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tw/Chapt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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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德國——從萊布尼茨到當代中國學

一、導論

在本書所考察的各國漢學傳統中，德國的情況佔據着獨特的位置。德國在中國研究的制度化建設上起步較晚——直到1909年才設立第一個正式教授職位——然而德國思想家對中華文明的智識接觸卻可以向前追溯三個世紀，直到17世紀90年代戈特弗裏德·威廉·萊布尼茨與耶穌會傳教士之間的通信。哲學迷戀與學術職業化之間的這一時間差距不僅僅是學科史上的一個趣聞；它定義了德國漢學的本質特徵。與任何其他西方國家相比，德國的中國研究更深刻地受到了哲學的引力、精神科學（德國特有的人文學傳統）以及二十世紀曆史的痛苦斷裂的塑造。

德國漢學的歷史可以講述爲四個重大階段的序列。首先是"前漢學"時代（十七和十八世紀），傳教士、博學多才的學者和啓蒙哲學家構建了一個理想化的中國形象，作爲歐洲自我反思的鏡子。其次是十九世紀專業知識的緩慢興起，東方學家、語言學家和語文學家爲一門專門學科奠定了基礎。第三，二十世紀初見證了漢學在德國大學——漢堡、柏林、萊比錫、法蘭克福——的迅速制度化，然而整個大廈又被國家社會主義、戰爭和整整一代學者的被迫流亡所摧毀。第四，戰後時期見證了重建，東德與西德傳統之間的分裂，1968年的革命性動盪，以及經典漢學（Sinologie）向現代中國學（Chinawissenschaften）的逐步轉型——這一過程至今仍充滿爭議且尚未完成。

在所有這些階段中，德國漢學都以某些反覆出現的特徵著稱：根植於該國古典學術傳統的強烈語文學取向；持續傾向於雄心勃勃的大型綜合性著作——多卷本的歷史、哲學、宏偉的翻譯；以及德國聯邦制所造成的結構性碎片化，每個州控制着自己的大學任命。這些優勢和弱點至今仍然界定着該領域。

二、早期德國與中國的接觸（十七至十八世紀）

儘管據說早在十四世紀就有來自德語地區的方濟各會修士在元朝首都汗八里傳教，但對德國知識生活的第一次重大影響是通過印刷文字實現的。馬可·波羅遊記的中古高地德語譯本出現於十四世紀，隨後1477年出版了印刷版本，使德國讀者首次持續地接觸到一個龐大而精緻的中華文明。然而，關鍵的媒介是十六和十七世紀的耶穌會傳教士。奧古斯丁會士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的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 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1585）——第一部專門論述中國歷史的歐洲著作——1589年出版了德語譯本，用張西平的話說，成爲"啓蒙知識分子中的暢銷書"，爲即將到來的中國風（Chinoiserie）熱潮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服務的德裔耶穌會士中，來自科隆的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取得了最爲卓越的職業成就。他的天文學專長和漢語能力使他獲得了明末清初的欽天監監正一職——耶穌會士將保持這一職位直到十八世紀晚期。湯若望關於中國教區的拉丁文報告於1665年在維也納身後出版，1834年由曼塞格（Mannsegg）譯成德語，與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的De bello tartarico（1654）一起，成爲任何希望瞭解明清交替的西方學者的必讀之作。其他德裔耶穌會士，如巴伐利亞人戴進賢（Ignaz Kögler, 1680–1746），爲北京的天文學和曆法制定做出了重要貢獻，儘管他們對漢學本身的影響有限。

最具影響力的早期德國中國研究著作出自一位從未踏足中國的人之手。阿塔納修斯·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生於富爾達附近的蓋薩，是典型的巴洛克時代博學之士——既是現代科學的先驅，又是百科全書式幻想的編纂者。1632年瑞典入侵期間被迫離開德國後，他在羅馬度過了餘生，在那裏擔任數學、物理學和東方語言的教授。他的China Monumentis qua Sacris qua Profanis… Illustrata（阿姆斯特丹，1667），通常簡稱爲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利用了他與在華耶穌會士的廣泛通信，包括他的前學生衛匡國以及卜彌格（Michael Boym）和白乃心（Johann Grueber）等其他傳教士。該書從六個角度論述中國：在西安發現的景教碑；歐洲人在中國和亞洲的旅行；中國三教（儒教、佛教、道教）；自然和文化奇觀；建築傑作（寺廟、橋樑、長城）；以及——在任何西方出版物中首次——對不同類型漢字的系統性介紹。該書配有一百多幅精美銅版畫，深受學者和普通讀者的喜愛，很快被翻譯成多種歐洲語言。毫無疑問，它是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席捲歐洲的中國風熱潮最重要的催化劑之一。

這一早期的核心人物是戈特弗裏德·威廉·萊布尼茨（1646–1716）。萊布尼茨對中國的關注不是好古之學；它是哲學的、神學的，最終是政治的。他的興趣於1687年被點燃，正是菲利普·庫普萊（Philippe Couplet）的儒家四書拉丁文譯本——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在巴黎出版的那一年。閱讀此書後，萊布尼茨得出結論：中國已接近實現"理性化國家"的理想。在他看來，成熟的人類文明存在於歐亞大陸的兩端：中國擅長實用技術、經驗觀察和他所謂的"自然神學"（即儒家倫理），而歐洲擅長理論科學和啓示宗教。二者互補，相互交流只能使雙方受益。1697年，萊布尼茨出版了Novissima Sinica（"中國近事"），收集了耶穌會在華傳教士的五封信函，並以他自己致"讀者"的精彩文章作爲序言。他甚至提議中國應向歐洲派遣傳教士，以拯救基督教世界免於道德衰落——這是對傳統傳教安排的根本性顛覆。萊布尼茨對中國的關注持續終生。他與傳教士廣泛通信，推測《易經》六十四卦與他自己的二進制數系統之間的聯繫，並反覆主張中華文明與歐洲文明的平等尊嚴。他對後來德國關於中國的思考的影響——從克里斯蒂安·沃爾夫到年輕的黑格爾——是巨大的。

萊布尼茨並非唯一對中國文字系統着迷的人。安德烈亞斯·繆勒（Andreas Müller, 1630–1694）受勃蘭登堡選帝侯委託收集關於中國的書籍和報告，編目了通過荷蘭東印度公司獲得的三百多卷中文書籍。繆勒聲稱發現了一把"鑰匙"（clavis sinica），能夠在短時間內掌握中文書寫系統，但他固執地拒絕透露。最終，他燒燬了自己的文稿，令萊布尼茨深感遺憾，後者曾於1679年寫信向他提出關於漢字的十四個具體問題。繆勒的繼任者、選帝侯中文藏書的圖書館員門策爾（Christian Mentzel, 1622–1701）同樣宣佈發現了學習中文的祕密方法，但取得了更爲有形的成果，包括Sylloge minutiarum lexici latino-sinico-characteristici（紐倫堡，1685）——一部主要基於梅膺祚《字彙》（1615）的小型拉丁-中文詞典——以及145頁的Kurtze chinesische Chronologia（柏林，1696）。作爲普魯士科學院院士，門策爾與對東亞感興趣的學者保持着廣泛的通信，爲中國知識在德國知識圈的傳播做出了重大貢獻。

中國在德國的哲學接受於1721年達到了一個戲劇性的危機點，當時哲學家克里斯蒂安·沃爾夫（1679–1754）在哈勒大學發表了題爲"Oratio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論中國人的實踐哲學"）的公開演講。沃爾夫援引萊布尼茨的思想和耶穌會的報告，論證中國人僅憑理性就達到了高度的道德美德，無需神聖啓示的幫助——這一立場本質上是自然神論的。由敬虔派奧古斯特·赫爾曼·弗蘭克主導的哈勒神學系將沃爾夫的演講斥爲無神論。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發佈諭令，威脅以絞刑爲罰，命令沃爾夫在四十八小時內離開哈勒。沃爾夫逃到了馬爾堡大學，繼續其學術生涯，最終於1740年在弗里德里希大帝治下獲得平反。哈勒事件既展示了中國範例在歐洲知識界辯論中的爆炸性潛力，也展示了將萊布尼茨立場推得過遠的風險。

