を消除する資格がないとして、この後はパンチェン大師に頼るべきか、それとも梅蘭芳博士か、ミス徐来か、ミス胡蝶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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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貴妃酔酒』を演じれば施先生の「歯が冷え」、演じなくても予言者の面目が潰れる。どちらに転んでも不愉快だから、施先生はまた自ら言う。「文芸の上で私はずっと孤独な人間だ。みだりに衆怒を買うことは敢えてしない。」(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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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尾の一文は謙遜で、施先生に賛成する者は実は少なくない。でなければ堂々と雑誌に発表できようか?——この「孤独」はまことに価値あるものだ。
  
 (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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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日。)
【洋服の没落                        韋士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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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の批評                        及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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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に今、良い作品がないことは、とうに批評家やでたらめ評論家の不満を買い、先ごろはその原因の究明も行われた。結果は、結果が出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った。しかしなお新しい解釈がある。林希雋先生は、作家が「投機取巧の手管」で「雑文」を書いて「自らを毀してしまった」ため、シンクレアやトルストイも作れなくなったのだと言う(『現代』九月号)。またもう一人の希雋先生は、「この資本主義社会において……作家は知らず知らずのうちに商人と化した。……より多くの報酬を得るために、『粗製濫造』の方法を取らざるを得なくなり、もはや精根を傾けて苦心して真剣に創作する者はいなくなった」と言う(『社会月報』九月号)。
  
 数十年来、我々はいつも自分に合った服がないことを恨んできた。清朝末年、革命の色彩を帯びた英雄たちは辮髪を恨むのみならず、馬褂や袍子も恨んだ。それは満洲の服だったからだ。ある老先生が日本に遊歴し、あちらの服装を見て大いに喜び、雑誌に文章を載せて「図らずも今日再び漢官の儀を見る」と題した。彼は古装の復活に賛成し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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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経済に着眼したのは、もちろん一歩進んだと言える。しかしこの「精根を傾けて苦心して真剣に創作した」学説は、常識しか持たない我々の見解とはかなり異なる。我々はこれまで、資本で利益を得る者を商人と考えてきた。だから出版界では、金を出して書店を開いて儲ける店主が商人だ。ところが今になって、文章で限りある原稿料を得る者も商人だと知った。ただし一種の「知らず知らずの」商人だ。農民が米を少し節約して売るのも、工人が筋力で金を得るのも、教授が口を売るのも、娼婦が淫を売るのも、すべて「知らず知らずの」商人だ。買い手だけが商人ではないことになるが、その金は必ず何かと交換して得たものだから、やはり商人だ。かくして「この資本主義社会において」は一人残らず商人であり、ただ「知らず知らず」と有形の二大類に分かれるだけとなる。
  
 しかし革命の後に採用されたのは洋装であった。皆が維新を志し、便捷を求め、腰骨をまっすぐにしたかったからだ。少年英俊の輩は自ら洋装であるのみならず、他人が袍子を着るのを嫌悪した。当時聞くところによれば、樊山老人のもとへ行って、なぜ満洲の衣裳を着るのかと詰問した者もいたそうだ。樊山は問い返して曰く、「君の着ているのはどこの服かね。」少年は答えて曰く、「私が着ているのは外国の服です。」樊山曰く、「わしが着ているのも外国の服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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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雋先生自身の定義で彼自身を判定すれば、もちろん「知らず知らずの」商人だ。もし売文で生計を立てていないのなら、「粗製濫造」の必要もないはずだが、それではどうやって暮らしているのか。きっと別に商売を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あるいはまさに有形の商人かもしれない。だから彼の見識は、どう見ても商人の見識を免れない。
  
 この話はかなり一時に伝誦され、袍褂党を眉を揚げさせた。ただしその中にはいくらか革命に反対する意味が含まれており、近日の衛生のため、経済のためとは大いに異なる。その後、洋服はついに華人と次第に仲たがいし、袁世凱の御代に袍子馬褂を常礼服と定めたのみならず、五四運動の後、北京大学が校風を整飭するため制服を規定しようとして学生に公議させたところ、その議決もまた袍子と馬褂であ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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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雑文」は短い。書く手間だけでも、「和平と戦争」(これは林希雋先生の文章からの写しで、原題は実は『戦争と平和』だ)ほどの長い時間は決してかからず、労力がきわめて少ないのはまったくその通りだ。しかしやはり少しの常識と少しの苦心が要る。さもなくば、「雑文」であっても、さらに一段と「粗製濫造」になり、笑い種が残るだけだ。作品にはつねに欠点がある。アポリネールは孔雀を詠み、尾を翹げれば光輝燦爛だが、後ろの肛門も露になると言った。だから批評家の指摘は必要だ。ただし批評家もまたこのとき尾を翹げて、肛門を露にする。ではなぜそれでも必要かと言えば、正面にはまだ光輝燦爛たる羽があるからだ。しかしもし孔雀ではなく、ただの鵞鳥や家鴨の類なら、尾を翹げて露わにするのは何だけか、少しは考えた方がよい!
  
 今回洋服が採用されなかった理由は、まさに林語堂先生の言うように衛生に合わないからだ。造化が我々に賜うた腰と首は本来屈曲できるもので、腰を曲げ背を屈めるのは中国では常態である。逆のものすら甘んじて受けるのだから、順のものはなおさら甘んじて受けるべきだ。ゆえに我々は最も人体を研究し、その自然に順じてこれを用いる人民なのだ。首が最も細いので斬首を発明し、膝関節が曲がるので跪拝を発明し、臀部は肉が多くかつ致命的でないので尻叩きを発明した。自然に反する洋服は、かくして次第に自然と没落していっ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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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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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の二つの願い                    白道】
  
 この洋服の遺跡は、今やモダンな男女の身にのみ残留しているに過ぎず、あたかも辮髪や纏足が頑固な男女の身にたまに見られるのと同じだ。ところが思いもかけず、また一通の催命符がやって来た。硫酸がこっそり背後から撒かれた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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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日はまことに「悲喜交々」であった。国暦の九一八が過ぎたばかりで、もう「旧暦」の「中秋の名月見」があり、さらに「海寧の観潮」がある。海寧といえば、またぞろ「乾隆帝は海寧の陳閣老の息子だ」と語る者が出てきた。この満州の「英明なる君主」が、もとはと言えば中国人がすり替えた赤子とは、なんと景気のよい、しかも幸運な話であろう。一兵を損ぜず、一矢を費やさず、ただ生殖器官だけで革命を成し遂げた。まったくこの上ない安上がりだ。
  
 これをどうすればよいの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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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は家族を尊び血統を重んじるが、その一方で、何の関係もない人々と親戚づきあいをしたがる。一体どういうつもりなのか、私にはまるで分からない。幼い頃から「乾隆は我々漢人の陳家からこっそり抱えて行かれたのだ」とか「我々は元朝で欧州を征服した」とか、耳にたこができるほど聞かされてきた。ところが今になっても、煙草屋の中国政界偉人選挙投票ではチンギス・ハンが候補の一人に入っているし、民智を啓く新聞ではまだ満州の乾隆帝が陳閣老の息子だと講じている。
  
 古制に復そうにも、黄帝から宋明に至る衣裳は一時にはとても分からぬ。舞台の扮装に倣おうにも、蟒袍に玉帯、白底に黒靴で、自動車に乗って西洋料理を食べるのは、やはりいささか滑稽を免れまい。ゆえに変えに変えて、おおよそやはり袍子馬褂が安定であろう。外国の服ではあるが、恐らく脱ぐことはあるまい──これはまことにいささか不思議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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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は確かに女性が番人の元へ行ったことがある。芝居でも男が番国の駙馬に招かれ、便宜を得て嬉々としてやっている。近い例でも、侠客を義父と仰いだり、富豪の入婿になったりして急に成り上がった者は当然いるが、これは体面のよいことではない。男子漢・大丈夫たるもの、別に能力があり、別に志を持ち、智力と別の体力を恃むべきだ。さもなくば、やがてまたみなが日本人は徐福の子孫だと大いに言い出すのではないかと、私はまことに恐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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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つ目の願い——今後はみだりに他人と縁を結ぶのをやめよう。
  
 (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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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ころが文学にまで縁結びをする者が現れた。女性の才能は男性との肉体関係によって影響を受けるとし、欧州の数人の女性作家にはみな文人の恋人がいたことを証拠に挙げた。すると別の者がこれを反駁し、フロイト説に基づくもので当てにならないと言った。実のところこれはフロイトの説ではない。ソクラテスの妻が哲学をまるで解さず、トルストイの妻が文章を書けなかったという反証を、フロイトが忘れるはずがない。そもそも世界文学史上に、中国のいわゆる「父子作家」「夫婦作家」のような「気恥ずかしさを面白がる」人物がどれほどいるか。文学は梅毒とは異なり、黴菌がないのだから、性交で相手に伝染するはずがない。「詩人」が一人の女を釣ろうとして、まず「女詩人」と持ち上げるのは、一種のおべっかであり、本当に詩才を伝染させたわけではない。
【友人                          黄凱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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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つ目の願い——今後は目線を臍下三寸から離そう。
  
 私は小学校の頃、同級生たちの手品を見て──「耳で字を聞く」だの「紙人形が血を流す」だの──甚だ面白いと思った。廟の縁日にはこれらの手品を伝授する人がいて、銅貨数枚で一つ覚えられたが、覚えてしまうとたちまち興醒めした。中学に入ったのは城内で、意気揚々と大きな手品を見たが、後に誰かが手品の秘密を教えてくれ、それから輪の傍に近づく気がしなくなった。昨年上海に来て、ようやくまた退屈を紛らわす場所を得た。映画を見ること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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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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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験場の三つの恥                    黄棘】
  
 しかしまもなく本の中で映画フィルムの製造法を少し読み、見たところ千丈の断崖のようなものが実は地面から数尺に過ぎず、奇鳥怪獣もすべて紙製であると知った。これにより映画の神秘を感じなくなり、かえって往々その破綻ばかり気にするようになって、自分も退屈にな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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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八股文の試験の時代に、三種類の答案があり、受験生は大いに面目を失った。後に策論に変わってからも、おそらく同じだっただろう。第一は「白紙答案」で、題目だけ書いて文章は書けない、あるいは題目すら書かないもの。しかしこれが最も潔い。ほかにこれ以上の枝葉はないからだ。第二は「刊本からの筆写」で、僥倖を願う心がまずあって、刊本の八股を暗記するか持ち込み、もし題目が合えばそのまま写して、試験官の目を誤魔化そうとするもの。品行はもちろん「白紙答案」の者より劣るが、文章は大抵よいので、ほかに別段の枝葉はない。第三が最悪で、でたらめに書くこと。不合格は言うまでもないが、でたらめな文章の中から笑い話を掘り出されてしまう。茶飲み話の種にされるのは、大概このたぐいだ。
三度目にして退屈を紛らわす場所を失ったのだ。時には、あの本を読んだことを後悔し、著者が製造法を書くべきでなかったと恨むことさえあった。
 
  
 暴露する者は種々の秘密を暴き、人のためになると思っている。しかし退屈な人間は、退屈を紛らわすために、欺かれることに甘んじ、自ら欺くことに安んじている。さもなくばもっと退屈になるからだ。このために手品は天地の間に長く存続し、このために幽暗を暴露することは欺く者に深く悪まれるのみならず、欺かれる者にも深く悪まれ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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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通」はまだこの中に入らない。なぜなら不通であっても、彼はとにかく題目を見て文章を書いているのだから。しかも不通の境地まで文章を書くのも容易ではない。中国の古今の文学者で、一つも不通の文がないと保証できる者が誰かいるだろうか? 自分が「通じている」と思い込んでいる者がいるが、それは「通じる」「通じない」の区別すら分かっていないからだ。
  
 暴露する者は有為の人々の中でのみ益があり、無聊の人々の中では滅びるしかない。自救の道はただ、一切の秘密を知りつつも顔色を変えず、欺くことに加担し、欺かれることに甘んずる無聊の人々を欺き、無聊な手品が次から次へと、結局は反復して続くままにしておくことだ。周囲には必ずこれを見る人がいる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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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の試験官の連中は、しきりに中学生の答案の笑い種を語っている。だが実のところ、その病根はでたらめに書くことにある。あの題目は、刊本から写しさえすれば全員合格できるものだ。たとえば『十三経』とは何か、文天祥はどの朝の人か、自分で頭を絞る必要はまるでなく、ひとたび絞ればかえって駄目になる。そこで文人学士たちは国学の衰退、青年の不出来を大いに嘆き、まるで自分たちだけが文林の碩果であるかのように、もっともらしい顔をしている。
  
 手品師は絶えず拱手して言う、「……一歩家を出れば朋友が頼り!」と。これにはいくらか手品の種を知る者に向けて発せられた意味がある。西洋の種明かしをされぬようにするため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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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かし刊本からの筆写だって容易ではない。もしあの試験官たちを試験場に閉じ込めて、いきなりいくつか馴染みの薄い古典について問うてみれば、でたらめに書かないまでも、白紙答案を出さないとは限るまい。こう言うのは、すでに名を成した文人学士を軽んじるためではなく、古典は多く、覚えきれないのは不思議ではないが、全部覚えている方がかえって奇妙だと思うからだ。古書には後人が注をつけたものが少なくないではないか。あれはみな自分の書斎に座り、群書を調べ、類書を繙き、年月をかけてようやく脱稿したのであり、それでもなお「未詳」があり、誤りがある。今の青年にはもちろん指摘する力はないが、証人としては他の誰かの「補正」がある。しかも補に補を重ね、正に正を重ねたものも、時に見られる。
  
 「朋友とは義をもって合するものなり」──しかし我々は古来しばしばこのようには解さなかった。
+
 こう見てくると、もし刊本から写すことができ、しかもそれなりに体裁を繕えるなら、この人は現在の大人物だということになる。青年学生にいくらかの誤りがあるのは、常人の分際に過ぎない。それなのに世間に詬られるとは。彼らの中から「冤枉だ」と叫ぶ者がいないのが、まことに不思議だ。
  
 
+
 (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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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たもや「シェイクスピア」               苗挺】
  
 (四月二十二日。)
+
 ソ連が原作シェイクスピアを上演するのは、見よ「醜態」。マルクスがシェイクスピアを論じたのは、もちろん誤り。梁実秋教授がシェイクスピアを翻訳するらしく、一冊大洋千元。杜衡先生がシェイクスピアを読んで、「もう少し人生経験が必要だ」と悟った。
【清明の頃                          孟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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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々の文学者・杜衡先生は、以前は自分でも「人生経験」の不足を感じていなかったらしく、群衆を信じていた。しかしシェイクスピアの『ジュリアス・シーザー』を観てからは、「彼らには理性がない。明確な利害の観念もない。彼らの感情はまったく数人の煽動家に支配され、操縦されている」と悟ったのだ。(杜衡「シェイクスピア劇『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群衆」、『文芸風景』創刊号所載。)もちろんこれは「シェイクスピア劇」に基づくもので杜先生とは無関係であり、彼自身もまだそれが正しいかどうか判断できないと言うが、自分に「もう少し人生経験が必要だ」と感じたことだけは、すでに明白だ。
  
 清明の頃は墓参りの季節で、ある者は関内に入って祖先を祭ろうとし、ある者は陝西に墓参りに行く。激論は天を沸かせ、歓声は地を揺るがし、まるで墓参りで国が滅びも、国が救われもするかのようだ。
+
 これは「シェイクスピア劇『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群衆」が杜衡先生に与えた影響である。では「杜文『シェイクスピア劇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群衆』に表現された群衆」はどうか? 『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ものと何ら変わらない——
  
 墓にこれほど大きな関係があるとすれば、墓を掘ることはもちろん許されまい。
+
 「……これは我々に、近数百年来の各次の政変においてしばしば見られる、『鶏来たれば鶏を迎え、犬来たれば犬を迎う』式の……あの痛心すべき状況を想起させる。……人類の進化とは一体どこにあるのか? それとも我々のこの東方の古国は今なお二千年前のローマが経た文明の段階に停滞しているのだろうか?」
  
 元朝の国師パクパは、墓を掘ることの利害を深く信じていた。彼は宋陵を掘り開き、人骨を豚犬の骨と一緒に埋めて宋室を不運にしようとした。後に幸いにも一人の義士に盗まれ、目的は達せられなかったが、しかし宋朝はやはり滅んだ。曹操は「摸金校尉」の類の職員を設けて専ら盗墓に当たらせたが、彼の息子は皇帝になり、自分は「武帝」と諡された。いかに威風堂々たることか。こう見ると、死者の安危と生者の禍福とは、やはり関係がないようでもある。
+
 まことに、「古を思う幽情」は、往々にして現在のためだ。こう比べると、ローマにもかつて理性があり、明確な利害の観念があり、感情が数人の煽動家に支配も操縦もされない群衆が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と疑いたくなるが、彼らは駆散され、弾圧され、殺戮されたのだ。シェイクスピアは調査しなかったか、あるいは思い至らなかったか、しかし故意に抹殺したのかもしれない。彼は古の人であり、こうした手を使ったところで手品とは言えない。
  
 伝えるところによれば、曹操は死後に墓を掘られることを恐れ、七十二の疑冢を造り、人を手出しできなくした。そこで後の詩人が曰く、「あまねく七十二の疑冢を掘れば、必ず一冢に君の屍を葬れるあらん。」そこで後の論者がまた曰く、「阿瞞は老獪至極、その屍が実にこの七十二冢の内にあらざることを安んぞ知らんや。」まことに手の施しようがない。
+
 しかし彼の貴手が一たび取捨し、杜衡先生の名文が一たび敷衍すると、群衆は永遠に「鶏来たれば鶏を迎え、犬来たれば犬を迎う」材料であり、迎えられる側の方がよほど見込みがあると、まことに思わされる。「私に至っては、正直に言って」、群衆の無能と卑しさは「鶏」「犬」にすら勝ると、いくらか「感じ」さえしたのだ。もちろんこれは群衆を愛すればこそで、彼らがあまりに情けないからだ——自分ではまだ判断できないにしても、「この偉大なる劇作家は群衆をこのように見ている」のだから。信じない者は彼に聞けばよい!
  
 阿瞞はまさに老獪至極ではあるが、思うに疑冢の類は必ずしも手配しなかったであろう。ただ古来の冢墓は大抵発掘された者が多く、冢中の人の主名が確かなものも甚だ少ない。洛陽の邙山では清末に墓を掘る者が甚だ多く、名公巨卿の墓の中でさえ、得られるものは大抵一枚の墓誌石と散乱した陶器であった。元来貴重な殉葬品が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く、すでに誰かが掘って持ち去ったのだ。いつのことかは知る由もない。とにかく葬った後から清末の盗掘のその日までの間であろう。
+
 (十月一日。)
 +
【句読点の難しさ                     張沛】
  
 墓中の人が畢竟いかなる人であるかは、掘った後でなければ往々分からぬ。たとえ伝承の主名があっても、大抵当てにならぬ。中国人は古来、大人物に関係のある名勝を造るのが好きだ。石門には「子路止宿の処」あり、泰山の上には「孔子天下を小とする処」あり。一つの小さな洞穴には大禹が埋められ、幾つかの大きな土饅頭には文王・武王・周公が葬られているという。
+
 『袁中郎全集校勘記』を見て、さして重要でもないことを数句思いついた。すなわち、句読を切ることの難しさだ。
  
 もし墓参りが確かに国を救えるのであれば、参るなら正確に参らねばならず、文王・武王・周公の陵を参って、他人の土饅頭を参ってはならず、さらに自分が周朝の子孫であるかどうかも調べねばならぬ。そこで考古の作業が必要になる。すなわち墓を掘り開いて、文王・武王・周公旦が葬られている証拠があるかどうかを見、もし遺骨があれば『洗冤録』の方法で血を滴らすこともできる。しかしこれはまた墓参り救国説と矛盾し、孝子順孫の心を大いに傷つける。やむなく、ただ目を閉じ頭を強くしてでたらめに拝むしかない。
+
 清代、塾の師匠が秘本を調べずに、空手で『四書』に句読を付け終えることができれば、田舎では大学者と見なされた。滑稽に思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が、大いに道理がある。古書をよく買う人なら、時折こんな本に出くわすだろう——冒頭に句読が施されているが、誤読が混じっており、途中で筆が止まっている。もう付けられなくなったのだ。こうした本は綺麗な本より安く買えるが、読むのはまことに不愉快だ。
  
 「其の鬼にあらずしてこれを祭るは、諂なり!」ただ墓参り救国術に霊験がないのは、まだ小さな笑い話に過ぎない。
+
 古書に標点を付して出版するのは「文学革命」の時に始まった。標点付きの古文で学生を試すのは、確か北京大学で同時期に始まったと記憶しているが、これはまったくの悪戯で、「学び励む学子」たちに数多の笑い話をさせることとなった。
  
 
+
 この時はただ、白話に反対する者や、白話に反対はしないが古文にも長けている学者たちに涼しげな物言いを許すしかなかった。ところが学者たちも「腕が疼く」もので、時に自ら手を出す。出した途端にいささか拙いことになる。いくつか切れない句があるのはまだ許せるが、極めて平易な句にまで誤読を付けるのだ。
  
 (四月二十六日。)
+
 古文はもともと標点しにくいことが多い。たとえば『孟子』の一節、我々はおおむねこう読む。「馮婦なる者有り、善く虎を搏つ。卒に善士と為る。則ち野に之く。衆の虎を逐う有り。虎嵎に負き、之に敢えて撄る者莫し。望みて馮婦を見、趨りて之を迎う。馮婦臂を攘げて車を下る。衆皆之を悦ぶ。其の士為る者は之を笑う。」しかし「卒に善と為る。士は則ち之く。野に衆の虎を逐う有り……」と切るべきだという者もいる。この「笑う」「士」は、先に「則った」「士」と同じだというのだ。そうでなければ「其の士為る者」はあまりに唐突だ。しかし究極、どちらが正しいか決め難い。
【小品文の生機                        崇巽  】
 
  
 
+
 もっとも、もし調子の定まった詞曲、句の対偶する駢文、あるいは難解でもない明人の小品であって、標点者がまた名士学者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なお誤読が出るとなれば、蚊に刺されなくても鳥肌が立つというものだ。口では白話がどうの、古文がいかに素晴らしいのと言いながら、手を動かせば古文に誤読を付ける。しかもその古文は彼自身がまさに力説して称揚している古文なのだ。誤読——それは読めていないことの明白な証拠ではないか。良いの悪いの、一体どこから来るのだ?
  
 昨年は「ユーモア」が大いに運の開けた時で、『論語』のほかにも、開口一番ユーモア、口を閉じてもユーモア、この人もユーモリスト、あの人もユーモリストであった。ところが今年はたちまち大いに面目を失い、これも駄目、あれも駄目、一切の罪悪はすべてユーモアに帰せられ、ひいては文壇の道化役に比せられるに至った。ユーモアを罵ることは入浴のようなもので、一度やりさえすれば自分は清浄になれるかのようだ。
+
 古文に標点を施すのは、まことに一つの試金石だ。数個の点と数個の丸を打つだけで、真の色が現れてしまう。
  
 もし真に「天地は大戯場」であるならば、文壇にもちろん道化役は必ずいる──しかしまた必ず黒頭もいる。道化役が道化芝居を演じるのはごく当たり前だが、黒頭が道化芝居に転じるとなると甚だ奇妙だ。しかし大戯場では時にまことにこういうことがある。これが正直な人を歪んだ心の人に従って嘲罵させ、情熱の人を憤らせ、感じやすい人の心を酸くするのだ。唱い方が素人で人を笑わせないからか。いや、彼は本物の道化よりもさらに可笑しいの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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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がこの話はあまり続けない方がよい。これ以上話せば、間もなくさらに高尚なる議論が出て、標点は「流行に随う」代物で「性霊」を損なうから排斥すべし、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かねない。
  
 あの怒りと心酸は、黒頭が道化に転じた後、事がまだ終わっていないからだ。芝居には何人かの役柄が必要で、生、旦、末、丑、浄、そして黒頭。さもなくばその芝居も長くは続かぬ。ある原因のために黒頭が道化に転じざるを得ぬ時は、慣例としてかならず道化がかわりに黒頭を演じるのだ。唱工のみならず、黒頭が厚かましく道化に扮し、道化が胸を張って黒頭を学ぶ。戯場には白鼻の道化と黒面の道化ばかりが増え、天下の大いなる滑稽となる。しかし滑稽であるのみで、ユーモアではない。ある人曰く、「中国にユーモアなし」と。これがまさにその注脚だ。
+
 (十月二日。)
 +
【奇怪(三)                        白道】
  
 更に嘆かわしいのは、「ユーモアの大家」と諡された林先生が、なんと「自由談」で古人の言葉を引いたことだ。曰く、「夫れ飲酒猖狂なるも、あるいは沈寂として聞こえざるも、またただ身を潔くし自ら好しとするのみ。今の世の癩鼈、身を潔くし自ら好しとする者に亡国の罪を負わしめんと欲す。もししからば『今日烏合し明日鳥散し、今日戈を倒し明日軾に馮り、今日君子たり明日小人たり、今日小人たり明日また君子たる』の輩は罪なかるべし」と。引用はなお小品の域を出ぬとはいえ、「ユーモア」あるいは「閑適」の道からは遠い。これもまた一つの注脚だ。
+
 「中国第一流の作家」たる葉霊鳳と穆時英の両先生が編集する『文芸画報』の大広告は、新聞で早くから見ていた。半月余り経って、ようやく店頭でこの「画報」を目にした。「画報」である以上、見る者も当然「画報」を見る心持ちで、まず「画」を見る。
  
 しかし林先生が、近頃各紙の『人間世』への攻撃は系統だった変名の手品だと考えたのは誤りで、その証拠は異なる論旨と異なる作風だ。中には確かに、かつて驥尾に附しながらも遂に竜門に登れなかった「名人」や、黒頭に扮してはいるが実は真正の道化の茶々もあるが、しかしまた熱心な人の正論もある。世態はかくの如く紛糾しており、たとえ小品といえども、まさに分析と攻戦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これこそがあるいは『人間世』の一縷の生機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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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なければまだしも、見たとたん奇怪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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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平万先生の「瀋陽への旅」に三枚の挿図があり、どことなく日本人の筆致に似ている。記憶を辿ると、ああ、なるほど、日本の雑誌店で見たことがある『戦争版画集』に収められた料治朝鳴の木版画で、奉天での戦勝を記念して作られたものだ。日本が中国に対する戦勝を記念した作品が、被戦勝国の作者の作品の挿図になっている——奇怪一。
  
 (四月二十六日。)
+
 さらに捲ると、穆時英先生の「墨緑の服の女」に三枚の挿画があり、どことなくマゼレールの筆致に似ている。白黒鮮明で、私は良友公司が翻刻した四冊の小さな本から彼の作風を覚えていたが、今回の木版画の署名も明白にFMの二文字だ。まさか「中国第一流の作家」のこの作品が、予めフランス語に翻訳されてマゼレールに挿画を彫ってもらったとでも言うのだろうか?——奇怪二。
【刀「式」弁                          黄棘  】
 
  
 
+
 今度は文字、「世界文壇瞭望台」だ。冒頭にこうある。「フランスのゴンクール賞は、昨年意外にも(白注:忌々しい!)中国を題材にした小説『人間の条件』に授与された。作者はアンドレ・マルロー」だが、「あるいは立場の関係であろう、この本は文体の上ではおしなべて賞讃されているが、内容の上では一様に新聞評論の攻撃を受けている。マルローほどの才能の作家が、よりにもよって文芸を宣伝の道具にするとは惜しいことだ、といった調子である」云々。この「瞭望」によれば、「どうやら」フランスのゴンクール賞の文学作品審査員の「立場」は、「文芸を宣伝の道具にする」ことに賛成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奇怪三。
  
 今月六日の「動向」に、阿芷先生が楊昌渓先生の大作『鴨緑江畔』がファジェーエフの『壊滅』に酷似し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した文章が載っていた。その中には例証も挙げられていた。これを「英雄の所見略ぼ同じ」とは言えまい。なぜなら丸呑みの有様があまりにも明白だからだ。
+
 もっとも、これは私自身の「珍しがり」に過ぎず、他の人はそうではないかもしれない。昔の「怪しむ者」は「怪しむに足らず、怪自ら敗る」と言ったが、今の「怪」は早々と「見ても怪しむなかれ」と宣言している。巻頭に「編者随筆」がある——
  
 しかし丸呑みにも技量がいるのであり、楊先生はいささか足りないようだ。例えば『壊滅』の訳本の冒頭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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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だ毎号、さほど重くもない文字と図画を提供し、文芸に興味ある読者が他の深刻な問題に疲れた目を少し覚ますか、あるいは破顔一笑できれば、ただそれだけのこと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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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なるほど、「中国第一流の作家」が、かつての「ビアズリー」の生き写しを演じ、今年はマゼレールの丸呑みをする小技は、大才小用で、ただ人に「他の深刻な問題に疲れた目を少し覚ます、あるいは破顔一笑」させるためだったのだ。もしこの目覚ましの「文芸画」から、深刻でないにしても問題がまた起これば、二人の「中国第一流の作家」の芸を披露する苦心に、結局は背くことにならないだろうか?
  
 「石段の上でがちゃがちゃと傷のついた日本の指揮刀が鳴り、レーヴィンソンは裏庭へ行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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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では、私も「破顔一笑」しよ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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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ハッ!
  
 そして『鴨緑江畔』の冒頭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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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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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蘭芳及びその他について(上)             張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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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優を崇拝するのは北京の伝統だ。辛亥革命後、伶人の品格が高まり、この崇拝も清らかになった。初めは譚叫天だけが劇壇に君臨し、誰もが彼の技芸は素晴らしいと言ったが、おそらくいくばくかの世故も混じっていた。なぜなら彼は「老仏爺」——西太后に賞されたからだ。誰も彼のために宣伝し、知恵を出す者はいなかったから、世界的名声は得られなかったが、しかし彼のために脚本を書く者もいなかった。この「書かなかった」には、いくらか「書く勇気がなかった」が含まれていると私は思う。
  
 「金蘊声が庭園に入った時、彼のあの傷のついた日本式の指揮刀が石段の上でパチパチと鳴ってい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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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に名を馳せた梅蘭芳は、彼とはまるで違った。梅蘭芳は生ではなく旦であり、皇室の扶持ではなく俗人の寵児である。これが士大夫に手を下す勇気を与えたのだ。士大夫はつねに民間のものを奪おうとする。竹枝詞を文言に改め、「小家碧玉」を妾にする。しかし一たび彼らの手にかかると、そのものも彼らとともに滅びてしまう。彼らは梅蘭芳を俗衆の中から引き上げ、ガラスのケースを被せ、紫檀の台座をこしらえた。多くの者には聞き取れない言葉で、ゆっくりと「天女散花」を舞わせ、くねくねと「黛玉葬花」を演じさせた。以前は彼が芝居をしていたのに、今や芝居が彼のために作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新しい脚本はことごとく梅蘭芳のためだけに、しかも士大夫の心中の梅蘭芳のためだけに書かれた。雅にはなったが、多くの者には分からず、見たくもなく、自分には見る資格もないとさえ感じるようになった。
  
 
+
 士大夫たちもまた日増しに沈潜し、梅蘭芳は近頃いささか冷遇されている。
  
 人名が違うのは当然のこと。音が違うのも大したことではない。最も特異なのは、彼が「日本」の下に「式」の一字を加えたことだ。これもあるいは無理もない。日本人でないのに、どうして「日本の指揮刀」を佩くのか。きっと日本の式に倣って自分で鍛造したのだろう。
+
 旦角ゆえに年を取れば冷遇されるのは必至か? そうではない。老十三旦は七十歳で、ひとたび舞台に上がれば満席喝采だ。なぜか? 彼が士大夫に独占されず、ガラスのケースに閉じ込められなかったからだ。
  
 しかし我々がもう一度考えてみよう。レーヴィンソンが率いていたのは襲撃隊であり、もちろん敵を襲撃するが、武器も鹵獲する。自軍の軍器は不完全であり、何か手に入ればすぐに使う。ゆえに彼が佩いていたのはまさに「日本の指揮刀」であり、「日本式」ではないのだ。
+
 名声の興亡は光の興亡にも似ていて、興るときは近くから遠くへ、滅ぶときは遠方にまだ余光が残る。梅蘭芳の訪日・訪米は、実はもはや光の発揚ではなく、中国における光の収斂だった。彼はガラスのケースから飛び出そうとは思い至らなかったから、このまま運び出され、このまま運び戻された。
  
 文学者が小説を読み、しかも剽窃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とすれば、関係は密接であると言えよう。それでいてなおこれほど粗忽であるとは、嘆かわしいではない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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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が士大夫の助力を得る前に演じていた芝居は、もちろん俗であり、下品で不潔でさえあったが、しかし潑剌として生気があった。「天女」と化してからは高貴にはなったが、以来死に体となり、気取りが痛々しい。死にもせず生きもせぬ天女や林妹妹を見るよりは、大多数の人は、一人の美しく活き活きとした村娘を見た方がよいだろう。彼女は我々に近いのだ。
  
 
+
 しかるに梅蘭芳は記者にこう語った。さらに他の脚本も、もっと雅にしたいと。
  
 (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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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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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sion as of 09:31, 24 April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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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se Liberty (伪自由书 / 偽自由書)

Lu Xun (鲁迅, Lǔ Xùn, 1881–1936)


中文(原文) 日本語

【花边文学】




【序言】



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


这一个名称,是和我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类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银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至于我们的意见不同之处,是我以为我们无须希望外国人待我们比鸡鸭优,他却以为应该待我们比鸡鸭优,我在替西洋人辩护,所以是“买办”。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这里不必多说。此外,倒也并无什么可记之事。只为了一篇《玩笑只当它玩笑》,又曾引出过一封文公直先生的来信,笔伐的更严重了,说我是“汉奸”,现在和我的复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余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闪闪的攻击,离上举的两位还差得很远,这里都不转载了。


“花边文学”可也真不行。一九三四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官家的书报检查处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日报上被删之处,也好象可以留着空白(术语谓之“开天窗”)了。但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还不许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负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责任。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


我曾经和几个朋友闲谈。一个朋友说:现在的文章,是不会有骨气的了,譬如向一种日报上的副刊去投稿罢,副刊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剩下来还有什么呢?我说: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的,否则,连“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时发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现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么,幸而他们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现在,他们的言行是谁也无从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隶出身,不同二十五岁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华民国的主子,然而他们不经世故,偶尔“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钉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发表的,当然不给它见得有骨气,所以被“花边”所装饰者,大约也确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现在补全,仍用黑点为记。我看《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别的两篇,却是检查官删的:这里都显着他们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于是从今年起,我就不大做这样的短文,因为对于同人,是回避他背后的闷棍,对于自己,是不愿做开路的呆子,对于刊物,是希望它尽可能的长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摆架子”也,是带些好意——然而有时也是恶意——的“世故”:这是要请索稿者原谅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这才看见了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和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要过年了,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然而,即使从此文章都成了民众的喉舌,那代价也可谓大极了:是北五省的自治。这恰如先前的不敢恳请“保护正当舆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代价之大一样:是东三省的沦亡。不过这一次,换来的东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万一不幸,后来又复换回了我做《花边文学》一样的时代,大家试来猜一猜那代价该是什么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记。




【未来的光荣                                                  张承禄  】



现在几乎每年总有外国的文学家到中国来,一到中国,总惹出一点小乱子。前有萧伯纳,后有德哥派拉;只有伐扬古久列,大家不愿提,或者不能提。


德哥派拉不谈政治,本以为可以跳在是非圈外的了,不料因为恭维了食与色,又挣得“外国文氓”的恶谥,让我们的论客,在这里议论纷纷。他大约就要做小说去了。


鼻子生得平而小,没有欧洲人那么高峻,那是没有法子的,然而倘使我们身边有几角钱,却一样的可以看电影。侦探片子演厌了,爱情片子烂熟了,战争片子看腻了,滑稽片子无聊了,于是乎有《人猿泰山》,有《兽林怪人》,有《斐洲探险》,等等,要野兽和野蛮登场。然而在蛮地中,也还一定要穿插一点蛮婆子的蛮曲线。如果我们也还爱看,那就可见无论怎样奚落,也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的了,“性”之于市侩,是很要紧的。


文学在西欧,其碰壁和电影也并不两样;有些所谓文学家也者,也得找寻些奇特的(grotesque),色情的(erotic)东西,去给他们的主顾满足,因此就有探险式的旅行,目的倒并不在地主的打拱或请酒。然而倘遇呆问,则以笑话了之,他其实也知道不了这些,他也不必知道。德哥派拉不过是这些人们中的一人。


但中国人,在这类文学家的作品里,是要和各种所谓“土人”一同登场的,只要看报上所载的德哥派拉先生的路由单就知道──中国,南洋,南美。英,德之类太平常了。我们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



(一月八日。)




【女人未必多说谎                                                        赵令仪  】



侍桁先生在《谈说谎》里,以为说谎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弱,那举证的事实,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那并不一定是谎话,可是也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确也常常从男人们的嘴里,听说是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多,不过却也并无实证,也没有统计。叔本华先生痛骂女人,他死后,从他的书籍里发见了医梅毒的药方;还有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我忘记了他的姓氏,做了一大本书,说女人和谎话是分不开的,然而他后来自杀了。我恐怕他自己正有神经病。


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


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


今年是“妇女国货年”,振兴国货,也从妇女始。不久,是就要挨骂的,因为国货也未必因此有起色,然而一提倡,一责骂,男人们的责任也尽了。


记得某男士有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快哉快哉!



(一月八日。)




【批评家的批评家                                                    倪朔尔  】



情势也转变得真快,去年以前,是批评家和非批评家都批评文学,自然,不满的居多,但说好的也有。去年以来,却变了文学家和非文学家都翻了一个身,转过来来批评批评家了。


这一回可是不大有人说好,最彻底的是不承认近来有真的批评家。即使承认,也大大的笑他们胡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往往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合就好,不合就坏。


但是,我们曾经在文艺批评史上见过没有一定圈子的批评家吗?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实的圈,或者是前进的圈。没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评家,那才是怪汉子呢。办杂志可以号称没有一定的圈子,而其实这正是圈子,是便于遮眼的变戏法的手巾。譬如一个编辑者是唯美主义者罢,他尽可以自说并无定见,单在书籍评论上,就足够玩把戏。倘是一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的作品,合于自己的私意的,他就选登一篇赞成这种主义的批评,或读后感,捧着它上天;要不然,就用一篇假急进的好象非常革命的批评家的文章,捺它到地里去。读者这就被迷了眼。但在个人,如果还有一点记性,却不能这么两端的,他须有一定的圈子。我们不能责备他有圈子,我们只能批评他这圈子对不对。


然而批评家的批评家会引出张献忠考秀才的古典来:先在两柱之间横系一条绳子,叫应考的走过去,太高的杀,太矮的也杀,于是杀光了蜀中的英才。这么一比,有定见的批评家即等于张献忠,真可以使读者发生满心的憎恨。但是,评文的圈,就是量人的绳吗?论文的合不合,就是量人的长短吗?引出这例子来的,是诬陷,更不是什么批评。



(一月十七日。)




【漫骂                                                           倪朔尔  】



还有一种不满于批评家的批评,是说所谓批评家好“漫骂”,所以他的文字并不是批评。


这“漫骂”,有人写作“嫚骂”,也有人写作“谩骂”,我不知道是否是一样的函义。但这姑且不管它也好。现在要问的是怎样的是“漫骂”。


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诗人没有捐班,富翁只会计较,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这是真话,即使称之为漫骂,诗人也还是捐不来,这是幻想碰在现实上的小钉子。


有钱不能就有文才,比“儿女成行”并不一定明白儿童的性质更明白。“儿女成行”只能证明他两口子的善于生,还会养,却并无妄谈儿童的权利。要谈,只不过不识羞。这好象是漫骂,然而并不是。倘说是的,就得承认世界上的儿童心理学家,都是最会生孩子的父母。


说儿童为了一点食物就会打起来,是冤枉儿童的,其实是漫骂。儿童的行为,出于天性,也因环境而改变,所以孔融会让梨。打起来的,是家庭的影响,便是成人,不也有争家私,夺遗产的吗?孩子学了样了。


漫骂固然冤屈了许多好人,但含含胡胡的扑灭“漫骂”,却包庇了一切坏种。



(一月十七日。)




【“京派”与“海派”                                                       栾廷石  】



自从北平某先生在某报上有扬“京派”而抑“海派”之言,颇引起了一番议论。最先是上海某先生在某杂志上的不平,且引别一某先生的陈言,以为作者的籍贯,与作品并无关系,要给北平某先生一个打击。


其实,这是不足以服北平某先生之心的。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


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前年大难临头,北平的学者们所想援以掩护自己的是古文化,而惟一大事,则是古物的南迁,这不是自己彻底的说明了北平所有的是什么了吗? 但北平究竟还有古物,且有古书,且有古都的人民。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实在是比“海派”来得优越的,我希望着能够看见学术上,或文艺上的大著作。



(一月三十日。)




【北人与南人                                                                栾廷石  】



这是看了“京派”与“海派”的议论之后,牵连想到的——


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二陆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到清朝,又重理了这一篇账,至今还流衍着余波;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的,那真不独是南人的如天之福。


当然,南人是有缺点的。权贵南迁,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性情也不同,有缺点,也有特长,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样。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不过做文章的是南人多,北方却受了影响。北京的报纸上,油嘴滑舌,吞吞吐吐,顾影自怜的文字不是比六七年前多了吗?这倘和北方固有的“贫嘴”一结婚,产生出来的一定是一种不祥的新劣种!



(一月三十日。)




【“如此广州”读后感                                                            越客  】



前几天,《自由谈》上有一篇《如此广州》,引据那边的报章,记店家做起玄坛和李逵的大像来,眼睛里嵌上电灯,以镇压对面的老虎招牌,真写得有声有色。自然,那目的,是在对于广州人的迷信,加以讥刺的。


广东人的迷信似乎确也很不小,走过上海五方杂处的衖堂,只要看毕毕剥剥在那里放鞭炮的,大门外的地上点着香烛的,十之九总是广东人,这很可以使新党叹气。然而广东人的迷信却迷信得认真,有魄力,即如那玄坛和李逵大像,恐怕就非百来块钱不办。汉求明珠,吴征大象,中原人历来总到广东去刮宝贝,好象到现在也还没有被刮穷,为了对付假老虎,也能出这许多力。要不然,那就是拚命,这却又可见那迷信之认真。


其实,中国人谁没有迷信,只是那迷信迷得没出息了,所以别人倒不注意。譬如罢,对面有了老虎招牌,大抵的店家,是总要不舒服的。不过,倘在江浙,恐怕就不肯这样的出死力来斗争,他们会只化一个铜元买一条红纸,写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或“泰山石敢当”,悄悄的贴起来,就如此的安身立命。迷信还是迷信,但迷得多少小家子相,毫无生气,奄奄一息,他连做《自由谈》的材料也不给你。


与其迷信,模胡不如认真。倘若相信鬼还要用钱,我赞成北宋人似的索性将铜钱埋到地里去,现在那么的烧几个纸锭,却已经不但是骗别人,骗自己,而且简直是骗鬼了。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


广州人的迷信,是不足为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



(二月四日。)




【过年                                                                 张承禄  】



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


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但对于这“历”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


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也已经有了感慨;但是,感慨而已,到底胜不过事实。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纪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胜不过事实。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


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二月十五日。)




【运命                                                       倪朔尔  】



电影“《姊妹花》中的穷老太婆对她的穷女儿说:‘穷人终是穷人,你要忍耐些!’”宗汉先生慨然指出,名之曰“穷人哲学”(见《大晚报》)。


自然,这是教人安贫的,那根据是“运命”。古今圣贤的主张此说者已经不在少数了,但是不安贫的穷人也“终是”很不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里的“失”,是在非到盖棺之后,一个人的运命“终是”不可知。


豫言运命者也未尝没有人,看相的,排八字的,到处都是。然而他们对于主顾,肯断定他穷到底的是很少的,即使有,大家的学说又不能相一致,甲说当穷,乙却说当富,这就使穷人不能确信他将来的一定的运命。


不信运命,就不能“安分”,穷人买奖券,便是一种“非分之想”。但这于国家,现在是不能说没有益处的。不过“有一利必有一弊”,运命既然不可知,穷人又何妨想做皇帝,这就使中国出现了《推背图》。据宋人说,五代时候,许多人都看了这图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字,希望应着将来的吉兆,直到宋太宗(?)抽乱了一百本,与别本一同流通,读者见次序多不相同,莫衷一是,这才不再珍藏了。然而九一八那时,上海却还大卖着《推背图》的新印本。


“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现在的优生学,本可以说是科学的了,中国也正有人提倡着,冀以济运命说之穷,而历史又偏偏不挣气,汉高祖的父亲并非皇帝,李白的儿子也不是诗人;还有立志传,絮絮叨叨的在对人讲西洋的谁以冒险成功,谁又以空手致富。


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



(二月二十三日。)




【大小骗                                                                邓当世  】



“文坛”上的丑事,这两年来真也揭发得不少了:剪贴、瞎抄、贩卖、假冒。不过不可究诘的事情还有,只因为我们看惯了,不再留心它。


名人的题签,虽然字不见得一定写的好,但只在表示这书的作者或出版者认识名人,和内容并无关系,是算不得骗人的。可疑的是“校阅”。校阅的脚色,自然是名人、学者、教授。然而这些先生们自己却并无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所以真的校阅了没有是一个问题;即使真的校阅了,那校阅是否真的可靠又是一个问题。但再加校阅,给以批评的文章,我们却很少见。


还有一种是“编辑”。这编辑者,也大抵是名人,因这名,就使读者觉得那书的可靠。但这是也很可疑的。如果那书上有些序跋,我们还可以由那文章,思想,断定它是否真是这人所编辑,但市上所陈列的书,常有翻开便是目录,叫你一点也摸不着头脑的。这怎么靠得住?至于大部的各门类的刊物的所谓“主编”,那是这位名人竟上至天空,下至地底,无不通晓了,“无为而无不为”,倒使我们无须再加以揣测。


还有一种是“特约撰稿”。刊物初出,广告上往往开列一大批特约撰稿的名人,有时还用凸版印出作者亲笔的签名,以显示其真实。这并不可疑。然而过了一年半载,可就渐有破绽了,许多所谓特约撰稿者的东西一个字也不见。是并没有约,还是约而不来呢,我们无从知道;但可见那些所谓亲笔签名,也许是从别处剪来,或者简直是假造的了。要是从投稿上取下来的,为什么见签名却不见稿呢?


这些名人在卖着他们的“名”,不知道可是领着“干薪”的?倘使领的,自然是同意的自卖,否则,可以说是被“盗卖”。“欺世盗名”者有之,盗卖名以欺世者又有之,世事也真是五花八门。然而受损失的却只有读者。



(三月七日。)




【“小童挡驾”                                                    宓子章  】



近五六年来的外国电影,是先给我们看了一通洋侠客的勇敢,于是而野蛮人的陋劣,又于是而洋小姐的曲线美。但是,眼界是要大起来的,终于几条腿不够了,于是一大丛;又不够了,于是赤条条。这就是“裸体运动大写真”,虽然是正正堂堂的“人体美与健康美的表现”,然而又是“小童挡驾”的,他们不配看这些“美”。


为什么呢?宣传上有这样的文字——


“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说:她们怎不回过身子儿来呢?”


“一位十足严正的爸爸说:怪不得戏院对孩子们要挡驾了!”


这当然只是文学家虚拟的妙文,因为这影片是一开始就标榜着“小童挡驾”的,他们无从看见。但假使真给他们去看了,他们就会这样的质问吗?我想,也许会的。然而这质问的意思,恐怕和张生唱的“咍,怎不回过脸儿来”完全两样,其实倒在电影中人的态度的不自然,使他觉得奇怪。中国的儿童也许比较的早熟,也许性感比较的敏,但总不至于比成年的他的“爸爸”,心地更不干净的。倘其如此,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那可真真可怕了。但事实上大概决不至于此,所以那答话还不如改一下:


“因为要使我过不了瘾,可恶极了!”


不过肯这样说的“爸爸”恐怕也未必有。他总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度了之后,便将这心硬塞在别人的腔子里,装作不是自己的,而说别人的心没有他的干净。裸体女人的都“不回过身子儿来”,其实是专为对付这一类人物的。她们难道是白痴,连“爸爸”的眼色,比他孩子的更不规矩都不知道吗?


但是,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的社会,所以做起戏来,是“妈妈”类献身,“儿子”类受谤。即使到了紧要关头,也还是什么“木兰从军”,“汪踦卫国”,要推出“女子与小人”去搪塞的。“吾国民其何以善其后欤?”



(四月五日。)




【古人并不纯厚                                                      翁隼  】



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达赖啦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但广州开的耆英会,却明明收集过一大批寿翁寿媪,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太太还能穿针,有照片为证。 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还有现存的最通行的《文选》,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语汇,或描写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当然,就因为心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象变成语汇祖师了,但在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由此看来,翻印整部的古书,也就不无危险了。近来偶尔看见一部石印的《平斋文集》,作者,宋人也,不可谓之不古,但其诗就不可为训。如咏《狐鼠》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又咏《荆公》云:“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那指斥当路的口气,就为今人所看不惯。“八大家”中的欧阳修,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学家的罢,然而那《读李翱文》中却有云:“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它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也就悻悻得很。


但是,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的。



(四月十五日。)




【法会和歌剧                                                   孟弧  】



《时轮金刚法会募捐缘起》中有这样的句子:“古人一遇灾祲,上者罪己,下者修身……今则人心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末由消除此浩劫。”恐怕现在也还有人记得的罢。这真说得令人觉得自己和别人都半文不值,治水除蝗,完全无益,倘要“或消自业,或淡他灾”,只好请班禅大师来求佛菩萨保佑了。


坚信的人们一定是有的,要不然,怎么能募集一笔巨款。


然而究竟好象是“人心浸以衰矣”了,中央社十七日杭州电云:“时轮金刚法会将于本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启建,并决定邀梅兰芳、徐来、胡蝶,在会期内表演歌剧五天。”梵呗圆音,竟将为轻歌曼舞所“加被”,岂不出于意表也哉!


盖闻昔者我佛说法,曾有天女散花,现在杭州启会,我佛大概未必亲临,则恭请梅郎权扮天女,自然尚无不可。但与摩登女郎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莫非电影明星与标准美人唱起歌来,也可以“消除此浩劫”的么?


大约,人心快要“浸衰”之前,拜佛的人,就已经喜欢兼看玩艺的了,款项有限,法会不大的时候,和尚们便自己来飞钹,唱歌,给善男子,善女人们满足,但也很使道学先生们摇头。班禅大师只“印可”开会而不唱《毛毛雨》,原是很合佛旨的,可不料同时也唱起歌剧来了。


原人和现代人的心,也许很有些不同,倘相去不过几百年,那恐怕即使有些差异,也微乎其微的。赛会做戏文,香市看娇娇,正是“古已有之”的把戏。既积无量之福,又极视听之娱,现在未来,都有好处,这是向来兴行佛事的号召的力量。否则,黄胖和尚念经,参加者就未必踊跃,浩劫一定没有消除的希望了。


但这种安排,虽然出于婆心,却仍是“人心浸以衰矣”的征候。这能够令人怀疑:我们自己是不配“消除此浩劫”的了,但此后该靠班禅大师呢,还是梅兰芳博士,或是密斯徐来,密斯胡蝶呢?



(四月二十日。)




【洋服的没落                                                      韦士繇  】



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历,看见那边的服装,高兴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叫作《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他是赞成恢复古装的。


然而革命之后,采用的却是洋装,这是因为大家要维新,要便捷,要腰骨笔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装,还厌恶别人穿袍子。那时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这故事颇为传诵一时,给袍褂党扬眉吐气。不过其中是带一点反对革命的意味的,和近日的因为卫生,因为经济的大两样。后来,洋服终于和华人渐渐的反目了,不但袁世凯朝,就定袍子马褂为常礼服,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了,请学生们公议,那议决的也是:袍子和马褂!


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却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因其不合于卫生。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的自然而然的没落了。


这洋服的遗迹,现在已只残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辫子小脚,不过偶然还见于顽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不料竟又来了一道催命符,是镪水悄悄从背后洒过来了。


这怎么办呢?


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来改去,大约总还是袍子马褂牢稳。虽然也是外国服,但恐怕是不会脱下的了——这实在有些稀奇。



(四月二十一日。)




【朋友                                                         黄凯音  】



我在小学的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进中学是在城里,于是兴致勃勃的看大戏法,但后来有人告诉了我戏法的秘密,我就不再高兴走近圈子的旁边。去年到上海来,才又得到消遣无聊的处所,那便是看电影。


但不久就在书上看到一点电影片子的制造法,知道了看去好象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奇禽怪兽,无非是纸做的。这使我从此不很觉得电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它的破绽,自己也无聊起来,第三回失掉了消遣无聊的处所。有时候,还自悔去看那一本书,甚至于恨到那作者不该写出制造法来了。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


变戏法的时时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几分就是对着明白戏法的底细者而发的,为的是要他不来戳穿西洋镜。


“朋友,以义合者也”,但我们向来常常不作如此解。



(四月二十二日。)




【清明时节                                                           孟弧  】



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象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


坟有这么大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


元朝的国师八合思巴罢,他就深相信掘坟的利害。他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后来幸而给一位义士盗走了,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宋朝还是亡。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这样看来,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


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之论者又曰:阿瞒老奸巨猾,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阿瞒虽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么人,非掘后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传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


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如果有遗骨,还可照《洗冤录》的方法来滴血。但是,这又和扫墓救国说相反,很伤孝子顺孙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闭了眼睛,硬着头皮,乱拜一阵。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



(四月二十六日。)




【小品文的生机                                                         崇巽  】



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竟好象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


倘若真的是“天地大戏场”,那么,文场上当然也一定有丑脚——然而也一定有黑头。丑脚唱着丑脚戏,是很平常的,黑头改唱了丑脚戏,那就怪得很,但大戏场上却有时真会有这等事。这就使直心眼人跟着歪心眼人嘲骂,热情人愤怒,脆情人心酸。为的是唱得不内行,不招人笑吗?并不是的,他比真的丑脚还可笑。


那愤怒和心酸,为的是黑头改唱了丑脚之后,事情还没有完。串戏总得有几个脚色:生,旦,末,丑,净,还有黑头。要不然,这戏也唱不久。为了一种原因,黑头只得改唱丑脚的时候,照成例,是一定丑脚倒来改唱黑头的。不但唱工,单是黑头涎脸扮丑脚,丑脚挺胸学黑头,戏场上只见白鼻子的和黑脸孔的丑脚多起来,也就滑天下之大稽。然而,滑稽而已,并非幽默。或人曰:“中国无幽默。”这正是一个注脚。


更可叹的是被谥为“幽默大师”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谈》上引了古人之言,曰:“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癞鳖,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鸟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辈可无罪。”虽引据仍不离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闲适”之道远矣。这又是一个注脚。


但林先生以为新近各报上之攻击《人间世》,是系统的化名的把戏,却是错误的,证据是不同的论旨,不同的作风。其中固然有虽曾附骥,终未登龙的“名人”,或扮作黑头,而实是真正的丑脚的打诨,但也有热心人的谠论。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



(四月二十六日。)




【刀“式”辩                                                             黄棘  】



本月六日的《动向》上,登有一篇阿芷先生指明杨昌溪先生的大作《鸭绿江畔》,是和法捷耶夫的《毁灭》相像的文章,其中还举着例证。这恐怕不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罢。因为生吞活剥的模样,实在太明显了。 但是,生吞活剥也要有本领,杨先生似乎还差一点。例如《毁灭》的译本,开头是——



“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



而《鸭绿江畔》的开头是——



“当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



人名不同了,那是当然的;响声不同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最特别的是他在“日本”之下,加了一个“式”字。这或者也难怪,不是日本人,怎么会挂“日本指挥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样,自己打造的了。


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莱奋生所带的是袭击队,自然是袭击敌人,但也夺取武器。自己的军器是不完备的,一有所得,便用起来。所以他所挂的正是“日本的指挥刀”,并不是“日本式”。


文学家看小说,并且豫备抄袭的,可谓关系密切的了,而尚且如此粗心,岂不可叹也夫!



(五月七日。)




【化名新法                                                                  白道  】



杜衡和苏汶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坛上的两种秘密,也是坏风气:一种是批评家的圈子,一种是文人的化名。


但他还保留着没有说出的秘密——


圈子中还有一种书店编辑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只要是这一家书店出版的书籍,这边一套,“行”,那边一套,也“行”。


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


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


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


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


Oho!


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但那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



(五月十日。)




【读几本书                                                    邓当世  】



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


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绍介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胡涂了。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三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Symbolism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中国的白璧德,中国的吉尔波丁,中国的高尔基……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少得很。莫非因为都有了“国货”的缘故吗?


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刚刚记熟,据说是已经过去了。易卜生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见第三本;柴霍甫和莫泊桑的选集,也似乎走了虎头蛇尾运。但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译的;沙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的有三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两种。


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自然,现在是国难时期,那有工夫译这些书,看这些书呢,但我所提议的是向着只在暴躁和牢骚的大人物,并非对于正在赴难或“卧薪尝胆”的英雄。因为有些人物,是即使不读书,也不过玩着,并不去赴难的。



(五月十四日。)




【一思而行                                                     曼雪  】



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的俨然。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嫌不够。


人间世事,恨和尚往往就恨袈裟。幽默和小品的开初,人们何尝有贰话。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这许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讽刺,讽刺就是漫骂。油腔滑调,幽默也;“天朗气清”,小品也;看郑板桥《道情》一遍,谈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牍半本,作小品一卷。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势,势必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于是轰然一声,天下又无不骂幽默和小品。其实,则趁队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数不在少的。


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伟人,先前是算好称呼的,现在则受之者已等于被骂;学者和教授,前两三年还是干净的名称;自爱者闻文学家之称而逃,今年已经开始了第一步。但是,世界上真的没有实在的伟人,实在的学者和教授,实在的文学家吗?并不然,只有中国是例外。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当然,沉着切实的人们是有的。不过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视或鄙弃,大抵总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社会仗这添些热闹,是值得感谢的。但在乌合之前想一想,在云散之前也想一想,社会未必就冷静了,可是还要像样一点点。



(五月十四日。)




【推己及人                                                         梦文  】



忘了几年以前了,有一位诗人开导我,说是愚众的舆论,能将天才骂死,例如英国的济慈就是。我相信了。去年看见几位名作家的文章,说是批评家的漫骂,能将好作品骂得缩回去,使文坛荒凉冷落。自然,我也相信了。


我也是一个想做作家的人,而且觉得自己也确是一个作家,但还没有获得挨骂的资格,因为我未曾写过创作。并非缩回去,是还没有钻出来。这钻不出来的原因,我想是一定为了我的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吵闹,她们也如漫骂批评家一样,职务是在毁灭真天才,吓退好作品的。


幸喜今年正月,我的丈母要见见她的女儿了,她们三个就都回到乡下去。我真是耳目清静,猗欤休哉,到了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可是不幸得很,现在已是废历四月初,足足静了三个月了,还是一点也写不出什么来。假使有朋友问起我的成绩,叫我怎么回答呢?还能归罪于她们的吵闹吗?


于是乎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我疑心我本不会有什么好作品,和她们的吵闹与否无关。而且我又疑心到所谓名作家也未必会有什么好作品,和批评家的漫骂与否无涉。


不过,如果有人吵闹,有人漫骂,倒可以给作家的没有作品遮羞,说是本来是要有的,现在给他们闹坏了,他于是就像一个落难小生,纵使并无作品,也能从看客赢得一掬一掬的同情之泪。


假使世界上真有天才,那么,漫骂的批评,于他是有损的,能骂退他的作品,使他不成其为作家。然而所谓漫骂的批评,于庸才是有益的,能保持其为作家,不过据说是吓退了他的作品。


在这三足月里,我仅仅有了一点“烟士披离纯”,是套罗兰夫人的腔调的:“批评批评,世间多少作家,借汝之骂以存!”



