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 Ninao Ji/zh/Chapt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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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尊严
Ch. 5: Dignity
第五章 尊 严
——如果
你不想遵循我说的一切 就请你不要妄称我的名 以免辱没了我
声音在空中飘来飘去，像扬场的农民随手抛起的一锹谷物，有的密度很大，有的虚无缥缈，有的能敲击出令人愉悦的回响，有的能迷住轻信之人的眼睛…… 谁说声音无形？有的就像饱满的麦粒儿，落到了地上，生根发芽，拥有了青翠的生命，有的却如尘埃和麦糠，轻轻、匆匆地随风飘走了。 在勇敢的、怯懦的、真诚的、虚假的、强悍的、温柔的……各种声音纷纭交织的海洋里，有嘹亮的声音突起，如飞腾的浪花迎面扑来，唤我们在昏沉中骤然警醒和觉悟。
一
金城杰一边大步往前走，一边说：“人在某些时候，必须在光荣和耻辱间做出选择。” 任命金城杰为第一书记时，据他自己说，他的内心并没怎么紧张，只有当他突然意识到这个任命就是一种身份的标注时，他才觉得此事非同寻常。 他想到了那个职衔无疑就是刻印在头上的一枚徽章。有了这样一个标注，不用天天带党徽‘亮身份’，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昭然于天下。接下来，就是一遍遍在内心里问自己，我要怎样想、怎样做才能不辱没共产党员这几个字？” 这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的和南村。和延边州的其它村子一样，和南村也是一个朝鲜族村，村上60%的村民都是朝鲜族。金城杰也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朝鲜族干部。当初，和龙市选调金城杰任和南村第一书记时，既考虑了能力、素质的因素，也考虑了便于沟通的因素。因为同是朝鲜族，具有懂语言，懂民俗，懂村民们的心理和交流方式的优势，也具有容易沟通，容易快速拉近距离的可能性。此种考虑，金城杰本人也不置可否。但在入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经过入户走访，金城杰发现，对农村的实际情况远在机关和城市的人们全都高估了或错误地估计了。 对于农村工作的艰苦，金城杰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同时也是有信心和热情的。然而，对金城杰及其工作组的热情，村民们似乎并不买账，管你是朝鲜族还是汉族，反正你们都是当官的。很多村民们毫不掩饰地表达着自己的情绪和态度，工作组去敲门，村民不愿意给开门；好说歹说把门开了，也不愿意沟通交流；连搭个话都不愿意，当然就别提什么敞开心扉啦！通过对一些表情、形体和语言信息的归类分析，金城杰最后还是了解了村民的内心想法和拒绝的理由，并且有一些村民也说得非常清楚：“别总拿我们摆姿势啦！” 这些细节深深地刺激了金城杰，一些天以来，他脑子里不断出现一部中国早期小说《林海雪原》里的经典一幕——当代号为二〇三的首长少剑波，领着子弟兵进驻夹皮沟时，整整一个晚上，挨门挨户地走也找不到一个住处， 不是看脸子，就是碰钉子，要么就是遭谩骂。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不知道你真实的身份啊!虽然这个年代和那个年代的背景、对象等都已经完全不同，老百姓总不至于辨认不出你的真实身份，但只要他们不知道你究竟要干什么，对他们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们就一样的不认识你。 其实，这问题如果真想解决，也不难，只是需要一些时间和行动。由于小说《林海雪原》的故事背景就在牡丹江流域，从大范围上也属于这个地域，所以金城杰从小就熟读这部小说。他当然知道“二〇三”最后是怎样化解了矛盾，让老百姓接受和认可自己的队伍。他也知道自己应该朝着哪个方向去努力，虽然现在的转化工作比过去更难十倍，但只要扎扎实实地做…… 扶贫，首要的还是要解决村民的贫困问题，要让老百姓尽快地看到希望和光亮。 第一书记的特殊身份提醒金城杰，要想把和南村的事情彻底办好还不能逞一己之能，要依托基层组织，齐心协力，共同开展工作，否则就很可能将一项应该千秋万代的事情做成短期的一阵风；将本应该做深做透的工作搞得只有形式和数字；将本来属于村子和村民的事情搞得像与村子无关。这可能就是人们平时说的两层皮。所以，在让群众知道自己为啥而来，为谁而来，来干什么之前，要先要让村里的干部知道和认同。 不久，金城杰主动与和南村党支部书记玄在权进行了沟通。两个人坐在一起，就村子和村民的现实状况以及两个人的工作定位、配合问题进行了诚恳的交流。 金城杰的态度很明确：“我到和南村的主要任务就是主抓扶贫工作，肯定不是要对你取而代之，但我要取得你的支持和配合。扶贫攻坚任务圆满完成之后，我还要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村子的一切和未来仍然要交给你……”很快，两个人就达成了高度的共识和一致意见。交流中，玄在权也承认：“这些年的日子过的呀，把人心都过散了，群众都不信任我们啦！”怎么办？要想聚拢人心，让大家重新抱起团来，当干部的，特别是党员干部必须要先带头，做出个样子来给大家看。
金城杰和玄在权认真分析了和南村的自然情况以及128户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和年龄结构，一致认为合理利用国家的各项低保、医保、教育扶贫政策和县乡项目的分红，暂时实现全部脱贫目标并不是个大问题。但要想长期、稳定运行在贫困线以上并逐步接近小康目标，还需要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利用国家的扶贫资金上几个符合未来发展方向、可以立得住的项目，集中把村集体经济发展起来。 玄在权的第一想法，就是要成立一个农业合作社，合作社成立起来之后至少对村民有三点长远利益。一是可以将村子长期外出打工人员、失去劳动能力村民手中的土地都以合理、稳定的价格流转到合作社中来；二是通过大规模、低成本经营和品种的合理调剂提高土地的创效能力，利润可以用于村民包括贫困户的分红；三是可以为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包括贫困户提供劳动岗位，以现金形式支付报酬。 这是一个好主意，也是一个符合未来发展项目的好项目。但这是一个新事物，村民们并没有足够的心理和认识上的准备，为了让村民对参与合作社的运作有信心、有积极性，玄在权率先以自家50公顷耕农田无偿入股专业合作社，将自己的私产变为集体的产业，成立了“一品绿”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这是他为村民做出的自我牺牲。 在他的认识上，这个举动是“必须的”，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在关键时刻就是要拿出点儿超出平常的姿态和境界，但对于他的家人来说，这可是一件不好接受的事实。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的“家底”就这么变相地充公啦？