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 Xun Complete Works/zh-fr/Huagaiji xub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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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盖集续编 (华盖集续编)

Lu Xun (鲁迅, Lǔ Xùn, 1881–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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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原文）	Français
還不滿一整年，所寫的雜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麼多了。秋來住在海邊，目前只見雲水，聽到的多是風濤聲，幾乎和社會隔絕。如果環境沒有改變，大概今年不見得再有什麼廢話了罷。燈下無事，便將舊稿編集起來；還豫備付印，以供給要看我的雜感的主顧們。 這裡面所講的仍然並沒有宇宙的奧義和人生的真諦。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一任它怎樣淺薄，怎樣偏激，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說得自誇一點，就如悲喜時節的歌哭一般，那時無非借此來釋憤抒情，現在更不想和誰去搶奪所謂公理或正義。你要那樣，我偏要這樣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頭是有的；偏要在莊嚴高尚的假面上撥它一撥也是有的，此外卻毫無什麼大舉。名副其實，「雜感」而已。 從一月以來的，大略都在內了；只刪去了一篇。那是因為其中開列著許多人，未曾，也不易遍征同意，所以不好擅自發表。 書名呢？年月是改了，情形卻依舊，就還叫《華蓋集》。 然而年月究竟是改了，因此只得添上兩個字：「續編」。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記於廈門。	Moins d'un an s'est écoulé, et pourtant le volume de mes notes éparses égale déjà celui de toute l'année dernière. Depuis l'automne, je vis au bord de la mer, n'ayant devant les yeux que nuages et eau, n'entendant le plus souvent que le bruit du vent et des vagues, presque entièrement coupé de la société. Si les circonstances ne changent pas, il est probable que je n'aurai plus guère de bavardages oiseux cette année. N'ayant rien à faire à la lumière de la lampe, j'ai rassemblé ces vieux manuscrits et me prépare à les faire imprimer, pour satisfaire les clients qui souhaitent lire mes réflexions éparses. Ce qui est discuté ici ne contient toujours aucun mystère cosmique ni vérité de l'existence humaine. Ce n'est que ce que j'ai rencontré, pensé et voulu dire — si superficiel, si extrême que ce soit — parfois couché sur le papier par mon pinceau. Pour me vanter un peu : c'est comme le cri involontaire aux moments de chagrin ou de joie, qui n'a évidemment rien à voir avec le destin des hommes ni la grandeur et la décadence du monde. Mais puisqu'il reste du temps, je les ai néanmoins rassemblés, comme un modeste témoignage de ma propre existence.
一 聽說從今年起，陳源（即西瀅）教授要不管閒事了；這豫言就見於《現代評論》五十六期的《閒話》裏。慚愧我沒有拜讀這一期，因此也不知其詳。要是確的呢，那麼，除了用那照例的客套說聲「可惜」之外，真的倒實在很詫異自己之糊塗：年紀這麼大了，竟不知道陽曆的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月一日之交在別人是可以發生這樣的大變動。我近來對於年關頗有些神經過鈍了，全不覺得怎樣。其實，倘要覺得罷，可是也不勝其覺得。大家挂上五色旗，大街上搭起幾坐彩坊，中間還有四個字道：「普天同慶」，據說這算是過年。大家關了門，貼到府神，爆竹畢剝砰的放起來，據說這也是過年。要是言行真跟著過年為轉移，怕要轉移不迭，勢必至於成為轉圈子。所以，神經過鈍雖然有落伍之慮，但有弊必有利，卻也很佔一點小小的便宜的。 但是，還有些事我終於想不明白：即如天下有閒事，有人管閒事之類。我現在覺得世上是仿佛沒有所謂閒事的，有人來管，便都和自己有點關係；即便是愛人類，也因為自己是人。假使我們知道了火星裏張龍和趙虎打架，便即大有作為，請酒開會，維持張龍，或否認趙虎，那自然是頗近於管閒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夠「知道」，則至少必須已經可以通信，關係也密切起來，算不得閒事了。因為既能通信，也許將來就能交通，他們終於會在我們的頭頂上打架。至於咱們地球之上，即無論那一處，事事都和我們相關，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著，非以其「閒」也。譬如英國有劉千昭雇了愛爾蘭老媽子在倫敦拉出女生，在我們是閒事似的罷，其實並不，也會影響到我們這裡來。留學生不是多多，多多了麼？倘有合宜之處，就要引以為例，正如文學上的引用什麼莎士比亞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呀一般。 （不對，錯了。芮恩施是美國的駐華公使，不是文學家。我大約因為在講什麼文藝學術的一篇論文上見過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帶出來了。合即訂正於此，尚希讀者諒之。） 即使是動物，也怎能和我們不相干？青蠅的腳上有一個霍亂菌，蚊子唾沫裏有兩個瘧疾菌，就說不定會鑽進誰的血裏去。管到「鄰貓生子」，很有人以為笑談，其實卻正與自己大有相關。譬如我的院子裏，現在就有四匹鄰貓常常吵架了，倘使這些太太們之一又誕育四匹，則三四月後，我就得常聽到八匹貓們常常吵鬧，比現在加倍地心煩。 所以我就有了一種偏見，以為天下本無所謂閒事，只因為沒有這許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於是便只好抓一點來管。為什麼獨抓這一點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關的。大則因為同是人類，或是同類，同志；小則，因為是同學，親戚，同鄉，--至少，也大概叨光過什麼，雖然自己的顯在意識上並不了然，或者其實了然，而故意裝癡作傻。 但陳源教授據說是去年卻管了閒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說的並不錯，那就確是一個超人。今年不問世事，也委實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蒼生何」了。幸而陰曆的過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時一過，也許又可望心回意轉的罷。 二 昨天下午我從沙灘回家的時候，知道大琦君來訪過我了。這使我很高興，因為我是猜想他進了病院的了，現在知道並沒有。而尤其使我高興的是他還留贈我一本《現代評論增刊》，只要一看見封面上畫著的一枝細長的蠟燭，便明白這是光明之象，更何況還有許多名人學者的著作，更何況其中還有陳源教授的一篇《做學問的工具》呢？這是正論，至少可以賽過「閒話」的；至少，是我覺得賽過「閒話」，因為它給了我許多東西。 我現在才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學會圖書館」去年「因為時局的關係，借書的成績長進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卻還「用'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十個字形容當今學術界大部分的狀況」。這很改正了我許多誤解。我先已說過，現在的留學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總疑心他們大部分是在外國租了房子，關起門來燉牛肉吃的，而且在東京實在也看見過。那時我想：燉牛肉吃，在中國就可以，何必路遠迢迢，跑到外國來呢？雖然外國講究畜牧，或者肉裏面的寄生蟲可以少些，但燉爛了，即使多也就沒有關係。所以，我看見回國的學者，頭兩年穿洋服，後來穿皮袍，昂頭而走的，總疑心他是在外國親手燉過幾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麼事，連「佛腳」也未必肯抱的。現在知道並不然，至少是「留學歐美歸國的人」並不然。但可惜中國的圖書館裏的書太少了，據說北京「三十多個大學，不論國立私立，還不及我們私人的書多」雲。這「我們」裏面，據說第一要數「溥儀先生的教師莊士敦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釗，因為在德國柏林時候，陳源教授就親眼看見他兩間屋裏「技乎滿床滿架滿桌滿地，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現在呢，想來一定是更多的了。這真教我欣羨佩服。記得自己留學時候，官費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學費之外，簡直沒有贏余，混了幾年，所有的書連一壁也遮不滿，而且還是雜書，並非專而又專，如「都是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之類。 但是很可惜，據說當民眾「再毀」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時，「好像他們夫婦兩位的藏書都散失了」。想那時一定是拉了幾十車，向各處走散，可惜我沒有去看，否則倒也是一個壯觀。 所以「暴民」之為「正人君子」所深惡痛絕，也實在有理由，即如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婦的藏書，其加於中國的損失，就在毀壞了三十多個國立及私立大學的圖書館之上。和這一比較，劉百昭司長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要算小事件了，但我們所引為遺憾的是偏是章士釗劉百昭有這麼多的儲藏，而這些儲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時候曾有一個老於世故的長輩告誡過我：你不要和沒出息的擔子和攤子為難，他會自己摔了，卻誣賴你，說不清，也賠不完。這話于我似乎到現在還有影響，我新年去逛火神廟的廟會時，總不敢擠近玉器攤去，即使它不過擺著寥寥的幾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將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兩件，就要變成寶貝，一輩子賠不完，那罪孽之重，會在毀壞一坐博物館之上。而且推而廣之，連熱鬧場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運動時，雖有「打落門牙」的「流言」，其實卻躺在家裏：託福無恙。但那兩屋子「關於社會主義的德文書」以及其他從「孤桐先生」府上陸續散出的壯觀，卻也因此「交臂失之」了。這實在也就是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無法兩全的。 現在是收藏洋書之富，私人要數莊士敦先生，公團要推「政治學會圖書館」了，只可惜一個是外國人，一個是靠著美國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來的。「北京國立圖書館」將要擴張，實在是再好沒有的事，但聽說所依靠的還是美國退還的賠款，常年經費又不過三萬元，每月二千余。要用美國的賠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館長就必須學貫中西，世界聞名的學者。據說，這自然只有梁啟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學不大貫，所以配上一個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館長，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兩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後也似乎不大能夠多買書籍。這也就是所謂「有利必有弊」罷，想到這裡，我們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獨力購置的幾房子好書慘遭散失之可惜了。 總之，在近幾年中，是未必能有較好的「做學問的工具」的，學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己買書讀，但又沒有錢。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臺了，很可惜。學者們另外還有什麼法子呢，自然「也難怪他們除了說說'閒話'便沒有什麼可幹」，雖然北京三十多個大學還不及他們「私人的書多」。為什麼呢？要知道做學問不是容易事，「也許一個小小的題目得參考百十種書」，連「孤桐先生」的藏書也未必夠用。陳源教授就舉著一個例：「就以'四書'來說」罷，「不研究漢宋明清許多儒家的注疏理論，'四書'的真正意義是不易領會的。短短的一部'四書'，如果細細的研究起來，就得用得了幾百幾千種參考書」。 這就足見「學問之道，浩如煙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書」'，我是讀過的，至於漢人的「四書」注疏或理論，卻連聽也沒有聽到過。陳源教授所推許為「那樣提倡風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張之洞先生在做給「束髮小生」們看的《書目答問》上曾經說：「'四書'，南宋以後之名。」我向來就相信他的話，此後翻翻《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之類，也只有「五經」，「六經」，「七經」，「六藝」，卻沒有「四書」，更何況漢人所做的注疏和理論。但我所參考的，自然不過是通常書，北京大學的圖書館裏就有，見聞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只有這樣就算了，因為即使要「抱」，卻連「佛腳」都沒有。由此想來，那能「抱佛腳」的，肯「抱佛腳」的。的確還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學者了。他「家翰笙」還慨乎言之，大約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罷。 完 現在不高興寫下去了，只好就此完結。總之：將《現代評論增刊》略翻一遍，就覺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見有一回廣告上所開列的作者的名單。例如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適教授的《譯詩三首》呀，徐志摩先生的譯詩一首呀，西林氏的《壓迫》呀，陶孟和教授的要到二○二五年才發表而必須我們的玄孫才能全部拜讀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但是，翻下去時，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卻看見灰色了，於是乎拋開。 現在的小學生就能玩七色板，將七種顏色涂在圓板上，停著的時候，是好看的，一轉，便變成灰色，--本該是白色的罷，可是涂得不得法，變成灰色了。收羅許多著名學者的大著作的大報，自然是光怪陸離，但也是轉不得，轉一週，就不免要顯出灰色來，雖然也許這倒正是它的特色。 一月三日	I J'ai entendu dire qu'à partir de cette année, le professeur Chen Yuan (alias Xi Ying) entend cesser de se mêler des affaires d'autrui ; cette prophétie se trouvait dans la chronique « Bavardages oisifs » du numéro cinquante-six de la Modern Review. J'ai honte de dire que je n'ai pas lu ce numéro, et j'ignore donc les détails. Si c'est vrai, alors — hormis la formule de politesse habituelle « quel dommage » — je suis véritablement stupéfait de ma propre obtusion : à mon âge, j'ignorais encore que le passage du 31 décembre au 1er janvier pouvait produire chez d'autres une transformation si considérable. Ces derniers temps, je suis devenu assez insensible au tournant de l'année et ne ressens plus rien du tout. En vérité, si l'on voulait ressentir quelque chose, on n'en finirait pas de ressentir. Tout le monde accroche des drapeaux aux cinq couleurs, on dresse des arcs de triomphe dans les grandes rues, avec au milieu quatre caractères : « Célébration universelle » — c'est, paraît-il, le Nouvel An. Tout le monde ferme sa porte, colle les dieux gardiens, et les pétards crépitent — c'est aussi, paraît-il, le Nouvel An. Si les paroles et les actes changeaient vraiment à chaque Nouvel An, on ne pourrait changer assez vite et l'on finirait par tourner en rond. C'est pourquoi, bien que l'insensibilité au tournant de l'année comporte le risque d'être en retard, tout inconvénient a son avantage, et l'on en tire un modeste bénéfice. Mais il y a certaines choses que je ne parviens décidément pas à comprendre : par exemple, l'idée qu'il existe des « affaires oiseuses » dans le monde, et des gens qui « se mêlent d'affaires oiseuses ». J'ai désormais l'impression qu'il n'existe en réalité pas d'affaires oiseuses dans le monde ; dès que quelqu'un s'en occupe, elles ont toutes un rapport avec soi-même — même l'amour de l'humanité, parce que l'on est soi-même un être humain.
雖說北京像一片大沙漠，青年們卻還向這裡跑；老年們也不大走，即或有到別處去走一趟的，不久就轉回來了，仿佛倒是北京還很有什麼可以留戀。厭世詩人的怨人生，真是“感慨系之矣”，然而他總活著；連祖述釋迦牟尼先生的哲人勗本華爾也不免暗地裡吃一種醫治什麼病症的藥，不肯輕易“涅槃”。俗語說：“好死不如惡活”，這當然不過是俗人的俗見罷了，可是文人學者之流也何嘗不這樣。所不同的，只是他總有一面辭嚴義正的軍旗，還有一條尤其義正辭嚴的逃路。 真的，倘不這樣，人生可真要無聊透頂，無話可說了。 北京就是一天一天地百物昂貴起來；自己的“區區僉事”，又因為“妄有主張”，被章士釗先生革掉了。向來所遭遇的呢，借了安特來夫的話來說，是“沒有花，沒有詩”，就只有百物昂貴。然而也還是“妄有主張”，沒法回頭；倘使有一個妹子，如《晨報副刊》上所豔稱的“閒話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聲音正如“銀鈴之響于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許可以借此撥轉馬頭，躲到別墅裡去研究漢朝人所做的“四書”注疏和理論去。然而，惜哉，沒有這樣的好妹子；“女媭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 連有一個那樣凶姊姊的幸福也不及屈靈均。我的終於“妄有主張”，或者也許是無可推託之故罷。然而這關係非同小可，將來怕要遭殃了，因為我知道，得罪人是要得到報應的。 話要回到釋迦先生的教訓去了，據說：活在人間，還不如下地獄的穩妥。做人有“作”就是動作（＝造孽），下地獄卻只有“報”（＝報應）了；所以生活是下地獄的原因，而下地獄倒是出地獄的起點。這樣說來，實在令人有些想做和尚，但這自然也只限於“有根”（據說，這是“一句天津話”）的大人物，我卻不大相信這一類鬼畫符。活在沙漠似的北京城裡，枯燥當然是枯燥的，但偶然看看世態，除了百物昂貴之外，究竟還是五花八門，創造藝術的也有，製造流言的也有，肉麻的也有，有趣的也有……這大概就是北京之所以為北京的緣故，也就是人們總還要奔湊聚集的緣故。可惜的是只有一些小玩意，老實一點的朋友就難於給自己豎起一杆辭嚴義正的軍旗來。 我一向以為下地獄的事，待死後再對付，只有目前的生活的枯燥是最可怕的，於是便不免于有時得罪人，有時則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但這也就是得罪人。得罪人當然要受報，那也只好準備著，因為尋些小玩意兒來開開笑口的是更不能豎起辭嚴義正的軍旗來的。其實，這裡也何嘗沒有國家大事的消息呢，“關外戰事不日將發生”呀，“國軍一致擁段”哪，有些報紙上都用了頭號字煌煌地排印著，可以刺得人們頭昏，但於我卻都沒有什麼鳥趣味。人的眼界之狹是不大有藥可救的，我近來覺得有趣的倒要算看見那在德國手格盜匪若干人，在北京率領三河縣老媽子一大隊的武士劉百昭校長居然做駢文，大有偃武修文之意了；而且“百昭海邦求學，教部備員，多藝之譽愧不如人，審美之情差堪自信”，還是一位文武全才，我先前實在沒有料想到。第二，就是去年肯管閒事的“學者”，今年不管閒事了，在年底結清帳目的辦法，原來不止是掌櫃之于流水簿，也可以適用於“正人君子”的行為的。或者，“阿哥！”這一聲叫，正在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的夜間十二點鐘罷。 但是，這些趣味，刹那間也即消失了，就是我自己的思想的變動，也誠然是可恨。我想，照著境遇，思想言行當然要遷移，一遷移，當然會有所以遷移的道理。況且世界上的國慶很不少，古今中外名流尤其多，他們的軍旗，是全都早經豎定了的。前人之勤，後人之樂，要做事的時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時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殺的時候我是關龍逄，要殺人的時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氣的時候看看達爾文赫胥黎的書，要人幫忙就有克魯巴金的《互助論》，勃朗甯夫婦豈不是講戀愛的模範麼，勗本華爾和尼采又是咒詛女人的名人，……歸根結蒂，如果楊蔭榆或章士釗可以比附到猶太人特萊孚斯去，則他的篾片就可以等於左拉等輩了。這個時候，可憐的左拉要被中國人背出來；幸而楊蔭榆或章士釗是否等於特萊孚斯，也還是一個大疑問。然而事情還沒有這麼簡單，中國的壞人（如水平線下的文人和學棍學匪之類），似乎將來要大吃其苦了，雖然也許要在身後，像下地獄一般。但是，深謀遠慮的人，總還以從此小心，不要多說為穩妥。你以為“閒話先生”真是不管閒事了麼？並不然的。據說他是要“到那天這班出鋒頭的人們脫盡了銳氣的日子，我們這位閒話先生正在從容的從事他那‘完工的拂拭’（The finishing touch），笑吟吟的擎著他那枝從鐵杠磨成的繡針，諷刺我們情急是多麼不經濟的一個態度，反面說只有無限的耐心才是天才唯一的憑證”。（《晨報副刊》一四二三） 後出者勝於前者，本是天下的平常事情，但除了墮落的民族。即以衣服而論，也是由裸體而用會陰帶或圍裙，於是有衣裳，袞冕。我們將來的天才卻特異的，別人系了圍裙狂跳時，他卻躲在繡房裡刺繡，——不，磨繡針。待到別人的圍裙全數破舊，他卻穿了繡花衫子站出來了。大家只好說道“阿！”可憐的性急的野蠻人，竟連圍裙也不知道換一條，怪不得銳氣終於脫盡；脫盡猶可，還要看那“笑吟吟”的“諷刺”的“天才”臉哩，這實在是對於靈魂的鞭責，雖說還在遼遠的將來。 還有更可怕的，是我們風聞二○二五年一到，陶孟和教授要發表一部著作。內容如何，只有百年後的我們的曾孫或玄孫們知道罷了，但幸而在《現代評論增刊》上提前發表了幾節，所以我們竟還能“管中窺豹”似的，略見這一部新書的大概。那是講“現代教育界的特色”的，連教員的“兼課”之多也說在內。他問：“我的議論太悲觀，太刻薄，太荒誕嗎？我深願受這個批評，假使事實可以證明。”這些批評我們且俟之百年之後，雖然那時也許無從知道事實；典籍呢，大概也只有“笑吟吟的”佳作留傳。要是當真這樣，那大半是“英雄所見略同”的，後人總不至於以為刻薄罷。但我們也難於懸揣，不過就今論今，似乎頗有些“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意了。人們不逢如此盛事者，蓋已將二千四百年云。 總之，百年以內，將有陳源教授的許多（？）書，百年以後，將有陶孟和教授的一部書出現。內容雖然不知道怎樣，但據目下所走漏的風聲看起來，大概總是諷刺“那班出鋒頭的人們”，或“馳驅九城”的教授的。 我常常感歎，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厲害：它立了地獄之說，借著和尚，尼姑，念佛老嫗的嘴來宣揚，恐嚇異端，使心志不堅定者害怕。那訣竅是在說報應並非眼前，卻在將來百年之後，至少也須到銳氣脫盡之時。這時候你已經不能動彈了，只好聽別人擺佈，流下鬼淚，深悔生前之妄出鋒頭； 而且這時候，這才認識閻羅大王的尊嚴和偉大。 這些信仰，也許是迷信罷，但神道設教，于“挽世道而正人心”的事，或者也還是不無裨益。況且，未能將壞人“投界豺虎”於生前，當然也只好口誅筆伐之於身後，孔子一車兩馬，倦遊各國以還，抽出鋼筆來作《春秋》，蓋亦此志也。 但是，時代遷流了，到現在，我以為這些老玩意，也只好騙騙極端老實人。連鬧這些玩意兒的人們自己尚且未必信，更何況所謂壞人們。得罪人要受報應，平平常常，並不見得怎樣奇特，有時說些宛轉的話，是姑且客氣客氣的，何嘗想借此免於下地獄。這是無法可想的，在我們不從容的人們的世界中，實在沒有那許多工夫來擺臭紳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與其說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廿一世紀的剖撥戮屍，倒不如馬上就給他一個嘴巴。至於將來，自有後起的人們，決不是現在人即將來所謂古人的世界，如果還是現在的世界，中國就會完！ 一月十四日。	Bien qu'on dise que Pékin ressemble à un vaste désert, les jeunes continuent d'y affluer ; les vieux ne partent guère non plus — même si certains font un tour ailleurs, ils reviennent bientôt, comme si Pékin avait encore quelque chose qui mérite qu'on s'y attache. Le poète las du monde qui se lamente sur l'existence « soupire vraiment avec une émotion profonde », et pourtant il continue à vivre ; même le philosophe Schopenhauer, qui professait de suivre le Bouddha, ne pouvait s'empêcher de prendre en secret quelque médicament contre quelque mal, refusant d'« entrer facilement au nirvana ». Le dicton populaire dit : « Une mauvaise vie vaut mieux qu'une belle mort » — ce n'est naturellement que l'opinion vulgaire de gens vulgaires, mais les lettrés et les savants ne se comportent pas autrement. La seule différence est qu'ils ont toujours une bannière d'austère droiture, et une voie de fuite encore plus droitement austère. En effet, s'il n'en était pas ainsi, la vie serait vraiment insupportablement ennuyeuse et il n'y aurait rien à dire. Pékin devient chaque jour plus cher ; mon propre « modeste poste de fonctionnaire » a été supprimé par M. Zhang Shizhao en raison de mes « opinions présomptueuses ». Ce que j'ai rencontré jusqu'ici — pour emprunter les mots d'Andreïev — c'est « pas de fleurs, pas de poésie », seulement la hausse des prix. Et pourtant je m'accroche à mes « opinions présomptueuses », incapable de faire demi-tour. Si j'avais une sœur cadette, comme les affaires de famille du « monsieur aux bavardages oisifs » si admirablement décrites dans le supplément du Journal du Matin, qui s'écrierait : « Frère ! » — sa voix « comme une clochette d'argent résonnant dans une vallée reculée » — me suppliant : « Veux-tu bien cesser d'écrire des articles qui offensent les gens ? » — alors peut-être pourrais-je saisir ce prétexte pour tourner bride et me retirer dans une villa afin d'étudier les commentaires des Han sur les « Quatre Livres ». Mais hélas, je n'ai pas de si bonne sœur.
從《京報副刊》上知道有一種叫《國魂》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說章士釗固然不好，然而反對章士釗的「學匪」們也應該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記得？但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不過引起我想到一個題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國舊說，本以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 國魂也該這樣。而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還有一個是什麼呢？也許是「民魂」罷，我不很能夠決定。又因為我的見聞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國全社會，只好縮而小之曰「學界」。 中國人的官癮實在深，漢重孝廉而有埋兒刻木，宋重理學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則」。總而言之：那魂靈就在做官，——行官勢，擺官腔，打官話。頂著一個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於是那些人就得了雅號曰「匪徒」。學界的打官話是始於去年，凡反對章士釗的都得了「土匪」，「學匪」，「學棍」的稱號，但仍然不知道從誰的口中說出，所以還不外乎一種「流言」。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話：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農民革命軍。」（《國民新報副刊》四三）那麼，社會不是改進了麼？並不，我雖然也是被諡為「土匪」之一，卻並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所以中國的國魂裡大概總有這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也並非硬要將我輩的魂擠進國魂裡去，貪圖與教授名流的魂為伍，只因為事實仿佛是這樣。社會諸色人等，愛看《雙官誥》，也愛看《四傑村》，望偏安巴蜀的劉玄德成功，也願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時候則豔羨官僚，受了官的剝削時候便同情匪類。但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連這一點反抗心都沒有，豈不就成為萬劫不復的奴才了？ 然而國情不同，國魂也就兩樣。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麼，我答道：「造反。」 他們便大駭怪。在萬世一系的國度裡，那時聽到皇帝可以一腳踢落，就如我們聽說父母可以一棒打殺一般。為一部分士女所心悅誠服的李景林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報紙上所傳非虛。今天的《京報》即載著他對某外交官的談話道： 「予預計於舊曆正月間，當能與君在天津晤談；若天津攻擊竟至失敗，則擬俟三四月間捲土重來，若再失敗，則暫投土匪，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為中華民國之故罷。 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只「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這是鑒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 話又說遠了，回到本題去。去年，自從章士釗提了「整頓學風」的招牌，上了教育總長的大任之後，學界裡就官氣彌漫，順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至今還沒有完。但學界卻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顏色；只是代表官魂的還不是章士釗，因為上頭還有「減膳」執政在，他至多不過做了一個官魄；現在是在天津「徐養兵力，以待時機」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說些什麼話：官話呢，匪話呢，民話呢，衙役馬弁話呢？…… 一月二十四日。 附記 今天到東城去教書，在新潮社看見陳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學門口看見《現代評論》，那《閒話》裡正議論著章士釗的《甲寅》，說「也漸漸的有了生氣了。可見做時事文章的人官實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時做官僚，……」這麼一來，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話的餘氣」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現在特地聲明：我原先是不過就一般而言，如果陳教授覺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彈。要我在「至今還沒有完」之後，加一句「如陳源等輩就是」，自然也可以。至於「順我者『通』」的通字，卻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據就在章士釗之曾稱陳源為「通品」。別人的褒獎，本不應拿來譏笑本人，然而陳源現就用著「土匪」的字樣。有一回的《閒話》（《現代評論》五十）道：「我們中國的批評家實在太宏博了。他們……在地上找尋竊賊，以致整大本的剽竊，他們倒往往視而不見。要舉個例嗎？還是不說吧，我實在不敢再開罪『思想界的權威』。」按照他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於「卑劣」且有「半分人氣」，是早應該說明誰是土匪，積案怎樣，誰是剽竊，證據如何的。現在倘有記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權威」六字，即曾見於《民報副刊》廣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這位陳源教授的「人氣」有幾多。 從此，我就以別人所說的「東吉祥派」、「正人君子」、「通品」等字樣，加于陳源之上了，這回是用了一個「通」字；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者以半牙，以兩牙還一牙，因為我是人，難於上帝似的銖兩悉稱。如果我沒有做，那是我的無力，並非我大度，寬恕了加害於我的敵人。還有，有些下賤東西，每以穢物擲人，以為人必不屑較，一計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樣的擲過去，要是他擲來。但對於沒有這樣舉動的人，我卻不肯先動手；而且也以文字為限，「捏造事實」和「散佈『流言』」的鬼蜮的長技，自信至今還不屑為。在馬弁們的眼裡雖然是「土匪」，然而「盜亦有道」的。記起一件別的事來了。 前幾天九校「索薪」的時候，我也當作一個代表，因此很會見了幾個前「公理維持會」即「女大後援會」中人。幸而他們倒並不將我捆送三貝子花園或運入深山，「投畀豺虎」，也沒有實行「割席」，將板凳鋸開。終於「學官」「學匪」，都化為「學丐」，同聚一堂，大討其欠帳，—— 自然是討不來。記得有一個洋鬼子說過：中國先是官國，後來是土匪國，將來是乞丐國。單就學界而論，似乎很有點上這軌道了。想來一定有些人要後悔，去年竟抱了「有奶不是娘」主義，來反對章士釗的罷。 一月二十五日東壁燈下寫。	Par le supplément de la Gazette de la Capitale, j'appris l'existence d'une revue appelée L'Esprit national, qui avait publié un article affirmant que Zhang Shizhao n'était certes pas recommandable, mais que les « bandits académiques » qui s'opposaient à Zhang Shizhao devaient eux aussi être abattus. Je ne sais pas si c'est véritablement l'essentiel. Mais cela n'a guère d'importance, car cela m'a simplement amené à penser à un sujet qui n'a rien à voir avec le texte original. L'idée est la suivante : selon les anciennes croyances chinoises, une personne possède trois âmes et six esprits, certains disent sept. L'âme nationale devrait être de même nature. Parmi ces trois âmes, il semble que l'une soit « l'âme du fonctionnaire », une autre « l'âme du bandit », et la troisième — qu'est-ce que cela pourrait être ? Peut-être « l'âme du peuple », bien que je ne puisse me décider. Et comme mes connaissances sont étroites et partiales, je n'ose pas désigner l'ensemble de la société chinoise et dois réduire le cadre au « monde académique ». L'addiction chinoise à la fonction publique est profonde. La dynastie Han prisait la piété filiale, ce qui produisit l'enterrement de fils et la sculpture d'effigies de bois ; la dynastie Song prisait la philosophie néo-confucéenne, ce qui produisit de hauts chapeaux et des bottes déchirées ; la dynastie Qing prisait la dissertation d'examen, ce qui ne produisit que des « de plus » et des « par conséquent ». En somme : l'âme réside dans le fait d'être fonctionnaire — exercer le pouvoir officiel, adopter la mine officielle, parler le langage officiel.
記得提倡白話那時，受了許多謠諑誣謗，而白話終於沒有跌倒的時候，就有些人改口說：然而不讀古書，白話是做不好的。我們自然應該曲諒這些保古家的苦心，但也不能不憫笑他們這祖傳的成法。凡有讀過一點古書的人都有這一種老手段：新起的思想，就是 「異端」 ，必須殲滅的，待到它奮鬥之後，自己站住了，這才尋出它原來與「聖教同源」 ；外來的事物，都要「用夷變夏」 ，必須排除的，但待到這 「夷」 入主中夏，卻考訂出來了，原來連這「夷」 也還是黃帝的子孫。這豈非出人意料之外的事呢？無論什麼，在我們的「古」 裡竟無不包函了！ 用老手段的自然不會長進，到現在仍是說非「讀破幾百卷書者」 即做不出好白話文，於是硬拉吳稚暉先生為例。可是竟又會有「肉麻當有趣」 ，述說得津津有味的，天下事真是千奇百怪。其實吳先生的「用講話體為文」 ，即「其貌」 也何嘗與「黃口小兒所作若同」 。不是「縱筆所之，輒萬數千言」 麼？ 其中自然有古典，為「黃口小兒」 所不知，尤有新典，為「束髮小生」 所不曉。清光緒末，我初到日本東京時，這位吳稚暉先生已在和公使蔡鈞大戰了，其戰史就有這麼長，則見聞之多，自然非現在的「黃口小兒」 所能企及。所以他的遣辭用典，有許多地方是惟獨熟於大小故事的人物才能夠了然，從青年看來，第一是驚異于那文辭的滂沛。這或者就是名流學者們所認為長處的罷，但是，那生命卻不在於此。甚至於竟和名流學者們所拉攏恭維的相反，而在自己並不故意顯出長處，也無法滅去名流學者們的所謂長處；只將所說所寫，作為改革道中的橋樑，或者竟並不想到作為改革道中的橋樑。 愈是無聊賴，沒出息的腳色，愈想長壽，想不朽，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相，愈要佔據別人的心，愈善於擺臭架子。但是，似乎「下意識」 裡，究竟也覺得自己之無聊的罷，便只好將還未朽盡的「古」 一口咬住，希圖做著腸子裡的寄生蟲，一同傳世；或者在白話文之類裡找出一點古氣，反過來替古董增加寵榮。如果 「不朽之大業」 不過這樣，那未免太可憐了罷。而且，到了二九二五年，「黃口小兒」 們還要看什麼《甲寅》之流，也未免過於可慘罷，即使它「自從孤桐先生下臺之後，……也漸漸的有了生氣了」 。 菲薄古書者，惟讀過古書者最有力，這是的確的。因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正如要說明吸雅片的弊害，大概惟吸過雅片者最為深知，最為痛切一般。但即使「束髮小生」 ，也何至於說，要做戒絕雅片的文章，也得先吸盡幾百兩雅片才好呢。 古文已經死掉了；白話文還是改革道上的橋樑，因為人類還在進化。便是文章，也未必獨有萬古不磨的典則。雖然據說美國的某處已經禁講進化論了，但在實際上，恐怕也終於沒有效的。 一月二十五日。	Je me souviens qu'à l'époque où l'on prônait la langue vernaculaire, elle fut en butte à maintes calomnies et diffamations. Mais quand la langue vernaculaire finit par ne pas s'effondrer, certains changèrent de discours et dirent : Néanmoins, on ne peut écrire un bon vernaculaire sans lire les livres anciens. Nous devrions naturellement faire preuve d'indulgence envers les bonnes intentions de ces conservateurs de l'antiquité, mais nous ne pouvons nous empêcher de sourire avec pitié devant leurs méthodes héréditaires. Quiconque a lu ne fût-ce qu'un peu les livres anciens possède ce vieux stratagème : une idée nouvellement surgit est une « hérésie » qu'il faut anéantir ; mais une fois qu'elle s'est imposée par la lutte et s'est établie, on découvre qu'elle était à l'origine « de même source que l'enseignement sacré ». Les choses étrangères veulent toutes « transformer le civilisé par le barbare » et doivent être exclues ; mais une fois que le « barbare » a pris le pouvoir au Royaume du Milieu, les recherches révèlent que même ce « barbare » était, en fin de compte, un descendant de l'Empereur Jaune. N'est-ce pas au-delà de toute attente ? Quoi que ce soit, notre « antiquité » contient absolument tout ! Ceux qui emploient les vieux stratagèmes ne progresseront naturellement jamais. Aujourd'hui encore, ils affirment que celui qui n'a pas « lu plusieurs centaines de volumes » ne saurait écrire une bonne prose vernaculaire, et ils traînent de force M. Wu Zhihui comme exemple.
在我的故鄉不大通行吃羊肉，闔城裏，每天大約不過殺幾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單是羊肉舖就觸目皆是。雪白的群羊也常常滿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們那裏稱綿羊的。山羊很少見；聽說這在北京卻頗名貴了，因為比胡羊聰明，能夠率領羊群，悉依它的進止，所以畜牧家雖然偶而養幾匹，卻只用作胡羊們的領導，並不殺掉它。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還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通常，領的趕的卻多是牧人，胡羊們便成了一長串，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著柔順有餘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競奔它們的前程。我看見這種認真的忙迫的情形時，心裏總想開口向它們發一句愚不可及的疑問—— 「往那裏去？！」 人群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群眾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袁世凱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為他是不很讀書的，所以也就難于熟悉運用那些的奧妙。後來的武人可更蠢了，只會自己亂打亂割，亂得哀號之聲，洋洋盈耳，結果是除了殘虐百姓之外，還加上輕視學問，荒廢教育的惡名。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脖子上掛著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面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著「正路」前進了，只要沒有人問—— 「往那裏去？！」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豬乎？拖延著，逃著，喊著，奔突著，終于也還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動，不過是空費力氣而已矣。」 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這計劃當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見夫野豬平？它以兩個牙，使老獵人也不免于退避。這牙，只要豬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豬圈，走入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 Schopenhauer先生曾將紳士們比作豪豬，我想，這實在有些失體統。但在他，自然是並沒有什麼別的惡意的，不過拉扯來作一個比喻。《Parerga und Paralipomena》裏有著這樣意思的話：有一群豪豬，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體溫來禦寒冷，緊靠起來了，但它們彼此即刻又覺得刺的疼痛，于是乎又離開。然而溫暖的必要，再使它們靠近時，卻又吃了照樣的苦。但它們在這兩種困難中，終于發見了彼此之間的適宜的間隔，以這距離，它們能夠過得最平安。人們因為社交的要求，聚在一處，又因為各有可厭的許多性質和難堪的缺陷，再使他們分離。他們最後所發見的距離，——使他們得以聚在一處的中庸的距離，就是「禮讓」和「上流的風習」。 有不守這距離的，在英國就這樣叫，「Keep your disatance!」但即使這樣叫，恐怕也只能在豪豬和豪豬之間才有效力罷，因為它們彼此的守著距離，原因是在于痛而不在于叫的。 假使豪豬們中夾著一個別的，並沒有刺，則無論怎麼叫，它們總還是擠過來。孔子說：禮不下庶人。照現在的情形看，該是並非庶人不得接近豪豬，卻是豪豬可以任意刺著庶人而取得溫暖。受傷是當然要受傷的，但這也只能怪你自己獨獨沒有刺，不足以讓他守定適當的距離。孔子又說：刑不上大夫。這就又難怪人們的要做紳士。 這些豪豬們，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來抵禦的，但至少必須拚出背一條豪豬社會所制定的罪名：「下流」或「無禮」。 一月二十五日。	Dans ma région natale, le mouton n'est guère consommé ; dans toute la ville, on n'abat chaque jour que quelques chèvres. Pékin est véritablement une mer humaine, et la situation y est tout autre — les boucheries de mouton seules frappent le regard de tous côtés. Des troupeaux de moutons d'un blanc de neige emplissent souvent les rues, mais ce sont tous des moutons hu, que chez nous on appelle moutons à laine. Les chèvres de montagne sont rarement vues ; j'entends dire qu'à Pékin elles sont assez prisées, car plus intelligentes que les moutons hu, capables de mener le troupeau qui suit leurs moindres mouvements. C'est pourquoi, bien que les bergers en élèvent parfois quelques-unes, ils les utilisent uniquement comme meneuses des moutons hu et ne les abattent jamais. Je n'ai vu une telle chèvre de montagne qu'une seule fois. Elle marchait effectivement en tête d'un troupeau de moutons hu, avec une petite clochette pendue au cou — insigne de la classe intellectuelle. D'ordinaire, cependant, c'est le berger qui mène et conduit, et les moutons hu forment une longue file, se pressant et se bousculant, une procession immense, le regard fixe d'une docilité surabondante, suivant ses pas pressés, courant vers leur avenir. Chaque fois que je vois cette scène sérieuse et affairée, j'ai toujours envie d'ouvrir la bouche pour leur poser une question d'une stupidité insurpassable : « Où allez-vous ?! » Parmi les humains aussi, il y a de telles chèvres de montagne, capables de mener les masses avec calme et assurance là où elles doivent aller. Yuan Shikai comprenait un peu ces choses, mais les employait malheureusement sans grande habileté — probablement parce qu'il ne lisait guère et peinait donc à maîtriser ces subtilités. Les militaires qui lui succédèrent furent encore plus stupides, ne sachant que trancher et tailler au hasard, si bien que les cris de détresse remplissaient les oreilles. Le résultat fut qu'en plus de brutaliser le peuple, ils acquirent aussi la réputation de mépriser le savoir et de négliger l'éducation. Mais « de chaque épreuve on tire une leçon » : un quart du vingtième siècle est passé, et les malins qui portent des clochettes au cou sont destinés à connaître la fortune, même si pour l'instant ils subissent encore quelques petits revers. Alors les gens — surtout les jeunes — suivront tous sagement les règles, ni arrogants ni agités, marchant d'un seul cœur vers la « bonne voie » — pourvu que personne ne demande : « Où allez-vous ?! »
一個朋友忽然寄給我一張《晨報副刊》，我就覺得有些特別，因為他是知道我懶得看這種東西的。但既然特別寄來了，姑且看題目罷：《關於下面一束通信告讀者們》。署名是：志摩。哈哈，這是寄來和我開玩笑的，我想；趕緊翻轉，便是幾封信，這寄那，那寄這，看了幾行，才知道似乎還是什麼「閒話……閒話」問題。這問題我僅知道一點兒，就是曾在新潮社看見陳源教授即西瀅先生的信，說及我「捏造的事實，傳佈的『流言』 ，本來已經說不勝說」。不禁好笑；人就苦於不能將自己的靈魂砍成醬，因此能有記憶，也因此而有感慨或滑稽。記得首先根據了「流言」，來判決楊蔭榆事件即女師大風潮的，正是這位西瀅先生，那大文便登在去年五月三十日發行的《現代評論》上。我不該生長「某籍」又在「某系」教書，所以也被歸入「暗中挑剔風潮」者之列，雖然他說還不相信，不過覺得可惜。在這裡聲明一句罷，以免讀者的誤解：「某系」雲者，大約是指國文系，不是說研究系。 那時我見了「流言」字樣，曾經很憤然，立刻加以駁正，雖然也很自愧沒有「十年讀書十年養氣的工夫」。不料過了半年，這些「流言」卻變成由我傳佈的了，自造自己的「流言」，這真是自己掘坑埋自己，不必說聰明人，便是傻子也想不通。倘說這回的所謂「流言」，並非關於「某籍某系」的，乃是關於不信「流言」的陳源教授的了，則我實在不知道陳教授有怎樣的被捏造的事實和流言在社會上傳佈。說起來慚愧煞人，我不赴宴會，很少往來，也不奔走，也不結什麼文藝學術的社團，實在最不合式於做捏造事實和傳佈流言的樞紐。只是弄弄筆墨是在所不免的，但也不肯以流言為根據，故意給它傳佈開來，雖然偶有些「耳食之言」，又大抵是無關大體的事；要是錯了，即使月久年深，也決不惜追加訂正，例如對於汪原放先生「已作古人」一案，其間竟隔了幾乎有兩年。——但這自然是只對於看過《熱風》的讀者說的。 這幾天，我的「捏……言」罪案，仿佛只等於曇花一現了，《一束通信》的主要部分中，似乎也承情沒有將我「流」進去，不過在後屁股的《西瀅致志摩》是附帶的對我的專論，雖然並非一案，卻因為親屬關係而滅族，或文字獄的株連一般。滅族呀，株連呀，又有點「刑名師爺」口吻了，其實這是事實，法家不過給他起了一個名，所謂「正人君子」是不肯說的，雖然不妨這樣做。此外如甲對乙先用流言，後來卻說乙製造流言這一類事，「刑名師爺」的筆下就簡括到只有兩個字：「反噬」。嗚呼，這實在形容得痛快淋漓。然而古語說，「察見淵魚者不祥」，所以「刑名師爺」總沒有好結果，這是我早經知道的。 我猜想那位寄給我《晨報副刊》的朋友的意思了：來刺激我，譏諷我，通知我的，還是要我也說幾句話呢？終於不得而知。好，好在現在正須還筆債，就用這一點事來搪塞一通罷，說話最方便的題目是《魯迅致bb》，既非根據學理和事實的論文，也不是「笑吟吟」的天才的諷刺，不過是私人通信而已，自己何嘗願意發表；無論怎麼說，糞坑也好，毛廁也好，決定與「人氣」無關。即不然，也是因為生氣發熱，被別人逼成的，正如別的副刊將被《晨報副刊》「逼死」一樣。我的鏡子真可恨，照出來的總是要使陳源教授嘔吐的東西，但若以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為例，自然恐怕正是我自己。自己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不過總得替bb想一想。現在不是要談到《西瀅致志摩》麼，那可是極其危險的事，一不小心就要跌入「泥潭中」，遇到「悻悻的狗」，暫時再也看不見「笑吟吟」。至少，一關涉陳源兩個字，你總不免要被公理家認為「某籍」，「某系」，「某党」，「嘍羅」，「重女輕男」……等；而且還得小心記住，倘有人說過他是文士，是法蘭斯，你便萬不可再用「文士」或「法蘭斯」字樣，否則，——自然，當然又有「某籍」……等等的嫌疑了，我何必如此陷害無辜，《魯迅致bb》決計不用，所以一直寫到這裡，還沒有題目，且待寫下去看罷。 我先前不是剛說我沒有「捏造事實」麼？那封信裡舉的卻有。說是我說他「同楊蔭榆女士有親戚朋友的關係，並且吃了她許多的酒飯」了，其實都不對。楊蔭榆女士的善於請酒，我說過的，或者別人也說過，並且偶見於新聞上。現在的有些公論家，自以為中立，其實卻偏，或者和事主倒有親戚，朋友，同學，同鄉，……等等關係，甚至於叨光了酒飯，我也說過的。這不是明明白白的麼，報社收津貼，連同業中也互訐過，但大家仍都自稱為公論。至於陳教授和楊女士是親戚而且吃了酒飯，那是陳教授自己連結起來的，我沒有說曾經吃酒飯，也不能保證未曾吃酒飯，沒有說他們是親戚，也不能保證他們不是親戚，大概不過是同鄉罷，但只要不是「某籍」，同鄉有什麼要緊呢。紹興有「刑名師爺」，紹興人便都是「刑名師爺」的例，是只適用於紹興的人們的。 我有時泛論一般現狀，而無意中觸著了別人的傷疤，實在是非常抱歉的事。但這也是沒法補救，除非我真去讀書養氣，一共廿年，被人們騙得老死牖下；或者自己甘心倒掉；或者遭了陰謀。即如上文雖然說明了他們是親戚並不是我說的話，但因為列舉的名詞太多了，「同鄉」兩字，也足以招人「生氣」，只要看自己憤然於「流言」中的「某籍」兩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來，這一回的說「叭兒狗」（《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著他自己，在那裡「悻悻」了。其實我不過是泛論，說社會上有神似這個東西的人，因此多說些它的主人：闊人，太監，太太，小姐。本以為這足見我是泛論了，名人們現在那裡還有肯跟太監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這一層，各各認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兒狗」自命。時勢實在艱難，我似乎只有專講上帝，才可以免於危險，而這事又非我所長。但是，倘使所有的只是暴戾之氣，還是讓它儘量發出來罷，「一群悻悻的狗」，在後面也好，在對面也好。我也知道將什麼之氣都放在心裡，臉上筆下卻全都「笑吟吟」，是極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個洞，便什麼之氣都出來了。但其實這倒是真面目。 第二種罪案是「近一些的一個例」，陳教授曾「泛論圖書館的重要」，「說孤桐先生在他未下臺以前發表的兩篇文章裡，這一層『他似乎沒看到』 。」我卻輕輕地改為「聽說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這一節，曾經發表過文章，然而下臺了，很可惜」了。而且還問道：「你看見嗎，那刀筆吏的筆尖？」「刀筆吏」是不會有漏洞的，我卻與陳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為「刀筆吏」了罷。《現代評論》早已不見，全文無從查考，現在就據這一回的話，敬謹改正，為「據說孤桐先生在未下臺以前發表的文章裡竟也沒想到；現在又下了台，目前無法補救了，很可惜」罷。這裡附帶地聲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別人的原文用引號，舉大意用「據說」，述聽來的類似「流言」的用「聽說」，和《晨報》大將文例不相同。 第三種罪案是關於我說「北大教授兼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據說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內不支薪，副館長的月薪又不過二百五十元。別一張《晨副》上又有本人的聲明，話也差不多，不過說月薪確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餘的「捐予圖書館購買某種書籍」了。此外還給我許多忠告，這使我非常感謝，但願意奉還「文士」的稱號，我是不屬於這一類的。只是我以為告假和辭職不同，無論支薪與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這是不待「刀筆吏」才能知道的。至於圖書館的月薪，我確信李教授（或副館長）現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現錢，是美國那面的；中國這面的一半，真說不定要拖欠到什麼時候才有。但欠帳究竟也是錢，別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帳，連一半現錢也沒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論客的口實了，雖然其缺點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後每月必發，而以學校欠薪作比例，中國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間會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則須十七年正月間才有，那時購買書籍來，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還在做「官僚」，因為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還有這樣的記性，不至於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釗們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罷了。可是我所說的職銜和錢數，在今日卻是事實。 第四種的罪案是……。陳源教授說，「好了，不舉例了。」 為什麼呢？大約是因為「本來已經說不勝說」，或者是在矯正「打筆墨官司的時候，誰寫得多，罵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是誰的理由大」的惡習之故罷，所以就用三個例來概其全般，正如中國戲上用四個兵卒來象徵十萬大軍一樣。此後，就可以結束，漫駡——「正人君子」一定另有名稱，但我不知道，只好暫用這加於「下流」人等的行為上的話——了。原文很可以做「正人君子」的真相的標本，刪之可惜，扯下來粘在後面罷—— 「有人同我說，魯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鏡子，所以永遠見不到他的尊容。我說他說錯了。魯迅先生的所以這樣，正因為他有了一面大鏡子。你聽見過趙子昂——是不是他？——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個賭。」 這一段意思很了然，猶言我寫馬則自己就是馬，寫狗自己就是狗，說別人的缺點就是自己的缺點，寫法蘭斯自己就是法蘭斯，說「臭毛廁」自己就是臭毛廁，說別人和楊蔭榆女士同鄉，就是自己和她同鄉。趙子昂也實在可笑，要畫馬，看看真馬就夠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勢；他終於還是人，並不淪入馬類，總算是僥倖的。不過趙子昂也是「某籍」，所以這也許還是一種「流言」，或自造，或那時的「正人君子」所造都說不定。這只能看作一種無稽之談。倘若陳源教授似的信以為真，自己也照樣做，則寫法蘭斯的時候坐下做一個法姿勢，講「孤桐先生」的時候立起作一個孤姿勢，倒還堂哉皇哉；可是講「糞車」也就得伏地變成糞車，說「毛廁」即須翻身充當便所，未免連臭架子也有些失掉罷，雖然肚子裡本來滿是這樣的貨色。 「不是有一次一個報館訪員稱我們為『文士』 嗎？魯迅先生為了那名字幾乎笑掉了牙。可是後來某報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權威者』 他倒又不笑了。 「他沒有一篇文章裡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說人『放冷箭』 ，並且說『放冷箭』 是卑劣的行為。 「他常常『散佈流言』 和『捏造事實』 ，如上面舉出來的幾個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罵人『散佈流言』 『捏造事實』 ，並且承認那樣是『下流』 。 「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 。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語，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還不肯甘休。」 這是根據了三條例和一個趙子昂故事的結論。其實是稱別個為「文士」我也笑，稱我為「思想界的權威者」我也笑，但牙卻並非「笑掉」，據說是「打掉」的，這較可以使他們快意些。至於「思想界的權威者」等等，我連夜夢裡也沒有想做過，無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識，無從勸止他，不像唱雙簧的朋友，可以彼此心照；況且自然會有「文士」來罵倒，更無須自己費力。我也不想借這些頭銜去發財發福，有了它於實利上是並無什麼好處的。我也曾反對過將自己的小說采入教科書，怕的是教錯了青年，記得曾在報上發表； 不過這本不是對上流人說的，他們當然不知道。冷箭呢，先是不肯的，後來也放過幾枝，但總是對於先「放冷箭」用「流言」的如陳源教授之輩，「請君入甕」，也給他嘗嘗這滋味。不過雖然對於他們，也還是明說的時候多，例如《語絲》上的《音樂》就說明是指徐志摩先生，《我的籍和系》和《並非閒話》也分明對西瀅即陳源教授而發；此後也還要射，並無悔禍之心。至於署名，則去年以來只用一個，就是陳教授之所謂「魯迅，即教育部僉事周樹人」就是。但在下半年，應將「教育部僉事」五字刪去，因為被「孤桐先生」所革；今年卻又變了「暫署僉事」了，還未去做，然而豫備去做的，目的是在弄幾文俸錢，因為我祖宗沒有遺產，老婆沒有奩田，文章又不值錢，只好以此暫且糊口。還有一個小目的，是在對於以我去年的免官為「痛快」者，給他一個不舒服，使他恨得扒耳搔腮，忍不住露出本相。至於「流言」，則先已說過，正是陳源教授首先發明的專賣品，獨有他聽到過許多；在我呢，心術是看不見的東西，且勿說，我的躲在家裡的生活即不利於作「捏……言」的樞紐。剩下的只有「幽默」問題了，我又沒有說過這些話，也沒有主張過「幽默」，也許將這兩字連寫，今天還算第一回。我對人是「罵人」，人對我是「侵犯了一言半語」，這真使我記起我的同鄉「刑名師爺」來，而且還是弄著不正經的「出重出輕」的玩意兒的時候。這樣看來，一面鏡子確是該有的，無論生在那一縣。還有罪狀哩——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有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他老先生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卻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裡面的『小說』 一部分。其實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藍本，本可以原諒，只要你在書中有那樣的聲明，可是魯迅先生就沒有那樣的聲明。在我們看來，你自己做了不正當的事也就罷了，何苦再去挖苦一個可憐的學生，可是他還儘量的把人家刻薄。『竊鉤者誅，竊國者侯』 ，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這「流言」早聽到過了；後來見於《閒話》，說是「整大本的摽竊」，但不直指我，而同時有些人的口頭上，卻相傳是指我的《中國小說史略》。 我相信陳源教授是一定會幹這樣勾當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駡街，這可實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語」。這回說出來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沒有猜錯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卻改為「做你自己的藍本」了，比先前輕得多，仿佛比自謙為「一言半語」的「冷箭」鈍了一點似的。鹽穀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例如現有的漢人小說，他以為真，我以為假；唐人小說的分類他據森槐南，我卻用我法。六朝小說他據《漢魏叢書》，我據別本及自己的輯本，這工夫曾經費去兩年多，稿本有十冊在這裡；唐人小說他據謬誤最多的《唐人說薈》，我是用《太平廣記》的，此外還一本一本搜起來……。其餘分量，取捨，考證的不同，尤難枚舉。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說漢後有唐，唐後有宋，我也這樣說，因為都以中國史實為「藍本」。我無法「捏造得新奇」，雖然塞文狄斯的事實和「四書」合成的時代也不妨創造。但我的意見，卻以為似乎不可，因為歷史和詩歌小說是兩樣的。詩歌小說雖有人說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見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為究竟也以獨創為貴；歷史則是紀事，固然不當偷成書，但也不必全兩樣。說詩歌小說相類不妨，歷史有幾點近似便是「摽竊」，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別意見，只在以「一言半語」「侵犯」「魯迅先生」時才適用的。好在鹽穀氏的書聽說（！）已有人譯成（？） 中文，兩書的異點如何，怎樣「整大本的摽竊」，還是做「藍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在這以前，我以為恐怕連陳源教授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底細，因為不過是聽來的「耳食之言」。不知道對不對？（鹽谷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譯本，今年夏天看見了，將五百余頁的原書，譯成了薄薄的一本，那小說一部份，和我的也無從對比了。廣告上卻道「選譯」。措辭實在聰明得很。十月十四日補記。） 但我還要對於「一個學生鈔了沫若的幾句詩」這事說幾句話；「罵得刻骨鏤心的痛快」的，似乎並不是我。因為我于詩向不留心，所以也沒有看過「沫若的詩」，因此即更不知道別人的是否鈔襲。陳源教授的那些話，說得壞一點，就是「捏造事實」，故意挑撥別人對我的惡感，真可以說發揮著他的真本領。說得客氣一點呢，他自說寫這信時是在「發熱」，那一定是熱度太高，發了昏，忘記裝腔了，不幸顯出本相；並且因為自己爬著，所以覺得我「跳到半天空」，自己抓破了皮膚或者一向就破著，卻以為被我「罵」破了。——但是，我在有意或無意中碰破了一角紙糊紳士服，那也許倒是有的；此後也保不定。彼此迎面而來，總不免要擠擦，碰磕，也並非「還不肯甘休」。 紳士的跳踉醜態，實在特別好看，因為歷來隱藏蘊蓄著，所以一來就比下等人更濃厚。因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陳源教授大概是以為揭發叔華女士的剽竊小說圖畫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將「大盜」兩字掛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權威者」。殊不知這也不是我做的，我並不看這些小說。「琵亞詞侶」的畫，我是愛看的，但是沒有書，直到那「剽竊」問題發生後，才刺激我去買了一本Art of A. Beardsley來，化錢一元七。可憐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見的並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費了。遇見的「糞車」，也是境由心造的，正是自己腦子裡的貨色，要吐的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罷。 太費紙張了，雖然我不至於嬌貴到會發熱，但也得趕緊的收梢。然而還得粘上一段大罪狀—— 「據他自己的自傳，他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從沒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允彝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 免了他的職後，他還大嚷『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 ，怎樣有人在那裡鑽謀補他的缺，怎樣以為無足輕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 ，如是如是，這樣這樣……這像『青年叛徒的領袖』 嗎？ 「其實一個人做官也不大要緊，做了官再裝出這樣的面孔來可叫人有些噁心吧了。 「現在又有人送他『土匪』 的名號了。好一個『土匪』 。」 苦心孤詣給我加了上去的「土匪」的惡名，這一回忽又否認了，可見唾沫還是靜靜的咽下去好，免得後來自己舐回去。但是，「文士」別有慧心，那裡會給我便宜呢，自然即代以自「袁世凱稱帝」以來的罪惡，仿佛「稱帝」「賄選」那類事，我既在教育部，即等於全由我一手包辦似的。這是真的，從那時以來，我確沒有帶兵獨立過，但我也沒有冷笑雲南起義，也沒有希望國民軍失敗；對於教育部，其實是脫離過兩回，一是張勳復辟時，一就是章士釗長部時，前一回以教授的一點才力自然不知道，後一回卻忘卻得有些離奇。我向來就「裝出這樣的面孔」，不但毫不顧忌陳源教授可「有些噁心」，對於「孤桐先生」也一樣。要在我的面孔上尋出些有趣來，本來是沒頭腦的妄想，還是去看別的面孔罷。 這類誤解似乎不止陳源教授，有些人也往往如此，以為教員清高，官僚是卑下的。真所謂「得意忘形」，「官僚官僚」的罵著。可悲的就在此，現在的罵官僚的人裡面，到外國去炸大過一回而且做教員的就很多：所謂「鑽謀補他的缺」的也就是這一流，那時我說「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 」，就為此人的乘機想做官而發，刺他一針，聊且快意，不提防竟又被陳教授「刻骨鏤心」的記住了，也許又疑心我向他在「放冷箭」了罷。 我並非因為自己是官僚，定要上儕于清高的教授之列，官僚的高下也因人而異，如所謂「孤桐先生」，做官時辦《甲寅》，佩服的人就很多，下臺之後，聽說更有生氣了。而我「下臺」時所做的文章，豈不是不但並不更有生氣，還招了陳源教授的一頓「教訓」，而且罪孽深重，延禍「面孔」了麼？ 這是以文才和面孔言；至於從別一方面看，則官僚與教授就有「一丘之貉」之歎，這就是說：錢的來源。國家行政機關的事務官所得的所謂俸錢，國立學校的教授所得的所謂薪水，還不是同一來源，出於國庫的麼？在曹錕政府下做國立學校的教員，和做官的沒有大區別。難道教員的是捐給了學校，所以特別清高了？袁世凱稱帝時代，陳源教授或者還在外國的研究室裡，是到了曹錕賄選前後才做教授的，比我到北京遲得多，福氣也比我好得多。曹錕賄選，他做教授，「代表無恥的彭允彝做總長」，他做教授，「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 做總長」，他自然做教授，我可是被革掉了，甚而至於待到那「甚而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 」不做總長了，他自然還做教授，歸國以來，一帆風順，一個小釘子也沒有碰。這當然是因為有適宜的面孔，不「叫人有些噁心」之故嘍。看他臉上既無我一樣的可厭的「八字鬍子」，也可以說沒有「官僚的神情」，所以對於他的面孔，卻連我也並沒有什麼大「噁心」，而且仿佛還覺得有趣。這一類的面孔，只要再白胖一點，也許在中國就不可多得了。 不免招我說幾句費話的不過是他對鏡裝成的姿勢和「爆發」出來的蘊蓄，但又即刻掩了起來，關上大門，據說「大約不再打這樣的筆墨官司」了。前面的香車既經杳然，我且不做叫門的事，因為這些時候所遇到的大概不過幾個家丁；而且已是往「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複校紀念會」的時候了，就這樣的算收束。 二月一日。	Un ami m'envoya soudain un exemplaire du Supplément du Journal du Matin, et j'eus aussitôt le sentiment que c'était inhabituel, car il savait que j'étais trop paresseux pour lire ce genre de choses. Mais puisqu'il l'avait spécialement envoyé, autant jeter un coup d'œil au titre : « Avis aux lecteurs concernant la liasse de correspondance ci-dessous. » La signature disait : Zhimo. Ha ! C'est pour me taquiner qu'on me l'envoie, pensai-je. Je tournai vite la page et trouvai plusieurs lettres — celui-ci écrivant à celui-là, celui-là à celui-ci — et après avoir lu quelques lignes, je compris qu'il s'agissait apparemment encore de l'affaire du « Bavardage oisif... Bavardage oisif ». Je ne connaissais de cette affaire que peu de chose, à savoir que j'avais vu à la Société de la Nouvelle Marée une lettre du professeur Chen Yuan (Xi Ying) disant que mes « faits inventés et "rumeurs" répandues étaient déjà innombrables ». Je ne pus m'empêcher de rire ; l'homme souffre de ne pouvoir hacher son propre âme en chair à pâté — c'est pourquoi il a de la mémoire, et c'est pourquoi il éprouve de l'émotion ou de l'absurdité. Je me souviens que le premier à avoir jugé l'affaire Yang Yinyu — c'est-à-dire les troubles de l'École normale des femmes — sur la base de « rumeurs » n'était autre que ce même M. Xi Ying, et que ce grand article parut dans le numéro du 30 mai de la Modern Review l'année dernière. À cette époque, lorsque je vis le mot « rumeurs », je fus assez indigné et répliquai immédiatement, tout en ayant honte de ne pas posséder « dix ans de lecture et dix ans de culture de la sérénité ». De façon inattendue, six mois plus tard, ces « rumeurs » s'étaient transformées en rumeurs répandues par moi — fabriquer ses propres « rumeurs » sur soi-même — c'est véritablement creuser sa propre tombe. Pas même un homme intelligent, encore moins un sot, ne saurait y voir clair.
