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gloumeng/zh-de4/Chapter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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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回 / Kapitel 99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中文原文

Deutsche Übersetzung (DE4, Woesler)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话说凤姐见贾母和薛姨妈为黛玉伤心，便说：“有个笑话儿说给老太太和姑妈听。”未从开口，先自笑了。因说道：“老太太和姑妈打量是那里的笑话儿？就是咱们家的那二位新姑爷新媳妇啊！”贾母道：“怎么了？”凤姐拿手比着道：“一个这么坐着，一个这么站着；一个这么扭过去，一个这么转过来；一个又……” 说到这里，贾母已经大笑起来，说道：“你好生说罢，倒不是他们两口儿，你倒把人怄的受不得了。”薛姨妈也笑道：“你往下直说罢，不用比了。”凤姐才说道：“刚才我到宝兄弟屋里，我听见好几个人笑。我只道是谁，巴着窗户眼儿一瞧，原来宝妹妹坐在炕沿上，宝兄弟站在地下。宝兄弟拉着宝妹妹的袖子，口口声声只叫：‘宝姐姐，你为什么不会说话了？你这么说一句话，我的病包管全好。’宝妹妹却扭着头，只管躲。宝兄弟又作了一个揖，上去又拉宝妹妹的衣裳。宝妹妹急的一扯。宝兄弟自然病后是脚软的，索性一栽，栽在宝妹妹身上了。宝妹妹急的红了脸，说道：‘你越发比先不尊重了！’”说到这里，贾母和薛姨妈都笑起来。凤姐又道：“宝兄弟站起来，又笑着说：‘亏了这一栽，好容易才栽出你的话来了。’” 薛姨妈笑道：“这是宝丫头古怪。这有什么？既作了两口儿，说说笑笑的怕什么？他没见他琏二哥和你？”凤姐儿红了脸，笑道：“这是怎么说？我饶说笑话儿给姑妈解闷儿，姑妈反倒拿我打起卦来了。”贾母也笑道：“要这么着才好。夫妻固然要和气，也得有个分寸儿。我爱宝丫头，就在这尊重上头。只是我愁宝玉还是那么傻头傻脑的，这么说起来，比头里竟明白多了。你再说说还有什么笑话儿没有？”凤姐道：“明儿宝玉圆了房儿，亲家太太抱了外孙子，那时候儿不更是笑话儿了么？” 贾母笑道：“猴儿，我在这里和姨太太想你林妹妹，你来怄个笑儿还罢了，怎么臊起皮来了？你不叫我们想你林妹妹？你不用太高兴了，你林妹妹恨你，将来你别独自一个儿到园里去，隄防他拉着你不依。”凤姐笑道：“他倒不怨我，他临死咬牙切齿，倒恨宝玉呢。”贾母、薛姨妈听着还道是玩话儿，也不理会，便道：“你别胡拉扯了。你去叫外头挑个很好的日子，给你宝兄弟圆了房儿罢。”凤姐答应着，又说了一会话儿，便出去叫人择了吉日，重新摆酒唱戏请人，不在话下。 却说宝玉虽然病好，宝钗有时高兴，翻书观看，谈论起来，宝玉所有眼前常见的尚可记忆，若论灵机儿，大不似先，连他自己也不解。宝钗明知是通灵失去，所以如此。倒是袭人时常说他：“你何故把从前的灵机儿都没有了？倒是忘了旧毛病也好，怎么脾气还照旧，独道理上更糊涂了呢？”宝玉听了，并不生气，反是嘻嘻的笑。有时宝玉顺性胡闹，多亏宝钗劝着，略觉收敛些。袭人倒可少费些唇舌，惟知悉心伏侍。别的丫头素仰宝钗贞静和平，各人心服，无不安静。 只有宝玉到底是爱动不爱静的，时常要到园里去逛。贾母等一则怕他招受寒暑；二则恐他睹景伤情，虽黛玉之柩已寄放城外庵中，然而潇湘馆依然人亡屋在，不免勾起旧病来：所以也不使他去。况且亲戚姊妹们：薛宝琴已回到薛姨妈那边去了。史湘云因史侯回京，也接了家去了，又有了出嫁的日子，所以不大常来；只有宝玉娶亲那一日与吃喜酒这天来过两次，也只在贾母那边住下；为着宝玉已经娶过亲的人，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也不肯如从前的诙谐谈笑，就是有时过来，也只和宝钗说话，见了宝玉，不过问好而已。那邢岫烟却是因迎春出嫁之后，便随着邢夫人过去了。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即同着李婶娘过来，亦不过到太太们和姐妹们处请安问好，即回到李纨那里，略住一两天就去了。所以园内的只有李纨、探春、惜春了。贾母还要将李纨等挪进来，为着元妃薨后，家中事情接二连三，也无暇及此。现今天气一天热似一天，园里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且说贾政带了几个在京请的幕友，晓行夜宿，一日到了本省。见过上司，即到任拜印受事，便查盘各属州县米粮仓库。贾政向来作京官，只晓得郎中事务都是一景儿的事情；就是外任，原是学差，也无关于吏治上：所以外省州县折收粮米、勒索乡愚这些弊端，虽也听见别人讲究，却未尝身亲其事，只有一心做好官。便与幕宾商议，出示严禁，并谕以一经查出，必定详参揭报。初到之时，果然胥吏畏惧，便百计钻营，偏遇贾政这般古执。 那些家人跟了这位老爷在都中一无出息，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便在京指着在外发财的名儿，向人借贷做衣裳，装体面，心里想着到了任，银钱是容易的了。不想这位老爷呆性发作，认真要查办起来，州县馈送，一概不受。门房、签押等人心里盘算道：“我们再挨半个月，衣服也要当完了，账又逼起来，那可怎么样好呢？眼见得白花花的银子，只是不能到手。”那些长随也道：“你们爷们到底还没花什么本钱来的。我们才冤，花了若干的银子，打了个门子，来了一个多月，连半个钱也没见过。想来跟这个主儿是不能捞本儿的了。明儿我们齐打伙儿告假去。”次日，果然聚齐，都来告假。贾政不知就里，便说：“要来也是你们，要去也是你们。既嫌这里不好，就都请便。”那些长随怨声载道而去。 只剩下些家人，又商议道：“他们可去的去了。我们去不了的，到底想个法儿才好。”内中有一个管门的叫李十儿，便说：“你们这些没能耐的东西！着什么急呢？我见这‘长’字号儿的在这里，不犯给他出头。如今都饿跑了，瞧瞧十太爷的本领，少不得本主儿依我。只是要你们齐心，打伙儿弄几个钱，回家受用；若不随我，我也不管了，横竖拼得过你们。”众人都说：“好十爷，你还主儿信得过，若你不管，我们实在是死症了。”李十儿道：“别等我出了头，得了银钱，又说我得了大分儿了，窝儿里反起来，大家没意思。”众人道：“你万安，没有的事。就没有多少，也强似我们腰里掏钱。” 正说着，只见粮房书办走来找周二爷。李十儿坐在椅子上，跷着一只腿，挺着腰，说道：“找他做什么？”书办便垂手，陪着笑说道：“本官到了一个多月的任，这些州县太爷见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说话，到了这时候，都没有开仓。若是过了漕，你们太爷们来做什么的？”李十儿说：“你别混说！老爷是有根蒂的，说到那里，是要办到那里。这两天原要行文催兑，因我说了缓几天，才歇的。你到底找我们周二爷做什么？”书办道：“原为打听催文的事，没有别的。”李十儿道：“越发胡说！方才我说催文，你就信嘴胡诌。可别鬼鬼祟祟来讲什么账，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书办道：“我在这衙门内已经三代了，外头也有些体面，家里还过得，就规规矩矩伺候本官升了还能够，不像那些等米下锅的。”说着，回了一声：“二太爷，我走了。” 李十儿便站起，堆着笑说：“这么不禁玩，几句话就脸急了。”书办道：“不是我脸急，若再说什么，岂不带累了二太爷的清名呢？”李十儿过来，拉着书办的手说：“你贵姓啊？”书办道：“不敢，我姓詹，单名是个会字。从小儿也在京里混了几年。”李十儿道：“詹先生，我是久闻你的名的。我们弟兄们是一样的，有什么话，晚上到这里，咱们说一说。”书办也说：“谁不知道李十太爷是能事的！把我一诈就吓毛了。”大家笑着走开。那晚便与书办咕唧了半夜。 第二天，拿话去探贾政，被贾政痛骂了一顿。隔一天拜客，里头吩咐伺候，外头答应了。停了一会子，打点已经三下了，大堂上没有人接鼓。好容易叫个人来打了鼓，贾政踱出暖阁，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个。贾政也不查问，在墀下上了轿，等轿夫又等了好一会。来齐了，抬出衙门，那个炮只响得一声；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个打鼓，一个吹号筒。贾政便也生气说：“往常还好，怎么今儿不齐集至此？”抬头看那执事，却是搀前落后。勉强拜客回来，便传误班的要打。有的说因没有帽子误的，有的说是号衣当了误的，又有说是三天没吃饭抬不动的。贾政生气，打了一两个，也就罢了。 隔一天，管厨房的上来要钱，贾政将带来银两付了。以后便觉样样不如意，比在京的时候倒不便了好些。无奈，便唤李十儿问道：“跟我来这些人，怎么都变了？你也管管。现在，带来银两早使没有了，藩库俸银尚早，该打发京里取去。”李十儿禀道：“奴才那一天不说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这些人都是没精打彩的，叫奴才也没法儿。老爷说家里取银子，取多少？现在打听节度衙门这几天有生日，别的府道老爷都上千上万的送了，我们到底送多少呢？”贾政道：“为什么不早说？”李十儿说：“老爷最圣明的：我们新来乍到，又不与别位老爷很来往，谁肯送信？巴不得老爷不去，好想老爷的美缺呢。”贾政道：“胡说！我这官是皇上放的，不给节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李十儿笑着回道：“老爷说的也不错。京里离这里很远，凡百的事，都是节度奏闻：他说好便好，说不好便吃不住。到得明白，已经迟了。就是老太太、太太们，那个不愿意老爷在外头烈烈轰轰的做官呢？” 贾政听了这话，也自然心里明白，道：“我正要问你，为什么不说出来？”李十儿回说：“奴才本不敢说，老爷既问到这里，若不说，是奴才没良心；若说了，少不得老爷又生气。”贾政道：“只要说得在理。”李十儿说道：“那些书吏、衙役，都是花了钱买着粮道的衙门，那个不想发财？俱要养家活口。自从老爷到任，并没见为国家出力，倒先有了口碑载道。”贾政道：“民间有什么话？”李十儿道：“百姓说：‘凡有新到任的老爷，告示出的越利害，越是想钱的法儿：州县害怕了，好多多的送银子。’收粮的时候，衙门里便说新道爷的法令，明是不敢要钱，这一留难叨登，那些乡民心里反愿意花几个钱，早早了事。所以那些人不说老爷好，反说不谙民情。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爷最相好的，他不多几年，已巴到极顶的分儿，也只为识时达务，能够上和下睦罢了。” 贾政听到这话，道：“胡说！我就不识时务吗？若是上和下睦，叫我与他们猫鼠同眠吗？”李十儿回说道：“奴才为着这点心儿，不敢掩住，才这么说。若是老爷就是这样做去，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时候，老爷说奴才没良心，有什么话不告诉老爷。”贾政道：“依你怎么做才好？”李十儿道：“也没有别的，趁着老爷的精神年纪，里头的照应，老太太的硬朗，为顾着自己就是了。不然，到不了一年，老爷家里的钱也都贴补完了，还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都说老爷是做外任的，自然弄了钱藏着受用。倘遇着一两件为难的事，谁肯帮着老爷？那时辩也辩不清，悔也悔不及。” 贾政道：“据你一说，是叫我做贪官吗？送了命还不要紧，必定将祖父的功勋抹了才是？”李十儿回禀道：“老爷极圣明的人，没看见旧年犯事的几位老爷吗？这几位都与老爷相好，老爷常说是个做清官的，如今名在那里？现有几位亲戚，老爷向来说他们不好的，如今升的升，迁的迁。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老爷要知道，民也要顾，官也要顾。