其实，也不能叫充公，股份的份额在那里，只不过给村民做个示范，只不过要把大家一起带上，只不过要给贫困们分一些利，对家人，玄在权只能耐心地解释和劝服。毕竟，儿子和妻子都是普通群众，他们不一定要有什么自我牺牲的境界，但作为领导干部的家人，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境界。 合作社成立后，当年有76户村民加入合作社，置换土地70多公顷，总投入资金160余万元。合作社向着机械化高效农业、科技化品牌农业、循环化生态农业为主要模式的新型村集体经济合作生态农场的方向迅速发展，还同时建成了合作社的农机设备存放库、粮食晾晒广场等配套设施。这一年，村集体收入从无到有，达到了16万元，56户加入合作社的贫困户全部率先脱贫。 2017年，“一品绿”专业合作社的规模继续扩大，入社参股村民已达到130余户，整合土地150多公顷，有机种植试验田70公顷。此外，又建成了12座育苗大棚，专业粮食储存仓库，农机具设备配套齐全，可谓兵强马壮。在此基础上，他们乘胜追击，继续争取资金上项目，利用本村秸秆资源，投资150万元，建设牛舍1000平方米，购买黄牛100头，又向循环化生态农业又迈进了一步。 资金宽松后，他们又搞起了林蛙养殖项目、生猪养殖项目、肉驴养殖项目，所有这些项目，全部优先委托贫困户经营。同时，党支部做出规定，合作社的用工、村里公益事业用工，包括村老年协会组织的农副产品、朝鲜族特色食品的包装用工，均优先聘用贫困村民，让每一个贫困户不出村就能找到一份工作。 2017年末，和南村128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266名贫困人口全部超过了国家的贫困线标准，提前三年实现了脱贫。 物质生活的快速改善，让村民的“气”顺了很多，不再认为眼前“晃来晃去”的干部们都是为了自己利益拿老百姓当道具摆姿势、做秀了。但短时间内，村民们自身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还没有真正改变，内在的信念、动力和认识、把握事物的能力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提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迈克尔·克雷默等人类学家曾将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到缓解全球贫困的研究之中，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穷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金城杰也明白，要想带领老百姓越过贫困线，共同奔小康，必须首先改变他们的观念、思维、认知和习惯。否则，眼前多少财富、多好的条件也会在失去扶持、支撑之后烟消云散。但改变人们这些内在的东西有谈何容易？道理虽好，可你就简单地对她们进行说教，给他们开会、学习、念文件他们能听进去吗？即便听进去了能相信吗？给他们开会的人他们都不信，他们凭啥信你说的话？就算一时信了你的话，后来发现不过是空话、假话、无法兑现的话，以后他还会继续听吗？想来想去，金城杰还是认为，只有付出真心才能换来真情和信任，只有实实在在把每一件事情做好，他们才肯听你的话，跟你走。 那就从“用真心、做实事”开始吧！ 和南村有三个远近闻名的亲兄弟，都是光棍汉，向以懒散、麻木和自暴自弃闻名。提起这三个光棍汉，几乎人人失望摇头，认为他们已经无可救药。对这三兄弟，金城杰也有极深的印象，至今他还忘不了初次接触三兄弟时的情景和感觉。那年冬天，金城杰第一次去三兄弟家走访。虽然事先金城杰听说过三兄弟的情况，但真正目睹的时候，还是大吃了一惊。“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如此糟糕的家庭。”
刚一推门，一股刺鼻的气味迎面扑来，立时呛呛得人喘不上气来，只见炕上杂乱地堆积着没洗的脏衣服、喝空的酒瓶子和吃剩的食物，基本没下脚的地方。各种杂物之中，三个蓬头垢面的男人裹在被子里在看电视。见有人进来，哥仨我瞅瞅你，你看看我，都一声不吭，继续看电视，仿佛进来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从门外抛进来的一块砖。就是一块砖头，在正常人看来，也要捡起来重新扔到外边啊！但三个人谁也没有任何反应，没有表情，也不说话，直直地盯着电视机的方向，眼睛里没有一点儿神采和光亮…… 无亲无故、无妻无子，孤零零的三个光棍汉就这样挤在几十平方米的破旧危房中，毫无生气地过了很多年。哥仨中的老大叫赵京哲，老二叫赵京镐，老三叫赵京善，最大的55岁，最小的48岁，都属于年富力强，但几个人除了心不在焉地耕种几亩承包田勉强度日外，几乎什么都不干。整天就那么心安理得地萎缩在家里，木然地打发时间，无论春种还是秋收，从来不知道自己主动去劳动，如果不是村干部们到时来提醒，他们就继续呆在屋子里，全不管是否误了农时。这几个人真的就无可救药了吗？ 金城杰说：“我看未必。不是说好全面奔小康的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嘛！我倒想试试，这几块石头我能不能靠自己的温度焐热！”金城杰决定，就从这三兄弟入手，先啃硬骨头，想办法把他们的“志”扶起来，让他们改变原来懒散沉沦的状态，重新站立起来，独立、积极地料理好自己的生活。一旦这几个最难扶的人被扶起来了，其他的村民们就看到了希望，自然也能跟上来。 之后的日子，三兄弟的家就成了金城杰常去的地方，白天没时间，晚上也要去坐一会儿，关心一下日常冷暖，问一问生活琐事。长此以往，便渐渐熟悉起来，距离拉近了，没有了设防和拘束，说话也就轻松随便起来。 每次见金城杰来，三个人也开始知道打个招呼，让让座，偶尔，还能有问有答地扯扯家常。三兄弟中老三赵京善比较愿意说话，高兴时讲起自己的经历和哥仨这些年过的日子，也还比较全面、顺畅，并不想人们说的那样无法沟通。再熟悉一些的时候，金城杰就主动帮他们打扫一些房间或简单地归拢一下东西，每逢这时，哥几个都显得十分不好意思，连连摆手让金城杰停下来。 “屋子这么乱，觉得舒服吗？为啥不动手收拾一下？”金城杰抓住时机问他们。 “收拾有啥用？一下雨漏得满屋子是泥！”平时总也不爱吱声的老大闷闷地说。
“离雨季大老远呢，现在就等着漏啦？” “不下雨收拾也没用。今天收拾了，明天不是又乱了嘛！反正早晚都要乱，收拾它干啥？” 老二理直气壮地说。 金城杰听了老二的话觉得真是哭笑不得，懒人原来有这么多懒的理由。还好，他终究还是说出来了。 “那你，想住好房子吗？” “咋不想，谁不想好房子！” “要是有人帮你盖了好房子，你收拾不收拾？” 老二一脸的迷茫，似乎没有听懂金城杰说什么，没有回答。其实金城杰也不需要他回答，主要是要他一个态度。于是接着问：“有了好房子，你要是能保证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就想办法管上边要钱，给你盖一座砖瓦房。” 听到金城杰这么一说，哥几个似乎仍然有点半信半疑，这么多年啥时候见过村干部能大大方方许给别人一套房子？但几个人眼睛还是突然一亮：“那咋不能？你说的是真是假呀？” “当然是真的呀！” “我能保证！”老大咬着牙表了一个态。 “好，咱们都要说话算数！” 那时，国家已经有了明确的危房改造政策，各地都在加紧落实之中，金城杰正好抓住这个时机，把这件事当成了改变三兄弟的一个突破口。在金城杰的协调、安排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三兄弟的危房改造顺利完成。