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tw/Chap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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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學術漢學的創立（1814—1900）

一、引言：從業餘者到專業者

1773年耶穌會的解散，使傳教士漢學最爲高產的階段戛然而止。此後約四十年——大致從1773年至1814年——歐洲的中國研究全靠少數孤立工作的個人來維繫，他們既無機構的支持，往往也缺乏足夠的工具。耶穌會所積累的遺產——譯著、辭典、語法書、往來書信——仍存留於歐洲各圖書館中，但那種沉浸式的、以中國本土爲基地的學術活傳統已被斬斷。如第二章所論，這在歐洲的專業知識中造成了一道顯著的空缺。

1814年12月，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設立了第一個中文大學教席，標誌着從傳教士漢學向專業學術漢學的決定性轉變。在整個十九世紀，中國研究逐步走向制度化：教席獲得捐設，期刊得以創辦，學術團體相繼成立，這門新學科的方法也得到了提煉與規範化。到1900年，漢學已成爲一個獲得公認的學術領域，在法國、德國、英國、俄羅斯、荷蘭與美國均有專業從業者，擁有自身的制度性基礎設施、自身的學術期刊以及自身的學術傳統。

下文的編排乃依年代與主題，而非依國別傳統——各國特有的發展，將在國別章節中得到更充分的論述（第7章論德國，第8章論法國，第9章論英國，第16章論俄羅斯）。其旨趣在於辨識那些貫穿漢學作爲一門學術學科興起過程的跨國模式與共同挑戰。

二、阿貝爾-雷繆薩與1814年教席：創立的時刻

讓-皮埃爾·阿貝爾-雷繆薩（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無論就其所受訓練還是就其最初的志向而言，都不是一位漢學家。他於1813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但因偶然接觸到一部中國本草書，注意力被引向了中國研究，並由此對該書所用的語言生出了好奇。他的中文完全出於自學，起初憑藉傳統中文辭典《正字通》，後來又得以接觸到存放於皇家圖書館的手稿語法書與辭典，尤其是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的《漢語札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1728），他滿懷感激地承認此書是他最重要的取材來源。據馬伯樂（Henri Maspero）所言，雷繆薩乃是"歐洲第一位自學成才而獲得深厚中文造詣的學者"。

在年僅二十三歲這一令人驚歎的年齡，雷繆薩便發表了《論中國語言與文學》（Essai sur la langue et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s，巴黎，1811），柯蒂埃（Henri Cordier）後來稱此書"光彩奪目"。1813年他又以拉丁文發表了第二篇論文，討論中文文字的性質，以及古典語言的若干技術層面，如單音節性、雙音詞與語法虛詞。這些著述，連同他對該題目顯而易見的熱情，促成了法蘭西學院中文教席的設立，雷繆薩於1814年11月29日獲任此職。一個梵文教席於同時獲得捐設——這一巧合反映了"東方文藝復興"這一更爲廣闊的現象，即十九世紀早期歐洲對亞洲語言與文明所展開的那種積極進取的研究。

赫伯特·弗蘭克（Herbert Franke）稱1814年爲"漢學的誕生之年"。克努德·倫德拜克（Knud Lundbæk）則更爲確切地主張，直到雷繆薩於1815年1月16日發表其就職演說，學術漢學纔算正式確立。無論如何，這一日期都標誌着一個分水嶺。中國語言與文明的研究首次被承認爲一項正當的學術追求，並獲得了一個常設機構職位的支持。"漢學"（sinologie）一詞本身也於1814年首次在法文中出現，儘管它直到數十年後才進入標準辭典。

雷繆薩的就職演說既道出了他所開創之事業的激動，也道出了其中的孤獨：

我們即將走近一片荒漠之地，它依然未經開墾。本課程中將要研討的語言，在歐洲僅爲人所聞其名……我們沒有可供遵循的範本，也無從指望任何指點；總而言之，我們必須自給自足，一切都須從自身的資源中汲取。

這話不無誇張之處——雷繆薩畢竟得以利用耶穌會的遺產，以及傅爾蒙（Fourmont）與拜爾（Bayer）的早期工作——但它確實道出了一種真切的智識拓荒感。耶穌會的基礎設施已被拆解，而尚無任何組織程度堪與之相比的事業取而代之。

雷繆薩在法蘭西學院的課程已然指向了將來標誌成熟法國漢學學派的語文學方法。每週三次的課時分爲兩部分：一部分講授語法，一部分則講解文本，所講文本包括《尚書》《老子》《感應篇》、中文與滿文兩種版本的孔子生平、景教碑以及小說。這種語法教學與文本細讀相結合的方式，在整個十九世紀乃至此後，始終是法國漢學的教學範型。

雷繆薩的講稿最終凝結爲他的《漢文啓蒙，或古文（即古代文體）與官話（即通行於中華帝國的通用語言）之通則》（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hou, c'est-à-dire, de la langue commune généralement usitée dans l'empire chinois，1822）。馬伯樂曾以慷慨的措辭描述此書的優長：

馬士曼與馬禮遜各自出版過一部新語法書，前者在1814年，後者在1815年，但這部卻是第一部分別以一部分篇幅各自處理書面語與口語的著作。尤爲重要的是，這是第一部把語法單獨抽出、以求顧及中國語言固有精神的語法書，而非僅僅把它當作一種翻譯練習，將歐洲諸語言連同其各種動詞變位、名詞變格等等的全部語法形式強加於其上。

