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ce between revisions of "History of Sinology/zh-tw/Chapt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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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學生運動加速了從古典漢學向中國學的轉型。學生要求從古代文本轉向當代中國，從古典漢語轉向現代口語。1967年西德十三位漢學教授中僅一人從事當代問題研究；到1980年代比例已決定性地改變。1990年德國統一後，兩種傳統需要整合。今天德國漢學是歐洲最大的傳統之一，語文學傳統與社會科學方法之間的張力依然存在。 | 1968年學生運動加速了從古典漢學向中國學的轉型。學生要求從古代文本轉向當代中國，從古典漢語轉向現代口語。1967年西德十三位漢學教授中僅一人從事當代問題研究；到1980年代比例已決定性地改變。1990年德國統一後，兩種傳統需要整合。今天德國漢學是歐洲最大的傳統之一，語文學傳統與社會科學方法之間的張力依然存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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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塑造當代德國漢學面貌的學者包括：顧彬（Wolfgang Kubin，1945年生），其十卷本《中國文學史》（2002–2014）是西方語言中最宏大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羅哲海（Heiner Roetz，1950年生）為德國中國哲學研究的領軍人物；梅懿（Mechthild Leutner，1949年生）是中國近現代社會史研究的傑出學者。柯斐烈（Felix Clausberg），現任北京大學副教授，師從著名中國醫學史學家文樹德（Paul U. Unschuld），代表新一代德國漢學家，其研究橫跨中國古典哲學與科學史。谢林德（Dennis Schilling），曾任職於馬爾堡大學和慕尼黑大學，現執教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延續了德國哲學漢學的海外傳統，研究領域涵蓋《易經》、《莊子》及佛教哲學的現代接受。司馬濤（Thomas Zimmer），上海同濟大學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的思想世界，尤其關注晚清帝國時期的小說傳統。雷立柏（Leopold Leeb），奧地利籍學者，自1990年代起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在歐洲古典語言與中國文化史的交匯處佔據獨特位置，其關於拉丁語在華傳播及基督教在華歷史的開拓性研究——特別是關於1905年至1955年間在山東省服務的250名德國修女的研究——為理解傳教活動的文化維度開闢了新視角。安諾·德德里希斯（Anno Dederichs），先前任職於蒂賓根大學中國中心，現為中山大學副教授，從事當代中國社會學研究，代表了德國漢學家在中國大學獲得長期教職的日益增長趨勢。培高德（Cord Eberspächer），波恩大學教授，研究中德關係史和晚清軍事史，同時擔任杜塞爾多夫孔子學院院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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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憑藉朗宓榭（Michael Lackner）創建的國際人文科學研究聯合體（IKGF），已發展成為重要的研究中心。徐艷（Yan Xu-Lackner），副教授兼埃爾朗根-紐倫堡孔子學院院長——該學院多次被評為全球模範孔子學院——從事外語教學史、語言與政治關係、跨文化交際及文化政策的研究。馬熠輝（Marco Pouget），埃爾朗根和慕尼黑的博士後研究員，代表埃爾朗根培養的新一代學者，其博士論文在朗宓榭指導下完成，研究鄭玄的《禮記》注疏。 | ||
== 注釋 == | == 注釋 == | ||
Latest revision as of 14:51, 27 March 2026
第七章：德國——從萊布尼茨到當代「中國學」
一、導論
在本卷所考察的各國漢學傳統中，德國案例佔據獨特地位。德國在中國的制度性研究方面起步較晚——第一個正式教席直到1909年才設立——但德國思想家對中國文明的知識投入卻可追溯至更早的三個世紀前，即萊布尼茨在1690年代與耶穌會傳教士的通信。這一哲學迷戀與學術專業化之間的時間鴻溝，定義了德國漢學的本質特徵。較之其他任何西方國家，德國的中國研究更深刻地受到哲學引力的塑造、受到人文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傳統的影響、以及受到二十世紀歷史的痛苦斷裂的衝擊。
德國漢學的歷史可分為四個階段：「前漢學」時代（十七至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專業知識的緩慢成長、二十世紀初的迅速制度化及其被國家社會主義的摧毀、以及戰後重建與從古典「Sinologie」向現代「Chinawissenschaften」的轉型。