一月三十日《晨報副刊》上滿載著一些東西，現在有人稱它為「攻周專號」，真是些有趣的玩意兒，倒可以看見紳士的本色。不知怎的，今天的《晨副》忽然將這事結束，照例用通信，李四光教授開場白，徐志摩「詩哲」接後段，一唱一和，甩道「帶住！讓我們對著混鬥的雙方猛喝一聲，帶住！」了。還「聲明一句，本刊此後不登載對人攻擊的文字」云。 他們的什麼「閒話……閒話」問題，本與我沒有什麼鳥相干，「帶住」也好，放開也好，拉攏也好，自然大可以隨便玩把戲。但是，前幾天不是因為「令兄」關係，連我的「面孔」都攻擊過了麼？我本沒有去「混鬥」，倒是株連了我。現在我還沒有怎樣開口呢，怎麼忽然又要「帶住」了？從紳士們看來，這自然不過是「侵犯」了我「一言半語」，正無須「跳到半天空」，然而我其實也並沒有「跳到半天空」，只是還不能這樣地謹聽指揮，你要「帶住」了，我也就「帶住」。 對不起，那些文字我無心細看，「詩哲」所說的要點，似乎是這樣鬧下去，要失了大學教授的體統，丟了「負有指導青年重責的前輩」的醜，使學生不相信，青年不耐煩了。可憐可憐，有臭趕緊遮起來。「負有指導青年重責的前輩」，有這麼多的醜可丟，有那麼多的醜怕丟麼？用紳士服將「醜」層層包裹，裝著好面孔，就是教授，就是青年的導師麼？中國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裝腔作勢的導師；要並無偽飾，—— 倘沒有，也得少有偽飾的導師。倘有戴著假面，以導師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來，否則，便將它撕下來，互相撕下來。撕得鮮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後可以談後話。這時候，即使只值半文錢，卻是真價值；即使醜得要使人「噁心」，卻是真面目。略一揭開，便又趕忙裝進緞子盒裡去，雖然可以使人疑是鑽石，也可以猜作糞土，縱使外面滿貼著好招牌，法蘭斯呀，蕭伯訥呀，……毫不中用的！ 李四光教授先勸我「十年讀書十年養氣」。還一句紳士話罷：盛意可感。書是讀過的，不止十年，氣也養過的，不到十年，可是讀也讀不好，養也養不好。我是李教授所早認為應當「投畀豺虎」者之一，此時本已不必溫言勸諭，說什麼「弄到人家無故受累」，難道真以為自己是「公理」的化身，判我以這樣巨罰之後，還要我叩謝天恩麼？還有，李教授以為我「東方文學家的風味，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總要寫到露骨到底，才盡他的興會。」我自己的意見卻絕不同。我正因為生在東方，而且生在中國，所以「中庸」「穩妥」的餘毒，還淪肌浹髓，比起法國的勃羅亞——他簡直稱大報的記者為「蛆蟲」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使我自慚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即以李教授的事為例罷：一，因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學家，不很「打筆墨官司」的，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只因為要回敬貴會友一杯酒，這才說出「兼差」的事來。二，關於兼差和薪水一節，已在《語絲》（六五）上答覆了，但也還沒有「寫到露骨到底」。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萬一那些虛偽者居然覺得一點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倆也有窮時，少裝些假面目，則用了陳源教授的話來說，就是一個「教訓」。 只要誰露出真價值來，即使只值半文，我決不敢輕薄半句。但是，想用了串戲的方法來哄騙，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們來敷衍。 「詩哲」為援助陳源教授起見，似乎引過羅曼羅蘭的話，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卻只知道打別人身上的鬼。 沒有細看，說不清了，要是差不多，那就是一併承認了陳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李四光教授自然也難逃。他們先前是自以為沒有鬼的。假使真知道了自己身上也有鬼，「帶住」的事可就容易辦了。只要不再串戲，不再擺臭架子，忘卻了你們的教授的頭銜，且不做指導青年的前輩，將你們的「公理」的旗插到「糞車」上去，將你們的紳士衣裝拋到「臭毛廁」裡去，除下假面具，赤條條地站出來說幾句真話就夠了！ 二月三日。	Le 30 janvier, le supplément du Journal du Matin était bourré de certaines choses que l'on appelle désormais le « numéro spécial d'attaque contre Zhou » — de véritables curiosités qui révèlent la vraie nature de ces messieurs. Pour des raisons inconnues, le Supplément du Matin a soudainement clos l'affaire aujourd'hui, suivant le format habituel de la correspondance : le professeur Li Siguang (李四光) a fourni les remarques d'ouverture, suivi du « Poète-Philosophe » Xu Zhimo (徐志摩) pour la partie finale. Chantant à l'unisson, ils ont lancé : « Halte ! Lançons un puissant "Halte !" aux deux parties de cette mêlée ! » Et puis vint la « déclaration : dorénavant cette publication ne publiera plus de textes attaquant des personnes », et cetera. Leur problème de « bavardages… bavardages » n'avait absolument rien à voir avec moi. « Halte » ou lâchez tout, rassemblez ou dispersez — naturellement ils peuvent jouer à tous les jeux qu'ils veulent. Mais n'est-ce pas il y a quelques jours à peine que, à cause du lien avec le « frère aîné », même mon « visage » a été attaqué ? Je n'étais nullement allé « me battre » ; au contraire, j'ai été impliqué par association. Voilà que j'ai à peine ouvert la bouche, et soudain on veut de nouveau « faire halte » ? Du point de vue de ces messieurs, cela n'était naturellement rien de plus qu'une « atteinte » à ma personne par « un mot ou un demi-mot », et il n'y avait certes pas lieu de « bondir à mi-chemin du ciel ». Or, en vérité, je n'ai nullement « bondi à mi-chemin du ciel » — simplement, je ne peux pas obéir si docilement à leurs commandements : quand vous voulez « faire halte », moi aussi je devrais « faire halte ». Veuillez m'excuser, mais je n'avais aucune envie de lire attentivement ces textes. L'essentiel de ce que disait le « Poète-Philosophe » semble être ceci : si cela continue, les professeurs d'université perdront leur dignité, les « aînés portant la lourde responsabilité de guider la jeunesse » seront discrédités, les étudiants perdront confiance et les jeunes s'impatienteront. Quelle pitié — s'il y a une puanteur, dépêchons-nous de la couvrir ! « Les aînés portant la lourde responsabilité de guider la jeunesse » — ont-ils tant de honte à perdre, tant de honte à craindre de perdre ? Envelopper la « honte » couche après couche dans des habits de gentlemen, afficher un beau visage — est-ce que cela fait de quelqu'un un professeur, un guide de la jeunesse ? La jeunesse de Chine ne veut pas de mentors en haut-de-forme et manteaux de fourrure, prenant des poses. Elle veut des mentors sans artifice — Et s'il n'y en a pas, au moins des mentors avec moins d'artifice. Si quelqu'un s'affuble d'un masque et se pose en mentor, il faut exiger qu'il l'enlève. Sinon, nous le lui arracherons — nous nous les arracherons mutuellement. Arrachons jusqu'au sang, jusqu'à ce que les airs puants soient réduits en miettes — alors seulement nous pourrons parler de la suite. À ce moment-là, même si la valeur ne vaut qu'un demi-sou, ce sera une vraie valeur ; même si la laideur donne la « nausée », ce sera le vrai visage. Soulever un coin puis se hâter de tout remettre dans l'écrin de satin — on pourra soupçonner un diamant, mais deviner tout aussi bien du fumier. Même si l'extérieur est couvert de belles étiquettes — Anatole France ! Bernard Shaw ! — c'est parfaitement inutile ! Le professeur Li Siguang m'a d'abord conseillé de « passer dix ans à lire et dix ans à cultiver mon tempérament ». Encore une phrase de gentleman : j'apprécie la bonne intention. J'ai lu des livres — pendant plus de dix ans ; j'ai cultivé mon tempérament — pendant moins de dix ans. Mais la lecture n'a jamais bien marché, et la culture non plus. Je suis l'un de ceux que le professeur Li considère depuis longtemps comme devant être « jetés aux chacals et aux tigres ». À ce stade, les douces remontrances sont bien inutiles, ces discours sur le fait de « causer du tort aux autres sans raison ». Croit-il vraiment être l'incarnation de la « justice », et qu'après m'avoir condamné à un châtiment aussi sévère, je doive encore me prosterner en remerciement de la grâce impériale ? De plus, le professeur Li estime que ma « saveur de littérateur oriental semble particulièrement prononcée… de sorte que je dois toujours écrire jusqu'à l'os pour assouvir mon plaisir ». Mon propre avis est tout le contraire. C'est précisément parce que je suis né en Orient, et de surcroît en Chine, que le poison résiduel du « Juste Milieu » et de la « prudence » m'a encore imprégné jusqu'à la moelle. Comparé au Français Léon Bloy — qui traitait carrément les journalistes des grands journaux de « vers » —, je suis vraiment « un petit sorcier devant un grand », ce qui me fait honte de ne pouvoir finalement égaler la férocité et l'audace de l'homme blanc. Prenons le cas même du professeur Li : premièrement, sachant qu'il est un scientifique qui ne livre pas souvent de « batailles de plume », j'ai évité de le mentionner chaque fois que je le pouvais. Ce n'est que parce que je devais rendre un toast à un membre de son honorable société que j'ai soulevé l'affaire des « cumuls de fonctions ». Deuxièmement, concernant les cumuls et les salaires, j'ai déjà répondu dans Yusi (Fil de conversation), numéro 65, mais là non plus je n'ai pas « écrit jusqu'à l'os ». Je sais moi-même qu'en Chine, ma plume passe pour assez acérée et que mes paroles ne ménagent parfois personne. Mais je sais aussi comment les gens se servent des beaux noms de justice et de droit, des insignes d'hommes vertueux, des faux masques de bienveillance et de sincérité, des armes de la rumeur et de l'opinion publique, et d'un langage tortueux et évasif pour poursuivre leurs intérêts privés, empêchant les faibles — qui n'ont ni couteau ni plume — de respirer. Si je n'avais pas cette plume, je ne serais qu'un de plus parmi les opprimés sans recours. J'en ai pris conscience, et c'est pourquoi je dois l'employer constamment — surtout pour révéler les sabots d'âne sous la peau de qilin. Si ces hypocrites en éprouvaient réellement une pointe de douleur, acquéraient un peu de lucidité et comprenaient que les ruses ont aussi leurs limites, et arboraient quelques faux masques de moins — alors, pour emprunter les propres mots du professeur Chen Yuan, ce serait une « leçon ». Tant que quelqu'un révèle sa vraie valeur, ne fût-ce qu'un demi-sou, je n'oserais jamais le dénigrer d'une demi-phrase. Mais si l'on prétend duper les gens avec les méthodes du théâtre — cela ne marchera pas ; je sais de quoi il retourne, et je ne me prêterai pas à votre jeu. Pour venir au secours du professeur Chen Yuan, le « Poète-Philosophe » semble avoir cité Romain Rolland, selon qui chacun porte des démons sur soi, mais les gens ne savent chasser que les démons des autres. Je n'ai pas lu attentivement et ne peux m'exprimer avec précision. Mais si c'est à peu près ce qui a été dit, alors cela revient à admettre que le professeur Chen Yuan porte lui aussi des démons, et le professeur Li Siguang ne peut guère y échapper non plus. Auparavant, ils se croyaient exempts de démons. S'ils savent vraiment maintenant qu'ils en portent eux aussi, alors l'affaire du « halte » devient très facile à régler. Cessez simplement de jouer la comédie, cessez d'étaler vos airs puants. Oubliez vos titres de professeurs et ne jouez plus les aînés guidant la jeunesse. Plantez votre bannière de la « justice » sur un tombereau de fumier. Jetez vos habits de gentleman dans les latrines. Ôtez vos masques, tenez-vous nus devant nous et dites quelques mots de vérité — cela suffira ! 3 février.
坐聽著遠遠近近的爆竹聲，知道灶君先生們都在陸續上天，向玉皇大帝講他的東家的壞話去了，但是他大概終於沒有講，否則，中國人一定比現在要更倒楣。 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還賣著一種糖，有柑子那麼大小，在我們那裡也有這東西，然而扁的，像一個厚厚的小烙餅。那就是所謂「膠牙餳」了。本意是在請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調嘴學舌，對玉帝說壞話。我們中國人意中的神鬼，似乎比活人要老實些，所以對鬼神要用這樣的強硬手段，而於活人卻只好請吃飯。 今之君子往往諱言吃飯，尤其是請吃飯。那自然是無足怪的，的確不大好聽。只是北京的飯店那麼多，飯局那麼多，莫非都在食蛤蜊，談風月，「酒酣耳熱而歌嗚嗚」麼？不儘然的，的確也有許多「公論」從這些地方播種，只因為公論和請帖之間看不出蛛絲馬跡，所以議論便堂哉皇哉了。但我的意見，卻以為還是酒後的公論有情。人非木石，豈能一味談理，礙於情面而偏過去了，在這裡正有著人氣息。況且中國是一向重情面的。何謂情面？明朝就有人解釋過，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自然不知道他說什麼，但也就可以懂得他說什麼。在現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論，本來是一種夢想；即使是飯後的公評，酒後的宏議，也何嘗不可姑妄聽之呢。然而，倘以為那是真正老牌的公論，卻一定上當，—— 但這也不能獨歸罪於公論家，社會上風行請吃飯而諱言請吃飯，使人們不得不虛假，那自然也應該分任其咎的。 記得好幾年前，是「兵諫」之後，有槍階級專喜歡在天津會議的時候，有一個青年憤憤地告訴我道：他們那裡是會議呢，在酒席上，在賭桌上，帶著說幾句就決定了。他就是受了「公論不發源於酒飯說」之騙的一個，所以永遠是憤然，殊不知他那理想中的情形，怕要到二九二五年才會出現呢，或者竟許到三九二五年。 然而不以酒飯為重的老實人，卻是的確也有的，要不然，中國自然還要壞。有些會議，從午後二時起，討論問題，研究章程，此問彼難，風起雲湧，一直到七八點，大家就無端覺得有些焦躁不安，脾氣愈大了，議論愈糾紛了，章程愈渺茫了，雖說我們到討論完畢後才散罷，但終於一哄而散，無結果。這就是輕視了吃飯的報應，六七點鐘時分的焦躁不安，就是肚子對於本身和別人的警告，而大家誤信了吃飯與講公理無關的妖言，毫不瞅睬，所以肚子就使你演說也沒精采，宣言也——連草稿都沒有。 但我並不說凡有一點事情，總得到什麼太平湖飯店，擷英番菜館之類裡去開大宴；我於那些店裡都沒有股本，犯不上替他們來拉主顧，人們也不見得都有這麼多的錢。我不過說，發議論和請吃飯，現在還是有關係的；請吃飯之於發議論，現在也還是有益處的；雖然，這也是人情之常，無足深怪的。 順便還要給熱心而老實的青年們進一個忠告，就是沒酒沒飯的開會，時候不要開得太長，倘若時候已晚了，那麼，買幾個燒餅來吃了再說。這麼一辦，總可以比空著肚子的討論容易有結果，容易得收場。 膠牙餳的強硬辦法，用在灶君身上我不管它怎樣，用之於活人是不大好的。倘是活人，莫妙於給他醉飽一次，使他自己不開口，卻不是膠住他。中國人對人的手段頗高明，對鬼神卻總有些特別，二十三夜的捉弄灶君即其一例，但說起來也奇怪，灶君竟至於到了現在，還仿佛沒有省悟似的。 道士們的對付「三屍神」，可是更利害了。我也沒有做過道士，詳細是不知道的，但據「耳食之言」，則道士們以為人身中有三屍神，到有一日，便乘人熟睡時，偷偷地上天去奏本身的過惡。這實在是人體本身中的奸細，《封神傳演義》常說的「三屍神暴躁，七竅生煙」的三屍神，也就是這東西。 但據說要抵制他卻不難，因為他上天的日子是有一定的，只要這一日不睡覺，他便無隙可乘，只好將過惡都放在肚子裡，再看明年的機會了。連膠牙餳都沒得吃，他實在比灶君還不幸，值得同情。 三屍神不上天，罪狀都放在肚子裡；灶君雖上天，滿嘴是糖，在玉皇大帝面前含含糊胡地說了一通，又下來了。對於下界的情形，玉皇大帝一點也聽不懂，一點也不知道，於是我們今年當然還是一切照舊，天下太平。 我們中國人對於鬼神也有這樣的手段。 我們中國人雖然敬信鬼神；卻以為鬼神總比人們傻，所以就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他。至於對人，那自然是不同的了，但還是用了特別的方法來處治，只是不肯說；你一說，據說你就是卑視了他了。誠然，自以為看穿了的話，有時也的確反不免於淺薄。 二月五日。	Assis, j'écoute le bruit des pétards, proches et lointains, et je sais que les Dieux du Foyer montent les uns après les autres au Ciel pour médire de leurs maîtres devant l'Empereur de Jade. Mais il ne dit probablement rien en fin de compte — sinon les Chinois auraient certainement encore plus de malchance qu'ils n'en ont déjà. Le jour où le Dieu du Foyer monte au Ciel, on vend encore dans les rues une sorte de bonbon, gros comme une mandarine. Chez nous on trouve la même chose, mais aplatie, comme une épaisse petite galette. C'est ce qu'on appelle le « nougat colle-mâchoires ». L'idée originale est de le faire manger au Dieu du Foyer pour que ses dents se collent, l'empêchant de remuer la langue et de médire devant l'Empereur de Jade. Les dieux et les esprits tels que les Chinois se les imaginent semblent un peu plus honnêtes que les vivants, c'est pourquoi on doit employer des méthodes aussi brutales avec les dieux et les esprits, tandis que pour les vivants on ne peut que les inviter à dîner. Les messieurs d'aujourd'hui évitent souvent de parler de manger, surtout d'être invités à manger. C'est naturellement compréhensible — cela ne sonne en effet pas très convenable. Mais il y a tant de restaurants à Pékin, tant de dîners — mangent-ils donc tous des palourdes en discutant du clair de lune, « chantant gaiement quand le vin réchauffe et que les oreilles rougissent » ? Pas entièrement. En fait, beaucoup d'« opinion publique » est semée dans ces endroits. C'est seulement parce qu'on ne trouve aucune trace entre opinion publique et invitations à dîner que les déclarations paraissent si grandioses et impériales. Pourtant, à mon avis, l'opinion publique qui émerge après la boisson est en réalité plus humaine. L'homme n'est pas fait de bois ni de pierre — comment pourrait-on ne discourir que de raison ? Se laisser influencer par les sentiments personnels et pencher d'un côté — c'est justement là que réside un souffle humain. D'ailleurs, la Chine a toujours accordé une grande importance à la « face ». Qu'est-ce que la « face » ? Quelqu'un sous les Ming l'a déjà expliqué : « La face, c'est ce qu'on appelle... la face. » Naturellement on ne sait pas ce qu'il veut dire, mais on peut aussi comprendre ce qu'il veut dire. Dans le monde d'aujourd'hui, espérer une opinion publique impartiale n'est qu'un rêve. Même les évaluations d'après-dîner et les proclamations d'après-vin — pourquoi ne pas les écouter avec un grain de sel ? Cependant, si l'on les prend pour de la véritable opinion publique estampillée, on sera certainement dupé — Mais on ne peut pas en rejeter toute la faute sur les faiseurs d'opinion. La société pratique les invitations à dîner tout en interdisant d'en parler, contraignant les gens à la fausseté — et elle doit naturellement assumer sa part de responsabilité. Je me souviens qu'il y a quelques années — c'était après la « remontrance armée » —, à l'époque où la classe possédant des armes aimait particulièrement tenir ses conférences à Tianjin, un jeune homme me dit avec indignation : « Quelle conférence ? À la table du banquet, à la table de jeu — quelques mots en passant et tout est décidé. » Il était l'un de ceux trompés par la doctrine selon laquelle « l'opinion publique ne naît pas aux banquets », d'où son indignation perpétuelle. Il ne se doutait pas que l'état de choses idéal qu'il rêvait ne se réaliserait probablement qu'en l'an 2925, voire en 3925. Pourtant, il existe bel et bien des gens honnêtes qui ne considèrent pas le vin et la nourriture comme primordiaux — sans quoi la Chine irait encore plus mal. Certaines réunions commencent à deux heures de l'après-midi : on débat des problèmes, on étudie les règlements, on questionne et on conteste, une tempête de mots, jusqu'à sept ou huit heures. Alors chacun commence inexplicablement à se sentir un peu anxieux et agité, les caractères s'échauffent, les arguments s'embrouillent, les règlements s'éloignent. On dit « ne nous séparons qu'une fois la discussion terminée », mais finalement tout se disperse dans le tumulte, sans résultat. C'est le châtiment du mépris de la nourriture. L'anxiété de six-sept heures est l'avertissement de l'estomac à lui-même et aux autres. Mais tous ont gobé l'hérésie selon laquelle manger n'a rien à voir avec discourir de justice, et n'y prêtent aucune attention. Alors l'estomac fait en sorte que vos discours manquent d'éclat et vos manifestes — vous n'avez même pas de brouillon. Mais je ne dis pas que pour la moindre affaire il faille se rendre au Restaurant du Lac Taiping ou à la Brasserie occidentale Jieying pour un grand festin. Je ne détiens aucune part dans ces établissements et n'ai aucune raison de leur rabattre des clients — et tout le monde n'a pas nécessairement tant d'argent. Je dis seulement : émettre des opinions et être invité à dîner, cela reste lié ; être invité à dîner reste profitable à l'émission d'opinions. Bien que cela ne soit que nature humaine, rien de bien remarquable. En passant, je voudrais aussi donner un conseil sincère aux jeunes gens enthousiastes et honnêtes : pour les réunions sans vin ni nourriture, ne les faites pas durer trop longtemps. S'il se fait tard, achetez quelques galettes de sésame, mangez-les, puis reprenez. Avec cette simple mesure, il sera certainement plus facile d'aboutir à des conclusions et de clore la séance que de débattre le ventre vide. Quant à la méthode brutale du nougat colle-mâchoires — appliquée au Dieu du Foyer, peu m'importe comment elle fonctionne — mais appliquée aux vivants, ce n'est guère recommandable. S'il s'agit d'un vivant, rien ne vaut mieux que de le faire boire et manger tout son soûl une bonne fois, afin qu'il s'abstienne de lui-même d'ouvrir la bouche — et non parce qu'on lui a collé les mâchoires. Les Chinois sont assez habiles dans leurs rapports avec les gens, mais envers les dieux et les esprits ils emploient toujours des mesures particulières. La farce jouée au Dieu du Foyer le vingt-troisième soir en est un exemple. Mais, chose étrange, le Dieu du Foyer semble n'en avoir rien remarqué jusqu'à ce jour. La méthode des taoïstes pour traiter les « Trois Esprits-Cadavres » est encore plus redoutable. Je n'ai jamais été prêtre taoïste et n'en connais pas les détails. Mais d'après le « ouï-dire », les taoïstes croient que dans le corps humain résident trois Esprits-Cadavres, qui, à un jour fixé, montent en cachette au Ciel pendant que leur hôte dort profondément, pour rapporter ses méfaits. Ce sont véritablement les espions du corps lui-même — les « Trois Esprits-Cadavres » constamment mentionnés dans L'Investiture des Dieux, comme dans « les trois Esprits-Cadavres s'emportent et la fumée sort par sept orifices ». Mais apparemment il n'est pas difficile de les contrecarrer, car le jour de leur ascension est fixe. Il suffit de rester éveillé ce jour-là, et ils ne trouvent aucune brèche — ils ne peuvent que garder tous les méfaits dans le ventre et attendre l'occasion de l'année prochaine. Ils n'ont même pas de nougat colle-mâchoires à manger ; ils sont vraiment plus malheureux que le Dieu du Foyer et méritent la compassion. Les Trois Esprits-Cadavres ne montent pas au Ciel, et le catalogue des péchés reste dans le ventre. Le Dieu du Foyer monte bien, mais la bouche pleine de bonbons, il marmonne quelque chose d'inintelligible devant l'Empereur de Jade et redescend. Quant à l'état du monde d'en bas, l'Empereur de Jade n'en comprend pas un mot et n'en sait rien du tout. Et ainsi, cette année encore, naturellement tout continue comme avant — la paix règne sous le Ciel. Nous autres Chinois avons de telles méthodes même pour traiter avec les dieux et les esprits. Nous autres Chinois, bien que nous vénérions et croyions aux dieux et aux esprits, les considérons dans l'ensemble plus stupides que les hommes, et employons donc des méthodes spéciales pour les traiter. Quant au traitement des hommes, c'est naturellement différent — mais des méthodes spéciales sont tout de même employées, seulement personne ne veut le dire ; dès qu'on le dit, on prétend que l'on rabaisse l'autre. Certes, celui qui s'imagine avoir tout percé à jour peut en effet parfois paraître assez superficiel. 5 février.
中國人的對付鬼神，兇惡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類，老實一點的就要欺侮，例如對於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類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亂世時「成則為王敗則為賊」，平常是一個照例做皇帝，許多個照例做平民；兩者之間，思想本沒有什麼大差別。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們也自有其「愚君政策」。 往昔的我家，曾有一個老僕婦，告訴過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對付皇帝的方法。她說—— 「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龍位上，一不高興，就要殺人；不容易對付的。所以吃的東西也不能隨便給他吃，倘是不容易辦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時辦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辦不到，他就生氣，殺人了。現在是一年到頭給他吃波菜，一要就有，毫不為難。但是倘說是波菜，他又要生氣的，因為這是便宜貨，所以大家對他就不稱為波菜，另外起一個名字，叫作『紅嘴綠鸚哥』。」 在我的故鄉，是通年有波菜的，根很紅，正如鸚哥的嘴一樣。 這樣的連愚婦人看來，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並不，她以為要有的，而且應該聽憑他作威作福。至於用處，仿佛在靠他來鎮壓比自己更強梁的別人，所以隨便殺人，正是非備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須侍奉呢？可又覺得有些危險了，因此只好又將他練成傻子，終年耐心地專吃著「紅嘴綠鸚哥」。 其實利用了他的名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和我那老僕婦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過一則又要他弱，一則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聖君」來行道也就是這玩意，因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為要便於操縱，所以又要他頗老實，聽話。 皇帝一自覺自己的無上威權，這就難辦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就胡鬧起來，還說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於是聖人之徒也只好請他吃「紅嘴綠鸚哥」了，這就是所謂「天」。據說天子的行事，是都應該體帖天意，不能胡鬧的；而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們知道著。 這樣，就決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請教他們不可。 然而不安分的皇帝又胡鬧起來了。你對他說「天」麼，他卻道，「我生不有命在天？！」豈但不仰體上天之意而已，還逆天，背天，「射天」，簡直將國家鬧完，使靠天吃飯的聖賢君子們，哭不得，也笑不得。 於是乎他們只好去著書立說，將他罵一通，豫計百年之後，即身歿之後，大行于時，自以為這就了不得。 但那些書上，至多就止記著「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 二月十七日。	Quand les Chinois traitent avec les dieux et les esprits, ils flattent les féroces — comme le Dieu de la Pestilence et le Dieu du Feu — tout en brimant les plus honnêtes, comme le Dieu du Sol ou le Dieu du Foyer. Le traitement réservé à l'empereur suit une logique semblable. Le souverain et le peuple appartiennent à la même nation ; en temps de chaos, « celui qui réussit est roi, celui qui échoue est bandit ». En temps normal, l'un devient empereur selon la coutume et les autres restent roturiers selon la coutume ; entre les deux, il n'y a pas grande différence de pensée. Ainsi, tandis que l'empereur et ses ministres ont leur « politique d'abrutissement du peuple », le peuple a pareillement sa propre « politique d'abrutissement du souverain ». Dans la maison de mon enfance, il y avait une vieille servante qui m'a un jour raconté la méthode qu'elle connaissait — et en laquelle elle croyait — pour traiter avec l'empereur. Elle disait : « L'empereur est très redoutable. Il siège sur le Trône du Dragon et, dès qu'il est mécontent, il fait tuer des gens — il n'est pas facile à manier. C'est pourquoi on ne peut pas lui donner n'importe quoi à manger. Si c'est quelque chose de difficile à obtenir et qu'il en mange et en réclame encore, et qu'on ne peut pas s'en procurer immédiatement — par exemple s'il veut des melons en hiver ou des pêches en automne — et qu'on ne peut pas les fournir, il entre dans une rage et fait tuer des gens. Alors maintenant on lui donne des épinards toute l'année. Quand il en veut, il y en a, sans aucune difficulté. Mais si on les appelle épinards, il se met de nouveau en colère, parce que c'est un produit bon marché. Alors tout le monde leur donne un autre nom — on les appelle "Perroquet vert à bec rouge". » Dans mon pays natal, on trouve des épinards toute l'année, et leurs racines sont très rouges — tout comme le bec d'un perroquet. Un empereur si stupide que même une vieille femme ignorante le voyait bien — on pourrait penser qu'on pourrait s'en passer. Pourtant elle ne le pensait pas. Elle le jugeait nécessaire, et estimait de surcroît qu'on devait le laisser régner et tyranniser à sa guise. Quant à son utilité, il semblait servir à réprimer d'autres encore plus puissants que soi-même. C'est pourquoi le pouvoir de tuer à volonté était précisément un attribut indispensable. Mais si l'on venait à le rencontrer soi-même, et qu'il fallait de surcroît le servir ? Cela semblait un peu dangereux, et l'on n'avait donc d'autre choix que de le dresser en imbécile, lui faisant manger patiemment du « Perroquet vert à bec rouge » toute l'année. En vérité, ceux qui exploitaient son titre et sa position pour « prendre le Fils du Ciel en otage et donner des ordres aux seigneurs » partageaient exactement la même idée et la même méthode que ma vieille servante — sauf que les uns le voulaient faible et les autres le voulaient stupide. La confiance des confucianistes en un « Roi Sage » pour mettre en œuvre la Voie revenait au même stratagème : parce qu'ils avaient besoin de « s'appuyer » sur lui, ils avaient besoin de son prestige et de sa haute position ; parce qu'il fallait qu'il soit facile à manipuler, ils avaient aussi besoin qu'il soit assez naïf et obéissant. Dès que l'empereur prenait conscience de sa propre autorité suprême, les choses se compliquaient. Puisque « toute terre sous le Ciel appartient au roi », il se déchaînait et disait même : « Je l'ai obtenu moi-même, je le perds moi-même — qu'ai-je à regretter ! » Et les disciples des sages n'avaient alors d'autre choix que de lui servir du « Perroquet vert à bec rouge » — c'est-à-dire le « Ciel ». Le Fils du Ciel, disait-on, devait conformer toutes ses actions à la volonté du Ciel et ne devait pas se déchaîner. Et cette soi-disant « volonté du Ciel » n'était justement connue que des lettrés confucéens. Ainsi fut-il décidé : quiconque voulait être empereur n'avait d'autre choix que de les consulter. Mais voilà que les empereurs indisciplinés se déchaînaient à nouveau. On lui parle du « Ciel » ? Il rétorque : « Ma naissance n'est-elle pas ordonnée par le Ciel ?! » Non content de simplement ne pas se conformer à la volonté du Ciel, il défiait le Ciel, tournait le dos au Ciel, allait même jusqu'à « tirer des flèches contre le Ciel » — ruinant le pays et laissant les sages messieurs qui vivaient du Ciel incapables de pleurer ou de rire. Et ils ne pouvaient alors que se retirer pour écrire leurs livres et traités, lui administrant une bonne semonce, escomptant que dans cent ans — c'est-à-dire après leur propre mort — leurs œuvres seraient largement diffusées, et se félicitant que cela constituait quelque chose de remarquable. Mais dans ces livres, tout au plus trouve-t-on consigné que la « politique d'abrutissement du peuple » et la « politique d'abrutissement du souverain » ont toutes deux complètement échoué. 17 février.
１ 又是Schopenhauer先生的話—— 「無刺的薔薇是沒有的。——然而沒有薔薇的刺卻很多。」題目改變了一點，較為好看了。 「無花的薔薇」也還是愛好看。 ２ 去年，不知怎的這位勗本華爾先生忽然合于我們國度裡的紳士們的脾胃了，便拉扯了他的一點《女人論》；我也就夾七夾八地來稱引了好幾回，可惜都是刺，失了薔薇，實在大煞風景，對不起紳士們。 記得幼小時候看過一齣戲，名目忘卻了，一家正在結婚，而勾魂的無常鬼已到，夾在婚儀中間，一同拜堂，一同進房，一同坐床……實在大煞風景，我希望我還不至於這樣。 ３ 有人說我是「放冷箭者」。 我對於「放冷箭」的解釋，頗有些和他們一流不同，是說有人受傷，而不知這箭從什麼地方射出。所謂「流言」者，庶幾近之。但是我，卻明明站在這裡。 但是我，有時雖射而不說明靶子是誰，這是因為初無「與眾共棄」之心，只要該靶子獨自知道，知道有了洞，再不要面皮鼓得急繃繃，我的事就完了。 ４ 蔡孑民先生一到上海，《晨報》就據國聞社電報鄭重地發表他的談話，而且加以按語，以為「當為歷年潛心研究與冷眼觀察之結果，大足詔示國人，且為知識階級所注意也。」 我很疑心那是胡適之先生的談話，國聞社的電碼有些錯誤了。 ５ 豫言者，即先覺，每為故國所不容，也每受同時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時常這樣。他要得人們的恭維讚歎時，必須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 總而言之，第一要難於質證。 如果孔丘，釋迦，耶穌基督還活著，那些教徒難免要恐慌。對於他們的行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樣慨歎。 所以，如果活著，只得迫害他。 待到偉大的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 有一流人之所謂偉大與渺小，是指他可給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 ６ 法國羅曼羅蘭先生今年滿六十歲了。晨報社為此徵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紹之餘，發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號，什麼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或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去報告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了。」（《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遠，我們一時無從質證，莫非從「詩哲」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為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麼？ 「詩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時也無從質證。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裡反對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 ７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誇獎人的。但西瀅就他學法郎士的文章說，我敢說，已經當得起一句天津話：‘有根’了。」而且「像西瀅這樣，在我看來，才當得起‘學者’的名詞。」（《晨副》一四二三） 西瀅教授曰：「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貢獻的人，如胡適之，徐志摩，郭沫若，郁達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體制方面，他的詩及散文，都已經有一種中國文學裡從來不曾有過的風格。」（《現代》六三） 雖然抄得麻煩，但中國現今「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總算已經互相選出了。 ８ 志摩先生曰：「魯迅先生的作品，說來大不敬得很，我拜讀過很少，就只《呐喊》集裡兩三篇小說，以及新近因為有人尊他是中國的尼采他的《熱風》集裡的幾頁。他平常零星的東西，我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沒有看進去或是沒有看懂。」（《晨副》一四三三） 西瀅教授曰：「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構陷人家的罪狀。…… 可是他的文章，我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說句體己話，我覺得它們就不應該從那裡出來——手邊卻沒有。」（同上） 雖然抄得麻煩，但我總算已經被中國現在「有根」的「學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協力踏倒了。 ９ 但我願奉還「曾經研究過他國文學」的榮名。「周氏兄弟」之一，一定又是我了。我何嘗研究過什麼呢，做學生時候看幾本外國小說和文人傳記，就能算「研究過他國文學」麼？ 該教授——恕我打一句「官話」——說過，我笑別人稱他們為「文士」，而不笑「某報天天鼓吹」我是「思想界的權威者」。現在不了，不但笑，簡直唾棄它。 10 其實呢，被毀則報，被譽則默，正是人情之常。誰能說人的左頰既受愛人接吻而不作一聲，就得援此為例，必須默默地將右頰給仇人咬一口呢？ 我這回的竟不要那些西瀅教授所頒賞陪襯的榮名，「說句體己話」罷，實在是不得已。我的同鄉不是有「刑名師爺」的麼？他們都知道，有些東西，為要顯示他傷害你的時候的公正，在不相干的地方就稱讚你幾句，似乎有賞有罰，使別人看去，很像無私……。 「帶住！」又要「構陷人家的罪狀」了。只是這一點，就已經夠使人「即使看也等於白看」，或者「看過了就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了。 二月二十七日。	1 Encore une parole de M. Schopenhauer : « Il n'est pas de rose sans épines. — Mais il y a bien des épines sans rose. » Le titre a été légèrement modifié, ce qui le rend plus plaisant. « Des roses sans fleurs » est aussi assez plaisant. 2 L'année dernière, pour une raison inconnue, ce M. Schopenhauer se trouva soudain au goût des messieurs de notre pays, et ils tirèrent à eux un morceau de son essai « Sur les femmes ». Moi aussi, j'ai cité pêle-mêle à plusieurs reprises, mais malheureusement ce n'étaient que des épines sans roses — véritablement un grand trouble-fête, et je prie ces messieurs de m'en excuser. Je me souviens, enfant, avoir vu une pièce de théâtre — dont j'ai oublié le titre — où une famille était en plein mariage, mais le fantôme de l'Impermanence, ravisseur d'âmes, était déjà arrivé et s'était joint à la cérémonie : se prosternant ensemble, entrant dans la chambre nuptiale ensemble, s'asseyant sur le lit ensemble... Véritablement un grand trouble-fête. J'espère ne pas en être encore tout à fait là. 3 Quelqu'un m'a qualifié de « tireur de flèches froides ». Mon interprétation de « tirer des flèches froides » diffère sensiblement de la leur : cela signifie que quelqu'un est blessé sans savoir d'où la flèche a été tirée. Ce qu'on appelle « rumeur » s'en rapproche. Mais moi — je me tiens ici, bien en vue. Cependant, il m'arrive de tirer sans préciser qui est la cible. C'est parce que je n'ai nullement l'intention d'« appeler chacun à la condamnation collective ». Je veux seulement que la cible elle-même le sache, qu'elle sache qu'elle a un trou, et qu'elle cesse de gonfler son visage à en éclater. Alors mon affaire est réglée. 4 M. Cai Yuanpei (蔡孑民) venait à peine d'arriver à Shanghai que le Journal du Matin, citant un télégramme de l'agence de presse Guowen, publia solennellement ses propos, ajoutant un commentaire éditorial selon lequel ils « devaient être le fruit d'années de recherche assidue et d'observation froide, bien dignes d'instruire la nation et méritant l'attention de la classe intellectuelle ». Je soupçonne fortement qu'il s'agissait en réalité des propos de M. Hu Shi (胡適之), et qu'il y avait une erreur dans le code télégraphique de l'agence Guowen. 5 Le prophète — c'est-à-dire celui qui s'éveille le premier — est invariablement mal accueilli dans sa patrie et souvent persécuté par ses contemporains. Même les grands hommes connaissent souvent ce sort. Pour gagner la vénération et l'admiration des gens, il faut mourir, ou se taire, ou ne pas être présent. Bref, la première condition est que la vérification doit être difficile. Si Confucius, Shakyamuni et Jésus-Christ étaient encore en vie, leurs disciples seraient inévitablement pris de panique. On ne peut qu'imaginer ce que les maîtres soupireraient devant la conduite de leurs disciples. C'est pourquoi, s'ils sont vivants, on n'a d'autre choix que de les persécuter. Quand un grand personnage est devenu fossile et que tout le monde l'appelle un grand homme, il s'est déjà transformé en marionnette. Il existe une catégorie de gens pour qui la « grandeur » et la « petitesse » ne se mesurent qu'au profit qu'ils peuvent tirer de quelqu'un. 6 L'écrivain français Romain Rolland a soixante ans cette année. À cette occasion, la rédaction du Journal du Matin a sollicité des contributions, et M. Xu Zhimo (徐志摩), après son introduction, a exprimé ce sentiment : « ...Mais si quelqu'un prenait des slogans à la mode — "À bas l'impérialisme" et autres — ou les phénomènes de division et de suspicion, et allait rapporter à M. Rolland que ceci est la Nouvelle Chine, je ne saurais plus prédire sa réaction. » (Supplément du Matin, n° 1299) Il habite loin et nous ne pouvons pas vérifier immédiatement. Mais du point de vue du « Poète-Philosophe », M. Rolland penserait-il que la Nouvelle Chine devrait accueillir l'impérialisme ? Le « Poète-Philosophe » est reparti au lac de l'Ouest admirer les fleurs de prunier, et pour l'instant nous ne pouvons pas non plus vérifier. Je me demande si les vieux pruniers de la Colline Solitaire ont fleuri, et s'ils protestent eux aussi là-bas contre le slogan chinois « À bas l'impérialisme » ? 7 M. Zhimo a dit : « Je fais rarement l'éloge de quelqu'un. Mais pour ce qui est de l'étude par Xi Ying des écrits d'Anatole France, j'ose dire qu'il a déjà mérité, selon l'expression de Tianjin, la qualification de "bien fondé". » Et encore : « Quelqu'un comme Xi Ying, à mon avis, mérite véritablement le titre de "savant". » (Supplément du Matin, n° 1423) Le professeur Xi Ying (西瀅) a dit : « Le mouvement de la nouvelle littérature chinoise n'en est encore qu'à ses balbutiements, mais ceux qui y ont contribué — Hu Shizhi, Xu Zhimo, Guo Moruo, Yu Dafu, Ding Xilin, les frères Zhou et d'autres — ont tous étudié les littératures étrangères. Surtout Zhimo — non seulement dans la pensée mais aussi dans la forme, sa poésie et sa prose possèdent déjà un style jamais vu dans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 (Xiandai Pinglun [Revue contemporaine], n° 63) Bien que la copie fût fastidieuse, le « savant » « bien fondé » et le penseur et homme de lettres « particulièrement » distingué de la Chine d'aujourd'hui ont réussi à se sélectionner mutuellement. 8 M. Zhimo a dit : « Quant aux œuvres de M. Lu Xun — c'est très irrespectueux à dire —, j'en ai lu fort peu. Juste deux ou trois nouvelles du recueil Nahan [Cri d'appel], et récemment, parce que quelqu'un l'a honoré du titre de Nietzsche chinois, quelques pages de son recueil Re Feng [Vent brûlant]. Ses textes habituels et épars — même si je les lis, c'est comme si je ne les avais pas lus ; rien ne pénètre, ou simplement je ne comprends pas. » (Supplément du Matin, n° 1433) Le professeur Xi Ying a dit : « Dès que M. Lu Xun prend la plume, il fabrique des accusations contre les gens... Mais ses écrits — après les avoir lus, je les mets là où ils doivent aller. Pour parler franchement, je trouve qu'ils n'auraient jamais dû en sortir. Mais je ne les ai pas sous la main. » (ibid.) Bien que la copie fût fastidieuse, me voilà dûment piétiné par les efforts conjoints du « savant » « bien fondé » et du penseur et homme de lettres « particulièrement » distingué de la Chine actuelle. 9 Mais je souhaite restituer le titre honorifique d'« avoir étudié les littératures étrangères ». L'un des « frères Zhou », c'est sans doute encore moi. Quand ai-je jamais étudié quoi que ce soit ? Lire quelques romans étrangers et biographies d'écrivains en tant qu'étudiant — est-ce que cela compte comme « avoir étudié les littératures étrangères » ? Ledit professeur — qu'on me pardonne ce « langage officiel » — a dit un jour que je me moquais de ceux qui les appelaient « hommes de lettres » mais ne me moquais pas quand « un certain journal claironnait chaque jour » que j'étais « une autorité dans le monde de la pensée ». Eh bien maintenant, non seulement je m'en moque, mais je crache dessus. 10 Et en vérité, riposter quand on est calomnié mais se taire quand on est loué, c'est tout simplement la nature humaine. Qui peut soutenir que, parce que la joue gauche a reçu un baiser de l'être aimé sans un bruit, il faudrait, invoquant ce précédent, offrir silencieusement la joue droite à l'ennemi pour qu'il la morde ? Si je refuse cette fois jusqu'au titre honorifique que le professeur Xi Ying a décerné en guise de vitrine — « pour parler franchement » —, c'est par nécessité. N'y a-t-il pas parmi mes compatriotes de Shaoxing des « secrétaires juristes » ? Ils savent tous : certaines personnes, pour montrer leur impartialité lorsqu'elles vous nuisent, vous louent en quelques endroits sans importance, comme s'il y avait à la fois récompense et punition, pour donner aux spectateurs l'impression de désintéressement... « Halte ! » Je vais encore « fabriquer des accusations contre les gens ». Ce seul point suffit déjà à faire « lire sans lire » ou à « lire puis mettre là où cela doit aller ». 27 février.