若是依着老爷，不准州县得一个大钱，外头这些差使谁办？只要老爷外面还是这样清名声原好；里头的委屈，只要奴才办去，关碍不着老爷的。奴才跟主儿一场，到底也要掏出良心来。”贾政被李十儿一番言语，说得心无主见，道：“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说着，便踱了进去。 李十儿便自己做起威福，钩连内外一气的哄着贾政办事，反觉得事事周到，件件随心。所以贾政不但不疑，反都相信。便有几处揭报，上司见贾政古朴忠厚，也不查察。惟是幕友们耳目最长，见得如此，得便用言规谏。无奈贾政不信，也有辞去的，也有与贾政相好在内维持的。于是，漕务事毕，尚无陨越。 一日，贾政无事，在书房中看书。签押上呈进一封书子，外面官封上开着“镇守海门等处总制公文一角，飞递江西粮道衙门”。贾政拆封看时，只见上写道： 金陵契好，桑梓情深。昨岁供职来都，窃喜常依座右。仰蒙雅爱，许结朱陈，至今佩德勿谖。只因调任海疆，未敢造次奉求，衷怀歉仄，自叹无缘。今幸棨戟遥临，快慰平生之愿。正申燕贺，先蒙翰教，边帐光生，武夫额手。虽隔重洋，尚叨樾荫。想蒙不弃卑寒，希望茑萝之附。小儿已承青盼，淑媛素仰芳仪。如蒙践诺，即遣冰人。途路虽遥，一水可通。不敢云百辆之迎，敬备仙舟以俟。兹修寸幅，恭贺升祺，并求金允。临颖不胜待命之至！世弟周琼顿首。 贾政看了，心想：“儿女姻缘果然有一定的。旧年因见他就了京职，又是同乡的人，素来相好；又见那孩子长得好：在席间原提起这件事，因未说定，也没有与他们说起。后来他调了海疆，大家也不说了。不料我今升任至此，他写书来问。我看来门户却也相当，与探春倒也相配。但是我并未带家眷，只可写字与他商议。” 正在踌躇，只见门上传进一角文书，是议取到省会议事件。贾政只得收拾上省，候节度派委。 一日，在公馆闲坐，见桌上堆着许多邸报。贾政一一看去，见刑部一本：“为报明事，会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贾政便吃惊道：“了不得，已经提本了！”随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殴伤张三身死，串嘱尸证，捏供误杀一案”。贾政一拍桌道：“完了！”只得又看底下是： 据京营节度使咨称：缘薛蟠籍隶金陵，行过太平县，在李家店歇宿，与店内当槽之张三素不相认。于某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备酒，邀请太平县民吴良同饮，令当槽张三取酒。因酒不甘，薛蟠令换好酒。张三因称酒已沽定，难换。薛蟠因伊倔强，将酒照脸泼去，不期去势甚猛，恰值张三低头拾箸，一时失手，将酒碗掷在张三囟门，皮破血出，逾时殒命。李店主趋救不及，随向张三之母告知。伊母张王氏往看，见已身死，随喊禀地保，赴县呈报。前署县诣验，仵作将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伤，漏报填格，详府审转。看得薛蟠实系泼酒失手，掷碗误伤张三身死，将薛蟠照过失杀人，准斗杀罪收赎等因前来。 臣等细阅各犯证、尸亲前后供词不符，且查斗杀律注云：“相争为斗，相打为殴。必实无争斗情形，邂逅身死，方可以过失杀定拟。”应令该节度审明实情，妥拟具题。今据该节度疏称：薛蟠因张三不肯换酒，醉后拉着张三右手，先殴腰眼一拳。张三被殴回骂，薛蟠将碗掷出，致伤囟门深重，骨碎脑破，立时殒命。是张三之死，实由薛蟠以酒碗砸伤深重致死，自应以薛蟠拟抵，将薛蟠依斗杀律拟绞监候。吴良拟以杖徒。承审不实之府州县，应请…… 以下注着“此稿未完”。 贾政因薛姨妈之托，曾托过知县，若请旨革审起来，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即将下一本开看，偏又不是，只好翻来覆去，将报看完，终没有接这一本的。心中狐疑不定，更加害怕起来。 正在纳闷，只见李十儿进来：“请老爷到官厅伺候去，大人衙门已经打了二鼓了。”贾政只是发怔，没有听见。李十儿又请一遍。贾政道：“这便怎么处？”李十儿道：“老爷有什么心事？”贾政将看报之事说了一遍。李十儿道：“老爷放心。若是部里这么办了，还算便宜薛大爷呢。奴才在京的时候，听见薛大爷在店里叫了好些媳妇儿，都喝醉了生事，直把个当槽儿的活活儿打死了。奴才听见不但是托了知县，还求琏二爷去花了好些钱，各衙门打通了才提的。不知道怎么部里没有弄明白。如今就是闹破了，也是官官相护的，不过认个承审不实，革职处分罢咧，那里还肯认得银子听情的话呢？老爷不用想，等奴才再打听罢，倒别误了上司的事。”贾政道：“你们那里知道！只可惜那知县听了一个情，把这个官都丢了，还不知道有罪没有罪。”李十儿道：“如今想他也无益，外头伺候着好半天了，请老爷就去罢。” 贾政不知节度传办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官箴（zhē n珍）——本义为百官对皇帝的规谏。引申为做官的规矩。​ 臊皮──指说些使人害臊的话。​ 顺性──任性。​ 一景儿——差不多，千篇一律。​ 折收粮米——地方官作弊贪污手段之一。即把该收的税粮折合成钱款征收，中饱私囊。​ 详参揭报──即对营私舞弊者加以揭露并向上司报告。​ 打了个门子——即通过送礼行贿，走了个后门。​ 过了漕——延误了运输官粮的期限。 漕：这里专指南粮由水路北运。​ 藩库——明、清两代各省的布政使别称“藩司”，而藩司主管财政，故称一省的钱粮库为“藩库”。贾政为江西粮道，故其薪俸应由江西藩库支付。​ 口碑载道──口碑：意谓百姓的口头褒贬像石碑一样不可磨灭，故称。 载道：满道。引申为到处、处处。 语本“路上行人口似碑”， 出自宋·释惟白《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二二·永州太平安禅师》(又见宋·释普济二○卷本《五灯会元·卷一七·永州太平安禅师》)：“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镌：雕刻。）形容到处都能听到民众的口头颂扬。这里是反话正说，指百姓议论纷纷。​ 留难叨登——故意刁难，制造麻烦。​ 不识时务——时务：时代潮流和形势。引申为人情世故。 语出《后汉书·张霸传》：“时皇后兄虎贲中郎将邓骘当朝贵盛，闻霸名行，欲与为交，霸逡巡不答。众人笑其不识时务。”(逡巡：犹豫不决。)原指不了解时代潮流和当前形势。引申为不懂人情世故。​ 猫鼠同眠——典出《新唐书·五行志一》：“龙朔元年十一月，洛州猫鼠同处。鼠隐伏，象盗窃：猫职捕盗，而反与鼠同，象司盗者废职容奸。”意谓猫与老鼠和睦相处的反常现象，象征司法官员姑息养奸，严重失职。这里借喻徇私枉法，与坏人同流合污。​ “金陵”二句──契好：意气相投的朋友。 桑梓：古人庭院常种的两种树，引申为故乡。 这两句意谓你我都是金陵人，既有同乡之谊，又是好朋友。​ 朱陈──典出唐·白居易《朱陈村》诗：“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后即以“朱陈”作为联姻的代称。​ 佩德勿谖（xuā n宣）──铭记你的恩德，永不忘记。​ 棨（qǐ起）戟──外套缯（丝织品）衣或涂过油漆的木戟，用于官员出行仪仗的前导。《后汉书·舆服志上》：“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皆带剑，持棨戟为列。”这里借指时任江西粮道的贾政。​ “正申”二句──燕贺：典出《淮南子·说林训》：“汤沐具而虮虱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贺：忧乐别也。”后以“燕贺”作为他人乔迁新居的贺词。这里借以祝贺贾政升任新官。 翰教：是指来信教诲。 这两句意谓我正要写信祝贺你升任新官，不料倒承蒙你先来信教诲。​ 额手──典出《宋史·司马光传》：“帝崩，赴阙临，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后即以“额手”表示敬意或庆幸。​ 樾荫──典出《淮南子·人间训》：“武王荫暍人（中暑的人）于樾（树荫）下，左拥而右扇之，而天下怀其德。”高诱注：“武王哀暍者之热，故荫之于樾下。”后即以“樾荫”喻庇护。​ 茑萝之附──典出《诗经·小雅·頍弁》：“茑与女萝，施于松柏。”意谓茑萝和女萝两种植物常攀附于松柏之上。朱熹集传云：“此燕兄弟亲戚之诗……以比兄弟缠绵依附之意。”常以喻攀附。这里特指攀亲（联姻）。​ 淑媛素仰芳仪──应理解为“素仰淑媛芳仪”。 淑媛：李贤注《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若淑媛谦顺之人”曰：“淑，善也。美女曰媛。”故“淑媛”即德容兼备的女子。这里指贾政之女探春。 芳仪：美德。 此句意谓对阁下德容兼备的千金小姐一向十分仰慕。​ 冰人──典出《晋书·艺术传·索紞》：“孝亷令狐策梦立冰上，与冰下人语。紞曰：‘冰上为阳，冰下为阴，阴阳事也。“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见《诗经·邶风·匏有苦叶》），婚姻事也。君当为人作媒，冰泮而成婚。’”后来令狐策果然作了田、张两家的媒人，且婚礼果然在“冰泮”（农历二月）举行。“冰人”遂成为媒人的代称。​ 百辆之迎──典出《诗经·召南·鹊巢》：“之子于归，百辆之御。”毛传：“百辆，百乘也。诸侯之子嫁于诸侯，送御（迎）皆百乘。”故“百辆之迎”即迎娶之意。​ 临颖──旧时写信常用套语。即当执笔写信之时。 颖：毛笔头，代指毛笔。​ 填格──填写验尸表格。​ 准斗杀罪收赎──准许按斗杀罪用钱赎罪。如《元典章·刑部四·杀卑幼》：“同法司拟合徒四年，决杖九十。缘本人年七十八岁，依旧例合行收赎，合征钞三十二贯。”​ 拟抵——即应判死罪。 拟：定罪。 抵：偿命。​ 绞监候——明、清两代刑法规定，每年秋季集中处决死刑犯人，故其他季节判为死刑的犯人要在监牢中等候，称“监候”。“监候”包括两种：判为斩刑的犯人称“斩监候”，判为绞刑的犯人称“绞监候”。​ 杖徒——古代的两种刑罚。 杖：用木棍、竹板、荆条击打犯人的臀部、背部、腿部等。 徒：即判犯人服一定时间的劳役。​

Neunundneunzigstes Kapitel Pflichtgetreu im Amt — die üblen Diener umgehen die Regeln, Im Amtsblatt lesend — der alte Onkel gerät in Schrecken Wie berichtet, sah Phönixglanz , dass die Herzoginmutter und Tante Schnee wegen Kajaljade traurig waren, und versuchte sie aufzumuntern: „Ich habe einen Witz für die Herzoginmutter und die Tante." Noch bevor sie den Mund aufmachte, lachte sie selbst schon los und sagte dann: „Die Herzoginmutter und die Tante werden sich fragen, woher der Witz stammt? Es geht um unser frisch vermähltes Paar hier im Haus!" Die Herzoginmutter fragte: „Was ist denn mit ihnen?" Phönixglanz fuchtelte mit den Händen: „Der eine sitzt so — der andere steht so; einer dreht sich so weg — der andere dreht sich so herum; einer macht dann wieder..." An dieser Stelle brach die Herzoginmutter bereits in