這一點值得着重強調。英國傳教士馬士曼（Joshua Marshman，1814）與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815）分別在印度與中國編纂的語法書，作爲實用工具固然重要，但它們都是透過歐洲語法的範疇來剖析中文的。雷繆薩的語法書則是第一部力圖按照中文自身的條理來加以描述者——這一方法論上的創新，奠定了漢語語言學這門學科的基礎。

《漢文啓蒙》啓發了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寫出其著名的哲學書簡《致阿貝爾-雷繆薩先生論一般語法形式的本質，特別是論中國語言的精神》（Lettre à M. Abel-Rémusat sur la nature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en général, et sur le génie de la langue chinoise en particulier，1827），並且在整個世紀中充當了法國漢學家的標準入門讀物。雷繆薩此前的《韃靼諸語言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1820）是首次系統地嘗試對亞洲非漢語語言——蒙古語、滿語、藏語與東突厥語——加以分類，它確立了法國學派的又一標誌：堅持把中國研究置於更廣闊的亞洲研究框架之中。

作爲譯者，雷繆薩則較不可靠。他對佛教遊記《法顯傳》（《佛國記》）的迻譯，落入了馬伯樂所謂"十八世紀漢學家的一種積弊，即以意譯代替對字面意義的傳達"。然而，馬伯樂又補充道，單就這一篇譯文而言，仍是"就其時代而言堪稱卓異"，尤其考慮到當時所能掌握的有關中亞與印度的歷史地理知識何其匱乏。

雷繆薩還曾構想要翻譯馬端臨《文獻通考》中的目錄諸卷，以便爲中國目錄之學奠定堅實的基礎。在他於1832年因霍亂去世、年僅四十四歲之前，僅完成了關於"經籍"的第一卷。他的英年早逝，對這門初生的學科是一記沉重的打擊。在他的學生當中——儒蓮、弗雷內爾（Fresnel）與鮑狄埃（Pauthier）——頭一位被選定爲其繼任者。

三、儒蓮：法國漢學的鞏固

儒蓮（Stanislas Julien，1797—1873）因家境貧寒而較晚才投身學術。然而一旦得到機會，他便以驚人的勤勉投入其中。無論在同時代人還是在後繼者的評判中，他都成了那個時代歐洲首屈一指的漢學家；除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外，直至一代人之後的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再無任何漢學家享有可與之相比的聲望。

儒蓮的遺產資助了一項以他命名的獎項，每年頒授給漢學領域最傑出的貢獻——這一獎項至今仍是該領域最負盛名者之一。遺憾的是，據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所言，儒蓮的品性"令人憎惡"："他的品性之惡劣，恰與其學問之無可指摘成對照。他善妒、暴躁、好爭，獨攬職位，把每一個競爭者都驅逐殆盡。"維克多·帕維（Victor Pavie）曾爲儒蓮及其同道學者弗朗西斯克·米歇爾（Francisque Michel）杜撰了"語文學的野獸"（bestia linguax）這一綽號。

在奧爾良的中學求學之後，儒蓮轉入法蘭西學院，潛心於希臘文，並旁及阿拉伯文、希伯來文、波斯文與梵文。1824年，在結識雷繆薩六個月之後，他着手將《孟子》譯爲拉丁文，其間部分憑藉兩種滿文版本——他不久前剛把滿文添入了自己的語言武庫。這部譯作歷時四月而成，並因其一絲不苟的方法而獲雷繆薩稱許。雷繆薩指出：

儒蓮先生潛心於對《孟子》文本的孜孜研讀；他研究這位作者的文體，把其語言中一切獨特之處盡數吸納。對同一作者筆下凡含有某種疑難的所有段落反覆加以比勘，往往便足以爲絕大多數問題提供解鑰：這一點在中文裏與在其他語言裏並無二致。

爲翻譯《孟子》，儒蓮參核了十種不同版本的中文文本——這種文本比勘的功夫，甚至超越了當時古典語文學的校勘標準。他後來對《道德經》的翻譯（巴黎，1842）同樣表現出在貿然作解之前先確立文本傳統的關切，爲此他參考了所能得到的全部七種版本。這種對文本批評的着重——即對異文的比對、對竄入文字的辨識、對最爲可靠之文本的重構——乃是一個關鍵的方法論步驟，它使儒蓮的工作有別於其耶穌會前輩，並樹立了一個後世漢學家力圖企及的標準。

在教學上，儒蓮摒棄了關於語法的抽象講授，轉而帶領其門生研讀篇幅可觀的文本：《三字經》《千字文》《尚書》《論語》《左傳》與《禮記》。然而他堅持把對句法的留意視爲閱讀之關鑰，並撰成《漢文句法新編》（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巴黎，1869）以將此進路系統化。此書吸納了中國語文學研究的成果，包括王引之關於虛詞之研究——《經傳釋詞》（1798）——的大量內容。

