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Chap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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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学术汉学的创立（1814—1900）

一、引言：从业余者到专业者

1773年耶稣会的解散，使传教士汉学最为高产的阶段戛然而止。此后约四十年——大致从1773年至1814年——欧洲的中国研究全靠少数孤立工作的个人来维系，他们既无机构的支持，往往也缺乏足够的工具。耶稣会所积累的遗产——译著、辞典、语法书、往来书信——仍存留于欧洲各图书馆中，但那种沉浸式的、以中国本土为基地的学术活传统已被斩断。如第二章所论，这在欧洲的专业知识中造成了一道显著的空缺。

1814年12月，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设立了第一个中文大学教席，标志着从传教士汉学向专业学术汉学的决定性转变。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国研究逐步走向制度化：教席获得捐设，期刊得以创办，学术团体相继成立，这门新学科的方法也得到了提炼与规范化。到1900年，汉学已成为一个获得公认的学术领域，在法国、德国、英国、俄罗斯、荷兰与美国均有专业从业者，拥有自身的制度性基础设施、自身的学术期刊以及自身的学术传统。

下文的编排乃依年代与主题，而非依国别传统——各国特有的发展，将在国别章节中得到更充分的论述（第7章论德国，第8章论法国，第9章论英国，第16章论俄罗斯）。其旨趣在于辨识那些贯穿汉学作为一门学术学科兴起过程的跨国模式与共同挑战。

二、阿贝尔-雷缪萨与1814年教席：创立的时刻

让-皮埃尔·阿贝尔-雷缪萨（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无论就其所受训练还是就其最初的志向而言，都不是一位汉学家。他于181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因偶然接触到一部中国本草书，注意力被引向了中国研究，并由此对该书所用的语言生出了好奇。他的中文完全出于自学，起初凭借传统中文辞典《正字通》，后来又得以接触到存放于皇家图书馆的手稿语法书与辞典，尤其是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的《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1728），他满怀感激地承认此书是他最重要的取材来源。据马伯乐（Henri Maspero）所言，雷缪萨乃是"欧洲第一位自学成才而获得深厚中文造诣的学者"。

在年仅二十三岁这一令人惊叹的年龄，雷缪萨便发表了《论中国语言与文学》（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巴黎，1811），柯蒂埃（Henri Cordier）后来称此书"光彩夺目"。1813年他又以拉丁文发表了第二篇论文，讨论中文文字的性质，以及古典语言的若干技术层面，如单音节性、双音词与语法虚词。这些著述，连同他对该题目显而易见的热情，促成了法兰西学院中文教席的设立，雷缪萨于1814年11月29日获任此职。一个梵文教席于同时获得捐设——这一巧合反映了"东方文艺复兴"这一更为广阔的现象，即十九世纪早期欧洲对亚洲语言与文明所展开的那种积极进取的研究。

赫伯特·弗兰克（Herbert Franke）称1814年为"汉学的诞生之年"。克努德·伦德拜克（Knud Lundbæk）则更为确切地主张，直到雷缪萨于1815年1月16日发表其就职演说，学术汉学才算正式确立。无论如何，这一日期都标志着一个分水岭。中国语言与文明的研究首次被承认为一项正当的学术追求，并获得了一个常设机构职位的支持。"汉学"（sinologie）一词本身也于1814年首次在法文中出现，尽管它直到数十年后才进入标准辞典。

雷缪萨的就职演说既道出了他所开创之事业的激动，也道出了其中的孤独：

我们即将走近一片荒漠之地，它依然未经开垦。本课程中将要研讨的语言，在欧洲仅为人所闻其名……我们没有可供遵循的范本，也无从指望任何指点；总而言之，我们必须自给自足，一切都须从自身的资源中汲取。

这话不无夸张之处——雷缪萨毕竟得以利用耶稣会的遗产，以及傅尔蒙（Fourmont）与拜尔（Bayer）的早期工作——但它确实道出了一种真切的智识拓荒感。耶稣会的基础设施已被拆解，而尚无任何组织程度堪与之相比的事业取而代之。

雷缪萨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已然指向了将来标志成熟法国汉学学派的语文学方法。每周三次的课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讲授语法，一部分则讲解文本，所讲文本包括《尚书》《老子》《感应篇》、中文与满文两种版本的孔子生平、景教碑以及小说。这种语法教学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式，在整个十九世纪乃至此后，始终是法国汉学的教学范型。

雷缪萨的讲稿最终凝结为他的《汉文启蒙，或古文（即古代文体）与官话（即通行于中华帝国的通用语言）之通则》（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hou, c'est-à-dire, de la langue commune généralement usitée dans l'empire chinois，1822）。马伯乐曾以慷慨的措辞描述此书的优长：

马士曼与马礼逊各自出版过一部新语法书，前者在1814年，后者在1815年，但这部却是第一部分别以一部分篇幅各自处理书面语与口语的著作。尤为重要的是，这是第一部把语法单独抽出、以求顾及中国语言固有精神的语法书，而非仅仅把它当作一种翻译练习，将欧洲诸语言连同其各种动词变位、名词变格等等的全部语法形式强加于其上。

