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tw/Chapter 4

Previous◀ zh-tw

History_of_Sinology

Nextzh-tw ▶

第四章：學術漢學的創建（1814–1900）

一、導論：從業餘愛好者到專業學者

1773年耶穌會的解散使傳教士漢學最富成效的階段驟然終結。在此後約四十年間——大致從1773年至1814年——歐洲的中國研究僅靠少數孤立的個人維繫，他們缺乏機構支持，往往也缺少充分的工具。耶穌會所積累的遺產——譯著、辭典、語法書、書信——仍保存於歐洲各地圖書館，但沉浸式的、以中國本土為基地的學術活傳統已經中斷。如第二章所述，這在歐洲的中國知識中造成了嚴重的斷裂。

1814年12月，法蘭西學院設立了第一個中文講座教席，標誌著從傳教士漢學向專業學術漢學的決定性轉變。在整個十九世紀中，中國研究逐步走向制度化：講座教席得以設立，學術期刊相繼創辦，學術團體紛紛成立，新學科的方法也不斷精煉和規範。到1900年，漢學已成為一個公認的學術領域，擁有遍佈法國、德國、英國、俄國、荷蘭和美國的專業從業者，以及自身的機構基礎設施、學術期刊和知識傳統。

以下內容按時間和主題組織，而非按國別傳統——各國的具體發展在國別章節中有更詳盡的論述（德國見第七章，法國見第八章，英國見第九章，俄國見第十六章）。本章旨在辨識漢學作為一門學術學科興起時所呈現的跨國模式和共同挑戰。

二、雷慕沙與1814年講座教席：創建時刻

讓-皮耶·阿貝爾-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就其訓練和最初志向而言，並非一位漢學家。他於1813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但一次偶然邂逅一部中國草藥典籍，喚起了他對其所用語言的好奇心，從而使其注意力轉向了中國研究。他完全是自學中文的，最初使用傳統漢語字典《正字通》，後來又得以接觸帝國圖書館所藏的手稿語法書和辭典，尤其是約瑟夫·德·普雷馬爾（Joseph de Prémare）的《漢語須知》（Notitia Linguae Sinicae，1728），他感激地承認這是他最重要的資料來源。據亨利·馬伯樂所言，雷慕沙是「歐洲第一位自學而獲得深厚中文知識的學者」。

年僅二十三歲時，雷慕沙即出版了《中國語言文學論》（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巴黎，1811年），亨利·考迪耶後來稱之為「才華橫溢」之作。 1813年以拉丁文發表的第二篇論文，探討了漢字的性質以及古典漢語的若干技術層面，如單音節性、雙音節詞及語法虛詞。這些著作連同他對此學科顯而易見的熱情，促成了法蘭西學院中文講座教席的設立，雷慕沙於1814年11月29日被任命為該教席的首任教授。同時還設立了梵文講座教席——這一巧合反映了更為廣泛的「東方文藝復興」現象，即十九世紀初歐洲積極投入亞洲語言和文明研究的大潮。

赫伯特·弗蘭克稱1814年為「漢學的誕生之年」。 克努德·隆貝克更精確地指出，直到雷慕沙於1815年1月16日發表就職演講，學術漢學才正式確立。 無論如何，這一日期標誌著一個分水嶺。中國語言和文明的研究首次被認定為一項合法的學術事業，並獲得永久性機構職位的支持。「sinologie」一詞本身於1814年首次出現在法語中，儘管它直到數十年後才被收入標準辭典。

雷慕沙的就職演說既表達了他所開創事業的興奮，也道出了其中的孤獨：

我們即將踏入一片荒蕪之地，尚未開墾。我們在本課程中將研究的語言，在歐洲僅為人知其名而已……我們沒有可供遵循的範本，無從期盼任何建議；總之，我們必須自力更生，一切皆須從自身資源中汲取。

此言不免有所誇張——雷慕沙畢竟可以利用耶穌會的遺產以及傅爾蒙和拜耶爾較早期的成果——但它確實捕捉到了一種真實的學術拓荒感。耶穌會的基礎設施已被拆解，而沒有任何同等規模的組織來取代它。

雷慕沙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已指向後來成熟的法國漢學學派所特有的語文學方法。每週三次的課程分為語法講授和文本解讀兩部分，所涉及的文本包括《尚書》、《老子》、《感應篇》、以中文和滿文兩種版本呈現的孔子傳記、景教碑以及小說。這種語法教學與細密文本閱讀相結合的模式，在整個十九世紀乃至此後一直是法國漢學的教學典範。

雷慕沙的講義最終結晶為他的《漢語語法原理》（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1822年）。馬伯樂以慷慨的措辭描述了此書的優點：

馬什曼和馬禮遜各自出版了一部新語法書，前者在1814年，後者在1815年；但這是第一部同時處理書面語和口語的語法書，各佔一個部分。尤其重要的是，這是第一部在語法分析中考慮到漢語固有精神的著作，而不僅僅是一種翻譯練習，將歐洲語言的所有語法形式及其變位、變格等強加其上。