兩部法國耶穌會的大型編纂作品以翻譯形式傳達給德國讀者，併產生了巨大影響。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的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海牙，1736）於1747至1756年間被翻譯成德語。德文版包含了原版所沒有的附加材料，包括關於禮儀之爭的文件、耶穌會索隱派白晉（Joachim Bouvet）關於中國教區的報告、關於中國文學和地理的章節，以及恩格爾貝特·坎普弗（Engelbert Kaempfer）的日本史。其銅版畫被廣泛複製，在數十年間成爲受過教育的德國人瞭解中國的最重要視覺來源。更具影響力的是《耶穌會士書簡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的德語譯本。德國耶穌會士施特克萊因（Joseph Stöcklein）將其翻譯出版爲Der neue Welt-Bott mit allerhand Nachrichten der Missionarien Soc. Jesu（奧格斯堡，1728–1761），共四十卷。由於耶穌會通訊員已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這套叢書提供了關於中國生活前所未有的全面記述——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倫理、風俗和自然物產。正如張西平所言，它對德國知識界理解中國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耶穌會士白日升（Florian Joseph Bahr，魏繼晉，1706–1771）來自上西里西亞，語言天賦出衆，抵達中國後很快掌握了滿語和漢語。他的書信以Allerneueste chinesische Merkwürdigkeiten（奧格斯堡，1758）出版。他最重要的漢學貢獻是1748年在北京編纂的一部德漢詞彙表，顯然是在華耶穌會士在皇家贊助下編纂的一部多語詞典的德語部分。這份手稿於1937年由德國漢學家傅吾康（Walter Fuchs）在北京一家圖書館中重新發現，包含約2200個德語詞彙及其以漢字標註的發音。最早認真從事中國語言學術研究的德裔學者之一是特奧菲盧斯·西格弗裏德·拜爾（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 1694–1738），生於東普魯士的柯尼斯堡。在聖彼得堡皇家科學院獲得學術職位後，拜爾——與法國學者傅爾蒙（Étienne Fourmont）一同——被視爲十八世紀歐洲最偉大的漢學家之一。他的Museum Sinicum（聖彼得堡，1730）是一部漢語手冊，同時論及滿語語法，爲後來德國和俄國在滿學領域的成就奠定了基礎。

如果說十七世紀產生了一個理想化的中國形象——理性、治理良好、倫理修養精深——那麼十八世紀晚期和十九世紀初則見證了一次戲劇性的逆轉。約翰·戈特弗裏德·赫爾德（1744–1803）將中華文明描繪爲停滯不前的，無法實現西方所特有的動態歷史發展。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1770–1831）將這一判斷系統化，將中國歸入世界歷史的第一個也是最原始的階段，一個"實質性自由"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個體尚未作爲自覺的主體出現。對黑格爾而言，中國歷史本質上是歷史的缺失：沒有辯證進步的永恆重複。這種哲學貶值對新興的漢學學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爲在德國大學體系中邊緣化中國研究提供了知識上的正當性：如果中華文明代表了人類發展的較低階段，那麼德國大學爲何要將稀缺資源用於研究它呢？萊布尼茨傳統——將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視爲平等互補——與黑格爾傳統——將中國從屬於一個西方進步的目的論圖式——之間的張力貫穿了整個十九世紀乃至更久。像海因裏希·普拉特（Heinrich Plath）這樣堅持中華文明內在價值的學者發現自己被主流知識潮流所邊緣化。

德國文學對中國的參與在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1749–1832）身上達到了最著名的表達。歌德在晚年閱讀了中國小說的翻譯本，深受震動。他的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概念，於1827年首次提出，部分受到了他與中國詩歌和小說接觸的啓發。儘管歌德對中國的瞭解不可避免地通過翻譯和二手資料來獲取，但他將中國文學視爲具有普遍意義的藝術——而非僅僅是民族誌上的好奇——這標誌着德國文化態度的一個轉折點。

正如張西平所觀察的，這整個時代共享幾個界定性特徵。對中國的關注不是由現代意義上的漢學興趣驅動的，而是由哲學、神學和政治議程驅動的——萊布尼茨尋求對其普遍理性願景的確認，沃爾夫爲其自然神論尋找彈藥，傳教士則尋求推進他們的傳教使命。這些著作是有選擇性的，選取了適合歐洲目的的中華文明面向。詞典學傳統反映了對文字系統的真正迷戀，但也服務於實際需求。而這些學術業餘愛好者，無論多麼才華橫溢，都缺乏系統的語言訓練和對原始資料的接觸，而這正是專業漢學的特徵。基礎已經奠定，但學科本身尚未誕生。

三、學術漢學的創建（十九世紀）

十九世紀的德國是一個緩慢成熟的時期。與法國1814年在法蘭西學院由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建立第一個大學漢語教席相比，德國落後了。直到1887年柏林東方語言講習所的建立，德國大學纔有了一個永久性的中文教學機構基礎。這一時期大多數德國漢學家都是自學中文的，最初在其他領域受訓（古典語文學、神學、東方語言），僅靠漢學無法維持生計。

第一位具有國際聲望的德國漢學家是海因裏希·尤利烏斯·克拉普羅特（1783–1835），他自學了中文和滿文，在德累斯頓大學學習，1804年加入了聖彼得堡皇家科學院。1805–1806年成功出使中國並在高加索進行研究後，他被提升爲樞密顧問和院士。1815年，克拉普羅特移居巴黎，在那裏與雷慕沙並列爲歐洲兩大頂尖漢學家之一。1822年，他與雷慕沙在巴黎共同創建了亞洲學會，並於1825年協助創辦了《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他出版了聖彼得堡和柏林皇家圖書館中文和滿文館藏目錄。最值得注意的是，克拉普羅特在其Asia Polyglotta（巴黎，1823）中提出中文、藏文和緬甸文屬於同一語系——這一假說在當時遭到嘲笑，但在一個半世紀後得到了驗證，漢藏語系成爲比較語言學中的一個既定概念。據報道，亞歷山大·馮·洪堡曾試圖爲克拉普羅特在柏林大學爭取一個"東亞語言"教授職位，但克拉普羅特謝絕了，不願離開巴黎的學術環境。

漢學的發展關鍵取決於對中文書籍的獲取，而在十九世紀初的歐洲，這些書籍極其難以獲得。卡爾·弗里德里希·諾伊曼（1793–1870），最初接受亞美尼亞語訓練，後來成爲雷慕沙的學生，爲這一基礎設施做出了決定性貢獻。1829年，他乘船前往廣州，在那裏收集了六千多冊中文書籍——一項非凡的壯舉。約三千五百冊送到了慕尼黑的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其餘送到了柏林。作爲受過訓練的漢學家，諾伊曼的選擇集中在中國歷史、哲學、宗教和辭書學的基礎文本上，爲慕尼黑提供了後來支撐重要漢學傳統的核心館藏。諾伊曼本人被任命爲慕尼黑"國家和民族學、中文和亞美尼亞語"教授，出版了一部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北京條約》（1861）的東亞史，以其對亞洲內部關係的關注而著稱，而非將每個國家孤立對待。

海因裏希·普拉特（1802–1874），一位自學中文的古典語文學家，雖然從未獲得漢學大學教席，但他的學術水平超過了許多佔據教席的人。在慕尼黑巴伐利亞科學院，他撰寫了一系列傑出的專著：Die Religion und der Cultus der alten Chinesen（1862–1864），Nahrung, Kleidung und Wohnung der alten Chinesen（1868）和Die Beschäftigung der alten Chinesen（1869）。藉助諾伊曼帶到慕尼黑的中文文獻，普拉特反對當時的主流共識，論證中國宗教沒有任何原始性的痕跡，構成了一個完全可與基督教相比的體系。他還堅持萊布尼茨的傳統，主張中華文明擁有與歐洲文化同樣高的倫理標準，直接挑戰了基督教道德優越性的假設。赫爾伯特·弗蘭克後來稱普拉特爲十九世紀中葉德國漢學中"科學上最重要的"人物。普拉特還反對將中國視爲"停滯帝國"的主流史學觀，主張中國歷史應納入世界歷史。他對多軸心歷史敘事的倡導——在他那個時代頗爲超前——在幾十年後萊比錫學者奧古斯特·孔好古（August Conrady）重新發現他的著作之前，基本上被忽視了。

威廉·朔特（1802–1889）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他最初是神學家，後來興趣轉向東亞和中亞語言，1838年成爲柏林大學編外講師（Privatdozent），1841年當選普魯士科學院院士。他的出版物包括Entwurf einer Beschreibung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1854）、Chinesische Sprachlehre（1857）以及女真語、韃靼語和契丹語研究。朔特的獨特貢獻在於將中文置於更廣泛的亞洲——尤其是中亞——語言和文化語境中加以研究，而非孤立地對待。

十九世紀德國漢學最偉大的語言學成就是萊比錫語言學家甲柏連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的Chinesische Grammatik（漢文經緯，1881）。此前的西方語法學家無意識地將中文強行納入拉丁語法的模式；甲柏連孜是第一個按照中文自身規律來對待中文的人，強調了其作爲孤立語言的獨特類型學特徵。該書成爲數代學習文言文的漢學家的標準參考書。1878年，薩克森教育部任命甲柏連孜爲萊比錫大學東方語言編外教授——德國大學第一個專門的漢學教學職位，雖然最初還比較低微。甲柏連孜還在新成立的柏林東方語言講習所任教，開設東亞語言課程。

