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Essay/zh/Chapter 4
4. 现代四位中国散文家（1917—1949）
(4. Vier chinesische Essayisten der Moderne (1917-1949))
Deutsches Original: 4. Vier chinesische Essayisten der Moderne
4. 四位中国现代散文家（1917—1949）
4.1 以犀利之笔改造社会——散文大师鲁迅（1881—1936）
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去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dclxviii
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它们自然也包含着挣扎和战斗。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有一点幽默和雍容。
鲁迅的散文早在1940年就有中国方面dclxix的研究，自1968年起也有西方方面dcclxx的论文和专著加以考察，这些研究——在可获取的范围内——也构成了本研究的基础。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李欧梵（Lee）dcclxxi和波拉德（Pollard）dcclxxii的研究成果，后者仍感叹对杂文研究之不足。dcclxxiii此外，还有一篇关于鲁迅散文诗和抒情散文的德语论文问世。dcclxxiv鲁迅在散文家总排名中位列第一（见第 页）。
关于鲁迅的一般文献资料十分丰富。dcclxxv韩南（Hanan）和许芥昱（Hsü）考察了叙事技巧，dcclxxvi马汉茂（H. Martin）研究了政治与文学之间的冲突这一层面。dcclxxvii部分鲁迅研究成果收录在一部论文集中。dcclxxviii伊雷娜·埃伯（Irene Eber）编纂了一份关于鲁迅作品翻译和研究的国际综述。dcclxxix
鲁迅有六篇散文被收入《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五篇代表性作品被收入《中国现代文学思潮》（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dcclxxx其中包括在总排名中被收录最多的散文"秋夜"dcclxxxi，以及平均排名第七的"《呐喊》自序"dcclxxxii，还有排名第十八的"希望"dcclxxxiii，最后是三篇未进入鲁迅最常收录的前29篇之列的散文："人之进化"dcclxxxiv、"论香港"dcclxxxv和"题辞"dcclxxxvi。收录这些代表性较低的散文的原因可能包括与当下热点话题的关联（香港回归、性别角色的自我认知）等。统计分析的结果揭示了鲁迅若干散文的代表性，这些散文将在以下传记的相应位置加以详细阐述。
李欧梵（Leo Ou-fan Lee）认为，鲁迅的思想超越了"文以载道"这一模式：他不仅写了介入性文学，而且还试图与中国传统彻底决裂，正如"五四运动"的破旧除旧狂热所表明的那样。dcclxxxvii
鲁迅（1881—1936）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中国散文家。他先后在东京、后在大陆发表了733篇dcclxxxviii散文体的报刊和书籍文章，以犀利的、时而带有论战性的笔触抨击中国人的国民性及中国国家的落后状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除了极富文学性的语言——例如以抒情散文风格、融入文言元素撰写的自传性散文集《朝花夕拾》dcclxxxix——之外，鲁迅散文的特色还在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回溯dccxc以及对西方和日本学术的借鉴。dccxci
鲁迅的散文涉及最为广泛的文学和社会政治主题。他以始终如一的风格处理其题材：犀利、论战性强、批判乃至尖锐，同时也不乏幽默。
关于鲁迅的影响，可以做出以下四点论断：1. 鲁迅的散文是其在世时最广为阅读的作品；2. 它们是整整一代散文家的典范；3. 鲁迅身后，毛泽东将其奉为继被否定的孔子之后的"当代圣人"dccxcii，将其纳入自己的意识形态宣传之中；4. 直到1990年代，鲁迅的散文仍高居重印最多的散文排行榜首位。1994年12月，其杂文全集dccxciii以编年方式出版。在海外，其散文的大部分也已有翻译出版。dccxciv两篇晚期杂文及若干新近散文于1989年以英译出版。dccxcv
文献资料状况极为良好，鲁迅作为国家诗人dccxcvi拥有多次再版的官方全集dccxcvii，还有同样是官方出版的四卷本英文版文集（1956—60年；dccxcviii 1980年）以及一部日文全集。dccxcix在中国，有一个鲁迅研究学会专门研究这位作家，还有一份以鲁迅命名的专门期刊。鲁迅仅写了少量小说和诗歌，但共留下16卷散文，其中大多为社会批评性质的作品。
如果试图按时间顺序分析或机械地分类，就会完全迷失其中。对其散文整体进行全面分析是[不]可能的[……]。dcc
事实上，七百余篇散文中仅有极少一部分有英译或德译。这里尤其要提到鲁迅的作品选集，dcci其中早在1979年就出版了一卷包含散文的鲁迅作品。dccii许多散文虽已翻译但尚未出版。dcciii这些已翻译的散文——尤其是关于文学和政治的那些——虽仅为一小部分，却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鲁迅在海外的形象。此外，当然还有鲁迅的其他文本，包括其他体裁的作品，已有多种语言的翻译。dcciv
散文创作与传记背景
关于鲁迅的传记文献十分丰富。dccv鲁迅本人在其作品被国民党禁止之际，以自传体散文的形式写了一篇简短的"自传"。dccvi在自传体散文"《呐喊》自序"dccvii中，鲁迅主要描述了留日时期的学习生活，同时也写到了作为一个最初不被人听到的正义事业斗士所经历的孤独，以及缺乏确切的希望。关于鲁迅的更为详尽的描述见于加利克（Gálik）dccviii和顾彬（Kubin）dccix的研究。
鲁迅，原名周树人/周樟寿，出生于浙江一个文人家庭，属于上层中产阶级，历代曾出过若干学者。1893年其祖父因受贿入狱六年，1896年其父因中医的错误治疗去世后，dccx家道中落。
鲁迅自幼接受传统教育，dccxi后入南京水师学堂就读。dccxii据称他在那里了解到，欧洲医学引入日本是日本现代化的原因之一。*Quelle 这一说法固然值得怀疑，但据鲁迅所言，正是这一认识促使他决定于1902年至1909年前往日本，先学习医学。
他具备英语基础知识，dccxiii通过日文译本接触了俄国、德国和日本的文学dccxiv以及西方思想，从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我认知。他和兄弟周作人一样翻译了大量外国作品，其动机并非仅仅出于经济原因：
金铁主义不足以救国。中国不可能变成德国或法国的模样。然而，如果我能够通过展现这些国家的内在精神来加深中国人的意识和理解，那么我便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一点微薄的贡献。dccxv
鲁迅在其自律和苦行的生活中也践行了自己的理想主义追求。dccxvi
两年后他放弃了医学学业。起初他曾希望通过学医帮助个别病人，如今他确信文学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作为作家他能更好地帮助深受传统文化"病症"之苦的国民。dccxvii不过，这种乐观主义仅在其文学创作的早期阶段才得以维持。
鲁迅于1898年写下了第一篇散文，时年17岁："戛剑生杂记"（关于戛剑生的杂记）。
鲁迅的创作可分为四个阶段：1898—1917年、1918—1929年、1930—1934年、1934—1936年。dccxviii早期阶段（1898—1917年）的作品均以文言写就。在第一篇散文之后，1903年又写了少量散文，自1907/08年起他写作频率有所增加，但正如他在自传体散文"自传"dccxix中所说，当时还没有发表的途径。后来他将这一早期创作阶段的部分散文汇编成集：例如在《坟》dccxx的第一部分中，鲁迅收录了1907年的四篇散文。该文集针对的是"国粹"的拥护者：
在中国，那些冥顽不化的国粹论者[……]比[在印度]还要多。他们把现代艺术视为我们数千年中国文化的产物。dccxxi
文学被赋予了三种功能：它应当阐明人的理想本质、中国人国民性的缺陷以及中国之病根。dccxxii这里所表达的文化悲观主义是鲁迅散文的核心要素。他与军阀主义的亲身经历使他早已认识到："'和平'不过是一句空话。"dccxxiii他的药方是文化批评，而他真正的敌人是"中国人"本身。dccxxiv鲁迅在其散文中频繁提及自己的"恨"。dccxxv
同时，鲁迅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改革需要时间，必须循序渐进。他引用木皮道人的话："年年用软刀子割头，不知不觉就被杀死了。"dccxxvi
在创作初期，鲁迅对自己的理想能够实现仍充满乐观：
当我们为逝者哀悼之后，我们所有的奋斗和追求——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他人——都应当致力于使自己成为正直、诚实、聪慧、勇敢而坚强的人。[……]我们所有的奋斗和追求都应当致力于给人类带来其应得的幸福。dccxxvii
早期的鲁迅受到经由日本传入的浪漫主义基本思潮的影响。
他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青年必须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能够表达自己的国家；自由发言，勇敢前行，不顾个人利益，不对长辈过分恭敬，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此外，他还呼吁以更加从容的态度面对西方，同时培养更为健全的自信心，而不是一味回顾自己的"五千年文化"、非要无愧于它不可：
如果我们真正想要进步而非倒退，那就必须不断地要么自己产生新思想，要么至少从他人那里汲取。如果我们无法摆脱自己的疑虑、恐惧、琐碎的规范，以及那种根深蒂固的对冒犯祖先或可能像野蛮人一样行事的恐惧……我们又怎能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呢？
他很早就倡导以道德引导智识的运用：
如果科学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越来越少，那不是因为智力衰退，而是因为激情的枯竭。有人认为，智识成就可以不借助道德律令的推动而产生，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没有激励，仅凭智识，是走不远的。dccxxviii
他同样倡导个人主义：dccxxix"真正要为当下谋划的人，应当[……]将个人置于群体之上"。dccxxx
1907年，鲁迅写了数篇散文，其中四篇均发表于东京的《河南》杂志，在此简要介绍：
第一篇是"人之历史"。dccxxxi鲁迅在文中追溯了人类的进化史。这篇散文出于启蒙动机，鲁迅借此将进化论介绍到中国。他通过将西方知识与中国的起源神话进行对比，鲜明地揭示了中国民众的无知。
第二篇散文"科学史教篇"中，鲁迅回顾了科学的发展史，并将科学在十八世纪末一场法国战争中的作用加以理想化。其呼吁不言而喻：科学也应在中国得到推进，以关乎国家的未来。他告诫不要仅仅照搬外国科学的成果。dccxxxii
第三篇散文是"文化偏至论"。文章探讨了中国和欧洲的文化发展，其中指出中国文化具有充分的独立性且更为久远。鲁迅反对纯粹的物质主义立场。他提倡个性而非民主，因为民主制度下多数会压迫少数。文章以一个隐含的行动号召结尾："这可怎么办呢？"dccxxxiii
1907年的第四篇散文题为"摩罗诗力说"。在这篇篇幅较长、分为九个部分的散文中，鲁迅将尧舜黄金时代的传统观念与人类始终处于生存斗争之中这一科学认识加以对照。和平永远不可能实现。屈原dccxxxiv（约前340—前278）曾抨击传统因袭之无谓，因为它颂扬古旧，并在儒家审查制度下将性设为禁区，dccxxxv但他被误解了。文学难以将人们从冷漠中唤醒。1812年的德国，爱国诗人们做到了这一点。文学虽然不能改变社会，但能改变意识。随后鲁迅介绍了若干诗人：他将拜伦（Byron）推崇为反抗诗人。他提出了神义论问题，并比较了拜伦和尼采（Nietzsche）关于恶的观念。dccxxxvi他描述了雪莱（Shelley）的自由热爱、反抗精神和对自然的热爱，以及拜伦对普希金（Puškin）的影响。他进而展示了波兰和匈牙利诗人对本民族自由斗争的影响。dccxxxvii文章以这样的追问结尾："今日中国，精神界之战士安在？"dccxxxviii
在放弃医学转而投身文学之后，鲁迅首先需要养活自己和母亲。因此他回到中国，自1909年起从事教职。dccxxxix他的散文创作一度减少了数年。
1909年至1918年间的岁月，由于此前创作中的理想主义基调，在西方研究文献中也被称为"消沉时期"：dccxl青年时代对文学改变社会的信念早已让位于一种更为悲观的情绪。dccxli鲁迅所经历的这种幻灭是有根据的，正如《新青年》若干同仁最终徒劳地试图与他们所批判的东西决裂一事所表明的那样。dccxlii 1911年，他在散文"怀旧"中投以幻灭的回顾目光。该文发表于上海月刊《小说月报》。dccxliii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鲁迅正在杭州师范学校任教，1912年起担任校长。此后他不得不逃往南京。1912年，同为浙江籍的蔡元培dccxliv将他召入北京教育部，负责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事务。
鲁迅早在1934/35年就对文字改革有所思考，这一理念后来被共产党纳入其文字改革之中：
[那位]最著名的、深受毛泽东推崇的中国讽刺作家、散文家和诗人鲁迅，早在1934/35年就尖锐地将公式推向极端："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类散文在小册子《鲁迅论文字改革》以及核心散文"门外文谈"dccxlv的单行本中重新刊印，与毛泽东语录一起充当了整个新语言政策的某种合法化依据。关键在于，废除汉字这一远期目标能够再次被如此明确地提出。近年来阐释鲁迅对语言改革贡献的文章，恰恰强调了这一点，或者根据鲁迅的论述来印证当今所采用的简化汉字数量的方法。dccxlvi《鲁迅论文字改革》，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1974年。dccxlvii
鲁迅将自己的散文称为杂文（混合性散文）。这些散文常以犀利见长，抨击社会弊病。鲁迅尤其直接攻击那些拒绝革新的个人。因此，他的散文被称为"匕首"。这是鲁迅第一个创作时期（1917—1926年）最为成功的散文形式。dccxlviii在杂文中，他经常对对手进行夸张的讽刺。dccxlix
关于杂文的概念
传统的杂文包括古文（古典散文）、骈文（骈体文）、小品文（自由散文）、笔记、书信、日记、游记、官方祭文以及八股文。起初，鲁迅的散文取法桐城dccl派。在其老师章太炎的影响下，鲁迅的散文随后转向了更早的魏晋时期的古文散文。dccli鲁迅推崇当时散文的清晰、简洁、自然和不拘一格，dcclii这些散文以"散"（散开的）为名，以区别于骈文。不过，鲁迅经常模仿其他风格，有时还带有讽刺意味，例如模仿八股文。dccliii
鲁迅最早的杂文dccliv源于1918年起《新青年》"随感录"（记录下来的感想）栏目中的文学短篇。dcclv在该栏目中，他以27篇散文嘲讽古代智慧，例如将《史记》（太史公记录）中的引文与西方知识、西方哲学、艺术和文学相对照。dcclvi他的批判矛头也指向同时代守旧人士以文言（古典书面语）行文的引用。dcclvii鲁迅还在其中穿插了书信、直接对话和偶然的闲谈，他的一些寓言也被归入杂文之列。dcclviii尽管他在散文理论中主张将随笔作为杂文的一个分支加以保留——因为他从根本上反对形式化的文体划分——dcclix但他始终坚持认为散文与"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是对立的。dcclx
"随感录"系列的散文属于鲁迅的早期作品，其幽默色彩尚不明显，也尚未那么强烈地渗透着全知叙述者的个性特征。鲁迅早期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中所展现的作者以意象主义和格言式的表达来传达非系统性思想的能力。通过抽象化，鲁迅将意象转化为具有多重意义层次的隐喻。dcclxi这里可以感受到尼采（Nietzsche）的影响，dcclxii也可以找到大量引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语句。需要指出的是："[随感录]篇幅越短，其艺术性也越高。"dcclxiii这些散文中仅有少数只包含陈述句，篇幅简短，"直截了当，不加修饰"。dcclxiv鲁迅常常利用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做文章，dcclxv描绘恐怖的末日场景，dcclxvi运用咒语般的反复。dcclxvii在"来了"dcclxviii中，鲁迅使用这一令人警觉的呼喊来象征对一切新事物的恐慌。"随感录"系列散文在当时首先服务于"五四运动"的意识形态破旧除旧（偶像破坏）。
鲁迅本人在1932年之前将自己的散文称为"杂感"（混合印象）和"杂谈"（杂论），之后改称"杂文"（混合散文）。他所理解的杂文包括论文（学术论文）、随笔（自由笔记）和短评（简短评论）。1935年，鲁迅将"杂"（多样性）视为散文的优势，使作者得以绘制一幅自己时代的真实图景。dcclxix在同一处他写道，杂文是抵抗不公的有效手段，它将进攻与防御融为一体。鲁迅的杂文具有"无中心、无组织的整体"dcclxx的倾向，但却是"论据的载体"dcclxxi，语言精确。
鲁迅将杂文进一步发展为批评性散文。这一文体成为他的标志，也构成了其创作的重心：鲁迅留下了16卷杂文。他本人并未对这一名称加以定义，有时将其与他所理解的小品文（自由散文）同义使用。在鲁迅的理解中——与其弟周作人dcclxxii不同——自由散文也可以包含批评性元素。他将"自由散文"视为一个文体概念，并明确借助实例将其在概念上延伸至明代以前。dcclxxiii他认为英国随笔（essay）也有其相关性，但散文的批评性元素更多来自中国传统。dcclxxiv杂文在推动改革方面的内容意义以及在散文和口语发展方面的形式意义虽然不受争议，但西方文学研究者对这些常因时事而作的散文的文学价值提出了质疑。dcclxxv
关于鲁迅的杂文形式是否属于文学这一经常讨论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它们是一个人在其时代中有意识地塑造的个人见证。鲁迅以同样的精心撰写杂文和其他文体的作品。他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对人压迫人的抗议以及对人们缺乏认识的批判。其中始终可以读出同样的精神，可以找到相同的母题：爱、牺牲、希望dcclxxvi、绝望、时间、历史、人的生存状况、生命的意义dcclxxvii与死亡：
关于死亡母题，英格丽德·克吕斯曼（Ingrid Krüßmann）dcclxxviii有一项详尽而深入的研究，考察了鲁迅和周作人兄弟散文与小说中的死亡母题。其中提出的论点是，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在中国文学中被刻意回避。然而，"竹林七贤"之一刘伶（？—265年后）的形象与之相悖：他让仆从携酒壶和铁锹跟在身后，以便时刻铭记生命的短暂无常。一旦死去，铁锹持有者奉命就地将诗人埋葬。此外，如果考虑到中国文学中大量的冥界描写及活人造访冥府的故事，这项研究还将更加丰富。
该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不存在人格化的死神或引领亡者进入阴间的使者。dcclxxix然而，鲁迅确有散文"无常"和"后记"。dcclxxx在这两篇文章中，恰恰是将这一角色赋予了无常。
研究中还提出了另一个论点：死亡仅从保持距离的叙事视角发生（例如通过不在场的信使报告或城墙观察）。但"父亲的病"中的死亡场景与此相悖，其近距离感即使在西方文学中也难觅其匹：
他那已呈安详平和之色的面容突然痉挛起来。他微微睁开眼睑，似乎疼痛在折磨着他[……]"父亲！！""什么？……不要喊……不要……"他低声说着，又一次拼命地喘息。过了一会儿，他的面容恢复了先前满足的神情。"父亲！！"我继续呼唤着，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dcclxxxi
对此有评论说："这篇叙事在鲁迅的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但评论也指出了缺乏向父亲内心视角的转换。然而，这里涉及的是散文性的自传叙述，与小说不同，它不存在视角的转换。
此外，对散文诗"死后"dcclxxxii——鲁迅在其中以内心视角叙述自己的死亡——也有批评，认为缺乏自我升华。然而，这首散文诗恰恰证明了鲁迅并非以距离感来描述死亡。鲁迅的这一基本构想高度抽象而令人惊叹，展现了他对生死问题的深刻思考。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视角来看，鲁迅的杂文具有以下特征：1. 理性的观察，敏锐的感知。2. 通过分析性和抽象化的方法（细分归类）追求代表性。鲁迅的杂文在意识形态上"正确"，且形象生动。3. 讽刺与夸张：鲁迅的讽刺如同冷冷的嘲讽目光。鲁迅认为讽刺需要夸张，但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4. 流畅的语言和风格。dcclxxxiii
早在1930年代初，报刊上就出现了杂文的泛滥。1933年，这一现象已被归功于鲁迅的影响。dcclxxxiv
1935年，鲁迅的战友瞿秋白被处决。瞿秋白所参与承载的杂文传统最初延续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直到1939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创办《鲁迅风》dcclxxxv杂志，杂文传统才得以复兴。该杂志意在将杂文作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武器。然而，由于其影响范围被限制在仅受外国列强有限支撑、自1933年起已被日占区包围的上海，该杂志很快停刊。1940年在桂林创办、1943年一度停刊的《野草》dcclxxxvi杂志于1946年复刊后更为持久和成功，尽管并未明确倡导效仿鲁迅。
杂文这一概念经鲁迅发生了何等根本性的转变，从以下事实可见一斑：鲁迅之后，"杂文"一词始终带有他所赋予的那种特殊的、批评性的内涵。1980年《文艺报》开设"杂文"专栏时，明确表示希望赋予这一"犀利而便捷的武器"相对于抒情散文以更大的分量。dcclxxxvii
李欧梵（Leo Ou-fan Lee）有一项研究，其中整整一章（第六章"The Zawen"）专门论述杂文。该研究在1987年意味着从非毛主义视角对鲁迅的"去神化"，以及尝试进行纯粹的文学评价而不带意识形态含义。最重要的结论是：鲁迅并非一个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发展到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或连贯的思想家——相反，他的知识分子思考凌驾于"革命"号召之上。鲁迅反对压迫、倡导民族主义情感。dcclxxxviii
波拉德（Pollard）也在一篇论文中研究了鲁迅的杂文，dcclxxxix他感叹对杂文研究之不足。dccxc其研究还进一步考察了鲁迅散文早期作品中的修辞手法。dccxci
中期阶段 1918—1929年
1918年，鲁迅因《孔乙己》dccxcii和《狂人日记》dccxciii等小说而成名。将其早期叙事作品与后来的散文作品相比较，可以发现他在散文中从一个独立的立场出发进行了更为直接的社会批评，更为深刻地评论了政治局势，并对其论敌进行了人身攻击，有时甚至指名道姓。
上述小说的发表被中国文学研究者用来论证将中期创作阶段起始日期定于1918年的合理性。事实上，许多与散文创作相关的事实也支持这里所采用的分期：1918年鲁迅结束了较长时间的写作停顿，并在"文学革命"的潮流中首次以笔名"鲁迅"进行创作。就散文创作而言，这一分期同样合理：自1918年起，他持续不断地写作散文。
1918年之前，鲁迅以文言（古典书面语）写作；此后改用白话（现代口语）。虽然鲁迅1918年以《狂人日记》写出了第一篇以现代口语创作的小说，但他在1926年11月11日仍然写道："不知不觉中，古典的词语和句式总是悄悄渗入我的白话之中。这古老的邪恶遗产如同沉重的负担压在我身上，我无法摆脱它。我的思想被庄周和韩非所毒害。"dccxciv事实上，这一现象可以追溯到其老师章太炎的影响。
1918年至1936年间，鲁迅发表和撰写了16部散文集。dccxcv 1918年至1919年间的杂文包括书信、演讲、日记和个人论战。
1918年7月，鲁迅写了一篇较长的散文"我之节烈观"。他在这篇散文中采用了以下结构，该结构取法于"语录"（大师之言）：1. 术语释义，2. 归纳对方论点，3. 质疑并阐释其历史发展。鲁迅不仅对自己的方法了然于胸，而且在行文中也经常加以点明，"牵着读者的手"向其展示自己的分析工具。他频繁运用问答技巧，其中的问题往往是修辞性的。他时常采用的另一种技巧是将考察对象加以细分并对段落进行编号。这种清晰的散文结构在其晚期作品中已不复存在。在内容上，散文"我之节烈观"探讨的是传统行为规范对妇女的压迫。鲁迅通过在两种有问题的女性处境之外，还将一种本身并无问题的处境也加以问题化来制造喜剧效果：一个女人1. 丈夫尚在世且2. 尚未被侵犯。鲁迅诙谐地将处于这种境况中的女性刻画为牢骚满腹、郁郁不满的人，注定要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dccxcvi他与康有为dccxcvii（1858—1927）的君主立宪主张保持距离。相反，他主张男女平等。对妇女的压迫导致了这样的后果：例如，一个被侮辱的寡妇如果及时自杀，反而会受到社会的正面评价。dccxcviii
五四运动时期 1919年
五四运动时期的散文基本上是社会批评性的杂文，按照鲁迅本人的分类，属于短评和杂感两个子类别，只有少数属于论文（学术论文）。dccxcix
鲁迅并不自视为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领袖dccc或代表。dccci但无论如何，他的散文在当时已被同代人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其巨大的影响力也证明将他视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代表是合理的。尽管他一再声称只为自己而写，但鲁迅至少不会没有注意到其作品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以下举一篇1919年的具有教化功能的散文：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是鲁迅于1919年10月写的一篇较长的散文。他在文中呼吁改革家庭：性和饮食应被视为自然之事。他以父亲也曾为人子、儿子也将成为父亲为由，相对化了父亲对儿子的权威。他倡导青年的自由发展。鲁迅偶尔将西方模式理想化，例如他声称西方不存在"忤逆之子"或"叛逆的弟弟"。dcccii此外，他虽然呼吁男女平等，但仍然囿于旧有观念，因为他只谈"儿子"，对"女儿"却只字未提。dccciii
鲁迅在北京多所大学任教。由于其散文的犀利，他在北京大学也树敌不少，先逃往厦门，后又因支持学生运动不得不逃往上海，起初他打算完全靠翻译为生。
1920年代初，鲁迅写了一些不太受关注的短篇散文，呼吁全国学习，甚至指责专家缺乏教养。这些散文被评价为"四处挑刺"和"轻蔑"。dccciv在散文"长城"中，他揭露这一国家纪念物不过是一个未能抵御蛮族的封建建筑，如今甚至还在用新砖修复。
1922年，小说集《呐喊》dcccv出版（在《鲁迅全集》1994年版中译为"Applaus"dcccvi），其中收录了《阿Q正传》dcccvii和《孔乙己》等小说。
鲁迅以一篇"屡屡令人叹服的序言"为该集开篇。dcccviii这篇序言写于1922年12月3日。他在序言中以自传的方式描述了最初促使他拿起笔来写作的理想主义动机，继而描写了他的失望和消沉。然而，鲁迅关于"文学无法改变任何事物"的"认识"，恰恰与他持续不断地发表作品这一事实相矛盾。dcccix从此以后，鲁迅年复一年地写下了越来越多的散文。
1923至1924年间，鲁迅的经典之作《中国小说史略》问世。dcccx
1923年，周作人的日本妻子在两对兄弟夫妇之间挑起了纷争。鲁迅搬出了家，此后又发生了几次争执场面，例如1924年7月的一次，周作人在场劝解其妻子。
他1918年至1924年间的散文，尤其是随感录系列的文章，被收入散文集《热风》dcccxi中，部分收入《坟》dcccxii。
这里举出1923年的两篇文学理论散文，一篇论及国内文学，一篇涉及外国文学：1923年11月，他写了《宋人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文中，鲁迅阐释了宋代小说的产生及其选集的形成。他归纳出小说这一文类的共同特征：必须具有时效性，常以前情开篇，并以诗词引用作为其真实性的佐证。dcccxiii12月26日，鲁迅写了散文《娜拉走后怎样》，文中他假设，如果易卜生（Ibsen）《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经济状况更好的话，她就不会出走。他呼吁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并漫谈了改善整体经济状况的问题。dcccxiv
尽管与弟弟周作人一家意见不合，鲁迅仍与周作人一同在北京创办了杂志《语丝》。自1924年11月起，已迁居上海的鲁迅在该刊发表文章。
这里列举1924年的五篇散文，其中三篇讨论看似无关紧要的日常琐事，两篇探讨哲学问题。
1924年1月17日写成了散文《未有天才之前》，文中将天才视为其国家的产物。由于中国的各种运动，天才赖以生长的土壤被破坏了。dcccxv
三篇漫谈涉及日常琐事：
1. 10月28日写成的《论雷峰塔的倒掉》，这是一篇关于白蛇精因雷峰塔倒塌而获得解放的幽默漫谈——白蛇精一直被镇压在塔下。鲁迅对那些捡走砖块当作护身符、从而导致塔倒塌的纪念品搜集者颇为调侃；dcccxvi
2. 两天后写的漫谈《说胡须》，鲁迅在其中大谈胡须末端的方向。胡须朝下被视为"中国特色"，朝上则被认为是"日本式的"。他一度将胡须末端向上翘起，但因频繁被人追问，最终把末端剪掉了。dcccxvii在散文《从胡须说到牙齿》中，他描述了一位北京大学教授的反应："如果从胡须说起，越说越远，很快就会说到屁股上去了"；dcccxviii
3. 11月11日写的漫谈体散文《论照相之类》，涉及中国照相的陋习，包括迷信、摆姿势等。唯有京剧艺术家梅兰芳dcccxix（1894—1961）的肖像照在商店里保持了较长时间的销售。梅兰芳的声誉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可谓持久。dcccxx
在1924年第二篇值得在此介绍的哲学散文中，鲁迅表达了对人类最大的苦难系由人类自身造成这一事实的愤慨：《复仇（其二）》。dcccxxi
1925年1月，此时已成为知名批评家的鲁迅恢复了在大学的职位。
同一时期，台湾也开始了对鲁迅的接受，dcccxxii这里做一简短的附论加以介绍：仅1925年至1926年2月间，《台湾民报》约50期中就刊载了鲁迅的20篇文章。然而，台湾新文学随后又将大陆作家从副刊中挤了出去，鲁迅的文章越来越少，直至1930年代初完全消失。1946年，他的朋友兼学生许寿裳逃到台湾后，对鲁迅的研究经历了短暂的复兴。dcccxxiii当国民党于1950年代末在台湾发动"白色恐怖"时，许寿裳——这位国民党头号敌人的学生——在神秘的情况下丧生。1949年国民党夺取政权后，鲁迅直到1987年都未能在台湾被公开讨论和出版。在德国，鲁迅在"文化大革命"和学生运动的年代里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后来个别汉学家通过加强出版工作恢复了他原有的地位。例如恩岑斯贝格（Enzensberger）编选的文集就产生了重大影响。dcccxxiv
1925年2月写成了散文《青年必读书》dcccxxv，形式别出心裁：在一份关于推荐阅读书目的问卷中，鲁迅只填写了他从未注意过此事，因此也无从推荐。然后在一个脚注中写下了他真正的散文。问卷中的主题与脚注中的散文，以戏仿的形式对应了古典"论"的"题"与"论"的关系。
1925年4月，鲁迅成为新创办的杂志《莽原》的编辑。
1925年他出版了小说集《彷徨》dcccxxvi。在一篇散文中，他于6月16日描述了对人类之不开化的失望："已经夺回来而又失掉的地狱"描写了地狱中魔鬼被人类驱逐的情形。但人类自己继续施行酷刑折磨。dcccxxvii
1925年5月，鲁迅站在学生一边，以大量散文反对大学当局和教育部，这一时期的散文构成了散文集《坟》和《华盖集》dcccxxviii的重要部分。最初的论战源于女子师范大学dcccxxix事件。杨荫榆于5月9日将两名学生活动分子逐出大学，其中包括自2月起与鲁迅通信、后来嫁给他的许广平。该决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分成两个阵营。一方是从西方——主要是英美大学——归来的、已跻身于体制之内的群体，另一方是以"浙江'帮'"dcccxxx为核心的"自由进步派"。前者以陈西滢（陈源）为代表，背后有教育总长章士钊撑腰；后者则以鲁迅为首，与周作人等人站在一起。两名女生被开除三天后，即5月12日，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相关散文。dcccxxxi鲁迅写了《并非闲话》，以回应西滢dcccxxxii长达78篇的闲话系列——该系列赞扬了他的小说而批评了他的杂文。尽管这一事件占据了鲁迅的精力，并激发了他写出若干文章，但这绝非鲁迅生平的第一次论争：dcccxxxiii鲁迅以好斗的性格著称。dcccxxxiv1925年8月鲁迅被解职。
自1926年7月10日起，国民革命军在其"北伐"中向北京推进。张作霖的部队准备防御，使城市陷入混乱。由于这些动荡，与陈西滢的论争被搁置，此后也未再恢复。