哥三个搬进了窗明几净的新居之后，连神情都发生了变化，很多村民都发现了这个奇妙的变化：“这哥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了呢，还是被金书记施了什么魔法？” 三兄弟乔迁新居之后，金城杰并没有就此撒手不管。他依然会经常抽空去看看三兄弟。起初几个人仍然是老习惯，把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随意乱扔。可是，一见到金城杰来了，像见到了什么检查组成员一样，马上站起来认真收拾屋子。金城杰知道三兄弟仍然记得以前的承诺。只要记着就好，金城杰也不说什么，只是笑眯眯等着他们收拾完。 卫生关过去之后，金城杰开始给他们哥仨安排事情做。在金成杰的协调下，老大赵京哲、老二赵京镐都已加入了专业合作社。最初，由于赵京镐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再加上三兄弟平时不与其他村民往来。对他们的加入大家很不情愿，甚至有的村民直接提出反对意见。村民的反应，也在金城杰和玄在权的意料之中。怎么办，做工作呀！ ——参加集体劳动是他们融入群体、自食其力的最好机会，如果这个机会不给他们，也许几个人下半生就要沉沦到底了。谁家还没有兄弟姐妹呢？人到难处，大家伸伸手拉一把就把这个人成全了。就算他们真不行，就权当我们发扬团结又爱精神或积德行善了。更何况不一定不行，大家可以适当地帮助、督促和指导啊！大家搀扶着一起往前走，不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吗？再者说，我们成立这个合作社，就是要让所有的人包括你，也包括他，都能共同走上致富路啊！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话，金城杰和玄在权反反复复地当村民们说了很多遍，几乎挨家挨户地讲，最后，村民们终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两兄弟。老三赵京善的理想是去韩国打工，金城杰就和县里的劳务输出团体联系，让他如愿以偿地去了韩国。 如今的三兄弟可不再是从前的三兄弟啦！老大在“一品绿”农业合作社做季节工，平均一年的劳务收入5000多元；老二在养牛场做季节工，一年的劳务收入达到8000多；老三在南韩的月收入在5000左右，年收入达到6万元；再加上兄弟三人的土地分红、合作社分红以及各项贫困户政策，两年下来已经攒下存款十多万元。据说，三兄弟中老大和老三都在奔着下一个理想努力奋斗——攒钱娶媳妇，就老二只是埋头攒钱，暂时还没透露啥“非分之想”。
金城杰成功啃下了三兄弟这块“硬骨头”实际上也是有意给和南村的党员们做一个示范——作为一名党员，就是把群众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办，否则如何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就是别想别的，别总惦记着个人的得失。什么时候体会到了群众的得失就是自己的得失，群众的忧喜就是自己的忧喜，一个党员干部在观念和思想上才算过关。 和南村现有党员69名，入党积极分子4名，这是一份多么巨大的力量！金城杰知道，要想改变和南村，这些党员是必须依靠的，70多人，70多盏灯，如果都能发出光和热，就会把一个村子照得通亮。一个村子、一个集体的人心散，往往是从核心部位散，先是班子，然后是党员，最后才是群众跟着散。反过来，凝聚人心也是要从核心部位开始，班子团结的问题解决之后，重点是凝聚党员。党员的团结和为民意识问题解决好了，群众的心自然凝聚起来。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金城杰发现，农村的党建工作坚决不能像党政机关那么抓。不能把党员们关起来天天学习、念报纸、念文件。那样，不但收不到良好的效果，还会关出反感情绪。农民们读书少，崇尚简单扼要，连吃饭都无法忍受细嚼慢咽，怎么能受得了没完没了的讲话和念稿子呢？对他们来说，无疑就是浪费时间和好心情。金城杰了解农民们的脾气和性情，也不逼迫他们做自己做不来的事情。学习，当然必不可少，但内容不能多，也不能照本宣科。金城杰事先将要学习的内容自己吃透，利用短时间提纲挈领、简单扼要地一说，就把中央和上级的精神说清楚了。 农民们的心思总是写在脸上，金城杰只要抬眼一看就仿佛就听到了他们内心正要说的话：“你就照直说，让我们干点啥，想达到什么效果吧！”于是， 金城杰便开始按照事先的设计，给党员们布置活动，长期的、短期的、单独的、集体的，各种活动交替开展，“党内帮扶”、“党员与贫困户共建”，“党员种花”、“党员植树”、“党员义务清理环境卫生”、“每周替村民反馈一条意见”等等，让村民真切地感觉到党组织的存在，也真切地感觉到党对群众的担当和关怀。金城杰不但发动全体党员为村民服务，他自己更是一马当先做出表率。看到村民建蔬菜棚，他会跑过去伸手帮忙；看到村民身背肥料，他会立刻接过来扛在自己肩上；看到村民补助未到不能及时买药发愁，他会拿出自己的医保卡；看到村民坐车忘记带钱，他会付款为村民解围；看到老人因思念远走他乡的孩子而落泪，他会经常到老人身旁安慰倾听…… “这样的日子过起来才心暖、气顺、有奔头啊！”村民们多有感慨。 有那么几次，金城杰发现村里开会或组织活动，人员都不是很齐。问及原因，说有一些村民们去教堂聚会了。 “他们真的都有信仰吗？”金城杰对村民们的行为很好奇，便问村委的人。 “也不是，个别人是有信仰，很多人是去凑热闹，因为去教堂可以领到一份纪念品。” …… “宗教信仰是个人自由，这事不能强行干预。但村里很多事情要做，村容村貌、环境卫生、街边绿化等等，都需要凝聚大家来一起做，在我们需要人的时候，也要有人来啊!”金城杰一边暗自思忖，一边琢磨把村民吸引到身边来的办法。 突然，他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于是，马上召集几个扶贫工作队员，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几个人一拍即合。从此他们几个人办公兼宿舍的村部就有了一个为村民提供各种免费服务的“便民之家”，凡村民不方便的事情，他们都帮助代办。村民们要交电费、电话费等各种费用，不愿意往城里跑的，都可以来村部由工作队员通过手机或网络代交。有村民想去城里买点方便携带的小东西，自己有不愿意去的，工作队员几下来，下次回城里，一并捎来。有人必须去城里办事，事先来打个招呼，方便时工作队员就当一次兼职司机，带他们去城里一趟。谁家写字费劲，不方便记录自己家的扶贫台账，请拿来，工作队员替你记好…… 因为村里上了年纪的村民比较多，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情每天不断。来来往往，出出进进，日子久了，村委会就成了村民们的办事处、聊吧和信息集散地，很多人办完事也不愿意走，干脆坐下来讨论起村子里的事情，有问题的可以咨询；没有主意的可以求助、商量；有诉求的可以直言；有意见的可以发表；有不同观点和看法的可以争论……除此外，村子里设立了爱心超市，凡村民承担了村子的事务，比如扫雪、清理垃圾、参加村里的活动、助人为乐做好事等，都可以按照积分到爱心超市里领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如此一来，村民们更感觉这个村子的的确确是自己温暖的家了。 虽然总体上其乐融融，但总还是有刺耳的声音。