这一点值得着重强调。英国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814）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815）分别在印度与中国编纂的语法书，作为实用工具固然重要，但它们都是透过欧洲语法的范畴来剖析中文的。雷缪萨的语法书则是第一部力图按照中文自身的条理来加以描述者——这一方法论上的创新，奠定了汉语语言学这门学科的基础。

《汉文启蒙》启发了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写出其著名的哲学书简《致阿贝尔-雷缪萨先生论一般语法形式的本质，特别是论中国语言的精神》（Lettre à M. Abel-Rémusat sur la nature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en général, et sur le génie de la langue chinoise en particulier，1827），并且在整个世纪中充当了法国汉学家的标准入门读物。雷缪萨此前的《鞑靼诸语言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1820）是首次系统地尝试对亚洲非汉语语言——蒙古语、满语、藏语与东突厥语——加以分类，它确立了法国学派的又一标志：坚持把中国研究置于更广阔的亚洲研究框架之中。

作为译者，雷缪萨则较不可靠。他对佛教游记《法显传》（《佛国记》）的迻译，落入了马伯乐所谓"十八世纪汉学家的一种积弊，即以意译代替对字面意义的传达"。然而，马伯乐又补充道，单就这一篇译文而言，仍是"就其时代而言堪称卓异"，尤其考虑到当时所能掌握的有关中亚与印度的历史地理知识何其匮乏。

雷缪萨还曾构想要翻译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目录诸卷，以便为中国目录之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在他于1832年因霍乱去世、年仅四十四岁之前，仅完成了关于"经籍"的第一卷。他的英年早逝，对这门初生的学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在他的学生当中——儒莲、弗雷内尔（Fresnel）与鲍狄埃（Pauthier）——头一位被选定为其继任者。

三、儒莲：法国汉学的巩固

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因家境贫寒而较晚才投身学术。然而一旦得到机会，他便以惊人的勤勉投入其中。无论在同时代人还是在后继者的评判中，他都成了那个时代欧洲首屈一指的汉学家；除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外，直至一代人之后的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再无任何汉学家享有可与之相比的声望。

儒莲的遗产资助了一项以他命名的奖项，每年颁授给汉学领域最杰出的贡献——这一奖项至今仍是该领域最负盛名者之一。遗憾的是，据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所言，儒莲的品性"令人憎恶"："他的品性之恶劣，恰与其学问之无可指摘成对照。他善妒、暴躁、好争，独揽职位，把每一个竞争者都驱逐殆尽。"维克多·帕维（Victor Pavie）曾为儒莲及其同道学者弗朗西斯克·米歇尔（Francisque Michel）杜撰了"语文学的野兽"（bestia linguax）这一绰号。

在奥尔良的中学求学之后，儒莲转入法兰西学院，潜心于希腊文，并旁及阿拉伯文、希伯来文、波斯文与梵文。1824年，在结识雷缪萨六个月之后，他着手将《孟子》译为拉丁文，其间部分凭借两种满文版本——他不久前刚把满文添入了自己的语言武库。这部译作历时四月而成，并因其一丝不苟的方法而获雷缪萨称许。雷缪萨指出：

儒莲先生潜心于对《孟子》文本的孜孜研读；他研究这位作者的文体，把其语言中一切独特之处尽数吸纳。对同一作者笔下凡含有某种疑难的所有段落反复加以比勘，往往便足以为绝大多数问题提供解钥：这一点在中文里与在其他语言里并无二致。

为翻译《孟子》，儒莲参核了十种不同版本的中文文本——这种文本比勘的功夫，甚至超越了当时古典语文学的校勘标准。他后来对《道德经》的翻译（巴黎，1842）同样表现出在贸然作解之前先确立文本传统的关切，为此他参考了所能得到的全部七种版本。这种对文本批评的着重——即对异文的比对、对窜入文字的辨识、对最为可靠之文本的重构——乃是一个关键的方法论步骤，它使儒莲的工作有别于其耶稣会前辈，并树立了一个后世汉学家力图企及的标准。

在教学上，儒莲摒弃了关于语法的抽象讲授，转而带领其门生研读篇幅可观的文本：《三字经》《千字文》《尚书》《论语》《左传》与《礼记》。然而他坚持把对句法的留意视为阅读之关钥，并撰成《汉文句法新编》（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巴黎，1869）以将此进路系统化。此书吸纳了中国语文学研究的成果，包括王引之关于虚词之研究——《经传释词》（1798）——的大量内容。