1925年8月的解职使鲁迅情绪低落、借酒浇愁，这影响了他当时正在写作的散文的基调：自1924年9月起，他在一个实验阶段创作了一组阴郁的、抒情的散文、散文诗、dcccxxxv寓言和戏剧场景，他将其命名为《野草》dcccxxxvi。dcccxxxvii该集于1926年4月完成。这些散文诗也被解读为"'绝望的反抗'，对抗虚无"。dcccxxxviii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篇评论如此评价：《野草》是新文学史上的巅峰之作，这部作品为后来的散文诗开辟了道路。作品具有以下两个特征：1. 运用讽喻（讽刺与寓言）；dcccxxxix 2. 象征手法。dcccxl
在形式上，鲁迅在该集所收作品中常以"这是一个梦"来开篇，以满足非虚构性的形式要求。唯有戏剧场景是虚构性的。在开始创作《野草》时，鲁迅正在翻译厨川白村（Hakuson Kuriyagawa）dcccxli的散文诗，其影响清晰可感。将该集笼统地定性为纯粹的散文诗集，无疑源于鲁迅本人的命名——他直到1931年才如此称呼这些作品。dcccxlii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论称《野草》为"散文诗的巅峰"，dcccxliii还是李欧梵（Leo Ou-fan Lee）在一篇论文中将全部23篇作品都称为散文诗，dcccxliv皆持此见。李欧梵在其鲁迅研究专著中更为精确地界定了散文诗：散文诗与抒情散文的区别在于，前者或具有诗歌的结构要素（诗行、类似诗节的段落、叠句），或含有未以梦境等方式明确加以合理化的虚构成分。这些散文允许人们窥见鲁迅的潜意识。散文诗这一文类在中国并不流行。其中已可辨识出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忧郁、悲剧性和消沉的基调占据了主导地位。dcccxlv
实际上，有必要对《野草》中各篇作品更为精确地归入"诗歌"、"散文"等文类。该集收录了两篇散文：《〈野草〉英文译本序》（为一英文版所写，作于1931年）[并非所有版本都收录]和《题辞》。此外还有十二篇抒情散文，其中多以"我梦见"开头：《风筝》、《好的故事》、《死火》、《狗的驳诘》dcccxlvi、《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颤动的记忆》、《立论》、《死后》、《腊叶》、《淡淡的血痕中》、《觉醒》。此外还收录了寓言《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以及戏剧场景《过客》。
真正的散文诗仅有九篇：《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我的失恋——仿古的新打油诗》、《复仇》、《复仇（其二）》、《希望》、《雪》、《这样的战士》。各德译本之间差异甚大。dcccxlvii
北京版的《风筝》译文——该文写于1925年1月14日——仅是一个粗稿，高度依赖同一出版社的英译本；波恩版则是一篇精彩的抒情翻译。1998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散文选译》中收录了一篇有意仅以原文为依据、独立于其他译本的散文体翻译。选择翻译这篇散文，是因为它既是《野草》中散文的代表之作，又在鲁迅与其弟弟的关系方面具有自传性的启示意义——正是在那个时期，兄弟之间积累了紧张关系，并于1927年在公开的政治分歧中爆发。如前所述，这些分歧根源于周作人之妻的指责。叙述的"我"通过一件童年时期的过失自白来清理这些指责。然而鲁迅儿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负上这份过失的。他后来才得知此事，如今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深感懊悔。鲁迅虽然没有用任何言辞为自己——他根本毫不知情——减轻过失，但他至少以夸张的措辞加以淡化："我在精神上虐杀了我的弟弟的童年。"鲁迅是通过外国的儿童教育书籍才认识到自己当年的过失的。外国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知识在此未受质疑，而是被视为真理并带来绝对认知，这完全符合他当时对西方科学的态度。这篇散文通过首尾呼应的冬天意象形成了完整的印象。忧郁的情感首先直接源于冬日的自然景象。对童年放风筝的联想以及与之相关的过失，从深层心理学的角度揭示了鲁迅忧郁的根源。心越来越沉重这一主题贯穿全文，为这篇抒情散文赋予了结构，并营造出持续的忧郁基调。这种情调在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文本几乎全程呈现的是鲁迅的思绪、回忆和联想。真实的外部世界（此处为冬天）仅是这一思想世界的触发点。他弟弟的直接话语也以极其简短的方式引出，随即被评论和阐释。由此，读者产生了一种透过抒情或忧郁的面纱来感知一切的印象。最终，当鲁迅认识到这份过失无法偿还时，随之而来的绝望感进一步加深了忧郁。读者在此看到的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他在自己面前寻求公正，一生无法忘怀一份不自觉背负的过失。这一印象还通过对其弟弟的对比描写得到了强化：弟弟被刻画为1. 体弱多病因而令人同情，2. 精神上快乐而天真烂漫。dcccxlviii
在创作《野草》的同一时期，鲁迅还写了十篇回忆性散文，他将其命名为《旧事重提》，发表在他主编的杂志《莽原》（见上文）上。dcccxlix 1925年还发表了抒情散文《好的故事》。文中鲁迅描述了一个惬意的傍晚白日梦。dcccl
1926年1月，鲁迅被新领导下的教育部重新任命后，他最后几篇抒情散文（直至1926年4月）的情绪也随之好转，内省减少，战斗精神增长。dcccli
1926年3月18日无辜民众遭屠杀三个月后——鲁迅曾在多篇散文中对此事件加以抨击——他为逃避已被解除权力的前城市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南下广州，在那里作为革命英雄受到欢迎，尽管1926年他自己尚未如此自视。直到1927年4月国民党开始"白色恐怖"——蒋介石下令在上海处决了一千多名罢工者、工会成员和共产党员——之后，鲁迅在1927年迁居上海后，才在一部散文集的序言中承认，他自己也被恐怖和鲜血所震慑，并遗憾因审查制度而无法公开发言。dccclii在上海的知识分子中他也不受欢迎：在同一序言中，鲁迅描述了他到达上海时如何遭到"创造社"、"太阳社"和"新月社"的排斥。
尽管鲁迅和周作人在这一时期攻击的目标大致相同，但两人的区别在于：后者以简短的"鸣枪示警"即了结批评，前者则发出"戏剧性的叹息"，以夸张的方式大加挞伐。dcccliii这种夸张可以从散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dcccliv（另见第220页）中得到印证：起因是一则报道，一名女学生被禁止出入公共场所和公园，理由是这有碍"公共道德"。鲁迅以此为契机，"揭露"了其背后的一种"哲学"。
鲁迅式幽默的一个例子是这样一段文字：他猜测，土耳其的妇女在失去面纱之后，接下来大概也会赤裸着臀部在大街上走了。dccclv然而，当鲁迅的幽默走向荒诞——例如在上述散文中他从臀部谈到直肠和膀胱——时，有人批评他过头了。dccclvi另一个幽默元素是使用口语中的骂人话，例如如前所述，他在早期散文中一律称外国人为"洋鬼子"。
1925年的散文此时改名为《忽然想到》，被收入散文集《华盖集》dccclvii（《华盖集》）dccclviii，1926年的散文则收入《华盖集续编》，以及《华盖集续编的续编》。
《华盖集》dccclix中大多数散文涉及的是当时日常谈论的话题：1. 外国人名的翻译；2. 建议青年不要读中国书；3. 女师大事件；4. 上海五卅事件。三篇散文是纯粹的寓言，其中包括《战士和苍蝇》。dccclx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受尼采（Nietzsche）影响，通过将战士与吸食其伤口的苍蝇进行对比来表现战士的伟大。
这里介绍该集中的两篇散文：
1. 散文《论"他妈的！"》dccclxi是对《文心雕龙》dccclxii的戏仿。文中，在一声"啊——"之后，紧跟着21个极富才智的回答，完全模仿原作的风格。这些回答对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发出了有力的讽刺抨击，例如对"创造社"的批评。
2. 散文《这个与那个，二：捧与挖》dccclxiii是按照八股文的格式规范写成的。dccclxiv
1925年年中，他坦言，正是仇恨使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dccclxv这种仇恨开始隐约地指向某些阶级，但在鲁迅身上却找不到任何对工人阶级之爱的踪迹：除了那些他们扮演牺牲者角色的场合之外，鲁迅对群众只有批评。
1925年2月6日发表了散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这是一篇关于人们热衷于数字游戏或用固定数字来概括一组事物——如名胜、准则等——的幽默漫谈。鲁迅将倒塌的雷峰塔与中国直接进行了类比：
我们处在废墟之上的事实本身尚不足以令人悲伤，但在这废墟之上又重新搭建起旧规矩来，这才令人悲哀。dccclxvi
三天后，他写了散文《看镜有感》，文中回顾了汉唐时代对外来事物的包容与接纳。自宋代起，则可以观察到一种对民族性的回归。dccclxvii
1925年4月22日，他在并不"闲适"的《春末闲谈》中，借用了自然界中黄蜂麻痹猎物的事例来比喻中国——在中国，儒教就起着麻痹作用。dccclxviii
1925年4月29日的文化批评散文《灯下漫笔》dccclxix也并不那么"漫"不经心：鲁迅回忆了一次纸币贬值的经历。他将中国人民比作牲畜和奴隶，认为他们需要一种规则，不管这种规则多么荒谬。鲁迅批评了对外国人的优待："孙美瑶掳去了其中一些人[指外国人——沃斯勒注]，让他们站在前面，政府军就不敢开枪了。"dccclxx他痛斥外国人和那些甘做外国人奴隶的中国人。"中国本身不过是一间厨房，在里面烹制着人肉的筵席。"dccclxxi "消灭这些食人者，掀翻这筵席，毁掉这厨房——这就是当今青年的使命！"dccclxxii鲁迅将�的鹤见祐辅（Yuseke Tsurumi）和一位在北京享用宴会的西方外国人对中国的溢美描述，与食人的意象形成对照："那被称为中国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一间烹制人肉筵席的厨房。"dccclxxiii他将中国人的历史分为两个反复交替的阶段："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dccclxxiv
鲁迅在1925年6月16日的散文《杂忆》dccclxxv中评价了拜伦（Byron）对1911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当时人们还搜集、翻印了明朝遗民记录满族暴行的历史文献，借此煽动情绪。
1925年7月19日，鲁迅在散文《论"他妈的！"》dccclxxvi中漫谈了中国骂人文化的一个例子。德译本中，核心用语"他妈的"（粗俗语，约等于"该死"）的字面翻译固然正确，但在语义联想上仅译为"……他妈的"是不够充分的。
这里介绍六篇后来被收入散文集《坟》的散文：
1. 上述文章仅三天后就写成了《论睁了眼看》。dccclxxvii这是一篇呼吁正视现实的宣言，针对的是人们普遍的回避或低头不看的习惯。文中还批评了传统的婚姻制度和凡事追求大团圆结局的习惯。如果因历史原因无法写出大团圆结局，人们就试图用前世的罪孽来重新解释灾难，或者将死者封为圣人。鲁迅在此批评了中国文学中的逃避主义。
2. 在1925年10月30日写的《从胡须说到牙齿》dccclxxviii中，鲁迅为关于胡须的散文进行辩护，并嘲笑了"琐碎无聊"的指责。鲁迅谈到了自己的牙齿。据通讯社报道，三天前他在一次为中国关税自主权而举行的学生游行中被打掉了两颗牙齿。实际上那天他身体不适，整天卧床。他讲述了自己牙齿的病况以及中医治疗的徒劳尝试。最终，一位日本医生用西医方法在一小时内解决了问题。两颗门牙则是1922年摔跤时掉的。
3. 鲁迅于1925年11月22日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dccclxxix（另见第215页）。文中批评了一项禁止上海年轻女性单独进入游乐场的法令。
4. 1925年11月23日写成了散文《寡妇主义》，dccclxxx鲁迅在其中为妇女解放呐喊，同时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仍暴露出一些歧视性的想法。他还反对让老姑娘担任年轻女学生教师的做法。
5. 自"五四运动"以来，"八股文"一词常被用来指称形式主义的文章；而鲁迅在1925年12月29日的论战性散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dccclxxxi中，虽以现代白话写作，却使用了八股文的纯正格式。文中他反对林语堂（Lin Yutang）关于"费厄泼赖"（fairplay）的呼吁。他转而将"落水狗不要打"这一比喻做字面理解，以论战性的、刁钻的、但也不乏幽默的态度予以反驳。他认为中国的时机尚未成熟到可以讲"费厄泼赖"的程度。否则旧有的结构就有无法被彻底铲除的危险。这篇散文以如下论断结尾：
……我敢说，反改革的人物，从来没有一个不对改革者做过损害的，他们的手段无所不至。总是改革者在做梦而受害。这就是中国至今没有进行过改革的原因。
6. 鲁迅常常将其鲜明的政治宣言加以包装，例如在散文《二十四孝图》（另见第224页）中，他将提倡白话文的口号"打倒一切反对白话文的阴谋家"嵌入了一个关于儿时恐惧的故事之中。dccclxxxii
鲁迅的散文以精湛的文笔、辛辣的论战和紧贴时事而著称。他令人信服地运用了后来被称为"鲁迅风格"的抒情—隐喻笔法，写于1926年的散文《记念刘和珍君》dccclxxxiii便是典范——文中他交替描写了学生的死亡和自己的哀痛之情。
在鲁迅的散文集中，有一部尤其值得关注。该集所收散文写于1926年2月至1927年7月间，最初在北京，后来在逃避北方军阀知识分子迫害的途中——无处栖身，辗转于医院、木工作坊和厦门某大学图书馆的楼上——在鲁迅因与同事的纷争而感到被学者群体排斥之际dcccxxxiv写成。作为"五四运动"以来散文领域最成功的作品，散文集《朝花夕拾》dccclxxxv中的回忆录（而非杂文）获得了最高评价，该集直至1928年才出版。dccclxxxvi
该集收录了鲁迅早在1928年9月即以此题名出版的12篇自传性散文，包括序言、后记及大量原始插图。北京出版的德语版缺少中文原题。dccclxxxvii这些"自传性小品"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富诗意的作品"。dccclxxxviii约翰娜·赫茨费尔特（Johanna Herzfeldt）的翻译有误。该集中同样不乏鲁迅式幽默的例子。dccclxxxix有时鲁迅还直接将寓言移用于现实。dcccxc鲁迅在其自传性散文中巧妙地运用了叙事视角：当出于幽默的需要时，叙述的"我"保持被叙述的"我"的认知水平。dcccxci鲁迅文风的一个特征是引用对手的话来反驳对手；另一个特征是他虽然很少使用俗语，但一旦使用便按字面意思来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篇文学评论指出了散文集《朝花夕拾》的以下特点：1. 生动地描绘了"群众的成功"。2. 在"政论"的色彩中运用自然叙事、描写、抒情，并以讽刺dcccxcii的态度观照现实。3. 使用"幽默的语言"。dcccxciii
以下将简要介绍该集的十篇散文、前言和后记：
1926年2月21日写的散文《狗·猫·鼠》是一篇关于鲁迅厌恶猫以及从心理分析角度探索其童年根源的知性漫谈。文中不时暗示可将此移用于社会中的某些现象，尤其是对权威的攻击。鲁迅得出的结论是：赶走猫比杀死猫更好，因为后者不为社会所接受。dcccxciv
在散文《阿长与〈山海经〉》——鲁迅署日期为"三月十日"[1926年]——中记录了对保姆的矛盾感情的童年回忆。其中还讲述了一部有插图的《山海经》的特殊意义。dcccxcv下面一篇散文在主题上与之衔接：
鲁迅在《二十四孝图》dcccxcvi（另见第221页）中——署日期为"五月十日"[1926年]——同样回忆了童年时代爱看有插图的书。他主张推广有插图的儿童读物和白话书籍。他还描述了一本孝道书中的两个章节，以及叙述的"我"和被叙述的"我"由于认知差异而对该书产生的不同感受。
在童年回忆《五猖会》dcccxcvii——鲁迅署日期为"五月二十五日"[1926年]——中，他描写了童年时代的一次游行队伍，以及父亲让他背诵一篇课文的情景。这一安排的用意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令他不解。
在《无常》dcccxcviii——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三日"[1926年]——中，鲁迅描绘了他童年时所了解到的"人生无常"的鬼神形象。同时他又岔开话题，对同时代人陈西滢进行了即时批评。
1926年8月，鲁迅因支持学生运动、因屠杀事件dcccxcix以及北京日益加剧的混乱（见第211页），避往厦门（Amoy），在那里产生了六部散文集。上述散文集《朝花夕拾》还收录了以下五篇散文：
在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cm——署日期为"九月十八日"[1926年]——中，他回忆了儿时在花园里的快乐，并将之与入学后即刻感受到的学校的严厉相对照。这篇文章仍以儿童的视角来写，课堂上偷偷画的画被认为比所学内容更为重要。
《父亲的病》cmi是一篇感人至深的自传性散文——署日期为"十月七日"[1926年]。文中讲述了父亲的疾病和去世，以及儿子在试图帮助治病时的徒劳努力。回顾往事，鲁迅认为自己当初依赖两位中医及其奇特药方是一个错误。他同样感到内疚的是，在父亲临终时听从一位熟人的嘱咐大声呼喊父亲，这明显令父亲感到不安。与他在自传性的《〈呐喊〉自序》cmii中将医生揭露为"骗子"不同，在这篇文章中，医生们从当时的认知水平出发被称为"名医"，这反而使他们显得更加贻害无穷。
在《琐记》cmiii中，作者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在南京的求学经历、与外国知识的初次接触，以及赴日留学的决定。
在散文《藤野先生》cmiv——署日期为"十月十二日"[1926年]——中，他讲述了在日本留学的经历，特别是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老师藤野严九郎。
在散文《范爱农》cmv——署日期为"十一月十八日"[1926年]——中，鲁迅回忆了一位同学及其后来在中国的人生经历，以及迫使他从绍兴迁往南京的始末：他曾在报纸上痛骂本省督军。
散文集《坟》收录了自1907年以来的散文cmvi，但大部分出自1925年，于1927年出版。在署日期为1926年11月11日的《〈坟〉的后记》cmvii中，鲁迅谈及所收各篇散文时说："这回确是'杂'的很"。cmviii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来揭示和激化矛盾。他说自己也没有什么人生教导可以给出，只知道一切的终点都是死亡——这便提供了这部散文集的标题。尽管他自己收入该集的最早几篇散文是用文言写成的，他在此仍为不带古典成分的白话辩护，并倡导阅读外国文学。
1926年10月30日，他写了题为《题记》的《坟》序言。cmix其中追溯了部分时间跨度甚远的文章的来源。该集中的散文与"五四运动"的基调一致：要生存就必须重新定位。但与"五四运动"时期散文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当年运动的领袖们此时已转入体制内或加入了共产党。仇恨仍是驱动鲁迅写作的力量。这种仇恨也指向从西方留学归来的人。
关于他的论战风格，可以做如下几点说明：即使在论战中，他的比喻也几乎无人能及：cmx "况且，当精神文明超越了自身之后，那些带着思想的头颅会自行飞走，届时那些微不足道的纯物质性的脑袋就不成什么大问题了。"cmxi一个针对个人进行论战的典型例子是这样一段话："又要说到章士钊了。我对这个名字，久已摇头。"cmxii在另一处他做出了强烈的评判："以我的经验而论：不值一提"，cmxiii然而与胡适和陈独秀的论战相比，他的论战在大多数情况下仍具有知性品格。鲁迅善于刁钻地将俗语做字面理解："卖国者总为自己的子孙打算"，cmxiv又如他将"费厄泼赖"原则与对方所用的例句"落水狗不要打"按字面意思加以引申。
1926年3月18日，学生在北京政府门前示威，段祺瑞下令开枪，47人死亡，约150人受伤。鲁迅作为回应写了散文《无花的蔷薇之二》cmxv和《淡淡的血痕中》。后者副题为"纪念死者、生者和未来者"，其愤怒渗透到了文风之中。他对造物者容许这种苦难的软弱以及人们的健忘深感愤怒，表达了对暴行日常化的忧虑。
因1926至1927年间教职人员中的纷争，他于1927年1月——当国民党发动反共政变之际——前往当时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州。
1927年5月1日，鲁迅在广州写了《朝花夕拾》的《小引》cmxvi，其中指出该集所收散文是在逃亡途中写成的。他将该集的标题理解为此处所记录的回忆的一个隐喻。在《朝花夕拾》的《后记》cmxvii中——始于1927年5月，完成于1927年7月11日——他以史学的方法，结合地方传统，考察了冥界差役活无常和死有分的形象。鲁迅就此再次岔到了一个他在该集已收散文中早已讨论过的话题。这篇后记是鲁迅晚期作品中常见的离题现象的一个典型例子。
附论：鲁迅散文中的离题——一种边缘美学的表达？
此处在这一主题下汇集讨论的个别散文，在其传记脉络中的相应位置还会再次出现，书目信息也可在那里找到。
鲁迅在部分散文中偏离主题，这一现象在晚期作品中愈加明显。根据维尔佩特（Wilpert）《文学术语词典》的定义，离题是一种有意识的怀疑主义的可能表达，也是某些事物有问题的警示信号。克努特·瓦尔夫（Knut Walf）在其1996年的论文《道家中的边缘主义》cmxviii中，将边缘主义描述为一种在中国与王充（27—97）的怀疑主义传统密切相关的美学。鲁迅对文学之社会影响力的青年理想主义很早便已破灭——1922年的《〈呐喊〉自序》——他对文学影响社会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
1）有目的的离题
1926年鲁迅在《无常》一文中岔到了对同时代人陈西滢的时事批评；在1926年的《二十四孝图》中，他痛斥"打倒白话文"的呼声。鲁迅在此利用史学性和自传性散文进行时政呼吁。
2）非目的性的离题
1927年5月鲁迅开始写《朝花夕拾》的《后记》，但一直写到7月11日：最终写成了一篇完整的散文，如上文详述，再次以史学的方法考察了冥界差役活无常和死有分的形象。
- 边缘主义
离题与边缘主义和散文写作密切相关：蒙田（Montaigne）也自视为边缘主义者，参见卡尔-迪特·乌尔克（Karl-Dieter Ulke）1996年的论文《写在边缘——作为边缘主义者的蒙田》。cmxix
3）作为实验的边缘主义
在1919年写的、前文已介绍过的散文《青年必读书》中，真正的散文写在一个脚注里。鲁迅在问卷的推荐阅读一栏中只填写了他从未注意过此事，因此也无从推荐。然后在一个附注中写下了他的散文。问卷中的主题与脚注中的散文，以戏仿的形式对应了古典"论"的"题"与"论"的关系。
4）以社会批评的旁敲侧击进行自为目的的边缘主义
1924年鲁迅写了刻意无关紧要的散文《说胡须》，在其中嘲笑别人对他胡须形状的各种过度解读。随后他又写了更加无关紧要的散文《从胡须说到牙齿》，嘲笑读者指责他内容琐碎。
5）作为以退为进策略的边缘主义（出其不意的效果）
蒙田也以刻意的自谦来引出散文。鲁迅将敏感的内容包装在看似以边缘话题为标题的散文中：在散文《春末闲谈》中，他将儒教的麻痹作用比作黄蜂毒液；在《灯下漫笔》中，他指中国人历来甘愿为奴；在自传性散文《琐记》中，他阐述了赴日留学的决定。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年轻成员分裂为两个相互告密的阵营。鲁迅经历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从其散文中可以看出，他不再相信进化论式的渐进改良，而是犹豫不决是否应当加入新的左翼运动。他发表了许多演讲，其散文大量引用同时代人的言论；无论如何，他的文字此时更加面向"公众"。他的写作不再那么自由流畅和抒情—隐喻，而是更加具体。在1927年9月4日的一封信中他这样说："我的思想自离开厦门后就变了。"cmxx他早先的"救救孩子"的信念已被时势所改变：孩子们已经觉醒了，但正在被杀害："我觉得我终于无话可说了。"cmxxi
李欧梵认为，鲁迅与卢那察尔斯基（Lunarchskij）和普列汉诺夫（Plechanov）思想的交锋标志着他的左转，开启了从1927年持续到1936年的"左翼阶段"。cmxxii
因广州的街头恐怖，他于1927年10月前往上海，在那里投身政治活动并出版了九部散文集，其中包括此前写成的《野草》和《朝花夕拾》。他的散文起初受到审查，但以书籍形式出版时则未经删改。
1927年的散文收入《而已集》cmxxiii。自1927年起，他文字中的隐喻色彩减弱，鲁迅几乎只写散文而不再写小说。
王蒙讲述了关于鲁迅的如下轶事：
多年以前一位前辈作家说过："我现在才明白了鲁迅为什么晚年不写小说而写杂文。小说的形式不太适合写坏人坏事，太含蓄了。只有写杂文才能痛快淋漓。"从此我非常警惕，不要让自己上瘾，写杂文而不写小说。cmxxiv
1927年至1929年间的更多散文收入散文集《三闲集》cmxxv，该集收录了1927至1929年间的34篇杂文。在该集的《序言》中，鲁迅说明这些散文涉及三类有闲暇的人群，其中包括无产者。
1927年至1929年的两部散文集记录了鲁迅的探索以及他与创造社和太阳社年轻成员之间的意识形态论争，在论争的终点，鲁迅于1930年达到了左翼立场，并以相应的目标从事文学活动。比起宣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鲁迅更加猛烈地抨击文坛上的对手，cmxxvi尤其反对他们的阶级文学观、对他本人文学作品的阶级文学式征用，以及在中国搞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可能性。他在广州时期的散文是一堆缺乏清晰结构的思想杂烩。1927年鲁迅曾主张"沉默"，但从1928年和1929年的散文中可以读出一种不安和骚动，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行动。1928年7月8日新国民革命军联合军阀收复北京一事，可能也推动了这一转变。
由于1928年和1929年针对他的一场广泛的排斥运动，cmxxvii他有所退缩，转而翻译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著作的日文版本。他还以译文形式发表了这两位作者的文学理论论文：1929年出版了卢那察尔斯基（A.V. Lunarchskij）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1930年出版了普列汉诺夫（G.V. Plechanov）的《艺术论》。cmxxviii但鲁迅对这些文本的内容也并非毫无批判：在自己的散文中，他已将现实的残酷与"不真实的""革命文学"形成对照。鲁迅如此谈论自己的动机："我要自由地、毫无顾忌地说话，以推动新事物的产生，同时集中一切力量来反对那些可能损害新事物的旧事物。"cmxxix
在鲁迅第三个散文阶段（1930年至1934年），cmxxx他主要撰写以时事政治为导向的论战性杂文。1930年至1934年间产生了六部极端形式的杂文集：战斗性强、论战色彩浓厚，他的朋友瞿秋白cmxxxi（1899—1935）在被处决前两年称之为"小品文"（feuilletons）。cmxxxii
西方学者认为其晚期作品缺乏远见与深度，文学价值有所下降。cmxxxiii鲁迅转向了时事政治题材，面向公众写作，题材范围也更加有限。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文献中，这一时期反而被视为"最成熟的阶段"。cmxxxiv双方在划分阶段时都忽略了最后两年的晚期作品，它与1930年至1934年间的宣传性作品有所不同，因此在本书中被单独划为第四阶段。
自1930年起，他的政治立场明显激进化。他在上海创建了"左翼作家联盟"。由此他成为文坛左翼的领袖，并以其臭名昭著的杂文为武器攻击敌人。用中国的一种评价来说，他"不知疲倦地与社会的腐败之处cmxxxv作斗争"。cmxxxvi"鲁迅风格"自20世纪30年代起深刻影响了中国散文。cmxxxvii
《二心集》cmxxxviii收录了1930年和1931年的散文，其中包括一篇他宣示革命原则信仰的声明。这部文集包含了一些为新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所写的最具激情的散文。
《南腔北调集》cmxxxix收录了1932年和1933年的论战与谩骂，此外也有一些非论战性的文章，如关于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关于他自己的小说技巧以及关于缠足的散文。《伪自由书》cmxl（1933年）、《准风月谈》cmxli（1933年）、《花边文学》cmxlii（1934年）。大多数散文以笔名发表在各种报纸上，以规避审查。西方文学研究者cmxliii认为这些是他最无趣的杂文，其中还收入了许多为其他作者书籍所写的序言。
1933年和1934年是鲁迅最高产的两年：每年各有两部散文集问世。1933年的两部是充满不妥协精神和偏执cmxliv色彩的《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
在散文《男人的退化》cmxlv中——该文写于1933年9月3日，其英译本也被收入《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鲁迅根据当时的认知水平，追溯了男女关系的发展以及性在人类历史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他认为对女性的压迫并非出于自然的正当理由。然而，他错误地将许多现象解读为压迫的标志，例如认为女性的饰品是臣服的表达，而金钱的发明才使买卖爱情成为可能。波拉德（Pollard）cmxlvi指出了《马太福音》5:28的经文，鲁迅几乎逐字引用了当时的中文译本。该经文谴责了淫欲。cmxlvii关于附录中所译两篇散文《男人的退化》和《阿金》的内容概要及背景，见波拉德（Pollard）为《译丛》（Renditions）所撰的一篇文章。cmxlviii
不带论战色彩的是1933年以朴素口语写成的一篇纪念五位青年作家的散文，他们于1931年2月初被国民党处决。cmxlix历史的讽刺在于，一位年长的作者为他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写了悼词——正如他此前为自己的学生刘和珍所做的那样。
在《从讽刺到幽默》cml一文中——标注日期为1933年3月2日——鲁迅解释说，他的小说中有讽刺成分但缺少幽默，因为他担心会滑向"为笑而笑"。
三天后写成了散文《我怎么做起小说来》cmli。他在文中表明自己致力于启蒙和改善人民生活，反对娱乐或"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
二月至三月间，鲁迅为新创办的幽默杂志《论语》撰写了一些幽默文章。但后来他声称幽默与中国人的本性格格不入，并认为该杂志的理念已经失败。cmlii
鲁迅自己将其讽刺视为建设性的，因为其目的在于改变被批评者。cmliii然而，可以举出众多例子cmliv中的一个，鲁迅在一篇散文中以文学形式与某人展开论争：共产党人曾骂梁实秋为"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辩称，与共产党人不同，他没有可以充当走狗的赞助人。鲁迅在散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对此加以回应，尖刻地指出：如果梁实秋不是某个赞助人的走狗，那他至少也是整个阶级的走狗，因为走狗服务于富人而向穷人吠叫。cmlv
鲁迅所运用的讽刺手法被众多鲁迅研究者所考察。cmlvi哈丽特·米尔斯（Harriet Mills）总结了这些"技巧"：归谬法、运用悖论、类比论证或诉诸权威论证、关键术语或短语的重复，以及简短但致命的"最后一击"来击溃对手。鲁迅还经常引用对手自己的话。
尽管鲁迅主张幽默应当具有讽刺性，但在他的作品中也可以发现林语堂意义上的"普通"幽默。cmlvii
1933年8月27日，鲁迅写了一篇嘲讽周作人和林语堂小品文概念的散文：代表其晚期散文创作的是收入1998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散文选译》中的、标注日期为"八月二十七日"[1933年]的散文《小品文的危机》，该文尤为清晰地表明了鲁迅在参与文学与独立文学两极之间的立场。cmlviii鲁迅以开篇和结尾处使用的"小摆设"意象来构建全文，以此代指装饰性的、以古典为取向的散文。起初，"小摆设"的意象似乎完全独立，直到后来鲁迅才向读者揭示其所指，由此在读者心中产生"恍然大悟"的效果，使意象与所指之间的诸多平行关系一下子浮现出来。通过这种出人意料的等同，鲁迅令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将此前被刻意赋予负面含义的"小摆设"的更多属性转移到"装饰性的古典散文"上，而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可比之处并没有那么多。例如，华丽的文风或可与室内装饰品相比拟，但积灰、转手给旧货商、完全无用等则不然。鲁迅简要概述了自晋代以来散文的发展，并试图贯穿始终地证明其中的批判性元素。即便在明末，"他们也并不都在歌风咏月。其中也有含着不平、讽刺、攻击和破坏性的。"乾隆时期（1736—1795）之后，由于高压统治，偏重装饰性的、古典取向的散文大量产生，如今已对"五四运动"后的散文构成威胁。必须抵制这一倾向。鲁迅通篇使用小品文一词来指称明代以前的散文，尽管当时尚未如此命名。通过这篇散文，鲁迅与其兄弟周作人彻底决裂，间接指责后者所写的散文对社会毫无裨益。同时，他通过将周作人的散文归入庸俗之列，否定了其艺术性。这种论证经不起逻辑分析，纯属论战。明确的出处否定是散文的一个典型特征："可惜我那时不留心，把报纸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都忘了。"cmlix