1887年柏林大學東方語言講習所（SOS）的建立是十九世紀最重要的制度建設步驟。它的設立是由實際需要而非學術目的驅動的。據一個常被重述的軼事，俾斯麥首相在1883年會見中國大使時因缺乏口譯員而感到沮喪，宣佈必須培養更多年輕的德國官員與亞洲主要大國溝通。正式倡議來自甲柏連孜的學生威廉·格魯貝（Wilhelm Grube, 1855–1908），他於1884年12月向教育部提交了提案，1887年一道皇帝諭令設立了SOS。在第一學期（1887–1888），該講習所提供六種語言的教學：中文、日文、印地語、阿拉伯語、波斯語和斯瓦希里語。中文由曾任駐京外交官的卡爾·阿倫特（Carl Arendt, 1887–1902）教授，繼任者是阿爾弗雷德·佛爾克（Alfred Forke, 1903–1914）。早期學員中有幾位後來成爲下一代的巨擘：鄂託·弗蘭克（Otto Franke）、海尼士（Erich Haenisch）和著名的中國小說翻譯家弗朗茨·庫恩（Franz Kuhn）。SOS還出版了自己的刊物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從1898年起成爲第一份部分致力於漢學的德語期刊，在三十八年間共出版了八十五卷。SOS明確以實際培訓爲導向——其目的是培養外交官、領事官員和商人，而非學者。但它的存在本身承認了德國需要受過訓練的中文專業人才，併爲隨後的學術制度化奠定了基礎。

十九世紀最傑出的德國漢學家往往在德國以外發展事業。威廉·格魯貝，這位出生於聖彼得堡的女真文字和中國文學專家，擔任柏林民族學博物館東亞部主任。他的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1902）是第一部由受過專業訓練的學者撰寫的中國文學史，在半個世紀裏一直是德語標準參考書。他的Pekinger Volkskunde（1901）部分基於1897–1899年在北京的田野調查，至今仍在北京民間文化研究中被引用，而他的開創性研究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čen（1896）創立了女真語言學領域。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在柏林學習古典語文學後，1870年進入中國海關稅務司服務二十七年。他的出版物使他成爲中西文化交往的權威。1902年，他被任命爲哥倫比亞大學第一位中國語言文學教授，據傳他曾參加胡適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勞費爾（Berthold Laufer, 1874–1934），生於科隆，爲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率領東亞考察隊，最終永久定居美國。他涉獵的範圍極爲廣泛——涵蓋中國陶瓷、玉器、中伊關係和栽培植物史——常被與伯希和相提並論。勞費爾的離開，以及此前夏德的離開，預示了國家社會主義時期將發生的遠爲慘烈的人才流失。

十九世紀還產生了一類獨特的德國漢學家：新教傳教士，其學術成就與大學學者不相上下甚至有所超越。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出版了一部篇幅浩大的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1847年德文版）。雖然他的作品因其殖民糾葛——他在鴉片戰爭談判中擔任翻譯併爲英國人提供軍事情報——而受損，但它引入了一種影響後來西方史學的中國歷史歐洲式分期法。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巴塞爾差會神學家，在中國度過了數十年，創作了遠爲深刻的學術著作，包括Lehrbegriff des Confucius（香港，1872），甚至贏得了以批評苛刻著稱的辜鴻銘的尊重；加拿大傳教士麥基利弗瑞（MacGillivray）稱他爲"十九世紀最深邃的漢學家"。歐德理（Ernst Johann Eitel, 1838–1908），最初屬於巴塞爾差會，後來成爲香港政府官員，與羅存德（Friedrich Wilhelm Lobscheid）合著的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in the Cantonese Dialect（香港，1877）至今仍是研究十九世紀粵語的重要資料。

任何關於十九世紀德國與中國交往的敘述都必須提到地質學家和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他的八次中國考察旅行產生了鉅著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柏林，1877年起）。李希霍芬的著作爲德國政府和商界提供了遠超以往所有認知的地理描述和地圖。他1870–1872年寫給上海英國商會的信件已經將膠州灣確定爲理想的海軍港口——這一建議在1897年德國佔領該灣時得以實現。李希霍芬對中國的看法是一個衰落的文明面對西方上升的力量。他認爲沒有必要擴展德國的漢學研究，認爲文化、歷史和宗教問題已經過時；重要的是"爲德意志帝國在中國的經濟和殖民發展提供具體建議"。他的立場說明了德國漢學與帝國主義事業之間的密切聯繫。

四、漢堡-柏林軸心：制度化（1900–1930）

決定性的突破發生在二十世紀的頭二十五年。1905年，德國殖民協會通過一項決議，呼籲在德國大學設立漢學教席。1909年，德國政府在漢堡殖民研究所——漢堡大學的前身——設立了一個教席。鄂託·弗蘭克（1863–1946）被任命爲首位教席持有者，成爲德國歷史上第一位專業漢學教授。漢堡殖民研究所於1908年成立，肩負着培訓殖民管理人員和商人的雙重使命，同時也促進對德國殖民統治下各民族的更"科學"研究。正如沃爾夫岡·顧彬所指出的，德國漢學與帝國主義之間的聯繫不容否認，儘管這種關係始終比1968年那一代人"永恆的殖民研究所"（ewiges Kolonialinstitut）的口號所暗示的更爲複雜。

弗蘭克雖然在一座商業城市工作，卻堅決拒絕功利主義方法。他堅持新部門應致力於"作爲整體的中國語言和文化研究"，並將其命名爲"中國語言和文化講習班"（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這個名字沿用至今。打破此前對古典中文和古代文本的側重，弗蘭克主張從現代口語中文入手，再進而研究傳統文化。教席隨之迅速接踵而至：柏林（1912年），荷蘭學者高延（J.J.M. de Groot）被任命爲首位教授；萊比錫（1922年），在孔好古（August Conrady）主持下；法蘭克福（1925年），在衛禮賢（Richard Wilhelm）主持下。哥廷根和波恩自1920年起在其東方學系內設立了漢學部門。到1930年代初，德國已經建立了與任何其他歐洲國家相匹敵甚至超越的中國研究學術基礎設施。

弗蘭克的代表作是五卷本的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柏林：de Gruyter，1930–1952），一部從遠古到1368年的中華帝國史。以《資治通鑑》爲主要框架，弗蘭克將儒家意識形態和天下概念置於其敘事的中心，實質上創作了一部中國政治思想史。他反對從赫爾德經黑格爾到蘭克的德國主流歷史傳統，堅持中國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文明，其文化影響塑造了整個東亞和中亞歷史的進程。法國漢學家巴斯蒂（Marianne Bastid）稱此書爲"歐洲中國歷史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佛爾克（Alfred Forke, 1867–1944），受訓爲法學家，後在中國擔任翻譯十三年（1890–1903），是其同代人中最多產的漢學家。他的三卷本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1927–1938）近兩千頁，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參考書。佛爾克的方法是在分析框架中嵌入大量翻譯的中文原文段落，使讀者能直接接觸原始資料。他翻譯的王充《論衡》德文版（1906–1911）爲他贏得了儒蓮獎，而他1922年翻譯的《墨子》（Me Ti des Sozialethikers und seiner Schüler philosophische Werke）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文學影響：它成爲貝托爾特·布萊希特Me-ti: Buch der Wendungen的主要來源。

在德國漢學史上，沒有任何人物具有比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更廣泛的文化影響力。他生於斯圖加特，受訓爲新教神學家，1899年被派往德國殖民地青島，在那裏他與其說致力於傳教工作，不如說投身於中國經典的研究，與清朝遺老勞乃宣合作研究《易經》和其他儒道典籍。在隨後的幾十年裏，他將一系列令人歎爲觀止的經典著作翻譯成德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孔子家語》、《禮記》、《易經》、《呂氏春秋》、《道德經》、《列子》和《莊子》等。衛禮賢的翻譯由萊比錫的歐根·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在德語世界產生了非凡的反響。這些譯作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在質疑西方價值觀的絕對優越性，他對中國智慧的呈現找到了一個開放的受衆。赫爾曼·黑塞在讀了《道德經》後寫道："中國哲學家老子，兩千年來不爲歐洲所知，在過去的十五年裏已被翻譯成所有歐洲語言，他的《道德經》已成爲一本時髦書。"卡爾·古斯塔夫·榮格爲1951年《易經》英譯本撰寫了前言，該譯本在1970年代成爲美國反文化運動的一部崇拜之作。1921年，衛禮賢被任命爲德國駐北京公使館的科學參贊，在那裏他與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建立了聯繫，包括蔡元培和胡適。1925年返回法蘭克福後，他創立了中國學院，創辦了期刊Chinesische Blätter（後更名爲Sinica），並不遺餘力地將中國文化介紹給德國公衆。專業漢學家對衛禮賢並非總是友善的。他們指責他的翻譯有時爲了可讀性而犧牲準確性，他的中文語言能力並不完美。鄂託·弗蘭克指出了具體的翻譯錯誤。然而沒有其他漢學家——無論前輩還是後來者——對更廣泛的文化產生過如此大的影響。