schallendes Gelächter aus: „Erzähl schon ordentlich! Es geht doch gar nicht um die beiden — du bringst uns ja ganz durcheinander!" Tante Schnee lachte ebenfalls: „Erzähl einfach weiter, ohne diese Pantomime!" Da erst begann Phönixglanz: „Gerade eben war ich bei Bruder Schatzjades Gemach, und ich hörte mehrere Leute darin lachen. Ich dachte mir, wer das wohl sein könnte, und lugte durch ein Löchlein im Fenster. Da sah ich Schwester Schatzspange auf dem Ofenbettrand sitzen und Bruder Schatzjade vor ihr auf dem Boden stehen. Bruder Schatzjade hielt Schwester Schatzspange am Ärmel fest und bat flehentlich: ‚Schwester Schatzspange, warum redest du nicht mit mir? Sag doch nur ein einziges Wort, und meine Krankheit ist ganz bestimmt geheilt!' Schwester Schatzspange drehte den Kopf weg und wich ständig aus. Bruder Schatzjade machte eine tiefe Verbeugung vor ihr, kam heran und griff nach ihrem Kleid. Schwester Schatzspange riss sich ärgerlich los. Bruder Schatzjade ist ja nach seiner Krankheit noch wackelig auf den Beinen — und so fiel er mir nichts, dir nichts direkt auf Schwester Schatzspange drauf. Schwester Schatzspange wurde puterrot und sagte: ‚Du bist ja noch rücksichtsloser geworden als früher!'" Bei diesen Worten brachen die Herzoginmutter und Tante Schnee in Lachen aus. Phönixglanz fuhr fort: „Dann stand Bruder Schatzjade auf und sagte lachend: ‚Dabei musste ich erst hinfallen, damit du endlich den Mund aufmachst!'" Tante Schnee lachte: „Meine Schatzspange hat wirklich Eigenarten. Was ist denn dabei? Wenn man schon Eheleute ist, kann man doch scherzen und lachen! Hat sie nicht gesehen, wie ihr Vetter Kette und du miteinander umgeht?" Phönixglanz wurde rot und lachte: „Was soll das denn heißen? Da erzähle ich schon Witze, um die Tante aufzuheitern, und die Tante liest mir stattdessen die Zukunft!" Die Herzoginmutter lachte ebenfalls: „So muss es sein. Eheleute sollen zwar freundlich zueinander sein, aber es braucht auch Anstand und Maß. Ich schätze an Schatzspange gerade diese Würde. Nur macht mir Schatzjade Sorgen, der immer noch so ein dummer Junge ist. Aber nach dem, was du erzählst, scheint er doch schon viel vernünftiger geworden zu sein als früher. Hast du noch mehr Geschichten?" Phönixglanz sagte: „Wenn Schatzjade erst seine Hochzeitsnacht hinter sich hat und die Tante eines Tages ihr Enkelchen im Arm hält — das wird dann erst recht zum Lachen sein!" Die Herzoginmutter lachte: „Du Äffin! Wir sitzen hier und denken an deine Schwester Kajaljade, und du machst uns erst zum Lachen und dann schämst du uns noch dazu! Du willst doch nicht, dass wir an Kajaljade denken? Freu dich aber nicht zu früh! Deine Schwester Kajaljade grollt dir, und wenn du eines Tages allein in den Garten gehst, passt auf, dass sie dich nicht packt und festhält!" Phönixglanz lachte: „Mir grollt sie gar nicht. Kurz vor ihrem Tod hat sie die Zähne zusammengebissen — ihr Groll galt Schatzjade!" Die Herzoginmutter und Tante Schnee hielten dies noch für Spaß und gingen nicht weiter darauf ein: „Hör auf, solchen Unsinn zu reden! Geh und lass draußen einen besonders günstigen Tag aussuchen, damit Bruder Schatzjade seine Hochzeitsnacht feiern kann." Phönixglanz stimmte zu, plauderte noch ein wenig und ging dann hinaus. Sie ließ einen Glückstag wählen und bereitete aufs Neue ein Bankett mit Theaterspiel und Einladungen vor. Darüber braucht man nicht weiter zu berichten. Was nun Schatzjade betrifft: Obwohl er von seiner Krankheit genesen war und Schatzspange in heiteren Stunden zuweilen ein Buch aufschlug und mit ihm darüber sprach — konnte sich Schatzjade zwar an die Dinge erinnern, die ihm täglich vor Augen kamen, doch was seinen früheren Scharfsinn betraf, war er bei Weitem nicht mehr derselbe. Er selbst konnte sich das nicht erklären. Schatzspange wusste genau, dass es am Verlust des magischen Jade lag. Es war jedoch Dufthauch , die ihn zuweilen fragte: „Warum habt Ihr Euren früheren Scharfsinn verloren? Wenn Ihr wenigstens die alten Unarten abgelegt hättet, wäre es gut. Aber Euer Temperament ist wie eh und je — nur im Verstand seid Ihr noch verwirrter als zuvor." Schatzjade hörte das und wurde keineswegs böse, sondern grinste nur albern. Wenn Schatzjade zuweilen seiner Natur freien Lauf ließ und Unfug trieb, war es Schatzspange, die ihn ermahnte und etwas zur Besinnung brachte. So konnte sich Dufthauch manche Predigt ersparen und widmete sich ganz der hingebungsvollen Pflege. Die anderen Mägde hatten Schatzspanges tugendhafte, ruhige und gütige Art schon immer bewundert, und alle fügten sich bereitwillig. Überall herrschte Frieden. Nur Schatzjade war eben einer, der die Bewegung mehr liebte als die Stille, und ständig wollte er in den Garten spazieren. Die Herzoginmutter und die anderen fürchteten erstens, er könnte sich Kälte oder Hitze zuziehen, und zweitens, dass der Anblick der alten Stätten ihn in Trauer versetzen würde. Zwar war Kajaljades Sarg bereits in einem Tempel außerhalb der Stadt aufgebahrt worden, doch der Xiaoxiang-Pavillon stand noch immer leer da — die Bewohnerin tot, die Räume unverändert. Man fürchtete, das könnte die alte Krankheit wieder aufwühlen, und ließ ihn deshalb nicht hin. Zudem hatten sich die