在《伪自由书》中可以发现鲁迅的另一种修辞手法：对暴行的表面冷漠。他引用了虐待一名男子的事例，却对虐待的无关紧要的细节表示愤慨。比如，被往鼻孔里灌辣椒酱的那个人主观感觉辣酱直达肺腑和心脏。鲁迅却援引解剖学知识来纠正这位受害者。cmlx被李长之cmlxi称为"全集中最好的散文"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根本不是鲁迅所写，而是瞿秋白的十二篇散文之一，鲁迅未作标注就收入了自己的文集。cmlxii虽然其动机不明，但其效果无疑是使瞿秋白的这些散文在此后数十年间获得了更广泛的接受。
1934年产生了《花边文学》cmlxiii和《且介亭杂文》cmlxiv。
1934年5月20日，鲁迅在散文《秦理斋夫人事》cmlxv中记录了一位女性的自杀事件——她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服从公公要求她回家的命令。鲁迅谴责了这一自杀行为，因为这位女性从此无法再为进步和改善生活服务。但他并不将罪责归于她，因为她是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牺牲品：在她公开违抗公公之前，中国传统已经提供了自杀这条出路。鲁迅反对这种在特定情境下将自杀正当化的传统观念。
1934年，他自1926年以来的作品被国民党查禁。cmlxvi他以更高产量的杂文作为回击：他的杂文有一半以上写于最后三四年间。即使1934年11月的一场流感令他卧病在床，也未能阻止他写出两篇题为《病后杂谈》的散文。
鲁迅自1934年起直面死亡，在对自身必死性的意识中写作，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散文创作：cmlxvii在1935年以来的晚期阶段，他又为"且介亭"系列写了两卷：1935年的《且介亭杂文二集》，cmlxviii1936年在质量上明显突出的《且介亭杂文末编》。cmlxix《且介亭杂文》的最后两卷——除一次论争cmlxx外——不再那么针对论敌，而更多是知识性的论述，鲁迅在其中以学术态度探讨明清以前的文学（孔子、孟子、唐传奇和魏晋叙事文学）。此外，他还写了七篇较长的散文，论述文人相轻这一众所周知的习气，cmlxxi以及关于但丁（Dante）、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jevskij）和果戈理（Gogol）的评论。
尽管鲁迅自1935年起嘲讽林语堂所代表的一切，包括其"幽默"观，但两人并非因此决裂，而是后来因文学观念上的根本分歧才最终反目。
直到生命最后两年——由于重病而意识到自身年过半百即将面临的死亡——智慧和知性的笔调才重新回到他的散文中。在晚期作品中，鲁迅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一种庄重肃穆的文风，cmlxxii这种文风他在关于刘和珍的散文中已有运用。在他最后一部散文集中——次级文献也称之为他最好的作品cmlxxiii——鲁迅达到了一种通达从容的境界，使他再次接近周作人。cmlxxiv在《随便翻翻》cmlxxv中，他甚至接近了其兄弟的"水彩画般"的笔调。鲁迅在《论人言可畏》cmlxxvi中表达了对一位因流言蜚语而被逼自杀的女演员的理解与同情。甚至孔子也在鲁迅晚年慈祥的目光下获得了宽恕。cmlxxvii
1935年12月21日——鲁迅此时已患肺结核——写成了《阿金》。文中他将邻居阿金描绘为一个举止粗俗、习惯恶劣的女佣，一种据说曾令王朝覆灭的典型人物。在散文末尾，鲁迅抱怨自己创作质量下降，但实际上——除了因病导致的数量减少外——其晚期作品仍保持着与此前同样的高水准。在这篇散文中，鲁迅描述了邻里的日常生活如何以世俗的方式影响了他的创作。他表达了自我怀疑。在此，诗意世界与日常世界形成了对照。尽管他声称厌恶阿金，但即使在这篇晚期散文中，他也展现了人道主义的一面，以宽容的微笑来描绘她。cmlxxviii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另有三部散文集由他的朋友们从遗稿中整理出版。
毛泽东也钦佩作为宣传家的鲁迅，1937年称他为"现代中国的圣人"，cmlxxix如同孔子是封建时代的圣人一样。在鲁迅去世30年后，毛泽东说：
还有鲁迅，当时注重社会调查研究，独立思考，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cmlxxx
关于被共产党人所利用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鲁迅从未加入共产党，但确实是前共产主义性质的"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效力。自1937年10月起，每年都举行纪念他忌日的活动。cmlxxxi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共产党人便将他塑造为共产主义革命的象征人物，简而言之，是利用他来为自己的政权提供合法性。cmlxxxii这只有在他身后才成为可能，因为在世的批判性作家都遭到了政权的压制。cmlxxxiii与巴金或茅盾cmlxxxiv（1886—1981）等同样被政权利用的作家不同，鲁迅从未沦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郭沫若和冯友兰cmlxxxv（1895—1990）则不得不全部或部分地否定自己毕生的学术成就。20世纪60年代，外国文学研究者就鲁迅与共产主义的认同程度展开了争论。cmlxxxvi
正如鲁迅的作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政治动机而受到推崇一样，他在台湾也出于政治原因而被禁止。cmlxxxvii
以批判知识分子著称的刘晓波在鲁迅去世数十年后批评道：
在刘晓波看来，鲁迅在否定中国及随后的自我否定中呈现为一个悲剧性的先知式人物。当鲁迅在晚年深陷日常政治斗争之后，据刘晓波以拉开距离的方式评判，他无可挽回地迷失在了终究无关紧要的低谷之中。即使是像鲁迅（以及他刘晓波本人）这样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物，也未能从狭隘的功利主义中脱身，他们缺乏形而上的视野，缺乏一种"宗教的情怀"（zongjiao de qinghuai [宗教的情怀, M.W.]，第121页），缺乏对超越性的感知，缺乏超越经验界限的意志——总之，他们的特征是目光短浅的此岸性。cmlxxxviii
事实上，鲁迅对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认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传统的儒家肯定性文人已被体制和社会批判性的作者所取代，后者常常以讽刺cmlxxxix为手段，在新建立的中国社会和正在形成的公共领域中主张自身作为独立力量的地位。他的个人特色是源于理解的忧郁，这种忧郁时而缓和了他的抗议。具有悲剧性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鲁迅也未能在身后逃脱文学被政治权力所征用的命运，而且在他之后，再也没有第二位如此独立的中国作家仍留在国内。
鲁迅——作为本书在现代部分要介绍的四位作者中的第一位——对中国散文的最重要贡献，是创造了后来被广泛模仿的论战性杂文体裁。尽管他后来被加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诗人"，鲁迅的本质特征仍是他的批判精神和最终只信赖自己的个性。鲁迅在批判性散文方面达到了如此高的造诣，以至于片面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解读他是不恰当的。事实上，鲁迅的成就在于将散文发展成为一种武器，在他的一生中几乎对所有人都使用过，如果1949年以后他仍在世，他无疑也不会放过共产党。鲁迅长期抵制左翼意识形态的主流——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直到他最终通过"左翼作家联盟"在文学阵线上走到了前列，并在数年间将写作服务于意识形态。但鲁迅的合作也仅此而已。以时事政治为主导的晚期作品，除最后两卷外，在文学上较为逊色。
下文将介绍他的兄弟，后者似乎是鲁迅的对立面，尽管两人曾有一段同行的路程，在忧国忧民的目标上——而非手段的选择上——无疑是一致的。读者应当关注周作人附敌合作的具体情况，这导致了对其文学才能的贬低，并长期阻碍了其散文的传播。
4.2 寻找现代散文的中国与西方根源——周作人（1885—1967）
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cmxc
我希望大家卷土重来，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
在其他方面颇为可靠的《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对周作人的角色描述并不准确：称他在傀儡政府中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实际上，他是被迫在名义上出借自己的名字用于一些职位。他也不是如该选集所述被共产党人赦免，而是被国民党赦免。cmxci该选集所选录的文本同样不能被视为具有代表性：尽管他的十五篇散文在其他30部考察过的选集中多次被收录，但这里所选的散文在上述任何一部选集中都未出现。编者选择了一条便捷之路，收入了三篇已有英译本的散文：《哑巴礼赞》cmxcii、《鬼的生长》cmxciii和《入厕读书》cmxciv。这些散文的译文出自《译丛》中一期以周作人为专题的刊物；波拉德（Pollard）在"译者按"中解释说：cmxcv1923年至1945年间，周作人出版了近二十部散文集。cmxcvi利用对31部散文选集的统计分析（见第……页及以下），未能证实波拉德（Pollard）所做的那七篇译文对周作人而言"大致具有代表性"cmxcvii的说法。波拉德还提供了所译文本的背景信息，包括传记性质的内容。据称这些是关于日本的文本以及译者的偏爱之作。波拉德试图揭示周作人对日本的态度。
收入《现代中国文学思潮》cmxcviii的有他两篇关于文学主题的英译散文。
周作人cmxcix（周槐寿，1885—1967），1885年1月16日生于绍兴（浙江），直至20世纪90年代都是被接受最广泛的散文家之一。此外，他还以翻译家m和文学理论家闻名。弟弟周建人（1888—1984）以将达尔文著作翻译为中文而知名，哥哥鲁迅（1881—1936，见前章）被视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作家。mi
周作人总共约20部散文集和50部译著，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直到20世纪80年代，无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在台湾都未出版过全集。mii第一部全集于1982年在台北出版，miii1987年又由长沙一家出版社重印。miv中文二手文献同样稀少。mv一部由友人和批评家撰写的、涉及周作人创作各方面的早期散文集，是陶明志1934年出版的《关于周作人》。mvi散文选集的编者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全集和二手文献中通过频繁收录其文本来弥补这种被低估的状况：周作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现代及当代被收录频率排名第三的散文家（排名见第……页）。mvii
在西方，最早引起学界注意的大概是波拉德（Pollard）在伦敦《亚洲学大刊》（Asia Major）上发表的论文《周作人与自家园地的耕耘》。mviii他在文中探讨了周作人在"五四运动"期间的文学理论思考。最早的专著研究的是周作人无争议的早期阶段或其早期散文。mix最早被研究的课题之一是与王国维（1877—1927）的可比性。mx已有大量概述性文章。mxi日本方面的接受也颇早，始于1964年，mxii1967年已有一篇将周作人分析为"绅士"与"流浪者"的文章。mxiii在描述其生平时，仍可参考《中国科学大全》mxiv中的传记，不过该传记仅列出作品的标题和体裁，而无出版地、年份和出版社信息。
关于周作人有三部英文研究著作：第一部是沃尔夫（Wolff）mxv的开创性著作，以传记资料的发掘为主。其中，他以散文创作为重点追溯了作者的人生历程。沃尔夫视周作人为"现代散文新写作艺术最有能力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倡导者之一"。mxvi在第二章中，沃尔夫论及"中国散文"这一主题：散文是"相对短小的非虚构散文作品，作者在其中表达个人经验或观点"。mxvii关于散文，可特别参阅该书第3章和第5章。
第二部带有些许轻蔑态度的研究出自波拉德（Pollard），mxviii他首先自视为鲁迅研究者。1985年他写道，与其兄弟相比，周作人"继续保持其更为概括的视角，最终落入保守阵营"。mxix据他自己说，波拉德是在沃尔夫（Wolff）1971年先于他发表了一部以传记为主的周作人研究之后，才决定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波拉德在其研究开头声称他已钻研周作人的文本数十年，但对照他关于周作人在"五四运动"中重要性的那篇重要论文，其关于周作人的专著并非没有错误。与沃尔夫不同，波拉德研究的是周作人文学理论的思想根源。波拉德最终未能完全阐明周作人的思想世界。但这似乎也并非其目标，况且他在许多地方表达了对周作人的不理解："这里周作人在欺骗"，mxx"他不清楚该给[散文，笔者注]什么体裁名称"。mxxi波拉德本人在使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术语时也并不一贯。mxxii他关于周作人对英国文学知之甚少的说法mxxiii被周作人大量的英语翻译作品（包括爱伦·坡（Edgar Allen Poe）等人的作品）以及沃尔夫所列举的影响过周作人的众多英国散文家所反驳。波拉德认为周作人在散文集《自己的园地》mxxiv之后的作品"不可卒读"，他已"关门歇业"。mxxv就书名而言，不禁令人联想到伏尔泰（Voltaire）的《老实人》（Candide），主人公以要照料自己的花园为由mxxvi宣布隐退。波拉德没有提供周作人散文集更详细的书目信息，也并不总是明确标注某个标题是指一部文集还是一篇散文。
现存的第三部研究以英文撰写——引用中文原文——作者是周昌龙（William Cheong-Loong Chow）。mxxvii他得出结论：周作人本质上是要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来对抗教条化的礼教，这一体系建立在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美学以及人类天性与理性的新普遍秩序之上。周昌龙强调了周作人在"反礼教"、"新思潮"、"新文学"和"新村"运动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他将周作人描述为一位处于激进改革者胡适、陈独秀与文化保守势力如其师章太炎（章炳麟，1869—1935）之间的中间道路知识分子：他试图将现代西方形式的理性与中国和日本文化的感性和直觉相结合。通过综合个性、人道主义和审美享受，他意图将生活改造为"艺术化的生活"。从参考文献来看，周昌龙大约四分之一使用了周作人的原始文本，一半使用了中文二手文献，另外约四分之一使用了英文文献，偶有日文二手文献。
对周昌龙研究的批评在于：周作人本人并没有一套定型的、不可更改的文学理论构想，他的思想更应在时代环境的变迁中加以考察。尽管周昌龙讨论了周作人的人道主义，但在其参考文献中恰恰缺少最关键的散文《人的文学》。mxxviii参考文献中许多条目不完整，或者在年份、出版社或出版地方面与笔者所掌握的书目信息有出入，mxxix偶尔也有威妥玛拼音（Wade-Giles）转写的错误。mxxx
如前所述，1991年《译丛》（Renditions）杂志以周作人的散文为专题。其中以与日本的关系为重点。mxxxi1989年，许纪霖呼吁重新阅读周作人。mxxxii比格（Lutz Bieg）1986年从传记视角考察了周作人为何以袁宏道为榜样的问题。mxxxiii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mxxxiv比格指出，周作人出于政治原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都被低估。关于他与日本人的"合作"仍然不明朗，因为他本人从未就此表态。这一问题在本书中可以也应当得到更充分的讨论。比格写道，日本对周作人的影响最大，但他仍保持了批判的态度。比格赞扬了他的翻译成就以及其散文（"随笔"）的启蒙性和部分幽默的特征。遗憾的是，与此前更为详尽的《译丛》英译本一样，德译本也缺少原文标题和出处信息。比格未能提供范·德·维尔德（van Velde）性学书籍的原版信息，但笔者已在德国图书馆中查到了该书。mxxxv
还有一项关于鲁迅和周作人散文中死亡与临终主题的研究，该研究已在论述鲁迅时讨论过。mxxxvi
关于其家庭背景，请参阅论其兄弟的相关章节。mxxxvii周作人最初像其兄鲁迅一样mxxxviii阅读插图书籍，mxxxix后来通过小说获得了古典中文知识，这为他自1896年起在私塾学习中国经典奠定了基础。1897年父亲去世后，周作人迁往杭州。1901年他进入南京水师学堂，学习英语，并以"周作人"之名开始写作。后来他还使用了岂明、药堂、苦雨等笔名。mxl他已开始翻译英文作品，在阅读了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一些文本后写了一篇故事，mxli并获发表。但他由此发现自己缺乏短篇小说所需的想象力。mxlii散文则以其以"我"为中心的真实性和形式上的自由，更符合他追求坦率真实表达的志趣。1905年他在北京通过国家考试，获得出国留学资格。同年，他发表了《阿里巴巴》和爱伦·坡（Edgar Allan Poe）《金甲虫》（The Gold Bug）的翻译。
1906年他以政府奖学金赴日本，几乎完全居住在东京，与自1902年起已在那里的兄长鲁迅一起翻译日文作品。他在日本一直待到1911年，由此受到了该国的决定性影响。他转入文学专业，学习了日语、拉丁语和希腊语。mxliii他与鲁迅在日本共同创办了中文杂志《新生》，并在中国的刊物上介绍外国文学和艺术。mxliv他对文学理论的兴趣在其早期散文《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并及近时论文之历史》mxlv中已有显现。
出于对革命的兴趣，他在日本参加了章太炎的讲座。mxlvi他还对当时被视为"软弱"的国家——如波兰、芬兰、匈牙利、近代希腊和俄国——的文学产生了兴趣，mxlvii后来这一兴趣转移到了被视为"较强"的国家的文学上。mxlviii1909年，周作人翻译了俄国及其他东欧作品。同年，他在东京与羽太信子结婚。这给他带来了额外的经济责任，对作为一家之长的鲁迅来说，这又多了一个回国的理由，而非如一度考虑的那样去德国继续学业。
1911年，周作人未获学位便回到中国。自1912年起，他在浙江绍兴教书，教授英语等课程。他必须养家，起初找到的写作时间较少。他的主题带有社会、伦理和宗教色彩。mxlix1915年他介绍了西方文学。ml1917年他作为文学讲师来到北京大学，在那里一直任教至1937年——1927年有过中断。他在那里撰写了一部欧洲文学史和一部当代日本文学选集。1917年至1927年间，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以其现代教育理念成为知识界的中心，也吸引了胡适等人。
1918年，周作人在多种杂志上发表散文，其中包括《新青年》；他还追随自己对民间艺术的兴趣，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歌的文章。mli
1918年12月15日，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mlii在文中他倡导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提出"人道主义为体"（文学本质上应以人道主义为核心），并发展了一种"为人生的艺术"理论。然而，这既不同于茅盾的自然主义（写他人的生活），也与"创造社"成员所展示的自传性写作乃至自我膨胀关系甚少，更不等同于"现实主义"：他要求文学带来审美愉悦并试图阐释人生。旧文学是不人道的，新文学必须符合人道主义的要求。周作人对韩愈散文的深厚了解表现在他信手拈来这位唐代大散文家的引语。mliii1919年1月，他在散文《平民文学》中讨论了和平时期的文学。mliv
1919年，周作人再赴日本，结识了散文家武者小路实笃，后者主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理念。周作人与他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周作人成为学生杂志《新潮》的赞助人。
若将其创作划分阶段，1919年5月4日应作为前两个阶段的分界线：早在1919年之前的早期阶段，mlv周作人就已将自己与其兄的散文区分开来，批评后者缺乏仁。mlvi周作人是"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此后撰写了大量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散文。mlvii另一个创作阶段结束于1927年，mlviii当时周作人——与其兄在不同时期一样——认识到试图以文学改变社会的努力是徒劳的，从而转向倡导"为文学而文学"。
1919年，周作人在北京一份杂志上发表了散文《祖先崇拜》。mlix他在文中指出，中国的祖先崇拜源于相信亡者以鬼魂形式仍留在人间，并保留了其饮食习惯。鉴于科学已证明鬼魂并不存在，不如"崇拜自己"，珍惜子孙，因为他们是对未来的"投资"。周作人在这篇散文中批判了追慕过去、效法祖先的习惯。只有向前看，祖国才能发展。这篇散文代表了周作人早期阶段的思想和散文风格。
1920年，周作人发表了散文《女子与文学》，mlx为女性文学发声。他认为，女性迄今不是作为个体，而仅仅是作为集体中的公民被承认和看待的。
1920年12月4日（非正式日期）、1921年1月4日（正式日期），他与茅盾等人创建了接近"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在其宣言《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要求进行文字和思想改革。宣言发表在该会的新刊物上，mlxi即已有一定地位但于1920年由茅盾重新编辑的《小说月报》。到1928年，北京和上海所有知名作家都已为该刊撰稿：老舍、施蛰存mlxii（生于1905年）、沈从文、巴金和丁玲mlxiii、郑振铎、耿济之、叶绍钧（叶圣陶）、许地山和王统照（1897—1957）——后者在现代散文家排行榜上名列第22位，在总排行榜上名列第35位（排名见第……页）。1924年2月，他作为对散文定义的贡献，提出了散文的五种分类（见其文章《散文的分类》）。1994年，王统照的17篇散文以5000册的印数重新出版，mlxiv附有编者钟敬文关于"五四运动"后散文发展的序言。
该会推动以"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为重点的当代文学发展，呼吁反思旧文学，并以译介方式介绍西方文学。周作人本人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mlxv和匈牙利的文学。自1921年起，他定期为《小说月报》撰稿。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带有政治内容的散文之一是1921年6月的讽刺性、意蕴深远的《自己的损伤》。周作人在文中描述了警察对示威者的残暴镇压。作为对照，他引用了警方报告——报告中辱骂示威者"自己弄伤了自己"。mlxvi
在这一早期阶段，周作人关于文学和散文的理论论述受到了极大关注。因此这里插入一段关于他的文学和散文理论观点的简述：
周作人的文学与散文观（美文、小品文）mlxvii
周作人认为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始终受到两个原则的交替支配：一是自我承诺的"诗言志"（表达情感与志向），mlxviii二是功能性的"文以载道"（文学服务于传播教义）。mlxix周作人在前者方面受到了袁枚概念世界的影响，mlxx在后者方面他援引韩愈。mlxxi同样与这一功能性原则相关的，据周作人所言，还有以姚鼐为主要代表的桐城派。mlxxii周作人还反对"复古"运动——一些军阀在学校中重新推行古典文体写作。周作人在文学上受"古文"运动领袖的影响，在哲学上受宋代新儒家的影响。mlxxiii
周作人对文学的定义是："文学具有审美形式，传达作者独特的情感与思想，并使读者从中获得消遣。"mlxxiv其中包含了贺拉斯（Horaz）"delectare"（使人愉悦）这一文学功能思想。
1921年6月，他发表了散文《美文》，mlxxv倡导仿照英国范式mlxxvi来写作小品（自由散文）或散文。这篇引入了西方"散文"（Essay）概念、呼吁创作艺术性的、描写性的、富于感情的散文的文章，开启了一场"散文热潮"，对当时的散文写作产生了强烈影响，也拉开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散文理论论争的序幕。
《美文》是现代中国散文诞生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周作人通过将美文与学术论文相区分来定义之。在散文内部，他区分了叙事性和抒情性两类。他视英国为散文之国。周作人援引了以下在中国享有较高知名度的英国散文家：艾迪生（Joseph Addison）、兰姆（Charles Lamb）、欧文（Robert Owen）、霍桑（Natchaniel Hawthorne），以及较晚近的高尔斯华绥（John Gabsworthy）、吉辛（George Robert Gissing）和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周作人将散文如同散文诗一样视为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桥梁。在中国，迄今尚未出现真正的散文，只有《晨报》中的一些文本隐约有这种倾向。周作人呼吁人们写散文。在写作中不应过于依赖自身传统，但必须恪守中国古老的真实、朴素和明晰原则。mlxxvii波拉德（Pollard）有此文的英译，但译文存在错误。mlxxviii
他的散文理念虽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文学界被接受，但"美文"一词并未通行。因此周作人的散文《美文》被称为"小品文王"（散文之王）。mlxxix mlxxx周作人视散文为文学中最重要的体裁。除了鲁迅的杂文之外，周作人所倡导的纯文学散文意义上的小品文是1917年至1926年散文第一阶段最成功的散文形式。mlxxxi周作人本人后来使用的术语是小品文或笔记。mlxxxii最初的散文是在报纸的"杂感"（零散感想）栏目中确立起来的。
他要求散文在内容上融合知识与哲理性认识，同时又须引人入胜。周作人的风格以"水彩画般"的笔触和对"适度"这一审美原则的遵循为特征。在20世纪20年代，他形成了一个散文流派，mlxxxiii其核心要素是"冲淡"（水彩画般的淡雅）和"清涩"（清新微涩）。mlxxxiv周作人为自己和自己的文学主张了"诚"（严肃、正直）——此概念出自《中庸》——和"苦"（苦涩）两个范畴。与林语堂一样，"趣味"mlxxxv是他评价文学的重要质量标准。他以平淡（水彩画般的、素淡、柔和）和自然来描述自己的风格理想。mlxxxvi次要价值则有即兴（自发性）、mlxxxvii简洁、mlxxxviii苦（苦涩）和涩（辛辣）。mlxxxix周作人要求散文具备幽默、机智、精确、"隐秘的深度"、"丰富的词汇量"和自然。周作人的早期散文——尤其与鲁迅的教化倾向相比——展现了一种将作者与读者置于同一平面的写作姿态。mxc
二手文献中通过厘清周作人文学理论核心概念的历史起源及其至周作人时代的意义演变来加以分析。周作人本人援引袁宏道，mxci后者认为散文是实现其个性表达主张的合适形式。周作人折中地运用了"公安派"mxcii等流派的概念——该派反对模拟古人，主张时代性和真诚。周作人致力于延续晚明时期公安派和竟陵派的传统。他将文学理解为"言志之意"*（作者表达意志与情感的媒介）。
周作人反对形式固定的八股文。他引用吴稚晖的说法：吴氏认为"中国的"八股文已被"外国的"八股文所取代，最终又观察到了"党的"八股文的出现。mxciii
1922年，周作人还以其《妇女问题研究会宣言》mxciv为改善妇女社会地位而呼吁，mxcv但到1924年他已持文学于社会无用的观点。mxcvi1925年3月，周作人宣称，他写散文的理想是一种在写作时不考虑读者的自然状态。自然和"真实"（真实性）的理想在日记这一亚体裁中最易实现，以发表为目的写作的日记稍次之，书信则更次之。mxcvii尺牍（私人信件）在此方面优于"书"（公开信）。mxcviii
1928年，周作人在与鲁迅相对立的立场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文学是"反抗的"。mxcix但周作人同时也承认，文学不像革命那样有明确目标，因为在文学中只是一位作者在表达自己的见解。文学与宗教的区别也在于缺乏目标——周作人援引安德鲁·朗格（Andrew Lang）如此解释。mc同年出版了周作人的英文散文译集《冥府之旅》（A Trip to the Nether World）mci以及他那篇标题意味深长的散文《闭户读书论》。
在他为《近代散文钞》mcii所写的、标注日期为1930年的序言中，周作人在其他文学体裁中定位了散文这一体裁，并强调其个性化特征："散文是文学发展的顶峰。"以及"散文处于个人文学的巅峰。"1934年出版了散文集《苦雨斋序跋文》。mciii1935年12月28日，周作人为官方散文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卷撰写了"导言"。mciv
1935年，周作人明确反对韩愈："我早就怀疑，中国人之所以相信文学是有用的，因而只能说些陈词滥调和无用之语，其根源在韩愈；'七子'将此推向了极致。"mcv
周作人在不同时期区分了散文的不同亚体裁。1935年：写景、咏物、叙事散文、抒情散文、遐想、严肃事物之论述、讽刺；mcvi1936年：关于文学艺术等的散文式论述、书评、序跋、纯散文、生活速写；mcvii1945年：正经（严肃的、有目的的散文）、闲适（自娱的散文）。mcviii
周作人散文的特征性风格
与老舍不同，周作人不使用方言色彩，但经常使用轶事和民间谚语来丰富语言。周作人最精彩的幽默体现在反讽中——他机智而貌似认真地讨论荒诞的话题（厕所、鬼的衰老）。有时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自得——了解所描写之人弱点的人的会心一笑。钱钟书称之为周作人的"默默的幽默"。mcix周作人还编辑出版了一部幽默故事集。mcx
周作人早期以极为娴熟的白话文撰写散文，由此驳斥了保守派广泛持有的散文必须用文言写作的观点。"新思想需要新的书写形式来传达；因此我们需要白话。"mcxi周作人经常穿插从英语直译的表达方式，如"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mcxii周作人既精通文言也精通白话，他不事先拟定提纲，一气呵成地写出文章。mcxiii他的句子短小、清晰、简洁。有人将其比喻为一条蜿蜒曲折但始终从容不迫地流向目标的河流。mcxiv周作人的风格被他本人和同时代人以"水彩画般"的词汇来形容：mcxv例如说他写的是"平淡、消散的笔调"，类似于"读书杂记"（学者笔记），与晚明小品相似。周作人以真实为己任，"说到底我是一个中庸思想的人"。mcxvi
根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评论，周作人杂文的特点如下：1. 他的文笔动人、闲适，语言大胆自由。2. 他使用"戏谑的讽刺"。mcxvii该评论认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苍蝇》、《鸟声》、《故乡的野菜》、mcxviii《北京的茶食》、《乌篷船》、mcxix《苦雨》。顺便说一句，周作人将这篇散文的标题用作了自己的笔名之一。mcxx该评论的赞扬之处在于：1. 他能够充分展现自己的性情和爱好。2. 他从自己的学识出发，以游戏般的方式引入事物，mcxxi总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得成功。他博览群书，并将这些知识不经意地融入作品中。mcxxii 3. 他的语言简短精当，笔法精确得体。4. 他的风格考究，在"水彩画般"的描绘中表达情感。mcxxiii尽管措辞有些套话色彩，但这篇评论似乎捕捉到了周作人散文的一些表层特征。但缺乏对周作人精神世界的深入探讨。
散文创作与作品
1921年，周作人参与了围绕郁达夫mcxxiv处女作《沉沦》mcxxv中性幻想的论争。他将围绕这部小说的争论提升到客观思考基本社会和道德概念的更高层面，指出了性描写中的心理学因素。mcxxvi
1922年，他在散文《文艺的讨论》mcxxvii中倡导文学应"主要表达个人的思想和感情"。
1923年至1945年间，周作人出版了近20部散文集。1923年出版了前文提到的第一部散文集《自己的园地》，mcxxviii初版收入了1922年1月至10月间的18篇散文。1927年周作人又加入了后来写的文章加以扩充。在最终版本中，该集共收散文62篇，其中包括一篇序言（1927年2月1日）。1923年1月至7月的15篇散文以"绿洲"为题汇编，1925年9月至1926年8月的23篇散文以"茶话"为题汇编。
在其重要散文《自己的园地》中，周作人1923年倡导"为艺术的艺术"（为艺术而艺术）。mcxxix
由于鲁迅的妻子与周作人的妻子之间的家庭纠纷，兄长搬出了共同的住宅。鲁迅的妻子许广平终生对周作人怀恨在心，1967年10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对周作人的抨击文章。周作人在1923年撰写的散文《地方与文学》mcxxx中勾勒了浙江文学中的两种不同潮流，由此标明了自己与兄长之间的区别：他自视为超然物外、"文雅"的旁观者，也能从并非"杰出"之物中获得乐趣。而他的兄长则深陷世事之中，战斗而尖锐。