(五月十四日。)




【偶感                                                公汗  】



还记得东三省沦亡,上海打仗的时候,在只闻炮声,不愁炮弹的马路上,处处卖着《推背图》,这可见人们早想归失败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后,华北、华南,同濒危急,而上海却出现了“碟仙”。前者所关心的还是国运,后者却只在问试题,奖券,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迥不相同,而名目则更加冠冕,因为这“灵乩”是中国的“留德学生白同君所发明”,合于“科学”的。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


五四时代,陈大齐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


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麻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


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


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五月二十日。)




【论秦理斋夫人事                                                      公汗  】



这几年来,报章上常见有因经济的压迫,礼教的制裁而自杀的记事,但为了这些,便来开口或动笔的人是很少的。只有新近秦理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杀,却起过不少的回声,后来还出了一个怀着这一段新闻记事的自杀者,更可见其影响之大了。我想,这是因为人数多。单独的自杀,盖已不足以招大家的青睐了。


一切回声中,对于这自杀的主谋者——秦夫人,虽然也加以恕辞;但归结却无非是诛伐。因为——评论家说——社会虽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责任是生存,倘自杀,便是失职,第二责任是受苦,倘自杀,便是偷安。进步的评论家则说人生是战斗,自杀者就是逃兵,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这自然也说得下去的,然而未免太笼统。


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前一派,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就麻烦,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杀的批判者,则是大抵属于后一派。


诚然,既然自杀了,这就证明了她是一个弱者。但是,怎么会弱的呢?要紧的是我们须看看她的尊翁的信札,为了要她回去,既耸之以两家的名声,又动之以亡人的乩语。我们还得看看她的令弟的挽联:“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视为千古美谈之意吗?以生长及陶冶在这样的家庭中的人,又怎么能不成为弱者?我们固然未始不可责以奋斗,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况且自杀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战斗的应援者,当他人奋斗时,挣扎时,败绩时,也许倒是鸦雀无声了。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五月二十四日。)




【“……”“□□□□”论补                                                        曼雪  】



徐先生在《人间世》上,发表了这样的题目的论。对于此道,我没有那么深造,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想来补一点,自然,浅薄是浅薄得多了。


“……”是洋货,五四运动之后这才输入的。先前林琴南先生译小说时,夹注着“此语未完”的,便是这东西的翻译。在洋书上,普通用六点,吝啬的却只用三点。然而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际,就渐渐的长起来,九点,十二点,以至几十点;有一种大作家,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以见其中的奥义,无穷无尽,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读者也大抵这样想,有敢说觉不出其中的奥义的罢,那便是低能儿。


然而归根结蒂,也好象终于是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其实是一无所有;不过须是孩子,才会照实的大声说出来。孩子不会看文学家的“创作”,于是在中国就没有人来道破。但天气是要冷的,光着身子不能整年在路上走,到底也得躲进宫里去,连点几行的妙文,近来也不大看见了。


“□□”是国货,《穆天子传》上就有这玩意儿,先生教我说:是阙文。这阙文也闹过事,曾有人说“口生垢,口戕口”的三个口字,也是阙文,又给谁大骂了一顿。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到目前,则渐有代以“××”的趋势。这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东西多,对于这著作的内容,我们便豫觉其激烈。但是,其实有时也并不然。胡乱×它几行,印了出来,固可使读者佩服作家之激烈,恨检查员之峻严,但送检之际,却又可使检查员爱他的顺从,许多话都不敢说,只×得这么起劲。一举两得,比点它几行更加巧妙了。中国正在排日,这一条锦囊妙计,或者不至于模仿的罢。


现在是什么东西都要用钱买,自然也就都可以卖钱。但连“没有东西”也可以卖钱,却未免有些出乎意表。不过,知道了这事以后,便明白造谣为业,在现在也还要算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生活了。



(五月二十四日。)




【谁在没落?                                                     常庚  】



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



“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爰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此事已由俄方与中国驻俄大使馆接洽,同时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亦奉到训令,与我方商洽此事。……”



这是一个喜讯,值得我们高兴的。但我们当欣喜于“发扬国光”之后,还应该沉静一下,想到以下的事实——


一、倘说:中国画和印象主义有一脉相通,那倒还说得下去的,现在以为“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却未免近于梦话。半枝紫藤,一株松树,一个老虎,几匹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别的什么呢?


二、苏俄的象征主义的没落,在十月革命时,以后便崛起了构成主义,而此后又渐为写实主义所排去。所以倘说:构成主义已渐没落,而写实主义“引成欣欣向荣之概”,那是说得下去的。不然,便是梦话。苏俄文艺界上,象征主义的作品有些什么呀?


三、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脚,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那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深意义?


欧洲离我们也真远,我们对于那边的文艺情形也真的不大分明,但是,现在二十世纪已经度过了三分之一,粗浅的事是知道一点的了,这样的新闻倒令人觉得是“象征主义作品”,它象征着他们的艺术的消亡。



(五月三十日。)




【倒提                                                                    公汗  】



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动物的,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就要办。所谓办,虽然也不过是罚钱,只要舍得出钱,也还可以倒提一下,然而究竟是办了。于是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自然,鸡鸭这东西,无论如何,总不过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然而它不能言语,不会抵抗,又何必加以无益的虐待呢?西洋人是什么都讲有益的。我们的古人,人民的“倒悬”之苦是想到的了,而且也实在形容得切帖,不过还没有察出鸡鸭的倒提之灾来,然而对于什么“生刲驴肉”“活烤鹅掌”这些无聊的残虐,却早经在文章里加以攻击了。这种心思,是东西之所同具的。


但对于人的心思,却似乎有些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愈下劣者,愈得主人的爱怜,所以西崽打叭儿,则西崽被斥,平人忤西崽,则平人获咎,租界上并无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正因为我们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


然而我们从古典里,听熟了仁人义士,来解倒悬的胡说了,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其甚者竟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也正有这气味。


这类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悬的,而且虽在送往厨房的时候,也无人暂时解救。这就因为我们究竟是人,然而是没出息的人的缘故。



(六月三日。)



论“花边文学”                                           林默  



近来有一种文章,四周围着花边,从一些副刊上出现。这文章,每天一段,雍容闲适,缜密整齐,看外形似乎是“杂感”,但又像“格言”,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似乎是小品或语录一类的东西。今天一则“偶感”,明天一段“据说”,从作者看来,自然是好文章,因为翻来覆去,都成了道理,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但从读者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譬如甘地被刺,就起来作一篇“偶感”,颂扬一番“摩哈达麻”,咒骂几通暴徒作乱,为圣雄出气禳灾,顺便也向读者宣讲一些“看定一切”,“勇武和平”的不抵抗说教之类。这种文章无以名之,且名之曰“花边体”或“花边文学”罢。


这花边体的来源,大抵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据这种小品文的拥护者说是会要流传下去的(见《人间世》:《关于小品文》)。我们且来看看他们的流传之道罢。六月念八日《申报·自由谈》载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倒提》。大意说西洋人禁止倒提鸡鸭,华人颇有鸣不平的,因为西洋人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于是这位花边文学家发议论了,他说:“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


为什么“并未”呢?据说是“人能组织,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所以租界上没有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不禁止虐待华人,当然就是把华人看在鸡鸭之上了。


倘要不平么,为什么不反抗呢?


而这些不平之士,据花边文学家从古典里得来的证明,断为“不妨变狗”之辈,没有出息的。


这意思极明白,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他虽也正面的承认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实在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从“古典”来证明这是华人没有出息。


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他们和同胞做起生意来,除开夸说洋货如何比国货好,外国人如何讲礼节信用,中国人是猪猡,该被淘汰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口称洋人曰:“我们的东家。”我想这一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气,大抵不出于这般人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因为第一,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气;第二,他们往往赞成西洋人(也就是他们的东家)统治中国,虐待华人,因为中国人是猪猡;第三,他们最反对中国人怀恨西洋人。抱不平,从他们看来,更是危险思想。


从这般人或希望升为这般人的笔下产出来的就成了这篇“花边文学”的杰作。但所可惜是不论这种文人,或这种文字,代西洋人如何辩护说教,中国人的不平,是不可免的。因为西洋人虽然不曾把中国放在鸡鸭之下,但事实上也似乎并未放在鸡鸭之上。香港的差役把中国犯人倒提着从二楼摔下来,已是久远的事;近之如上海,去年的高丫头,今年的蔡洋其辈,他们的遭遇,并不胜过于鸡鸭,而死伤之惨烈有过而无不及。这些事实我辈华人是看得清清楚楚,不会转背就忘却的,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朦混过去呢?


抱不平的华人果真如花边文学家的“古典”证明,一律没有出息的么?倒也不的。我们的古典里,不是有九年前的五卅运动,两年前的一二八战争,至今还在艰苦支持的东北义勇军么?谁能说这些不是由于华人的不平之气聚集而成的勇敢的战斗和反抗呢?


“花边体”文章赖以流传的长处都在这里。如今虽然在流传着,为某些人们所拥护。但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现在是建设“大众语”文学的时候,我想“花边文学”,不论这种形式或内容,在大众的眼中,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罢。


这篇文章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拒绝。莫非这文章又犯了要报私仇的嫌疑么?但这“授意”却没有的。就事论事,我觉得实有一吐的必要。文中过火之处,或者有之,但说我完全错了,却不能承认。倘得罪的是我的先辈或友人,那就请谅解这一点。



笔者附识。  


(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  




【玩具                                                            宓子章  】



今年是儿童年。我记得的,所以时常看看造给儿童的玩具。


马路旁边的洋货店里挂着零星小物件,纸上标明,是从法国运来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见一样的货色,只是价钱更便宜。在担子上,在小摊上,都卖着渐吹渐大的橡皮泡,上面打着一个印子道:“完全国货”,可见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着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样的印子,那却应该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大公司里则有武器的玩具:指挥刀,机关枪,坦克车……。然而,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拿着玩的也少见。公园里面,外国孩子聚沙成为圆堆,横插上两条短树干,这明明是在创造铁甲炮车了,而中国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脸,躲在大人的背后,羞怯的,惊异的看着,身上穿着一件斯文之极的长衫。


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虽是儿童年,虽是前年身历了战祸,也没有因此给儿童创出一种纪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样抄。然则明年不是儿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但是,江北人却是制造玩具的天才。他们用两个长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红绿,连作一排,筒内藏一个弹簧,旁边有一个把手,摇起来就格格的响。这就是机关枪!也是我所见的惟一的创作。我在租界边上买了一个,和孩子摇着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胜利的日本人看见了,大抵投给我们一个鄙夷或悲悯的苦笑。


然而我们摇着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为这是创作。前年以来,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好象非此不足以自显其高洁,现在沉默了,那高洁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却创造了粗笨的机枪玩具,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与文明的玩具争。他们,我以为是比从外国买了极新式的武器回来的人物,更其值得赞颂的,虽然也许又有人会因此给我一个鄙夷或悲悯的冷笑。



(六月十一日。)




【零食                                                                  莫朕  】



出版界的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使有心人发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发愁。人而有心,真要“日坐愁城”了。


但是,这情形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不过略有变迁,更加显著而已。


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欢吃零食。假使留心一听,则屋外叫卖零食者,总是“实繁有徒”。桂花白糖伦教糕,猪油白糖莲心粥,虾肉馄饨面,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罗)蜜橘,瓜子大王,还有蜜饯,橄榄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为这又不比肥鱼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据说,是在消闲之中,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前几年的出版物,是有“养生之益”的零食,或曰“入门”,或曰“ABC”,或曰“概论”,总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钱数角,费时半点钟,便能明白一种科学,或全盘文学,或一种外国文。意思就是说,只要吃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这人发荣滋长,抵得吃五年饭。试了几年,功效不显,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一试验,如果有名无实,是往往不免灰心的,例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修仙或炼金,而代以洗温泉和买奖券,便是试验无效的结果。于是放松了“养生”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还是零食。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开的。


于是而出现了小品,但也并不是新花样。当老九章生意兴隆的时候,就有过《笔记小说大观》之流,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关门之后,自然也跟着成了一小撮。分量少了,为什么倒弄得闹闹嚷嚷,满城风雨的呢?我想,这是因为在担子上装起了篆字的和罗马字母合璧的年红电灯的招牌。


然而,虽然仍旧是零食,上海居民的感应力却比先前敏捷了,否则又何至于闹嚷嚷。但这也许正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假使如此,那么,零食的前途倒是可虑的。



(六月十一日。)




【“此生或彼生”                                                        白道  】



“此生或彼生。”


现在写出这样五个字来,问问读者:是什么意思?


倘使在《申报》上,见过汪懋祖先生的文章,“……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的,那就也许能够想到,这就是“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的意思。


否则,那回答恐怕就要迟疑。因为这五个字,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


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胡。我们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们的智识,并且须仗我们已有的智识,给它注解,补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话之后,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径就用白话,即使多写了几个字,但对于读者,“其省力为何如?”


我就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六月二十三日。)




【正是时候                                                          张承禄  】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东西是自有其时候的。


“圣经”,“佛典”,受一部分人们的奚落已经十多年了,“觉今是而昨非”,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候。关岳,是清朝屡经封赠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闲却;从新记得,是袁世凯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凯一同盖了棺;而第二次从新记得,则是在现在。


这时候,当然要重文言,掉文袋,标雅致,看古书。


如果是小家子弟,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也还要勇往直前,拚命挣扎的,因为他没有安稳的老巢可归,只得向前干。虽然成家立业之后,他也许修家谱,造祠堂,俨然以旧家子弟自居,但这究竟是后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


这大宅子里有仓中的旧货,有壁角的灰尘,一时实在搬不尽。倘有坐食的余闲,还可以东寻西觅,那就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来消磨他若干岁月。如果是穷极无聊了,那就更要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这无法可想的贫穷。这两种人,小康和穷乏,是不同的,悠闲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场的缓促,也不同的,但当这时候,却都正在古董中讨生活,所以那主张和行为,便无不同,而声势也好象见得浩大了。


于是就又影响了一部分的青年们,以为在古董中真可以寻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这么闲适,看看急迫者,是这么专精,这,就总应该有些道理。会有仿效的人,是当然的。然而,时光也绝不留情,他将终于得到一个空虚,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张者倘无特操,无灼见,则说古董应该供在香案上或掷在茅厕里,其实,都不过在尽一时的自欺欺人的任务,要寻前例,是随处皆是的。



(六月二十三日。)




【论重译                                                         史贲  】



穆木天先生在二十一日的《火炬》上,反对作家的写无聊的游记之类,以为不如给中国介绍一点上起希腊、罗马,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我以为这是很切实的忠告。但他在十九日的《自由谈》上,却又反对间接翻译,说“是一种滑头办法”,虽然还附有一些可恕的条件。这是和他后来的所说冲突的,也容易启人误会,所以我想说几句。


重译确是比直接译容易。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译者自惭不及,怕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若干部分了。译文是大抵比不上原文的,就是将中国的粤语译为京语,或京语译成沪语,也很难恰如其分。在重译,便减少了对于原文的好处的踌躇。其次,是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书上倒未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译错误,而间接译却不然的时候。


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国也就难有上起希、罗,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的译本了。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


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日本改造社译的《高尔基全集》,曾被有一些革命者斥责为投机,但革命者的译本出,却反而显出前一本的优良了。不过也还要附一个条件,并不很懂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速成译本,可实在是不可恕的。


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



(六月二十四日。)




【再论重译                                                           史贲  】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论重译及其他》下篇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释我的误会。我却觉得并无什么误会,不同之点,只在倒过了一个轻重,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也许是一种原因,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鲁迅译的《毁灭》,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自己所译的《塔什干》,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其实是不然的。德译本虽然厚,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所以我们所有的汉译《塔什干》,也并不是节本。



(七月三日。)




【“澈底”的底子                                                        公汗  】



现在对于一个人的立论,如果说它是“高超”,恐怕有些要招论者的反感了,但若说它是“澈底”,是“非常前进”,却似乎还没有什么。


现在也正是“澈底”的,“非常前进”的议论,替代了“高超”的时光。


文艺本来都有一个对象的界限。譬如文学,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读者为对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当然要有深浅。而主张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还是作者的本分。然而这时“澈底”论者站出来了,他却说中国有许多文盲,问你怎么办?这实在是对于文学家的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不过还可以另外请一枝救兵来,也就是辩解。因为文盲是已经在文学作用的范围之外的了,这时只好请画家、演剧家、电影作家出马,给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东西。然而这还不足以塞“澈底”论者的嘴的,他就说文盲中还有色盲,有瞎子,问你怎么办?于是艺术家们也遭了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那么,作为最后的挣扎,说是对于色盲、瞎子之类,须用讲演、唱歌、说书罢。说是也说得过去的。然而他就要问你:莫非你忘记了中国还有聋子吗?


又是当头一棍,闷死,都闷死了。


于是“澈底”论者就得到一个结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澈底改革不可! 他立定了这个结论之后,不知道到那里去了。谁来“澈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艺家。然而文艺家又是不“澈底”的多,于是中国就永远没有对于文盲、色盲、瞎子、聋子,无不有效的——“澈底”的好的文艺。


但“澈底”论者却有时又会伸出头来责备一顿文艺家。


弄文艺的人,如果遇见这样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脸,那么,文艺不但不会前进,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切实的文艺家必须认清这一种“澈底”论者的真面目!



(七月八日。)




【知了世界                                                       邓当世  】



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所以,有人以为“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象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



(七月八日。)




【算帐                                                             莫朕  】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但恐怕这又不过是俗见。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这些大门面。


我也并非不知道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帐。——而且,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



(七月十七日。)




【水性                                                     公汗  】



天气接连的大热了近二十天,看上海报,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记载。这在水村里,是很少见的。


水村多水,对于水的智识多,能浮水的也多。倘若不会浮水,是轻易不下水去的。这一种能浮水的本领,俗语谓之“识水性”。


这“识水性”,如果用了“买办”的白话文,加以较详的说明,则:一、是知道火能烧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样柔和,好象容易亲近,因而也容易上当;二、知道水虽能淹死人,却也能浮起人,现在就设法操纵它,专来利用它浮起人的这一面;三、便是学得操纵法,此法一熟,“识水性”的事就完全了。


但在都会里的人们,却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却了。平时毫无准备,临时又不先一测水的深浅,遇到热不可耐时,便脱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处,那当然是要死的。而且我觉得,当这时候,肯设法救助的人,好象都会里也比乡下少。


但救都会人恐怕也较难,因为救者固然必须“识水性”,被救者也得相当的“识水性”的。他应该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浅处浮。倘若过于性急,拚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则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连自己也沉下去。


所以我想,要下河,最好是豫先学一点浮水工夫,不必到什么公园的游泳场,只要在河滩边就行,但必须有内行人指导。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


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象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



(七月十七日。)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康伯度  】



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我因此记起的是别一件事,是在现在的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之前,他早是一位对于那时的白话,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大的“迎头痛击”者。


他曾经有过极不费力,但极有力的妙文:



“我现在只举一个简单的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这太老式了,不好!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


“这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



这段话见于《中国文法通论》中,那书是一本正经的书;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现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国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价的,所以我想从新提起,并且提出他终于也是论语社的同人,有时不免发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的。


实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实是,那论法,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看见青年穿洋服,学外国话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还低,脸孔也不白”的那些话,并没有两样的。


自然,刘先生所反对的是“太欧化”。但“太”的范围是怎样的呢?他举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没有,谈话里却能有的,对人口谈,也都可以懂。只有将“子曰”改成“曰子”是决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对的欧化文中也寻不出实例来,只好说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那么,这不是“无的放矢”吗?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


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这我真不知是从那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华人的言语说:张甲说:“今天下雨了。”李乙说:“是的,天凉了。”若照尊论的主张,就应该改做:“今天下雨了,”张甲说。“天凉了,——是的;”李乙说。这个算得是中华民国全族的“必要”吗?一般翻译大家的欧化文笔,已足阻尽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读原文的人也不懂译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从此使中国更无可读的西书了。陈子展先生提倡的“大众语”,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刘半农先生说:“翻译是要使不懂外国文的人得读”;这是确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骂其半农,认为非使全中国人都以欧化文法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现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的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不敢领教的!幸先生注意。



文公直 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康伯度答文公直



公直先生:中国语法里要加一点欧化,是我的一种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都用得很惬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的。 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但我看先生决不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所以也想由此证明我也并非那一伙。否则,先生含狗血喷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还是不要暴躁,静静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专此布复,并请


热安。



弟康伯度脱帽鞠躬。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康伯度  】



别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讨伐的不是白话的“反而难懂”,是白话的“鲁里鲁苏”,连刘先生似的想白话“返璞归真”的意思也全没有,要达意,只有“语录式”(白话的文言)。


林先生用白话武装了出现的时候,文言和白话的斗争早已过去了,不像刘先生那样,自己是混战中的过来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怀旧日,慨叹末流的情绪。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极其自然的。


这“幽默”便是《论语》四十五期里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他因为要问木匠讨一点油灰,写好了一张语录体的字条,但怕别人说他“反对白话”,便改写了白话的,选体的,桐城派的三种,然而都很可笑,结果是差“书僮”传话,向木匠讨了油灰来。


《论语》是风行的刊物,这里省烦不抄了。总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语录式的一张,别的三种,全都要不得。但这四个不同的脚色,其实是都是林先生自己一个人扮出来的,一个是正生,就是“语录式”,别的三个都是小丑,自装鬼脸,自作怪相,将正生衬得一表非凡了。


但这已经并不是“幽默”,乃是“顽笑”,和市井间的在墙上画一乌龟,背上写上他的所讨厌的名字的战法,也并不两样的。不过看见的人,却往往不问是非,就嗤笑被画者。


“幽默”或“顽笑”,也都要生出结果来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当它“顽笑”看。


因为事实会并不如文章,例如这语录式的条子,在中国其实也并未断绝过种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弄口去看一看,有时就会看见一个摊,坐着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写信,他所用的文章,决不如林先生所拟的条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语录式”的。这就是现在从新提起的语录派的末流,却并没有谁去涂白过他的鼻子。


这是一个具体的“幽默”。


但是,要赏识“幽默”也真难。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应就不能这样了罢。


没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适意的时候,恐怕终于是“中国没有幽默”的了。



(七月十八日。)




【做文章                                                        朔尔  】



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七月二十日。)




【看书琐记(一)                                                     焉于  】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札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八月六日。)




【看书琐记(二)                                   焉于  】



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作《本国话和外国话》,记的是法国的一个阔人家里招待了欧战中出死入生的三个兵,小姐出来招呼了,但无话可说,勉勉强强的说了几句,他们也无话可答,倒只觉坐在阔房间里,小心得骨头疼。直到溜回自己的“猪窠”里,他们这才遍身舒齐,有说有笑,并且在德国俘虏里,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我们的话”的人。


因了这经验,有一个兵便模模胡胡的想:“这世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战争的世界。别一个是有着保险箱门一般的门,礼拜堂一般干净的厨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国度。那里面,住着古怪想头的外国人。”


那小姐后来就对一位绅士说的是:“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好象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


其实,这也无须小姐和兵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算作“封建余孽”或“买办”或别的什么而论都可以——和几乎同类的人,只要什么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无话可说。不过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倘是宴会,就只猜拳,不发议论。


这样看来,文学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实在有些艰难。“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于是高超的文学家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学还有别的性,他是不肯说破的,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


于是而据说文学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极,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汇集于作者一个人。然而文学家却又悲哀起来,说是吐血了,这真是没有法子想。



(八月六日。)




【趋时和复古                                                      康伯度  】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象比那两位大得多: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了。


这一打是有力的,因为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党,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胜于搬出生锈的古董来。然而笑话也就埋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就为了半农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趋时”而出名的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象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


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其实是战斗过来的,只要敬爱他的人,多发挥这一点,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八月十三日。)




【安贫乐道法                                                 史贲  】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开不完,新近就看见了两种,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当。


一种是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当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须是轻松一点的职业。且不说掘煤,挑粪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厂里做工至少每天十点的工人,到晚快边就一定筋疲力倦,受伤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时候的。“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转了,怎么还会有兴趣?——除非他爱兴趣比性命还利害。倘若问他们自己罢,我想,一定说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做梦也想不到发生兴趣法的。 还有一种是极其彻底的:说是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作“席卷天下”。这也是一张少见的富有诗趣的药方,不过也有煞风景在后面。快要秋凉了,一早到马路上去走走,看见手捧肚子,口吐黄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


上海中学会考的优良成绩发表了,有《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其中有一段——



“……若德业已立,则虽饔飧不继,捉襟肘见,而其名德足传于后,精神生活,将充分发展,又何患物质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谛,固在彼而不在此也。……”(由《新语林》第三期转录)



这比题旨更进了一步,说是连不能“充腹”也不要紧的。但中学生所开的良方,对于大学生就不适用,同时还是出现了要求职业的一大群。


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有这么的彰明较著,其实,据我的愚见,是大可以不必再玩“之乎者也”了——横竖永远是没有用的。



(八月十三日。)




【奇怪(一)                                                    白道  】



世界上有许多事实,不看记载,是天才也想不到的。非洲有一种土人,男女的避忌严得很,连女婿遇见丈母娘,也得伏在地上,而且还不够,必须将脸埋进土里去。这真是虽是我们礼义之邦的“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古人,也万万比不上的。


这样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分隔男女的设计,也还不免是低能儿;现在总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电影,都只是“不同席”的演义。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


我想,这只好用“西法”了。西法虽非国粹,有时却能够帮助国粹的。例如无线电播音,是摩登的东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经,却不坏;汽车固然是洋货,坐着去打麻将,却总比坐绿呢大轿,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几圈。以此类推,防止男女同吸空气就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个箱,将养气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里,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凯末尔将军治国以前的土耳其女人的面幕,这回可也万万比不上了。


假使现在有一个英国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游记》那样的讽刺的小说,说在二十世纪中,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看见一群人在烧香拜龙,作法求雨,赏鉴“胖女”,禁杀乌龟;又一群人在正正经经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张男女分途,以及女人的腿应该不许其露出。那么,远处,或是将来的人,恐怕大抵要以为这是作者贫嘴薄舌,随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满的人们的罢。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倘没有这样的事实,大约无论怎样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总不能怎样的出奇,所以人们看见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这一句话。



(八月十四日。)




【奇怪(二)                                          白道  】



尤墨君先生以教师的资格参加着讨论大众语,那意见是极该看重的。他主张“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还举出“中学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误用的许多时髦字眼”来,说“最好叫他们不要用”,待他们将来能够辨别时再说,因为是与其“食新不化,何如禁用于先”的。现在摘一点所举的“时髦字眼”在这里——



共鸣 对象 气压 温度 结晶 彻底 趋势 理智 现实 下意识 相对性 绝对性 纵剖面 横剖面 死亡率……(《新语林》三期)



但是我很奇怪。


那些字眼,几乎算不得“时髦字眼”了。如“对象”、“现实”等,只要看看书报的人,就时常遇见,一常见,就会比较而得其意义,恰如孩子懂话,并不依靠文法教科书一样;何况在学校中,还有教员的指点。至于“温度”、“结晶”、“纵剖面”、“横剖面”等,也是科学上的名词,中学的物理学、矿物学、植物学教科书里就有,和用于国文上的意义并无不同。现在竟“最误用”,莫非自己既不思索,教师也未给指点,而且连别的科学也一样的模胡吗?


那么,单是中途学了大众语,也不过是一位中学出身的速成大众,于大众有什么用处呢?大众的需要中学生,是因为他教育程度比较的高,能够给大家开拓知识,增加语汇,能解明的就解明,该新添的就新添;他对于“对象”等等的界说,就先要弄明白,当必要时,有方言可以替代,就译换,倘没有,便教给这新名词,并且说明这意义。如果大众语既是半路出家,新名词也还不很明白,这“落伍”可真是“彻底”了。


我想,为大众而练习大众语,倒是不该禁用那些“时髦字眼”的,最要紧的是教给他定义,教师对于中学生,和将来中学生的对于大众一样。譬如“纵断面”和“横断面”,解作“直切面”和“横切面”,就容易懂;倘说就是“横锯面”和“直锯面”,那么,连木匠学徒也明白了,无须识字。禁,是不好的,他们中有些人将永远模胡,“因为中学生不一定个个能升入大学而实现其做文豪或学者的理想的。”



(八月十四日。)




【迎神和咬人                                               越侨  】



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带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


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尝为今儒所订正。虽在通都大邑,现在也还有天师作法,长官禁屠,闹得沸反盈天,何尝惹出一点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为恐怕神看见还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怜;一面则也憎恶他的不与大家共患难。


迎神,农民们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报又载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出面劝阻迎神,被大家一顿打,终于咬断了喉管,死掉了。


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据的。《精忠说岳全传》说张俊陷害忠良,终被众人咬死,人心为之大快。因此乡间就向来有一个传说,谓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为怨恨而至于咬,则被咬者之恶,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约民国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这样的规定罢。


咬人,农民们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想救死,想逃死,适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拚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


这回他们要得到“天讨”。他们要骇怕,但因为不解“天讨”的缘故,他们也要不平。待到这骇怕和不平忘记了,就只有迷信讹传剩着,待到下一次水旱灾荒的时候,依然是迎神,咬人。


这悲剧何时完结呢?



(八月十九日。)



附记:


旁边加上黑点的三句,是印了出来的时候,全被删去了的。是总编辑,还是检查官的斧削,虽然不得而知,但在自己记得原稿的作者,却觉得非常有趣。他们的意思,大约是以为乡下人的意思——虽然是妄信——还不如不给大家知道,要不然,怕会发生流弊,有许多喉管也要危险的。



(八月二十二日。)




【看书琐记(三)                                                焉于  】



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错。


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


即使真是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


现在可是换了一个说法了,连并非作者,也憎恶了批评家,他们里有的说道:你这么会说,那么,你倒来做一篇试试看!


这真要使批评家抱头鼠窜。因为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


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诚然,四五年前,用笔的人以为一做批评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所以速成和乱评的也不少,但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涂上烂泥,并不是好办法。不过我们的读书界,是爱平和的多,一见笔战,便是什么“文坛的悲观”呀,“文人相轻”呀,甚至于不问是非,统谓之“互骂”,指为“漆黑一团糟”。果然,现在是听不见说谁是批评家了。但文坛呢,依然如故,不过它不再露出来。


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八月二十二日。)




【“大雪纷飞”                                                           张沛  】



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章士钊先生现在是在保障民权了,段政府时代,他还曾经保障文言。他造过一个实例,说倘将“二桃杀三士”用白话写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多么的不行。这回李焰生先生反对大众语文,也赞成“静珍君之所举,‘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酌量采用,是不能与提倡文言文相提并论”的。


我也赞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文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而且在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但是,两位先生代译的例子,却是很不对劲的。那时的“士”,并非一定是“读书人”,早经有人指出了;这回的“大雪纷飞”里,也没有“一片一片”的意思,这不过特地弄得累坠,掉着要大众语丢脸的枪花。


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在江浙,倘要说出“大雪纷飞”的意思来,是并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的,大抵用“凶”,“猛”或“厉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思想和言语,都一步一步的和大众离开,那当然是“势所不免”的事。不过他倘不是从小就是公子哥儿,曾经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关,那么,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记得他们有许多赛过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好话。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大众虽然智识没有读书人的高,但他们对于胡说的人们,却有一个谥法:绣花枕头。这意义,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因为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不是鸭绒:是稻草。



(八月二十二日。)




【汉字和拉丁化                                                  仲度  】



反对大众语文的人,对主张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货色来看!”一面也有这样的老实人,毫不问他是诚意,还是寻开心,立刻拚命的来做标本。 由读书人来提倡大众语,当然比提倡白话困难。因为提倡白话时,好好坏坏,用的总算是白话,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语。但是,反对者是没有发命令的权利的。虽是一个残废人,倘在主张健康运动,他绝对没有错;如果提倡缠足,则即使是天足的壮健的女性,她还是在有意的或无意的害人。美国的水果大王,只为改良一种水果,尚且要费十来年的工夫,何况是问题大得多多的大众语。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么,反对者该是赞成文言或白话的了,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白话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也拿出他的“货色”来给大家看看罢。


但是,我们也不妨自己来试验,在《动向》上,就已经有过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胡绳先生看了之后,却以为还是非土话所写的句子来得清楚。其实,只要下一番工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里的土话,和苏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传》,却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先是不懂,硬着头皮看下去,参照记事,比较对话,后来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难。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每一个方块汉字,是都有它的意义的,现在用它来照样的写土话,有些是仍用本义的,有些却不过借音,于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得分析它那几个是用义,那几个是借音,惯了不打紧,开手却非常吃力了。


例如胡绳先生所举的例子,说“回到窝里向罢”也许会当作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汉字的“窝”字,实际上,恐怕是不该这么写法的。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也叫“家里”作Uwao–li,读书人去抄,也极容易写成“窝里”的,但我想,这Uwao其实是“屋下”两音的拼合,而又讹了一点,决不能用“窝”字随便来替代,如果只记下没有别的意义的音,就什么误解也不会有了。


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至于改作横行,那是当然的事。


这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


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八月二十三日。)




【“莎士比亚”                                              苗挺  】



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一提便完;梁启超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证明了群众的盲目,连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也来译马克斯“牛克斯”的断片。为什么呢?将何为呢?


而且听说,连苏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剧了。


不演还可,一要演,却就给施蛰存先生看出了“丑态”——



“……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现代》五卷五期,施蛰存《我与文言文》。)



苏俄太远,演剧季的情形我还不了然,齿的冷暖,暂且听便罢。但梅兰芳和一个记者的谈话,登在《大晚报》的《火炬》上,却没有说要去演《贵妃醉酒》。


施先生自己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同前)这当然非常之好。不过他所“言”的别人的“行”,却未必一致,或者是偶然也会不一致的,如《贵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其实梅兰芳还没有动身,施蛰存先生却已经指定他要在“无产阶级”面前赤膊洗澡。这么一来,他们岂但“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国的国粹了。他们的文学青年,将来要描写宫殿的时候,会在《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也未可料的。


但是,做《贵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齿冷”,不做一下来凑趣,也使豫言家倒霉。两面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说:“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我何敢多撄众怒?”(同前)


末一句是客气话,赞成施先生的其实并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的在杂志上发表吗?——这“孤独”是很有价值的。



(九月二十日。)




【商贾的批评                                                        及锋  】



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号)。还有一位希隽先生,却以为“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作家无形中也就成为商贾了。……为了获利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了”。(《社会月报》九月号)


着眼在经济上,当然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这“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出来的学说,和我们只有常识的见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向来只以为用资本来获利的是商人,所以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钱开书店来赚钱的老板。到现在才知道用文章去卖有限的稿费的也是商人,不过是一种“无形中”的商人。农民省几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换钱,教授卖嘴,妓女卖淫,也都是“无形中”的商人。只有买主不是商人了,但他的钱一定是用东西换来的,所以也是商人。于是“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个个都是商人,但可分为在“无形中”和有形中的两大类。


用希隽先生自己的定义来断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无形中”的商人;如果并不以卖文为活,因此也无须“粗制滥造”,那么,怎样过活呢,一定另外在做买卖,也许竟是有形中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见识,无论怎么看,总逃不脱一个商人见识。


“杂文”很短,就是写下来的工夫,也决不要写“和平与战争”(这是照林希隽先生的文章抄下来的,原名其实是《战争与和平》)的那么长久,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的“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为什么还要呢,就因为它正面还有光辉灿烂的羽毛。不过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有些什么!



(九月二十五日。)




【中秋二愿                                                        白道  】



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了。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


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还有拜侠客做干爷,给富翁当赘婿,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


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


但竟有人给文学也攀起亲来了,他说女人的才力,会因与男性的肉体关系而受影响,并举欧洲的几个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来作证据。于是又有人来驳他,说这是弗洛伊特说,不可靠。其实这并不是弗洛伊特说,他不至于忘记梭格拉第太太全不懂哲学,托尔斯泰太太不会做文章这些反证的。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至于有“诗人”在钓一个女人,先捧之为“女诗人”,那是一种讨好的手段,并非他真传染给她了诗才。


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



(九月二十五日。)




【考场三丑                                                      黄棘  】



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然而这最干净,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枝节了。第二样是“钞刊文”,他先已有了侥幸之心,读熟或带进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题目相合,便即照钞,想瞒过考官的眼。品行当然比“缴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枝节。第三样,最坏的是瞎写,不及格不必说,还要从瞎写的文章里,给人寻出许多笑话来。人们在茶余酒后作为谈资的,大概是这一种。


“不通”还不在其内,因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象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钞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我说这话,意思并不在轻议已成的文人学士,只以为古典多,记不清不足奇,都记得倒古怪。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是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


由此看来,如果能钞刊文,而又敷衍得过去,这人便是现在的大人物;青年学生有一些错,不过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为世诟病,我很诧异他们竟没有人呼冤。



(九月二十五日。)




【又是“莎士比亚”                                                苗挺  】



苏俄将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可见“丑态”;马克思讲过莎士比亚,当然错误;梁实秋教授将翻译莎士比亚,每本大洋一千元;杜衡先生看了莎士比亚,“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了。 我们的文学家杜衡先生,好象先前是因为没有自己觉得缺少“做人的经验”,相信群众的,但自从看了莎氏的《凯撒传》以来,才明白“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文艺风景》创刊号所载。)自然,这是根据“莎剧”的,和杜先生无关,他自说现在也还不能判断它对不对,但是,觉得自己“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却已经明白无疑了。


这是“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对于杜衡先生的影响。但“杜文《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里所表现的群众”,又怎样呢?和《凯撒传》里所表现的也并不两样——



“……这使我们想起在近几百年来的各次政变中所时常看到的,‘鸡来迎鸡,狗来迎狗’式……那些可痛心的情形。……人类底进化究竟在那儿呢?抑或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至今还停滞在二千年前的罗马所曾经过的文明底阶段上呢?”



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这一比,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他是古时候的人,有这一手并不算什么玩把戏。


不过经他的贵手一取舍,杜衡先生的名文一发挥,却实在使我们觉得群众永远将是“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材料,倒还是被迎的有出息;“至于我,老实说”,还竟有些以为群众之无能与可鄙,远在“鸡”“狗”之上的“心情”了。自然,这是正因为爱群众,而他们太不争气了的缘故——自己虽然还不能判断,但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呀,有谁不信,问他去罢!



(十月一日。)




【点句的难                                                      张沛  】



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记》,想到了几句不关重要的话,是:断句的难。


前清时代,一个塾师能够不查他的秘本,空手点完了《四书》,在乡下就要算一位大学者,这似乎有些可笑,但是很有道理的。常买旧书的人,有时会遇到一部书,开首加过句读,夹些破句,中途却停了笔:他点不下去了。这样的书,价钱可以比干净的本子便宜,但看起来也真教人不舒服。


标点古书,印了出来,是起于“文学革命”时候的;用标点古文来试验学生,我记得好象是同时开始于北京大学,这真是恶作剧,使“莘莘学子”闹出许多笑话来。


这时候,只好一任那些反对白话,或并不反对白话而兼长古文的学者们讲风凉话。然而,学者们也要“技痒”的,有时就自己出手。一出手,可就有些糟了,有几句点不断,还有可原,但竟连极平常的句子也点了破句。


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们大概是这样读法的:“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


不过倘使是调子有定的词曲,句子相对的骈文,或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里是白话怎么坏,古文怎么好,一动手,对古文就点了破句,而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扬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标记么?说好说坏,又从那里来的?


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点几圈,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


但这事还是不要多谈好,再谈下去,我怕不久会有更高的议论,说标点是“随波逐流”的玩意,有损“性灵”,应该排斥的。



(十月二日。)




【奇怪(三)                                         白道  】



“中国第一流作家”叶灵凤和穆时英两位先生编辑的《文艺画报》的大广告,在报上早经看见了。半个多月之后,才在店头看见这“画报”。既然是“画报”,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画报”的心,首先来看“画”。


不看还好,一看,可就奇怪了。


戴平万先生的《沈阳之旅》里,有三幅插图有些像日本人的手笔,记了一记,哦,原来是日本杂志店里,曾经见过的在《战争版画集》里的料治朝鸣的木刻,是为记念他们在奉天的战胜而作的,日本记念他对中国的战胜的作品,却就是被战胜国的作者的作品的插图——奇怪一。


再翻下去是穆时英先生的《墨绿衫的小姐》里,有三幅插画有些像麦绥莱勒的手笔,黑白分明,我曾从良友公司翻印的四本小书里记得了他的作法,而这回的木刻上的署名,也明明是FM两个字。莫非我们“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这作品,是豫先翻成法文,托麦绥莱勒刻了插画来的吗?——奇怪二。


这回是文字,《世界文坛瞭望台》了。开头就说,“法国的龚果尔奖金,去年出人意外地(白注:可恨!)颁给了一部以中国作题材的小说《人的命运》,它的作者是安得烈马尔路”,但是,“或者由于立场的关系,这书在文字上总是受着赞美,而在内容上却一致的被一般报纸评论攻击,好象惋惜像马尔路这样才干的作家,何必也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云。这样一“瞭望”,“好象”法国的为龚果尔奖金审查文学作品的人的“立场”,乃是赞成“将文艺当作了宣传工具”的了——奇怪三。


不过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少见多怪”,别人倒并不如此的。先前的“见怪者”,说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现在的“怪”却早已声明着,叫你“见莫怪”了。开卷就有《编者随笔》在——


“只是每期供给一点并不怎样沉重的文字和图画,使对于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只是如此而已。”



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的玩着先前活剥“琵亚词侣”,今年生吞麦绥莱勒的小玩艺,是在大才小用,不过要给人“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如果再从这醒眼的“文艺画”上又发生了问题,虽然并不“严重”,不是究竟也辜负了两位“中国第一流作家”献技的苦心吗?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


哈!



(十月二十五日。)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张沛  】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们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



(十一月一日。)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张沛  】



而且梅兰芳还要到苏联去。


议论纷纷。我们的大画家徐悲鸿教授也曾到莫斯科去画过松树——也许是马,我记不真切了——国内就没有谈得这么起劲。这就可见梅兰芳博士之在艺术界,确是超人一等的了。


而且累得《现代》的编辑室里也紧张起来。首座编辑施蛰存先生曰:“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现代》五卷五期。)要这么大叫,可见不平之极了,倘不豫先知道性别,是会令人疑心生了脏躁症的。次座编辑杜衡先生曰:“剧本鉴定的工作完毕,则不妨选几个最前进的戏先到莫斯科去宣传为梅兰芳先生‘转变’后的个人的创作。……因为照例,到苏联去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应该事先表示一点‘转变’的。”(《文艺画报》创刊号。)这可冷静得多了,一看就知道他手段高妙,足使齐如山先生自愧弗及,赶紧来请帮忙——帮忙的帮忙。


但梅兰芳先生却正在说中国戏是象征主义,剧本的字句要雅一些,他其实倒是为艺术而艺术,他也是一位“第三种人”。


那么,他是不会“表示一点‘转变’的”,目前还太早一点。他也许用别一个笔名,做一篇剧本,描写一个知识阶级,总是专为艺术,总是不问俗事,但到末了,他却究竟还在革命这一方面。这就活动得多了,不到末了,花呀光呀,倘到末了,做这篇东西的也就是我呀,那不就在革命这一方面了吗?


但我不知道梅兰芳博士可会自己做了文章,却用别一个笔名,来称赞自己的做戏;或者虚设一社,出些什么“戏剧年鉴”,亲自作序,说自己是剧界的名人?倘使没有,那可是也不会玩这一手的。


倘不会玩,那可真要使杜衡先生失望,要他“再亮些”了。


还是带住罢,倘再“略论”下去,我也要防梅先生会说因为被批评家乱骂,害得他演不出好戏来。



(十一月一日。)




【骂杀与捧杀                                                阿法  】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象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十一月十九日。)




【读书忌                                                       焉于  】



记得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但是否真实,却无从知道,因为我从未听见有人实验过。


读书也有“忌”,不过与“食忌”稍不同。这就是某一类书决不能和某一类书同看,否则两者中之一必被克杀,或者至少使读者反而发生愤怒。例如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


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七年)八月做的《自代北入京记》。他的文笔,岂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极有重量的,抄几句在这里——



“……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见西夷毡帐,高低不一,所谓穹庐连属,如冈如阜者。男妇皆蒙古语;有卖干湿酪者,羊马者,牦皮者,卧两骆驼中者,坐奚车者,不鞍而骑者,三两而行,被戒衣,或红或黄,持小铁轮,念‘金刚秽咒’者。其首顶一柳筐,以盛马粪及木炭者,则皆中华女子。皆盘头跣足,垢面,反被毛袄。人与牛羊相枕藉,腥臊之气,百余里不绝。……”



我想,如果看过这样的文章,想像过这样的情景,又没有完全忘记,那么,虽是中郎的《广庄》或《瓶史》,也断不能洗清积愤的,而且还要增加愤怒。因为这实在比中郎时代的他们互相标榜还要坏,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



(十一月二十五日。) 【“小童挡驾”                                                    宓子章  】


 近五六年来的外国电影,是先给我们看了一通洋侠客的勇敢,于是而野蛮人的陋劣,又于是而洋小姐的曲线美。但是,眼界是要大起来的,终于几条腿不够了,于是一大丛;又不够了,于是赤条条。这就是“裸体运动大写真”,虽然是正正堂堂的“人体美与健康美的表现”,然而又是“小童挡驾”的,他们不配看这些“美”。
 为什么呢?宣传上有这样的文字——
 “一个绝顶聪明的孩子说:她们怎不回过身子儿来呢?”
 “一位十足严正的爸爸说:怪不得戏院对孩子们要挡驾了!”
 这当然只是文学家虚拟的妙文,因为这影片是一开始就标榜着“小童挡驾”的,他们无从看见。但假使真给他们去看了,他们就会这样的质问吗?我想,也许会的。然而这质问的意思,恐怕和张生唱的“咍,怎不回过脸儿来”完全两样,其实倒在电影中人的态度的不自然,使他觉得奇怪。中国的儿童也许比较的早熟,也许性感比较的敏,但总不至于比成年的他的“爸爸”,心地更不干净的。倘其如此,二十年后的中国社会,那可真真可怕了。但事实上大概决不至于此,所以那答话还不如改一下:
 “因为要使我过不了瘾,可恶极了!”
 不过肯这样说的“爸爸”恐怕也未必有。他总要“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度了之后,便将这心硬塞在别人的腔子里,装作不是自己的,而说别人的心没有他的干净。裸体女人的都“不回过身子儿来”,其实是专为对付这一类人物的。她们难道是白痴,连“爸爸”的眼色,比他孩子的更不规矩都不知道吗?
 但是,中国社会还是“爸爸”类的社会,所以做起戏来,是“妈妈”类献身,“儿子”类受谤。即使到了紧要关头,也还是什么“木兰从军”,“汪踦卫国”,要推出“女子与小人”去搪塞的。“吾国民其何以善其后欤?”


 (四月五日。)

【古人并不纯厚                                                      翁隼  】


 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达赖啦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但广州开的耆英会,却明明收集过一大批寿翁寿媪,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太太还能穿针,有照片为证。
 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还有现存的最通行的《文选》,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语汇,或描写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当然,就因为心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象变成语汇祖师了,但在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由此看来,翻印整部的古书,也就不无危险了。近来偶尔看见一部石印的《平斋文集》,作者,宋人也,不可谓之不古,但其诗就不可为训。如咏《狐鼠》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又咏《荆公》云:“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那指斥当路的口气,就为今人所看不惯。“八大家”中的欧阳修,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学家的罢,然而那《读李翱文》中却有云:“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它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也就悻悻得很。
 但是,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的。


 (四月十五日。)

【法会和歌剧                                                   孟弧  】


 《时轮金刚法会募捐缘起》中有这样的句子:“古人一遇灾祲,上者罪己,下者修身……今则人心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末由消除此浩劫。”恐怕现在也还有人记得的罢。这真说得令人觉得自己和别人都半文不值,治水除蝗,完全无益,倘要“或消自业,或淡他灾”,只好请班禅大师来求佛菩萨保佑了。
 坚信的人们一定是有的,要不然,怎么能募集一笔巨款。
 然而究竟好象是“人心浸以衰矣”了,中央社十七日杭州电云:“时轮金刚法会将于本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启建,并决定邀梅兰芳、徐来、胡蝶,在会期内表演歌剧五天。”梵呗圆音,竟将为轻歌曼舞所“加被”,岂不出于意表也哉!
 盖闻昔者我佛说法,曾有天女散花,现在杭州启会,我佛大概未必亲临,则恭请梅郎权扮天女,自然尚无不可。但与摩登女郎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莫非电影明星与标准美人唱起歌来,也可以“消除此浩劫”的么?
 大约,人心快要“浸衰”之前,拜佛的人,就已经喜欢兼看玩艺的了,款项有限,法会不大的时候,和尚们便自己来飞钹,唱歌,给善男子,善女人们满足,但也很使道学先生们摇头。班禅大师只“印可”开会而不唱《毛毛雨》,原是很合佛旨的,可不料同时也唱起歌剧来了。
 原人和现代人的心,也许很有些不同,倘相去不过几百年,那恐怕即使有些差异,也微乎其微的。赛会做戏文,香市看娇娇,正是“古已有之”的把戏。既积无量之福,又极视听之娱,现在未来,都有好处,这是向来兴行佛事的号召的力量。否则,黄胖和尚念经,参加者就未必踊跃,浩劫一定没有消除的希望了。
 但这种安排,虽然出于婆心,却仍是“人心浸以衰矣”的征候。这能够令人怀疑:我们自己是不配“消除此浩劫”的了,但此后该靠班禅大师呢,还是梅兰芳博士,或是密斯徐来,密斯胡蝶呢?


 (四月二十日。)

【洋服的没落                                                      韦士繇  】


 几十年来,我们常常恨着自己没有合意的衣服穿。清朝末年,带些革命色采的英雄不但恨辫子,也恨马褂和袍子,因为这是满洲服。一位老先生到日本去游历,看见那边的服装,高兴的了不得,做了一篇文章登在杂志上,叫作《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他是赞成恢复古装的。
 然而革命之后,采用的却是洋装,这是因为大家要维新,要便捷,要腰骨笔挺。少年英俊之徒,不但自己必洋装,还厌恶别人穿袍子。那时听说竟有人去责问樊山老人,问他为什么要穿满洲的衣裳。樊山回问道:“你穿的是那里的服饰呢?”少年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樊山道:“我穿的也是外国服。”
 这故事颇为传诵一时,给袍褂党扬眉吐气。不过其中是带一点反对革命的意味的,和近日的因为卫生,因为经济的大两样。后来,洋服终于和华人渐渐的反目了,不但袁世凯朝,就定袍子马褂为常礼服,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大学要整饬校风,规定制服了,请学生们公议,那议决的也是:袍子和马褂!
 这回的不取洋服的原因却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因其不合于卫生。造化赋给我们的腰和脖子,本是可以弯曲的,弯腰曲背,在中国是一种常态,逆来尚须顺受,顺来自然更当顺受了。所以我们是最能研究人体,顺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膝关节能弯,发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违反自然的洋服,于是便渐渐的自然而然的没落了。
 这洋服的遗迹,现在已只残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恰如辫子小脚,不过偶然还见于顽固男女的身上一般。不料竟又来了一道催命符,是镪水悄悄从背后洒过来了。
 这怎么办呢?
 恢复古制罢,自黄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时实难以明白;学戏台上的装束罢,蟒袍玉带,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车吃番菜,实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来改去,大约总还是袍子马褂牢稳。虽然也是外国服,但恐怕是不会脱下的了——这实在有些稀奇。


 (四月二十一日。)

【朋友                                                         黄凯音  】


 我在小学的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进中学是在城里,于是兴致勃勃的看大戏法,但后来有人告诉了我戏法的秘密,我就不再高兴走近圈子的旁边。去年到上海来,才又得到消遣无聊的处所,那便是看电影。
 但不久就在书上看到一点电影片子的制造法,知道了看去好象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奇禽怪兽,无非是纸做的。这使我从此不很觉得电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它的破绽,自己也无聊起来,

第三回失掉了消遣无聊的处所。有时候,还自悔去看那一本书,甚至于恨到那作者不该写出制造法来了。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
 变戏法的时时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几分就是对着明白戏法的底细者而发的,为的是要他不来戳穿西洋镜。
 “朋友,以义合者也”,但我们向来常常不作如此解。


 (四月二十二日。)

【清明时节                                                           孟弧  】


 清明时节,是扫墓的时节,有的要进关内来祭祖,有的是到陕西去上坟,或则激论沸天,或则欢声动地,真好象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
 坟有这么大关系,那么,掘坟当然是要不得的了。
 元朝的国师八合思巴罢,他就深相信掘坟的利害。他掘开宋陵,要把人骨和猪狗骨同埋在一起,以使宋室倒楣。后来幸而给一位义士盗走了,没有达到目的,然而宋朝还是亡。曹操设了“摸金校尉”之类的职员,专门盗墓,他的儿子却做了皇帝,自己竟被谥为“武帝”,好不威风。这样看来,死人的安危,和生人的祸福,又仿佛没有关系似的。
 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之论者又曰:阿瞒老奸巨猾,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有法子想。
 阿瞒虽是老奸巨猾,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巨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至于墓中人究竟是什么人,非掘后往往不知道。即使有相传的主名的,也大抵靠不住。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
 如果扫墓的确可以救国,那么,扫就要扫得真确,要扫文、武、周公的陵,不要扫着别人的土包子,还得查考自己是否周朝的子孙。于是乎要有考古的工作,就是掘开坟来,看看有无葬着文王、武王、周公旦的证据,如果有遗骨,还可照《洗冤录》的方法来滴血。但是,这又和扫墓救国说相反,很伤孝子顺孙的心了。不得已,就只好闭了眼睛,硬着头皮,乱拜一阵。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单是扫墓救国术没有灵验,还不过是一个小笑话而已。


 (四月二十六日。)

【小品文的生机                                                         崇巽  】


 去年是“幽默”大走鸿运的时候,《论语》以外,也是开口幽默,闭口幽默,这人是幽默家,那人也是幽默家。不料今年就大塌其台,这不对,那又不对,一切罪恶,全归幽默,甚至于比之文场的丑脚。骂幽默竟好象是洗澡,只要来一下,自己就会干净似的了。
 倘若真的是“天地大戏场”,那么,文场上当然也一定有丑脚——然而也一定有黑头。丑脚唱着丑脚戏,是很平常的,黑头改唱了丑脚戏,那就怪得很,但大戏场上却有时真会有这等事。这就使直心眼人跟着歪心眼人嘲骂,热情人愤怒,脆情人心酸。为的是唱得不内行,不招人笑吗?并不是的,他比真的丑脚还可笑。
 那愤怒和心酸,为的是黑头改唱了丑脚之后,事情还没有完。串戏总得有几个脚色:生,旦,末,丑,净,还有黑头。要不然,这戏也唱不久。为了一种原因,黑头只得改唱丑脚的时候,照成例,是一定丑脚倒来改唱黑头的。不但唱工,单是黑头涎脸扮丑脚,丑脚挺胸学黑头,戏场上只见白鼻子的和黑脸孔的丑脚多起来,也就滑天下之大稽。然而,滑稽而已,并非幽默。或人曰:“中国无幽默。”这正是一个注脚。
 更可叹的是被谥为“幽默大师”的林先生,竟也在《自由谈》上引了古人之言,曰:“夫饮酒猖狂,或沉寂无闻,亦不过洁身自好耳。今世癞鳖,欲使洁身自好者负亡国之罪,若然则‘今日乌合,明日鸟散,今日倒戈,明日凭轼,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今日为小人,明日复为君子’之辈可无罪。”虽引据仍不离乎小品,但去“幽默”或“闲适”之道远矣。这又是一个注脚。
 但林先生以为新近各报上之攻击《人间世》,是系统的化名的把戏,却是错误的,证据是不同的论旨,不同的作风。其中固然有虽曾附骥,终未登龙的“名人”,或扮作黑头,而实是真正的丑脚的打诨,但也有热心人的谠论。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


 (四月二十六日。)

【刀“式”辩                                                             黄棘  】


 本月六日的《动向》上,登有一篇阿芷先生指明杨昌溪先生的大作《鸭绿江畔》,是和法捷耶夫的《毁灭》相像的文章,其中还举着例证。这恐怕不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罢。因为生吞活剥的模样,实在太明显了。
 但是,生吞活剥也要有本领,杨先生似乎还差一点。例如《毁灭》的译本,开头是——


 “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


 而《鸭绿江畔》的开头是——


 “当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


 人名不同了,那是当然的;响声不同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最特别的是他在“日本”之下,加了一个“式”字。这或者也难怪,不是日本人,怎么会挂“日本指挥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样,自己打造的了。
 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莱奋生所带的是袭击队,自然是袭击敌人,但也夺取武器。自己的军器是不完备的,一有所得,便用起来。所以他所挂的正是“日本的指挥刀”,并不是“日本式”。
 文学家看小说,并且豫备抄袭的,可谓关系密切的了,而尚且如此粗心,岂不可叹也夫!


 (五月七日。)

【化名新法                                                                  白道  】


 杜衡和苏汶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坛上的两种秘密,也是坏风气:一种是批评家的圈子,一种是文人的化名。
 但他还保留着没有说出的秘密——
 圈子中还有一种书店编辑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只要是这一家书店出版的书籍,这边一套,“行”,那边一套,也“行”。
 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
 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
 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
 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
 Oho!
 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但那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


 (五月十日。)

【读几本书                                                    邓当世  】


 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
 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绍介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胡涂了。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三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Symbolism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中国的白璧德,中国的吉尔波丁,中国的高尔基……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少得很。莫非因为都有了“国货”的缘故吗?
 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刚刚记熟,据说是已经过去了。易卜生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见第三本;柴霍甫和莫泊桑的选集,也似乎走了虎头蛇尾运。但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译的;沙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的有三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两种。
 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自然,现在是国难时期,那有工夫译这些书,看这些书呢,但我所提议的是向着只在暴躁和牢骚的大人物,并非对于正在赴难或“卧薪尝胆”的英雄。因为有些人物,是即使不读书,也不过玩着,并不去赴难的。


 (五月十四日。)

【一思而行                                                     曼雪  】


 只要并不是靠这来解决国政,布置战争,在朋友之间,说几句幽默,彼此莞尔而笑,我看是无关大体的。就是革命专家,有时也要负手散步;理学先生总不免有儿女,在证明着他并非日日夜夜,道貌永远的俨然。小品文大约在将来也还可以存在于文坛,只是以“闲适”为主,却稍嫌不够。
 人间世事,恨和尚往往就恨袈裟。幽默和小品的开初,人们何尝有贰话。然而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幽默那有这许多,于是幽默就是滑稽,滑稽就是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讽刺,讽刺就是漫骂。油腔滑调,幽默也;“天朗气清”,小品也;看郑板桥《道情》一遍,谈幽默十天,买袁中郎尺牍半本,作小品一卷。有些人既有以此起家之势,势必有想反此以名世之人,于是轰然一声,天下又无不骂幽默和小品。其实,则趁队起哄之士,今年也和去年一样,数不在少的。
 手拿黑漆皮灯笼,彼此都莫名其妙。总之,一个名词归化中国,不久就弄成一团糟。伟人,先前是算好称呼的,现在则受之者已等于被骂;学者和教授,前两三年还是干净的名称;自爱者闻文学家之称而逃,今年已经开始了第一步。但是,世界上真的没有实在的伟人,实在的学者和教授,实在的文学家吗?并不然,只有中国是例外。
 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然而又心怀不满,骂他的莫名其妙的对象曰“妈的”!但是,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当然,沉着切实的人们是有的。不过伟人等等之名之被尊视或鄙弃,大抵总只是做唾沫的替代品而已。
 社会仗这添些热闹,是值得感谢的。但在乌合之前想一想,在云散之前也想一想,社会未必就冷静了,可是还要像样一点点。


 (五月十四日。)

【推己及人                                                         梦文  】


 忘了几年以前了,有一位诗人开导我,说是愚众的舆论,能将天才骂死,例如英国的济慈就是。我相信了。去年看见几位名作家的文章,说是批评家的漫骂,能将好作品骂得缩回去,使文坛荒凉冷落。自然,我也相信了。
 我也是一个想做作家的人,而且觉得自己也确是一个作家,但还没有获得挨骂的资格,因为我未曾写过创作。并非缩回去,是还没有钻出来。这钻不出来的原因,我想是一定为了我的女人和两个孩子的吵闹,她们也如漫骂批评家一样,职务是在毁灭真天才,吓退好作品的。
 幸喜今年正月,我的丈母要见见她的女儿了,她们三个就都回到乡下去。我真是耳目清静,猗欤休哉,到了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可是不幸得很,现在已是废历四月初,足足静了三个月了,还是一点也写不出什么来。假使有朋友问起我的成绩,叫我怎么回答呢?还能归罪于她们的吵闹吗?
 于是乎我的信心有些动摇。
 我疑心我本不会有什么好作品,和她们的吵闹与否无关。而且我又疑心到所谓名作家也未必会有什么好作品,和批评家的漫骂与否无涉。
 不过,如果有人吵闹,有人漫骂,倒可以给作家的没有作品遮羞,说是本来是要有的,现在给他们闹坏了,他于是就像一个落难小生,纵使并无作品,也能从看客赢得一掬一掬的同情之泪。
 假使世界上真有天才,那么,漫骂的批评,于他是有损的,能骂退他的作品,使他不成其为作家。然而所谓漫骂的批评,于庸才是有益的,能保持其为作家,不过据说是吓退了他的作品。
 在这三足月里,我仅仅有了一点“烟士披离纯”,是套罗兰夫人的腔调的:“批评批评,世间多少作家,借汝之骂以存!”