村里有一个朝鲜族老人，叫金台一，1948年生人，早年就与妻子离婚，有两个女儿，却没一个女儿能收留他，户口就他独自一人，享受着国家的低保政策。虽然已是70岁的人，但身体非常健康，思维敏捷，口才出众，一般人争论问题都争论不过他。老先生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党和政府不满。稍有情绪不好或心不顺，就要骂，骂一切的不如意都是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跟村民闹别扭也要骂，骂这国家从上到下没有好人；个人的愿望没有百分之百实现还要骂，骂共产党就知道自己贪根本不顾老百姓死活；和村干部有点儿摩擦就更要骂，骂都是共产党“惯”出来的……总之，就是种种的诋毁和不满。你不做什么那叫不作为；做成了什么好事就叫只会往自己的脸上贴金；国家下这么大力气帮助困难人口脱贫，在他口中也是这共产党就知道“祸害纳税人的钱”。似乎，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维定式，只要提起党和政府就没有一样是好的和对的，反反正正都得骂一通。只有对象，不问事实。 开始时，金城杰觉得他年纪大了，发几句牢骚也不必在意。可是，后来发现骂党和政府已经成了他的“专业”，并且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放厥词。金台一一骂，在场的村民谁也不敢搭话，要么悄悄躲开，要么沉默不语。金城杰实在听不下去了，就站出来和他理论。金城杰不温不火，顺着他的指责，一条条地辩论下去——你为什么要骂共产党和政府？共产党哪里对不起你？你有什么合理的要求没有满足？开口骂党之前你有没有什么依凭和根据？每当这个老先生一出口，金城杰就针对他的怨气一条条地辩论、批驳下去，一直到他无话可说。
“我就是代表共产党在这里工作的，你有什么要求和愿望完全可以对我说，如果合情合理我都能代表党想办法满足你的要求；如果我有什么不对或没有做好，你也尽管提出来，我一定虚心改进。但你不能随随便便没有来由地就骂共产党，你当着我骂共产党，就是在骂我。如果你骂得有理，我也服气，可是你没有任何依据毫无道理地谩骂，我不答应，你再问问在场的群众答不答应？你自己拍着良心想一想，连你的子女都不养你，共产党却要养着你，你不知道感恩也就算了，怎么好意思天天谩骂呢？你不觉得于情、于理、于德都有亏欠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金台一的观念大有转变，知道就事论事了，也知道好好说话了。通过这件事，群众们也深受教育，一个党的干部不知道、不能够自觉维护党的形象，谁来维护呢？ 不仅仅是这种对党和政府不满的人金成杰要管，有不良习惯的比如酗酒、赌博、寻衅闹事、懒惰和没有荣誉感等不良现象，他都要通过各种方法进行批评、教育，并经常对他们进行监督指导。这一系列的行为，让一些好心的村干部为捏了一把汗，忍不住私下里提醒他：“金书记呀，我是觉得和你关系不错，给你提个醒。我听说其他村工作队都是光给村民发钱，啥活儿也不让村民干，都是自己亲自干。你这不但经常组织村民义务劳动，还管很多的事儿，这样多得罪人啊？恐怕验收测评时不好办……” 金成杰知道对方是好意，可是，也不能为了应付检查就放弃自己的原则呀！ “我们干工作不能光给上级看，要对事业负责人，要有结果呀！扶贫，哪能仅仅是给贫困户发钱和靠劳动表现自己的辛苦呢？扶贫不是要我们来给村民当两年服务员，而是要带领他们自己自强自立奔小康。如果仅仅是为了没有原则地讨好，仅仅来摆摆架子、走走过场，我们一走，他们不是仍然还和以前一样？那这场扶贫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嘛！国家投入这么大的资金、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如果不是真解决了内生动力问题，让村民从里到外都变个样子，这将是多么触目惊心的浪费呀！如果我这样做了，仍不能让村民满意，扣我的分，我也就认了。”
事实上，老百姓有时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狭隘，如果你真心是为了他们好，尽管他们嘴里不说，心里还是有数的。如果你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和面子，而是为了正义和原则，尽管他们表面上接受起来有点困难，他们也会从心里敬佩你的。在一年一度的朝鲜族“老人节”上，不少村民包括那个爱讲点怪话的金台一都追着去给金成杰敬酒，并乘兴表达了他们的内心的敬意和感谢之情。 党和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树立起来之后，党的概念才在群众的心里变得纯粹、干净和神圣了。入党，也就成了一种干干净净的理想。看到村里村的书记和第一书记都是这样受人尊敬的好人，一个很久也没有过的想法在村老年协会小组长金彩顺的心里萌生了。对，入党。虽然自己年岁很大了，但如果晚年这段日子也能像金城杰和玄在权那样一心一意地为大伙做点儿事并受到人们的尊重，不也算没有白活吗？于是，2018年春天，这位74岁的朝鲜族老大娘终于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用朝鲜文写下了人生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郑重地提出申请，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支部委员找金彩顺老人谈话时问她为什么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老人说：“入党光荣啊，我也要做一个金书记那样的人。”
二
郝成山说：“我可不要贫困户的名号，嫌寒碜，为了那点儿照顾，丢不起个人。” 1950年出生的郝成山，是一个有着4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早年在1301部队服役，1972年入党，复员后就在白城市西郊街道办事处的保胜村。先在西郊公社砖厂工作，在那里当了14年车间主任，后来砖厂倒闭，回到了保胜村，从当时的生产大队买了几亩地，老老实实当起农民。虽说是一个“土里刨食，靠天吃饭”的农民，这些年郝成山的军人气质、气度和一个共产党员的觉悟却一直没有丢。身在底层，很多事情不由自主，但让他引以为自豪的是，这么多年凡自己能够做出的选择，都是能够保持一份清醒和自觉。 郝成山坚决不当贫困户并不是故作姿态，作为一个老党员他有自己的理由：“我不当贫困户，一个是因为贫困并不是啥光彩的事情，我的日子还没到过不下去的地步。我还能劳动，日子过得不好是自己的责任。一样的，别人咋能过好？自己为啥过不好？过不好就是自己能力不行或努力不够，咋还能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呢？我家是因为老伴身体有病花钱太多才致贫的，只要老伴享受了贫困户的优惠政策，我们家就没问题了，我为啥还要占一个贫困户的指标？我现在老了，也没有啥能力和资本为党争光了，可是，老也要老得有尊严，不能见到好处就厚着脸皮伸手，给党员丢脸啊！” 郝成山所在的保胜村坐落在城市边缘，所以土地金贵，人均刚刚1亩地。1995年刚从砖厂回来的郝成山是花了8000元钱从村里买了三亩地的永久承包权，并花了7000元钱办理了农村户口。三亩地就紧靠家边，一出门就到了自己家的地。