二、早期德國與中國的接觸（十七至十八世紀）
關鍵中介是耶穌會傳教士。科隆人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在晚明和早清擔任欽天監監正——耶穌會士維持這一職位直到十八世紀末。[1]
最具影響力的早期德國著作是柯雪（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的《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阿姆斯特丹，1667年），這部百科全書式的作品附有一百多幅銅版插圖，成為「中國風」熱潮的重要催化劑。[2]
這一時期的核心人物是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在其《中國近事》（Novissima Sinica，1697年）中，他提出中國與歐洲文明互補的理念，甚至建議中國派遣傳教士到歐洲以拯救基督教世界的道德衰落。[3]
1721年，哲學家沃爾夫（Christian Wolff）在哈雷發表關於「中國人的實踐哲學」的演講，主張中國人僅憑理性即達到高度道德美德。虔敬派神學家將此演講斥為無神論。普魯士國王下令在四十八小時內將沃爾夫驅逐出哈雷，違者處以絞刑。[4]
赫爾德將中國文明描繪為停滯不前。黑格爾將其系統化，把中國歸入世界歷史的第一階段。歌德晚年閱讀中國小說譯本並深受感動，其「世界文學」概念（1827年）部分受到中國文學的啟發。
三、學術漢學的建立（十九世紀）
克拉普羅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1783–1835）在其《亞洲多語志》（1823年）中提出漢語、藏語和緬語屬於同一語系的假說，一百五十年後得到證實。諾伊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在廣州蒐集了六千多冊中國書籍，其中三千五百卷入藏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5]
普拉特（Heinrich Plath，1802–1874）堅持中國文明與歐洲擁有同等高度的倫理標準，被傅海波稱為十九世紀中期德國漢學「科學上最具重要性」的人物。[6]
甲柏連孜的《漢語語法》（1881年）是第一部以漢語自身的條件來描述漢語的語法書。[7]
1887年柏林大學東方語言研究所（SOS）的建立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制度步驟。其早期學生包括傅蘭克、海尼希和庫恩。[8]
格魯伯的《中國文學史》（1902年）是第一部由受過訓練的專家撰寫的中國文學通史。夏德（Friedrich Hirth）1902年成為哥倫比亞大學第一位中文教授。勞費爾（Berthold Laufer）的非凡研究涵蓋了陶瓷、玉器、中伊關係和植物栽培史。[9][10]
四、漢堡-柏林軸心：制度化（1900–1930）
1909年，傅蘭克（Otto Franke，1863–1946）被任命為漢堡殖民研究所的首任漢學教授。其後教席迅速在柏林（1912年，高延）、萊比錫（1922年，孔好古）和法蘭克福（1925年，衛禮賢）設立。[11][12]
傅蘭克五卷本《中華帝國史》（1930–1952）被法國漢學家巴斯蒂稱為「歐洲中國歷史研究的里程碑」。[13]
福克（Alfred Forke，1867–1944）的三卷本《中國哲學史》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參考書。其《墨子》翻譯成為布萊希特《麥蒂》的靈感來源。[14]
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對德語世界的文化影響無人可比。他翻譯了《易經》、《道德經》等大量經典，1925年回到法蘭克福後創建了中國研究所和期刊《中國學》。[15]
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在萊比錫堅持將中國文明置於世界歷史的框架中研究。其學生包括林語堂和高本漢。[16]
庫恩（Franz Kuhn，1884–1961）成為中國小說最重要的德語翻譯者。《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於1935年在北京輔仁大學創刊。[17]
五、破壞與流散（1933–1945）
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摧毀了德國漢學。整整一代學者被迫流亡：哈倫赴劍橋，艾伯華先赴安卡拉後往伯克利，西蒙赴倫敦SOAS，萊辛和賴弗勒赴美國。無人被召回。柏林大學漢學藏書在轟炸中被毀。到1945年，德國漢學已化為廢墟。
六、戰後重建與分裂（1945–1968）
西德漢學以漢堡（傅吾康）、慕尼黑（傅海波）和波鴻（1964年，區域研究模式）為中心重建。東德的萊比錫傳統在中蘇分裂後幾乎中斷，教席空缺二十五年。東德產出了獨特的保密期刊《中國時事信息》（1971–1989年）。
七、轉型：從「Sinologie」到「Chinawissenschaften」（1968年至今）
1968年學生運動加速了從古典漢學向中國學的轉型。學生要求從古代文本轉向當代中國，從古典漢語轉向現代口語。1967年西德十三位漢學教授中僅一人從事當代問題研究；到1980年代比例已決定性地改變。1990年德國統一後，兩種傳統需要整合。今天德國漢學是歐洲最大的傳統之一，語文學傳統與社會科學方法之間的張力依然存在。