 (五月十四日。)

【偶感                                                公汗  】


 还记得东三省沦亡,上海打仗的时候,在只闻炮声,不愁炮弹的马路上,处处卖着《推背图》,这可见人们早想归失败之故于前定了。三年以后,华北、华南,同濒危急,而上海却出现了“碟仙”。前者所关心的还是国运,后者却只在问试题,奖券,亡魂。着眼的大小,固已迥不相同,而名目则更加冠冕,因为这“灵乩”是中国的“留德学生白同君所发明”,合于“科学”的。
 “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灵乩”的合于“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
 五四时代,陈大齐先生曾作论揭发过扶乩的骗人,隔了十六年,白同先生却用碟子证明了扶乩的合理,这真叫人从那里说起。
 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麻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
 老子曰:“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罗兰夫人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
 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


 (五月二十日。)

【论秦理斋夫人事                                                      公汗  】


 这几年来,报章上常见有因经济的压迫,礼教的制裁而自杀的记事,但为了这些,便来开口或动笔的人是很少的。只有新近秦理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的自杀,却起过不少的回声,后来还出了一个怀着这一段新闻记事的自杀者,更可见其影响之大了。我想,这是因为人数多。单独的自杀,盖已不足以招大家的青睐了。
 一切回声中,对于这自杀的主谋者——秦夫人,虽然也加以恕辞;但归结却无非是诛伐。因为——评论家说——社会虽然黑暗,但人生的第一责任是生存,倘自杀,便是失职,第二责任是受苦,倘自杀,便是偷安。进步的评论家则说人生是战斗,自杀者就是逃兵,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这自然也说得下去的,然而未免太笼统。
 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前一派,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就麻烦,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杀的批判者,则是大抵属于后一派。
 诚然,既然自杀了,这就证明了她是一个弱者。但是,怎么会弱的呢?要紧的是我们须看看她的尊翁的信札,为了要她回去,既耸之以两家的名声,又动之以亡人的乩语。我们还得看看她的令弟的挽联:“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视为千古美谈之意吗?以生长及陶冶在这样的家庭中的人,又怎么能不成为弱者?我们固然未始不可责以奋斗,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况且自杀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战斗的应援者,当他人奋斗时,挣扎时,败绩时,也许倒是鸦雀无声了。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五月二十四日。)

【“……”“□□□□”论补                                                        曼雪  】


 徐先生在《人间世》上,发表了这样的题目的论。对于此道,我没有那么深造,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所以想来补一点,自然,浅薄是浅薄得多了。
 “……”是洋货,五四运动之后这才输入的。先前林琴南先生译小说时,夹注着“此语未完”的,便是这东西的翻译。在洋书上,普通用六点,吝啬的却只用三点。然而中国是“地大物博”的,同化之际,就渐渐的长起来,九点,十二点,以至几十点;有一种大作家,则简直至少点上三四行,以见其中的奥义,无穷无尽,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读者也大抵这样想,有敢说觉不出其中的奥义的罢,那便是低能儿。
 然而归根结蒂,也好象终于是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其实是一无所有;不过须是孩子,才会照实的大声说出来。孩子不会看文学家的“创作”,于是在中国就没有人来道破。但天气是要冷的,光着身子不能整年在路上走,到底也得躲进宫里去,连点几行的妙文,近来也不大看见了。
 “□□”是国货,《穆天子传》上就有这玩意儿,先生教我说:是阙文。这阙文也闹过事,曾有人说“口生垢,口戕口”的三个口字,也是阙文,又给谁大骂了一顿。不过先前是只见于古人的著作里的,无法可补,现在却见于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补不能。到目前,则渐有代以“××”的趋势。这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东西多,对于这著作的内容,我们便豫觉其激烈。但是,其实有时也并不然。胡乱×它几行,印了出来,固可使读者佩服作家之激烈,恨检查员之峻严,但送检之际,却又可使检查员爱他的顺从,许多话都不敢说,只×得这么起劲。一举两得,比点它几行更加巧妙了。中国正在排日,这一条锦囊妙计,或者不至于模仿的罢。
 现在是什么东西都要用钱买,自然也就都可以卖钱。但连“没有东西”也可以卖钱,却未免有些出乎意表。不过,知道了这事以后,便明白造谣为业,在现在也还要算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生活了。


 (五月二十四日。)

【谁在没落?                                                     常庚  】


 五月二十八日的《大晚报》告诉了我们一件文艺上的重要的新闻:


 “我国美术名家刘海粟、徐悲鸿等,近在苏俄莫斯科举行中国书画展览会,深得彼邦人士极力赞美,揄扬我国之书画名作,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作品。爰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此事已由俄方与中国驻俄大使馆接洽,同时苏俄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亦奉到训令,与我方商洽此事。……”


 这是一个喜讯,值得我们高兴的。但我们当欣喜于“发扬国光”之后,还应该沉静一下,想到以下的事实——
 一、倘说:中国画和印象主义有一脉相通,那倒还说得下去的,现在以为“切合苏俄正在盛行之象征主义”,却未免近于梦话。半枝紫藤,一株松树,一个老虎,几匹麻雀,有些确乎是不像真的,但那是因为画不像的缘故,何尝“象征”着别的什么呢?
 二、苏俄的象征主义的没落,在十月革命时,以后便崛起了构成主义,而此后又渐为写实主义所排去。所以倘说:构成主义已渐没落,而写实主义“引成欣欣向荣之概”,那是说得下去的。不然,便是梦话。苏俄文艺界上,象征主义的作品有些什么呀?
 三、脸谱和手势,是代数,何尝是象征。它除了白鼻梁表丑脚,花脸表强人,执鞭表骑马,推手表开门之外,那里还有什么说不出,做不出的深意义?
 欧洲离我们也真远,我们对于那边的文艺情形也真的不大分明,但是,现在二十世纪已经度过了三分之一,粗浅的事是知道一点的了,这样的新闻倒令人觉得是“象征主义作品”,它象征着他们的艺术的消亡。


 (五月三十日。)

【倒提                                                                    公汗  】


 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动物的,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就要办。所谓办,虽然也不过是罚钱,只要舍得出钱,也还可以倒提一下,然而究竟是办了。于是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自然,鸡鸭这东西,无论如何,总不过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然而它不能言语,不会抵抗,又何必加以无益的虐待呢?西洋人是什么都讲有益的。我们的古人,人民的“倒悬”之苦是想到的了,而且也实在形容得切帖,不过还没有察出鸡鸭的倒提之灾来,然而对于什么“生刲驴肉”“活烤鹅掌”这些无聊的残虐,却早经在文章里加以攻击了。这种心思,是东西之所同具的。
 但对于人的心思,却似乎有些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愈下劣者,愈得主人的爱怜,所以西崽打叭儿,则西崽被斥,平人忤西崽,则平人获咎,租界上并无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正因为我们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
 然而我们从古典里,听熟了仁人义士,来解倒悬的胡说了,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其甚者竟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也正有这气味。
 这类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悬的,而且虽在送往厨房的时候,也无人暂时解救。这就因为我们究竟是人,然而是没出息的人的缘故。


 (六月三日。)


 论“花边文学”                                           林默  


 近来有一种文章,四周围着花边,从一些副刊上出现。这文章,每天一段,雍容闲适,缜密整齐,看外形似乎是“杂感”,但又像“格言”,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似乎是小品或语录一类的东西。今天一则“偶感”,明天一段“据说”,从作者看来,自然是好文章,因为翻来覆去,都成了道理,颇尽了八股的能事的。但从读者看,虽然不痛不痒,却往往渗有毒汁,散布了妖言。譬如甘地被刺,就起来作一篇“偶感”,颂扬一番“摩哈达麻”,咒骂几通暴徒作乱,为圣雄出气禳灾,顺便也向读者宣讲一些“看定一切”,“勇武和平”的不抵抗说教之类。这种文章无以名之,且名之曰“花边体”或“花边文学”罢。
 这花边体的来源,大抵是走入鸟道以后的小品文变种。据这种小品文的拥护者说是会要流传下去的(见《人间世》:《关于小品文》)。我们且来看看他们的流传之道罢。六月念八日《申报·自由谈》载有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倒提》。大意说西洋人禁止倒提鸡鸭,华人颇有鸣不平的,因为西洋人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于是这位花边文学家发议论了,他说:“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
 为什么“并未”呢?据说是“人能组织,能反抗,……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所以租界上没有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不禁止虐待华人,当然就是把华人看在鸡鸭之上了。
 倘要不平么,为什么不反抗呢?
 而这些不平之士,据花边文学家从古典里得来的证明,断为“不妨变狗”之辈,没有出息的。
 这意思极明白,第一是西洋人并未把华人放在鸡鸭之下,自叹不如鸡鸭的人,是误解了西洋人。第二是受了西洋人这种优待,不应该再鸣不平。第三是他虽也正面的承认人是能反抗的,叫人反抗,但他实在是说明西洋人为尊重华人起见,这虐待倒不可少,而且大可进一步。第四,倘有人要不平,他能从“古典”来证明这是华人没有出息。
 上海的洋行,有一种帮洋人经营生意的华人,通称叫“买办”,他们和同胞做起生意来,除开夸说洋货如何比国货好,外国人如何讲礼节信用,中国人是猪猡,该被淘汰以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口称洋人曰:“我们的东家。”我想这一篇《倒提》的杰作,看他的口气,大抵不出于这般人为他们的东家而作的手笔。因为第一,这般人是常以了解西洋人自夸的,西洋人待他很客气;第二,他们往往赞成西洋人(也就是他们的东家)统治中国,虐待华人,因为中国人是猪猡;第三,他们最反对中国人怀恨西洋人。抱不平,从他们看来,更是危险思想。
 从这般人或希望升为这般人的笔下产出来的就成了这篇“花边文学”的杰作。但所可惜是不论这种文人,或这种文字,代西洋人如何辩护说教,中国人的不平,是不可免的。因为西洋人虽然不曾把中国放在鸡鸭之下,但事实上也似乎并未放在鸡鸭之上。香港的差役把中国犯人倒提着从二楼摔下来,已是久远的事;近之如上海,去年的高丫头,今年的蔡洋其辈,他们的遭遇,并不胜过于鸡鸭,而死伤之惨烈有过而无不及。这些事实我辈华人是看得清清楚楚,不会转背就忘却的,花边文学家的嘴和笔怎能朦混过去呢?
 抱不平的华人果真如花边文学家的“古典”证明,一律没有出息的么?倒也不的。我们的古典里,不是有九年前的五卅运动,两年前的一二八战争,至今还在艰苦支持的东北义勇军么?谁能说这些不是由于华人的不平之气聚集而成的勇敢的战斗和反抗呢?
 “花边体”文章赖以流传的长处都在这里。如今虽然在流传着,为某些人们所拥护。但相去不远,就将有人来唾弃他的。现在是建设“大众语”文学的时候,我想“花边文学”,不论这种形式或内容,在大众的眼中,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罢。
 这篇文章投了好几个地方,都被拒绝。莫非这文章又犯了要报私仇的嫌疑么?但这“授意”却没有的。就事论事,我觉得实有一吐的必要。文中过火之处,或者有之,但说我完全错了,却不能承认。倘得罪的是我的先辈或友人,那就请谅解这一点。


 笔者附识。  
 (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

【玩具                                                            宓子章  】


 今年是儿童年。我记得的,所以时常看看造给儿童的玩具。
 马路旁边的洋货店里挂着零星小物件,纸上标明,是从法国运来的,但我在日本的玩具店看见一样的货色,只是价钱更便宜。在担子上,在小摊上,都卖着渐吹渐大的橡皮泡,上面打着一个印子道:“完全国货”,可见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了。然而日本孩子玩着的橡皮泡上,也有同样的印子,那却应该是他们自己制造的。
 大公司里则有武器的玩具:指挥刀,机关枪,坦克车……。然而,虽是有钱人家的小孩,拿着玩的也少见。公园里面,外国孩子聚沙成为圆堆,横插上两条短树干,这明明是在创造铁甲炮车了,而中国孩子是青白的,瘦瘦的脸,躲在大人的背后,羞怯的,惊异的看着,身上穿着一件斯文之极的长衫。
 我们中国是大人用的玩具多:姨太太,雅片枪,麻雀牌,《毛毛雨》,科学灵乩,金刚法会,还有别的,忙个不了,没有工夫想到孩子身上去了。虽是儿童年,虽是前年身历了战祸,也没有因此给儿童创出一种纪念的小玩意,一切都是照样抄。然则明年不是儿童年了,那情形就可想。
 但是,江北人却是制造玩具的天才。他们用两个长短不同的竹筒,染成红绿,连作一排,筒内藏一个弹簧,旁边有一个把手,摇起来就格格的响。这就是机关枪!也是我所见的惟一的创作。我在租界边上买了一个,和孩子摇着在路上走,文明的西洋人和胜利的日本人看见了,大抵投给我们一个鄙夷或悲悯的苦笑。
 然而我们摇着在路上走,毫不愧恧,因为这是创作。前年以来,很有些人骂着江北人,好象非此不足以自显其高洁,现在沉默了,那高洁也就渺渺然,茫茫然。而江北人却创造了粗笨的机枪玩具,以坚强的自信和质朴的才能与文明的玩具争。他们,我以为是比从外国买了极新式的武器回来的人物,更其值得赞颂的,虽然也许又有人会因此给我一个鄙夷或悲悯的冷笑。


 (六月十一日。)

【零食                                                                  莫朕  】


 出版界的现状,期刊多而专书少,使有心人发愁,小品多而大作少,又使有心人发愁。人而有心,真要“日坐愁城”了。
 但是,这情形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不过略有变迁,更加显著而已。
 上海的居民,原就喜欢吃零食。假使留心一听,则屋外叫卖零食者,总是“实繁有徒”。桂花白糖伦教糕,猪油白糖莲心粥,虾肉馄饨面,芝麻香蕉,南洋芒果,西路(暹罗)蜜橘,瓜子大王,还有蜜饯,橄榄等等。只要胃口好,可以从早晨直吃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为这又不比肥鱼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那功效,据说,是在消闲之中,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前几年的出版物,是有“养生之益”的零食,或曰“入门”,或曰“ABC”,或曰“概论”,总之是薄薄的一本,只要化钱数角,费时半点钟,便能明白一种科学,或全盘文学,或一种外国文。意思就是说,只要吃一包五香瓜子,便能使这人发荣滋长,抵得吃五年饭。试了几年,功效不显,于是很有些灰心了。一试验,如果有名无实,是往往不免灰心的,例如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修仙或炼金,而代以洗温泉和买奖券,便是试验无效的结果。于是放松了“养生”这一面,偏到“味道好”那一面去了。自然,零食也还是零食。上海的居民,和零食是死也分拆不开的。
 于是而出现了小品,但也并不是新花样。当老九章生意兴隆的时候,就有过《笔记小说大观》之流,这是零食一大箱;待到老九章关门之后,自然也跟着成了一小撮。分量少了,为什么倒弄得闹闹嚷嚷,满城风雨的呢?我想,这是因为在担子上装起了篆字的和罗马字母合璧的年红电灯的招牌。
 然而,虽然仍旧是零食,上海居民的感应力却比先前敏捷了,否则又何至于闹嚷嚷。但这也许正因为神经衰弱的缘故。假使如此,那么,零食的前途倒是可虑的。


 (六月十一日。)

【“此生或彼生”                                                        白道  】


 “此生或彼生。”
 现在写出这样五个字来,问问读者:是什么意思?
 倘使在《申报》上,见过汪懋祖先生的文章,“……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的,那就也许能够想到,这就是“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的意思。
 否则,那回答恐怕就要迟疑。因为这五个字,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
 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胡。我们看文言文,往往不但不能增益我们的智识,并且须仗我们已有的智识,给它注解,补足。待到翻成精密的白话之后,这才算是懂得了。如果一径就用白话,即使多写了几个字,但对于读者,“其省力为何如?”
 我就用主张文言的汪懋祖先生所举的文言的例子,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了。


 (六月二十三日。)

【正是时候                                                          张承禄  】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东西是自有其时候的。
 “圣经”,“佛典”,受一部分人们的奚落已经十多年了,“觉今是而昨非”,现在就是复兴的时候。关岳,是清朝屡经封赠的神明,被民元革命所闲却;从新记得,是袁世凯的晚年,但又和袁世凯一同盖了棺;而第二次从新记得,则是在现在。
 这时候,当然要重文言,掉文袋,标雅致,看古书。
 如果是小家子弟,则纵使外面怎样大风雨,也还要勇往直前,拚命挣扎的,因为他没有安稳的老巢可归,只得向前干。虽然成家立业之后,他也许修家谱,造祠堂,俨然以旧家子弟自居,但这究竟是后话。倘是旧家子弟呢,为了逞雄、好奇,趋时,吃饭,固然也未必不出门,然而只因为一点小成功,或者一点小挫折,都能够使他立刻退缩。这一缩而且缩得不小,简直退回家,更坏的是他的家乃是一所古老破烂的大宅子。
 这大宅子里有仓中的旧货,有壁角的灰尘,一时实在搬不尽。倘有坐食的余闲,还可以东寻西觅,那就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来消磨他若干岁月。如果是穷极无聊了,那就更要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怀祖德,甚而至于翻肮脏的墙根,开空虚的抽屉,想发见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宝贝,来救这无法可想的贫穷。这两种人,小康和穷乏,是不同的,悠闲和急迫,是不同的,因而收场的缓促,也不同的,但当这时候,却都正在古董中讨生活,所以那主张和行为,便无不同,而声势也好象见得浩大了。
 于是就又影响了一部分的青年们,以为在古董中真可以寻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这么闲适,看看急迫者,是这么专精,这,就总应该有些道理。会有仿效的人,是当然的。然而,时光也绝不留情,他将终于得到一个空虚,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主张者倘无特操,无灼见,则说古董应该供在香案上或掷在茅厕里,其实,都不过在尽一时的自欺欺人的任务,要寻前例,是随处皆是的。


 (六月二十三日。)

【论重译                                                         史贲  】


 穆木天先生在二十一日的《火炬》上,反对作家的写无聊的游记之类,以为不如给中国介绍一点上起希腊、罗马,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我以为这是很切实的忠告。但他在十九日的《自由谈》上,却又反对间接翻译,说“是一种滑头办法”,虽然还附有一些可恕的条件。这是和他后来的所说冲突的,也容易启人误会,所以我想说几句。
 重译确是比直接译容易。首先,是原文的能令译者自惭不及,怕敢动笔的好处,先由原译者消去若干部分了。译文是大抵比不上原文的,就是将中国的粤语译为京语,或京语译成沪语,也很难恰如其分。在重译,便减少了对于原文的好处的踌躇。其次,是难解之处,忠实的译者往往会有注解,可以一目了然,原书上倒未必有。但因此,也常有直接译错误,而间接译却不然的时候。
 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但是,假使如此,中国也就难有上起希、罗,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的译本了。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自然,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连苏联的作品,也大抵是从英法文重译的。
 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日本改造社译的《高尔基全集》,曾被有一些革命者斥责为投机,但革命者的译本出,却反而显出前一本的优良了。不过也还要附一个条件,并不很懂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速成译本,可实在是不可恕的。
 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


 (六月二十四日。)

【再论重译                                                           史贲  】


 看到穆木天先生的《论重译及其他》下篇的末尾,才知道是在释我的误会。我却觉得并无什么误会,不同之点,只在倒过了一个轻重,我主张首先要看成绩的好坏,而不管译文是直接或间接,以及译者是怎样的动机。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然而我们向来看轻着翻译,尤其是重译。对于创作,批评家是总算时时开口的,一到翻译,则前几年还偶有专指误译的文章,近来就极其少见;对于重译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评翻译却比批评创作难,不但看原文须有译者以上的工力,对作品也须有译者以上的理解。如木天先生所说,重译有数种译本作参考,这在译者是极为便利的,因为甲译本可疑时,能够参看乙译本。直接译就不然了,一有不懂的地方,便无法可想,因为世界上是没有用了不同的文章,来写两部意义句句相同的作品的作者的。重译的书之多,这也许是一种原因,说偷懒也行,但大约也还是语学的力量不足的缘故。遇到这种参酌各本而成的译本,批评就更为难了,至少也得能看各种原译本。如陈源译的《父与子》,鲁迅译的《毁灭》,就都属于这一类的。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临末还有几句不大紧要的话。木天先生因为怀疑重译,见了德译本之后,连他自己所译的《塔什干》,也定为法文原译是删节本了。其实是不然的。德译本虽然厚,但那是两部小说合订在一起的,后面的大半,就是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所以我们所有的汉译《塔什干》,也并不是节本。


 (七月三日。)

【“澈底”的底子                                                        公汗  】


 现在对于一个人的立论,如果说它是“高超”,恐怕有些要招论者的反感了,但若说它是“澈底”,是“非常前进”,却似乎还没有什么。
 现在也正是“澈底”的,“非常前进”的议论,替代了“高超”的时光。
 文艺本来都有一个对象的界限。譬如文学,原是以懂得文字的读者为对象的,懂得文字的多少有不同,文章当然要有深浅。而主张用字要平常,作文要明白,自然也还是作者的本分。然而这时“澈底”论者站出来了,他却说中国有许多文盲,问你怎么办?这实在是对于文学家的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不过还可以另外请一枝救兵来,也就是辩解。因为文盲是已经在文学作用的范围之外的了,这时只好请画家、演剧家、电影作家出马,给他看文字以外的形象的东西。然而这还不足以塞“澈底”论者的嘴的,他就说文盲中还有色盲,有瞎子,问你怎么办?于是艺术家们也遭了当头一棍,只好立刻闷死给他看。
 那么,作为最后的挣扎,说是对于色盲、瞎子之类,须用讲演、唱歌、说书罢。说是也说得过去的。然而他就要问你:莫非你忘记了中国还有聋子吗?
 又是当头一棍,闷死,都闷死了。
 于是“澈底”论者就得到一个结论:现在的一切文艺,全都无用,非澈底改革不可!
 他立定了这个结论之后,不知道到那里去了。谁来“澈底”改革呢?那自然是文艺家。然而文艺家又是不“澈底”的多,于是中国就永远没有对于文盲、色盲、瞎子、聋子,无不有效的——“澈底”的好的文艺。
 但“澈底”论者却有时又会伸出头来责备一顿文艺家。
 弄文艺的人,如果遇见这样的大人物而不能撕掉他的鬼脸,那么,文艺不但不会前进,并且只会萎缩,终于被他消灭的。切实的文艺家必须认清这一种“澈底”论者的真面目!


 (七月八日。)

【知了世界                                                       邓当世  】


 中国的学者们,多以为各种智识,一定出于圣贤,或者至少是学者之口;连火和草药的发明应用,也和民众无缘,全由古圣王一手包办:燧人氏、神农氏。所以,有人以为“一若各种智识,必出诸动物之口,斯亦奇矣”,是毫不足奇的。
 况且,“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也常常不是真智识。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都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咿咿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净。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作工,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象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但是,虽然记得,却又因了“毕业即失业”的教训,意见和蚂蚁已经很不同。秋风是不久就来的,也自然一天凉比一天,然而那时无衣无食的,恐怕倒正是现在的流着油汗的人们;洋房的周围固然静寂了,但那是关紧了窗门,连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炉的暖气,遥想那里面,大约总依旧是咿咿唉唉,《谢谢毛毛雨》。
 “出诸动物之口”的智识,在我们中国岂不是往往不适用的么?
 中国自有中国的圣贤和学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说得多么简截明白。如果先生早将这教给我,我也不至于有上面的那些感想,多费纸笔了。这也就是中国人非读中国古书不可的一个好证据罢。


 (七月八日。)

【算帐                                                             莫朕  】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怕英雄也许会因此指定我是犹太人,其实,并不是的。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可惜我又不是数学家,到底没有弄清楚。但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
 但恐怕这又不过是俗见。学者的见解,是超然于得失之外的。虽然超然于得失之外,利害大小之辨却又似乎并非全没有。大莫大于尊孔,要莫要于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对新朝的说法,就叫作“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而这中国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彻底,到现在,还在用兵燹、疠疫、水旱、风蝗,换取着孔庙重修,雷峰塔再建,男女同行犯忌,四库珍本发行这些大门面。
 我也并非不知道灾害不过暂时,如果没有记录,到明年就会大家不提起,然而光荣的事业却是永久的。但是,不知怎地,我虽然并非犹太人,却总有些喜欢讲损益,想大家来算一算向来没有人提起过的这一笔帐。——而且,现在也正是这时候了。


 (七月十七日。)

【水性                                                     公汗  】


 天气接连的大热了近二十天,看上海报,几乎每天都有下河洗浴,淹死了人的记载。这在水村里,是很少见的。
 水村多水,对于水的智识多,能浮水的也多。倘若不会浮水,是轻易不下水去的。这一种能浮水的本领,俗语谓之“识水性”。
 这“识水性”,如果用了“买办”的白话文,加以较详的说明,则:一、是知道火能烧死人,水也能淹死人,但水的模样柔和,好象容易亲近,因而也容易上当;二、知道水虽能淹死人,却也能浮起人,现在就设法操纵它,专来利用它浮起人的这一面;三、便是学得操纵法,此法一熟,“识水性”的事就完全了。
 但在都会里的人们,却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却了。平时毫无准备,临时又不先一测水的深浅,遇到热不可耐时,便脱衣一跳,倘不幸而正值深处,那当然是要死的。而且我觉得,当这时候,肯设法救助的人,好象都会里也比乡下少。
 但救都会人恐怕也较难,因为救者固然必须“识水性”,被救者也得相当的“识水性”的。他应该毫不用力,一任救者托着他的下巴,往浅处浮。倘若过于性急,拚命的向救者的身上爬,则救者倘不是好手,便只好连自己也沉下去。
 所以我想,要下河,最好是豫先学一点浮水工夫,不必到什么公园的游泳场,只要在河滩边就行,但必须有内行人指导。其次,倘因了种种关系,不能学浮水,那就用竹竿先探一下河水的浅深,只在浅处敷衍敷衍;或者最稳当是舀起水来,只在河边冲一冲,而最要紧的是要知道水有能淹死不会游泳的人的性质,并且还要牢牢的记住!
 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象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


 (七月十七日。)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康伯度  】


 不料刘半农先生竟忽然病故了,学术界上又短少了一个人。这是应该惋惜的。但我于音韵学一无所知,毁誉两面,都不配说一句话。我因此记起的是别一件事,是在现在的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之前,他早是一位对于那时的白话,尤其是欧化式的白话的伟大的“迎头痛击”者。
 他曾经有过极不费力,但极有力的妙文:


 “我现在只举一个简单的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这太老式了,不好!
 “‘学而时习之,’子曰,‘不亦悦乎?’
 “这好!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子曰。
 “这更好!为什么好?欧化了。但‘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


 这段话见于《中国文法通论》中,那书是一本正经的书;作者又是《新青年》的同人,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战士,现在又成了古人了。中国老例,一死是常常能够增价的,所以我想从新提起,并且提出他终于也是论语社的同人,有时不免发些“幽默”;原先也有“幽默”,而这些“幽默”,又不免常常掉到“开玩笑”的阴沟里去的。
 实例也就是上面所引的文章,其实是,那论法,和顽固先生,市井无赖,看见青年穿洋服,学外国话了,便冷笑道:“可惜鼻子还低,脸孔也不白”的那些话,并没有两样的。
 自然,刘先生所反对的是“太欧化”。但“太”的范围是怎样的呢?他举出的前三法,古文上没有,谈话里却能有的,对人口谈,也都可以懂。只有将“子曰”改成“曰子”是决不能懂的了。然而他在他所反对的欧化文中也寻不出实例来,只好说是“‘子曰’终没有能欧化到‘曰子’!”那么,这不是“无的放矢”吗?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国粹学家痛恨鬼子气,但他住在租界里,便会写些“霞飞路”,“麦特赫司脱路”那样的怪地名;评论者何尝要好奇,但他要说得精密,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的是精密。胡适先生登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比起近时的有些文艺论文来,的确容易懂,但我们不觉得它却又粗浅,笼统吗?
 如果嘲笑欧化式白话的人,除嘲笑之外,再去试一试绍介外国的精密的论著,又不随意改变,删削,我想,他一定还能够给我们更好的箴规。
 用玩笑来应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种单单的玩笑而已。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给康伯度的信


 伯度先生:今天读到先生在《自由谈》刊布的大作,知道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仍多,先生以为欧式文化的风行,原因是“必要”。这我真不知是从那里说起?中国人虽无用,但是话总是会说的。如果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要乡下人也“密司忒”起来,这不见得是中国文化上的“必要”吧。譬如照华人的言语说:张甲说:“今天下雨了。”李乙说:“是的,天凉了。”若照尊论的主张,就应该改做:“今天下雨了,”张甲说。“天凉了,——是的;”李乙说。这个算得是中华民国全族的“必要”吗?一般翻译大家的欧化文笔,已足阻尽中西文化的通路,使能读原文的人也不懂译文。再加上先生的“必要”,从此使中国更无可读的西书了。陈子展先生提倡的“大众语”,是天经地义的。中国人间应该说中国话,总是绝对的。而先生偏要说欧化文法是必要!毋怪大名是“康伯度”,真十足加二的表现“买办心理”了。刘半农先生说:“翻译是要使不懂外国文的人得读”;这是确切不移的定理。而先生大骂其半农,认为非使全中国人都以欧化文法为“必要”的性命不可!先生,现在暑天,你歇歇吧!帝国主义的灭绝华人的毒气弹,已经制成无数了。先生要做买办尽管做,只求不必将全个民族出卖。我是一个不懂颠倒式的欧化文式的愚人!对于先生的盛意提倡,几乎疑惑先生已不是敝国人了。今特负责请问先生为甚么投这文化的毒瓦斯?是否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总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对于先生的主张不敢领教的!幸先生注意。


 文公直 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康伯度答文公直


 公直先生:中国语法里要加一点欧化,是我的一种主张,并不是“一定要把中国话取消”,也没有“受了帝国主义者的指使”,可是先生立刻加给我“汉奸”之类的重罪名,自己代表了“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要杀我的头了。我的主张也许会错的,不过一来就判死罪,方法虽然很时髦,但也似乎过分了一点。况且我看“四万万四千九百万(陈先生以外)以内的中国人”,意见也未必都和先生相同,先生并没有征求过同意,你是冒充代表的。
 中国语法的欧化并不就是改学外国话,但这些粗浅的道理不想和先生多谈了。我不怕热,倒是因为无聊。不过还要说一回:我主张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这主张,是由事实而来的。中国人“话总是会说的”,一点不错,但要前进,全照老样却不够。眼前的例,就如先生这几百个字的信里面,就用了两回“对于”,这和古文无关,是后来起于直译的欧化语法,而且连“欧化”这两个字也是欧化字;还用着一个“取消”,这是纯粹日本词;一个“瓦斯”,是德国字的原封不动的日本人的音译。都用得很惬当,而且是“必要”的。譬如“毒瓦斯”罢,倘用中国固有的话的“毒气”,就显得含混,未必一定是毒弹里面的东西了。所以写作“毒瓦斯”,的确是出乎“必要”的。
 先生自己没有照镜子,无意中也证明了自己也正是用欧化语法,用鬼子名词的人,但我看先生决不是“为西人侵略张目的急先锋(汉奸)”,所以也想由此证明我也并非那一伙。否则,先生含狗血喷人,倒先污了你自己的尊口了。
 我想,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先生还是不要暴躁,静静的再看看自己的信,想想自己,何如?
 专此布复,并请
 热安。


 弟康伯度脱帽鞠躬。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报·自由谈》)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康伯度  】


 别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讨伐的不是白话的“反而难懂”,是白话的“鲁里鲁苏”,连刘先生似的想白话“返璞归真”的意思也全没有,要达意,只有“语录式”(白话的文言)。
 林先生用白话武装了出现的时候,文言和白话的斗争早已过去了,不像刘先生那样,自己是混战中的过来人,因此也不免有感怀旧日,慨叹末流的情绪。他一闪而将宋明语录,摆在“幽默”的旗子下,原也极其自然的。
 这“幽默”便是《论语》四十五期里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他因为要问木匠讨一点油灰,写好了一张语录体的字条,但怕别人说他“反对白话”,便改写了白话的,选体的,桐城派的三种,然而都很可笑,结果是差“书僮”传话,向木匠讨了油灰来。
 《论语》是风行的刊物,这里省烦不抄了。总之,是:不可笑的只有语录式的一张,别的三种,全都要不得。但这四个不同的脚色,其实是都是林先生自己一个人扮出来的,一个是正生,就是“语录式”,别的三个都是小丑,自装鬼脸,自作怪相,将正生衬得一表非凡了。
 但这已经并不是“幽默”,乃是“顽笑”,和市井间的在墙上画一乌龟,背上写上他的所讨厌的名字的战法,也并不两样的。不过看见的人,却往往不问是非,就嗤笑被画者。
 “幽默”或“顽笑”,也都要生出结果来的,除非你心知其意,只当它“顽笑”看。
 因为事实会并不如文章,例如这语录式的条子,在中国其实也并未断绝过种子。假如有工夫,不妨到上海的弄口去看一看,有时就会看见一个摊,坐着一位文人,在替男女工人写信,他所用的文章,决不如林先生所拟的条子的容易懂,然而分明是“语录式”的。这就是现在从新提起的语录派的末流,却并没有谁去涂白过他的鼻子。
 这是一个具体的“幽默”。
 但是,要赏识“幽默”也真难。我曾经从生理学来证明过中国打屁股之合理:假使屁股是为了排泄或坐坐而生的罢,就不必这么大,脚底要小得远,不是足够支持全身了么?我们现在早不吃人了,肉也用不着这么多。那么,可见是专供打打之用的了。有时告诉人们,大抵以为是“幽默”。但假如有被打了的人,或自己遭了打,我想,恐怕那感应就不能这样了罢。
 没有法子,在大家都不适意的时候,恐怕终于是“中国没有幽默”的了。


 (七月十八日。)

【做文章                                                        朔尔  】


 沈括的《梦溪笔谈》里,有云:“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但和林语堂先生的指为“白话的文言”的意思又不同。两人的大作,不但拙涩,主旨先就不一,穆说的是马踏死了犬,张说的是犬给马踏死了,究竟是着重在马,还是在犬呢?较明白稳当的还是沈括的毫不经意的文章:“有奔马,践死一犬。”
 因为要推倒旧东西,就要着力,太着力,就要“做”,太“做”,便不但“生涩”,有时简直是“格格不吐”了,比早经古人“做”得圆熟了的旧东西还要坏。而字数论旨,都有些限制的“花边文学”之类,尤其容易生这生涩病。
 太做不行,但不做,却又不行。用一段大树和四枝小树做一只凳,在现在,未免太毛糙,总得刨光它一下才好。但如全体雕花,中间挖空,却又坐不来,也不成其为凳子了。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七月二十日。)

【看书琐记(一)                                                     焉于  】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札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其实,这也并非什么奇特的事情,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一间小房子住着的人,就时时可以体验到。他和周围的住户,是不一定见过面的,但只隔一层薄板壁,所以有些人家的眷属和客人的谈话,尤其是高声的谈话,都大略可以听到,久而久之,就知道那里有那些人,而且仿佛觉得那些人是怎样的人了。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札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札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的不同而有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譬如我们看《红楼梦》,从文字上推见了林黛玉这一个人,但须排除了梅博士的“黛玉葬花”照相的先入之见,另外想一个,那么,恐怕会想到剪头发,穿印度绸衫,清瘦,寂寞的摩登女郎;或者别的什么模样,我不能断定。但试去和三四十年前出版的《红楼梦图咏》之类里面的画像比一比罢,一定是截然两样的,那上面所画的,是那时的读者的心目中的林黛玉。
 文学有普遍性,但有界限;也有较为永久的,但因读者的社会体验而生变化。北极的遏斯吉摩人和菲洲腹地的黑人,我以为是不会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会中人,也将不能懂得,他们大约要比我们的听讲始皇焚书,黄巢杀人更其隔膜。一有变化,即非永久,说文学独有仙骨,是做梦的人们的梦话。


 (八月六日。)

【看书琐记(二)                                   焉于  】


 就在同时代,同国度里,说话也会彼此说不通的。
 巴比塞有一篇很有意思的短篇小说,叫作《本国话和外国话》,记的是法国的一个阔人家里招待了欧战中出死入生的三个兵,小姐出来招呼了,但无话可说,勉勉强强的说了几句,他们也无话可答,倒只觉坐在阔房间里,小心得骨头疼。直到溜回自己的“猪窠”里,他们这才遍身舒齐,有说有笑,并且在德国俘虏里,由手势发见了说他们的“我们的话”的人。
 因了这经验,有一个兵便模模胡胡的想:“这世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战争的世界。别一个是有着保险箱门一般的门,礼拜堂一般干净的厨房,漂亮的房子的世界。完全是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国度。那里面,住着古怪想头的外国人。”
 那小姐后来就对一位绅士说的是:“和他们是连话都谈不来的。好象他们和我们之间,是有着跳不过的深渊似的。”
 其实,这也无须小姐和兵们是这样。就是我们——算作“封建余孽”或“买办”或别的什么而论都可以——和几乎同类的人,只要什么地方有些不同,又得心口如一,就往往免不了彼此无话可说。不过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有些人早已发明了一种万应灵药,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倘是宴会,就只猜拳,不发议论。
 这样看来,文学要普遍而且永久,恐怕实在有些艰难。“今天天气……哈哈哈!”虽然有些普遍,但能否永久,却很可疑,而且也不大像文学。于是高超的文学家便自己定了一条规则,将不懂他的“文学”的人们,都推出“人类”之外,以保持其普遍性。文学还有别的性,他是不肯说破的,因此也只好用这手段。然而这么一来,“文学”存在,“人”却不多了。
 于是而据说文学愈高超,懂得的人就愈少,高超之极,那普遍性和永久性便只汇集于作者一个人。然而文学家却又悲哀起来,说是吐血了,这真是没有法子想。


 (八月六日。)

【趋时和复古                                                      康伯度  】


 半农先生一去世,也如朱湘、庐隐两位作家一样,很使有些刊物热闹了一番。这情形,会延得多么长久呢,现在也无从推测。但这一死,作用却好象比那两位大得多:他已经快要被封为复古的先贤,可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了。
 这一打是有力的,因为他既是作古的名人,又是先前的新党,以新打新,就如以毒攻毒,胜于搬出生锈的古董来。然而笑话也就埋伏在这里面。为什么呢?就为了半农先生先就是一位以“趋时”而出名的人。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象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
 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其实是战斗过来的,只要敬爱他的人,多发挥这一点,不要七手八脚,专门把他拖进自己所喜欢的油或泥里去做金字招牌就好了。


 (八月十三日。)

【安贫乐道法                                                 史贲  】


 孩子是要别人教的,毛病是要别人医的,即使自己是教员或医生。但做人处世的法子,却恐怕要自己斟酌,许多别人开来的良方,往往不过是废纸。
 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但都没有十全大补的功效。因此新方子也开不完,新近就看见了两种,但我想:恐怕都不大妥当。
 一种是教人对于职业要发生兴趣,一有兴趣,就无论什么事,都乐此不倦了。当然,言之成理的,但到底须是轻松一点的职业。且不说掘煤,挑粪那些事,就是上海工厂里做工至少每天十点的工人,到晚快边就一定筋疲力倦,受伤的事情是大抵出在那时候的。“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连自己的身体也顾不转了,怎么还会有兴趣?——除非他爱兴趣比性命还利害。倘若问他们自己罢,我想,一定说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做梦也想不到发生兴趣法的。
 还有一种是极其彻底的:说是大热天气,阔人还忙于应酬,汗流浃背,穷人却挟了一条破席,铺在路上,脱衣服,浴凉风,其乐无穷,这叫作“席卷天下”。这也是一张少见的富有诗趣的药方,不过也有煞风景在后面。快要秋凉了,一早到马路上去走走,看见手捧肚子,口吐黄水的就是那些“席卷天下”的前任活神仙。大约眼前有福,偏不去享的大愚人,世上究竟是不多的,如果精穷真是这么有趣,现在的阔人一定首先躺在马路上,而现在的穷人的席子也没有地方铺开来了。
 上海中学会考的优良成绩发表了,有《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其中有一段——


 “……若德业已立,则虽饔飧不继,捉襟肘见,而其名德足传于后,精神生活,将充分发展,又何患物质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谛,固在彼而不在此也。……”(由《新语林》第三期转录)


 这比题旨更进了一步,说是连不能“充腹”也不要紧的。但中学生所开的良方,对于大学生就不适用,同时还是出现了要求职业的一大群。
 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有这么的彰明较著,其实,据我的愚见,是大可以不必再玩“之乎者也”了——横竖永远是没有用的。


 (八月十三日。)

【奇怪(一)                                                    白道  】


 世界上有许多事实,不看记载,是天才也想不到的。非洲有一种土人,男女的避忌严得很,连女婿遇见丈母娘,也得伏在地上,而且还不够,必须将脸埋进土里去。这真是虽是我们礼义之邦的“男女七岁不同席”的古人,也万万比不上的。
 这样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分隔男女的设计,也还不免是低能儿;现在总跳不出古人的圈子,更是低能之至。不同泳,不同行,不同食,不同做电影,都只是“不同席”的演义。低能透顶的是还没有想到男女同吸着相通的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里呼出来,又被那个女人从鼻孔里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海水只触着皮肤更为严重。对于这一个严重问题倘没有办法,男女的界限就永远分不清。
 我想,这只好用“西法”了。西法虽非国粹,有时却能够帮助国粹的。例如无线电播音,是摩登的东西,但早晨有和尚念经,却不坏;汽车固然是洋货,坐着去打麻将,却总比坐绿呢大轿,好半天才到的打得多几圈。以此类推,防止男女同吸空气就可以用防毒面具,各背一个箱,将养气由管子通到自己的鼻孔里,既免抛头露面,又兼防空演习,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凯末尔将军治国以前的土耳其女人的面幕,这回可也万万比不上了。
 假使现在有一个英国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游记》那样的讽刺的小说,说在二十世纪中,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看见一群人在烧香拜龙,作法求雨,赏鉴“胖女”,禁杀乌龟;又一群人在正正经经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张男女分途,以及女人的腿应该不许其露出。那么,远处,或是将来的人,恐怕大抵要以为这是作者贫嘴薄舌,随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满的人们的罢。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倘没有这样的事实,大约无论怎样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总不能怎样的出奇,所以人们看见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这一句话。


 (八月十四日。)

【奇怪(二)                                          白道  】


 尤墨君先生以教师的资格参加着讨论大众语,那意见是极该看重的。他主张“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还举出“中学生作文最喜用而又最误用的许多时髦字眼”来,说“最好叫他们不要用”,待他们将来能够辨别时再说,因为是与其“食新不化,何如禁用于先”的。现在摘一点所举的“时髦字眼”在这里——


 共鸣 对象 气压 温度 结晶 彻底 趋势 理智 现实 下意识 相对性 绝对性 纵剖面 横剖面 死亡率……(《新语林》三期)


 但是我很奇怪。
 那些字眼,几乎算不得“时髦字眼”了。如“对象”、“现实”等,只要看看书报的人,就时常遇见,一常见,就会比较而得其意义,恰如孩子懂话,并不依靠文法教科书一样;何况在学校中,还有教员的指点。至于“温度”、“结晶”、“纵剖面”、“横剖面”等,也是科学上的名词,中学的物理学、矿物学、植物学教科书里就有,和用于国文上的意义并无不同。现在竟“最误用”,莫非自己既不思索,教师也未给指点,而且连别的科学也一样的模胡吗?
 那么,单是中途学了大众语,也不过是一位中学出身的速成大众,于大众有什么用处呢?大众的需要中学生,是因为他教育程度比较的高,能够给大家开拓知识,增加语汇,能解明的就解明,该新添的就新添;他对于“对象”等等的界说,就先要弄明白,当必要时,有方言可以替代,就译换,倘没有,便教给这新名词,并且说明这意义。如果大众语既是半路出家,新名词也还不很明白,这“落伍”可真是“彻底”了。
 我想,为大众而练习大众语,倒是不该禁用那些“时髦字眼”的,最要紧的是教给他定义,教师对于中学生,和将来中学生的对于大众一样。譬如“纵断面”和“横断面”,解作“直切面”和“横切面”,就容易懂;倘说就是“横锯面”和“直锯面”,那么,连木匠学徒也明白了,无须识字。禁,是不好的,他们中有些人将永远模胡,“因为中学生不一定个个能升入大学而实现其做文豪或学者的理想的。”


 (八月十四日。)

【迎神和咬人                                               越侨  】


 报载余姚的某乡,农民们因为旱荒,迎神求雨,看客有带帽的,便用刀棒乱打他一通。
 这是迷信,但是有根据的。汉先儒董仲舒先生就有祈雨法,什么用寡妇,关城门,乌烟瘴气,其古怪与道士无异,而未尝为今儒所订正。虽在通都大邑,现在也还有天师作法,长官禁屠,闹得沸反盈天,何尝惹出一点口舌?至于打帽,那是因为恐怕神看见还很有人悠然自得,不垂哀怜;一面则也憎恶他的不与大家共患难。
 迎神,农民们的本意是在救死的——但可惜是迷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报又载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党员,出面劝阻迎神,被大家一顿打,终于咬断了喉管,死掉了。
 这是妄信,但是也有根据的。《精忠说岳全传》说张俊陷害忠良,终被众人咬死,人心为之大快。因此乡间就向来有一个传说,谓咬死了人,皇帝必赦,因为怨恨而至于咬,则被咬者之恶,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法律,但大约民国以前的律文中,恐怕也未必有这样的规定罢。
 咬人,农民们的本意是在逃死的——但可惜是妄信,——但除此之外,他们也不知道别一样。
 想救死,想逃死,适所以自速其死,哀哉!
 自从由帝国成为民国以来,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拚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
 这回他们要得到“天讨”。他们要骇怕,但因为不解“天讨”的缘故,他们也要不平。待到这骇怕和不平忘记了,就只有迷信讹传剩着,待到下一次水旱灾荒的时候,依然是迎神,咬人。
 这悲剧何时完结呢?


 (八月十九日。)


 附记:
 旁边加上黑点的三句,是印了出来的时候,全被删去了的。是总编辑,还是检查官的斧削,虽然不得而知,但在自己记得原稿的作者,却觉得非常有趣。他们的意思,大约是以为乡下人的意思——虽然是妄信——还不如不给大家知道,要不然,怕会发生流弊,有许多喉管也要危险的。


 (八月二十二日。)

【看书琐记(三)                                                焉于  】


 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
 记得有一位诗人说过这样的话:诗人要做诗,就如植物要开花,因为他非开不可的缘故。如果你摘去吃了,即使中了毒,也是你自己错。
 这比喻很美,也仿佛很有道理的。但再一想,却也有错误。错的是诗人究竟不是一株草,还是社会里的一个人;况且诗集是卖钱的,何尝可以白摘。一卖钱,这就是商品,买主也有了说好说歹的权利了。
 即使真是花罢,倘不是开在深山幽谷,人迹不到之处,如果有毒,那是园丁之流就要想法的。花的事实,也并不如诗人的空想。
 现在可是换了一个说法了,连并非作者,也憎恶了批评家,他们里有的说道:你这么会说,那么,你倒来做一篇试试看!
 这真要使批评家抱头鼠窜。因为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是很少的。
 我想,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厨司做出一味食品来,食客就要说话,或是好,或是歹。厨司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看看他是否神经病,是否厚舌苔,是否挟夙嫌,是否想赖账。或者他是否广东人,想吃蛇肉;是否四川人,还要辣椒。于是提出解说或抗议来——自然,一声不响也可以。但是,倘若他对着客人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来给我吃吃看!”那却未免有些可笑了。
 诚然,四五年前,用笔的人以为一做批评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所以速成和乱评的也不少,但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只在批评家这名目上,涂上烂泥,并不是好办法。不过我们的读书界,是爱平和的多,一见笔战,便是什么“文坛的悲观”呀,“文人相轻”呀,甚至于不问是非,统谓之“互骂”,指为“漆黑一团糟”。果然,现在是听不见说谁是批评家了。但文坛呢,依然如故,不过它不再露出来。
 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


 (八月二十二日。)

【“大雪纷飞”                                                           张沛  】


 人们遇到要支持自己的主张的时候,有时会用一枝粉笔去搪对手的脸,想把他弄成丑角模样,来衬托自己是正生。但那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
 章士钊先生现在是在保障民权了,段政府时代,他还曾经保障文言。他造过一个实例,说倘将“二桃杀三士”用白话写作“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多么的不行。这回李焰生先生反对大众语文,也赞成“静珍君之所举,‘大雪纷飞’,总比那‘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来得简要而有神韵,酌量采用,是不能与提倡文言文相提并论”的。
 我也赞成必不得已的时候,大众语文可以采用文言,白话,甚至于外国话,而且在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在采用。但是,两位先生代译的例子,却是很不对劲的。那时的“士”,并非一定是“读书人”,早经有人指出了;这回的“大雪纷飞”里,也没有“一片一片”的意思,这不过特地弄得累坠,掉着要大众语丢脸的枪花。
 白话并非文言的直译,大众语也并非文言或白话的直译。在江浙,倘要说出“大雪纷飞”的意思来,是并不用“大雪一片一片纷纷的下着”的,大抵用“凶”,“猛”或“厉害”,来形容这下雪的样子。倘要“对证古本”,则《水浒传》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
 一个人从学校跳到社会的上层,思想和言语,都一步一步的和大众离开,那当然是“势所不免”的事。不过他倘不是从小就是公子哥儿,曾经多少和“下等人”有些相关,那么,回心一想,一定可以记得他们有许多赛过文言文或白话文的好话。如果自造一点丑恶,来证明他的敌对的不行,那只是他从隐蔽之处挖出来的自己的丑恶,不能使大众羞,只能使大众笑。大众虽然智识没有读书人的高,但他们对于胡说的人们,却有一个谥法:绣花枕头。这意义,也许只有乡下人能懂的了,因为穷人塞在枕头里面的,不是鸭绒:是稻草。


 (八月二十二日。)

【汉字和拉丁化                                                  仲度  】


 反对大众语文的人,对主张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货色来看!”一面也有这样的老实人,毫不问他是诚意,还是寻开心,立刻拚命的来做标本。
 由读书人来提倡大众语,当然比提倡白话困难。因为提倡白话时,好好坏坏,用的总算是白话,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语。但是,反对者是没有发命令的权利的。虽是一个残废人,倘在主张健康运动,他绝对没有错;如果提倡缠足,则即使是天足的壮健的女性,她还是在有意的或无意的害人。美国的水果大王,只为改良一种水果,尚且要费十来年的工夫,何况是问题大得多多的大众语。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么,反对者该是赞成文言或白话的了,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白话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也拿出他的“货色”来给大家看看罢。
 但是,我们也不妨自己来试验,在《动向》上,就已经有过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胡绳先生看了之后,却以为还是非土话所写的句子来得清楚。其实,只要下一番工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里的土话,和苏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传》,却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先是不懂,硬着头皮看下去,参照记事,比较对话,后来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难。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每一个方块汉字,是都有它的意义的,现在用它来照样的写土话,有些是仍用本义的,有些却不过借音,于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得分析它那几个是用义,那几个是借音,惯了不打紧,开手却非常吃力了。
 例如胡绳先生所举的例子,说“回到窝里向罢”也许会当作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汉字的“窝”字,实际上,恐怕是不该这么写法的。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也叫“家里”作Uwao–li,读书人去抄,也极容易写成“窝里”的,但我想,这Uwao其实是“屋下”两音的拼合,而又讹了一点,决不能用“窝”字随便来替代,如果只记下没有别的意义的音,就什么误解也不会有了。
 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至于改作横行,那是当然的事。
 这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
 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八月二十三日。)

【“莎士比亚”                                              苗挺  】


 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一提便完;梁启超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证明了群众的盲目,连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也来译马克斯“牛克斯”的断片。为什么呢?将何为呢?
 而且听说,连苏俄也要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剧了。
 不演还可,一要演,却就给施蛰存先生看出了“丑态”——


 “……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现代》五卷五期,施蛰存《我与文言文》。)


 苏俄太远,演剧季的情形我还不了然,齿的冷暖,暂且听便罢。但梅兰芳和一个记者的谈话,登在《大晚报》的《火炬》上,却没有说要去演《贵妃醉酒》。
 施先生自己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同前)这当然非常之好。不过他所“言”的别人的“行”,却未必一致,或者是偶然也会不一致的,如《贵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其实梅兰芳还没有动身,施蛰存先生却已经指定他要在“无产阶级”面前赤膊洗澡。这么一来,他们岂但“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国的国粹了。他们的文学青年,将来要描写宫殿的时候,会在《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也未可料的。
 但是,做《贵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齿冷”,不做一下来凑趣,也使豫言家倒霉。两面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说:“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我何敢多撄众怒?”(同前)
 末一句是客气话,赞成施先生的其实并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的在杂志上发表吗?——这“孤独”是很有价值的。


 (九月二十日。)

【商贾的批评                                                        及锋  】


 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号)。还有一位希隽先生,却以为“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作家无形中也就成为商贾了。……为了获利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了”。(《社会月报》九月号)
 着眼在经济上,当然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这“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出来的学说,和我们只有常识的见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向来只以为用资本来获利的是商人,所以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钱开书店来赚钱的老板。到现在才知道用文章去卖有限的稿费的也是商人,不过是一种“无形中”的商人。农民省几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换钱,教授卖嘴,妓女卖淫,也都是“无形中”的商人。只有买主不是商人了,但他的钱一定是用东西换来的,所以也是商人。于是“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个个都是商人,但可分为在“无形中”和有形中的两大类。
 用希隽先生自己的定义来断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无形中”的商人;如果并不以卖文为活,因此也无须“粗制滥造”,那么,怎样过活呢,一定另外在做买卖,也许竟是有形中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见识,无论怎么看,总逃不脱一个商人见识。
 “杂文”很短,就是写下来的工夫,也决不要写“和平与战争”(这是照林希隽先生的文章抄下来的,原名其实是《战争与和平》)的那么长久,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的“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为什么还要呢,就因为它正面还有光辉灿烂的羽毛。不过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之流,它应该想一想翘起尾巴来,露出的只有些什么!


 (九月二十五日。)

【中秋二愿                                                        白道  】


 前几天真是“悲喜交集”。刚过了国历的九一八,就是“夏历”的“中秋赏月”,还有“海宁观潮”。因为海宁,就又有人来讲“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了。这一个满洲“英明之主”,原来竟是中国人掉的包,好不阔气,而且福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单靠生殖机关便革了命,真是绝顶便宜。
 中国人是尊家族,尚血统的,但一面又喜欢和不相干的人们去攀亲,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的耳朵里起茧了,不料到得现在,纸烟铺子的选举中国政界伟人投票,还是列成吉思汗为其中之一人;开发民智的报章,还在讲满洲的乾隆皇帝是陈阁老的儿子。
 古时候,女人的确去和过番;在演剧里,也有男人招为番邦的驸马,占了便宜,做得津津有味。就是近事,自然也还有拜侠客做干爷,给富翁当赘婿,陡了起来的,不过这不能算是体面的事情。男子汉,大丈夫,还当别有所能,别有所志,自恃着智力和另外的体力。要不然,我真怕将来大家又大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
 一愿:从此不再胡乱和别人去攀亲。
 但竟有人给文学也攀起亲来了,他说女人的才力,会因与男性的肉体关系而受影响,并举欧洲的几个女作家,都有文人做情人来作证据。于是又有人来驳他,说这是弗洛伊特说,不可靠。其实这并不是弗洛伊特说,他不至于忘记梭格拉第太太全不懂哲学,托尔斯泰太太不会做文章这些反证的。况且世界文学史上,有多少中国所谓“父子作家”“夫妇作家”那些“肉麻当有趣”的人物在里面?因为文学和梅毒不同,并无霉菌,决不会由性交传给对手的。至于有“诗人”在钓一个女人,先捧之为“女诗人”,那是一种讨好的手段,并非他真传染给她了诗才。
 二愿:从此眼光离开脐下三寸。


 (九月二十五日。)

【考场三丑                                                      黄棘  】


 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然而这最干净,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枝节了。第二样是“钞刊文”,他先已有了侥幸之心,读熟或带进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题目相合,便即照钞,想瞒过考官的眼。品行当然比“缴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枝节。第三样,最坏的是瞎写,不及格不必说,还要从瞎写的文章里,给人寻出许多笑话来。人们在茶余酒后作为谈资的,大概是这一种。
 “不通”还不在其内,因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象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钞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我说这话,意思并不在轻议已成的文人学士,只以为古典多,记不清不足奇,都记得倒古怪。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是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
 由此看来,如果能钞刊文,而又敷衍得过去,这人便是现在的大人物;青年学生有一些错,不过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为世诟病,我很诧异他们竟没有人呼冤。


 (九月二十五日。)

【又是“莎士比亚”                                                苗挺  】


 苏俄将排演原本莎士比亚,可见“丑态”;马克思讲过莎士比亚,当然错误;梁实秋教授将翻译莎士比亚,每本大洋一千元;杜衡先生看了莎士比亚,“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了。
 我们的文学家杜衡先生,好象先前是因为没有自己觉得缺少“做人的经验”,相信群众的,但自从看了莎氏的《凯撒传》以来,才明白“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文艺风景》创刊号所载。)自然,这是根据“莎剧”的,和杜先生无关,他自说现在也还不能判断它对不对,但是,觉得自己“还再需要一点做人的经验”,却已经明白无疑了。
 这是“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对于杜衡先生的影响。但“杜文《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里所表现的群众”,又怎样呢?和《凯撒传》里所表现的也并不两样——


 “……这使我们想起在近几百年来的各次政变中所时常看到的,‘鸡来迎鸡,狗来迎狗’式……那些可痛心的情形。……人类底进化究竟在那儿呢?抑或我们这个东方古国至今还停滞在二千年前的罗马所曾经过的文明底阶段上呢?”


 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这一比,我就疑心罗马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他是古时候的人,有这一手并不算什么玩把戏。
 不过经他的贵手一取舍,杜衡先生的名文一发挥,却实在使我们觉得群众永远将是“鸡来迎鸡,狗来迎狗”的材料,倒还是被迎的有出息;“至于我,老实说”,还竟有些以为群众之无能与可鄙,远在“鸡”“狗”之上的“心情”了。自然,这是正因为爱群众,而他们太不争气了的缘故——自己虽然还不能判断,但是,“这位伟大的剧作者是把群众这样看法的”呀,有谁不信,问他去罢!