儒蓮爲其學生翻譯了大部分經書以及許多史學與文學著作，儘管這些教學性質的譯稿大多從未刊行。他在執教生涯頭十年間所發表者，性質上更偏通俗：元曲，以及明清小說，皆以高超的法文筆致譯出。正如馬伯樂所觀察到的（其評語帶有他一貫的精英式屈尊口吻），儒蓮從事這些翻譯"乃出於研究民衆社會生活之願，而此事非先有親身觀察不可辦到"，並指出"它們的平庸與構思之拙劣，幾乎抵不上譯者所付出的辛勞"。儒蓮在文言與白話兩種語域上的造詣，顯示出一種在當時頗爲罕見的能力廣度，並預示了後來的那一堅持：真正精通中文，須兼擅文言與口語。

在其學術生涯的後期，儒蓮的興趣擴展到了置於亞洲背景之中的中國。他對玄奘生平的翻譯（1851）以及附屬的《大唐西域記》（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1856）皆具開創性。借《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Thsang），儒蓮成爲第一位超越本土註疏家、並作出獨立批判判斷之著作的漢學家。馬伯樂視此爲這門學科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儒蓮的《破譯並轉寫中文書籍中所遇梵文名稱之方法》（Méthode pour dé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 qui se rencontrent dans les livres chinois，1861）——一套系統辨識中文音譯中梵文名稱的方法——爲受控的跨語言比較樹立了範型，並有助於剔除後世學者最爲臆想恣意的種種構擬。

總而言之，現代法國漢學學派既得益於儒蓮對完整駕馭中文原始資料的堅持，也得益於他把中國置於亞洲背景之中的開闊視野。始於雷繆薩的法國學派之鼎盛，至儒蓮而臻於頂點，此後直到沙畹的事業方纔重新企及（詳見第8章的論述）。

四、德理文侯爵：詩歌與衰落

儒蓮於1873年辭世之際，其大多數有所成就的學生早已先他而逝。留存下來繼承其教席的，是德理文侯爵（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is，1823—1892），他曾在東方語言學校（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隨巴贊（Bazin）習中文，後又師從儒蓮本人。在儒蓮的指導下，德理文完成了畢甌（Édouard Biot）去世時未竟之《周禮》末數卷的翻譯。

德理文的主要建樹在於中國詩歌領域。他是把中國詩歌譯爲法文的開拓性譯者，其《唐代詩歌》（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ang，1862）贏得了薛愛華（Edward Schafer）的稱許，後者證言道："這些一個多世紀以前的譯文，足以與今日美國文學學者所作的多數唐詩譯本相媲美，並優於其中許多。"他對《離騷》的翻譯（1870）則被評爲不那麼成功，但它在第二帝國的文學沙龍里卻有過一段引人注目的餘響。

儘管有這些文學上的成就，德理文執掌巴黎教席的任期卻代表了法國漢學的一個衰落時期。馬伯樂下了一個毫不客氣的論斷：

他佔據此教席的二十年間（1874—1892），爲法國學術增添的光彩寥寥無幾，而法國學術此時已漸漸被這一時期英國學者那羣傑出的明星所蓋過——偉烈亞力、理雅各、華特斯、梅輝立、艾約瑟，以及美國人衛三畏。德理文侯爵既缺乏儒蓮翻譯時的那種穩妥可靠，又少有批判的眼光。

這一令人意外的坦承，揭示出十九世紀晚期法國學派何其脆弱，因爲它如此依賴於法蘭西學院那唯一一位教席持有者的水準。它同時也凸顯了沙畹的卓越成就：他憑一己之力，使法國漢學在下一代重又恢復了卓越地位（詳見第8章的論述）。

五、專業化之前的漢學家：傅爾蒙與拜爾

在阿貝爾-雷繆薩之前，有兩位人物作爲歐洲最早的半專業漢學家而值得一提：身在巴黎的傅爾蒙（Étienne Fourmont，1683—1745），以及身在聖彼得堡的拜爾（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1694—1738）。二人皆非現代意義上的漢學家——他們本是研究其他領域的學者，轉而把中文當作次要興趣——但二人都爲使雷繆薩的工作成爲可能的那些制度性與智識性前提作出了貢獻。

傅爾蒙是法蘭西學院的阿拉伯文教授，併爲銘文與美文學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的成員。他主要的漢學著作是《中國語法沉思》（Meditationes sinicae，巴黎，1737），這是一部大量取材——且未予以充分致謝——於萬濟國（Francisco Varo）的《華語官話語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以及一位在皇家圖書館爲中文藏書編目的年輕中國人黃嘉略（Arcadio Huang）之襄助的語法書。傅爾蒙還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歷史地理辭典》（Dictionar Historicum Geographicum），凡三大厚冊手稿，它連同他所編的圖書館目錄，成爲日後既使柯蒂埃、又使伯希和（Pelliot）爲之傾心的那種目錄分類精神在法國最早的範例。正如梁碧理（Cecile Leung）所概括的，傅爾蒙的辭典"旨在幫助讀者探究中國的地理、並熟悉其歷史，這對十八世紀上半葉任何嚴肅的學者而言都是一項迫切的必需，其時知識的蒐集與整理乃是智識精英心目中頭等大事"。

傅爾蒙似乎還是最早主張中文乃原初的普世語言的法國漢學者，並曾試圖論證中國曆法體系與其他文明曆法體系之間的種種對應。鑑於他剽竊成習、且在中文上缺乏真正的語文學造詣，傅爾蒙不能被視爲法國漢學的奠基者，但他或可被視爲其"綱領性的先驅"。