１ 英國勃爾根貴族曰：「中國學生只知閱英文報紙，而忘卻孔子之教。英國之大敵，即此種極力詛咒帝國而幸災樂禍之學生。……中國為過激黨之最好活動場……。」（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倫敦路透電。） 南京通信云：「基督教城中會堂聘金大教授某神學博士講演，中有謂孔子乃耶穌之信徒，因孔子吃睡時皆禱告上帝。當有聽眾……質問何所據而雲然；博士語塞。時乃有教徒數人，突緊閉大門，聲言‘發問者，乃蘇俄盧布買收來者’。當呼警捕之。……」（三月十一日《國民公報》。） 蘇俄的神通真是廣大，竟能買收叔梁紇，使生孔子於耶穌之前，則「忘卻孔子之教」和「質問何所據而雲然」者，當然都受著盧布的驅使無疑了。 ２ 西瀅教授曰：「聽說在‘聯合戰線’中，關於我的流言特別多，並且據說我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流言’是在口上流的，在紙上到也不大見。」（《現代》六十五。） 該教授去年是只聽到關於別人的流言的，卻由他在紙上發表；據說今年卻聽到關於自己的流言了，也由他在紙上發表。「一個人每月可以領到三千元」，實在特別荒唐，可見關於自己的「流言」都不可信。但我以為關於別人的似乎倒是近理者居多。 ３ 據說「孤桐先生」下臺之後，他的什麼《甲寅》居然漸漸的有了活氣了。可見官是做不得的。然而他又做了臨時執政府秘書長了，不知《甲寅》可仍然還有活氣？如果還有，官也還是做得的……。 ４ 已不是寫什麼「無花的薔薇」的時候了。 雖然寫的多是刺，也還要些和平的心。 現在，聽說北京城中，已經施行了大殺戮了。當我寫出上面這些無聊的文字的時候，正是許多青年受彈飲刃的時候。 嗚呼，人和人的魂靈，是不相通的。 ５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衛兵用步槍大刀，在國務院門前包圍虐殺徒手請願，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數百人之多。還要下令，誣之曰「暴徒」！ 如此殘虐險狠的行為，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除卻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可薩克兵擊殺民眾的事，僅有一點相像。 ６ 中國只任虎狼侵食，誰也不管。管的只有幾個年青的學生，他們本應該安心讀書的，而時局漂搖得他們安心不下。假如當局者稍有良心，應如何反躬自責，激發一點天良？ 然而竟將他們虐殺了！ ７ 假如這樣的青年一殺就完，要知道屠殺者也決不是勝利者。 中國要和愛國者的滅亡一同滅亡。屠殺者雖然因為積有金資，可以比較長久地養育子孫，然而必至的結果是一定要到的。「子孫繩繩」又何足喜呢？滅亡自然較遲，但他們要住最不適於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礦洞的礦工，要操最下賤的生業……。 ８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９ 以上都是空話。筆寫的，有什麼相干？ 實彈打出來的卻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於墨寫的謊語，不醉於墨寫的挽歌；威力也壓它不住，因為它已經騙不過，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寫。	1 Le noble britannique Lord Birkenhead a dit : « Les étudiants chinois ne lisent que les journaux en anglais et ont oublié les enseignements de Confucius. Le plus grand ennemi de l'Angleterre, ce sont ces étudiants qui maudissent l'Empire de toutes leurs forces et se réjouissent de ses malheurs... La Chine est le meilleur terrain d'activité pour les partis radicaux... » (Télégramme Reuters de Londres, 30 juin 1925.) Un correspondant de Nankin rapporte : « Le temple chrétien de la ville a engagé un certain professeur de théologie de l'université de Nankin, Docteur en Théologie, pour une conférence dans laquelle il affirma que Confucius était un disciple de Jésus, puisque Confucius priait Dieu en mangeant et en dormant. Un auditeur... demanda sur quelle base il avançait une telle affirmation ; le Docteur resta sans voix. Sur quoi plusieurs fidèles verrouillèrent soudain les portes et déclarèrent : "Ceux qui posent de telles questions sont achetés avec des roubles soviétiques." Puis ils appelèrent la police pour les arrêter... » (Guomin Gongbao [Gazette nationale du peuple], 11 mars.) Les pouvoirs miraculeux de la Russie soviétique sont véritablement immenses — avoir soudoyé Shuliang He (叔梁紇) pour qu'il engendre Confucius avant Jésus ! Dès lors, ceux qui « oublient les enseignements de Confucius » et ceux qui « demandent sur quelle base une telle affirmation est faite » agissent certainement tous sous l'influence des roubles. 2 Le professeur Xi Ying (西瀅) a dit : « On m'apprend que dans le "front uni", les rumeurs à mon sujet sont particulièrement nombreuses, et il paraît que je perçois à moi seul trois mille yuans par mois. Les "rumeurs" coulent sur la langue ; sur le papier, on ne les voit guère. » (Xiandai Pinglun [Revue contemporaine], n° 65.) Ledit professeur n'entendait l'année dernière que des rumeurs sur les autres, qu'il publiait ensuite par écrit. Cette année, dit-on, il a entendu des rumeurs sur lui-même, qu'il publie pareillement par écrit. « Un seul individu percevant trois mille yuans par mois » est en effet particulièrement absurde, ce qui prouve que les « rumeurs » sur sa propre personne ne sont pas crédibles. Mais à mon avis, celles qui concernent les autres semblent plutôt plus proches de la vérité. 3 Il paraît qu'après que « M. Gu Tong » (孤桐先生) eut quitté ses fonctions, sa revue Jia Yin (甲寅) retrouva progressivement un peu de vie. D'où l'on peut conclure qu'on ne devrait pas exercer de fonctions officielles. Or voilà qu'il est redevenu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Gouvernement exécutif provisoire — Jia Yin montre-t-elle encore des signes de vie ? Si oui, alors exercer des fonctions n'est peut-être pas si néfaste après tout... 4 Ce n'est plus le moment d'écrire des choses comme « Roses sans fleurs ». Bien que ce que j'écrive soit surtout des épines, il faut encore un certain cœur paisible. Maintenant, m'apprend-on, à Pékin, un grand massacre a déjà été perpétré. Au moment même où j'écrivais les mots insignifiants ci-dessus, c'était le moment précis où de nombreux jeunes gens étaient frappés par les balles et fauchés par les lames. Hélas — les âmes d'un être et d'un autre ne communiquent pas. 5 Le 18 mars de la quinzième année de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le gouvernement de Duan Qirui (段祺瑞) fit encercler et massacrer par ses gardes, armés de fusils et de sabres, devant les portes du Conseil d'État, des pétitionnaires désarmés — jeunes hommes et jeunes femmes dont le dessein était de soutenir la diplomatie nationale — au nombre de plusieurs centaines. Puis il publia un décret les calomniant de « factieux » ! Une conduite si cruelle et si perfide ne se voit pas même chez les bêtes ; parmi les humains aussi elle est extrêmement rare — si ce n'est une certaine ressemblance avec l'incident où le tsar Nicolas II envoya les Cosaques massacrer la foule. 6 La Chine se laisse tout simplement dévorer par les loups et les tigres, et personne ne s'en soucie. Les seuls qui s'en soucient sont quelques jeunes étudiants, qui devraient normalement étudier en paix, mais les temps sont si troublés qu'ils ne peuvent rester tranquilles. Si les gouvernants avaient la moindre conscience, comment ne feraient-ils pas leur examen de conscience pour éveiller en eux une once de bonté naturelle ? Et pourtant ils les ont massacrés ! 7 S'il était vrai que de tels jeunes puissent être liquidés par un seul massacre, sachez ceci : les massacreurs ne seraient nullement les vainqueurs non plus. La Chine périrait en même temps que ses patriotes. Bien que les massacreurs, ayant accumulé or et richesses, puissent nourrir leurs descendants un peu plus longtemps, l'issue inévitable est certaine. Quelle joie y a-t-il à ce que « les descendants se perpétuent en une lignée ininterrompue » ? Leur extinction ne sera que légèrement retardée, mais ils habiteront les terres les plus inhabitables, travailleront comme mineurs dans les puits les plus profonds, exerceront les métiers les plus vils... 8 Si la Chine n'est pas encore vouée à périr, alors les faits historiques nous ont déjà enseigné que ce qui suivra dépassera de loin les attentes des massacreurs — Ceci n'est pas la fin d'une chose. C'est un commencement. Les mensonges écrits à l'encre ne pourront jamais couvrir les faits écrits avec du sang. Les dettes de sang doivent être payées en nature. Plus la dette traîne, plus les intérêts sont élevés ! 9 Tout ce qui précède n'est que paroles en l'air. Qu'importe ce qui est écrit à la plume ? Mais ce que les vraies balles ont fait jaillir, c'est le sang de la jeunesse. Le sang n'est ni couvert par les mensonges écrits à l'encre, ni enivré par les élégies écrites à l'encre. Même la force ne peut le réprimer, car il ne se laisse déjà plus tromper ni tuer. Écrit le 18 mars — le jour le plus sombre depuis la fondation de la République.
從一般人，尤其是久受異族及其奴僕鷹犬的蹂躪的中國人看來，殺人者常是勝利者，被殺者常是劣敗者。而眼前的事實也確是這樣。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慘殺徒手請願的市民和學生的事，本已言語道斷，只使我們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但北京的所謂言論界，總算還有評論，雖然紙筆喉舌，不能使灑滿府前的青年的熱血逆流入體，仍復蘇生轉來。無非空口的呼號，和被殺的事實一同逐漸冷落。 但各種評論中，我覺得有一些比刀槍更可以驚心動魄者在。這就是幾個論客，以為學生們本不應當自蹈死地，前去送死的。倘以為徒手請願是送死，本國的政府門前是死地，那就中國人真將死無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悅誠服地充當奴子，「沒齒而無怨言」。不過我還不知道中國人的大多數人的意見究竟如何。假使也這樣，則豈但執政府前，便是全中國，也無一處不是死地了。 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為不易相通，殺人者便以殺人為唯一要道，甚至於還當作快樂。然而也因為不容易相通，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夠儆戒後來，使人民永遠變作牛馬。歷史上所記的關於改革的事，總是先僕後繼者，大部分自然是由於公義，但人們的未經「死之恐怖」，即不容易為「死之恐怖」所懾，我以為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但我卻懇切地希望：「請願」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這許多血，竟換得一個這樣的覺悟和決心，而且永遠紀念著，則似乎還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但這和血的數量，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世上也盡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漸就滅亡的先例。即如這一回，以這許多生命的損失，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將一部分人心的機微示給我們，知道在中國的死地是極其廣博。 現在恰有一本羅曼羅蘭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在我面前，其中說：加爾是主張人類為進步計，即不妨有少許污點，萬不得已，也不妨有一點罪惡的；但他們卻不願意殺庫爾跋齊，因為共和國不喜歡在臂膊上抱著他的死屍，因為這過於沉重。 會覺得死屍的沉重，不願抱持的民族裡，先烈的「死」是後人的「生」的唯一的靈藥，但倘在不再覺得沉重的民族裡，卻不過是壓得一同淪滅的東西。 中國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所以總是「請願」。殊不知別有不覺得死屍的沉重的人們在，而且一併屠殺了「知道死屍的沉重」的心。 死地確乎已在前面。為中國計，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罷。 三月二十五日。	Du point de vue des gens ordinaires — surtout des Chinois, si longtemps piétinés par les races étrangères et leurs laquais et chiens de garde — le tueur est toujours le vainqueur, et le tué toujours le perdant. Et les faits sous nos yeux sont effectivement ainsi. Le massacre des citoyens et étudiants pétitionnaires désarmés par le gouvernement Duan le 18 mars nous a littéralement laissés sans voix ; il nous fait seulement sentir que le lieu que nous habitons n'est pas le monde des humains. Pourtant le monde dit de l'opinion publique de Pékin a tout de même produit quelques commentaires. Bien que le papier, la plume et la voix ne puissent faire refluer dans leurs corps le sang chaud des jeunes gens répandu devant les portes du gouvernement et les ramener à la vie, ce ne sont que de vains cris qui, avec les faits du massacre, se refroidissent peu à peu. Mais parmi les divers commentaires, j'en trouve certains plus terrifiants que les couteaux et les fusils. Ce sont les assertions de quelques faiseurs d'opinion selon lesquelles les étudiants n'auraient pas dû mettre les pieds sur ce terrain de mort et aller se faire tuer. Si une pétition désarmée est « aller se faire tuer » et si les portes de son propre gouvernement constituent un « terrain de mort » — alors les Chinois n'ont véritablement plus aucun endroit où être enterrés, à moins de servir de bon cœur et pleinement comme esclaves, « vivant leurs jours sans un mot de plainte ». Mais je ne sais pas encore ce que pense la majorité des Chinois. Si elle pense de même, alors ce n'est pas seulement la place devant le Gouvernement exécutif qui est un terrain de mort — toute la Chine, partout, est un terrain de mort. Les souffrances des hommes ne se partagent pas aisément. Parce qu'elles ne se partagent pas aisément, le tueur voit dans le meurtre la seule voie et y trouve même du plaisir. Mais aussi parce qu'elles ne se partagent pas aisément, la « terreur de la mort » que le tueur exhibe ne parvient toujours pas à intimider ceux qui viennent après, ni à transformer le peuple en bétail pour l'éternité. Dans les annales historiques des réformes, ceux qui tombent sont toujours suivis d'autres qui prennent le relais. Cela tient en grande partie à la cause de la justice, bien sûr ; mais le fait que ceux qui n'ont pas éprouvé la « terreur de la mort » ne se laissent pas facilement impressionner par la « terreur de la mort » — cela aussi, je crois, est une raison très importante. Cependant j'espère ardemment que l'affaire des « pétitions » puisse cesser désormais. Si tant de sang a acheté un tel éveil et une telle résolution — et s'ils sont gardés en mémoire à jamais —, alors ce n'est peut-être pas une perte trop grande. Le progrès du monde s'obtient naturellement le plus souvent par l'effusion de sang. Mais cela n'a aucun rapport avec la quantité de sang, car l'histoire abonde en exemples où beaucoup de sang fut versé et la nation n'en marcha pas moins vers son extinction. Prenons cet incident même : tant de vies perdues, pour ne recueillir que le verdict de « s'être jeté sur un terrain de mort » — cela seul nous a révélé les ressorts intimes d'une partie du cœur humain et nous a montré que les terrains de mort en Chine sont immensément vastes. Justement, j'ai devant moi un exemplaire du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 de Romain Rolland, où il est dit : Carnot soutenait que pour le progrès de l'humanité, une petite tache est permise, et si c'est absolument nécessaire, même un soupçon de mal. Mais ils ne voulaient pas tuer Korbatchy, car la République ne souhaitait pas tenir son cadavre dans ses bras — car il était trop lourd. Une nation qui sent le poids des cadavres et ne veut pas les porter — dans une telle nation, la « mort » des martyrs est le seul remède pour la « vie » de ceux qui suivent. Mais dans une nation qui n'en sent plus le poids, ce n'est qu'une chose qui entraîne tout le monde dans une destruction commune. Les jeunes réformateurs aspirants de Chine connaissent le poids des cadavres, c'est pourquoi ils ont toujours recours à la « pétition ». Ils ne se doutent pas qu'il existe d'autres qui ne sentent pas le poids des cadavres — et qui de surcroît massacrent le cœur même qui « connaît le poids des cadavres ». Le terrain de mort est bien devant nous. Pour le bien de la Chine, la jeunesse éveillée ne devrait plus mourir si facilement. 25 mars.
三月十八日的慘殺事件，在事後看來，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羅網，純潔的青年們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傷至於三百多人。這羅網之所以布成，其關鍵就全在於「流言」的奏了功效。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裡大抵含著殺機，對於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見的而論，凡陰謀家攻擊別一派，光緒年間用「康黨」，宣統年間用「革黨」，民二以後用「亂党」，現在自然要用「共產黨」了。 其實，去年有些「正人君子」們稱別人為「學棍」「學匪」的時候，就有殺機存在，因為這類諢號，和「臭紳士」「文士」之類不同，在「棍」「匪」字裡，就藏著可死之道的。但這也許是「刀筆吏」式的深文周納。 去年，為「整頓學風」計，大傳播學風怎樣不良的流言，學匪怎樣可惡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為「整頓學風」計，又大傳播共產黨怎樣活動，怎樣可惡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於是便將請願者作共產黨論，三百多人死傷了，如果有一個所謂共產黨的首領死在裡面，就更足以證明這請願就是「暴動」。 可惜竟沒有。這該不是共產黨了罷。據說也還是的，但他們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惡。而這請願也還是暴動，做證據的有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姑勿論這些是否群眾所攜去的東西；即使真是，而死傷三百多人所攜的武器竟不過這一點，這是怎樣可憐的暴動呵！ 但次日，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發表了。因為他們「嘯聚群眾」，像去年女子師範大學生的「嘯聚男生」（章士釗解散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語）一樣，「嘯聚」了帶著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的群眾。以這樣的群眾來顛覆政府，當然要死傷三百多人；而徐謙們以人命為兒戲到這地步，那當然應該負殺人之罪了；而況自己又不到場，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了然。但從別一方面看來，所謂「嚴拿」者，似乎倒是趕走；所謂「嚴拿」暴徒者，似乎不過是趕走北京中法大學校長兼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中俄大學校長（徐），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易）；其中的三個又是俄款委員會委員：一共空出九個「優美的差缺」也。 同日就又有一種謠言，便是說還要通緝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卻至今日才見於《京報》。這種計畫，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書長章士釗之流的腦子裡，是確實會有的。國事犯多至五十餘人，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壯觀；而且大概多是教員罷，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個「優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別的地方開起一個學校來，倒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件趣事。 那學校的名稱，就應該叫作「嘯聚」學校。 三月二十六日。	Le massacre du 18 mars, vu rétrospectivement, était clairement un piège tendu par le gouvernement, dans lequel ces jeunes gens au cœur pur eurent le malheur de tomber — avec plus de trois cents morts et blessés. La clé du succès de ce piège résidait entièrement dans l'efficacité des « rumeurs ». C'est une vieille coutume en Chine. Le cœur des lettrés recèle généralement des intentions meurtrières ; pour ceux qui ne partagent pas leurs vues, ils leur ménagent toujours quelque chemin vers la mort. D'après ce que j'ai vu de mes propres yeux, chaque fois que des conspirateurs attaquent une autre faction, sous l'ère Guangxu ils utilisaient l'étiquette de « Parti de Kang », sous l'ère Xuantong celle de « Parti révolutionnaire », après la deuxième année de la République celle de « Parti rebelle », et aujourd'hui, naturellement, ce doit être « Parti communiste ». En vérité, l'année dernière, lorsque certains « hommes de bien » qualifiaient les autres de « voyous académiques » et de « bandits académiques », l'intention meurtrière était déjà présente, car ces sobriquets diffèrent de « gentilhomme puant » ou de « plumitif » — dans les caractères pour « voyou » et « bandit », un chemin vers la mort est déjà tapi. Mais peut-être n'est-ce là que la casuistique subtile du « gratte-papier à la plume empoisonnée ». L'année dernière, au nom de la « rectification des mœurs académiques », des rumeurs furent abondamment répandues sur la dégradation des mœurs académiques, sur l'infamie des « bandits académiques » — et ces rumeurs s'avérèrent remarquablement efficaces. Cette année, au nom de la « rectification des mœurs académiques », des rumeurs furent à nouveau abondamment répandues sur les activités du Parti communiste, sur son infamie — et à nouveau elles s'avérèrent remarquablement efficaces. Ainsi les pétitionnaires furent traités en communistes, et plus de trois cents personnes furent tuées ou blessées. Si un seul prétendu chef communiste était mort parmi eux, cela aurait suffi à prouver que cette pétition était une « insurrection ». Malheureusement, aucun ne périt. Ils n'étaient donc pas communistes ? On dit pourtant que si, mais qu'ils s'étaient tous enfuis — ce qui les rendait d'autant plus détestables. Et cette pétition restait une insurrection. Les preuves : un gourdin de bois, deux pistolets et trois bouteilles de pétrole. Laissons de côté la question de savoir si ces objets avaient réellement été apportés par la foule — même dans ce cas, que l'armement de plus de trois cents morts et blessés ne se soit résumé qu'à cela : quelle pitoyable insurrection ! Pourtant, le lendemain, des mandats d'arrêt furent émis contre Xu Qian (徐谦), Li Dazhao (李大钊), Li Yuying (李煜瀛), Yi Peiji (易培基) et Gu Zhaoxiong (顾兆熊). Parce qu'ils avaient « ameuté les masses » — tout comme l'année précédente les étudiantes de l'Université normale pour femmes avaient « ameuté des étudiants masculins » (termes employés par Zhang Shizhao [章士钊] dans sa requête de dissolution de l'Université normale pour femmes) — ils avaient « ameuté » une foule armée d'un gourdin de bois, de deux pistolets et de trois bouteilles de pétrole. Renverser le gouvernement avec une telle foule devait naturellement causer plus de trois cents victimes ; et que les Xu Qian aient joué avec les vies humaines à ce point, ils devaient naturellement porter la charge de meurtre — d'autant plus qu'eux-mêmes ne s'étaient pas présentés, ou s'étaient tous enfuis ! Ce qui précède concerne les affaires politiques, que je ne comprends pas vraiment bien. Mais vu sous un autre angle, cette prétendue « arrestation rigoureuse » ressemble plutôt à un bannissement ; cette prétendue « arrestation rigoureuse » d'émeutiers ne semble être rien d'autre que le bannissement du président de l'Université sino-française de Pékin et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de règlement des affaires de la cour des Qing (Li), du président de l'Université sino-russe (Xu), d'un professeur de l'Université de Pékin (Li Dazhao), du doyen des affaires académiques de l'Université de Pékin (Gu), et du président de l'Université normale pour femmes (Yi). Trois d'entre eux étaient aussi membres du Comité de l'indemnité russe — libérant un total de neuf « belles sinécures ». Le même jour surgit encore une autre rumeur : que plus de cinquante autres personnes devaient être arrêtées. Mais la liste partielle des noms n'a paru dans le Jingbao qu'aujourd'hui. Un tel plan est tout à fait concevable dans les cerveaux de gens comme Zhang Shizhao, actuellement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gouvernement de Duan Qirui (段祺瑞). Que les criminels politiques se montent à plus de cinquante serait en vérité un spectacle grandiose pour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Et comme il s'agit pour la plupart sans doute d'enseignants, s'ils libéraient tous ensemble plus de cinquante « belles sinécures », fuyaient Pékin et ouvraient une école ailleurs, ce serait vraiment un épisode savoureux pour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Cette école devrait s'appeler l'école de « l'Ameute ». 26 mars.
一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麼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於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卻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卻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並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那裡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 二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著；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餘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云}-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範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後來，也許已經是劉百昭率領男女武將，強拖出校之後了，才有人指著一個學生告訴我，說：這就是劉和珍。其時我才能將姓名和實體聯合起來，心中卻暗自詫異。我平素想，能夠不為勢利所屈，反抗一廣有羽翼的校長的學生，無論如何，總該是有些桀驁鋒利的，但她卻常常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偏安於宗帽衚衕，賃屋授課之後，她才始來聽我的講義，於是見面的回數就較多了，也還是始終微笑著，態度很溫和。待到學校恢復舊觀，往日的教職員以為責任已盡，準備陸續引退的時候，我才見她慮及母校前途，黯然至於泣下。此後似乎就不相見。總之，在我的記憶上，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四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眾向執政府請願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說衛隊居然開槍，死傷至數百人，而劉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對於這些傳說，竟至於頗為懷疑。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然而我還不料，也不信竟會下劣凶殘到這地步。況且始終微笑著的和藹的劉和珍君，更何至於無端在府門前喋血呢？ 然而即日證明是事實了，作證的便是她自己的屍骸。還有一具，是楊德群君的。而且又證明著這不但是殺害，簡直是虐殺，因為身體上還有棍棒的傷痕。 但段政府就有令，說她們是「暴徒」！ 但接著就有流言，說她們是受人利用的。 慘象，已使我目不忍視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聞。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五 但是，我還有要說的話。 我沒有親見；聽說她，劉和珍君，那時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請願而已，稍有人心者，誰也不會料到有這樣的羅網。但竟在執政府前中彈了，從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同去的張靜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彈，其一是手槍，立僕；同去的楊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擊，彈從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僕。但她還能坐起來，一個兵在她頭部及胸部猛擊兩棍，於是死掉了。 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劉和珍君確是死掉了，這是真的，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沉勇而友愛的楊德群君也死掉了，有她自己的屍骸為證；只有一樣沉勇而友愛的張靜淑君還在醫院里呻吟。當三個女子從容地轉輾於文明人所發明的槍彈的攢射中的時候，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偉大呵！中國軍人的屠戮婦嬰的偉績，八國聯軍的懲創學生的武功，不幸全被這幾縷血痕抹殺了。 但是中外的殺人者卻居然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著血污……。 六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至於此外的深的意義，我總覺得很寥寥，因為這實在不過是徒手的請願。人類的血戰前行的歷史，正如煤的形成，當時用大量的木材，結果卻只是一小塊，但請願是不在其中的，更何況是徒手。 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當然不覺要擴大。至少，也當浸漬了親族；師友，愛人的心，縱使時光流駛，洗成緋紅，也會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藹的舊影。陶潛說過，「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倘能如此，這也就夠了。 七 我已經說過：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但這回卻很有幾點出於我的意外。一是當局者竟會這樣地凶殘，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國的女性臨難竟能如是之從容。 我目睹中國女子的辦事，是始於去年的，雖然是少數，但看那幹練堅決，百折不回的氣概，曾經屢次為之感嘆。至於這一回在彈雨中互相救助，雖殞身不恤的事實，則更足為中國女子的勇毅，雖遭陰謀秘計，壓抑至數千年，而終於沒有消亡的明證了。倘要尋求這一次死傷者對於將來的意義，意義就在此罷。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 嗚呼，我說不出話，但以此記念劉和珍君！	I Le 25 mars, la quinzième année de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 le jour où l'Université normale nationale pour femmes de Pékin tenait une cérémonie commémorative pour Mademoiselle Liu Hezhen (刘和珍) et Mademoiselle Yang Dequn (杨德群), tombées le 18 devant la résidence du chef de l'exécutif Duan Qirui (段祺瑞) — j'errais seul hors de la salle des cérémonies lorsque je rencontrai Mademoiselle Cheng, qui vint me demander : « Maître, avez-vous écrit quelque chose pour Liu Hezhen ? » Je dis : « Non. » Elle me dit alors solennellement : « Maître, il faudrait vraiment écrire quelque chose ; de son vivant, Liu Hezhen aimait beaucoup lire vos essais. » Cela, je le savais. Chaque revue que j'ai dirigée a toujours eu un tirage fort maigre, sans doute parce qu'elles ont tendance à commencer sans jamais s'achever. Pourtant, même dans une vie aussi difficile, une personne avait résolument souscrit un abonnement annuel au Mangyuan — et c'était elle. Moi aussi, j'avais depuis longtemps ressenti la nécessité d'écrire quelque chose, bien que cela ne changeât rien pour les morts ; pour les vivants, cependant, c'est peut-être le plus que l'on puisse faire. Si je pouvais croire qu'il existe véritablement un « esprit au ciel », j'y trouverais naturellement un plus grand réconfort — mais en l'état actuel des choses, c'est le plus que l'on puisse faire. Et pourtant, je n'ai véritablement rien à dire. J'ai seulement le sentiment que le lieu où je vis n'est pas le monde des hommes. Le sang de plus de quarante jeunes gens inonde tout autour de moi, m'empêchant de respirer, de voir, d'entendre — comment pourrais-je encore trouver des mots ? Chanter un long chant au lieu de pleurer, cela ne se peut qu'après que la douleur s'est apaisée. Et depuis lors, les arguments perfides de quelques prétendus savants et lettrés m'ont rendu plus triste encore. Je suis allé au-delà de la simple colère. Je savourerai jusqu'à la lie cette épaisse et noire tristesse d'un monde qui n'est pas le monde des hommes ; avec ma plus grande douleur je me donnerai en spectacle devant ce monde inhumain, afin qu'il se délecte de ma souffrance, et j'offrirai cela comme une humble offrande devant l'esprit des défunts. II Le vrai guerrier ose affronter la vie la plus sinistre, ose faire face au sang le plus abondant. Quelle sorte d'homme affligé et bienheureux est-ce là ? Pourtant, le destin agence souvent les choses pour les médiocres : avec le cours du temps, il efface les anciennes traces, ne laissant qu'une tache de sang d'un rouge pâle et un vague chagrin. Au milieu de cette tache de sang d'un rouge pâle et de ce vague chagrin, il est encore accordé aux hommes une existence volée et provisoire, pour maintenir ce monde qui semble humain sans l'être. Je ne sais quand un tel monde prendra fin ! Nous vivons encore dans un tel monde ; et moi aussi, j'avais depuis longtemps ressenti la nécessité d'écrire quelque chose. Deux semaines se sont déjà écoulées depuis le 18 mars ; le sauveur nommé Oubli va bientôt descendre — et j'ai d'autant plus de raisons d'écrire quelque chose maintenant. III Parmi les plus de quarante jeunes gens tués, Mademoiselle Liu Hezhen était mon étudiante. Quant au mot « étudiante » — j'ai toujours pensé et dit cela ainsi, mais à présent j'hésite quelque peu, car je devrais lui offrir ma tristesse et mon respect. Elle n'était pas une étudiante de « moi qui n'ai fait que survivre jusqu'ici » ; elle était une jeune Chinoise morte pour la Chine. Son nom me frappa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u début de l'été dernier, lorsque Madame Yang Yinyu (杨荫榆) occupait le poste de directrice de l'Université normale pour femmes et renvoya six responsables de l'association étudiante d'autogestion. L'une d'entre elles était elle ; mais je ne la connaissais pas. Ce n'est que plus tard — peut-être déjà après que Liu Baizhao (刘百昭) avait mené ses sbires des deux sexes pour arracher de force les étudiantes à l'école — que quelqu'un me désigna une étudiante en me disant : « C'est Liu Hezhen. » C'est alors seulement que je pus associer le nom à la personne, et secrètement j'en fus étonné. J'avais toujours imaginé qu'une étudiante capable de résister à la pression et de tenir tête à une directrice bien introduite serait, quoi qu'il en fût, quelque peu indomptable et acérée. Mais elle souriait toujours, avec un air très doux. Lorsqu'elles s'étaient réfugiées dans le hutong de Zongmao, louant des chambres pour y donner des cours, elle vin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ssister à mes conférences, et nous nous vîmes plus souvent — pourtant elle souriait toujours, avec un air très doux. Lorsque l'université retrouva sa situation d'antan et que les anciens membres du corps enseignant, estimant leur devoir accompli, se préparaient à se retirer un par un, je la vis se soucier de l'avenir de son alma mater, si abattue qu'elle en versait des larmes. Après cela, il semble que nous ne nous revîmes plus. En somme, dans ma mémoire, cette dernière fois fut notre adieu. IV Le matin du 18, j'appris seulement qu'une pétition collective devait se rendre au siège du gouvernement dans la matinée. L'après-midi, vint la terrible nouvelle : la garde avait effectivement ouvert le feu, tuant et blessant plusieurs centaines de personnes, et Mademoiselle Liu Hezhen figurait parmi les victimes. Mais j'étais si incrédule que j'en doutais presque. J'ai toujours prêté aux Chinois la pire malveillance, et pourtant je n'avais pas prévu, ni ne pouvais croire, qu'ils pussent descendre à de telles profondeurs d'ignominie et de cruauté. Comment, de surcroît, la toujours souriante et douce Mademoiselle Liu Hezhen aurait-elle pu venir, sans raison aucune, saigner à mort devant les portes de la résidence ? Pourtant, ce jour même, le fait fut prouvé, et la preuve en était sa propre dépouille. Il y en avait une autre — celle de Mademoiselle Yang Dequn. Et de plus, il fut prouvé qu'il ne s'agissait pas simplement d'un meurtre, mais bel et bien d'un assassinat accompagné de torture, car sur leurs corps se trouvaient encore les marques de coups de gourdins. Or le gouvernement de Duan publia un décret les qualifiant d'« émeutières » ! Et aussitôt suivirent des rumeurs, disant qu'elles avaient été manipulées. Le spectacle atroce m'a déjà rendu les yeux incapables de voir ; les rumeurs ont rendu mes oreilles d'autant plus incapables d'entendre. Que puis-je dire de plus ? Je comprends à présent pourquoi les nations déclinantes périssent dans le silence. Silence, oh silence ! Ceux qui n'explosent pas dans le silence périront dans le silence. V Mais j'ai encore quelque chose à dire. Je n'y étais pas en personne ; on m'a dit qu'elle, Mademoiselle Liu Hezhen, s'y rendit alors avec joie. Naturellement — ce n'était qu'une pétition ; quiconque possédait un brin d'humanité n'aurait jamais pu soupçonner un tel piège. Pourtant, devant la résidence du gouvernement, une balle l'atteignit, pénétrant par le dos, traversant obliquement le cœur et les poumons — déjà une blessure mortelle, bien qu'elle ne mourût pas sur le coup. Sa compagne Zhang Jingshu (张静淑) tenta de la relever et fut atteinte de quatre balles, dont une de pistolet, et tomba sur-le-champ. Sa compagne Yang Dequn tenta à son tour de la relever et fut également touchée — la balle pénétra par l'épaule gauche, traversa la poitrine et ressortit à droite — et elle aussi tomba sur-le-champ. Mais Liu Hezhen put encore se redresser, sur quoi un soldat lui assena deux violents coups de gourdin sur la tête et la poitrine, et alors elle mourut. La toujours souriante et douce Mademoiselle Liu Hezhen est bel et bien morte — c'est vrai, sa propre dépouille en témoigne. La courageuse et aimante Mademoiselle Yang Dequn est morte aussi — sa propre dépouille en témoigne. Seule la tout aussi courageuse et aimante Mademoiselle Zhang Jingshu gémit encore à l'hôpital. Quand trois femmes cheminèrent avec calme à travers le feu concentré de ces balles inventées par les hommes civilisés — quelle grandeur saisissante ! Les glorieux exploits de l'armée chinoise dans le massacre des femmes et des enfants, les prouesses martiales de l'Alliance des Huit Nations dans le châtiment des étudiants — tout cela fut malheureusement effacé par ces quelques traînées de sang. Pourtant, les assassins, chinois et étrangers, marchent bel et bien la tête haute, sans savoir que chacun de leurs visages est maculé de sang... VI Le temps s'écoule sans cesse, les rues restent aussi paisibles qu'à l'accoutumée. Quelques vies limitées ne comptent pour rien en Chine — tout au plus fournissent-elles un sujet de conversation après dîner aux oisifs sans méchanceté, ou une semence pour les « rumeurs » des oisifs malveillants. Quant à une signification plus profonde au-delà de cela, je la trouve bien mince, car ce n'était en vérité rien de plus qu'une pétition de gens désarmés. L'histoire de l'avancée sanglante de l'humanité est comme la formation du charbon : à l'époque, d'énormes quantités de bois furent consumées, mais le résultat ne fut qu'un petit morceau — et les pétitions n'y ont aucune place, encore moins celles de gens désarmés. Pourtant, puisque du sang a été versé, il s'étendra naturellement, même involontairement. À tout le moins, il devrait imprégner les cœurs des parents, des maîtres, des amis et des amants, de sorte que, même si le temps le dilue en un rouge pâle, l'image souriante et douce d'autrefois demeure à jamais au milieu du vague chagrin. Tao Qian (陶潜) a écrit jadis : « Les proches peuvent encore pleurer un temps, / Les autres ont déjà entonné leurs chants. / Que dire des morts ? / Leurs corps reposent avec les collines. » Si cela peut être accompli, c'est assez. VII J'ai déjà dit : j'ai toujours prêté aux Chinois la pire malveillance. Mais cette fois, plusieurs choses ont dépassé même mes attentes. Premièrement, que les autorités aient pu être si cruelles. Deuxièmement, que les colporteurs de rumeurs aient pu descendre à une telle bassesse. Troisièmement, que les femmes chinoises aient pu affronter le danger avec une telle sérénité. Ce n'est que l'année dernière que j'ai vu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s femmes chinoises à l'œuvre, et bien qu'elles fussent peu nombreuses, leur résolution compétente et leur esprit indomptable m'ont maintes fois empli d'admiration. Quant à cette occasion, où sous une pluie de balles elles se portèrent mutuellement secours, ne reculant pas même au prix de leur propre vie — c'est une preuve plus éclatante encore que le courage et la fermeté des femmes chinoises, bien que réprimés pendant des millénaires par les complots et les conspirations, n'ont jamais, en fin de compte, été anéantis. Si l'on cherche la signification de ces victimes pour l'avenir, elle est là. Ceux qui ne font que survivre, au milieu de la tache de sang d'un rouge pâle, pourront entrevoir confusément une faible espérance ; le vrai guerrier avancera avec une résolution plus grande encore. Hélas ! Les mots me manquent, mais par ces lignes je commémore Mademoiselle Liu Hezhen !
一 請願的事，我一向就不以為然的，但並非因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樣的慘殺。那樣的慘殺，我實在沒有夢想到，雖然我向來常以「刀筆吏」的意思來窺測我們中國人。我只知道他們麻木，沒有良心，不足與言，而況是請願，而況又是徒手，卻沒有料到有這麼陰毒與兇殘。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賈德耀，章士釗和他們的同類罷。四十七個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騙去的，簡直是誘殺。 有些東西——我稱之為什麼呢，我想不出——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這些東西仿佛就承認了對徒手群眾應該開槍，執政府前原是「死地」，死者就如自投羅網一般。 群眾領袖本沒有和段祺瑞等輩心心相印，也未曾互相鉤通，怎麼能夠料到這陰險的辣手。這樣的辣手，只要略有人氣者，是萬萬豫想不到的。 我以為倘要鍛煉群眾領袖的錯處，只有兩點：一是還以請願為有用；二是將對手看得太好了。 二 但以上也仍然是事後的話。我想，當這事實沒有發生以前，恐怕誰也不會料到要演這般的慘劇，至多，也不過獲得照例的徒勞罷了。只有有學問的聰明人能夠先料到，承認凡請願就是送死。 陳源教授的《閒話》說：「我們要是勸告女志士們，以後少加入群眾運動，她們一定要說我們輕視她們，所以我們也不敢來多嘴。可是對於未成年的男女孩童，我們不能不希望他們以後不再參加任何運動。」（《現代評論》六十八）為什麼呢？因為參加各種運動，是甚至於像這次一樣，要「冒槍林彈雨的險，受踐踏死傷之苦」的。 這次用了四十七條性命，只購得一種見識：本國的執政府前是「槍林彈雨」的地方，要去送死，應該待到成年，出於自願的才是。 我以為「女志士」和「未成年的男女孩童」，參加學校運動會，大概倒還不至於有很大的危險的。至於「槍林彈雨」中的請願，則雖是成年的男志士們，也應該切切記住，從此甘休！ 看現在竟如何。不過多了幾篇詩文，多了若干談助。幾個名人和什麼當局者在接洽葬地，由大請願改為小請願了。埋葬自然是最妥當的收場。然而很奇怪，仿佛這四十七個死者，是因為怕老來死後無處埋葬，特來掙一點官地似的。萬生園多麼近，而四烈士墳前還有三塊墓碑不鐫一字，更何況僻遠如圓明園。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三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 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請願雖然是無論那一國度裡常有的事，不至於死的事，但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是例外，除非你能將「槍林彈雨」消除。正規的戰法，也必須對手是英雄才適用。漢末總算還是人心很古的時候罷，恕我引一個小說上的典故：許褚赤體上陣，也就很中了好幾箭。而金聖歎還笑他道：「誰叫你赤膊？」至於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交兵就都用壕塹戰。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賣買相當。以血的洪流淹死一個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從最新的戰術的眼光看起來，這是多麼大的損失。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 四月二日。	I Je n'ai jamais approuvé les pétitions — mais non par crainte d'un massacre comme celui du 18 mars. Un tel massacre, je n'en avais vraiment pas rêvé, bien que j'aie l'habitude d'examiner mes compatriotes chinois avec la mentalité d'un « gratte-papier à la plume empoisonnée ». Je savais seulement qu'ils étaient apathiques, sans conscience, et qu'il ne valait pas la peine de leur adresser la parole — encore moins par des pétitions, encore moins désarmés — mais je n'avais pas prévu une cruauté aussi sournoise. Ceux qui auraient pu le prévoir n'étaient probablement que Duan Qirui (段祺瑞), Jia Deyao (贾德耀), Zhang Shizhao (章士钊) et leurs semblables. Les vies de quarante-sept jeunes hommes et femmes furent arrachées entièrement par la tromperie — c'était purement et simplement un meurtre par guet-apens. Certaines créatures — comment les nommer ? Je ne trouve pas le mot — ont dit : les dirigeants des masses devraient assumer la responsabilité morale. Ces créatures semblent admettre qu'il est légitime de tirer sur une foule désarmée, que l'espace devant la résidence de l'exécutif était un « champ de la mort » et que les morts s'y étaient jetés d'eux-mêmes. Les dirigeants des masses n'avaient aucun lien télépathique avec Duan Qirui et ses pareils, et n'étaient en aucune collusion secrète — comment auraient-ils pu anticiper une telle brutalité sournoise ? Une telle brutalité, quiconque possède la moindre trace d'humanité ne l'aurait jamais, au grand jamais, imaginée. J'estime que si l'on veut chercher des torts aux dirigeants des masses, il n'y en a que deux : premièrement, qu'ils considéraient encore les pétitions comme utiles ; deuxièmement, qu'ils pensaient trop de bien de leurs adversaires. II Mais tout ce qui précède n'est que sagesse rétrospective. Je pense qu'avant que cet événement ne se produisît, personne probablement ne se serait attendu à une telle tragédie — tout au plus s'attendait-on à la futilité habituelle. Seuls les savants et les gens malins pouvaient prévoir à l'avance que toute pétition revient à se livrer à la mort. Le professeur Chen Yuan (陈源) écrivait dans ses « Bavardages » : « Si nous conseillions à nos militantes de moins participer aux mouvements de masse désormais, elles diraient certainement que nous les méprisons, aussi n'osons-nous trop intervenir. Mais en ce qui concerne les garçons et les filles mineurs, nous ne pouvons que souhaiter qu'ils ne participent plus à aucun mouvement. » (Revue Moderne, n° 68.) Pourquoi ? Parce que participer à divers mouvements signifie — comme cette fois — « braver une pluie de balles et subir les souffrances du piétinement, des blessures et de la mort ». Cette fois, quarante-sept vies furent dépensées pour acquérir un seul savoir : que l'espace devant le siège du gouvernement de son propre pays est un lieu de « pluie de balles » et que, si l'on souhaite y aller mourir, on devrait attendre d'être majeur et d'y aller de son plein gré. Je crois que les « militantes » et les « garçons et filles mineurs » ne courraient probablement pas un très grand danger s'ils participaient à des fêtes sportives scolaires. Quant à pétitionner au milieu de la « pluie de balles » — même les militants mâles adultes devraient graver cela fermement dans leur esprit et y renoncer désormais ! Voyez où nous en sommes maintenant. Rien de plus que quelques poèmes et essais supplémentaires, quelques sujets de bavardage en plus. Quelques personnalités et certaines autorités négocient l'emplacement des sépultures — la grande pétition s'est réduite à une petite pétition. L'inhumation est naturellement la conclusion la plus convenable. Pourtant, chose étrange : c'est comme si ces quarante-sept morts avaient craint, dans leur vieillesse, de n'avoir nulle part où être ensevelis, et étaient venus exprès s'assurer un petit lopin de terrain d'État. Le Wanshengyuan est si proche, et pourtant devant les tombes des Quatre Martyrs il y a encore trois stèles sans un seul caractère gravé — que dire alors d'un lieu aussi reculé que le Yuanmingyuan. Si les morts ne sont pas ensevelis dans les cœurs des vivants, alors ils sont véritablement et totalement morts. III Les réformes, naturellement, ne vont souvent pas sans effusion de sang, mais l'effusion de sang n'équivaut nullement à la réforme. La dépense du sang, comme la dépense d'argent : l'avarice ne vaut certes rien, mais la prodigalité est une grave erreur de calcul. J'éprouve un profond chagrin pour les victimes de ce sacrifice. Je souhaite seulement que de telles pétitions cessent désormais. Pétitionner est certes chose courante dans toutes les nations, et ne devrait pas mener à la mort ; mais nous savons désormais que la Chine fait exception — à moins que l'on puisse supprimer la « pluie de balles ». Les tactiques de combat régulières exigent elles aussi que l'adversaire combatte en guerrier. La fin des Han était prétendument encore une époque où les cœurs des hommes étaient assez anciens — qu'on me pardonne de citer un roman : lorsque Xu Chu (许褚) monta au combat torse nu, il reçut aussitôt plusieurs flèches. Et Jin Shengtan (金圣叹) s'en moqua, disant : « Qui t'a dit de combattre torse nu ? » Quant à notre époque actuelle, où tant d'armes à feu ont été inventées, les batailles se livrent dans des tranchées. Ce n'est pas par avarice de la vie, mais par refus de la gaspiller, car la vie d'un soldat est précieuse. Là où les soldats sont peu nombreux, leur vie est d'autant plus précieuse. « Précieux » ne signifie pas « conservé en sûreté à la maison », mais qu'un petit investissement doit produire le rendement le plus grand possible — ou au moins que la transaction soit équitable. Noyer un ennemi dans un flot de sang, combler une brèche avec les cadavres des camarades — ce sont déjà des formules éculées. Du point de vue de la tactique la plus moderne, quelle perte énorme ce serait. Le mérite légué par les morts de cette fois aux générations futures est d'avoir arraché le masque humain de nombreuses créatures, révélant leurs cœurs d'une perfidie inattendue, et d'enseigner à ceux qui continuent le combat d'autres méthodes de lutte. 2 avril.
京津間許多次大小戰爭，戰死了不知多少人，為「討赤」也；執政府前開二排槍，打死請願者四十七，傷百餘，通緝「率領暴徒」之徐謙等人五，為「討赤」也；奉天飛機三臨北京之空中，擲下炸彈，殺兩婦人，傷一小黃狗，為「討赤」也。 京津間戰死之兵士和北京中被炸死之兩婦人和被炸傷之一小黃狗，是否即「赤」，尚無「明令」，下民不得而知。至於府前槍殺之四十七人，則第一「明令」已云有「誤傷」矣； 京師地方檢察廳公函又云「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之行為」矣；而國務院會議又將「從優擬恤」矣。然則徐謙們所率領的「暴徒」那裡去了呢？他們都有符咒，能避槍炮的麼？ 總而言之：「討」則「討」矣了，而「赤」安在呢？ 而「赤」安在，姑且勿論。歸根結蒂，「烈士」落葬，徐謙們逃亡，兩個俄款委員會委員出缺。六日《京報》云： 又有一條新聞，題目是「五私大亦注意俄款委員會」云。 四十七人之死，有功於「中國教育界」良非淺甚少也。「從優擬恤」，誰曰不宜！？ 而今而後，庶幾「中國教育界」中，不至於再稱異己者為「盧布黨」歟？ 四月六日。	Entre Pékin et Tianjin, de nombreuses batailles, grandes et petites, ont été livrées, et qui sait combien de soldats sont tombés — le tout au nom de la « répression des Rouges ». Devant la résidence du gouvernement, deux salves furent tirées, tuant quarante-sept pétitionnaires et en blessant plus de cent ; des mandats d'arrêt furent émis contre cinq personnes, dont Xu Qian (徐谦), accusées d'avoir « dirigé des émeutiers » — le tout au nom de la « répression des Rouges ». Des avions du Fengtian survolèrent trois fois le ciel de Pékin, larguant des bombes qui tuèrent deux femmes et blessèrent un petit chien jaune — le tout au nom de la « répression des Rouges ». Si les soldats tués entre Pékin et Tianjin, les deux femmes tuées par les bombes à Pékin et le petit chien jaune blessé par les bombes sont effectivement des « Rouges » — il n'y a eu aucun « décret officiel » à ce sujet, et nous, petites gens, ne pouvons le savoir. Quant aux quarante-sept personnes abattues devant la résidence, le premier « décret officiel » disait déjà qu'il y avait eu des « victimes accidentelles ». Le parquet du district de Pékin adressa ensuite une lettre officielle déclarant : « L'objet de cette assemblée et de cette pétition était convenable, et il n'y eut aucune conduite répréhensible. » Et puis le Conseil d'État décida d'« envisager une indemnisation généreuse ». S'il en est ainsi, où sont donc passés les « émeutiers » dirigés par les Xu Qian ? Possédaient-ils tous des talismans magiques capables de détourner les balles et les obus ? En somme : « réprimer », on a certes « réprimé » — mais où sont les « Rouges » ? Et où se trouvent les « Rouges », laissons cela de côté pour l'instant. En fin de compte : les « martyrs » sont enterrés, les Xu Qian sont en exil, et deux sièges au sein du Comité de l'indemnité russe sont vacants. Le 6, le Jingbao rapportait : Et il y avait une autre nouvelle, sous le titre « Cinq universités privées s'intéressent également au Comité de l'indemnité russe ». La mort de quarante-sept personnes a rendu un service non négligeable à « l'éducation chinoise ». « Indemnisation généreuse » — qui y trouverait à redire ? Désormais et à l'avenir, pouvons-nous espérer que dans les « milieux éducatifs chinois » l'on cessera de qualifier ceux qui ne partagent pas leur opinion de « Parti du Rouble » ? 6 avril.