 (十月一日。)

【点句的难                                                      张沛  】


 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记》,想到了几句不关重要的话,是:断句的难。
 前清时代,一个塾师能够不查他的秘本,空手点完了《四书》,在乡下就要算一位大学者,这似乎有些可笑,但是很有道理的。常买旧书的人,有时会遇到一部书,开首加过句读,夹些破句,中途却停了笔:他点不下去了。这样的书,价钱可以比干净的本子便宜,但看起来也真教人不舒服。
 标点古书,印了出来,是起于“文学革命”时候的;用标点古文来试验学生,我记得好象是同时开始于北京大学,这真是恶作剧,使“莘莘学子”闹出许多笑话来。
 这时候,只好一任那些反对白话,或并不反对白话而兼长古文的学者们讲风凉话。然而,学者们也要“技痒”的,有时就自己出手。一出手,可就有些糟了,有几句点不断,还有可原,但竟连极平常的句子也点了破句。
 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们大概是这样读法的:“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
 不过倘使是调子有定的词曲,句子相对的骈文,或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里是白话怎么坏,古文怎么好,一动手,对古文就点了破句,而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扬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标记么?说好说坏,又从那里来的?
 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点几圈,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
 但这事还是不要多谈好,再谈下去,我怕不久会有更高的议论,说标点是“随波逐流”的玩意,有损“性灵”,应该排斥的。


 (十月二日。)

【奇怪(三)                                         白道  】


 “中国第一流作家”叶灵凤和穆时英两位先生编辑的《文艺画报》的大广告,在报上早经看见了。半个多月之后,才在店头看见这“画报”。既然是“画报”,看的人就自然也存着看“画报”的心,首先来看“画”。
 不看还好,一看,可就奇怪了。
 戴平万先生的《沈阳之旅》里,有三幅插图有些像日本人的手笔,记了一记,哦,原来是日本杂志店里,曾经见过的在《战争版画集》里的料治朝鸣的木刻,是为记念他们在奉天的战胜而作的,日本记念他对中国的战胜的作品,却就是被战胜国的作者的作品的插图——奇怪一。
 再翻下去是穆时英先生的《墨绿衫的小姐》里,有三幅插画有些像麦绥莱勒的手笔,黑白分明,我曾从良友公司翻印的四本小书里记得了他的作法,而这回的木刻上的署名,也明明是FM两个字。莫非我们“中国第一流作家”的这作品,是豫先翻成法文,托麦绥莱勒刻了插画来的吗?——奇怪二。
 这回是文字,《世界文坛瞭望台》了。开头就说,“法国的龚果尔奖金,去年出人意外地(白注:可恨!)颁给了一部以中国作题材的小说《人的命运》,它的作者是安得烈马尔路”,但是,“或者由于立场的关系,这书在文字上总是受着赞美,而在内容上却一致的被一般报纸评论攻击,好象惋惜像马尔路这样才干的作家,何必也将文艺当作了宣传的工具”云。这样一“瞭望”,“好象”法国的为龚果尔奖金审查文学作品的人的“立场”,乃是赞成“将文艺当作了宣传工具”的了——奇怪三。
 不过也许这只是我自己的“少见多怪”,别人倒并不如此的。先前的“见怪者”,说是“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现在的“怪”却早已声明着,叫你“见莫怪”了。开卷就有《编者随笔》在——
 “只是每期供给一点并不怎样沉重的文字和图画,使对于文艺有兴趣的读者能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只是如此而已。”


 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的玩着先前活剥“琵亚词侣”,今年生吞麦绥莱勒的小玩艺,是在大才小用,不过要给人“醒一醒被其他严重的问题所疲倦了的眼睛,或者破颜一笑”。如果再从这醒眼的“文艺画”上又发生了问题,虽然并不“严重”,不是究竟也辜负了两位“中国第一流作家”献技的苦心吗?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
 哈!


 (十月二十五日。)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张沛  】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在剧坛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们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已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有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


 (十一月一日。)

【花辺文学】

 

 

 

【序言】

 

  私がしばしば短評を書くようになったのは、確かに『申報』の「自由談」に投稿したことに始まる。一九三三年の作を集めて、『偽自由書』と『準風月談』の二冊ができた。その後、編集者の黎烈文先生はまことに圧迫に苦しみ、翌年ついに押し出されてしまった。私も本来これを機に筆を擱くこともできたのだが、意地になって、やはり書き方を変え、筆名を替え、人に頼んで清書してもらい投稿した。新任の者には細かく見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ず、依然としてしばしば掲載された。一方でまた範囲を広げ、『中華日報』の副刊「動向」や小品文半月刊『太白』の類にも、折に触れて同様の文章を幾つか書いた。一九三四年に書いたこれらのものを集めたのが、この一冊の『花辺文学』である。

  この名称は、私と同じ陣営にいる青年の戦友が、姓名を変えて暗箭に掛けて射てよこしたものだ。その意図は甚だ巧妙である。一に、この類の短評が新聞に掲載される際にしばしば花模様の縁飾り(花辺)で囲まれて重要さを示すため、私の戦友が見て頭が痛くなる。二に、「花辺」は銀貨の別名でもあるから、私のこれらの文章は原稿料のためであり、実は取るに足らぬという意味である。我々の意見の相違するところは、私は我々が外国人に鶏鴨より優遇されることを期待する必要はないと考えたのに対し、彼は我々を鶏鴨より優遇すべきだと考え、私が西洋人を弁護しているから「買弁」だというのである。その文章は「倒提」の下に附してあるので、ここでは多くは言うまい。このほかには特に記すべき事もない。ただ一篇の「冗談は冗談と思え」のために、文公直先生から手紙が来て、筆誅はいっそう厳しくなり、私を「漢奸」だと言った。今はその手紙と私の返信を本文の下に附してある。残りのこそこそと、びくびくとした攻撃は、上に挙げた二人にはまだまだ遠く及ばず、ここには転載しない。

  「花辺文学」はまことに駄目であった。一九三四年は一九三五年とは違う。今年は「皇帝閑話」事件のために、官の書報検閲処が忽然と行方不明になり、さらに七名の検閲官が罷免され、日刊紙の削除された箇所も空白のまま残してよいらしくなった(業界用語で「天窓を開ける」という)。しかしあの頃はまことに厳しく、こう言っても駄目、ああ言っても通らず、しかも削除した箇所は空白を残すことも許されず、つなぎ合わせて、著者自身に口ごもって意味不明の責任を負わ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このような明誅暗殺の下で、かろうじて残喘を保ち読者の目に触れ得たものは、奴隷の文章でなくて何であろうか。

  私はかつて数人の友人と雑談したことがある。一人の友人が言った。今の文章には骨気のあるものはなくなった。例えばある日刊紙の副刊に投稿すれば、副刊の編集者がまず骨を数本抜き、総編集がまた数本抜き、検閲官がまた数本抜く。残ったものに何があるか、と。私は言った。私は自分で先に骨を数本抜いておくのだ。さもなくば「残ったもの」すら残らぬ、と。ゆえに、あの頃発表された文字は、四度骨を抜かれた可能性がある──今日ある人々が懸命に文天祥や方孝孺を顕彰しているが、幸いにも彼らは宋・明の人であった。もし現代に生きていたならば、彼らの言行は誰も知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であろう。

  したがって、官に許された骨気ある文章のほかに、読者はただ骨気のない文章を見るしかない。私は清朝に生まれ、元来奴隷の出身で、生まれた時から中華民国の主人である二十五歳以下の青年とは同じではない。しかし彼らは世故を経ず、たまに「我を忘れ」れば、やはり大いに釘にぶつかる。私の投稿は発表を目的としたものであるから、もちろん骨気があるようには見せない。ゆえに「花辺」で飾られたものは、おそらく確かに青年作家の作品より多く、しかも奇妙なことに、削除された箇所はかえって少なかった。一年のうちでわずか三篇のみで、今回補完し、なお黒点で印とする。『論秦理斎夫人事』の末尾は申報館の総編集が削ったものと思われ、他の二篇は検閲官が削ったもの。ここに彼らの異なる心情が現れている。

  今年一年の間に、私が投稿していた「自由談」と「動向」はともに停刊し、『太白』も出なくなった。私はかつてこう思ったことがある。およそ私が原稿を寄せる刊行物は、最初の一、二号に寄せるだけなら差し支えないが、もし途切れなく続けると、結局長くは生きられない。そこで今年からは、この類の短文はあまり書かなくなった。同人に対しては背後からの悶棍を避けるため、自分に対しては道を開ける馬鹿になりたくないため、刊行物に対してはできるだけ長命であることを望むためである。ゆえに人から投稿を求められても、殊更に引き延ばし、それは「架子を振る」のではなく、いくらかの好意──しかし時には悪意でもある──の「世故」である。これは原稿を求める方々にお許しを請わねばならない。

  ようやく今年の下半期になって、新聞記者の「正当なる輿論の保護」の請願と知識階級の言論の自由の要求を見た。もうすぐ年が明けるが、結果がどうなるか分からぬ。しかし、たとえこれ以降文章がすべて民衆の喉舌となったとしても、その代価は大きすぎる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それは華北五省の自治である。これはまさに以前の「正当なる輿論の保護」を敢えて懇請せず、言論の自由を要求しなかった代価の大きさと同じである──すなわち東三省の喪失。ただし今回、それと引き換えに得たものは光明である。しかしもし万が一にも不幸にして、後にまた私が『花辺文学』を書いていたのと同じ時代に戻ったならば、皆でその代価が何であるか当ててみるがい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夜、魯迅記す。

 

 

 

【未来の光栄                        張承禄  】

 

  今やほとんど毎年のように外国の文学者が中国にやって来るが、中国に来るたびに、いつも小さな騒ぎを引き起こす。先にバーナード・ショーがあり、後にデコブラがあった。ただファジェーエフだけは、皆が口にしたがらぬか、あるいは口にできなかったのだ。

  デコブラは政治を語らず、元来は是非の輪の外に跳び出せると思われたのだが、不意にも食と色を褒め称えたために「外国の文盲」という悪名を勝ち取り、我が論客たちにここで議論紛々たらしめた。彼はおそらくそろそろ小説を書きに行くであろう。

  鼻が平たく小さく、ヨーロッパ人のように高くそびえていないのは仕方がない。しかし懐に数角の銭があれば、同じように映画を観ることはできる。探偵映画には飽き、恋愛映画にはうんざりし、戦争映画には膩き、喜劇映画にはつまらなくなると、そこで『ターザン』があり、『獣林怪人』があり、『アフリカ探険』がある等々、野獣と野蛮人の登場を求めるのだ。しかし未開の地においてもなお、必ず蛮女の蛮なる曲線を少々差し挟まねばならぬ。もし我々もなお見たがるならば、いくら嘲笑されても、やはりいくらかの未練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であろう。「色」は市井の商人にとって甚だ大切なものだ。

  文学が西欧で壁にぶつかるのも映画と変わらない。いわゆる文学者なる者の中にも、奇異なるもの(グロテスク)、色情的なるもの(エロティック)を探し出して、その顧客を満足させねばならぬ者がいる。それゆえ探険式の旅行があるのであり、目的は決して地主のお辞儀や酒の招待にあるのではない。しかし愚問に遭えば笑い話で済ませる。彼も実はこれらのことは分からぬし、分かる必要もないのだ。デコブラはこれらの人々の中の一人に過ぎない。

  しかし中国人は、この類の文学者の作品の中で、各種のいわゆる「土人」と共に登場することになる。新聞に掲載されたデコブラ先生の旅程表を見さえすれば分かる──中国、南洋、南米。英国やドイツの類ではあまりに平凡だ。我々は描写されることを自覚し、また描写される光栄がこれからますます増えていくことを自覚し、さらに将来このようなことがあるのを面白いと思う者が出てくることをも自覚せねばならぬ。

 

  (一月八日。)

 

 

 

【女は必ずしも嘘が多いとは限らぬ                  趙令儀  】

 

  侍桁先生は「嘘について」の中で、嘘をつく原因の一つは弱さに起因するとし、その証左として「それゆえなぜ女は男より嘘が多いのか」と述べた。

  あれは必ずしも嘘ではないが、しかし必ずしも事実でもない。我々は確かにしばしば男たちの口から、女は男より嘘が多いと聞かされるが、しかし実証もなければ統計もない。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先生は痛烈に女を罵ったが、彼の死後、その蔵書の中から梅毒の治療薬の処方箋が見つかった。もう一人、オーストリアの青年学者で、名前は忘れたが、大著を書いて女と嘘は分かちがたいと論じた。しかし彼は後に自殺した。恐らく彼自身にこそ精神の病があったのだろう。

  私が思うに、「女は男より嘘が多い」と言うよりは、「女は『男より嘘が多い』と人に指摘される時の方が多い」と言った方がよかろう。もっとも、数字の統計は自ずとないのだが。

  例えば楊貴妃について、安禄山の乱以後の文人はみな大嘘をついていた。玄宗は事の外に逍遥としていたのに、かえって多くの悪事はすべて彼女のせいだと言った。敢えて「夏殷の衰えるを聞かずや、みずから褒姒・妲己を誅す」と言う者が幾人いたか。妲己や褒姒もまた同じことではないか。女が自分と男のために罪を被ってきた歴史は、実に長い。

  今年は「婦人国貨年」で、国貨振興も婦人から始まる。まもなく罵られるであろう。なぜなら国貨も必ずしもこのために好転するとは限らぬが、一たび提唱し、一たび叱責すれば、男たちの責任は果たされるからだ。

  ある男士がある女士のために不平を詠んだ詩を覚えている。「君王城上に降旗を竪つ、妾は深宮にありてなんぞ知らん。二十万人斉しく甲を解き、さらに一人の男児たる無し!」痛快なるかな、痛快なるかな!

 

  (一月八日。)

 

 

 

【批評家の批評家                      倪朔爾  】

 

  情勢の転変もまことに速く、昨年以前は批評家も非批評家もともに文学を批評していた。もちろん不満の方が多かったが、よいと言う者もいた。昨年以来、変わって文学者も非文学者もひっくり返り、転じて批評家を批評するようになった。

  今度はよいと言う者はあまりなく、最も徹底しているのは、近来真の批評家はいないと認めぬことだ。たとえ認めても、大いに彼らの愚鈍を笑う。なぜか。彼らがしばしば一つの決まった枠を作品の上に嵌め、合えばよし、合わねば悪しとするからだ。

  しかし、我々は文芸批評史の上で、決まった枠を持たぬ批評家を見たことがあるだろうか。誰もが持っている。あるいは美の枠、あるいは真実の枠、あるいは前進の枠である。決まった枠のない批評家こそ、奇人である。雑誌は決まった枠がないと称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実はそれこそが枠であり、目を隠す手品師のハンカチなのだ。例えば一人の編集者が唯美主義者であるとすれば、彼は自ら定見なしと言いながら、書評だけでたっぷり手品を弄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もしそれがいわゆる「芸術のための芸術」の作品で、自分の私見に合致するものであれば、この主義を賛成する批評または感想文を一篇選んで掲載し、天まで持ち上げる。さもなければ、似非急進的な、いかにも革命的に見える批評家の文章を使って、地面にまで押し込める。読者はこれで目が眩む。しかし個人としては、もし少しでも記憶力があれば、このように両端に立つことはできず、決まった枠を持たねばならぬ。我々は彼に枠があることを責めるべきではない。ただその枠が正しいかどうかを批評すればよいのだ。

  しかし批評家の批評家は、張献忠が秀才を選ぶ故事を引き出すであろう。まず二本の柱の間に縄を一本横に張り、受験者を歩かせる。背が高すぎれば殺し、低すぎても殺す。かくして蜀中の英才を殺し尽くした、と。このように喩えれば、定見のある批評家はすなわち張献忠に等しく、まこと読者をして心からの憎悪を抱かしめ得る。しかし文を評する枠が、すなわち人を量る縄であるか。文の合不合が、すなわち人の長短を量ることであるか。この例を引き出すのは誣陷であって、いかなる批評でもない。

 

  (一月十七日。)

 

 

 

【漫罵                          倪朔爾  】

 

  批評家に対するもう一つの不満の批評がある。いわゆる批評家は「漫罵」を好むから、彼の文章は批評ではない、というものだ。

  この「漫罵」を「嫚罵」と書く者もあり、「謩罵」と書く者もあるが、同じ意味かどうか私には分からない。しかしこれはひとまず措くとしよう。今問わんとするのは、いかなるものが「漫罵」であるかだ。

  仮に一人の人を指して「これは娼婦だ」と言うとする。もし彼女が良家の女であれば、それは漫罵である。もし彼女がまことに笑いを売る稼業に就いているならば、これは漫罵ではなく、真実を述べたのだ。詩人には官職を買う金がなく、金持ちはただ勘定ばかりしている。事実がそうであるから、これは本当のことであり、たとえこれを漫罵と称しても、詩人にはやはり官職は買えぬ。これは幻想が現実にぶつかった小さな釘なのだ。

  金があるからといって文才があるとは限らぬ。「子女が行列をなす」からといって必ずしも児童の性質を明らかにするとは限らぬこと以上に明白である。「子女が行列をなす」は、ただ夫婦が生むのが上手で、育てもできることを証明するだけで、児童について妄りに論ずる権利はない。論じようとすれば、それは恥知らずに過ぎない。これは漫罵のように聞こえるが、実はそうではない。もしそうだと言うなら、世界中の児童心理学者はみな最も子供を多く産む親だと認めねばならぬ。

  子供がわずかな食べ物のために喧嘩すると言うのは、子供に冤罪を着せるものであり、実は漫罵である。子供の行動は天性に出るものであり、また環境によっても変わる。ゆえに孔融は梨を譲った。喧嘩するのは家庭の影響であり、大人でさえ家産を争い遺産を奪い合うではないか。子供はその真似をしたのだ。

  漫罵は確かに多くの善人に冤罪を着せるが、曖昧模糊として「漫罵」を撲滅すれば、かえって一切の悪種を庇護することになる。

 

  (一月十七日。)

 

 

 

【「京派」と「海派」                     欒廷石  】

 

  北平のある先生がある新聞で「京派」を揚げて「海派」を抑える発言をして以来、かなりの議論を引き起こした。最初は上海のある先生がある雑誌で不平を述べ、さらに別のある先生の旧説を引いて、作者の籍貫は作品とは無関係であると主張し、北平のある先生に一撃を加えようとした。

  実のところ、これでは北平のある先生を心服させるに足りぬ。いわゆる「京派」と「海派」とは、元来作者の本籍を指すのではなく、一群の人々が集まる地域を指すのだ。ゆえに「京派」は皆北平人とは限らず、「海派」も皆上海人とは限らない。梅蘭芳博士は芝居における真の京派であるが、その本貫は呉下である。しかし、籍貫の都鄙がその人の功罪を定めることはできぬにせよ、居所の文野はやはり作家の神情に影響する。孟子曰く「居は気を移し、養は体を移す」と。これをこそ言うのだ。北京は明清の帝都、上海は各国の租界。帝都には官多く、租界には商多し。ゆえに京にある文人は官に近く、海に没する者は商に近い。官に近い者は官に名を得させ、商に近い者は商に利を得させ、自らもそれによって糊口する。要するに、「京派」は官の幇閑に過ぎず、「海派」は商の幇忙に過ぎぬ。しかし官から食を得る者はその情状が隠れ、外に向かってなお傲然たり得るが、商から食を得る者はその情状が露わで、どこにも隠しようがない。そこで我を忘れる者はこれに拠りて清濁の別ありとする。官が商を卑しむのは元来中国の旧習であるから、「海派」は「京派」の目にいっそう落ちぶれたのだ。

  しかし北京の学界は、以前にはその光栄もあった。すなわち五四運動の策動である。今なお歴史上の光輝はあるが、当時の戦士は、「功成り名遂げ身退く」者あり、「身を安んずる」者あり、「身を昇す」者はなおさらあり。立派な悪戦も、ほとんど人をして「官になりたくば殺人放火をして招安を受けよ」の感を抱かしめる。「昔人已に黄鶴に乗りて去り、此の地空しく黄鶴楼を余す」。一昨年大難が頭上に迫った時、北平の学者たちが自らの楯としようとしたのは古文化であり、唯一の大事は古物の南遷であった。これは自ら徹底的に、北平にあるものが何であるかを説明してしまったのではないか。 しかし北平には畢竟まだ古物があり、また古書があり、また古都の人民がいる。北平の学者文人たちは、おおむね講師か教授の本業を持ち、道理からすれば、研究あるいは創作の環境は実に「海派」より優越している。私は学術上あるいは文芸上の大著作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望んでいる。

 

  (一月三十日。)

 

 

 

【北人と南人                             欒廷石  】

 

  これは「京派」と「海派」の議論を見た後に、連想したものである──

  北人が南人を卑しむのは、すでに一つの伝統である。これは風俗習慣の相違のためでもなく、思うにその大きな原因は、歴来の侵入者が多く北方から来て、まず中国の北部を征服し、さらに北人を率いて南征したことにある。ゆえに南人は北人の目には被征服者でもあるのだ。

  二陸が晋に入った時、北方の人士は歓喜の中にあきらかに軽薄を帯びていた。証拠を挙げれば煩雑になるので、ひとまず論じないでおこう。分かりやすいのは、羊衒之の『洛陽伽藍記』の中で常に南人を誹り、同類と見なしていないことだ。元に至っては、人民を截然と四等に分けた。一にモンゴル人、二に色目人、三に漢人すなわち北人、第四等がようやく南人で、それは彼らが最後に降伏した一群だったからだ。最後に降伏したとは、こちらから言えば矢尽き援絶えてようやく戦いを止めた南方の強さであり、あちらから言えば順逆をわきまえず久しく王師に抗した賊である。生き残りは当然降伏したのだが、しかし奴隷としての資格はこのため最も浅く、浅いがゆえに班次も最も低く、誰もが憚りなく卑しめたのだ。清朝に至ってこの帳簿がまた整理し直され、今なお余波が流れている。もしこの後の歴史がもう繰り返されぬならば、それはまことに南人のみならざる天の福というべきだ。

  もちろん、南人には欠点がある。権貴が南遷すれば、腐敗頹廃の気風を持ち込み、北方の方がかえって清浄である。性情もまた異なり、欠点もあれば特長もある。ちょうど北人が両方を兼ね備えるのと同じだ。私の見るところ、北人の長所は重厚であり、南人の長所は機敏である。しかし重厚の弊は愚鈍に、機敏の弊は狡猾になる。ゆえにある先生がかつてこう欠点を指摘した。北方の人は「終日飽食して心を用うるところなし」、南方の人は「終日群居して言、義に及ばず」と。有閑階級について言えば、おおむね確かにそうであろうと私は思う。

  欠点は改めることができ、長所は互いに師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人相書に一条ある。北人にして南相なる者、南人にして北相なる者は貴し、と。これは妄語ではないと思う。北人にして南相なる者は重厚にしてかつ機敏であり、南人にして北相なる者は言うまでもなく機敏にしてかつ重厚なり。昔の人のいわゆる「貴」とは、当時の成功に過ぎず、現在にあっては、有益な事業を成し遂げることだ。これは中国人のささやかな自新の道である。

  ただし文章を書くのは南人が多く、北方もその影響を受けた。北京の新聞に、口先ばかりで、もごもごと、自分の影に見惚れるような文字は六七年前より増えたではないか。これがもし北方固有の「おしゃべり」と結婚すれば、生まれてくるのは必ず一種の不祥な新たな劣種であろう。

 

  (一月三十日。)

 

 

 

【「かくの如き広州」読後感                        越客  】

 

  先日、「自由談」に「かくの如き広州」という一篇があり、かの地の新聞を引いて、商店が玄壇と李逵の大きな像を作り、目に電球を嵌めて向かいの虎の看板を鎮圧しようとしたことを記しており、まことに声色ともに備わっていた。もちろんその目的は広州人の迷信を嘲笑することにあった。

  広東人の迷信は確かにかなりのもので、上海の五方雑処の路地を歩けば、パチパチと爆竹を鳴らし、大門の外の地面に線香と蝋燭を灯しているのは、十中九まで広東人であり、これは新党を嘆息させるに足る。しかし広東人の迷信は迷信ながらも真剣で、気魄がある。あの玄壇と李逵の大像にしても、百元以上かけねばできぬであろう。漢は明珠を求め、呉は大象を徴す。中原の人は歴来広東に宝物を掻き集めに行ったが、今に至るもまだ掻き尽くされていないらしく、偽の虎に対処するためにもこれだけの力を出せるのだ。さもなくば、それは命懸けということで、ここにまたあの迷信の真剣さが見えるのだ。

  実は中国人に迷信のない者がいるだろうか。ただその迷信が不甲斐なく迷っているから、かえって人が注意しないだけだ。例えば向かいに虎の看板が出たら、大抵の店主は落ち着かないものだ。しかし江浙であれば、おそらくこのように死力を尽くして闘おうとはしまい。一文銭で赤い紙を一枚買い、「姜太公此処に在り、百の禁忌なし」とか「泰山石敢当」と書いて、こっそり貼り付け、それでもって安身立命とするであろう。迷信は依然として迷信だが、いかにも小家の相で気概もなく、奄々一息であり、「自由談」の材料にさえしてくれないのだ。

  迷信するにしても、曖昧よりは真剣な方がよい。もし鬼にもなお金が要ると信じるならば、いっそ北宋の人のように銅銭を地中に埋めた方がましだ。今のようにわずかな紙銭を焼くだけでは、他人を騙し自分を騙すのみならず、端的に鬼をも騙しているのだ。中国には空名と偽物だけが残った事柄が多いが、それは真剣でないためなのだ。

  広州人の迷信は手本とするに足りぬが、その真剣さは手本とするに足り、敬服に値する。

 

  (二月四日。)

 

 

 

【年越し                           張承禄  】

 

  今年の上海の旧正月は、去年より賑やかであった。

  文字上の呼称と口頭の呼称にはしばしばいくらかの違いがある。「廃暦」と呼ぶ者は、これを軽んじるのであり、「古暦」と呼ぶ者は、これを愛するのである。しかしこの「暦」に対する待遇は同じである。帳簿の精算、神への祭祀、祖先の祭り、爆竹、麻雀、年始回り、「恭喜発財!」

  年を越しながらも休刊しない新聞には、すでに感慨が載っている。しかし感慨に過ぎず、畢竟事実には勝てない。ある英雄的な作家も、人に年中奮発し、悲憤し、記念せよと叫んだ。しかし叫ぶだけのことで、やはり事実には勝てない。中国の哀しむべき記念日はあまりに多く、これは慣例として少なくとも沈黙すべきである。喜ぶべき記念日も少なくはないが、しかし「反動分子がこれに乗じて騒ぎを起こす」ことを恐れるので、皆の喜びも発揚できない。幾度も防遏され、幾度も淘汰され、あらゆる佳節が絞め殺されると、この辛うじて残喘を保つ「廃暦」あるいは「古暦」だけが自分のものだと感じ、いっそう愛おしくなる。そこでことさらに祝う──これは「封建の余意」の一言で軽々しく片付けられるものではない。

  人に年中悲憤し労作せよと呼びかける英雄たちは、きっと自分自身は悲憤も労作も毫も知らぬ人物であろう。実際には、悲憤する者と労作する者は、時として休息と歓びを必要とするのだ。古代エジプトの奴隷たちも、時に冷然と微笑することがあった。これは一切を蔑視する笑いである。この笑いの意味が分からぬ者は、ただ主人と、奴隷の生活に安んじ、労作が少なく、しかも悲憤を失った奴僕のみである。

  私は旧暦の正月を祝わなくなって二十三年になるが、今回は三夜続けて花火を上げ、隣の外国人にも「シーッ」と言わしめた。これは花火もろとも、私のこの一年でたった一つの喜びとなった。

 

  (二月十五日。)

 

 

 

【運命                         倪朔爾  】

 

  映画「『姉妹花』の中で貧しい老婆が貧しい娘に言う。『貧乏人は結局貧乏人だ。お前は我慢しなさい!』」宗漢先生は慨然としてこれを指摘し、「貧乏人の哲学」と名付けた(『大晩報』参照)。

  もちろんこれは安貧を教えるものであり、その根拠は「運命」である。古今の聖賢でこの説を主張した者はすでに少なくないが、しかし安貧ならざる貧乏人も「結局は」甚だ少なくない。「智者千慮に必ず一失あり」──ここでいう「失」は、蓋棺の後でなければ一人の人間の運命は「結局」知り得ぬということにある。

  運命を予言する者もい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人相見、八字を排する者、至る所にいる。しかし彼らが顧客に対して、底の底まで貧乏だと断定することは甚だ少なく、たとえあっても、皆の学説は一致できず、甲は貧しかるべしと言い、乙は富むべしと言う。これでは貧乏人は自分の将来の確実な運命を信ずることができぬ。

  運命を信じなければ「分を安んずる」ことができず、貧乏人が宝くじを買うのは一種の「分を超えた考え」である。しかしこれは国家にとって、今日では無益とは言えぬ。ただし「一利あれば必ず一弊あり」で、運命が知り得ぬものならば、貧乏人がまた皇帝になろうと思ったとて何の差し支えがあろう。これが中国に『推背図』を出現させたのだ。宋人によれば、五代の頃、多くの人がこの図を見て自分の息子に名をつけ、将来の吉兆に当たることを望んだが、宋の太宗(?)が百本の順序をかき乱して別本と一緒に流通させ、読者は順序が大抵異なるのを見てどれが正しいか分からなくなり、ようやく珍蔵しなくなった。しかし九一八の頃、上海ではまだ『推背図』の新印本が盛んに売られていた。

  「安貧」は確かに天下太平の要道ではあるが、もし究極の運命を指定することができねば、人を心底から諦めさせることはできぬ。今日の優生学は科学的であると言えるもので、中国にもこれを提唱する者がいて、運命説の窮まるところを救おうとしているが、歴史はまたあいにく面目がない。漢の高祖の父は皇帝ではなかったし、李白の息子も詩人ではなかった。さらに立志伝があり、くどくどと西洋の誰それが冒険で成功し、誰それがまた素手で富を得たと人に説いている。

  運命説が治国平天下に全く足りぬことは、明々白々たる履歴がある。もしなおこれを道具として使おうとするならば、中国の運命こそまことに「窮」極無聊となるであろう。

 

  (二月二十三日。)

 

 

 

【大詐欺と小詐欺                        鄧当世  】

 

  「文壇」の醜事は、この二年来まことに少なからず暴露された。切り貼り、丸写し、転売、偽装。しかし究明し得ぬ事もまだあり、ただ我々が見慣れたために、もう気に留めないだけだ。

  名人の題字は、字が必ずしもうまいとは限らぬが、ただこの本の著者あるいは出版者が名人を知っていることを示すだけで内容とは無関係であるから、詐欺とは言えぬ。疑わしいのは「校閲」である。校閲の役は、当然名人・学者・教授だ。しかしこれらの先生方自身には、この学問に関する著作がない。ゆえに本当に校閲したかどうかが一つの問題であり、たとえ本当に校閲したとしても、その校閲が本当に信頼できるかどうかがもう一つの問題である。しかし再び校閲を加えて批評した文章を我々はほとんど見ない。

  さらに一種の「編集」がある。この編集者もおおむね名人であり、その名によって読者はその本の信頼性を感じる。しかしこれもまた甚だ疑わしい。もしその本に序跋があれば、その文章や思想から、本当にこの人が編集したかどうかを判断できるが、市場に並ぶ本には、開けばいきなり目次で、手がかりが全くないものがしばしばある。これをどうして信頼できよう。至って大部の各門類の刊行物のいわゆる「主編」に至っては、この名人は天空から地底まで通暁せざるものなく、「為す無くして為さざる無し」であり、かえって我々には推測の余地もない。

  さらに一種の「特約寄稿」がある。刊行物の初号には広告にしばしば特約寄稿の名人を一大批並べ、時にはさらに凸版で著者自筆の署名を印刷し、その真実を示す。これは疑わしくない。しかし一年半載を過ぎると、次第にほころびが出てきて、多くのいわゆる特約寄稿者のものが一字も見えなくなる。約束していなかったのか、約束したが来なかったのか、我々には知る由もないが、それらのいわゆる自筆署名も、あるいは他所から切り抜いたものか、あるいは端的に偽造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もし投稿から取ったのであれば、なぜ署名は見えて原稿は見えぬのか。

  これらの名人は自分の「名」を売っているのだが、果たして「空給」を受け取っているのであろうか。もし受け取っているならば、もちろん同意の上での自売であり、さもなくば「盗売」と言える。「世を欺き名を盗む」者もあり、名を盗売して世を欺く者もあり、世の中もまことに千差万別である。しかし損害を被るのは読者だけなのだ。

 

  (三月七日。)

 

 

 

【「お子様お断り」                    宓子章  】

 

  この五六年来の外国映画は、まず我々に一通り洋風侠客の勇敢さを見せ、次いで野蛮人の陋劣を、さらに洋風令嬢の曲線美を見せた。しかし目の肥えは広がるもので、ついに何本かの脚では足りなくなり、一大群となる。またぞ足りず、丸裸となる。これが「裸体運動大写真」であり、正々堂々たる「人体美と健康美の表現」ではあるが、しかし「お子様お断り」で、子供はこれらの「美」を見る資格がないのだ。

  なぜか。宣伝にこのような文句がある──

  「一人のこの上なく聡明な子供が言った。『あの人たちはどうして体の向きを変えてくれないの?』」

  「一人の十分に厳格な父親が言った。『どうりで劇場は子供を断るわけだ!』」

  これはもちろん文学者の虚構の妙文に過ぎない。なぜならこの映画は最初から「お子様お断り」を掲げているのだから、子供は見ようがないのだ。しかしもし本当に見せたとして、彼らはこのような質問をするだろうか。おそらく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この質問の意味は、恐らく張生が唱う「ああ、どうして顔を向けてくれないのだ」とは全く異なり、実は映画中の人物の態度の不自然さが不思議に思われただけであろう。中国の子供は比較的早熟かもしれず、性的感覚が比較的鋭いかもしれぬが、成人した「父親」よりも心が不浄であるとまではゆくまい。もしそうであるなら、二十年後の中国社会はまことに恐ろしいものだ。しかし事実上はおそらく決してそうはならぬゆえ、あの答えはこう改めた方がよい。

  「わしが満足できぬようにするためだ。全くけしからん!」

  ただしこう言う「父親」もおそらくいまい。彼はいつも「己の心をもって人の心を度る」のであり、度った後にこの心を無理に他人の胸中に押し込め、自分のものではないふりをして、他人の心は自分ほど清浄ではないと言う。裸体の女性が皆「体の向きを変えない」のは、実はまさにこの類の人物に対処するためなのだ。彼女たちはまさか白痴ではあるまい。「父親」の目つきが、その子供よりもさらに不真面目であることすら知らぬわけがあろうか。

  しかし中国社会はやはり「父親」類の社会であるから、芝居を演じれば「母親」類が身を献じ、「息子」類が謗りを受ける。たとえ危急の関頭に至っても、やはり何かと「木蘭従軍」「汪踦衛国」で、「女子と小人」を押し出して防ぎとするのだ。「我が国民はいかにしてその後を善くするや。」 古今の心の善し悪しは、比較するのがなかなか難しく、詩文に教えを求めるしかない。古の詩人は名高き「温柔敦厚」であるが、中にはなんと「時日いずくんぞ喪びん、予汝とともに亡びん!」と言う者もいた。なんと悪辣なことか。さらに奇妙なのは、孔子が「校閲」した後も、これを削らず、なお「詩三百、一言もってこれを蔽う。曰く、思い邪なし」と言っていること。聖人もまた可悪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らしい。

  さらに現存の最も通行する『文選』があるが、聞くところによれば、もし青年作家が語彙を豊かにし、あるいは建築を描写しようとすれば、必ずこれを見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いう。しかし我々がもし中の作家を調査すれば、少なくとも半分は非業の死を遂げている。もちろん心が悪かったからだ。昭明太子の選択を経て、確かに語彙の祖師のようになったが、当時はおそらくまだ個人の主張も偏激な文字もあったのだ。さもなくばその人は伝えられなかったはずで、唐以前の史書の文苑伝を繰ってみれば、おおむね旨意を承けて檄を草し頌を作る人であるが、しかしそれら著者の文章で今日まで伝わるものはかえって甚だ少ない。

  こう見てくると、古書をまるごと翻印するのも危険がないとは言えぬ。近頃たまたま石印の『平斎文集』を見かけたが、著者は宋人であり、古くないとは言えぬが、しかしその詩は規範とし難い。例えば「狐鼠」を詠じて曰く、「狐鼠一窟を擅にし、虎蛇九逵を行く。天に眼あるを論ぜず、ただ地に皮なきを管ぜよ……。」また「荊公」を詠じて曰く、「禍胎を養い成して身始めて去り、依然として鐘阜人に向かいて青し。」かの当路を指斥する口吻は、今人の見慣れぬところだ。「八大家」の欧陽修は、偏激な文学者とは言えまいが、しかしあの『李翱の文を読む』の中にはこうある。「ああ、位に在りて自ら憂うることを肯ぜず、また他人を禁じて皆憂うることを得ざらしむ、嘆ずべきかな!」これもまた甚だ憤懣としている。

  しかし後人の一番の選択を経ると、たちまち純厚になるのだ。後人が古人を純厚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ならば、後人が古人より更に純厚なのは明らかである。清朝にはかつて勅定の『唐宋文醇』と『唐宋詩醇』があった。これは皇帝が古人を純厚に仕立てた好い標本であり、まもなくこれを翻印して「狂瀾を既倒に挽かん」とする者が出るかもしれぬ。

 

  (四月十五日。)

 

 

 

【法会と歌劇                      孟弧  】

 

  『時輪金剛法会募金趣意書』にこのような一節がある。「古人ひとたび災厄に遭えば、上は己を罪し、下は身を修む……今や人心漸く衰えり、仏力の加被に頼らずんば、この浩劫を消除する由なし。」恐らく今もまだ覚えている人がいるだろう。これを読むとまことに自分も他人も半文の値打ちもなく、治水も除蝗も全く無益で、「あるいは自業を消し、あるいは他の災いを免れん」と思えば、パンチェン大師にお出まし願って仏菩薩の加護を祈るしかないという気にさせられる。

  堅く信じている人々は必ずいる。さもなくば、どうして巨額の寄付を募れようか。

  しかし畢竟「人心漸く衰え」たらしく、中央社十七日杭州電に曰く、「時輪金剛法会は本月二十八日に杭州にて啓建せらるるが、併せて梅蘭芳、徐来、胡蝶を招き、会期中五日間歌劇を上演することに決せり。」梵唄の円音が、軽歌曼舞に「加被」せらるるとは、意表に出ずるにあらずや。

  かつて我が仏が説法したまいし折、天女の散花ありと聞く。今、杭州にて会が啓かるるに、我が仏がおそらく親しく臨みたまうまじきとすれば、梅郎に権りに天女に扮することを恭請するのも、むろん不可ではあるまい。しかしモダンガールたちと何の関係があろうか。まさか映画スターや標準美人が歌を唱えば、「この浩劫を消除」できるというのか。

  おおよそ、人心が「漸く衰え」んとする前に、仏を拝む人はすでに余興を兼ねて見た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寄付に限りがあり法会が大きくない時には、坊主たち自らが飛鉢を演じ、歌を唱って善男善女を満足させたが、これはまた道学先生たちをも首を振らせた。パンチェン大師は開会を「印可」するのみにして『毛毛雨』を歌わぬのは、まことに仏旨に適っているが、不意にも同時に歌劇まで上演されるとは。

  原始人と現代人の心は、おそらくかなり異なるものがあろうが、もし隔たりがわずか数百年であれば、たとえ若干の差異はあっても、微々たるものであろう。祭りで芝居を演じ、香市で美女を見るのは、まさに「古よりこれあり」の芸当である。無量の福を積み、かつ視聴の娯楽を極め、現在も未来もよいことがある──これが古来仏事を興行する呼び声の力なのだ。さもなくば、黄色く太った坊主がお経を唱えるだけでは、参加者は必ずしも踊躍せず、浩劫は消除の望みがないであろう。

  しかしこの手配は、婆心より出たりとはいえ、やはり「人心漸く衰えり」の徴候である。我々に疑いを抱かせる。我々自身はこの浩劫を消除する資格がないとして、この後はパンチェン大師に頼るべきか、それとも梅蘭芳博士か、ミス徐来か、ミス胡蝶か。

 

 

 

【洋服の没落                        韋士繇  】

 

  数十年来、我々はいつも自分に合った服がないことを恨んできた。清朝末年、革命の色彩を帯びた英雄たちは辮髪を恨むのみならず、馬褂や袍子も恨んだ。それは満洲の服だったからだ。ある老先生が日本に遊歴し、あちらの服装を見て大いに喜び、雑誌に文章を載せて「図らずも今日再び漢官の儀を見る」と題した。彼は古装の復活に賛成したのだ。

  しかし革命の後に採用されたのは洋装であった。皆が維新を志し、便捷を求め、腰骨をまっすぐにしたかったからだ。少年英俊の輩は自ら洋装であるのみならず、他人が袍子を着るのを嫌悪した。当時聞くところによれば、樊山老人のもとへ行って、なぜ満洲の衣裳を着るのかと詰問した者もいたそうだ。樊山は問い返して曰く、「君の着ているのはどこの服かね。」少年は答えて曰く、「私が着ているのは外国の服です。」樊山曰く、「わしが着ているのも外国の服だ。」

  この話はかなり一時に伝誦され、袍褂党を眉を揚げさせた。ただしその中にはいくらか革命に反対する意味が含まれており、近日の衛生のため、経済のためとは大いに異なる。その後、洋服はついに華人と次第に仲たがいし、袁世凱の御代に袍子馬褂を常礼服と定めたのみならず、五四運動の後、北京大学が校風を整飭するため制服を規定しようとして学生に公議させたところ、その議決もまた袍子と馬褂であった。

  今回洋服が採用されなかった理由は、まさに林語堂先生の言うように衛生に合わないからだ。造化が我々に賜うた腰と首は本来屈曲できるもので、腰を曲げ背を屈めるのは中国では常態である。逆のものすら甘んじて受けるのだから、順のものはなおさら甘んじて受けるべきだ。ゆえに我々は最も人体を研究し、その自然に順じてこれを用いる人民なのだ。首が最も細いので斬首を発明し、膝関節が曲がるので跪拝を発明し、臀部は肉が多くかつ致命的でないので尻叩きを発明した。自然に反する洋服は、かくして次第に自然と没落していったのだ。

  この洋服の遺跡は、今やモダンな男女の身にのみ残留しているに過ぎず、あたかも辮髪や纏足が頑固な男女の身にたまに見られるのと同じだ。ところが思いもかけず、また一通の催命符がやって来た。硫酸がこっそり背後から撒かれたのだ。

  これをどうすればよいのか。

  古制に復そうにも、黄帝から宋明に至る衣裳は一時にはとても分からぬ。舞台の扮装に倣おうにも、蟒袍に玉帯、白底に黒靴で、自動車に乗って西洋料理を食べるのは、やはりいささか滑稽を免れまい。ゆえに変えに変えて、おおよそやはり袍子馬褂が安定であろう。外国の服ではあるが、恐らく脱ぐことはあるまい──これはまことにいささか不思議である。

 

  (四月二十一日。)

 

 

 

【友人                          黄凱音  】

 

  私は小学校の頃、同級生たちの手品を見て──「耳で字を聞く」だの「紙人形が血を流す」だの──甚だ面白いと思った。廟の縁日にはこれらの手品を伝授する人がいて、銅貨数枚で一つ覚えられたが、覚えてしまうとたちまち興醒めした。中学に入ったのは城内で、意気揚々と大きな手品を見たが、後に誰かが手品の秘密を教えてくれ、それから輪の傍に近づく気がしなくなった。昨年上海に来て、ようやくまた退屈を紛らわす場所を得た。映画を見ることだ。

  しかしまもなく本の中で映画フィルムの製造法を少し読み、見たところ千丈の断崖のようなものが実は地面から数尺に過ぎず、奇鳥怪獣もすべて紙製であると知った。これにより映画の神秘を感じなくなり、かえって往々その破綻ばかり気にするようになって、自分も退屈になった。三度目にして退屈を紛らわす場所を失ったのだ。時には、あの本を読んだことを後悔し、著者が製造法を書くべきでなかったと恨むことさえあった。

  暴露する者は種々の秘密を暴き、人のためになると思っている。しかし退屈な人間は、退屈を紛らわすために、欺かれることに甘んじ、自ら欺くことに安んじている。さもなくばもっと退屈になるからだ。このために手品は天地の間に長く存続し、このために幽暗を暴露することは欺く者に深く悪まれるのみならず、欺かれる者にも深く悪まれるのだ。

  暴露する者は有為の人々の中でのみ益があり、無聊の人々の中では滅びるしかない。自救の道はただ、一切の秘密を知りつつも顔色を変えず、欺くことに加担し、欺かれることに甘んずる無聊の人々を欺き、無聊な手品が次から次へと、結局は反復して続くままにしておくことだ。周囲には必ずこれを見る人がいるのだ。

  手品師は絶えず拱手して言う、「……一歩家を出れば朋友が頼り!」と。これにはいくらか手品の種を知る者に向けて発せられた意味がある。西洋の種明かしをされぬようにするためだ。

  「朋友とは義をもって合するものなり」──しかし我々は古来しばしばこのようには解さなかった。

 

  (四月二十二日。)

 

 

 

【清明の頃                          孟弧  】

 

  清明の頃は墓参りの季節で、ある者は関内に入って祖先を祭ろうとし、ある者は陝西に墓参りに行く。激論は天を沸かせ、歓声は地を揺るがし、まるで墓参りで国が滅びも、国が救われもするかのようだ。

  墓にこれほど大きな関係があるとすれば、墓を掘ることはもちろん許されまい。

  元朝の国師パクパは、墓を掘ることの利害を深く信じていた。彼は宋陵を掘り開き、人骨を豚犬の骨と一緒に埋めて宋室を不運にしようとした。後に幸いにも一人の義士に盗まれ、目的は達せられなかったが、しかし宋朝はやはり滅んだ。曹操は「摸金校尉」の類の職員を設けて専ら盗墓に当たらせたが、彼の息子は皇帝になり、自分は「武帝」と諡された。いかに威風堂々たることか。こう見ると、死者の安危と生者の禍福とは、やはり関係がないようでもある。

  伝えるところによれば、曹操は死後に墓を掘られることを恐れ、七十二の疑冢を造り、人を手出しできなくした。そこで後の詩人が曰く、「あまねく七十二の疑冢を掘れば、必ず一冢に君の屍を葬れるあらん。」そこで後の論者がまた曰く、「阿瞞は老獪至極、その屍が実にこの七十二冢の内にあらざることを安んぞ知らんや。」まことに手の施しようがない。

  阿瞞はまさに老獪至極ではあるが、思うに疑冢の類は必ずしも手配しなかったであろう。ただ古来の冢墓は大抵発掘された者が多く、冢中の人の主名が確かなものも甚だ少ない。洛陽の邙山では清末に墓を掘る者が甚だ多く、名公巨卿の墓の中でさえ、得られるものは大抵一枚の墓誌石と散乱した陶器であった。元来貴重な殉葬品が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く、すでに誰かが掘って持ち去ったのだ。いつのことかは知る由もない。とにかく葬った後から清末の盗掘のその日までの間であろう。

  墓中の人が畢竟いかなる人であるかは、掘った後でなければ往々分からぬ。たとえ伝承の主名があっても、大抵当てにならぬ。中国人は古来、大人物に関係のある名勝を造るのが好きだ。石門には「子路止宿の処」あり、泰山の上には「孔子天下を小とする処」あり。一つの小さな洞穴には大禹が埋められ、幾つかの大きな土饅頭には文王・武王・周公が葬られているという。

  もし墓参りが確かに国を救えるのであれば、参るなら正確に参らねばならず、文王・武王・周公の陵を参って、他人の土饅頭を参ってはならず、さらに自分が周朝の子孫であるかどうかも調べねばならぬ。そこで考古の作業が必要になる。すなわち墓を掘り開いて、文王・武王・周公旦が葬られている証拠があるかどうかを見、もし遺骨があれば『洗冤録』の方法で血を滴らすこともできる。しかしこれはまた墓参り救国説と矛盾し、孝子順孫の心を大いに傷つける。やむなく、ただ目を閉じ頭を強くしてでたらめに拝むしかない。

  「其の鬼にあらずしてこれを祭るは、諂なり!」ただ墓参り救国術に霊験がないのは、まだ小さな笑い話に過ぎない。

 

  (四月二十六日。)

 

 

 

【小品文の生機                        崇巽  】

 

  昨年は「ユーモア」が大いに運の開けた時で、『論語』のほかにも、開口一番ユーモア、口を閉じてもユーモア、この人もユーモリスト、あの人もユーモリストであった。ところが今年はたちまち大いに面目を失い、これも駄目、あれも駄目、一切の罪悪はすべてユーモアに帰せられ、ひいては文壇の道化役に比せられるに至った。ユーモアを罵ることは入浴のようなもので、一度やりさえすれば自分は清浄になれるかのようだ。

  もし真に「天地は大戯場」であるならば、文壇にもちろん道化役は必ずいる──しかしまた必ず黒頭(悪役)もいる。道化役が道化芝居を演じるのはごく当たり前だが、黒頭が道化芝居に転じるとなると甚だ奇妙だ。しかし大戯場では時にまことにこういうことがある。これが正直な人を歪んだ心の人に従って嘲罵させ、情熱の人を憤らせ、感じやすい人の心を酸くするのだ。唱い方が素人で人を笑わせないからか。いや、彼は本物の道化よりもさらに可笑しいのだ。

  あの怒りと心酸は、黒頭が道化に転じた後、事がまだ終わっていないからだ。芝居には何人かの役柄が必要で、生、旦、末、丑、浄、そして黒頭。さもなくばその芝居も長くは続かぬ。ある原因のために黒頭が道化に転じざるを得ぬ時は、慣例としてかならず道化がかわりに黒頭を演じるのだ。唱工のみならず、黒頭が厚かましく道化に扮し、道化が胸を張って黒頭を学ぶ。戯場には白鼻の道化と黒面の道化ばかりが増え、天下の大いなる滑稽となる。しかし滑稽であるのみで、ユーモアではない。ある人曰く、「中国にユーモアなし」と。これがまさにその注脚だ。

  更に嘆かわしいのは、「ユーモアの大家」と諡された林先生が、なんと「自由談」で古人の言葉を引いたことだ。曰く、「夫れ飲酒猖狂なるも、あるいは沈寂として聞こえざるも、またただ身を潔くし自ら好しとするのみ。今の世の癩鼈、身を潔くし自ら好しとする者に亡国の罪を負わしめんと欲す。もししからば『今日烏合し明日鳥散し、今日戈を倒し明日軾に馮り、今日君子たり明日小人たり、今日小人たり明日また君子たる』の輩は罪なかるべし」と。引用はなお小品の域を出ぬとはいえ、「ユーモア」あるいは「閑適」の道からは遠い。これもまた一つの注脚だ。

  しかし林先生が、近頃各紙の『人間世』への攻撃は系統だった変名の手品だと考えたのは誤りで、その証拠は異なる論旨と異なる作風だ。中には確かに、かつて驥尾に附しながらも遂に竜門に登れなかった「名人」や、黒頭に扮してはいるが実は真正の道化の茶々もあるが、しかしまた熱心な人の正論もある。世態はかくの如く紛糾しており、たとえ小品といえども、まさに分析と攻戦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これこそがあるいは『人間世』の一縷の生機であろう。

 

  (四月二十六日。)

 

 

 

【刀「式」弁                          黄棘  】 しかし丸呑みにも技量がいるのであり、楊先生はいささか足りないようだ。例えば『壊滅』の訳本の冒頭は──

 

  「石段の上でがちゃがちゃと傷のついた日本の指揮刀が鳴り、レーヴィンソンは裏庭へ行った。……」

 

  そして『鴨緑江畔』の冒頭は──

 

  「金蘊声が庭園に入った時、彼のあの傷のついた日本式の指揮刀が石段の上でパチパチと鳴っていた。……」

 

  人名が違うのは当然のこと。音が違うのも大したことではない。最も特異なのは、彼が「日本」の下に「式」の一字を加えたことだ。これもあるいは無理もない。日本人でないのに、どうして「日本の指揮刀」を佩くのか。きっと日本の式に倣って自分で鍛造したのだろう。

  しかし我々がもう一度考えてみよう。レーヴィンソンが率いていたのは襲撃隊であり、もちろん敵を襲撃するが、武器も鹵獲する。自軍の軍器は不完全であり、何か手に入ればすぐに使う。ゆえに彼が佩いていたのはまさに「日本の指揮刀」であり、「日本式」ではないのだ。

  文学者が小説を読み、しかも剽窃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とすれば、関係は密接であると言えよう。それでいてなおこれほど粗忽であるとは、嘆かわしいではないか。

 

  (五月七日。)

 

 

 

【変名新法                              白道  】

 

  杜衡と蘇汶先生は今年、文壇の二つの秘密を暴いた。それはまた悪い風潮でもある。一つは批評家の枠であり、もう一つは文人の変名だ。

  しかし彼はまだ言わずに保留している秘密がある──

  枠の中にはさらに一種、書店の編集者が使うゴムの枠がある。大きくも小さくもなり、四角にも丸くもなる。この書店の出版物でさえあれば、こちらに一套、「よし」、あちらに一套、これも「よし」。

  変名はただ別人になれるのみならず、一つの「社」に化けることもできる。この「社」はさらに文を選び、論を作り、某の作品のみが「よし」、某の創作も「よし」と言える。

  例えば「中国文芸年鑑社」の編んだ『中国文芸年鑑』の冒頭にある「鳥瞰」。その「瞰」法によれば、蘇汶先生の議論は「よし」、杜衡先生の創作も「よし」である。

  しかし実際にこの「社」はどこを探しても見つからない。

  この「年鑑」の総発行所を調べると、現代書局。『現代』雑誌の最終頁の編集者を見ると、施蟄存、杜衡。

  おお!