一位真正具備獨立判斷與建樹的學者，則是拜爾（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1694—1738），他是一位自學中文的普魯士古典學家。他曾在柏林皇家圖書館任職，在那裏從傳教士所編的詞彙表與舊時耶穌會手稿中抄錄材料，後被招入彼得大帝在聖彼得堡新設的科學院。他對中國研究日益投入，促成了一個新職位的設立：東方古物學教授。

拜爾影響最大的著作是《中國博覽》（Museum Sinicum，1730），它彙集了一批關於中國語言、文學、語法、文字起源、詞典編纂與方言的理論性論文，大體上以早先的耶穌會著作爲依據，並坦然承認這一點。拜爾的當代傳記作者克努德·倫德拜克曾對這兩位最早的半專業漢學家作過令人難忘的對照：

這兩個人的個性之相異，可謂難以想象：這邊是虔敬而怯懦的拜爾，那邊是傲慢而尖刻的傅爾蒙。他們的境況也大不相同：拜爾身處彼得大帝治下俄國那座小小的、新式的新都中一所新創辦的科學院，傅爾蒙則身處巴黎一所著名的古老學院之中……至於他們從事中國研究的條件，拜爾年輕時不過在柏林皇家圖書館坐了不到一年，從一份傳教士詞彙表以及舊時耶穌會的手稿與書信中抄錄材料。他於1726年來到聖彼得堡時，在那裏既找不到中文書籍，也找不到任何在華傳教士的著作。

傅爾蒙的機構優勢與拜爾的學術誠信之間的這一對照，預示了一種將貫穿整部漢學史的張力：一邊是資源充裕卻缺乏真正語文學能力的學者，另一邊則是其智識天賦遠勝其物質境遇的孤立學者。

六、英國的發展：外交官—漢學家的傳統

英國漢學發軔於與法國頗爲不同的根脈。法國漢學是從啓蒙時代對中國哲學的研討以及法蘭西學院的制度傳統中生長出來的，英國漢學則是從新教傳教事業與東亞殖民行政的實際需要中浮現出來的。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一位蘇格蘭長老會教徒，也是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於1807年抵達廣州。他的漢學成就主要在辭書編纂方面：他的《華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1823）由東印度公司在澳門以三部六卷的形式出版，乃是第一部全面的漢英辭典。這部辭典的編纂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完成的——馬禮遜大體上孤身一人，置身於一個敵意環繞的環境，可供求教的中文教師寥寥無幾，參考資料亦不敷使用——堪稱非凡毅力之壯舉。這部辭典雖爲後出之作所取代，卻爲英語世界的中國研究奠定了基礎，並在數十年間一直是一部標準的參考書。

馬禮遜還編出了英語中最早的中文語法書之一，並把《聖經》譯成了中文。他的工作出於傳教的必需而非學術的好奇，但他所創制的工具既服務於傳教之用，也服務於漢學之用（詳見第9章的論述）。

十九世紀英國對漢學基礎設施最具深遠影響的貢獻，乃是由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所發展出的一套羅馬字拼音方案。威妥瑪是一位外交官，在華任職逾三十年，後於1888年成爲劍橋大學第一位中文教授。威妥瑪方案後經翟理斯（Herbert Giles）修訂而成爲"威妥瑪-翟理斯"（Wade-Giles）方案，並在一個多世紀間一直是英語學術中轉寫中文的標準方法（直到二十世紀晚期才被拼音逐步取代）。

威妥瑪的拼音方案乃實際外交需要的產物——在華英國官員需要一套前後一致的方法來轉寫中文人名與術語——但其學術意涵卻極爲深遠。通過提供一種以拉丁字母表示中文聲音的標準化手段，威妥瑪方案使那些不能識讀漢字的學者得以接觸漢學文獻，並確立了一套通用記號，便利了不同語言背景的漢學家之間的交流。威妥瑪本人所出版的著作，包括教科書《語言自邇集》（Yü-yen Tzŭ-erh Chi，1867），主要爲外交用途而設計，卻在學術場合獲得了廣泛採用。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是最後幾位由領事官員轉向學術漢學者之一。在英國駐華外交界供職一段漫長的生涯之後，他於1897年繼威妥瑪之後出任劍橋大學中文教授。何谷理（Honey）形容他爲"在那一痛苦進程中的一個過渡人物，這一進程把英國漢學從一種業餘的兼職活動轉變爲一種全職的職業"。

翟理斯的著述極爲豐富。他的《華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2，1912年修訂）取代了馬禮遜的辭典，成爲英語世界漢學家的標準參考書。他的《古今姓氏族譜》（《中國人名大辭典》，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1898）提供了英語中第一部關於中國的大型傳記參考工具書。他對中國文學多有翻譯，包括《莊子》以及蒲松齡的故事（《聊齋志異》）。他那維多利亞時代風格的中國詩歌韻譯，連同費諾羅薩（Ernest Fenollosa）更爲印象主義化的文學迻譯，一道匯入了那股中國風（chinoiserie）潮流，並最終注入了龐德（Ezra Pound）的意象派運動。