这三亩地，如果用于种庄稼，一年的出产折合成人民币平均每年不超3000元，肯定不够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这少之又少的土地，只能种些经济作物，让它发挥出更大的效益。想来想去，郝成山决定用这几亩地种果树和蔬菜。每年如果收成好，差不多能收入上万元，如果没有病患和其他意外情况，维持个生活还不成问题。三亩地里的农活并没有多少，并不算累，而且还有不少的剩余时间和精力。前些年，郝成山还算年轻，身体好，可以到城里打零工贴补些家用，最近一些年，年龄大了，打工的活儿也干不来了，就只能靠一点儿微薄的养老金和几亩果园过活。 偏偏是老来多舛，老伴儿前几年得了一个脑梗，又得了糖尿病，这两项疾病的治疗费用加一起，足以消耗掉一年的全部收入。家有一个儿子，也很让郝成山操心。儿子天生有一点儿笨，原来在南郊中学念初中，考了两次中专没考上，只能转学去铁路一中继续念高中。铁一中教学质量好，但不收学区外的学生。对于农村学生来说，想花钱进都进不去。逼无奈，郝成山转弯抹角找到同一部队参军的战友，把儿子的户口起到了城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供儿子念完了高中。结果，儿子依然没考上任何学校，只能灰溜溜回到父母身边，靠在市场“拉脚”打零工为生。 因为儿子这个城镇户口的事情，还给后来留下了隐患。不能不说，郝成山的运气远远没有人品好。半生净走“背点儿”，儿子是农村户口时，办成城里户口被限制，想办要找人，还要花钱。儿子现在就在不需要城镇户口了，想回来，又回不来了。2026年又一轮承包期到期，儿子的户口回不来，确权确不上，三亩地又少了一亩，果园怎么办？儿子长得模样丑，至今还没有说上媳妇。这一宗宗一件件的事情，想起来就让郝成山发愁。 扶贫工作队来郝成山家调查时，一致认为郝成山应该进入贫困户的行列。但沟通了几次要报郝成山，都被他拒绝了。就这样，郝成山家就只他老伴儿一人进去了。2019年，洮北区扶贫调研指导小组来保胜村排查，发现郝成山应该被列入贫困户却没有列入。尽管不当贫困户是郝成山本人坚持的结果，是郝成山个人意志，但这并不符合扶贫工作的宗旨。为此，洮北区领导勒令保胜村必须立即调整。扶贫攻坚战都已经接近尾声，怎么还有该进而没有进来的呢？因为此事，保胜村驻村第一书记和保胜村书记还遭到了洮北区领导和扶贫办的严肃批评。 虽然被列为贫困户，享受到了国家的各项扶贫政策，但郝成山心里并不是很舒服。并且，这种不舒服并不是一时半晌的不舒服。是想起这件事来，就感觉不舒服，如鲠在喉。 郝成山之所以对此事的不领情、不道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是有多么崇高的境界，也不是不知道感恩或不知好歹。”是因为他内心正真的需求并不是这点生活费用，或者说这点儿钱，而是要上边的人能尊重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我要的不是利益，是自己权益。我说了我不想当贫困户，你们就不要让我当，因为那些扶持政策、那些利益可以属于我，也可以不属于我。我一旦伸手要那些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都不好受，为什么非让我接受？而我真正想要的为什么从来没人在意，更没有人满足我正当的需求？” 郝成山说的需求，就是要把他儿子的户口再迁回到村子里来。他就一直想不通，儿子只是为了上学临时把户口迁出去几年，为什么就再也迁不回来？他的情况村子的历任干部都是一清二楚的。并没有什么埋伏，为什么就坚决不允许？难道就是为了要在承包期到期后收回儿子的那一亩地吗？那一亩田是果园的三分之一，收上去了三口人指着什么生活？“与其把我当贫困户花钱花力气进行扶持，哪如让我自己自食其力。这不是自己有饭不让吃，偏让我吃嗟来之食吗？”
郝成山坐在破旧的沙发上讲自己的大半生经历，患有脑血栓的妻子就坐在炕上一口接一口地吸烟，脑梗后遗症让这个老太太失去了面部表情和自主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难说她能否听懂郝成山讲述的这些事情。应该说，郝成山确实和一般的农民不一样，虽然看上去也不过是一个干干瘦瘦的小老头儿，说起话来却声音洪亮、慷慨激昂、逻辑严密、有理有据。特别是说起村子里的事情，就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 郝成山说，农村有句话叫家丑不可外扬，可是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对身边的事务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判断和态度，也应该对适当的人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这个村子的里的事情确实让人羞于出口，怕外人笑话，但越是不说这个状态越没人知道，越是难以改变。多想让那些管事儿的大领导，都能坐下来认真听听我们这些基层党员的真实感受和意见，好好管一管。这么多年的乱七八糟，简直让人感到绝望啊！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一个无职无权的老朽，能怎么样呢？改变不了现状和别人，也就只能管好自己啦！我之所以坚决不给党和政府添麻烦，是因为这么多年看到了太多让人痛恨和瞧不起的无耻行为了。见了便宜就捡，见了好处就上，见了权利就争，见了利益就要，毫无廉耻和尊严可言。我天天看不惯那些人，结果我也像他们一样，把脑袋削个尖儿去占国家便宜，我自己怎么和自己交待呀？ 保胜村的民风顽劣是远近出了名的，不知道什么人给保胜村编了两句顺口溜，在白城市的城里城外一直流传：“进了保胜屯，一半牲口一半人。”说的是保胜村这地方，一贯不按正常的人类社会逻辑出牌。百姓不像百姓，干部不像干部。干部靠贿选和黑选上来，封官许愿，瓜分利益；村民心理不平衡就整天琢磨刺探秘密，上访告状。有些村民都成了上访专业户，动不动就去上访、告状。因为对于基层的上访告状，上边基本不会认真管，更不会亲自下来调查了解情况，做出干净利索的处理。原则上，谁的孩子谁抱。自己抱回去自然就得自己的梦自己圆，哪个有问题的领导会像个傻瓜一样，能来一个“剖腹”式的自我查处呢？结果，能是打一打或哄一哄抱回来的“孩子”。一般，打是不可能的，自己本身不干净怎么敢打“孩子”？把“孩子”打急了跟你玩命怎么办？这样一来，告状的人就总能得到一些钱或什么好处。平息一阵子，钱花光了，又去上访，如此循环往复。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上边下来人一查，一大堆问题，几任主要村官不是免职就是判刑，没有一个全身而退。 郝成山说，其实他儿子的户口问题，本来早就应该得到解决，只要村领导想给解决，向上级打个报告问题就差不多了。又听有的人说，凭村里的权限，好像不打什么报告也能解决。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总去找村委总是不给解决呢？就是因为每一届村委的选举，郝成山都坚持没拿手里这张选票送人情。不通融的结果，就是人家上任之后，对自己也一样的不通融，这也叫一还一报吧！ 郝成山说，选举的季节一到，村里就有了热闹可看，跟演警匪片一样，神秘而紧张。那些天，总是有一些村子里的人和社会上流里流气的人堵住每条村巷的两头，不允许老百姓出门 “乱窜”。害得老百姓人人自危，不敢出门，怕被那些强势的人报复。不出门，就在家里等着，不出一两天就会有人送钱来，一般的一次要送300元。如果收了钱，来人就会告诉你选票怎么画，应该选谁。