  孫悟空は神通広大にして、鳥獣虫魚に化けるのみならず、廟宇にも化ける。目は窓に、口は廟門になるが、ただ尻尾だけは置き場がなく、旗竿に化けて廟の裏に立てた。しかし旗竿が一本だけ立っている廟があるだろうか。二郎神に見破られた破綻はここにあった。

  「万やむを得ざるのほかは」、「私は望む」、文人もまた「社」に化けぬことを。もしただ自画自賛のためだけならば、それはまことに「すぐ近くにいささか卑劣なところがある」のだ。

 

  (五月十日。)

 

 

 

【本を幾冊か読め                   鄧当世  】

 

  死んだ本を読むと本の虫になり、甚だしくは本棚になると、かねて反対する人がいた。時は絶えず進み、読書反対の思潮もいよいよ徹底し、ついにはあらゆる本を読むことに反対する人が現れた。その根拠は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の古い言葉で、もし他人の著作を読むのであれば、自分の脳の中で著者に馬を走らせるだけだ、という。

  死んだ本を読む人々に対しては、確かに一撃の当頭棒だが、探究するよりダンスの方がましだとか、あるいはただ空しく苛立ち、むやみに不平を鳴らす天才のためには、紹介に値する金言でもある。ただし知るべきは、この金言にしがみつく天才の脳こそ、まさに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に一走りされて、滅茶苦茶に踏み荒らされているのだ。

  今は批評家が不平を鳴らしている。よい作品がないからだ。創作家も不平を鳴らしている。正しい批評がないからだ。張三が李四の作品は象徴主義だと言えば、李四も自分を象徴主義だと思い、読者もちろんますます象徴主義だと思う。しかし象徴主義とはいかなるものか、元来はっきりさせたことがなく、李四の作品をもって証とするしかない。ゆえに中国のいわゆる象徴主義は、他国のいわゆるサンボリスムとは同じではない。前者は実は後者の訳語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メーテルリンクは象徴派の作家だと聞くから、李四は中国のメーテルリンクになるのだ。このほか中国のアナトール・フランス、中国のバビット、中国のジルポタン、中国のゴーリキー……まだまだ多い。しかし本物のアナトール・フランスらの作品の訳本は、中国では甚だ少ない。まさか「国産品」が揃ったからではあるまい。

  中国の文壇では、何人かの国産文人の寿命もまことに長すぎる。一方、洋物文人のそれは短すぎ、名前をようやく覚えた頃には、もう過去の人だと言われる。イプセンは全集を出す気配があったが、今に至るまで第三冊が見えない。チェーホフとモーパッサンの選集も、竜頭蛇尾の運を辿ったようだ。しかし我々が深く悪み痛む日本では、『ドン・キホーテ』と『千一夜』には全訳があり、シェイクスピア、ゲーテ……にはみな全集があり、トルストイには三種、ドストエフスキーには二種ある。

  死んだ本を読むのは自らを害し、口を開けば人を害する。しかし本を読まないのもまた必ずしもよいとは言えぬ。少なくとも、例えばトルストイを批評しようとするなら、彼の作品は幾冊か見なければならぬ。もちろん今は国難の時期であり、どこにこれらの本を訳し読む暇があるかと言われよう。しかし私が提言するのはただ苛立って不平ばかりの大人物に向けてであり、まさに国難に赴かんとしあるいは「薪に臥し胆を嘗め」ている英雄に対してではない。なぜならある種の人物は、たとえ本を読まなくとも、ただ遊んでいるだけで、国難に赴くわけではないからだ。

 

  (五月十四日。)

 

 

 

【一考してから行動せよ                   曼雪  】

 

  国政の解決や戦争の布置にこれを頼りとするのでない限り、友人の間で幾句かのユーモアを言い合い、互いに莞爾として笑うのは、大勢に関わらぬことだと私は思う。革命の専門家でも、時には手を後ろに組んで散歩するものだし、理学の先生にも必ず子女がいて、日夜永遠に道貌岸然というわけにはいかぬ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小品文もおそらく将来なお文壇に存在し得よう。ただし「閑適」を主とするだけでは、やや足りぬ嫌いがある。

  人の世の事、坊主を恨めば袈裟まで恨む。ユーモアと小品の始まりの頃、人々に異論はなかった。しかしどっと一声、天下ユーモアと小品でないものはなくなり、ユーモアにそんなに多くあるはずもなく、するとユーモアは滑稽となり、滑稽は笑い話となり、笑い話は諷刺となり、諷刺は漫罵となる。軽薄な調子はユーモアなり、「天朗らかにして気清し」は小品なり。鄭板橋の『道情』を一遍読めばユーモアを十日語り、袁中郎の尺牘を半冊買えば小品一巻を作る。これをもって身を立てようとする者がいれば、これに反することで名を成そうとする者も必ず出る。そこでどっと一声、天下またユーモアと小品を罵らぬものはなくなる。実のところ、列に従って騒ぐ輩は、今年も昨年と同様、数において少なくない。

  手に黒漆の提灯を持ち、互いに何が何やら分からぬ。つまり一つの名詞が中国に帰化すると、まもなく一団の混乱となるのだ。偉人はかつてはよい呼び名だったが、今や受ける者は罵られたに等しい。学者と教授は二三年前にはまだ清浄な名称であった。自ら持する者が文学者の称を聞いて逃げ出すのは、今年すでに第一歩を踏み出している。しかし、世界には本物の偉人、本物の学者と教授、本物の文学者はいないのか。そんなことはない。ただ中国だけが例外なのだ。

  仮にある人が道端で唾を一つ吐き、自分でしゃがんで見ていれば、まもなくかならず人だかりができる。また仮に別のある人がいわれなく大声を一つ上げ、駆け出せば、同時にかならず皆が逃げ散る。まことに「何を聞きて来り、何を見て去る」か分からぬが、しかも心中不満を抱き、自分の訳の分からぬ対象を罵って「畜生!」と言う。しかしかの唾を吐いた者と大声を上げた者こそ、結局は大人物なのだ。もちろん沈着で着実な人々はいる。ただし偉人等々の名が尊ばれたり蔑まれたりするのは、大抵いつも唾の代替品としてに過ぎぬ。

  社会がこれによっていくらか賑やかになるのは、感謝に値する。しかし烏合する前に一考し、雲散する前にも一考すれば、社会は必ずしも冷静にはなるまいが、それでももう少しましにはなるであろう。

 

  (五月十四日。)

 

 

 

【己を推して人に及ぼす                    夢文  】

 

  何年前のことか忘れたが、ある詩人が私に教えてくれたことがある。愚かな大衆の世論は天才を罵り殺すことができると。例えばイギリスのキーツがそうだ、と。私は信じた。昨年、数人の名作家の文章を見た。批評家の漫罵は好い作品を罵り縮ませて、文壇を荒涼冷落にするという。もちろん私もこれを信じた。

  私もまた作家になりたい人間であり、しかも自分は確かに作家だと思っている。しかしまだ罵られる資格を得ていない。なぜなら創作を書いたことがないからだ。縮んで引っ込んだのではなく、まだ鑽り出ていないのだ。この鑽り出られぬ原因は、きっと私の妻と二人の子供の騒がしさのせいだと思う。彼女たちも漫罵の批評家と同様、真の天才を滅ぼし、よい作品を脅し退ける職務を負っているのだ。

  幸いなことに今年の正月、義母が娘に会いたがり、三人とも田舎に帰った。私はまことに耳目清浄、ああ快適、偉大な作品を生む時代が到来した。しかし不幸なことに、今はもう旧暦四月初め、まるまる三ヶ月静かにしたのに、やはり何一つ書けない。もし友人が私の成果を尋ねたら、何と答えよう。まだ彼女たちの騒がしさのせいにできようか。

  そこで私の信念はいくらか動揺した。

  私はもともとよい作品など書けぬのではないかと疑い、彼女たちの騒ぎとは関係が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さらにいわゆる名作家にもよい作品など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いか、批評家の漫罵とは無関係なのではないかとも疑った。

  ただし、もし誰かが騒ぎ、誰かが漫罵すれば、作家に作品がないことの恥を覆い隠してくれる。元来あるはずだったが、今彼らに台無しにされたのだと言える。そうすれば落魄した若衆のように、たとえ作品がなくとも、見物客から一掬また一掬の同情の涙を勝ち取れるのだ。

  もし世に真の天才があるとすれば、漫罵の批評はこれに損害を与え、その作品を罵り退けて作家たらしめぬ。しかしいわゆる漫罵の批評は、凡才には有益であり、その作家としての地位を保たせる。ただし彼の作品は脅し退けられたそうだが。

  この三ヶ月余りの間に、私が得た唯一の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は、ロラン夫人の調子を借りたものだ。「批評よ批評よ、世の中にいかほどの作家が、汝の罵りを頼りて存するか!」

 

  (五月十四日。)

 

 

 

【偶感                      公汗  】

 

  東三省の喪失と上海での戦闘の頃、砲声は聞こえるが砲弾の心配はない街路の至る所で『推背図』が売られていたのを覚えている。これを見れば人々がとうに敗因を宿命に帰そうとし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る。三年後、華北・華南がともに危急に瀕しているのに、上海には「碟仙(テーブルターニング)」が現れた。前者が気にかけていたのはまだ国運であったが、後者はただ試験問題、宝くじ、亡魂を尋ねるだけだ。着眼点の大小は既に全く異なるが、名目はさらに立派になった。なぜならこの「霊乩」は中国の「留独学生白同君の発明」で、「科学」に合致しているからだ。

  「科学で国を救え」と叫ばれてすでに十年近く、誰もがこれは正しいと知っている。「ダンスで国を救え」「念仏で国を救え」の類ではない。青年が外国に行って科学を学ぶ者あり、博士が科学を学んで帰国する者あり。ところが中国には畢竟その文明があり、日本とは異なるのだ。科学は中国文化の不足を補うに足りぬどころか、かえって中国文化の高深を更に証明したのである。風水は地理学に合致し、門閥は優生学に合致し、錬丹は化学に合致し、凧揚げは衛生学に合致する。「霊乩」が「科学」に合致するのも、その一つに過ぎない。

  五四の時代に陳大斉先生がかつて論文で扶乩の人を欺すことを暴露したが、十六年を隔てて、白同先生は皿で扶乩の合理性を証明した。まことにどこから話を始めてよいやら。

  しかも科学は中国文化の高深を更に証明したのみならず、中国文化の宣揚をも助けた。麻雀卓の傍では電灯が蝋燭に替わり、法会の壇上ではマグネシウム光がラマ僧を照らし出し、無線放送が日々伝えるのは、しばしば『狸猫換太子』、『玉堂春』、『謝謝毛毛雨』ではないか。

  老子曰く、「これがために斗斛を作りてこれを量れば、すなわち斗斛とともにこれを窃む。」ロラン夫人曰く、「自由よ自由よ、いかほどの罪悪、汝の名を借りて行わるるか!」新しい制度、新しい学術、新しい名詞が中国に伝わるたびに、黒い染瓶に落ちたがごとく、たちまち真っ黒一団となり、私利を済し焰を助ける道具と化す。科学もまたその一つに過ぎない。

  この弊が去らざれば、中国に薬なし。

 

  (五月二十日。)

 

 

 

【秦理斎夫人の事を論ず                    公汗  】

 

  この数年来、新聞にはしばしば経済的圧迫や礼教の制裁のために自殺した記事が見えるが、これらのために口を開き筆を執る者は甚だ少ない。ただ最近、秦理斎夫人とその子女一家四人の自殺だけはかなりの反響を呼び、後にはこの事件の新聞記事を懐に忍ばせた自殺者まで出て、その影響の大きさがいっそう分かった。思うにこれは人数が多かったためだ。単独の自殺では、もはや皆の青睐を招くに足りぬ。

  あらゆる反響の中で、この自殺の主謀者──秦夫人に対しては、恕辞も加えられはしたが、結論はやはり誅伐に帰した。なぜなら──評論家が言うには──社会がいかに暗黒であろうと、人生の第一の責任は生存であり、自殺すれば職務怠慢である。第二の責任は苦を受けることであり、自殺すれば安逸を貪るのだ、と。進歩的な評論家は、人生は戦闘であり、自殺者は逃兵である、死んでもその罪を蔽うに足りぬと言う。これももっともではあるが、しかしいささか大雑把に過ぎる。

  人の世には犯罪学者がいて、一派は環境によると言い、一派は個人によると言う。今盛んなのは後の説だ。なぜなら前の説を信ずれば、犯罪者を根絶するには環境を改造せねばならず、事が厄介で恐ろしくなるからだ。秦夫人の自殺の批判者も、大抵はこの後の一派に属する。

  確かに、自殺した以上、これは彼女が弱者であることを証明した。しかし、どうして弱くなったのか。肝心なのは、彼女の舅の手紙を見るべきだということだ。彼女を呼び戻すために、両家の名声をちらつかせ、亡くなった夫の乩(こっくり)の言葉で心を動かそうとした。さらに彼女の弟の挽聯を見るべきだ。「妻は夫に殉じ、子は母に殉ず……」これを千古の美談と見なす意がありありとしているではないか。かくの如き家庭に生まれ育ち陶冶された人が、どうして弱者にならずにいられよう。我々はもちろん奮闘を求めてよいが、暗黒の呑噬する力はしばしば孤軍に勝る。しかも自殺の批判者が必ずしも戦闘の応援者であるとは限らず、他人が奮闘し、もがき、敗れる時には、かえって鴉雀の声もないのかもしれぬ。窮郷僻壤や都会の中で、孤児寡婦、貧女労人が運命に従って死に、あるいは運命に抗いながらも遂に死なざるを得ぬ者がどれほどいるか。しかし誰の口に上り、誰の心を動かしたか。まことに「自ら溝渠に縊れて之を知る者なし」なのだ。 人はもちろん生存すべきだが、それは進化のため。苦しんでもよいが、それは将来の一切の苦を解除するため。さらに戦うべきだが、それは改革のためだ。他人の自殺を責める者は、一方で人を責めつつ、一方ではまさに人を自殺の道に駆り立てる環境に挑戦し、進撃すべきなのだ。もし暗黒の主力に対して一辞も置かず一矢も発せず、ただ「弱者」にくどくど言い続けるだけならば、たとえ彼がいかに義憤を色に表そうとも、私は言わざるを得ない──私もまことに堪えきれなくなった──彼は実は殺人者の幇凶に過ぎぬのだと。

 

  (五月二十四日。)

 

 

 

【「……」「□□□□」論補遺                    曼雪  】

 

  徐先生が『人間世』に、このような題目の論を発表された。この道については、私はそれほど深く造詣していないが、「愚者千慮に必ず一得あり」ゆえ、いささか補いたいと思う。もちろん浅薄さは遙かに浅薄であるが。

  「……」は舶来品で、五四運動の後にようやく輸入されたものだ。以前、林琴南先生が小説を訳した際、「此の語未だ完らず」と夾注していたのが、まさにこれの翻訳だ。洋書では普通六点を用い、吝嗇な者は三点しか用いない。しかし中国は「地大物博」であるから、同化の際に次第に長くなり、九点、十二点、ついには数十点に及ぶ。ある種の大作家に至っては、少なくとも三四行は点を打ち、その中の奥義が無窮無尽にして、まことに言語では形容し得ぬことを示す。読者もおおむねそう思い、もしその中の奥義が感じ取れぬと言う者があれば、それは低能児なのだ。

  しかし帰するところ、やはりアンデルセン童話の「皇帝の新しい衣」のようで、実は何もない。ただし子供でなければ、ありのままに大声で言い出す者はいない。子供は文学者の「創作」を読まぬから、中国では誰も種明かしをしない。しかし天気は寒くなるもので、裸のまま一年中路上を歩けるわけもなく、結局は宮殿に隠れるしかない。数行の点を打つ妙文も、近頃はあまり見かけなくなった。

  「□□」は国産品で、『穆天子伝』にすでにこの代物がある。先生が教えてくれたのは、闕文(欠字)だということだ。この闕文も騒ぎを起こしたことがあり、「口は垢を生じ、口は口を戕す」の三つの口字も闕文だと言った者がいて、また誰かに大いに罵られた。ただし以前は古人の著作にしか見えず、補いようがなかったが、今は今人の著作に見え、補おうとしても補えない。現在に至って、次第に「××」で代える傾向がある。これは日本から輸入されたものだ。これが多ければ、その著作の内容について我々は激烈なものを予感する。しかし実はそうでもない場合がある。でたらめに何行か×を付けて印刷すれば、読者に作家の激烈さを敬服させ、検閲官の峻厳さを恨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が、検閲に回す際には、検閲官に自分の従順さを好ましく思わせ、多くのことを敢えて言わず、ただこれほど熱心に×を打っただけだと示せる。一挙両得であり、何行かの点を打つよりもさらに巧妙だ。中国はまさに排日の最中であるから、この錦嚢の妙計はあるいは模倣されることはあるまい。

  今は何でも金を出して買わねばならず、もちろん何でも金に換えて売ることもできる。しかし「何もないもの」までも金に換えて売れるとは、いささか意表を出る。ただし、このことを知った後には、造謡を生業とするのは、今なお「品質保証、老若を欺かず」の暮らし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

 

  (五月二十四日。)

 

 

 

【誰が没落しているのか                   常庚  】

 

  五月二十八日の『大晩報』が、文芸上の重要な新聞を一つ教えてくれた──

 

  「我が国の美術家劉海粟、徐悲鴻らが、近頃ソ連モスクワにて中国書画展覧会を開催し、彼の国の人士の極力なる賞賛を得た。我が国の書画名作を揄揚し、ソ連で盛んに流行する象徴主義作品と切合するとの由。さてソ連の芸術界は従来写実と象徴の二派に分かれるが、今や写実主義は漸く没落し、象徴主義は朝野一致の提唱を経て、欣々向栄の概を呈しつつあり。彼の国の芸術家が我が国の書画作品の象徴派に深く合致するを見て、たちまち中国の演劇もまた必ず象徴主義を採用しているに違いないと想い起こし、中国の戯曲名家梅蘭芳らを招いて演芸させんと……。この件はすでにロシア側より中国駐露大使館と交渉中にして、同時にソ連駐華大使ボゴモロフも訓令を受け、中国側とこの件を協議中なり。……」

 

  これは喜ばしい知らせであり、我々が喜ぶに値する。しかし「国光を発揚」したと喜んだ後には、少し沈静になって以下の事実を考えるべきだ──

  一、中国画と印象主義に一脈相通ずるところがあると言うなら、まだ言えなくもないが、「ソ連で盛んに流行する象徴主義と切合する」とするのは、いささか夢物語に近い。紫藤の半枝、松の一株、虎一頭、雀数羽、中には確かに実物に似ていないものもあるが、それは似せて描けないからであって、いつ別の何かを「象徴」したことがあろうか。

  二、ソ連における象徴主義の没落は十月革命の時であり、その後に構成主義が勃興し、さらにその後次第に写実主義に排斥された。ゆえに構成主義が漸く没落し、写実主義が「欣々向栄の概を呈している」と言うなら言えるが、そうでなければ夢物語だ。ソ連の文芸界に象徴主義の作品がいったい何があるか。

  三、隈取りと手振りは代数であって、象徴ではない。白鼻が道化を表し、花面が豪傑を表し、鞭を執れば馬に乗ることを表し、手を押せば門を開けることを表す以外に、いったいどこに言い表し得ぬ深い意味があるか。

  ヨーロッパは我々から実に遠く、あちらの文芸事情も実にあまりよく分からぬ。しかし今や二十世紀はすでに三分の一を過ぎ、粗浅なことは少しは知っている。このような新聞はかえって「象徴主義の作品」だと感じさせる。それは彼らの芸術の消亡を象徴しているのだ。

 

  (五月三十日。)

 

 

 

【逆さ提げ                            公汗  】

 

  西洋の慈善家は動物を虐待するのを見るのを恐れるもので、鶏鴨を逆さに提げて租界を歩けば処罰される。いわゆる処罰とは罰金に過ぎず、金さえ惜しまなければ逆さに提げることもできるが、しかし畢竟処罰は受ける。そこで何人かの華人が大いに不平を鳴らし、西洋人は動物を優待し華人を虐待し、鶏鴨にも及ばぬと言った。

  これは実は西洋人に対する誤解だ。彼らが我々を蔑視するのは確かだが、動物以下に置いたわけではない。もちろん鶏鴨というものは、いかにしても結局は厨房に送られて大菜になるだけで、順に提げようが逆に提げようが帰結する運命には何の補いにもならぬ。しかし言葉が話せず抵抗もできぬのに、何も無益な虐待を加えることもあるまい。西洋人は何事も有益であることを重んずるのだ。我々の古人も人民の「倒懸」の苦は思いついており、しかもまことに的確に形容してもいるが、鶏鴨の逆さ提げの災いまでは察知し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生きたまま驢馬の肉を切る」「鵞鳥の掌を生きたまま焙る」といった無聊な残虐に対しては、とうに文章で攻撃していた。この心情は東西に共通するものだ。

  しかし人に対する心情は、いくらか異なるようだ。人は組織でき、反抗でき、奴隷にもなり主人にもなれる。努力しなければもちろん永遠に下僕に沈むが、自由解放すれば互いの平等を勝ち取れる。その運命は必ずしも厨房に送られて大菜にされるとは限らぬ。卑しき者ほど主人の憐愛を受ける。ゆえに西崽(洋館のボーイ)が叭児(犬)を打てば西崽が叱られ、平人が西崽に逆らえば平人が咎められる。租界には華人の苛待を禁ずる規則がない。それはまさに我々が自ら力を持ち、自ら才覚を持つべきで、鶏鴨とは全く異なるからだ。

  しかるに我々は古典の中から、仁人義士が倒懸を救いに来るという空言を聞き慣れてしまい、今に至るもなお天上かどこか高遠な所から恩典が降ってくることを想い続け、甚だしきに至っては「乱離の人と作ることなかれ、寧ろ太平の犬たれ」と、犬になることも厭わず、しかし群を成して改革することは肯んじない。租界の鶏鴨にも及ばぬと自嘆する者も、まさにこの気風なのだ。

  この類の人物が多くなれば、かえって皆が倒懸にされるのであり、しかも厨房に送られる時にも一時的に救ってくれる者もいない。これはまさに我々が畢竟人間であるのに、不甲斐ない人間であるがためなのだ。

 

  (六月三日。)

 

  花辺文学を論ず                      林黙

 

  近頃一種の文章がある。四辺を花模様で囲み、幾つかの副刊に現れる。この文章は毎日一段、雍容として閑適、緻密にして整斉、外形は「雑感」に似ているが「格言」にも似て、内容は痛くも痒くもなく何の当てもない。小品か語録の類らしい。今日は一則の「偶感」、明日は一段の「……だそうだ」。著者から見れば、もちろん好い文章で、裏表をひっくり返してもすべて道理となり、八股文の能事を尽くしている。しかし読者から見ると、痛くも痒くもないようでいて、往々にして毒汁を滲ませ、妖言を撒布している。例えばガンジーが刺されると、たちまち一篇の「偶感」を書き、「マハトマ」を一しきり称揚し、暴徒の乱を罵倒し、聖雄のために気を吐き災いを祓い、ついでに読者にも「一切を見定める」「勇武平和」の不抵抗主義的説教を講じる類だ。この種の文章に名づけようがないが、ひとまず「花辺体」あるいは「花辺文学」と名づけておこう。

  この花辺体の由来は、おおむね小品文が鳥道に入った後の変種だ。この種の小品文の擁護者に言わせれば、流伝していくものだという(『人間世』「小品文について」参照)。では彼らの流伝の道を見てみよう。六月二十八日『申報・自由談』にこのような文章が載った。題目は「逆さ提げ」。大意は西洋人が鶏鴨の逆さ提げを禁じており、華人がかなり不平を鳴らしたこと。西洋人は華人を虐待し鶏鴨にも及ばぬと。

  そこでこの花辺文学家が議論した。彼は言う。「これは実は西洋人に対する誤解だ。彼らが我々を蔑視するのは確かだが、動物以下に置いたのではない。」

  なぜ「置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いわく「人は組織でき、反抗でき……自ら力と才覚を持ち、鶏鴨とは全く異なるから」だそうだ。ゆえに租界には華人の苛待を禁ずる規則がない。華人の虐待を禁じないのは、もちろん華人を鶏鴨より上に見ているからだ、と。

  不平を鳴らしたいなら、なぜ反抗しないのか。

  そしてこれらの不平の士は、花辺文学家が「古典」から得た証拠によれば、「犬になることも厭わぬ」不甲斐ない輩だと断じられる。

  その意味は極めて明白だ。第一に、西洋人は華人を鶏鴨以下に置いてはおらず、鶏鴨にも及ばぬと嘆く者は西洋人を誤解している。第二に、西洋人のこの優遇を受けて、不平を鳴らすべきでない。第三に、彼は正面から人は反抗できるものだと認め、反抗せよと言ってはいるが、実は西洋人が華人を尊重するがゆえに、この虐待は欠かせず、しかも一歩進めてもよいと説明しているのだ。第四に、もし不平を言う者がいれば、彼は「古典」から華人の不甲斐なさを証明できるのだ。

  上海の洋行には、洋人のために商売を営む華人がおり、通称「買弁」という。彼らが同胞と商売をする際、洋貨がいかに国貨より優れ、外国人がいかに礼節と信用を重んじ、中国人は豚で淘汰されるべきだと吹聴するほかに、もう一つの特徴がある。洋人を口にする時「うちの旦那」と称するのだ。この「逆さ提げ」の傑作は、その口振りからすると、おおむねこの手の人間がその旦那のために書いた手になるものであろう。なぜなら第一に、この手の人間は常に西洋人を理解していると自負し、西洋人も彼に甚だ丁寧である。第二に、彼らはしばしば西洋人(すなわちその旦那)が中国を統治し華人を虐待することに賛成する。中国人は豚だからだ。第三に、彼らは中国人が西洋人を恨むことに最も反対する。不平を抱くことは、彼らから見ればさらに危険思想なのだ。

  この手の人間、あるいはこの手の人間への昇格を望む者の筆から生まれたのが、この篇の「花辺文学」の傑作である。しかし惜しむべきは、この種の文人やこの種の文字がいかに西洋人のために弁護し説教しても、中国人の不平は免れ得ぬということだ。なぜなら西洋人は確かに中国を鶏鴨以下に置いてはいないが、事実上鶏鴨以上に置いたとも言い難いからだ。香港の役人が中国の囚人を逆さに提げて二階から投げ落としたのは、すでに遠い昔のこと。近くは上海、昨年の高丫頭、今年の蔡洋其の輩、彼らの遭遇は鶏鴨に勝るものではなく、死傷の惨烈はむしろ過ぎたるものがあった。これらの事実を我ら華人は一つ一つ見ており、背を向ければ忘れるようなことではない。花辺文学家の口と筆でどうして朦昧にできようか。

  不平を抱く華人は果たして花辺文学家の「古典」の証明するように、一律に不甲斐ないか。そうでもない。我々の古典には、九年前の五・三十運動、二年前の一・二八の戦争、今なお艱苦の中で持ちこたえている東北義勇軍があるではないか。これらが華人の不平の気が集積して成った勇敢な戦闘と反抗でないと誰が言えようか。

  「花辺体」の文章が流伝に頼りとする長所はここにある。今は確かに流伝しており、ある人々に擁護されている。しかし遠からぬうちに、必ず唾棄する者が現れるだろう。今は「大衆語」文学を建設する時であり、「花辺文学」はその形式であれ内容であれ、大衆の目には流伝し得ぬ日が来るであろうと思う。

  この文章はいくつもの所に投稿したが、すべて拒まれた。まさかこの文章がまた私怨を晴らすとの嫌疑をかけられ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しかしこの「指図」はなかったのだ。事に即して論じれば、吐き出す必要が確かにあると感じた。文中に行き過ぎた所があるかもしれぬが、私が全く間違っていると言われても、それは承服できない。もし得罪したのが先輩や友人であれば、この一点をご諒解願いたい。 しかし江北の人は玩具を作る天才だ。彼らは長さの異なる二つの竹筒を、赤と緑に染めて一列に連ね、筒の中にバネを仕込み、傍に取っ手を一つつけ、回せばガタガタと鳴る。これが機関銃だ。私の見た唯一の創作でもある。私は租界の端で一つ買い、子供と一緒に振りながら路を歩いた。文明の西洋人と勝利の日本人はこれを見て、大抵我々に蔑みか憐みかの苦笑を投げてよこした。

  しかし我々は振りながら路を歩き、少しも恥じなかった。なぜならこれは創作だからだ。一昨年来、江北の人をかなり罵る者がいた。まるでそうしなければ自らの高潔さを示すに足りぬかのようだったが、今は沈黙し、その高潔さも渺然として茫然だ。ところが江北の人は粗笨な機関銃の玩具を創り出し、堅強な自信と質朴な才能をもって文明の玩具と争っている。彼らは、外国から最新式の兵器を買って帰った人物よりも、いっそう賛頌に値すると私は思う。もっともまた誰かが私に蔑みか憐みかの冷笑を投げるかもしれないが。

 

  (六月十一日。)

 

 

 

【間食                             莫朕  】

 

  出版界の現状は、定期刊行物が多く専門書が少なく、心ある人を愁えさせ、小品が多く大作が少なく、またぞ心ある人を愁えさせる。人にして心あらば、まことに「日々愁城に坐す」であろう。

  しかしこの状態は由来久しく、今はただいくらか変遷し、いっそう顕著になっただけだ。

  上海の住民は元来間食が好きだ。もし注意して聞けば、屋外で間食の売り声を上げる者は、つねに「まことに数多し」だ。桂花白砂糖倫教糕、豚脂白砂糖蓮心粥、海老肉の雲呑麺、胡麻バナナ、南洋マンゴー、西路(シャム)蜜柑、瓜子大王、さらに蜜餞、橄欖等々。胃袋さえよければ、朝から真夜中まで食べ続けられるが、胃袋が悪くても構わぬ。なぜならこれは肥った魚や大きな肉とは違い、分量はもともと甚だ少ないからだ。その効能は、聞くところでは、閑を消ずる中に養生の益を得、しかも味がよいという。

  数年前の出版物は、「養生の益」のある間食であった。あるいは「入門」と称し、あるいは「ABC」と称し、あるいは「概論」と称し、つまりは薄い一冊で、わずか数角の金と半時間の時間を費やすだけで、一種の科学、あるいは文学の全貌、あるいは一つの外国語が分かるというものだ。その意味は、五香瓜子を一包み食べさえすれば、その人を繁栄滋長させ、五年分の飯に匹敵するということだ。数年試みたが効果は顕著でなく、かなり灰心した。試してみて名ばかり実がなければ、灰心するのは避けがたい。例えば今やほとんど仙人修行や黄金練成をする者がおらず、温泉と宝くじに置き換わったのは、まさに試みて無効だった結果だ。そこで「養生」の方面は緩め、「味がよい」方面に偏っていった。もちろん、間食はやはり間食だ。上海の住民と間食とは、死んでも切り離せないのだ。

  そこで小品が現れた。しかしこれもまた新しい芸当ではない。老九章の商売が隆盛だった頃にも、『筆記小説大観』の類があった。これは間食一大箱である。老九章が閉店した後は、もちろんそれに伴って一小撮になった。分量が少なくなったのに、なぜかえって騒々しく、満城風雨を引き起こしたのか。思うに、これは担ぎ台に篆書とローマ字母の合璧の年紅電灯の看板を掲げたからだ。

  しかし依然として間食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上海住民の感応力は以前より敏捷になった。さもなくばなぜ騒ぐだろう。しかしこれはあるいはまさに神経衰弱のためかもしれぬ。もしそうであれば、間食の前途はかえって憂うべきだ。

 

  (六月十一日。)

 

 

 

【「此の生か彼の生か」                      白道  】

 

  「此の生か彼の生か。」

  今この五文字を書き出して読者に問おう。どういう意味か。

  もし『申報』で汪懋祖先生の文章を見たことがあれば──「……例えば『この学生かあの学生か』と言うところを、文言では『此の生か彼の生か』とするだけで明瞭であり、その省力たるやいかばかりか……」──であれば、これが「この学生かあの学生か」の意味だとおそらく思い当たれよう。

  さもなくば、その答えは躊躇せざるを得まい。なぜならこの五文字は、少なくとも更に二つの解釈が可能だからだ。一、この秀才かあの秀才か(生員の生)。二、この世か来世の別の世か(生涯の生)。

  文言は白話に比べて、時に確かに字数は少ない。しかしその意味もまた比較的曖昧だ。我々が文言文を読む時、往々にして我々の知識を増やすことができぬのみならず、我々がすでに持っている知識を頼りにして、それに注解し補足してやらねばならぬ。精密な白話に翻してはじめて、ようやく分かったと言えるのだ。もし最初から白話を用いれば、たとえ数文字多く書くことになっても、読者にとって「その省力たるやいかばかりか」。

  私は文言を主張する汪懋祖先生自身が挙げた文言の例をもって、文言の使い物にならぬことを証明した。

 

  (六月二十三日。)

 

 

 

【まさにその時                        張承禄  】

 

  「山梁の雌雉、時なるかな時なるかな!」物事にはおのずとその時がある。

  「聖書」「仏典」は、一部の人々の嘲笑を受けてすでに十余年。「今の是にして昨の非なるを覚る」──今こそが復興の時だ。関帝と岳飛は清朝で幾度も封贈を受けた神明であったが、民元の革命で閑却された。再び思い出されたのは袁世凱の晩年だが、また袁世凱とともに蓋棺となった。そして二度目に再び思い出されたのが、今なのだ。

  この時節にはもちろん文言を重んじ、文袋を振り回し、雅致を掲げ、古書を読むことになる。

  もし小家の子弟であれば、外でどんなに大嵐が吹こうとも、やはり勇往邁進し、命懸けで足掻かねばならぬ。安穏な古巣に帰る所がなく、前に進むしかないからだ。家を成し業を立てた後には、家譜を修め祠堂を造り、堂々と旧家の子弟を自任するかもしれぬが、それは畢竟後の話だ。もし旧家の子弟であれば、雄を誇り、珍しがり、時流に乗り、飯を食うために、もちろん外に出ないでもないが、しかしわずかな成功あるいはわずかな挫折だけで、たちまち退縮させられる。この縮みようがまた小さくなく、そのまま家に退き、さらに悪いことにその家は古い破れた大屋敷なのだ。

  この大屋敷には蔵の古い品物があり、壁隅の埃があり、一時にはとても運び出せぬ。もし坐食の余暇があれば、東を探り西を漁り、古書を修め、古壺を磨き、家譜を読み、祖先の徳を偲んで歳月を消磨できる。もし窮極無聊であれば、なおさら古書を修め、古壺を磨き、家譜を読み、祖先の徳を偲び、ひいては汚い壁の根元をひっくり返し、空虚な引き出しを開け、自分でも何だか分からぬ宝物を発見して、この手の施しようのない貧窮を救おうとする。この二種の人、小康と窮乏は異なり、悠閑と急迫は異なり、ゆえに結末の緩急も異なるが、しかしこの時節には、ともにまさに古董の中で暮らしを立てている。ゆえにその主張と行為は異ならず、声勢も浩大に見えるのだ。

  そこでまた一部の青年にも影響が及び、古董の中にまことに自分の救い主を見つけられると信じるようになる。小康者を見れば、こんなに閑適だ。急迫者を見れば、こんなに専精だ。これには道理がないはずがない。真似する者が出るのは当然だ。しかし時光もまた決して容赦せず、彼は遂に空虚を得るであろう。急迫者にとっては妄想であり、小康者にとっては冗談だ。主張者にもし特操も灼見もなければ、古董を香案の上に供えるべきだと言おうが厠に投げ込めと言おうが、実は皆ただ一時の自欺欺人の任務を果たしているだけで、先例を求めれば至る所にある。

 

  (六月二十三日。)

 

 

 

【重訳を論ず                        史賁  】

 

  穆木天先生は二十一日の「火炬」で、作家が無聊な遊記の類を書くことに反対し、中国にギリシア・ローマから現代に至る文学の名作を紹介する方がましだとした。これは甚だ切実な忠告だと私は思う。しかし彼は十九日の「自由談」では間接翻訳に反対し、「一種のずるいやり方だ」と言った。もっとも恕すべき条件もいくつか付してはいたが。これは後の発言と矛盾しており、また誤解を招きやすいので、一言述べたいと思う。

  重訳は確かに直接訳より容易だ。まず、原文が訳者をして我が力の及ばざるを恥じさせ、敢えて筆を執らせぬという長所の若干部分が、先に原訳者によって消去されている。訳文は大抵原文に及ばぬもので、中国の粤語を京語に、あるいは京語を滬語に訳すだけでも、なかなか適切にはいかぬ。重訳においては、原文の長所に対する躊躇が減ずる。次に、難解な箇所に忠実な訳者はしばしば注解を付しており、一目瞭然たりうるが、原書にはかえってないこともある。しかしこのため、直接訳が誤りで間接訳が正しいということも時にあるのだ。

  ある国の言葉を解するならばその国の文学を訳すのが最善だという主張は、断じて誤りでない。しかしもしそうであれば、中国にギリシア・ローマから現代に至る文学名作の訳本は望み難くなる。中国人が解する外国語は、おそらく英語が最も多く、日本語がこれに次ぐ。もし重訳をせねば、我々は英米と日本の文学作品ばかりを見ることになり、イプセンもなく、イバーニエスもなく、極めて通行するアンデルセンの童話やセルバンテスの『ドン・キホーテ』すら見ることができぬ。何と哀れな視野であろうか。もちろん中国にデンマーク語、ノルウェー語、スペイン語に精通する人がい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が、しかし彼らは今に至るまで訳していない。我々が今持っているものはすべて英語からの重訳だ。ソ連の作品すら大抵は英仏語からの重訳なのだ。

  ゆえに私は思う。翻訳に対しては、今はまだ厳峻な堡塁を必要としないようだ。最も肝心なのは訳文の良否を見ることで、直接訳か間接訳かは重んずるに及ばず、投機かどうかも詮索するに及ばない。原訳文に深く通じた時流に乗る者の重訳本は、時として原文をあまり解さぬ忠実者の直接訳本より優れることがある。日本の改造社訳の『ゴーリキー全集』は、かつて一部の革命家に投機だと斥けられたが、革命家の訳本が出ると、かえって前者の優良さが際立ったのだ。ただしもう一つ条件を付さねばならぬ。原訳文にあまり通じぬ時流に乗る者の速成訳本は、これはまことに恕し難い。

  将来各種の名作に直接訳本が出れば、その時こそ重訳本が淘汰されるべき時だ。しかしその訳本は旧訳本より優れ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ず、ただ「直接翻訳」を護身の盾にすることはできぬ。

 

  (六月二十四日。)

 

 

 

【再び重訳を論ず                        史賁  】

 

  穆木天先生の「重訳その他を論ず」下篇の末尾を見て、私の誤解を解こ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が初めて分かった。しかし特に誤解はなかったと思う。異なる点は、ただ軽重を逆にしたことで、私は先ず成果の良否を見るべきで、訳文が直接か間接か、また訳者の動機がいかなるものかは問わぬと主張するのだ。

  木天先生は訳者に「自知」を求め、自分の長所を用いて「一労永逸」の書を訳せと言う。さもなくば手を出さぬ方がよい、と。つまり荊棘を植えるくらいなら白地を残しておき、別のよい庭師に永く鑑賞に堪える佳花を植えさせよということだ。しかし「一労永逸」という言葉はあるが、「一労永逸」の事は甚だ少なく、文字について言えば、中国のこの方塊字は決して「一労永逸」の符号ではない。しかも白地を永久に保つことは決してできず、空き地があれば荊棘か雀麦が生える。最も肝心なのは誰かが処理に来ることだ。培植するか、削除するかして、翻訳界をいくらか蕪雑から免れしめる。これが批評なのだ。

  しかるに我々は古来翻訳を軽んじてきた。殊に重訳を。創作に対しては批評家がまだしも時々口を開くが、翻訳となると、数年前にはまだ誤訳を指摘する文章がたまにあったが、近頃は甚だ稀になった。重訳に対してはさらに少ない。しかし仕事の上では、翻訳の批評は創作の批評より難しい。原文を見るには訳者以上の功力が必要なだけでなく、作品にも訳者以上の理解が必要だ。木天先生の言うように、重訳には数種の訳本が参考にでき、これは訳者には甚だ便利だ。甲の訳本が疑わしい時に乙の訳本を参看できるからだ。直接訳はそうはいかず、分からぬ箇所があれば手の施しようがない。世にはわざわざ異なる文章を用いて、一句一句意味の同じ二つの作品を書く著者はいないのだから。重訳の書が多い理由の一つはこれかもしれぬ。怠惰と言ってもよいが、おおむねやはり語学力の不足のためであろう。各本を参酌して成った訳本に出会うと、批評はいっそう難しく、少なくとも各種の原訳本を読めなければならぬ。陳源訳の『父と子』、魯迅訳の『壊滅』などは、皆このたぐいに属する。

  翻訳の道は広くし、批評の仕事を重視すべきだと私は思う。もしただ論を極めて厳しくし、訳者自身に慎重ならしめようとするだけなら、かえって逆の結果を得るだろう。良い者は慎重になるが、乱訳者は依然として乱訳し、この時悪い訳本はまだましな訳本より多くなるのだ。

  最後にさほど重要でない数言を付す。木天先生は重訳を疑うあまり、ドイツ語訳本を見た後に、自分が訳した『タシケント』まで、フランス語原訳本は節本であると断じた。しかし実はそうではない。ドイツ語訳本は確かに厚いが、二つの小説が合冊されているからで、後半の大部分はセラフィモーヴィチの『鉄の流れ』なのだ。ゆえに我々が持っている漢訳『タシケント』も節本ではない。

 

  (七月三日。)

 

 

 

【「徹底」の底                         公汗  】

 

  今や一人の人の立論に対して、もしそれを「高超」と言えば、論者の反感を招く恐れがあろう。しかしもしそれを「徹底」だ、「非常に前進的」だと言えば、まだ何の障りもないようだ。

  今やまさに「徹底」で「非常に前進的」な議論が「高超」な議論に取って代わった時なのだ。

  文芸には本来いずれも対象の界限がある。例えば文学は元来文字を解する読者を対象としており、文字を解する程度には差異があるから、文章に深浅があるのは当然だ。そして文字は平易に、文章は明白にすべきだという主張も、やはり作者の本分だ。しかるにこの時「徹底」論者が立ち上がって言う。中国には多くの文盲がいるが、それをどうするのかと。これはまことに文学者に対する当頭の一棒であり、たちまち悶死して見せるしかない。

  ただしもう一隊の救兵を招くことはできる。すなわち弁解だ。なぜなら文盲はすでに文学の作用の範囲の外にあるのだから、この時は画家、演劇家、映画作家に出馬を請い、文字以外の形象的なものを見せるしかない。しかしこれでもまだ「徹底」論者の口を塞ぐには足りず、彼は文盲の中にはさらに色盲がおり、盲人がいる、どうするのかと言う。かくて芸術家たちも当頭の一棒を食らい、たちまち悶死して見せるしかない。

  では最後のあがきとして、色盲・盲人の類には講演・歌唱・講談を用いると言おう。それはそれで言えなくもない。しかるに彼は問う。まさか中国にはさらに聾者がいることを忘れたわけではあるまい。

  またぞ当頭の一棒。悶死。皆悶死だ。

  かくて「徹底」論者は一つの結論を得た。今の一切の文芸はすべて無用であり、徹底的に改革せねばならぬ、と。 彼はこの結論を定めた後、どこへ行ってしまったか分からない。誰が「徹底的に」改革するのか? それは当然、文芸家だ。しかし文芸家にもまた「徹底的」でない者が多く、かくして中国にはいつまでも、文盲にも色盲にも盲人にも聾者にも、すべてに効く――「徹底的」な良い文芸がないのだ。


だが「徹底」論者は時に首を出しては文芸家を一喝する。


文芸に携わる者が、このような大人物に出くわした時にその鬼面を剥ぎ取れなければ、文芸は前進しないのみか、萎縮するばかりで、ついには彼に消滅させられるだろう。切実な文芸家は、この種の「徹底」論者の正体を見極めねばならない!



(七月八日。)




【蝉の世界                            鄧当世  】



中国の学者たちは、あらゆる智識は必ず聖賢から、あるいは少なくとも学者の口から出るものと考えていることが多く、火や薬草の発明・利用さえも民衆とは無縁で、すべて古代の聖王が一手に引き受けたことになっている。燧人氏、神農氏と。だから「一切の智識は必ず動物の口から出ると言わんばかりだが、これまた奇なるかな」と言う人がいるのも、まったく不思議ではない。


しかも「動物の口から出た」智識は、我が中国では、しばしば真の智識ではない。暑くてたまらず、窓という窓が開け放たれると、無線ラジオを備えた家はことごとく音波を街頭に放ち、「民と同じく楽しむ」。ああだこうだ、歌って歌って。外国は知らないが、中国の放送は朝から夜まで歌が流れ、一方では甲高く、一方ではしわがれ、その気になれば耳の休まる暇が一刻もない。同時に扇風機を回し、アイスクリームを食べる。「水位大いに上昇」「旱魃すでに成る」の地方とは毫も関係なく、窓の外で油汗を流しながら終日あくせく暮らしている人々の世界とも、まったく別世界なのだ。


ああだこうだと朗々たる歌声の中で、私はふとフランスの詩人ラ・フォンテーヌの有名な寓話「蝉と蟻」を思い出した。同じく火のような太陽の夏、蟻は地面で辛苦して働き、蝉は枝頭で高らかに鳴きながら、蟻を俗だと笑いさえする。ところが秋風が来て、ひんやりと日に日に涼しくなると、蝉は衣もなく食もなく、浮浪者と化し、早くから備えていた蟻に一通り説教されてしまう。これは私が小学校で「教育を受けていた」頃、先生が聞かせてくれた話だ。あの時はひどく感動したらしく、今でも時々思い出す。


だが、覚えてはいるものの、「卒業即失業」の教訓のために、考えは蟻とだいぶ違ってしまった。秋風は間もなく来るし、日に日に涼しくもなるだろう。しかしその時に衣食に窮するのは、恐らくまさに今油汗を流している人々の方で、洋館の周囲は確かに静まり返るだろうが、それは窓を固く閉め、音波もろとも暖炉の温気を中に留めたからで、遥かにあの中を想像すれば、おそらくやはり相変わらず、ああだこうだと「ありがとう、小雨さん」が流れているだろう。


「動物の口から出た」智識は、我が中国では往々にして通用しないではないか?


中国には中国の聖賢と学者がいる。「心を労する者は人を治め、力を労する者は人に治めらる。人に治めらるる者は人を食(やしな)い、人を治むる者は人に食われる」と、なんと簡潔明瞭に言い切ったことか。もし先生が早くにこれを教えてくれていたら、私も上のような感想を抱き、紙と筆の無駄をすることもなかったろう。これもまた中国人が中国の古書を読まねばならぬことの好い証拠だ。



(七月八日。)




【勘定                              莫朕  】



清代の学術の話になると、何人かの学者は決まって眉を輝かせ、あの発達は前代に類がないと言う。証拠もまことに十二分だ。経典の注解は層出不窮、小学(音韻訓詁)も非常に進歩し、史論家こそ絶滅したが、考史家は少なくない。とりわけ考証学は、宋・明人が決して読み解けなかった古書を我々に明らかにしてくれた……


だが言い出すとまた躊躇が出て、英雄殿に私はユダヤ人だと指定されはしないかと心配になるが、実際にはそうではない。私は学者が清代の学術を語るのに出くわすたび、いつも同時にこう思わずにはいられな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といった小事は持ち出さないにしても、全国の国土を失い、みんな丸々二百五十年奴隷であったのに、引き換えに得たのがこの数頁の輝かしい学術史。この取引は結局、儲かったのか損をしたのか?


残念ながら私は数学者ではないので、結局はっきりしなかった。だが直感では、恐らく損をしたのだろうと思う。庚子の賠償金で限られた数人の学者を養成するよりも、はるかに大きな損失だ。


だがこれはおそらくまた俗論にすぎまい。学者の見解は得失を超越している。得失を超越していると言いながらも、利害の大小の弁別がまったく無いわけでもないらしい。孔子を尊ぶことこそ最大にして、儒を崇めることこそ最要。だから孔子を尊び儒を崇めさえすれば、いかなる新朝にも首を垂れて差し支えない。新朝に対する言い方は「反って来て中国民族の心を征服する」というのだ。


そしてこの中国民族の心の一部は、実に徹底的に征服されていて、今に至るもなお、兵燹・疫病・水旱・風蝗と引き換えに、孔廟の重修、雷峰塔の再建、男女同行の禁忌、四庫珍本の発行といった大看板を手に入れている。


私とて、災害は一時的なもので、記録がなければ翌年には誰も口にしなくなることは承知しているし、輝かしい事業は永久のものだということも知っている。しかしどうしたわけか、私はユダヤ人ではないのに、損益の話をしたがるところがあり、みんなでこれまで誰も持ち出さなかったこの帳簿を算えてみたいと思う。――しかも、今がまさにその時なのだ。



(七月十七日。)




【水の性                           公汗  】



暑い日が二十日近くも続き、上海の新聞を見ると、ほぼ毎日のように川に入って水浴びし、溺死した者の記事がある。水辺の村ではめったに見ないことだ。


水辺の村は水が多く、水についての知識が多く、泳げる者も多い。泳げなければ、軽々しく水に入ったりはしない。この泳ぐ技能を、俗に「水性を識る」と言う。


この「水性を識る」を、もし「買弁」式の白話で、やや詳しく説明するなら――第一に、火が人を焼き殺せるように、水も人を溺れさせ得ると知ること。だが水の姿は柔和で、親しみやすく見え、それゆえ騙されやすい。第二に、水は人を溺れさせ得るが、人を浮かせることもできると知り、その操縦法を工夫し、もっぱら人を浮かせるこの面を利用すること。第三に、その操縦法を会得すること。この法を熟達すれば、「水性を識る」ことは完全に成就する。


だが都会の人々は、泳げないだけでなく、水が人を溺れさせ得ることさえ忘れてしまっているかのようだ。平素は何の準備もなく、その場になっても水の深浅を先に測ることもせず、暑さに耐えかねると服を脱いでざぶんと飛び込み、不幸にして深い所に当たれば、当然死ぬ。しかも私が感じるに、その時に救助しようとする者は、都会では田舎よりも少ないようだ。


だが都会の人間を救うのはおそらくより難しい。救う者が必ず「水性を識る」必要があるのはもちろんだが、救われる者もそれなりに「水性を識る」必要があるからだ。全く力を入れず、救助者に顎を支えてもらいながら浅い所へ浮い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もし焦りすぎて、必死に救助者の体によじ登ろうとすれば、救助者が上手でなければ、自分ごと沈むしかない。


だから私は思う、川に入るなら、まず泳ぎを少し習っておくのが一番だ。何も公園のプールでなくても、川の浅瀬のそばでよい。ただし熟練者の指導が必要だ。次に、もしさまざまな事情で泳ぎを習えないなら、竹竿でまず川の深浅を探り、浅い所でお茶を濁すこと。あるいは最も安全なのは水を汲んで、川岸でさっと浴びるだけにすること。そして最も肝心なのは、水には泳げない者を溺れさせる性質があると知り、しかもしっかりと記憶しておくことだ!


今さらこんな常識を宣伝しようとは、気が触れたか、あるいは「花罫」の原稿料目当てに見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が、事実はまったくそうでない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多くの事は、前衛の批評家に気に入られようとして、目を閉じて豪語していればよい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のだ。



(七月十七日。)




【冗談は冗談として(上)                       康伯度  】



思いがけず劉半農先生が突然病死された。学術界からまた一人減った。これは惜しむべきことだ。しかし私は音韻学には全くの門外漢で、毀誉いずれについても一言を呈する資格がない。私がこれによって思い出すのは別のこと、すなわち現在の白話が「揚棄」もしくは「唾棄」される前に、彼は早くから当時の白話、とりわけ欧化式の白話に対する偉大な「迎撃者」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だ。


彼にはかつて、極めて容易にして極めて力ある妙文があった。



「私は今一つ簡単な例を挙げる。

  先生は自分で鏡を見ず、知らず知らずのうちに、自分自身もまた欧化語法を使い、鬼子の名詞を使う人であることを証明してしまった。だが私が見るに、先生は決して「西洋人の侵略のために張り目をする急先鋒(漢奸)」ではないから、これによって私もまたその一味でないことを証明したい。さもなければ、先生は狗血を含んで人に吹きかけ、先に自分の尊い口を汚すことになる。


思うに、事を論じるのに威嚇や誣陷は無用である。筆を持つ者が、出だしからかんしゃくを起こして私の命を取ろうとするとは、なおさら滑稽千万だ。先生にはもう少し落ち着いて、静かにもう一度自分の手紙を読み直し、自分自身のことを考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いかがだろうか。


右、ご返事申し上げ、併せて


暑中のご安泰をお祈りする。



弟 康伯度 脱帽敬礼す。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冗談は冗談として(下)                     康伯度  】



白話を討伐するもう一つの生力軍は、林語堂先生である。彼が討伐するのは白話の「かえって分かりにくい」ことではなく、白話の「くどくど」しさで、劉先生のような白話を「素朴に返す」意図すら全くなく、意を通じるには「語録式」(白話的な文言)しかないという。


林先生が白話の武装で登場した時、文言と白話の闘争はとうに過去のものであり、劉先生のように自ら混戦をくぐった過来人ではなく、したがって旧日を偲び末流を慨嘆する情緒もない。彼がさっと宋明の語録を「幽默(ユーモア)」の旗の下に据えたのは、もとより極めて自然なことだ。


この「幽默」が『論語』四十五号の「一枚の書き付けの書き方」だ。彼は大工にパテを少々もらおうとして語録体の書き付けを書いたが、「白話に反対する」と言われるのを恐れて、白話体、選体、桐城派体の三種に書き直した。しかしいずれも滑稽で、結局は「書僮」に口頭で伝えさせ、大工からパテをもらった。


『論語』は流行の刊物であるから、ここでは煩を省いて転載しない。要するに、可笑しくないのは語録式の一枚だけで、他の三種はすべて使い物にならない。だがこの四つの異なる役柄は、実はみな林先生一人が演じ分けたもので、一つは正生すなわち「語録式」、他の三つはいずれも道化で、自ら鬼面を装い怪相を作り、正生を一段と立派に引き立てたのだ。


しかしこれはもはや「幽默」ではなく「悪ふざけ」であって、市井で壁に亀を描き、背中に嫌いな者の名前を書くのと同じ戦法で、さして違いはない。ただし、見た人はえてして是非を問わず、描かれた側をくすくす笑う。


「幽默」であれ「悪ふざけ」であれ、結果を生むのであって、その意を心得た上で「悪ふざけ」と見なすのでなければ。


なぜなら事実は文章の通りにはいかないからだ。例えばこの語録式の書き付けだが、中国では実のところ種が途絶えたことがない。暇があれば上海の路地の入り口を覗いてみるとよい。時折そこに一つの台があり、一人の文人が座って、男女の工員のために代筆している。彼の用いる文章は林先生の擬した書き付けほど分かりやすくはないが、確かに「語録式」だ。これが今あらためて持ち出された語録派の末流なのだが、誰も彼の鼻を白く塗ったりはしない。


これが一つの具体的な「幽默」だ。


しかし「幽默」を鑑賞するのもまた難しい。私はかつて生理学から中国の尻叩き刑の合理性を証明したことがある。もし臀部が排泄や座るためだけのものなら、こんなに大きい必要はない。足の裏ははるかに小さいのに、全身を支えるに足りるではないか? 我々はもはや人を食べはしないのだから、肉もこんなに要らない。してみると、叩くための専用部位に違いない。これを人に話すと、大抵「幽默」だと思われる。だがもし叩かれた人がいたり、自分が叩かれたりしたら、その感じ方はこうはいくまい。


仕方がない。みんなが不愉快な時には、恐らく結局は「中国に幽默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のだろう。



(七月十八日。)




【文章を作る                        朔尔  】



沈括の『夢渓筆談』に云う。「往歳、士人多くは対偶を尚んで文を為す。穆修・張景の輩、始めて平文を為し、当時これを『古文』と謂う。穆・張嘗て同じく朝に造り、旦を東華門外に待つ。方(まさ)に文を論ずる次(おり)、適(たま)たま奔馬あるを見る。一犬を踏み殺す。二人各々その事を記し、以て工拙を較ぶ。穆修曰く、『馬逸す。黄犬あり、蹄に遇うて斃(たお)る。』張景曰く、『犬あり、奔馬の下に死す。』時に文体新たに変じ、二人の語は皆拙渋なり。当時すでにこれを工と謂い、之を伝えて今に至る。」


駢文は後に起こったもので、唐虞三代は駢でなく、「平文」を「古文」と称するのはこの意味だ。これを推し広げれば、もし古代に言と文が本当に分かれていなかったなら、「白話文」を「古文」と称しても差し支えないようだが、林語堂先生の「白話の文言」という意味とはまた違う。二人の大作は拙渋であるばかりか、主旨からして異なり、穆は馬が犬を踏み殺したと言い、張は犬が馬に踏み殺されたと言っている。結局、馬に重点を置いたのか、犬に置いたのか? より明白で穏当なのは、沈括の何気ない文章「奔馬あり、一犬を踏み殺す」だ。


古いものを倒そうとすれば力がいり、力を入れすぎると「作り」が出て、「作り」すぎると「生渋」どころか時に「喉に引っかかって出てこない」ことになり、すでに古人が円熟に「作り」上げた古いものよりもかえって劣る。しかも字数にも論旨にも制限のある「花罫文学」の類は、とりわけこの生渋病にかかりやすい。


作りすぎてはいけないが、作らないわけにもいかない。丸太一本と小枝四本で腰掛けを作るのは、今の時代にはいささか粗雑で、やはり鉋(かんな)をかけた方がよい。だが全体に彫刻を施し中をくり抜いてしまっては、座れなくなり腰掛けの体をなさない。ゴーリキーは言う、大衆語は荒削りで、加工されたものが文学だと。これは的を射た指摘だと思う。



(七月二十日。)




【読書瑣記(一)                       焉于  】



ゴーリキーはバルザック小説の会話描写の巧みさに感嘆し、人物の容貌を描かなくても、読者が会話を読んだだけで話し手たちの姿が目に浮かぶようだと言った。(八月号の『文学』所収「わが文学修養」)


中国にはまだそれほどの手腕の小説家はいないが、『水滸伝』と『紅楼夢』の一部には、会話から人物が見えてくる箇所がある。実のところ、これは何も奇異なことではなく、上海の路地裏で小部屋を借りて住む者なら、しょっちゅう体験できる。周囲の住人とは必ずしも顔を合わせたことがないが、薄い板壁一枚しか隔てていないので、ある家の眷属や客の会話、とりわけ大声の会話は大略聞こえ、久しくすると、そこにどんな人がいるか分かり、しかもそれらの人がどんな人かまで、おぼろげに感じ取れるようになる。


もし不要な点を削除して、各人の特色ある会話だけを抜き出せば、他の人間にもその会話から一人一人の話し手の人物像を推し量ら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だが、これがすなわち中国のバルザックだと言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


作者が会話で人物を表現する時、おそらく自身の心の中にはその人物の容姿が存在しており、それが読者に伝わって、読者の心の中にもその人物の容姿が形成される。だが読者が推測する人物は、必ずしも作者が想定したものと同じではなく、バルザックの小さな口髭の痩せた老人が、ゴーリキーの頭の中ではおそらく粗野で逞しい顎鬚の大男に変わっているだろう。もっとも性格や言動はきっと幾分か似通い、おおむね大差はない。ちょうどフランス語をロシア語に翻訳したようなものだ。そうでなければ、文学というものには普遍性がないことになる。


文学には普遍性があるが、読者の体験の違いによって変化し、読者に類似の体験がなければ、効力を失う。例えば我々が『紅楼夢』を読み、文字から林黛玉の人物像を推察するとき、まず梅博士の「黛玉の花を埋む」の写真の先入観を排除して別の姿を想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うすると、おそらく断髪でインド更紗のシャツを着た、やつれて寂しげなモダンガールか、あるいはまた別の何かを想像するだろうが、断定はできない。しかし三、四十年前に出版された『紅楼夢図詠』の類の画像と比べてみれば、きっとまるで違う。あちらに描かれているのは、あの時代の読者の心の中の林黛玉なのだ。


文学には普遍性があるが、限界がある。比較的永続するものもあるが、読者の社会的体験によって変化する。北極のエスキモーやアフリカ奥地の黒人には、「林黛玉型」は理解できまい。健全で合理的な良き社会の人々にも理解できないだろう。彼らはおそらく、我々が始皇帝の焚書や黄巣の殺戮の話を聞く以上に隔靴掻痒の思いをするだろう。一たび変化すれば、もはや永久ではない。文学だけは仙骨を持つと言うのは、夢見る人々の夢言にすぎない。



(八月六日。)




【読書瑣記(二)                 焉于  】



同じ時代、同じ国の中でも、言葉が通じ合わないことがある。


バルビュスに「母国語と外国語」という大変興味深い短篇がある。フランスのある金持ちの家で、大戦で九死に一生を得た三人の兵士をもてなし、令嬢が出て来て挨拶したが、話すことがなく、やっとのことで数言を交わしたものの、彼らも返す言葉がなく、広い部屋に座っているだけで骨が痛むほど気を遣った。自分たちの「豚小屋」に戻ってやっと全身がほぐれ、笑い話も出て、しかもドイツ人捕虜の中から、手振りで「俺たちの言葉」を話す者を見つけ出した。


この経験から一人の兵士は、ぼんやりとこう思った。「この世界には二つの世界がある。一つは戦争の世界。もう一つは、金庫の扉のような戸口、教会のように清潔な台所、きれいな家のある世界。まるで別世界だ。別の国だ。そこには、奇妙な考えを持つ外国人が住んでいる。」


あの令嬢は後にある紳士にこう言った。「あの人たちとは話も通じないのです。あの人たちと私たちの間には、飛び越えられない深淵があるみたいで。」


実のところ、令嬢と兵士に限った話ではない。我々――「封建の残滓」でも「買弁」でも何でもいいが――も、ほとんど同類の人間と、ほんの少しどこかが違い、しかも口と心が一致し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なると、やはり往々にして話が途絶えてしまう。ただし我々中国人は賢いので、とうに万能薬を発明した者がいる。すなわち「いやあ今日は……ハハハ!」。宴席であれば拳遊びだけして、議論はしない。


こう見てくると、文学が普遍にして永久であることは、実にいささか困難だ。「いやあ今日は……ハハハ!」は幾分か普遍ではあるが、永久かどうかは甚だ疑わしく、しかもあまり文学らしくもない。そこで高踏的な文学者は自ら一条の規則を定め、自分の「文学」の分からぬ人々をすべて「人類」の外に追い出し、以てその普遍性を保持する。文学には他にもいろいろな性質があるが、彼はそれを言い破ろうとしないので、この手段を使うしかないのだ。しかしこうなると、「文学」は存在するが、「人」は多くなくなってしまう。


かくして、文学は高踏であればあるほど理解者は少なく、高踏の極に達すれば、その普遍性と永久性は作者一人に収斂する。ところが文学者はまた悲嘆して、血を吐いたと言う。これはまったく手の施しようがない。



(八月六日。)




【時流と復古                       康伯度  】



半農先生が世を去ると、朱湘、廬隠の両作家と同様、いくつかの刊物を大いに賑わせた。この賑わいがいつまで続くか、今のところ推測のしようがない。だがこの死は、あの二人よりもはるかに大きな作用を持つらしい。彼は間もなく復古の先賢に封じられ、その神位を以て「時流に迎合する」人々を打ちのめすのに使われかねない。


この一撃は有力だ。彼は故人の名士であるばかりか、かつての新派であり、新を以て新を打つのは、毒を以て毒を制するに等しく、錆びた古董を持ち出すよりも勝る。ところが笑い話もまたこの中に伏兵として潜んでいる。なぜか? 半農先生がそもそも「時流に迎合する」ことで名を成した人だからだ。


古の青年の心目に劉半農の三文字があったのは、彼が音韻学に長じていたからでも、打油詩をよく作ったからでもなく、鴛蝴派から飛び出し、王敬軒を罵倒し、「文学革命」陣営の戦闘者であったからだ。しかしその時の一部の人々は、彼を「時流への迎合」と貶した。時代はやはり幾分か前進するもので、歳月が流れてこの諡号は次第に洗い落とされ、自分も少し地位が上がると折り合いもつき、ついに晴れ晴れとした名士となった。だが「名が出れば人が恐れるは、豚が太れば殺されるが如し」で、彼はこの時、包みに入れて新たな「時流迎合」病を治す薬にされようとしていた。


これは半農先生一人の苦境ではなく、先例はたっぷりある。広東の挙人はいくらでもいるのに、なぜ康有為だけがあれほど有名なのか。公車上書の首領であり、戊戌の政変の主役であったから――時流への迎合だ。留英学生も珍しくないのに、厳復の名がまだ消えていないのは、かつて真面目に何冊もの洋書を訳したから――時流への迎合だ。清末、朴学を治める者は太炎先生一人ではなかったのに、その名声が孫詒讓をはるかに凌ぐのは、種族革命を提唱し、時流に迎合し、しかも「造反」までしたからだ。後に「時」もまた「迎合」して追いつき、彼らは生ける純正な先賢となった。だが不運もまた尻にくっついて来る。康有為は永く復辟の祖師と定められ、袁大統領は厳復に勧進を頼み、孫伝芳大帥もまた太炎先生に投壺の遊びを請うた。もとは車を前に引く見事な腕前の持ち主で、脚は太く腕も逞しかった。今度もまた引いてくれと頼まれるが、引くには引いても、車の尻を後ろへ引くのだ。ここはやはり古文を使うしかあるまい。「嗚呼哀哉、尚饗(こいねがわくは饗(う)けたまへ)」。


私は半農先生がかつて「時流に迎合した」ことを嘲笑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ここで私が用いているのは、世間で言う「時流への迎合」の一部分、「先駆」の意味である。彼は自ら「没落」を認めたとはいえ、実際には戦い抜いてきた人だ。ただ彼を敬愛する人々が、この一点をもっと発揚し、手当たり次第に彼を自分の好む油や泥の中に引き込んで金看板にしなければよいのだ。



(八月十三日。)




【安貧楽道法                     史贲  】



子供は他人に教えてもらうべきものであり、病気は他人に診てもらうべきものだ。たとえ自分が教員や医者であっても。だが処世の方法は、自分で斟酌するほかなく、他人が出してくれる多くの良方は、たいてい紙くずにすぎない。


安貧楽道を説くのは古今の治国平天下の大方針で、処方箋も数多く出されてきたが、どれも十全大補の効能はなかった。そこで新しい処方箋も尽きることなく、最近また二種類を見たが、私が思うに、どちらもあまり妥当ではなさそうだ。