然而翟理斯的工作也帶有外交官—漢學家傳統的種種侷限。他的譯文雖流暢可讀，卻往往爲求文雅而犧牲準確。他的學問雖涉獵廣博，卻缺乏法國學派的語文學嚴謹。他與其他漢學家的爭執——尤其是與理雅各曠日持久的論爭，以及他對沙畹《史記》譯本充滿敵意的書評——暴露出一種好鬥的性情與一種偏狹的護短心態，有時遮蔽了真正的學術分歧。翟理斯屬於那個天才業餘者的時代，而這些業餘者正逐漸被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士所取代。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漢學史上佔據着一個獨一無二的位置。作爲一位蘇格蘭長老會傳教士，他在香港度過了三十年（1843—1873），所完成的乃是至今仍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經典英譯：《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5卷，1861—1872），其後又爲牛津穆勒（Max Müller）的《東方聖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叢書翻譯了若干部經典著作，而理雅各正是從1876年起直至辭世擔任牛津第一位中文教席。

理雅各的成就不僅以其規模之宏大而引人注目，更以其方法而著稱。他深入研討中國的註疏傳統，逐一鑽研每一部經典文本的主要中文註解，並將其見解納入自己的譯文與註釋之中。他對訓詁傳統的把握堪與中國本土學者比肩，在中國，他被視爲以中國傳統經學方式研究《詩經》的一位專家。正如何谷理所觀察到的，"除了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之外，直到沙畹，再無漢學家享有同樣的聲望"。

然而理雅各也是其時代與其使命的產物。他的譯文雖一絲不苟，卻爲維多利亞時代基督教的種種預設所浸染。他起初接受了艾約瑟（Joseph Edkins）等人的理論，這些理論在中國與西方宗教傳統之間尋繹種種關聯；他直到讀了儒蓮所譯《道德經》之後才放棄了這一看法。他與中華文明的關係，乃是恭敬研討與最終的神學保留之結合：他既欽慕孔子的道德哲學，又堅持基督教啓示終歸更爲優越。

理雅各的生涯，正是那種貫穿十九世紀英國漢學的"帶連字符"的傳教士—漢學家的典型。他的譯文，無論其侷限何在，至今仍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著作，並表明傳教士傳統在其最佳狀態下，確能產出具有恆久價值的學術成果（詳見第9章的論述）。

七、德國的發展：從克拉普羅特到東方語言學院

十九世紀的德國漢學沿着自身獨特的脈絡發展，受到德國大學體制對古典語文學（Altertumswissenschaft）與人文教養（Bildung）之着重的塑造。最早的德國漢學家通常是通曉多種語言的東方學家，他們是從其他亞洲語言、尤其是梵文與藏文轉向中國研究的。

克拉普羅特（Julius Heinrich Klaproth，1783—1835）雖生於德國，其生涯的大部分卻是在巴黎與聖彼得堡度過的。他是一位涉獵廣博得驚人的多語通才——他自稱通曉數十種亞洲語言——其對漢學的貢獻主要在歷史地理與比較語言學領域。他的《亞洲語言總覽》（Asia Polyglotta，1823）是對亞洲諸語言加以比較分類的開創性嘗試。他是最早把中文、滿文、蒙古文與藏文資料結合起來用於歷史研究的歐洲學者之一，預示了那種後來成爲歐洲漢學一項獨特特徵的"內亞"取向。

然而克拉普羅特與其說是一位語文學家，不如說是一位編纂者與好爭論者。他與中文的關係不及雷繆薩或儒蓮那般親密，而他的學術聲譽也因抄襲與捏造的指控而蒙上了陰影。儘管如此，他的工作仍有助於確立這樣一條原則：中國研究不能脫離對更廣闊的亞洲世界的研究而孤立進行。

德國漢學的制度史始於碩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他於1838年獲任柏林大學一教席——這是德語世界中第一個此類教席。碩特的主要領域是阿爾泰語言學，他對中國研究的貢獻則較爲有限：他或許最以其關於《易經》的工作以及一項對《水滸傳》的研究而知名。但他的獲任確立了這樣一條原則：中國研究在德國大學課程中應占有一席之地；而他在柏林的職位，使這門學科在當時德語世界最負盛名的大學裏獲得了一個制度性的立足點。

約翰·海因裏希·普拉特（Johann Heinrich Plath，1802—1874）是一位巴伐利亞學者，他在慕尼黑大學從事中國研究，卻未曾持有正式的漢學教席。他關於中國宗教與歷史的工作，如今雖大體被遺忘，卻爲日益增長的歐洲中國論著貢獻了一份力量。碩特與普拉特二人都代表了早期德國學界一種常見的類型：其對中國的興趣只是其對亞洲諸文明更廣闊研討之一個面向的學者，其中文造詣雖屬真切，卻不及法國專業人士那般深湛。

第一位真正傑出的德國漢學家是甲柏連孜（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他先後在萊比錫大學與柏林大學持有教席。甲柏連孜首先是一位語言學家，他的《漢文經緯》（Chinesische Grammatik，1881）是中文句法研究中的一座里程碑。與早先那些把拉丁文或法文語法範疇強加於中文的歐洲語法書不同，甲柏連孜力圖從內部來描述中文的結構，發展出一套類型學的框架，把中文按其自身的條理置於世界諸語言之列。