孔好古（August Conrady, 1864–1925），最初在印度學領域受訓，後轉向中國語言和歷史，在歷史學家卡爾·蘭普雷希特的影響下發展出一種獨特的方法。他堅持不應孤立地研究中華文明，而應在世界歷史的更廣泛框架內，運用一般民族學、人類學和歷史社會學的方法。孔好古對漢藏語言學的貢獻具有開創性：他論證"印度支那"語系包括漢泰語和藏緬語兩個分支——這一分類預見了現代學術共識。他的學生中包括林語堂，後者於1923年在他的指導下完成了關於古代漢語音韻學的博士論文。

1912年荷蘭學者高延（Jan Jacob Maria de Groot）被任命爲柏林新設的漢學教席持有者，將該領域歷史上最傑出也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帶到了德國。高延在廈門的兩次長期逗留中學會了閩南話，在此期間他還進行了關於民間宗教的細緻田野調查，最終形成了他的代表作：六卷本的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萊頓：Brill，1892–1910），一部民族誌豐富度無與倫比的著作，至今仍不可或缺。他轉到柏林的部分原因是對荷蘭學術體系的不滿：服務三十七年後他無權享受養老金。正如顧彬所觀察的，他變得"比德國人還德國"，擁抱德國民族主義到了1914年捐出自己的錢支持德國戰爭努力的地步。

東方語言講習所的早期學員中有弗朗茨·庫恩，他後來成爲最重要的中國小說德語翻譯家，將許多中國偉大的小說翻譯成優雅的德語，包括《金瓶梅》、《好逑傳》、《野叟曝言》和蒲松齡的作品。萊辛（Ferdinand Lessing, 1882–1961），生於萊茵蘭，專攻蒙古語言、藏傳佛教和中國藝術，編纂了一部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1960），長期爲標準參考書。移居美國後，他在伯克利任教，促進了德國漢學專業知識向美國的轉移。

這一時期德國漢學的制度鞏固伴隨着數份重要期刊的創辦。Artibus Asiae（1925年，蘇黎世）致力於東亞藝術史。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1912年，柏林）是德國東亞藝術協會的機關刊物。Asia Major（1924–1935年，萊比錫）是最重要的純漢學期刊，1949年在倫敦復刊。Sinica（法蘭克福）是衛禮賢的中國學院的機關刊物，出版至1943年。在北京，聖言會傳教士和漢學家斯坦茨（Heinrich Stenz）於1935年在天主教輔仁大學創辦了Monumenta Serica，該期刊吸引了許多日後的傑出學者撰稿——衛德明（Wolfram Eberhard）、高羅佩（Robert van Gulik）、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並延續至今。

五、破壞與流散（1933–1945）

國家社會主義的崛起摧毀了德國漢學。1933年希特勒上臺時，德國的專業漢學僅有二十餘年的歷史。全國僅有四個漢學教授職位：漢堡（自1909年）、柏林（自1912年）、萊比錫（自1922年）和法蘭克福（自1925年）。該領域規模很小，即使失去少數幾位學者也是災難性的。

最具破壞性的打擊是整整一代人的被迫流亡。正如普林斯頓漢學家柯馬丁（Martin Kern）所記錄的，大量年輕和成熟的德國漢學家和東亞藝術史學家離開了該國，其中大多數前往美國。哈隆（Gustav Haloun, 1898–1951），1931至1938年在哥廷根擔任講師和副教授，因其"對納粹黨的消極態度"而被拒絕授予正教授席位。1938年他接受了劍橋大學的聘請，在那裏一直待到1951年英年早逝。在哈隆的領導下，哥廷根曾短暫擁有一座重要的漢學研究圖書館——這一館藏在戰爭的動盪中散失了。哥廷根故事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由米夏埃爾·克尼佩爾記錄）是，年輕的季羨林（1911–2009）——後來成爲中國最著名的梵學和比較文化學者之一——1937至1945年間在哥廷根漢學講習班擔任中文講師，因戰爭爆發而滯留德國。

衛德明（Wolfram Eberhard, 1909–1989），中國民俗學和社會史專家，先移居安卡拉，後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他大量的著作——包括A History of China（1950）、Guilt and Sin in Traditional China（1967）和衆多中國民間故事研究——體現了將語文學嚴謹性與廣泛文化分析相結合的德國傳統。賴弗勒（Erwin Reifler, 1903–1965）曾在柏林學習，移居美國後在華盛頓大學從事中國語言學研究。流亡者對東道國的貢獻是巨大的——但他們中沒有一人被召回德國。正如柯馬丁所指出的，這種單向轉移永久地改變了漢學研究的國際格局，將重心從德語歐洲轉移到了英語世界。

戰爭本身加劇了損害。柏林大學的漢學圖書館——經過數十年建設成爲歐洲最優秀的館藏之一——在轟炸中被摧毀。威廉·格魯貝捐贈給萊比錫東亞研究所的全部私人藏書同樣散失。重要期刊停刊：Asia Major（1935年），Sinica（1943年）。鄂託·弗蘭克（1946年）和佛爾克（1944年）的去世標誌着一個時代的終結。到1945年，德國漢學化爲廢墟。

六、戰後重建（1945–1970年代）

1945年後德國漢學的重建極其緩慢。正如衛禮賢的兒子衛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當時華盛頓大學的教授，1949年所觀察的，"德國漢學研究的恢復速度與德國學術生活的全面復甦相比仍然極爲緩慢"。主要原因是合格人才的嚴重匱乏。

在戰後幾十年裏，德國漢學圍繞三個中心組織起來，每個都有其獨特的學術風貌。漢堡在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領導下延續了其父鄂託所建立的傳統。年輕的弗蘭克在中國度過了十三年（1937–1950），專注於明清史、海外華人和現代中國思想史。他的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1948年，英文）體現了漢堡學派同時關注中文和西文資料的特點。慕尼黑在赫爾伯特·弗蘭克（Herbert Franke, 1914–2011；與漢堡的弗蘭克家族無親緣關係）領導下成爲德國漢學的南方重鎮。赫爾伯特·弗蘭克擁有哲學（漢學）和法學雙博士學位，以宋元史爲其專攻領域。自1966年起，鮑吾剛（Wolfgang Bauer, 1930–1997）加入其團隊，後者的代表作China und die Hoffnung auf Glück（1971年；英譯：China and the Search for Happiness，1976年）是一部從遠古到二十世紀的中國烏托邦思想宏觀知識史。弗蘭克與鮑吾剛共同使慕尼黑成爲研究中國歷史、藝術、哲學和文學的中心。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萊比錫繼承了孔好古及其女婿艾鍔風（Eduard Erkes, 1891–1958）的傳統。萊比錫學派最獨特的主張是艾鍔風從1919年首次提出的觀點：古代中國並未經歷過歐洲意義上的奴隸社會，這與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所擁護的正統馬克思主義歷史分期法相矛盾。即使在東德意識形態的約束下，艾鍔風仍堅持這一立場，認爲馬克思的歷史階段圖式不能普遍適用。1958年艾鍔風去世後，他的萊比錫教席空缺了二十五年。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漢學的發展循着一條獨特的軌跡，受到東柏林與北京政治關係的塑造。在19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東德最重要的盟友，大量東德學生被派往中國學習語言——其中包括魯特納（Mechthild Leutner）、馬漢茂（Helmut Martin）、施坦格（Brunhild Staiger）和其他後來成名的學者。然而，1960年代初的中蘇分裂產生了毀滅性的後果。1963年以後，東德對漢學家的需求急劇下降，學生入學人數大幅縮減，萊比錫系實際上被關閉了。東德確實產生了一個獨特的機構：保密期刊Aktuelle China-Information（1971–1989），標註爲"機密——僅供公務使用"。在八十多期中，它發表的關於中國的文章比所有其他東德出版物加在一起還要多，但大多數東德漢學家都無法接觸到它。

從1960年代起，西德的漢學教授數量穩步增長。到1967年，十一個機構有十三位中國研究教授。1964年在新成立的波鴻魯爾大學啓動了一項決定性的結構改革實驗，在那裏按照美國"地區研究"模式建立了一個東亞研究所。與傳統的漢學系不同，波鴻的研究所將中國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宗教、藝術、法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專家集中在一個機構屋頂下——這是對教席制度的有意突破，在教席制度中，教授的個人興趣決定整個系的研究方向。