儒莲为其学生翻译了大部分经书以及许多史学与文学著作，尽管这些教学性质的译稿大多从未刊行。他在执教生涯头十年间所发表者，性质上更偏通俗：元曲，以及明清小说，皆以高超的法文笔致译出。正如马伯乐所观察到的（其评语带有他一贯的精英式屈尊口吻），儒莲从事这些翻译"乃出于研究民众社会生活之愿，而此事非先有亲身观察不可办到"，并指出"它们的平庸与构思之拙劣，几乎抵不上译者所付出的辛劳"。儒莲在文言与白话两种语域上的造诣，显示出一种在当时颇为罕见的能力广度，并预示了后来的那一坚持：真正精通中文，须兼擅文言与口语。

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儒莲的兴趣扩展到了置于亚洲背景之中的中国。他对玄奘生平的翻译（1851）以及附属的《大唐西域记》（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1856）皆具开创性。借《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儒莲成为第一位超越本土注疏家、并作出独立批判判断之著作的汉学家。马伯乐视此为这门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儒莲的《破译并转写中文书籍中所遇梵文名称之方法》（Méthode pour dé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 qui se rencontrent dans les livres chinois，1861）——一套系统辨识中文音译中梵文名称的方法——为受控的跨语言比较树立了范型，并有助于剔除后世学者最为臆想恣意的种种构拟。

总而言之，现代法国汉学学派既得益于儒莲对完整驾驭中文原始资料的坚持，也得益于他把中国置于亚洲背景之中的开阔视野。始于雷缪萨的法国学派之鼎盛，至儒莲而臻于顶点，此后直到沙畹的事业方才重新企及（详见第8章的论述）。

四、德理文侯爵：诗歌与衰落

儒莲于1873年辞世之际，其大多数有所成就的学生早已先他而逝。留存下来继承其教席的，是德理文侯爵（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is，1823—1892），他曾在东方语言学校（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随巴赞（Bazin）习中文，后又师从儒莲本人。在儒莲的指导下，德理文完成了毕瓯（Édouard Biot）去世时未竟之《周礼》末数卷的翻译。

德理文的主要建树在于中国诗歌领域。他是把中国诗歌译为法文的开拓性译者，其《唐代诗歌》（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ang，1862）赢得了薛爱华（Edward Schafer）的称许，后者证言道："这些一个多世纪以前的译文，足以与今日美国文学学者所作的多数唐诗译本相媲美，并优于其中许多。"他对《离骚》的翻译（1870）则被评为不那么成功，但它在第二帝国的文学沙龙里却有过一段引人注目的余响。

尽管有这些文学上的成就，德理文执掌巴黎教席的任期却代表了法国汉学的一个衰落时期。马伯乐下了一个毫不客气的论断：

他占据此教席的二十年间（1874—1892），为法国学术增添的光彩寥寥无几，而法国学术此时已渐渐被这一时期英国学者那群杰出的明星所盖过——伟烈亚力、理雅各、华特斯、梅辉立、艾约瑟，以及美国人卫三畏。德理文侯爵既缺乏儒莲翻译时的那种稳妥可靠，又少有批判的眼光。

这一令人意外的坦承，揭示出十九世纪晚期法国学派何其脆弱，因为它如此依赖于法兰西学院那唯一一位教席持有者的水准。它同时也凸显了沙畹的卓越成就：他凭一己之力，使法国汉学在下一代重又恢复了卓越地位（详见第8章的论述）。

五、专业化之前的汉学家：傅尔蒙与拜尔

在阿贝尔-雷缪萨之前，有两位人物作为欧洲最早的半专业汉学家而值得一提：身在巴黎的傅尔蒙（Étienne Fourmont，1683—1745），以及身在圣彼得堡的拜尔（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1694—1738）。二人皆非现代意义上的汉学家——他们本是研究其他领域的学者，转而把中文当作次要兴趣——但二人都为使雷缪萨的工作成为可能的那些制度性与智识性前提作出了贡献。

傅尔蒙是法兰西学院的阿拉伯文教授，并为铭文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的成员。他主要的汉学著作是《中国语法沉思》（Meditationes sinicae，巴黎，1737），这是一部大量取材——且未予以充分致谢——于万济国（Francisco Varo）的《华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以及一位在皇家图书馆为中文藏书编目的年轻中国人黄嘉略（Arcadio Huang）之襄助的语法书。傅尔蒙还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历史地理辞典》（Dictionar Historicum Geographicum），凡三大厚册手稿，它连同他所编的图书馆目录，成为日后既使柯蒂埃、又使伯希和（Pelliot）为之倾心的那种目录分类精神在法国最早的范例。正如梁碧理（Cecile Leung）所概括的，傅尔蒙的辞典"旨在帮助读者探究中国的地理、并熟悉其历史，这对十八世纪上半叶任何严肃的学者而言都是一项迫切的必需，其时知识的搜集与整理乃是智识精英心目中头等大事"。

傅尔蒙似乎还是最早主张中文乃原初的普世语言的法国汉学者，并曾试图论证中国历法体系与其他文明历法体系之间的种种对应。鉴于他剽窃成习、且在中文上缺乏真正的语文学造诣，傅尔蒙不能被视为法国汉学的奠基者，但他或可被视为其"纲领性的先驱"。