verwandten jungen Damen alle zerstreut: Kostbarzither Schnee war bereits zu Tante Schnee zurückgekehrt. Xiang-Flusswolke Geschichte war, weil Marquis Geschichte in die Hauptstadt zurückgekehrt war, ebenfalls nach Hause geholt worden. Ihr Hochzeitstag war bereits bestimmt, und so kam sie nur noch selten. Zur Hochzeit Schatzjades und zum Festbankett war sie zwei Mal dagewesen und hatte bei der Herzoginmutter gewohnt. Da Schatzjade nun verheiratet war und sie selbst bald heiraten würde, gab sie sich nicht mehr den ungezwungenen Neckereien von früher hin. Wenn sie ab und zu vorbeikam, sprach sie nur mit Schatzspange, und bei Schatzjade beschränkte sie sich auf eine höfliche Begrüßung. Höhlennebel Strafe war nach Willkommensfrühlings Heirat zu ihrer Tante, Frau Strafe , gezogen. Die Li-Schwestern wohnten auswärts; kamen sie mit ihrer Mutter zu Besuch, begrüßten sie die Damen und die Schwestern, gingen dann zu Seidenweiß Pflaume , blieben ein, zwei Tage und kehrten heim. So wohnten im Garten nur noch Seidenweiß Pflaume, Erkundefrühling und Bedauerfrühling . Die Herzoginmutter hatte eigentlich gewollt, dass auch Seidenweiß Pflaume und die anderen ins Haupthaus umzögen, doch seit dem Tod der Edlen Gemahlin hatten sich die Unglücksfälle im Hause überschlagen, und man war nicht dazu gekommen. Da es nun mit jedem Tag heißer wurde und man den Garten noch bewohnen konnte, wollte man den Umzug auf den Herbst verschieben. Doch davon mehr zu gegebener Zeit. Es wird nun erzählt, dass Aufrecht Kaufmann in Begleitung einiger in der Hauptstadt angeworbener Privatsekretäre tags reiste und nachts rastete, bis er eines Tages in seiner Provinz eintraf. Er meldete sich bei seinen Vorgesetzten, begab sich zu seinem neuen Yamen, nahm zeremoniell das Amtssiegel in Empfang und trat sein Amt an. Sogleich begann er mit der Überprüfung der Getreide- und Reisvorräte in den Kornspeichern aller ihm unterstellten Unterpräfekturen und Kreise. Aufrecht Kaufmann hatte stets als Beamter in der Hauptstadt gedient und kannte nur die einförmigen Routinegeschäfte eines Ministerialbeamten. Seine einzige Provinztätigkeit war die des Prüfungsaufsehers gewesen, die nichts mit der eigentlichen Verwaltung zu tun hatte. Die Missbräuche der Provinzbeamten — das Umrechnen der Getreidesteuer zum eigenen Vorteil, die Erpressung der unwissenden Landbevölkerung — hatte er zwar vom Hörensagen gekannt, aber nie mit eigenen Augen erlebt. Er hatte nur den einen Vorsatz: ein guter, aufrechter Beamter zu sein. So beriet er sich mit seinen Sekretären, veröffentlichte strenge Erlasse und ließ verlauten, dass jeder ertappte Missbrauch an die Vorgesetzten gemeldet und zur Bestrafung gebracht würde. Anfangs fürchteten sich die Kanzleibeamten tatsächlich und versuchten auf tausenderlei Weise, sich einzuschmeicheln — doch Aufrecht Kaufmann war unbestechlich. Seine Familiendiener hatten all die Jahre in der Hauptstadt unter diesem Herrn kein Geld verdient. Endlich, als der Herr einen Provinzposten erhielt, hatten sie sich in der Hauptstadt auf den Namen eines lukrativen Außenpostens hin Geld geliehen, sich neue Kleidung schneidern lassen und einen standesgemäßen Auftritt geschaffen. In ihrem Herzen rechneten sie fest damit, dass das Silber im Amt wie von selbst fließen würde. Doch nun brach dieser eigensinnige Herr in seinen sturen Eifer aus und wollte tatsächlich alles untersuchen. Die Geschenke der Unterpräfekturen und Kreise — er nahm nicht ein einziges an. Die Türwächter und Kanzleiangestellten rechneten nach: „Wenn wir noch vierzehn Tage warten, müssen wir unsere Kleider verpfänden, und die Gläubiger klopfen an die Tür. Was sollen wir dann tun? Vor unseren Augen liegt glänzend weißes Silber — und wir kommen nicht heran!" Jenes neuangeworbene Personal sagte ebenfalls: „Ihr seid noch gut dran, ihr habt wenigstens kein Kapital hineinstecken müssen. Wir sind die wahren Opfer! Wir haben uns die Anstellung teuer erkauft — und nach über einem Monat haben wir noch keinen halben Heller gesehen. Unter diesem Herrn ist kein Gewinn zu machen. Morgen kündigen wir alle miteinander." Am nächsten Tag kamen sie tatsächlich geschlossen und reichten ihre Kündigung ein. Aufrecht Kaufmann, der die Hintergründe nicht kannte, sagte: „Ob ihr kommt oder geht, ist eure Sache. Wenn es euch hier nicht gefällt, steht es euch frei zu gehen." Das Personal zog murrend ab. Nur die Familiendiener blieben zurück und berieten sich: „Die anderen konnten gehen. Wir können nicht weg — wir müssen uns etwas einfallen lassen." Unter ihnen war ein Torwächter namens Li Zehnter , der das Wort ergriff: „Ihr Taugenichtse! Was regt ihr euch auf? Solange diese Vertragsmenschen noch hier waren, wollte ich ihnen nicht vors Schienbein treten. Jetzt, wo sie alle vor Hunger davongelaufen sind, sollt ihr mal sehen, was der Zehnte draufhat! Unser Herr wird mir schon gehorchen. Nur müsst ihr alle an einem Strang ziehen. Wenn wir zusammenhalten, bringt jeder ein paar Tael mit nach Hause. Wenn ihr nicht auf mich hört, kümmere ich mich auch nicht drum — ich komme auch ohne euch zurecht." Alle sagten: „Bravo, Zehnter! Du bist der, dem der Herr vertraut. Wenn du uns nicht hilfst, sind wir verloren!" Li Zehnter sagte: „Eines sage ich euch gleich: Wenn ich erst einmal die Sache in die Hand nehme und das Silber hereinkommt, dann heißt es nicht, ich hätte den größten Anteil genommen. Wenn ihr euch untereinander zerfleischt, haben wir alle das Nachsehen." Alle sagten: „Keine Sorge! Das kommt nicht vor. Alles ist besser, als selbst draufzuzahlen." Gerade als sie redeten, kam der Kanzleibeamte der Getreideabteilung herein und fragte nach Herrn Zhou dem Zweiten. Li Zehnter saß breitbeinig auf einem Stuhl, ein Bein übergeschlagen, die Brust herausgestreckt: „Was willst du von ihm?" Der Beamte stand ehrerbietig da, die Hände herabgesenkt, und lächelte unterwürfig: „Unser Herr Intendant ist nun über einen Monat im Amt, und diese Unterpräfekten und Kreisverwalter, die seine scharfen Erlasse kennen und wissen, dass mit ihm nicht gut reden ist — bis jetzt hat keiner von ihnen seinen Kornspeicher geöffnet. Wenn die Frist für den Getreidetransport verstreicht, wozu seid ihr Herren dann eigentlich hier?" Li Zehnter sagte: „Red keinen Unsinn! Unser Herr hat Hintergrund. Was er sagt, das führt er auch durch. In den letzten Tagen wollte er bereits Mahnbescheide erlassen. Nur weil ich ihm geraten habe, noch ein paar Tage zu warten, hat er innegehalten. Was willst du eigentlich von unserem Herrn Zhou Zweiten?" Der Beamte sagte: „Es ging nur um die Mahnbescheide, nichts weiter." Li Zehnter sagte: „Na also! Kaum erwähne ich die Mahnbescheide, und du fabulierst frei drauflos. Komm mir bloß nicht heimlich mit irgendwelchen Abrechnungen, sonst lass ich den Intendanten dich auspeitschen und entlassen!" Der Beamte sagte: „Ich diene in diesem Yamen bereits in dritter Generation. Draußen hat man einen gewissen Respekt vor mir, und zu Hause komme ich einigermaßen zurecht. Wenn ich ordentlich arbeite und der Herr Intendant befördert wird, reicht mir das. Ich bin nicht wie die, die auf Reis warten, um kochen zu können." Damit verabschiedete er sich: „Herr Zhou, ich gehe dann." Li Zehnter stand auf und lächelte strahlend: „Na, verstehst du keinen Spaß? Ein paar Worte, und schon regst du dich auf!" Der Beamte sagte: „Ich rege mich nicht auf. Aber wenn ich noch mehr sage, bringe ich am Ende noch den guten Ruf des Herrn Zhou in Verruf." Li Zehnter ging hinüber, nahm den Beamten vertraulich bei der Hand und fragte: „Wie ist dein werter Name?" Der Beamte sagte: „Ich heiße Zhan, Vorname Hui. Als junger Bursche habe ich auch ein paar Jahre in der Hauptstadt gelebt." Li Zehnter sagte: „Herr Zhan! Ich habe schon lange von Ihnen gehört. Wir sind hier alle Brüder. Wenn es etwas zu besprechen gibt — kommen Sie heute Abend her, und wir unterhalten uns." Der Beamte sagte: „Wer kennt nicht den großen Herrn Li Zehnten und sein Geschick! Einen Moment lang haben Sie mich ganz schön erschreckt." Alle lachten und gingen auseinander. An diesem Abend flüsterten Li Zehnter und der Beamte die halbe Nacht zusammen. Am nächsten Tag versuchte Li Zehnter mit einigen geschickten Worten, Aufrecht Kaufmann zu sondieren. Doch der schalt ihn gehörig zusammen. Einen Tag darauf standen Antrittsbesuche an. Im Inneren wurde der Befehl zum Aufbruch gegeben, draußen antwortete man mit „Jawohl". Dann verging eine ganze Weile, die Glocke schlug bereits dreimal, doch in der großen Halle fand sich niemand, der die Trommel schlug. Endlich wurde mit Müh und Not jemand aufgetrieben, um die Trommel zu schlagen. Aufrecht Kaufmann trat gemessenen Schrittes aus dem warmen Nebengemach, doch auf dem Paradeplatz stand nur ein einziger Zeremoniendiener. Aufrecht Kaufmann prüfte das nicht weiter, stieg am Fuße der Terrasse in seine Sänfte und wartete auf die Sänftenträger — auch die ließen wieder lange auf sich warten. Endlich waren sie beisammen und trugen ihn aus dem Yamen. Der Salutschuss ging nur ein einziges Mal los; auf der Musikempore spielten nur ein Trommler und ein Hornist. Aufrecht Kaufmann wurde ärgerlich: „Sonst war doch alles in Ordnung — warum ist heute alles so schlampig?" Er blickte auf seinen Ehrentross — der war lückenhaft und unvollständig. Er absolvierte mühsam seine Besuche, und kaum zurück, ließ er die Säumigen vorführen und drohte mit Prügeln. Der eine sagte, er sei nicht gekommen, weil ihm die Kopfbedeckung fehlte; der andere, er habe seine Dienstuniform verpfänden müssen; wieder ein anderer behauptete, er habe drei Tage lang nichts gegessen und sei zu schwach zum Tragen gewesen. Aufrecht Kaufmann wurde zornig, ließ ein, zwei auspeitschen und beließ es dabei. Tags darauf kam der Küchenvorsteher und verlangte Geld. Aufrecht Kaufmann zahlte aus dem Silber, das er von zu Hause mitgebracht hatte. Danach ging eine Sache nach der anderen schief, und alles war um Vieles unbequemer als noch in der Hauptstadt. In seiner Not rief er Li Zehnten und fragte: „Alle, die mit mir hergekommen sind — was ist los mit denen? Kümmere dich darum! Und noch etwas: Das mitgebrachte Silber ist verbraucht. Mein Gehalt von der Provinzkasse ist noch lange nicht fällig; wir müssen nach Hause schreiben lassen, um Geld zu holen." Li Zehnter antwortete unterwürfig: „Ich rede doch jeden Tag auf sie ein! Aber ich weiß auch nicht, was mit diesen Leuten los ist. Sie sind alle so lustlos — da bin ich auch