此點值得強調。英國傳教士約書亞·馬什曼（1814年）和羅伯特·馬禮遜（1815年）分別在印度和中國編纂的語法書是重要的實用工具，但它們是透過歐洲語法的範疇來分析漢語的。雷慕沙的語法書是首次嘗試以漢語自身的條件來描述漢語——這一方法論創新為漢語語言學的學科奠定了基礎。

該《語法原理》啟發了威廉·馮·洪堡德撰寫其著名的哲學書信《致雷慕沙先生論語法形式的一般性質及漢語特殊天賦的信》（1827年），並在整個世紀中一直是法國漢學家的標準入門讀物。雷慕沙較早的《韃靼語言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1820年）是首次系統嘗試對亞洲非漢語語言——蒙古語、滿語、藏語和東突厥語——進行分類，確立了法國學派的另一個標誌性特徵：堅持將中國研究置於更廣泛的亞洲研究框架之中。

作為翻譯家，雷慕沙則不那麼可靠。他對佛教旅行記《法顯傳》（佛國記）的翻譯陷入了馬伯樂所說的「十八世紀漢學家的一種衰敗習慣，即以意譯代替直譯」。不過，馬伯樂補充說，鑒於當時有關中亞和印度的歷史地理知識極為匱乏，這一特定翻譯「就其時代而言是出色的」。

雷慕沙還構想了翻譯馬端臨《文獻通考》書目部分的計畫，以期為中國目錄學奠定堅實基礎。僅第一卷——關於「經部」——在雷慕沙1832年因霍亂去世（年僅四十四歲）前得以完成。他的英年早逝對這門初生學科是一次沉重打擊。在他的學生——儒蓮、弗雷斯內爾和波提耶——中，第一人被選為他的繼任者。

三、儒蓮：法國漢學的鞏固

斯坦尼斯拉斯·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因家境貧寒而較遲開始學術生涯。一旦獲得機會，他便以驚人的勤勉投入其中。在同時代人和後學的共同評價中，他成為其時代最具統治地位的歐洲漢學家；除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外，在一代人之後的沙畹出現之前，沒有任何漢學家享有可比的聲望。

儒蓮的遺產設立了一項以他為名的獎項，每年頒發給漢學領域的傑出貢獻——此獎至今仍是該領域最具聲望的獎項之一。不幸的是，據保羅·戴密微所言，儒蓮的性格「極為惡劣」：「他的品性之可憎，恰如其學問之無可指摘。嫉妒、暴躁、好爭，他壟斷職位，驅逐一切競爭者。」 維克多·巴維為儒蓮及其同道弗朗西斯克·米歇爾創造了「語文學動物」（bestia linguax）的稱號。

在奧爾良學院學習之後，儒蓮轉入法蘭西學院，潛心研究希臘語，進而涉獵阿拉伯語、希伯來語、波斯語和梵語。1824年，在結識雷慕沙六個月後，他開始將《孟子》翻譯為拉丁文，部分地借助兩個滿文版本——他新近已將滿語納入其語言武庫。翻譯歷時四個月，因其嚴謹的方法而受到雷慕沙的讚揚。雷慕沙指出：

儒蓮先生致力於勤勉研讀孟子原文；他研究了該作者的文體，並吸收了其語言所呈現的一切特殊性。對同一作者中包含某些困難的所有段落進行反覆比較，往往足以提供解決大多數問題的鑰匙：此乃漢語中如同其他語言一般的通則。

儒蓮為其孟子翻譯查閱了十種不同版本的中文原文——這一文本比勘之功甚至超越了同時代古典語文學的編輯標準。他後來的《道德經》翻譯（巴黎，1842年）同樣顯示了在進行解讀之前先確立文本傳統的關注，因為他查閱了所有七種現存版本。這種對文本批評的強調——異文比較、竄入語識別、最可靠文本的重建——是一個關鍵的方法論步驟，使儒蓮的工作有別於其耶穌會前輩，並確立了後來漢學家努力效仿的標準。

在教學中，儒蓮放棄了關於語法的抽象講授，轉而帶領學生進行長篇文本的細讀：《三字經》、《千字文》、《尚書》、《論語》、《左傳》和《禮記》。然而，他堅持將注意力集中於語法結構作為閱讀的關鍵，並編寫了《漢語新語法》（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巴黎，1869年）以系統化這一方法。該書吸收了中國語文學研究的成果，包括王引之虛詞研究《經傳釋詞》（1798年）的大量內容。

儒蓮為其學生翻譯了大部分經典及許多歷史和文學作品，但其中多數教學翻譯未曾出版。他在職業生涯最初十年所出版的作品較為通俗：元雜劇以及明清小說，以精湛的法語風格譯出。如馬伯樂所評論的（帶有他一貫的精英主義居高臨下）：儒蓮從事這些翻譯「出於研究民間社會生活的願望，而若無親身觀察則無法做到」，並指出「它們的平庸和平淡的結構幾乎無法補償翻譯者的辛勞」。 儒蓮在古典文言和白話兩種語域中的嫻熟能力，展示了在其時代罕見的廣度，並預示了後來的堅持：真正掌握漢語須兼備文言和口語的能力。