一位真正具备独立判断与建树的学者，则是拜尔（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1694—1738），他是一位自学中文的普鲁士古典学家。他曾在柏林皇家图书馆任职，在那里从传教士所编的词汇表与旧时耶稣会手稿中抄录材料，后被招入彼得大帝在圣彼得堡新设的科学院。他对中国研究日益投入，促成了一个新职位的设立：东方古物学教授。

拜尔影响最大的著作是《中国博览》（Museum Sinicum，1730），它汇集了一批关于中国语言、文学、语法、文字起源、词典编纂与方言的理论性论文，大体上以早先的耶稣会著作为依据，并坦然承认这一点。拜尔的当代传记作者克努德·伦德拜克曾对这两位最早的半专业汉学家作过令人难忘的对照：

这两个人的个性之相异，可谓难以想象：这边是虔敬而怯懦的拜尔，那边是傲慢而尖刻的傅尔蒙。他们的境况也大不相同：拜尔身处彼得大帝治下俄国那座小小的、新式的新都中一所新创办的科学院，傅尔蒙则身处巴黎一所著名的古老学院之中……至于他们从事中国研究的条件，拜尔年轻时不过在柏林皇家图书馆坐了不到一年，从一份传教士词汇表以及旧时耶稣会的手稿与书信中抄录材料。他于1726年来到圣彼得堡时，在那里既找不到中文书籍，也找不到任何在华传教士的著作。

傅尔蒙的机构优势与拜尔的学术诚信之间的这一对照，预示了一种将贯穿整部汉学史的张力：一边是资源充裕却缺乏真正语文学能力的学者，另一边则是其智识天赋远胜其物质境遇的孤立学者。

六、英国的发展：外交官—汉学家的传统

英国汉学发轫于与法国颇为不同的根脉。法国汉学是从启蒙时代对中国哲学的研讨以及法兰西学院的制度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英国汉学则是从新教传教事业与东亚殖民行政的实际需要中浮现出来的。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一位苏格兰长老会教徒，也是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于1807年抵达广州。他的汉学成就主要在辞书编纂方面：他的《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1823）由东印度公司在澳门以三部六卷的形式出版，乃是第一部全面的汉英辞典。这部辞典的编纂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马礼逊大体上孤身一人，置身于一个敌意环绕的环境，可供求教的中文教师寥寥无几，参考资料亦不敷使用——堪称非凡毅力之壮举。这部辞典虽为后出之作所取代，却为英语世界的中国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在数十年间一直是一部标准的参考书。

马礼逊还编出了英语中最早的中文语法书之一，并把《圣经》译成了中文。他的工作出于传教的必需而非学术的好奇，但他所创制的工具既服务于传教之用，也服务于汉学之用（详见第9章的论述）。

十九世纪英国对汉学基础设施最具深远影响的贡献，乃是由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所发展出的一套罗马字拼音方案。威妥玛是一位外交官，在华任职逾三十年，后于1888年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中文教授。威妥玛方案后经翟理斯（Herbert Giles）修订而成为"威妥玛-翟理斯"（Wade-Giles）方案，并在一个多世纪间一直是英语学术中转写中文的标准方法（直到二十世纪晚期才被拼音逐步取代）。

威妥玛的拼音方案乃实际外交需要的产物——在华英国官员需要一套前后一致的方法来转写中文人名与术语——但其学术意涵却极为深远。通过提供一种以拉丁字母表示中文声音的标准化手段，威妥玛方案使那些不能识读汉字的学者得以接触汉学文献，并确立了一套通用记号，便利了不同语言背景的汉学家之间的交流。威妥玛本人所出版的著作，包括教科书《语言自迩集》（Yü-yen Tzŭ-erh Chi，1867），主要为外交用途而设计，却在学术场合获得了广泛采用。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是最后几位由领事官员转向学术汉学者之一。在英国驻华外交界供职一段漫长的生涯之后，他于1897年继威妥玛之后出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何谷理（Honey）形容他为"在那一痛苦进程中的一个过渡人物，这一进程把英国汉学从一种业余的兼职活动转变为一种全职的职业"。

翟理斯的著述极为丰富。他的《华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2，1912年修订）取代了马礼逊的辞典，成为英语世界汉学家的标准参考书。他的《古今姓氏族谱》（《中国人名大辞典》，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1898）提供了英语中第一部关于中国的大型传记参考工具书。他对中国文学多有翻译，包括《庄子》以及蒲松龄的故事（《聊斋志异》）。他那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中国诗歌韵译，连同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更为印象主义化的文学迻译，一道汇入了那股中国风（chinoiserie）潮流，并最终注入了庞德（Ezra Pound）的意象派运动。