甲柏連孜的語言學進路，受到德國比較語言學與普通語言學傳統的塑造，後者乃是從梵文與印歐諸語言的研究中發展出來的。他把這些方法運用於中文，既具獨創性又富成效，儘管這也帶有一種風險，即把中文僅僅當作某個普遍化語言學理論中的又一個數據點，而非一種值得就其自身加以研究的語言。他更具理論性的著作《語言學》（Die Sprachwissenschaft，1891）把漢語語言學置於普通語言學的框架之中，並主張一切人類語言都享有同等的尊嚴——這一立場挑戰了當時歐洲盛行的那種預設，即屈折語在本質上優於像中文這樣的孤立語。

1887年在柏林大學創辦的東方語言學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SOS），對德國漢學而言是一項決定性的制度發展。如顧彬（Kubin）在其講稿中所論，東方語言學院的設立，一方面是對德國在非洲與亞洲殖民野心的回應，另一方面也是對一場政治危機的回應：1906年鎮壓德屬東非一場起義、在此過程中有七萬五千人喪生，曾激起國內政治上的強烈反彈，並引發了對殖民行政採取"科學的"而非軍事的途徑的呼籲。

東方語言學院爲外交官、商人與殖民官員提供中文及其他亞洲語言的系統教學。其學術標準頗高——它吸引了德國一些最優秀的東方學家——並培養出一代既具備實用語言技能、又懷有學術抱負的學者。東方語言學院實際上是現代德國漢學系所的前身，其歷史也闡明瞭漢學學術與帝國國家政治利益之間那種複雜的關係。

德國某大學第一位正式的中文正教授是福蘭閣（Otto Franke，1863—1946），他於1909年在漢堡新設立的殖民學院（Colonial Institute）獲任此職（殖民學院本身又是1919年創立的漢堡大學的前身）。福蘭閣最初受訓爲印度學家與梵文學者，其後纔在東方語言學院的指導下轉向中文。他卷帙浩繁的《中華帝國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5卷，1930—1952）儘管僅寫到明代，卻仍是歐洲人所寫的最長的一部中國通史。正如顧彬所觀察到的，"福蘭閣是一位極爲重要的漢學家與歷史學家。他這部由德國人或歐洲人所寫的中國史是迄今爲止最長的一部。他只寫到明代，便囑其子續寫下去"（詳見第7章的論述）。

八、俄羅斯漢學：比丘林與東正教傳教團

俄羅斯漢學有着獨特的淵源。法國漢學是從啓蒙運動中生長出來的，英國漢學是從新教傳教與殖民行政中生長出來的，俄羅斯漢學則浮現於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團，該傳教團依《恰克圖條約》（1727）設立，並在中國的都城保持了將近兩個世紀的連續存在。

這一東正教傳教團兼具雙重職能：它既爲北京那一小羣俄裔後人（1685年被清廷俘獲的一支哥薩克戍軍的遺孑）維持着一座俄羅斯東正教禮拜堂，又爲俄國對清廷的外交觀察提供了一重掩護。它還幾乎是在無意之間，成了俄羅斯漢學家的主要訓練場所。傳教團成員被要求在其爲期十年的任期內學習中文與滿文，其中若干人發展出了真正的學術專長。

東正教傳教團最爲傑出的成果，乃是比丘林（Nikita Yakovlevich Bichurin，1777—1853），他以其修道名雅金甫（Iakinf，即許阿欽託斯）於1808年至1821年間擔任駐北京傳教團團長。比丘林在北京度過了十三年，其間習得了對中文與滿文非凡的駕馭能力，並把大量中國歷史地理文獻譯成了俄文。

他所刊行的著作包括《蒙古紀事》（Zapiski o Mongolii，1828）、一部對西藏與黨項的描述，以及若干卷自中國史料譯出的譯作。他的代表作《古代中亞各民族資料彙編》（Sobranie svedenii o narodakh, obitavshikh v Srednei Azii v drevnie vremena，1851），乃是一部基於中文資料的內亞歷史地理開創性著作。

比丘林當選爲巴黎亞洲學會的榮譽會員，並與阿貝爾-雷繆薩及克拉普羅特保持通信。他的工作把俄羅斯漢學確立爲一個獨特的傳統，在內亞研究、蒙古史以及中國北部與西部邊疆諸民族的歷史地理方面尤具所長——這些所長反映了俄國自身的地緣政治利益與地理位置（詳見第16章的論述）。

瓦西里耶夫（Vasilev，1818—1900）於1840年至1850年間供職於東正教傳教團，後成爲聖彼得堡大學第一位中文教授，並培養了一代俄羅斯漢學家。他最重要的學生是阿列克謝耶夫（Vasily Mikhailovich Alekseev，1881—1951），後者曾在巴黎師從沙畹，併成爲現代俄羅斯漢學學派的奠基人。阿列克謝耶夫在巴黎的同窗包括馬伯樂、葛蘭言（Granet）與伯希和；他終其一生都視伯希和爲最親密的朋友。如此，這一巴黎之緣便在法俄兩大漢學傳統之間確立了一種直接的聯繫，並將證明極富成效。