１ 積在天津的紙張運不到北京，連印書也頗受戰爭的影響，我的舊雜感的結集《華蓋集》付印兩月了，排校還不到一半。 可惜先登了一個預告，以致引出陳源教授的「反廣告」來—— 「我不能因為我不尊敬魯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說他的小說好，我也不能因為佩服他的小說，就稱讚他其餘的文章。我覺得他的雜感，除了《熱風》中二三篇外，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現代評論》七十一，《閒話》。） 這多麼公平！原來我也是「今不如古」了；《華蓋集》的銷路，比起《熱風》來，恐怕要較為悲觀。而且，我的作小說，竟不料是和「人格」無關的。「非人格」的一種文字，像新聞記事一般的，倒會使教授「佩服」，中國又仿佛日見其光怪陸離了似的，然則「實在沒有一讀之價值」的雜感，也許還要存在罷。 ２ 做那有名的小說《Don Quijote》的M.de Cervantes先生，窮則有之，說他像叫化子，可不過是一種特別流行於中國學者間的流言。他說Don Quijote看遊俠小說看瘋了，便自己去做俠客，打不平。他的親人知道是書籍作的怪，就請了間壁的理髮匠來檢查；理髮匠選出幾部好的留下來，其餘的便都燒掉了。大概是燒掉的罷，記不清楚了；也忘了是多少種。想來，那些入選的「好書」的作家們，當時看了這小說裡的書單，怕總免不了要面紅耳赤地苦笑的罷。 中國雖然似乎日見其光怪陸離了。然而，烏乎哀哉！我們連「苦笑」也得不到。 ３ 有人從外省寄快信來問我平安否。他不熟於北京的情形，上了流言的當了。 北京的流言報，是從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章士釗「整頓學風」以還，一脈相傳，歷來如此的。現在自然也如此。 第一步曰：某方要封閉某校，捕拿某人某人了。這是造給某校某人看，恐嚇恐嚇的。 第二步曰：某校已空虛，某人已逃走了。這是造給某方看，煽動煽動的。 又一步曰：某方已搜檢甲校，將搜檢乙校了。這是恐嚇乙校，煽動某方的。 「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吃驚。」乙校不自心虛，怎能給恐嚇呢？然而，少安毋躁罷。還有一步曰：乙校昨夜通宵達旦，將赤化書籍完全焚燒矣。 於是甲校更正，說並未搜檢；乙校更正，說並無此項書籍云。 ４ 於是連衛道的新聞記者，圓穩的大學校長也住進六國飯店，講公理的大報也摘去招牌，學校的號房也不賣《現代評論》：大有「火炎昆岡，玉石俱焚」之概了。 其實是不至於此的，我想。不過，謠言這東西，卻確是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我們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為。 ５ 中華民國九年七月直皖戰爭開手；八月，皖軍潰滅，徐樹錚等九人避入日本公使館。這時還點綴著一點小玩意，是有一些正人君子——不是現在的一些正人君子——去遊說直派武人，請他殺戮改革論者了。終於沒有結果；便是這事也早從人們的記憶上消去。但試去翻那年八月的《北京日報》，還可以看見一個大廣告，裡面是什麼大英雄得勝之後，必須廓清邪說，誅戮異端等類古色古香的名言。 那廣告是有署名的，在此也無須提出。但是，較之現在專躲在暗中的流言家，卻又不免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了。 我想，百年前比現在好，千年前比百年前好，萬年前比千年前好……特別在中國或者是確鑿的。 ６ 在報章的角落裡常看見對青年們的諄諄的教誡：敬惜字紙咧；留心國學咧；伊卜生這樣，羅曼羅蘭那樣咧。時候和文字是兩樣了，但含義卻使我覺得很耳熟：正如我年幼時所聽過的耆宿的教誡一般。 這可仿佛是「今不如古」的反證了。但是，世事都有例外，對於上一節所說的事，這也算作一個例外罷。 五月六日。	1 Le papier stocké à Tianjin ne peut être acheminé jusqu'à Pékin ; même l'impression des livres est considérablement affectée par la guerre. Mon ancien recueil de notes diverses, la Collection Huagai, a été envoyé à l'impression il y a deux mois, mais la composition et les corrections ne sont pas même à moitié terminées. Malheureusement, une annonce préliminaire avait été publiée d'abord, ce qui provoqua la « contre-publicité » du professeur Chen Yuan (陈源) — « Je ne puis, parce que je ne respecte pas le caractère de M. Lu Xun, m'abstenir de dire que ses nouvelles sont bonnes ; pas plus que je ne puis, parce que j'admire ses nouvelles, louer ses autres écrits. Je trouve que ses notes diverses, hormis deux ou trois pièces de Vent brûlant, n'ont véritablement aucune valeur de lecture. » (Revue Moderne n° 71, « Bavardages ».) Quelle équité ! Ainsi, moi aussi je suis tombé dans « le présent est inférieur au passé » ; les ventes de la Collection Huagai, comparées à celles de Vent brûlant, seront sans doute plus pessimistes. De plus, il s'avère que mon écriture de nouvelles n'a rien à voir avec le « caractère ». Une espèce d'écriture « sans caractère », pareille aux reportages journalistiques, parvient néanmoins à susciter l'« admiration » du professeur. La Chine semble devenir de plus en plus fantastique et bizarre — et ainsi, peut-être ces notes diverses qui « n'ont véritablement aucune valeur de lecture » continueront-elles d'exister malgré tout. 2 L'auteur du célèbre roman Don Quichotte, M. de Cervantes, était certes pauvre — mais dire qu'il ressemblait à un mendiant n'est qu'une espèce de rumeur particulièrement répandue parmi les lettrés chinois. Il raconte comment Don Quichotte devint fou à force de lire des romans de chevalerie et s'en alla lui-même faire le chevalier errant, redressant les torts. Ses proches, sachant que les livres étaient responsables, firent venir le barbier d'à côté pour les examiner. Le barbier en sélectionna quelques bons à conserver, et tout le reste fut brûlé. Brûlé, je crois — je ne m'en souviens plus exactement ; ni du nombre. On imagine que les auteurs de ces « bons livres » retenus durent rougir et sourire amèrement en voyant la liste des ouvrages dans le roman. Bien que la Chine semble devenir de plus en plus fantastique et bizarre — hélas ! Nous ne pouvons même pas obtenir un « sourire amer ». 3 Quelqu'un m'envoya une lettre express de province pour s'enquérir de ma sécurité. Il ne connaissait pas bien la situation à Pékin et s'était laissé abuser par les rumeurs. La presse à rumeurs de Pékin se transmet en une lignée ininterrompue depuis que Yuan Shikai (袁世凯) s'arrogea le titre impérial, que Zhang Xun (张勋) tenta la restauration et que Zhang Shizhao (章士钊) procéda à la « rectification des mœurs académiques » — il en a toujours été ainsi. Naturellement, il en est ainsi à présent. La première étape dit : telle faction va fermer telle école et arrêter untel. Ceci est fabriqué pour que l'école et les personnes en question le voient — pour les intimider. La deuxième étape dit : telle école est déjà désertée, untel s'est déjà enfui. Ceci est fabriqué pour que la faction en question le voie — pour l'inciter. Puis une autre étape : telle faction a déjà perquisitionné l'école A et va perquisitionner l'école B. Ceci pour intimider l'école B et inciter la faction. « Celui qui n'a jamais rien fait de mal dans sa vie ne s'effraie pas quand on frappe à sa porte à minuit. » Si l'école B n'a pas mauvaise conscience, comment peut-on l'intimider ? Mais patience. Il s'ensuit encore une étape : l'école B a brûlé toute la nuit l'intégralité de ses ouvrages bolchévisants. Là-dessus l'école A publie un rectificatif, disant qu'elle n'a jamais été perquisitionnée ; et l'école B publie un rectificatif, disant qu'elle ne possède aucun ouvrage de cette sorte. 4 Et voilà que même les journalistes gardiens de la morale, les prudents présidents d'université, s'installent à l'Hôtel des Six Nations ; les grands journaux qui prêchent la justice décrochent leurs enseignes ; les concierges des écoles cessent de vendre la Revue Moderne. On croirait que « les flammes embrasent le mont Kunlun, et jade et pierre brûlent ensemble ». En réalité, on n'en arrivera probablement pas là, me semble-t-il. Toutefois, les rumeurs sont bel et bien les faits que les fabricants de rumeurs souhaitent eux-mêmes dans leur for intérieur. À travers elles, nous pouvons observer les pensées et la conduite d'une certaine catégorie de gens. 5 La neuvième année de la République de Chine, en juillet : la guerre Zhili-Anhui éclata. En août, l'armée de l'Anhui fut anéantie, et Xu Shuzheng (徐树铮) ainsi que huit autres se réfugièrent à la légation japonaise. À cette époque, il y eut encore un petit ornement : quelques hommes de bien — pas les mêmes hommes de bien qu'aujourd'hui — allèrent plaider auprès des seigneurs de guerre du Zhili, leur demandant de massacrer les penseurs réformistes. Finalement, rien n'en sortit ; et même cet épisode a depuis longtemps disparu de la mémoire des gens. Mais si l'on va feuilleter le Quotidien de Pékin du mois d'août de cette année-là, on peut encore y trouver une grande annonce, pleine de maximes anciennes et élégantes sur le fait qu'un grand héros, après sa victoire, se doit de balayer les doctrines hétérodoxes et de passer les hérétiques au fil de l'épée. Cette annonce portait des signatures, que je n'ai pas besoin de mentionner ici. Mais comparés aux fabricants de rumeurs actuels, qui se cachent exclusivement dans l'ombre, on ne peut s'empêcher de ressentir que « le présent est inférieur au passé ». Je pense qu'il y a cent ans c'était mieux qu'aujourd'hui, il y a mille ans mieux qu'il y a cent ans, il y a dix mille ans mieux qu'il y a mille ans... Surtout en Chine, c'est peut-être effectivement le cas. 6 Dans les coins des journaux, on lit souvent de pressantes exhortations adressées à la jeunesse : chérir chaque morceau de papier écrit ; s'intéresser aux Études nationales ; Ibsen était comme ceci, Romain Rolland était comme cela. Les temps et le langage ont changé, mais le sens profond me semble très familier : exactement comme les exhortations des anciens que j'entendais dans mon enfance. Cela pourrait sembler un contre-argument à « le présent est inférieur au passé ». Mais il y a des exceptions à tout en ce monde, et pour ce qui est de l'affaire traitée dans le paragraphe précédent, ceci peut aussi compter comme une telle exception. 6 mai.
——然而還是無花的 因為《語絲》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題目，所以破格地奮發，要寫出「新的薔薇」來。 ——這回可要開花了？ ——嗡嗡，——不見得罷。 我早有點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為主的。所談的道理是「我以為」的道理，所記的情狀是我所見的情狀。聽說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開過了。我沒有見，我就不以為有杏花和碧桃。 ——然而那些東西是存在的。——學者們怕要說。 ——好！那麼，由它去罷。——這是我敬謹回稟學者們的話。 有些講「公理」的，說我的雜感沒有一看的價值。那是一定的。其實，他來看我的雜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 假如也有魂。我的話倘會合於講「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維持會」會員了麼？我不也成了他，和其餘的一切會員了麼？我的話不就等於他們的話了麼？許多人和許多話不就等於一個人和一番話了麼？ 公理是只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 這回「北京城內的外國旗」，大約特別地多罷，竟使學者為之憤慨：「……至於東交民巷界線以外，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那就不能借插用外國國旗，以為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這是的確的。「保護生命財產的護符」，我們自有「法律」在。 如果還不放心呢，那麼，就用一種更穩妥的旗子：紅卍字旗。介乎中外之間，超於「無恥」和有恥之外，——確是好旗子！ 從清末以來，「莫談國事」的條子帖在酒樓飯館裡，至今還沒有跟著辮子取消。所以，有些時候，難煞了執筆的人。 但這時卻可以看見一種有趣的東西，是：希望別人以文字得禍的人所做的文字。 聰明人的談吐也日見其聰明了。說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學生是值得同情的，因為她本不願去而受了教職員的慫恿。說「那些直接或間接用蘇俄的金錢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為「他們自己可以挨餓，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呵！」推開了甲而陷沒了乙，原諒了情而坐實了罪；尤其是他們的行動和主張，都見得一錢不值了。 然而聽說趙子昂的畫馬，卻又是鏡中照出來的自己的形相哩。 因為「老婆子女卻不能不吃飯」，於是自然要發生「節育問題」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來華的時候，「有些志士」卻又大發牢騷，說她要使中國人滅種。 獨身主義現今尚為許多人所反對，節育也行不通。為赤貧的紳士計，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為莫如弄一個有錢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傳授了這個秘訣罷：口頭上，可必須說是為了「愛」。 「蘇俄的金錢」十萬元，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發生糾葛了，因為大家都要一點。這也許還是因為「老婆子女」之故罷。但這批盧布和那批盧布卻不一樣的。這是歸還的庚子賠款；是拳匪「扶清滅洋」，各國聯軍入京的餘澤。那年代很容易記：十九世紀末，一九○○年。二十六年之後，我們卻「間接」用了拳匪的金錢來給「老婆子女」吃飯；如果大師兄有靈，必將爽然若失者歟。 還有，各國用到中國來做「文化事業」的，也是這一筆款……。 五月二十三日。	— Et pourtant toujours sans fleurs. Parce que les Yusi (Fils du langage) vont changer de format pour une édition de taille moyenne, je ne veux plus utiliser l'ancien titre, et, faisant un effort extraordinaire, je me résous à écrire de « nouvelles roses ». — Cette fois, vont-elles enfin fleurir ? — Bzz, bzz — probablement pas. Je sais depuis quelque temps déjà que je suis, dans l'ensemble, égocentrique. Les principes que je discute sont des principes « tels que je les vois » ; les situations que je décris sont les situations telles que je les ai observées. On me dit qu'il y a un mois, les fleurs d'abricotier et de pêcher ont toutes fleuri. Je ne les ai pas vues ; donc je ne reconnais pas qu'il y ait eu des fleurs d'abricotier et de pêcher. — Pourtant, ces choses existent. — diront probablement les savants. — Fort bien ! Alors, qu'il en soit ainsi. — Telle est ma respectueuse réponse aux savants. Certains prédicateurs de la « justice » disent que mes notes diverses n'ont aucune valeur. C'est certain. En vérité, quand ils viennent lire mes notes diverses, ils ont déjà perdu leur propre âme — À supposer qu'ils en aient une. Si mes propos convenaient au goût des prédicateurs de la « justice », ne serais-je pas moi-même devenu membre de la « Société pour le maintien de la justice » ? Ne serais-je pas devenu lui, et tous les autres membres ? Mes paroles ne seraient-elles pas équivalentes aux leurs ? Beaucoup de personnes et beaucoup de paroles ne seraient-elles pas équivalentes à une seule personne et un seul discours ? La justice est une. Mais il paraît qu'elle a été depuis longtemps accaparée par eux, si bien que je ne possède déjà plus rien du tout. Cette fois, les « drapeaux étrangers dans la ville de Pékin » étaient, paraît-il, particulièrement nombreux, au point de provoquer l'indignation des savants : « ...Quant à l'extérieur des limites du quartier des Légations, que l'on soit chinois ou étranger, on ne saurait emprunter et arborer des drapeaux étrangers comme talismans pour la protection de la vie et des biens. » C'est tout à fait juste. Comme « talismans pour la protection de la vie et des biens », nous avons nos propres « lois ». Si l'on n'est toujours pas rassuré, alors qu'on utilise un drapeau plus sûr : le drapeau de la Croix-Rouge Swastika. Situé entre le chinois et l'étranger, au-delà de l'« impudeur » et de la pudeur — en vérité un excellent drapeau ! Depuis la fin des Qing, les pancartes portant l'inscription « Ne pas parler des affaires de l'État » sont affichées dans les tavernes et restaurants, et à ce jour elles n'ont pas été retirées en même temps que les nattes. C'est pourquoi, en certaines époques, ceux qui manient la plume se trouvent dans un cruel embarras. Mais c'est précisément en ces temps-là que l'on peut observer une chose intéressante : les écrits produits par ceux qui espèrent que d'autres auront des ennuis à cause de leurs écrits. Le discours des gens habiles se fait chaque jour plus habile. Ils disent que les étudiants tués le 18 mars méritent la sympathie, parce qu'elle ne voulait pas vraiment y aller et avait été poussée par ses enseignants. Ils disent que « ceux qui utilisent directement ou indirectement l'argent de la Russie soviétique » méritent quelque indulgence, parce que « eux-mêmes peuvent souffrir la faim, mais leurs femmes et enfants ne peuvent pas ne pas manger ! » On écarte A tout en enfonçant B ; on pardonne les circonstances tout en établissant la culpabilité comme un fait. Et surtout, les actions et les convictions de ces gens sont montrées comme ne valant pas un sou. Pourtant, dit-on, les peintures de chevaux de Zhao Mengfu (赵子昂) n'étaient, en fin de compte, que le reflet de sa propre silhouette dans un miroir. Parce que « les femmes et les enfants ne peuvent pas ne pas manger », la « question du contrôle des naissances » surgit naturellement. Mais quand Mme Sanger vint en Chine précédemment, « certains activistes » poussèrent de hauts cris, disant qu'elle voulait faire disparaître la race chinoise. Le célibat est encore aujourd'hui combattu par beaucoup, et le contrôle des naissances est impraticable. Pour les gentilshommes dans la misère noire, la meilleure méthode à l'heure actuelle, selon moi, n'est autre que de trouver une femme riche pour épouse. Je vais livrer entièrement ce secret : verbalement, il faut bien sûr dire que c'est par « amour ». L'« argent soviétique russe » — 100 000 yuan — a cette fois effectivement provoqué un différend entre le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et le monde éducatif, car chacun en veut sa part. C'est peut-être encore à cause des « femmes et enfants ». Mais ces roubles-ci ne sont pas les mêmes que ces roubles-là. Il s'agit de l'indemnité des Boxers restituée — le reliquat de la campagne « Soutenir les Qing, exterminer les étrangers » des Boxers et de l'entrée des armées alliées des nations à Pékin. La date est facile à retenir : la fin du dix-neuvième siècle, 1900. Vingt-six ans plus tard, nous utilisons « indirectement » l'argent des Boxers pour nourrir nos « femmes et enfants ». Si le Grand Maître des Boxers a un esprit au ciel, il doit se sentir bien décontenancé. De plus, l'argent que les diverses nations emploient pour des « entreprises culturelles » en Chine provient lui aussi de ce même fonds... 23 mai.
}} 去年編定《熱風》時，還有紳士們所謂「存心忠厚」之意，很刪削了好幾篇。但有一篇，卻原想編進去的，因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從缺。現在居然尋出來了；待《熱風》再版時，添上這篇，登一個廣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再買一本，於我倒不無裨益。但是，算了罷，這實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將來收入雜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補遺罷。 這是關於章士釗先生的——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新文化」說，「二桃殺三士」怎樣好，「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便怎樣壞，而歸結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殺三士」並非僻典，舊文化書中常見的。但既然是「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罷。 《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內。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於是晏老先生以為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三位就照著功勞吃桃罷。」呵，這可就鬧起來了： 「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 當是時也，冶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 鈔書太討厭。總而言之，後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願獨生，也自殺了：於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于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倘使《梁父吟》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了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於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為「每下愈況」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麼奚落他。現在我在此只得特別聲明：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而我那時和這位後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毫無「睚眥之怨」。 那「動機」，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 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 或者將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卻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了。然而我以為也並不。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釗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著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剌剌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據我看來，他其實並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裡而已：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著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 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於中國也無損。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 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鑽，沒有看見滿桌滿床滿地的什麼德文書的榮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於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並非一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為改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護文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 如果我的檢驗是確的，那麼，「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閒話》所謂「有些志士」的通病，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後似乎應該另買幾本德文書，來講究「節育」。 五月二十四日。	Lorsque j'ai compile Vent brulant il y a quelques annees, j'avais encore ce que ces messieurs du beau monde appelleraient une "disposition bienveillante" et j'ai supprime bon nombre d'essais. Mais il y en avait un que j'avais a l'origine voulu inclure ; ayant perdu le manuscrit, je n'avais pas d'autre choix que de le laisser de cote. Et voila qu'il a fini par refaire surface. Quand Vent brulant sera reimprime, je pourrai ajouter cet essai, publier une annonce et inciter les lecteurs qui ont une foi superstitieuse en mes ecrits a en racheter un exemplaire - ce qui ne serait pas sans profit pour moi. Mais laissons cela, ce ne serait vraiment pas tres amusant. Mieux vaut le publier une fois encore ici, pour qu'il soit recueilli plus tard dans un troisieme volume d'impressions diverses - considerons-le comme un addendum. Cela concerne M. Zhang Shizhao (章士釗) - "Deux peches tuerent trois lettres" M. Zhang Xingyan (章行嚴) a critique a Shanghai ce qu'il appelait la "nouvelle culture", soutenant que "Deux peches tuerent trois guerriers" (er tao sha san shi) est un modele d'expression raffinee, tandis que "Deux peches tuerent trois lettres" (liang ge taozi shale san ge dushuren) est proportionnellement mauvais - et il en concluait que la nouvelle culture "ne devrait-on pas aussi y mettre un terme ?" On peut bien y mettre un terme ! "Deux peches tuerent trois guerriers" n'est nullement une allusion obscure ; on la trouve couramment dans les livres de l'ancienne culture. Mais puisque le poeme dit : "Qui put concevoir cette ruse ? Le chancelier Yanzi de Qi" - examinons le Yanzi Chunqiu. Le Yanzi Chunqiu existe maintenant dans une edition lithographiee de Shanghai, facile a se procurer, et le recit classique en question se trouve dans le volume deux de cette edition. En resume : "Gongsun Jie (公孫接), Tian Kaijiang (田開疆) et Gu Yezi (古冶子) servaient le duc Jing (景公) et etaient renommes pour leur bravoure et leur force dans les combats contre les tigres. Lorsque Yanzi passa devant eux et pressa le pas, les trois hommes ne se leverent pas." Alors le vieux maitre Yan estima cette conduite discourtoise et dit au duc Jing qu'il fallait les eliminer. Sa methode consista a faire envoyer par le duc Jing deux peches aux trois guerriers, en leur disant : "Vous trois, mangez les peches selon vos merites." Ah, et c'est la que les ennuis commencerent : "Gongsun Jie leva les yeux au ciel et soupira : 'Yanzi est un homme sage. Si le duc fait estimer nos merites et que nous ne prenons pas les peches, c'est manquer de bravoure. Mais les guerriers sont nombreux et les peches peu - pourquoi ne pas estimer nos merites et manger les peches ? J'ai une fois terrasse un tigre, puis un autre. De tels merites me donnent surement le droit de manger une peche sans la partager.' Il saisit une peche et se leva. "Tian Kaijiang dit : 'Avec mon arme, j'ai deux fois repousse une armee de trois divisions. De tels merites me donnent surement le droit de manger une peche sans la partager.' Il saisit une peche et se leva. "Gu Yezi dit : 'Un jour, j'accompagnai mon seigneur pour traverser le fleuve, quand une tortue geante saisit le cheval de volee gauche et l'entraina dans le courant aux rapides du Pilier. A cette epoque, j'etais encore jeune et ne savais guere nager ; je plongeai et luttai sur cent pas a contre-courant et neuf li en aval, tuai la tortue, tenant dans la main gauche la queue du cheval et dans la droite la tete de la tortue, et bondis hors de l'eau comme une grue. Les passeurs dirent tous que c'etait le dieu du fleuve ; mais voyez - c'etait la tete d'une grande tortue. De tels merites me donnent surement le droit de manger une peche sans la partager ! Pourquoi ne rendez-vous pas vos peches tous les deux ?' Il tira son epee et se leva." Recopier des livres est vraiment fastidieux. Pour resumer : les deux guerriers eurent honte que leurs merites fussent inferieurs a ceux de Gu Yezi et se suiciderent ; Gu Yezi, ne voulant pas survivre seul, se suicida egalement. Ainsi fut accompli "Deux peches tuerent trois guerriers". Bien que nous ne sachions pas si ces trois guerriers avaient quelque connaissance de l'ancienne culture, puisque le livre dit qu'ils etaient "renommes pour leur bravoure et leur force", on ne peut les appeler des "lettres". Si le Liang Fu Yin avait dit "Deux peches tuerent trois braves guerriers", le sens en serait naturellement plus clair, mais malheureusement c'est un poeme pentasyllabique qui n'admet pas de mots supplementaires. Il a donc du dire "deux peches tuerent trois guerriers" - ce qui a egalement egare M. Zhang Xingyan dans son interpretation "deux peches tuerent trois lettres". L'ancienne culture est decidement trop difficile a comprendre, les allusions classiques sont vraiment trop difficiles a retenir, et ces deux vieilles peches ont vraiment cause trop de mefaits : non seulement elles envoyerent jadis trois guerriers a la mort, mais aujourd'hui encore elles ont fait se ridiculiser un lettre. "Ne devrait-on pas aussi y mettre un terme !" L'annee derniere, a cause de la controverse sur "chaque fois plus bas" (mei xia yu kuang), j'ai subi pas mal de lecons de la part de jeunes gens qui se croyaient impartiaux, pretendant que parce que Zhang m'avait revoque de mon "poste de secretaire", je lui en gardais rancune. Je dois maintenant declarer expressement ici : cet essai a ete ecrit en septembre 1923 et publie dans le Supplement du journal du matin. A cette epoque, le redacteur en chef du Supplement n'etait pas encore le "Poete-Sage" qui avait accompagne M. Tagore, et le journal n'avait pas encore recu la mission de pousser les autres a la mort et de s'etrangler lui-meme, de sorte qu'il publiait encore a l'occasion des articles de gens vulgaires comme moi. Et a cette epoque, entre moi et cette personne connue plus tard sous le nom de "M. Paulownia Solitaire", il n'existait pas le moindre "ressentiment ne d'un regard de travers". Le "motif" n'etait probablement rien d'autre que le souhait d'aider un peu a la diffusion de la langue vernaculaire. En ces temps ou "le malheur sort de la bouche", defendons-nous un peu plus soigneusement. Certains diront peut-etre que deterrer d'anciens addendas revient a "battre un chien tombe a l'eau" - un "motif" bien "impur". Mais je ne le pense pas. Certes, compare aux jours encore proches ou le secretaire general Shizhao tirait les ficelles en coulisses, abusait de sa charge publique a des fins privees, tramait l'assassinat d'etudiants et lancait des mandats d'arret contre les dissidents - tandis que les "gentilshommes integres" tantot se joignaient aux moqueries contre la fuite des proscrits, tantot appelaient "M. Paulownia Solitaire ! M. Paulownia Solitaire !" avec une chaleur obsequieuse -, il regne certes en ce moment une certaine desolation. Mais a mon avis, il n'est nullement tombe a l'eau. Il "reside paisiblement" dans la concession. A Pekin, les creatures qu'il a jadis nourries montrent toujours les crocs et agitent les griffes ; les journaux avec lesquels il a noue des liens inversent toujours le vrai et le faux ; l'ecole de filles qu'il a formee seme toujours le trouble. C'est toujours son monde. Porter un petit coup sur les "peches" - comment peut-on mettre cela sur le meme plan que "battre un chien dans l'eau" ?! Et pourtant, ce "M. Paulownia Solitaire" est alle se defendre dans la revue Jiayin, pretendant qu'il ne s'agissait que d'une broutille. C'est vrai - ce n'est qu'une broutille. Se tromper un peu - quel mal y a-t-il ? Meme si l'on ne connaissait pas Yanzi, meme si l'on ne connaissait pas l'Etat de Qi, la Chine n'en souffrirait pas. Quel paysan comprend le Liang Fu Yin ? Et pourtant l'agriculture peut encore sauver le pays. Mais je pense que la noble entreprise d'attaquer la langue vernaculaire est aussi quelque chose dont on pourrait fort bien se passer. Remplacer le chinois classique par le vernaculaire, meme si cela comporte quelques imperfections, n'est apres tout qu'une broutille. Bien que je ne me sois jamais glisse sous la tutelle de "M. Paulownia Solitaire" et que je n'aie pas eu la gloire de voir ses livres allemands eparpilles sur les tables, les lits et les planchers, j'ai a l'occasion lu le "chinois classique" qu'il a publie, et je sais qu'au fond il comprend parfaitement : le manque de fiabilite du droit, l'impermanence des coutumes morales, l'inevitabilite du changement linguistique - il comprend tout cela fort bien. Celui qui comprend et le dit franchement devient un reformateur ; celui qui comprend mais se tait, utilisant ce savoir pour tromper autrui, devient "M. Paulownia Solitaire" et ses "semblables". Au fond, sa defense du chinois classique n'est rien d'autre que cela. Si mon diagnostic est juste, alors "M. Paulownia Solitaire" a vraisemblablement aussi contracte la maladie commune que Propos oisifs attribue a "certains patriotes" - etre accable par "epouse, concubines, fils et filles". Desormais, il semble qu'il devrait acheter quelques livres allemands de plus et etudier le "controle des naissances". 24 mai.
還是兩三年前，偶然在光緒五年（1879）印的《申報館書目續集》上看見《何典》題要，這樣說： 「《何典》十回。是書為過路人編定，纏夾二先生評，而太平客人為之序。書中引用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窮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閱之已堪噴飯。況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無中生有，忙裡偷閒。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則開鬼心，扮鬼臉，釣鬼火，做鬼戲，搭鬼棚也。語曰，『出於何典』？而今而後，有人以俗語為文者，曰『出於《何典》』而已矣。」 疑其頗別致，於是留心訪求，但不得；常維鈞多識舊書肆中人，因托他搜尋，仍不得。今年半農告我已在廠甸廟市中無意得之，且將校點付印；聽了甚喜。此後半農便將校樣陸續寄來，並且說希望我做一篇短序，他知道我是至多也只能做短序的。然而我還很躊躕，我總覺得沒有這種本領。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的，這才做得好。臂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劉半農，李小峰，我，皆非其選也。然而我卻決定要寫幾句。為什麼呢？只因為我終於決定要寫幾句了。 還未開手，而躬逢戰爭，在炮聲和流言當中，很不寧帖，沒有執筆的心思。夾著是得知又有文士之徒在什麼報上罵半農了，說《何典》廣告怎樣不高尚，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這頗使我淒然，因為由此記起了別的事，而且也以為「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於斯」。從此一見《何典》，便感到苦痛，再也說不出一句話。 是的，大學教授要墮落下去。無論高的或矮的，白的或黑的，或灰的。不過有些是別人謂之墮落，而我謂之困苦。我所謂困苦之一端，便是失了身分。我曾經做過《論「他媽的！」》早有青年道德家烏煙瘴氣地浩歎過了，還講身分麼？但是也還有些講身分。我雖然「深惡而痛絕之」于那些戴著面具的紳士，卻究竟不是「學匪」世家；見了所謂「正人君子」固然決定搖頭，但和歪人奴子相處恐怕也未必融洽。用了無差別的眼光看，大學教授做一個滑稽的，或者甚而至於誇張的廣告何足為奇？就是做一個滿嘴「他媽的」的廣告也何足為奇？然而呀，這裡用得著然而了，我是究竟生在十九世紀的，又做過幾年官，和所謂「孤桐先生」同部，官——上等人—— 氣驟不易退，所以有時也覺得教授最相宜的也還是上講臺。又要然而了，然而必須有夠活的薪水，兼差倒可以。這主張在教育界大概現在已經有一致贊成之望，去年在什麼公理會上一致攻擊兼差的公理維持家，今年也頗有一聲不響地去兼差的了，不過「大報」上決不會登出來，自己自然更未必做廣告。 半農到德法研究了音韻好幾年，我雖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書，只知道裡面很夾些中國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線，但總而言之，書籍具在，勢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業，我以為也還是將這些曲線教給學生們。可是北京大學快要關門大吉了；他兼差又沒有。那麼，即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既要印賣，自然想多銷，既想多銷，自然要做廣告，既做廣告，自然要說好。難道有自己印了書，卻發廣告說這書很無聊，請列位不必看的麼？說我的雜感無一讀之價值的廣告，那是西瀅（即陳源）做的。——順便在此給自己登一個廣告罷：陳源何以給我登這樣的反廣告的呢，只要一看我的《華蓋集》就明白。主顧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書局發行。 想起來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以革命為事的陶煥卿，窮得不堪，在上海自稱會稽先生，教人催眠術以糊口。有一天他問我，可有什麼藥能使人一嗅便睡去的呢？我明知道他怕施術不驗，求助於藥物了。其實呢，在大眾中試驗催眠，本來是不容易成功的。我又不知道他所尋求的妙藥，愛莫能助。兩三月後，報章上就有投書（也許是廣告）出現，說會稽先生不懂催眠術，以此欺人。清政府卻比這幹鳥人靈敏得多，所以通緝他的時候，有一聯對句道：「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 《何典》快要出版了，短序也已經迫近交卷的時候。夜雨瀟瀟地下著，提起筆，忽而又想到用麻繩做腰帶的困苦的陶煥卿，還夾雜些和《何典》不相干的思想。但序文已經迫近了交卷的時候，只得寫出來，而且還要印上去。我並非將半農比附「亂黨」，——現在的中華民國雖由革命造成，但許多中華民國國民，都仍以那時的革命者為亂黨，是明明白白的，——不過說，在此時，使我回憶從前，念及幾個朋友，並感到自己的依然無力而已。 但短序總算已經寫成，雖然不像東西，卻究竟結束了一件事。我還將此時的別的心情寫下，並且發表出去，也作為《何典》的廣告。 五月二十五日之夜，碰著東壁下，書。	C'etait il y a deux ou trois ans que je tombai par hasard sur une notice concernant He Dian dans le Catalogue supplementaire de la Maison Shenbao, imprime la cinquieme annee de l'ere Guangxu (1879). On y lisait : "He Dian, dix chapitres. Ce livre fut compile par Le Passant, avec un commentaire de M. Embrouille-et-Confus et une preface du Paisible Convive. Parmi les personnages cites, on trouve un Fantome Vivant, un Fantome Miserable, un Mort Vivant, une Dame Fleur Puante et une Demoiselle Chambre Laterale - la lecture suffit deja a faire eclater de rire. De surcroit, ce qu'il relate n'est que langage vulgaire de village ; faire quelque chose de rien, voler du loisir dans l'agitation. Son langage est discours de fantomes ; ses personnages portent des noms de fantomes ; ses evenements consistent a ouvrir des coeurs de fantomes, a prendre des visages de fantomes, a pecher du feu de fantomes, a jouer des pieces de fantomes, a dresser des scenes de fantomes. Le dicton dit : 'De quel classique cela vient-il ?' Desormais, quiconque fait de la litterature en langue vulgaire pourra dire : 'Cela vient du He Dian', et voila tout." Soupconnant l'ouvrage d'etre assez singulier, je le cherchai, mais ne le trouvai pas. Chang Weijun (常維鈞), qui connaissait beaucoup de gens dans les vieilles librairies, fut charge de le chercher, mais en vain egalement. Cette annee, Bannong (半農) m'informa qu'il l'avait trouve par hasard a la foire du temple de Changdian et qu'il allait le collationner, le ponctuer et le faire imprimer. J'en fus tres heureux. Par la suite, Bannong m'envoya les epreuves en plusieurs fois et me dit qu'il esperait que j'ecrirais une courte preface - il savait que je n'etais tout au plus capable que de courtes prefaces. Pourtant, j'hesitais encore ; je sentais que je n'avais tout simplement pas ce talent. Je crois que de nombreuses taches exigent de celui qui les accomplit un don particulier pour qu'elles soient bien faites. Ainsi, la ponctuation ne peut etre confiee qu'a Wang Yuanfang (汪原放), la redaction de prefaces qu'a Hu Shizhi (胡適之), et l'edition qu'a la Librairie Yadong. Liu Bannong (劉半農), Li Xiaofeng (李小峰) et moi ne sommes tout simplement pas les bons candidats. Et pourtant, je decidai d'ecrire quelques mots. Pourquoi ? Simplement parce que j'avais fini par decider d'ecrire quelques mots. Avant meme que j'eusse commence, nous fumes pris dans la guerre, et au milieu des coups de canon et des rumeurs, j'etais profondement trouble et n'avais aucune envie de prendre la plume. Par-dessus le marche, j'appris que des gens de lettres avaient attaque Bannong dans quelque journal, disant combien la publicite pour He Dian etait indigne - qui aurait cru qu'un professeur d'universite put tomber si bas ! Cela me rendit assez melancolique, car cela me rappela d'autres choses, et moi aussi je trouvais que "qui aurait cru qu'un professeur d'universite put tomber si bas". Des lors, chaque fois que je voyais He Dian, je n'eprouvais que de la douleur et ne pouvais plus prononcer un mot. Oui, les professeurs d'universite vont tomber. Qu'ils soient grands ou petits, blancs ou noirs, ou gris. Mais une partie de ce que d'autres appellent une chute, j'appelle de la detresse. Un aspect de ce que j'appelle detresse, c'est la perte du rang. J'ai ecrit un jour "Sur 'Sa mere... !'" et il y eut deja de jeunes moralistes pour pousser des soupirs pestilentiels - est-ce que je me soucie encore de mon rang ? D'une certaine maniere, oui. Bien que j'"abomine avec la plus grande repulsion" ces messieurs qui portent des masques, je ne suis pas issu d'une famille de "bandits academiques". La vue des soi-disant "gentilshommes integres" me fait naturellement hocher la tete, mais cotoyer des fripons et des laquais ne me conviendrait probablement pas non plus. A considerer les choses sans distinction, qu'y a-t-il de si remarquable a ce qu'un professeur d'universite fasse une annonce comique, voire exageree ? Qu'y aurait-il meme de remarquable a faire une annonce pleine de "sa mere" ? Mais, ah - ici il faut un "mais" -, je suis ne, apres tout, au dix-neuvieme siecle, et j'ai ete fonctionnaire pendant quelques annees, dans le meme ministere que le soi-disant "M. Paulownia Solitaire". L'air du fonctionnariat - de la classe superieure - ne se dissipe pas facilement, de sorte que je pense parfois moi aussi que la chose la plus convenable pour un professeur est encore de monter en chaire. Un autre "mais" s'impose : mais il faut un salaire adequat et vivant ; le cumul d'emplois est acceptable. Ce point de vue a probablement obtenu desormais l'approbation universelle dans les milieux educatifs. Ces champions de la justice qui, l'annee derniere, attaquerent unanimement le cumul lors d'une assemblee quelconque, sont cette annee alles eux-memes discretement cumuler, bien que les "grands journaux" ne le rapportent certainement pas, et qu'eux-memes naturellement n'en fassent pas non plus la publicite. Bannong est alle en Allemagne et en France etudier la phonologie pendant plusieurs annees. Bien que je ne comprenne pas le livre qu'il a ecrit en francais - je sais seulement qu'il contient pas mal de caracteres chinois et des courbes ondulantes -, neanmoins, les livres sont les livres, et il doit y avoir des gens qui les comprennent. Sa veritable vocation, a mon avis, est donc toujours d'enseigner ces courbes a ses etudiants. Mais l'Universite de Pekin est sur le point de fermer definitivement ses portes, et il n'a pas de poste supplementaire. Dans ce cas, meme si j'etais la personne la plus authentiquement de la haute societe, je ne pourrais m'opposer a ce qu'il imprime et vende un livre. Quand on imprime, on veut naturellement vendre beaucoup ; quand on veut vendre beaucoup, on doit naturellement faire de la publicite ; et quand on fait de la publicite, on doit naturellement dire du bien. Existe-t-il quelqu'un qui imprime un livre puis publie une annonce disant que ce livre est tres ennuyeux et que Messeigneurs veuillent bien ne pas le lire ? L'annonce disant que mes impressions diverses n'avaient aucune valeur - c'est Xiying (西瀅, c'est-a-dire Chen Yuan 陳源) qui l'a faite. - Permettez-moi de profiter de l'occasion pour faire ici ma propre publicite : pourquoi Chen Yuan m'a-t-il fait une telle contre-publicite ? Il suffit de lire ma Collection du dais pour comprendre. Honores clients, regardez ! Regardez vite ! Six jiao l'exemplaire, publie par la Librairie Beixin. Quand j'y pense, cela fait deja plus de vingt ans. Tao Huanqing (陶煥卿), qui se consacrait a la revolution, etait si pauvre qu'a Shanghai il se faisait appeler Maitre de Kuaiji et enseignait l'hypnotisme pour vivre. Un jour il me demanda : existe-t-il quelque drogue qui endorme une personne d'une seule bouffee ? Je savais bien qu'il craignait l'echec de ses techniques hypnotiques et cherchait du secours dans la pharmacie. En verite, pratiquer l'hypnotisme devant une foule n'est jamais facile. Je ne connaissais pas la drogue miraculeuse qu'il cherchait et ne pouvais l'aider. Deux ou trois mois plus tard, des lettres parurent dans les journaux (peut-etre des annonces) disant que le Maitre de Kuaiji n'entendait rien a l'hypnotisme et trompait les gens. Le gouvernement des Qing, toutefois, etait beaucoup plus perspicace que ces vauriens, et lorsqu'il lanca un mandat d'arret contre lui, le distique d'accompagnement disait : "A ecrit Une Histoire du pouvoir chinois ; a etudie l'hypnotisme japonais." He Dian est sur le point de paraitre, et la courte preface approche aussi de sa date de remise. La pluie nocturne crepite ; prenant la plume, je pense soudain au malheureux Tao Huanqing avec sa ceinture de corde de chanvre, et des pensees etrangeres au He Dian se pressent dans mon esprit. Mais la preface approche de sa date de remise, et je n'ai d'autre choix que de l'ecrire, et de surcroit de la faire imprimer. Je ne compare pas Bannong a un "rebelle" - bien que la presente Republique de Chine soit nee de la revolution, de nombreux citoyens de la Republique considerent toujours les revolutionnaires d'alors comme des rebelles, cela est parfaitement clair -, je dis seulement qu'en cet instant, le passe me revient, je pense a quelques amis, et je ressens ma propre impuissance persistante. Mais la courte preface est en tout cas ecrite, et bien qu'elle ne vaille pas grand-chose, elle a au moins mene une tache a son terme. Je vais egalement noter d'autres sentiments de cet instant et les publier, en guise de publicite supplementaire pour He Dian. Nuit du 25 mai, accote au mur est, ecrivant.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著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卻不是那樣。寫的是信劄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真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 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複D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為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為B來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即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覆，或者何時答覆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帳，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糊，我也知道自己有多少債放在外面，萬一將來收清之後，要成為怎樣的一個小富翁。此外呢，什麼野心也沒有了。 吾鄉的李慈銘先生，是就以日記為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裡面。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跡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著，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卻不妨模仿著試試。什麼做了一點白話，便說是要在一百年後發表的書裡面的一篇，真是其蠢臭為不可及也。 我這回的日記，卻不是那樣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簡單的，現在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四五天以前看見半農，說是要編《世界日報》的副刊去，你得寄一點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嘍。然而稿子呢？這可著實為難。看副刊的大抵是學生，都是過來人，做過什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或「人心不古議」的，一定知道做文章是怎樣的味道。有人說我是「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應了，總得想點法。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倒偶爾也有一點的，平時接著一懶，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畫到簿。因為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真面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還要藏起來。願讀者先明白這一點。 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所以這日記要有多麼長，現在一點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東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晴。 生病。——今天還寫這個，仿佛有點多事似的。因為這是十天以前的事，現在倒已經可以算得好起來了。不過餘波還沒有完，所以也只好將這作為開宗明義章第一。謹案才子立言，總須大嚷三大苦難：一曰窮，二曰病，三曰社會迫害我。那結果，便是失掉了愛人；若用專門名詞，則謂之失戀。 我的開宗明義雖然近似第二大苦難，實際上卻不然，倒是因為端午節前收了幾文稿費，吃東西吃壞了，從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見佳，向來就擔不起福澤的。也很想看醫生。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為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西醫呢，有名的看資貴，事情忙，診視也潦草，無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總還有些躊躕。事情既然到了這樣，當然只好聽憑敝胃隱隱地痛著了。 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啟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蓍歟？什麼有病，何不吃鹿茸歟？但西醫的病院裡確也常有死屍抬出。我曾經忠告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設法推行新醫學，但G先生卻似乎以為我良心壞。這也未始不可以那麼想，——由他去罷。 但據我看來，實行我所說的方法的醫院可很有，只是他們的本意卻並不在要使新醫學通行。新的本國的西醫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學了中醫一樣的江湖訣，和水的龍膽丁幾兩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於診斷學呢，我似的門外漢可不得而知。總之，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萌芽，便已近於腐敗。我雖然只相信西醫，近來也頗有些望而卻步了。 前幾天和季茀談起這些事，並且說，我的病，只要有熟人開一個方就好，用不著向什麼博士化冤錢。第二天，他就給我請了正在繼續研究的Dr．H．來了。開了一個方，自然要用稀鹽酸，還有兩樣這裡無須說；我所最感謝的是又加些Sirup Simpel使我喝得甜甜的，不為難。向藥房去配藥，可又成為問題了，因為藥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的，他所沒有的藥品，也許就替換，或者竟刪除。結果是托Fraeulein H．遠遠地跑到較大的藥房去。 這樣一辦，加上車錢，也還要比醫院的藥價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來的生力軍，強盛起來，一瓶藥還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決定多喝它幾天。但是，第二瓶卻奇怪，同一的藥房，同一的藥方，藥味可是不同一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檢查我自己，並不發熱，舌苔也不厚，這分明是藥水有些蹊蹺。喝了兩回，壞處倒也沒有；幸而不是急病，不大要緊，便照例將它喝完。去買第三瓶時，卻附帶了嚴重的質問；那回答是：也許糖分少了一點罷。這意思就是說緊要的藥品沒有錯。中國的事情真是稀奇，糖分少一點，不但不甜，連酸也不酸了，的確是「特別國情」。 現在多攻擊大醫院對於病人的冷漠，我想，這些醫院，將病人當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還有在院裡的「高等華人」，將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願意的，只好上私人所開的醫院去，可是診金藥價都很貴。請熟人開了方去買藥呢，藥水也會先後不同起來。 這是人的問題。做事不切實，便什麼都可疑。呂端大事不糊塗，猶言小事不妨糊塗點，這自然很足以顯示我們中國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卻因此延長了。在宇宙的森羅萬象中，我的胃痛當然不過是小事，或者簡直不算事。 質問之後的第三瓶藥水，藥味就同第一瓶一樣了。先前的悶胡盧，到此就很容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裡，是只有一日分的藥，卻加了兩日分的水的，所以藥味比正當的要薄一半。 雖然連吃藥也那麼蹭蹬，病卻也居然好起來了。病略見好，H就攻擊我頭髮長，說為什麼不趕快去剪髮。 這種攻擊是聽慣的，照例「著毋庸議」。但也不想用功，只是清理抽屜。翻翻廢紙，其中有一束紙條，是前幾年鈔寫的；這很使我覺得自己也日懶一日了，現在早不想做這類事。 那時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擊近時印書，胡亂標點之謬的文章的，廢紙中就鈔有很奇妙的例子。要塞進字紙簍裡時，覺得有幾條總還是愛不忍釋，現在鈔幾條在這裡，馬上印出，以便「有目共賞」罷。其餘的便作為換取火柴之助—— 「國朝陳錫路黃鉐餘話云。唐傅奕考覈道經眾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茶香室叢鈔》卷四第二葉。）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云。歐陽修醉翁亭。記讓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諸選本。作釀泉。誤也。」（同上卷八第七葉。）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書影》卷一第四葉。） 「考……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本《水滸續集兩種序》第七葉。） 標點古文，確是一種小小的難事，往往無從下筆；有許多處，我常疑心即使請作者自己來標點，怕也不免於遲疑。但上列的幾條，卻還不至於那麼無從索解。末兩條的意義尤顯豁，而標點也弄得更聰明。 六月二十六日晴。 上午，得霽野從他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裡有病人，別的一切人也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織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匆匆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你吃的，怕不見得好。織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麼忙，又穿著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嘗是「方」的，卻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吃起來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但我不明白織芳為什麼叫它「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為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景宋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麼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搽，便會好。怪不得有這麼細膩，原來是憑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來濾過的。 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已經吃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豫備將來嘴角上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搽。 夜間，又將藏著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因為我忽而又以為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吃一點。 不料一吃，就又吃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晴，大風。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著五色國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又是一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著兵，有的背著紮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溜到西單牌樓大街，也是滿街掛著五色國旗，軍警林立。 一群破衣孩子，各各拿著一把小紙片，叫道：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制服，汗流滿面的漢子從外面走進來，忽而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看，但他走過去了，許多人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著一把小紙片，但卻默默地將一張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恒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手叫作什麼先生的醫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藥房時，外面正有一群人圍著看兩個人的口角；一柄淺藍色的舊洋傘正擋住藥房門。我推那洋傘時，斤量很不輕；終於傘底下回過一個頭來，問我「幹什麼？」我答說進去買藥。他不作聲，又回頭去看口角去了，洋傘的位置依舊。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決心，猛力衝鋒；一沖，可就沖進去了。 藥房裡只有帳桌上坐著一個外國人，其餘的店夥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飾乾淨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都要變為高等華人，而自己卻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於是乎恭恭敬敬地將藥方和瓶子捧呈給一位分開頭髮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說。 「喂！」我實在耐不住，下等脾氣又發作了。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現在自己帶了瓶子，怎麼還要付五分錢呢？這一個「喂」字的功用就和國罵的「他媽的」相同，其中含有這麼多的意義。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將五分錢讓去，真是「從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風度。 我付了八毛錢，等候一會，藥就拿出來了。我想，對付這一種同胞，有時是不宜於太客氣的。於是打開瓶塞，當面嘗了一嘗。 「沒有錯的。」他很聰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點頭表示贊成。其實是，還是不對，我的味覺不至於很麻木，這回覺得太酸了一點了，他連量杯也懶得用，那稀鹽酸分明已經過量。然而這於我倒毫無妨礙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對上水，多喝它幾回。所以說「唔」； 「唔」者，介乎兩可之間，莫明其真意之所在之答話也。 「回見回見！」我取了瓶子，走著說。 「回見。不喝水麼？」 「不喝了。回見。」 我們究竟是禮教之邦的國民，歸根結蒂，還是禮讓。讓出了玻璃門之後，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趲行，行到東長安街左近，又是軍警林立。我正想橫穿過去，一個巡警伸手攔住道：不成！我說只要走十幾步，到對面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結果，是從別的道路繞。 繞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門，打出一個小使來，說L君出去了，須得午飯時候才回家。我說，也快到這個時候了，我在這裡等一等罷。他說：不成！你貴姓呀？這使我很狼狽，路既這麼遠，走路又這麼難，白走一遭，實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鐘，便從衣袋裡挖出一張名片來，叫他進去稟告太太，說有這麼一個人，要在這裡等一等，可以不？約有半刻鐘，他出來了，結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點鐘才回來哩，你三點鐘再來罷。 又想了十秒鐘，只好決計去訪C君，仍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趲行，這回總算一路無阻，到了。打門一問，來開門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即刻領我進客廳，C君也跑出來。我首先就要求他請我吃午飯。於是請我吃麵包，還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卻吃麵。那結果是一盤麵包被我吃得精光，雖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餘無幾了。 吃飽了就講閒話，直到五點鐘。 客廳外是很大的一塊空地方，種著許多樹。一株頻果樹下常有孩子們徘徊；C君說，那是在等候頻果落下來的；因為有定律：誰拾得就歸誰所有。我很笑孩子們耐心，肯做這樣的迂遠事。然而奇怪，到我辭別出去時，我看見三個孩子手裡已經各有一個頻果了。 回家看日報，上面說：「……吳在長辛店留宿一宵。除上述原因外，尚有一事，系吳由保定啟程後，張其鍠曾為吳卜一課，謂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吳頗以為然。此亦吳氏遲一日入京之由來也。」因此又想起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運氣殊屬欠佳，不如也卜一課，以覘晚上的休咎罷。但我不明卜法，又無筮龜，實在無從措手。後來發明了一種新法，就是隨便拉過一本書來，閉了眼睛，翻開，用手指指下去，然後張開眼，看指著的兩句，就算是卜辭。 用的是《陶淵明集》，如法泡制，那兩句是：「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詳了一會，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Preface preliminaire Ecrire une preface avant qu'un seul mot du journal n'ait ete couche sur le papier - voila ce que j'appelle une preface preliminaire. J'avais autrefois l'habitude d'ecrire un journal tous les jours, destine a mes seuls yeux ; j'imagine que bien des gens en ce monde tiennent de tels journaux. Si l'auteur devient celebre et meurt, le journal sera bien imprime par la suite ; le lecteur le trouvera d'autant plus interessant, car au moment de l'ecriture, l'auteur n'avait pas besoin de prendre des poses vides comme pour un "Essai sur les sentiments interieurs" ou un "Essai sur les apparences exterieures", de sorte qu'on peut y voir son vrai visage. C'est la, je crois, la lignee orthodoxe et legitime de l'ecriture du journal. Mon journal, cependant, n'est pas ainsi. Ce que j'y note, c'est la correspondance envoyee et recue, l'argent qui entre et qui sort - il n'y est pas question de "visage", encore moins de vrai ou de faux. Par exemple : 2 fevrier, beau. Recu lettre de A ; B est venu. 3 mars, pluie. Recu salaire de l'ecole C, X yuan. Repondu a la lettre de D. Quand une ligne etait pleine et qu'il restait des choses a noter - le papier etant tout de meme precieux -, j'ecrivais le reste dans l'espace blanc du jour precedent. Bref : ce n'est pas tres fiable. Mais que B soit venu le 1er ou le 2 fevrier, cela n'a guere d'importance - meme si l'on ne le note pas, peu importe ; et de fait, il m'arrive souvent de ne rien noter. Mon but est seulement de retenir qui m'a ecrit, pour pouvoir repondre, ou quand j'ai repondu ; et surtout le salaire de l'ecole - quel mois et quelle fraction j'ai recu - qui arrive en si petites parcelles que je ne m'y retrouve jamais et ai besoin d'un registre pour verifier, afin que les deux parties y voient a peu pres clair et que je sache aussi combien on me doit encore et quelle sorte de petit richard je deviendrai quand tout sera encaisse. Au-dela, je n'ai pas la moindre ambition. M. Li Ciming (李慈銘), un compatriote, utilisait son journal comme une forme d'erudition. Des reglements de la cour en haut, en passant par le savoir au milieu, jusqu'aux querelles personnelles en bas - tout s'y trouvait consigne. De fait, quelqu'un a maintenant lithographie ce manuscrit, a cinquante yuan le jeu ; en des temps pareils, inutile de parler des etudiants, meme les professeurs ne peuvent se le permettre. Le journal lui-meme mentionne que chaque fois qu'il achevait un fascicule, les gens se l'empruntaient et le copiaient deja - point n'etait besoin d'attendre "apres la mort". Bien que cela ne soit pas dans la lignee orthodoxe du journal, quiconque aspire a laisser des ecrits a la posterite, entend porter des jugements, et desire etre connu tout en craignant de l'etre, peut bien essayer d'imiter cette methode. Mais quand quelqu'un ecrit quelques morceaux en langue vernaculaire et pretend que ce sont des chapitres d'un livre a publier dans cent ans - c'est une betise d'une puanteur hors de portee. Ce journal-ci, toutefois, ne nourrit pas de si "hautes esperances" et n'est pas non plus du type tres simple d'autrefois. Il n'existe pas encore ; j'ai l'intention de le commencer. Il y a quatre ou cinq jours, j'ai rencontre Bannong (半農), qui m'a dit qu'il allait editer le supplement du Shijie Ribao et que je devais envoyer quelques contributions. C'etait naturellement possible. Mais quelles contributions ? Voila qui etait vraiment embarrassant. Les lecteurs de supplements sont pour la plupart des etudiants - tous des gens qui sont passes par la et ont ecrit des choses comme "Sur la maxime 'N'est-ce pas un plaisir d'apprendre et de pratiquer ce qu'on a appris'" ou "Discussion sur le declin des moeurs" - et ils doivent savoir ce qu'on eprouve a ecrire des essais. Certains me qualifient d'"homme de lettres", mais je ne le suis pas vraiment ; ne les croyez pas. La preuve, c'est que moi aussi, je redoute par-dessus tout l'ecriture d'essais. Mais puisque j'avais accepte, il fallait bien trouver quelque chose. Apres maintes reflexions,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que j'ai effectivement de temps en temps quelques idees - que d'ordinaire, par paresse, je laisse s'envoler et que j'oublie. Si je les notais aussitot, il en sortirait probablement quelque chose du genre impressions diverses. J'ai donc decide : des qu'une idee me vient, je la note immediatement, je l'envoie immediatement, et je considere cela comme mon carnet d'esquisses. Puisque ce journal est prepare d'emblee pour les yeux d'un tiers, il ne montre probablement pas non plus mon vrai visage ; du moins, ce qui m'est defavorable restera cache pour l'instant. Que le lecteur comprenne d'abord ce point. Si je ne peux plus ecrire, ou si je n'ai plus rien a ecrire, j'arrete immediatement. Aussi, quelle sera la longueur de ce journal, je n'en ai pas la moindre idee pour le moment. 