一つは、職業に対して興味を抱くよう教えるもので、興味さえあれば何事もこれを楽しんで倦まないという。もちろん、言えば道理だが、結局はやや軽い仕事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石炭掘りや糞担ぎは言わずもがな、上海の工場で少なくとも毎日十時間働く工人は、夕方近くには必ず精根尽き果て、怪我は大抵その時間帯に起きる。「健全なる精神は、健全なる肉体に宿る」のに、自分の体も顧みられなくなって、どうして興味など持てようか?――興味が命よりも大事だというのでなければ。もし工人自身に尋ねたなら、きっと労働時間の短縮こそ望みだと答え、興味を湧かせる法など夢にも思いつくまい。 もう一つは極めて徹底的で、こう言う。炎天に金持ちはなお社交に忙しく汗みどろだが、貧乏人は破れ筵を一枚抱えて路上に敷き、服を脱いで涼風を浴び、その楽しみは果てしない。これを「天下を席巻する」と言うのだと。これもまた稀に見る詩趣に富んだ処方箋だが、後には興覚めが控えている。もうすぐ秋が涼しくなるが、早朝に大通りを歩いてみると、腹を抱え黄色い水を吐いている者こそ、あの「天下を席巻」していた元の活き仙人たちだ。おそらく目の前の福をわざわざ享けない大馬鹿者は、世にそう多くはなく、もし極貧がそんなに楽しいなら、今の金持ちがまず大通りに寝そべるはずで、今の貧乏人は筵を敷く場所もなくなるだろう。


上海の中学統一試験の優秀答案が発表された。「衣は寒を防ぎ食は腹を満たすに取るを論ず」という題で、その中に一段――



「……若し徳業已に立たば、則(すなわ)ち饔飧(ようそん)継がず、襟を捉(と)りて肘を見(あらわ)すと雖も、その名徳は後に伝うるに足り、精神生活は充分に発展せん。又何ぞ物質生活の足らざるを患えんや? 人生の真諦は、固より彼に在りて此に在らざるなり。……」(『新語林』第三号より転録)



これは題意をさらに一歩進め、「腹を満たす」ことすらできなくても構わないと言っている。だが中学生が出した処方箋は大学生には通用せず、同時にやはり就職を求める大群が出現した。


事実は情け容赦なく、空言を粉々に打ち砕く。これほど歴然としているのに、実のところ私の愚見では、もう「之乎者也」を弄ぶ必要はあるまい――どのみち永遠に無用なのだから。



(八月十三日。)




【奇怪(一)                     白道  】



世界には多くの事実があり、記録を見なければ天才でも思いつかない。アフリカにある土民は、男女の禁忌が甚だ厳しく、女婿が姑に出くわせば地面に伏せなければならず、しかもそれでは足りず、顔を土の中に埋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れはまことに、我が礼義の邦の「男女七歳にして席を同じくせず」の古人でも、到底及ばぬところだ。


こう見ると、我が古人の男女隔離の設計も、やはり低能児の域を出ない。まして今が古人の枠を飛び出せないのは、なおさら低能の極みだ。一緒に泳がない、一緒に歩かない、一緒に食事しない、一緒に映画を見ない。いずれも「席を同じくせず」の演義にすぎない。低能の極致は、男女が同じつながった空気を吸っていること――ある男の鼻孔から吐き出された息が、ある女の鼻孔から吸い込まれ、乾坤を淆乱すること、これが海水が皮膚に触れるよりもさらに深刻だとまだ思いつかないことだ。この深刻な問題に対処できなければ、男女の境界は永遠に分けられない。


私の考えでは、ここは「西法」を用いるほかない。西法は国粋にあらずと雖も、時に国粋を助けることができる。例えば無線放送はモダンなものだが、朝に坊主が読経を流すのは悪くない。自動車はたしかに洋物だが、乗って麻雀を打ちに行けば、緑の布張りの大駕籠(おおかご)でゆっくり着くよりも何周も余計に打てる。この類推で、男女が同じ空気を吸うのを防ぐには防毒面を使い、各自一つの箱を背負い、管を通して自分の鼻孔に酸素を送ればよい。顔をさらさずに済むうえに、防空演習も兼ねられる。これぞ「中学為体、西学為用」だ。ケマル将軍の治世以前のトルコ女性のヴェールも、今回はまったく及ぶまい。


仮に今、英国のスウィフトのような人がいて、『ガリヴァー旅行記』のような風刺小説を書き、二十世紀半ばにある文明国に着いてみると、一群の人が線香を焚いて龍を拝み、法を作って雨乞いをし、「太った女」を鑑賞し、亀を殺すことを禁じている。また一群の人が真面目に古代の舞踊を研究し、男女別途を主張し、女の脚を露出してはならぬと論じている。——遠方の、あるいは将来の人々は、おそらくこれは作者が口さがなく勝手に捏造して、気に入らぬ人々をこき下ろしたのだと思うだろう。


しかしこれは確かに事実なのだ。もしこのような事実がなければ、どんなに辛辣な天才作家でもおそらく思いつくまい。空想はそれほど奇抜にはなり得ない。だから人はある事を見ると、「奇怪」という一言を発するのだ。



(八月十四日。)




【奇怪(二)                 白道  】



尤墨君先生が教師の立場で大衆語の討論に参加した。その意見は極めて重く受け止めるべきだ。彼は「中学生に大衆語を練習させよ」と主張し、さらに「中学生が作文で最も好んで使い、かつ最も誤用する多くの流行語」を列挙して、「彼らに使わせない方がよい」と言う。将来弁別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からにせよ、と。なぜなら「新しいものを消化不良で食べるよりは、先に禁じた方がよい」からだ。ここに列挙された「流行語」の一部を摘記する――



共鳴 対象 気圧 温度 結晶 徹底 趨勢 理智 現実 下意識 相対性 絶対性 縦断面 横断面 死亡率……(『新語林』第三号)



だが私は甚だ奇怪に思う。


あれらの語は、もはや「流行語」とも言えないほどだ。「対象」「現実」など、書物や新聞を読む者なら常に目にし、常に見れば比較して意味を理解する。子供が言葉を覚えるのに文法の教科書に頼らないのと同じだ。まして学校では教師の指導がある。「温度」「結晶」「縦断面」「横断面」に至っては、科学用語で、中学の物理学・鉱物学・植物学の教科書にあり、国語で使う意味と変わらない。それが今「最も誤用」されるとは、自分で考えもせず、教師も指導していないばかりか、他の科学も同様に曖昧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か。


ならば、途中から大衆語を習ったところで、一人の中学出身の速成大衆にすぎず、大衆に何の役に立とう? 大衆が中学生を必要とするのは、教育程度が比較的高く、皆に知識を拡げ、語彙を増やし、説明できるものは説明し、新たに加えるべきものは加え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だ。「対象」などの定義は、まず自分がはっきりさせるべきで、必要な時に方言で置き換えられるなら置き換え、なければこの新語を教え、その意味を説明する。もし大衆語も半路出家で、新語もまだよく分からないとなれば、この「落伍」は本当に「徹底的」だ。


思うに、大衆のために大衆語を練習するなら、あの「流行語」を禁じるべきではなく、最も肝心なのはその定義を教えること、教師が中学生に対して行うべきことは、将来中学生が大衆に対して行うのと同じだ。例えば「縦断面」と「横断面」は、「直切面」「横切面」と説明すれば分かりやすく、「横鋸面」「直鋸面」と言えば、大工の見習いにも分かる。読み書きができなくても。禁止するのはよくない。彼らの中には永遠に曖昧なままの者もいるだろう。「なぜなら中学生が全員大学に進学し、文豪や学者になる理想を実現できるとは限らないのだから。」



(八月十四日。)




【迎神と人を噛むこと                 越僑  】



新聞によると、余姚のある村で、農民たちが旱魃のために神を迎えて雨乞いをし、見物人に帽子を被っている者がいると、刀や棒で滅多打ちにしたという。


これは迷信だが、根拠がある。漢の大儒・董仲舒先生に祈雨法があり、寡婦を使い、城門を閉じ、烏煙瘴気で、その珍妙さは道士と変わらず、しかも今の儒者に訂正されたことがない。通都大邑にあっても、今なお天師が法を行い、長官が屠殺を禁じ、大騒ぎが繰り広げられているのに、誰か一言でも異を唱えたことがあったか? 帽子を打つのは、神に、まだ悠然と自適している者がいるのを見られまいとする恐れであり、同時にまた、皆と苦楽を共にしない者への憎しみでもある。


迎神は、農民たちの本意は死から救われることにある。——だが残念ながら迷信だ。——だがそれ以外に、彼らは他の方法を知らないのだ。


新聞はまた、六十数歳の古参党員が迎神をやめさせようとしたところ、皆にさんざん殴られ、ついに喉笛を噛み切られて死んだと伝えている。


これは妄信だが、やはり根拠がある。『精忠説岳全伝』に、張俊が忠良を陥れ、ついに衆人に噛み殺されたとあり、人心はこれに大いに溜飲を下げた。このため田舎にはかねてより言い伝えがあり、人を噛み殺しても皇帝は必ず赦すという。怨恨のあまり噛むに至ったなら、噛まれた者の悪もまた推して知るべしだからだ。法律は知らないが、おそらく民国以前の律文にも、こうした規定はなかったであろう。


噛むのは、農民たちの本意は死から逃れることにある。——だが残念ながら妄信だ。——だがそれ以外に、彼らは他の方法を知らないのだ。


死から救われたい、死から逃れたい、それがかえって自ら死を速める。哀しいかな!


帝国から民国になって以来、上層の変化は少なくなかった。しかし無教育の農民は、まだ何一つ新しく有益なものを得ておらず、依然として旧来の迷信、旧来の風聞のまま、懸命の救死と逃死の中に自ら死を速めている。


今度は彼らに「天誅」が下ろうとしている。彼らは怖れるだろう、しかし「天誅」の意味が分からぬ故に、不平も抱くだろう。やがてこの恐怖と不平が忘れ去られると、迷信と風聞だけが残り、次の水旱災害の時にはまたしても迎神、そして人を噛む。


この悲劇はいつ終わるのか?



(八月十九日。)




附記:


傍らに黒点を付した三つの文は、印刷されて出た時に全部削除されていたものだ。総編集者の斧か、検閲官の斧かは知る由もないが、原稿を覚えている筆者にとっては、非常に興味深い。彼らの考えは、おそらく田舎の人間の考え――たとえ妄信であれ――はむしろ知らせない方がよく、さもなければ弊害を生じ、多くの喉笛が危うくなりかね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ろう。



(八月二十二日。)




【読書瑣記(三)                    焉于  】



創作家は概して批評家のあれこれを嫌う。


ある詩人がこんなことを言ったと記憶している。詩人が詩を作るのは、植物が花を咲かせるようなもので、咲かずにいられないから咲くのだ。もし摘んで食べて中毒したなら、それは自分の間違いだ、と。


この比喩は美しく、もっともらしく聞こえる。だがよく考えると、誤りもある。誤りは、詩人はやはり一株の草ではなく、社会の一人の人間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しかも詩集は金を取って売るのであり、ただで摘めるわけではない。金を取って売れば商品であり、買い手にも良し悪しを言う権利がある。


たとえ本当に花だとしても、深山幽谷の人跡未踏の地に咲くのでなければ、毒があれば園丁の類が何とかしようとする。花の実際は、詩人の空想通りにはいかない。


ところが今では言い方が変わり、作者でもない者まで批評家を嫌うようになった。中には言う者がいる。「そんなに分かるなら、自分で一篇書いてみろ!」


これでは批評家は頭を抱えて逃げ出すしかない。批評家にして創作もできる者は、昔から甚だ少ないからだ。


思うに、作家と批評家の関係は、料理人と食客にかなり似ている。料理人が一品を出せば、食客は何か言う。旨いか不味いか。料理人がもし不公平だと感じたら、相手が神経病ではないか、舌苔が厚くないか、旧怨を含んでいないか、勘定を踏み倒そうとしていないか見ればよい。あるいは彼が広東人で蛇肉が食べたいのか、四川人で唐辛子がほしいのか。そこで弁解なり抗議なりをする——もちろん黙っていてもよい。だがもし客に向かって大声で「じゃあお前が一品作って食わせてみろ!」と叫んだら、いささか滑稽ではないか。


なるほど、四、五年前には、批評家になりさえすれば文壇に高踞できると考え、速成や出鱈目な評が少なくなかった。だがこの風潮を正すには批評の批評を以てすべきで、批評家という名目に泥を塗るだけでは良い方法ではない。しかし我々の読書界は平和を好む者が多く、筆戦を見れば「文壇の悲観」だの「文人相軽んず」だのと言い、ひいては是非を問わず一律に「罵り合い」と呼び、「真っ黒けの無茶苦茶」と指弾する。果たして、今では批評家と称する者は聞かなくなった。だが文壇はといえば、依然として変わらない。ただ表に出さなくなっただけだ。


文芸には必ず批評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批評が的外れなら、批評で以て抗争すべきで、そうしてこそ文芸も批評もともに前進できる。もし一律に口を塞いで文壇はもう清潔だと見なせば、得られる結果はかえって逆のものとなる。



(八月二十二日。)




【「大雪紛飛」                         張沛  】



自分の主張を支えようとする時、人は時に白墨を一本取って相手の顔を塗り、道化役に仕立てて自分が正役であることを引き立てようとする。だがその結果は、えてして裏目に出る。


章士釗先生は今は民権の擁護者だが、段政府時代にはまだ文言の擁護者であった。彼は実例を一つ作り、もし「二桃殺三士」を白話で「二つの桃が三人の読書人を殺した」と書いたら、なんと駄目かと言った。今回、李焰生先生が大衆語に反対するにあたっても、「静珍君の挙げた例に賛成で、『大雪紛飛』は、あの『大きな雪が一片一片ひらひらと降っている』よりも簡潔にして趣がある。適宜採用するのは、文言文の提唱と同列に論じるべきではない」と言った。


私もやむを得ない場合には、大衆語が文言も白話も、さらには外国語さえ採用してよいことに賛成する。しかも実際には、今すでに採用されている。だが二人の先生の代訳の例は、まことに的外れだ。あの時代の「士」は必ずしも「読書人」ではなかったことは、とうに指摘されている。今回の「大雪紛飛」にも「一片一片」の意味はなく、わざとくどくして大衆語に恥をかかせようとする曲技にすぎない。


白話は文言の直訳ではなく、大衆語も文言や白話の直訳ではない。江浙で「大雪紛飛」の意味を言い表すのに、「大きな雪が一片一片ひらひらと降っている」とは言わない。大抵は「凶(すごい)」「猛(激しい)」あるいは「厲害(ひどい)」を使って、この降り方を形容する。もし「古本と対証」しようというなら、『水滸伝』の中の一句「那雪正下得緊(あの雪はまさにしきりに降っていた)」こそが現代の大衆語に近い言い方で、「大雪紛飛」より二字多いが、あの「趣」ははるかに優れている。


人が学校から社会の上層に飛び出すにつれ、思想も言葉も一歩一歩大衆から離れていく。それは「やむを得ない」ことだろう。だがもし彼が生まれつきの御曹司でなく、かつて幾分かは「下等人」と関わりがあったなら、思い返せば、きっと文言文や白話文に勝る良い言葉を彼らが数多く持っていたことを思い出せるはずだ。もし自分で醜いものを捏造して、敵対するものの駄目さを証明しようとするなら、それは隠れた所から掘り出した自分自身の醜さに他ならず、大衆を辱めることはできず、大衆を笑わせるだけだ。大衆は知識こそ読書人ほど高くないが、でたらめを言う人々に対しては一つの諡(おくりな)を持っている。「刺繍枕」だ。この意味は、おそらく田舎の人にしか分かるまい。貧しい人が枕の中に詰めるのは、鴨の羽毛ではない。稲わらだからだ。



(八月二十二日。)




【漢字とラテン化                   仲度  】



大衆語に反対する人々が、提唱者に得意然と命じて言う。「現物を出して見せろ!」。一方には、こういう正直者もいて、相手が本気か冗談か全く問わず、直ちに必死で見本を作り始める。 読書人が大衆語を提唱するのは、白話の提唱よりも当然困難だ。白話を提唱した時には、良かれ悪しかれ使うのは一応白話であったが、今や大衆語を提唱する文章の多くは大衆語ではないからだ。しかし、反対者に命令を下す権利はない。たとえ身体障害者であっても、健康運動を主張しているなら、彼は絶対に間違っていない。もし纏足を提唱するなら、たとえ天足の壮健な女性であっても、故意にか無意識にか人を害しているのだ。アメリカの果物王は、たった一種の果物を改良するだけでも十年余りの工夫を要した。いわんや大衆語は、それよりはるかに大きな問題だ。もし彼の矛で彼の盾を攻くなら、反対者は文言か白話を支持するはずで、文言には数千年の歴史があり、白話には二十年近い歴史がある。彼もまた「現物」を出して皆に見せるがよい。


だが、我々も自ら試みて差し支えない。『動向』にはすでに、純粋に土地の言葉で書かれた三篇の文章があった。胡縄先生はそれを読んで、やはり土地の言葉でない文の方が分かりやすいと言った。実のところ、工夫しさえすれば、いかなる土地の言葉で書いても理解できるのだ。私自身の経験では、我々の方言は蘇州とだいぶ違うが、一冊の『海上花列伝』が「門を出でず」して私に蘇州語を理解させてくれた。初めは分からず、無理に読み進め、記事を参照し、会話を比較すると、後にはすべて分かるようになった。もちろん大変難しい。この困難の根は、漢字にあると私は思う。一つ一つの方形漢字にはそれぞれ意味がある。今これをそのまま土地の言葉で書くと、一部はなお本義を用い、一部は音を借りるだけとなる。すると読むに際して、どれが意義を用いどれが音を借りているかを分析せねばならず、慣れれば何でもないが、初めは非常に骨が折れる。


例えば胡縄先生が挙げた例で、「窝里向(ウーリーシャン)に帰りな」と言えば、「窝(巣)」の中に帰れと読まれかもしれず、「家に帰りなさい」と言う方が明快だという。あの文の病根はまさに漢字の「窝」にある。実際にはおそらくこう書くべきではないのだ。我々の田舎の人も「家」のことを Uwao-li と呼び、読書人が書き取ると「窝里」と書いてしまいがちだが、私が思うに、この Uwao は実は「屋下」の二音が合わさり、やや訛ったもので、「窝」の字で安易に代用してはならない。もし他に意味を持たない音を記すだけなら、いかなる誤解も生じないのだ。


大衆語の音数は文言や白話より多い。もし依然として方形漢字で書けば、頭脳の負担のみならず手間もかかり、紙墨さえ不経済だ。この方形の病める遺産のために、我々の最も多数の人々は、数千年にわたって文盲として殉じてきた。中国もこの有様で、他国がすでに人工降雨をしている時に、我々はまだ蛇を拝み、神を迎えている。もし皆がなお生きてゆくつもりなら、漢字に我々の犠牲になってもらうしかあるまい。


今はもう「書法のラテン化」の一条の道しかない。これは大衆語と切り離せない。これもまた読書人からまず実験を始め、まずアルファベットと綴り方を紹介し、次に文章を書く。初めは日本語のように名詞類の漢字だけ残し、助詞、感嘆詞、後には形容詞、動詞もすべてラテン式で綴れば、見た目にも馴染みやすく、理解もはるかに容易だ。横書きに改めるのは言うまでもない。


これはすぐに実験を始めたとしても、さほど難しくはあるまい。


たしかに漢字は古代から伝わる宝物だ。だが我々の祖先は漢字よりもさらに古く、だから我々こそ古代から伝わる宝物なのだ。漢字のために我々を犠牲にするか、我々のために漢字を犠牲にするか? これはまだ正気を失っていない者なら、即座に答えられるはずだ。



(八月二十三日。)




【「シェイクスピア」                    苗挺  】



厳復が「狭斯丕尓」に言及したが、一言で終わり。梁啓超が「莎士比亜」を語ったが、誰も注目しなかった。田漢がこの人の作品をいくらか訳したが、今ではあまり流行っていないようだ。ところが今年になって、またぞろ「シェイクスピア」「シェイクスピア」と騒がしくなった。杜衡先生が彼の作品から群衆の盲目を証明したのみならず、ジョンソン博士を崇拝する教授までもがマルクス「ニュークス」の断片を訳しに来た。なぜか? 何のためか?


しかも聞くところでは、ソ連でも原本シェイクスピア劇を上演するという。


上演しなければまだしも、上演しようとするや、施蛰存先生に「醜態」を見抜かれてしまった――



「……ソ連は最初は『シェイクスピア打倒』、次は『シェイクスピア改編』、そして今は、演劇季で『原本シェイクスピアを上演』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ではないか?(しかも梅蘭芳に『貴妃酔酒』を演じさせるという!)この政治的方策を文学に運用する醜態は、歯が寒くならずにいられようか!」(『現代』五巻五号、施蛰存「我と文言文」。)



ソ連は遠すぎて、演劇季の状況はまだよく分からないので、歯の寒暖は暫くお任せしよう。だが梅蘭芳が記者と交わした談話は『大晩報』の「火炬」に掲載されており、そこには『貴妃酔酒』を演じるとは書いていなかった。


施先生は自ら言う。「私は生まれてこのかた三十年、幼稚無知の時代を除き、思想および言行は一貫していると自負する。……」(同前)これはもちろん大変結構だ。ただし、彼が「言」うところの他人の「行」は、必ずしも一致しない、あるいは時に一致しないこともあるようで、『貴妃酔酒』がまさに眼前の好例だ。


実のところ梅蘭芳はまだ出発もしていないのに、施蛰存先生はもう、彼が「無産階級」の前で裸で水浴びすると決めつけてしまった。こうなると、彼らは「次第に資産階級の『余毒』に染まった」程度では済まず、中国の国粋にまで染まることになる。彼らの文学青年が、将来宮殿を描写する際に、『文選』や『荘子』の中から「語彙」を探すかもしれないのだ。


だが『貴妃酔酒』を演じれば施先生は「歯が寒い」し、演じなければ予言者の面目が潰れる。どちらにしても不快で、だから施先生はまた自ら言う。「文芸の上で、私はかねがね孤独な人間であり、どうして敢えて多くの怒りを招こうか?」(同前)


末の一句は謙遜で、施先生に賛成する者は実は少なくない。さもなければ、堂々と雑誌に発表できようか?――この「孤独」は大いに価値がある。



(九月二十日。)




【商人の批評                        及鋒  】



中国に今、良い作品がないことは、早くから批評家や出鱈目評家を不満にさせており、先頃にはその原因を究明しようともしていた。結果は結果なし。だがなお新解釈がある。林希雋先生は、作家が「自らを滅ぼし、投機取巧の手管で」「雑文」を書くようになったからで、したがってシンクレアやトルストイにもなれないと言う(『現代』九月号)。もう一人の希雋先生は、「この資本主義社会では……作家も知らず知らず商人となった。……より多くの報酬を得んがため、やむなく『粗製乱造』の方法を採り、もはや誰も心血を注いで苦心惨憺の認真な創作をしなくなった」と言う。(『社会月報』九月号)


経済に着目するのは、たしかに一歩の前進だ。だがこの「心血を注いで苦心惨憺の認真な創作」から生まれた学説は、常識しか持たぬ我々の見解とはだいぶ異なる。我々は従来、資本で利を得る者が商人だと思っていたから、出版界では金を出して書店を開き儲ける老闆(おやじ)が商人だ。今になって初めて、文章を書いてささやかな原稿料を得る者も商人だと知った。ただし「いつの間にか」の商人だ。農民が数斗の米を節約して売りに出すのも、工人が筋力で金に換えるのも、教授が口を売り、娼婦が淫を売るのも、みな「いつの間にか」の商人だ。買い手だけが商人ではなくなるが、彼の金は必ず何かと交換したものだから、やはり商人だ。かくして「この資本主義社会では」全員が商人で、ただし「いつの間にか」と「形あるまま」の二大類に分けられる。


希雋先生自身の定義で彼自身を判定すれば、当然「いつの間にか」の商人だ。もし売文で生計を立てていないなら、「粗製乱造」の必要もないわけで、それではどうやって生計を立てているのか。きっと別に商売を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おそらく正真正銘の商人かもしれない。だから彼の見識は、どう見ても商人の見識を出ない。


「雑文」は短く、書く手間もかかるまい。『戦争と平和』を書くほどの時間は決して要らない(これは林希雋先生の文章をそのまま書き写したもので、原題は実は『戦争と平和』である)。力の入れようも極めて僅少、それはまったくその通りだ。だが多少の常識を持ち、多少の苦心を要するのであって、さもなければ「雑文」さえもさらに一歩進んだ「粗製乱造」となり、笑い種が残るだけだ。作品には常に幾分の欠点がある。アポリネールが孔雀を詠んで言う。尾を立てれば、光輝燦爛だが、後ろの肛門も露わになると。だから批評家の指摘は必要で、ただし批評家はその時自分も尾を立て、肛門を露わにする。それでもなぜ必要かといえば、正面にはなお光輝燦爛たる羽毛があるからだ。だがもし孔雀でなく、鵞鳥やアヒルの類であれば、尾を立てた時に露わになるものが何かよく考えてみるがよい!



(九月二十五日。)




【中秋二願                     白道  】



先日はまさに「悲喜こもごも」であった。国暦の九一八が過ぎたばかりで、次は「旧暦」の「中秋の月見」、さらに「海寧の潮見」。海寧といえば、またぞろ「乾隆帝は海寧の陳閣老の子だ」という話を持ち出す者がいる。この満洲の「英明なる主」が、実は中国人のすり替えた子であったとは、何とも壮快で、しかも幸運だ。一兵も折らず一矢も費やさず、ただ生殖器官だけで革命を成し遂げたのだから、まさに至上の便宜だ。


中国人は家族を尊び血統を重んじるが、一方ではまた縁もゆかりもない者たちと親戚関係を結びたがる。何のつもりか、私にはまったく分からない。幼い頃から、「乾隆は我々漢族の陳家からこっそり抱き取られたのだ」とか、「元朝は我々がヨーロッパを征服したのだ」とか、耳にたこができるほど聞かされてきた。ところが今になっても、タバコ屋の中国政界偉人投票でチンギス・ハーンがその一人に列せられ、民智を開くはずの新聞がまだ満洲の乾隆帝は陳閣老の子だと語っている。


古には、確かに女が番人のもとへ嫁いだことがある。芝居にも、男が番邦の駙馬に招かれ、得をして、嬉々としてこなす話がある。近事でも、侠客に義父と崇められ、富豪の入り婿になって急に成り上がった者はいる。だがこれは体面の良いことではない。男子たる者、大丈夫たる者、別に能あり別に志あるべきで、智力と別の体力を恃むべきだ。さもなければ、将来また皆が日本人は徐福の子孫だと大いに語り出しはしないかと、私はまことに心配だ。


一願:今後、みだりに他人と親戚関係を結ばぬこと。


ところが文学にまで縁組みをする者が現れた。彼は、女性の才能は男性との肉体関係によって影響を受けると言い、ヨーロッパの数人の女性作家がみな文人の愛人を持っていたことを挙げて証拠とした。すると別の者がこれに反論し、それはフロイト説で信用できないと言った。実はこれはフロイト説ではない。フロイトがソクラテスの妻が哲学をまったく解さず、トルストイの妻が文章を書けなかったという反証を忘れるはずがないからだ。そもそも世界文学史上、中国で言う「父子作家」「夫婦作家」などという「肉の麻(きもちわるさ)を面白いと勘違いする」人物がどれほどいただろう? 文学は梅毒とは違い、病原菌がなく、性交で相手に伝染することは決してない。「詩人」がある女を口説くにあたり、まず「女流詩人」に祭り上げるのは、一種の手練手管であって、本当に詩才を彼女に伝染させたのではない。


二願:今後、目線を臍下三寸から離すこと。



(九月二十五日。)




【試験場の三醜                    黄棘  】



昔、八股を試験していた頃、三種の答案は受験生にとって大いに面目を失うものであった。後に策論に変わっても、おそらくやはり同じだったろう。第一は「白紙提出」。題目だけ書いて文章が作れない。あるいはそもそも題目すら書かない。しかしこれが最もきれいだ。他に何の枝葉もないからだ。第二は「既刊文の書き写し」。僥倖を期し、刊本の八股を暗記するか持ち込んで、もし題目が合えばそのまま書き写し、試験官の目を欺こうとする。品行は「白紙提出」より当然劣るが、文章は大抵良いので、これまた別段の枝葉はない。第三、最悪なのは出鱈目で、不合格は言うまでもないが、その出鱈目な文章から笑い話を掘り出されてしまう。茶飲み話の種にされるのは、大抵この手のものだ。


「文が通らない」はまだ入らない。たとえ通らなくとも、題目を見て文章を書いてはいるのだし、文章を書いて通らぬ境地に至るのもまた容易ではない。古今の中国文学者で、一句たりとも通らぬ文章がないと誰が保証できよう? 自ら「通じている」と思い込んでいる者もいるが、それは「通じる」「通じない」の区別すら分かっていないからだ。


今年の試験官の類は、中学生の答案の笑い話をしきりに語っている。実のところ、この病根は出鱈目にある。あの問題は、既刊文を書き写しさえすれば、すべて合格できるものだ。例えば『十三経』とは何か、文天祥は何朝の人かなど、自分で頭を絞って考える必要はまったくなく、考えると、かえって駄目になる。そこで文人学士たちは国学の衰退を嘆き、青年の駄目さを嘆き、自分たちこそ文林の碩果であるかのように、もっともらしい顔をする。


だが既刊文の書き写しも容易ではない。もしあの試験官たちを試験場に閉じ込め、いきなりやや馴染みの薄い古典を何題か出せば、出鱈目を書かぬにしても、白紙を提出せぬとは限るまい。こう言うのは、すでに名の成った文人学士を軽んじるためではなく、古典は多く、すべて覚えきれなくとも不思議ではなく、すべて覚えている方がむしろ奇怪だと言いたいだけだ。古書の中には後人が注解を加えたものが少なくないではないか? あれはみな自分の書斎に座り、群書を繙き、類書を翻し、年を重ねてやっと脱稿したもの、しかもなお「未詳」があり、誤りがある。今の青年がそれを指摘する力はないにせよ、別の誰かの「補正」が証人として存在する。しかも補ってはまた補い、正してはまた正す者も、時折あるのだ。


こう見てくると、もし既刊文を書き写してお茶を濁せるなら、その人は今の大人物であり、青年学生が多少間違えるのは、凡人の本分に過ぎない。それなのに世に謗られるとは、彼らの中に冤罪を叫ぶ者がいないのが不思議だ。



(九月二十五日。)




【またも「シェイクスピア」                苗挺  】



ソ連が原本シェイクスピア劇を上演するのは「醜態」の証。マルクスがシェイクスピアに言及したのは当然「誤り」。梁実秋教授がシェイクスピアを翻訳中で、一冊大洋千元。杜衡先生はシェイクスピアを読んで、「もう少し人間としての経験が必要だ」と感じた。 我々の文学者、杜衡先生は、以前は自分でも「人間としての経験」の不足を感じておらず、群衆を信じていたようだが、莎翁の『ジュリアス・シーザー』を読んで以来、初めて「彼らには理性がない、彼らには明確な利害の観念がない。彼らの感情は完全に数人の扇動者に支配され、操られ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ったという。(杜衡「莎劇『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群衆」、『文芸風景』創刊号所載。)もちろん、これは「莎劇」に基づいたもので、杜先生とは無関係であり、彼は今もまだそれが正しいかどうか判断できないと自ら言っているが、自分に「もう少し人間としての経験が必要だ」と感じたことだけは、すでに明白だ。


これが「莎劇『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群衆」が杜衡先生に与えた影響だ。では「杜文『莎劇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群衆』に表現された群衆」はどうか? 『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ものと少しも変わらない――



「……これは我々に、ここ数百年来の度重なる政変において頻繁に見られた、『鶏が来れば鶏を迎え、犬が来れば犬を迎える』式の……あの痛ましい情景を思い起こさせる。……人類の進化は一体どこにあるのか? あるいは我々のこの東方の古国は、いまだに二千年前のローマが経験した文明の段階に停滞しているのか?」



まったく、「古をしのぶ幽情を発す」のは、往々にして現在のためだ。こう比べると、ローマにもかつて、理性があり、明確な利害の観念があり、感情が数人の扇動者に支配されも操られもしなかった群衆が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と疑いたくなる。ただし駆散され、弾圧され、殺戮されたのだ。シェイクスピアは調査しなかったのか、思い至らなかったのか。だがあるいは故意に抹殺したのかもしれない。彼は古い時代の人だから、この手を使っても手品とは言えない。


しかし彼の貴き手で一たび取捨され、杜衡先生の名文で一たび発揮されると、我々には確かに、群衆は永遠に「鶏来れば鶏を迎え、犬来れば犬を迎える」材料であり、迎えられる側の方がまだ見込みがあるように感じられてしまう。「私に至っては、正直に言えば」、群衆の無能と卑しさは「鶏」「犬」以上だという「心情」さえ幾分か抱いてしまう。もちろん、これは群衆を愛すればこそ、彼らがあまりに不甲斐ないからだ――自分ではまだ判断できないが、しかし「この偉大なる劇作家は群衆をこのように見ているのだ」。信じない者があれば、彼に聞くがよい!



(十月一日。)




【句読を切る難しさ                  張沛  】



『袁中郎全集校勘記』を見て、さして重要でもないことを幾つか思いついた。すなわち句読を切る難しさだ。


前清時代、塾師が秘本を繙かず、手ぶらで『四書』に句読を打ち終えれば、田舎では大学者と見なされた。これは滑稽に聞こえるが、大いに道理がある。古本をよく買う人は、時折ある本に出くわす。冒頭に句読が施してあるが、途中で破句が混じり、やがて筆が止まっている。打ちきれなくなったのだ。こうした本は白紙の本より安く買えるが、読んでいて実に不快だ。


古書に標点を施して印刷するのは「文学革命」の頃に始まった。標点を施した古文で学生を試すのは、同時に北京大学で始まったと記憶するが、これはまことに悪戯で、「学に勤しむ子弟」に数々の笑い話を演じさせた。


この時はもう、白話に反対する、あるいは白話には反対しないが古文にも長けた学者たちに、嫌味を言わせるしかなかった。しかし学者たちにも「腕がうずく」ことがあり、時に自ら手を出す。すると少々まずいことになり、何句か切れなかったのは仕方ないとしても、ごく平凡な文さえ破句にしてしまう。


古文はもともと標点を打ちにくいことが多い。例えば『孟子』に一段あり、我々はおおむね次のように読む。「馮婦なる者あり、善く虎を搏つ。卒(つい)に善士と為る。則ち野に之(ゆ)く。衆の虎を逐うあり。虎、嵎(すみ)に負(よ)り、之に撄(ふ)るるを敢えてする莫し。馮婦を望み見れば、趨りて之を迎う。馮婦、臂を攘(まく)りて車を下る。衆は皆之を悦び、其の士たる者は之を笑う。」だが「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と切るべきだと言う人もいる。この「笑う」方の「士」は、先に「則」した「士」であり、そうでなければ「其為士」が唐突すぎるというのだ。だがどちらが正しいか、決め難い。


ただしもし曲調の定まった詞曲、対句の駢文、あるいはさほど難解でない明人小品に、標点する者がまた名士学者であるのに、破句を連発するとなると、蚊に刺されなくても鳥肌が立つ。口では白話がいかに駄目か、古文がいかに良いかと言いながら、一たび手を動かすと古文に破句を打ち、しかもその古文は自分が懸命に称揚している古文なのだ。破句とは、読めていない明白な証拠ではないか? 良い悪いの判断は、どこから来るのか?


古文への標点は、まさに試金石だ。点をいくつ、丸をいくつ打つだけで、本当の色が露わになる。


だがこの話はあまり続けない方がよい。これ以上語れば、近いうちにさらに高尚な議論が現れ、標点は「流れに竿さす」たぐいの代物で「性霊」を損なうから排斥すべし、と言い出しかねないからだ。



(十月二日。)




【奇怪(三)               白道  】



「中国第一流の作家」葉霊鳳・穆時英の両先生が編集する『文芸画報』の大広告は、新聞で早くから見ていた。半月余りして、やっと店頭でこの「画報」を見かけた。「画報」である以上、読者は当然「画報」を見る心で、まず「画」を見る。


見なければよかった。見ると、奇怪だった。


戴平万先生の「瀋陽の旅」に三点の挿図があり、日本人の筆致に似ている。記憶をたどると、ああ、日本の雑誌店で見かけた『戦争版画集』にある料治朝鳴の木版で、奉天での戦勝記念のために作ったものだ。日本が対中国の戦勝を記念する作品が、被征服国の作家の作品の挿図とは――奇怪の一。


さらに繙くと、穆時英先生の「墨緑の上着の令嬢」に三点の挿画があり、メセレルの筆致に似ている。白黒分明で、私は良友公司の翻印した四冊の小冊子で彼の技法を覚えていた。しかもこの木版の署名は明らかに FM の二文字。まさか我々の「中国第一流の作家」のこの作品が、あらかじめフランス語に翻訳してメセレルに挿画を刻らせたのか?――奇怪の二。


今度は文字、「世界文壇瞭望台」だ。冒頭に「フランスのゴンクール賞は、去年意外にも(白注:憎たらしい!)中国を題材とした小説『人間の条件』に授与され、作者はアンドレ・マルロー」とある。しかし「おそらく立場の関係で、この書は文章面ではもっぱら賞讃を受けているが、内容面では一般の新聞評論から一様に攻撃されている。マルローほどの才幹の作家が、なぜ文芸を宣伝の道具にしたのかと惜しむかのように」云々。こう「瞭望」されると、ゴンクール賞の文学審査員たちの「立場」は、「文芸を宣伝の道具にする」ことに賛成するものであった「かのように」なる――奇怪の三。


もっとも、これは私自身の「少見多怪」(見聞が狭くて驚きやすいこと)に過ぎず、他の人はそうは思わないかもしれない。昔の「怪を見る者」は「怪を見て怪しまざれば、その怪自ら敗る」と言ったが、今の「怪」は自ら宣言して「怪しむな」と言っている。巻頭に「編者随筆」がある――


「ただ毎号、さほど重くもない文字と図画を少々提供し、文芸に関心のある読者が、他の深刻な問題に疲れた目を覚ますことができ、あるいは莞爾と一笑するだけのことである。ただそれだけのことだ。」



なるほど「中国第一流の作家」が、以前は「ピアズリー」を活剥ぎし、今年はメセレルを丸呑みするという小技で遊んでいるのは、大才の小用で、人に「他の深刻な問題に疲れた目を覚まさせ、あるいは莞爾と一笑させる」だけのためなのだ。もしこの目覚ましの「文芸画」からさらに問題が生じたら、「深刻」ではないにせよ、結局は「中国第一流の作家」二人の芸の献上の苦心を裏切ることになりはしまいか?


では、私も「莞爾と一笑」しよう――


ハッ!



(十月二十五日。) 学者あるいは詩人の看板をもって一人の著者を批評あるいは紹介するのは、初めのうちは大いに傍人を欺くことができるが、傍人がこの著者の真相を見極めた時には、ただ自分の不誠実さ、あるいは学識の不足だけが残る。しかしもし傍人が真相を指摘しに来なければ、この作家はそのまま持ち上げて殺され、何年経ってから身を翻せるか分からない。

 

  (十一月十九日。)

 

 

 

【読書の忌                      焉于  】

 

  中国の医書には「食忌」がしばしば記載されていたのを覚えている。すなわち、ある二種の食物を同時に食すると人体に害があり、あるいは人を殺し得るという。例えば葱と蜜、蟹と柿、落花生と胡瓜の類である。しかしそれが真実かどうかは知る由もない。実験した人を聞いたことがないからだ。

  読書にも「忌」がある。ただし「食忌」とはやや異なる。ある種類の本は決してある種類の本と一緒に読んではならぬ。さもなくば両者の一方が必ず克ち殺され、あるいは少なくとも読者がかえって憤怒を生ずる。例えば今まさに盛んに提唱されている明人の小品、中にはまことに空霊なる篇もある。枕辺、厠上、車中、舟中、これはまことに極上の消遣の品だ。しかしまず読者の心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でなければならぬ。もしかつて『明季稗史』や『痛史』、あるいは明末遺民の著作を読んだことがあれば、結果は全く異なってくる。この両者は必ず戦いを始め、一方を打ち殺さねば止まぬ。私はこれによって、かの明人小品を憎悪する論者たちの心情をよく理解したと自負している。

  この数日、偶然に屈大均の『翁山文外』を見かけた。中に一篇、戊申(すなわち清の康煕七年)八月に書かれた「自ら代北より入京するの記」がある。彼の文筆は、袁中郎に劣るものであろうか。しかしいくつかの箇所は甚だ重みがある。数句をここに抄す──

 

  「……河に沿いて行く。あるいは渡り、あるいは渡らず。しばしば西夷の氈帳を見る。高低一ならず。いわゆる穹廬連なり属して岡のごとく阜のごとし。男女みな蒙古語を話す。乾湿の酪を売る者あり、羊馬の者あり、犛皮の者あり、二頭の駱駝の間に臥す者あり、奚車に坐す者あり、鞍なくして騎する者あり、三両にして行き、戒衣を被る。あるいは赤あるいは黄。小さき鉄輪を持ちて『金剛穢呪』を念ずる者あり。その首に一つの柳筐を頂き、馬糞および木炭を盛る者は、すなわちみな中華の女子なり。みな頭を巻き跣足にて、垢面にして、毛の袄を反り被る。人と牛羊と相い枕藉し、腥臊の気、百余里絶えず。……」

 

  思うに、もしこのような文章を読み、このような情景を想像し、しかも完全には忘れていなければ、たとえ中郎の『広荘』や『瓶史』であっても、積もった憤りを洗い清めることは断じてできず、しかもさらに憤怒を増すであろう。なぜならこれは実に中郎の時代の彼ら相互の標榜よりもさらに悪いからだ。彼らはまだ揚州十日、嘉定三屠を経験していなかったのだ。

  明人の小品はよい。語録体も悪くない。しかし私は『明季稗史』の類と明末遺民の作品の方がまことに更によいと思う。今こそまさに句読を施し翻印すべき時だ。皆に少し目を覚まさせるために。

 

  (十一月二十五日。) 【「お子様お断り」                    宓子章  】

 

 この五六年来の外国映画は、まず我々に一通り洋風侠客の勇敢さを見せ、次いで野蛮人の陋劣を、さらに洋風令嬢の曲線美を見せた。しかし目の肥えは広がるもので、ついに何本かの脚では足りなくなり、一大群となる。またぞ足りず、丸裸となる。これが「裸体運動大写真」であり、正々堂々たる「人体美と健康美の表現」ではあるが、しかし「お子様お断り」で、子供はこれらの「美」を見る資格がないのだ。

 なぜか。宣伝にこのような文句がある──

 「一人のこの上なく聡明な子供が言った。『あの人たちはどうして体の向きを変えてくれないの?』」

 「一人の十分に厳格な父親が言った。『どうりで劇場は子供を断るわけだ!』」

 これはもちろん文学者の虚構の妙文に過ぎない。なぜならこの映画は最初から「お子様お断り」を掲げているのだから、子供は見ようがないのだ。しかしもし本当に見せたとして、彼らはこのような質問をするだろうか。おそらくそう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この質問の意味は、恐らく張生が唱う「ああ、どうして顔を向けてくれないのだ」とは全く異なり、実は映画中の人物の態度の不自然さが不思議に思われただけであろう。中国の子供は比較的早熟かもしれず、性的感覚が比較的鋭いかもしれぬが、成人した「父親」よりも心が不浄であるとまではゆくまい。もしそうであるなら、二十年後の中国社会はまことに恐ろしいものだ。しかし事実上はおそらく決してそうはならぬゆえ、あの答えはこう改めた方がよい。

 「わしが満足できぬようにするためだ。全くけしからん!」

 ただしこう言う「父親」もおそらくいまい。彼はいつも「己の心をもって人の心を度る」のであり、度った後にこの心を無理に他人の胸中に押し込め、自分のものではないふりをして、他人の心は自分ほど清浄ではないと言う。裸体の女性が皆「体の向きを変えない」のは、実はまさにこの類の人物に対処するためなのだ。彼女たちはまさか白痴ではあるまい。「父親」の目つきが、その子供よりもさらに不真面目であることすら知らぬわけがあろうか。

 しかし中国社会はやはり「父親」類の社会であるから、芝居を演じれば「母親」類が身を献じ、「息子」類が謗りを受ける。たとえ危急の関頭に至っても、やはり何かと「木蘭従軍」「汪踦衛国」で、「女子と小人」を押し出して防ぎとするのだ。「我が国民はいかにしてその後を善くするや。」

 

 (四月五日。) 【古人は必ずしも純厚ならず                     翁隼  】

 

 年長の人々はしばしば言う。古人は今人より純厚で、心がよく、寿命が長いと。私も以前はいくらか信じていたが、今やその信仰は揺らいでいる。ダライ・ラマは普通の人より心がよいはずだが、「不幸にして短命にして死せり」とはいえ、広州で開かれた耆英会では確かに一群の長寿翁・長寿媼が集められ、百六歳の老婆がまだ針に糸を通せるのは写真で証明されていた。

 古今の心の善し悪しは、比較するのがなかなか難しく、詩文に教えを求めるしかない。古の詩人は名高き「温柔敦厚」であるが、中にはなんと「時日いずくんぞ喪びん、予汝とともに亡びん!」と言う者もいた。なんと悪辣なことか。さらに奇妙なのは、孔子が「校閲」した後も、これを削らず、なお「詩三百、一言もってこれを蔽う。曰く、思い邪なし」と言っていること。聖人もまた可悪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らしい。

 さらに現存の最も通行する『文選』があるが、聞くところによれば、もし青年作家が語彙を豊かにし、あるいは建築を描写しようとすれば、必ずこれを見なければならぬという。しかし我々がもし中の作家を調査すれば、少なくとも半分は非業の死を遂げている。もちろん心が悪かったからだ。昭明太子の選択を経て、確かに語彙の祖師のようになったが、当時はおそらくまだ個人の主張も偏激な文字もあったのだ。さもなくばその人は伝えられなかったはずで、唐以前の史書の文苑伝を繰ってみれば、おおむね旨意を承けて檄を草し頌を作る人であるが、しかしそれら著者の文章で今日まで伝わるものはかえって甚だ少ない。

 こう見てくると、古書をまるごと翻印するのも危険がないとは言えぬ。近頃たまたま石印の『平斎文集』を見かけたが、著者は宋人であり、古くないとは言えぬが、しかしその詩は規範とし難い。例えば「狐鼠」を詠じて曰く、「狐鼠一窟を擅にし、虎蛇九逵を行く。天に眼あるを論ぜず、ただ地に皮なきを管ぜよ……。」また「荊公」を詠じて曰く、「禍胎を養い成して身始めて去り、依然として鐘阜人に向かいて青し。」かの当路を指斥する口吻は、今人の見慣れぬところだ。「八大家」の欧陽修は、偏激な文学者とは言えまいが、しかしあの『李翱の文を読む』の中にはこうある。「ああ、位に在りて自ら憂うることを肯ぜず、また他人を禁じて皆憂うることを得ざらしむ、嘆ずべきかな!」これもまた甚だ憤懣としている。

 しかし後人の一番の選択を経ると、たちまち純厚になるのだ。後人が古人を純厚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ならば、後人が古人より更に純厚なのは明らかである。清朝にはかつて勅定の『唐宋文醇』と『唐宋詩醇』があった。これは皇帝が古人を純厚に仕立てた好い標本であり、まもなくこれを翻印して「狂瀾を既倒に挽かん」とする者が出るかもしれぬ。

 

 (四月十五日。) 【法会と歌劇                     孟弧  】

 

 『時輪金剛法会募金趣意書』にこのような一節がある。「古人ひとたび災厄に遭えば、上は己を罪し、下は身を修む……今や人心漸く衰えり、仏力の加被に頼らずんば、この浩劫を消除する由なし。」恐らく今もまだ覚えている人がいるだろう。これを読むとまことに自分も他人も半文の値打ちもなく、治水も除蝗も全く無益で、「あるいは自業を消し、あるいは他の災いを免れん」と思えば、パンチェン大師にお出まし願って仏菩薩の加護を祈るしかないという気にさせられる。

 堅く信じている人々は必ずいる。さもなくば、どうして巨額の寄付を募れようか。

 しかし畢竟「人心漸く衰え」たらしく、中央社十七日杭州電に曰く、「時輪金剛法会は本月二十八日に杭州にて啓建せらるるが、併せて梅蘭芳、徐来、胡蝶を招き、会期中五日間歌劇を上演することに決せり。」梵唄の円音が、軽歌曼舞に「加被」せらるるとは、意表に出ずるにあらずや。

 かつて我が仏が説法したまいし折、天女の散花ありと聞く。今、杭州にて会が啓かるるに、我が仏がおそらく親しく臨みたまうまじきとすれば、梅郎に権りに天女に扮することを恭請するのも、むろん不可ではあるまい。しかしモダンガールたちと何の関係があろうか。まさか映画スターや標準美人が歌を唱えば、「この浩劫を消除」できるというのか。

 おおよそ、人心が「漸く衰え」んとする前に、仏を拝む人はすでに余興を兼ねて見たが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た。寄付に限りがあり法会が大きくない時には、坊主たち自らが飛鉢を演じ、歌を唱って善男善女を満足させたが、これはまた道学先生たちをも首を振らせた。パンチェン大師は開会を「印可」するのみにして『毛毛雨』を歌わぬのは、まことに仏旨に適っているが、不意にも同時に歌劇まで上演されるとは。

 原始人と現代人の心は、おそらくかなり異なるものがあろうが、もし隔たりがわずか数百年であれば、たとえ若干の差異はあっても、微々たるものであろう。祭りで芝居を演じ、香市で美女を見るのは、まさに「古よりこれあり」の芸当である。無量の福を積み、かつ視聴の娯楽を極め、現在も未来もよいことがある──これが古来仏事を興行する呼び声の力なのだ。さもなくば、黄色く太った坊主がお経を唱えるだけでは、参加者は必ずしも踊躍せず、浩劫は消除の望みがないであろう。

 しかしこの手配は、婆心より出たりとはいえ、やはり「人心漸く衰えり」の徴候である。我々に疑いを抱かせる。我々自身はこの浩劫を消除する資格がないとして、この後はパンチェン大師に頼るべきか、それとも梅蘭芳博士か、ミス徐来か、ミス胡蝶か。

 

 (四月二十日。) 【洋服の没落                        韋士繇  】

 

 数十年来、我々はいつも自分に合った服がないことを恨んできた。清朝末年、革命の色彩を帯びた英雄たちは辮髪を恨むのみならず、馬褂や袍子も恨んだ。それは満洲の服だったからだ。ある老先生が日本に遊歴し、あちらの服装を見て大いに喜び、雑誌に文章を載せて「図らずも今日再び漢官の儀を見る」と題した。彼は古装の復活に賛成したのだ。

 しかし革命の後に採用されたのは洋装であった。皆が維新を志し、便捷を求め、腰骨をまっすぐにしたかったからだ。少年英俊の輩は自ら洋装であるのみならず、他人が袍子を着るのを嫌悪した。当時聞くところによれば、樊山老人のもとへ行って、なぜ満洲の衣裳を着るのかと詰問した者もいたそうだ。樊山は問い返して曰く、「君の着ているのはどこの服かね。」少年は答えて曰く、「私が着ているのは外国の服です。」樊山曰く、「わしが着ているのも外国の服だ。」

 この話はかなり一時に伝誦され、袍褂党を眉を揚げさせた。ただしその中にはいくらか革命に反対する意味が含まれており、近日の衛生のため、経済のためとは大いに異なる。その後、洋服はついに華人と次第に仲たがいし、袁世凱の御代に袍子馬褂を常礼服と定めたのみならず、五四運動の後、北京大学が校風を整飭するため制服を規定しようとして学生に公議させたところ、その議決もまた袍子と馬褂であった。

 今回洋服が採用されなかった理由は、まさに林語堂先生の言うように衛生に合わないからだ。造化が我々に賜うた腰と首は本来屈曲できるもので、腰を曲げ背を屈めるのは中国では常態である。逆のものすら甘んじて受けるのだから、順のものはなおさら甘んじて受けるべきだ。ゆえに我々は最も人体を研究し、その自然に順じてこれを用いる人民なのだ。首が最も細いので斬首を発明し、膝関節が曲がるので跪拝を発明し、臀部は肉が多くかつ致命的でないので尻叩きを発明した。自然に反する洋服は、かくして次第に自然と没落していったのだ。

 この洋服の遺跡は、今やモダンな男女の身にのみ残留しているに過ぎず、あたかも辮髪や纏足が頑固な男女の身にたまに見られるのと同じだ。ところが思いもかけず、また一通の催命符がやって来た。硫酸がこっそり背後から撒かれたのだ。

 これをどうすればよいのか。

 古制に復そうにも、黄帝から宋明に至る衣裳は一時にはとても分からぬ。舞台の扮装に倣おうにも、蟒袍に玉帯、白底に黒靴で、自動車に乗って西洋料理を食べるのは、やはりいささか滑稽を免れまい。ゆえに変えに変えて、おおよそやはり袍子馬褂が安定であろう。外国の服ではあるが、恐らく脱ぐことはあるまい──これはまことにいささか不思議である。

 

 (四月二十一日。) 【友人                          黄凱音  】

 

 私は小学校の頃、同級生たちの手品を見て──「耳で字を聞く」だの「紙人形が血を流す」だの──甚だ面白いと思った。廟の縁日にはこれらの手品を伝授する人がいて、銅貨数枚で一つ覚えられたが、覚えてしまうとたちまち興醒めした。中学に入ったのは城内で、意気揚々と大きな手品を見たが、後に誰かが手品の秘密を教えてくれ、それから輪の傍に近づく気がしなくなった。昨年上海に来て、ようやくまた退屈を紛らわす場所を得た。映画を見ることだ。

 しかしまもなく本の中で映画フィルムの製造法を少し読み、見たところ千丈の断崖のようなものが実は地面から数尺に過ぎず、奇鳥怪獣もすべて紙製であると知った。これにより映画の神秘を感じなくなり、かえって往々その破綻ばかり気にするようになって、自分も退屈になった。 三度目にして退屈を紛らわす場所を失ったのだ。時には、あの本を読んだことを後悔し、著者が製造法を書くべきでなかったと恨むことさえあった。

 暴露する者は種々の秘密を暴き、人のためになると思っている。しかし退屈な人間は、退屈を紛らわすために、欺かれることに甘んじ、自ら欺くことに安んじている。さもなくばもっと退屈になるからだ。このために手品は天地の間に長く存続し、このために幽暗を暴露することは欺く者に深く悪まれるのみならず、欺かれる者にも深く悪まれるのだ。

 暴露する者は有為の人々の中でのみ益があり、無聊の人々の中では滅びるしかない。自救の道はただ、一切の秘密を知りつつも顔色を変えず、欺くことに加担し、欺かれることに甘んずる無聊の人々を欺き、無聊な手品が次から次へと、結局は反復して続くままにしておくことだ。周囲には必ずこれを見る人がいるのだ。

 手品師は絶えず拱手して言う、「……一歩家を出れば朋友が頼り!」と。これにはいくらか手品の種を知る者に向けて発せられた意味がある。西洋の種明かしをされぬようにするためだ。

 「朋友とは義をもって合するものなり」──しかし我々は古来しばしばこのようには解さなかった。

 

 (四月二十二日。) 【清明の頃                          孟弧  】

 

 清明の頃は墓参りの季節で、ある者は関内に入って祖先を祭ろうとし、ある者は陝西に墓参りに行く。激論は天を沸かせ、歓声は地を揺るがし、まるで墓参りで国が滅びも、国が救われもするかのようだ。

 墓にこれほど大きな関係があるとすれば、墓を掘ることはもちろん許されまい。

 元朝の国師パクパは、墓を掘ることの利害を深く信じていた。彼は宋陵を掘り開き、人骨を豚犬の骨と一緒に埋めて宋室を不運にしようとした。後に幸いにも一人の義士に盗まれ、目的は達せられなかったが、しかし宋朝はやはり滅んだ。曹操は「摸金校尉」の類の職員を設けて専ら盗墓に当たらせたが、彼の息子は皇帝になり、自分は「武帝」と諡された。いかに威風堂々たることか。こう見ると、死者の安危と生者の禍福とは、やはり関係がないようでもある。

 伝えるところによれば、曹操は死後に墓を掘られることを恐れ、七十二の疑冢を造り、人を手出しできなくした。そこで後の詩人が曰く、「あまねく七十二の疑冢を掘れば、必ず一冢に君の屍を葬れるあらん。」そこで後の論者がまた曰く、「阿瞞は老獪至極、その屍が実にこの七十二冢の内にあらざることを安んぞ知らんや。」まことに手の施しようがない。

 阿瞞はまさに老獪至極ではあるが、思うに疑冢の類は必ずしも手配しなかったであろう。ただ古来の冢墓は大抵発掘された者が多く、冢中の人の主名が確かなものも甚だ少ない。洛陽の邙山では清末に墓を掘る者が甚だ多く、名公巨卿の墓の中でさえ、得られるものは大抵一枚の墓誌石と散乱した陶器であった。元来貴重な殉葬品がなかったのではなく、すでに誰かが掘って持ち去ったのだ。いつのことかは知る由もない。とにかく葬った後から清末の盗掘のその日までの間であろう。

 墓中の人が畢竟いかなる人であるかは、掘った後でなければ往々分からぬ。たとえ伝承の主名があっても、大抵当てにならぬ。中国人は古来、大人物に関係のある名勝を造るのが好きだ。石門には「子路止宿の処」あり、泰山の上には「孔子天下を小とする処」あり。一つの小さな洞穴には大禹が埋められ、幾つかの大きな土饅頭には文王・武王・周公が葬られているという。

 もし墓参りが確かに国を救えるのであれば、参るなら正確に参らねばならず、文王・武王・周公の陵を参って、他人の土饅頭を参ってはならず、さらに自分が周朝の子孫であるかどうかも調べねばならぬ。そこで考古の作業が必要になる。すなわち墓を掘り開いて、文王・武王・周公旦が葬られている証拠があるかどうかを見、もし遺骨があれば『洗冤録』の方法で血を滴らすこともできる。しかしこれはまた墓参り救国説と矛盾し、孝子順孫の心を大いに傷つける。やむなく、ただ目を閉じ頭を強くしてでたらめに拝むしかない。

 「其の鬼にあらずしてこれを祭るは、諂なり!」ただ墓参り救国術に霊験がないのは、まだ小さな笑い話に過ぎない。

 

 (四月二十六日。) 【小品文の生機                        崇巽  】

 

 昨年は「ユーモア」が大いに運の開けた時で、『論語』のほかにも、開口一番ユーモア、口を閉じてもユーモア、この人もユーモリスト、あの人もユーモリストであった。ところが今年はたちまち大いに面目を失い、これも駄目、あれも駄目、一切の罪悪はすべてユーモアに帰せられ、ひいては文壇の道化役に比せられるに至った。ユーモアを罵ることは入浴のようなもので、一度やりさえすれば自分は清浄になれるかのようだ。

 もし真に「天地は大戯場」であるならば、文壇にもちろん道化役は必ずいる──しかしまた必ず黒頭もいる。道化役が道化芝居を演じるのはごく当たり前だが、黒頭が道化芝居に転じるとなると甚だ奇妙だ。しかし大戯場では時にまことにこういうことがある。これが正直な人を歪んだ心の人に従って嘲罵させ、情熱の人を憤らせ、感じやすい人の心を酸くするのだ。唱い方が素人で人を笑わせないからか。いや、彼は本物の道化よりもさらに可笑しいのだ。

 あの怒りと心酸は、黒頭が道化に転じた後、事がまだ終わっていないからだ。芝居には何人かの役柄が必要で、生、旦、末、丑、浄、そして黒頭。さもなくばその芝居も長くは続かぬ。ある原因のために黒頭が道化に転じざるを得ぬ時は、慣例としてかならず道化がかわりに黒頭を演じるのだ。唱工のみならず、黒頭が厚かましく道化に扮し、道化が胸を張って黒頭を学ぶ。戯場には白鼻の道化と黒面の道化ばかりが増え、天下の大いなる滑稽となる。しかし滑稽であるのみで、ユーモアではない。ある人曰く、「中国にユーモアなし」と。これがまさにその注脚だ。

 更に嘆かわしいのは、「ユーモアの大家」と諡された林先生が、なんと「自由談」で古人の言葉を引いたことだ。曰く、「夫れ飲酒猖狂なるも、あるいは沈寂として聞こえざるも、またただ身を潔くし自ら好しとするのみ。今の世の癩鼈、身を潔くし自ら好しとする者に亡国の罪を負わしめんと欲す。もししからば『今日烏合し明日鳥散し、今日戈を倒し明日軾に馮り、今日君子たり明日小人たり、今日小人たり明日また君子たる』の輩は罪なかるべし」と。引用はなお小品の域を出ぬとはいえ、「ユーモア」あるいは「閑適」の道からは遠い。これもまた一つの注脚だ。

 しかし林先生が、近頃各紙の『人間世』への攻撃は系統だった変名の手品だと考えたのは誤りで、その証拠は異なる論旨と異なる作風だ。中には確かに、かつて驥尾に附しながらも遂に竜門に登れなかった「名人」や、黒頭に扮してはいるが実は真正の道化の茶々もあるが、しかしまた熱心な人の正論もある。世態はかくの如く紛糾しており、たとえ小品といえども、まさに分析と攻戦が必要であることが分かる。これこそがあるいは『人間世』の一縷の生機であろう。

 

 (四月二十六日。) 【刀「式」弁                          黄棘  】

 

 今月六日の「動向」に、阿芷先生が楊昌渓先生の大作『鴨緑江畔』がファジェーエフの『壊滅』に酷似していることを指摘した文章が載っていた。その中には例証も挙げられていた。これを「英雄の所見略ぼ同じ」とは言えまい。なぜなら丸呑みの有様があまりにも明白だからだ。

 しかし丸呑みにも技量がいるのであり、楊先生はいささか足りないようだ。例えば『壊滅』の訳本の冒頭は──

 

 「石段の上でがちゃがちゃと傷のついた日本の指揮刀が鳴り、レーヴィンソンは裏庭へ行った。……」

 

 そして『鴨緑江畔』の冒頭は──

 

 「金蘊声が庭園に入った時、彼のあの傷のついた日本式の指揮刀が石段の上でパチパチと鳴っていた。……」

 

 人名が違うのは当然のこと。音が違うのも大したことではない。最も特異なのは、彼が「日本」の下に「式」の一字を加えたことだ。これもあるいは無理もない。日本人でないのに、どうして「日本の指揮刀」を佩くのか。きっと日本の式に倣って自分で鍛造したのだろう。

 しかし我々がもう一度考えてみよう。レーヴィンソンが率いていたのは襲撃隊であり、もちろん敵を襲撃するが、武器も鹵獲する。自軍の軍器は不完全であり、何か手に入ればすぐに使う。ゆえに彼が佩いていたのはまさに「日本の指揮刀」であり、「日本式」ではないのだ。

 文学者が小説を読み、しかも剽窃の準備をしているとすれば、関係は密接であると言えよう。それでいてなおこれほど粗忽であるとは、嘆かわしいではないか。

 

 (五月七日。) 【変名の新法                           白道  】


 杜衡こと蘇汶先生が今年、文壇の二種の秘密にして悪弊をも暴いた。一つは批評家の仲間内のなれ合い、もう一つは文人の変名だ。

 しかし彼はまだ言わずに取っておいた秘密がある――

 なれ合いの中にはもう一種、書店の編集者が使う「ゴム輪」がある。大きくも小さくもなれ、丸くも四角くもなり、この書店の出版物でさえあれば、こっちに輪を掛けて「よし」、あっちに輪を掛けても「よし」だ。

 変名に至っては、別人に化けるだけでなく、一つの「社」にもなれる。この「社」は文を選び、論を立て、某の作品だけが「よし」、某の創作も「よし」と言えるのだ。

 例えば「中国文芸年鑑社」編の『中国文芸年鑑』冒頭の「鳥瞰」。その「瞰」法によれば、蘇汶先生の議論は「よし」、杜衡先生の創作も「よし」だ。

 しかし実際にはこの「社」はどこにも見つからない。

 この「年鑑」の総発行所を調べてみよ。現代書局。『現代』誌の最終頁の編集者を見よ。施蛰存、杜衡。

 Oho!