在其職業生涯後期，儒蓮的興趣擴展到將中國置於亞洲背景之中考察。他翻譯的玄奘傳（1851年）及其附屬的《西域記》（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1856年）具有開拓性意義。通過《玄奘傳》，儒蓮成為第一位超越中國本土注疏家、作出獨立批判性判斷的漢學家。馬伯樂認為這是該學科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儒蓮的《辨識和轉寫中國書籍中所見梵文名稱之方法》（1861年）——一套用於識別漢文音譯中梵文名稱的系統方法——成為有控制的跨語言比較之範本，並有助於消除後來學者最為荒誕的擬構。

總之，現代法國漢學學派既得益於儒蓮對全面掌握中國原始資料的堅持，也得益於他將中國置於亞洲語境中的開闊視野。始於雷慕沙的法國學派之優勢地位在儒蓮時期達到頂峰，直到沙畹的出現方再度恢復（詳見第八章）。

四、聖德尼侯爵：詩歌與衰落

儒蓮於1873年去世時，他的大多數有成就的學生已先他而逝。唯一留存並繼承其教席的是聖德尼侯爵（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is，1823–1892），他曾在東方語言學校師從巴贊學習中文，後又跟隨儒蓮本人研習。在儒蓮的指導下，聖德尼完成了愛德華·畢歐去世時未竟的《周禮》最後幾章的翻譯。

聖德尼的主要貢獻在於中國詩歌領域。他是將中國詩歌翻譯成法語的先驅，其《唐代詩選》（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ang，1862年）贏得了愛德華·薛愛華的讚譽，後者作證說：「這些一個多世紀前的翻譯，比肩甚至優於今日美國文學學者所作的大多數唐詩譯本。」 他的《離騷》翻譯（1870年）被認為不那麼成功，但在第二帝國的文學沙龍中頗有餘響。

儘管有這些文學成就，聖德尼主持巴黎教席的時期代表了法國漢學的衰落期。馬伯樂作出了直率的評斷：

他佔據教席的二十年（1874–1892），對法國學術的光輝幾無增益，而法國學術已逐漸被這一時期傑出的英國學者群——偉烈亞力、理雅各、瓦特斯、梅輝立、艾約瑟——以及美國人衛三畏所超越。聖德尼在翻譯方面缺乏儒蓮的確切性，且鮮有批判意識。

這一令人驚訝的承認揭示了十九世紀晚期法國學派的脆弱性，其命運完全取決於法蘭西學院唯一教席持有人的質量。它也凸顯了沙畹的卓越成就——他憑一己之力在下一代人中恢復了法國漢學的卓越地位（詳見第八章）。

五、前專業漢學家：傅爾蒙與拜耶爾

在雷慕沙之前，有兩位人物值得一提，他們是歐洲最早的半專業漢學家：巴黎的艾蒂安·傅爾蒙（Étienne Fourmont，1683–1745）和聖彼得堡的特奧菲勒斯·西格弗裏德·拜耶爾（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1694–1738）。兩人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漢學家——都是其他領域的學者，將中文作為次要興趣——但兩人都為使雷慕沙的工作成為可能的制度和知識前提作出了貢獻。

傅爾蒙是法蘭西學院的阿拉伯語教授及銘文與美文學院的院士。他的主要漢學著作是《漢學沉思錄》（Meditationes Sinicae，巴黎，1737年），這部語法書大量——且未充分聲明出處地——借用了弗朗西斯科·瓦羅的《官話藝術》（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以及一位在皇家圖書館整理中文藏書的中國青年黃嘉略（Arcadio Huang）的協助。傅爾蒙還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歷史地理辭典》，共三大冊手稿，連同其圖書館目錄，成為法國最早體現書目分類精神的範例——這種精神後來深深吸引了考迪耶和伯希和。如塞西爾·梁所概括的：傅爾蒙的辭典「旨在幫助讀者探索中國的地理並熟悉其歷史——對於十八世紀上半葉任何嚴肅學者而言，這是一項迫切的需要，因為知識的搜集和組織在知識精英的心中居於首位。」

傅爾蒙顯然也是最早主張漢語為人類原始通用語言的法國漢學家，他試圖證明中國曆法體系與其他文明的曆法之間存在對應關係。鑒於其抄襲習慣及在漢語方面缺乏真正的語文學能力，傅爾蒙不能被視為法國漢學的創始人，但他或可被視為其「綱領性先驅」。

拜耶爾（1694–1738）則是一位具有獨立判斷力和真正成就的學者，他是一位自學中文的普魯士古典學者。在柏林皇家圖書館擔任管理員期間，他從傳教士詞彙表和舊耶穌會手稿中抄錄學習，後被延攬至彼得大帝新設的聖彼得堡科學院。他對中國研究日益加深的投入促使院方設立了一個新職位：東方古物學教授。

拜耶爾最具影響力的著作是《中國博物館》（Museum Sinicum，1730年），這是一部關於漢語語言、文學、語法、文字起源、辭典學和方言的理論論文集，大體基於先前的耶穌會著作，並坦然承認如此。拜耶爾的現代傳記作者克努德·隆貝克對這兩位最早的半專業漢學家作了令人難忘的對比：