25 juin 1926, note pres du mur est. 25 juin. Beau. Malade. - Ecrire cela aujourd'hui semble un peu superflu, car cela remonte a dix jours et je peux desormais me considerer a peu pres gueri. Mais les sequelles ne sont pas tout a fait passees, et cela peut donc servir de "Manifeste inaugural, Premier Chapitre". Les regles pour un homme de talent prenant la parole exigent qu'il proclame trois grandes souffrances : premierement, la pauvrete ; deuxiemement, la maladie ; troisiemement, la societe me persecute. Et le resultat, c'est la perte de la bien-aimee - ou, pour employer le terme technique, l'amour malheureux. Mon Manifeste inaugural, bien qu'il ressemble a la deuxieme grande souffrance, n'en est en realite pas une. C'est plutot qu'ayant recu quelques wen d'honoraires juste avant la Fete des bateaux-dragons, j'ai trop mange, et depuis je souffre d'indigestion et de maux d'estomac. L'horoscope de mon estomac n'est pas favorable ; il n'a jamais pu supporter la bonne fortune. J'aimerais bien consulter un medecin. La medecine chinoise, bien que certains disent ses mysteres inepuisables et sa medecine interne sans rivale - je ne puis tout simplement pas y croire. La medecine occidentale ? Les praticiens renommes sont chers, debondes et examinent a la va-vite. Les inconnus sont naturellement moins chers, mais j'hesite tout de meme. Les choses en etant la, je n'ai d'autre choix que de laisser mon pauvre estomac souffrir en silence. Depuis que les medecins occidentaux ont enleve un rein a Liang Qichao (梁啟超), les reproches se sont eleves comme une tempete, et meme des litterateurs qui n'ont guere etudie les reins ont tous "pris la parole au nom de la justice". En meme temps, la these selon laquelle "la medecine chinoise est vraiment merveilleuse" a surgi en reponse. Maladie des reins ? Pourquoi ne pas prendre de l'astragale ? Quelque maladie que ce soit, pourquoi ne pas manger du bois de cerf ? Mais il est vrai que des cadavres sortent souvent des hopitaux occidentaux. J'ai un jour conseille serieusement au Dr G : si vous ouvrez un hopital, n'admettez jamais de patients qui semblent perdus. Ceux qui guerissent et sortent sur leurs pieds, personne ne le remarque ; ceux qui meurent et sont emportes causent une sensation - surtout si le defunt est une "personnalite". Mon veritable but etait de trouver des moyens de promouvoir la medecine moderne, mais le Dr G semble avoir pense que j'avais mauvaise conscience. Cette interpretation n'est pas necessairement fausse - qu'il pense ce qu'il veut. Mais a ce que je vois, les hopitaux qui pratiquent ce que j'ai decrit sont en fait assez nombreux ; simplement leur veritable intention n'est pas de promouvoir la medecine moderne. Les medecins occidentaux du cru sont aussi pour la plupart assez confus : a peine commencent-ils a exercer qu'ils apprennent les trucs de charlatans de la medecine chinoise : teinture de gentiane diluee d'eau, deux doses par jour pour huit jiao ; bain de bouche a l'acide borique dilue, un yuan la bouteille. Quant a leurs competences diagnostiques - eh bien, un profane comme moi ne saurait en parler. Bref : la medecine occidentale en Chine a peine eclos qu'elle est deja pres de pourrir. Bien que je ne croie qu'a la medecine occidentale, elle m'a recemment quelque peu decourage. Il y a quelques jours, j'ai discute de ces choses avec Jifu (季茀) et lui ai dit que pour mon mal, si un ami me faisait une ordonnance, cela suffirait - inutile de gaspiller de l'argent chez un docteur. Le lendemain, il m'amena le Dr H., qui poursuivait ses recherches. Celui-ci redigea une ordonnance : naturellement avec de l'acide chlorhydrique dilue, plus deux autres choses qu'il est inutile de mentionner ici. Ce dont je lui fus le plus reconnaissant, c'est qu'il ajouta du Sirup Simpel pour que je puisse boire le tout doucement, sans difficulte. Faire preparer l'ordonnance a la pharmacie devint un autre probleme, car les pharmacies non plus ne sont pas exemptes de negligence : les medicaments qu'elles n'ont pas en stock peuvent etre remplaces, ou simplement supprimes. Finalement, on demanda a Fraeulein H. de faire le long trajet jusqu'a une pharmacie plus grande. Meme avec les frais de voiture, c'etait encore trois quarts moins cher que les prix des hopitaux. L'acide gastrique, ayant recu des renforts etrangers, se fortifia ; avant meme d'avoir fini la premiere bouteille, la douleur cessa. Je decidai de continuer a boire quelques jours de plus. Mais la deuxieme bouteille fut etrange : meme pharmacie, meme ordonnance, et pourtant le gout etait different - pas sucre comme la premiere fois, pas acide non plus. Je m'examinai : pas de fievre, pas d'enduit epais sur la langue - il y avait clairement quelque chose de louche avec le medicament. J'en bus deux doses ; au moins, pas d'effets nefastes. Heureusement, ce n'etait pas une maladie urgente, rien de grave, et je la bus comme d'habitude. Quand j'allai acheter la troisieme bouteille, j'accompagnai mon achat d'un interrogatoire severe. La reponse : peut-etre le taux de sucre etait-il un peu moindre. Ce qui signifiait : les medicaments importants n'etaient pas faux. Les choses en Chine sont vraiment singulieres. Un peu moins de sucre, et non seulement ce n'est pas sucre, mais ce n'est meme pas acide - voila bien des "conditions nationales speciales". De nos jours, on critique beaucoup l'indifference des grands hopitaux envers les patients. Je pense que certains de ces hopitaux traitent effectivement les patients comme des sujets de recherche ; et il y a aussi des "Chinois de classe superieure" dans les hopitaux qui considerent les patients comme des sujets de recherche inferieurs. Ceux qui s'y refusent n'ont d'autre choix que d'aller dans des hopitaux prives, mais la les honoraires et les prix des medicaments sont tres eleves. Si l'on demande a un ami de rediger une ordonnance et que l'on achete soi-meme le medicament, le breuvage peut varier d'une bouteille a l'autre. C'est un probleme humain. Quand les choses ne sont pas faites avec soin, tout devient suspect. "Lu Duan n'etait pas confus dans les grandes affaires" - ce qui implique que dans les petites, on peut bien etre un peu confus - voila qui montre la magnanimite de nous autres Chinois. Mais mes maux d'estomac en furent prolonges. Dans le vaste panorama de l'univers, mes maux d'estomac ne sont bien sur qu'une broutille, ou peut-etre rien du tout. Apres mon interrogatoire severe, la troisieme bouteille avait le meme gout que la premiere. Le mystere precedent se resout aisement : la deuxieme bouteille contenait une seule dose de medicament, mais le double d'eau, de sorte qu'elle n'avait que la moitie de la concentration normale. Bien que meme la prise de medicaments fut si laborieuse, la maladie finit par s'ameliorer. Des que j'allai mieux, H. m'attaqua sur mes cheveux trop longs, me demandant pourquoi je ne me hatais pas d'aller chez le coiffeur. Ce genre d'attaque m'est familier - comme toujours, "la motion est notee et classee". Mais je n'avais pas non plus envie de travailler ; je rangeais simplement des tiroirs. En fouillant dans de vieux papiers, je trouvai une liasse de fiches, copiees il y a quelques annees. Cela me fit sentir que je devenais plus paresseux de jour en jour - de nos jours, je ne songerais jamais a faire de telles choses. A l'epoque, je projetais sans doute un essai attaquant l'absurde ponctuation des livres recemment imprimes ; parmi les vieux papiers, j'avais copie quelques exemples assez merveilleux. Au moment de les fourrer dans la corbeille a papier, je trouvai que quelques-uns etaient vraiment trop bons pour etre jetes. En voici quelques-uns, copies ici et imprimes sur-le-champ, pour que "tous les yeux en jouissent". Le reste peut servir d'allume-feu - "Guochao Chen Xilu Huang Shi Yuhua yun..." (Edition lithographique de Shanghai Jinbu Shuju, Chaxiangshi Congchao, volume 4, feuillet 2.) "Guochao Ouyang Quan Dianji yun..." (Ibid., volume 8, feuillet 7.) "Yuan Shigong dianshi Qinzhong..." (Edition lithographique de Shanghai Shilin Jingshe, Shuying, volume 1, feuillet 4.) "Kao... Shunzhi zhong, Xiushui you you yi Chen Chen..." (Edition typographique de Shanghai Yadong Tushuguan, Shuihu Xuji Liangzhong Xu, feuillet 7.) Ponctuer les textes classiques est en effet une petite mais delicate affaire ; souvent, on ne sait ou poser la plume. En de nombreux endroits, j'ai toujours soupconnne que meme l'auteur lui-meme, si on lui demandait de ponctuer, hesiterait. Mais les exemples cites ci-dessus ne sont pas si desesperement obscurs. Les deux derniers sont particulierement clairs de sens - et pourtant la ponctuation y a ete appliquee avec encore plus d'"ingeniosite". 26 juin. Beau. Le matin, recu une lettre de Jiye (霽野), envoyee de sa ville natale. Peu de mots - disant qu'il y avait un malade a la maison, et que tous les autres vivaient dans la terreur d'etre frappes par la maladie sans aucune defense. A la fin, quelques mots de lamentation. L'apres-midi, Zhifang (織芳) arriva du Henan. Apres quelques mots, il repartit en toute hate, laissant deux paquets en disant : "C'est du 'sucre fang' - un cadeau pour toi, mais je crains qu'il ne soit pas tres bon." Zhifang avait un peu grossi cette fois-ci, et il etait si presse, et portait une veste mandarin a coupe carree - je crains qu'il ne soit sur le point de devenir fonctionnaire. Quand j'ouvris les paquets, le contenu n'etait nullement "carre" (fang), mais de petits disques ronds et minces, de couleur brun-jaune. Ils etaient frais et delicats au gout - decidement une bonne chose. Mais je ne comprenais pas pourquoi Zhifang appelait cela du "sucre fang". Quoi qu'il en soit, cela aussi pouvait servir de preuve supplementaire qu'il etait sur le point de devenir fonctionnaire. Jingsong (景宋) dit que c'etait une specialite d'un endroit du Henan, faite de givre de kaki, de nature rafraichissante ; si l'on a de petites plaies aux coins de la bouche, on en enduit la zone et elles guerissent. Pas etonnant que ce fut si delicat - la nature, de sa main habile, l'avait filtre a travers la peau de kaki. Malheureusement, quand elle m'expliqua cela, j'en avais deja mange plus de la moitie. Je me hatai de mettre le reste de cote, en reserve pour le jour ou mes coins de bouche developperaient des plaies. Le soir, je mangeai de nouveau une bonne part du sucre de givre de kaki mis de cote, car je reconsiderai soudain la chose : apres tout, les occasions d'avoir des plaies aux coins de la bouche ne sont pas si frequentes - mieux vaut en manger maintenant, tant qu'il est frais. A ma surprise, une bouchee en entraina une autre, et j'en avais de nouveau mange plus de la moitie. 28 juin. Beau, grand vent. Sorti le matin avec l'intention d'acheter des medicaments. Les rues etaient partout garnies de drapeaux nationaux a cinq couleurs ; militaires et policiers se tenaient partout. A mi-chemin de la ruelle Fengsheng, je fus pousse par la police militaire dans une ruelle laterale. Peu apres, je vis sur la grande route un nuage de poussiere jaune tandis qu'une motocyclette passait en trombe. Peu apres, une autre ; peu apres, une autre ; une autre ; une autre... On ne distinguait pas clairement les occupants - seulement des casquettes a bord dore. Des soldats etaient accroches aux flancs des vehicules, certains portant des sabres a large lame enveloppes de soie rouge. Les gens dans la ruelle laterale avaient tous un air de crainte respectueuse. Peu apres, les motocyclettes cesserent, et nous nous faufilames peu a peu au-dehors ; la police militaire ne dit rien. Je me faufilai jusqu'a la grande rue de Xidan Pailou, elle aussi partout pavoisee de drapeaux nationaux a cinq couleurs, policiers et militaires en rangs. Un groupe d'enfants en haillons, chacun tenant une poignee de petits feuillets, criait : Edition speciale Bienvenue au marechal Wu Yufu ! L'un d'eux m'interpella pour que j'en achete ; je n'achetai pas. Pres de la porte Xuanwu, un individu en uniforme jaune, le visage ruisselant de sueur, entrait de l'exterieur et s'exclama soudain d'une voix forte : Nique ta mere ! Beaucoup de gens le regarderent, mais il passa son chemin, et beaucoup de gens cesserent de regarder. Entrant sous la voute de la porte Xuanwu, un autre enfant en haillons tenait une poignee de petits feuillets, mais celui-ci m'en glissa un en silence dans la main. Je le regardai : un tract lithographie d'un certain M. Li Guoheng, dont la teneur etait que ses hemorroïdes de longue date avaient ete gueries par un certain Maitre Untel, guerisseur de renommee nationale. Quand j'atteignis la pharmacie qui etait ma destination, une foule dehors regardait deux personnes se quereller ; un vieux parapluie bleu pale obstruait la porte de la pharmacie. Quand je poussai le parapluie, il etait loin d'etre leger. Finalement, de dessous le parapluie, une tete se retourna et me demanda :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 Je dis que je voulais entrer pour acheter des medicaments. Il ne dit rien, retourna la tete pour regarder la querelle ; le parapluie resta en place. Je n'eus d'autre choix que de rassembler les douze degres de determination et de charger. Une charge, et j'etais a l'interieur. Dans la pharmacie, seul un etranger etait assis au bureau de comptabilite ; le reste du personnel etait compose de jeunes compatriotes, propres et elegamment vetus. Je ne sais pourquoi, mais j'eus soudain le sentiment que dans dix ans ils seraient tous des "Chinois de classe superieure", tandis que moi-meme, des a present, me sentais deja de la classe inferieure. Aussi, avec la plus grande deference, je presentai mon ordonnance et ma bouteille a un compatriote aux cheveux raies au milieu. "Quatre-vingt-cinq fen", dit-il en les prenant tout en marchant. "He !" Je ne pus vraiment pas me retenir ; mon temperament de classe inferieure se manifesta de nouveau. Le medicament coutait quatre-vingts fen, la consigne de la bouteille etait comme d'habitude de cinq fen - je le savais. Maintenant que j'avais apporte ma propre bouteille - pourquoi devrais-je encore payer cinq fen ? Ce seul "He !" avait la meme fonction que le juron national "Sa mere" ; il etait charge de tout ce sens. "Quatre-vingts fen !" Il comprit immediatement aussi et laissa tomber les cinq fen - vraiment "suivant le bien comme l'eau coule", montrant les manieres d'un vrai gentilhomme. Je payai quatre-vingts fen, attendis un moment, et le medicament fut apporte. Je pensai : avec ce genre de compatriote, il ne convient parfois pas d'etre trop poli. Aussi debouchai-je la bouteille et goutai-je une gorgee devant lui. "Il n'y a pas d'erreur", dit-il avec perspicacite, sachant que je ne lui faisais pas confiance. "Hm." Je hochai la tete en signe d'approbation. En realite, ce n'etait toujours pas juste. Mon sens du gout n'est pas si emousse ; cette fois, c'etait un peu trop acide. Il avait ete trop paresseux pour utiliser meme un verre doseur, et l'acide chlorhydrique dilue etait manifestement en exces. Mais cela ne me genait nullement : je pouvais simplement prendre de plus petites doses a chaque fois, ou ajouter de l'eau et en prendre davantage. C'est pourquoi je dis "Hm". "Hm" - une reponse oscillant entre deux possibilites, dont la veritable signification est insondable. "Au revoir, au revoir !" Je pris ma bouteille et dis en marchant. "Au revoir. Vous ne voulez pas boire un verre d'eau ?" "Non, merci. Au revoir." Nous sommes, apres tout, citoyens d'une nation de rites et de courtoisie ; en fin de compte, il y a toujours la politesse. Apres avoir ete poliment reconduit par la porte vitree, je me hatai dans la poussiere sous le soleil ardent. Pres de l'avenue East Chang'an, encore des policiers et des militaires. J'etais sur le point de traverser la rue quand un agent etendit la main et m'arreta : "Interdit !" Je dis que je n'avais besoin que d'une douzaine de pas pour atteindre l'autre cote. Sa reponse fut la meme : "Interdit !" Il fallut donc faire un detour par d'autres rues. Je fis un detour jusqu'au logis de L et frappai. Un petit domestique sortit et dit que L etait sorti et ne reviendrait qu'a l'heure du dejeuner. Je dis qu'il etait presque cette heure-la et que j'attendrais un peu ici. Il dit : "Interdit ! Quel est votre nom ?" Cela me mit dans l'embarras. La route etait si longue, la marche si difficile, et faire le trajet pour rien etait vraiment dommage. Je reflechis dix secondes, puis sortis une carte de visite de ma poche et lui demandai d'aller informer la maitresse de maison qu'un tel souhaitait attendre ici un moment - etait-ce possible ? Au bout d'un quart d'heure environ, il ressortit, et le resultat fut : Pas possible non plus ! Le maitre ne rentrerait qu'a trois heures ; revenez a trois heures. Apres dix autres secondes de reflexion, je ne pus que decider de rendre visite a C. Toujours sous le soleil ardent, toujours dans la poussiere, je me hatai - et cette fois, je ne rencontrai aucun obstacle. Arrive. Je frappai, et celui qui ouvrit dit : Laissez-moi voir s'il est la. Je pensai : cette fois, cela se presente bien. En effet, il me conduisit immediatement au salon, et C accourut lui-meme. La premiere chose que je fis fut de lui demander de me donner a dejeuner. Il me servit alors du pain, et aussi du vin. L'hote lui-meme mangea des nouilles. Le resultat fut qu'une assiette de pain fut devoree par moi jusqu'a la derniere miette, et bien qu'il y eut aussi du beurre, les quatre petits plats d'accompagnement furent egalement presque vides. Rassasie, nous bavardames jusqu'a cinq heures. Devant le salon s'etendait un grand espace plante de nombreux arbres. Sous un pommier, des enfants rodaient constamment. C dit qu'ils attendaient que des pommes tombent, car la regle etait : celui qui la ramasse en est proprietaire. Je ris de la patience des enfants, disposes a s'engager dans une entreprise si detournee. Mais chose etrange, quand je pris conge, je vis que trois enfants avaient deja chacun une pomme en main. Rentre a la maison, lisant le journal du soir, j'y lus : "...Wu passa une nuit a Changxindian. Outre les raisons mentionnees ci-dessus, il y en avait une autre : apres le depart de Wu de Baoding, Zhang Qihuang fit tirer un sort pour Wu, disant qu'entrer dans la capitale le 28 serait tres favorable et qu'il pacifierait certainement le Nord-Ouest. Entrer le 27 serait defavorable. Wu en fut assez convaincu. C'est aussi une raison pour laquelle Wu entra dans la capitale un jour plus tard." Cela me rappela que moi aussi j'avais entendu "Interdit !" toute la journee - ma chance avait ete decidement mauvaise, et je ferais aussi bien de tirer un oracle pour voir ce que la nuit me reservait. Mais je ne connaissais pas les methodes de divination, n'avais ni carapace de tortue ni tiges d'achillee, et ne savais vraiment pas comment m'y prendre. Je finis par inventer une methode nouvelle : prendre n'importe quel livre, fermer les yeux, l'ouvrir, pointer le doigt, puis ouvrir les yeux et lire les deux vers que l'on designe - cela servirait d'oracle. J'utilisai les Oeuvres completes de Tao Yuanming (陶淵明). Suivant la procedure, les deux vers etaient : "Le sens se loge au-dela des mots ; ce lien - qui peut le discerner ?" Je meditai un moment, mais ne pus pour rien au monde comprendre ce que cela signifiait.
前幾天會見小峰，談到自己要在半農所編的副刊上投點稿，那名目是《馬上日記》。小峰憮然曰，回憶歸在《舊事重提》中，目下的雜感就寫進這日記裡面去……。 意思之間，似乎是說：你在《語絲》上做什麼呢？—— 但這也許是我自己的疑心病。我那時可暗暗地想：生長在敢於吃河豚的地方的人，怎麼也會這樣拘泥？政黨會設支部，銀行會開支店，我就不會寫支日記的麼？因為《語絲》上須投稿，而這暗想馬上就實行了，於是乎作支日記。 六月二十九日晴。 早晨被一個小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趕開，又來；趕開，又來；而且一定要在臉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它不死，只得改變方針：自己起來。 記得前年夏天路過S州，那客店裡的蠅群卻著實使人驚心動魄。飯菜搬來時，它們先追逐著賞鑒；夜間就停得滿屋，我們就枕，必須慢慢地，小心地放下頭去，倘若猛然一躺，驚動了它們，便轟的一聲，飛得你頭昏眼花，一敗塗地。 到黎明，青年們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臉上來爬來爬去了。但我經過街上，看見一個孩子睡著，五六個蠅子在他臉上爬，他卻睡得甜甜的，連皮膚也不牽動一下。在中國過活，這樣的訓練和涵養工夫是萬不可少的。與其鼓吹什麼「捕蠅」，倒不如練習這一種本領來得切實。 什麼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沒有全好呢，還是缺少了睡眠時間。仍舊懶懶地翻翻廢紙，又看見幾條《茶香室叢鈔》式的東西。已經團入字紙簍裡的了，又覺得「棄之不甘」，挑一點關於《水滸傳》的，移錄在這裡罷—— 宋洪邁《夷堅甲志》十四云：「紹興二十五年，吳傅朋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為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攜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云，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岩竇下，即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蹡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數十步，墮澗中。吾複入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冤已報，無憾矣。乃邀鄰里往視，輿四虎以歸，分烹之。」案《水滸傳》敘李逵沂嶺殺四虎事，情狀極相類，疑即本此等傳說作之。《夷堅甲志》成于乾道初（1165），此條題云《舒民殺四虎》。 宋莊季裕《雞肋編》中云：「浙人以鴨兒為大諱。北人但知鴨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始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為諱者，蓋為是耳，不在於無氣也。」案《水滸傳》敘鄆哥向武大索麥稃，「武大道：『我屋裡又不養鵝鴨，那裡有這麥稃？』鄆哥道：『你說沒麥稃，怎地棧得肥月耷月耷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裡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鴨必多雄始孕，蓋宋時浙中俗說，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滸傳》確為舊本，其著者則浙人；雖莊季裕，亦僅知鴨羹無氣而已。《雞肋編》有紹興三年（1133）序，去今已將八百年。 元陳泰《所安遺集》《江南曲序》云：「余童艸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過梁山泊，舟遙見一峰，嵽嵲雄跨，問之篙師，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處，絕湖為池，闊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傳以為宋妻所植。宋之為人，勇悍狂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贓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謂『去時三十六，歸時十八雙』，意者其自誓之辭也。始予過此，荷花彌望，今無複存者，惟殘香相送耳。因記王荊公詩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味其詞，作《江南曲》以敘遊歷，且以慰宋妻種荷之意云。（原注：曲因囊損無存。）」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濼中，且植芰荷，僅見於此；而謂江勇悍狂俠，亦與今所傳性格絕殊，知《水滸》故事，宋元來異說多矣。泰字志同，號所安，茶陵人，延襱甲寅（1314），以《天馬賦》中省試第十二名，會試賜乙卯科張起岩榜進士第，由翰林庶起士改授龍南令，卒官。至曾孫朴，始集其遺文為一卷。成化丁未，來孫銓等又並補遺重刊之。《江南曲》即在補遺中，而失其詩。近《涵芬樓秘笈》第十集收金侃手寫本，則並序失之矣。「舟遙見一峰」及「昔宋江事處」二句，當有脫誤，未見別本，無以正之。 七月一日晴。 上午，空六來談；全談些報紙上所載的事，真偽莫辨。 許多工夫之後，他走了，他所談的我幾乎都忘記了，等於不談。只記得一件：據說吳佩孚大帥在一處宴會的席上發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為「蚩」「赤」同音，所以蚩尤即「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 說畢，合座為之「歡然」云。 太陽很烈，幾盆小草花的葉子有些垂下來了，澆了一點水。田媽忠告我：澆花的時候是每天必須一定的，不能亂；一亂，就有害。我覺得有理，便躊躇起來；但又想，沒有人在一定的時候來澆花，我又沒有一定的澆花的時候，如果遵照她的學說，那些小花可只好曬死罷了。即使亂澆，總勝於不澆；即使有害，總勝於曬死罷。便繼續澆下去，但心裡自然也不大踴躍。下午，葉子都直起來了，似乎不甚有害，這才放了心。 燈下太熱，夜間便在暗中呆坐著，涼風微動，不覺也有些「歡然」。人倘能夠「超然象外」，看看報章，倒也是一種清福。我對於報章，向來就不是博覽家，然而這半年來，已經很遇見了些銘心絕品。遠之，則如段祺瑞執政的《二感篇》，張之江督辦的《整頓學風電》，陳源教授的《閒話》； 近之，則如丁文江督辦（？）的自稱「書呆子」演說，胡適之博士的英國庚款答問，牛榮聲先生的「開倒車」論（見《現代評論》七十八期），孫傳芳督軍的與劉海粟先生論美術書。但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來，卻又相去不可以道裡計。 今年春天，張之江督辦明明有電報來贊成槍斃赤化嫌疑的學生，而弄到底自己還是逃不出赤化。這很使我莫明其妙；現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師，那疑團可就冰釋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領麼？所以三一八慘案，即等於以赤討赤，無論那一面，都還是逃不脫赤化的名稱。 這樣巧妙的考證天地間委實不很多，只記得先前在日本東京時，看見《讀賣新聞》上逐日登載著一種大著作，其中有黃帝即亞伯拉罕的考據。大意是日本稱油為「阿蒲拉」（Abura），油的顏色大概是黃的，所以「亞伯拉」就是「黃」。 至於「帝」，是與「罕」形近，還是與「可汗」音近呢，我現在可記不真確了，總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黃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現在也都忘卻，只記得後來還印成一本書，而且還只是上卷。但這考據究竟還過於彎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晴。 午後，在前門外買藥後，繞到東單牌樓的東亞公司閑看。 這雖然不過是帶便販賣一點日本書，可是關於研究中國的就已經很不少。因為或種限制，只買了一本安岡秀夫所作的《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書，用大紅深黃做裝飾的，價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燈下，就看看那本書，他所引用的小說有三十四種，但其中也有其實並非小說和分一部為幾種的。蚊子來叮了好幾口，雖然似乎不過一兩個，但是坐不住了，點起蚊煙香來，這才總算漸漸太平下去。 安岡氏雖然很客氣，在緒言上說，「這樣的也不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難於漏網的。」但是，「一測那程度的高下和範圍的廣狹，則即使誇稱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無應該顧忌的處所，」所以從支那人的我看來，的確不免汗流浹背。只要看目錄就明白了：一，總說；二，過度置重於體面和儀容；三，安運命而肯甘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殘忍性；六，個人主義和事大主義；七，過度的儉省和不正的貪財；八，泥虛禮而尚虛文；九，迷信深；十，耽享樂而淫風熾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常常引為典據。這書在他們，二十年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但是支那人的我們卻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說，以為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於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面的分量多。這就是因為太重體面了，總想將自己的體面弄得十足，所以敢於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複合關鍵，便是這「體面」。 我們試來博觀和內省，便可以知道這話並不過於刻毒。相傳為戲臺上的好對聯，是「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大家本來看得一切事不過是一齣戲，有誰認真的，就是蠢物。但這也並非專由積極的體面，心有不平而怯於報復，也便以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萬事既然是戲，則不平也非真，而不報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見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還不失其為一個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見的外國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響，還是自己實驗出來的，就很有幾個留心研究著中國人之所謂「體面」或「面子」。但我覺得，他們實在是已經早有心得，而且應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圓熟起來，則不但外交上一定勝利，還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這時須連「支那人」三個字也不說，代以「華人」，因為這也是關於「華人」的體面的。 我還記得民國初年到北京時，郵局門口的扁額是寫著「郵政局」的，後來外人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叫聲高起來，不知道是偶然還是什麼，不幾天，都一律改了「郵務局」了。外國人管理一點郵「務」，實在和內「政」不相干，這一齣戲就一直唱到現在。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著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裡可真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臺的架子，總與在後臺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為它悲喜，於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為掃興。 中國人先前聽到俄國的「虛無黨」三個字，便嚇得屁滾尿流，不下於現在之所謂「赤化」。其實是何嘗有這麼一個「黨」；只是「虛無主義者」或「虛無思想者」卻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Turgeniev）給創立出來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傳統和權威，要複歸那出於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這樣的人物，從中國人看來也就已經可惡了。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的處所，只在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卻雖然這麼想，卻是那麼說，在後臺這麼做，到前臺又那麼做……。將這種特別人物，另稱為「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面的虛無黨」以示區別罷，雖然這個形容詞和下面的名詞萬萬聯不起來。 夜，寄品青信，托他向孔德學校去代借《閭邱辨囿》。 夜半，在決計睡覺之前，從日曆上將今天的一張撕去，下面這一張是紅印的。我想，明天還是星期六，怎麼便用紅字了呢？仔細看時，有兩行小字道：「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我又想，明天可掛國旗呢？……於是，不想什麼，睡下了。 七月三日晴。 熱極，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覺。 晚飯後在院子裡乘涼，忽而記起萬牲園，因此說：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現在進不去了。田媽就談到那管門的兩個長人，說最長的一個是她的鄰居，現在已經被美國人雇去，往美國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這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啟示。我先前看見《現代評論》上保舉十一種好著作，楊振聲先生的小說《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種，理由之一是因為做得「長」。 我於這理由一向總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的晚上這才明白了：「長」，是確有價值的。《現代評論》的以「學理和事實」並重自許，確也說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覺時為止，似乎並沒有掛國旗，後半夜補掛與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晴。 早晨，仍然被一個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仍然趕不走，仍然只得自己起來。品青的回信來了，說孔德學校沒有《閭邱辨囿》。 也還是因為那一本《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因為那裡面講到中國的肴饌，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國的肴饌。我於此道向來不留心，所見過的舊記，只有《禮記》裡的所謂「八珍」，《酉陽雜俎》裡的一張御賜菜帳和袁枚名士的《隨園食單》。元朝有和斯輝的《飲饌正要》，只站在舊書店頭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買不起。唐朝的呢，有楊煜的《膳夫經手錄》，就收在《閭邱辨囿》中。現在這書既然借不到，只好拉倒了。 近年嘗聽到本國人和外國人頌揚中國菜，說是怎樣可口，怎樣衛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間第n。但我實在不知道怎樣的是中國菜。我們有幾處是嚼蔥蒜和雜合面餅，有幾處是用醋，辣椒，醃菜下飯；還有許多人是只能舐黑鹽，還有許多人是連黑鹽也沒得舐。中外人士以為可口，衛生，第一而第n的，當然不是這些；應該是闊人，上等人所吃的肴饌。但我總覺得不能因為他們這麼吃，便將中國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雖然出了兩三位「高等華人」，而別的人們也還是「下等」的一般。 安岡氏的論中國菜，所引據的是威廉士的《中國》（《Middle Kingdom by Williams》），在最末《耽享樂而淫風熾盛》這一篇中。其中有這麼一段—— 我自己想，我對於外國人的指摘本國的缺失，是不很發生反感的，但看到這裡卻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國菜誠然大抵濃厚，然而並非國民的常食；中國的闊人誠然很多淫昏，但還不至於將肴饌和壯陽藥併合。「紂雖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國的外國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這樣——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結果。 安岡氏又自己說—— 「筍和支那人的關係，也與蝦正相同。彼國人的嗜筍，可謂在日本人以上。雖然是可笑的話，也許是因為那挺然翹然的姿勢，引起想像來的罷。」 會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寶貴的，所以曾有「會稽竹箭」的話。然而寶貴它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於戰鬥，並非因為它「挺然翹然」像男根。多竹，即多筍；因為多，那價錢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鄉，就吃了十多年筍，現在回想，自省，無論如何，總是絲毫也尋不出吃筍時，愛它「挺然翹然」的思想的影子來。因為姿勢而想像它的效能的東西是有一種的，就是肉蓯蓉，然而那是藥，不是菜。總之，筍雖然常見於南邊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頭的電幹和屋裡的柱子一般，雖「挺然翹然」，和色欲的大小大概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然而洗刷了這一點，並不足證明中國人是正經的國民。要得結論，還很費周折罷。可是中國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岡氏又說，「去今十餘年前，有……稱為《留東外史》這一種不知作者的小說，似乎是記事實，大概是以惡意地描寫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為目的的。然而通讀全篇，較之攻擊日本人，倒是不識不知地將支那留學生的不品行，特地費了力招供出來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這是真的，要證明中國人的不正經，倒在自以為正經地禁止男女同學，禁止模特兒這些事件上。 我沒有恭逢過奉陪「大宴會」的光榮，只是經歷了幾回中宴會，吃些燕窩魚翅。現在回想，宴中宴後，倒也並不特別發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覺得奇怪的，是在燉，蒸，煨的爛熟的肴饌中間，夾著一盤活活的醉蝦。據安岡氏說，蝦也是與性欲有關係的；不但從他，我在中國也聽到過這類話。然而我所以為奇怪的，是在這兩極端的錯雜，宛如文明爛熟的社會裡，忽然分明現出茹毛飲血的蠻風來。而這蠻風，又並非將由蠻野進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蠻野，假如比前者為白紙，將由此開始寫字，則後者便是塗滿了字的黑紙罷。一面制禮作樂，尊孔讀經，「四千年聲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處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殺人，姦淫擄掠，做著雖蠻人對於同族也還不肯做的事……全個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席大宴會！ 我以為中國人的食物，應該去掉煮得爛熟，萎靡不振的； 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應該吃些雖然熟，然而還有些生的帶著鮮血的肉類……。 正午，照例要吃午飯了，討論中止。菜是：乾菜，已不「挺然翹然」的筍乾，粉絲，醃菜。對於紹興，陳源教授所憎惡的是「師爺」和「刀筆吏的筆尖」，我所憎惡的是飯菜。 《嘉泰會稽志》已在石印了，但還未出版，我將來很想查一查，究竟紹興遇著過多少回大饑饉，竟這樣地嚇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專喜歡儲藏幹物品。有菜，就曬乾；有魚，也曬乾；有豆，又曬乾；有筍，又曬得它不像樣；菱角是以富於水分，肉嫩而脆為特色的，也還要將它風乾……。聽說探險北極的人，因為只吃罐頭食物，得不到新東西，常常要生壞血病；倘若紹興人肯帶了乾菜之類去探險，恐怕可以走得更遠一點罷。 晚，得喬峰信並叢蕪所譯的布寧的短篇《輕微的欷歔》稿，在上海的一個書店裡默默地躺了半年，這回總算設法討回來了。 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此外，則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歷史上大事件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孔教徒怎樣使「聖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為相宜；戰國遊士說動人主的所謂「利」「害」是怎樣的，和現今的政客有無不同；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歷來「流言」的製造散佈法和效驗等等…… 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實在多。 七月五日晴。 晨，景宋將《小說舊聞鈔》的一部分理清送來。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才畢，寄給小峰付印。天氣實在熱得可以。 覺得疲勞。晚上，眼睛怕見燈光，熄了燈躺著，仿佛在享福。聽得有人打門，連忙出去開，卻是誰也沒有，跨出門去根究，一個小孩子已在暗中逃遠了。 關了門，回來，又躺下，又仿佛在享福。一個行人唱著戲文走過去，餘音嫋嫋，道，「咿，咿，咿！」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過的《小說舊聞鈔》裡的強汝詢老先生的議論來。這位先生的書齋就叫作求有益齋，則在那齋中寫出來的文章的內容，也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說，誠不解一個人何以無聊到要做小說，看小說。但于古小說的判決卻從寬，因為他古，而且昔人已經著錄了。 憎惡小說的也不只是這位強先生，諸如此類的高論，隨在可以聞見。但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卻實在靠著小說，甚至於還靠著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雖是崇奉關嶽的大人先生們，倘問他心目中的這兩位「武聖」的儀錶，怕總不免是細著眼睛的紅臉大漢和五綹長須的白面書生，或者還穿著繡金的緞甲，脊樑上還插著四張尖角旗。 近來確是上下同心，提倡著忠孝節義了，新年到廟市上去看年畫，便可以看見許多新制的關於這類美德的圖。然而所畫的古人，卻沒有一個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晴。 午後，到前門外去買藥。配好之後，付過錢，就站在櫃檯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經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嘗嘗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 不料有一個買客卻看得奇怪起來。我不解這有什麼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來了，悄悄地向店夥道： 「那是戒煙藥水罷？」 「不是的！」店夥替我維持名譽。 「這是戒大煙的罷？」他於是直接地問我了。 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認作「戒煙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幾何，何必固執，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同時請出我那「介乎兩可之間」的好回答來： 「唔唔……。」 這既不傷店夥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該是一帖妙藥。果然，從此萬籟無聲，天下太平，我在安靜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卻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著這書的紹介和作者的評傳，因為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托丸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總為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才決計在暑假中將它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於是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晚上回家，吃了一點飯，就坐在院子裡乘涼。田媽告訴我，今天下午，斜對門的誰家的婆婆和兒媳大吵了一通嘴。據她看來，婆婆自然有些錯，但究竟是兒媳婦太不合道理了。問我的意思，以為何如。我先就沒有聽清吵嘴的是誰家，也不知道是怎樣的兩個婆媳，更沒有聽到她們的來言去語，明白她們的舊恨新仇。現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實有點不敢自信，況且我又向來並不是批評家。我於是只得說：這事我無從斷定。 但是這句話的結果很壞。在昏暗中，雖然看不見臉色，耳朵中卻聽到：一切聲音都寂然了。靜，沉悶的靜；後來還有人站起，走開。 我也無聊地慢慢地站起，走進自己的屋子裡，點了燈，躺在床上看晚報；看了幾行，又無聊起來了，便碰到東壁下去寫日記，就是這《馬上支日記》。 院子裡又漸漸地有了談笑聲，讜論聲。 今天的運氣似乎很不佳：路人冤我喝「戒煙藥水」，田媽說我……。她怎麼說，我不知道。但願從明天起，不再這樣。	Il y a quelques jours, j'ai rencontre Xiaofeng (小峰) et lui ai mentionne que j'allais envoyer des contributions au supplement edite par Bannong, sous le titre "Journal en hate". Xiaofeng dit d'un air deconfit : les souvenirs vont dans "Revisiter les choses anciennes", et les reflexions courantes, tu les mets dans ce journal... Entre les lignes, il semblait dire : qu'est-ce que tu vas ecrire pour Yusi alors ? - Mais c'etait peut-etre ma propre mefiance. A ce moment-la, je pensais secretement : un homme ne dans une region ou l'on ose manger du fugu - comment peut-il etre si rigide ? Les partis politiques ouvrent des sections locales, les banques ouvrent des succursales - ne puis-je pas ecrire un journal-annexe ? Puisque des contributions pour Yusi etaient aussi necessaires, je mis immediatement cette pensee en pratique, et j'ecris donc un journal-annexe. 29 juin. Beau. Reveille tot par une petite mouche rampant sur mon visage. Chassee ; elle revint. Chassee ; elle revint - et elle insistait pour ramper a un endroit precis de mon visage. Apres avoir tente en vain de la tuer, je n'eus d'autre choix que de changer de tactique : me lever moi-meme. Je me souviens de l'ete d'il y a deux ans, de passage a S-zhou. Les essaims de mouches a l'auberge etaient vraiment effrayants. Quand les plats arrivaient, elles se precipitaient les premieres pour les inspecter. La nuit, elles couvraient toutes les surfaces de la chambre. Pour nous coucher, il fallait baisser la tete lentement et prudemment ; si l'on se jetait brusquement, les effrayant, elles s'envolaient dans un bourdonnement terrifiant qui vous etourdissait completement. A l'aube - cette aube tant esperee de la jeunesse - elles venaient naturellement, comme d'habitude, ramper sur votre visage. Mais en marchant dans la rue, je vis un enfant endormi. Cinq ou six mouches rampaient sur son visage, et il dormait paisiblement sans meme un frisson de peau. En Chine, ce genre d'entrainement et de discipline est absolument indispensable. Plutot que de preconiser la "chasse aux mouches", il serait bien plus pratique de cultiver cette aptitude. Pas envie de rien faire. Que ce fut parce que le mal d'estomac n'etait pas tout a fait gueri ou par manque de sommeil, je ne saurais dire. Toujours en train de fouiller paresseusement dans de vieux papiers, je trouvai quelques notes supplementaires dans le style du Chaxiangshi Congchao. Deja en boule dans la corbeille, je les trouvai neanmoins "trop precieuses pour etre jetees". J'en choisis quelques-unes relatives au Roman au bord de l'eau et les transcris ici - Hong Mai (洪邁) des Song, Yijian Zhizhi, volume 14 : "La vingt-cinquieme annee de Shaoxing, Wu Fupeng... fut nomme prefet de la garnison d'Anfeng. Il envoya un soldat de Poyang pour convoquer ses employes. En traversant le territoire de Shu, le soldat vit des villageois rassembles par dizaines et centaines. Il posa sa charge pour regarder. Ils dirent : 'Une femme de notre village a ete emportee par un tigre. Son mari, fou de rage, est parti seul avec un couteau vers la taniere du tigre. Le temps passe et il n'est pas revenu ; nous projetons d'aller a son secours.' Au bout d'un long moment, l'homme revint portant sa femme morte. Il dit : 'En suivant les traces jusqu'a la taniere, les deux tigres, male et femelle, etaient absents. Deux petits jouaient sous une cavite rocheuse. Je les tuai et me cachai a l'interieur pour attendre. Bientot, je vis la femelle arriver portant quelqu'un, entrant dans la taniere la queue la premiere, ignorant que j'etais cache la. Je saisis rapidement sa queue et lui coupai une patte. Le tigre lacha la personne qu'il portait et s'enfuit en boitant. Je sortis lentement pour regarder - c'etait bien ma femme, deja morte. Le tigre traina sa patte sur quelques dizaines de pas et tomba dans un ravin. Je rentrai dans la cavite pour attendre. Bientot, le male arriva en bondissant et rugissant. Lui aussi entra la queue la premiere. Utilisant la meme methode, je le tuai. La mort de ma femme est vengee ; je n'ai plus de regret.' Il invita alors les villageois a venir voir, et ils transporterent les quatre tigres chez eux pour les partager et les cuisiner." Note : le recit du Roman au bord de l'eau ou Li Kui (李逵) tue quatre tigres au mont Yi est tres similaire ; je soupconne qu'il est base sur de telles traditions. Le Yijian Zhizhi fut acheve au debut de l'ere Qiandao (1165) ; cette entree est intitulee "L'homme de Shu tue quatre tigres". Zhuang Jiyu (莊季裕) des Song, Jilei Bian : "Les gens du Zhejiang considerent 'canard' comme un grand mot tabou. Les gens du Nord savent seulement que la soupe de canard, aussi chaude soit-elle, ne produit pas de vapeur. Quand j'allai plus tard dans le Sud, j'appris pour la premiere fois que s'il n'y a qu'un seul male parmi les canards, ils s'accouplent mais il n'y a pas d'oeufs. Il faut deux ou trois males pour avoir des canetons. La raison du tabou est la, et non dans l'affaire de la vapeur." Note : dans le Roman au bord de l'eau, quand Yun'ge (鄆哥) va chez Wuda (武大) demander de la bale de ble, "Wuda dit : 'On n'eleve ni oies ni canards chez moi - ou voudrais-tu que je trouve de la bale ?' Yun'ge dit : 'Tu dis que tu n'as pas de bale, mais comment se fait-il que tu sois si grassouillet ? Meme si on te pendait la tete en bas, ca ne ferait rien - te jeter dans la marmite et il n'y aurait pas de vapeur !' Wuda dit : 'Petit singe crasseux ! Tu m'insultes ! Ma femme ne court pas le guilledou - comment serais-je un canard ?'..." Que les canards aient besoin de plusieurs males pour etre fertiles etait manifestement un dicton populaire au Zhejiang sous les Song ; aujourd'hui on ne le connait plus. Cela montre que le Roman au bord de l'eau est bien un texte ancien, et que son auteur etait du Zhejiang. Meme Zhuang Jiyu ne connaissait que l'histoire de la vapeur de soupe de canard. Le Jilei Bian a une preface datee de la troisieme annee de Shaoxing (1133) - il y a pres de huit cents ans. Chen Tai (陳泰) des Yuan, Suo'an Yiji, preface de "Jiangnan Qu" : "Enfant, j'entendis les anciens parler des exploits de Song Jiang, sans en connaitre les details. En automne de l'annee guihai de l'ere Zhizhi [1323], le seizieme jour du neuvieme mois, je passai par le marais du mont Liang. Du bateau, je vis au loin un pic, imposant et majestueux. Je demandai au batelier, qui dit : 'C'est le mont An, ou Song Jiang tint sa place forte. Il tailla dans le lac un bassin de quatre-vingt-dix li, tout couvert de lotus, chataignes d'eau et macles. La tradition dit que c'est l'epouse de Song qui les planta. Song etait brave, feroce, extravagant et chevaleresque. Ses compagnons etaient trente-six, comme Song lui-meme. Aujourd'hui encore au pied de la montagne il y a une estrade de partage du butin avec trente-six sieges de pierre. Le dicton populaire dit : trente-six partirent, dix-huit couples revinrent - c'etait sans doute leur serment de fraternite...'" Note : que Song Jiang ait eu une epouse au marais du mont Liang qui planta des lotus ne se trouve que dans ce texte. 1er juillet. Beau. Le matin, Kong Liu (空六) vint bavarder. Nous ne parlames que de choses rapportees dans les journaux - impossible de distinguer le vrai du faux. Au bout d'un long moment, il s'en alla. J'avais oublie presque tout. Je ne me souviens que d'une chose : le generalissime Wu Peifu (吳佩孚), lors d'un banquet, avait annonce avoir retrouve les origines de la "bolchevisation" et decouvert que son ancetre etait Chiyou (蚩尤). Comme "chi" (蚩) et "chi" (赤, rouge) sont homophones, Chiyou signifie "Rouge You" (赤尤), et "Rouge You" signifie "l'extreme du rouge" - c'est-a-dire "le comble de la bolchevisation". Apres quoi toute la table eclata en "ravissement", dit-on. Le soleil tapait fort. Les feuilles de quelques pots de fleurs pendaient un peu ; j'arrosai. Tian Ma m'avertit : l'arrosage des fleurs doit se faire a heure fixe chaque jour, sans deviation ; toute deviation est nefaste. Je trouvai cela raisonnable et hesitai. Mais je pensai : il n'y a personne pour arroser a heure fixe, et moi-meme je n'ai pas d'heure fixe ; si je suivais sa doctrine, les fleurs n'auraient plus qu'a secher et mourir. Meme un arrosage irregulier vaut mieux que pas d'arrosage ; meme si c'est nefaste, c'est mieux que mourir de chaleur. Je continuai donc a arroser, sans grand enthousiasme. L'apres-midi, toutes les feuilles s'etaient redressees, sans grand dommage apparent - alors seulement je fus rassure. Trop chaud sous la lampe le soir ; je m'assis dans l'obscurite. Une brise fraiche soufflait doucement, et moi aussi j'eprouvai quelque "ravissement". Si l'on peut etre "au-dessus des choses", lire les journaux est en fait un plaisir tranquille. Je n'ai jamais ete un grand lecteur de journaux, et pourtant ces six derniers mois j'ai rencontre pas mal de chefs-d'oeuvre memorables. De loin : l'"Essai de deux reflexions" du president par interim Duan Qirui (段祺瑞), le "Telegramme pour la rectification des moeurs academiques" de l'inspecteur general Zhang Zhijiang (張之江), les "Propos oisifs" du professeur Chen Yuan (陳源). De plus pres : le discours de l'inspecteur general (?) Ding Wenjiang (丁文江) se qualifiant de "rat de bibliotheque", la reponse du Dr Hu Shizhi (胡適之) sur l'indemnite des Boxers britannique, la theorie de M. Niu Rongsheng (牛榮聲) sur le "retour en arriere" (dans Xiandai Pinglun, n 78), et la lettre du commandant en chef Sun Chuanfang (孫傳芳) a M. Liu Haisu (劉海粟) debattant de l'art. Mais tout cela palit incommensurablement devant la genealogie de la bolchevisation. Ce printemps, l'inspecteur general Zhang Zhijiang avait manifestement envoye un telegramme approuvant l'execution d'etudiants soupconnes de bolchevisation, et pourtant il ne put lui-meme echapper a l'accusation de bolchevisation. Cela me laissa tres perplexe. Maintenant que je sais que Chiyou est le patriarche de la bolchevisation, l'enigme se dissout comme glace au soleil. Chiyou combattit l'empereur Yan (炎帝), et l'empereur Yan etait aussi un "Chef Rouge". Yan signifie feu ; le feu est rouge. Et "empereur" - n'est-ce pas un chef ? Le massacre du 18 mars etait donc essentiellement du Rouge contre du Rouge : quel que soit le cote, on n'echappe pas a l'etiquette de bolchevisation. Une erudition si ingenieuse est rare en ce monde. Je me souviens seulement qu'il y a des annees a Tokyo, je vis dans le Yomiuri Shimbun une grande oeuvre publiee en feuilleton, contenant une etude prouvant que l'Empereur Jaune etait Abraham. Le raisonnement : en japonais, l'huile se dit "abura" (Abura), et l'huile est generalement jaune, donc "Abraham" egale "jaune". Quant a "empereur" - s'il ressemble en forme a "Khan" ou en son a "Kehan" - je ne m'en souviens plus precisement. Quoi qu'il en soit : Abraham egale l'Empereur de l'Huile, et l'Empereur de l'Huile est l'Empereur Jaune. Le titre et l'auteur, je les ai oublies aussi ; je sais seulement que cela fut publie plus tard en livre - et c'etait seulement le premier volume. Mais ce raisonnement est decidement trop tortueux ; mieux vaut ne pas approfondir. 2 juillet. Beau. L'apres-midi, apres avoir achete des medicaments hors de la porte Qianmen, je flanai jusqu'a la Compagnie d'Asie orientale a Dongdan Pailou. Bien que ce ne soit qu'un magasin vendant accessoirement quelques livres japonais, la selection sur les etudes chinoises etait deja assez considerable. En raison de certaines restrictions, je n'achetai qu'un livre de Yasuoka Hideo (安岡秀夫), Le caractere national chinois vu a travers la fiction, et m'en allai. C'etait un volume mince, decore de rouge vif et de jaune profond, au prix d'un yuan vingt fen. Le soir, assis sous la lampe, je parcourus le livre. Il cite trente-quatre oeuvres de fiction, dont certaines ne sont pas vraiment des fictions et d'autres comptent un ouvrage pour plusieurs. Les moustiques me piquerent plusieurs fois. Bien qu'il ne semblat y en avoir qu'un ou deux, je ne pouvais rester assis. J'allumai une spirale anti-moustiques, et les choses se calmerent enfin. M. Yasuoka est assez poli ; dans l'introduction il ecrit : "Ce n'est pas une chose exclusive aux Chinois - meme au Japon, il y en a probablement qui n'echapperaient pas au filet." Cependant, "si l'on mesure le degre et l'etendue, appeler cela le caractere national chinois n'est pas le moins du monde une chose dont il faille avoir scrupule." Aussi, du point de vue de ce Chinois (Zhina-ren) que je suis, l'effet est assurement de faire ruisseler la sueur. Il suffit de regarder la table des matieres : 1. Generalites ; 2. Importance excessive accordee au visage et a l'apparence ; 3. Resignation au destin et acceptation ; 4. Capacite d'endurance et de patience ; 5. Manque de compassion et grande cruaute ; 6. Individualisme et servilite envers les puissants ; 7. Frugalite excessive et avidite malhonnete ; 8. Attachement aux rites vides et aux formules vaines ; 9. Superstition profonde ; 10. Gout du plaisir et debauche rampante. Il semble faire grande confiance aux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 Smith, qu'il cite souvent comme autorite. Au Japon, une traduction parut il y a vingt ans sous le titre Le Temperament des Chinois ; mais parmi nous Chinois, presque personne n'y prete attention. Le tout premier chapitre cite l'opinion de Smith selon laquelle les Chinois sont un peuple avec un penchant considerable pour la theatralite. Des que leur esprit s'echauffe un peu, ils deviennent comme des acteurs ; chaque mot, chaque geste est joue et pose. La part qui vient du coeur est toujours moindre que celle consacree a sauver les apparences. C'est parce qu'ils attachent trop d'importance au visage et veulent toujours le rendre absolument parfait - d'ou leur audace dans de tels mots et actions. En somme, la cle composee du caractere national chinois est ce "visage". Si nous observons largement et nous examinons nous-memes, nous voyons que ce n'est pas excessivement cruel. La meilleure paire de sentences paralleles pour la scene de theatre est, dit-on : "Le theatre est un petit monde ; le monde est un grand theatre." Chacun considere fondamentalement que tout n'est qu'une piece de theatre. Quiconque prend les choses au serieux est un sot. Mais cela ne vient pas uniquement de la recherche active du visage : quand le coeur est blesse par l'injustice mais qu'on est trop timide pour se venger, on congédie tout par la pensee que tout n'est qu'un jeu. Puisque tout est un jeu, l'injustice n'est pas reelle, et ne pas se venger n'est pas de la lachete. Aussi, meme si l'on est temoin d'une injustice sur la route et qu'on ne peut tirer l'epee pour aider, on reste un gentilhomme integre de longue date. Les etrangers que j'ai rencontres - soit influences par Smith, soit parvenus a leurs propres conclusions - comptent quelques-uns qui etudient soigneusement ce que les Chinois entendent par "visage" ou "mianzi". Mais je sens qu'ils ont en fait depuis longtemps acquis des connaissances et les appliquent. S'ils deviennent encore plus habiles, non seulement ils gagneront en diplomatie, mais ils gagneront aussi les bonnes graces des "Chinois" de classe superieure. A ce stade, ils ne devront meme plus dire "Zhina-ren" mais y substituer "Huaren" (Chinois), car cela aussi concerne le "visage" des "Chinois". Je me souviens encore qu'aux premiers temps de la Republique, en arrivant a Pekin, les plaques au-dessus des bureaux de poste disaient "Bureau postal" (Youzheng Ju). Plus tard, les cris des etrangers proclamant la non-ingerence dans les affaires interieures de la Chine s'intensifierent. Je ne sais si par coincidence ou deliberement, mais en quelques jours toutes les plaques furent uniformement changees en "Bureau des affaires postales" (Youwu Ju). Un etranger gerant quelques "affaires" postales n'a vraiment rien a voir avec la "politique" interieure - et cette piece se joue toujours. J'ai toujours refuse de croire que les larmes des defenseurs de l'essence nationale et des moralistes soient sinceres. Meme s'il y a de vraies perles roulant aux coins de leurs yeux, il faut verifier si leurs mouchoirs n'ont pas ete trempes dans de l'eau de piment ou du jus de gingembre. Preserver le patrimoine national, promouvoir la morale, defendre la justice, rectifier les moeurs academiques... le pensent-ils vraiment du fond du coeur ? Des que tout est jeu, la pose sur scene ne correspond jamais au visage en coulisses. Mais le public, tout en sachant que c'est une piece, peut encore en etre emu tant qu'elle est bien jouee, et la piece continue. Quiconque revele la supercherie est accuse de gacher le plaisir. Autrefois, les Chinois entendaient les trois mots "nihilistes russes" et en etaient terrifies, pas moins qu'aujourd'hui par la soi-disant "bolchevisation". En realite, il n'y eut jamais un tel "parti". Il y avait cependant des "nihilistes" ou "penseurs du nihilisme" - un terme cree par Tourgueniev (I. Turgeniev) pour designer ceux qui ne croient ni en Dieu ni en la religion, qui nient toute tradition et autorite, et cherchent a revenir a une vie de libre arbitre. Mais de tels personnages, vus par les Chinois, sont deja detestables. Pourtant, observez certains Chinois - du moins la classe superieure - et leur attitude envers Dieu, la religion, l'autorite traditionnelle : est-ce "croyance" et "obeissance", ou "crainte" et "exploitation" ? Il suffit de voir leur habilete a changer de couleur, leur absence totale de principes ; ils ne croient en rien. Mais ils doivent toujours afficher une facade differente de ce qui est dans leur coeur. Pour chercher des nihilistes en Chine, il y en a en fait pas mal. La difference avec les nihilistes russes tient seulement a ceci : les leurs pensent ainsi, disent ainsi, et font ainsi. Les notres, bien qu'ils pensent ainsi, disent autrement ; en coulisses ils font ceci, sur scene ils font cela... Appelons cette espece particuliere "nihilistes theatraux" ou "nihilistes respectables" pour marquer la distinction, bien que l'adjectif et le nom soient absolument irreconciliables. Nuit : envoye une lettre a Pinqing (品青), le priant d'emprunter pour moi le Luqiu Bianyou a l'ecole Kongde. Tard dans la nuit, juste avant de me resoudre a dormir, j'arrachai la feuille du jour du calendrier. Celle du dessous etait imprimee en rouge. Je pensai : demain c'est encore samedi - pourquoi du rouge ? En regardant de pres, deux lignes en petits caracteres : "Anniversaire du Serment de Machang pour la restauration de la Republique." Je pensai encore : faut-il hisser le drapeau national demain ?... Puis, cessant de penser, je me couchai. 