1924年，两兄弟和林语堂作为"语丝"文学社的联合发起人。该社倡导思想自由和批评精神，从而继承了清谈的传统。后来，李欧梵（Leo Ou-fan Lee）称鲁迅的参与颇为"矛盾"；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更接近批判性的一面而非自由主义的一面，并且精通清谈传统中对同代人的论战。周作人自1924年起主编该社的杂志《语丝》。该刊存续至1930年3月，随后因政治原因被查禁。他本人主要在此发表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散文，反对封建主义。
以下介绍周作人1924年写的六篇散文。它们展示了作者题材上的多样性：
1. 周作人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生动清新的散文《北京的茶食》。mcxxxi在京城生活了十年之后，他仍未品尝过传统美食，只吃过现代的、"乏味的"东西。他叹息着抱怨现代中国已忘却了自己的传统。
2. 标注日期为1924年4月的散文《自由之精神的批评》，评论一部普通电影，说服力也同样平庸。原因之一或许是周作人对所评之片仅通过影评和内容概要有所了解。散文中还包含关于美国自由精神的一般性议论。mcxxxii
3. 1925年5月26日，周作人将一位女生去世及由此引发的亲属悲痛而产生的即兴感想记录在散文《唁辞》中。mcxxxiii
4. 周作人幼时曾将苍蝇当作玩物，后来在一份北京杂志上以散文《苍蝇》mcxxxiv叙述了当他得知疾病传播的危险后态度如何转变为厌恶。苍蝇被美好的事物吸引，人们无法逃避它们。然而它们终究不如叮人的昆虫那么可恶。周作人得出了一个哲学性的见解：社会中许多人不能客观地评判事物，而倾向于过度排斥或过度推崇。尽管篇幅短小，这篇散文并不肤浅。
5. 1924年7月22日，周作人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以平实语言写成的散文《苦雨》。mcxxxv文中描写了北京普通市民在下雨时的生活：难得的降雨带来诸多不便，例如房间很快就会进水。而孩子们却为雨天高兴，利用机会嬉戏玩耍。此外，这篇散文中还否定了文学能够影响社会的观点。
6. 1924年12月，周作人写了散文《喝茶》。mcxxxvi文中他描述了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在纸窗之下，品碧绿的茶，用合适的瓷茶具，与二三友人相伴——度过半天茶事，竟如十年之久。尽管这篇散文背后蕴含着丰富的专业知识，但以闲谈笔调写就，饶有趣味。
1925年，周作人继续发表关于日常生活题材的散文：
在散文《故乡的野菜》mcxxxvii中——该文也收入了1998年出版的德文版《二十世纪中国散文选译》——周作人阐述了故乡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将故乡与民俗和民间知识联系在一起，例如关于草药的知识。散文中逐一介绍了各种野菜，描写了采药等民间习俗。周作人叙述了花朵被编成花环作为人们的饰物。他描写了草药的制备、功用和服用方式。童谣和诗歌引文使这篇散文看似出自全知视角，作者仿佛取之于深厚的知识宝库。散文笔调轻快，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
在《〈雨天的书〉序一》mcxxxviii中——标注日期为1923年11月5日——周作人描述了这部书的创作背景：在漫长的雨天里，外面的世界变成一片汪洋，人人都有时间写作和思考。他便坐下来随手写上一两行。雨下得越频繁，他写得就越多，这本书就是这样诞生的。然而，从散文流畅的文风以及关于周作人实际写作习惯的记载来看，至少每篇散文应当是一气呵成的。这些笔记也可能经过了后来的修改润色。
在自传体散文《若子的病》mcxxxix中，周作人在北京杂志《语丝》上讲述了他的女儿若子生病、全家人都为她担忧的那段时光。他描写了父女之间以及朋友之间的情感。这篇散文的文风十分口语化，感人至深。
周作人深切感受到北京作家的不自由：
我觉得——不知为什么——仿佛自己生在了一个黑暗的时代。诚然，我们的森林里没有龙、虎和狼，这是事实，但畸形的"妖怪"和"魑魅"仍在四处游荡，企图吞噬活人的灵魂。[……]我最为忧虑的，是因文学活动而身陷囹圄的不自由，或是因信仰而遭到逮捕的危险。（中国最迫切需要的，是培育宽容精神的养分。[……]我相信，现代欧洲文化的本质就是宽容。）mcxl
周作人在以《山中杂信》mcxli为题的六封信中的一封里，已经热情地将共产主义思想视为当时混乱局面的一种替代方案，但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篇批评文章中未获谅解："总体而言，在周作人那里，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mcxlii 1925年出版了两部散文集：《冥土旅行》mcxliii和上文提到的《雨天的书》，mcxliv其中收录了52篇散文，包括上面讨论过的序言以及附录中的一篇他人作品。
在关于日本的散文中，周作人常常赞扬日本文化的简朴与自然，并嘲笑中国人的缺点。他在《日本与中国》mcxlv中对日本行为的批评比鲁迅更为尖锐，1926年在《中国国民性——日本人的视角》mcxlvi中更是如此。周作人对日本的认识无疑比态度暧昧的鲁迅更为分化，在某些方面也更为批判。1925年发表的散文《日本与中国》对于了解周作人在日本侵华前十年间处于两个亚洲邻国之间的立场颇具启示——该文标注日期为1925年10月3日。周作人在文中呼吁同胞关注日本文化。他在散文中描述了自己的观察：日本文化在中国一直因其对中国和西方元素的借鉴而受到蔑视。然而恰恰是这些文化在日本成功的共生，才是值得效仿的范例。在日本，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语音学、唐乐、说唱）至今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明治时期日本受外国影响的文学发展，在中国以三十年的滞后镜像般地重演了（白话文学、翻译、新诗、文学流派、小说、纯文学）。除文化上的平行之外，他也看到了本质上的差异；他为中日两国人民以蔑视态度互相妨碍理解而感到遗憾。日本对东辽宁的殖民使殖民者堕落。日本创办以中国当权者和政府——而非人民——立场为导向的中文报纸，虽然损害了中国，但对日本也无益处。他要求停办这类日本报纸。事实上，例如《顺天时报》在五年后——1930年——便停刊了。
周作人是笔记集的细心读者，喜欢从中汲取素材用于自己的散文，尤其是关于中国人性格、风俗和民间信仰的散文。mcxlvii 1926年，周作人编成散文集《艺术与生活》。mcxlviii
1926年，被北中国军阀政府因其自由派乃至左翼立场而视为敌人的周作人，在段祺瑞政府统治下与另外50名教授一同被列入黑名单。北京的一场动乱促使他退回到私人生活中。
当政治上的不公正切身触动他时，他也会公开表态反对，如下面这篇讽刺性散文所示：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的士兵杀害了26名参加政治示威的学生。周作人在散文《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mcxlix中只是将悲剧戏剧化呈现，而未涉及背后的政治动机。这场屠杀也在民众中引发了一场关于死亡的讨论。周作人以第二篇充满冷嘲的文章《死法》mcl回应了这场讨论，发表在北京的《语丝》上。他在文中写道，死亡有两种方式：要么在高龄时某一天平平常常地死去，要么某一天出乎意料地离世。对于第一种死法，有三种可能：在成熟的年纪、突然死亡或因病而死。要死得好，最好是在还没有真正活过的情况下毫无准备地死去。当然，在现代文明中最理想的死法是死于枪口之下。周作人将他对女学生无谓丧生的愤怒成功地以苦涩幽默的笔调表达出来。尽管对死亡方式做了近乎科学的描述，这篇散文实际上是对遇难者的悼文。
即便是他这一生活阶段的普通散文，也时而包含政治批评——由于审查制度，周作人将其隐藏在日常话题之中，如《包子税》（馒头税）。mcli 1926年mclii及随后数年中，他在若干散文中嘲弄国庆日：无人真心愿意庆祝，或者国庆日恰逢星期天，因而谁也无从享受。1927年的散文遭到审查，1928年的那篇听起来稍显乐观，因为国民党的旗帜此时已飘扬在北平的屋顶上。
与鲁迅相似，周作人也反对中国传统医学，他将其视为源自西方的科学医学的一个早期发展阶段；对他而言，"只有一种人类的医学"，只是发展阶段不同而已。mcliii
1926年，周作人进行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文化批评：他从日本人的视角来描述中国人。在1926年12月17日写成的散文《中国国民性——日本人的视角》mcliv中，周作人对安�的秀夫（Yasuoka Hideo）mclv一部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著作发表了看法。该书在十个章节中将遗传性的劣质品性归于中国人。周作人证实了这些劣性，并以冷嘲的口吻判断说，中华民族理应被消灭。他将中国的衰落与希腊的衰落相比较。不过，他也批评了日本的"中国通"们，认为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不够客观（不同于西方国家对希腊的态度）。他呼吁日本人忧心地规劝中国，而不是加以嘲弄。
1927年，周作人仍然使用着与鲁迅相似的尖刻讽刺。mclvi
1927年6月28日，周作人在散文《谈酒》mclvii中描述了中国酒类饮品的酿造方式、饮酒中形成的习俗以及各种酒的类别。他还试图将某些酒类的魅力与滋味诉诸文字。
在1927年11月27日写成的散文《乌篷船》mclviii中，周作人介绍了他家乡浙江绍兴从前较为常见的、以篷布遮盖的乌篷船及其特色。他喜欢乘坐这种船旅行，这些船给他带来宁静与惬意之感。这篇散文的文风轻松而饶有趣味。
1927年收入《谈龙集》的散文《猥亵的歌谣》代表了周作人散文中一个毕生关注的主题领域：性。源自这一领域的散文主题，如性教育、人道主义思想和女权，mclxi深受他阅读霭理士（Havelock Ellis）《性心理学研究》七卷本mclx的影响。霭理士虽然广为人知，但周作人对他尤为倾心，因为霭理士能将自己的科学研究以令人钦佩的文学方式呈现，同时着重传达一种与周作人理念相符的人道主义思想。mclxi
周作人也很早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观念："文学中不可能存在阶级之分。"mclxii
1926至1927年间，他以进步的姿态和明晰的语言主编杂志《语丝》，mclxiii而此时鲁迅则保持沉默。后来对周作人提出的软弱指责，在这一生活阶段同样站不住脚。对其所谓软弱的指控，原因与其说在于他的性格，不如说在于时代环境：周作人在1927年初还积极为《语丝》辩护的那些希望，在同年便永远破灭了——他曾将希望寄托于南方军阀的到来，当1927年明显暴露出这些军阀同样以恐怖作为权力手段并限制知识分子的自由时，希望便烟消云散。张作霖控制了北京，周作人与刘半农逃入日本武官的寓所。这一令人失望的经历从根本上改变了周作人的态度。这足以在此处设定作者第二个创作阶段的分界，尽管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mclxiv和西方mclxv的文学研究者还有其他划分方式。1927年也已预示出，在追随者数量方面，周作人以其"公安派与英国小品'合成'论"（公安派与英国散文的综合理论）将败给鲁迅的功能性散文观念。
周作人宣称："由权力者所支配的文学[……]是[……]虚假的。"mclxvi然而审查制度是无法逃避的。如果说他早期的散文是以自信、热情且常带嬉戏的态度写就的，那么1927年以后的晚期散文则以苦涩的讽刺和哀叹的笔调反映出一种消沉、抑郁、幻灭乃至毁灭性的心态。朋友们劝他写得更加建设性一些。同时代人批评他变成了隐士。事实上，周作人宣布从此隐退，将大门关在令人失望的现实之外。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他最终的退隐。
1927年之前，周作人将自己的散文称为"美文式的小品"（美文体散文），1927年以后则称之为"笔记式小品"（札记体散文）。从此他有意选择任意的日常话题。以这种方式，他抗议那种片面的功能指定——其他作家越来越多地以此牺牲自己的独立性，戴上了他们在最初几年甚至还以为是饲料袋的嚼子。他那些自1927年起大多只涉及非政治话题——如描述中国人的风俗、信仰和性格——的散文，以一种"水彩画般"的、口若悬河的风格写就。然而偶尔也会爆发出挫折感和绝望，往往以一句带有辞意的结尾收束。mclxvii
1927/28年后的散文越来越多地处理过去的题材，博学而嗜书成癖，"充斥着引文和书目参考"。mclxviii 1927年出版了两部散文集：《泽泻集》mclxix和收录45篇散文的《谈龙集》。mclxx序言标注日期为1927年11月8日。1928年出版了《谈虎集》，mclxxi收录138篇散文。第一卷80篇，第二卷58篇，包括标注日期为1927年11月8日的序言和标注日期为1927年11月25日的跋。其中收有散文《诗的翻译的困难》。mclxxii
对于这一时期，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文献意义不大；这里仅举朱金顺的几处事实歪曲为例：在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文献中，1928年被标定为作者第三个创作阶段的开始，据称他"逐渐脱离了战斗"，"过着有德之士隐士般的生活"，"写了一些读书笔记和闲适散文"。最后干脆一句："但思想上开始落后。"mclxxiii这一论断在文学作品中找不到依据，只能从周作人在1920年代末最终放弃参与性文学这一事实来解释。
1929年出版了散文集《永日集》，收录41篇散文，包括标注日期为1929年2月15日的序言和一篇写于"北平，1928年12月1日"的后记。这部集子中汇编的散文大多写于1928年，少数写于1927年和1929年，两篇写于1924年，一篇写于1925年，一篇写于1920年。mclxxiv早在1929年，周作人就引用了一年前以英文mclxxv出版的一本性教育著作，即便对欧洲而言该书也具有近乎革命性的现代意义：1926年，荷兰人凡·德·费尔德（Theodoor Hendrik van de Velde，1873—1937）出版了附有部分彩色插图的《完美婚姻：其生理学与技术研究》。mclxxvi该书同年出版了德文版，mclxxvii两年后出版了英文版，数年内又出版了意大利文、法文、波兰文和日文版。该书在西方发行量惊人。mclxxviii
审查制度是周作人在这一创作阶段仍在讨论的一个主题领域。1929年他对此表示："由此可见，说话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刚一开口，便已经做出了判断。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这是危险的。"mclxxix对各种希望相继破灭感到幻灭的他，在同年声明："至于日常政治，我今后定不再讨论。"mclxxx《哑巴的颂赞》mclxxxi标注日期为1929年11月13日，是一篇极为幽默而才华横溢的散文，论述哑巴的好处。周作人在文中进行了哲学思考："检查一下嘴巴所要完成的任务，大致不外以下几项：一、吃饭；二、接吻；三、说话。"mclxxxii他引用了中国和欧洲典籍中的例子。他建立了与当下的关联：说话在"这样的时代"mclxxxiii尤其危险。mclxxxiv这篇散文是周作人下一部著作的序言，在该著作中他确实不再就时政话题发表意见，因为这意味着危险。
1931年，周作人出任北平大学日本文学系主任。能代表其心态的是散文《两棵树》，mclxxxv这是一篇发表在上海杂志《青年界》上的自传性回顾。文中周作人描写了自家门前的两棵树，它们使他成功地从社会动荡中获得了慰藉。
1932年，周作人为林语堂主编的杂志《宇宙风》、《人间世》和《论语》（《论语》杂志）撰写散文。
在散文《论八股文》mclxxxvi中，周作人如今主张八股文因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应继续教授。然而他认为八股文是"文以载道"（文学服务于传播教义）原则的最高体现，并因其对形式的强调导致内容空洞而在个人层面予以拒斥。mclxxxvii
散文《水里的东西》描写了一个令人心生恐惧的河神。然而周作人将其外貌描绘得如同一个孩子，由此显得近乎可爱。文中还包含自然景物的描写。mclxxxviii
1932年，周作人出版了三部散文集：他将关于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演讲汇集为散文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clxxxix 1934年再版。其中周作人论述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mcxc 1932年还出版了另外两部散文集《周作人书信》mcxci和《看云集》。后者收录40篇散文及一篇序言，此外还包含一篇译作。mcxcii 1933年出版了一部作品集mcxciii和书信集《通信》，收录22篇散文（包括标注日期为1933年4月17日的序言，部分为书信体）以及77封信函。mcxciv
1934年，周作人再度赴日，此次为期两个月。同年出版了散文集《夜读抄》，mcxcv收录39篇散文。这里介绍其中一篇既幽默又睿智的作品：《鬼的老化》，mcxcvi标注日期为1934年4月。周作人以学术的严谨和看似认真的态度，引用了大量前现代文学（清代和宋代）的材料，探讨鬼是否会衰老的问题。为支持鬼会衰老这一观点，他援引了清代的纪昀（1724—1805）；为支持相反观点，则援引了宋代的邵伯温（1057—1134）。他在散文中还分析了鬼神信仰的心理原因。
在散文《生活之艺术》mcxcvii中，周作人呼吁"回到一千年前的古老文明"。他退回到自己的家中，带着那已多次公开表达过的决心——远离政治纷争。鲁迅在1934年5月6日的《致杨霁云书》mcxcviii中解释说，周作人是"对现实不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文学批评补充说，革命的人民斗争使他感到不安，他"脱离了时代的主流"，并"公开宣称隐退读书，以在这种乱世中保全性命"。mcxcix在文学理论上，他此时将文学革命与明末的"公安派"相比较，同时倡导"闲适小品"（非政治性散文），以使文学变得"肤浅"和"供雅人"（不仅仅服务于政治和运动），沦为"麻醉剂"和"小摆设"。mcc他退隐的真正原因，周作人在一首诗中做了陈述。mcci
周作人与130年前法国的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Henri Constant de Rebecque，mccii 1767—1830）一样，以其"为艺术而艺术"mcciii的理念，主张作家的个性与独立性，mcciv倡导无倾向性的、非政治的文学。只是当时的中国尚未成熟到能接受这样的思想。于是，这位人道主义的、百科全书式博学的周作人不为同时代人所理解，遭到亲兄弟的公开攻击，也因此成为时代环境的一个悲剧性牺牲品——例如，正是由于他在岁月中形成的、刻意非政治化的态度，他在占领军面前也没有逃离，mccv而是在其统治下继续工作。
1935年，周作人编辑出版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他的散文集《苦茶随笔》mccvi也于同年出版。
此外还有两篇散文，也有英译本流传，后来被合编入一部选集出版。写作年份可从1935年11月13日的跋文推知——他在该跋第309页说明，这些散文写于最近半年之内。遗憾的是译文中缺少出处注释：
1. 《如厕读书》mccvii是一篇关于在厕所阅读之乐趣的幽默散文。周作人以恰如其分的轻松笔调接近这一鲜少在文学中获得礼遇的主题，辅以大量经典轶事和引文。他列出了一份他认为适合在厕所阅读的书单，赞扬日本的文化现象，同时自嘲般地打趣中国的文化现象。标注日期为[1935年]10月。这篇散文可能是后来同一主题类似散文的范本。
周作人也关注翻译问题和文学可译性的问题，正如他这一创作阶段的另一篇散文（见上文）所示：
2. 在自传体散文《〈我是猫〉》mccviii中，周作人讲述了自己在日本阅读和翻译英语及欧洲文学的经历。后来他才开始以译介的方式介绍日本文学。周作人对日语意义的丰富多样性以及将其准确转化为中文的困难做了详尽的论述。该文标注日期为[1935年]6月。
周作人散文的一个风格特征是有意为之的随性和未完成的思绪，如散文《〈我是猫〉》中的一段引文所示：
如果我更仔细地考虑这一段的结尾，我便会怀疑它是否完全确切。mccix
1936年出版了两部作品集：《周作人文选》mccx和《周作人选集》。mccxi其中包含关于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散文论述、书评、序跋、纯散文以及"生活小品"。此外，选集还收有小说。同年还出版了两部散文集：《苦竹杂记》mccxii收录53篇散文，写作时间为1935年下半年，包括标注日期为1935年6月13日的序和1935年11月13日的跋。第二部《风雨谈》mccxiii收录38篇散文，包括1935年12月6日的序和标注日期为1936年9月10日的跋——后者未列入目录，且有单独的页码编排。这部散文集还包含文学理论性散文，如《风雨谈》。mccxiv
周作人此时在日本也受到关注，1935年的一篇文章即是明证。mccxv
在散文《北平的好坏》mccxvi中，周作人描述了他对北平和京剧的反感——他将京剧斥为封建主义的产物——这与一代人之后以怀旧目光审视京剧的汪曾祺形成了对比。周作人在京剧音乐与八股文之间找到了相似之处。
1937年出版了作品选《周作人代表作》mccxvii和散文集《瓜豆集》，mccxviii收录32篇散文，附有关于书名选择的说明以及包含两篇他人作品的附录。值得一提的是散文《再论通信》，mccxix这是一篇以自然清新笔调写成的对清代两位作家文学作品的评述，并对其个人事迹做出了评价。
周作人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与日本的关系，体现在1937年发表的散文《怀东京》mccxx中："一个国家的荣光建立在其文化之上"，他说他已经接受了日本的生活方式，日本对他来说已成为"第二故乡"。特别是与他对北平的城市描写（见上文）相比，东京在此获得了更高的评价。"我知识的混合，大部分归功于通过英语和日本文学这一媒介而来的外国影响。"mccxxi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城郊的芦沟桥（马可·波罗桥）制造了"卢沟桥事变"，这既是日军发动攻势的号角，也促使大多数学者从北平南逃，同时中国人进行了最初的抵抗。日军于7月28日占领北平，关闭了北平大学，因为该校反日情绪尤为强烈：日本被视为"帝国主义强权"。北平大学此前已迁至未沦陷地区。不顾许多人的劝阻，周作人留在了北平。胡适以一封因日本审查而采用诗歌形式写成的信函，恳请他南下避难。mccxxii周作人以答诗婉拒，诗中写道时局苦涩："我所能做的，只是关上我的门。"mccxxiii他在诗中保证不会发生有辱名节之事。在两封信中，他以对众多家人（连同佣人约二十人）的责任来解释自己留守北平的决定，其中一些家人年事已高，无法逃难。mccxxiv当然，他对日本文化的熟悉也是他希望能施加影响、避免最坏结局的一个原因。mccxxv
事实上，周作人有一位日本妻子，会说日语，毕生致力于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同时也从不隐瞒自己的中国立场。正如1992年开始的南斯拉夫内战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跨族婚姻所显示的，那些在战争中才真正意识到彼此不同出身的配偶，比对另一种文化一直陌生的公民更难被敌人形象所说服。卢沟桥事变仅七个月后，周作人就写了散文《关于卖糖》。mccxxvi这被批评为"消沉颓废"等等。mccxxvii
借一篇关于麻风病传播的报纸文章之机，周作人在1937年4月的《关于"过痒"》mccxxviii中指出了一种传统迷信：据说麻风病只能在异性之间传播，或只能由女性传给男性，且在经过一次或多次（最多十次）传播后，传播者自身的病就能痊愈。他为此引用了1700年的文献。据说彻底的隔离也能治愈人。周作人以援引西方和日本医学的基本认知，彻底破除了这一迷信。
如前所述，后来确实发生了被迫与日本人合作的事情，以下将追述其经过：
如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所了解的只是皮毛。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批评文章说，后来他的思想"落后"了，他"堕落"为"汉奸"（卖国贼），mccxxix此后他的散文便不再被提及。但"五四运动"时期的周作人则是纯洁而重要的。mccxxx另一份中国资料也简单地说："1938年至1945年是周作人最不光彩的时期，他沦为了汉奸。"mccxxxi
在周作人多次拒绝与占领军合作之后，1939年1月1日他遭到暗杀，他的司机在袭击中身亡，他本人只受了轻伤得以逃脱。周作人确信日本人是幕后主使，mccxxxii因为他曾反对日军的军事行动，不仅对留在北平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对北平较为开明的日本人产生了影响。mccxxxiii在1947年的审判中，周作人也提出了这一事件来证明他与日本军方之间的敌对关系。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他决定名义上与日本人的傀儡政权mccxxxiv合作，正如他在审判中所供述的。当北平大学文学系重新开放时，日本傀儡政权任命他为系主任。他成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和华北综合研究所副所长。mccxxxv
他的行为至少产生了以下后果：他保全了二十口之家，保护了北平大学免遭破坏，而且这一切不是以人命为代价，而"仅仅"是——被迫地——以他的名誉为代价，对此他自己始终心知肚明。他自认为是一个为国家做出牺牲的爱国者。
在德国，阿登纳（Adenauer）的行为或可与之相比：1918年一战结束后，工兵苏维埃占领了科隆市政厅，阿登纳要求他们任命自己为"治安与秩序专员"，他们也当即照办。这样他才得以使科隆免遭更大的破坏。尽管周作人因其与占领军合作的决定而被判刑，但最终获得了特赦，此后他再也没有得到承担更大责任的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文学研究的观点似乎将周作人留居北平视为又一个分界点。实际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1938年在文学创作上构成一个分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多种资料，据说他的第四个创作阶段是从这一年开始的。相反，周作人在1938年前后的散文中表现出了连续性。
被迫做出名义上合作的决定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他在社会上受到排斥，而这又是1940年代遭受排斥后其散文创作中忧郁消沉基调的原因。mccxxxvi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批评——必须为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所做出的"叛徒"判决提供事后的理论根据——将周作人的早期作品就解读为"资本主义的"，然后如上所述随着时间推移给他扣上"思想落后"的帽子，以此使他从"五四运动"英雄到"汉奸"的转变显得更加可信。
然而，因中国文学研究囿于意识形态而对其投以嘲讽的目光是不恰当的：在西方文学研究中，周作人的散文也时而被评价为"不合逻辑"、"过于笼统"、"绝对化"、"重复"和"以古典外衣"示人。mccxxxvii周作人有时被视为一个"有趣的研究对象"，因为他身上存在着"传统中国价值"与"现代精神态度"的"共存"。mccxxxviii
然而事实上，周作人辉煌的文学作品——包括他对鲁迅的传记性研究——在他遭受社会排斥之后，必须独立于其意识形态或政治决定来加以审视，何况他自认为是这些决定中的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尽管批评纷纭，但此处也清楚地表明，对一个人的评价是随历史变迁而变化的。周作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日本傀儡政权合作，恐怕只有他自己能够回答。维希法国的通敌合作和日本占领下中国的通敌合作——这里仅举几个其他例子——之所以受到谴责，是因为占领者在第三方的帮助下被击败，而本国的历史因此得到了正面评价。况且，外族入主在中国的朝代历史中不乏先例，且在事后得到了接受：入侵者有拓跋（386—534）、契丹（907—1125）、建立金朝的女真（1115—1234）、蒙古人建立的元朝（1279—1368）以及最后满族人建立的清朝（1644—1911）。
周作人留居北平使他得以在1940年于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1937年编成的散文集《秉烛谈》mccxxxix（烛光下的谈话）。
借1940年或1941年赴日之机，周作人反思了与日本的关系：他对日本文化怀有真诚的兴趣，在其中寻找独特之处，并不贬低从中国传入的元素，而是追寻中国文化遗产在日本所经历的特殊嬗变。某些事物在日本甚至比在中国保存得更好。如上文关于日本题材散文所示，周作人在赞赏之余也批评日本，mccxl其批评力度强于态度较为暧昧的兄长鲁迅。因此，"叛国者"的指控在今天西方人看来更加难以理解。
在距上次1933年访日七年后，1940年12月17日，周作人在散文《日本的再认识》mccxli中回顾了当时对东京的印象。日本成功地从西方引入了进步，却没有失去自身的特色。周作人在饮食、居住、足部文化、游行等方面比较了中日两国。他还介绍了日本现代文学。在他第一次旅居日本期间，恰逢一股抒情浪漫主义浪潮。中国、韩国、日本和安南共同的文化源头使中国人——不同于西方人——更容易理解日本。要理解日本，必须从宗教入手：神道和禅。由于留学之后接踵而来的战争，关于日本文化的文献在中国未能像通常那样广泛传播。
1941年，周作人出版了书评集《药堂语录》mccxlii（药堂的言论录）。
1941年1月4日，周作人出任傀儡政权教育督办总长，任职至1943年2月10日。1941年4月，周作人作为东亚文化会议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mccxliv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ccxliii时谈到民族叛变的文学和"奴隶文学"，周作人由此——如上所述——被打上了烙印。甚至在26年后，毛泽东还再次确认了这一判决：1968年7月28日，林彪对他说："鲁迅的弟弟可是个大汉奸"，毛泽东则和缓地说："我自己也不是很有见识和才能[……]"。mccxlv
1942年，周作人在北平出版了两部选集：散文集《苦口甘口》mccxlvi收录23篇散文，写作时间从1937年5月至1941年2月，附有一篇序言。mccxlvii第二部散文集《药堂杂文》收录了中日交战期间的更多散文。在这部集子中，周作人通过描写中国传统，明确表明他的忠诚属于中国。然而他同样清楚地展示了日本和中国共有的传统根脉。
1944年，周作人在北平和上海出版了三部选集：《苦口甘口》、mccxlviii以同名散文为题的《书房一角》mccxlix以及《秉烛后谈》。mccl
在美国投下原子弹mccli导致日本投降后，周作人于1945年在国民党指挥下被押送至南京，以通敌和叛国罪被判处十年监禁。继共产党领袖毛泽东1942年的道德谴责之后，这是他遭受的第二次定罪。从1945年12月到1949年1月，他在上海的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多。
在敌对的日本，1945年出版了一部由多位友人和同事撰写的传记性散文集《关于周作人》。mcclii在上海，1945年出版了周作人的散文集《立春以前》。mccliii周作人在1945年尚在自由之身时所写的作品，1961年在香港以《知堂乙酉文编》mccliv（知堂1945年作品集）的标题出版。在中国大陆的文献中，1945年至1949年这一阶段大多未被提及。mcclv即使在监禁期间，周作人仍是人们谈论的话题：1946年在上海发表了文章《关于周作人的几本书》。mcclvi钱钟书在1946年的小说《猫》mcclvii中将周作人漫画化为一个"留着日本式小胡子的老头"陆伯麟——表面上曲意逢迎，背后却对朋友说尖酸刻薄的话，面色不健康，对日本的亲近超过任何人。钱钟书痛骂陆伯麟是日本大国利益最恶劣的帮凶，其文字毫无幽默可言。他还指责陆伯麟在日本文化用品和饮食方面品位低劣。
1947年，周作人在南京受审。在审判中，周作人表现得并非消沉被动，而是斗志昂扬，仿佛确信自己无罪。他最有力的辩护者之一是胡适，后者称他为"忠臣"，并指出周作人在围城期间倾尽全力保护北平大学校区免遭破坏。周作人自己也视自己为爱国者和地下抗争者。他认为自己是被冤枉入狱的，正如他借用苏轼的类似遭遇所表达的那样：
梅花的画人人可见，
但执笔的心志难以理解。
恰如"乌台诗"，
苏轼的行迹非同寻常。
尽管叛国罪本应判处死刑，但鉴于周作人"在敌占时期有功于民"这一减轻情节，他在国民党政府治下被以"战犯"罪名判处14年监禁。mcclviii周作人提出上诉，刑期被减为十年。mcclix即使在定罪之后，围绕这位作家的争论仍在继续。1948年出现了对周作人的正面评价：《再论周作人》mcclx和《南京狱中访周作人》，mcclxi后文中黄裳报道了他在看守所中对周作人进行的一次访谈。1965年，一份香港杂志刊登了报道《周作人与关逸仙幸免死刑》。mcclxii