這兩人的性格截然不同：這邊是虔誠而膽怯的拜耶爾，那邊是傲慢而刻薄的傅爾蒙。他們的處境也大不相同：拜耶爾身處彼得大帝俄國那座嶄新、規模不大的現代風格首都中新設的學院裏，傅爾蒙則身處巴黎那些著名的老學院中……至於他們從事中國研究的條件，拜耶爾年輕時在柏林皇家圖書館待了不到一年，從傳教士詞彙表和舊耶穌會手稿及書信中抄錄。1726年他來到聖彼得堡時，發現那裏既無中文書籍，也無傳教士著作。

傅爾蒙的制度優勢與拜耶爾的學術誠正之間的對比，預示了一種貫穿漢學史的張力：資源豐富卻缺乏真正語文學能力的學者與條件匱乏但才智超群的學者之間的對立。

六、英國的發展：外交官漢學家傳統

英國漢學的發展根源與法國截然不同。法國漢學源自啟蒙時代對中國哲學的關注以及法蘭西學院的制度傳統，英國漢學則生發自新教傳教工作和東亞殖民管理的實際需要。

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一位蘇格蘭長老會教士，是第一位前往中國的新教傳教士，於1807年抵達廣州。他的漢學成就主要在辭典學方面：其《華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1823年），由東印度公司在澳門出版，分三部六卷，是第一部完整的漢英辭典。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馬禮遜基本上獨自工作，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師資匱乏，參考資料不足——編纂這部辭典是一項非凡的毅力之舉。該辭典雖後來被更新的著作取代，但為英語世界的中國研究奠定了基礎，並在數十年間一直是標準參考工具。

馬禮遜還編寫了最早的英語中文語法書之一，並將《聖經》翻譯成中文。他的工作出於傳教需要而非學術好奇心，但他創造的工具同時服務於漢學和傳教目的（詳見第九章）。

十九世紀英國對漢學基礎設施最重要的貢獻，是由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開發的羅馬拼音系統。威妥瑪是一位在中國服務逾三十年的外交官，1888年成為劍橋大學第一位中文教授。威妥瑪拼音系統後來經翟理斯修訂為「威妥瑪-翟理斯」系統，成為英語學術界標準的漢語羅馬化方法達一個多世紀（直到二十世紀晚期逐漸被拼音取代）。

威妥瑪拼音系統是實際外交需要的產物——英國駐華官員需要一套統一的方法來轉寫中文姓名和術語——但其學術意涵深遠。通過提供一種以拉丁字母表示漢語語音的標準化手段，威妥瑪系統使那些不識漢字的學者也能接觸漢學文獻，並建立了一套促進不同語言背景的漢學家之間溝通的通用符號。威妥瑪本人出版的著作，包括教科書《語言自邇集》（1867年），主要為外交用途而設計，但被廣泛採用於學術環境。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是最後一批從領事官員轉向學術漢學的人物之一。在中國外交部門長期服務後，他於1897年接替威妥瑪擔任劍橋中文教授。哈尼描述他為「英國漢學從業餘性質向專職事業的艱難轉型中的一個過渡人物」。

翟理斯的著述極為豐富。其《華英字典》（1892年，1912年修訂）取代了馬禮遜的辭典，成為英語漢學家的標準參考工具。其《中國人名辭典》（1898年）提供了英語世界第一部廣泛的中國人物傳記參考書。他廣泛翻譯了中國文學作品，包括《莊子》和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他的維多利亞時代詩歌翻譯，連同歐尼斯特·費諾洛薩更具印象派風格的文學譯作，匯入了「中國風」的潮流，最終滋養了埃茲拉·龐德的意象派運動。

然而，翟理斯的著作帶有外交官漢學家傳統的局限性。他的譯文雖然流暢易讀，卻往往犧牲準確性以追求優美。他的學術雖然涉獵廣泛，卻缺乏法國學派的語文學嚴謹性。他與其他漢學家的爭端——尤其是與理雅各的長期論爭以及他對沙畹《史記》翻譯的敵意批評——暴露了他好鬥的性情和狹隘的防禦心態，有時掩蓋了真正的學術分歧。翟理斯屬於一個有才華的業餘愛好者逐漸被受過專業訓練的學者所取代的時代。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漢學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他是一位蘇格蘭長老會傳教士，在香港度過了三十年（1843–1873），其間完成了至今仍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經典英譯：五卷本《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1861–1872年），隨後又為馬克斯·繆勒主編的牛津《東方聖書》叢書翻譯了其他經典著作。理雅各自1876年起在牛津擔任首任中文教席，直至1897年去世。

理雅各的成就不僅以其規模著稱，更以其方法見長。他深入鑽研中國注疏傳統，逐一研讀每部經典的主要中國注釋，並將其見解融入他的譯文和注釋之中。他對經學傳統的把握堪與中國本土學者相匹敵，在中國他被視為以傳統中國古典學術方式研究《詩經》的專家。如哈尼所言：「除了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沒有任何漢學家享有可比的聲望，直到沙畹的出現。」