3 juillet. Beau. Chaleur extreme. Matinee a flaner ; apres-midi a dormir. Apres le diner, en me rafraichissant dans la cour, je me souvins soudain du Jardin des mille creatures et dis : ce serait agreable a visiter en ete, dommage qu'on ne puisse plus y entrer. Tian Ma mentionna alors les deux hommes de grande taille qui gardaient la porte, disant que le plus grand etait son voisin et qu'il avait ete engage par des Americains pour aller en Amerique, avec un salaire de mille yuan par mois. Cette remarque me fut une grande revelation. Auparavant, j'avais vu dans Xiandai Pinglun la recommandation de onze bonnes oeuvres. Le roman Yujun de M. Yang Zhensheng (楊振聲) en faisait partie, et l'une des raisons avancees etait qu'il etait "long". Ce raisonnement m'avait toujours laisse perplexe, mais le soir du 3 juillet - jour de l'"Anniversaire du Serment de Machang" -, je compris enfin : la "longueur" a en effet de la valeur. La pretention de Xiandai Pinglun d'accorder autant d'importance aux "raisonnements savants qu'aux faits" se verifie effectivement. Jusqu'a l'heure de mon coucher, il ne semble pas qu'on ait hisse de drapeaux nationaux. S'ils furent hisses dans la seconde moitie de la nuit, je l'ignore. 4 juillet. Beau. Le matin, encore reveille par une mouche rampant sur mon visage, encore incapable de la chasser, encore oblige de me lever moi-meme. Reponse de Pinqing : l'ecole Kongde ne possede pas le Luqiu Bianyou. Toujours a cause de ce livre, Le caractere national chinois vu a travers la fiction. Puisqu'il y est question de cuisine chinoise, je voulus me renseigner sur la cuisine chinoise. Je ne me suis jamais interesse a ce sujet. Les anciens documents que je connais se limitent aux "Huit Tresors" du Livre des rites, un menu imperiallement offert dans le Youyang Zazu et le Suiyuan Shidan du gourmet Yuan Mei (袁枚). De la dynastie Yuan, il y a le Yinshan Zhengyao de He Sihui ; je ne fis que le feuilleter debout dans une vieille librairie - c'etait apparemment une edition Yuan et donc hors de prix. De la dynastie Tang, il y a le Shanfu Jingshou Lu de Yang Yu, contenu dans le Luqiu Bianyou. Puisque ce livre ne peut etre emprunte, je dois abandonner. Ces derniers temps, j'entends souvent Chinois et etrangers vanter la cuisine chinoise - si delicieuse, si hygienique, la meilleure du monde, la n-ieme de l'univers. Mais je ne sais vraiment pas ce que signifie "cuisine chinoise". Certains d'entre nous machent oignons et ail avec des galettes de farine melee ; certains mangent avec du vinaigre, du piment et des legumes marines ; beaucoup ne peuvent que lecher du sel noir ; et beaucoup n'ont meme pas de sel noir a lecher. Ce que Chinois et etrangers considerent comme delicieux, hygienique et de premier ordre n'est certainement pas cela - ce doit etre la cuisine des riches, de la classe superieure. Mais je trouve que, simplement parce qu'ils mangent ainsi, on ne peut classer la "cuisine chinoise" au premier rang - de meme que l'apparition l'annee derniere de deux ou trois "Chinois de classe superieure" n'a pas rendu tous les autres moins "inferieurs". La discussion de Yasuoka sur la cuisine chinoise, citant le Middle Kingdom de Williams, figure dans le dernier chapitre, "Gout du plaisir et debauche rampante". Il y a un passage - je me dis que je ne reagis generalement pas mal quand des etrangers signalent les defauts de notre pays, mais en lisant cela je ne pus m'empecher de rire. Les plats de banquet chinois sont certes generalement riches, mais ce n'est pas le repas quotidien du peuple. Les magnats chinois sont certes souvent dissolus, mais ils n'en sont pas encore a combiner cuisine et aphrodisiaques. "Meme si Zhou etait mauvais, il ne l'etait pas a ce point." Les chercheurs etrangers sur la Chine, pensant trop profondement et sentant trop finement, arrivent souvent a de tels resultats - des resultats montrant une sensibilite sexuelle encore plus grande que celle des "Chinois" eux-memes. Yasuoka dit lui-meme : "La relation entre les pousses de bambou et les Chinois est la meme qu'avec les crevettes. La passion des Chinois pour les pousses de bambou surpasse celle des Japonais. Bien que ce soit risible a dire, c'est peut-etre la forme dressee et pointue qui stimule l'imagination." Kuaiji a encore beaucoup de bambou aujourd'hui. Dans l'antiquite, le bambou etait tres prise ; d'ou l'expression "les fleches de bambou de Kuaiji". Mais la raison de cette estime etait qu'on pouvait en faire des fleches pour la guerre, non parce qu'il etait "dresse et pointu" comme un phallus. Ou il y a beaucoup de bambou, il y a beaucoup de pousses ; et comme il y en a beaucoup, le prix est a peu pres celui du chou chinois a Pekin. Dans ma ville natale, j'ai mange des pousses de bambou pendant plus de dix ans. En y repensant aujourd'hui, quoi que je fasse, je ne puis trouver la moindre ombre d'une pensee appreciant les pousses de bambou pour etre "dressees et pointues". La seule chose dont l'efficacite est imaginee a cause de sa forme est le cistanche - mais c'est un medicament, pas un aliment. Bref, bien que les pousses de bambou soient communes dans les bambouseraies du Sud et sur les tables, comme les poteaux telegraphiques dans les rues et les piliers dans les maisons, bien que "dressees et pointues", elles n'ont probablement rien a voir avec le degre de desir sexuel. Mais nous laver de ce point ne suffit pas a prouver que les Chinois sont un peuple decent. Pour arriver a une conclusion, il faudrait encore bien des detours. Pourtant les Chinois refusent tout simplement de s'etudier eux-memes. Yasuoka dit aussi : "Il y a plus de dix ans, il y avait... un roman anonyme appele Liudong Waishi, qui semblait rapporter des faits reels, probablement dans le but malveillant de depeindre l'immoralite sexuelle des Japonais. Mais en lisant l'ensemble, plutot qu'attaquer les Japonais, il a involontairement et laborieusement confesse davantage la mauvaise conduite des etudiants chinois a l'etranger - ce qui est plutot comique." C'est vrai. Pour prouver que les Chinois ne sont pas decents, il suffit de regarder les affaires d'interdiction serieuse de la coeducation et de l'interdiction du modele vivant. Je n'ai pas eu la gloire d'assister a un "grand banquet". J'ai seulement vecu quelques banquets moyens, mangeant de l'aileron de requin et du nid d'hirondelle. En y repensant, pendant et apres les banquets, je n'ai pas ressenti de poussee particuliere de luxure. Mais ce que je trouve encore etrange, c'est comment, parmi les plats braises, etuves et mitonnes a point, il y avait soudain une assiette de crevettes ivres encore vivantes et frétillantes. Selon Yasuoka, les crevettes aussi sont liees au desir sexuel. Je n'ai pas entendu cela seulement de lui, mais aussi en Chine. Pourtant ce que je trouve etrange, c'est la juxtaposition de ces deux extremes : comme si, dans une societe pourrie de civilisation, apparaissait soudain l'indeniable sauvagerie de manger de la chair crue et de boire du sang. Et cette sauvagerie n'est pas celle qui va de la barbarie vers la civilisation - si nous comparons la premiere a du papier blanc sur lequel on va commencer a ecrire - mais celle qui est retombee de la civilisation vers la barbarie, un papier noir deja couvert d'ecriture. D'un cote : etablir les rites et composer la musique, venerer Confucius et lire les classiques, "quatre mille ans de civilisation" - parfaitement murie. Et de l'autre : tranquillement mettre le feu et tuer, violer et piller, faisant des choses que meme les barbares ne feraient pas aux leurs... Toute la Chine n'est qu'un tel grand banquet ! Je crois que la nourriture des Chinois devrait se debarrasser de ce qui est cuit jusqu'a la mollesse, avachi et sans vigueur ; et se debarrasser aussi de ce qui est entierement cru ou entierement vivant. Ce qu'il faudrait manger, c'est de la nourriture qui, bien que cuite, garde encore quelque chose de cru, degoulinant encore de sang... A midi, comme d'habitude, c'etait l'heure du dejeuner, et la discussion fut suspendue. Les plats : legumes secs ; pousses de bambou sechees qui n'etaient plus "dressees et pointues" ; vermicelles ; legumes marines. Ce que le professeur Chen Yuan deteste a Shaoxing, ce sont les "petits fonctionnaires retors" et "les pointes de plume des greffiers chicaneurs". Ce que moi je deteste, c'est la nourriture. Le Jiatai Kuaiji Gazetteer est en cours de lithographie mais pas encore publie. A l'avenir j'aimerais beaucoup chercher combien de grandes famines Shaoxing a subies, pour avoir terrorise ses habitants a ce point qu'ils semblent croire que demain sera la fin du monde, entassant compulsivement des denrees sechees. Ils ont des legumes ? Ils les sechent. Du poisson ? Ils le sechent. Des haricots ? Ils les sechent aussi. Des pousses de bambou ? Ils les sechent au point de les rendre meconnaissables. Les chataignes d'eau, dont la qualite est justement leur abondance en eau, leur chair tendre et croquante - meme celles-la, ils les font secher... On dit que les explorateurs de l'Arctique, ne mangeant que des conserves sans provisions fraiches, attrapent souvent le scorbut. Si les gens de Shaoxing emportaient leurs denrees sechees dans de telles expeditions, ils pourraient peut-etre aller un peu plus loin. Le soir, recu une lettre de Qiaofeng (喬峰) avec le manuscrit de la traduction par Congwu (叢蕪) de la nouvelle de Bounine "Un leger soupir". Elle etait restee silencieusement dans une librairie de Shanghai pendant six mois ; cette fois on a reussi a la recuperer. Les Chinois refusent simplement de s'etudier eux-memes. Examiner le caractere national a travers la fiction - c'est aussi un bon sujet. Au-dela : la relation entre la pensee taoiste (non le taoisme en tant que religion, mais les anciens alchimistes) et les grands evenements historiques, et son pouvoir dans la societe contemporaine ; comment les confucianistes ont rendu la "Voie sacree" compatible avec leur propre impudence ; ce qu'etaient reellement les "profits" et "dommages" invoques par les persuadeurs itinerants des Royaumes combattants, et si les politiciens d'aujourd'hui en different ; combien d'inquisitions litteraires la Chine a connues de l'antiquite a nos jours ; les methodes et effets de la fabrication et diffusion de "rumeurs" a travers l'histoire, etc... Il y a vraiment beaucoup de nouveaux champs de recherche. 5 juillet. Beau. Le matin, Jingsong (景宋) apporta une partie des Notes sur les anciens romans (Xiaoshuo Jiuwen Chao), triees et mises au propre. Je les relus moi-meme ; il me fallut jusqu'a l'apres-midi pour finir. Envoyees a Xiaofeng (小峰) pour impression. La chaleur etait vraiment insupportable. Me sentais fatigue. Le soir, mes yeux ne supportaient pas la lumiere de la lampe. J'eteignis et m'allongeai - presque une felicite. J'entendis quelqu'un frapper a la porte et me hatai d'aller ouvrir, mais il n'y avait personne. En sortant pour enqueter, un enfant avait deja fui dans l'obscurite. Refermai la porte, revins, me recouchai - de nouveau presque une felicite. Un passant chantait un air d'opera en marchant, sa voix trainante : "Yi, yi, yi !" Cela me fit soudain penser au vieux M. Qiang Ruxun (強汝詢) et a ses opinions dans les Notes sur les anciens romans que j'avais corrigees aujourd'hui. Le cabinet de travail de ce monsieur s'appelait "Atelier de ce qui est utile" - on peut donc imaginer le contenu des essais qui y furent ecrits. Il disait lui-meme ne pas comprendre pourquoi quelqu'un serait assez desoeuvre pour ecrire ou lire des romans. Mais ses verdicts sur les anciens romans etaient indulgents, parce qu'ils etaient anciens et que des erudits anterieurs les avaient deja catalogues. Le mepris du roman n'est pas l'apanage de ce M. Qiang ; de tels propos eleves s'entendent partout. Pourtant le savoir de nos concitoyens depend en fait largement des romans - et meme des operas tires de romans. Meme les grands messieurs qui venerent les seigneurs Guan et Yue (關岳), si on leur demandait a quoi ressemblent ces deux "Saints guerriers" dans leur imagination, repondraient probablement : un geant au visage rouge aux yeux plisses et un lettré au teint clair avec cinq longues meches de barbe, peut-etre en armure de satin brode d'or, avec quatre fanions pointus dans le dos. Recemment, en effet, il y a de haut en bas un effort concerte pour promouvoir la loyaute, la piete filiale, la chastete et la justice. A Nouvel An, en visitant les foires des temples pour regarder les estampes, on voit beaucoup d'illustrations nouvellement confectionnees de ces vertus. Mais chaque personnage historique represente n'est rien d'autre qu'un laosheng, xiaosheng, laodan, xiaodan, mo, wai, huadan... 6 juillet. Beau. L'apres-midi, sorti acheter des medicaments hors de la porte Qianmen. Apres la preparation, je payai et bus une dose debout au comptoir. Mes raisons etaient trois : premierement, j'avais deja saute un jour et devais boire tot ; deuxiemement, pour gouter si c'etait correct ; troisiemement, il faisait trop chaud et j'avais vraiment un peu soif. A ma surprise, un client me regardait avec etonnement. Je ne comprenais pas ce qu'il y avait de si remarquable. Mais il etait bel et bien etonne, et chuchota au commis : "C'est de la potion anti-opium, non ?" "Non !" Le commis defendit ma reputation. "C'est pour arreter l'opium, hein ?" Il me demanda alors directement. Je sentis que si je ne lui permettais pas d'identifier ce medicament comme "potion anti-opium", il ne fermerait probablement jamais les yeux en paix. La vie est courte - pourquoi s'enteter ? Je fis donc un mouvement de tete qui n'etait ni tout a fait un hochement ni tout a fait pas un hochement, et deployai simultanement mon excellente reponse "oscillant entre deux possibilites" : "Hm, hm..." Cela ne sapait ni les bonnes intentions du commis ni ne decevait ses ardentes esperances - ce devait etre un remede miracle. De fait, a partir de ce moment tous les bruits cesserent, le ciel et la terre furent en paix, et je bouchai ma bouteille dans le silence et sortis dans la rue. J'allai au parc Zhongyang, droit vers l'endroit isole convenu. Shoushan (壽山) etait deja arrive. Apres un bref repos, nous commencames la traduction parallele du Petit Johannes (Xiao Yuehan). C'est un beau livre, mais son acquisition fut fortuite. Il y a environ vingt ans, j'achetai dans une librairie d'occasion a Tokyo quelques dizaines de vieux numeros de revues litteraires allemandes, dans lesquelles se trouvaient une presentation de ce livre et une biographie critique de l'auteur, car il venait d'etre traduit en allemand. Le trouvant interessant, je le commandai par la librairie Maruzen ; je voulais le traduire mais n'en avais pas la force. Plus tard j'y pensai souvent mais fus toujours detourne par autre chose. Ce n'est que l'annee derniere que je decidai de le traduire pendant les vacances d'ete, et meme publiai une annonce - mais cet ete-la s'avera plus difficile que tout autre moment. Cette annee je m'en souvins a nouveau, le feuilletai, trouvai bien des passages difficiles, et n'en avais toujours pas la force. Je demandai a Shoushan s'il voulait co-traduire. Il accepta, et nous commencames ; nous convimes aussi que cela devait etre fini pendant ces vacances d'ete. Le soir, rentre a la maison. Apres un peu de nourriture, je m'assis dans la cour pour me rafraichir. Tian Ma me raconta que cet apres-midi, la belle-mere et la belle-fille d'une famille en face s'etaient violemment disputees. A son avis, la belle-mere avait certes quelques torts, mais en fin de compte c'etait la belle-fille qui etait trop deraisonnable. Elle me demanda mon avis. Or je n'avais meme pas entendu clairement quelle famille se querellait, ne connaissais pas les deux femmes, n'avais pas entendu leurs paroles, et ignorais leurs vieilles rancunes et nouveaux griefs. Me demander de prononcer un jugement - je n'osais vraiment pas me fier a mon propre avis, d'autant que je n'ai jamais ete un critique. Je ne pus que dire : je ne peux trancher cette affaire. Mais le resultat de cette phrase fut tres mauvais. Dans la penombre, bien que je ne pusse voir les visages, j'entendis : tous les bruits se turent. Silence - un silence lourd, oppressant. Puis quelqu'un se leva et s'en alla. Moi aussi, desoeuvre, je me levai lentement, entrai dans ma chambre, allumai la lampe, m'allongeai sur le lit et lus le journal du soir. Apres quelques lignes, le desoeuvrement me reprit. J'allai m'asseoir pres du mur est pour ecrire ce journal - ce "Journal-annexe en hate". Dans la cour revinrent peu a peu des bruits de conversation et de rire, et des propos vertueux. La chance d'aujourd'hui semble avoir ete plutot mauvaise : un passant m'a accuse de boire de la "potion anti-opium" ; Tian Ma a dit que je... Ce qu'elle a dit, je ne sais pas. Mais puisse-t-il en etre autrement des demain.
七月七日晴。 每日的陰晴，實在寫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煩了，從此想不寫。好在北京的天氣，大概總是晴的時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內，那就上午晴，午後陰，下午大雨一陣，聽到泥牆倒塌聲。 不寫也罷，又好在我這日記，將來決不會有氣象學家拿去做參考資料的。 上午訪素園，談談閑天，他說俄國有名的文學者畢力涅克（Boris Piliniak）上月已經到過北京，現在是走了。 我單知道他曾到日本，卻不知道他也到中國來。 這兩年中，就我所聽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學家來到中國的有四個。第一個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爾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糊塗，終於莫名其妙而去； 後來病倒在義大利，還電召震旦「詩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後事如何」。現在聽說又有人要將甘地扛到中國來了，這堅苦卓絕的偉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國治下的印度能活的偉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偉大的足跡。但當他精光的腳還未踏著華土時，恐怕烏雲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納茲，中國倒也早有人紹介過；但他當歐戰時，是高唱人類愛和世界主義的，從今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的議案看來，他實在很不適宜於中國，當然誰也不理他，因為我們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義了。 還有兩個都是俄國人。一個是斯吉泰烈支（Skitalez），一個就是畢力涅克。兩個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畢力涅克卻是蘇聯的作家，但據他自傳，從革命的第一年起，就為著買麵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後，便做小說，還吸過魚油，這種生活，在中國大概便是整日叫窮的文學家也未必夢想到。 他的名字，任國楨君輯譯的《蘇俄的文藝論戰》裡是出現過的，作品的譯本卻一點也沒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馬理》（《Ivan and Maria》），格式很特別，單是這一點，在中國的眼睛——中庸的眼睛——裡就看不慣。文法有些歐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裡著了玻璃粉，何況體式更奇於歐化。悄悄地自來自去，實在要算是造化的。 還有，在中國，姓名僅僅一見於《蘇俄的文藝論戰》裡的里培進司基（U．Libedinsky），日本卻也有他的小說譯出了，名曰《一周間》。他們的介紹之速而且多實在可駭。我們的武人以他們的武人為祖師，我們的文人卻毫不學他們文人的榜樣，這就可預卜中國將來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據《伊凡和馬理》的譯者尾瀨敬止氏說，則作者的意思，是以為「頻果的花，在舊院落中也開放，大地存在間，總是開放」的。那麼，他還是不免於念舊。然而他眼見，身歷了革命了，知道這裡面有破壞，有流血，有矛盾，但也並非無創造，所以他決沒有絕望之心。這正是革命時代的活著的人的心。詩人勃洛克（Alexander Block）也如此。他們自然是蘇聯的詩人，但若用了純馬克斯流的眼光來批評，當然也還是很有可議的處所。不過我覺得托羅茲基（Trotsky）的文藝批評，倒還不至於如此森嚴。 可惜我還沒有看過他們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周間》。 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沖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被吞沒的消滅了；受傷的生活著，開拓著自己的生活，唱著苦痛和愉悅之歌。待到這些逝去了，於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新時代，產出更新的文藝來。 中國自民元革命以來，所謂文藝家，沒有萎黃的，也沒有受傷的，自然更沒有消滅，也沒有苦痛和愉悅之歌。這就是因為沒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為沒有革命。 七月八日 上午，往伊東醫士寓去補牙，等在客廳裡，有些無聊。四壁只掛著一幅織出的畫和兩副對，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兩顆印，一顆是姓名，一顆是頭銜；江的是「迪威將軍」，王的是「佛門弟子」。 午後，密斯高來，適值毫無點心，只得將寶藏著的搽嘴角生瘡有效的柿霜糖裝在碟子裡拿出去。我時常有點心，有客來便請他吃點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視同仁，但密斯得有時委實利害，往往吃得很徹底，一個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吃，又須出去買來。於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變方針，有萬不得已時，則以落花生代之。 這一著很有效，總是吃得不多，既然吃不多，我便開始敦勸了，有時竟勸得怕吃落花生如織芳之流，至於因此逡巡逃走。 從去年夏天發明了這一種花生政策以後，至今還在繼續厲行。 但密斯們卻不在此限，她們的胃似乎比他們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個點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來陳列片時，吃去一點，於我的損失是極微的，「何必改作」？ 密斯高是很少來的客人，有點難於執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沒有別的點心，只好獻出柿霜糖去了。這是遠道攜來的名糖，當然可以見得鄭重。 我想，這糖不大普通，應該先說明來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卻已經一目了然了。她說：這是出在河南汜水縣的；用柿霜做成。顏色最好是深黃；倘是淡黃，那便不是純柿霜。這很涼，如果嘴角這些地方生瘡的時候，便含著，使它漸漸從嘴角流出，瘡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聲，而且這時才記起她是河南人。請河南人吃幾片柿霜糖，正如請我喝一小杯黃酒一樣，真可謂「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裡有黑點的，我們那裡稱為灰茭，雖是鄉下人也不願意吃，北京卻用在大酒席上。卷心白菜在北京論斤論車地賣，一到南邊，便根上系著繩，倒掛在水果鋪子的門前了，買時論兩，或者半株，用處是放在闊氣的火鍋中，或者給魚翅墊底。但假如有誰在北京特地請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邊時請他吃煮白菜，則即使不至於稱為「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張罷。 但密斯高居然吃了一片，也許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 到晚上我空口坐著，想：這應該請河南以外的別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這樣就吃完了。 凡物總是以希為貴。假如在歐美留學，畢業論文最好是講李太白，楊朱，張三；研究蕭伯訥，威爾士就不大妥當，何況但丁之類。《但丁傳》的作者跋忒賴爾（A．J．Butler）就說關於但丁的文獻實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國，可就可以講講蕭伯訥，威爾士，甚而至於莎士比亞了。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兒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時曾在何處和法蘭斯點頭，他還拍著自己的肩頭說道：你將來要有些像我的，至於「四書」「五經」之類，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談為是。 雖然夾些「流言」在內，也未必便於「學理和事實」有妨。	7 juillet. Beau. Noter le temps chaque jour m'est devenu lassant a moi-meme ; desormais, j'ai l'intention d'arreter. Heureusement, le temps a Pekin est le plus souvent beau. Si c'etait la saison des pluies de prunes, alors les matinees seraient belles, les apres-midi couvertes, et en fin d'apres-midi il y aurait une grande averse, suivie du bruit des murs de terre qui s'ecroulent. Peu importe ; et heureusement, ce journal ne sera jamais pris par un meteorologue comme materiau de reference. Le matin, visite a Suyuan (素園). En bavardant, il mentionna que le celebre ecrivain russe Pilniak (Boris Piliniak 畢力涅克) etait passe a Pekin le mois dernier mais etait maintenant reparti. Je savais seulement qu'il etait alle au Japon ; j'ignorais qu'il etait aussi venu en Chine. Ces deux dernieres annees, pour autant que je sache, quatre ecrivains celebres sont venus en Chine. Le premier etait naturellement le plus celebre de tous, Tagore - alias "Zhu Zhendang" (竺震旦). Malheureusement, les hommes de Zhendang coiffes de bonnets indiens firent un tel gachis que celui-ci repartit dans une confusion totale. Plus tard il tomba malade en Italie et telegraphia au "Poete-Sage" de Zhendang de venir, mais la suite est egalement inconnue. J'apprends maintenant que quelqu'un veut aussi trainer Gandhi en Chine - ce grand homme d'une austerite supreme et extraordinaire, qui ne pouvait naitre qu'en Inde et vivre que sous la domination britannique en Inde, va de nouveau imprimer ses grandes empreintes sur le sol de Zhendang. Mais avant que ses pieds nus aient touche le sol chinois, de sombres nuages s'elevent probablement deja des collines. Ensuite vint l'Espagnol Ibanez (伊本納茲). La Chine comptait des gens qui l'avaient presente assez tot. Mais pendant la Grande Guerre, il fut un ardent defenseur de l'amour universel et du cosmopolitisme. A en juger par les resolutions de la Federation nationale de l'education de cette annee, il etait vraiment tout a fait inapproprie pour la Chine, et naturellement personne ne lui preta attention - car nos educateurs promouvaient desormais le nationalisme. Les deux autres etaient russes. L'un etait Skitalets (斯吉泰烈支), l'autre Pilniak. Les deux sont des pseudonymes. Skitalets vivait en exil. Pilniak, en revanche, etait un ecrivain sovietique ; mais selon son autobiographie, des la premiere annee de la revolution, il passa plus d'un an occupe a acheter de la farine. Ensuite, il ecrivit des romans et prit meme de l'huile de foie de morue. Une telle vie - meme les ecrivains chinois qui se plaignent de pauvrete toute la journee ne peuvent probablement pas l'imaginer. Son nom etait apparu dans les Debats sur la litterature et l'art en Russie sovietique, compiles et traduits par Ren Guozhen (任國楨), mais aucune oeuvre traduite n'existait. Au Japon, il y avait une traduction d'Ivan et Maria, d'un format assez particulier. Ce seul trait, aux yeux de la Chine - les yeux du Juste Milieu - serait deja choquant. Certains se sentent deja comme s'ils avaient de la poudre de verre dans les yeux quand la grammaire est un peu europeanisee ; que dire quand la forme meme est plus etrange que l'europeanisation. Qu'il soit venu et reparti en silence, inapercu, est vraiment une grace du destin. De plus, Libedinski (U. Libedinsky 里培進司基), dont le nom en Chine n'est apparu que dans les Debats sur la litterature et l'art en Russie sovietique, a deja vu un roman traduit au Japon, intitule Une Semaine. La rapidite et l'abondance de leurs presentations sont vraiment redoutables. Nos militaires prennent leurs militaires pour maitres, mais nos hommes de lettres n'imitent aucunement l'exemple de leurs hommes de lettres - d'ou l'on peut predire que la Chine sera certainement plus "pacifique" que le Japon a l'avenir. Mais selon Owase Keishi (尾瀨敬止), traducteur d'Ivan et Maria, l'auteur pense que "les fleurs du pommier s'ouvrent aussi dans la vieille cour ; tant que la terre existera, elles s'ouvriront toujours". S'il en est ainsi, il n'est pas exempt de nostalgie. Mais il a vu, il a vecu la revolution ; il sait qu'il y a de la destruction, du sang, des contradictions, mais aussi de la creation. Il n'est donc nullement desespere. C'est precisement le coeur d'un etre vivant dans une epoque revolutionnaire. Le poete Blok (Alexander Block 勃洛克) etait pareil. Ils sont naturellement des poetes de l'Union sovietique, mais juges selon les criteres du marxisme orthodoxe, il y aurait certainement encore beaucoup a critiquer. Cependant, je trouve que la critique litteraire de Trotski (托羅茲基) n'est pas tout a fait aussi severe. Malheureusement, je n'ai pas encore lu l'oeuvre la plus recente, Une Semaine. Dans une epoque revolutionnaire, il y aura toujours beaucoup d'artistes litteraires qui se fletrissent, et beaucoup qui se jettent dans les vagues cataclysmiques nouvelles pour etre engloutis ou blesses. Les engloutis sont detruits ; les blesses continuent de vivre, se frayant leur propre chemin, chantant des chants de douleur et de joie. Quand ceux-la aussi ont disparu, une ere plus nouvelle emerge, produisant une litterature plus nouvelle. En Chine, depuis la revolution de la premiere annee de la Republique, il n'y a pas eu d'artistes litteraires fletris, pas de blesses, naturellement pas de detruits, ni de chants de douleur et de joie. C'est parce qu'il n'y a pas eu de nouvelle vague cataclysmique - c'est-a-dire qu'il n'y a pas eu de revolution. 8 juillet. Le matin, chez le Dr Ito (伊東) pour un plombage. En attendant dans le salon, assez ennuye. Aux quatre murs, seulement un tableau tisse et deux paires de sentences paralleles. L'une etait de Jiang Chaozong (江朝宗), l'autre de Wang Zhixiang (王芝祥). Sous chaque signature, deux sceaux : l'un avec le nom, l'autre avec le titre. Celui de Jiang disait "General Diwei" (迪威將軍) ; celui de Wang, "Disciple du Bouddha" (佛門弟子). L'apres-midi, Mlle Gao (密斯高) vint. Il se trouva qu'il n'y avait aucune patisserie, de sorte que je n'eus d'autre choix que de sortir les precieuses pastilles de givre de kaki - celles qui sont efficaces contre les plaies aux coins de la bouche - et de les disposer sur une assiette. D'habitude j'ai quelques friandises, et quand des invites viennent, je leur en offre. Au debut, je traitais "Mlles" et "MM." de la meme facon. Mais les MM. peuvent parfois etre redoutables - ils mangent souvent avec une grande minutie, ne laissant pas une miette, si bien que c'est moi qui me retrouve "le bec dans l'eau". Si je veux en manger, je dois sortir en acheter. Je devins donc mefiant et changeai de strategie : en cas de necessite absolue, je substitue des cacahuetes. Ce stratageme fonctionne tres bien. Ils n'en mangent jamais beaucoup. Comme ils n'en mangent pas beaucoup, je commence a les presser d'en manger davantage, et parfois je presse avec tant de vigueur que meme quelqu'un comme Zhifang (織芳), qui craint les cacahuetes, finit par s'enfuir precipitamment. Depuis l'invention de cette politique des cacahuetes l'ete dernier, je l'applique rigoureusement. Mais les Mlles, c'est autre chose. Leur estomac semble quatre cinquiemes plus petit que celui des MM., ou leur capacite digestive huit dixiemes plus faible. Meme une toute petite friandise, elles en laissent generalement la moitie ; si c'est un bonbon, elles en laissent un coin. L'exposer un moment et en voir grignoter un peu est une perte negligeable pour moi - "pourquoi changer le systeme ?" Mlle Gao est une visiteuse rare, et la politique des cacahuetes serait difficile a appliquer. Il se trouva qu'il n'y avait pas non plus d'autres friandises, de sorte que je n'eus d'autre choix que d'offrir le sucre de givre de kaki. C'etait une confiserie celebre rapportee de loin - naturellement un geste de consideration. Je pensais que, ce bonbon n'etant pas tres courant, je devais d'abord en expliquer l'origine et l'usage. Mais Mlle Gao avait deja tout compris d'un coup d'oeil. Elle dit : cela vient du district de Sishui (汜水縣) au Henan. C'est fait de givre de kaki. La meilleure couleur est le jaune fonce ; si c'est jaune pale, ce n'est pas du pur givre de kaki. C'est tres rafraichissant. Si vous avez des plaies aux coins de la bouche, vous le gardez dans la bouche et le laissez suinter peu a peu par les coins, et les plaies guerissent. Elle en savait bien plus que ce que j'avais appris par oui-dire. Je ne pus que me taire - et ce n'est qu'a ce moment que je me rappelai qu'elle etait du Henan. Offrir quelques tranches de sucre de givre de kaki a une personne du Henan, c'est comme m'offrir un petit verre de vin de riz jaune - vraiment une betise "hors de portee". Les chataignes d'eau avec des points noirs au centre - chez nous on les appelle "chataignes d'eau grises" - meme les paysans ne veulent pas en manger ; mais a Pekin on les sert dans les grands banquets. Le chou chinois a Pekin se vend au jin et a la charretee ; arrive dans le Sud, il est pendu a l'envers par une ficelle attachee a la racine devant les magasins de fruits, vendu au liang ou a la demi-tete, utilise dans les fondues de luxe ou comme lit pour les ailerons de requin. Mais si quelqu'un a Pekin m'invitait specialement a manger des chataignes d'eau grises, ou emmenait un Pekinois dans le Sud et lui servait du chou bouilli, meme si l'on ne pouvait aller jusqu'a dire "idiot", ce serait tout de meme assez excentrique. Mais Mlle Gao mangea tout de meme une tranche - peut-etre juste pour sauver la face de son hote. Le soir, assis la bouche vide, je pensai : cela aurait du etre offert a des gens d'autres provinces que le Henan. Tout en pensant, je mangeai. Sans m'en rendre compte, j'avais tout mange. Toute chose est prisee pour sa rarete. Si l'on etudie en Europe ou en Amerique, le meilleur sujet de these serait Li Taibai, Yang Zhu ou Zhang San. Etudier Bernard Shaw ou H. G. Wells ne serait pas tres judicieux, sans parler de Dante et consorts. L'auteur de la Vie de Dante, Butler (A. J. Butler), disait lui-meme que la litterature sur Dante etait vraiment impossible a epuiser. Mais une fois rentre en Chine, on peut fort bien parler de Shaw, Wells, voire de Shakespeare. En quelle annee, quel mois on pleura jadis sur la tombe de Katherine Mansfield ; en quel mois, quel jour, a quelle heure et ou l'on echangea un signe de tete avec Anatole France, qui vous tapota meme l'epaule en disant : vous me ressemblerez un jour quelque peu. Quant aux "Quatre Livres" et aux "Cinq Classiques" - en terre natale, il semble preferable d'en parler le moins possible. Meme si l'on y mele quelques "rumeurs", cela ne nuit pas forcement a "l'argumentation savante et aux faits".
下午，在中央公園裡和C君做點小工作，突然得到一位好意的老同事的警報，說，部裡今天發給薪水了，計三成；但必須本人親身去領，而且須在三天以內。 否則？ 否則怎樣，他卻沒有說。但這是「洞若觀火」的，否則，就不給。 只要有銀錢在手裡經過，即使並非檀越的佈施，人是也總愛逞逞威風的，要不然，他們也許要覺到自己的無聊，渺小。明明有物品去抵押，當鋪卻用這樣的勢利臉和高櫃檯；明明用銀元去換銅元，錢攤卻帖著「收買現洋」的紙條，隱然以「買主」自命。錢票當然應該可以到負責的地方去換現錢，而有時卻規定了極短的時間，還要領簽，排班，等候，受氣； 軍警督壓著，手裡還有國粹的皮鞭。 不聽話麼？不但不得錢，而且要打了！ 我曾經說過，中華民國的官，都是平民出身，並非特別種族。雖然高尚的文人學士或新聞記者們將他們看作異類，以為比自己格外奇怪，可鄙可嗤；然而從我這幾年的經驗看來，卻委實不很特別，一切脾氣，卻與普通的同胞差不多，所以一到經手銀錢的時候，也還是照例有一點借此威風一下的嗜好。 「親領」問題的歷史，是起源頗古的，中華民國十一年，就因此引起過方玄綽的牢騷，我便將這寫了一篇《端午節》。 但歷史雖說如同螺旋，卻究竟並非印板，所以今之與昔，也還是小有不同。在昔盛世，主張「親領」的是「索薪會」—— 嗚呼，這些專門名詞，恕我不暇一一解釋了，而且紙張也可惜。——的驍將，晝夜奔走，向國務院呼號，向財政部坐討，一旦到手，對於沒有一同去索的人的無功受祿，心有不甘，用此給吃一點小苦頭的。其意若曰，這錢是我們討來的，就同我們的一樣；你要，必得到這裡來領佈施。你看施衣施粥，有施主親自送到受惠者的家裡去的麼？ 然而那是盛世的事。現在是無論怎麼「索」，早已一文也不給了，如果偶然「發薪」，那是意外的上頭的嘉惠，和什麼「索」絲毫無關。不過臨時發佈「親領」命令的施主卻還有，只是已非善於索薪的驍將，而是天天「畫到」，未曾另謀生活的「不貳之臣」了。所以，先前的「親領」是對於沒有同去索薪的人們的罰，現在的「親領」是對於不能空著肚子，天天到部的人們的罰。 但這不過是一個大意，此外的事，倘非身臨其境，實在有些說不清。譬如一碗酸辣湯，耳聞口講的，總不如親自呷一口的明白。近來有幾個心懷叵測的名人間接忠告我，說我去年作文，專和幾個人鬧意見，不再論及文學藝術，天下國家．是可惜的。殊不知我近來倒是明白了，身歷其境的小事，尚且參不透，說不清，更何況那些高尚偉大，不甚了然的事業？我現在只能說說較為切己的私事，至於冠冕堂皇如所謂「公理」之類，就讓公理專家去消遣罷。 總之，我以為現在的「親領」主張家，已頗不如先前了，這就是「孤桐先生」之所謂「每況愈下」。而且便是空牢騷如方玄綽者，似乎也已經很寥寥了。 「去！」我一得警報，便走出公園，跳上車，徑奔衙門去。 一進門，巡警就給我一個立正舉手的敬禮，可見做官要做得較大，雖然闊別多日，他們也還是認識的。到裡面，不見什麼人，因為辦公時間已經改在上午，大概都已親領了回家了。覓得一位聽差，問明瞭「親領」的規則，是先到會計科去取得條子，然後拿了這條子，到花廳裡去領錢。 就到會計科，一個部員看了一看我的臉，便翻出條子來。 我知道他是老部員，熟識同人，負著「驗明正身」的重大責任的；接過條子之後，我便特別多點了兩個頭，以表示告別和感謝之至意。 其次是花廳了，先經過一個邊門，只見上帖紙條道：「丙組」，又有一行小注是「不滿百元」。我看自己的條子上，寫的是九十九元，心裡想，這真是「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同時便直撞進去。看見一個和我差不多大的官，說道這「不滿百元」是指全俸而言，我的並不在這裡，是在里間。 就到里間，那裡有兩張大桌子，桌旁坐著幾個人，一個熟識的老同事就招呼我了；拿出條子去，簽了名，換得錢票，總算一帆風順。這組的旁邊還坐著一位很胖的官，大概是監督者，因為他敢於解開了官紗——也許是紡綢，我不大認識這些東西。——小衫，露著胖得擁成折疊的胸肚，使汗珠雍容地越過了折疊往下流。 這時我無端有些感慨，心裡想，大家現在都說「災官」「災官」，殊不知「心廣體胖」的還不在少呢。便是兩三年前教員正嚷索薪的時候，學校的教員豫備室裡也還有人因為吃得太飽了，咳的一聲，胃中的氣體從嘴裡反叛出來。 走出外間，那一位和我差不多大的官還在，便拉住他發牢騷。 「你們怎麼又鬧這些玩藝兒了？」我說。 「這是他的意思……。」他和氣地回答，而且笑嘻嘻的。 「生病的怎麼辦呢？放在門板上抬來麼？」 「他說：這些都另法辦理……。」 我是一聽便了然的，只是在「門——衙門之門——外漢」怕不易懂，最好是再加上一點注解。這所謂「他」者，是指總長或次長而言。此時雖然似乎所指頗蒙朧，但再掘下去，便可以得到指實，但如果再掘下去，也許又要更蒙朧。總而言之，薪水既經到手，這些事便應該「適可而止，毋貪心也」的，否則，怕難免有些危機。即如我的說了這些話，其實就已經不大妥。 於是我退出花廳，卻又遇見幾個舊同事，閒談了一回。知道還有「戊組」，是發給已經死了的人的薪水的，這一組大概無須「親領」。又知道這一回提出「親領」律者，不但「他」，也有「他們」在內。所謂「他們」者，粗粗一聽，很像「索薪會」的頭領們，但其實也不然，因為衙門裡早就沒有什麼「索薪會」，所以這一回當然是別一批新人物了。 我們這回「親領」的薪水，是中華民國十三年二月份的。 因此，事前就有了兩種學說。一，即作為十三年二月的薪水發給。然而還有新來的和新近加俸的呢，可就不免有向隅之感。於是第二種新學說自然起來：不管先前，只作為本年六月份的薪水發給。不過這學說也不大妥，只是「不管先前」這一句，就很有些疵病。 這個辦法，先前也早有人苦心經營過。去年章士釗將我免職之後，自以為在地位上已經給了一個打擊，連有些文人學士們也喜得手舞足蹈。然而他們究竟是聰明人，看過「滿床滿桌滿地」的德文書的，即刻又悟到我單是拋了官，還不至於一敗塗地，因為我還可以得欠薪，在北京生活。於是他們的司長劉百昭便在部務會議席上提出，要不發欠薪，何月領來，便作為何月的薪水。這辦法如果實行，我的受打擊是頗大的，因為就受著經濟的迫壓。然而終於也沒有通過。那致命傷，就在「不管先前」上；而劉百昭們又不肯自稱革命黨，主張不管什麼，都從新來一回。 所以現在每一領到政費，所發的也還是先前的錢；即使有人今年不在北京了，十三年二月間卻在，實在也有些難於說是現今不在，連那時的曾經在此也不算了。但是，既然又有新的學說起來，總得採納一點，這採納一點，也就是調和一些。因此，我們這回的收條上，年月是十三年二月的，錢的數目是十五年六月的。 這麼一來，既然並非「不管先前」，而新近升官或加俸的又可以多得一點錢，可謂比較的周到。於我是無益也無損，只要還在北京，拿得出「正身」來。 翻開我的簡單日記一查，我今年已經收了四回俸錢了：第一次三元；第二次六元；第三次八十二元五角，即二成五，端午節的夜裡收到的；第四次三成，九十九元，就是這一次。再算欠我的薪水，是大約還有九千二百四十元，七月份還不算。 我覺得已是一個精神上的財主；只可惜這「精神文明」是不很可靠的，劉百昭就來動搖過。將來遇見善於理財的人，怕還要設立一個「欠薪整理會」，裡面坐著幾個人物，外面掛著一塊招牌，使凡有欠薪的人們都到那裡去接洽。幾天或幾月之後，人不見了，接著連招牌也不見了；於是精神上的財主就變了物質上的窮人了。 但現在卻還的確收了九十九元，對於生活又較為放心，趁閒空來發一點議論再說。 七月二十一日。	L'apres-midi, tandis que je faisais un petit travail avec C au parc Zhongyang, je recus soudain l'avertissement d'un ancien collegue bienveillant. Il dit que le ministere avait verse les salaires aujourd'hui - trois dixiemes. Mais il fallait se presenter en personne, et dans un delai de trois jours. Sinon ? Ce que "sinon" signifiait, il ne le dit pas. Mais c'est "clair comme le feu" : sinon, on ne recoit rien. Des que de l'argent passe entre les mains de quelqu'un - meme si ce ne sont pas les aumones d'un protecteur -, les gens aiment toujours faire un petit etalage d'autorite. Sans cela, ils risqueraient de prendre conscience de leur propre insignifiance. On apporte des objets parfaitement valables au mont-de-piete, mais le mont-de-piete vous accueille avec un visage imperieux et un comptoir imposant. On va echanger des dollars d'argent contre des pieces de cuivre, mais le changeur affiche : "Achat de dollars d'argent", se posant implicitement en "acheteur". Bien entendu, les billets de banque devraient etre echangeables contre de l'argent liquide aupres de l'institution responsable, mais parfois un delai absurdement court est impose. Il faut prendre un numero, faire la queue, attendre, subir des affronts ; la police militaire monte la garde, fouets du patrimoine national en main. Refus d'obeir ? Non seulement pas d'argent, mais aussi des coups ! J'ai deja dit : les fonctionnaires de la Republique de Chine viennent tous du peuple et ne sont pas une espece particuliere. Bien que les eminents hommes de lettres ou journalistes les considerent comme une race differente et les trouvent bien plus etranges, meprisables et risibles qu'eux-memes, d'apres mon experience de ces dernieres annees, ils ne sont vraiment pas si particuliers. Toutes leurs manies sont a peu pres les memes que celles de leurs concitoyens ordinaires. Aussi, quand de l'argent passe entre leurs mains, ne peuvent-ils eux non plus resister a la tentation habituelle de jouer un peu les importants. L'histoire du probleme de la "remise en mains propres" remonte assez loin. La onzieme annee de la Republique, elle avait deja provoque les recriminations de Fang Xuanzhuo (方玄綽) - j'en avais fait une nouvelle intitulee "La Fete des bateaux-dragons". Mais bien que l'histoire soit dite spiralique, elle n'est pas un bloc d'imprimerie, et le present differe quelque peu du passe. Au bon vieux temps, ceux qui insistaient sur la "remise en mains propres" etaient les braves du "Syndicat de revendication salariale" - Helas, ces termes techniques - pardonnez-moi de n'avoir pas le loisir de les expliquer un par un ; et d'ailleurs le papier est precieux. - Ces braves couraient jour et nuit, criant devant le Conseil d'Etat, siegeant au ministere des Finances jusqu'a obtenir des resultats. Une fois l'argent en main, ils repugnaient a voir ceux qui n'avaient pas participe toucher leur part immeritee, et utilisaient la "remise en mains propres" pour leur infliger un petit desagrement. L'idee etait : cet argent, c'est nous qui l'avons arrache, il est donc comme le notre. Tu le veux ? Viens ici chercher ton aumone. A-t-on jamais vu des bienfaiteurs porter personnellement vetements ou bouillie de riz au domicile des beneficiaires ? Mais c'etait au bon vieux temps. De nos jours, quelle que soit l'ampleur des "revendications", pas un sou ne sort. Si des salaires sont "verses", c'est une grace inattendue d'en haut, n'ayant absolument rien a voir avec quelque "revendication". Mais le patron qui proclame sur place l'ordre de "remise en mains propres" existe toujours - seulement ce ne sont plus les braves revendicateurs de salaires, mais les "serviteurs fideles" qui se presentent chaque jour au bureau sans chercher d'autre emploi. L'ancienne "remise en mains propres" etait donc une punition pour ceux qui n'avaient pas participe a la revendication salariale ; la "remise en mains propres" actuelle est une punition pour ceux qui, ne pouvant survivre le ventre vide, ne peuvent venir chaque jour au ministere. Mais ce n'est qu'une esquisse. Pour le reste, sans en faire l'experience soi-meme, c'est vraiment difficile a dire. C'est comme un bol de soupe aigre-piquante : en entendre parler ou en parler ne vaudra jamais d'en prendre soi-meme une gorgee. Recemment, quelques notables mal intentionnes m'ont indirectement conseille, disant que mes essais de l'annee derniere ne traitaient que de querelles entre quelques individus et que je ne discutais plus de litterature, d'art ni d'affaires d'Etat - quel dommage. Ce qu'ils ne savent pas, c'est que j'ai en fait compris : si je ne peux meme pas percer les petites affaires que je vis de premiere main, comment pourrais-je commenter des entreprises si elevees et grandioses mais si peu claires ? Pour l'instant, je ne puis parler que de choses relativement personnelles et privees. Quant au grandiose et au pompeux - les choses comme la "justice" - laissons les specialistes de la justice s'en amuser. Bref, je crois que les defenseurs actuels de la "remise en mains propres" sont bien inferieurs a ceux d'autrefois. C'est ce que "M. Paulownia Solitaire" appellerait "aller de mal en pis". Et meme les grincheux desoeuvres comme Fang Xuanzhuo semblent etre devenus tres rares. "Allons !" Des que je recus l'avertissement, je sortis du parc, sautai dans un pousse et filai droit au ministere. A peine entrai-je que un policier se mit au garde-a-vous et me salua - preuve que si l'on a ete fonctionnaire d'un certain rang, meme apres une longue absence, on est encore reconnu. A l'interieur, personne en vue, car les heures de bureau avaient ete avancees au matin et tout le monde avait sans doute deja encaisse et etait rentre. Je trouvai un gardien, m'enquis de la procedure de "remise en mains propres", et appris : d'abord aller au Service comptable chercher un bon, puis presenter ce bon dans la Grande Salle pour recevoir l'argent. J'allai donc au Service comptable. Un employe regarda mon visage et sortit immediatement le bon. Je savais que c'etait un vieux fonctionnaire, connaissant tous les collegues, charge de la grave responsabilite de "verifier l'identite". Apres avoir recu mon bon, je lui fis deux courbettes supplementaires en guise d'adieu et de profonde gratitude. Ensuite la Grande Salle. D'abord je passai par une porte laterale ou etait colle un papier : "Groupe C", avec une note en petits caracteres : "Moins de cent yuan." Regardant mon bon, le montant etait de quatre-vingt-dix-neuf yuan. Je pensai : vraiment, "La vie de l'homme n'atteint pas cent ans, mais il nourrit les soucis de mille ans..." En meme temps, j'entrai resolument. Un fonctionnaire a peu pres de mon age me dit que "moins de cent yuan" se referait au salaire complet ; le mien n'etait pas traite ici, mais dans la salle interieure. J'allai donc dans la salle interieure. Il y avait deux grandes tables, quelques personnes assises autour, et un vieux collegue de connaissance m'interpella. Je tendis mon bon, signai, et recus un mandat - tout se passa sans accroc. A cote de cette section etait assis un fonctionnaire tres gros, sans doute un superviseur, car il avait ose deboutonner sa chemise de gaze officielle - ou peut-etre de pongee, je ne sais pas tres bien distinguer ces tissus - revelant une poitrine et un ventre si gras qu'ils se repliaient en bourrelets, sur lesquels des perles de sueur roulaient majestueusement dans les plis. A ce moment je sentis une emotion inexplicable. Je pensai : tout le monde parle aujourd'hui de "fonctionnaires de la catastrophe", mais il en reste encore pas mal qui sont "larges d'esprit et gras de corps". Meme il y a deux ou trois ans, quand les professeurs reclamaient bruyamment leurs salaires, dans les salles de preparation il y avait encore des gens qui, ayant trop mange, faisaient "roter" un gaz stomacal qui remontait par la bouche. De retour dans la salle exterieure, le fonctionnaire de mon age etait toujours la, et je le retins pour me plaindre. "Pourquoi recommencez-vous ces simagrees ?" dis-je. "C'est son idee..." repondit-il aimablement, souriant meme. "Et les malades ? Ils doivent etre apportes sur une planche de porte ?" "Il dit : ces cas seront regles autrement..." Je compris immediatement. Mais un "profane" - quelqu'un en dehors de la porte, la porte d'un ministere - pourrait avoir du mal a comprendre, alors ajoutons une petite explication. Ce "il" designe le ministre ou le vice-ministre. A ce stade, le referent peut sembler un peu vague ; creusez davantage et vous pouvez le preciser ; mais si vous creusez encore, cela peut redevenir vague. Quoi qu'il en soit, puisque le salaire est en main, ces affaires doivent etre traitees selon le principe : "arreter tant que tout va bien, ne pas etre avide". Sinon, il pourrait y avoir du danger. Deja que j'aie dit tout cela, c'est un peu deplace. Je me retirai donc de la Grande Salle, mais tombai sur quelques anciens collegues. En bavardant, j'appris qu'il existait aussi un "Groupe E" - pour verser les salaires des personnes deja decedees. Ce groupe n'exigeait vraisemblablement pas de "remise en mains propres". J'appris aussi que celui qui avait propose la regle de "remise en mains propres" cette fois-ci n'etait pas seulement "lui", mais aussi "eux". Ce "eux", a premiere ecoute, ressemblait fort aux meneurs du "Syndicat de revendication salariale", mais en realite il n'en etait rien, car il n'y avait plus depuis longtemps de "Syndicat de revendication salariale" au ministere, et cette fois c'etait donc une toute autre fournee de nouveaux personnages. Le salaire que nous "avons personnellement retire" cette fois-ci etait celui de fevrier de la treizieme annee de la Republique. Cela avait donne lieu a deux ecoles de pensee au prealable. Premierement : le verser en tant que salaire de fevrier de l'annee 13. Mais qu'en est-il des nouveaux venus ou de ceux qui ont recemment recu une augmentation ? Ils seraient "leses". Et ainsi naquit naturellement la deuxieme theorie : peu importe le passe, le traiter simplement comme le salaire de juin de cette annee. Mais cette theorie non plus n'etait pas parfaite ; la seule formule "peu importe le passe" contenait deja de serieux defauts. Cette methode avait deja ete concue par d'autres auparavant. L'annee derniere, apres que Zhang Shizhao (章士釗) m'eut revoque, il se felicita d'avoir porte un coup a ma position, et meme certains litterateurs danserent de joie. Mais c'etaient apres tout des gens malins qui avaient vu des "livres allemands couvrant tables, lits et planchers". Ils comprirent vite que la simple perte de mon poste ne me ruinerait pas, puisque je pouvais encore toucher des arrieres de salaire et vivre a Pekin. Aussi leur chef de bureau, Liu Bailhao (劉百昭), proposa-t-il en reunion de service de ne pas verser les arrieres - quel que soit le mois ou l'on venait retirer, cela serait compte comme le salaire de ce mois-la. Si cela avait ete applique, le coup aurait ete rude pour moi, car j'aurais ete sous pression economique. Mais finalement cela ne passa pas. Le point fatal etait dans "peu importe le passe" ; et les Liu Bailhao ne voulaient pas se proclamer revolutionnaires et preconiser de tout recommencer a zero. Aussi, chaque fois que des fonds gouvernementaux arrivent, ce qui est distribue, c'est toujours de l'argent ancien. Meme si quelqu'un n'est plus a Pekin cette annee, s'il y etait en fevrier de l'annee 13, il serait difficile de dire que, parce qu'il n'est plus la maintenant, sa presence d'alors ne compte plus non plus. Mais puisqu'une nouvelle theorie est apparue, il faut bien en adopter quelque chose - adopter quelque chose, c'est aussi un compromis. C'est pourquoi notre recu portait la date de fevrier de l'annee 13, mais le montant etait celui de juin de l'annee 15. De cette maniere, puisque ce n'etait pas "peu importe le passe", et que ceux recemment promus ou augmentes pouvaient toucher un peu plus, on peut dire que c'etait relativement bien fait. Pour moi, ni gain ni perte - du moment que j'etais encore a Pekin et pouvais presenter ma "propre personne". En consultant mon simple journal, je constate avoir deja touche quatre fois mon salaire cette annee : la premiere fois, trois yuan ; la deuxieme, six yuan ; la troisieme, quatre-vingt-deux yuan cinquante fen, soit deux dixiemes et demi - recus la nuit de la Fete des bateaux-dragons ; la quatrieme, trois dixiemes, quatre-vingt-dix-neuf yuan - cette fois-ci. En calculant le salaire qui m'est encore du, c'est environ neuf mille deux cent quarante yuan, juillet non compris. Je me sens deja un riche en esprit ; malheureusement, cette "civilisation spirituelle" n'est pas tres fiable - Liu Bailhao a deja essaye de l'ebranler. A l'avenir, quand viendra quelqu'un dote pour la gestion financiere, il creera probablement un "Comite d'assainissement des arrieres de salaire". A l'interieur siegeront quelques personnages ; a l'exterieur sera accrochee une enseigne, et tous ceux qui ont des arrieres iront y negocier. Au bout de quelques jours ou mois, les personnages auront disparu ; puis l'enseigne disparaitra aussi. Et le riche en esprit deviendra un pauvre en matiere. Mais pour l'instant j'ai bel et bien recu quatre-vingt-dix-neuf yuan. Me sentant un peu plus tranquille quant a la vie, je profite de ce loisir pour emettre quelques opinions. 21 juillet.