 孫悟空は神通広大で、鳥獣虫魚に化けるだけでなく、寺院にもなれる。目は窓に、口は山門に化けたが、尻尾だけは置き場がなく、旗竿に化けて寺の裏に立てた。だが旗竿が一本しかない寺院があるだろうか? 二郎神に見破られた綻びはここにあった。

 「万やむを得ぬ場合を除き」、「私が望む」のは、文人が「社」に化けないことだ。もし自画自賛のためだけなら、それはまことに「近くまた些か卑劣」というものだ。


 (五月十日。) 【何冊か本を読もう                     鄧当世  】


 死んだ本を読めば本の虫になり、甚だしきは本棚と化す。早くから反対する者がいた。時は絶えず進み、反読書の思潮もいよいよ徹底して、ついにはあらゆる本を読むことに反対する者が現れた。その論拠は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の古い言葉で、他人の著作を読むのは、自分の脳内で著者に馬を走らせてやるだけだという。

 これは死んだ本を読む人々には確かに痛い一撃だが、探究するよりダンスを踊れ、あるいはただ空しく暴れ、やみくもに愚痴をこぼす天才のためには、紹介に値する金言でもある。ただし注意すべきは、この金言に死んでもしがみつく天才の脳内では、まさにショーペンハウアーに一走りさせられ、踏み荒らされて一塌糊塗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

 今、牢騒を発しているのは批評家だ。ましな作品がないから。創作家も牢騒を発している。正確な批評がないから。張三が李四の作品は象徴主義だと言えば、李四も自らを象徴主義と思い、読者も当然それを象徴主義と思う。しかし象徴主義とはどういうものか、昔からはっきりさせたことがなく、仕方なく李四の作品をもって証拠とする。だから中国の所謂象徴主義と外国の所謂 Symbolism は同じではない。前者は後者の訳語のはずだが、メーテルリンクが象徴派の作家だと聞けば、李四は中国のメーテルリンクとなる。その他、中国のアナトール・フランス、中国のバビット、中国のジルポワタン、中国のゴーリキー……まだまだたくさんいる。しかし本物のフランスたちの作品の翻訳は中国には甚だ少ない。「国産品」があるからか?

 中国文壇では、国産文人の寿命が実に長すぎ、舶来文人の方は実に短すぎる。名前を覚えたばかりで、もう古いと言われる。イプセンは全集を出す気配はあったが、今に至るも第三巻が見えず、チェーホフやモーパッサンの選集も竜頭蛇尾の運勢をたどったようだ。だが我々が深く忌み嫌う日本では、『ドン・キホーテ』と『千一夜物語』は全訳があり、シェイクスピア、ゲーテ……はみな全集がある。トルストイのは三種、ドストエフスキーのは二種。

 死んだ本を読むのは自分を害し、口を開けば人を害す。だが本を読まなくとも必ずしもよいわけではない。少なくとも、例えばトルストイを批評するなら、彼の作品は数冊は読まねばならない。もちろん今は国難の時で、どうしてこんな本を訳し、こんな本を読む暇があろうか。だが私が提案しているのは、ただ暴れ回り愚痴をこぼすだけの大人物に対してであって、まさに国難に赴き、あるいは「臥薪嘗胆」している英雄に対してではない。ある種の人物は、たとえ本を読まなくとも、ただ遊んでいるだけで、決して国難に赴きはしないからだ。


 (五月十四日。) 【一考してから行動せよ                  曼雪  】


 もしそれによって国政を決し、戦争を布くのでなければ、友人の間でユーモアの一つ二つを言い、互いに莞爾と笑い合うのは、大勢に関わりないと思う。革命の専門家でさえ、時に手を後ろに組んで散歩する。理学の先生も子女がいないわけにはゆかず、日夜つねに道学者然として厳かではない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小品文はおそらく将来も文壇に存在し得るだろうが、「閑適」を旨とするだけでは、やや物足りない。

 人の世の事、坊主が憎ければ袈裟まで憎い。ユーモアと小品は当初、誰が異議を唱えたか。ところがどっと一斉に天下挙げてユーモアと小品になり、ユーモアがそんなにあるはずもなく、ユーモアは滑稽と化し、滑稽は笑い話と化し、笑い話は風刺と化し、風刺は罵倒と化す。油腔滑調がユーモアで、「空朗らかにして気清し」が小品で、鄭板橋の「道情」を一度読めばユーモアを十日語り、袁中郎の尺牘を半冊買えば小品を一巻作る。これで身を立てようとする者がいれば、勢い、これに反対して名を成そうとする者もあり、かくてまたどっと天下挙げてユーモアと小品を罵る。実のところ、付和雷同の輩は今年も去年と同様、少なくないのだ。

 黒塗りの皮灯籠を手に、互いに何が何やら分からない。とにかく、一つの名詞が中国に帰化すると、たちまち一団糟となる。偉人は、以前は良い呼び名だったが、今ではこう呼ばれるのは罵られるに等しい。学者や教授は、二、三年前にはまだ清潔な称号だった。自愛ある者が文学者の称号を聞いて逃げ出すのは、今年すでに第一歩が始まった。だが世界に本当の偉人、本当の学者や教授、本当の文学者はいないのか? そうではない。ただ中国だけが例外なのだ。

 仮にある人が路傍に唾を一つ吐き、自分でしゃがんで見ていると、たちまち一群の人だかりができる。また仮に別の人がいきなり一声叫んで走り出すと、たちまち皆が逃げ散る。まったく「何を聞いて来たり、何を見て去る」か分からぬのに、心に不満を抱き、その得体の知れぬ対象を「畜生!」と罵る。だが唾を吐いた者も一声叫んだ者も、結局のところやはり大人物なのだ。もちろん、沈着で地に足のついた人々はいる。だが偉人などの名の尊ばれたり貶められたりは、概して唾の代わりにされているだけだ。

 社会がこれで賑わいを増すのは、感謝に値する。だが烏合の前に一考し、雲散の前にもう一考すれば、社会は必ずしも冷静にならずとも、もう少しましにはなるだろう。


 (五月十四日。) 【己を推して人に及ぼす                  夢文  】


 何年前だったか忘れたが、ある詩人が私を教え諭して言った。愚衆の世論は天才を罵り殺す。例えば英国のキーツがそうだと。私はそれを信じた。去年、何人かの名作家の文章を見ると、批評家の漫罵は良い作品を萎縮させ引っ込めさせ、文壇を荒涼冷寂にすると言っている。もちろん、私はまたそれを信じた。

 私も作家たらんとする者であり、しかも自分が確かに作家であると感じているが、まだ罵られる資格を得ていない。創作を書いたことがないからだ。萎縮して引っ込んだのではなく、まだ這い出していないのだ。這い出せない原因は、きっと私の妻と二人の子供の喧騒のせいだ。彼女たちもまた漫罵の批評家と同様、その職務は真の天才を滅ぼし、良い作品を怯えさせ退却させることにある。

 幸い今年の正月、私の義母が娘に会いたいと言い、彼女たち三人は田舎に帰った。私はまさに耳目清浄、猗歟休哉、偉大な作品を生み出す時代が到来した。ところが不幸なことに、今やすでに旧暦の四月初め、丸三か月も静かにしていたのに、まだ何一つ書けていない。もし友人に成果を問われたら、何と答えたらよいのか? まだ彼女たちの喧騒のせいにできようか?

 そこで私の信念がいささか揺らいだ。

 私には元来、良い作品など書けるはずがなく、彼女たちの喧騒とは無関係なのではないか。しかもいわゆる名作家にも、良い作品などありはせず、批評家の漫罵とも関係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疑い始めた。

 ただし、喧騒する者あり、漫罵する者あれば、作家に作品がないことの隠れ蓑にはなり得る。本来あるはずだったのに、あの連中に台無しにされたのだと言えるのだから。かくして彼は落ちぶれた小生のごとく、たとえ作品がなくとも、見物客から一掬また一掬の同情の涙を勝ち得ることができる。

 仮に世に天才が本当にいるなら、漫罵の批評はその人を損なう。作品を罵って退却させ、作家たらしめない。しかし漫罵の批評は、凡才にとっては有益で、作家たる地位を保たせてくれる。ただし作品は怯えて退却したことになっている。

 この三か月余りで私に浮かんだ「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はただ一つ、ロラン夫人の口調を借りて言えば、「批評よ批評よ、世のいかほどの作家、汝の罵りを借りて存す!」


 (五月十四日。) 【偶感                     公汗  】


 東三省の陥落と上海の戦闘の折、砲声は聞こえても砲弾の心配はない大通りでは、至る所で『推背図』が売られていた。人々が早くも敗因を天命に帰したがっていたのが分かる。三年後、華北も華南も危急に瀕しているのに、上海に出現したのは「碟仙(コックリさん)」だ。前者が関心を寄せたのはまだ国運であったが、後者はもっぱら試験問題、くじ、亡霊を尋ねるだけだ。着眼の大小は大いに異なるが、名目はさらに立派だ。なぜならこの「霊乩」は、中国の「留独学生・白同君の発明」にかかり、「科学」に合致するからだ。

 「科学救国」と叫ばれて十年近く、誰もがこれは正しいと知っている。「ダンス救国」「拝仏救国」の類ではない。青年が留学して科学を学ぶ者あり、博士が科学を学んで帰国する者あり。ところが中国にはやはり独自の文明があり、日本とは違うのであって、科学は中国文化の不足を補うどころか、かえって中国文化の高深を証明してしまった。風水は地理学に合致し、門閥は優生学に合致し、錬丹は化学に合致し、凧揚げは衛生学に合致する。「霊乩」の「科学」に合致するも、その一つに過ぎない。

 五四の時代に陳大齊先生がかつて扶乩の欺瞞を暴く論を書いたが、十六年後に白同先生が碟子で扶乩の合理性を証明した。これではまったく、何と言ってよいか分からない。

 しかも科学は中国文化の高深をさらに証明しただけでなく、中国文化の発揚をも助けた。麻雀卓のそばでは電灯が蝋燭に取って代わり、法会の壇上ではマグネシウム光がラマ僧を照らし、無線放送が日々流すのは、『狸猫換太子』、『玉堂春』、『ありがとう小雨さん』ではないか?

 老子曰く、「之が為に斗斛を作りて以て之を量らば、則ち斗斛と併せて之を窃む」と。ロラン夫人曰く、「自由よ自由よ、いかほどの罪悪、汝の名を仮りて行わる」と。新しい制度、新しい学術、新しい名詞が中国に伝わるたびに、まるで黒い染め壷に落ちたかのように、たちまち真っ黒になり、私利を済し焔を助ける道具と化す。科学もまた、その一つに過ぎない。

 この弊害が去らぬ限り、中国に薬はない。


 (五月二十日。) 【秦理斎夫人の事を論ず                    公汗  】


 ここ数年、新聞に経済的圧迫や礼教の制裁のために自殺した記事がしばしば見られるが、このために口を開き、あるいは筆を執る者は甚だ少ない。ただ最近の秦理斎夫人とその子女、一家四人の自殺だけは、少なからぬ反響を呼んだ。後にはこの事件の新聞記事を懐にしたまま自殺した者まで現れ、その影響の大きさが分かる。思うに、これは人数が多かったからだ。単独の自殺では、もはや皆の注目を集めるに足りなくなったのだ。

 あらゆる反響の中で、この自殺の主謀者——秦夫人に対しては、恕辞も加えられはしたが、結論は非難に他ならなかった。なぜなら——評論家が言うには——社会は暗黒だとしても、人生の第一の責任は生存であり、自殺するのは職務怠慢だ。第二の責任は苦しみを受けることであり、自殺するのは安逸への逃避だ。進歩的な評論家は人生は戦闘であると言い、自殺者は逃兵であり、たとえ死んでも罪を免れぬと。これも言えなくはない。だが大雑把に過ぎる。

 世に犯罪学者あり、一派は環境に由ると言い、一派は個人に由ると言う。今流行しているのは後者で、もし前者を信じれば、犯罪をなくすには環境を改造せねばならず、事が面倒で恐ろしくなるからだ。秦夫人の自殺の批判者は、概して後者に属する。

 たしかに、自殺した以上、これは彼女が弱者であった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だが、なぜ弱者になったのか? 肝心なのは、彼女の舅の書簡を見ることだ。帰って来いと言うために、両家の名声を以て脅し、亡夫の乩語を以て心を動かそうとした。さらに彼女の弟の挽聯も見るべきだ。「妻は夫に殉じ、子は母に殉じ……」と、千古の美談と見なす気配が大いにあるではないか。このような家庭で生まれ育ち薫陶を受けた者に、弱者にならずにいられようか? 我々は確かに奮闘を求めてよいが、暗黒の呑み込む力は孤軍をしばしば圧し、しかも自殺の批判者は必ずしも戦闘の応援者ではなく、他人が奮闘する時、苦闘する時、敗れる時には、おそらく鴉雀無声なのだ。窮郷僻壤や都会の中で、孤児寡婦、貧女労人が運命に従って死に、あるいは抗っても結局死なざるを得ぬ者がどれほどいるか。だが誰の口にのぼり、誰の心を動かしただろうか? まさに「溝の中で自ら首をくくりて之を知る者莫し」だ!

 人は確かに生存すべきだが、進化のためにだ。苦しみを受けてもよいが、将来のあらゆる苦しみを解消するためにだ。さらに戦うべきだが、改革のためにだ。他人の自殺を責める者が、一方で責めながら、人を自殺へ追いやる環境に挑戦し、攻撃すべきだ。もし暗黒の主力に対しては一言も呈さず、一矢も放たず、ただ「弱者」に向かってくどくどと言い続けるならば、たとえ彼がいかに義憤にかられた形相をしようと、私は言わざるを得ない——私もまた堪えかねた——彼は実は殺人者の共犯に過ぎないのだ。


 (五月二十四日。) 【「……」「□□□□」論補                  曼雪  】


 徐先生が『人間世』でこの題名の論を発表された。この道において、私はそれほど深く究めてはいないが、「愚者の千慮にも必ず一得あり」で、少し補いたい。もちろん、浅薄なこと甚だしいが。

 「……」は洋物で、五四運動以後に初めて輸入された。以前、林琴南先生が小説を訳す時に「此の語未だ完(お)わらず」と注記していたのが、この記号の翻訳だ。洋書では普通六点を用いるが、吝嗇な者は三点しか使わない。しかし中国は「地大物博」で、同化の際に次第に伸び、九点、十二点、ついには数十点にもなった。ある種の大作家に至っては、少なくとも三、四行は点を打ち、その中の奥義が無窮無尽にして、まことに言語で形容し難いことを示す。読者も大抵そう思い、その奥義が感じ取れないなどと言おうものなら、低能児と見なされる。

 だが結局のところ、アンデルセンの童話「皇帝の新しい服」に似て、実は何もないのだ。ただし子供でなければ、正直に大声でそう言い出す者はいない。子供は文学者の「創作」を読まないから、中国では誰も言い破る者がいない。だが天候はいずれ寒くなり、裸では一年中路上を歩けない。結局は宮中に隠れ込むしかなく、数行に点を打つだけの妙文も、近頃はあまり見かけなくなった。

 「□□」は国産品で、『穆天子伝』にすでにこの代物がある。先生は私に教えて曰く、闕文(欠字)だと。この闘文もかつて事を起こした。「口生垢、口戕口」の三つの「口」の字も闕文だと誰かが言い、また誰かにひどく罵られた。ただし以前は古人の著作にのみ見られ、補いようがなかったのに、今では今人の著作にも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り、補いたくても補えない。目下では次第に「××」で代用する傾向がある。これは日本からの輸入だ。これが多ければ、読者はその著作の内容が激烈であるかのように予感する。だが実はそうでない場合もある。適当に×を数行入れて印刷すれば、読者に作家の激烈さを敬服させ、検閲員の峻厳さを恨ま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が、検閲に出す際には、検閲員に自分の従順さ——多くのことをあえて言わず、ただ×を打つばかりの勤勉さ——を愛でさせることもできる。一挙両得で、数行に点を打つよりさらに巧妙だ。中国は今まさに抗日の最中だから、この日本からの錦の妙計は、おそらく模倣されずに済むだろう。

 今では何でも金で買わねばならず、当然何でも金になり得る。だが「何もないこと」さえも金になるとは、いささか意外だ。もっとも、このことを知ってしまえば、謡言をなりわいとするのは、今の時代にあってもなお「品質正真、子供にもお年寄りにも騙しなし」の暮らしだと分かる。


 (五月二十四日。) 【誰が没落しているのか?                 常庚  】


 五月二十八日の『大晩報』が、文芸上の重要なニュースを一つ伝えてくれた。


 「わが国の美術名家・劉海粟、徐悲鴻等が、近頃ソ連のモスクワで中国書画展覧会を開催し、彼の国の人士から絶大な賞讃を得た。わが国の書画の名作を称揚し、ソ連で目下盛んな象徴主義の作品にぴたりと合うと。そもそもソ連の芸術界はかねて写実派と象徴派に分かれるが、目下、写実主義は漸く没落し、象徴主義は朝野一致して提唱し、欣欣向栄の概を呈している。彼の国の芸術家がわが国の書画作品を見て象徴派に深く合うと認めて以来、直ちに中国の演劇もまた象徴主義を採っているに違いないと想起し、……中国の戯曲名家・梅蘭芳等を招いて上演さ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の件は既にロシア側と中国駐ロシア大使館との間で折衝中であり、同時にソ連駐中国大使ボゴモロフもまた訓令を奉じ、わが方と協議中である。……」


 これは朗報であり、喜ぶに値する。だが「国光を発揚」したと喜んだ後、なお冷静になって、以下の事実を考えるべきだ。

 一、もし中国画と印象主義に一脈相通ずるものがあると言うなら、まだ筋が通る。しかし「ソ連で目下盛んな象徴主義に合致する」とは、夢言に近い。半枝の紫藤、一株の松、一頭の虎、数羽の雀。確かに実物に似ていないものもあるが、それは似せて描けなかったからで、何か別のものを「象徴」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

 二、ソ連で象徴主義が没落したのは十月革命の時で、その後は構成主義が台頭し、さらにそれが次第に写実主義に取って代わられた。だから「構成主義が漸く没落し、写実主義が欣欣向栄の概を呈す」と言うなら筋が通る。さもなければ夢言だ。ソ連文芸界に象徴主義の作品がいったい何があるというのか?

 三、隈取りと手振りは代数であって、象徴ではない。白い鼻筋が道化役を表し、花模様の顔が豪傑を表し、鞭を執れば騎馬を表し、手を押せば開門を表す以外に、何かしら言い尽くせぬ、演じ尽くせぬ深い意義がどこにあるのか?

 ヨーロッパは我々からまことに遠く、あちらの文芸事情もまことにあまり明らかではない。だが二十世紀はすでに三分の一を過ぎた今日、粗浅なことは多少知っている。こうしたニュースはかえって「象徴主義作品」のように思える。それが象徴するのは、彼らの芸術の消滅だ。


 (五月三十日。) 【逆さ吊り                            公汗  】


 西洋の慈善家は動物虐待を見るのを嫌い、鶏鴨を逆さに提げて租界を通れば処罰される。処罰といっても罰金に過ぎず、金さえ出せばまだ逆さに提げてもよいが、ともかく処罰された。そこで何人かの中国人が大いに不平を鳴らし、西洋人は動物を優遇し中国人を虐待する、鶏鴨にも劣るとまで言う。

 これは実は西洋人を誤解している。彼らが我々を蔑視しているのは確かだが、動物以下に見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もちろん、鶏鴨というものは、いずれにしても厨房に送られて御馳走にされるだけで、たとえ順に提げたところで最終的な運命は変わらない。しかし言葉も話せず抵抗もできないものを、なぜ無益な虐待を加えるのか? 西洋人は何事も益のあることを重んじる。我々の古人は、民の「倒懸(逆さ吊り)」の苦しみは思い至っていて、しかもまことに切実に形容していたが、鶏鴨の逆さ提げの災いにまではまだ気づいていなかった。しかし「生きたまま驢馬の肉を切り取る」「活きた鵞鳥の掌を焼く」といった無聊な残虐に対しては、早くから文章で攻撃していた。この種の心は、東西に共通するものだ。

 だが人に対する心は、いくぶん異なるようだ。人は組織でき、反抗でき、奴にもなれ主にもなれる。努力しなければ当然いつまでも下僕だが、自由解放すれば互いの平等を獲得でき、その運命は必ずしも厨房に送られて御馳走にされることに終わるわけではない。下等な者ほど主人に愛され可愛がられる。だから西崽(洋人の下僕)がボーイを叩けば西崽が叱られ、平民が西崽に逆らえば平民が咎められる。租界に中国人の苛待を禁じる規則がないのは、まさに我々が自ら力を持ち、自ら能力を持つべきで、鶏鴨とはまるで違うからだ。

 しかし我々は古典から、仁人義士が倒懸を解いてくれるという戯言を聞き慣れ、今に至るもなお天か何か高く遠いところから恩典が降ってくるのを期待し、甚だしきは「乱離の人と作(な)る莫かれ、寧ろ太平の犬と為れ」と、犬になることも厭わぬくせに、団結して改革することは肯じない。租界の鶏鴨にすら及ばぬと自嘆する者にも、まさにこの気味がある。

 この手の人物が多くなれば、かえって皆が逆さに吊るされることになり、しかも厨房に送られる際にも一時的に救ってくれる者がいない。これはまさに我々が人間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情けない人間であるからだ。


 (六月三日。)



 「花罫文学」を論ず                林默


 近頃一種の文章がある。四方を花罫で囲まれ、いくつかの付録欄から出現する。この文章は毎日一段、雍容閑適、緻密整然として、外形は「雑感」に似て「格言」にも似るが、内容は痛くも痒くもなく、何の手がかりもない。小品か語録の類のようだ。今日は一則の「偶感」、明日は一段の「聞くところによれば」。作者から見れば、自然、良い文章だ。あちらこちらひっくり返しても道理になるから、八股の能事を尽くしたと言える。だが読者から見ると、痛くも痒くもないが、往々にして毒汁が滲み、妖言を散布している。例えばガンディーが刺されると、たちまち一篇の「偶感」を書き、「マハトマ」を一通り称揚し、暴徒の反乱を一通り罵倒し、聖雄のために気を吐き災いを祓い、ついでに読者に「すべてを見定めよ」「勇武なる平和」の不抵抗説教を一くさり宣じる。この種の文章に名を付けるなら、「花罫体」あるいは「花罫文学」とでも呼ぼう。

 この花罫体の来歴は、鳥道に入った後の小品文の変種だろう。この種の小品文の擁護者によれば、これは後世に伝わるはずだという(『人間世』「小品文について」参照)。では彼らの「伝わり方」を見てみよう。六月二十八日の『申報・自由談』にこういう文章が載った。題名は「逆さ吊り」。大意は、西洋人が鶏鴨の逆さ提げを禁じているのに対し、中国人の中に不平を鳴らす者がいて、西洋人は中国人を虐待し鶏鴨にも及ばぬというのだ。

 そこでこの花罫文学者が議論する。「これは実は西洋人を誤解している。彼らが我々を蔑視しているのは確かだが、動物以下には見ていない。」

 なぜ「見ていない」のか? 曰く、「人は組織でき、反抗でき、……自ら力を持ち、自ら能力を持ち、鶏鴨とはまるで違うからだ」と。だから租界に中国人の苛待を禁じる規則がない。中国人の苛待を禁じないのは、当然、中国人を鶏鴨以上に見ていることになる。

 不平なら、なぜ反抗しないのか?

 そしてこの不平の士は、花罫文学者が「古典」から得た証明によれば、「犬になっても構わぬ」類の、情けない連中だと断じられる。

 この意味は明白だ。第一に、西洋人は中国人を鶏鴨以下に見ていない。鶏鴨に及ばぬと自嘆する者は、西洋人を誤解している。第二に、西洋人からこのような優遇を受けているのだから、不平を鳴らすべきではない。第三に、彼は確かに表面上は人が反抗できることを認め、反抗を呼びかけてはいるが、実は西洋人が中国人を尊重するがゆえに、この虐待はむしろ欠かせず、さらに一歩進めてもよいと言っているのだ。第四に、もし不平を鳴らす者があれば、彼は「古典」から、これは中国人が情けないからだと証明できる。

 上海の洋行には、洋人のために商売をする中国人がおり、通称「買弁」と呼ばれる。彼らが同胞と商売する際には、洋物がいかに国産品より優れているか、外国人がいかに礼節と信用を重んじるか、中国人は豚だ、淘汰されるべきだと吹聴するほかに、もう一つの特徴がある。洋人を指して「うちの旦那」と呼ぶのだ。思うに、この「逆さ吊り」の傑作は、その口振りからして、おおむねこの手の人々が「うちの旦那」のために書いた手によるものだろう。なぜなら第一に、この手の人々は常に西洋人を理解していることを自慢し、西洋人から丁重に扱われている。第二に、彼らは往々にして西洋人(すなわち彼らの旦那)が中国を統治し中国人を虐待することに賛成する。中国人は豚だからだ。第三に、彼らは中国人が西洋人を恨むことに最も反対する。不平を抱くのは、彼らから見れば危険思想だ。

 この手の人々から、あるいはこの手の人々になりたい者の筆から産み出されたのが、この「花罫文学」の傑作だ。ただし惜しむらくは、この種の文人も文字も、西洋人のためにいかに弁護説教しようとも、中国人の不平は免れ難い。なぜなら西洋人は中国人を鶏鴨以下に見てはい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が、事実上は鶏鴨以上にも見ていないようだからだ。香港の差役が中国人犯人を逆さに提げて二階から投げ落としたのは、すでに遠い昔の話。近くは上海で、去年の高丫頭、今年の蔡洋其の輩、彼らの遭遇は鶏鴨に勝るどころか、死傷の惨さは鶏鴨を上回る。これらの事実は我々中国人にははっきり見えていて、振り返ってすぐ忘れるものではない。花罫文学者の口と筆でどうして朦朧とさせられようか?

 不平を抱く中国人は本当に、花罫文学者の「古典」の証明する通り、一律に情けないのか? そうでもない。我々の古典の中には、九年前の五・三〇運動、二年前の一・二八の戦い、今なお艱苦に堪えて持ちこたえている東北義勇軍があるではないか。これらが中国人の不平の気が集結して成った勇敢な戦闘と反抗でないと、誰が言えようか?

 「花罫体」文章が後世に伝わるための長所はすべてここにある。今は確かに伝わっており、ある人々に擁護されている。だがそう遠くないうちに、これを唾棄する者が現れるだろう。今は「大衆語」文学を建設する時だ。「花罫文学」は、その形式であれ内容であれ、大衆の目に、いつか伝わり得なくなる日が来るだろうと私は思う。

 この文章はいくつもの場所に投稿したが、すべて拒否された。まさかこの文章もまた私怨を晴らそうとしている嫌疑がかけられたのか? だが「指示」などはない。事実に即して論じ、一吐の必要を感じたのだ。文中に行き過ぎた点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が、私がまったく間違っているとは、認める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もし不快を与えたのが先輩か友人であったなら、この点をご諒解いただきたい。


 筆者附識。  (七月三日『大晩報・火炬』。) 【玩具                         宓子章  】


 今年は児童年だ。私はそれを覚えているので、子供に与える玩具をしばしば見る。

 大通り沿いの洋物店に小さな雑貨が吊るされ、紙にフランスから運んだと書いてある。だが私は日本の玩具店で同じ品を見たことがあり、値段はもっと安かった。担ぎ棚や小さな露店では、だんだん大きく膨らむゴム風船が売られ、上に印が押してある。「完全国貨(純国産品)」。中国自製と分かる。しかし日本の子供が遊ぶゴム風船にも同じ印があるが、あちらは当然彼ら自身の製造だ。

 デパートには武器の玩具がある。指揮刀、機関銃、戦車……。だが金持ちの子供でさえ、持って遊んでいる者は少ない。公園では外国の子供が砂を丸い山に集め、短い木の枝を二本横に差す。明らかに装甲砲車を創造しているのだ。一方、中国の子供は青白い、痩せた顔をし、大人の背後に隠れ、恥ずかしそうに、怯えたように見つめている。身には極めて上品な長い衫(きもの)を着ている。

 我々中国では大人用の玩具が多い。妾、阿片パイプ、麻雀牌、『小雨さんありがとう』、科学コックリさん、金剛法会、その他もろもろ。忙しくて子供のことに頭が回らない。たとえ児童年であっても、一昨年の戦禍を身を以て経験しても、そのために子供に記念の小さな玩意を一つも創り出さず、すべてそのまま真似るだけだ。来年は児童年ではないのだから、その有様は推して知るべしだ。

 だが江北の人々は玩具作りの天才だ。二つの長短の異なる竹筒を紅緑に染め、一列に連ね、筒内にバネを仕込み、脇に把手を付ける。回すとカタカタと鳴る。これが機関銃だ! 私が見た唯一の創作でもある。私は租界の端で一つ買い、子供と一緒に回しながら道を歩いた。文明的な西洋人と勝利者たる日本人が見れば、大抵は軽蔑か哀れみの苦笑を投げかけてくる。

 だが我々は回しながら道を歩き、少しも恥じない。これは創作だからだ。一昨年以来、江北人を罵ってさも自分の高潔を示さんとする者が少なくなかったが、今は沈黙し、あの高潔も渺々として茫々だ。一方、江北人は粗っぽい機関銃の玩具を創り出し、堅い自信と素朴な才能で文明の玩具と競っている。彼らは、外国から最新式の武器を買って帰った人物よりも、はるかに賞讃に値すると私は思う。たとえまた誰かが私に軽蔑か哀れみの冷笑を投げかけるとしても。


 (六月十一日。) 【零食(おやつ)                       莫朕  】


 出版界の現状は、定期刊行物が多く専門書が少ない。心ある者を憂えさせる。小品が多く大作が少ない。これまた心ある者を憂えさせる。心があれば、まことに「日々愁いの城に坐す」だ。

 だがこの状況は由来すでに久しく、今はやや変遷して一層顕著になっただけだ。

 上海の住民はもともと間食を好む。耳を澄ませば、通りで間食を売り歩く声はいつも「実に多い」。桂花白糖倫教糕、豚脂白糖蓮心粥、蝦肉雲呑麺、芝麻バナナ、南洋マンゴー、西路(タイ)蜜柑、瓜子大王、さらに蜜煎、オリーブなどなど。胃が丈夫なら朝から夜中まで食べ続けられるが、丈夫でなくとも構わない。脂っこい魚や大きな肉とは違い、量はもとよりごく少ないからだ。その効能は、消閑の中に養生の益を得、しかも味がよいとか。

 数年前の出版物は「養生の益」のある間食で、「入門」と称し、「ABC」と称し、「概論」と称し、要するに薄い一冊で、わずか数角(数十銭)を払い半時間を費やせば一つの科学なり文学の全貌なり一外国語なりが分かるとされた。つまり五香瓜子を一袋食べるだけで人を栄え茂らせ、五年分の飯に匹敵するということだ。何年か試して効果が上がらず、かなり意気消沈した。試して名ばかりで実がなければ、意気消沈するのは避けられない。例えば今ではもう仙丹を修めたり金を練ったりする者はほとんどおらず、温泉に浸かり宝くじを買うことに取って代わられた。試みて無効の結果だ。そこで「養生」の面を緩め、「味がよい」方に偏った。もちろん間食はやはり間食だ。上海の住民は間食と死んでも離れられない。

 かくして小品が出現したが、これもまた新しい趣向ではない。老九章が繁盛していた頃にすでに『筆記小説大観』の類があった。間食の大箱だ。老九章が閉店すると、当然それも一つまみに縮んだ。分量が減ったのに、なぜかえって喧しく満城風雨となったのか? 思うに、担ぎ棚の上に篆字とローマ字を合わせた極彩色のネオン看板を掲げたからだ。

 しかし、やはり間食に変わりはないのに、上海の住民の感応力は以前より鋭敏になった。さもなければなぜ喧しくなろう。だがそれはおそらく神経衰弱のせいかもしれない。もしそうなら、間食の前途はむしろ憂うべきだ。


 (六月十一日。) 【「此生或彼生」                     白道  】


 「此生或彼生。」

 今この五文字を書いて、読者に問う。どういう意味か?

 もし『申報』で汪懋祖先生の文章を見たことがあり、「……例えば『この学生かあの学生』と言うのに、文言ならただ『此生或彼生』で済み、その省力たるやいかに?……」という一節を知っていれば、これが「この学生かあの学生」の意味だと推測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

 さもなければ、答えはおそらく躊躇するだろう。この五文字には少なくともあと二通りの解釈が可能だからだ。一、この秀才かあの秀才(生員)。二、この世かあの世(来世)。

 文言は白話に比べて確かに字数が少ないことがあるが、意味もそれだけ曖昧になる。我々が文言を読む時、往々にして知識を増やすどころか、すでに持っている知識を使って注解を加え、補足せねばならない。正確な白話に翻訳して初めて、理解したと言えるのだ。もし初めから白話を使えば、たとえ数文字多く書いても、読者にとって「その省力たるやいかに?」

 私は文言を主張する汪懋祖先生自身が挙げた文言の例を以て、文言の役立たずを証明してしまったのだ。


 (六月二十三日。) 【まさにその時                    張承禄  】


 「山梁の雌雉、時なるかな時なるかな!」物事にはおのずと時節がある。

 「聖経」「仏典」は一部の人々に茶化されること十余年、「今の是なるを覚り昨の非なるを覚る」今こそ復興の時だ。関羽と岳飛は清朝に幾度も封贈された神明だが、辛亥革命で閑却された。再び思い出されたのは袁世凱の晩年だが、袁世凱と共に棺の蓋を閉じた。二度目に思い出されるのは今だ。

 この時節だから、当然、文言を重んじ、故事を振りかざし、雅を標榜し、古書を読む。

 もし小家の子弟ならば、たとえ外がどんな嵐であっても、勇往邁進、命がけで足掻く。安住できる古巣がないから、前に進むしかない。もちろん身代を築いた後には、家譜を修め祠堂を建て、いかにも旧家の子弟然とするかもしれないが、それはまだ先の話だ。もし旧家の子弟なら、見栄を張るため、好奇心のため、時流のため、飯のために、必ずしも外出し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が、ちょっとした成功、あるいはちょっとした挫折で、すぐに退却する。しかもこの退却は半端ではなく、家にまで引き返す。さらに悪いのは、その家が古びて荒れ果てた大邸宅であることだ。

 この大邸宅には蔵の古物があり、壁隅の埃があり、一朝一夕には運び出せない。もし遊んで暮らす余裕があれば、あちこち探し回り、古書を修復し、古瓶を磨き、家譜を読み、祖先の徳を偲んで、何年も過ごせる。もし窮乏の極みなら、なおさら古書を修復し、古瓶を磨き、家譜を読み、祖先の徳を偲び、ひいては汚い壁の根元を掘り返し、空っぽの引き出しを開けて、自分でも何だか分からぬ宝物を見つけ出し、どうしようもない貧窮を救おうとする。この二種の人、小康と窮乏は異なり、悠閑と切迫は異なり、したがって結末の緩急も異なるが、この時節には、いずれも古董の中に糊口を求めているのだから、主張と行為は何ら変わらず、勢いも大きく見える。

 そこで一部の青年にも影響を与え、古董の中に本当に自分の救い主を見出せると思わせる。小康者を見れば、かくも閑適だ。切迫者を見れば、かくも専精だ。これにはきっと何か道理がある、と。模倣者が出るのは当然だ。だが時光も決して容赦しない。彼はついに空虚を得ることになる。切迫者は妄想であり、小康者は戯れだ。主張者に特操なく灼見なくば、古董を香案に供えよと言おうが厠に棄てよと言おうが、実はどちらもその時々の自欺欺人の任務を果たしているだけで、先例を探せば至る所にある。


 (六月二十三日。) 【重訳を論ず                     史贲  】


 穆木天先生が二十一日の『火炬』で、作家が無聊な遊記の類を書くのに反対し、中国にギリシア・ローマ以来現代に至る文学の名作を紹介する方がよいと述べた。これは極めて切実な忠告だと思う。だが十九日の『自由談』では、間接翻訳に反対して「ずるい方法だ」と言い、いくつかの許容条件は付しているものの。これは彼自身の後の発言と矛盾し、また誤解を招きやすいので、一言述べたい。

 重訳が直接訳より容易なのは確かだ。まず、原文が持つ、訳者をして自らの力不足を恥じしめ、筆を執るのを躊躇わせる美点が、先行の訳者によって幾分か消されている。訳文は原文に及ばないのが通例で、中国の広東語を北京語に、あるいは北京語を上海語に訳しても、なかなかぴったりとはいかない。重訳では、原文の美点に対する躊躇が軽減される。次に、難解な箇所には、忠実な訳者が注解を付けていることが多く、一目瞭然で、原書には必ずしもそれがない。だがそのため、直接訳では誤りがあるのに、間接訳では正しいということも時にある。

 ある国の言語に通じているなら、その国の文学を訳すのが最もよい。この主張にまったく誤りはない。だがそうなると、中国にはギリシア・ローマ以来現代に至る文学名作の翻訳がほとんどなくなってしまう。中国人が解する外国語は、おそらく英語が最も多く、日本語がこれに次ぐ。重訳しなければ、英米と日本の文学作品だけしか見られないことになり、イプセンもイバニェスもなく、極めて普及しているアンデルセンの童話、セルバンテスの『ドン・キホーテ』すら見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何と哀れな視野だろう。もちろん中国にデンマーク語、ノルウェー語、スペイン語に精通する人がい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が、彼らは今に至るまで訳していない。我々が今持っているものはすべて英語からの重訳だ。ソ連の作品でさえ、大抵は英語やフランス語からの重訳だ。

 だから私は、翻訳に対しては今のところ厳格な砦を設ける必要はないと思う。最も肝心なのは訳文の良し悪しであって、直接訳か間接訳かは問う必要がなく、投機かどうかも詮索する必要がない。原訳文に深く通じた便乗者の重訳本が、原語をよく分からぬ忠実者の直接訳本より優れていることもある。日本の改造社訳『ゴーリキー全集』はかつて一部の革命家に投機と批判されたが、革命家の訳本が出ると、かえって前者の優良さが際立った。ただし一つ条件を付す。原訳文もろくに分からぬ便乗者の速成訳本だけは、確かに許し難い。

 将来、各名作に直接訳本ができた暁には、重訳本は淘汰されるべき時だ。ただしその訳本が旧訳本より優れ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ず、単に「直接翻訳」を護身の楯にしてはならない。


 (六月二十四日。) 【再び重訳を論ず                    史贲  】


 穆木天先生の「重訳その他を論ず」下篇の末尾を見て、初めて私の誤解を解こうとしていたのだと分かった。だが私は特に誤解があったとは思わない。違いはただ軽重を逆にしたことで、私は成果の良し悪しをまず見るべきだと主張し、訳文が直接か間接か、訳者の動機がどうかは問わないのだ。

 木天先生は訳者に「自知」を求め、自分の長所を活かして「一労永逸」の書を訳せと言う。さもなければ、手を出さぬ方がよいと。つまり荊棘を植えるくらいなら、白地のままにしておき、別の良い園丁に永く観賞に耐える美花を植えてもらう方がよいということだ。だが「一労永逸」の言葉はあっても、「一労永逸」の事は極めて稀で、文字に限って言えば、中国のこの方形漢字は決して「一労永逸」の符号ではない。しかも白地も永久に保てない。空地があれば荊棘か雀麦が生える。最も肝心なのは処理する者がいることで、培植するなり除去するなりして、翻訳界を幾分か雑然としないようにすることだ。これが批評だ。

 しかし我々は従来、翻訳を軽く見てきた。とりわけ重訳を。創作に対しては、批評家はまがりなりにも時々口を開くが、翻訳となると、数年前にはまだ誤訳を指摘する文章がたまにあったが、近頃は甚だ稀だ。重訳に対してはなおさら少ない。だが仕事の上では、翻訳の批評は創作の批評より難しい。原文を見るには訳者以上の語学力が必要で、作品に対しても訳者以上の理解が必要だ。木天先生が言うように、重訳には数種の訳本を参照できるという利点がある。訳者にとってはまことに便利で、甲の訳本に疑問があれば乙を参看できる。直接訳はそうはいかない。分からぬ箇所があれば手の打ちようがない。異なる文章で二冊の一文一文が同じ意味の作品を書く著者は世にいないからだ。重訳書が多いのは、これも一因かもしれない。怠惰と言ってもよいが、おそらくはやはり語学力の不足のせいだろう。こうした各種の訳本を参酌して成った訳本に出会うと、批評はさらに難しくなる。少なくとも各種の原訳本が読めねばならない。陳源訳の『父と子』、魯迅訳の『壊滅』は、ともにこの類に属する。

 私は翻訳の道を広くし、批評の仕事を重視すべきだと思う。もしただ厳格に論を立て、訳者に自ら慎重にさせようとするだけでは、かえって逆の結果を招く。良い者は慎重になるが、乱訳者は相変わらず乱訳し、その時には悪い訳本がましな訳本より多くなる。

 最後にさして重要でもない数言を付す。木天先生は重訳に疑いを抱くあまり、ドイツ語訳を見てから、自ら訳した『タシケント』のフランス語原訳が削節本だと断じた。実はそうではない。ドイツ語訳は確かに分厚いが、二つの小説の合本であり、後半の大部分はセラフィモーヴィチの『鉄の流れ』だ。だから我々の手にある漢訳『タシケント』は削節本ではない。


 (七月三日。) 【「徹底」の正体                        公汗】

 ある人の立論について、それを「高尚」だと言えば、論者の反感を招きかねない。しかし「徹底的」だとか「非常に前進的」だと言えば、まだ差し障りはないようである。

 今やまさに「徹底的」で「非常に前進的」な議論が、「高尚」に取って代わった時代なのだ。

 文芸にはもともと対象の限界がある。たとえば文学は、文字を理解する読者を対象としているのであり、文字の理解度には差があるから、文章に深浅があるのは当然だ。平易な字を使い、明白な文章を書くことを主張するのも、もとより作者の本分である。しかしここに「徹底」論者が現れて、こう言うのだ——中国には文盲が大勢いるが、どうするつもりだ? これはまさに文学者への痛棒であり、即座に悶死するしかない。

 もっとも別の救援を求めることもできる。つまり弁解だ。文盲はすでに文学の作用の範囲外にあるのだから、画家や演劇家や映画作家に出馬してもらい、文字以外の形象的なものを見せればよいのだ。しかしそれでも「徹底」論者の口を塞ぐには足りない。彼は文盲の中にはさらに色盲もいれば盲人もいる、どうするつもりだと言う。かくして芸術家たちも痛棒を食らい、即座に悶死するしかない。

 では最後の足掻きとして、色盲や盲人には講演、歌、講談を用いればよかろう。それも道理ではある。しかし彼はまた問うのだ——まさか中国にはまだ聾者がいることを忘れたのではあるまいな?

 またもや痛棒、悶死、皆悶死である。

 かくして「徹底」論者は結論を得る——現在の一切の文芸は、すべて無用であり、徹底的な改革なくしては駄目だ!

 彼はこの結論を確定した後、どこかへ行ってしまった。誰が「徹底的」に改革するのか? それは当然文芸家だ。しかし文芸家は「徹底的」でない者が多い。かくして中国には永遠に、文盲・色盲・盲人・聾者に対してすべて有効な——「徹底的」な優れた文芸は存在しないのである。

 だが「徹底」論者は時折また顔を出して、文芸家を一頓ひどく叱責する。

 文芸に携わる者が、このような大人物に出くわして、その鬼面を剥がすことができなければ、文芸は前進しないどころか萎縮するのみで、ついには彼に消滅させられるだろう。真摯な文芸家は、この種の「徹底」論者の正体を見極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七月八日。) 【蝉の世界                          鄧当世】

 中国の学者たちは、あらゆる知識は必ず聖賢から、あるいは少なくとも学者の口から出るものだと思い込んでいる。火や薬草の発明・応用すら民衆とは無縁で、すべて古代の聖王が一手に引き受けたことになっている——燧人氏、神農氏。だから「あらゆる知識は必ず動物の口から出るとは、実に奇妙なことだ」と思う者がいても、少しも不思議ではない。

 そもそも「動物の口から出た」知識は、我が中国においては、しばしば真の知識ではない。暑さが殺人的で、窓も扉もみな開け放たれ、ラジオを備えた家々が音波を街頭に撒き散らし、「民と楽しみを共にする」。キーキーアーアー、歌い続ける。外国のことは知らないが、中国のラジオ放送は朝から晩まで芝居を歌っている。あるときは甲高く、あるときはしゃがれ、その気になれば、一刻たりとも耳に静寂を与えない。同時に扇風機を回し、アイスクリームを食べている者たちは、「水位大幅上昇」「旱魃すでに成る」の地とはまるで無関係で、窓の外で脂汗を流しながら終日生存を賭けて足掻く人々の場所とも、完全に別世界なのだ。

 私はキーキーアーアーの朗々たる高唱の中で、ふとフランスの詩人ラ・フォンテーヌの有名な寓話「蝉と蟻」を思い出した。同じように火のような太陽の夏、蟻は地面で辛苦して働き、蝉は枝の上で高らかに吟じながら、蟻の俗っぽさを笑う。しかし秋風がやって来て、日ごとに冷え冷えと寒くなると、蝉は着る物も食べる物もなく、やつれ果てた姿となり、とうに備えのある蟻にこっぴどく教訓されるのだ。これは私が小学校で「教育を受けて」いたとき、先生が話してくれたものだ。あの頃はいたく感動したらしく、今でもときどき思い出す。

 しかし思い出しはするものの、「卒業即失業」の教訓を経て、蟻とは意見がだいぶ異なってきた。秋風は間もなくやって来るし、日ごとに寒さも増すだろうが、そのとき着る物も食べる物もないのは、おそらく今まさに脂汗を流している人々の方であろう。洋館の周りは確かに静かになるが、それは窓も扉もきっちり閉めて、音波もろとも暖炉の暖気を留めているからで、あの中では、おそらく相変わらずキーキーアーアーと「ありがとう小雨さん」が流れていることだろう。

 「動物の口から出た」知識は、我が中国においては、往々にして通用しないのではあるまいか?

 中国には中国の聖賢と学者がいる。「心を労する者は人を治め、力を労する者は人に治めらる。人に治めらるる者は人を食い、人を治むる者は人に食わる」——なんと簡潔明瞭なことか。もし先生が早くこれを教えてくれていたら、上のような感想を抱いて紙と筆を無駄にすることもなかっただろう。これもまた中国人が中国の古書を読まねばならぬ好い証拠であろう。

 (七月八日。) 【勘定                            莫朕】

 清代の学術のことになると、何人かの学者はいつも意気揚々として、あの発達は前代に例がないと言う。証拠もまことに十分だ——経書の注釈の大著が次々と現れ、小学(文字学・音韻学)も非常に進歩した。史論家は絶えたが、考証史家は少なくない。とりわけ考拠の学は、宋明の人々がまるで読み解けなかった古書を我々に理解させてくれた……

 しかしこう言うのもまた躊躇するところがある。英雄がこれをもって私をユダヤ人だと指定しはしないかと恐れるが、実際のところそうではない。私は学者が清代の学術を論じるのに遭遇するたびに、つい同時にこう考えてしまう——「揚州十日」「嘉定三屠」といった些事は言わぬが花としても、全国の土地を失い、みなで十分に二百五十年の奴隷となって、それでこの数頁の栄光ある学術史を手に入れたのだ。この商売、結局のところ儲けたのか、損をしたのか?

 惜しむらくは私は数学者でもなく、つまるところ明確にはできなかった。しかし直感的に感じるのは、これはおそらく損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だ。庚子賠償金で限りある学者を何人か養成するよりも、累積した損失ははるかに大きい。

 だがこれもまた俗見に過ぎまい。学者の見解は得失を超越している。超越してはいるが、利害の大小の区別はまったくないわけでもないらしい。孔を尊ぶことより大なるはなく、儒を崇めることより要なるはない。だから孔を尊び儒を崇めさえすれば、いかなる新朝にも首を垂れて差し支えない。新朝への言い方は「かえって中国民族の心を征服した」というものだ。

 そしてこの中国民族の或る心は、まことに徹底的に征服されていて、今に至るまでなお、兵燹・疫病・水旱・風蝗を代償に、孔廟の重修、雷峰塔の再建、男女の同行の禁忌、四庫珍本の刊行といった大看板を得ようとしている。

 私とて災害が一時的なものに過ぎないことを知らぬわけではない。もし記録がなければ、翌年には誰も口にしなくなるだろう。しかし栄光の事業は永久のものだ。だが、どういうわけか、私はユダヤ人ではないにもかかわらず、いつも損益を論じたがり、これまで誰も取り上げたことのないこの一つの帳簿を、みなで計算してみたいと思うのだ。——しかも、今こそまさにその時なのだ。

 (七月十七日。) 【水の性質                          公汗】

 このところ二十日近くも猛暑が続き、上海の新聞を見ると、ほとんど毎日、川に入って水浴びをし、溺死した者の記事が載っている。水郷では、これはめったにないことだ。

 水郷は水が多く、水についての知識も多く、泳げる者も多い。もし泳げなければ、軽々しくは水に入らない。この泳げるという技能を、俗に「水性を知る」という。

 この「水性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を、「買弁」式の白話文でやや詳しく説明すれば、こうなる。一、火は人を焼き殺すことができるが、水もまた人を溺れ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と知ること。しかし水は姿が柔和で、親しみやすそうに見えるため、騙されやすい。二、水は人を溺れさせもするが、人を浮かせもすることを知り、そこでこれを操縦する方法を考え、もっぱら人を浮かせるという面を利用すること。三、操縦法を習得すること。この技法に熟達すれば、「水性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は完了する。

 しかし都会の人々は、泳げないばかりか、水が人を溺れさせうることすら忘れているようだ。平素何の備えもなく、臨時にも水の深浅を測ろうとせず、耐え難い暑さに出くわすと、衣を脱いで飛び込む。不幸にして深い所に当たれば、もちろん死ぬ。しかも私の感じでは、そのとき進んで助けようとする人は、都会の方が田舎より少ないようだ。

 だが都会人を助けるのもおそらくより難しい。なぜなら救う者はもちろん「水性を知る」必要があるが、救われる者もある程度「水性を知る」必要があるからだ。力を抜き、すべてを救助者に任せて顎を支えてもらい、浅瀬へ浮いていくべきなのだ。もし焦りすぎて救助者の体にしがみついて這い上がろうとすれば、救助者が名手でない限り、自分もろとも沈んでしまう。

 だから私は思う。川に入るなら、事前に少し泳ぎを覚えておくのがよい。何も公園のプールに行く必要はなく、川辺で十分だが、心得のある人の指導が必要だ。次に、諸事情で泳ぎが覚えられないならば、竹竿で先に川の深浅を探り、浅い所でお茶を濁す程度にすればよい。あるいは最も安全なのは水を汲んで川辺でかけるだけにすることだ。そして最も肝要なのは、水には泳げない者を溺死させる性質があると知り、しかもそれをしっかりと記憶することだ!

 今さらこのような常識の宣伝を主張するのは、狂人か「花辺(ゴシップ)」狙いに見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しかし事実はそうではないことを証明している。すべてのことは、前進的な批評家に気に入られようとして、目を閉じて大言壮語ばかりしていてはいけないのだ。

 (七月十七日。) 【冗談は冗談として(上)                  康伯度】

 思いがけず劉半農先生がにわかに病没された。学術界からまた一人減ったのだ。これは惜しまれて然るべきことだ。しかし私は音韻学に一切無知であり、毀誉どちらについても一言を発する資格がない。これによって私が思い出したのは別の一件である。すなわち、現在の白話が「揚棄」あるいは「唾棄」される前に、彼はすでに当時の白話、とりわけ欧化式の白話に対する偉大な「痛撃」者だったということだ。

 彼にはかつて、極めて力を要さず、しかし極めて力のある妙文があった——

 「今、私は一つの簡単な例を挙げるだけにしよう。  子曰く、『学びて時に之を習う、亦た説ばしからずや。』  これは古臭すぎる、よくない!  『学びて時に之を習う、』と子は曰うた、『亦た説ばしからずや。』  これはよい!  『学びて時に之を習う、亦た説ばしからずや。』と子は曰うた。  これはさらによい! なぜよいか? 欧化したからだ。しかし『子曰』はついに『曰子』には欧化できなかった!」

 この一節は『中国文法通論』の中にある。あの本は大真面目な書物だ。著者はまた『新青年』の同人で、五四時代の「文学革命」の戦士であり、今やまた故人となった。中国の古例で、一たび死ねば値が上がることが多い。だから私は改めて取り上げ、そして彼が結局は論語社の同人でもあり、時に「ユーモア」を発したこと、元来「ユーモア」もあったが、その「ユーモア」がまた往々にして「悪ふざけ」の溝に落ちたことを指摘しておきたい。

 実例はまさに上に引いた文章であるが、実のところ、あの論法は、頑固先生や市井のならず者が、青年が洋服を着たり外国語を学んだりするのを見て、冷笑して「惜しいことに鼻はまだ低いし、顔も白くない」と言うのと、少しも変わらない。

 もちろん、劉先生が反対したのは「過度の欧化」である。しかし「過度」の範囲はどこまでなのか? 彼が挙げた最初の三つの方法は、古文にはないが、話し言葉にはありうるもので、口頭で伝えても理解できる。ただ「子曰」を「曰子」に改めることだけは絶対に理解不能だ。しかも彼は自分が反対する欧化文の中からも実例を見つけられず、「『子曰』はついに『曰子』には欧化できなかった!」と言うしかなかった。では、これは「的のない矢」ではないか?

 欧化文法が中国白話に侵入した大きな原因は、物好きからではなく、必要のためだ。国粋学者は鬼子臭を嫌悪するが、租界に住んでいれば「霞飛路」「麦特赫司脱路」などという奇妙な地名を書くことになる。評論者も好奇心からではなく、精密に述べようとすると固有の白話では足りず、外国の構文を採り入れるしかない。なるほど、お茶漬けのように一口で飲み込めないほど分かりにくいのは事実だが、この欠点を補うのは精密さだ。胡適先生が『新青年』に掲載した「イプセン主義」は、近頃の文芸論文に比べれば確かに分かりやすいが、しかし粗浅で大雑把だとは思わないだろうか?