七、1968年一代與漢學的轉型

1968年的學生抗議運動震撼了西德大學，對漢學產生了特別強烈的影響。運動自由地借用了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圖像符號：抗議者在紅旗下游行，攜帶毛澤東畫像，揮舞"小紅書"。在慕尼黑，示威者高喊"我們是毛澤東的學生，我們只要混亂"。

學生們要求漢學系——此前幾乎完全致力於古代和經典課題——將注意力轉向當代中國。1967年，西德十三位漢學教授中只有一位研究當代問題。學生們要求教授現代口語中文，並堅持用學生自治的研討會和工作組來取代等級森嚴的教席制度。在柏林自由大學，學生們佔領了東亞研究所，癱瘓了其教學活動。波鴻漢學家馬漢茂（Helmut Martin）出版的蒂勒曼·格里姆（Tilemann Grimm）的批評著作Mao intern（1974）引來了極左學生組織的指責，稱之爲"一部對華敵對的出版物"。與此同時，其他學者——尤其是約阿希姆·席克爾（Joachim Schickel），其Große Mauer, Große Methode（1968）將中國構建爲資本主義西方社會的對立面——助長了學生運動的烏托邦幻想，同時小心翼翼地排除了所有關於中國現實的經驗證據。慕尼黑系在赫爾伯特·弗蘭克和鮑吾剛的領導下以更大的沉着度過了風暴，儘管課程設置也進行了調整以滿足學生需求。

1968年持久的遺產是加速了一場已經在進行中的轉變：從經典漢學（Sinologie）——德國東方學傳統中對中文文本的語文學研究——轉向中國學（Chinawissenschaften），一種更廣泛、更跨學科的事業，融入了社會科學方法並聚焦於現代和當代中國。這不僅僅是一場代際叛逆。早在1950年代末，德國學術委員會（Wissenschaftsrat）和德國研究聯合會（DFG）就已呼籲擴大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學生運動爲學術體制已原則上認可的訴求賦予了政治緊迫性。經典漢學與現代中國學之間的辯論從未完全解決。赫爾伯特·弗蘭克1953年對該領域的定義——"在中文文本基礎上，以語文學和批判性方法從事的中國及其歷史和文化的研究"——在那些堅持認爲掌握古典中文和深度浸入文本傳統是嚴肅學術之先決條件的人中仍然受到尊重。批評者則反駁說，這一定義將自我封閉的語文學實踐凌駕於與當代中國社會、經濟和政治現實的互動之上。

八、當代德國漢學：主要中心與人物

1990年德國統一將東德漢學傳統——或其殘存——重新帶入與西方主流的接觸。如今，十多所德國大學開設漢學和中國研究課程。柏林——柏林自由大學和洪堡大學——都設有中國研究系，兩者加在一起使柏林成爲德國最大的中國研究中心。漢堡的"中國語言和文化講習班"自1909年以來沿用其原名，仍是歐洲漢學最古老的機構之一。慕尼黑繼續作爲歷史和語文學漢學的重要中心。海德堡的亞洲和跨文化研究中心（CATS）代表了更新型、更跨學科的模式，在科學史和思想史方面尤爲突出；瓦格納（Rudolf Wagner, 1941–2019），其研究範圍從太平天國到中國報刊和百科全書，使海德堡成爲原創漢學研究的重要中心。哥廷根漢學經歷了戲劇性的起伏：1925年建立，2004年險些消亡——當時人文學院投票關閉漢學和日本學。地區企業的捐贈資金使其獲救，該系如今擁有十五個正式職位。波恩學派與特勞策特爾（Rolf Trauzettel, 1930–2019）和後來的顧彬（Wolfgang Kubin, 1945年生）有關，發展了一種獨特的方法，藉助歐洲哲學、神學和文學理論來詮釋中國文化。明斯特保持了在古典語文學和漢代研究方面的重點。圖賓根以中國法律研究和勝雅律（Harro von Senger）關於三十六計的著作而著稱。1964年建立的波鴻模式延續至今，儘管該系在1999年因其長期主任馬漢茂的自殺而受到震動。馬漢茂是戰後德國漢學的傑出人物：他對當代中國文學的關注產生了數百篇出版物，他創建了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語言學院以及波鴻魯爾大學的衛禮賢翻譯中心（1993年）——全世界僅有的三個中國文學翻譯中心之一。他還在布羅克邁爾大學出版社編輯了Chinathemen叢書，後來又在明斯特項目出版社編輯了一套叢書，使當代中國文學和文化文本能夠爲德國讀者所接觸。馬漢茂在大學之外的學科制度建設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他是德國中國研究學會（DVCS）的共同創始人和自1995年起的主席，該學會於1990年3月在柏林洪堡大學成立。法蘭克福，衛禮賢中國學院的歷史所在地，在艾梅龍（Iwo Amelung, 1962年生）的帶領下延續了其漢學傳統。艾梅龍自2007年起任歌德大學教席，以近代中國科學史和晚清西學東漸爲特色研究方向。在較新的任命中，茹麗安妮·諾特（Juliane Noth），一位專攻現代中國繪畫的東亞藝術史專家，被任命爲柏林自由大學教授。柏林自由大學憑藉五個或更多教授席位已成爲德國最大的漢學研究所：科斯特卡（Genia Kostka）執掌中國政治教席，研究方向爲數字化轉型、環境治理和中國地方治理；哈比希-索比加拉（Sabrina Habich-Sobiegalla）新獲中國研究教授任命，關注農村發展和國家-社會關係；邁爾（Christian Meyer）自2018年起持有海森堡教授席位，研究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側重於宗教，包括新儒學和中國基督教；古德（Andreas Guder）自2019年起持有一個基金教授席位，研究中文教學法及中國語言文學；穆爾哈恩（Klaus Mühlhahn）於2025年5月從齊柏林大學校長（2020–2025）任上返回柏林自由大學，帶來近代中國史、刑法和中德關係方面的專長。在洪堡大學，克勒特（Henning Klöter）自2015年起持有中國現代語言文學教授席位，研究社會語言學和臺灣研究；伊頓（Sarah Eaton）自2019年起持有跨區域中國研究教授席位，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學和數字化。

漢堡系除了長期傳統外，如今還包括福格爾桑（Kai Vogelsang），自2008年起持有漢學教授席位，研究中國歷史和古典中文；施耐德（Julia Schneider），於2024年10月接替戴仁柏（Barend ter Haar），專長爲十二至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以及弗勒利希（Thomas Fröhlich），研究中國思想史和政治哲學。

海德堡如今擁有五個活躍的漢學教授席位，與柏林並列爲德國最大的漢學中心之一：米特勒（Barbara Mittler，自2003年）研究中國藝術、音樂、文學和文化史；穆勒-塞尼（Gotelind Müller-Saini，自2004年）專攻中日文化交流和文化轉移過程；庫爾茨（Joachim Kurtz，自2009年）關注中國思想史和知識轉移；基勒（Enno Giele，自2012年），兼任所長，專攻古典中國和手稿研究；森茨（Anja Senz，自2014年）研究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

在波恩大學，超越特勞策特爾-顧彬傳統，考茨（Ralph Kauz）現在領導漢學系，研究中國海洋史和中伊關係，而李文（Li Wen）持有古典中文語文學和音韻學教授席位。

波鴻的東亞研究學院已遠遠超出其最初的重點範圍。穆拉塔（Christine Moll-Murata）持有中國史教席，特別關注經濟社會史、手工業和工業化。施維爾曼（Christian Schwermann）作爲執行主任，自2016年起持有中國語言文學教授席位，專攻古典中文的語法和修辭。戈特瓦爾德（Jörn-Carsten Gottwald）持有東亞政治教席，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學；貝爾西克（Sebastian Bersick）持有東亞國際政治經濟學教席，研究歐中關係和全球治理。

弗里德里希-亞歷山大大學埃爾蘭根-紐倫堡已發展爲一個重要中心。朗宓榭（Michael Lackner）作爲資深教授仍然活躍，創建了國際人文研究合作聯盟（IKGF），吸引了德國研究聯合會對東西方知識轉移研究的重大資助。馬騰（Marc André Matten）自2009年起持有當代中國史教授席位，關注政治思想史和民族主義。佈雷亞爾（Andrea Bréard）持有漢學領域的亞歷山大·馮·洪堡教授席位，側重中國思想和文化史——她同時擔任FAU教學副校長——帶來中國數學史方面的專長。霍克爾曼（Michael Höckelmann）持有中國國家與社會教席。徐豔（Yan Xu-Lackner），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漢學系副教授、孔子學院外方院長——自2006年擔任紐倫堡-埃爾蘭根孔子學院院長以來，該校孔院多次被評爲全球優秀孔院和示範孔院——研究重點爲外語教學史、外語與政治的關係、跨文化交際、文化政策與變遷以及中西方文化翻譯。馬熄輝（Marco Pouget），埃爾蘭根大學和慕尼黑大學博士後，青年漢學家，博士論文以鄭玄對《禮記》的註釋爲題，師從朗宓榻教授，研究領域爲中國古代思想史與經學史。