1949年，当共产党人从北方南下即将攻占上海已成定局时，周作人在国民党统治者的大赦中获得特赦。他回到了这座曾经的、也是新的首都——如今重新更名为北京。在那里，他不得不靠写作来养家糊口，但自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的定性以来，他一直背负着"奴隶文人"的烙印。同事和文学研究者在其著作中因其在日据时期的通敌行为而对他此前的文学成就也视而不见。mcclxiii在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里，任何独立的批评者都不再有容身之地。因此，在他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长达18年的创作阶段中，周作人转而从事希腊和日本文学与民俗的翻译与研究，以及对已故兄长的回忆录整理（见下文）。mcclxiv他这一时期的一些书信发表在香港杂志上。他的晚期散文以事实为导向，西方文学研究有时否认其任何文学价值。mcclxv按中国官方的解读，周作人被指责为：在其晚期作品中，他必须承受自己年轻时曾提出的批评——"只看到苍蝇而看不到宇宙"。mcclxvi 1950年，当活跃的日本译者在北京为54位作者和二十多种杂志的翻译申请许可时，出于政治原因，无论是幽默作家老舍还是周作人都未在其列。mcclxvii
周作人本人通过撰写一篇序言来表示对新政权的认同，文中论及1910年后来成为日本人南方傀儡政权代表的汪精卫mcclxviii所构成的危险。mcclxix
自1950年起，周作人主要翻译希腊文学，同时也翻译日本和俄国文学。mcclxx此外，他致力于记录对兄长的回忆。1953年他出版了散文集《鲁迅的故家》，mcclxxi其中收录了与这位后来被尊为国家诗人的兄长在绍兴共同度过的童年回忆。1954年又出版了一部提供鲁迅小说背景资料的集子《鲁迅小说里的人物》，mcclxxii 1957年出版了《鲁迅的青年时代》。mcclxxiii自1959年起，他又在香港发表散文，回顾自己的工作与人生：《过去的工作》。mcclxxiv上文已提到的《知堂乙酉文编》mcclxxv（周作人1945年作品集），直到此时——1961年——才得以出版。
周作人影响了吴晗（1909—1969）和邓拓等散文作家，他们在1961年以"水彩画般"mcclxxvi的笔触巧妙地颠覆了当代秩序及其教条。邓拓在1961年3月至1962年9月间以《燕山夜话》mcclxxvii为题发表的153篇散文中，针对大话连篇、文学流水线生产、"盲目性"和缺乏幽默展开了论战。他以一则寓言讽刺了毛泽东失败的"大跃进"政策：一个农民向妻子吹嘘说，他能通过一个鸡蛋的交换和投资创造出财富，用来娶妾——妻子一气之下把鸡蛋打碎了。这些散文中有31篇附有导言的德文译本存世。mcclxxviii
1961年，周作人也在一份台北杂志的文章《关于周作人》中获得了肯定。mcclxxix 196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了1980年代末以前最后一部收录此前未发表文稿的散文集：《木片集》。mcclxxx 1962年，他的妻子在北京去世。1960年代，他的散文集在香港获得再版，并被译成日文。mcclxxxi在日本，围绕周作人的研究十分活跃。mcclxxxii在台湾，梁实秋也将周作人收入了他的专著《"五四运动"与文学》。mcclxxxiii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自出狱以来已写作了十一部著作，另有六部在准备之中。
1965年，一份香港杂志发表了《关于周作人学说与著作的若干杂记》。mcclxxxiv同年在台北出版了一篇嘲讽周作人和鲁迅兄弟的文章《纪念周氏兄弟》。mcclxxxv
1967年，mcclxxxvi周作人在北京去世。香港《大华》报刊登了一篇讣告。mcclxxxvii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周作人均被视为"非人"。然而这并未对其知名度造成多大损害："过去几十年的剧变只是稍微削弱了公众对周作人散文的普遍兴趣。"mcclxxxviii原因或许在于其流畅的文风、人道主义的思想，以及他的散文比许多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更具超越时代的特质。1990年代研究文献的增长mcclxxxix以及他的文本在散文选集中始终保持的高度存在感表明，有必要对周作人进行重新评价。
在他去世后出版了一些收录此前未发表文本的选集，不过直到1980年代末只在香港出版：1970年《知堂回想录》，mccxc 1988年《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mccxci以及大量书信集和一部诗集。
波拉德（Pollard）在1986年的"译者注"中指出，与其更为知名的兄长鲁迅的作品相比，周作人的作品在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80年代中期一直受到压制。mccxcii "但他仍然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创造力和最有个性的散文家之一。"mccxciii
本书对周作人所进行的研究，廓清了出于意识形态——在文学研究上毫无意义——的理由而对他的贬低，并将周作人置于共和国时期杰出作家的位置上——这是按文学研究的标准他理应获得的地位。
如今的周作人——在其人生道路上从美文（schöngeistiger Essay）的先驱者变为意识形态化文学的坚定反对者，自1920年代末起有意以非政治化方式写作——显现为少数几位独立的、以人道主义精神为根基的作家身份的捍卫者之一。他将文学视为作者个人的表达，不愿让任何人在他的笔下指手画脚。周作人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未能更批判地评论那些机会主义文学，也未离开中国，这是由于他在日据时期的政治角色以及由此导致的1942年毛泽东对他的排斥所造成的特殊处境。
在将鲁迅介绍为一位悲观的、批判社会的散文家——他在1920年代末转向"主流"并成为其领袖之一——之后，周作人则呈现为同样持悲观态度的一批作家的代表：他们自认为看清了"主流"的错误方向，却只能以非政治性题材而非批评来作为回应。下面在对其他几位相关散文家作简短介绍之后，将考察朱自清。
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叶圣陶、林语堂
这五位散文家按其重要性排列，他们的特点可在《中国散文辞典》各脚注所示页码及《中华民国传记辞典》mccxciv中查阅。这一作家群体生于19世纪末，经历了清朝的覆灭以及内战和民国时期的动荡：
郭沫若mccxcv（1892—1978），与茅盾并列散文现代名家榜第11位、总榜第15位（排名表见第 页），除散文外还创作了小说、戏剧、文学批评，并且是最早以白话写诗的诗人之一（《女神》，1921年）。在散文中，他融入了自己作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科学家的经验。留日归来后，他与他人共同创建了"创造社"，1924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31年出版了《山中杂记》，mccxcvi书名是对冰心和郑振铎同名选集的致意，收录三个部分共19篇散文，1990年代再版。战争期间他担任重要的宣传职务。1949年后他成为文化官僚系统中的重要干部、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他翻译了歌德（Goethe）的作品——包括《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作品。上述群体中还包括朱自清（1898—1948），将在第 页及之后更详细地介绍。
应当提到的是叶圣陶mccxcvii（原名叶绍钧，1894—1988），他以简朴而克制的语言、带有情感底色来描写反英雄人物。他在散文现代名家榜上位列第21位、总榜第33位（排名表见第 页）。他撰写风景描写和抒情散文。此外，他作为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师的生涯场景也在作品中有所反映。他的小说和短篇小说同样知名。他是"文学研究会"的联合创始人。他为穷人和被压迫者发声，反对愚昧和过时的价值体系。1993年再版了他的散文集《总觉得一间书房不能不来的》，mccxcviii收录37篇散文，附有标注日期为1935年12月的作者序言。在这套丛书的卷册目录中，该集以作者原名叶绍钧列出。
上述群体中还有以中英文双语写作的林语堂mccxcix（1895—1976），他在散文现代名家榜上位列第6位、总榜第8位（排名表见第 页），1989年有三部德语研究专著问世。mccc他在上海长大，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曾在哈佛大学和莱比锡（Leipzig）从事学术研究并在莱比锡获得博士学位。1937年至1954年间他居住在美国，之后担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晚年在香港和台湾度过。
林语堂批判旧事物，倡导文学革命。他是周作人的志同道合者，同为"公安派"的拥护者。mccci林语堂主张随笔性散文，希望在散文中"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基调"mcccii来表达自己的文人个性。令鲁迅遗憾的是，他无法被动员为政治目标服务。他曾在美国和德国留学，自1930年代起居住在美国。在西方，他因对中国精神世界的描绘而闻名。1924年至1930年间，林语堂为杂志《语丝》撰稿，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幽默杂志《论语》（1932—1937年）。林语堂也写过反对现代白话文的散文，认为白话文缺乏效率和优雅。他在英文出版物中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
1993年再版的《有不为斋文集》mccciii收录了55篇散文。这些以日常话题或地方风情为内容的散文清楚地表明，林语堂没有让自己被意识形态所利用，而是致力于文化交流。《哥伦比亚现代中国文学选集》收录了以下两篇1949年以前的散文：《论我该戒烟》mccciv和《杭州的和尚》，mcccv以及以下两篇1949年以后的散文：《论购物》mcccvi和《论赤脚之美》。mcccvii
1994年，伊莳编选出版了《林语堂散文精选》，mcccviii收录38篇散文，分为以下主题："国外"、"文化"、"文友"、"女性"、"日常趣事"、"幽默人生"、"品评世相"。该选集印数达20,000册。
林语堂是西方与中国思想世界之间的文化中介者。他试图将自己以西方为取向的"表现主义"文学理念植根于"公安派"副传统的"文以言志"之中。
应当提到的是茅盾mcccix（沈雁冰，1896—1981），他以小说《春蚕》描写了农村经济在外国进口竞争下的衰落，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是翻译家、文学理论家、历史学家、重要的中国叙事作家、"文学研究会"的联合创始人，也是"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向中国读者呈现了广泛的西方文学及其理论，包括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
在担任文化部长（1949—1965年）并出任官僚体系中多项职务后，1949年以后他留存的作品仅有简短的文学评论、演讲和报告。他与郭沫若并列散文现代名家榜第11位、总榜第15位（排名表见第 页）。
文选《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mcccx收录了他的三篇关于文学与传统形式运用的早期散文英译。
1993年再版了他收录19篇散文的《耳闻杂记》。mcccxi 1995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丛书中出版了由贾亭、纪恩编选的四卷本《茅盾散文》，印数10,100册。其中第一卷mcccxii收录65篇散文，主题为"小品"、"乡村"、"上海日常"、"战争时代"和"自传"。第二卷mcccxiii收录218篇散文，主题为"游记"、"论鲁迅"、"杂论"、"通信"。第三卷mcccxiv收录62篇散文，主题为"创作经验"、"文学理论"、"书评"。第四卷mcccxv收录75篇散文，主题为"人间情感"、"论作家"、"序跋"、"文学宝库"。
这一作家群体中还包括瞿秋白（1899—1935），他的两篇散文——《文学的自由与作家的不自由》和《大众文艺的问题》——英译收入《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mcccxvi选集。瞿秋白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之一。他抨击"五四运动"作家对西方文体的平等主义式运用，称之为"洋八股文"（外国八股文）。他很早就要求文学必须面向大众。他主要翻译了俄文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著作。1927年，瞿秋白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但同年即被免职，原因之一是他被认为对1927年4月国民党政变后共产党的崩溃负有部分责任。他因病体太弱无法随同志参加长征，被捕后于1935年遭国民党处决。
这一群体还包括老舍mcccxvii（1899—1966，详见第 页及以下）和郁达夫mcccxviii（详见第 页及以下）。
4.3 以英国散文为范本的叙事性散文——朱自清（1898—1948）
最 发 达 的 要 算 是 小 品 散文。［…］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mcccxix
发展最为充分的当属小品散文。[……]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
朱自清有四篇非政治性的、极具代表性的散文被收入《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背影》mcccxx在统计评价（见第151页及以下）中平均排名第一，《荷塘月色》mcccxxi排名第二，《匆匆》mcccxxii排名第四，《春》mcccxxiii排名第六。一向可靠的《哥伦比亚选集》误称朱自清于1931年至1932年在伦敦留学，实际上是1930年至1931年5月，此后他游历了欧洲。mcccxxiv 朱自清在散文家总排名中位列第二（排名见第 页）。
朱自清长达28年的散文创作，通过作品选集mcccxxv和两部年谱mcccxxvi可以便利地查阅。关于朱自清有一部详尽的英文研究著作。mcccxxvii由于其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他也是少数较早在台湾受到研究的作家之一。mcccxxviii
朱自清mcccxxix（朱自华mcccxxx，1898—1948）于1898年11月22日出生于山东省东海县海州。他的家族世代担任东海县官吏。幼年时接受了古典教育。mcccxxxi关于这一时期的信息可见于他的散文《我是扬州人》。mcccxxxii 1916年，朱自清离开扬州前往北京准备北京大学入学考试。寒假期间返回家乡，与武锺谦成婚。1917年2月，他暂时将妻子留在扬州，同年夏天回来陪伴了两个月。在通过最初的资格考试后，他便参加了哲学系的课程，哲学后来成为他的主修专业。mcccxxxiii
1917年冬，朱自清在扬州参加了祖母的葬礼。其间他也见到了住在另一座城市的父亲。返程途中，父子二人在火车站告别。mcccxxxiv 19岁的他一方面意识到父亲对他的眷恋，另一方面也感到父亲对他而言已不再构成权威，因为他已经过着自己独立的生活。朱自清在散文《背影》mcccxxxv中记录了这一经历，此文后来成为现代散文中被选入最多的作品。mcccxxxvi 该文以回忆的形式写成，采用了一种有意区分叙述者"我"与被叙述的"我"的叙事视角。
况且我已经长大了，可以照顾自己了。如今回想起来，我那时真是太自以为是了！mcccxxxvii
语言十分平实，却令人感动。当朱自清从背后看到父亲时，变化了的家庭境况突然清晰地呈现在他眼前：一次是父亲为他去站台买橘子时，一次是父亲离去时。从这简单而简短地描写的日常场景中，父子之间深沉的爱却清晰可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评价其风格质朴，"犹如刀削木头"。但朱自清做到了"文学性地、高质量地写作"，整篇散文"以其真挚的感情"令人信服。mcccxxxviii
这篇散文的巨大影响力可以用其中所表达的、深深植根于民间的道德价值——孝（子女对父母的虔敬）来解释。
1919年1月，朱自清与其他同学创办了杂志《新朝》（新潮流），其中很早就发表了以现代口语写成的文学作品。他本人在其中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心理学的范围》。mcccxxxix
从1919年底到1923年，他创作了为数不多但非常有分量的新体诗，mcccxl很快便以其独特的风格成为"五四运动"诗人之一，他以爱国的姿态参加了这一运动。他较早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及其他团体。他为"新文学运动"杂志《诗》撰稿，投身于学生社团，并大力倡导新诗的形式。1920年，他在《学生周刊》上发表了两首诗和一篇德国儿童故事的翻译。mcccxli 1920年5月，朱自清完成了哲学学业。此后他在浙江和江苏从事各种教学工作。关于他的童年，可参阅自传体散文《冬天》。mcccxlii 夏天，他带着妻子和一个新生儿回到扬州。与他同时、在同一所学校，俞平伯（生于1900年）也开始任教。两人很快结识并互相欣赏。不过俞平伯只在这所学校待了六个月，朱自清待了一年。1921年，全家迁往扬州，他在那里短暂地教了一段书，但与校长关系不睦。mcccxliii 因此朱自清再次更换了住所，这次去了吴淞（江苏），继续从事教学。在那里他结识了叶圣陶，两人因进步的教学方法而意气相投。
朱自清后来在散文《我所见的叶圣陶》mcccxliv中描述了他与叶圣陶的友谊。文中他描写了这位作家的种种缺点和古怪嗜好，同时也写了他的优点和可爱的品质。
当他们的现代教学方法遭遇阻力时，朱自清和叶圣陶一同离开学校前往上海。朱自清随后作为教师返回杭州。叶圣陶也来到那里，但只教了两个月。1922年1月，两人与俞平伯（均为"文学研究会"成员）共同创办了杂志《诗》，mcccxlv但该杂志只维持了几个月。他们在其中发表现代诗歌，也包括自己的作品。1922年6月，朱自清与他们二人及另外六位作者（其中包括周作人）首次以书籍形式出版了他的19首诗：《雪潮》（雪的早晨）。mcccxlvi 1922年9月至1923年2月，他在台州任教，之后去了温州。mcccxlvii 1922年12月，朱自清完成了长诗《毁灭》（毁灭），于1923年3月发表，mcccxlviii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品之一"。mcccxlix 朱自清在近300行诗中表达了他对生活的沮丧和苦闷。mcccl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种解读，他的许多诗歌表达了反君主制和反封建主义的立场。mcccli
1923年3月，朱自清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小说：《笑的历史》，mccclii其中描写了妻子在他赴北京求学期间的孤独和忍耐。mcccliii 由此他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作为作家的声誉。mcccliv 自1923年起，朱自清也开始创作散文，这些散文最初于1924年与诗歌一起收入散文集《踪迹》mccclv出版。mccclvi 朱自清凭借其中最早的两篇散文即以散文家身份成名：第一篇《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花》mccclvii描写了一幅宁静的黄昏景色，由月亮、飞鸟、卷帘和海棠花几个元素构成。描写逼真如画。第二篇《匆匆》mccclviii表达了对人生短暂、时刻与无常相伴的认识。这篇散文的特殊力量在于对人生的理性审视。
这部散文集中的其他三篇作品值得举例说明：首先，在散文《白水漈旁》mccclxi中，他描写了瀑布这一自然奇观以及瀑布在他心中激发的强烈感受。由此他得出了关于人生的哲学感悟。这些感受的传达令人信服。在第二篇散文《春》mccclx中，朱自清描写了初春时节的自然景象。文风十分轻松，读者能够感同身受。在《中国散文鉴赏辞典》mccclxi中，其意境被比作贝多芬（Beethoven）《欢乐颂》的氛围。在第三篇散文《绿》mccclxii中，朱自清描写了梅雨潭——一个瀑布汇入的深潭——的水色。那种绿不同于其他知名景点的绿色深浅。他将潭水的律动比作婚纱的飘曳，以及少女心灵的悸动。这篇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自然与情感的高度统一。
朱自清很快便被视为最优秀的白话散文家之一：mccclxiii "若论纯白话文的风格之完美，首推朱自清。"mccclxiv 郁达夫称他为最优秀的散文家之一。mccclxv 朱自清停止写诗，转而成为散文家和短篇小说作家。
1924年7月，他迁往宁波，夏天写了《海行杂记》，mccclxvi一篇讲述从天津到宁波的船旅见闻的游记，内容涉及船上粗鲁的行为和恶劣的服务。在散文的第一部分，朱自清抱怨船上设有专供欧洲人使用的隔离区，中国人被禁止进入。这被解读为朱自清的"反帝"立场。mccclxvii 事实上，在朱自清的作品中很少见到政治性的评价。与鲁迅和周作人一样，朱自清也写了一篇关于1926年3月18日惨案的散文：《执政府大屠杀记》（关于政府屠杀的报告mccclxviii），而他本人就是示威者之一，亲历了这一事件。mccclxix
他少数几篇带有政治色彩的散文之一便是《执政府大屠杀记》。mccclxx 与鲁迅和周作人一样，朱自清也对这一事件作出了回应。但与两位同仁不同，他没有通过犬儒主义、反讽或幽默来保持距离。他仅仅提出了控诉，并正确地预言了这样一个政府不会长久维持下去。
除了此类散文之外，朱自清是一位在作品中不表达政治立场的作家。即便如此，他在身后仍被马克思主义者拉入其意识形态的轨道：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冯雪峰mccclxxi（1903—1976）认为，朱自清只需"对社会和艺术再多一点关心"，他就"会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mccclxxii 甚至西方学者也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评价朱自清的散文：他缺乏茅盾那样的"意识形态激情"以及"像郭沫若那样作为作家和学者提出革命性新理论的能力"。mccclxxiii 独立批评家冯至（生于1905年）则赞扬了他的客观性。mccclxxiv
与俞平伯的一次秦淮河mccclxxv同游促使两位作家各写了一篇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mccclxxvi 朱自清的版本标注日期为1911年3月10日于温州，但实际上该文直到1923年10月11日才完成。mccclxxvii 秦淮河流经南京以南。朱自清的这篇散文"在中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mccclxxviii尽管行文略显繁复，有所重复，且存在一些小小的不一致之处。mccclxxix 它被誉为"也许是他写景散文中最杰出的作品"。mccclxxx "虽然他此前已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过多篇散文，且这本书只收录了几篇散文，但[……此文]被赞誉为散文的杰作和白话美文的典范。"mccclxxxi
他散文的一个特征是看似客观的写作态度：朱自清在其大多数散文中所采用的那种看似独立的、全知式的叙事态度，令人联想到T.S.艾略特（T.S. Eliot）。
1925年，朱自清成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从这一年起，他的创作重心完全转向了散文。这些散文在周作人一派中以质朴和自然见长。朱自清写作愈发勤勉，他那种控诉的笔调转变为对被压迫民众苦难的抒情式同情，转向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mccclxxxii 这一时期有两篇写景散文值得简要提及：在《温州的踪迹》mccclxxxiii中，朱自清先是感性地描写了这座城市，接着突然转向对居民的描写。《舟子》mccclxxxiv是一篇讽喻旧社会的寓言，朱自清将其具象化为一只简陋的小船——尽管简陋，却仍分为两个座位等级。
1928年2月，他声明自己既非革命者也非反革命者，而是一个市民阶层的人，只希望能够安宁平和地继续从事文学和教育活动。mccclxxxv 这一立场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1927年至1929年，朱自清在婚后第一个安稳的阶段住在北京。1928年10月，他的第二本书《背影》mccclxxxvi出版，收录了19篇散文，其中包括一篇序言。这是他的第一部纯散文集，其中两篇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一篇是与书同名的散文，上文已有论述。mccclxxxvii 1928年的压抑氛围体现在收入该集中的第二篇值得重点关注的散文中：《荷塘月色》mccclxxxviii是一篇自传体抒情散文，描写了一次散步——在一个宁静的夜晚，他沿着一个池塘漫步。朱自清描绘了月光交替照射在叶片、荷花和水面上如同弹奏拨弦乐器般奏出的和谐"旋律"。他描写了那个夜晚的光影、色彩和声响。蛙鸣使朱自清意识到，自然中的那份闲适与忧虑重重的人世并不对应。文笔细腻而清新，艺术上极具内涵。他的观察给人以新颖之感，行文从容沉稳。朱自清流畅地描写了思绪世界与现实感知之间的过渡：
想着想着，我已走回了自己的家门前。推门进去，里面很安静，我的妻子已经沉沉地睡了很久了。mccclxxxix
除了上述两篇名作之外，这部散文集还收录了另外四篇散文，以下简要概述：
一、朱自清在北平的日常生活中忽然想到南方的台州，写了一封长长的感性"书信"mcccxc。其中他回味着"大自然"在人心中唤起的强烈感情。而现实则令人麻木。在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下，甚至连简单平静的生活都无法实现。朱自清使用了日常口语，表达了爱国情感，似乎有志为同胞的福祉而努力。
二、朱自清在散文《女人》mcccxci中阐述，只有认识了女性的个性、她们的体态以及女性特有的自爱，才能欣赏她们的美。朱自清借助一位朋友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三、在《儿女》mcccxcii中，朱自清回顾了养育五个孩子过程中的悲欢。他描写了吃饭、洗碗和玩耍等日常琐事，以及斥责和打骂等反应。语言口语化，理性而富有趣味。
四、在散文《说梦》mcccxciii中，朱自清阐述人生何其短暂。然而若加上梦境，生命便延长了一倍。梦中一切都十分自由；朱自清以此作为与当时令他不满的社会的对照。
1929年11月26日，他的妻子死于肺结核，留下六个年幼的孩子，他将孩子们送往扬州的亲戚家。1930年他从事教学，写作甚少。当朱自清认识了一位新的女性但仍想等待守丧期满之际，1930年7月20日，他最小的儿子去世了。
朱自清决定前往欧洲旅行。1930年8月，他赴英国进行研究访学。1930年9月8日抵达伦敦，在伦敦大学学习语言学和英国文学，直至1931年5月。此后他游历了五个欧洲国家。这些经历和见闻被他记录在1934年出版的游记散文集《欧游杂记》mcccxciv和1943年出版的《伦敦杂记》mcccxcv中。他于1932年7月7日离开维也纳。mcccxcvi
尽管《欧游杂记》中的所有散文都是关于他的旅行，但在表现方式上却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一、在《威尼斯》中，朱自清描写了这座城市的船只、水道、建筑、艺术与文化。尽管带有札记的性质，文风却很抒情而生动，比如他把水上的客船比作街上的公共汽车。mcccxcvii 二、在散文《荷兰》mcccxcviii中，朱自清记录了初夏荷兰的自然印象，由于天气寒冷，给他的感觉犹如又一个秋天。朱自清将周围的环境形容为中世纪般的。他以寥寥数语细心地描写观察，试图把握这个国家的本质。三、在散文《庞贝古城》mcccxcix中，他写道自己觉得这座城市更像是希腊的而非罗马的。他对裸体雕像作了精确描写，以此作为罗马衰落的佐证。四、在散文《瑞士》mcd中，朱自清描写了如画的山水风光，大部分从火车车窗的视角展开。五、在散文《房东太太》mcdi中，朱自清以自传体方式描写了他在伦敦担任讲师期间的经历，可以感受到克里斯托弗·莫利（Christopher Morley）散文《一位牛津女房东》（"An Oxford Landlady"）的影响。mcdii 六、在讽刺性散文《杂记》mcdiii中，朱自清不表露自己对所见所闻的看法，而是以一个天真旁观者的姿态出现。他批评了官僚、特权以及知识分子的无趣。
朱自清乘船返回，1932年7月31日抵达上海。8月4日在上海与陈竹隐结婚。9月出任清华大学文学系主任。闻一多在那里任教，两人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1933年，他在上海发表了散文《给亡妇》，mcdiv以书信形式写成。文中他感谢亡妻武锺谦的耐心和默默的奉献。他告诉她孩子们一切安好。然后向她介绍了他的新妻子，说她尊重亡妻的记忆并照顾着孩子们。他沉浸在与妻子共度的十二年的回忆中。在他的中年，她离他而去。在这篇感人至深的散文中，他得出了人生充满苦痛的感悟。
1934年，朱自清担任两本新创办杂志的编辑：《文学季刊》（Literary Quarterly）mcdv和《太白》（Venus）mcdvi，两者均存续甚短。mcdvii 1934年，上文介绍过的《欧游杂记》出版。
1935年，他编辑了《中国新文学大系》mcdviii的《诗集》并撰写了《导言》，mcdix从而巩固了他在诗学领域的权威地位。同年3月，散文集《你我》mcdx出版，收录了随笔和关于书籍、诗歌与散文的评论。书名取自其中一篇关于现代白话叙事视角的散文。这篇散文也是第一篇关于语言的散文。mcdxi 所收录的散文不如早期创作阶段那样令人信服，但在白话语言的运用上更加自然和精确。mcdxii
1937年6月，朱自清发表了散文《诗言志说》（关于诗歌中意旨的讨论），mcdxiii这是一篇关于文学批评术语的散文体论述。mcdxiv
1937年7月7日，如在周作人部分所述（见第 页），日本人进入北京。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朱自清也离开了北平。9月22日，他随清华大学南迁至长沙，于1937年10月4日抵达。在那里他担任临时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该大学由原北京的三所大学——北大、清华和南开——合并而成。mcdxv 此前朱自清虽在思想上倾向自由派阵营，但一直置身于国内政治之外，此时出于爱国之情，他决定支持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他成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秘书。朱自清随该系撤退到一个山区，长达近六个月。mcdxvi
1938年3月至4月，大学继续迁往云南昆明。朱自清所在的系被安置在附近的一个小镇。mcdxvii 在那里，他与叶圣陶合著了一本关于中国学校教学方法的著作《国文教学》，mcdxviii于1945年4月出版。朱自清和叶圣陶强调古典教育的必要性，但倡导现代教学方法，并关注语言学的重要性。
6月，他的家人前来与他团聚，9月全家迁往昆明，11月该系也随之迁来。从1937年中至1939年中，朱自清写作甚少。1939年，他开始撰写一部宋词概论，但始终未能完成。
1939年7月7日，他写了散文《这一天》，mcdxix纪念恰好两年前爆发的战争。文中他描述了战争的积极作用：人民被凝聚在一起，从麻木中惊醒。mcdxx 在这篇散文中，他表达了战争或许能够摧毁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停滞和僵化的希望。mcdxxi 朱自清在《这一天》中还表达了日本的进攻或许能够团结中国人的期望。mcdxxii
在《新中国在望》中，朱自清憧憬着一个有利于大多数人民的民主制度，憧憬着面向所有人的启蒙和教育机会。这篇散文未能完成。mcdxxiii 如果说他第一篇政治性散文——关于屠杀的那篇——仅仅源于对暴政滥用权力的愤怒，那么在这篇政治性散文中，朱自清明确表达了他所向往的社会形态。这些正是关键性的散文，它们表明朱自清在很大程度上不写政治性散文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现实的政治制度与他的理想相悖。他退居为一位纯粹献身于艺术的作家，可以从以下事实加以解释：一、政治制度的压制性质；二、政治抗议的无望；三、中国作家的普遍艺术退化——大量作家放弃了文学创作，转而撰写宣传性的应用文字。
在《文物·旧书·毛笔》mcdxxiv中，朱自清表达了古代文化遗存应当收入博物馆的观点。
由于1939年底朱自清患病，1940年夏天他前往成都（四川）休养一年，在那里撰写了《经典常谈》mcdxxv（关于经典著作的漫谈）。mcdxxvi 这是一部在新的考古学和文学研究成果观照下对古典散文和诗歌的讨论与分析。此外，他与叶圣陶开始构思两本关于中国文学各种古今体裁的教科书，于1941年春完成。mcdxxvii 1941年10月，朱自清精神焕发地回到昆明恢复工作，mcdxxviii但由于昆明遭受空袭轰炸，他将家人留在了成都。
战争期间的1942年，经济困难妨碍了他的文学创作。1943年，朱自清撰写了若干关于现代诗歌的文章，后来被收入散文集《新诗杂话》mcdxxix（关于新诗的随感）和1943年出版的《伦敦杂记》（伦敦杂忆）。1944年7月，他第一次婚姻中的第二个女儿去世。尽管承受着这一打击，他在回到昆明后不久，于10月完成了《新诗杂话》，12月完成了《诗言志辩》mcdxxx——一部关于中国文学史中诗歌术语不同含义的著作。mcdxxxi
战争结束后，学生们举行反政府示威，朱自清对他们表示同情；mcdxxxii 1946年5月，大学被关闭。