然而翟理斯的工作也带有外交官—汉学家传统的种种局限。他的译文虽流畅可读，却往往为求文雅而牺牲准确。他的学问虽涉猎广博，却缺乏法国学派的语文学严谨。他与其他汉学家的争执——尤其是与理雅各旷日持久的论争，以及他对沙畹《史记》译本充满敌意的书评——暴露出一种好斗的性情与一种偏狭的护短心态，有时遮蔽了真正的学术分歧。翟理斯属于那个天才业余者的时代，而这些业余者正逐渐被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所取代。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汉学史上占据着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作为一位苏格兰长老会传教士，他在香港度过了三十年（1843—1873），所完成的乃是至今仍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经典英译：《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5卷，1861—1872），其后又为牛津穆勒（Max Müller）的《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丛书翻译了若干部经典著作，而理雅各正是从1876年起直至辞世担任牛津第一位中文教席。

理雅各的成就不仅以其规模之宏大而引人注目，更以其方法而著称。他深入研讨中国的注疏传统，逐一钻研每一部经典文本的主要中文注解，并将其见解纳入自己的译文与注释之中。他对训诂传统的把握堪与中国本土学者比肩，在中国，他被视为以中国传统经学方式研究《诗经》的一位专家。正如何谷理所观察到的，"除了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之外，直到沙畹，再无汉学家享有同样的声望"。

然而理雅各也是其时代与其使命的产物。他的译文虽一丝不苟，却为维多利亚时代基督教的种种预设所浸染。他起初接受了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人的理论，这些理论在中国与西方宗教传统之间寻绎种种关联；他直到读了儒莲所译《道德经》之后才放弃了这一看法。他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乃是恭敬研讨与最终的神学保留之结合：他既钦慕孔子的道德哲学，又坚持基督教启示终归更为优越。

理雅各的生涯，正是那种贯穿十九世纪英国汉学的"带连字符"的传教士—汉学家的典型。他的译文，无论其局限何在，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著作，并表明传教士传统在其最佳状态下，确能产出具有恒久价值的学术成果（详见第9章的论述）。

七、德国的发展：从克拉普罗特到东方语言学院

十九世纪的德国汉学沿着自身独特的脉络发展，受到德国大学体制对古典语文学（Altertumswissenschaft）与人文教养（Bildung）之着重的塑造。最早的德国汉学家通常是通晓多种语言的东方学家，他们是从其他亚洲语言、尤其是梵文与藏文转向中国研究的。

克拉普罗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1783—1835）虽生于德国，其生涯的大部分却是在巴黎与圣彼得堡度过的。他是一位涉猎广博得惊人的多语通才——他自称通晓数十种亚洲语言——其对汉学的贡献主要在历史地理与比较语言学领域。他的《亚洲语言总览》（Asia Polyglotta，1823）是对亚洲诸语言加以比较分类的开创性尝试。他是最早把中文、满文、蒙古文与藏文资料结合起来用于历史研究的欧洲学者之一，预示了那种后来成为欧洲汉学一项独特特征的"内亚"取向。

然而克拉普罗特与其说是一位语文学家，不如说是一位编纂者与好争论者。他与中文的关系不及雷缪萨或儒莲那般亲密，而他的学术声誉也因抄袭与捏造的指控而蒙上了阴影。尽管如此，他的工作仍有助于确立这样一条原则：中国研究不能脱离对更广阔的亚洲世界的研究而孤立进行。

德国汉学的制度史始于硕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他于1838年获任柏林大学一教席——这是德语世界中第一个此类教席。硕特的主要领域是阿尔泰语言学，他对中国研究的贡献则较为有限：他或许最以其关于《易经》的工作以及一项对《水浒传》的研究而知名。但他的获任确立了这样一条原则：中国研究在德国大学课程中应占有一席之地；而他在柏林的职位，使这门学科在当时德语世界最负盛名的大学里获得了一个制度性的立足点。

约翰·海因里希·普拉特（Johann Heinrich Plath，1802—1874）是一位巴伐利亚学者，他在慕尼黑大学从事中国研究，却未曾持有正式的汉学教席。他关于中国宗教与历史的工作，如今虽大体被遗忘，却为日益增长的欧洲中国论著贡献了一份力量。硕特与普拉特二人都代表了早期德国学界一种常见的类型：其对中国的兴趣只是其对亚洲诸文明更广阔研讨之一个面向的学者，其中文造诣虽属真切，却不及法国专业人士那般深湛。

第一位真正杰出的德国汉学家是甲柏连孜（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他先后在莱比锡大学与柏林大学持有教席。甲柏连孜首先是一位语言学家，他的《汉文经纬》（Chinesische Grammatik，1881）是中文句法研究中的一座里程碑。与早先那些把拉丁文或法文语法范畴强加于中文的欧洲语法书不同，甲柏连孜力图从内部来描述中文的结构，发展出一套类型学的框架，把中文按其自身的条理置于世界诸语言之列。