法蘭克福的漢學傳統除艾梅龍外，還包括楊智毅（Zhiyi Yang），2025年被任命爲漢學教授，研究前現代中國抒情詩、美學和記憶研究；以及韋伯曼（Dorothea Wippermann），自2001年起持有中國語言和文化教席，研究應用語言學和跨文化研究。

弗萊堡的漢學研究所由斯帕科夫斯基（Nicola Spakowski）創建爲獨立研究所，由兩個教席支撐：斯帕科夫斯基本人（自2010年），研究現代中國歷史和當代社會；以及利澤（Daniel Leese，自2012年），專攻毛主義及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史中的遺產。

哥廷根漢學在險些關閉後得以存續，如今由施耐德（Axel Schneider，自2009年）領導，專攻現代中國思想史和史學；以及薩克森邁爾（Dominic Sachsenmaier，自2015年），以全球史的視角研究現代中國和跨國交織。

科隆大學在中國研究方面發展了重要的存在。克拉默（Stefan Kramer）自2014年起持有中國文化教授席位，研究媒體理論、美學和文化研究。韋姆霍伊爾（Felix Wemheuer，自2014年）是毛主義和饑荒政治的主要學者之一；阿爾（Björn Ahl）自2012年起持有中國法律文化教授席位，接替了豪澤（Robert Heuser）。

萊比錫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克拉特（Philip Clart）持有漢學教席，側重中國宗教史、民間宗教和道教；卡斯克（Elisabeth Kaske）則專攻近代中國史和制度史。

慕尼黑的傳統因塞爾比奇卡（Armin Selbitschka）的加入而得到進一步加強，他研究早期中國歷史、物質文化和考古學；以及奧伊特曼（Max Oidtmann），自2022年起持有中國和中亞歷史教席，專長爲清朝、西藏和法律史。

明斯特的漢學和東亞學研究所目前由施特爾姆（Kerstin Storm）領導，她聯結了古典漢學與現代中國研究。

圖賓根在勝雅律的法學研究遺產之外發展了更廣泛的輪廓。舒伯特（Gunter Schubert）自2003年起持有"大中華研究"教授席位，創立了歐洲當代臺灣研究中心（ERCCT），關注兩岸關係和地方治理。密達格（Achim Mittag，自2005年）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和史學；黃飛（Huang Fei）持有中國歷史和社會教席，專攻十六至十九世紀的環境史和物質文化。

特里爾大學的漢學系由索菲爾（Christian Soffel，自2012年）領導，專攻中國文化和思想史，尤其關注儒學和朱熹研究。在維爾茨堡大學，阿爾滕布格（Roland Altenburger，自2012年）持有東亞文化史教席，側重中國文學；阿爾佩曼（Björn Alpermann，自2013年）持有當代中國研究教席，研究中國政治和社會分層；費舍爾（Doris Fischer）持有中國商業和經濟學教授席位，研究中國經濟和創新政策。

美因茨約翰內斯·古騰堡大學在其蓋默斯海姆校區（翻譯、語言和文化科學系）爲德國漢學貢獻了一個獨特的翻譯學維度。庫普費（Peter Kupfer）曾持有中國語言和文化研究教授席位，側重翻譯理論和實踐。霍夫曼（Hans Peter Hoffmann）自2014/2015年起在蓋默斯海姆持有漢學教授席位並領導中文部，將文學翻譯——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北島和廖亦武的作品——與學術翻譯教學相結合。考茨（Ulrich Kautz）曾任蓋默斯海姆的編外教授，既是當代中國散文的多產翻譯家（包括餘華、閻連科和鄧友梅的作品），也是翻譯理論家，其中德翻譯教學法手冊已成爲該領域的標準參考書。

德語漢學傳統超越了德國本土。在維也納大學——奧地利最大的漢學中心——費拉里（Rossella Ferrari）領導漢學系，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文化；格貝爾（Christian Göbel）持有漢學教授席位，側重現代中國政治和數字治理；席克-陳（Agnes Schick-Chen）擔任漢學副教授，專攻中國法律文化；施泰因哈特（Heinz Christoph Steinhardt）持有終身教授軌道席位，研究現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側重政治社會學和公民社會。

在瑞士，蘇黎世大學的亞洲-東方研究所有貝爾（Wolfgang Behr），自2008年起持有"傳統中國"教授席位，研究歷史語言學和古文字學；米特爾施泰特（Jean Christopher Mittelstädt）於2025年被任命爲漢學副教授，側重現代中國。在日內瓦大學，祖費雷（Nicolas Zufferey）自2002年起持有漢學教席，專攻古代中國哲學和儒學；張寧（Laure Zhang）自2011年起持有現代和當代中國教授席位。

在傳統大學體系之外，應用語言學院（今慕尼黑國際SDI大學）於2007年設立了一個中文系及專門教授席位——由吳漠汀（Martin Woesler）自2007年創建至2014年執掌——提供中文翻譯和商務溝通學士項目以及多語言交際與主持碩士項目，這一模式以更應用導向的方式補充了研究型大學傳統。該教授席位後由孟令琪（Lingqi Meng，自2017年）接任，她目前領導中文系並主持現代中國研究學士項目，另有厄倫維爾特（Rebecca Ehrenwirth）持有中德翻譯教授席位。

其他應用科學大學也設立了教授職位：不來梅應用科學大學運營一箇中國中心，開設以中國爲重點的國際機械工程學士項目（MAWIC）和應用商務語言項目（AWS，創立於1988年）；路德維希港應用科學大學的東亞研究所（創立於1989年）提供國際商務管理東亞方向理學學士；康斯坦茨HTWG大學開設有中國方向的亞洲研究和管理學士項目，並主持聯邦教育與研究部資助的博登湖中國能力中心（ChiKoBo），由泰倫（Gabriele Thelen）指導，聯絡巴登-符騰堡州24所應用科學大學；奧斯納布呂克應用科學大學於2013年設立了大學中國中心（HZC），提供中國能力證書和與中國合作院校的合作學位項目；多特蒙德應用科學大學運營DoCoChi——多特蒙德中國能力中心，專注於跨國教育和雙學士項目。這些機構通過中國中心聯盟（VCdH）進行協調，該聯盟成立於2019年，連接德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各中國中心，以促進研究和教學中的中國能力。

多位學者塑造了當代德國漢學的特徵，超越了上文已論及的創建者人物。顧彬（Wolfgang Kubin, 1945年生於策勒）是後弗蘭克時代最多產和最具爭議性的德國漢學家。他的十卷本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2002–2014），任何西方語言中最雄心勃勃的中國文學史，既引發了讚賞也引發了爭議。羅哲海（Heiner Roetz, 1950年生），波鴻大學教授，是德國中國哲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其Die chinesische Ethik der Achsenzeit（1992年；英譯：Confucian Ethics of the Axial Age，1993年）通過展示中國古典思想中精密的論證結構，挑戰了否認倫理推理普遍性的傾向。柏林自由大學的魯特納（Mechthild Leutner, 1949年生）是現代中國社會史和中德關係研究的領頭學者。慕尼黑的葉翰（Hans van Ess, 1962年生）以漢代思想史和《史記》研究的重要成果延續了慕尼黑歷史漢學的傳統。施密特-格林策（Helwig Schmidt-Glintzer, 1948年生）將沃爾芬比特爾的赫爾佐格·奧古斯特圖書館館長一職與哥廷根的漢學教授席位相結合，體現了將漢學嵌入更廣泛人文學術的德國傳統。柏林的瓦爾拉文斯（Hartmut Walravens, 1944年生），柏林國家圖書館的書目學家和漢學史專家，數十年來致力於記錄德國及更廣泛地區的東亞研究史。弗爾斯特（Max Jakob Fölster），一位在漢堡受訓的漢學家，專攻漢代手稿研究、中國藏書史和德國漢學史，曾擔任馬克斯·韋伯基金會駐北京代表，爲中德學術交流的持續制度框架做出了貢獻。克尼佩爾（Michael Knüppel, 1967年生），在哥廷根和漢堡接受突厥學和阿爾泰學訓練，記錄了哥廷根東方學和漢學研究的歷史——包括季羨林在哥廷根漢學講習班的戰時經歷——2018–2025年在中國聊城大學北極研究中心持有教授席位。柯斐烈（Felix Clausberg），現任北京大學跨文化與中國哲學副教授，代表着新一代德國漢學家；師從著名中國醫學史專家文樹德（Paul U. Unschuld）教授，其研究橋接古典中國哲學與科學史。謝林德（Dennis Schilling），曾任德國馬堡大學和慕尼黑大學教職，現爲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代表德國哲學漢學在海外的傳統，研究涵蓋《易經》、《莊子》及佛教哲學的現代接受與闡釋。司馬濤（Thomas Zimmer），同濟大學特聘教授，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員，專攻中國文學及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著有《中國皇朝末期的長篇小說》。雷立柏（Leopold Leeb），奧地利裔學者，自1990年代起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任教，研究領域橫跨歐洲古典語言與中國文化史，在拉丁語在華傳播史和中國宗教史方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他對1905年至1955年間在山東服務的250名德國修女的研究，爲理解傳教活動的文化維度開闢了新視角。Anno Dederichs，曾任德國圖賓根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現爲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從事當代中國社會學和經濟社會研究，代表着德國漢學家在中國大學持有固定職位的日益增長的趨勢。