然而，理雅各也是其時代和使命的產物。他的翻譯雖然一絲不苟，卻受到維多利亞時代基督教假設的浸染。他最初接受了約瑟夫·艾約瑟等人追溯中國與西方宗教傳統之關聯的理論，只是在閱讀了儒蓮的《道德經》翻譯後才放棄這一觀點。他與中國文明的關係是一種恭敬的投入與終極神學保留的結合：他欽佩孔子的道德哲學，同時堅持基督教啟示的終極優越性。

理雅各的生涯是十九世紀英國漢學中「複合型」傳教士-漢學家的典型。他的翻譯，無論其局限性如何，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著作，並表明傳教士傳統在其最佳狀態下能夠產出具有持久價值的學術成果（詳見第九章）。

七、德國的發展：從克拉普羅特到東方語言研究所

十九世紀的德國漢學沿著獨特的路線發展，受到德國大學體制強調古典語文學（Altertumswissenschaft）和人文教育（Bildung）的塑造。最早的德國漢學家通常是通曉多種語言的東方學家，從其他亞洲語言——尤其是梵語和藏語——轉而研究中文。

尤利烏斯·海因里希·克拉普羅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1783–1835）雖出生於德國，卻將其大部分職業生涯在巴黎和聖彼得堡度過。他是一位語言能力非凡的多語學者——他自稱通曉數十種亞洲語言——他對漢學的貢獻主要在歷史地理和比較語言學領域。其《亞洲多語志》（Asia Polyglotta，1823年）是亞洲語言比較分類的先驅嘗試。他是最早將中文、滿文、蒙古文和藏文資料結合用於歷史研究的歐洲學者之一，預示了後來成為歐洲漢學顯著特徵的「內亞」取向。

然而，克拉普羅特更多是一位編纂者和論戰者，而非語文學家。他與漢語的關係不如雷慕沙或儒蓮那樣親密，其學術聲望也因抄襲和偽造的指控而蒙上陰影。儘管如此，他的工作有助於確立這樣一個原則：中國研究不能脫離對更廣泛亞洲世界的研究而孤立進行。

德國漢學的制度史始於威廉·紹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他於1838年被任命為柏林大學的教席——這是德語世界的第一個此類任命。紹特的主要領域是阿爾泰語言學，他對中國研究的貢獻較為有限：他最知名的大概是關於《易經》的研究和對《水滸傳》的考察。但他的任命確立了中國研究在德國大學課程中應佔一席之地的原則，而他在柏林的職位為這一學科在當時德語世界最負盛名的大學中提供了制度性立足點。

約翰·海因里希·普拉特（Johann Heinrich Plath，1802–1874），一位巴伐利亞學者，在慕尼黑大學從事中國研究而未持有正式的漢學教席。他關於中國宗教和歷史的著作，雖現已大體被遺忘，但為不斷增長的歐洲中國研究文獻作出了貢獻。紹特和普拉特都代表了早期德國學術界的一種常見類型：其對中國的興趣是對亞洲文明更廣泛關注的一個側面，其中文能力雖然真實，但不如法國專業學者那樣深厚。

第一位真正傑出的德國漢學家是甲柏連孜（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他先後在萊比錫大學和柏林大學任教。甲柏連孜主要是一位語言學家，其《漢語語法》（Chinesische Grammatik，1881年）是漢語句法研究的里程碑。與先前將拉丁語或法語語法範疇強加於漢語的歐洲語法書不同，甲柏連孜試圖從內部描述漢語的結構，發展出一套類型學框架，以漢語自身的條件將其置於世界語言之中。

甲柏連孜的語言學方法受到德國比較語言學和普通語言學傳統的塑造，該傳統發展自梵語和印歐語系的研究。他將這些方法運用於漢語是原創性的且富有成效的，儘管這也帶有將漢語僅僅視為普遍性語言理論中的又一個數據點、而非值得以其自身權利研究的語言的風險。他更廣泛的理論著作《語言科學》（Die Sprachwissenschaft，1891年）將漢語語言學置於普通語言學的框架中，並主張所有人類語言的平等尊嚴——這一立場挑戰了當時盛行的歐洲假設，即屈折語在本質上優於如漢語這樣的孤立語。

1887年柏林大學東方語言研究所（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簡稱SOS）的創立是德國漢學的一個決定性制度發展。如庫賓在其講座中所討論的，SOS的設立部分出於回應德國在非洲和亞洲的殖民野心，部分出於回應一場政治危機：1906年對德屬東非一場叛亂的鎮壓——造成七萬五千人死亡——在國內引發了政治反彈，催生了以「科學」方法而非軍事手段處理殖民管理的呼籲。

SOS為外交官、商人和殖民官員提供系統的中文及其他亞洲語言教學。其學術標準甚高——它吸引了德國最優秀的東方學家——並培養了一代將實用語言技能與學術雄心相結合的學者。SOS實際上是現代德國漢學系的前身，其歷史揭示了漢學學術與帝國國家政治利益之間的複雜關係。