九、學科的專業化

漢學從一項天才業餘者的追求轉變爲一門專業學術學科，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不同的國別背景中以不同的方式展開。在法國，這一過程相對直截了當：法蘭西學院於1814年設立的教席提供了一個連續的制度基礎，而東方語言學校又於1841年設立了第二個現代中文教席。在德國，這一過程更爲緩慢、更爲複雜，因德國大學體制的分散結構、以及古典東方學與較新的實用語言培訓之間的競爭而趨於繁難。在英國，這一過程最爲遲緩：劍橋的威妥瑪教席（1888），以及牛津與倫敦的教席，都來得很晚，而英國漢學直至二十世紀相當晚近的時候仍嚴重依賴外交官—漢學家的傳統。

若干共同特徵跨越國界地標示着這一專業化進程。其一，是一個*制度基礎*：中國研究中常設大學職位——教席、講師職位、研究班——的設立，提供了持續學術工作所不可或缺的基礎設施，沒有它，漢學便無從吸引有才華的青年學者、無從培養下一代、也無從積累這門學科推進所需要的專門知識。其二，是*教學標準*：教授中文的系統方法——語法書、教科書、閱讀課程——逐步取代了從前幾代人所習慣的那種臨時性自學，雷繆薩的語法書、儒蓮的句法書、威妥瑪的教科書以及甲柏連孜的《漢文經緯》皆爲此一進程作出了貢獻。其三，是*參考工具*：辭典、目錄及其他參考著作的編纂，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學術基礎設施，從馬禮遜與翟理斯的辭典，到儒蓮的《句法》以及柯蒂埃卷帙浩繁的《西人論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5卷，1904—1924）——後者乃一部自十五世紀至1908年間西文中國論著的目錄。

其四，是*批判方法*。批判性地評估中文資料的種種方法——文本批評、歷史音韻學、金石學——的發展，逐步取代了從前的工作所習見的那種對資料不加批判的接受或別有用心的操弄。這種方法論上的精進，乃是十九世紀漢學最爲重要的單項智識成就。

漢學的專業化是在東方學這一更廣闊的制度框架之內進行的——東方學即十九世紀在歐洲各大學中發展起來的對亞洲與中東語言、文明的學術研究。就制度而言，漢學乃是東方學的一個分支領域，而漢學家通常與阿拉伯學家、印度學家及突厥學家一道，被安置於東方研究的系所或研究院之中。

這一制度處境兼具利弊。從有利的一面看，它把漢學家與研究相關文明的學者聯繫起來，並鼓勵了比較的視角。法國學派那種把中國研究置於更廣闊的亞洲研究框架之中的標誌性着重——以雷繆薩關於"韃靼"語言的工作以及儒蓮關於中亞地理的工作爲典型——便部分地是這一制度環境的產物。從不利的一面看，東方學的框架往往把中國研究置於印度學家與阿拉伯學家的關切之下，而後者佔據着更爲資深的職位、支配着更爲龐大的資源。爲研究梵文與阿拉伯文而發展出的語言範疇與學術方法，並不總是適用於中文，而把印歐語模型套用於中國語言與文化的分析，有時會產生扭曲的結果。

吉拉道特（Norman Girardot）與費樂仁（Lauren Pfister）杜撰了"漢學東方主義"（sinological Orientalism）一詞，以描述塑造了十九世紀中國學術研究的那一整套預設。如他們所論，這一時期的漢學家，無論他們對中國可能多麼抱有同情，都不可避免地認同那些激勵着更廣闊東方主義話語的同樣的潛意識預設：相信歐洲文化的優越，搜尋普遍的發展圖式，以及把非歐洲文明界定爲相似於或相異於某一歐洲規範的傾向。

這一傾向最爲離譜的表現，便是吉拉道特所謂的"文化比附狂"（cultural parallelomania）——即力圖把中華文明追溯至雅利安、巴比倫或埃及之起源的努力。諸如艾約瑟的《中國語言學之地位：試證歐亞諸語言同出一源》（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 An Attempt to Show that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and Asia have a Common Origin，1871）以及施古德（Gustav Schlegel）的《華夏雅利安考》（Sino-Aryaca，1872）這類著作，都力圖證明中文與印歐諸語言之間的語言學關聯。艾約瑟甚至把《道德經》中"夷""希""微"這三個中文字辨認爲三位一體之諸名。這些努力，儘管如今已被認定爲僞學術，卻揭示出那一預設何其根深蒂固，即一切文明終究都必可追溯至某個共同的（而最好是西方的）起源。

十、創立之世紀所創辦的重要期刊與機構

十九世紀漢學的制度化，以一系列期刊與學術團體的創辦爲標誌，它們爲學術發表與交流提供了論壇。其中最爲重要者包括：

• 《亞洲學報》（Journal Asiatique，巴黎，1822），乃亞洲學會（Société Asiatique）的機關刊物，阿貝爾-雷繆薩曾積極參與其創辦。它成爲並始終是東方研究（包括漢學）領域居於領先地位的法語期刊。

• 《通報》（T'oung Pao，萊頓，1890），由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與柯蒂埃創辦，成爲漢學首屈一指的國際性期刊。它的創辦反映了這門學科日益增長的國際化，以及荷蘭作爲中國研究一個重要中心的興起。

• 《德國東方學會會刊》（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ZDMG，1847），即德國東方學會的刊物，它在刊載關於其他亞洲文明的著述之外，也發表漢學論文。

• 《中國評論》（China Review，香港，1872—1901），充當了英國駐華沿海漢學家的論壇，刊載學術論文與實用信息相參的內容。

• 《皇家亞洲學會會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倫敦，1834），連同其在中國與東南亞的各個分會刊物，在刊載關於其他亞洲文明研究之外，也發表漢學著述。