machtlos. Was das Geld von zu Hause betrifft — wie viel soll denn geholt werden? Übrigens habe ich erfahren, dass der Vizekönig in ein paar Tagen Geburtstag hat. Die anderen Präfekten und Intendanten schicken alle tausende, ja zehntausende Tael. Wie viel werden wir schicken?" Aufrecht Kaufmann sagte: „Warum hast du mir das nicht früher gesagt?" Li Zehnter sagte: „Der Herr ist doch der Klügste. Wir sind hier neu angekommen und pflegen keinerlei Umgang mit den anderen Beamten. Wer wird uns da schon informieren? Die warten doch nur darauf, dass der Herr den Geburtstag verpasst, damit sie auf den Posten des Herrn schielen können!" Aufrecht Kaufmann sagte: „Unsinn! Mein Amt hat der Kaiser persönlich verliehen. Soll ich etwa meinen Posten verlieren, nur weil ich dem Vizekönig nicht zum Geburtstag gratuliere?" Li Zehnter entgegnete lächelnd: „Der Herr hat nicht unrecht. Aber die Hauptstadt ist weit weg. In allen Angelegenheiten ist es der Vizekönig, der dem Thron berichtet. Sagt er Gutes, ist es gut; sagt er Schlechtes, kann man das nicht auf sich sitzen lassen. Bis die Wahrheit ans Licht kommt, ist es zu spät. Und die Herzoginmutter und die Damen daheim — die wollen doch alle, dass der Herr draußen Karriere macht und Ansehen genießt!" Aufrecht Kaufmann verstand im Herzen die Tragweite und sagte: „Ich wollte dich gerade fragen — warum hast du nichts gesagt?" Li Zehnter antwortete: „Ich habe mich nicht zu sprechen getraut. Da der Herr nun aber selbst fragt — wenn ich nicht rede, habe ich kein Gewissen. Und wenn ich rede, wird der Herr wieder böse." Aufrecht Kaufmann sagte: „Sprich, wenn es vernünftig ist." Li Zehnter sagte: „All diese Kanzlisten und Amtsdiener haben Geld bezahlt, um in den Getreidedienst zu kommen. Jeder will Geld verdienen und seine Familie ernähren. Seit der Herr hier ist, hat niemand etwas für das Land geleistet, aber den Ruf eines ‚Saubermanns' hat der Herr schon weg." Aufrecht Kaufmann fragte: „Was sagen die Leute denn?" Li Zehnter sagte: „Die einfachen Leute sagen: ‚Immer wenn ein neuer Herr kommt und die Erlasse besonders streng klingen, dann will er in Wahrheit nur umso mehr Geld haben. Die Kreisbeamten bekommen Angst und schicken umso mehr Silber.' Und wenn die Getreidesteuer eingezogen wird, erzählen die Yamen-Leute den Bauern, der neue Intendant erlaube kein Bestechen — und dann schikanieren sie die Leute so lange, bis die Bauern lieber ein paar Münzen drauflegen, nur damit es schnell vorbei ist. Deshalb loben die Leute den Herrn nicht, sondern sagen, er verstehe nichts von den Verhältnissen. Nehmen wir Ihren guten Bekannten — diesen Herrn Regendorf Kaufmann . Er hat es in wenigen Jahren an die Spitze gebracht, und das nur, weil er sich anzupassen weiß, oben wie unten Harmonie pflegt und alles reibungslos läuft." Aufrecht Kaufmann hörte dies und sagte: „Unsinn! Soll ich etwa kein Gespür für die Zeit haben? Harmonie ist das eine, aber soll ich mit ihnen eine Katze und Maus spielen und gemeinsame Sache machen?" Li Zehnter antwortete: „Gerade weil mir das Herz blutet, spreche ich so offen. Wenn der Herr einfach so weitermacht und am Ende weder Verdienst noch Ruhm erlangt, dann wird der Herr sagen, ich hätte kein Gewissen gehabt und ihm nichts gesagt." Aufrecht Kaufmann sagte: „Wie soll ich es deiner Meinung nach denn machen?" Li Zehnter sagte: „Es gibt keine andere Lösung: Nutzen Sie Ihre besten Jahre und Ihre Kraft, Ihre Beziehungen bei Hofe und die gute Gesundheit der Herzoginmutter — und sichern Sie Ihre eigene Position. Sonst werden Sie vor Ablauf des Jahres feststellen, dass Sie Ihr gesamtes Privatvermögen für dienstliche Ausgaben aufgebraucht haben. Und von oben bis unten werden alle nur klagen und sagen: ‚Der Herr hat einen Provinzposten, natürlich hat er sich die Taschen gefüllt und genießt es im Stillen.' Wenn dann einmal eine schwierige Sache eintritt — wer wird dem Herrn beistehen? Dann ist es zu spät für Erklärungen und zu spät für Reue." Aufrecht Kaufmann sagte: „Nach dem, was du sagst, soll ich also ein bestechlicher Beamter werden? Selbst wenn ich mein Leben verlöre, wäre das noch zu ertragen — aber die Verdienste der Vorfahren beschmutzen, das kann ich nicht!" Li Zehnter erwiderte: „Der Herr ist der Weiseste. Haben Sie nicht die Beamten gesehen, die vor ein paar Jahren in Ungnade gefallen sind? Das waren lauter gute Bekannte des Herrn, und der Herr hat immer gesagt, sie seien untadelige Beamte. Wo steht jetzt ihre Ehre? Und dann gibt es ein paar Verwandte, die der Herr stets für fragwürdig gehalten hat — die machen eine glänzende Karriere! Es kommt eben darauf an, wie man es macht. Der Herr muss zwar auf die einfachen Leute schauen, aber auch auf die Beamten achten. Wenn der Herr den Kreis- und Bezirksmandarinen verbietet, auch nur einen einzigen Heller zu nehmen — wer wird dann draußen die Geschäfte führen? Lassen Sie den Herrn nach außen hin seinen sauberen Ruf wahren — und die Angelegenheiten im Inneren überlassen Sie mir. Da wird der Herr nicht persönlich verwickelt sein. Ich diene dem Herrn schon so lange — ich will doch auch einmal mein Gewissen zeigen." Aufrecht Kaufmann war von Li Zehnters Rede so verunsichert, dass er nicht mehr wusste, was er denken