魯迅先生快到廈門去了，雖然他自己說或者因天氣之故而不能在那裡久住，但至少總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這實在是我們認為很使人留戀的一件事。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師範大學學生會舉行毀校周年紀念，魯迅先生到會，曾有一番演說，我恐怕這是他此次在京最後的一回公開講演，因此把它記下來，表示我一點微弱的紀念的意思。人們一提到魯迅先生，或者不免覺得他稍微有一點過於冷靜，過於默視的樣子，而其實他是無時不充滿著熱烈的希望，發揮著豐富的感情的。在這一次談話裡，尤其可以顯明地看出他的主張；那麼，我把他這一次的談話記下，作為他出京的紀念，也許不是完全沒有重大的意義罷。我自己，為免得老實人費心起見，應該聲明一下：那天的會，我是以一個小小的辦事員的資格參加的。 （培良） 正文 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綏惠略夫》，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遲了，到現在還沒有很醒；正在校的時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腦子裡很混亂，一直到現在還是很混亂，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麼多的話可說。 提到我翻譯《工人綏惠略夫》的歷史，倒有點有趣。十二年前，歐洲大混戰開始了，後來我們中國也參加戰事，就是所謂「對德宣戰」；派了許多工人到歐洲去幫忙；以後就打勝了，就是所謂「公理戰勝」。中國自然也要分得戰利品，—— 有一種是在上海的德國商人的俱樂部裡的德文書，總數很不少，文學居多，都搬來放在午門的門樓上。教育部得到這些書，便要整理一下，分類一下，——其實是他們本來分類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為分得不好，所以要從新分一下。—— 當時派了許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後來，總長要看看那些書是什麼書了。怎樣看法呢？叫我們用中文將書名譯出來，有義譯義，無義譯音，該撒呀，克來阿派式拉呀，大馬色呀……。每人每月有十塊錢的車費，我也拿了百來塊錢，因為那時還有一點所謂行政費。這樣的幾里古魯了一年多，花了幾千塊錢，對德和約成立了，後來德國來取還，便仍由點收的我們全盤交付，——也許少了幾本罷。至於「克來阿派忒拉」之類，總長看了沒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據我所知道的說，「對德宣戰」的結果，在中國有一座中央公園裡的「公理戰勝」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這《工人綏惠略夫》的譯本，因為那底本，就是從那時整理著的德文書裡挑出來的。 那一堆書裡文學書多得很，為什麼那時偏要挑中這一篇呢？那意思，我現在有點記不真切了。大概，覺得民國以前，以後，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罷。然而昨晚上一看，豈但那時，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後，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所以我打算將它重印一下……。 《工人綏惠略夫》的作者阿爾志跋綏夫是俄國人。現在一提到俄國，似乎就使人心驚膽戰。但是，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爾志跋綏夫並非共產黨，他的作品現在在蘇俄也並不受人歡迎。聽說他已經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當然更不會送我一個盧布……。總而言之：和蘇俄是毫不相干。但奇怪的是有許多事情竟和中國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說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們的文人學士一般。有一個教員因為不受上司的辱駡而被革職了，她背地裡責備他，說他「高傲」得可惡，「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過兩個嘴巴，可是我一句話都不說，忍耐著。究竟後來他們知道我冤枉了，就親手賞了我一百盧布。」自然，我們的文人學士措辭決不至於如此拙直，文字也還要華贍得多。 然而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卻太可怕。他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於要殺害他，他於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壞。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見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並不希望其有。但中國向來有別一種破壞的人，所以我們不去破壞的，便常常受破壞。我們一面被破壞，一面修繕著，辛辛苦苦地再過下去。所以我們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的生活了。這個學校，也就是受了楊蔭榆章士釗們的破壞之後，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過下去的。 俄國老婆子式的文人學士也許說，這是「高傲」得可惡了，該得懲罰。這話自然很像不錯的，但也不儘然。我的家裡還住著一個鄉下人，因為戰事，她的家沒有了，只好逃進城裡來。她實在並不「高傲」，也沒有反對過楊蔭榆，然而她的家沒有了，受了破壞。戰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拋了，田地荒了，她也還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集一點剩下的東西，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來活下去。 中國的文明，就是這樣破壞了又修補，破壞了又修補的疲乏傷殘可憐的東西。但是很有人誇耀它，甚至於連破壞者也誇耀它。便是破壞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萬國婦女的什麼會裡去，請他敘述中國女學的情形，他一定說，我們中國有一個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在。 這真是萬分可惜的事，我們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為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才快活的。楊蔭榆知道要做不成這校長，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媽，總非將一班「毛鴉頭」趕盡殺絕不可。先前我看見記載上說的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通他是什麼意思； 後來看到別一本書，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法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既無百姓，便無所謂皇帝，於是只剩了一個李自成，在白地上出醜，宛如學校解散後的校長一般。這雖然是一個可笑的極端的例，但有這一類的思想的，實在並不止張獻忠一個人。 我們總是中國人，我們總要遇見中國事，但我們不是中國式的破壞者，所以我們是過著受破壞了又修補，受破壞了又修補的生活。我們的許多壽命白費了。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附記 我赴這會的後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見日報，知道女師大已改為女子學院的師範部，教育總長任可澄自做院長，師範部的學長是林素園。後來看見北京九月五日的晚報，有一條道：「今日下午一時半，任可澄特同林氏，並率有警察廳保安隊及軍督察處兵士共四十左右，馳赴女師大，武裝接收。……」原來剛一周年，又看見用兵了。不知明年這日，還是帶兵的開得校紀念呢，還是被兵的開毀校紀念？現在姑且將培良君的這一篇轉錄在這裡，先作一個本年的紀念罷。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附記。	Lu Xun est sur le point de partir pour Xiamen. Bien qu'il dise lui-meme que le climat pourrait ne pas lui permettre d'y sejourner longtemps, il sera au moins absent de Pekin pendant six mois ou un an, ce qui constitue, a notre sentiment, une chose veritablement regrettable. Le 22 aout, l'association etudiante de l'Universite normale feminine tint une commemoration de l'anniversaire de la destruction de l'ecole. M. Lu Xun y assista et prononca un discours. Je crains que ce ne soit sa derniere conference publique dans la capitale avant son depart, c'est pourquoi je l'ai consigne ici comme un modeste temoignage de souvenir. Quand on evoque le nom de Lu Xun, on peut peut-etre avoir l'impression d'un homme un peu trop froid et detache dans son attitude, mais en verite il est a tout moment rempli d'espoir ardent et debordant de sentiments profonds. Dans cette causerie en particulier, sa position apparait avec une clarte toute speciale ; par consequent, il n'est peut-etre pas tout a fait sans importance que j'aie consigne ce discours comme souvenir de son depart de Pekin. Quant a moi-meme, pour epargner aux honnetes gens tout souci inutile, je dois declarer que j'assistai a la reunion en qualite de modeste employe. (Peiliang) Texte principal Hier soir, je corrigeais L'Ouvrier Chevyriov, avec l'intention d'en preparer une reimpression. Je me suis couche trop tard et je ne suis toujours pas bien reveille. Pendant la correction, certaines pensees me sont soudain venues a l'esprit, plongeant mon cerveau dans une grande confusion, et cette confusion persiste jusqu'a ce moment meme, de sorte que je crains de ne pas avoir grand-chose a dire aujourd'hui. L'histoire de ma traduction de L'Ouvrier Chevyriov est d'ailleurs assez interessante. Il y a douze ans eclata la grande conflagration europeenne, et plus tard notre Chine entra aussi en guerre -- ce qu'on appela la "declaration de guerre a l'Allemagne". De nombreux ouvriers furent envoyes en Europe pour preter main-forte ; ensuite la victoire fut acquise -- ce qu'on appela "le triomphe du droit". La Chine avait naturellement droit a sa part du butin de guerre -- L'un des lots consistait en livres en langue allemande provenant d'un club de commercants allemands a Shanghai -- un nombre considerable au total, compose surtout d'oeuvres litteraires -- qui furent tous transferes dans la tour de la porte Wumen. Le ministere de l'Education, ayant obtenu ces livres, voulut les organiser et les classer -- en fait, les Allemands les avaient deja bien classes, mais certaines personnes jugeaient le classement insuffisant, et il fallut donc les reclasser. A l'epoque, de nombreuses personnes furent affectees a cette tache, et j'etais l'une d'elles. Plus tard, le ministre voulut jeter un coup d'oeil pour voir de quels livres il s'agissait. Comment proceder ? On nous fit traduire les titres en chinois -- en traduisant le sens quand c'etait possible, en transcrivant les sons dans le cas contraire -- Cesar, Cleopatre, Damas... Chacun recevait dix yuans par mois pour les frais de transport, et j'ai du empocher une centaine de yuans, car a l'epoque il existait encore un petit quelque chose qu'on appelait les "frais administratifs". Apres avoir bricole ainsi pendant plus d'un an, depensant plusieurs milliers de yuans au total, le traite de paix avec l'Allemagne fut conclu, et quand l'Allemagne vint plus tard reclamer les livres, nous qui les avions inventories les rendimes tout simplement -- peut-etre en manquait-il quelques volumes. Quant a savoir si le ministre jeta jamais un regard sur "Cleopatre" et ses semblables, cela, je ne saurais le dire. Pour autant que je sache, le resultat de la "declaration de guerre a l'Allemagne" fut, pour la Chine, un arc commemoratif portant l'inscription "Le Triomphe du Droit" dans le parc Zhongyang ; et pour moi, rien d'autre que cette unique traduction de L'Ouvrier Chevyriov, car le texte original avait ete choisi parmi ces livres allemands que j'etais alors en train de classer. Il y avait une quantite considerable d'oeuvres litteraires dans ce tas. Pourquoi donc avoir choisi precisement celle-ci ? Mon raisonnement d'alors, je ne m'en souviens plus que vaguement. Grosso modo, j'avais le sentiment qu'avant et apres la fondation de la Republique, nous avions eu nous aussi de nombreux reformateurs dont les circonstances ressemblaient fort a celles de Chevyriov, et j'ai donc voulu emprunter la coupe d'un autre, pour ainsi dire. Mais en le relisant hier soir -- ce n'est nullement limite a cette epoque ; prenez par exemple la persecution des reformateurs, la souffrance de leurs representants -- cela vaut aussi pour le present -- et pour l'avenir -- meme dans plusieurs decennies, je crois que nombre de reformateurs se trouveront encore dans des circonstances semblables aux siennes. C'est pourquoi je projette d'en faire une reimpression... L'auteur de L'Ouvrier Chevyriov, Artsybachev, etait russe. De nos jours, la seule mention de la Russie semble faire trembler les coeurs d'effroi. Mais c'est tout a fait inutile. Artsybachev n'etait nullement communiste ; ses oeuvres ne sont pas non plus appreciees en Russie sovietique. J'apprends qu'il a perdu la vue et souffre grandement, de sorte qu'il ne va certainement pas m'envoyer un seul rouble... Bref : il n'a absolument rien a voir avec la Russie sovietique. Mais ce qui est etrange, c'est que tant de choses dans son oeuvre presentent une ressemblance si frappante avec la Chine. La souffrance des reformateurs et de leurs representants va de soi ; mais meme la vieille femme qui preche aux gens de rester a leur place est exactement pareille a nos lettres et erudits. Quand un enseignant fut renvoye pour avoir refuse les insultes de son superieur, elle le blama dans son dos, le traitant d'odieusement "orgueilleux" : "Voyez -- mon maitre m'a un jour giflee deux fois au visage, et je n'ai pas dit un mot, j'ai simplement endure. Finalement ils ont reconnu mon innocence et m'ont recompensee de leurs propres mains de cent roubles." Assurement, nos lettres et erudits ne s'exprimeraient jamais de facon aussi fruste ; leur prose serait considerablement plus ornee. Cependant, l'etat d'esprit final de Chevyriov est veritablement terrifiant. Au debut, il travaillait pour la societe, et la societe le persecutait, essayant meme de le tuer. Alors il se transforma et se mit a se venger de la societe -- tout etait ennemi, tout devait etre detruit. En Chine, nous n'avons pas encore vu quelqu'un qui detruise tout de cette maniere, et probablement il n'y en aura jamais ; je ne le souhaite pas non plus. Mais la Chine a toujours eu un autre type de destructeurs, si bien que ceux d'entre nous qui ne detruisent pas sont constamment detruits. Nous sommes detruits d'un cote tout en raccommodant de l'autre, peinant pour continuer a vivre. Et ainsi notre vie devient une vie de destruction et de raccommodage, de destruction et de raccommodage, encore et encore. Cette ecole aussi, apres avoir ete detruite par des gens comme Yang Yinyu et Zhang Shizhao, a ete raccommodee, remise en ordre, et a continue. Peut-etre les lettres et erudits du type de la vieille Russe diront-ils que c'est odieusement "orgueilleux" et merite chatiment. Cela semble assez plausible, certes, mais ce n'est pas tout a fait exact. Chez moi vit une femme de la campagne qui, a cause des combats, a perdu son foyer et n'a eu d'autre choix que de se refugier en ville. Elle n'etait vraiment pas "orgueilleuse" du tout, et ne s'etait jamais non plus opposee a Yang Yinyu, et pourtant son foyer avait disparu -- detruit. Quand les combats cesseront, elle voudra certainement retourner chez elle, et meme si la maison est en ruines, les ustensiles disperses et les champs en friche, elle voudra quand meme continuer a vivre. Elle n'aura sans doute d'autre ressource que de rassembler les quelques restes, raccommoder, remettre en ordre, et continuer a vivr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est precisement une chose aussi fatiguee, blessee et pitoyable que cela, sans cesse detruite puis raccommodee, detruite puis raccommodee encore. Mais beaucoup de gens en sont fiers, et meme les destructeurs en sont fiers. Si l'on envoyait la personne meme qui a detruit cette ecole a quelque congres international feminin et qu'on lui demandait de decrire l'etat de l'education feminine en Chine, elle dirait certainement : "Nous avons en Chine une Universite normale feminine nationale de Pekin." C'est vraiment infiniment regrettable que nous, Chinois, quand il s'agit de choses qui ne sont pas les notres ou qui ne resteront pas les notres, devions toujours les detruire avant de nous sentir satisfaits. Yang Yinyu, sachant qu'elle ne pouvait conserver son poste de directrice, recourut aux stratagemes litteraires des "rumeurs" de ses lettres et a la force martiale des vieilles servantes de Sanhe -- ne s'arretant que lorsque chaque derniere "jeune fille" eut ete traquee et exterminee. J'avais lu autrefois des recits du massacre de la population du Sichuan par Zhang Xianzhong, et je n'avais jamais pu comprendre quelle etait sa motivation. Plus tard, je lus un autre livre, et enfin je compris : il avait a l'origine voulu devenir empereur, mais Li Zicheng etait entre le premier a Pekin et etait devenu empereur ; alors Zhang entreprit de detruire le trone imperial de Li Zicheng. Comment le detruire ? Pour etre empereur, il faut des sujets ; s'il tuait tous les sujets, plus personne ne pourrait etre empereur. Sans sujets, pas d'empereur, et il ne restait plus que Li Zicheng, se ridiculisant sur un sol desert -- exactement comme un directeur apres la dissolution de son ecole. Bien que ce soit un exemple absurde et extreme, ceux qui partagent ce genre de pensee sont loin d'etre rares. Nous sommes apres tout Chinois ; nous devons inevitablement affronter les affaires chinoises. Mais nous ne sommes pas des destructeurs a la maniere chinoise, et nous vivons donc une vie de destruction et de raccommodage, de destruction et de raccommodage. Beaucoup de nos annees sont gaspillees en vain. La seule consolation que nous puissions trouver, a force d'y reflechir, reste ce que nous appelons l'espoir en l'avenir. L'espoir est lie a l'existence ; la ou il y a existence, il y a espoir, et la ou il y a espoir, il y a lumiere. Si les paroles des historiens ne sont pas des mensonges, il n'y a pas encore de precedent en ce monde pour quoi que ce soit qui ait dure grace a ses tenebres. Les tenebres ne peuvent etre liees qu'aux choses qui se dirigent vers leur extinction ; une fois eteintes, les tenebres perissent avec elles -- elles ne sont pas eternelles. Mais l'avenir viendra toujours, et il ne manquera pas de devenir lumineux. Tant que nous ne devenons pas des appendices des tenebres, mais perissons plutot pour la lumiere, nous aurons certainement un long avenir -- et cet avenir sera certainement lumineux. Postface Quatre jours apres avoir assiste a cette reunion, je quittai Pekin. A Shanghai, en lisant les quotidiens, j'appris que l'Universite normale feminine avait ete reorganisee en departement normal d'un College feminin, le ministre de l'Education Ren Kecheng en assumant lui-meme la direction et Lin Suyuan celle du departement normal. Plus tard, en lisant un journal du soir de Pekin date du 5 septembre, je tombai sur un article : "Cet apres-midi a une heure et demie, Ren Kecheng a specialement accompagne M. Lin et mene une quarantaine d'hommes -- comprenant des policiers du Bureau de police et des soldats de l'Inspection militaire -- se precipitant a l'Universite normale feminine pour une prise de possession armee..." Ainsi, juste au premier anniversaire, la force militaire etait de nouveau employee. Je me demande si l'annee prochaine, a cette meme date, ce seront les hommes armes qui celebreront l'anniversaire de la fondation de l'ecole, ou les victimes de l'agression qui commemoreront celui de sa destruction. Pour l'instant, je me contenterai de transcrire ici le texte de M. Peiliang, en guise de souvenir pour cette annee. 14 octobre 1926. Postface de Lu Xun.
小峰兄： 別後之次日，我便上車，當晚到天津。途中什麼事也沒有，不過剛出天津車站，卻有一個穿制服的，大概是稅吏之流罷，突然將我的提籃拉住，問道“什麼？”我剛答說“零用什物”時，他已經將籃搖了兩搖，揚長而去了。幸而我的籃裡並無人參湯榨菜湯或玻璃器皿，所以毫無損失，請勿念。 從天津向浦口，我坐的是特別快車，所以並不囂雜，但擠是擠的。我從七年前護送家眷到北京以後，便沒有坐過這車；現在似乎男女分坐了，間壁的一室中本是一男三女的一家，這回卻將男的逐出，另外請進一個女的去。將近浦口，又發生一點小風潮，因為那四口的一家給茶房的茶資太少了，一個長壯偉大的茶房便到我們這裡來演說，“使之聞之”。其略曰：錢是自然要的。一個人不為錢為什麼？然而自己只做茶房圖幾文茶資，是因為良心還在中間，沒有到這邊（指腋下介）去！自己也還能賣掉田地去買槍，招集了土匪，做個頭目；好好地一玩，就可以升官，發財了。然而良心還在這裡（指胸骨介），所以甘心做茶房，賺點小錢，給兒女念念書，將來好好過活。……但，如果太給自己下不去了，什麼不是人做的事要做也會做出來！我們一堆共有六個人，誰也沒有反駁他。聽說後來是添了一塊錢完事。 我並不想步勇敢的文人學士們的後塵，在北京出版的週刊上斥駡孫傳芳大帥。不過一到下關，記起這是投壺的禮義之邦的事來，總不免有些滑稽之感。在我的眼睛裡，下關也還是七年前的下關，無非那時是大風雨，這回卻是晴天。趕不上特別快車了，只好趁夜車，便在客寓裡暫息。挑夫（即本地之所謂“夫子”）和茶房還是照舊地老實；板鴨，插燒，油雞等類，也依然價廉物美。喝了二兩高粱酒，也比北京的好。這當然只是“我以為”；但也並非毫無理由：就因為它有一點生的高粱氣味，喝後合上眼，就如身在雨後的田野裡一般。 正在田野裡的時候，茶房來說有人要我出去說話了。出去看時，是幾個人和三四個兵背著槍，究竟幾個，我沒有細數；總之是一大群。其中的一個說要看我的行李。問他先看那一個呢？他指定了一個麻布套的皮箱。給他解了繩，開了鎖，揭開蓋，他才蹲下去在衣服中間摸索。摸索了一會，似乎便灰心了，站起來將手一擺，一群兵便都“向後轉”，往外走出去了。那指揮的臨走時還對我點點頭，非常客氣。我和現任的“有槍階級”接洽，民國以來這是第一回。我覺得他們倒並不壞；假使他們也如自稱“無槍階級”的善造“流言”，我就要連路也不能走。 向上海的夜車是十一點鐘開的，客很少，大可以躺下睡覺，可惜椅子太短，身子必須彎起來。這車裡的茶是好極了，裝在玻璃杯裡，色香味都好，也許因為我喝了多年井水茶，所以容易大驚小怪了罷，然而大概確是很好的。因此一共喝了兩杯，看看窗外的夜的江南，幾乎沒有睡覺。 在這車上，才通見滿口英語的學生，才聽到“無線電”“海底電”這類話。也在這車上，才看見弱不勝衣的少爺，綢衫尖頭鞋，口嗑南瓜子，手裡是一張《消閒錄》之類的小報，而且永遠看不完。這一類人似乎江浙特別多，恐怕投壺的日子正長久哩。 現在是住在上海的客寓裡了；急於想走。走了幾天，走得高興起來了，很想總是走來走去。先前聽說歐洲有一種民族，叫作“吉柏希”的，樂於遷徙，不肯安居，私心竊以為他們脾氣太古怪，現在才知道他們自有他們的道理，倒是我胡塗。 這裡在下雨，不算很熱了。 魯迅。八月三十日，上海。 分類:上海市	Cher Xiaofeng, le lendemain de notre separation, je suis monte dans le train et suis arrive a Tianjin le soir meme. Rien ne s'est passe en chemin, si ce n'est qu'a peine sorti de la gare de Tianjin, un homme en uniforme -- probablement une sorte de douanier -- s'est soudain empare de mon panier en demandant : "Qu'est-ce que c'est ?" J'avais a peine repondu "Des objets courants" qu'il avait deja secoue le panier deux fois et s'etait eloigne a grands pas. Heureusement, mon panier ne contenait ni soupe au ginseng, ni bouillon de moutarde, ni verrerie, de sorte qu'il n'y eut aucune perte. Veuillez ne pas vous inquieter. De Tianjin a Pukou, j'ai pris l'express special, qui n'etait donc pas bruyant, mais bonde tout de meme. Je n'avais plus pris ce train depuis que j'avais accompagne ma famille a Pekin sept ans auparavant ; maintenant, il semble que les hommes et les femmes soient separes. Dans le compartiment voisin se trouvait a l'origine une famille composee d'un homme et de trois femmes, mais cette fois l'homme fut expulse et une autre femme invitee a le remplacer. A l'approche de Pukou, une petite agitation se produisit, car cette famille de quatre personnes avait donne un pourboire trop maigre au garcon de the. Un garcon de the grand et robuste vint alors dans notre section prononcer un discours, afin qu'ils "en soient informes". En substance : l'argent est naturellement necessaire. Pourquoi un homme travaille-t-il sinon pour l'argent ? Cependant, s'il se contente d'etre garcon de the pour quelques pieces de pourboire, c'est parce que sa conscience est encore ici, au milieu, et n'est pas passee de ce cote (montrant son aisselle). Il pourrait tout aussi bien vendre ses terres, acheter un fusil, reunir une bande de brigands et en devenir le chef ; s'amuser un peu, puis obtenir un poste officiel et faire fortune. Mais sa conscience est encore la (montrant son sternum), c'est pourquoi il se resigne a etre garcon de the, a gagner un peu d'argent et a envoyer ses enfants a l'ecole pour qu'ils vivent decemment plus tard... Mais si on le pousse trop loin et qu'on rend les choses insupportables, il n'y a rien qu'un homme ne fasse, meme des choses indignes d'un etre humain ! Nous etions six dans notre section, et personne ne le contredit. J'ai appris qu'on finit par ajouter un yuan, et l'affaire fut reglee. Je n'ai nullement l'intention de suivre l'exemple de ces courageux gens de lettres qui, dans les revues hebdomadaires publiees a Pekin, injurient le generalissime Sun Chuanfang. Neanmoins, en arrivant a Xiaguan, quand je me suis rappele que c'etait le domaine de ces courtois gentilshommes qui pratiquent le jeu rituel du lancer dans le vase, je n'ai pu m'empecher d'eprouver un certain sentiment d'absurdite. A mes yeux, Xiaguan etait toujours le meme Xiaguan d'il y a sept ans, a ceci pres que la derniere fois il pleuvait a verse et cette fois le temps etait au beau fixe. Ayant manque l'express special, je n'eus d'autre choix que de prendre le train de nuit, et je me reposai brievement dans une auberge. Les porteurs (appeles "fuzi" dans le parler local) et les garcons de the etaient toujours aussi honnetes ; le canard presse, le char siu, le poulet braise a l'huile et autres mets etaient toujours bon marche et d'excellente qualite. Je bus deux liang d'alcool de sorgho, qui etait lui aussi meilleur qu'a Pekin. Ceci n'est bien sur que "mon avis" ; mais il n'est pas entierement sans fondement, car il avait un leger gout de sorgho cru, et apres en avoir bu, si l'on fermait les yeux, on se sentait comme au milieu d'un champ apres la pluie. Alors que je me trouvais justement dans ce champ, le garcon de the vint m'annoncer que quelqu'un souhaitait me parler dehors. En sortant, je vis plusieurs hommes accompagnes de trois ou quatre soldats portant des fusils en bandouliere -- combien exactement, je ne les ai pas comptes ; disons que c'etait un groupe considerable. L'un d'eux declara vouloir inspecter mes bagages. Je lui demandai lequel il voulait voir d'abord. Il designa une valise en cuir sous une housse de toile. Je defis les cordes, ouvris la serrure et soulevai le couvercle, et ce n'est qu'alors qu'il s'accroupit pour fouiller parmi les vetements. Apres avoir tate un moment, il parut se decourager, se releva et fit un signe de la main, sur quoi toute la troupe fit demi-tour et sortit. Celui qui commandait me fit meme un signe de tete avant de partir -- fort courtois. C'etait mon premier contact avec la "classe armee" en exercice depuis la fondation de la Republique. Je les trouvai pas mal du tout ; s'ils avaient eu le talent de fabriquer des "rumeurs" aussi bien que ceux qui se qualifient de "classe desarmee", je n'aurais meme pas pu voyager. Le train de nuit pour Shanghai partait a onze heures. Il y avait peu de voyageurs, et l'on pouvait bien s'allonger pour dormir, mais malheureusement les banquettes etaient trop courtes et il fallait se recroqueviller. Le the dans ce train etait superbe, servi dans des verres, excellent de couleur, de parfum et de gout -- peut-etre parce que j'avais bu du the a l'eau de puits pendant tant d'annees que j'etais facilement impressionnable, mais je crois qu'il etait vraiment tres bon. C'est pourquoi j'en bus deux verres au total, contemplant par la fenetre le paysage nocturne du Jiangnan, et je ne dormis presque pas. C'est dans ce train que je rencontrai pour la premiere fois des etudiants parlant anglais a tout bout de champ, et que j'entendis pour la premiere fois des propos sur la "telegraphie sans fil" et les "cables sous-marins". C'est aussi dans ce train que je vis pour la premiere fois ces jeunes messieurs graciles, en chemises de soie et chaussures pointues, croquant des graines de tournesol, un exemplaire des Lectures oisives ou quelque feuille de chou du meme genre a la main, qu'ils ne semblaient jamais finir de lire. Ce genre de personnes semble particulierement abondant dans le Jiangsu et le Zhejiang ; je crains que les jours du jeu de vase n'aient encore de beaux jours devant eux. Me voici a present dans une auberge a Shanghai ; je suis impatient de repartir. Apres avoir voyage quelques jours, j'y ai pris gout et j'ai envie de continuer a aller et venir. Autrefois j'avais entendu dire qu'il existait en Europe un peuple appele les "Tsiganes", qui aimait errer et refusait de se fixer, et secretement je trouvais leur temperament bien bizarre. Maintenant je sais qu'ils avaient leurs raisons depuis toujours -- c'est moi qui etais sot. Il pleut ici, et il ne fait plus si chaud. Lu Xun. Le 30 aout, Shanghai.