不收钱，来人的脸色就会很难看，悻悻离去之后，自然就会有人在心里给你记上一笔账。 这些年，郝成山深知“道上”的规矩，但他就是从来不吃这一套，他觉得自己都是“一个土埋半截”的人了，还不知道能活几年，凭什么为了这300元钱出卖自己手中的权利，听你们的摆布？如果是好人，哪怕个人之间有点儿什么隔阂，哪怕一分钱不给，也要选；如果不让人服气、认可，我凭啥就屈服于你们？ 郝成山总结，保胜村的民风如此糟糕，主要是因为政治生态已经被破坏了，并且长期得不到修复。村民选举，设计者的初衷是发扬基层民主，但民主需要行使民主权利的人们有一个较高的素质，想问题做事情要从集体利益出发，从大局和长远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一己私欲和个人眼前利益出发，才能公正、公平地做出决策。像保胜村民这样，谁横、谁黑、谁有可能打击报复自己、谁给钱，就把手中的民主权利出卖给谁，哪里还能有真正的民主可言？老百姓还有一句话，叫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指的不仅是群众，也适用于那些贿选和黑选上来的干部。这是一个依靠谁和为了谁的问题。你依靠的，如果仅仅是钱，你上来后就得为钱服务，抓钱，贪钱；你依靠的如果是社会上的那些地痞无赖，你就得为地痞无赖服务，满足他们的利益和需求。 郝成山说到激动处，突然停了下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我都这把年纪了，还天天这么不知道省心，想去来也有点儿自不量力，一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大呀？全村40名党员呢，哪个没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啊？到头来，不还是什么都左右不了！”
其实，保胜村也不是从来都没有好时候。当初老书记王发在村里主政的时候，就带领村民创造了一段难得的辉煌。那时的保胜村不但经济状况好，人心齐，村民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都非常高。王书记是一个敢抓敢管不听邪的人，村子里有谁敢玩“阴的和邪的”坚决不客气。领导正，村里的风气就正，心术不正的人，不但在领导心里没位置，在群众当中也没“市场”。偶尔也有人对王书记心有嫉恨，想凑些材料去“告”他，但他根本不在乎，村里的账，上级机关可以随便审查，他连过问一下都不过问，村里的群众随便调查，愿意找谁就找谁，可以随机找。王书记有一句口头禅“脚正不怕鞋歪，我就不信谁有本事无中生有。”几个回合下来，个别人觉得也折腾不出什么意思，慢慢就退缩了，老实了。不幸的是，王书记退休之后，保胜村就被两伙黑恶势力控制，走上了下坡路。虽然最终他们都退出了保胜村的历史舞台，但留下的后遗症却是长久的。王书记临退休前，给村子里留下了一千万元的家底，仅仅十几年的光景，不但消耗殆尽，还搞出了一堆债务。 “做人就得像王发书记那样，走得正，行得正，坦坦荡荡，无所畏惧。否则，为了点儿个人私利，拉帮结伙、蝇营狗苟，前脚走，后脚被人唾弃，从背后戳脊梁，一辈子有啥意思？”郝成山对王书记的赞美之词还没有表达完，手机的铃声就响了起来，是每天开着小货车“蹲市场”跑零星运输的儿子要回来吃饭。 郝成山只能停下一切手头的事情，尽快把儿子的午饭做好，下午还要继续给别人拉货物。已经41岁的儿子至今还没有“说”上媳妇，老伴儿又因为脑梗失去了操持家务的能力，他必须又当爹又当妈，料理这个家。 沉重的生活负担让已经70岁的郝成山，无法像大多数这个年龄的人一样颐养天年，这也许是人生的遗憾。但本应该做爷爷的人，却依然手脚并用、全心全意地当着父亲，倒是意外地让他的精神状态保持得比较年轻。虽然他总是习惯把自己老了这句话挂在口边，实际上他内心还没有实质性的消极和老态。对很多事情，他还没有真正像一个老者，全然“放下”，还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关于王发书记，关于保胜村，他最后那句话是从厨房里传出来的：“这辈子，我是没机会像王书记那样为一方百姓造福啦！但我能信守我内心的公义，我能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敢签上我自己的名字……”这声音听起来似乎很遥远、很微弱，但却很清晰。
三
尊 严
大安市金田水稻种植合作社法人李雅繁其实还有好几个名头、多种荣誉可以用来炫耀或用以增加自己的“身价”，比如，大安市裕丰粮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全国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道德模范”、“吉林好人”等等，但她自己最愿意提起的就是合作社法人这个身份，因为这个身份最能体现她的本色，也最贴近她自己的初心和意愿。
“我就是农民！”李雅繁在做出这个表述的时候，脸上流露出的不是谦卑而是坦然和自信的神情。 本来，她已经是一个拥有上亿产值大企业的成功人士，为什么依然一口咬定自己仍然是一个农民？如果，我们把她的这个判断句倒过来看：“农民就是我。”一下子就发现了她内心的秘密。从骨子里和潜意识里，她是希望农民们都会像自己一样，从艰难困苦中爬出来，过上富裕的好日子；她也要让天下农民通过自己看到希望和未来，告诉她们要争气，要站起来，要活出自己的尊严。 是呀，也许只有一个真正的农民、一个真正经历过艰难困苦的人，才能够了解深陷泥淖的绝望、恐惧、痛苦和屈辱，也才真正对那些有着同样境遇和经历的农民予以深切的理解、同情、悲悯和援助。否则，我们也不会看到一个私营企业竟然主动把数百个贫困户的脱贫任务扛在自己的肩上。自脱贫攻坚战以来，李雅繁的合作社以及裕丰粮贸公司已经通过水稻种植项目直接扶持130多个贫困户，通过大棚项目为93个贫困户，通过金融扶持项目每年为120个贫困户，每年为各类贫困户增加收入100多万元。此外，还尽可能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提供劳务机会。 当各种赞扬声纷至沓来的时候，什么“宅心仁厚”，什么“心地善良”，什么“责任、担当”，李雅繁都以一笑置之，她说：“我没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现在的他们就是过去的自己，心疼他们就是心疼我自己，同情和尊重他们也是同情和尊重过去的自己。”原来，她的心、她的情感早已经通过某种机缘和那些仍然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许许多多成功人士一旦从不堪回首的困苦中挣脱出来，总是要对自己的过往进行一番涂抹和有选择的忘却，但李雅繁却要刻意记住。她认为，自己就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一棵庄稼，而过往，就是自己的根和本。不管过去的处境有多么艰难，向前奔跑的姿态有多么狼狈，但最初的 “起心发愿”却是美好的。再回首，她发现过去的一切，苦也好，乐也好，顺也好，难也好，都作为一种精神要素融化在血液和灵魂之中，并成为自己一生的支撑和前行的动力。 “金田”，这两个难忘的汉字，便是她与往昔岁月链接的一个密码或地址。当时光的指针重新指向1991年，那时还没有“金田水稻种植合作社”。那时，只有一个“金田大酒店”，坐落在大庆市的一个“串烤一条街”附近，那是她走向自己事业和人生的一个重要驿站。只要“金田”这两个字在脑海中一闪，多年前那段艰难而充满激情的岁月和往事，就会声情并茂地映现于李雅繁的眼前。 