 欧化式白話を嘲笑する者が、嘲笑のほかに、外国の精密な論著を紹介し、しかも恣意的に改変・削除しないことを試みてくれれば、きっとさらに良い箴言を我々に与えてくれることだろう。

 冗談をもって敵に対処するのは、もちろん良い戦法の一つだが、突いた箇所は相手の急所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さもなくば、冗談はしょせんただの冗談に過ぎない。

 (七月十八日。)

 文公直から康伯度への手紙

 伯度先生、本日貴作を拝読し、西洋人の侵略に旗を振る急先鋒(漢奸)がまだ多いと知りました。先生は欧化文化の流行の原因を「必要」だとお考えですが、一体どこからそんな話になるのか、私には皆目分かりません。中国人がいくら無能でも、言葉ぐらいは話せます。中国語を廃止して田舎の人間にまで「ミスター」と言わせるのが、中国文化の「必要」だとはとても思えません。たとえば中国人の言い方では「張甲が言った、『今日は雨だ。』李乙が言った、『そうだ、涼しくなった。』」ですが、ご高論に従えば「『今日は雨だ、』と張甲が言った。『涼しくなった、——そうだ、』と李乙が言った。」にすべき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これが中華民国全民族の「必要」でしょうか? 一般の翻訳大家の欧化文は、すでに中西文化の通路を十分に塞ぎ、原文を読める者にも訳文を分からなくしています。さらに先生の「必要」が加われば、中国には読める西洋書が一冊もなくなりましょう。陳子展先生が提唱する「大衆語」は天経地義であります。中国人の間では中国語を話すべきで、これは絶対のことです。それなのに先生は欧化文法が必要だと仰る! 道理で「康伯度」という大名は、十分どころか十二分の「買弁根性」を表現しているわけです。劉半農先生は「翻訳は外国語の分からない人に読ませるためのものだ」と仰いましたが、これは確乎不動の定理であります。それなのに先生は半農を大いに罵り、全中国人に欧化文法を「必要」な命より大事なものと認めさせ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お考えです! 先生、今は暑い盛りです、少しお休みなさい! 帝国主義者の中国人絶滅の毒ガス弾はすでに無数に製造されています。先生が買弁をなさるのはご勝手ですが、民族丸ごと売り渡さないでいただきたい。私は顛倒式の欧化文が分からない愚人であります! 先生の盛意あるご提唱に対して、先生がもはや弊国の人間ではないのかと疑わざるを得ません。特にお尋ねしますが、なぜこの文化の毒ガスを投じられるのですか? 帝国主義者の指図を受けたのですか? 要するに、四億四千九百万人(陳先生を除く)以内の中国人は、先生のご主張には恐れ入りかねるのです! ご注意あれ。

 文公直 七月二十五日。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康伯度から文公直への返書

 公直先生、中国語法に少し欧化を加えるべきだというのは私の一つの主張であり、「中国語を廃止する」ことでも、「帝国主義者の指図を受けた」ことでもありません。しかし先生はたちまち「漢奸」の類の重罪名を私に冠し、自ら「四億四千九百万人(陳先生を除く)以内の中国人」を代表して、私の首を斬ろうとされました。私の主張は間違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いきなり死刑を宣告するのは、手法こそ時流に乗っていますが、いささか度が過ぎ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まして「四億四千九百万人(陈先生を除く)以内の中国人」の意見が先生と同じとは限りません。先生は同意を求めたこともないのですから、代表の僭称であります。

 中国語法の欧化は外国語を学ぶこととイコールではありませんが、こうした浅近な道理を先生と長々議論するつもりはありません。暑さは怖くありませんが、さすがに退屈です。しかしもう一度だけ申します。私は中国語法に欧化を加える必要があると主張します。この主張は事実に基づくものです。中国人が「言葉ぐらいは話せる」のはまったくその通りですが、前進しようとすれば、旧態のままでは足りないのです。目の前の例として、先生のこの数百字のお手紙の中だけでも、「対於」を二回お使いですが、これは古文とは無関係で、後に直訳から生じた欧化語法です。しかも「欧化」という二字自体が欧化語です。さらに「取消」を一つお使いですが、これは純粋な日本語です。「瓦斯」を一つお使いですが、これはドイツ語をそのまま音訳した日本人の訳語です。いずれも大変適切にお使いで、しかも「必要」なものです。たとえば「毒瓦斯」ですが、中国固有の語の「毒気」を使えば曖昧になり、必ずしも毒弾の中身とは限らなくなります。だから「毒瓦斯」と書くのは、まさに「必要」から出たものなのです。

 先生はご自分で鏡をご覧にならず、無意識のうちにご自分もまさに欧化語法を使い、鬼子名詞を使っている人間であることを証明されました。しかし私は先生が「西洋人の侵略に旗を振る急先鋒(漢奸)」では決してないと思いますから、これをもって私もまたその仲間ではないことを証明したいのです。さもなくば、先生は犬の血を含んで人に吹きかけ、かえって先生ご自身のお口を汚されたことになります。

 思いますに、事を論ずるに威嚇と誣陷は無益です。筆をとる人間が、会うなり癇癪を起こして相手の命を取ろうとするのは、ますます滑稽なことです。先生はもう少し落ち着いて、静かにご自分のお手紙を読み返し、ご自分のことをお考えになっ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専此布復、並びにお伺い申します。  暑中お見舞い。

 弟 康伯度 脱帽鞠躬。八月五日。  (八月七日、『申報・自由談』) 【冗談は冗談として(下)                  康伯度】

 白話討伐のもう一つの精鋭は林語堂先生だ。彼が討伐するのは白話の「かえって分かりにくい」ことではなく、白話の「くどくど回りくどい」ことであり、劉先生のような白話を「返璞帰真」させ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もまるでなく、意を伝えるには「語録式」(白話の文言)しかないと言うのだ。

 林先生が白話で武装して登場したとき、文言と白話の争いはとうに過去のことで、劉先生のように自ら混戦をくぐり抜けた経験がないため、往時を懐かしみ末流を嘆く感慨もない。彼が一閃にして宋明の語録を「ユーモア」の旗の下に並べたのも、きわめて自然なことだった。

 この「ユーモア」とは『論語』四十五号の「一枚の書き付けの書き方」である。彼は大工に少し漆喰を分けてもらうために語録体の書き付けを書いたが、「白話に反対している」と言われるのを恐れて、白話版、選体版、桐城派版の三種に書き直した。しかしどれも笑うべきもので、結局は「書僮」に言伝てさせて大工から漆喰をもらったという話だ。

 『論語』は人気の刊行物で、ここでは煩を省いて引用しない。要するに、おかしくないのは語録式の一枚だけで、他の三種はすべてお話に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しかしこの四つの異なる役柄は、実はすべて林先生一人が演じ分けたもので、一つが正役すなわち「語録式」であり、他の三つはいずれも道化で、自ら鬼面を被り自ら怪態をなし、正役の風采を引き立てたのだ。

 しかしこれはすでに「ユーモア」ではなく「悪ふざけ」であり、巷間で壁に亀を描いて背中に嫌いな奴の名前を書くのと、少しも変わらぬ戦法だ。ただ見た者は、往々にして是非を問わず、描かれた者を嘲笑する。

 「ユーモア」にせよ「悪ふざけ」にせよ、結果を生まずにはおかない——その真意を心得て、ただの「悪ふざけ」として見るのでない限り。

 なぜなら事実は文章の通りにはならぬからだ。たとえば、この語録式の書き付けだが、中国では実は途絶えたことがない。暇があれば上海の路地の入口を見に行くがよい。時折そこに机を並べた文人が座っていて、男女の労働者のために手紙を代筆している。彼の使う文章は、林先生が擬した書き付けほど分かりやすくはないが、紛れもなく「語録式」だ。これこそ今改めて取り上げられた語録派の末流であるが、誰も彼の鼻を白く塗った者はいない。

 これは一つの具体的な「ユーモア」だ。

 しかし、「ユーモア」を鑑賞するのもまったく難しい。私はかつて生理学から中国の臀部を打つ刑の合理性を証明したことがある。もし臀部が排泄や座るためだけに生じたのならば、こんなに大きい必要はない。足の裏ははるかに小さいが、全身を支えるのに十分ではないか。今や我々は人を食うことはないのだから、肉もこんなに多くなくてよい。してみれば、もっぱら叩くために供されたものに相違ない。人に話すと、たいてい「ユーモア」だと思ってくれる。しかしもし叩かれた人がいたり、自分自身が叩かれたりしたら、その感じ方はこうはいくまい。

 致し方ない。みなが不愉快な時には、やはり結局「中国にユーモア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のだろう。

 (七月十八日。) 【文章を書くということ                  朔尓】

 沈括の『夢渓筆談』にこうある。「往歳、士人は多く対偶を文に尚ぶ。穆修・張景の輩始めて平文を為す。当時之を『古文』と謂う。穆・張嘗て同に朝に造り、旦を東華門外に待つ。方に文を論ずる次、適たま奔馬ありて一犬を践み殺すを見る。二人各々其の事を記して以て工拙を較ぶ。穆修曰く、『馬逸す。黄犬有り、蹄に遇いて斃る。』張景曰く、『犬有り、奔馬の下に死す。』時に文体新たに変じ、二人の語は皆拙渋なるも、当時已に之を工と謂い、之を今に伝う。」

 駢文は後起のもので、唐虞三代は駢ではなかった。「平文」を「古文」と称するのはこの意味だ。ここから推し広げれば、古に言文が本当に一致していたならば、「白話文」を「古文」と称しても差し支えないようだが、林語堂先生が「白話の文言」と指したのとはまた意味が異なる。二人の大作は拙渋であるだけでなく、主旨がまず一致しない。穆は馬が犬を踏み殺したと言い、張は犬が馬に踏み殺されたと言う。つまるところ馬に重きを置いているのか、犬に重きを置いているのか? より明白で穏当なのは、沈括が何気なく書いた文章の方だ——「奔馬有り、一犬を践み殺す。」

 古いものを打倒しようとすれば力がいり、力を入れすぎれば「作為」が生じ、「作為」が過ぎればただ「生渋」なばかりか、時にはまるで「喉に詰まって吐き出せない」有様で、とうに古人が円熟に「作為」し終えた古いものよりも悪くなる。しかも字数と論旨に制限のある「花辺文学」の類は、とりわけこの生渋病に罹りやすい。

 作為が過ぎては駄目だが、作為がなくても駄目だ。太い丸太一本と細い枝四本で腰掛けを作るのは、今日ではいかにも粗雑で、やはり少しは鉋で削った方がよい。しかし全体に彫刻を施し、中を刳り抜いてしまえば、座れもしないし、腰掛けの体をなさない。ゴーリキーは言った、大衆語は粗材であり、加工を施したものが文学だと。これはまことに要を得た指摘であろう。

 (七月二十日。) 【読書瑣記(一)                      焉于】

 ゴーリキーはバルザックの小説における会話描写の巧みさに深く感服し、人物の容貌をまったく描写せずとも、読者が会話を読めばまるで話している人々を目の当たりにするようだと述べている。(八月号『文学』所収「わが文学修養」)

 中国にはまだそれほどの手腕を持つ小説家はいない。しかし『水滸伝』と『紅楼夢』のある箇所では、読者が会話から人物を見て取ることができる。実のところ、これは何ら奇特なことではない。上海の路地裏で小さな部屋を借りて住んでいる人なら、常にこれを体験できる。周囲の住人とは必ずしも顔を合わせたことはないが、薄い板壁一枚で隔てられているだけなので、ある家の家族や客人の会話、とりわけ大声の会話は大体聞こえる。日が経つにつれて、あそこにはどんな人々がいて、しかもその人々がどんな人間であるかまで、仿佛感じ取れるようになる。

 もし不要な部分を削除し、各人の特色ある会話だけを抜き出せば、他の人にも会話から各話者の人物像を推察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だが私は、これでもって中国のバルザックが出来上がるとは言っていない。

 作者が会話で人物を描くとき、おそらく自らの心中にはこの人物の姿が存在しており、それが読者に伝わって、読者の心中にもこの人物の姿が形成されるのだ。しかし読者が推察する人物は、必ずしも作者が想定したものと同じではない。バルザックの小髭の痩せた老人が、ゴーリキーの頭の中では、粗野で逞しい顎髭の男に変わ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ただしその性格・言動には必ずいくらかの類似があり、大筋では違わない。ちょうどフランス語をロシア語に翻訳したようなものだ。そうでなければ、文学というものに普遍性はなくなる。

 文学には確かに普遍性があるが、読者の体験の違いによって変化し、読者に類似の体験がなければ効力を失う。たとえば我々が『紅楼夢』を読んで、文字から林黛玉という人物を推察する場合、梅博士の「黛玉葬花」の写真という先入観を排除して別に想像すれば、おそらく、髪を短く切り、インド更紗の服を着た、痩せて孤独なモダンガールを思い浮かべるだろう。あるいはまた別の姿かもしれないが、私には断定できない。しかし三四十年前に出版された『紅楼夢図詠』の類の画像と比べてみるがよい。きっとまるで違うはずだ。あちらに描かれているのは、あの時代の読者の心中の林黛玉なのだ。

 文学には普遍性があるが、限界もある。比較的永続するものもあるが、読者の社会的体験によって変化する。北極のエスキモーやアフリカ奥地の黒人には「林黛玉型」は理解できまいと思う。健全で合理的な良い社会の人々にも理解できないだろう。彼らはおそらく、我々が始皇帝の焚書や黄巣の殺戮を聞くよりもさらに隔靴掻痒であろう。一たび変化すればすなわち永久ではなく、文学だけに仙骨があるというのは、夢見る者の寝言にすぎない。

 (八月六日。) 【読書瑣記(二)                     焉于】

 同時代、同じ国の中にいても、言葉が通じ合わないことがある。

 バルビュスに非常に面白い短篇小説がある。「母国語と外国語」というもので、フランスのある金持ちの家で、欧州大戦で九死に一生を得た三人の兵士を招待した話だ。お嬢さんが出て来て挨拶をしたが、話すことがない。やっとのことで二三言述べたが、兵士たちも返す言葉がなく、ただ立派な部屋に座って緊張のあまり骨が痛いだけだった。自分たちの「豚小屋」にこっそり戻って初めて、全身が解きほぐされ、談笑が始まり、しかもドイツ人捕虜の中から、身振り手振りで自分たちの「われわれの言葉」を話す者を見つけたのだ。

 この経験から、一人の兵士がぼんやりとこう考えた——「この世には二つの世界がある。一つは戦争の世界だ。もう一つは金庫の扉のような門を持ち、教会のように清潔な台所を持ち、立派な家の世界だ。まるで別の世界だ。別の国だ。そこには奇妙な考えを持つ外国人が住んでいる。」

 あのお嬢さんが後で紳士に言った言葉はこうだ——「彼らとは話も通じないのよ。まるで彼らと私たちの間には、飛び越えられない深淵があるみたい。」

 実のところ、お嬢さんと兵士に限った話ではない。我々——「封建の残滓」であれ「買弁」であれ何であれ——でも、ほぼ同類の人間とでも、どこかが少し異なっていて、しかも本音を言わねばならなくなれば、往々にして互いに話すことがなくなる。ただ我々中国人は聡明で、ある人々はとうに万能の霊薬を発明している。すなわち「今日はいい天気で……ハハハ!」だ。宴席ならばただ拳遊びをし、議論はしない。

 こう見てくると、文学が普遍的で、しかも永続的であろうとするのは、まことに困難なことだ。「今日はいい天気で……ハハハ!」はいくらか普遍的ではあるが、永続できるかどうかは甚だ疑わしく、しかもあまり文学らしくもない。そこで高踏的な文学者は自ら一条の規則を定め、自分の「文学」を理解しない人々をすべて「人類」の外に押し出して、その普遍性を保とうとする。文学にはまだ他の性質もあるが、彼はそれを言い破りたがらないので、この手段を用いるしかない。しかしこうすると、「文学」は存するが、「人」はあまり多くはなくなる。

 かくして、文学が高尚であればあるほど理解者は少なくなり、高尚の極に至れば、その普遍性と永続性はひとり作者一人に集約されると言われる。しかるに文学者はまた悲嘆し、吐血したと言う。まったくどうしようもない。

 (八月六日。) 【時流と復古                        康伯度】

 半農先生が亡くなるや、朱湘・廬隠の二人の作家のときと同じく、いくつかの刊行物がにわかに賑やかになった。この盛り上がりがどれほど続くか、今のところ推測のしようがない。しかしこの一死は、あの二人よりはるかに大きな作用を持っているようだ。彼はもう間もなく復古の先賢として祀り上げられ、その神位をもって「時流に乗る」者たちを打ちのめすのに使われるところなのだ。

 この一撃には力がある。なぜなら彼は既に故人の名士であり、かつまた先年の新派だからだ。新をもって新を打つのは、毒をもって毒を制すようなもので、錆びついた古董を持ち出すよりもまさっている。しかし笑い話もまたこの中に潜んでいる。なぜか? 半農先生自身がまさに「時流に乗る」ことで名を上げた人だったからだ。

 昔の青年が心中に劉半農の三文字を刻んだ理由は、彼が音韻学に長けていたからでも、しばしば戯詩を作ったからでもない。鴛鴦蝴蝶派から飛び出し、王敬軒を罵倒し、「文学革命」陣中の戦闘者となったからだ。しかし当時、一部の人々はこれを「時流に乗った」と毀った。時代はやはりいくらか前進するようで、歳月が過ぎるにつれて次第にこの諡号は洗い落とされ、自分もいくらか登り、いくらか丸くなり、ついにはすっかり綺麗な名士となった。しかし「人は名を恐れ、豚は肥えるを恐れる」で、この時はまた梱包されて、新たな「時流に乗る」病を治す薬の材料にされようとしている。

 これは半農先生一人だけの苦境ではない。先例は実に多い。広東の挙人はいくらでもいるのに、なぜ康有為だけがあれほど有名なのか。公車上書の首領であり、戊戌政変の主役だったからだ——時流に乗った。留英学生も珍しくないが、厳復の名がまだ消えていないのは、かつて真剣にいくつかの外国書を翻訳したからだ——時流に乗った。清末、樸学を治めた者は太炎先生一人ではないが、その名声が孫詒讓よりはるかに高いのは、実は種族革命を提唱したからだ——時流に乗り、しかも「謀反」もした。後に「時流」の方が「乗って」来て、彼らは生ける純正な先賢となった。しかし厄運も尻にくっついてきて、康有為は永遠に復辟の祖師と定められ、袁皇帝は厳復に勧進させ、孫伝芳大帥も太炎先生に投壺を請うた。もとは車を引いて前進させる名手で、脹脛が太く腕も逞しい。今回もまた引いてもらおうとする。引くのは引くが、しかし車の尻を後ろに引くのだ。ここは古文を使うしかない、「嗚呼哀哉、尚饗」と。

 私は半農先生がかつて「時流に乗った」ことを嘲笑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ここで私が用いているのは、通俗に言う「時流に乗る」の中の一部分——「先駆」の意味だ。彼は自ら「没落」を認めたが、実は戦い抜いてきた人なのだ。彼を敬愛する人々が、この点をもっと発揮し、よってたかって自分の好む油や泥の中に引きずり込んで金看板にしないでくれればよいのだが。

 (八月十三日。) 【安貧楽道法                        史贲】

 子供は人に教えてもらわねばならず、病気は人に治してもらわねばならない。たとえ自分が教師や医者であっても。しかし処世の方法は自分で考えるしかなく、他人が出してくれた良薬の多くは、ただの紙くずに過ぎないことが多い。

 安んじて貧に処し道を楽しめと人に勧めるのは、古今治国平天下の大綱であり、出された処方箋も多いが、いずれも十全大補の効き目はなかった。だから新しい処方箋も書き尽くせない。近頃二種類を見かけたが、思うにどちらもあまり妥当ではない。

 一つは、職業に興味を持つべきだと教えるもので、興味さえあればどんなことでも楽しんで倦むことがないという。なるほど理に適っているが、結局のところ軽い仕事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炭鉱や糞担ぎは言うに及ばず、上海の工場で少なくとも毎日十時間働く工人は、夕刻には必ず筋疲力尽し、怪我は大抵その時分に起こる。「健全なる精神は健全なる身体に宿る」――自分の身体すら顧みられなくなって、どうして興味が湧こうか。よほど命より興味が大事でなければ。もし彼ら自身に聞けば、きっと労働時間の短縮と答えるだろう。夢にも興味惹起法は思い浮かぶまい。

 もう一つはきわめて徹底的なもので、猛暑の折、金持ちは交際に忙殺されて汗だくだが、貧乏人は破れた筵一枚を挟んで路上に敷き、服を脱いで涼風に浴し、この上ない楽しみだと言う。これを「天下を席巻する」と称するのだそうだ。これもまた稀に見る詩趣に富んだ処方箋だが、やはり後に掃興なことが控えている。秋の気配が近づいた早朝に大通りを歩いてみれば、腹を抱えて黄色い水を吐いているのが、あの「天下を席巻」していた前任の生き仏たちなのだ。おおよそ、目の前の福を享けようとしない大愚者は、世にそう多くはない。もし赤貧がそれほど面白ければ、今の金持ちがまず大通りに寝転がるだろうし、そうなれば今の貧乏人の筵を敷く場所もなくなってしまう。

 上海の中学統一試験の優秀答案が発表された。その中に「衣は寒を蔽うに取り食は腹を充たすに取る論」があり、一節にこうある——

 「……若し徳業已に立たば、則ち飧に継ぐなく、襟を捉えば肘見ゆるとも、而も其の名徳は後に伝うるに足り、精神生活は充分に発展し、又た何ぞ物質生活の足らざるを患えんや。人生の真諦は、固より彼に在りて此に在らざるなり。……」(『新語林』第三号より転録)

 これは題旨よりさらに一歩進んで、「腹を充たす」こともできなくても構わないと言うのだ。しかし中学生の出した良薬は大学生には通用せず、同じ時に就職を求める大群が出現している。

 事実というものは少しも情け容赦のないもので、空言を粉微塵に砕く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ほど歴然としているのだから、実のところ、私の愚見では、もう「之乎者也」で遊ぶのは大いにやめてよかろう——どうせ永遠に役に立たないのだから。

 (八月十三日。) 【奇怪(一)                        白道】

 世の中には多くの事実があり、記録を見なければ天才でも思いつかないようなものがある。アフリカのある原住民は男女の忌避がきわめて厳しく、婿が義母に出くわしただけでも地面にひれ伏さねばならず、しかもそれでは足りず、顔を土の中に埋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れはまことに、我が礼義の邦の「男女七歳にして席を同じくせず」の古人でも、とうてい及ばないところだ。

 こう見ると、我々の古人の男女隔離の設計も、やはり低能児の域を出ない。今なお古人の枠を超えられないのは、いよいよ低能の極みだ。同泳せず、同行せず、同食せず、同じ映画を見ず——すべて「席を同じくせず」の敷衍にすぎない。低能の極致は、男女が相通ずる空気を吸っていることにまだ思い至らないことだ。この男の鼻孔から吐き出されたものが、あの女の鼻孔から吸い込まれる。乾坤を紊乱すること、海水が肌に触れるだけよりもはるかに深刻である。この重大問題に対処する方法がなければ、男女の境界は永遠に画定できない。

 思うに、ここは「西洋の方法」を用いるしかあるまい。西法は国粋ではないが、時として国粋を助けることができる。たとえば無線放送は摩登なものだが、朝に坊主がお経を唱えるのは悪くない。自動車はなるほど洋物だが、乗って麻雀を打ちに行けば、緑の輿に乗って半日がかりで着くよりも何巡か余分に打てる。この類推で、男女が同じ空気を吸うのを防ぐには防毒面を使えばよい。各自一つの箱を背負い、管を通して酸素を自分の鼻孔に送る。顔を晒さずに済むし、防空演習も兼ねられる。これぞ「中学を体と為し、西学を用と為す」だ。ケマル将軍が治国する前のトルコ女性のベールも、今度ばかりはとうてい及ぶまい。

 もし今一人のイギリスのスウィフトのような人物がいて、『ガリヴァー旅行記』のような風刺小説を書き、二十世紀の半ばにある文明国に至り、一群の人々が香を焚いて龍を拝み、法術をもって雨を祈り、「肥った女」を鑑賞し、亀の殺生を禁じているのを見た。また一群の人々が大真面目に古代の舞法を研究し、男女別路を主張し、さらに女の脚を露出させてはならぬと主張している。そうすれば、遠方の、あるいは将来の人々は、おそらくこれは作者の口さがない作り事で、気に入らぬ人々を揶揄するためのものだと思うだろう。

 しかしこれはまぎれもない事実なのだ。このような事実がなければ、おそらくどれほど辛辣な天才作家でも思いつかないだろう。空想はさほど奇想天外にはなれない。だから人々はある事を目にすると、「奇怪だ」という一言を発するのだ。

 (八月十四日。) 【奇怪(二)                        白道】

 尤墨君先生が教師の資格で大衆語の討論に参加されている。その意見はきわめて重んずべきものだ。彼は「中学生に大衆語を練習させる」ことを主張し、さらに「中学生の作文で最もよく使われ、また最も誤用される流行語」を列挙して、「使わせない方がよい」と言い、将来彼らが弁別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まで待つべきだとする。「新しいものを消化不良で食べるより、先に禁じた方がよい」からだと。ここにその「流行語」の一部を抄録する——

 「共鳴 対象 気圧 温度 結晶 徹底 趨勢 理智 現実 下意識 相対性 絶対性 縦断面 横断面 死亡率……」(『新語林』三号)

 しかし私は大いに奇怪に思う。

 それらの語は、もはや「流行語」とは言い難い。「対象」「現実」などは、書物や新聞を読む者なら常に目にするもので、目にする回数が多ければ比較の上でその意味が分かる。ちょうど子供が言葉を覚えるのに文法の教科書に頼らないのと同じだ。まして学校には教師の指導がある。「温度」「結晶」「縦断面」「横断面」にしても、科学上の用語であり、中学の物理学・鉱物学・植物学の教科書に載っている。国語に使う意味と何ら変わらない。それが今「最も誤用される」とは、まさか自分で考えもせず、教師も指導せず、しかも他の科学まで同様に曖昧だということか?

 ならば、途中から大衆語だけ学んでも、中学出身の速成大衆に過ぎず、大衆に何の役に立つだろうか? 大衆が中学生を必要とするのは、彼の教育水準が比較的高く、みなの知識を広げ、語彙を増やし、解明できるものは解明し、新たに加えるべきものは加えられるからだ。「対象」などの定義をまず自分が明確にし、必要に応じて方言で代替できるものは訳し換え、なければ新名詞を教えてその意味を説明すべきなのだ。もし大衆語が中途半端で、新名詞もまだよく分かっていないなら、この「立ち後れ」はまことに「徹底的」だ。

 思うに、大衆のために大衆語を練習するなら、あの「流行語」を禁じるべきではなく、最も肝要なのは定義を教えることだ。教師が中学生に対して、そして将来中学生が大衆に対してするのと同じように。たとえば「縦断面」と「横断面」は、「縦に切った面」と「横に切った面」と説明すれば分かりやすい。「横に鋸で挽いた面」と「縦に鋸で挽いた面」と言えば、大工の弟子でも分かり、字を知る必要もない。禁止するのはよくない。彼らの中には永遠に曖昧なままの者もいるだろう、「なぜなら中学生は必ずしも全員が大学に進んで文豪や学者になる理想を実現できるわけではないのだから。」

 (八月十四日。) 【神迎えと人咬み                     越僑】

 新聞によれば余姚のある村で、農民たちが旱魃のため、神を迎えて雨乞いをしたところ、見物人の中に帽子を被った者がいると、刀や棒で滅多打ちにしたという。

 これは迷信だが、根拠がある。漢の先儒・董仲舒先生にはすでに祈雨法があり、寡婦を使うの、城門を閉じるの、烏煙瘴気で、その奇怪さは道士と変わらないが、いまだ今の儒者に訂正されてはいない。通都大邑においてすら、現に天師が法を行い、長官が屠殺を禁じ、大騒ぎになっても、少しの口舌も引き起こさないではないか。帽子を打つのは、神が見てまだ悠然自適の者がいると思い、哀れみを垂れないことを恐れるためであり、一方ではまた、みなと苦しみを共にしないことへの憎悪からでもある。

 神迎え――農民たちの本意は死を救うことにある。――だが惜しむらくはこれは迷信だ。――しかしこの他に、彼らは別の方法を知らないのだ。

 新聞はまた、六十余歳の老党員が神迎えを制止しようとして、みなに散々打たれ、ついには喉を噛み切られて死んだと報じている。

 これは妄信だが、やはり根拠がある。『精忠説岳全伝』には張俊が忠良を陥れ、ついに衆人に噛み殺されて、人心大いに快しとある。このため田舎には昔から一つの伝えがあり、噛み殺した場合は皇帝が必ず赦すという。恨みのあまり噛むに至ったならば、噛まれた者の悪もまた推して知るべしだからだと。私は法律には暗いが、おそらく民国以前の律文にも、こうした規定はなかったろう。

 人咬み――農民たちの本意は死を逃れることにある。――だが惜しむらくはこれは妄信だ。――しかしこの他に、彼らは別の方法を知らないのだ。

 死を救おうとし、死を逃れようとして、かえって自ら死を速める。悲しいかな!

 帝国から民国になって以来、上層の変化は少なくなかった。しかし教育のない農民は、まだ何一つ新しい有益なものを得ておらず、依然として昔の迷信、昔の誤伝のまま、死に物狂いで救死・逃死を図りつつ、自ら死を速めている。

 今度、彼らは「天の討伐」を受けるだろう。彼らは恐れおののくだろうが、「天の討伐」の意味が分からぬゆえに、不平も抱くだろう。やがてこの恐怖と不平が忘れられれば、迷信と誤伝だけが残り、次の水旱の災害の時には、またも神迎え、人咬みが繰り返される。

 この悲劇はいつ終わるのだろうか?

 (八月十九日。)

 附記:  傍らに黒点を付した三つの文は、印刷されたときにすべて削除されたものだ。総編集者か検閲官の斧削か、知る由もないが、原稿を覚えている著者にとっては、非常に面白い。彼らの意図は、おそらく田舎の人々の考え――たとえ妄信であっても――をみなに知らせない方がよく、さもなくば弊害が生じ、多くの喉も危なくなるだろうと恐れたのであろう。

 (八月二十二日。) 【読書瑣記(三)                     焉于】

 創作家はおおむね批評家のあれこれ言うのを嫌う。

 ある詩人がこう言ったのを覚えている。詩人が詩を作るのは、植物が花を咲かせるようなもので、咲か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からだ。もし摘んで食べて中毒しても、それは自業自得だと。

 この比喩は美しく、もっともらしく聞こえる。しかしよく考えると誤りもある。誤りは、詩人はつまるところ一株の草ではなく、社会の中の一個の人間だということだ。しかも詩集は金を取って売るのだから、ただで摘めるわけがない。金を取る以上、これは商品であり、買い手にも良し悪しを言う権利が生ずる。

 たとえ本当に花だとしても、もし深山幽谷の人跡未踏の地に咲いているのでなければ、毒があれば庭師の類が手を打つはずだ。花の事実もまた、詩人の空想の通りにはいかない。

 今は言い方が変わって、作者でない者までも批評家を嫌い、こう言う者がいる——そんなに物知りなら、お前が一つ書いてみろ!

 これにはまったく批評家も鼠のように逃げ出すしかない。なぜなら批評家でありながら創作もできる者は、昔から非常に少ないからだ。

 思うに、作家と批評家の関係は、料理人と食客にいくらか似ている。料理人が一品作れば、食客は良いの悪いの言うものだ。料理人が不公平だと感じたら、その客が神経病ではないか、舌苔が厚くはないか、旧怨を挟んではいないか、勘定を踏み倒す気ではないか、見てみればよい。あるいは広東人で蛇肉が食べたいのか、四川人でまだ唐辛子が欲しいのか。そこで弁明なり抗議なりを出せばよい――むろん、一言も言わずともよい。しかし客に向かって「なら、お前が一杯作って俺に食わせてみろ!」と怒鳴るのは、さすがにいささか滑稽であろう。

 たしかに四五年前、筆をとる者は批評家になりさえすれば文壇に高く座れると思い、速成や乱評も少なくなかった。しかしこの風潮を矯正するには批評の批評を用いるべきであって、批評家という肩書きに泥を塗りつけるのは良い方法ではない。ただ我々の読書界は平和を好む者が多く、筆戦を見れば何であれ「文壇の悲観」だの「文人相い軽ず」だのと言い、甚だしくは是非を問わず一律に「罵り合い」と称し、「真っ黒けの一団の醜態」だと断ずる。果たして、今では誰が批評家だとも聞かなくなった。だが文壇はどうかと言えば、依然として元のままで、ただ表に現れなくなっただけだ。

 文芸には必ず批評が要る。批評が正しくなければ、批評をもって抗争すべきであり、そうしてこそ文芸と批評が共に前進できる。もし一律に口を塞いで文壇が清浄になったことにすれば、得られる結果はかえって逆のものになるだろう。

 (八月二十二日。) 【「大雪紛飛」                       張沛】

 自分の主張を支持しようとするとき、一本のチョークで相手の顔を塗って道化に仕立て、自分が正役であることを引き立てようとする者がいる。しかしその結果は、往々にして思惑と正反対になる。

 章士釗先生は今は民権の保障に当たっておられるが、段政府時代には文言の保障もされていた。彼はかつて実例を作り、「二桃もて三士を殺す」を白話で「二つの桃が三人の読書人を殺した」と書くのは、いかに駄目かと言った。今度は李焰生先生が大衆語文に反対して、「静珍君の挙げた例のように、『大雪紛飛』は『大雪が一片一片ひらひらと降っている』よりも簡潔にして神韻に富み、適宜採用するのは文言文の提唱と同列に論ずべきではない」と賛同されている。

 私もやむを得ない場合に大衆語文が文言・白話、さらには外国語を採用することに賛成するし、事実すでに採用されている。しかし両先生が代わりに訳した例は、いかにも的外れだ。あの時の「士」は必ずしも「読書人」ではなく、すでに人が指摘している。今回の「大雪紛飛」にも「一片一片」の意味はなく、わざと冗長にして大衆語に恥をかかせようとする技にすぎない。

 白話は文言の直訳ではなく、大衆語も文言や白話の直訳ではない。江浙で「大雪紛飛」の意味を言い表すのに、「大雪が一片一片ひらひらと降っている」などとは言わない。大抵は「ひどい」「猛烈だ」「すさまじい」のような語で雪の降り方を形容する。もし「古書で検証」したければ、『水滸伝』の中の一句「あの雪はちょうど激しく降っている」こそが、現代の大衆語に近い言い方であり、「大雪紛飛」より二字多いが、その「神韻」ははるかに優れている。

 学校から社会の上層へ飛び出した人が、思想も言語も一歩ずつ大衆から離れていくのは、もちろん「勢い免れ難い」ことだ。しかしもし幼い頃から坊ちゃんでなく、多少なりとも「下層の人間」と関わりがあったなら、心を翻して思い返せば、きっと文言や白話に勝る彼らの好い言葉をいくつも思い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だろう。もし自ら醜悪なものをでっち上げて、敵対するものが駄目だと証明しようとするなら、それは隠した場所から掘り出した自分自身の醜悪であり、大衆を辱めることはできず、大衆を笑わせるだけだ。大衆は読書人ほど知識は高くないが、出鱈目を言う者に対して一つの諡号を持っている――「刺繡の枕」。この意味はおそらく田舎の人にしか分かるまい。貧しい者が枕に詰めるのは鳥の羽毛ではなく、藁なのだから。

 (八月二十二日。) 【漢字とラテン文字化                   仲度】

 大衆語文に反対する人々は、主張者に得意げに命令する。「品物を出して見せろ!」と。その一方で、こんなお人好しもいる。相手が本気なのかからかっているのかも問わず、たちまち必死で標本を作りにかかるのだ。

 読書人が大衆語を提唱するのは、もちろん白話の提唱より困難だ。白話を提唱したときは、良かれ悪しかれ使ったのは白話だったが、今大衆語を提唱する文章は大抵大衆語ではない。しかし反対者には命令を下す権利はない。たとえ身体障害者であっても、もし健康運動を主張しているなら、彼は絶対に間違っていない。もし纏足を提唱するなら、たとえ天足で壮健な女性であっても、彼女は有意に、あるいは無意に人を害しているのだ。アメリカの果物大王は、一品種の果物を改良するだけで十数年の歳月を要した。まして大衆語は遥かに大きな問題ではないか。もし彼の矛で彼の盾を攻めるなら、反対者は文言か白話に賛成しているはずだ。文言には数千年の歴史があり、白話には二十年近くの歴史がある。彼もまた彼の「品物」をみなの前に出してみるがよい。

 しかし我々自ら試みることも構わない。『動向』にはすでに三篇の純粋な方言で書かれた文章が掲載されたが、胡繩先生はこれを読んだ後、やはり方言でない文の方が分かりやすいと評した。実のところ、一つ骨を折れば、どの方言で書かれたものでも理解できる。私の個人的経験では、我が故郷の方言は蘇州とはかなり異なるが、一部の『海上花列伝』のおかげで「門を出ずして」蘇州語が分かるようになった。最初は分からなかったが、頑張って読み続け、記事と照合し、会話を比較するうちに、やがてすべて分かった。もちろん非常に困難だった。この困難の根は、漢字にあると私は思う。一つ一つの四角い漢字にはそれぞれ意味があり、今それをそのまま方言を写すのに用いると、あるものは本来の意味で使われ、あるものはただの借音にすぎない。すると読む際に、どの字が意味で使われ、どの字が借音かを分析しなければならず、慣れればどうということはないが、初めは非常に骨が折れるのだ。

 たとえば胡繩先生の挙げた例で、「窝里に回ろう」と言えば「犬の巣穴」に帰ると取られかねず、「家に帰ろう」と言った方が明瞭だという。あの文の病根は漢字の「窝」にある。実際にはあのような書き方をすべきではないだろう。我が故郷の田舎の人もまた「家」のことを Uwao-li と言い、読書人が書き取ると「窝里」と書きやすいが、この Uwao は実は「屋下」の二音の合成がいくらか訛ったもので、「窝」の字で安易に代用してはならない。もし他に意味のない音だけを記せば、いかなる誤解も生じないだろう。

 大衆語文は文言や白話より音数が多い。もしなお四角い字で書くならば、頭脳を使うだけでなく手間もかかり、紙墨すら不経済だ。この四角い病んだ遺産のために、我々の最大多数の人間は、すでに数千年にわたって文盲として殉死してきた。中国もこの有様で、他国が人工降雨を行っているとき、我々はまだ蛇を拝み神を迎えている。もしみなが生き延びたいのなら、漢字に我々の犠牲になってもらうしかあるまい。

 今はただ「書法のラテン文字化」の一条の道があるのみだ。これは大衆語文と切り離せない。やはり読書人からまず試みて、字母・綴り方を紹介し、それから文章を書く。初めは日本語のように、名詞の類の漢字だけを残し、助詞・感嘆詞を、やがて形容詞・動詞もすべてラテン文字の綴りで書く。そうすれば目にも馴染みやすく、理解もはるかに容易になる。横書きにするのは言うまでもない。

 これは今すぐ実験しても、決して難しくはあるまい。

 なるほど、漢字は古代から伝わる宝物だ。しかし我々の祖先は漢字よりもさらに古いのだから、我々こそはなおさら古代から伝わる宝物だ。漢字のために我々を犠牲にするか、我々のために漢字を犠牲にするか。これは正気を失っていない者なら、誰でもただちに答えられることだ。

 (八月二十三日。) 【「シェイクスピア」                   苗挺】

 厳復は「シェイクスピア」に触れたことがあるが、触れただけで終わった。梁啓超も「シェイクスピア」を論じたが、注目する者はいなかったようだ。田漢がこの人の作品の一部を翻訳したが、今はあまり流行していないらしい。今年に至って、また「シェイクスピア」「シェイクスピア」と騒がしくなり、杜衡先生がその作品から群衆の盲目を証明しただけでなく、ジョンソン博士を拝するかの教授までもがマークス「ニュークス」の断片を翻訳しに来た。なぜか? 何のためか?

 しかもソ連でも原作のシェイクスピア劇を上演するという話だ。

 上演しなければまだしも、上演しようとしたとたん、施蟄存先生に「醜態」を見抜かれてしまった——

 「……ソ連は最初『シェイクスピアを打倒せよ』であり、次いで『シェイクスピアを改編せよ』であり、今はどうだ、演劇季で『原作シェイクスピアを上演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ではないか?(しかも梅蘭芳に『貴妃酔酒』を演じさせ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の政治方策を文学に運用する醜態は、まことに歯が冷えるではないか!」(『現代』五巻五号、施蟄存「私と文言文」)

 ソ連は遠いし、演劇季の状況はまだよく分からないから、歯の冷暖はひとまず措こう。しかし梅蘭芳と記者の対談は『大晩報』の『火炬』に載っていて、『貴妃酔酒』を演じに行くとは言っていない。

 施先生自身こう言っている。「私は生まれてこのかた三十年、幼稚で物を知らなかった時代を除き、思想も言行も一貫していると自負する。……」(同前)これはもちろん結構なことだ。しかし彼が「語った」他人の「行い」は必ずしも一致せず、時には不一致もあるようで、『貴妃酔酒』はその好例だ。

 実のところ梅蘭芳はまだ出発もしていないのに、施蟄存先生は早くも彼が「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の前で裸で水浴びすると断定している。こうなれば、彼らはただ「次第に資産階級の余毒に染まる」のみならず、中国の国粋にも染まるだろう。彼らの文学青年が将来宮殿を描写するとき、『文選』や『荘子』に「語彙」を求めても不思議ではない。

 しかし『貴妃酔酒』を演じれば施先生の「歯が冷え」、演じなくても予言者の面目が潰れる。どちらに転んでも不愉快だから、施先生はまた自ら言う。「文芸の上で私はずっと孤独な人間だ。みだりに衆怒を買うことは敢えてしない。」(同前)

 末尾の一文は謙遜で、施先生に賛成する者は実は少なくない。でなければ堂々と雑誌に発表できようか?——この「孤独」はまことに価値あるものだ。

 (九月二十日。) 【商人の批評                        及鋒】

 中国に今、良い作品がないことは、とうに批評家やでたらめ評論家の不満を買い、先ごろはその原因の究明も行われた。結果は、結果が出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った。しかしなお新しい解釈がある。林希雋先生は、作家が「投機取巧の手管」で「雑文」を書いて「自らを毀してしまった」ため、シンクレアやトルストイも作れなくなったのだと言う(『現代』九月号)。またもう一人の希雋先生は、「この資本主義社会において……作家は知らず知らずのうちに商人と化した。……より多くの報酬を得るために、『粗製濫造』の方法を取らざるを得なくなり、もはや精根を傾けて苦心して真剣に創作する者はいなくなった」と言う(『社会月報』九月号)。

 経済に着眼したのは、もちろん一歩進んだと言える。しかしこの「精根を傾けて苦心して真剣に創作した」学説は、常識しか持たない我々の見解とはかなり異なる。我々はこれまで、資本で利益を得る者を商人と考えてきた。だから出版界では、金を出して書店を開いて儲ける店主が商人だ。ところが今になって、文章で限りある原稿料を得る者も商人だと知った。ただし一種の「知らず知らずの」商人だ。農民が米を少し節約して売るのも、工人が筋力で金を得るのも、教授が口を売るのも、娼婦が淫を売るのも、すべて「知らず知らずの」商人だ。買い手だけが商人ではないことになるが、その金は必ず何かと交換して得たものだから、やはり商人だ。かくして「この資本主義社会において」は一人残らず商人であり、ただ「知らず知らず」と有形の二大類に分かれるだけとなる。

 希雋先生自身の定義で彼自身を判定すれば、もちろん「知らず知らずの」商人だ。もし売文で生計を立てていないのなら、「粗製濫造」の必要もないはずだが、それではどうやって暮らしているのか。きっと別に商売をしているのであり、あるいはまさに有形の商人かもしれない。だから彼の見識は、どう見ても商人の見識を免れない。

 「雑文」は短い。書く手間だけでも、「和平と戦争」(これは林希雋先生の文章からの写しで、原題は実は『戦争と平和』だ)ほどの長い時間は決してかからず、労力がきわめて少ないのはまったくその通りだ。しかしやはり少しの常識と少しの苦心が要る。さもなくば、「雑文」であっても、さらに一段と「粗製濫造」になり、笑い種が残るだけだ。作品にはつねに欠点がある。アポリネールは孔雀を詠み、尾を翹げれば光輝燦爛だが、後ろの肛門も露になると言った。だから批評家の指摘は必要だ。ただし批評家もまたこのとき尾を翹げて、肛門を露にする。ではなぜそれでも必要かと言えば、正面にはまだ光輝燦爛たる羽があるからだ。しかしもし孔雀ではなく、ただの鵞鳥や家鴨の類なら、尾を翹げて露わにするのは何だけか、少しは考えた方がよい!

 (九月二十五日。) 【中秋の二つの願い                    白道】

 先日はまことに「悲喜交々」であった。国暦の九一八が過ぎたばかりで、もう「旧暦」の「中秋の名月見」があり、さらに「海寧の観潮」がある。海寧といえば、またぞろ「乾隆帝は海寧の陳閣老の息子だ」と語る者が出てきた。この満州の「英明なる君主」が、もとはと言えば中国人がすり替えた赤子とは、なんと景気のよい、しかも幸運な話であろう。一兵を損ぜず、一矢を費やさず、ただ生殖器官だけで革命を成し遂げた。まったくこの上ない安上がりだ。

 中国人は家族を尊び血統を重んじるが、その一方で、何の関係もない人々と親戚づきあいをしたがる。一体どういうつもりなのか、私にはまるで分からない。幼い頃から「乾隆は我々漢人の陳家からこっそり抱えて行かれたのだ」とか「我々は元朝で欧州を征服した」とか、耳にたこができるほど聞かされてきた。ところが今になっても、煙草屋の中国政界偉人選挙投票ではチンギス・ハンが候補の一人に入っているし、民智を啓く新聞ではまだ満州の乾隆帝が陳閣老の息子だと講じている。

 昔は確かに女性が番人の元へ行ったことがある。芝居でも男が番国の駙馬に招かれ、便宜を得て嬉々としてやっている。近い例でも、侠客を義父と仰いだり、富豪の入婿になったりして急に成り上がった者は当然いるが、これは体面のよいことではない。男子漢・大丈夫たるもの、別に能力があり、別に志を持ち、智力と別の体力を恃むべきだ。さもなくば、やがてまたみなが日本人は徐福の子孫だと大いに言い出すのではないかと、私はまことに恐れる。

 一つ目の願い——今後はみだりに他人と縁を結ぶのをやめよう。

 ところが文学にまで縁結びをする者が現れた。女性の才能は男性との肉体関係によって影響を受けるとし、欧州の数人の女性作家にはみな文人の恋人がいたことを証拠に挙げた。すると別の者がこれを反駁し、フロイト説に基づくもので当てにならないと言った。実のところこれはフロイトの説ではない。ソクラテスの妻が哲学をまるで解さず、トルストイの妻が文章を書けなかったという反証を、フロイトが忘れるはずがない。そもそも世界文学史上に、中国のいわゆる「父子作家」「夫婦作家」のような「気恥ずかしさを面白がる」人物がどれほどいるか。文学は梅毒とは異なり、黴菌がないのだから、性交で相手に伝染するはずがない。「詩人」が一人の女を釣ろうとして、まず「女詩人」と持ち上げるのは、一種のおべっかであり、本当に詩才を伝染させたわけではない。

 二つ目の願い——今後は目線を臍下三寸から離そう。

 (九月二十五日。) 【試験場の三つの恥                    黄棘】

 昔、八股文の試験の時代に、三種類の答案があり、受験生は大いに面目を失った。後に策論に変わってからも、おそらく同じだっただろう。第一は「白紙答案」で、題目だけ書いて文章は書けない、あるいは題目すら書かないもの。しかしこれが最も潔い。ほかにこれ以上の枝葉はないからだ。第二は「刊本からの筆写」で、僥倖を願う心がまずあって、刊本の八股を暗記するか持ち込み、もし題目が合えばそのまま写して、試験官の目を誤魔化そうとするもの。品行はもちろん「白紙答案」の者より劣るが、文章は大抵よいので、ほかに別段の枝葉はない。第三が最悪で、でたらめに書くこと。不合格は言うまでもないが、でたらめな文章の中から笑い話を掘り出されてしまう。茶飲み話の種にされるのは、大概このたぐいだ。

 「不通」はまだこの中に入らない。なぜなら不通であっても、彼はとにかく題目を見て文章を書いているのだから。しかも不通の境地まで文章を書くのも容易ではない。中国の古今の文学者で、一つも不通の文がないと保証できる者が誰かいるだろうか? 自分が「通じている」と思い込んでいる者がいるが、それは「通じる」「通じない」の区別すら分かっていないからだ。

 今年の試験官の連中は、しきりに中学生の答案の笑い種を語っている。だが実のところ、その病根はでたらめに書くことにある。あの題目は、刊本から写しさえすれば全員合格できるものだ。たとえば『十三経』とは何か、文天祥はどの朝の人か、自分で頭を絞る必要はまるでなく、ひとたび絞ればかえって駄目になる。そこで文人学士たちは国学の衰退、青年の不出来を大いに嘆き、まるで自分たちだけが文林の碩果であるかのように、もっともらしい顔をしている。

 しかし刊本からの筆写だって容易ではない。もしあの試験官たちを試験場に閉じ込めて、いきなりいくつか馴染みの薄い古典について問うてみれば、でたらめに書かないまでも、白紙答案を出さないとは限るまい。こう言うのは、すでに名を成した文人学士を軽んじるためではなく、古典は多く、覚えきれないのは不思議ではないが、全部覚えている方がかえって奇妙だと思うからだ。古書には後人が注をつけたものが少なくないではないか。あれはみな自分の書斎に座り、群書を調べ、類書を繙き、年月をかけてようやく脱稿したのであり、それでもなお「未詳」があり、誤りがある。今の青年にはもちろん指摘する力はないが、証人としては他の誰かの「補正」がある。しかも補に補を重ね、正に正を重ねたものも、時に見られる。

 こう見てくると、もし刊本から写すことができ、しかもそれなりに体裁を繕えるなら、この人は現在の大人物だということになる。青年学生にいくらかの誤りがあるのは、常人の分際に過ぎない。それなのに世間に詬られるとは。彼らの中から「冤枉だ」と叫ぶ者がいないのが、まことに不思議だ。

 (九月二十五日。) 【またもや「シェイクスピア」               苗挺】

 ソ連が原作シェイクスピアを上演するのは、見よ「醜態」。マルクスがシェイクスピアを論じたのは、もちろん誤り。梁実秋教授がシェイクスピアを翻訳するらしく、一冊大洋千元。杜衡先生がシェイクスピアを読んで、「もう少し人生経験が必要だ」と悟った。

 我々の文学者・杜衡先生は、以前は自分でも「人生経験」の不足を感じていなかったらしく、群衆を信じていた。しかしシェイクスピアの『ジュリアス・シーザー』を観てからは、「彼らには理性がない。明確な利害の観念もない。彼らの感情はまったく数人の煽動家に支配され、操縦されている」と悟ったのだ。(杜衡「シェイクスピア劇『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群衆」、『文芸風景』創刊号所載。)もちろんこれは「シェイクスピア劇」に基づくもので杜先生とは無関係であり、彼自身もまだそれが正しいかどうか判断できないと言うが、自分に「もう少し人生経験が必要だ」と感じたことだけは、すでに明白だ。

 これは「シェイクスピア劇『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群衆」が杜衡先生に与えた影響である。では「杜文『シェイクスピア劇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群衆』に表現された群衆」はどうか? 『シーザー伝』に表現されたものと何ら変わらない——

 「……これは我々に、近数百年来の各次の政変においてしばしば見られる、『鶏来たれば鶏を迎え、犬来たれば犬を迎う』式の……あの痛心すべき状況を想起させる。……人類の進化とは一体どこにあるのか? それとも我々のこの東方の古国は今なお二千年前のローマが経た文明の段階に停滞しているのだろうか?」

 まことに、「古を思う幽情」は、往々にして現在のためだ。こう比べると、ローマにもかつて理性があり、明確な利害の観念があり、感情が数人の煽動家に支配も操縦もされない群衆がいたのではないかと疑いたくなるが、彼らは駆散され、弾圧され、殺戮されたのだ。シェイクスピアは調査しなかったか、あるいは思い至らなかったか、しかし故意に抹殺したのかもしれない。彼は古の人であり、こうした手を使ったところで手品とは言えない。

 しかし彼の貴手が一たび取捨し、杜衡先生の名文が一たび敷衍すると、群衆は永遠に「鶏来たれば鶏を迎え、犬来たれば犬を迎う」材料であり、迎えられる側の方がよほど見込みがあると、まことに思わされる。「私に至っては、正直に言って」、群衆の無能と卑しさは「鶏」「犬」にすら勝ると、いくらか「感じ」さえしたのだ。もちろんこれは群衆を愛すればこそで、彼らがあまりに情けないからだ——自分ではまだ判断できないにしても、「この偉大なる劇作家は群衆をこのように見ている」のだから。信じない者は彼に聞けばよい!

 (十月一日。) 【句読点の難しさ                     張沛】

 『袁中郎全集校勘記』を見て、さして重要でもないことを数句思いついた。すなわち、句読を切ることの難しさだ。

 清代、塾の師匠が秘本を調べずに、空手で『四書』に句読を付け終えることができれば、田舎では大学者と見なされた。滑稽に思えるかもしれないが、大いに道理がある。古書をよく買う人なら、時折こんな本に出くわすだろう——冒頭に句読が施されているが、誤読が混じっており、途中で筆が止まっている。もう付けられなくなったのだ。こうした本は綺麗な本より安く買えるが、読むのはまことに不愉快だ。

 古書に標点を付して出版するのは「文学革命」の時に始まった。標点付きの古文で学生を試すのは、確か北京大学で同時期に始まったと記憶しているが、これはまったくの悪戯で、「学び励む学子」たちに数多の笑い話をさせることとなった。

 この時はただ、白話に反対する者や、白話に反対はしないが古文にも長けている学者たちに涼しげな物言いを許すしかなかった。ところが学者たちも「腕が疼く」もので、時に自ら手を出す。出した途端にいささか拙いことになる。いくつか切れない句があるのはまだ許せるが、極めて平易な句にまで誤読を付けるのだ。

 古文はもともと標点しにくいことが多い。たとえば『孟子』の一節、我々はおおむねこう読む。「馮婦なる者有り、善く虎を搏つ。卒に善士と為る。則ち野に之く。衆の虎を逐う有り。虎嵎に負き、之に敢えて撄る者莫し。望みて馮婦を見、趨りて之を迎う。馮婦臂を攘げて車を下る。衆皆之を悦ぶ。其の士為る者は之を笑う。」しかし「卒に善と為る。士は則ち之く。野に衆の虎を逐う有り……」と切るべきだという者もいる。この「笑う」「士」は、先に「則った」「士」と同じだというのだ。そうでなければ「其の士為る者」はあまりに唐突だ。しかし究極、どちらが正しいか決め難い。

 もっとも、もし調子の定まった詞曲、句の対偶する駢文、あるいは難解でもない明人の小品であって、標点者がまた名士学者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なお誤読が出るとなれば、蚊に刺されなくても鳥肌が立つというものだ。口では白話がどうの、古文がいかに素晴らしいのと言いながら、手を動かせば古文に誤読を付ける。しかもその古文は彼自身がまさに力説して称揚している古文なのだ。誤読——それは読めていないことの明白な証拠ではないか。良いの悪いの、一体どこから来るのだ?

 古文に標点を施すのは、まことに一つの試金石だ。数個の点と数個の丸を打つだけで、真の色が現れてしまう。

 だがこの話はあまり続けない方がよい。これ以上話せば、間もなくさらに高尚なる議論が出て、標点は「流行に随う」代物で「性霊」を損なうから排斥すべし、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かねない。

 (十月二日。) 【奇怪(三)                        白道】

 「中国第一流の作家」たる葉霊鳳と穆時英の両先生が編集する『文芸画報』の大広告は、新聞で早くから見ていた。半月余り経って、ようやく店頭でこの「画報」を目にした。「画報」である以上、見る者も当然「画報」を見る心持ちで、まず「画」を見る。

 見なければまだしも、見たとたん奇怪である。

 戴平万先生の「瀋陽への旅」に三枚の挿図があり、どことなく日本人の筆致に似ている。記憶を辿ると、ああ、なるほど、日本の雑誌店で見たことがある『戦争版画集』に収められた料治朝鳴の木版画で、奉天での戦勝を記念して作られたものだ。日本が中国に対する戦勝を記念した作品が、被戦勝国の作者の作品の挿図になっている——奇怪一。

 さらに捲ると、穆時英先生の「墨緑の服の女」に三枚の挿画があり、どことなくマゼレールの筆致に似ている。白黒鮮明で、私は良友公司が翻刻した四冊の小さな本から彼の作風を覚えていたが、今回の木版画の署名も明白にFMの二文字だ。まさか「中国第一流の作家」のこの作品が、予めフランス語に翻訳されてマゼレールに挿画を彫ってもらったとでも言うのだろうか?——奇怪二。

 今度は文字、「世界文壇瞭望台」だ。冒頭にこうある。「フランスのゴンクール賞は、昨年意外にも(白注:忌々しい!)中国を題材にした小説『人間の条件』に授与された。作者はアンドレ・マルロー」だが、「あるいは立場の関係であろう、この本は文体の上ではおしなべて賞讃されているが、内容の上では一様に新聞評論の攻撃を受けている。マルローほどの才能の作家が、よりにもよって文芸を宣伝の道具にするとは惜しいことだ、といった調子である」云々。この「瞭望」によれば、「どうやら」フランスのゴンクール賞の文学作品審査員の「立場」は、「文芸を宣伝の道具にする」ことに賛成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奇怪三。

 もっとも、これは私自身の「珍しがり」に過ぎず、他の人はそうではないかもしれない。昔の「怪しむ者」は「怪しむに足らず、怪自ら敗る」と言ったが、今の「怪」は早々と「見ても怪しむなかれ」と宣言している。巻頭に「編者随筆」がある——

 「ただ毎号、さほど重くもない文字と図画を提供し、文芸に興味ある読者が他の深刻な問題に疲れた目を少し覚ますか、あるいは破顔一笑できれば、ただそれだけのことである。」

 なるほど、「中国第一流の作家」が、かつての「ビアズリー」の生き写しを演じ、今年はマゼレールの丸呑みをする小技は、大才小用で、ただ人に「他の深刻な問題に疲れた目を少し覚ます、あるいは破顔一笑」させるためだったのだ。もしこの目覚ましの「文芸画」から、深刻でないにしても問題がまた起これば、二人の「中国第一流の作家」の芸を披露する苦心に、結局は背くことにならないだろうか?

 それでは、私も「破顔一笑」しよう——

 ハッ!

 (十月二十五日。) 【梅蘭芳及びその他について(上)             張沛】

 名優を崇拝するのは北京の伝統だ。辛亥革命後、伶人の品格が高まり、この崇拝も清らかになった。初めは譚叫天だけが劇壇に君臨し、誰もが彼の技芸は素晴らしいと言ったが、おそらくいくばくかの世故も混じっていた。なぜなら彼は「老仏爺」——西太后に賞されたからだ。誰も彼のために宣伝し、知恵を出す者はいなかったから、世界的名声は得られなかったが、しかし彼のために脚本を書く者もいなかった。この「書かなかった」には、いくらか「書く勇気がなかった」が含まれていると私は思う。

 後に名を馳せた梅蘭芳は、彼とはまるで違った。梅蘭芳は生ではなく旦であり、皇室の扶持ではなく俗人の寵児である。これが士大夫に手を下す勇気を与えたのだ。士大夫はつねに民間のものを奪おうとする。竹枝詞を文言に改め、「小家碧玉」を妾にする。しかし一たび彼らの手にかかると、そのものも彼らとともに滅びてしまう。彼らは梅蘭芳を俗衆の中から引き上げ、ガラスのケースを被せ、紫檀の台座をこしらえた。多くの者には聞き取れない言葉で、ゆっくりと「天女散花」を舞わせ、くねくねと「黛玉葬花」を演じさせた。以前は彼が芝居をしていたのに、今や芝居が彼のために作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新しい脚本はことごとく梅蘭芳のためだけに、しかも士大夫の心中の梅蘭芳のためだけに書かれた。雅にはなったが、多くの者には分からず、見たくもなく、自分には見る資格もないとさえ感じるようになった。

 士大夫たちもまた日増しに沈潜し、梅蘭芳は近頃いささか冷遇されている。

 旦角ゆえに年を取れば冷遇されるのは必至か? そうではない。老十三旦は七十歳で、ひとたび舞台に上がれば満席喝采だ。なぜか? 彼が士大夫に独占されず、ガラスのケースに閉じ込められなかったからだ。

 名声の興亡は光の興亡にも似ていて、興るときは近くから遠くへ、滅ぶときは遠方にまだ余光が残る。梅蘭芳の訪日・訪米は、実はもはや光の発揚ではなく、中国における光の収斂だった。彼はガラスのケースから飛び出そうとは思い至らなかったから、このまま運び出され、このまま運び戻された。

 彼が士大夫の助力を得る前に演じていた芝居は、もちろん俗であり、下品で不潔でさえあったが、しかし潑剌として生気があった。「天女」と化してからは高貴にはなったが、以来死に体となり、気取りが痛々しい。死にもせず生きもせぬ天女や林妹妹を見るよりは、大多数の人は、一人の美しく活き活きとした村娘を見た方がよいだろう。彼女は我々に近いのだ。

 しかるに梅蘭芳は記者にこう語った。さらに他の脚本も、もっと雅にしたいと。

 (十一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