甲柏连孜的语言学进路，受到德国比较语言学与普通语言学传统的塑造，后者乃是从梵文与印欧诸语言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他把这些方法运用于中文，既具独创性又富成效，尽管这也带有一种风险，即把中文仅仅当作某个普遍化语言学理论中的又一个数据点，而非一种值得就其自身加以研究的语言。他更具理论性的著作《语言学》（Die Sprachwissenschaft，1891）把汉语语言学置于普通语言学的框架之中，并主张一切人类语言都享有同等的尊严——这一立场挑战了当时欧洲盛行的那种预设，即屈折语在本质上优于像中文这样的孤立语。

1887年在柏林大学创办的东方语言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SOS），对德国汉学而言是一项决定性的制度发展。如顾彬（Kubin）在其讲稿中所论，东方语言学院的设立，一方面是对德国在非洲与亚洲殖民野心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对一场政治危机的回应：1906年镇压德属东非一场起义、在此过程中有七万五千人丧生，曾激起国内政治上的强烈反弹，并引发了对殖民行政采取"科学的"而非军事的途径的呼吁。

东方语言学院为外交官、商人与殖民官员提供中文及其他亚洲语言的系统教学。其学术标准颇高——它吸引了德国一些最优秀的东方学家——并培养出一代既具备实用语言技能、又怀有学术抱负的学者。东方语言学院实际上是现代德国汉学系所的前身，其历史也阐明了汉学学术与帝国国家政治利益之间那种复杂的关系。

德国某大学第一位正式的中文正教授是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他于1909年在汉堡新设立的殖民学院（Colonial Institute）获任此职（殖民学院本身又是1919年创立的汉堡大学的前身）。福兰阁最初受训为印度学家与梵文学者，其后才在东方语言学院的指导下转向中文。他卷帙浩繁的《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5卷，1930—1952）尽管仅写到明代，却仍是欧洲人所写的最长的一部中国通史。正如顾彬所观察到的，"福兰阁是一位极为重要的汉学家与历史学家。他这部由德国人或欧洲人所写的中国史是迄今为止最长的一部。他只写到明代，便嘱其子续写下去"（详见第7章的论述）。

八、俄罗斯汉学：比丘林与东正教传教团

俄罗斯汉学有着独特的渊源。法国汉学是从启蒙运动中生长出来的，英国汉学是从新教传教与殖民行政中生长出来的，俄罗斯汉学则浮现于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该传教团依《恰克图条约》（1727）设立，并在中国的都城保持了将近两个世纪的连续存在。

这一东正教传教团兼具双重职能：它既为北京那一小群俄裔后人（1685年被清廷俘获的一支哥萨克戍军的遗孑）维持着一座俄罗斯东正教礼拜堂，又为俄国对清廷的外交观察提供了一重掩护。它还几乎是在无意之间，成了俄罗斯汉学家的主要训练场所。传教团成员被要求在其为期十年的任期内学习中文与满文，其中若干人发展出了真正的学术专长。

东正教传教团最为杰出的成果，乃是比丘林（Nikita Yakovlevich Bichurin，1777—1853），他以其修道名雅金甫（Iakinf，即许阿钦托斯）于1808年至1821年间担任驻北京传教团团长。比丘林在北京度过了十三年，其间习得了对中文与满文非凡的驾驭能力，并把大量中国历史地理文献译成了俄文。

他所刊行的著作包括《蒙古纪事》（Zapiski o Mongolii，1828）、一部对西藏与党项的描述，以及若干卷自中国史料译出的译作。他的代表作《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Sobranie svedenii o narodakh, obitavshikh v Srednei Azii v drevnie vremena，1851），乃是一部基于中文资料的内亚历史地理开创性著作。

比丘林当选为巴黎亚洲学会的荣誉会员，并与阿贝尔-雷缪萨及克拉普罗特保持通信。他的工作把俄罗斯汉学确立为一个独特的传统，在内亚研究、蒙古史以及中国北部与西部边疆诸民族的历史地理方面尤具所长——这些所长反映了俄国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与地理位置（详见第16章的论述）。

瓦西里耶夫（Vasilev，1818—1900）于1840年至1850年间供职于东正教传教团，后成为圣彼得堡大学第一位中文教授，并培养了一代俄罗斯汉学家。他最重要的学生是阿列克谢耶夫（Vasily Mikhailovich Alekseev，1881—1951），后者曾在巴黎师从沙畹，并成为现代俄罗斯汉学学派的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在巴黎的同窗包括马伯乐、葛兰言（Granet）与伯希和；他终其一生都视伯希和为最亲密的朋友。如此，这一巴黎之缘便在法俄两大汉学传统之间确立了一种直接的联系，并将证明极富成效。

九、学科的专业化

汉学从一项天才业余者的追求转变为一门专业学术学科，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的国别背景中以不同的方式展开。在法国，这一过程相对直截了当：法兰西学院于1814年设立的教席提供了一个连续的制度基础，而东方语言学校又于1841年设立了第二个现代中文教席。在德国，这一过程更为缓慢、更为复杂，因德国大学体制的分散结构、以及古典东方学与较新的实用语言培训之间的竞争而趋于繁难。在英国，这一过程最为迟缓：剑桥的威妥玛教席（1888），以及牛津与伦敦的教席，都来得很晚，而英国汉学直至二十世纪相当晚近的时候仍严重依赖外交官—汉学家的传统。