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7月15日，李公朴和朱自清的朋友、学生领袖闻一多在国民党的权力斗争混乱中遇难。朱自清组织了纪念活动。他悼念友人的演说mcdxxxiii广为传诵。1946年10月7日，朱自清携家人从四川返回北平。mcdxxxiv 他投身于政治活动：在饥荒期间，朱自清撰写了反美宣传文章，并拒绝接受美国的面粉援助，因为美国在战胜日本后在日本启动了重建计划。他短暂地恢复了教学和文学系主任的全部职务。1946年11月至1947年8月，他与他人合作编纂闻一多全集。mcdxxxv 1947年2月，他写了散文《文学的标准和尺度》（文学的标准与衡量），总结了他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见解。mcdxxxvi
随着年龄的增长，朱自清写了越来越多关于文学和语言的散文。mcdxxxvii 他将中国文学的发展视为雅（古典主义、高雅风格）——强调形式和教化——与俗（民间化、通俗风格）——倡导语言和感情的自然——之间的交替。1948年1月，关于文学的散文集《论雅俗共赏》mcdxxxviii（论对文学的共同欣赏）出版。
1948年，朱自清又出版了一部散文集《语文零拾》mcdxxxix（语言文学拾零），其中汇集了他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撰写的短评。mcdxl 他在其中主要考察了旧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mcdxli 他撰写了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书评以及散文集《诗言志辩》（论诗歌语言）、《新诗杂话》（新诗随感）。他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是散文集《语文影及其他》（论文学及其他），mcdxlii于1948年3月完成。其中朱自清讨论了现代汉语的各种方面和使用可能性。此外，这部集子还包含了对人生和一般人类生存条件的反思。
从这部散文集中可以列举七篇主题各异的散文：
一、散文《论诚意》mcdxliii呼吁社会中应有更多的真诚。
二、《论做作》mcdxliv批评了过多的矫饰和不诚恳，尤其是那种由空洞套话构成的无聊客套。
三、朱自清在散文《论自己》mcdxlv中悲观地述说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孤独：父母和妻子只给予个人短暂的关注，朋友也无法提供真正的爱。理想主义的自我牺牲毫无意义，因为无人注意。
四、在《论别人》mcdxlvi中，朱自清记述了他的观察：个体已将自己的角色从大家庭中转移到了群体（公司、社团等）中，如今在面对他人时代表的是群体利益。
五、在散文《论青年》mcdxlvii中，朱自清写道，"五四运动"使子孙们成为了个体，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群体的庞大，联合起来，想要将社会从传统价值观中解放出来。年长者对此感到恐惧并加以抵制。身处要职者必须兼顾年长者和青年的利益。
七、在《论轰炸》mcdxlviii中，朱自清阐述道，城市轰炸中无辜平民的牺牲并非毫无意义：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中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意志得以增长。传统的生活方式如今已被切实地摧毁了。
另外两篇关于知识分子角色和温饱问题的散文，从标题上看与上述散文浑然一体，但同时包含了明确的政治表态：在《论不满现状》mcdxlix中，朱自清认为，在历史上，普通民众以宿命论的态度忍受苦难，只有在饥荒时才起义反抗，而且也仅仅是为了满足各自地方或群体的利益。知识分子虽然指控统治者负有责任，但并未采取行动改变现状。一些知识分子领导了小规模的叛乱，但最终不过是为了获得一个权力稍大的个人位置而已。朱自清在散文《论吃饭》mcdl中总结了他的观察：过去，民众只有在面临饿死的威胁时才敢发动起义。但这些起义甚至被民众自身视为不合法的。知识分子则从不为吃饭发愁。在当今，民众已经形成了一种意识，认为反抗饥饿是他们的权利，而知识分子也第一次体验到了什么叫做饥饿。
晚年的朱自清似乎已经确信，知识分子有义务积极参与、消除社会的弊病：在《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mcdli中，他为中国找到了一个比喻——一个掉进井里的人。知识分子不应该坐在井沿上表达同情、口头上鼓励那个人，而应该跳下去帮他爬出来。这篇以形象的外衣包裹政治呼吁的演说，作于1948年7月23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发表了这篇演说，距他去世仅数周。
经过一场短暂而严重的疾病，他于1948年8月12日mcdlii或24日mcdliii去世。他窘迫的经济状况和疾病使他在毛泽东眼中成为英雄。对毛泽东来说，朱自清以其死成为了烈士：与闻一多一起，他体现了人民的英雄精神。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散文于1948年被收入散文集《标准与尺度》（标准与衡量）和《论雅俗共赏》（论雅俗共赏）。这些散文大多包含了对当时那个审查、压迫和混乱内战的"黑暗时代"的激烈控诉，同时也发展了一些思想和观察。mcdliv
他去世后不久，1950年代初出版了若干散文集和作品集mcdlv以及纪振淮编撰的一部年谱，纪振淮从对友人的访谈和当时杂志文章中搜集了相关信息。mcdlvi
196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篇以朱自清为"散文家和批评家"进行研究的学位论文。mcdlvii
在台湾，朱自清因其非政治性而能够被利用，作为"替代诗人"发挥了重要作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了他的若干作品集。mcdlviii
由此可见，朱自清在其自觉选择的非政治性散文创作中，堪称与他交好的周作人的战友。两位作家都与一个外国及其文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也许正是这种跨越国界的眼光使他们有能力认清本国文学"主流"的偏误发展。与周作人不同，朱自清在台湾受到了广泛关注，因为周作人由于其附逆行为在国民党那里也成了被否定的人物。
在论述了鲁迅、周作人和朱自清的立场之后，以下将以插论的形式简要介绍几位作家，并对郁达夫、老舍和徐志摩作较为详细的介绍，然后再转入对九位重点考察的散文家中的下一位——冰心的论述。
俞平伯、梁遇春、郑振铎、许地山等
俞平伯（1900—1990）写作杂感和类似短篇小说的散文。在现代散文家排名中他位列第14，在总排名中位列第20（排名见第 页）。他出生于浙江德清，1919年在北京大学完成文学学业，此后在多所大学任教。他参与了新文学运动，并加入了"新朝"（新潮流）、"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会）和"语丝"（语丝社）等文学团体。在最初以新体诗崭露头角后，1920年代起他更多地转向散文创作。
1929年，以《燕知草》mcdlix为题出版了26篇散文，其中包括一篇序言。他最重要的散文集是《俞平伯散文选集》：mcdlx其中汇集了1923年至1933年间的42篇散文，包括最著名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和《西湖的六月十八夜》（六月十八日的西湖之夜）。
正如他与周作人和朱自清的友谊所暗示的，俞平伯不属于左翼作家。他也在周作人的影响下写作自由散文而非杂感，这些散文常常带有一种朦胧的氛围。俞平伯写作感情充沛，同时也融入了他的文学学识。1940年代，他投身于"民主运动"。1949年建国后，他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成员，专攻《红楼梦》研究。mcdlxi
梁遇春（1906—1932）就读于北京大学，在上海暨南大学教授英文散文，专攻英国散文家培根（Bacon）和兰姆（Lamb）的著作。在现代散文家排名中他位列第9，在总排名中位列第12（排名见第 页）。英国散文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受周氏兄弟翻译活动的启发（见第35页），他除出版两部散文集外还发表了大量译作。梁遇春编辑了三部英国散文翻译选集，mcdlxii收录了艾迪生（Addison）、贝洛克（Belloc）、切斯特顿（Chesterton）、加德纳（Gardiner）、哥尔德斯密斯（Goldsmith）、赫兹利特（Hazlitt）、亨特（Hunt）、兰姆（Lamb）、卢卡斯（Lucas）、林德（Lynd）、斯梯尔（Steele）等英国作家的散文。他尝试"兰姆式"的散文风格，并撰写了出色的散文《查理斯·兰姆评传》。在中国，他的散文创作为他赢得了"中国的伊利亚（Elia）"mcdlxiii的美誉。在《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中，梁遇春以散文《春朝一刻值千金——闲人的闲话》mcdlxiv入选。1993年，他的散文集《泪与笑》mcdlxv再版。mcdlxvi
郑振铎（1898—1958）是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散文家、俄国文学翻译家、短篇小说作家和大学教授。他出生于浙江，1917年就读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郑振铎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他与茅盾共同组织了"文学研究会"，并提出了"血和泪文学"的口号。
他担任过多种杂志的编辑，如《学灯》、《文学旬刊》和《小说月报》。192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散文集《山中杂记》，mcdlxvii其书名源自冰心的同名散文集。在巴黎逗留之后，他又出版了多部散文集。在他的批评性散文中，他呼吁一种扎根于痛苦和失去的虚构"现实主义"，一种"血和泪的文学"。
1931年，他成为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爱国民主运动"。建国后，他出任文化部副部长。
他以学术分析性的散文捕捉了时代气息。mcdlxviii 他既不认为文学的任务是宣扬教义，也不认为是娱乐消遣。他更希望通过真情实感的表达在读者心中唤起共鸣。1958年，他在继续为文化部工作期间因飞机失事遇难。
许地山（笔名：落花生，1893—1941），生于台湾，幼时随父亲游历东南亚。他在佛教家庭中长大，常与传教士接触，后皈依基督教，在哥伦比亚大学和牛津大学研修宗教学。他创作了类似寓言的散文，常包含佛教教义。mcdlxix 他的散文和小说都带有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在现代散文家排名中他位列第15，在总排名中位列第21（排名见第 页）。
值得关注的是他的自传体散文《落花生》。mcdlxx 其中许地山讲述了全家人种花生、收花生、吃花生的经历，以及他在童年时从中获得的感悟。这篇散文被收入他的45篇散文集《空山灵雨》，mcdlxxi该集于1993年再版。
自然与散文——旅行作家郁达夫（1896—1945）
关于郁达夫（郁文），现有的传记比任何其他民国作家都多。mcdlxxii 原因或许在于：他的自传体作品具有强烈的告白性质，主题上频繁涉及性欲，mcdlxxiii而且他在苏门答腊的第二重身份及其死亡情况至今尚未确证。mcdlxxiv 在现代散文家排名中他位列第9，在总排名中位列第12（排名见第 页）。
散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mcdlxxv标注日期为1923年5月19日，于1996年以英文翻译收入《中国现代文学思想》（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选集。mcdlxxvi
此处综合的传记信息来源于现有的大量郁达夫传记文献。郁达夫的早期自传已有德文译本。mcdlxxvii 另有一部截至1988年出版的郁达夫传记和传记文章的完整综述。mcdlxxviii 本文还参考了一篇以郁达夫的女性观为重点的生平概述，出自一项关于其女性形象塑造的研究。mcdlxxix 此外还应提及一部批评性传记：《郁达夫评传》。mcdlxxx
一篇完全歪曲的简略传记见于其他方面非常可靠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他的爱国浪漫主义基本立场被误读为"逃避主义"，而事实上他正是出于这种立场愿意为祖国献出生命。他在苏门答腊的时期被误读为其"爱国活动"的延续——日本宪兵队终结了这些活动，因为他们"追踪到"了他——而事实上他在那里是被宪兵队强迫合作的，他的身份对宪兵队来说也是已知的。mcdlxxxi
郁达夫曾断言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其作者的自传性表达，这助长了关于他的种种传说，直到弗吕豪夫（Heiner Frühauf）于1988年揭示了1935年在林语堂的《人间世》上发表的回忆录与1919年在日本写成的《自叙诗》之间的重大差异。mcdlxxxii 这些差异源于作者在不同创作时期的不同心理状态。郁达夫实际上在两种情况下都忠于自己的主观真实，即按照写作当下生活呈现给他的样子来描绘生活。鲁施（Beate Rusch）mcdlxxxiii指出，郁达夫曾反复强调其作品中诗与真的融合。她的研究重点是考察郁达夫1923年至1925年间的文学理论著述。她在其中证明了施蒂纳（Stirner）、卢梭（Rousseau）、歌德（Goethe）和柏格森（Bergson）等西方思想家对郁达夫的影响，但这些影响仅在其对中国和作者自身创作的意义上被接受。
多莱热洛娃（Anna Doležalová）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发表了多项关于郁达夫的研究：一项关于其1930年前早期作品的传记研究，mcdlxxxiv一项关于其社会观和文学观的研究，mcdlxxxv一项关于自我描写问题的研究，mcdlxxxvi一项关于两篇选定小说的研究，mcdlxxxvii以及一项关于其创作特征的研究。mcdlxxxviii 伊根（Egan）专注于研究自传体经历在其文学中的转化。mcdlxxxix 此外，还有研究将郁达夫与王蒙和鲁迅进行比较，考察了郁达夫作品中叙述者"我"的呈现方式。mcdxc 关于郁达夫的以下方面也有研究成果：郁达夫作为疏离的艺术家，mcdxci其作品的结构，mcdxcii其忧郁情绪与内心世界的终结，mcdxciii其主观性。mcdxciv 李欧梵（Lee）尤其考察了郁达夫的自我认知。mcdxcv
郁达夫的作品连同相关研究资料，以《郁达夫作品·资料》mcdxcvi为题可供查阅。
郁达夫出生于浙江省富阳的一个败落书香门第。三岁丧父，由母亲和祖母抚养长大。出生于富阳败落书香门第的郁达夫，少年时代便已阅读英文文学作品。自求学时期起便发表诗歌。
1913年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转攻经济学。求学期间结识了郭沫若。mcdxcvii 据他自述，他阅读了一千多部西方语言的作品，其中三分之一为（自）传记。mcdxcviii 后来他阐述道，中国文学中"自我"的发现是通过中国与西方的碰撞而实现的。mcdxcix 郁达夫自认为属于浪漫主义阵营，创作了大量诗歌和短篇小说，其中表达了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的散文收入了散文集《还有散文吗》，md该集也有英文译本。mdi 他认同"五四运动"的各项诉求，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目标之一的体现——女性的法律平等。这一议题也作为社会和政治解放的隐喻吸引着他。对于几百年来对女性的压迫，郁达夫归咎于等级社会秩序和儒家伦理。在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中，郁达夫同时也在探讨男性气质的定义，因为他的主人公除一个例外全部是男性。上述研究之一mdii得出结论：由于自传体的叙事视角，郁达夫除一个例外外不使用女性主人公，女性人物是从男性主人公的主观视角来描绘的。基于他反对压迫女性的立场，他塑造了"致命女性"（femme fatale）、"传统妻子"和"妓女"等偏离传统角色定位的女性类型。该研究还考察了郁达夫作品中占有重要比重的性欲与罪疚感主题。该著作还包含了短篇小说《思乡》（1922年）和《一个多余的人》（1924年）的德文翻译。
与他所信奉的自由恋爱观相悖，郁达夫在家庭压力下于1920年娶了邻村传统教育出身的孙荃君。从他的书信中可知，他曾拖延在日本的毕业以逃避这一命运——这是他与鲁迅、郭沫若和其他同时代作家共有的遭遇。mdiii 婚后他大部分时间与妻子分居，即使在后来1927年与王映霞的自由恋爱结婚之后，他也没有断绝与前妻的联系。然而从郁达夫的文学作品中可以得知，这段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1921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mdiv 其中同名的第一篇小说以一位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的自杀告终，这位知识分子深受性苦闷和自卑感的折磨，呈现出一种充满自怜的偏执形象。1920年代，在这些小说之后，郁达夫还发表了文学批评和政治性散文以及仿效当时英国时髦诗人道森（Ernest Dowson）风格的诗歌，此外也从事翻译。他认为英国散文"已成为我国知识分子中的一股强大力量，即使在十年二十年后也不会消失。"mdv
郁达夫主要创作短篇小说和散文。在他的许多随笔小品（轻松自由的散文）中，他记录了亲友的形象。他的理由是，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作者的自传。mdvi 这些作品的特点是一种"复合"的写作方式：对一个人的描写始终同时涵盖感情、行为、外貌及其特点。mdvii
创作生涯之初，郁达夫自认为属于左翼阵营。1921年7月，他与郭沫若、成仿吾mdviii（1894—1984）和张资平mdix（1893—1959）共同创建了"创造社"。郁达夫在该社的杂志——《创造季刊》中担任编辑工作。在其纲领中，"创造社"以内在价值和个体的真实来对抗外在的客观价值和真理。它以作者们当时所理解的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时期为取向。mdx 由此，"创造社"的"浪漫派"与"文学研究会"的"现实派"之间产生了分歧。后者批评前者缺乏足够的社会关怀。事实上，"创造社"的成员也想在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习俗方面开辟新的视角。
1922年从日本留学归国后，郁达夫在上海、北京和武汉等地担任讲师谋生。他同样表现出社会政治参与意识，同时执着于一种鲜明的"新浪漫主义"，显得自怜，并将对自己生活和性格的描写置于中心位置。他大部分时间创作浪漫的、抒情的自传体小说。
1923年至1924年，郁达夫与郭沫若和成仿吾主编了文学理论杂志《创造季刊》（1922—1924），不久又创办了《创造周报》（创造周报）、《创造日报》（创造日报）和《洪水》（洪水，1924—1927）。这些报刊也是传播道森（Dowson）、莫泊桑（Maupassant）、海涅（Heine）等德国、法国和英国文学的平台。
郁达夫在其纲领性散文《艺术与国家》mdxi中反对国家对艺术的管控。艺术追求真理，国家却回避真理。战争与和平皆为国家和艺术所支持。艺术的任务在于抗击国家的不公。国家与艺术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情感层面：国家冷漠无情，而艺术追求美、同情弱者。艺术的理想在于建立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共同体之时方能实现。
1924年1月25日，郁达夫给郭沫若和成仿吾写了一封被收入作品集的"书信"。mdxii信中他以抑郁乃至消沉的情绪描述了自己对社会变革的希望如何破灭。而"创造社"则作为对时政事件的回应，越来越多地转向社会批判性作品，在意识形态立场上也更加鲜明。郁达夫在这方面与郭沫若截然不同：在他的散文"Wenxue shang de jieji douzheng 文学上的阶级斗争"mdxiii（文学中的阶级斗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不愿意将自己关于社会公正和个人解放的理想置于某种政治教条之下。成仿吾和郭沫若则转而投身于革命文学，这从郭沫若1924年8月5日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mdxiv
1924年11月13日经修改后公开发表的"致一位青年文人的公开信"mdxv是写给沈从文的。信中郁达夫将自己沮丧的精神状态归咎于当时中国社会制度的不公正。他诉说了自己作为低薪大学讲师的苦恼。他建议沈从文去当兵或做小偷以维持生计。
1925年，郁达夫在他的文学理论散文"Shenghuo yu yishu 生活与艺术"mdxvi（生活与艺术）中描述了他如何看待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角色，以及他认为艺术家应承担怎样的使命。他以柏格森（Bergson）的生命哲学（核心概念：生命、冲力、直觉）为基础，为其自传体的、主观主义的叙事风格和短篇小说的主题构建了哲学背景。mdxvii郁达夫对柏格森的理论加以扩展，认为艺术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在社会关联方面，郁达夫的观点是：如果环境压制了艺术冲动，那么需要改变的正是环境本身。郁达夫视诗歌为真理的表达。而他对国家的看法则在1926年的散文"Xiju lun 戏剧论"mdxviii（论戏剧）中表达得十分明确：
我们每天都在目睹国家如何为达目的而撒谎。mdxix侵略他国者受到万人敬仰，而饥渴交迫偷了一块面包的人，在法律面前却是罪犯。mdxx
1926年前后，郁达夫大量思考文学的功能问题。1926年6月，郁达夫的论文集《Wenyi lunji 文艺论集》mdxxi（文艺论集）出版，1927年又出版了《Wenyi gaishuo 文艺概说》mdxxii（文艺概论）。
自1926年起，"创造社"的期刊改为月刊形式，名为《创造月报》。年底，他与郭沫若、成仿吾一起前往当时左翼势力的大本营——广州的中山大学，在那里建立"创造社"的分部。当时社员之间已经出现了创始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的分歧。半年后，郁达夫厌倦了左右两派的政治纷争，离开了广州。
《过去》标志着他向更为写实的写作风格的转变。1927年他发表了自己的日记；他的"功绩"在于，他是第一个在日记中公开披露私密内容的中国作家，其中甚至涉及他昔日的心上人王映霞。mdxxiii 1927年出版了郁达夫文集，mdxxiv附有一篇"序言"。mdxxv散文《一个人在途上》mdxxvi描写了父子之间的感情，将人生比作一条道路。
他早期的小说类似散文，不太注重结构和篇章布局。他总是选取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文学就是自传'，这是绝对正确的。"mdxxvii按照他的主张，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有时以第三人称描写或赋予余质夫、文朴等名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等同于他本人的主观自我形象。mdxxviii这种自我形象与"现实"有多大偏差？将主人公与作者加以比较，可以发现郁达夫在文学创作中将自己实际上较为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装饰"成"颓废"的风格。与他本人不同，他的主人公们整日沉溺于饮酒和女色之中。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结成统一战线，这为共同北伐奠定了基础。郭沫若在北伐期间担任宣传部副部长。1927年，他多年的同道和留日同学郁达夫在政治杂志《洪水》上发表了两篇散文，这对郭沫若来说无异于背后捅刀：在《广州事情》mdxxix和《方向转换》mdxxx中，郁达夫嘲讽了各政治阵营、尤其是国民党的权力欲。郁达夫退出了"创造社"，并于1927年8月15日以两份公开声明说明了理由。mdxxxi在该刊物停刊、"创造社"又失去了众多社员之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指责郁达夫，说他的小说《秋潮》（1923）、《秋柳》（1924）、《寒宵》和《街灯》（1925）"在艺术上确有可取之处"，但"由于其消极颓废的思想倾向[……]不宜推荐"。mdxxxii
1927年，这位诗人爱上了年轻的女学生王映霞，在他看来她集美貌、才学、政治热情于一身，简言之就是一位现代中国女性，与他那位受传统教育的第一任妻子截然相反。1928年他发表了《Riji jiu zhong 日记九种》mdxxxiii（九种日记），其中也将与王映霞的相识进行了文学加工。郁达夫在短篇小说中的情色描写也是对禁忌式性道德的抗议，以及对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结的反抗——即便是性启蒙的先驱张竞生mdxxxiv也未能摆脱这种情结。张竞生建议"丑陋的"中国人与日本人及西方外国人通婚生育，由此暴露出一种"丑陋的"、在性方面和体质上自觉低人一等的中国人自我形象。mdxxxv
自1928年起，郁达夫与鲁迅共同参与了《奔流》（Benliu）、《语丝》（Yu si）和《大众文艺》（Dazhong wenyi）的编辑工作。他与鲁迅、蔡元培、宋庆龄一起创建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公民权利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但在联盟成立的当年即1930年便退出了，理由如下：
[……]是的，我是"左翼作家联盟"的创始人之一。但共产党总部对我不满意：说我的小说太个人主义了。这我欣然承认，毕竟我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已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mdxxxvi
此后，郁达夫转而倡导非政治性的文学。此外还有更多因素促成了他文学方向的转变：与当时许多作家一样，郁达夫对国民党的政策、其对共产党人的屠杀以及中国面对日本侵吞威胁时的明显虚弱，以一种消极的宿命论作出回应。在他1930年以后的作品中，越来越明显地流露出对文学改变社会之功能的怀疑。他的主人公成为被动的观察者，在故乡与大城市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自身文化与殖民列强的西方文化之间寻找身份认同。
郁达夫的游记大约全部——除少数几篇如《Shanggan de xinglü 伤感的行旅》（伤感的旅人）——都写于1933年迁居杭州之后。他在游记中同时融入了对当代人物的描写、个人感受以及对历史掌故的引述。mdxxxvii在发表于《上海》报的散文《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描写的欣赏》mdxxxviii中，郁达夫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情感。1933年，郁达夫发表了一篇方岩游记：《方岩记静》。mdxxxix该散文的重点在于叙述围绕所游之地的种种传说。
综观他传世的二百余篇散文，mdxl可以发现他的核心主题是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以及对压迫人民的新军阀和高官的憎恨。"这些散文也许比他的小说和诗歌更能体现他的独特风格。"mdxli他的杂文的特点是清新的感染力和生动的文风；他自由不羁地书写文化、人物、政治、风俗等各种题材。mdxlii
他的游记似乎写于无忧无虑的心境之中，描绘四周的山川秀色和内心情感，文笔生动，人物以感官体验自然，一切都充满动感。读者有时可以从他描写的自然景象中读出他的心境。mdxliii
1933年，郁达夫失望地退出了上海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迁居杭州，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以古典风格写诗并撰写传统游记。值得注意的还有他发表刊物的变化：1935年，他在林语堂的文学杂志《人间世》和《宇宙风》上发表了自传、翻译和随笔。
在这些回忆录中，他对自己已过创作巅峰的前半生持比1919年的自传体长诗更加悲观的态度：不再是少年的才华，而是当时社会亟待改变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成为叙述的重心：所有在1895/96年甲午战争期间出生的人都被描述为"自然是不正常的、恐慌的、神经质的"。mdxliv他最初的感官体验是饥饿，父亲因忧虑而去世，母亲无暇照顾他，兄弟们也不在身边。mdxlv与"真实"生活的偏差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郁达夫将自己离开中国的时间从1913年提前到1911年，以向读者虚构一段两年半的"自学"经历。mdxlvi要理解这一虚构背后的动机，郁达夫本人为其"自学"所给出的理由颇有助益：在那段时间里，他可以免受一切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驯化企图。mdxlvii在自传体长诗中，他还把英语课本视为通向奇幻国度文学的入门之钥。总的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郁达夫各个时期的内心状态对其自传体文学创作原则的文学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35年，郁达夫为半官方散文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卷撰写了"导言"。
1936年出版了两部散文集，一部为游记集，另一部还涉及其他主题。mdxlviii同年，郁达夫被国民党政府派往福建福州担任特派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武汉担任战地记者。1938年，他为逃避日本侵略军而流亡新加坡，在那里参与编辑《星州日报副刊》和《华侨日报》，并积极参加抗日组织。1936年出版了41篇散文，其中包括一篇作者自序，总题为《闲书》。mdxlix
郁达夫的散文涵盖以下体裁：小品（自由散文）、游记、杂感（随感录）、日记、自传（自传体文字）、书信、序跋（序言和跋语）。郁达夫一生饱受批评，mdl尤其是当他笔下的人物令人沮丧或具有反叛色彩时，他便被批评为"颓唐"乃至"变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资料来源却为他辩护：他的文字只是回应了封建传统道德捍卫者的挑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角度来看，他的散文从未摆脱某种"病态成分"，mdli但其核心被视为积极的。郭沫若同样对郁达夫的表现手法给予了正面评价。mdlii
在郁达夫公开揭露了他与王映霞曾经幸福时光中的隐私之后，mdliii两人于1942年离婚。在日军入侵新加坡之前，郁达夫逃往苏门答腊，于1942年5月在巴亚昆布（Pujakumbuh）村以商人赵廉的身份隐姓埋名。当地日本宪兵因其日语能力而强征他在武吉丁宜（Bukittinggi）担任翻译。半年后，他以（借口的）健康原因获准免职，此后以酿酒为生，并经营一家肥皂和造纸厂。1943年，为巩固其新身份，他与一位印度尼西亚华侨女子结婚，育有两子。自1944年起，日本宪兵已得知他的真实身份，但直到1945年9月17日——即1949年8月29日投降之后——才在短暂拘留后将其杀害。�的木正雄（Suzuki Masao）推测，日本人杀害他是因为担心他会提供不利于他们的证词。mdliv在评价周作人的行为时，也应当考虑到日本人的这种残暴行径。
1993年，三卷本的《郁达夫散文》以10100册的印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丛书中出版，郁达夫在其中排名第九。第一卷mdlv收录了人物散文、游记和杂文，第二卷mdlvi收录了闲适小品、自由散文、日记、书信和情书，第三卷mdlvii收录了自传文字、文艺论争散文、书评、论散文创作的文章及摘录。
虽贫犹幽默，终难逃厄运——老舍的写实散文
老舍（舒庆春，1899—1966）写过零星散文，也颇受关注。但他从未出版过个人散文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散文辞典中也不被列为散文家。然而由于其大量散文被收入各种选集，他在现代散文家排名中位列第19，与冯骥才和吴伯箫并列总排名第27（排名见第 页）。
他于1899年2月3日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满族家庭，皈依基督教（据其子舒乙mdlviii提供的信息），1924年赴英国在伦敦大学教授中文五年，mdlix由此开始文学创作。在英期间，他创作了小说《二马》。
老舍撰写了一些关于其在英经历的自传体散文：《第一天》mdlx描写了抵达英国的情形，《我的房东》mdlxi描绘了一位伦敦房东太太的肖像，《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mdlxii介绍了伦敦的这所研究机构，《英国人》mdlxiii记录了他在英伦的总体观察，着重描写了与本国文化的差异。《英国人和他们的猫狗》mdlxiv描写了英国饲养宠物的风俗。老舍在散文《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与场景创造者之一——我最喜爱的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mdlxv中记录了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对他的影响。康拉德的作品促使老舍将小说《二马》的结尾移至开头。mdlxvi此外还有1937年的三篇散文，分别介绍了他的作品《二马》、《小坡的生日》mdlxvii和《赵子曰》mdlxviii的创作背景。