塑造當代德國漢學面貌的學者包括：顧彬（Wolfgang Kubin，1945年生），其十卷本《中國文學史》（2002–2014）是西方語言中最宏大的中國文學史著作；羅哲海（Heiner Roetz，1950年生）為德國中國哲學研究的領軍人物；梅懿（Mechthild Leutner，1949年生）是中國近現代社會史研究的傑出學者。柯斐烈（Felix Clausberg），現任北京大學副教授，師從著名中國醫學史學家文樹德（Paul U. Unschuld），代表新一代德國漢學家，其研究橫跨中國古典哲學與科學史。谢林德（Dennis Schilling），曾任職於馬爾堡大學和慕尼黑大學，現執教於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延續了德國哲學漢學的海外傳統，研究領域涵蓋《易經》、《莊子》及佛教哲學的現代接受。司馬濤（Thomas Zimmer），上海同濟大學特聘教授，專攻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的思想世界，尤其關注晚清帝國時期的小說傳統。雷立柏（Leopold Leeb），奧地利籍學者，自1990年代起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在歐洲古典語言與中國文化史的交匯處佔據獨特位置，其關於拉丁語在華傳播及基督教在華歷史的開拓性研究——特別是關於1905年至1955年間在山東省服務的250名德國修女的研究——為理解傳教活動的文化維度開闢了新視角。安諾·德德里希斯（Anno Dederichs），先前任職於蒂賓根大學中國中心，現為中山大學副教授，從事當代中國社會學研究，代表了德國漢學家在中國大學獲得長期教職的日益增長趨勢。培高德（Cord Eberspächer），波恩大學教授，研究中德關係史和晚清軍事史，同時擔任杜塞爾多夫孔子學院院長。
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憑藉朗宓榭（Michael Lackner）創建的國際人文科學研究聯合體（IKGF），已發展成為重要的研究中心。徐艷（Yan Xu-Lackner），副教授兼埃爾朗根-紐倫堡孔子學院院長——該學院多次被評為全球模範孔子學院——從事外語教學史、語言與政治關係、跨文化交際及文化政策的研究。馬熠輝（Marco Pouget），埃爾朗根和慕尼黑的博士後研究員，代表埃爾朗根培養的新一代學者，其博士論文在朗宓榭指導下完成，研究鄭玄的《禮記》注疏。
注釋
參考資料
- ↑ 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165–168.
- ↑ 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Hilde De Weerdt, "MARKU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
- ↑ "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
- ↑ 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 ↑ 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54–60.
- ↑ 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96–97.
- ↑ 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102–113.
- ↑ Zhang Xiping, lecture 1, pp. 114–117.
- ↑ "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 report (2024).
- ↑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ch. 7, pp. 100–111.
- ↑ Thomas Michael, "Heidegger's Legacy for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Laoz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1, no. 2 (2020): 299.
- ↑ Steven Burik, The End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lbany: SUNY Press, 2009).
- ↑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UNY Press, 1987), preface.
- ↑ Wolfgang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3), ch. 11, pp. 194–195.
- ↑ Carine Defoort,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1, no. 3 (2001): 393–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