若干共同特征跨越国界地标示着这一专业化进程。其一，是一个*制度基础*：中国研究中常设大学职位——教席、讲师职位、研究班——的设立，提供了持续学术工作所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没有它，汉学便无从吸引有才华的青年学者、无从培养下一代、也无从积累这门学科推进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其二，是*教学标准*：教授中文的系统方法——语法书、教科书、阅读课程——逐步取代了从前几代人所习惯的那种临时性自学，雷缪萨的语法书、儒莲的句法书、威妥玛的教科书以及甲柏连孜的《汉文经纬》皆为此一进程作出了贡献。其三，是*参考工具*：辞典、目录及其他参考著作的编纂，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设施，从马礼逊与翟理斯的辞典，到儒莲的《句法》以及柯蒂埃卷帙浩繁的《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5卷，1904—1924）——后者乃一部自十五世纪至1908年间西文中国论著的目录。

其四，是*批判方法*。批判性地评估中文资料的种种方法——文本批评、历史音韵学、金石学——的发展，逐步取代了从前的工作所习见的那种对资料不加批判的接受或别有用心的操弄。这种方法论上的精进，乃是十九世纪汉学最为重要的单项智识成就。

汉学的专业化是在东方学这一更广阔的制度框架之内进行的——东方学即十九世纪在欧洲各大学中发展起来的对亚洲与中东语言、文明的学术研究。就制度而言，汉学乃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而汉学家通常与阿拉伯学家、印度学家及突厥学家一道，被安置于东方研究的系所或研究院之中。

这一制度处境兼具利弊。从有利的一面看，它把汉学家与研究相关文明的学者联系起来，并鼓励了比较的视角。法国学派那种把中国研究置于更广阔的亚洲研究框架之中的标志性着重——以雷缪萨关于"鞑靼"语言的工作以及儒莲关于中亚地理的工作为典型——便部分地是这一制度环境的产物。从不利的一面看，东方学的框架往往把中国研究置于印度学家与阿拉伯学家的关切之下，而后者占据着更为资深的职位、支配着更为庞大的资源。为研究梵文与阿拉伯文而发展出的语言范畴与学术方法，并不总是适用于中文，而把印欧语模型套用于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分析，有时会产生扭曲的结果。

吉拉道特（Norman Girardot）与费乐仁（Lauren Pfister）杜撰了"汉学东方主义"（sinological Orientalism）一词，以描述塑造了十九世纪中国学术研究的那一整套预设。如他们所论，这一时期的汉学家，无论他们对中国可能多么抱有同情，都不可避免地认同那些激励着更广阔东方主义话语的同样的潜意识预设：相信欧洲文化的优越，搜寻普遍的发展图式，以及把非欧洲文明界定为相似于或相异于某一欧洲规范的倾向。

这一倾向最为离谱的表现，便是吉拉道特所谓的"文化比附狂"（cultural parallelomania）——即力图把中华文明追溯至雅利安、巴比伦或埃及之起源的努力。诸如艾约瑟的《中国语言学之地位：试证欧亚诸语言同出一源》（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1871）以及施古德（Gustav Schlegel）的《华夏雅利安考》（Sino-Aryaca，1872）这类著作，都力图证明中文与印欧诸语言之间的语言学关联。艾约瑟甚至把《道德经》中"夷""希""微"这三个中文字辨认为三位一体之诸名。这些努力，尽管如今已被认定为伪学术，却揭示出那一预设何其根深蒂固，即一切文明终究都必可追溯至某个共同的（而最好是西方的）起源。

十、创立之世纪所创办的重要期刊与机构

十九世纪汉学的制度化，以一系列期刊与学术团体的创办为标志，它们为学术发表与交流提供了论坛。其中最为重要者包括：

• 《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巴黎，1822），乃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的机关刊物，阿贝尔-雷缪萨曾积极参与其创办。它成为并始终是东方研究（包括汉学）领域居于领先地位的法语期刊。

• 《通报》（T'oung Pao，莱顿，1890），由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与柯蒂埃创办，成为汉学首屈一指的国际性期刊。它的创办反映了这门学科日益增长的国际化，以及荷兰作为中国研究一个重要中心的兴起。

• 《德国东方学会会刊》（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ZDMG，1847），即德国东方学会的刊物，它在刊载关于其他亚洲文明的著述之外，也发表汉学论文。

• 《中国评论》（China Review，香港，1872—1901），充当了英国驻华沿海汉学家的论坛，刊载学术论文与实用信息相参的内容。

• 《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伦敦，1834），连同其在中国与东南亚的各个分会刊物，在刊载关于其他亚洲文明研究之外，也发表汉学著述。