第一位在德國大學獲得中文正教授職位的是傅蘭克（Otto Franke，1863–1946），他於1909年在新設的漢堡殖民研究所獲得任命（殖民研究所本身是1919年成立的漢堡大學的前身）。傅蘭克最初受過印度學和梵文訓練，後在SOS的指導下轉向中國研究。他的宏大著作《中華帝國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五卷，1930–1952年），雖然僅寫到明朝，但仍是歐洲人所撰寫的最長的中國歷史。如庫賓所指出的：「傅蘭克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漢學家和歷史學家。他所撰寫的中國歷史是德國人或歐洲人寫的最長的一部。他只寫到明朝，然後請他的兒子繼續。」（詳見第七章）

八、俄國漢學：俾丘林與東正教使團

俄國漢學有著獨特的起源。法國漢學源自啟蒙運動，英國漢學源自新教傳教與殖民管理，俄國漢學則產生於駐北京的俄國東正教使團。該使團依據1727年的《恰克圖條約》設立，在中國首都維持了近兩個世紀的持續存在。

東正教使團兼具雙重功能：它為北京的少量俄裔後裔社群（1685年被清朝俘獲的哥薩克衛兵的後代）維持一座東正教教堂，同時為俄國對清廷的外交觀察提供掩護。它也幾乎出乎意料地成為培養俄國漢學家的主要基地。使團成員在十年任期內被要求學習中文和滿文，其中數人發展出了真正的學術專長。

東正教使團最傑出的產物是尼基塔·雅科夫列維奇·俾丘林（Nikita Yakovlevich Bichurin，1777–1853），他以其法名雅金夫（Iakinf / Hyacinth）擔任使團團長，於1808年至1821年在北京服務。俾丘林在北京度過了十三年，期間獲得了非凡的中文和滿文能力，並將大量中國歷史和地理文獻翻譯成俄語。

他的出版著作包括《蒙古記事》（Zapiski o Mongolii，1828年）、一部關於西藏和党項的描述，以及數卷中國歷史資料的翻譯。他的代表作《古代中亞各民族資料彙編》（Sobranie svedenii o narodakh, obitavshikh v Srednei Azii v drevnie vremena，1851年）是一部以中國史料為基礎的內亞歷史地理開創性著作。

俾丘林被選為巴黎亞洲學會的榮譽會員，並與雷慕沙和克拉普羅特保持通信。他的工作確立了俄國漢學作為一個獨特傳統的地位，在內亞研究、蒙古歷史以及中國北部和西部邊疆各民族的歷史地理方面具有特殊優勢——這些優勢反映了俄國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和地理位置（詳見第十六章）。

瓦西里耶夫（Vasilev，1818–1900）在1840至1850年間服務於東正教使團，後成為聖彼得堡大學第一位中文教授，培養了一代俄國漢學家。他最重要的學生是瓦西里·米哈伊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Vasily Mikhailovich Alekseev，1881–1951），他曾在巴黎師從沙畹，成為現代俄國漢學學派的奠基者。阿列克謝耶夫在巴黎的同班同學包括馬伯樂、葛蘭言和伯希和；他一生視伯希和為最親密的朋友。巴黎的這一淵源由此在法國和俄國漢學傳統之間建立了直接聯繫，此後證明極為豐碩。

九、學科的專業化

漢學從有天賦的業餘愛好者的追求轉變為專業的學術學科，是一個漸進過程，在不同的國別語境中有不同的展開方式。在法國，這一過程相對順暢：1814年設立的法蘭西學院教席提供了持續的制度基礎，1841年又在東方語言學校設立了第二個現代中文教席。在德國，過程更為緩慢和複雜，受到德國大學體制分散結構的制約，以及古典東方學與新型實用語言訓練之間的競爭所困擾。在英國，進展最為遲緩：劍橋的威妥瑪教席（1888年）以及牛津和倫敦的教席設立較晚，英國漢學直到二十世紀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交官漢學家傳統。

這一專業化在不同國家呈現出若干共同特徵。第一，制度基礎：在中國研究領域設立永久性大學職位——教席、講師席位、研討班——提供了持續學術工作所必需的基礎設施，沒有它，漢學就無法吸引有才華的年輕學者，無法培養下一代人，也無法積累推進學科所需的專業知識。第二，教學標準：系統性中文教學方法的發展——語法書、教科書、閱讀課程——逐步取代了早期各代人特有的臨時自學方式，雷慕沙的語法書、儒蓮的句法、威妥瑪的教科書和甲柏連孜的《漢語語法》都對此過程有所貢獻。第三，參考工具：辭典、書目和其他參考著作的編纂提供了基本的學術基礎設施，從馬禮遜和翟理斯的辭典到儒蓮的《句法》以及亨利·考迪耶的巨著《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五卷，1904–1924年）——後者是一部涵蓋十五世紀至1908年西方語言有關中國出版物的書目。