我向《自由談》投稿的由來，《前記》里已經說過了。到這里，本文已完，而電燈尚明，蚊子暫靜，便用剪刀和筆，再來保存些因為《自由談》和我而起的瑣聞，算是一點餘興。 　　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發表短評時中，攻擊得最烈的是《大晚報》。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為我所看的只有《申報》和《大晚報》兩种，而後者的文字往往頗覺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釋悶。即如我的眼前，現在就有一張包了香煙來的三月三十日的舊《大晚報》在，其中有著這樣的一段——「浦東人楊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丑陋，人复貧窮，向為泥水匠，曾佣于蘇州人盛寶山之泥水作場。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齡，而矮小异常，人亦猥瑣。昨晚八時，楊在虹口天潼路与盛相遇，楊奸其女。經捕頭向楊詢問，楊毫不抵賴，承認自去年一二八以後，連續行奸十餘次，當派探員將盛金弟送往醫院，由醫生驗明确非處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區地方法院，經劉毓桂推事提審，捕房律師王耀堂以被告誘未滿十六歲之女子，雖其後數次皆系該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應強奸罪論，應請訊究。旋傳女父盛寶山訊問，据稱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責女後，女忽失蹤，直至昨晨才歸，嚴詰之下，女始謂留住被告家，并將被告誘奸經過說明，我方得悉，故將被告扭入捕房云。繼由盛金弟陳述，与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餘次，每次均系被告將我喚去，并著我不可對父母說知云。質之楊江生供，盛女向呼我為叔，縱欲姦猶不忍下手，故絕對無此事，所謂十餘次者，系將盛女帶出游玩之次數等語。劉推事以本案尚須調查，諭被告收押，改期再訊。」 　　在記事里分明可見，盛對于楊，并未說有「倫常」關係，楊供女稱之為「叔」，是中國的習慣，年長十年左右，往往稱為叔伯的。然而《大晚報》用了怎樣的題目呢？是四號和頭號字的—— 　　 　　女自稱被姦過十餘次，男指系游玩并非風流。 }} 它在「叔」上添一「乾」字，于是「女」就化為「侄女」，楊江生也因此成了「逆倫」或准「逆倫」的重犯了。中國之君子，歎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倫，而惟恐人間沒有逆倫的故事，偏要用筆舖張揚厲起來，以聳動低級趣味讀者的眼目。楊江生是泥水匠，無從看見，見了也無從抗辯，只得一任他們的編排，然而社會批評者是有指斥的任務的。但還不到指斥，單單引用了几句奇文，他們便什么「員外」什么「警犬」的狂嗥起來，好像他們的一群倒是吸風飲露，帶了自己的家私來給社會服務的志士。是的，社長我們是知道的，然而終于不知道誰是東家，就是究竟誰是「員外」，倘說既非商辦，又非官辦；則在報界里是很難得的。但這秘密，在這里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報》不相上下，注意于《自由談》的還有《社會新聞》。但手段巧妙得遠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愿通的文章，而只驅使著真偽雜糅的記事。即如《自由談》的改革的原因，雖然斷不定所說是真是假，我倒還是從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來的——從《春秋》与《自由談》說起中國文壇，本無新舊之分，但到了五四運動那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一聲號炮，別樹一幟，提倡文學革命，胡适之錢玄同劉半農等，在後搖旗吶喊。這時中國青年外感外侮的壓迫，內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煩悶，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熱烈的擁護，使文學革命建了偉大的成功。從此之後，中國文壇新舊的界限，判若鴻溝；但舊文壇勢力在社會上有悠久的歷史，根深蒂固，一時不易動搖。那時舊文壇的机關雜志，是著名的《禮拜六》，几乎集了天下搖頭擺尾的文人，于《禮拜六》一爐！至《禮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說，把民族性陶醉萎靡到极點了！此即所謂鴛鴦蝴蝶派的文字。其中如徐枕亞吳雙熱周瘦鵑等，尤以善談鴛鴦蝴蝶著名，周瘦鵑且為禮拜六派之健將。這時新文壇對于舊勢力的大本營《禮拜六》，攻擊頗力，卒以新興勢力，實力單薄，舊派有封建社會為背景，有恃無恐，兩不相讓，各行其是。此後新派如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陸續成立，人材漸眾，勢力漸厚，《禮拜六》應時勢之推移，終至「壽終正寢」！惟禮拜六派之殘餘分子，迄今猶四出活動，無肅清之望，上海各大報中之文藝編輯，至今大都仍是所謂鴛鴦蝴蝶派所把持。可是只要放眼在最近的出版界中，新興文藝出版數量的可惊，已有使舊勢力不能抬頭之勢！禮拜六派文人之在今日，已不敢复以《禮拜六》的頭銜以相召號，蓋已至強弩之末的時期了！最近守舊的《申報》，忽將《自由談》編輯禮拜六派的巨子周瘦鵑撤職，換了一個新派作家黎烈文，這對于舊勢力當然是件非常的變動，遂形成了今日新舊文壇劇烈的沖突。周瘦鵑一方面策動各小報，對黎烈文作總攻擊，我們只要看鄭逸梅主編的《金剛鑽》，主張周瘦鵑仍返《自由談》原位，讓黎烈文主編《春秋》，也足見舊派文人終不能忘情于已失的地盤。而另一方面周瘦鵑在自己編的《春秋》內說：各种副刊有各种副刊的特性，作河水不犯井水之論，也足見周瘦鵑猶惴惴于他現有地位的危殆。周同時還硬拉非蘇州人的嚴獨鶴加入周所主持的純蘇州人的文藝團体「星社」，以為拉攏而固地位之計。不圖舊派勢力的失敗，竟以周啟其端。 　　据我所聞：周的不能安于其位，也有原因：他平日對于選稿方面，太刻薄而私心，只要是認識的人投去的稿，不看內容，見篇即登；同時無名小卒或為周所陌生的投稿者，則也不看內容，整堆的作為字紙簍的虜俘。因周所編的刊物，總是几個夾袋里的人物，私心自用，以致內容糟不可言！外界對他的攻擊日甚，如許嘯天主編之《紅葉》，也對周有數次劇烈的抨擊，史量才為了外界對他的不滿，所以才把他撤去。那知這次史量才的一動，周竟作了導火線，造成了今日新舊兩派短兵相接戰斗愈烈的境界！以後想好戲還多，讀者請拭目俟之。〔微知〕但到二卷廿一期（三月三日）上，就已大惊小怪起來，為「守舊文化的堡壘」的動搖惋惜——左翼文化運動的抬頭水手關于左翼文化運動，雖然受過各方面嚴厲的壓迫，及其內部的分裂，但近來又似乎漸漸抬起頭了。在上海，左翼文化在共產党「聯絡同路人」的路線之下，的确是較前稍有起色。在雜志方面，甚至連那些第一塊老牌雜志，也左傾起來。胡愈之主編的《東方雜志》，原是中國歷史最久的雜志，也是最穩健不過的雜志，可是据王云五老板的意見，胡愈之近來太左傾了，所以在愈之看過的樣子，他必須再重看一遍。但雖然是經過王老板大刀闊斧的刪段以後，《東方雜志》依然還嫌太左傾，于是胡愈之的飯碗不能不打破，而由李某來接他的手了。又如《申報》的《自由談》在禮拜六派的周某主編之時，陳腐到太不像樣，但現在也在左聯手中了。魯迅与沈雁冰，現在已成了《自由談》的兩大台柱了。《東方雜志》是屬于商務印書館的，《自由談》是屬于《申報》的，商務印書館与申報館，是兩個守舊文化的堡壘，可是這兩個堡壘，現在似乎是開始動搖了，其餘自然是可想而知。此外，還有几個中級的新的書局，也完全在左翼作家手中，如郭沫若高語罕丁曉先与沈雁冰等，都各自抓著了一個書局，而做其台柱，這些都是著名的紅色人物，而書局老板現在竟靠他們吃飯了。 　　………… 　　過了三星期，便确指魯迅与沈雁冰為《自由談》的「台柱」（三月廿四日第二卷第廿八期）——黎烈文未入文總 　　《申報·自由談》編輯黎烈文，系留法學生，為一名不見于經傳之新進作家。自彼接辦《自由談》後，《自由談》之論調，為之一變，而執筆為文者，亦由星社《禮拜六》之舊式文人，易為左翼普羅作家。現《自由談》資為台柱者，為魯迅与沈雁冰兩氏，魯迅在《自由談》上發表文稿尤多，署名為「何家干」。除魯迅与沈雁冰外，其他作品，亦什九系左翼作家之作，如施蟄存曹聚仁李輝英輩是。一般人以《自由談》作文者均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簡稱文總），故疑黎氏本人，亦系文總中人，但黎氏對此，加以否認，謂彼并未加入文總，与以上諸人僅友誼關系云。〔逸〕又過了一個多月，則發見這兩人的「雄圖」（五月六日第三卷第十二期）了——魯迅沈雁冰的雄圖 　　自從魯迅沈雁冰等以《申報·自由談》為地盤，發抒陰陽怪气的論調後，居然又能吸引群眾，取得滿意的收獲了。在魯（？）沈的初衷，當然這是一种有作用的嘗試，想复興他們的文化運動。現在，听說已到組織團体的火候了。 　　參加這個運動的台柱，除他們二人外有郁達夫，鄭振鐸等，交換意見的結果，認為中國最早的文化運動，是以語絲社創造社及文學研究會為中心，而消散之後，語絲創造的人分化太大了，惟有文學研究會的人大部分都還一致，——如王統照葉紹鈞徐雉之類。而沈雁冰及鄭振鐸，一向是文學研究派的主角，于是決定循此路線進行。最近，連田漢都愿意率眾歸附，大概組會一事，已在必成，而且可以在這紅五月中實現了。〔農〕這些記載，于編輯者黎烈文是并無損害的，但另有一种小報式的期刊所謂《微言》，卻在《文壇進行曲》里刊了這樣的記事—— 　　「曹聚仁經黎烈文等紹介，已加入左聯。」（七月十五日，九期。） 　　這兩种刊物立說的差异，由于私怨之有無，是可不言而喻的。但《微言》卻更為巧妙：只要用寥寥十五字，便并陷兩者，使都成為必被壓迫或受難的人們。 　　到五月初，對于《自由談》的壓迫，逐日嚴緊起來了，我的投稿，後來就接連的不能發表。但我以為這并非因了《社會新聞》之類的告狀，倒是因為這時正值禁談時事，而我的短評卻時有對于時局的憤言；也并非僅在壓迫《自由談》，這時的壓迫，凡非官辦的刊物，所受之度大概是一樣的。但這時候，最适宜的文章是鴛鴦蝴蝶的游泳和飛舞，而《自由談》可就難了，到五月廿五日，終于刊出了這樣的啟事——編輯室 　　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杆尤難。這并不是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實在是「天下有道」，「庶人」相應「不議」。編者謹掬一瓣心香，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若必論長議短，妄談大事，則塞之字篇既有所不忍，布之報端又有所不能，陷編者于兩難之境，未免有失恕道。語云：識時務者為俊杰，編者敢以此為海內文豪告。區區苦衷，伏乞矜鑒！編者 　　這現象，好像很得了《社會新聞》群的滿足了，在第三卷廿一期（六月三日）里的「文化秘聞」欄內，就有了如下的記載—— 　　《自由談》態度轉變 　　《申報·自由談》自黎烈文主編後，即吸收左翼作家魯迅沈雁冰及烏鴉主義者曹聚仁等為基本人員，一時論調不三不四，大為讀者所不滿。且因嘲罵「禮拜五派」，而得罪張若谷等；抨擊「取消式」之社會主義理論，而与嚴靈峰等結怨；腰斬《時代与愛的歧途》，又招張資平派之反感，計黎主編《自由談》數月之結果，已形成一种壁壘，而此种壁壘，乃營業主義之《申報》所最忌者。又史老板在外間亦耳聞有种种不滿之論調，乃特下警告，否則為此則惟有解約。最後結果伙計當然屈伏于老板，于是「老話」，「小旦收場」之類之文字，已不复見于近日矣。〔聞〕 　　而以前的五月十四日午後一時，還有了丁玲和潘梓年的失蹤的事，大家多猜測為遭了暗算，而這猜測也日益證實了。謠言也因此非常多，傳說某某也將同遭暗算的也有，接到警告或恐嚇信的也有。我沒有接到什么信，只有一連五六日，有人打電話到內山書店的支店去詢問我的住址。我以為這些信件和電話，都不是實行暗算者們所做的，只不過几個所謂文人的鬼把戲，就是「文壇」上，自然也會有這樣的人的。但倘有人怕麻煩，這小玩意是也能發生些效力，六月九日《自由談》上《蘧廬絮語》之後有一條下列的文章，我看便是那些鬼把戲的見效的證据了——編者附告：昨得子展先生來信，現以全力從事某項著作，無暇旁鶩，《蘧廬絮語》，就此完結。 　　終于，《大晚報》靜觀了月餘，在六月十一的傍晚，從它那文藝附刊的《火炬》上發出毫光來了，它憤慨得很—— 　　到底要不要自由法魯久不曾提起的「自由」這問題，近來又有人在那里大論特談，因為國事總是熱辣辣的不好惹，索性莫談，死心再來談「風月」，可是「風月」又談得不稱心，不免喉底里喃喃地漏出几聲要「自由」，又覺得問題嚴重，喃喃几句倒是可以，明言直語似有不便，于是正面問題不敢直接提起來論，大刀闊斧不好當面幌起來，卻彎彎曲曲，兜著圈子，叫人摸不著棱角，摸著正面，卻要把它當做反面看，這原是看「幽默」文字的方法也。 　　心要自由，口又不明言，口不能代表心，可見這只口本身已經是不自由的了。因為不自由，所以才諷諷刺刺，一回儿「要自由」，一回儿又「不要自由」，過一回儿再「要不自由的自由」和「自由的不自由」，翻來复去，總叫頭腦簡單的人弄得「神經衰弱」，把捉不住中心。到底要不要自由呢？說清了，大家也好順風轉舵，免得悶在葫蘆里，失掉听懂的自由。照我這個不是「雅人」的意思，還是粗粗直直地說：「咱們要自由，不自由就來拚個你死我活！」 　　本來「自由」并不是個非常問題，給大家一談，倒嚴重起來了。——問題到底是自己弄嚴重的，如再不使用大刀闊斧，將何以沖破這黑漆一團？細針短刺畢竟是雕虫小技，無助于大題，譏刺嘲諷更已屬另一年代的老人所發的囈語。我們聰明的智識份子又何嘗不知道諷刺在這時代已失去效力，但是要想弄起刀斧，卻又覺左右掣肘，在這一年代，科學發明，刀斧自然不及槍炮；生賤于蟻，本不足惜，無奈我們無能的智識份子偏吝惜他的生命何！ 　　這就是說，自由原不是什么稀罕的東西，給你一談，倒談得難能可貴起來了。你對于時局，本不該彎彎曲曲的諷刺。現在他對于諷刺者，是「粗粗直直地」要求你去死亡。作者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現在被別人累得「要不要自由」也摸不著頭腦了。 　　然而六月十八日晨八時十五分，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副會長楊杏佛（銓）遭了暗殺。 　　這總算拚了個「你死我活」，法魯先生不再在《火炬》上說亮話了。只有《社會新聞》，卻在第四卷第一期（七月三日出）顯，還描出左翼作家的懦怯來——左翼作家紛紛离滬 　　在五月，上海的左翼作家曾喧鬧一時，好像什么都要染上紅色，文藝界全歸左翼。但在六月下旬，情勢顯然不同了，非左翼作家的反攻陣線布置完成，左翼的內部也起了分化，最近上海暗殺之風甚盛，文人的腦筋最敏銳，膽子最小而腳步最快，他們都以避暑為名离開了上海。据确訊，魯迅赴青島，沈雁冰在浦東鄉間，郁達夫杭州，陳望道回家鄉，連蓬子，白薇之類的蹤跡都看不見了。〔道〕 　　西湖是詩人避暑之地，牯岭乃闊老消夏之區，神往尚且不敢，而況身游。楊杏佛一死，別人也不會突然怕熱起來的。听說青島也是好地方，但這是梁實秋教授傳道的圣境，我連遙望一下的眼福也沒有過。「道」先生有道，代我設想的恐怖，其實是不确的。否則，一群流氓，几枝手槍，真可以治國平天下了。 　　但是，嗅覺好像特別靈敏的《微言》，卻在第九期（七月十五日出）上載著另一种消息——自由的風月頑石 　　黎烈文主編之《自由談》，自宣布「只談風月，少發牢騷」以後，而新進作家所投真正談風月之稿，仍拒登載，最近所載者非老作家化名之諷刺文章，即其刺探們無聊之考古。聞此次辯論舊劇中的鑼鼓問題，署名「羅复」者，即陳子展，「何如」者，即曾經被捕之黃素。此一筆糊涂官司，頗騙得稿費不少。 　　這雖然也是一科「牢騷」，但「真正談風月」和「曾經被捕」等字樣，我覺得是用得很有趣的。惜「化名」為「頑石」，靈气之不鐘于鼻子若我輩者，竟莫辨其為「新進作家」抑「老作家」也。 　　《後記》本來也可以完結了，但還有應該提一下的，是所謂「腰斬張資平」案。 　　《自由談》上原登著這位作者的小說，沒有做完，就被停止了，有些小報上，便轟傳為「腰斬張資平」。當時也許有和編輯者往复駁難的文章的，但我沒有留心，因此就沒有收集。現在手頭的只有《社會新聞》，第三卷十三期（五月九日出） 　　里有一篇文章，据說是罪魁禍首又是我，如下——張資平擠出《自由談》粹公 　　今日的《自由談》，是一塊有為而為的地盤，是「烏鴉」「阿Ｑ」的播音台，當然用不著「三角四角戀愛」的張資平混跡其間，以至不得清一。 　　然而有人要問：為什么那個色欲狂的「迷羊」——郁達夫卻能例外？他不是同張資平一樣發源于創造嗎？ 　　一樣唱著「妹妹我愛你」嗎？我可以告訴你，這的确是例外。因為郁達夫雖則是個色欲狂，但他能流入「左聯」，認識「民權保障」的大人物，与今日《自由談》的後台老板魯（？）老夫子是同志，成為「烏鴉」「阿Ｑ」的伙伴了。 　　据《自由談》主編人黎烈文開革張資平的理由，是讀者對于《時代与愛的歧路》一文，發生了不滿之感，因此中途腰斬，這當然是一种遁詞。在肥胖得走油的申報館老板，固然可以不惜几千塊錢，買了十洋一千字的稿子去塞紙簏，但在靠賣文為活的張資平，卻比宣布了死刑都可慘，他還得見見人呢！ 　　而且《自由談》的寫稿，是在去年十一月，黎烈文請客席上，請他擔任的，即使魯（？）先生要掃清地盤，似乎也應當客气一些，而不能用此辣手。問題是這樣的，魯先生為了要复興文藝（？）運動，當然第一步先須將一切的不同道者打倒，于是乃有批評曾今可張若谷章衣萍等為「禮拜五派」之舉；張資平如若識相，自不難感覺到自己正酣臥在他們榻旁，而立刻滾蛋！無如十洋一千使他眷戀著，致触了這個大霉頭。當然，打倒人是愈毒愈好，管他是死刑還是徒刑呢！ 　　在張資平被擠出《自由談》之後，以常情論，誰都咽不下這口冷水，不過張資平的闒懦是著名的，他為了老婆小孩子之故，是不能同他們斗爭，而且也不敢同他們擺好了陣營的集團去斗爭，于是，僅僅在《中華日報》的《小貢獻》上，發了一條軟弱無力的冷箭，以作遮羞。 　　現在什么事都沒有了，《紅蘿蔔鬚》已代了他的位置，而沈雁冰新組成的文藝觀摹團，將大批的移殖到《自由談》來。 　　還有，是《自由談》上曾經攻擊過曾今可的「解放詞」，据《社會新聞》第三卷廿二期（六月六日出）說，原來卻又是我在鬧的了，如下——曾今可准備反攻 　　曾今可之為魯迅等攻擊也，實至体無完膚，固無時不想反攻，特以力薄能鮮，難于如愿耳！且知魯迅等有左聯作背景，人多手眾，此呼彼應，非孤軍抗戰所能抵御，因亦著手拉攏，凡曾受魯等侮辱者更所歡迎。近已拉得張資平，胡怀琛，張鳳，龍榆生等十餘人，組織一文藝漫談會，假新時代書店為地盤，計划一專門對付左翼作家之半月刊，本月中旬即能出版。〔如〕那時我想，關于曾今可，我雖然沒有寫過專文，但在《曲的解放》（本書第十五篇）里确曾涉及，也許可以稱為「侮辱」罷；胡怀琛雖然和我不相干，《自由談》上是嘲笑過他的「墨翟為印度人說」的。但張，龍兩位是怎么的呢？彼此的關涉，在我的記憶上竟一點也沒有。這事直到我看見二卷二十六期的《濤聲》（七月八日出），疑團這才冰釋了——「文藝座談」遙領記聚仁《文藝座談》者，曾詞人之反攻机關報也，遙者遠也，領者領情也，記者記不曾与座談而遙領盛情之經過也。 　　解題既畢，乃述本事。 　　有一天，我到暨南去上課，休息室的台子上赫然一個請帖；展而恭讀之，則《新時代月刊》之請帖也，小子何幸，乃得此請帖！折而藏之，以為傳家之寶。 　　《新時代》請客而《文藝座談》生焉，而反攻之陣線成焉。報章煌煌記載，有名將在焉。我前天碰到張鳳老師，帶便問一個口訊；他說：「誰知道什么座談不座談呢？ 　　他早又沒說，簽了名，第二天，報上都說是發起人啦。」 　　昨天遇到龍榆生先生，龍先生說：「上海地方真不容易做人，他們再三叫我去談談，只吃了一些茶點，就算數了；我又出不起廣告費。」我說：「吃了他家的茶，自然是他家人啦！」 　　我幸而沒有去吃茶，免于被強奸，遙領盛情，志此謝謝！ 　　但這「文藝漫談會」的机關雜志《文藝座談》第一期，卻已經羅列了十多位作家的名字，于七月一日出版了。其中的一篇是專為我而作的——內山書店小坐記白羽遐某天的下午，我同一個朋友在上海北四川路散步。走著走著，就走到北四川路底了。我提議到虹口公園去看看，我的朋友卻說先到內山書店去看看有沒有什么新書。我們就進了內山書店。 　　內山書店是日本浪人內山完造開的，他表面是開書店，實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偵探。他每次和中國人談了點什么話，馬上就報告日本領事館。這也已經成了「公開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內山書店接近的人都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隨便翻看著書報。內山看見我們就連忙跑過來和我們招呼，請我們坐下來，照例地閒談。因為到內山書店來的中國人大多數是文人，內山也就知道點中國的文化。他常和中國人談中國文化及中國社會的情形，卻不大談到中國的政治，自然是怕中國人對他怀疑。 　　「中國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樣。『白髮三千丈』這就是一個天大的誑！這就得大打其折扣。中國的別的問題，也可以以此類推……哈哈！哈！」 　　內山的話我們听了并不覺得一點難為情，詩是不能用科學方法去批評的。內山不過是一個九州角落里的小商人，一個暗探，我們除了用微笑去回答之外，自然不會拿什么話語去向他聲辯了。不久以前，在《自由談》上看到何家干先生的一篇文字，就是內山所說的那些話。原來所謂「思想界的權威」，所謂「文壇老將」，連一點這樣的文章都非「出自心裁」！ 　　內山還和我們談了好些，「航空救國」等問題都談到，也有些是已由何家干先生抄去在《自由談》發表過的。我們除了勉強敷衍他之外，不大講什么話，不想理他。因為我們知道內山是個什么東西，而我們又沒有請他救過命，保過險，以後也決不預備請他救命或保險。 　　我同我的朋友出了內山書店，又散步散到虹口公園去了。 　　不到一禮拜（七月六日），《社會新聞》（第四卷二期）就加以應援，并且廓大到「左聯」去了。其中的「茅盾」，是本該寫作「魯迅」的故意的錯誤，為的是令人不疑為出于同一人的手筆—— 　　內山書店与左聯 　　《文藝座談》第一期上說，日本浪人內山完造在上海開書店，是偵探作用，這是确屬的，而尤其与左聯有緣。記得郭沫若由漢逃滬，即匿內山書店樓上，後又代為買船票渡日。茅盾在風聲緊急時，亦以內山書店為惟一避難所。然則該書店之作用究何在者？蓋中國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所以日本雜志所載調查中國匪情文字，比中國自身所知者為多，而此類材料之獲得，半由受過救命之恩之共党文藝份子所供給；半由共党自行送去，為張揚勢力之用，而無聊文人為其收買甘愿為其刺探者亦大有人在。聞此种偵探机關，除內山以外，尚有日日新聞社，滿鐵調查所等，而著名偵探除內山完造外，亦有田中，小島，中村等。〔新皖〕這兩篇文章中，有兩种新花樣：一，先前的誣蔑者，都說左翼作家是受蘇聯的盧布的，現在則變了日本的間接偵探；二，先前的揭發者，說人抄襲是一定根据書本的，現在卻可以從別人的嘴里听來，專憑他的耳朵了。至于內山書店，三年以來，我确是常去坐，檢書談話，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謂文人相對還安心，因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賺錢的，卻不做偵探；他賣書，是要賺錢的，卻不賣人血：這一點，倒是凡有自以為人，而其實是狗也不如的文人們應該竭力學學的！ 　　但也有人來抱不平了，七月五日的《自由談》上，竟揭載了這樣的一篇文字——談「文人無行」谷春帆雖說自己也忝列于所謂「文人」之「林」，但近來對于「文人無行」這句話，卻頗表示几分同意，而對于「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感喟，也不完全視為「道學先生」的偏激之言。實在，今日「人心」險毒得太令人可怕了，尤其是所謂「文人」，想得出，做得到，种种卑劣行為如陰謀中傷，造謠誣蔑，公開告密，賣友求榮，賣身投靠的勾當，舉不胜舉。而在另一方面自吹自擂，腆然以「天才」与「作家」自命，偷竊他人唾餘，還沾沾自喜的种种怪象，也是「無丑不備有惡皆臻」，對著這些痛心的事實，我們還能夠否認「文人無行」這句話的相當真實嗎？（自然，我也并不是說凡文人皆無行。）我們能不興起「世道人心」的感喟嗎？ 　　自然，我這樣的感触并不是毫沒來由的。舉實事來說，過去有曾某其人者，硬以「管他娘」与「打打麻將」等屁話來實行其所謂「詞的解放」，被人斥為「輕薄少年」与「色情狂的急色儿」，曾某卻嘮嘮叨叨辯個不休，現在呢，新的事實又證明了曾某不僅是一個輕薄少年，而且是陰毒可憎的蛇蝎，他可以借崔万秋的名字為自己吹牛（見二月崔在本報所登廣告），甚至硬把日本一個打字女和一個中學教員派做「女詩人」和「大學教授」，把自己吹捧得無微不至；他可以用最卑劣的手段投稿于小報，指他的朋友為×××，并公布其住址，把朋友公開出賣（見第五號《中外書報新聞》）。這樣的大膽，這樣的陰毒，這樣的無聊，實在使我不能相信這是一個有廉恥有人格的「人」——尤其是「文人」，所能做出。然而曾某卻真想得到，真做得出，我想任何人當不能不佩服曾某的大無畏的精神。 　　听說曾某年紀還不大，也并不是沒有讀書的机會，我想假如曾某能把那种吹牛拍馬的精力和那种陰毒机巧的心思用到求實學一點上，所得不是要更多些嗎？然而曾某卻偏要日以吹拍為事，日以造謠中傷為事，這，一方面固愈足以顯曾某之可怕，另一方面亦正見青年自誤之可惜。 　　不過，話說回頭，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也未必一定能束身自好，比如以專寫三角戀愛小說出名，并發了財的張××，彼固動輒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炫者，然而他最近也會在一些小報上潑辣叫嗥，完全一副滿怀毒恨的「棄婦」的臉孔，他會陰謀中傷，造謠挑撥，他會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宁，簡直想要置你于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惡辣，可說空前絕後，這樣看來，高等教育又有何用？還有新出版之某無聊刊物上有署名「白羽遐」者作《內山書店小坐記》一文，公然說某人常到內山書店，曾請內山書店救過命保過險。我想，這种公開告密的勾當，大概也就是一流人化名玩出的花樣。 　　然而無論他們怎樣造謠中傷，怎樣陰謀陷害，明眼人一見便知，害人不著，不過徒然暴露他們自己的卑污与無人格而已。 　　但，我想，「有行」的「文人」，對于這班丑類，實在不應當像現在一樣，始終置之不理，而應當振臂奮起，把它們驅逐于文壇以外，應當在污穢不堪的中國文壇，做一番掃除的工作！ 　　于是禍水就又引到《自由談》上去，在次日的《時事新報》上，便看見一則啟事，是方寸大字的標名——張資平啟事 　　五日《申報·自由談》之《談「文人無行」》，後段大概是指我而說的。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表文字，均自負責，此須申明者一；白羽遐另有其人，至《內山小坐記》亦不見是怎樣坏的作品，但非出我筆，我未便承認，此須申明者二；我所寫文章均出自信，而發見關于政治上主張及國際情勢之研究有錯覺及亂視者，均不惜加以糾正。至于「造謠偽造信件及對于意見不同之人，任意加以誣毀」皆為我生平所反對，此須申明者三；我不單無資本家的出版者為我後援，又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以謀得一編輯以自豪，更進而行其「誣毀造謠假造信件」等卑劣的行動。我連想發表些關于對政治對國際情勢之見解，都無從發表，故凡容納我的這類文章之刊物，我均愿意投稿。但對于該刊物之其他文字則不能負責，此須申明者四。今後凡有利用以資本家為背景之刊物對我誣毀者，我只視作狗吠，不再答复，特此申明。 　　這很明白，除我而外，大部分是對于《自由談》編輯者黎烈文的。所以又次日的《時事新報》上，也登出相對的啟事來—— 　　黎烈文啟事 　　烈文去歲游歐歸來，客居滬上，因《申報》總理史量才先生系世交長輩，故常往訪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過任何党派，且留歐時專治文學，故令加入申報館編輯《自由談》。不料近兩月來，有三角戀愛小說商張資平，因烈文停登其長篇小說，怀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謠誣蔑，挑撥陷害，無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与目的過于卑劣，明眼人一見自知，不值一辯，故至今絕未置答，但張氏昨日又在《青光》欄上登一啟事，含沙射影，肆意誣毀，其中有「又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一語，不知何指。張氏啟事既系對《自由談》而發，而烈文現為《自由談》編輯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釋群疑。烈文只胞妹兩人，長應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現在長沙某校讀書，亦未嫁人，均未出過湖南一步。且据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族姊妹中不論親疏遠近，既無一人嫁人為妾，亦無一人得与「大商人」結婚，張某之言，或系一种由衷的遺憾（沒有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的遺憾），或另有所指，或系一种病的發作，有如瘋犬之狂吠，則非烈文所知耳。 　　此後還有几個啟事，避煩不再剪貼了。總之：較關緊要的問題，是「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者是誰？但這事須問「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好漢張資平本人才知道。 　　可是中國真也還有好事之徒，竟有人不怕中暑的跑到真茹的「望歲小農居」這洋樓底下去請教他了。《訪問記》登在《中外書報新聞》的第七號（七月十五日出）上，下面是關于「為妾」問題等的一段——（四）啟事中的疑問 　　以上這些話還只是講刊登及停載的經過，接著，我便請他解答啟事中的几個疑問。 　　「對于你的啟事中，有許多話，外人看了不明白，能不能讓我問一問？」 　　「是那几句？」 　　「『姊妹嫁作商人妾』，這不知道有沒有什么影射？」 　　「這是黎烈文他自己多心，我不過自然他既然說了不能公開的話，也就不便追問了。 　　「還有一點，你所謂『想發表些關于對政治對國際情勢之見解都無從發表』，這又何所指？」 　　「那是講我在文藝以外的政治見解的東西，隨筆一類的東西。」 　　「是不是像《新時代》上的《望歲小農居日記》一樣的東西呢？」（參看《新時代》七月號）我插問。 　　「那是對于魯迅的批評，我所說的是對政治的見解，《文藝座談》上面有。」（參看《文藝座談》一卷一期《從早上到下午》。） 　　「對于魯迅的什么批評？」 　　「這是題外的事情了，我看關于這個，請你還是不發表好了。」 　　這真是「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寥寥几筆，就畫出了這位文學家的嘴臉。《社會新聞》說他「闒懦」，固然意在博得社會上「濟弱扶傾」的同情，不足置信，但啟事上的自白，卻也須照中國文學上的例子，大打折扣的（倘白羽遐先生在「某天」又到「內山書店小坐」，一定又會從老板口頭听到），因為他自己在「行不改姓」之後，也就說「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雖然「但所發表文字，均自負責」，而無奈「還是不發表好了」何？但既然「還是不發表好了」，則關于我的一筆，我也就不再深論了。 　　一枝筆不能兼寫兩件事，以前我實在閒卻了《文藝座談》的座主，「解放詞人」曾今可先生了。但寫起來卻又很簡單，他除了「准備反攻」之外，只在玩「告密」的玩藝。崔万秋先生和這位詞人，原先是相識的，只為了一點小糾葛，他便匿名向小報投稿，誣陷老朋友去了。不幸原稿偏落在崔万秋先生的手里，制成銅版，在《中外書報新聞》（五號）上精印了出來——崔万秋加入國家主義派《大晚報》屁股編輯崔万秋自日回國，即住在愚園坊六十八號左舜生家，旋即由左与王造時介紹于《大晚報》工作。近為國家主義及廣東方面宣傳极力，夜則留連于舞場或八仙橋庄上云。 　　有罪案，有住址，逮捕起來是很容易的。而同時又診出了一點小毛病，是這位詞人曾經用了崔万秋的名字，自己大做了一通自己的詩的序，而在自己所做的序里又大稱贊了一通自己的詩。輕恙重症，同時夾攻，漸使這柔嫩的詩人兼詞人站不住，他要下野了，而在《時事新報》（七月九日）上卻又是一個啟事，好像這時的文壇是入了「啟事時代」似的——曾今可啟事 　　鄙人不日离滬旅行，且將脫离文字生活。以後對于別人對我造謠誣蔑，一概置之不理。這年頭，只許強者打，不許弱者叫，我自然沒有什么話可說。我承認我是一個弱者，我無力反抗，我將在英雄們胜利的笑聲中悄悄地离開這文壇。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當他是尊我為「英雄」。此啟。 　　這就完了。但我以為文字是有趣的，結末兩句，尤為出色。 　　我剪貼在上面的《談「文人無行」》，其實就是這曾張兩案的合論。但由我看來，這事件卻還要坏一點，便也做了一點短評，投給《自由談》。久而久之，不見登出，索回原稿，油墨手印滿紙，這便是曾經排過，又被誰抽掉了的證据，可見縱「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資本家的出版者」也還是為這一類名公「後援」的。但也許因為恐怕得罪名公，就會立刻給你戴上一頂紅帽子，為性命計，不如不登的也難說。現在就抄在這里罷—— 　　駁「文人無行」 　　「文人」這一塊大招牌，是极容易騙人的。雖在現在，社會上的輕賤文人，實在還不如所謂「文人」的自輕自賤之甚。看見只要是「人」，就決不肯做的事情，論者還不過說他「無行」，解為「瘋人」，恕其「可怜」。其實他們卻原是販子，也一向聰明絕頂，以前的种种，無非「生意經」，現在的种种，也并不是「無行」，倒是他要「改行」了。 　　生意的衰微使他要「改行」。雖是极低劣的三角戀愛小說，也可以賣掉一批的。我們在夜里走過馬路邊，常常會遇見小癟三從暗中來，鬼鬼祟祟的問道：「阿要春宮？ 　　阿要春宮？中國的，東洋的，西洋的，都有。阿要勿？」 　　生意也并不清淡。上當的是初到上海的青年和鄉下人。然而這至多也不過四五回，他們看過几套，就覺得討厭，甚且要作嘔了，無論你「中國的，東洋的，西洋的，都有」也無效。而且因時勢的遷移，讀書界也起了變化，一部份是不再要看這樣的東西了；一部份是簡直去跳舞，去嫖妓，因為所化的錢，比買手淫小說全集還便宜。這就使三角家之類覺得沒落。我們不要以為造成了洋房，人就會滿足的，每一個儿子，至少還得給他賺下十万塊錢呢。 　　于是乎暴躁起來。然而三角上面，是沒有出路了的。 　　于是勾結一批同類，開茶會，辦小報，造謠言，其甚者還竟至于賣朋友，好像他們的鴻篇巨制的不再有人賞識，只是因為有几個人用一手掩盡了天下人的眼目似的。但不要誤解，以為他真在這樣想。他是聰明絕頂，其實并不在這樣想的，現在這副嘴臉，也還是一种「生意經」，用三角鑽出來的活路。總而言之，就是現在只好經營這一种賣買，才又可以賺些錢。 　　譬如說罷，有些「第三种人」也曾做過「革命文學家」，借此開張書店，吞過郭沫若的許多版稅，現在所住的洋房，有一部份怕還是郭沫若的血汗所裝飾的。此刻那里還能做這樣的生意呢？此刻要合伙攻擊左翼，并且造謠陷害了知道他們的行為的人，自己才是一個干淨剛直的作者，而況告密式的投稿，還可以大賺一注錢呢。 　　先前的手淫小說，還是下部的勾當，但此路已經不通，必須上進才是，而人們——尤其是他的舊相識——的頭顱就危險了。這那里是單單的「無行」文人所能做得出來的？ 　　上文所說，有几處自然好像帶著了曾今可張資平這一流，但以前的「腰斬張資平」，卻的确不是我的意見。這位作家的大作，我自己是不要看的，理由很簡單：我腦子里不要三角四角的這許多角。倘有青年來問我可看与否，我是勸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簡單：他腦子里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許多角。若夫他自在投稿取費，出版賣錢，即使他無須養活老婆儿子，我也滿不管，理由也很簡單：我是從不想到他那些三角四角的角不完的許多角的。 　　然而多角之輩，竟謂我策動「腰斬張資平」。既謂矣，我乃簡直以Ｘ光照其五髒六腑了。 　　《後記》這回本來也真可以完結了，但且住，還有一點餘興的餘興。因為剪下的材料中，還留著一篇妙文，倘使任其散失，是极為可惜的，所以特地將它保存在這里。 　　這篇文章載在六月十七日《大晚報》的《火炬》里——《新儒林外史》柳絲 　　第一回揭旗扎空營興師布迷陣卻說卡爾和伊理基兩人這日正在天堂以上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忽見下界中國文壇的大戈壁上面，殺气騰騰，塵沙彌漫，左翼防區里面，一位老將緊追一位小將，戰鼓震天，喊聲四起，忽然那位老將牙縫開處，吐出一道白霧，卡爾聞到气味立刻暈倒，伊理基拍案人怒道，「毒瓦斯，毒瓦斯！」扶著卡爾赶快走開去了。原來下界中國文壇的大戈壁上面，左翼防區里頭，近來新扎一座空營，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無產階級文藝營壘受了奸人挑撥，大興問罪之師。這日大軍壓境，新扎空營的主將兼官佐又兼士兵楊村人提起筆槍，躍馬相迎，只見得戰鼓震天，喊聲四起，為首先鋒揚刀躍馬而來，乃老將魯迅是也。那楊村人打拱，叫聲「老將軍別來無恙？」 　　老將魯迅并不答話，躍馬直沖揚刀便刺，那楊村人筆槍擋住又道：「老將有話好講，何必動起干戈？小將別樹一幟，自扎空營，只因事起倉卒，未及呈請指揮，并非倒戈相向，實則獨當一面，此心此志，天人共鑒。老將軍試思左翼諸將，空言克服，驕盈自滿，戰術既不研究，武器又不制造。臨陣則軍容不整，出馬則拖槍而逃，如果長此以往，何以維持威信？老將軍整頓紀綱之不暇，勞師遠征，竊以為大大對不起革命群眾的呵！」老將魯迅又不答話，圓睜環眼，倒豎虎鬚，只見得從他的牙縫里頭噓出一道白霧，那小將楊村人知道老將放出毒瓦斯，說的遲那時快，已經將防毒面具戴好了，正是：情感作用無理講，是非不明只天知！欲知老將究竟能不能將毒瓦斯悶死那小將，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天就收到一封編輯者的信，大意說：茲署名有柳絲者（「先生讀其文之內容或不難想像其為何人」），投一滑稽文稿，題為《新儒林外史》，但并無傷及個人名譽之事，業已決定為之發表，倘有反駁文章，亦可登載云云。使刊物暫時化為戰場，熱鬧一通，是辦報人的一种极普通辦法，近來我更加「世故」，天气又這么熱，當然不會去流汗同翻筋斗的。況且「反駁」滑稽文章，也是一种少有的奇事，即使「傷及個人名譽事」，我也沒有辦法，除非我也作一部《舊儒林外史》，來辯明「卡爾和伊理基」的話的真假。但我并不是巫師，又怎么看得見「天堂」？「柳絲」是楊村人先生還在做「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者」時候已經用起的筆名，這無須看內容就知道，而曾几何時，就在「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子下做著這樣的幻夢，將自己寫成了這么一副形容了。時代的巨輪，真是能夠這么冷酷地將人們輾碎的。但也幸而有這一輾，因為韓侍桁先生倒因此從這位「小將」的腔子里看見了「良心」了。 　　這作品只是第一回，當然沒有完，我雖然毫不想「反駁」，卻也愿意看看這有「良心」的文學，不料從此就不見了，迄今已有月餘，听不到「卡爾和伊理基」在「天堂」上和「老將」「小將」在地獄里的消息。但据《社會新聞》（七月九日，四卷三期）說，則又是「左聯」阻止的——楊村人轉入ＡＢ團 　　叛左聯而寫揭小資產戰斗之旗的楊村人，近已由漢來滬，聞寄居于ＡＢ團小卒徐翔之家，并已加入該團活動矣。前在《大晚報》署名柳絲所發表的《新封神榜》一文，即楊手筆，內對魯迅大加諷刺，但未完即止，聞因受左聯警告云。〔預〕左聯會這么看重一篇「諷刺」的東西，而且仍會給「叛左聯而寫揭小資產戰斗之旗的楊村人」以「警告」，這才真是一件奇事。据有些人說，「第三种人」的「忠實于自己的藝術」，是已經因了左翼理論家的凶惡的批評而寫不出來了，現在這「小資產戰斗」的英雄，又因了左聯的警告而不再「戰斗」，我想，再過几時，則一切割地吞款，兵禍水災，古物失蹤，闊人生病，也要都成為左聯之罪，尤其是魯迅之罪了。 　　現在使我記起了蔣光慈先生。 　　事情是早已過去，恐怕有四五年了，當蔣光慈先生組織太陽社，和創造社聯盟，率領「小將」來圍剿我的時候，他曾經做過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大意是說，魯迅向來未曾受人攻擊，自以為不可一世，現在要給他知道知道了。其實這是錯誤的，我自作評論以來，即無時不受攻擊，即如這三四月中，僅僅關于《自由談》的，就已有這許多篇，而且我所收錄的，還不過一部份。先前何嘗不如此呢，但它們都与如駛的流光一同消逝，無蹤無影，不再為別人所覺察罷了。這回趁几种刊物還在手頭，便轉載一部份到《後記》里，這其實也并非專為我自己，戰斗正未有窮期，老譜將不斷的襲用，對于別人的攻擊，想來也還要用這一類的方法，但自然要改變了所攻擊的人名。將來的戰斗的青年，倘在類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見這記錄，我想是必能開顏一笑，更明白所謂敵人者是怎樣的東西的。 　　所引時文字中，我以為很有些篇，倒是出于先前的「革命文學者」。但他們現在是另一個筆名，另一副嘴臉了。這也是必然的。革命文學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學，助革命更加深化，展開，卻借革命來推銷他自己的「文學」，則革命高揚的時候，他正是獅子身中的害虫，而革命一受難，就一定要發現以前的「良心」，或以「孝子」之名，或以「人道」之名，或以「比正在受難的革命更加革命」之名，走出陣線之外，好則沉默，坏就成為叭儿的。這不是我的「毒瓦斯」，這是彼此看見的事實！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午，記。	Les origines de mes contributions aux Libres Propos ont deja ete expliquees dans la "Preface". A ce stade, le texte principal est acheve ; mais la lumiere electrique est encore allumee et les moustiques se taisent pour l'instant, aussi vais-je, avec ciseaux et plume, conserver quelques-unes des anecdotes nees a propos des Libres Propos et de ma personne -- un petit rappel, en quelque sorte. Il suffit d'un coup d'oeil pour voir que, pendant la periode ou je publiais mes brefs commentaires, les attaques les plus ferocces provenaient du Grand Journal du Soir. Ce n'etait pas en raison d'une rancune d'une vie anterieure, mais parce que j'avais cite son texte. Et moi non plus je ne lui portais aucune rancune d'une vie anterieure ; simplement, les seuls journaux que je lisais etaient le Shenbao et le Grand Journal du Soir, et les formulations de ce dernier etaient souvent si remarquablement originales qu'elles meritaient d'etre citees, pour soulager la melancolie et l'ennui. Precisement sous mes yeux, en ce moment meme, se trouve par exemple un vieux numero du Grand Journal du Soir du 30 mars, qui servait a emballer des cigarettes, et il contient l'article suivant -- "Un homme de Pudong nomme Yang Jiangsheng, age de quarante et un ans, laid de visage et miserable, ancien macon ayant travaille pour l'atelier de maconnerie d'un homme de Suzhou nomme Sheng Baoshan. Sheng a une fille nommee Jindi, agee de quinze ans a peine, anormalement petite et de mise mediocre. Hier soir a huit heures, Yang a rencontre Sheng dans la rue Tiantong a Hongkou. Yang a abuse de sa fille. Interroge par le chef de poste, Yang n'a rien nie, admettant que depuis l'incident du 28 janvier de l'annee precedente, il avait commis l'acte plus de dix fois consecutivement..." Dans le reportage meme, il est parfaitement clair que Sheng n'a nullement pretendu qu'il existait un lien de "parente" entre lui et Yang ; Yang a declare que la fille l'appelait "oncle", ce qui n'est que la coutume chinoise -- quand la difference d'age est d'une dizaine d'annees, on emploie souvent "oncle" ou equivalent. Mais quel titre le Grand Journal du Soir a-t-il utilise ? En caracteres gras et de manchette -- La fille pretend avoir ete violee plus de dix fois ; l'homme dit qu'il s'agissait de simples promenades et non d'une histoire d'amour. Ils ont ajoute "parrain" devant "oncle", transformant ainsi la "fille" en "niece par parrainage", et Yang Jiangsheng est devenu de ce fait un criminel majeur coupable d'"atteinte aux moeurs familiales" ou quasi-"atteinte aux moeurs familiales". Les gentilshommes chinois deplorent le declin des moeurs publiques et abhorrent les "atteintes aux moeurs familiales" par des gens pervers, mais ils craignent qu'il n'y ait pas assez d'histoires de telles atteintes dans le monde, et doivent s'evertuer a les embellir et a les exagerer de leur plume, pour attirer le regard des lecteurs aux gouts vulgaires. Yang Jiangsheng est macon et n'a aucun moyen de voir cela, et meme s'il le voyait, aucun moyen de protester ; il ne peut que se soumettre a leurs inventions. Mais le critique social a le devoir de les denoncer. Or, avant meme toute denonciation -- simplement parce que quelques passages remarquables avaient ete cites -- les voila qui se mettent a hurler au "seigneur" par-ci et au "chien policier" par-la, comme si leur propre bande vivait de vent et de rosee et avait apporte sa fortune personnelle pour servir la societe en volontaires. Oui, nous savons qui est l'editeur ; mais nous ne savons toujours pas qui est le proprietaire -- c'est-a-dire qui exactement est le "seigneur". Si l'on pretend que ce n'est ni un journal commercial ni un journal officiel, voila qui serait bien rare dans le monde de la presse. Mais ce secret n'a pas besoin d'etre approfondi ici. A egalite avec le Grand Journal du Soir pour l'attention portee aux Libres Propos, il y avait les Nouvelles Sociales. Mais ses methodes etaient bien plus habiles : elle n'utilisait pas d'articles incomprehensibles ou reticents, mais deployait un melange de reportages vrais et faux. Par exemple, la veritable raison de la reforme des Libres Propos -- bien qu'on ne puisse etre certain de la veracite de ses dires -- je l'ai en fait lue pour la premiere fois dans son deuxieme volume, numero 13 (paru le 7 fevrier) -- De Printemps et Automne et Libres Propos a la scene litteraire chinoise, qui disait : La scene litteraire chinoise ne connaissait a l'origine pas de division entre anciens et modernes, mais l'annee du Mouvement du Quatre Mai, Chen Duxiu tira un coup de semonce dans Jeunesse Nouvelle, leva un nouveau drapeau et prona la revolution litteraire, avec Hu Shi, Qian Xuantong, Liu Bannong et d'autres qui encourageaient de l'arriere... [L'article poursuit avec un long recit des factions litteraires anciennes et nouvelles, de l'ecole du Samedi, du renvoi de Zhou Shoujuan des Libres Propos et de la nomination de Li Liewen comme nouveau redacteur.] D'apres ce que j'ai entendu : si Zhou n'a pas pu garder son poste, c'est qu'il y avait des raisons. Dans sa selection quotidienne des manuscrits, il etait trop severe et partial ; tout manuscrit d'une connaissance etait publie sans qu'on en lise le contenu, tandis que les contributeurs inconnus ou non reconnus par Zhou etaient egalement ignores -- leurs manuscrits finissaient en bloc dans la corbeille a papier... Trois semaines plus tard, on designa nommement Lu Xun et Shen Yanbing (Mao Dun) comme les "piliers" des Libres Propos (24 mars, vol. 2, n 28) -- Li Liewen n'a pas adhere a la Ligue Culturelle Le redacteur des Libres Propos du Shenbao, Li Liewen, a etudie en France et est un nouveau venu dans le monde litteraire. Depuis qu'il a repris les Libres Propos, leur ton a completement change, et les contributeurs sont passes des lettres a l'ancienne de l'ecole du Samedi aux ecrivains proletariens de gauche. Les piliers actuels des Libres Propos sont Lu Xun et Shen Yanbing, Lu Xun publiant avec une particuliere prolixite sous le pseudonyme "He Jiagan"... Un bon mois plus tard, les "vastes ambitions" de ces deux-la furent decouvertes (6 mai, vol. 3, n 12) -- Les vastes ambitions de Lu Xun et Shen Yanbing Depuis que Lu Xun, Shen Yanbing et d'autres ont fait des Libres Propos leur base et y ont publie leurs arguments excentriques, ils ont une fois de plus reussi a attirer les masses et a obtenir des resultats satisfaisants. Dans l'intention initiale de Lu (?) et Shen, c'etait naturellement une tentative calculee de ranimer leur mouvement culturel. A present, dit-on, le moment est venu d'organiser un groupe... Ces reportages ne causaient aucun tort au redacteur Li Liewen, mais un autre periodique de type tabloid nomme Paroles Subtiles publia l'item suivant dans sa rubrique "Marche de la scene litteraire" -- "Cao Juren a ete presente par Li Liewen et d'autres et a adhere a la Ligue de Gauche." (15 juillet, n 9.) La divergence entre les positions de ces deux publications, due a la presence ou l'absence de rancunes personnelles, est evidente. Mais Paroles Subtiles etait encore plus habile : avec seulement quinze caracteres, elle impliquait les deux parties d'un seul coup, faisant de chacune une personne vouee a etre persecutee ou a souffrir. Debut mai, la pression sur les Libres Propos se resserrait de jour en jour, et mes contributions ne pouvaient de plus en plus souvent pas etre publiees. Mais je crois que ce n'etait pas a cause des denonciations des Nouvelles Sociales et consorts, mais parce qu'a cette epoque les discussions sur l'actualite etaient interdites et que mes commentaires contenaient frequemment des paroles indignees sur la situation politique ; la pression ne visait pas non plus uniquement les Libres Propos -- a cette epoque, toutes les publications non gouvernementales subissaient a peu pres le meme degre de pression. Mais en un tel moment, les articles les plus convenables portaient sur les papillons et les canards mandarins nageant et voletant, et les Libres Propos etaient en difficulte. Le 25 mai, ils publierent enfin l'avis suivant -- Bureau de la redaction Par les temps qui courent, il est difficile de parler, et plus difficile encore de manier la plume. Cela ne veut pas dire : "Malheur et bonheur n'ont pas de porte ; ils viennent selon que les hommes les attirent" -- c'est veritablement que "lorsque le Tao prevaut sous le Ciel", le "peuple" devrait en consequence "ne pas discourir". Le redacteur brule respectueusement un baton d'encens et supplie les maitres litteraires du pays : desormais, parlez davantage du vent et du clair de lune, et plaignez-vous moins, afin que l'auteur et le redacteur jouissent l'un et l'autre de quelque paix. Si vous insistez pour juger et discourir temerairement des grandes affaires, supprimer vos ecrits serait insupportable, mais les publier serait impossible -- placant le redacteur dans un dilemme insoluble, ce qui manque quelque peu a l'esprit de camaraderie. Comme dit le proverbe : Celui qui comprend son epoque est un veritable heros. Le redacteur ose offrir ce conseil aux maitres litteraires du pays. Nous implorons votre comprehension bienveillante de notre humble situation ! -- Le Redacteur Cela sembla grandement satisfaire le clan des Nouvelles Sociales. Dans la rubrique "Secrets culturels" du vol. 3, n 21 (3 juin), on pouvait lire -- Les Libres Propos changent de ton Depuis que Li Liewen a pris la redaction, les Libres Propos du Shenbao ont recrute les ecrivains de gauche Lu Xun, Shen Yanbing et le "corbeautiste" Cao Juren comme contributeurs principaux, produisant un ton ni chair ni poisson qui deplut fortement aux lecteurs... Et le 14 mai a 13 heures, il y avait eu aussi la disparition de Ding Ling et Pan Zinian. La plupart soupconnaient un mauvais coup, et ce soupcon se confirmait de plus en plus. Les rumeurs etaient donc tres nombreuses ; il y avait des rapports selon lesquels certains autres subiraient le meme sort, et certains recurent des lettres d'avertissement ou de menaces. Je ne recus aucune lettre, mais pendant cinq ou six jours consecutifs, quelqu'un telephona a la succursale de la librairie Uchiyama pour demander mon adresse. Je crois que ces lettres et ces coups de telephone n'etaient pas l'oeuvre de ceux qui executent reellement les attentats, mais simplement les petits tours de quelques soi-disant hommes de lettres -- naturellement, meme la "scene litteraire" compte de tels individus. Mais si quelqu'un craint les ennuis, ces petites manigances peuvent effectivement produire quelque effet. L'article suivant parut le 9 juin dans les Libres Propos apres "Qu Lu Xu Yu" -- Note du redacteur : Hier nous avons recu une lettre de M. Zizhan, disant qu'il consacre toute son energie a un certain projet d'ecriture et n'a pas le loisir de s'occuper d'autre chose ; "Qu Lu Xu Yu" prend fin par la presente. Finalement, le Grand Journal du Soir, apres plus d'un mois d'observation silencieuse, lanca ses lueurs depuis le supplement litteraire "Le Flambeau" le soir du 11 juin, avec une indignation considerable -- "Veut-on oui ou non la liberte ?" par Fa Lu. Voila longtemps que la question de la "liberte" n'avait ete soulevee ; recemment, quelqu'un la discute a nouveau longuement. Puisque les affaires de l'Etat sont toujours trop brulantes pour qu'on y touche, autant y renoncer et se resigner a parler du "vent et du clair de lune". Mais le "vent et le clair de lune" non plus ne donnent pas satisfaction, et l'on laisse inevitablement echapper du fond de la gorge quelques murmures reclamant la "liberte"... C'est donc dire : la liberte n'est pas vraiment une chose si rare ; c'est vous qui, par toutes ces discussions, l'avez rendue precieuse et inaccessible. Vous ne devriez pas satiriser la situation politique de maniere aussi detournee. Maintenant, lui, face au satiriste, exige "crument et directement" que vous alliez mourir. L'auteur est un homme franc et direct, qui a ete tellement embrouille par les autres qu'il ne sait meme plus s'il "veut ou ne veut pas la liberte". Or, le 18 juin a 8h15 du matin, Yang Xingfo (Yang Quan), vice-president de la Ligue chinoise pour les droits civiques, fut assassine. Voila qui fut effectivement "un combat a mort". M. Fa Lu cessa de faire ses brillantes proclamations dans "Le Flambeau". Seules les Nouvelles Sociales, dans le vol. 4, n 1 (paru le 3 juillet), peignaient encore un tableau de la couardise des ecrivains de gauche -- Les ecrivains de gauche fuient Shanghai en masse En mai, les ecrivains de gauche de Shanghai avaient fait grand bruit, comme si tout allait virer au rouge et le monde litteraire tout entier passer a gauche. Mais fin juin, la situation avait manifestement change... Selon des sources sures, Lu Xun est parti a Qingdao, Shen Yanbing est a la campagne dans le Pudong, Yu Dafu a Hangzhou, Chen Wangdao est rentre dans son pays natal, et meme des gens comme Lian Pengzi et Bai Wei ont disparu sans laisser de traces. Le Lac de l'Ouest est le lieu de villegiature des poetes ; le Lushan, celui ou les riches passent l'ete -- je n'ose meme en rever, a plus forte raison m'y rendre. La mort de Yang Xingfo n'a pas soudainement rendu tout le monde sensible a la chaleur. On me dit que Qingdao est aussi un bel endroit, mais c'est la terre sainte ou le professeur Liang Shiqiu preche l'evangile, et je n'ai meme pas eu la bonne fortune d'y jeter un regard de loin. M. "Dao" a veritablement le Tao -- la terreur qu'il a imaginee en mon nom est, en fait, inexacte. Autrement, une bande de voyous munis de quelques pistolets pourrait veritablement pacifier l'empire. Mais Paroles Subtiles, dont le nez semblait particulierement fin, publia dans son n 9 (paru le 15 juillet) une autre sorte de nouvelle -- Libre vent et clair de lune, par Wan Shi Depuis que les Libres Propos de Li Liewen ont annonce "ne parlez que du vent et du clair de lune, plaignez-vous moins", les manuscrits de nouveaux auteurs traitant veritablement du vent et du clair de lune sont toujours refuses. Ce qui a ete publie recemment, ce sont soit des articles satiriques d'anciens ecrivains sous pseudonymes, soit les exercices antiquaires sans interet de leurs acolytes... C'est la aussi une forme de "plainte", mais les expressions "veritablement du vent et du clair de lune" et "precedemment arrete" me semblent employees de maniere assez amusante. Dommage que le pseudonyme "Wan Shi" soit utilise -- pour ceux d'entre nous dont l'essence spirituelle ne reside pas dans le nez, il est impossible de determiner s'il s'agit d'un "nouvel auteur" ou d'un "ancien auteur". La Postface pourrait aussi s'achever ici, mais il reste une affaire qui merite d'etre mentionnee : la pretendue "bisection de Zhang Ziping". Les Libres Propos publiaient un roman de cet auteur. Avant qu'il fut acheve, on l'arreta, et quelques feuilles de chou clamerent que c'etait la "bisection de Zhang Ziping"... Je ne pouvais ecrire sur deux sujets a la fois, et j'avais donc auparavant neglige l'hote du "Salon litteraire", le "poete de la liberation" M. Zeng Jinke. Mais ecrire a son sujet s'avere fort simple : outre la "preparation de la contre-attaque", il ne faisait que jouer au jeu de la "delation". M. Cui Wanqiu et ce poete avaient ete des connaissances, mais a la suite d'un petit differend, Zeng soumit anonymement des articles a des feuilles de chou, incriminant son vieil ami. Par malheur, les manuscrits originaux tomberent entre les mains de M. Cui Wanqiu, furent reproduits en planches de cuivre et publies en belle impression dans les Nouvelles des Livres et Journaux Chinois et Etrangers (n 5) -- J'ai colle ci-dessus l'article "De l'immoralite des lettres" ; en realite, c'etait une critique conjointe des affaires Zeng et Zhang. Mais de mon point de vue, l'affaire etait encore pire, c'est pourquoi j'ecrivis moi aussi un bref commentaire et le soumis aux Libres Propos. Au bout d'un long moment, il ne parut jamais. Quand je redemandai le manuscrit, il etait couvert d'empreintes grasses -- preuve qu'il avait ete compose et ensuite retire par quelqu'un. Cela montre que meme sans "soeurs mariees comme concubines a de grands marchands", l'"editeur capitaliste" assure toujours ses "arrieres" a ce genre de celebrites... Refutation de "L'immoralite des lettres" La grande enseigne de "lettre" est extremement utile pour tromper les gens. Aujourd'hui encore, le mepris que la societe temoigne aux lettres n'est pas aussi severe que le mepris de soi des pretendus "lettres". Nous voyons des choses qu'aucun simple "homme" ne daignerait jamais faire, et pourtant les commentateurs se contentent d'appeler cela "manque de vertu", l'interpretent comme de la "folie" et les pardonnent comme "pitoyables". En verite, ce sont des marchands, et ils ont toujours ete supremement malins ; toutes leurs actions passees n'etaient que du "sens des affaires", et toutes leurs actions presentes ne relevent pas non plus du "manque de vertu" -- ils veulent plutot "changer de metier"... Ce qui precede a naturellement semble, par endroits, viser des gens comme Zeng Jinke et Zhang Ziping, mais la "bisection de Zhang Ziping" d'autrefois n'etait decidement pas mon idee. Je ne me soucie pas moi-meme de lire les chefs-d'oeuvre de cet auteur, pour une raison tres simple : je ne veux pas de tous ces triangles et quadrilateres dans ma tete... Pourtant la bande aux multiples angles m'accusa d'avoir orchestre la "bisection de Zhang Ziping". Puisqu'on m'en accusait, j'ai tout simplement braque les rayons X sur leurs entrailles. La Postface pourrait vraiment s'achever ici cette fois, mais un instant -- il y a encore un rappel du rappel. Parmi mes coupures, il subsiste un morceau de prose merveilleux ; le laisser se perdre serait bien dommage, aussi je le conserve specialement ici. Cet article parut dans le supplement "Le Flambeau" du Grand Journal du Soir le 17 juin -- "La Nouvelle Histoire Apocryphe des Lettres", par Liu Si Premier chapitre : Lever le drapeau pour un camp vide ; Deployer les troupes en formation de brouillard. Or il advint que Karl et Ilitch se trouvaient la-haut au ciel, discutant de la revolution chinoise, quand soudain ils baisserent les yeux et virent, sur le grand Gobi de la scene litteraire chinoise en bas, des vapeurs meurtrieres s'elever et le sable et la poussiere emplir l'air. Dans la zone de gauche, un vieux general poursuivait ardemment un jeune general ; les tambours de guerre ebranlaient le ciel et les cris de bataille s'elevaient de toutes parts... Le lendemain je recus une lettre du redacteur dont la substance etait : Un contributeur signant "Liu Si" ("j'imagine que vous pouvez deviner d'apres le contenu de qui il s'agit") a soumis un texte humoristique intitule "La Nouvelle Histoire Apocryphe des Lettres". Comme il ne contient rien qui porte atteinte a la reputation personnelle, nous avons decide de le publier ; si vous souhaitez soumettre une refutation, elle pourra egalement etre imprimee... Transformer temporairement une publication en champ de bataille pour animer les choses -- c'est une tactique parfaitement courante chez les redacteurs. Etant devenu dernierement encore plus "avise", et par cette chaleur, je n'allais naturellement pas aller suer et faire des cabrioles. De plus, "refuter" un texte humoristique est une entreprise assez rare... "Liu Si" etait un pseudonyme que Yang Cunren utilisait depuis l'epoque ou il etait encore ecrivain de "litterature revolutionnaire proletarienne" -- nul besoin de lire le contenu pour le savoir -- et combien peu de temps il fallut avant que, sous la banniere de la "litterature revolutionnaire petite-bourgeoise", il revaet deja de tels reves, se depeignant sous une telle figure. La grande roue du temps peut en effet broyer les gens avec une telle froideur. Mais c'est une chance que ce broyage eut lieu, car M. Han Shiheng discerna des lors la "conscience" a l'interieur de ce "jeune general". Cette oeuvre n'etait que le premier chapitre, naturellement inacheve. Bien que je n'eusse aucune envie de la "refuter", j'aurais volontiers vu comment cette litterature de la "conscience" se poursuivrait. Mais a partir de la, on ne la revit plus ; a ce jour, plus d'un mois apres, on est sans nouvelles de "Karl et Ilitch" au "ciel" et du "vieux general" et du "jeune general" en enfer. Mais selon les Nouvelles Sociales (9 juillet, vol. 4, n 3), la Ligue de Gauche y avait mis fin -- Yang Cunren rejoint le Corps AB... Que la Ligue de Gauche prenne une telle chose tellement au serieux, et qu'elle adresse encore des "avertissements" a quelqu'un qui avait "trahi la Ligue de Gauche et leve le drapeau du combat petit-bourgeois" -- voila qui serait veritablement une chose remarquable... J'imagine que sous peu, toutes les concessions territoriales, indemnites de guerre, catastrophes militaires, inondations, disparitions d'antiquites et maladies des riches seront mises au compte de la Ligue de Gauche, et plus specialement de Lu Xun. Cela me rappelle maintenant M. Jiang Guangci. L'affaire remonte a longtemps -- quatre ou cinq ans peut-etre --, quand M. Jiang Guangci organisa la Societe du Soleil et, allie a la Societe de la Creation, mena ses "jeunes generaux" pour m'encercler et m'ecraser. Il ecrivit un article contenant quelques lignes disant en substance que Lu Xun n'avait jamais ete attaque, se croyait au-dessus de tout, et qu'on allait maintenant lui montrer de quel bois on se chauffe. En fait c'etait une erreur ; depuis que j'ai commence a ecrire des critiques, je n'ai jamais ete exempt d'attaques. En ces seuls trois ou quatre mois, concernant uniquement les Libres Propos, il y a deja eu autant d'articles, et ce que j'ai recueilli n'en est qu'une partie. En etait-il autrement auparavant ? Mais ces attaques perirent avec le flot rapide du temps, disparaissant sans trace, n'etant plus remarquees par personne. Cette fois, tandis que plusieurs de ces publications sont encore entre mes mains, j'en transcris une partie dans cette Postface. Ce n'est pas vraiment pour moi seul ; le combat est loin d'etre fini, et le vieux scenario sera ressort maintes et maintes fois. Les attaques contre d'autres emploieront certainement a l'avenir ces memes methodes, avec naturellement d'autres noms substitues a celui de la personne attaquee. Si un jeune combattant de l'avenir, se trouvant dans des circonstances semblables, vient a tomber sur ce recit, je suis certain qu'il eclatera de rire et comprendra plus clairement quelle sorte de creatures sont ses pretendus ennemis. Parmi les ecrits contemporains que j'ai cites, je crois que bon nombre sont en fait sortis de la plume d'anciens ecrivains de "litterature revolutionnaire". Mais ils utilisent desormais d'autres pseudonymes et portent d'autres visages. Cela aussi est inevitable. Si un ecrivain de litterature revolutionnaire n'a pas l'intention d'utiliser sa litterature pour aider la revolution a s'approfondir et a s'etendre, mais exploite au contraire la revolution pour promouvoir sa propre "litterature", alors quand la revolution est a son apogee, il est un parasite dans le corps du lion ; et des que la revolution rencontre l'adversite, il est assure de decouvrir son ancienne "conscience" -- sous le nom de "piete filiale", ou d'"humanitarisme", ou d'"une revolution encore plus revolutionnaire que la revolution en difficulte" -- et de sortir des rangs. Dans le meilleur cas, il se tait ; dans le pire, il devient un roquet. Ce n'est pas mon "gaz toxique" -- ce sont des faits que les deux camps ont constates ! 20 juillet 1933, midi. Consig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