這些期刊履行了若干不可或缺的職能。它們爲學術論文、譯作與書評的發表提供了園地。它們通過同行評議確立了學術質量的標準。它們便利了在不同國家、不同制度環境中工作的漢學家之間的交流。它們還創制了一份學術成就的恆久記錄，可供後世各代查考並在其上繼續建構。

這些期刊的創辦也反映了漢學作爲一門真正國際性學科的浮現。到十九世紀末，該領域的主要貢獻正在法國、德國、英國、荷蘭、俄羅斯與美國陸續產生，而每個國家的學者都知曉並回應着別處所做的工作。《通報》由一個法荷合璧的編輯團隊在萊頓出版，體現了這種國際主義，併成爲整個學科的權威記錄性期刊。

十一、1900年時該領域的狀況

到二十世紀之交，漢學已從一項孤立業餘者的追求，轉變爲一門獲得公認的學術學科，在至少半打國家裏都有專業從業者。該領域擁有自身的制度性基礎設施（大學教席、學術團體、期刊）、自身的參考工具（辭典、目錄、語法書），以及自身的智識傳統（法國的語文學學派、德國的歷史—語文學學派、英國的外交官—漢學家傳統）。

創立之世紀最爲重要的智識成就，是發展出了一套以遠超耶穌會傳教士或原始漢學家所曾達到的準確度與批判意識來研讀、分析並翻譯中文文本的方法。雷繆薩、儒蓮、理雅各、甲柏連孜及其同時代人的累積性工作，確立了這樣一點：中文文本可以用古典學者施之於希臘文與拉丁文文獻的同樣語文學嚴謹來加以研究。鑑於中文與印歐諸語言在文字、語法與文學慣例上的根本差異，這絕非一項小小的成就。

然而當這一領域步入二十世紀之際，它也有着顯著的侷限。何谷理對沙畹之前漢學狀況的評斷，值得在此較長地徵引：

在他之前，該領域一直爲兼職從業者所主導；用安德魯·沃爾斯（Andrew Walls）的措辭來說，他們是帶連字符的傳教士—漢學家、官員—漢學家或商人—漢學家——他們從其本職職務中擠出時間，把自己所瞭解的那個中國介紹給西方。少數幾位專業漢學家，諸如夏德（Hirth）、施古德、高延（De Groot），在當時的研究條件下產出了就所獲結果而言堪稱可欽的著作；然而他們所產出的許多東西，今日看來在許多情形下都有瑕疵，因爲它們建立在對中國語言性質的一個錯誤假設之上，建立在傳統目錄學根基不足之上，又受制於缺乏歷史音韻學這一工具——這一工具在他們勞作的時代尚未被發展出來。

歷史音韻學——即對中國語言早期階段語音系統的構擬——將成爲二十世紀漢學最爲重要的工具之一，從根本上變革了對中文文學文本與歷史文獻的詮釋。它的發展，主要出自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在二十世紀早期之手，爲語文學分析開啓了全然嶄新的可能。但這一工具在創立之世紀的漢學家手中尚不可得，而它的闕如，給他們所能達到的成就劃下了真切的限度。

從創立時代的漢學向現代學科的過渡，並非單一的事件，而是一個在二十世紀頭幾十年間展開的過程。三項發展標示了這一過渡。第一項是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崛起，他於1893年獲任巴黎教席，並被廣泛視爲現代專業漢學的奠基人。就智識預設、概念清晰度或方法論途徑而言，他所寫的一切在今日均不過時——這是任何一位他的前輩都無從擔當的論斷。他對司馬遷《史記》煞費苦心的翻譯、他在金石學上的開創性工作，以及他把田野考察與基於圖書館的語文學研究融爲一體的做法，都爲這門學科樹立了新的標準（詳見第8章的論述）。第二項是歷史音韻學的發展：高本漢對上古與中古漢語讀音的構擬，基於對中國方言、《切韻》韻書以及漢日、漢朝（朝鮮）讀音的系統比較，給了漢學家一件分析中文文本的強大新工具（詳見第14章的論述）。第三項則是該領域自身的拓寬。始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駐華沿海社會學家的工作，已開始把漢學從經典文本與精英文化擴展開來，納入民間宗教、社會風俗與物質文化。這一拓寬將在二十世紀隨着社會科學的影響而加速，並最終匯成由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開創的美國"區域研究"模式（詳見第17章的論述）。

正如裴熙業（Perry Johansson）所論，這一時期的歐洲漢學起到了"一個跨文化空間"的作用，"在其中，一種本土的亞洲文化傳統得以與西方的科學標準融合，繼而被安然地遣返回去，投入到爲一個復興的中國國家提供文化合法性的工程之中"。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國學研究機構的創辦——在北京大學、清華及他處——直接受到了歐洲漢學模式的影響，而二十世紀許多最重要的中國學者（陳寅恪、傅斯年、姚從吾）都曾在巴黎、柏林與倫敦師從歐洲漢學家。如此，歐洲人作爲理解中國之途徑而創立的這門學科，便被中國學者作爲理解自身之途徑而承接了過去——這是跨文化智識傳播一個引人注目的實例，其影響至今仍在爲人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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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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