德國漢學景觀還以豐富的專業期刊和叢書傳統著稱。顧彬的期刊minima sinica: Zeitschrift zum chinesischen Geist，1989年創刊，與李雪濤聯合編輯，一直是文學和哲學層面上與中國文化對話的論壇，反映了波恩學派對詮釋學和比較方法的強調。衛禮賢的期刊Sinica，最初從法蘭克福出版至1943年，後來作爲叢書得到了復興：吳漠汀編輯了Sinica叢書——最初由衛禮賢創立——以及Scripta Sinica，自2024年起還在LIT出版社編輯Bibliotheca Sinica叢書。吳漠汀還編輯多種定期出版物：Mitteilungsblatt der Deutschen China-Gesellschaft（創刊於1957年，德文）、European Journal of Sinology和Europe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均爲英文）以及期刊漢學（Hanxue，中文），共同構成了在德語世界獨一無二的多語言漢學出版基礎設施。

德國漢學的組織格局由幾個各具特色的專業團體塑造。德國中國研究學會（DVCS），由馬漢茂共同創建並自1995年至其1999年去世一直領導，仍然是學術漢學家的主要專業協會。德國中國學會（Deutsche China-Gesellschaft），1957年成立以促進德中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友誼，由哲學家格雷戈爾·保羅（Gregor Paul, 1947年生）領導了近二十年，他於1997至2016年擔任會長。保羅是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的中國和比較哲學專家，爲學會的活動帶來了鮮明的哲學取向，組織了關於跨文化倫理和中國思想中邏輯推理普遍性的會議和出版物。自2016年起，德國中國學會由吳漠汀（Martin Woesler）領導，他自2016年起還擔任世界漢學大會（WACS）主席，這是一個2016年成立的國際學術網絡，有來自四十八個以上國家的代表。WACS在全球各地輪流舉辦年度會議——第十屆會議定於2026年8月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舉行——逾三百場學術報告爲漢學交流提供了聯結東西方學術傳統的平臺。德國中國學會理事會成員包括維勞赫（Thomas Weyrauch, 1954年生），一位法學家和中國政治史、人權及臺灣問題著作的作者；培高德（Cord Eberspächer），波恩大學教授，中德關係史和晚清軍事史專家，曾任德國杜塞爾多夫孔子學院外方院長，2020–2022年在湖南師範大學持有比較中歐歷史教授席位；以及克尼佩爾。多林（Ole Döring, 1965年生），一位哲學家和漢學家，自2020年起在湖南師範大學持有教授席位，在中國生命倫理學和跨文化哲學方面做出了獨特貢獻，因其醫學倫理方面的工作獲得了中國機構的認可。

近幾十年來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是德國漢學家職業生涯的國際化。吳漠汀的經歷說明了這一模式：在慕尼黑應用語言學院擔任教授期間（2007–2014），他曾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訪問學者（2010–2011，應王德威邀請）、猶他谷大學中國研究副教授暨中國研究項目創始協調人（2011–2013）、羅馬第三大學漢學和比較文化教授（2014–2015）、維滕-黑爾德克大學中國文學和傳播教授（2015–2020），在最後一年接受了湖南師範大學漢學、翻譯學和比較文學特聘教授職位（2019年），在那裏創建並主持國際漢學研究中心、歐盟讓·莫內卓越研究中心，並指導博士研究生。培高德和多林在湖南師範大學的職業反映了一個更廣泛的趨勢：面對德國大學體制的結構性限制，德國漢學家在中國機構中找到了職位——這是對1930和1940年代曾削弱德國漢學的人才流失的逆轉，也是一個引發關於西方漢學傳統與中國學術結構之間關係新問題的發展。

8.1 中國文學的德語翻譯

中國文學的德語翻譯構成了德國漢學傳統中最具特色和最富成果的維度之一。從二十世紀初至今，德語翻譯家創造了一個在範圍和雄心上只有英語和法語傳統才能匹敵的翻譯成就體系。

這一傳統的奠基人是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他在中國度過了二十五年——先是在青島當傳教士，後在北京做學者和教師——1924年回到德國，出任法蘭克福大學第一位中國哲學教授並創建了中國學院。他翻譯的《易經》（1924年）、《道德經》（1911年）、《莊子》（1912年）、《論語》（1910年）和許多其他經典文本在一個世紀後仍在印行，並從德語被翻譯成許多其他語言。他與中國學者勞乃宣（1843–1921）的合作以及與榮格的知識夥伴關係——後者爲《易經》翻譯撰寫了導言——使衛禮賢成爲德語世界最重要的中國哲學中介者。

弗朗茨·庫恩（Franz Kuhn, 1884–1961），一位法學家轉行的漢學家，爲中國敘事小說完成了衛禮賢在哲學領域所做的工作。他翻譯的《金瓶梅》（1930年）成爲國際暢銷書，他對《紅樓夢》（1932年）、《水滸傳》（1934年）和其他小說的翻譯首次使中國偉大的敘事作品爲廣大德國讀者所接觸。雖然他的版本是節譯本而非完整的學術翻譯，但它們數十年來塑造了德國公衆對中國文學的印象。他翻譯的李漁《肉蒲團》1959年在瑞士被查封，插圖和印版被銷燬；1964年在德國身後出版。

佛爾克（Alfred Forke, 1867–1944），曾在北京擔任領事翻譯，後在柏林和漢堡（接替鄂託·弗蘭克）任教授，完成了王充《論衡》唯一的完整西方語言翻譯——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翻譯爲英語而非德語（1907年和1911年兩卷）。不過他的三卷本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1927年，1934年，1938年）在數十年間仍是德語中最全面的相關論著。

查赫（Erwin von Zach, 1872–1942），奧地利外交官和獨立學者，創作了至今仍是李白、杜甫和韓愈詩歌全集以及《文選》大量篇章的唯一完整西方語言翻譯。他的翻譯以語文學的精確性和對原文的忠實著稱，因其1942年在印度洋一艘荷蘭船隻遭日軍魚雷襲擊身亡而中斷。洪得浩森（Vincenz Hundhausen, 1878–1955），曾任北京大學教授，在中國居住三十多年，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他對一百二十多首中國詩歌和哲學文本的"再創作"（Nachdichtungen）追求詩歌效果而非學術精確性，後來被瓦爾拉文斯的綜合書目所記錄。

戰後時期，施瓦茨（Ernst Schwarz, 1916–2003），一位在東柏林洪堡大學工作的奧地利漢學家，以廣泛流傳的孔子、老子和陶淵明翻譯延續了衛禮賢的傳統，通過平價口袋書達到了廣大讀者。德本（Günther Debon, 1921–2005），1968至1986年持有海德堡漢學教席，與岡特·艾希並稱爲最優秀的古典中國詩歌德語翻譯家；他的雷克拉姆版《道德經》被視爲翻譯傑作。德本培養了傑出的一代學者，包括畢格（Lutz Bieg）、克勒普施（Volker Klöpsch）、普塔克（Roderich Ptak）和雷德羅澤（Lothar Ledderose）。