这些期刊履行了若干不可或缺的职能。它们为学术论文、译作与书评的发表提供了园地。它们通过同行评议确立了学术质量的标准。它们便利了在不同国家、不同制度环境中工作的汉学家之间的交流。它们还创制了一份学术成就的恒久记录，可供后世各代查考并在其上继续建构。

这些期刊的创办也反映了汉学作为一门真正国际性学科的浮现。到十九世纪末，该领域的主要贡献正在法国、德国、英国、荷兰、俄罗斯与美国陆续产生，而每个国家的学者都知晓并回应着别处所做的工作。《通报》由一个法荷合璧的编辑团队在莱顿出版，体现了这种国际主义，并成为整个学科的权威记录性期刊。

十一、1900年时该领域的状况

到二十世纪之交，汉学已从一项孤立业余者的追求，转变为一门获得公认的学术学科，在至少半打国家里都有专业从业者。该领域拥有自身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大学教席、学术团体、期刊）、自身的参考工具（辞典、目录、语法书），以及自身的智识传统（法国的语文学学派、德国的历史—语文学学派、英国的外交官—汉学家传统）。

创立之世纪最为重要的智识成就，是发展出了一套以远超耶稣会传教士或原始汉学家所曾达到的准确度与批判意识来研读、分析并翻译中文文本的方法。雷缪萨、儒莲、理雅各、甲柏连孜及其同时代人的累积性工作，确立了这样一点：中文文本可以用古典学者施之于希腊文与拉丁文文献的同样语文学严谨来加以研究。鉴于中文与印欧诸语言在文字、语法与文学惯例上的根本差异，这绝非一项小小的成就。

然而当这一领域步入二十世纪之际，它也有着显著的局限。何谷理对沙畹之前汉学状况的评断，值得在此较长地征引：

在他之前，该领域一直为兼职从业者所主导；用安德鲁·沃尔斯（Andrew Walls）的措辞来说，他们是带连字符的传教士—汉学家、官员—汉学家或商人—汉学家——他们从其本职职务中挤出时间，把自己所了解的那个中国介绍给西方。少数几位专业汉学家，诸如夏德（Hirth）、施古德、高延（De Groot），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产出了就所获结果而言堪称可钦的著作；然而他们所产出的许多东西，今日看来在许多情形下都有瑕疵，因为它们建立在对中国语言性质的一个错误假设之上，建立在传统目录学根基不足之上，又受制于缺乏历史音韵学这一工具——这一工具在他们劳作的时代尚未被发展出来。

历史音韵学——即对中国语言早期阶段语音系统的构拟——将成为二十世纪汉学最为重要的工具之一，从根本上变革了对中文文学文本与历史文献的诠释。它的发展，主要出自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在二十世纪早期之手，为语文学分析开启了全然崭新的可能。但这一工具在创立之世纪的汉学家手中尚不可得，而它的阙如，给他们所能达到的成就划下了真切的限度。

从创立时代的汉学向现代学科的过渡，并非单一的事件，而是一个在二十世纪头几十年间展开的过程。三项发展标示了这一过渡。第一项是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崛起，他于1893年获任巴黎教席，并被广泛视为现代专业汉学的奠基人。就智识预设、概念清晰度或方法论途径而言，他所写的一切在今日均不过时——这是任何一位他的前辈都无从担当的论断。他对司马迁《史记》煞费苦心的翻译、他在金石学上的开创性工作，以及他把田野考察与基于图书馆的语文学研究融为一体的做法，都为这门学科树立了新的标准（详见第8章的论述）。第二项是历史音韵学的发展：高本汉对上古与中古汉语读音的构拟，基于对中国方言、《切韵》韵书以及汉日、汉朝（朝鲜）读音的系统比较，给了汉学家一件分析中文文本的强大新工具（详见第14章的论述）。第三项则是该领域自身的拓宽。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驻华沿海社会学家的工作，已开始把汉学从经典文本与精英文化扩展开来，纳入民间宗教、社会风俗与物质文化。这一拓宽将在二十世纪随着社会科学的影响而加速，并最终汇成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开创的美国"区域研究"模式（详见第17章的论述）。

正如裴熙业（Perry Johansson）所论，这一时期的欧洲汉学起到了"一个跨文化空间"的作用，"在其中，一种本土的亚洲文化传统得以与西方的科学标准融合，继而被安然地遣返回去，投入到为一个复兴的中国国家提供文化合法性的工程之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国学研究机构的创办——在北京大学、清华及他处——直接受到了欧洲汉学模式的影响，而二十世纪许多最重要的中国学者（陈寅恪、傅斯年、姚从吾）都曾在巴黎、柏林与伦敦师从欧洲汉学家。如此，欧洲人作为理解中国之途径而创立的这门学科，便被中国学者作为理解自身之途径而承接了过去——这是跨文化智识传播一个引人注目的实例，其影响至今仍在为人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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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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