那年8月，李雅繁和丈夫梁好成刚刚结婚。办完婚礼，入住新房，两个人只剩下了200元“押腰”钱。空荡荡的新房空得让人心慌，除了一铺炕和睡觉的行李，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这时两个人才发现，婚前共同畅想的美满的幸福离现实还很遥远。除了两个人是真实的，一切还都在想象之中。最关键的是，两个从农村长大的年轻人太知道贫穷的可怕。人一旦陷入那个泥淖之中，就会因长久挣扎不能自拔而渐渐失去挣脱的愿望和勇气，屈服、认命、自甘沉沦，很可能一生都难以抵达那个幸福的彼岸。 新婚第六天，两个不肯向命运屈服的年轻人，便开始向过去很多年一直如影随形的贫困，发起了挑战。其时，正是国内经济逐步走向活跃的时期。李雅繁和梁好成经过考察，发现嫩江对岸的大庆市有一个“串烤一条街”每天需要大量的鲜羊肉，便鼓起勇气，凑了几百元钱开始“跑车板”，搭乘通辽至让葫芦的客货混装列车贩运羊肉。 每天，他们清晨三点钟起床，扛着肉赶大安北站四点钟的火车，那时的火车速度极慢，百十公里的路程走走停停，就得八点到达大庆。下火车之后，拎着一杆大称和几蛇皮袋羊肉，挨门挨户送货。中午12点钟搭乘返程车回到大安市，简单吃一口饭，又开始跑市场，上货，准备第二天早晨三点准时出发。 周而复始的运行中，两个人的生意一点点做大。因为他们的信誉好，质量可靠，客户越来越多。为了节省时间，他们便和客户约定好，送肉时打包送货，每户需要的肉，单独装一个袋子，事先贴好标签，什么名字，哪个门店，肥肉还是瘦肉，多少斤，一一写清，因为害怕中途折腾掉秤，他们在打包时就已经在每个袋子里多放了一斤或二斤肉，不管怎么折腾，都不会短斤少两。赶到地点，把东西往地上一放就可以走人，赶返程的火车。没多久，大庆“串烤一条街”上的各个门店都知道有一对从大安来的小夫妇，人老实厚道，办事又准成。只要他们送来的肉，从来没有质量上的差错，并且在斤两上不但不会少，每次都会多出一斤或半斤。 当有人称赞他们那么早就有了诚信意识，可以凭口头就做起了订单生意。李雅繁一笑说：“那时，买卖非常好做，卖啥都有人要，都能抢手。这家不要，还有另一家会要。按理说，差个半斤几两的也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意。市场经济刚刚兴起，一片混乱，根本不懂什么订单生意。但就是觉得，让别人感觉不舒服自己心里更不舒服，良心上过不去。要是让别人说说讲讲或提出个异议，会感觉自己的脸没处搁，做人都不仗义，没尊严。” 为了进一步增加收益，两个人差不多每天要带1000多斤鲜肉上火车。事先，雇一个驴车将1000多斤肉运到车站的通勤口，留出充足的时间，赶在火车开动之前一趟趟分别把20来丝袋子的肉“倒腾”进车厢。因为列车到大庆并不是终点站，停车时间短，那么多肉根本来不及卸下去。两个人便采取一种独特的解决办法—— 车过“八百垧”小站后，已经接近大庆，开始缓慢爬坡，时速不过20公里。两个人将事先放在车门口的肉一袋袋往下扔，肉扔完，两人跳下火车，开始沿铁路往一起捡。一个刚刚20左右岁的女孩，哪里拿得动上百斤的肉袋子？为了分担丈夫的压力，她只能咬着牙一手拎着一个袋子，几步几步地往前挪，挪完两袋返身挪另外两袋，两手勒得像断了一样疼，她硬是忍着不吭声。二十来个袋子捡到一起后，李雅繁负责“看堆儿”，梁好成步行到村子里去雇驴车。 冬季的东北不仅寒冷，而且昼短夜长，下车时天还没亮。荒郊野外，黑灯瞎火，胆小的李雅繁不敢一个人站在路边，便悄悄躲在芦苇荡里远远地盯着自己的货物，什么时候听远处有吆喝牲口的声音，她才敢从芦苇荡里出来。 生意倒是好生意，每贩运一斤羊肉，差不多能赚到一元的利润。否则，也不值得这么没黑没白地拼命。但那个苦、那个累、那份罪至今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每天不间断地在路上奔跑，几乎没吃过几顿像样的饭，因为舍不得花钱，每天一人带一包方便面上火车，午餐或晚餐常常就是干嚼方便面，再喝几口开水。日复一日的疲劳和困倦，却没办法选择休息的环境，他们常常是把火车车厢的地板当床，一上车找一个纸箱子往身下一垫就睡过去了…… 那年深秋，李雅繁和梁好成在大安站装货时根本没有考虑天气的变化。刚上车不久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一直到“八百垧”站，没有一点减小的迹象，什么雨具都找不到，怎么办？“别说下雨，就是下钉子，货也得卸下去呀！”两个人只能冒雨把平日里该干的活儿从头到尾按程序干完。当他们把肉捡到一起，费劲周折来到“金田大酒店”躲雨时，已经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好心的饭店老板把自家的衣服找出来让他们换上。他们心存感激，觉得应该在这家饭店里吃顿饭作为感谢或回报，这时才发现，自从做生意以来，还一次饭店都没有下过。在金田大酒店，他们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了人生的艰难；也第一次下了饭店，尝到了清苦中那一丝丝的甜。总之，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和地点。从此，金田大酒店作为两人创业时期的一个特殊地标，深深地刻印于他们的记忆和灵魂。
那一年年底，李雅繁夫妇淘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1.6万元的收入，在当时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数目。之后，他们又以这1.6万元做本钱，继续开拓新的领域。做皮张和羊毛生意，做农资、化肥生意，做粮食贸易生意。无论做什么，他们基本都是依托着农村的父老乡亲；无论做什么，他们都有一个不变的原则——不管谁和自己的生意相关联，都要首先保证对方的利益，不让别人吃亏。如果说买卖做得不顺利，宁可自己赔上，也不能让乡亲们情感和利益受到伤害。 在长期的合作和交往中，他们和乡亲们之间建立了相互体谅、相互爱护、相互成全的亲密关系。乡亲们没有人把他们当生意人，只当作自己的孩子或亲戚。他们资金吃紧时，乡亲们二话不说，就把东西赊给他们卖。款一回来，他们也是一天不欠地马上把应该还的账还清；当乡亲们有什么难处时，他们更是不讲任何代价，优先把他们的问题解决好。 自2009年起，吉林省在西部打造百亿斤粮食基地，大安湿地正是这个巨大工程的核心地带。李雅繁、梁好成夫妇开始将视线转向粮食加工行业。这年五月，他们将多年的积蓄拿出来，筹建大米加工厂，经过紧张的建设，10月新粮收割，两条生产线开始试车。但建厂、上生产线已经花去了他们所有的钱，该收稻谷的时候，便没有多少流动资金可以使用了。由于当时工厂刚刚建立，规模又小，没有金融机构愿意给他们提供贷款。 关键时刻，又是乡亲们出手帮助了他们。李雅繁靠着这些年做农村生意与各村百姓相互了解的基础，开始到水稻种植户去“收”稻谷，说是收，由于资金短缺，很多都是赊，有一些农民手中没有水稻但有点余钱，就把钱借给他们供他们临时应急。起步的难关度过之后，转年，他们企业的信用等级提升，在建行获得了一笔2000万贷款。从此，企业走上了快速发展轨道，不仅与2000多家农户签订了6000公顷水稻订单，还建立了以“金田”命名的种植合作社，拥有了自己的种植基地。 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生意越来越好，但他们对家乡农民的感恩之心始终不变，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关照和善待。