sollte: „Ich will mein Leben behalten. Wenn ihr Ärger macht — das hat nichts mit mir zu tun." Er wandte sich um und schritt steif in seine Privatgemächer. Li Zehnter machte sich nun breit und errichtete sein eigenes kleines Reich. Er verband sich heimlich mit Leuten von drinnen und draußen und führte Aufrecht Kaufmann mit vereinten Kräften hinters Licht. Die Geschäfte liefen nun plötzlich wie geschmiert, und alles ging nach Wunsch. Aufrecht Kaufmann hegte nicht nur keinen Argwohn, sondern vertraute ihm vollends. Wenn da und dort eine Beschwerde kam, rechneten die Vorgesetzten Aufrecht Kaufmann seine altmodische Ehrlichkeit hoch an und gingen der Sache nicht nach. Nur die Privatsekretäre hatten die schärfsten Ohren; als sie die Machenschaften durchschauten, suchten sie die Gelegenheit, Aufrecht Kaufmann zu warnen. Doch der wollte nicht hören. Einige von ihnen kündigten, andere blieben aus Freundschaft und versuchten, im Hintergrund das Schlimmste zu verhüten. So wurde der Getreidetransport für dieses Jahr ohne größere Katastrophe abgewickelt. Eines Tages saß Aufrecht Kaufmann untätig in seinem Arbeitszimmer und las. Der Kanzleileiter brachte einen versiegelten Brief herein. Auf dem offiziellen Umschlag stand: „Vom Oberbefehlshaber zur Verteidigung von Haimen und Umgebung an das Amt des Getreideintendanten von Jiangxi. Per Eilkurier." Aufrecht Kaufmann öffnete das Siegel und las: „Verbunden durch die Freundschaft unserer Heimatstadt Nanking: Als ich im vergangenen Jahr dienstlich in die Hauptstadt berufen wurde, erfreute ich mich des Glücks, oft an Ihrer Seite weilen zu dürfen. Ihre gnädige Zuneigung berechtigte mich, eine Verbindung unserer Familien vorzuschlagen, und ich trage Ihre Güte dankbar im Herzen. Nachdem ich jedoch an die Küstenverteidigung versetzt wurde, wagte ich nicht, die Sache übereilt voranzutreiben, und empfand tiefes Bedauern. Nun, da das Licht Ihrer edlen Standarte den Süden erleuchtet, ist die Freude meines Lebens erfüllt. Ich wollte soeben meine Glückwünsche senden, als mich Ihr wertes Schreiben bereits erreichte. In meinem bescheidenen Lager erstrahlt alles in Ihrem Glanz, und ich hebe dankbar die Hände zum Gruß. Selbst über das weite Meer hinweg fühle ich mich in Ihrem gütigen Schatten geborgen. Darf ich hoffen, dass Sie die vorgeschlagene Verbindung nicht verschmähen werden? Mein Sohn hatte bereits das Glück, Ihr gnädiges Wohlwollen zu genießen, und Ihre tugendhafte Tochter bewundern wir seit Langem. Sollten Sie Ihr Versprechen einlösen, werde ich unverzüglich einen Heiratsvermittler entsenden. Der Weg ist zwar weit, doch kann man ihn bequem auf dem Wasser zurücklegen. Ich wage nicht, von hundert Wagen zu sprechen, aber ein wohlausgestattetes Schiff wird zur Begrüßung bereitstehen. Mit diesen wenigen Zeilen gratuliere ich Ihnen ehrfurchtsvoll zu Ihrer Ernennung und bitte um gnädige Zustimmung. In dringlicher Erwartung verbleibe ich, Ihr ergebener jüngerer Bruder Zhou Qiong, mit einer tiefen Verbeugung." Aufrecht Kaufmann las den Brief und dachte bei sich: „Die Eheanbahnungen zwischen Kindern haben wirklich ihre Bestimmung. Letztes Jahr, als ich sah, dass er eine Hauptstadtstellung angetreten hatte, und weil wir Landsleute und seit jeher befreundet waren, und weil sein Sohn ein hübscher junger Mann war, habe ich bei einem Bankett die Sache angedeutet. Da aber nichts Festes vereinbart war, habe ich es zu Hause nicht erwähnt. Nachdem er dann an die Küste versetzt wurde, sprach niemand mehr davon. Und nun, durch meine Beförderung hierher, schreibt er mir deshalb. Die Familie scheint standesgemäß zu sein — für Erkundefrühling wäre das eine gute Partie. Nur bin ich ohne meine Familie hier und muss erst nach Hause schreiben und dort um Rat bitten." Gerade grübelte er noch, als der Pförtner ein amtliches Schriftstück brachte: Er solle in die Provinzhauptstadt zur Konferenz kommen. Aufrecht Kaufmann machte sich reisefertig und begab sich zur Residenz des Vizekönigs. Eines Tages saß er untätig in seinem Quartier und sah auf dem Tisch einen Stapel Amtsblätter liegen. Aufrecht Kaufmann blätterte sie eins nach dem anderen durch. Da stieß er auf einen Bericht des Justizministeriums: „Zur Kenntnisnahme: Verhandlungsergebnis im Fall des Kaufmanns Becken Schnee aus Nanking..." Aufrecht Kaufmann erschrak: „Um Himmels willen! Da ist der Fall bereits beim Ministerium!" Gespannt las er weiter. Es handelte sich um den Fall „Becken Schnee hat Zhang San bei einer Schlägerei erschlagen, mit Zeugen und Angehörigen gemeinsame Sache gemacht und den Tod als Unfall hingestellt". Aufrecht Kaufmann schlug mit der Hand auf den Tisch: „Es ist aus!" Dann las er weiter: „Gemäß der Akte des Hauptstädtischen Gouverneurs: Becken Schnee, aus Nanking gebürtig, reiste durch die Kreisstadt Taiping und übernachtete in Lis Herberge. Der Kellner Zhang San, beim Wirt Li angestellt, war ihm bis dahin unbekannt. Am soundsovielten Tag bestellte Becken Schnee beim Wirt Wein und lud den Bürger Wu Liang aus Taiping zum gemeinsamen Trinken ein. Er befahl dem Kellner Zhang San, Wein zu bringen. Da der Wein nicht schmeckte, verlangte Becken Schnee, ihn durch besseren zu ersetzen. Zhang San erwiderte, der Wein sei bereits