老舍文学创作的巅峰期在1936年至1942/43年间。这一时期诞生了短篇小说《猫城记》（1932/33），mdlxix《骆驼祥子》（1936/37），mdlxx《我这一辈子》。他的戏剧创作始于抗日战争时期。mdlxxi老舍在小说中同样强调素材的真实性，其内容多带有自传色彩。mdlxxii日军入侵后，老舍投身抗日事业。在此期间他也创作了戏剧。
自我摧残的终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老舍中断1946年开始的赴美居留、返回中国继续文学创作的理由，而大多数其他资产阶级作家此时已沉默不语。在话剧《茶馆》中，老舍描写了中国的衰落，各幕分别呈现以下历史阶段：1898年、1917年、1948年。每一次，"改革"这个口号都扮演着核心角色。通过在每个时代重复徒劳的改革尝试，"改革"本身显得空洞无物。
直到1949年，他的作家生存都受到贫困的威胁。在散文《读与写》中，他记录了自己的阅读经历（福楼拜[Flaubert]、莫泊桑[Maupassant]、梅瑞迪斯[Meredith]、康拉德[Conrad]和H.G.威尔斯[H.G. Wells]），坦承自己无力追随这些文学楷模，并表明了他对无情的现实主义的坚守。mdlxxiii他试图以自己的人道主义基本立场来克服那个时代的苦难。mdlxxiv
1956年，老舍发表了广为人知的mdlxxv散文《养花》，文中以养花之乐为例，描述了对生活幸福的追求。mdlxxvi
个体是他文学创作的核心，同时他也是一位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在散文《谈幽默》中他写道：
幸灾乐祸的嘲笑和做鬼脸与幽默无关。真正具有幽默感的人，面容上写着不事张扬的友善，心中怀着宽容大度的和解。他看这世间万物犹如旅人身处异乡，觉得一切都饶有趣味。他描写人们的愚蠢与卑微，但也指出那些使世界重新变得可爱的奇妙之处。mdlxxvii
在另一处，老舍称自己的幽默为"理智的胜利"。mdlxxviii
他于1965年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与日本作家会面，写了一篇八千字的报告，但遭到审查删改。mdlxxix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也批评过其他作家——据其遗孀胡洁青mdlxxx所述——不过仅限于那些确实犯过错误的人，如胡风mdlxxxi（1902—1985）和冯雪峰。这些批评纯属友好性质。他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但始终在努力理解。mdlxxxii 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红卫兵的暴行下去世。
关于传记资料，可参阅1985年的两部德语著作：克吕普施（Klöpsch）的一篇论文mdlxxxiii和一部专著，mdlxxxiv后者包含他在英国期间的传记以及1985年的两次访谈。此外还有一部1974年的专著，研究老舍与革命的关系。mdlxxxv
徐志摩（1897—1931）
关于徐志摩（1897—1931）的文献资料丰富：既有全集，mdlxxxvi又有多种散文选集mdlxxxvii以及散文全集。mdlxxxviii徐志摩与梁实秋并列现代散文家排名第7，总排名第9（排名见第 页）。
里夏德·冯·席拉赫（Richard von Schirach）在"新月派"的框架下发表了一部关于徐志摩的基础性研究著作，mdlxxxix其中展示并分析了徐志摩对文学、艺术和人生的观点与理想。还有一些研究在浪漫主义诗人群体的框架下考察了徐志摩。mdxc他的死——与郁达夫同样悲惨，又与闻一多同样英年早逝——既催生了早期的传奇化，也推动了对徐志摩的深入学术研究。后者无疑也得益于徐志摩与英国文学、英国思想界和浪漫主义的密切关系。此外还有学者从其他方面研究徐志摩，例如里卡尔达·波伊施（Ricarda Päusch）1995年以丰富的意象、结合精神史背景，重点分析了徐志摩作品中"飞翔"的意象。mdxci
徐志摩于1897年1月15日出生在上海与杭州之间的小镇硖石，出身于一个富裕的银行世家。mdxcii他接受了古典教育，在杭州与郁达夫同班。1915年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并与郁达夫和鲁迅一样，由家人包办与15岁的张幼仪结婚。徐志摩结识了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梁实秋。1918年他赴美留学——与大多数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赴日留学的同侪不同，他依靠殷实的家庭可以负担赴美的费用。1920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在1926年的散文"Xiyan yu wenhua 吸烟与文化"（吸烟与文化）中，徐志摩将自己两年的美国生活简化为：他只是听了课、考了试、嚼了口香糖、看了电影。mdxciii
1920年至1922年间，他在英国居留，希望成为崇尚进步、主张和平主义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mdxciv的学生。经历了一些失望之后，他开始在剑桥求学。然而这段学业对他的束缚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在1926年的散文"Wo suo zhidao de Kangqiao 我所知道的康桥"（我所知道的剑桥）中抱怨说，他的生活视野仅限于图书馆、各个教室和他那追随而来的家人所住的寓所之间。mdxcv然而当他发现了文学的剑桥之后，便投身于写作事业。mdxcvi他撰写散文、诗歌、短篇小说和日记，其中可以看到英语文学的影响。mdxcvii在美国，他以汉密尔顿（Hamilton）为榜样；在英国，则以罗素为楷模。他追求当时年仅16岁的文学才女林徽因，并提出离婚——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之举。回到中国后，离婚于1922年获准；这对徐志摩而言具有解放性的意义，他随之大量发表作品。他作为梁启超的弟子在社会上广为人知，并获得北京大学教授职位。1922年，他以英语所作的题为"Art and Life"的演讲mdxcviii展示了他广博的世界文学素养，论述了艺术与文学的关系。
1923年，他是"新月社"在北京（后移至上海）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与林徽因合译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的作品，并通过关于这位诗人的巡回演讲获得了全国性的知名度。1925年，他的狂热追求已婚军官之妻、挥霍无度的陆小曼一事曝光引发丑闻，他遂以数月的欧洲之旅避之。同年十月，徐志摩出任《北京晨报》副刊主编，并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感情充沛的浪漫主义诗集。
1926年，他的散文集《落叶》mdxcix出版。徐志摩创造了"浪漫的实情"这一概念。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mdc中包含了对当地风土人情的描写。1926年，他与闻一多创办《诗刊》，开创了"新格律诗派"。
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随即陷入严重的抑郁症。他在散文"Zipou 自剖"mdci（自剖）和《再剖》中通过自我分析试图探究病因。这些散文收入1928年出版的散文集《自剖》。mdcii 1927年又出版了一部诗集，mdciii但徐志摩认为自己的灵感正在枯竭。mdciv在"北伐"军队逼近之际，全家逃往上海，徐志摩与友人在此创办了新月书店。
1928年和1929年，他写了两篇同题散文：《浓得化不开》。由于其形式和内容的复杂性，这两篇散文与其他作品一起成为一项分析性研究的对象。mdcv两篇都混合了现实与幻想。表面上看是旅行描写，实际上却关乎主人公林连峰的内心世界——他在每次的环境中都是陌生人。1928年在新加坡写成的那篇mdcvi描绘了孤独的主人公处于抑郁状态。这篇散文的主要场景设在旅馆房间的一个傍晚，大部分篇幅是一段内心独白，林在独白中渴望他人的陪伴，或嫉羡别人的成双成对。1929年在香港mdcvii写成的那篇描写了主人公在太平山顶的真实漫步，途中他注意到前方走着一位女子。在他的想象中，这次漫步不知不觉变成了"跟踪"，那位女子最终成为"诱惑者"，引领林走进一个洞穴。散文在清醒中结束，林意识到了自己的渴望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1929年，徐志摩进行了一次欧洲旅行，先后在南京和上海执教，1930年转赴北京。1931年，抑郁症似已康复。他的散文集《猛虎集》mdcviii出版。1931年11月19日，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同年，他的遗作以《秋》为题结集出版。mdcix
1988年出版了五卷本《徐志摩全集》。其中第一卷收录诗歌，第二卷收录小说，第五卷收录戏剧和书信，第三卷mdcx收录65篇散文，分为两个部分。第四卷mdcxi收录58篇散文，同样分为两个部分。1993年再版了《巴黎的鳞爪》mdcxii一集，收录15篇散文。其中有一篇不带标题的作者序言，署期为8月20日[1931年以前，M.W.]。原版的扉页装饰着一幅怪诞的、几近达达主义风格的、带有性暗示的图案。1994年，伊莳编选了28篇散文，其中包括四篇作者自画像，汇成一部徐志摩散文选集，mdcxiii发行量达20000册。
继鲁迅、周作人和朱自清之后，以下介绍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被选入的现代散文家：女作家冰心的写作风格与朱自清相似，不涉及政治文学，但由于她基本上保守的、肯定性的立场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等事件的回避态度，必须对她持批判性的审视。
4.4 爱的哲学——冰心（生于1900年）
［…］ 用通讯题材来写文字，有个对象，感情比较容易着实。同时通讯也最自由［…］mdcxiv
[……]以书信体裁来写作，有一个倾诉对象，情感便较为真切。同时书信体也最为自由[……]
关于谢冰心——原名谢婉莹，后以冰心mdcxv为笔名——的传记资料，现有大量论文可供参阅。她本人在《〈冰心全集〉自序》mdcxvi中叙述了自己的生平与创作，该版全集收录了截至1932年的作品。在《自传性笔记》中她也描述了人生的各个阶段。mdcxvii以上两部资料均略去了冰心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她在日本的经历，而这些内容可见于《冰心散文》mdcxviii一书，该书亦含传记资料。该书的叙述带有较强的阐释性和评价色彩：总体上对冰心的散文给予正面评价，也特别提及了一些重要散文。其中的书目信息虽不完整，但包含了精确到月份的年代标注。此外，本文还参考了《中国科学大全》文学卷mdcxix中的传记资料。
现有巴特尔斯（Bartels）的博士论文：《谢冰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平与创作》。mdcxx巴特尔斯考察了冰心从1951年回国到约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些年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态度的变化。他还研究了她对中国社会各群体和外国的描写。最后他分析了她的语言和文学。他的部分研究成果已在本文中得到采用。需要注意的是该研究的写作时间：巴特尔斯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便对其进行评价，仍多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立场，例如他使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加引号），mdcxxi并将后来被称为"四人帮"mdcxxii的四位领导人"归咎于1966年至1976年间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推行压制路线[……]"。mdcxxiii该研究包含一份收录1953年至1978年间196个篇目的书目，其中165篇为散文（占文本总量的84%，在该书中被称为"散文"、"序言"、"演讲"，书评也被归入散文），4篇小说和22首诗歌。mdcxxiv
现有关于冰心的书目资料大多残缺不全且不够准确。mdcxxv为本研究之需，书目数据须经多次交叉核实。
1989年秋，《Renditions》杂志制作了冰心专题。该期刊载了散文、诗歌和小说的译文。mdcxxvi《中国当代著名文学作品鉴赏辞典》收录了冰心最重要作品的相关资料。mdcxxvii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中国散文鉴赏文库·现代卷》包含传记资料和六篇散文及各评论家的正面评论。mdcxxviii《漫话百家散文》mdcxxix包含传记资料mdcxxx以及一个详尽但错误甚多的书目部分。mdcxxxi例如完全遗漏了她在日本发表的关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散文。该书还有一个作品（节选）部分mdcxxxii和一个二次文献部分。mdcxxxiii
论文《永远的自然、母亲和童心——论冰心散文》mdcxxxiv试图从冰心的传记背景出发阐释她始终如一的主题。文中涉及她的基本信念，论述了她的创作从缺少反思的散文经过问题小说，直至发展为tongxun ti 通讯体（公开信体）散文的过程——这种文体对其他作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文中还探讨了这种文体广受欢迎的原因。
谢冰心迄今出版了20部散文集，可通过多种作品集查阅，基本上只涉及"爱"这一主题——这种恒定性在散文家中实属罕见。冰心被收入各散文选集的次数多于任何其他作家，因为她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充当"门面"——证明选集中也收录了女性作家的作品。冰心在散文家总排名中位列第4（排名见第 页）。
冰心于1900年10月5日生于福州（福建省），1901年随家迁居上海。mdcxxxv她出身富裕家庭，父亲是清朝海军的护卫舰舰长。1904年，父亲携全家迁往山东烟台，在那里主持帝国海军学堂。冰心在这个宁静的海滨小城度过了七八年光阴。她幼年即阅读西方文学，很早便以诗歌和小说崭露头角，童年时期大海的印象对她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1年，革命爆发前夕，全家返回福州。民国成立后，1913年父亲迁往北京，出任当地海军学堂校长。冰心自1914年起在贝满女子中学mdcxxxvi就读，据她自述也受到了基督教mdcxxxvii的影响，由此形成了她的"'爱'的哲学"。mdcxxxviii 1918年她通过了协和女子大学预科考试。后来她进入燕京女子大学，攻读医学。
在"五四运动"变革热潮的感召下，冰心相信可以在即将建立的新社会中实现她的哲学理想。mdcxxxix她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并以19岁的年纪成为最早参与"五四运动"发表作品的女作家之一。mdcxl回顾往事时，她将自己当时的散文称为"宣传品"，说"五四运动"对她而言犹如一场"爆炸"，使她荒废了物理学业，转而投向文学研究。mdcxli 1919年9月，在这一新运动的影响下，她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两个家庭》，mdcxlii通过对两个家庭的对比描写，呼吁改革家庭制度，随后又创作了一系列以社会、家庭和妇女问题为主题的"问题小说"。mdcxliii与此同时，她也以短诗闻名。mdcxliv
1921年，她写了第一篇散文《笑》，mdcxlv mdcxlvi在文中她以感人的笔触描写了每个人对生活的热爱。这是最早的典型美文之一。mdcxlvii她描绘了孩童和老妇的微笑与慈爱，以及画中少女的笑容——和谐美好。继而她描写了孩子与自然的关系。冰心以富有感染力的文字映射出她内心强烈的情感。王蒙曾就她的早期散文写过一篇评论文章。mdcxlviii
但这些都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哲学产物，对社会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当作者礼赞母亲、童心和自然时，这正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抗争。冰心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洋溢的生活热情和哲学思辨。mdcxlix
散文创作也将成为这位直到1990年代仍在写作的冰心毕生耕耘的领域。mdcl此外她还出版了小说集和诗集。mdcli 1922年，她开始创作自传体散文系列《往事》，mdclii其中回忆了童年的种种印象，尤其以第一篇最为突出。mdcliii在《往事·其一》中，她以抒情的笔调描写了叙述之"我"的童年经历，并从叙述者"我"的视角加以哲学性的概括。mdcliv
散文《关于〈文学批评〉》mdclv发表于1922年，1996年以英译收入《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一书。mdclvi文中冰心以她惯有的感性笔调论述了作者、读者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为作者争取理解。
在最初的医学课程之后，她于1923年转入文学专业。mdclvii同年获得学士学位。
1923年出版了散文集《冰心》。mdclviii同年出版的《超人》mdclix一集还包含短篇小说，标题故事探讨的正是"'爱'的哲学"。
1923年她获得奖学金并立即启程：赴美国研修英国文学。mdclx她在旅途中及在美国的经历mdclxi记录在29封《寄小读者》系列书信中，这些信件预先刊载于《晨报》，广受读者关注。mdclxii在美国期间，她还创作了主题相近的散文系列《往事》中的其他篇章。mdclxiii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了冰心早期散文的代表作。mdclxiv此外她还写了小说。mdclxv 1926年，《寄小读者》书信集作为她的第一部同名散文集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mdclxvi
以下列举几封较常被重印的书信：散文《寄小读者·通讯七》mdclxvii写于1923年8月28日和10月14日，冰心在文中描写了从上海到波士顿的海上旅途中面对大海的感受。她追忆朋友，表达对自然的热爱。散文《寄小读者·通讯十》mdclxviii标注日期为1923年12月5日，冰心在其中描写了母亲的爱。因为母亲对她的爱，她爱世上所有的孩子，更爱所有的母亲。文风精致而感性。母爱无需理由，整个世界都因母爱而生。其中的情感因素不仅对西方读者而言显得过于浓烈。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也有如下评价："很多人批评冰心的'爱的哲学'和她所宣扬的'人与人之间的爱'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空洞幻想。"mdclxix
1923年在美国因肺结核住院七个月期间，她继续创作这些文字，同时还写了主题相近的《山中杂记》，mdclxx该作启发了郑振铎1926年和郭沫若1931年各自编纂了同名文集。在养病期间重新涌上心头的往昔情感和回忆、以及早先对山水自然的印象，她在散文《往事（二）之三》mdclxxi中加以记述。散文《寄小读者·通讯十七》mdclxxii标注日期为1924年5月9日，描写了蒲公英。蒲公英十分平凡，却有一种朴素的美。冰心在描写中领悟到：万物各有其优点，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正是通过平凡之物，人们才能意识到不凡之处。在上海，她发表了写于1924年10月10日之前的散文《说几句爱海的孩子气的话》。mdclxxiii在山与海的比较中，冰心将偏爱给予了大海。她说如果自己违反了天条而必须自杀，她不会从山上跳下，而是投入大海。这篇文字写得感人至深。
获得学位后，mdclxxiv她于1926年7月回到北京。她以新的眼光审视中国，此后写作甚少，其中包括一些短篇小说，内容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具有社会关怀的散文：mdclxxv1931年发表的《南归》mdclxxvi和《新年试笔》。mdclxxvii
《寄小读者》mdclxxviii到1931年已出至第十一版。其中汇集了41篇散文，包括一篇《〈寄小读者〉四版自序》，mdclxxix她在其中回忆母亲常常微笑的面容，回望那有赖于母亲的人生。目标读者是儿童，她希望通过这类散文使他们远离可能伤害他们的现实。
她在清华大学以及后来的燕京大学执教十年，期间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文学产出。mdclxxx除了上述少数作品外，她所写的为数不多的文字在质量上也有所欠缺。mdclxxxi 1929年，冰心与社会学家吴文藻结婚。mdclxxxii 1930年，散文系列《往事》mdclxxxiii以同名文集出版，其中也包含短篇小说。
她似乎已与文学创作告别：1931年她出版了《冰心全集》。mdclxxxiv 1931年的《南归》一集也包含短篇小说。mdclxxxv 1932年出版了散文集《冰心》。mdclxxxvi
在1930年代，她被归入"闺秀派"，尽管她本人并不如此自认。mdclxxxvii 1935年出版了冰心的旅行散文。mdclxxxviii 1936年暑假，她游历了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苏联，这次旅行延续到1937年。mdclxxxix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在文化领域积极参与抗日活动。
为躲避战乱，1938年夏末冰心携家迁往昆明，1940年10月迁至重庆，并被选入执政的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mdcxc mdcxci 1941年至1947年间，她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职。mdcxcii她以笔名mdcxciii"男士"发表了16篇关于中国著名女性的散文和短篇小说。mdcxciv
散文《我的童年》mdcxcv写于1942年3月27日，描写了师生之间、朋友之间和亲属之间的人间之爱。
1946年她返回北平，冬天移居日本。mdcxcvi 1949年至1950年间，她成为东京大学首位新中国文学女教授。mdcxcvii在那里她以一篇散文介绍了中国文学：《怎样欣赏中国文学》。mdcxcviii这一记载仅见于一部同时涉及冰心与国民党关系及日本经历的二次文献。mdcxcix
1951年她回到中国，mdcc重新开始写作。她出版了《归来以后》和《冰心小说散文集》。mdcci
在散文《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中，冰心提供了关于她两部极短诗集创作过程的背景资料：最初，她作为19岁的大学生只是在笔记本上零星记录下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后来她受到泰戈尔（Tagore）极短诗集《飞鸟集》（Stray Birds）散文体译本出版的启发，才想到将这些笔记整理成相应的短诗。mdccii
1954年出版了冰心短篇小说和散文选集。mdcciii
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她自1954年起在国家级作家协会和艺术家协会、友好协会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担任各种职务。她成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福建代表，mdcciv并于1956年首次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一个充当"门面"的民主党派。mdccv
自1958年起，她以第二辑延续了《寄小读者》系列，mdccvi 并且不受"百花运动"和随后的"反右"运动的影响，继续创作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散文集：1956年出版了《陶奇的暑假日记》，mdccvii 1957年出版了《归来以后》，mdccviii 1958年出版了《再寄小读者》，mdccix 1960年出版了《我们把春天吵醒了》mdccx（含同名散文），1960年出版了《小桔灯》mdccxi（含同名小说mdccxii——讲述叙述者"我"探望一个小女孩和她生病的母亲并送去橘子后，小女孩用橘皮做成小灯作为回礼的故事）。
1962年出版了《樱花赞》mdccxiii（含同名散文），1964年出版了《拾穗小札》。mdccxiv
"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也未能幸免，mdccxv停止了十年的写作生涯。她与丈夫一同被下放到湖北从事体力劳动，还曾短暂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mdccxvi
"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时，香港便出版了一些文本，这些文本有意延续"文化大革命"前的标题，制造出一种表面上的连续性。这些文本似乎写于更早时期。本文参阅的中文资料未提及这些标题：1973年出版了《樱花和友谊》，mdccxvii《我们这里没有冬天》。mdccxviii
"文化大革命"的震撼经历促使其他作家创作了苦难文学或忏悔文学（如巴金），但冰心并非如此：在改变社会的幻想方面被"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碎之后，她在"文化大革命"后直到1988年都不再写任何与社会相关的散文，而是专注于儿童文学。她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中寻找人性中的善。鲁迅也曾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仅在少数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言论中，她倾诉了自己的苦楚。mdccxix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她于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mdccxx
自1978年起，她再次有意延续之前的系列，第三次撰写《寄小读者》，mdccxxi这次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版社出版。1981年出版了同名合集，mdccxxii分三卷汇集了以下系列：《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收录1958年以来的文字）、《三寄小读者》（收录1978年以来的文字）。这种在标题和内容上的延续性在本文介绍的其他散文家中绝无仅有，其原因之一无疑是目标读者——儿童——的接受能力有限。
1980年，她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奖。冰心借用了唐代诗人白居易mdccxxiii的诗句来命名。在小说中，两位阔别三十年的朋友重逢，其中一人于1949年移居美国，如今在中国感到迷失，而另一人虽然生活清贫，却对未来满怀希望。mdccxxiv
1980年冰心出版了散文集《晚晴》，mdccxxv 1982年出版了《追念史之》。mdccxxvi 1982年出版了迄今最为完整的《冰心文集》，mdccxxvii收录1919年至1982年间的作品，按文体分类编排。
正如朱自清1928年所作，冰心也在1986年9月15日之前撰写了一篇题为《说梦》的散文。mdccxxviii冰心讲述了几个奇异的梦，其中一个是她晚年独处时常在傍晚做的梦：在梦中她游历各地，然后在灵魂深处发现了一个完全自由、没有边界的世界。比较这两篇散文可以发现，两位作者都利用梦境的框架来描绘一个自由的世界。两人都不以社会批评著称。然而实际上他们似乎都感到各自所处的社会并非完全自由。朱自清更为直接地指出了与现实的反差，而冰心的变体则更具逃避色彩，因为那个无边无际的国度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冰心的散文也更加私密，因为她写实地叙述了自己的梦境体验，因而不像朱自清那样具有普遍性的诉求。这些差异固然源于两位作者不同的创作意图，但也源于时代背景的变迁。在朱自清那里，梦境仍更多地呈现为中国传统梦境母题的延续，而冰心的叙述在深层心理学上则更为丰富。
散文《霞》mdccxxix写于1986年9月或之前，描写了日落景象，阐述人生始终需要创造、进步和新事物。
1988年出版了延续她关于女性思考的散文集《关于男人》，mdccxxx 1993年出版了《关于男人和女人》。mdccxxxi
在1988年5月15日之前写成的《病榻呓语》mdccxxxii中，她描写了生病期间观赏鲜花时所感受到的喜悦。她还写了亲人的微笑和世界的和平。
1992年出版了《冰心散文选》，收录1919年至1949年间的37篇散文，并附有编者刘家鸣的序言。mdccxxxiii 1993年出版了一部冰心散文集，mdccxxxiv其书名与1932年的一部文集相同。
冰心直到高龄仍然活跃，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
散文观与写作风格
冰心将自己的散文称为杂感。在这些作品中，她已经展现出了她毕生保持的典型风格：她以闲谈的口吻叙述，但始终保持谦逊。
在《寄小读者》、"往事（二）"和"山中杂记"等散文中，冰心通过带有一丝忧郁的感情柔化，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她对中国读者的情感波动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她以善于在字里行间蕴含生活哲理而著称。她的语言清新、精炼，令人愉悦。她总能把握恰当的笔调：时而以口语娓娓道来，时而以寥寥数字的文言概括复杂的内涵。mdccxxxv
她的风格被冠以"冰心体"之称，mdccxxxvi这一概念主要用于形容她的短诗。mdccxxxvii阿英（1900—1977）如此描述这一风格：这是一种建立在文言基础之上的白话风格。mdccxxxviii郁达夫评价她的散文说："意在言外，文必由己出，哀而不伤，动合自然，合乎自传——这是冰心散文的最佳之处。"mdccxxxix
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称："冰心最钟爱的文学形式是散文。[……]《超人》是她第一部散文和短篇小说合集。她的第一篇散文'笑'[……]一直被视为'新文学运动'[五四运动]最纯粹的美文。'南归'[……]是最长的抒情散文。"mdccxl她运用抒情的语言，mdccxli丰富的意象和联想，mdccxlii以及流畅优雅的白话文风格。mdccxliii周作人评价冰心的风格"像中国梨一样，水分充足，清新爽口"，mdccxliv因此冰心也被称为"梨派"的代表。
一份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同时赋予冰心的散文以诗人般丰富的想象力、情感世界和思想境界。其文章短小而质朴，大多属于"千字文"。mdccxlv
主题
冰心始终如一的主题（自然、母爱、mdccxlvi童真mdccxlvii）可以从她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和个人体验来解释：冰心曾就读于多所女子学校，在那里形成了她的"爱的哲学"，并且在父母家以及后来与丈夫的婚姻生活中都拥有和谐的家庭氛围。mdccxlviii冰心思想世界的三大支柱是：她对爱与真理的根本信念、对人类美好未来的信心以及对自身能力的信任。mdccxlix
然而，冰心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资料的解读所暗示的要复杂得多：与那种认为她永远只描写母爱、童真和自然的论调相反，她也留下了政治性的表态：除了1.从国民党合作者"皈依"为共产主义者之后的口头表忠，mdccl 2.对共产主义未来充满希望的文章——例如她在"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而非如传言所说自杀之后所写的文章，mdccli以及3.激烈的反美和反日宣传文字之外，还有4.对红卫兵恐怖统治的暗示mdcclii以及对老舍和他大量作品损失的叹惋："这个损失永远不可能弥补了！"mdccliii
作品中的发展脉络
冰心致力于为国家服务，但同时为自己保留了一定的个人自由，"没有这种自由，艺术创造性工作就无法展开"。mdccliv她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但同时也写出了宣传色彩浓厚的散文。她站在普通民众一边，与"上层人物"的傲慢、自私和虚伪形成对照。mdcclv她宁可贬低自己的作品，也不愿对同行挥舞大棒。mdcclvi她倡导公正、人道的社会理想。