4. 批評方法。對中國原始資料進行批判性評估的方法的發展——文本批評、歷史音韻學、金石學——逐步取代了先前對文獻的不加批判地接受或帶有傾向性的操縱。這一方法論的精煉是十九世紀漢學最重要的知識成就。

漢學的專業化是在東方學——十九世紀歐洲大學中對亞洲及中東語言和文明的學術研究——這一更廣泛制度框架內進行的。就制度而言，漢學是東方學的一個分支領域，漢學家通常與阿拉伯學家、印度學家和突厥學家一起安置在東方研究的系所或研究機構中。

這一制度背景既有優點也有缺點。從積極方面說，它使漢學家與從事相關文明研究的學者建立聯繫，並鼓勵比較性視角。法國學派特有的將中國研究置於更廣泛亞洲研究框架中的強調——以雷慕沙對「韃靼」語言的研究和儒蓮對中亞地理的研究為代表——部分是這一制度環境的產物。從消極方面說，東方學框架傾向於將中國研究從屬於印度學家和阿拉伯學家的關切，後者佔據更高級的職位並掌控更多資源。為研究梵語和阿拉伯語而發展的語言學範疇和學術方法，並非總是適用於漢語，而將印歐語系模式應用於漢語語言和文化的分析有時會產生失真的結果。

諾曼·吉拉爾多和勞倫·普菲斯特創造了「漢學東方主義」一詞，以描述塑造十九世紀中國學術的假設體系。正如他們所論證的，這一時期的漢學家，無論對中國多麼同情，都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激勵更廣泛東方學話語的那些潛意識假設：相信歐洲文化優越性，尋找普遍性的發展模式，以及傾向於以非歐洲文明與歐洲規範的相似或相異來界定前者。

這種傾向最惡劣的表現是吉拉爾多所稱的「文化平行狂」——即試圖追溯中國文明的雅利安、巴比倫或埃及起源。約瑟夫·艾約瑟的《中國在語文學中的地位》（1871年）和古斯塔夫·施萊格爾的《漢語-雅利安語》（1872年）等著作試圖證明漢語與印歐語系語言之間的語言聯繫。艾約瑟甚至將《道德經》中的三個中國字「夷」「希」「微」認定為三位一體的名稱。 這些努力雖現已被認為屬於偽學術，但揭示了一種深層假設的根深蒂固：即所有文明最終都必然可追溯到一個共同的（最好是西方的）起源。

十、創建世紀中建立的重要期刊和機構

十九世紀漢學的制度化以一系列期刊和學術團體的創建為標誌，它們為學術出版和交流提供了平台。其中最重要的有：

• 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巴黎，1822年），亞洲學會的刊物，在雷慕沙的積極參與下創辦。它成為並一直保持著法語東方學——包括漢學——的首要期刊。
• 通報（T'oung Pao，萊頓，1890年），由施古德和考迪耶創辦，成為國際漢學的首要期刊。其創辦反映了這一學科日益增長的國際化以及荷蘭作為中國研究重要中心的興起。
• 德國東方學會雜誌（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簡稱ZDMG，1847年），德國東方學會的刊物，刊載漢學論文的同時也發表有關其他亞洲文明的研究。
• 中國評論（China Review，香港，1872–1901年），是在華英國沿海漢學家的交流平台，兼發學術論文和實用資訊。
• 皇家亞洲學會學報（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倫敦，1834年），及其在中國和東南亞的各分會刊物，刊載漢學著作的同時也發表有關其他亞洲文明的研究。

這些期刊發揮了若干重要功能。它們為學術論文、翻譯和書評的發表提供了場所。它們通過同行評議確立了學術質量標準。它們促進了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機構環境中工作的漢學家之間的交流。它們還創造了學術成就的永久記錄，可供後來的世代查閱和依託。

這些期刊的創辦也反映了漢學作為一門真正國際性學科的興起。到十九世紀末，該領域的主要貢獻來自法國、德國、英國、荷蘭、俄國和美國，各國的學者都意識到並回應著其他地方正在進行的工作。由法荷聯合編輯團隊在萊頓出版的《通報》體現了這種國際主義，並成為整個學科的核心期刊。

十一、1900年的學科狀況

到二十世紀之交，漢學已從孤立的業餘愛好者的追求轉變為一門公認的學術學科，在至少六個國家擁有專業從業者。該領域擁有自身的制度基礎設施（大學教席、學術團體、期刊）、自身的參考工具（辭典、書目、語法書）和自身的知識傳統（法國語文學學派、德國歷史語文學學派、英國外交官漢學家傳統）。

創建世紀最重要的知識成就是發展出了閱讀、分析和翻譯中國文本的方法，其準確性和批判意識遠遠超越了耶穌會傳教士或前專業漢學家所能達到的水平。雷慕沙、儒蓮、理雅各、甲柏連孜及其同時代人的累積成果確立了一個事實：中國文本可以用古典學者對待希臘和拉丁文學同樣的語文學嚴謹性來研究。考慮到漢語與印歐語系語言在文字、語法和文學慣例方面的根本差異，這絕非一項小小的成就。