當代翻譯家一代的特徵是更大的語文學雄心和更廣泛的文學範圍。顧彬的六卷本魯迅全集代表了德語世界與中國最重要的現代作家最全面的學術接觸。他2013年獲得的約翰·海因裏希·福斯翻譯獎（由德國語言和文學學院頒發）表彰了他作爲翻譯家的畢生成就。賴納·施瓦茨（Rainer Schwarz, 1940–2020），一位受過東德漢學訓練的柏林自由譯者，繼庫恩翻譯了《紅樓夢》的三分之一後，與吳漠汀共同完成了曹雪芹《紅樓夢》的第一個德語全譯本，以三卷本於2006/2007年出版。賴納·施瓦茨花了十年時間完成前八十回的初譯，吳漠汀花了十七年用於翻譯工作，將施瓦茨的章節加工成可出版的形式，並完成了第八十一至一百二十回的翻譯（2009年）。後來他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中德雙語版（2016年），使《紅樓夢》成爲中國四大古典小說中第一部擁有完整德語翻譯的作品。吳漠汀還完成了《好逑傳》的第一個德語全譯本（在穆爾和庫恩的節譯之後），目前正在進行魯迅翻譯項目。

呂迪·孔（Eva Lüdi Kong, 1968年生），一位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五年的瑞士漢學家，完成了《西遊記》的第一個德語全譯本（雷克拉姆，2016年），這是一項歷時約十七年的宏大工程，2017年獲得萊比錫書展翻譯類獎。西蒙（Rainald Simon, 1951年生），一位在法蘭克福受訓的漢學家，貢獻了精湛的雷克拉姆版《道德經》、《易經》和《詩經》，並於2023年在蘇爾坎普/島嶼出版社出版了《水滸傳》的第一個德語全譯本——使《三國演義》成爲四大古典名著中唯一尚待完整德語翻譯的作品。

韋伯-謝弗（Peter Weber-Schäfer, 1935–2019），曾在波鴻持有政治學教席，將學術工作與文學翻譯相結合，包括莫言的作品。克勒普施（Volker Klöpsch, 1948年生），德本的學生，翻譯了完整的《唐詩三百首》和孫子《兵法》，並與埃娃·穆勒共同編輯了Lexiko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C.H. Beck, 2004）——最重要的德語中國文學參考書。畢格（Lutz Bieg, 1943年生），1989至2008年持有科隆中國文學和哲學教授席位，編纂了綜合性的Bibliographie chinesischer Literatur in deutscher Sprache（De Gruyter Saur, 2012），是任何研究中國文學在德國接受的學者不可或缺的工具書。

在二十一世紀活躍的翻譯家中，赫爾曼（Marc Hermann），一位波恩的漢學家和前DAAD駐同濟大學講師，已成爲當代中國散文最多產和最多面的翻譯家之一，翻譯了劉慈欣（其科幻小說已取得全球成功）、阿來、畢飛宇、蘇童、閻連科等人的作品。貝茨（Karin Betz, 1968年生），2020/21年持有柏林自由大學奧古斯特·馮·施萊格爾翻譯詩學客座教授席位，翻譯了諾貝爾獎得主莫言、廖亦武、劉慈欣、殘雪和金庸的作品，2024年獲得赫爾穆特·M.布拉姆翻譯獎。霍恩菲克（Susanne Hornfeck, 1956年生），一位在慕尼黑受訓的漢學家和前DAAD駐臺灣大學講師，從中文和英文翻譯了六十多部作品，包括張愛玲、邱小龍和艾未未的作品。哈塞爾布拉特（Karin Hasselblatt, 1963年生）翻譯了蕭紅、王安憶和莫言的作品。卡恩-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 1946年生），1988年北京歌德學院創始院長，翻譯了方方的《武漢日記》（2020年），在新冠疫情期間引起了國際關注；他還翻譯了趙汀陽和劉震雲的作品。

美因茨大學蓋默斯海姆校區（翻譯、語言和文化科學系）通過其翻譯實踐與翻譯理論的制度性結合，爲這一傳統做出了獨特貢獻。除了上文討論的霍夫曼和考茨外，庫普費（Peter Kupfer）在那裏持有中國語言和文化研究教授席位，進一步確立了蓋默斯海姆作爲德語世界中德翻譯家最重要的培訓中心之一的地位。

這一跨越一個多世紀的翻譯傳統，爲德語讀者提供了接觸中國文學和哲學作品的廣度和深度，在任何其他大陸歐洲語言中都無與倫比——這一遺產既反映了德國漢學的語文學雄心，也反映了自萊布尼茨以來一直是德國知識傳統特徵的對中國的廣泛文化興趣。

九、"漢學"與"中國學"之爭

經典漢學與現代中國研究之間的張力仍然是該領域在德國面臨的核心結構性問題。經典漢學（Sinologie）的倡導者堅持認爲，閱讀前現代中文文本的能力——不僅是文言文，還包括佛教漢文、各歷史時期的文學語言和檔案文獻——是任何嚴肅研究中華文明的不可替代的基礎。沒有這一能力，學者就註定流於膚淺，依賴翻譯和二手文獻。中國學（Chinawissenschaften）的倡導者則反駁說，關於當代中國的絕大多數研究問題不需要古典中文能力，而對此的堅持實際上充當了一種門檻機制，排斥了具有政治學、社會學或經濟學相關專長的學者。

德國漢學生長於催生了古典語文學、比較語言學和精神科學的同一塊知識土壤。而美國的"地區研究"模式則是冷戰的產物，旨在生產關於外國地區的政策相關知識。許多德國漢學家抵制他們所視爲的將學術工具化以服務政治和經濟利益的做法，即使他們承認需要更多地關注當代現實。衛禮賢的遺產提出了另一個問題：漢學應主要是一門學術學科，爲學者生產學術成果，還是也應充當文化之間的橋樑，使中華文明爲受過教育的普通公衆所接觸？

十、現狀與挑戰

今天的德國漢學面臨着幾個結構性挑戰。聯邦制意味着沒有國家層面的中國研究戰略；每個州自行決定大學撥款和教授任命，機構間的協調仍然是臨時性的。反覆出現的預算削減威脅——以2004年哥廷根系險些關閉爲例——使較小的項目處於永久性的不安全狀態。張西平在審視該領域時指出，1945年至2000年代初之間，在德國漢學系（總共超過一百個職位中）只有四位中國籍學者持有正教授職位——這一比例雖已改善，但仍遠低於美國和英國大學中的比例。

自19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力量的爆炸性增長激發了對中國語言和文化的巨大興趣，導致學生人數大幅增長和新項目新職位的創設。非大學研究機構如2013年在柏林成立的墨卡託中國研究所（MERICS）爲該領域增添了政策導向的維度。然而，這場"中國熱潮"對漢學並非全然是福。對實用語言技能和當代專業知識的強調進一步邊緣化了古典中文和前現代史的研究。曾經需要數年古典中文訓練的項目現在只將其作爲選修課提供，而曾經是德國漢學標誌的深層語文學訓練越來越罕見。正如赫爾伯特·弗蘭克數十年前所警告的，風險在於漢學可能失去使其區別於新聞業和政策分析的核心能力：用原文閱讀所有歷史時期中文資料的能力。同時，選擇漢學的德國學生人數隨着地緣政治情緒的變化而波動。德國也是圍繞孔子學院的國際討論中的一個重要場所；近年來，部分德國大學對其孔子學院進行了關閉或重組。自2010年代末以來歐中關係的變化也爲德國漢學家帶來了新的壓力，因爲與中國同行保持合作關係的學者面臨天真的指責，而採取批評立場的學者則面臨失去檔案、田野調查地點和學術交流機會的風險。

十一、結語

德國漢學的歷史是一部非凡知識雄心和毀滅性歷史斷裂的歷史。從萊布尼茨的歐亞互補之夢到衛禮賢宏偉的翻譯工程，從鄂託·弗蘭克開拓性的制度建設到赫爾伯特·弗蘭克和傅吾康的戰後重建，從東德的意識形態扭曲到1968年的革命動盪——在每一個轉折點上，德國的中國研究都被遠超學科本身的力量所塑造。

即使在今天，隨着德國漢學日益與國際（尤其是英語世界的）規範趨同，德國傳統中仍有某種獨特的東西——對歐洲文明與中華文明之間相遇的一種特殊的嚴肅態度。法國傳統強調優雅的文本闡釋，美國傳統強調社會科學分析，而德國傳統則典型地致力於追問"大問題"：中國思想的本質是什麼？中華文明與西方的關係如何？彼此能從對方學到什麼？這些是萊布尼茨1697年提出的問題，至今仍在德國的研討室中被——以略有不同的形式——繼續追問。

未來幾十年的挑戰將是：在保持德國漢學最佳時期所體現的語文學深度和哲學雄心的同時，適應一箇中國不再是遙遠學術沉思的對象、而是日常生活中強大且有時令人憂慮的存在的世界。該領域能否維持這種平衡——在學術與政策相關性之間，在經典漢學與現代中國學之間，在對中華文明的敬慕與對中國國家的清醒接觸之間——將決定這一傳統的未來。儘管經歷了種種斷裂，它仍然是西方人文學術史上最豐富的傳統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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