冰心最初写散文时并不过多反思，然后写了"问题小说"风格的散文，最后，从1923年7月的"寄小读者（通讯一）"开始，她有意识地选择了书信体散文。mdcclvii通讯体的特点在于可以在一篇文章中自由地描写各种有趣的事物。"这些散文影响了当时相当一部分散文集。"mdcclviii
冰心以罕见的持续性在其创作中探讨爱的主题，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她在社会中看到了太少的爱。这种持续性也表明，社会在这一领域并未朝好的方向转变。
一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评论列举了以通讯体写成的《寄小读者》广受欢迎的五个原因：1.冰心写这些书信时文思泉涌。2.冰心对自己的写作方式和优势有清醒的认识。3.她无需矫饰，可以对目标读者群体自由地表达情感。4."爱与真的哲学"受到当时青年的接受，因为他们已经告别了内战般的混乱状态，抛弃了旧秩序，但新的价值取向模式尚未建立。5.冰心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更为娴熟地驾驭了一种更加清新的白话文。mdcclix
特定的历史事件和趋势也影响了冰心的思想：一般认为"五四运动"至1926年是她最辉煌的时期，mdcclx抗日战争时期以1943年发表的反映社会问题的代表作《关于女人》mdcclxi为标志，是她的第二个创作阶段；在晚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她已无法再现早期的辉煌。她有意识地从女性视角进行写作，但她笔下的许多女性形象缺乏生动性。冰心显得较为保守：虽然在其"问题小说"和《关于女人》中至少涉及了女性角色问题，但她的立场却偏向和解乃至肯定，无论如何都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女权主义诉求（周作人和郁达夫对妇女运动的支持力度更大）。中国文学中争取男女平等的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仍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最新的论文集《Gender and Sexuality》即为明证。mdcclxii
因此，冰心是一位非政治性的、但保守而肯定现状的作家。她虽然最初通过停止写作社会导向的文章（《关于女人》）而只写儿童文学的方式，来抗议"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最终她不仅重新开始写作社会导向的文章（《关于男人》），而且还有意识地沿用了她在"文化大革命"前使用过的某些标题（如《寄小读者》第三辑）。由于她在作品中也尽可能回避"文化大革命"，她显得像一个无可救药的逃避主义者——对于在教育上如此重要的儿童文学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批判性审视的角色。由于主题的局限性，她在散文选集中的代表性无疑被高估了，因为她经常被作为"点缀式的女性作家"而被收入。
在本研究第五部分以当代为起点之前，还有几点关于另外两位散文家的补充说明。
沈从文、丁玲
沈从文mdcclxiii（1903—1988）出身于湖南西部的苗族，后成为著名小说家和大学教授。他学历不高，曾参军，后赴北京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文学作品。金凯利（Kinkley）1987年以一部专著追溯了这段"奥德赛"，mdcclxiv黄锦明（Wong Kam-ming）也撰写了一篇关于他的传记文章。mdcclxv沈从文与何其芳并列现代散文家排行榜第16位，在散文家总排行榜上位列第24位（排行榜参见第 页）。他著有包括十一篇散文的集子《湘行散记》，mdcclxvi该书于1993年再版。
他成为"新月社"的成员，1934年凭借小说《边城》成名，描写了家乡地区的生活。沈从文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过一篇散文，批评政治和文学领袖人物对文学的有害影响。1949年后沈从文遭到批判，自杀未遂，随后在建国之际退入北京历史博物馆，在那里研究服饰、纹饰和扇子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其成果是开拓性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凌宇1982年编选的散文选集mdcclxvii显示了人们对其散文持续不衰的兴趣，该书于1995年出第二版时印数达26678册。书中收录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53篇散文，其中包括一篇自传性散文。
1992年一项德语研究考察了他1929年的小说《神巫之爱》。mdcclxviii
1949年前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散文家中最年轻的是丁玲mdcclxix（蒋冰之，1904—1986）。她由独立自主的母亲培养成为一位自信的女性。她在散文中倡导年轻女性的解放，并提供了对现代女性内心世界的透视。她从上海迁居北京，1925年与胡也频结婚——胡也频是1931年2月7日被国民党警察枪杀的五位共产党人之一。1931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被国民党绑架，但成功逃脱并奔赴延安。在延安，她写了批评延安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散文。她被下放到农村，并成为1951/52年一场全国性运动的攻击目标。她游历了俄罗斯西北地区，描写了工人和农民的生活，被视为最著名的共产主义女作家之一。1958年她以"右派分子"罪名被开除党籍，1970年代获得平反，并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陆蠡（1908—1942）在现代散文家排行榜上位列第18位，在散文家总排行榜上位列第26位（排行榜参见第 页）。他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撰写了反日宣传散文。1942年被日军逮捕并杀害。1993年他篇幅不大的散文集《囚绿记》mdcclxx再版。该书收录十篇散文，其中包括作者的一篇序言。
在本研究的第四部分中，迄今为止介绍了四位中国现代（1917—1949）散文家及其最重要的散文作品。通过将部分散文置于传记和时代历史背景中，有助于加深对它们的理解。
在这些作者身上需要厘清的核心问题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文学中的参与程度，抑或以创作非政治性文学作为抗议形式。令人惊讶的是，在现代被重印最多的四位散文家中，有三位——即周作人、朱自清和冰心——以其非政治性文本明确不能归入"主流"，甚至鲁迅也是很晚才转向那一边的，而且他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实际亲近程度无疑被毛泽东夸大了。因此，尽管有共产党事后"册封"的宣传散文家如郭沫若（总排名第15）、茅盾（总排名第16）、刘白羽（总排名第22）、杨朔（总排名第30）等，读者群体还是选择了非政治性文学。
在第一部分论述了基础知识、第二部分论述了现代散文理论、第三部分论述了散文家选择的统计方法、第四部分论述了现代散文家之后，第五部分将追溯当代散文的理论与发展，以期揭示目前已可辨识的特征。
散文研究和理论在台湾自1987年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79年之后得到了大力推进。
在当代同样已经可以辨识出若干发展阶段：1949年至1957年间涌现了大量报告文学。许多散文家试图响应描写革命所创造的"新人"的号召，但巴金在这方面颇感吃力。1957年至1966年间，在各次运动（"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间，散文出现了短暂的复苏，1961年又是一个"散文年"。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没有值得一提的散文问世，而在1977年以来的第三阶段，散文的发展几乎与民国初期一样蓬勃。
五、中国当代散文（1949年至今）
随着"五四运动"，年轻的西方散文传统传入了中国。它在形式、内容和受众群体上都不同于中国传统散文。1990年代中国的散文已经完全脱离了古典传统，在形式、内容和受众群体这三个范畴上都成为西方散文的对应物。这使得我们可以用国际文学研究方法来考察中国当代散文，并以国际文学研究的评价标准来评判它。
关于1980年代初文学的质量，巴金说："近来我读了不少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我觉得我们的作家在创作上已经超过了三四十年代的水平。"mdcclxxi
在接近当代散文时，若干辞典有助于首先获得关于其发展和亚类型的粗略概观。
当代散文工具书
首先介绍1990年以来出版的三部辞典：
值得关注的是1990年底由佘树森和牛运清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辞典》。mdcclxxii在这部工具书中，散文（此处与报告文学合并）占据了第833至1009页。书名和篇名按首字笔画数排列，并各附有简短的内容介绍。这是一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视角出发的选编，也仅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者。
虽然编者杨匡汉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编纂一部台湾散文专题辞典视为"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之间文化交流的标志"，但这恐怕更应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监护权诉求的体现。尽管如此，这部编于1991年的辞典收录了相当均衡的台湾作家选编。mdcclxxiii
1992年8月由一个作者集体在沈阳编辑出版的大型工具书mdcclxxiv《中国当代文学名篇专题辞典》mdcclxxv是一部可靠的参考书。恐怕只有在中国这样一个能以低廉报酬召集一批知识分子从事此类大型项目的地方，才可能不顾著作权而将中国当代文学的横截面以节选形式付印。散文在该书中占据第1490至1585页。书中介绍了23位中国散文家（其中两位来自香港），每位附有作者简介、散文节选和作品评论。附录第1586至1609页收录了1977至1986年间获奖作品一览表。
关于1949年以来的当代散文，也有发展史方面的论述：佘树森在数十年研究中国散文之后，撰写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散文史纲，以其美学理论为基础对各篇作品进行了评价。mdcclxxvi
1990年底由卢启元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散文史》mdcclxxvii标志着当代散文发展研究的现状。他在序言中介绍了当代散文（包括散文诗）及其中涵盖的报告文学的总体研究状况。
散文理论与阶段性发展
冒忻和庄汉新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追溯了散文的发展脉络，并在展望中预见散文创作将大幅增长。mdcclxxviii
一套散文丛书的编辑们在其后记中确认了1990年代散文这一文体的复兴。mdcclxxix一份散文杂志的编辑们视中国为"散文大国"，并试图以严格的美学标准来遏制投稿的洪流。mdcclxxx王必胜指出了小说家独特的散文风格。mdcclxxxi
在台湾，1978年郑明娳编纂的论文集已经标志着对散文这一文体的首次系统探讨，不过其中的文章均出自定居台湾的中国人之手，且仅限于台湾散文。她自1986年以来的研究则在文化中国这一更为宽广的框架内考察中国散文，这些研究在第 页及其后有更详细的介绍。
1983年台湾的一篇论文介绍了"学者散文"。mdcclxxxiii此外还出版了一部由台湾作者撰写的散文写作指南专著。mdcclxxxiv 1993年，官方编纂的台湾文学总览通过66位评论家撰写的92篇散文评论，展示了台湾文学自身身份认同日益增强的形成过程：书中仅收录在台湾创作的散文。mdcclxxxv
文学研究者杨昌年（1930年生）在其1988年出版的专著《现代散文新风貌》中（其序言署日为1986年6月15日），提出了散文的十一种"新"亚类型。他所指的包括以意识流手法写成的散文，以及具有特别高审美要求的散文，并以新的术语加以命名，如艺术散文。他对每种散文形式的特征进行了描述，以精选的作者和文本分析了各表现（亚类型、表现形式）的重点。他的论证部分以文本节选为依据，部分以参考文献指引为支撑。在每一章节中，他除了引用余光中之外，还各引用约五种西方著作（来自法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包括莎士比亚[Shakespeare]等）作为参照。mdcclxxxvi
这部专著的价值并非一目了然：既然中国文学研究者对已经基本确立的散文类型的划分和命名都缺乏一致意见，那么提出十一种新的散文类型并不一定有助于科学所应追求的清晰性。况且，仅凭写作风格（意识流）或诸如审美这样难以把握乃至主观的、未经专门界定的标准来划分亚类型，也不足以证明创设新类型的合理性。这部著作的主要价值恐怕在于：杨昌年通过引用西方和台湾文学，超越了台湾文学界的局限。这有助于认识自身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
香港于1993年以散文集《现当代中国散文论辩》mdcclxxxvii提出了充当华语散文交流文化枢纽的主张，并在同年年底出版的《中国散文鉴赏辞典》mdcclxxxviii中兑现了这一承诺：该辞典简要介绍和评论了来自世界各地近2000位中国作者的4000余篇散文。香港散文研究者黄维梁于1994年提出了当代散文的实证主义评价标准。mdcclxxxix
西方语言中也有个别论文，如约翰·甘农（John Gannon）1978年将英国随笔与中国的对应物进行了比较，mdccxc叶庆瑜（Yeh Ching-ping）同年考察了随笔与当时社会之间的关系。mdccxci
在以下论述中，笔者还可以依据自己对以下散文研究者所做的访谈：蔡渝嘉（1994年7月6日）、刘锡庆（1994年7月6日）、钟叔河（1994年7月19日）、黄维梁（1994年7月）、李瑞腾（1994年8月31日）、郑明娳（1994年9月7日）。
一部有用的参考书还有1995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知识分子传记集。mdccxcii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刘锡庆如此勾勒当代散文的发展脉络：mdccxciii
1949年—1957年中
出现了大量报告文学。1956年至1957年中涌现了一些优秀散文，如老舍的"养花"、杨朔的"香山红叶"等。
1957—1966年
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大跃进"首先阻碍了散文的创作。1961年又是一个"散文年"，产生了许多著名作品，如杨朔的"茶花赋"、刘白羽的"长江三日"、秦牧的"花城"、冰心的"樱花赋"、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等。
1966—1976年
由于"文化大革命"，无散文可述。
1977年以来
中国散文出现了复兴。
1949年—1957年中
关于第一阶段还须补充的是，英国散文的影响在1950年代仍可追溯，例如兰姆（Lamb）的《Dream Children: A Reverie》mdccxciv是大学的教学内容。
1957—1966年
1961年，培根（Bacon）的重要散文刊登在《世界文学》杂志上。mdccxcv
在1960年代初期，艾迪生（Addison）、培根（Bacon）、哥尔德斯密斯（Goldsmith）、黑兹利特（Hazlitt）、兰姆（Lamb）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散文也附有中文注释和评论进行了翻译。mdccxcvi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国翻译作品消失了。国内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往往未能幸存的日记之外，也几乎不再有散文问世。
秦牧（1919年生）在这一阶段以其散文"花城"成名。他在当代散文家排行榜上位列第5位，在总排行榜上位列第17位（排行榜参见第 页）。
1977年以来
1980年代的散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回顾性的，旨在清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并具有忏悔性质（巴金）；另一类是天真的创新者，他们或重复1920年代的形式，或不加反思地照搬西方模式，往往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与此同时，现代散文经历了如此显著的复兴，以至于在书店中的地位与当代散文不相上下，个别作者（鲁迅、周作人）甚至更为突出。部分散文家在1989年六月事件之后以及面对改革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和大众文化的冲击，承担起了警世功能（王蒙）。来自海外的声音也在批判性地关注着改革进程和身份认同的建构（刘再复）。通过全球化网络，这些批评传入了国内。由此，与其他社会制度的直接比较也首次成为可能，总体而言，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多使公民日益成熟。
进入1990年代，散文家们越来越多地以更加讽刺和批判社会的方式呈现其内容。部分作者意识到了文化中国及其所有外围文化（新加坡、马来西亚、mdccxcvii台湾、香港、海外华人）的存在（尤其是像余光中这样的旅居者）。
在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1979年之后的推动下，中国众多杂志重新刊发了本森（A.C. Benson）、德·昆西（De Quincey）、切斯特顿（Chesterton）、兰姆（Lamb）、林德（Lynd）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英国散文家作品的译文。mdccxcviii以下精选书目概述了中译外国散文选集：mdccxcix
• 高健（编、译）：《英美散文六十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 刘炳善（编、译）：《英国散文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86年
• 蓝仁哲等（编、译）：《现代英国散文选》，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年
• 张国佐、黄绍鑫（编、译）：《英国十八世纪散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辜正坤（编、译）：《英国浪漫派散文精华》，北京：作家出版社
• 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水天同译
• 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四季随笔》（亨利·莱克罗夫特的私人札记），再版：陕西人民出版社，李霁野译
• 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四季随笔》（亨利·莱克罗夫特的私人札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郑翼堂译
• 罗斯金（Ruskin）：《芝麻与百合》（Sesame and Lilies），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刘坤尊译
• 德·昆西（De Quincey）：《英国瘾君子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刘重德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 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伊利亚随笔选》（Essays of Elia），北京：三联书店，刘炳善译
关于中国散文写作的新趋势，汪曾祺mdccc 1993年在其"当代散文领域概览序言"mdccci中指出了近年来女性作家大量高质量散文的涌现。他将原因归结为女性更为细腻的感受和情感。她们站在更高的层面审视世界，不受利益和政治的束缚，因而享有更大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尤其体现在散文中。
写作界对散文这一文体的普遍倾向可以从《散文世界》mdcccii、《散文选刊》mdccciii和《散文月刊》mdccciv等月刊的创办中看出，也可以从"当代名家随笔丛书"或《名家小品》mdcccv等丛书中看出。
杨牧（1940年生）是散文选集的编辑、诗人和散文家。《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收录了他的散文"1972"。mdcccvi他毕业于台中东海大学，后就读于爱荷华大学和伯克利大学。1990年代他担任华盛顿大学中文与比较文学教授。
关于当前的散文研究，可参见蔡渝嘉、mdcccvii黄维梁、mdcccviii李瑞腾mdcccix和刘锡庆，mdcccx他们与散文相关的主要论点概述于第 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郑明娳：
中国当代散文在台湾的研究现状：郑明娳mdcccxi
在第一部分阐述了散文理论和现代散文的研究成果之后，本部分将简要介绍建立在现代散文研究基础之上的当代散文研究成果。
郑明娳自1978年以来，以每隔数年的研究成果，贡献了多部在台湾散文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她一以贯之的主题是现代散文，在台湾指的是1917年以来的散文，与大陆所称的现当代散文相对应。鉴于其重要性，以下对郑明娳最重要的著作作简要评介：她在作品中主要关注台湾文学，较少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文学。西方散文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米歇尔·艾克姆·德·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仅被用来论证其影响力。mdcccxii
她的早期著作《现代散文鉴赏》mdcccxiii和《纵横论》mdcccxiv已经展现出她的分析能力和理性天赋。由于这些内容与她后来的著作有所重叠，而后者又具有更新的研究水平，因此在此详细介绍两部较新的著作：
在《论分类》mdcccxv中，郑明娌反思了她从事散文研究的动机：自1917年文学革新运动以来直到当时，从事散文研究的人虽然很多，但很少有人关注当代散文。在这整个时期里，一直缺乏系统的理论，由于兴趣缺缺，也缺少真正的散文批评。她十年前就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因此在当时任职的淡江大学积极培养散文理论方向的学术后备力量。mdcccxvi
作为年轻学者，她受到以下著作的影响：1980年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一部收录六十余位作者的散文集的影响——林非（编）：《笔谈散文》。1983年受到俞元桂等（编）：《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的影响，俞元桂在序言中表示今后还要关注中国的当代散文。1984年10月，佘树森的《散文艺术初探》一书向她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散文令人惊叹的深入的学术研究兴趣。但她对该书提出了一项批评，而这一批评恰恰决定性地激发了她自己的研究：该书对散文家的评判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往往按照"左或右"的模式进行。如果某位作者不符合当时主导的政治观点，便不被提及。已故作者要么被归类为进步的、战斗性的，从而是正面的，要么被归类为保守的，从而是极为负面的。这种"研究"方式对中国文学研究所造成的损害，难以弥补。因此她决心自己开创一种新的散文理论研究。mdcccxvii
郑明娌的研究方法如下：她界定了散文在文学中的地位及其各种子类型。据她自述，她致力于一种立足于"现实"的散文批评与评价。她参考散文研究专著和散文家的传记资料，将散文与其他文类进行比较，考虑散文的历史，并力求从中西比较文学的视角加以审视。但唯独在最后一点上，她未能达到自己提出的要求。
郑明娌视创作为首要行为，将文类和子类型的归属视为次要行为。各文类（小说、散文等）的形成是偶然的，源于大量类似文本的积聚。这种归类处于持续变化之中，因为既有文类的存在会影响作者的创作过程。自1917年以来，散文理论经历了一次重新界定。郑明娌表示，她希望兼顾散文的历史背景。
在本书中，郑明娌首先将散文的功能归纳为三种。她在书中表达了这样的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关于散文及其子类型的完整理论体系，并确定各子类型的形成过程。由此可以推导出创作方法，并分析散文家在现代七十年间的成就。最重要的散文形式是情趣小品。这种形式流传最广，存在时间也最长。散文的第二种功能是纪实，其形式为报道文学。但这类文章大多局限于纯粹的信息传递，因而丧失了文学特性。对此须提出反论：报道文学是应用文学（新闻报道）与虚构的混合形式，因为报道文学往往将事实嵌入虚构的"故事"之中。第三种形式是传记。日记和书信这两种形式在文体上已停滞了七十年。
在各篇专论中，郑明娌展开了一场基本讨论，阐释了散文的起源，这里择取其中两篇加以介绍：令人失望的是她的论文"现代散文的界定"。文中仅有一处关于"散文"一词起源的文学史注释，以及在"内容"小标题下列举了文学研究中考察散文时应关注的若干领域。第一个领域是散文作品的环境，即传记资料、写作风格、作者的个人性格和心态、所选题材、世界观和智识水平。从作品内部来看，需要回答以下问题：主题包含哪些成分，形式有多开放，文本展开过程中结构如何变化，以及文本是否以日常语言写成。在选取的第二篇论文中，介绍了现代散文的"子类型"和"主要表现形式"（参见第48页及以下）。这样的分类是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基础，而且由此可以分析散文的发展趋势。对此须提出反论：郑明娌未能从这一分类中提炼出科学价值。将散文分为各种类别和子类型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有意义，例如能够证明"描写性"散文正在取代"抒情性"散文。
郑明娌的著作《论结构》mdcccxviii探讨了散文的结构问题。
1992年出版的《论分类续编》mdcccxix包含了一些新的观点，回应了台湾社会在地方意识、商业文学和民主方面的深入转型：
郑明娌认为，文学的面貌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方面是总体环境（有利因素包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开明的文化政策）。mdcccxx 1950年代的文化政策对散文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自1980年代以来这种影响已经消失。此后，文学呈现出新的面貌。郑明娌还指出了亲政府以及近年来反对派的境外媒体对文学的明显影响：例如《时报》的文学副刊一直试图影响文学，将文学与政治混为一谈。关于1976年至1989年间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何与怀提供了一个概述，mdcccxxi 1980年代有沙夫（Scharf）的研究，mdcccxxii 1990年至1994年有马汉茂（H. Martin）的研究。mdcccxxiii
不过，媒体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报道形式。自1980年代以来，各种报纸和杂志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商业利益；郑明娌指出，这种趋势不给作家自由想象的空间，她以文章和文学作品中短浅浮泛的文风作为佐证。
第二个方面是"主体构成"，即散文向何处发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mdcccxxiv与1990年代初相比，过去人们对散文更加重视，研究也更为深入。
第三个方面是内心世界，即散文家面对外部世界的个人感受、个人趣味和偏好，其中往往显示出他对某种意识形态方向的归属。mdcccxxv这三个方面始终相互影响。
书中各篇论文全部专注于台湾的现代和当代散文。论述了散文的各种表现形式、散文的危机、mdcccxxvi散文写作和阅读中的崇高感、女性散文家笔下的父亲形象、新闻与散文的交汇点、散文研究以及当代文化政策的种种现象。
下面将阐述对散文的要求以及促进散文发展的途径：
对散文的要求
汪曾祺对当代散文提出要求：一篇散文应当只集中于一个主题。mdcccxxvii
刘锡庆对散文提出以下四项要求：mdcccxxviii
1. 每篇散文都必须有一个"我"，个性必须鲜明。散文是一种作者写自己的文学形式，是表达"个性"的文学形式。
2. 散文应当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在细小之处反映最重要的东西。题材也应选择"小而具体"的内容。
3. 写作应当真实、自然、自由。
4. 散文应当"极短"而"有韵味"。
《散文月刊》提出要求：一篇好的散文必须让读者产生与作者相似的感受。读者不能在阅读中途停下来，读后还要长时间沉思回味。有些作者重复太多，思路过于明显；有些作者用感情筑起一堵墙，将读者拒之门外，从而削弱了阅读乐趣。编辑部认为，作者的高超技巧在于找到一个恰当的尺度——根据文本的不同——他在散文中应当向读者敞开多少心扉。mdcccxxix中国是散文大国。然而许多散文出自"厨师"之手，他们的手"太大"，不适合写作。有些人吃不消化的残羹剩饭，只是重复已有的东西。只有当它是自己独创的东西时，才是创造，才是"可消化的"。在形式上，一篇散文不应超过500字。mdcccxxx
散文的促进
刘锡庆mdcccxxxi和王蒙mdcccxxxii（措辞略有不同）提出了以下五个方面来促进散文的发展：
1. 通过一种政治清明透彻、思想解放、艺术"民主"、个性得以发挥的环境。
2. 通过氛围：目前小说和报告文学正当红。氛围与时代需求和读者品味息息相关。
3. 通过传统：散文家一方面应当继承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应当开辟向"内心"深入的道路，高度重视"情感"，追求"美"。
4. 通过个人的努力：应当提高从事散文写作的个体作家的修养水平。许多写小说、短篇小说、戏剧、诗歌、诗词和评论的作家也写散文。
5. 通过引导：理论和批评应当对散文的思想基础产生启发作用。
刘锡庆在其《当代艺术散文选》mdcccxxxiii的序言中，对当今散文及其形成给出了一个清晰的定义。为了与散文一词的附属含义"非虚构性散文"相区别，并强调"文学品质"作为散文的特征，他使用了"艺术散文"这一概念。mdcccxxxiv他将艺术散文理解为一种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方式，以真实而形式自由的写作首先表达自己的个性、情感世界和精神气质。由此，他视散文与诗歌相近。在所有文类中，这两种最适合表达情感。
在第三部分代表性地选出了当代五位散文家之后，在第四部分对当代散文的发展做了概述，现在——与现代散文部分的研究方法一致——通过若干代表人物来介绍当代散文。
1949年以后，散文家是否出于抗议而采取非政治化的写作立场，已不再是核心问题，因为新政权要求新作者表明政治立场；mdcccxxxv以下将着重考察他们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态度的变化。服务于意识形态乌托邦的要求，与错误的国家政党对这一要求的负面实践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作为知识分子——往往有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在多方面认识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政策的失败，以及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白色恐怖"的失败。这里要探讨的问题是，他们如何表达对这种政治的批评。在本文详细考察的九位散文家中，有两位例外：一位是1950年后才出生的贾平凹，他得以享受邓小平开放政策所赋予作家的新的话语权，可以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另一位是台湾作家余光中，他虽然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的错误，却出于对文化部长一职的兴趣而加以否认——这与王蒙形成对比，王蒙对共产党则小心翼翼地提出了批评意见。
以下第六部分将介绍五位中国当代散文家（1949—1995年）。首先介绍巴金，他在建国后的散文中，凭借其无可争议的地位，并借助位于安全的英国殖民地香港的一家出版社，发表了社会批评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