bestellt und könne nicht umgetauscht werden. Becken Schnee war über dessen Widerspenstigkeit erbost, hob den Weinbecher und schüttete ihm den Wein ins Gesicht. Unerwartet geschah dies mit solcher Wucht, und da Zhang San sich gerade bückte, um seine Essstäbchen aufzuheben, rutschte ihm der Becher aus der Hand und traf Zhang San an der Fontanelle. Die Haut platzte, Blut quoll hervor, und in kurzer Zeit war er tot. Der Wirt Li eilte zu Hilfe, kam aber zu spät und benachrichtigte Zhang Sans Mutter. Dessen Mutter, Zhang geb. Wang, kam herbei, fand ihren Sohn tot vor und erstattete beim Dorfvorsteher Anzeige, worauf der Fall bei der Kreisbehörde gemeldet wurde. Der amtierende Kreisrichter führte die Leichenschau durch. Der Totenbeschauer stellte einen Bruch der Schädeldecke von einem Zoll und drei Fen fest sowie eine Verletzung am Lendenwirbel und trug dies in das Protokoll ein. Der Fall wurde dem Präfekten zur Überprüfung weitergeleitet. Der Befund lautet: Becken Schnee hat tatsächlich beim Weinausschütten versehentlich den Becher geworfen und so Zhang San unbeabsichtigt getötet. Becken Schnee solle daher nach dem Tatbestand der fahrlässigen Tötung bestraft werden, gemäß den Richtlinien für Totschlag im Streit mit der Möglichkeit der Ablösung durch Geldstrafe." Dann folgte die Stellungnahme des Ministeriums: „Wir haben die Aussagen aller Beteiligten, Zeugen und Hinterbliebenen sorgfältig verglichen und Unstimmigkeiten festgestellt. Ferner besagt der Kommentar zum Gesetz über Totschlag im Streit: ‚Wortwechsel gilt als Streit, Handgreiflichkeit als Schlag. Nur wenn tatsächlich kein Streit und keine Schlägerei vorlag und der Tod rein zufällig eintrat, darf auf fahrlässige Tötung erkannt werden.' Der Fall ist zur erneuten Verhandlung und ordnungsgemäßen Urteilsfindung an den Gouverneur zurückzuverweisen. Laut dem erneuten Bericht des Gouverneurs: Becken Schnee griff, weil Zhang San sich weigerte, den Wein umzutauschen, im Rausch dessen rechte Hand, schlug ihm zuerst mit der Faust in die Lendengegend. Zhang San beschimpfte ihn nach dem Schlag, worauf Becken Schnee den Becher warf, der Zhang Sans Fontanelle schwer verletzte — der Knochen zerbrach, das Gehirn wurde freigelegt, und Zhang San starb auf der Stelle. Zhang Sans Tod ist demnach von Becken Schnee durch einen geworfenen Weinbecher mit schwerer Verletzung verursacht worden. Becken Schnee ist daher mit dem Tode zu bestrafen: Strangulation mit Aufschub der Vollstreckung . Wu Liang ist mit Stockhieben und Zwangsarbeit zu bestrafen. Die für die mangelhafte Erstverhandlung verantwortlichen Beamten von Präfektur und Kreis sollen..." Hier stand vermerkt: „Dieser Entwurf ist unvollständig." Aufrecht Kaufmann war in großer Sorge: Auf Bitten von Tante Schnee hatte er einst beim Kreisrichter ein gutes Wort eingelegt. Wenn nun eine kaiserliche Anordnung zur Neuverhandlung käme und Zusammenhänge aufgedeckt würden, könnte er selbst hineingezogen werden. Hastig griff er nach dem nächsten Blatt — doch es war ein anderer Fall. Er blätterte den ganzen Stapel durch, fand aber nirgends die Fortsetzung dieses Falles. Sein Herz war voller Unruhe, und die Angst wuchs. Gerade saß er ratlos da, als Li Zehnter hereinkam: „Der Herr möge sich bitte in den Empfangssaal begeben. Beim Vizekönig wurde bereits die zweite Nachttrommel geschlagen." Aufrecht Kaufmann saß wie erstarrt da und hatte nicht gehört. Li Zehnter bat ein zweites Mal. Aufrecht Kaufmann sagte: „Was soll ich bloß tun?" Li Zehnter fragte: „Was bedrückt den Herrn?" Aufrecht Kaufmann erzählte von dem Amtsblatt. Li Zehnter sagte: „Der Herr möge sich beruhigen. Wenn das Ministerium so entschieden hat, kommt Herr Becken Schnee sogar noch glimpflich davon. Ich habe in der Hauptstadt gehört, dass Herr Becken Schnee in der Herberge Dirnen bestellt hatte, sich betrunken hatte und Ärger machte, bis er den Kellner regelrecht totschlug. Ich habe gehört, dass nicht nur der Kreisrichter bestochen wurde, sondern dass auch Kette Kaufmann viel Geld aufgewendet hat, um bei allen Behörden die Wege zu ebnen, bevor der Fall überhaupt vorgelegt wurde. Ich weiß nicht, warum das Ministerium die Sache nicht besser durchschaut hat. Selbst wenn der ganze Fall aufgerollt wird — unter Beamten hält man zusammen. Höchstens wird es heißen, die Erstverhandlung war mangelhaft, und die Verantwortlichen werden abgesetzt. Aber niemand wird zugeben, Bestechungsgelder angenommen und nach Gunst geurteilt zu haben. Der Herr braucht sich keine Sorgen zu machen. Lassen Sie mich weitere Erkundigungen einziehen. Versäumen Sie lieber nicht die Angelegenheiten des Vizekönigs." Aufrecht Kaufmann sagte: „Was wisst ihr schon! Nur der arme Kreisrichter — wegen eines einzigen Gefallens verliert er sein Amt, und man weiß nicht einmal, ob ihm noch eine Strafe droht." Li Zehnter sagte: „Jetzt über ihn nachzudenken bringt auch nichts. Draußen wartet man schon seit einer guten Weile. Der Herr möge bitte aufbrechen." Aufrecht Kaufmann wusste nicht, was der Vizekönig zu besprechen hatte. Davon wird im nächsten Kapitel berichtet. Basierend auf der Cheng-Jia-Ausgabe (程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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