然而，進入二十世紀時，這一領域也存在著重大的局限性。哈尼對沙畹之前漢學狀況的評估值得大段引用：

在他之前，這一領域一直由兼職從業者所主導；用安德魯·沃爾斯的術語來說，他們是帶連字符的傳教士-漢學家、官員-漢學家或商人-漢學家——他們從日常職務中擠出時間，向西方介紹他們所了解的中國。少數專業漢學家，如夏德、施古德、高延，在當時的研究條件下取得了令人欽佩的成果；然而他們的許多成果如今在許多方面已顯過時，因為它們建立在對漢語本質的錯誤假設之上，缺乏充分的傳統目錄學基礎，且受制於缺少歷史音韻學工具——這一工具在他們工作的時代尚未被發展出來。

歷史音韻學——即漢語早期語音系統的構擬——將成為二十世紀漢學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文學文本和歷史文獻的解讀。其發展主要歸功於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在二十世紀初期的工作，為語文學分析開闢了全新的可能性。但創建世紀的漢學家並未掌握這一工具，其缺失確實限制了他們所能取得的成就。

從創建時期的漢學向現代學科的轉變並非一個單一事件，而是在二十世紀最初幾十年逐漸展開的過程。三項發展標誌著這一轉變。第一是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出現，他於1893年被任命為巴黎教席，被廣泛視為現代專業漢學的奠基者。他的任何著作在知識假設、概念清晰性或方法論取徑方面，至今都不過時——他的前輩中無人能作如此宣稱。他對司馬遷《史記》精心翻譯、在金石學方面的開拓性工作，以及他將田野調查與圖書館式語文學研究的整合，為這一學科樹立了新的標準（詳見第八章）。第二是歷史音韻學的發展：高本漢基於對中國方言、《切韻》韻書以及日語漢音和韓語漢字音的系統比較而進行的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語音構擬，為漢學家提供了分析中國文本的強大新工具（詳見第十四章）。第三是領域本身的拓展。始於1870年代的中國沿海社會學家的工作，已開始將漢學從經典文本和精英文化擴展到涵蓋民間宗教、社會習俗和物質文化。這種拓展在二十世紀隨著社會科學的影響而加速，最終在費正清所開創的美國「區域研究」模式中達到頂峰（詳見第十七章）。

正如佩里·約翰森所論證的，這一時期的歐洲漢學充當了「一個跨文化空間，在其中一種本土亞洲文化傳統可以與西方科學標準融合，然後安全地回歸本國，被用於為一個復興的中國國家提供文化正當性的項目」。 1920年代中國國學研究所的創立——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及其他院校——直接受到歐洲漢學模式的影響，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中國學者中許多人（陳寅恪、傅斯年、姚從吾）曾在巴黎、柏林和倫敦師從歐洲漢學家。歐洲人為理解中國而創建的學科，就這樣被中國學者接受為理解自身的方式——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跨文化知識傳遞的實例，其後果至今仍在產生影響。

參考書目

• Cordier, Henri. 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a l'Empire chinois. 5 vols. 1904–1924. Rpt. Taipei: Ch'eng-wen, 1966.
• —. "Les Etudes chinoises sous la revolution et l'empire." T'oung Pao 19 (1920): 59–103.
• Demieville, Paul. "Apercu historique des e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n Choix d'etudes sinologiques (1921–1970), 443–87. Leiden: E.J. Brill, 1973.
• Franke, Herbert. "In Search of China: Som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In Europe Studies China: Papers from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 11–25. London: Han-Shan Tang Books, 1995.
• Girardot, Norman.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and Oxonian Pilgrim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Honey, David B.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86.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 Johansson, Perry. "Cross-Cultural Epistemology: How European Sinology Became the Bridge to China's Modern Humanities." In The Making of the Humanities, vol. III: The Modern Humanities, edited by Rens Bod, Jaap Maat, and Thijs Weststeijn, 449–67.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4.
• Kubin, Wolfgang. Lectures on German sinolog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edition.
• Lundbaek, Knud. T.S. Bayer (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t. London: Curzon Press, 1986.
• —. "The Establishment of European Sinology 1801–1815." In Cultural Encounters: China, Japan, and the West, edited by Soren Clausen et al., 15–54.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Maspero, Henri. "La Sinologie." Societe asiatique, Le Livre de Centenaire, 1822–1922. Paris, 1922. 261–70.
• —. "La 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e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mandchoues." In Le College de France, Livre jubilaire compose a l'occasion de son quatrieme centenaire, 355–66. Paris, 1932.
• Remusat, Jean-Pierre Abel. Ele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Paris, 1822.
• —. Melanges asiatiques. 2 vols. Paris, 1829.
• Schafer, Edward H. What and How is Sinology? Inaugural Lectur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14 October 1982. University of Colorado, 1982.
• Schwab, Raymond. The Oriental Renaissance: Europe's Rediscovery of India and the East, 1680–1880. Translated by Gene Patterson-Black and Victor Reink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Widmer, Eric. 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Zhang Xiping. Ouzhou zaoqi Hanxue shi [歐洲早期漢學史].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7.

參考資料

Previous◀ zh-tw

History_of_Sinology

Next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