凡与裕丰签订合同的稻农，每年都能获得比市场交易更高的收益，不管市场价格如何波动，农民卖给裕丰的水稻价格都是稳定的。秋收后，如果市场价格突降，裕丰的水稻收购价格按春天的合同价格保持不变。如果市场价格突然上涨，裕丰会根据市场价格相应调高；而对于那些贫困户，裕丰执行的收购价格总是要比市场价格高出0.3元以上。比如叉古熬村的贫困户刘喜平家种了两垧水稻，与裕丰公司兑现了回购合同后，一年就多收入近9000元。由于裕丰及其金田合作社长期执行的惠农“仁政”，周边农民的种植收入逐年保持了稳定增长。为此，月亮泡镇的社员高忠波还编了一句顺口溜：“种地有金田，不愁兜儿里没有钱。” 2013年秋，一场早来的大雪，导致金田水稻合作社部分社员家没来得及收割的水稻被埋在雪下面，损失惨重。 来自永吉县的孙大军在大安市月亮泡镇承包了几十公顷土地种植水稻，他虽然没有加入合作社，但他每年都把收割的水稻卖给李雅繁。这次雪灾，孙大军家受灾最重，几十公顷水稻都埋在雪下，机器已经无法下地作业。李雅繁听说后，带领公司员工，用镰刀帮孙大军一把一把将埋在雪里的水稻收割出来。光割下来还不行，被水浸泡过的水稻，如果不及时晾晒脱水，根本无法加工，放到第二年春天，又都成了废物。帮人帮到底，李雅繁有和市政管理人员联系了一段尚未开通的公路作为晾晒场地，自己又出人出车帮助孙大军把稻谷晾干。为了保证孙大军的大米能够及时销售，李雅繁吩咐车间优先将那批抢出来的大米免费加工出来，最早推向市场。经过一系列的抢救，那年孙大军不但没有赔钱，还稍有盈余，至少已经把损失降到了最低。货款到手，孙大军的媳妇十分激动，哭着说：“要是没有李经理的帮助，我们连本钱都得赔光，一家人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转眼，李雅繁和梁好成都已经是接近50岁的人了，并且随着企业规模和影响的扩大，在外界已经都很少有人直称名姓，都是“董事长”或“总经理”地称呼着。但只要一到各村，他们仿佛依然是当初没有长大的小孩，一些熟悉的老人们，依然直呼他们的小名——“繁啊！”、“三子啊！”连名字中的另一个字都省略掉。一些年轻点儿的人，干脆直接称他们为“姐”或“哥”。这时，正是李雅繁和梁好成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的心依然和自己的心贴在一起，置身他们当中，感觉就是在自己的亲人当中。 当然啦，穷“亲戚”多了麻烦事就多。因为李雅繁和梁好成从来也没有嫌麻烦而表现出不耐烦，村民们有什么大事小情越发地习惯于找他们。遇事，抄起电话就找他们。不见外，“不隔心”嘛！ “繁啊，你快点来一趟吧，你姐夫吐血啦，可能快不行啦！”叉古熬村的王大姐突然打来电话。因为家里穷，老伴儿张海民又满身是病，肺、心脏都不好。村里人嫌他家事情多、太麻烦，都不愿意和他们来往，但李雅繁却把他们当成重点联系户，时不时去他家问寒问暖、指导种田、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接到王大姐电话时，李雅繁刚从公司回到家里，饭还没有吃，马上开车从大安市赶到叉古熬村，把奄奄一息的张海民拉到市医院。联系医生、挂号、交抵押金、确诊、办住院手续、送病人抢救……面对已经发蒙的王大姐，她只能按医院里的流程一项项亲自跑，等一切办理妥当、病人病情稳定已经是午夜十分，李雅繁才回到家中。住院期间，李雅繁又跑前跑后，亲自去给王大姐送饭、送菜、送水果。张海民的同室病友们还以为李雅繁是他们的亲戚，没想到还是一个无亲无故的“大老板”。对于李雅繁的关心和照顾，王大姐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逢人便讲，几乎医院所有的病友都知道了他家还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后台”。按理说，这是一个农民的虚荣心在作祟，有点儿借用自己的名四处炫耀的意味，李雅繁应该有所忌惮。但她还是一笑了之，她理解，一个久不被人重视和“待见”的人，一旦受到了别人的尊重和善待，会发自内心地感到骄傲和荣耀。李雅繁愿意成为他们的骄傲。所以，她并没有怪怨他们，出院时，她还是亲自开车把他们送回了家。
29岁的残疾青年李洋来裕丰应聘时，并不是现在的财务岗，而是仓库管理员。因为保管员岗位底，对人的素质要求不高，被聘用的把握稍微大一些。就是这样的选择，李洋也已经悄悄酝酿很久了，还是一再鼓起勇气才来应聘的。他知道自己的条件太差了，身体已经差不多重度残疾，哪个企业会要自己这样一个废人呢？ 大学本科毕业的李洋，本来在辽宁一家大企业有一个很体面的工作，却因为出汗受风不幸染上一场怪病。医生们最后也没有给他的病准确命名。病后，他全身的筋似乎都缩短了很大一块，腰弓了，腿短了，走路时只能脚尖着地，下楼梯时要倒着走才能下去。这场大病，几乎毁掉了李洋的整个人生。被原单位解职之后，他一直意气消沉地“窝”在家中，生命进入了无望延续的状态。一开始，他还能靠上网打游戏打发时间，后来就什么也不想干了，电视、手机、电脑等全都丢在一边，整天两眼直直地发呆…… 偶然，家人听说裕丰在招人，李洋的母亲和姨妈两人便极力劝说他去试试。她们在想，万一能找一个事情做，也可能把这个孩子从绝望中挽救回来！去裕丰应聘时，李雅繁正埋头处理手中的事情，并没有太留意刚刚进来的这个年轻人。谈话，问答、经历和学历等似乎都没有什么问题，但仓库管理员这个岗位一般都是有年纪大一些且没有什么特长和技能的人来担任，这么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干这个有一点儿可惜了。但招聘的只是这个岗位，其他岗位并不缺人，要干，就让他先干着吧！ 当于洋转身往外走时，李雅繁看出了破绽，原来这是一个残疾青年。她立即把他叫了回来，提醒他虽然仓库管理员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但也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些事情还是需要身体的配合。李洋又坐了下来。他向李雅繁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目前的状态。最后，李洋哭着说：“姨，你就让我试试吧，我一定能干好！”李雅繁觉得，这个年轻人现在需要的并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份生或生活的希望。她没再说什么，告诉李洋随时可以来上班。 李洋走后，李雅繁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心里起了波澜。这样的一个孩子，一旦到了车间，磕磕绊绊的，有一些事情肯定干不好。干不好不要紧，可是他自己仍然会因为意外的打击而产生绝望情绪。思量再三，她还是觉得李洋是否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已经不再重要，拯救一人才是当务之急。最后，她决定为李洋量身设置一个岗位。第二天，李洋来报道时，李雅繁简单询问一下他是否会操作电脑，然后告诉李洋，他不要去库房了，就在办公室里专门从事各种出库、入库货物的收发统计、记录工作。 听到这样的安排，李洋当时愣在了那里。他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心里是清楚的，对他来说，这是一份很重很重的恩情。第二天，李洋的母亲和姨妈一同赶到裕丰公司专程向李雅繁来表示感谢，几年来，她们从来没看到李洋这么开心、快乐过。她们要谢谢李雅繁以一颗母爱之心，不惜代价，拯救了他们的孩子。面对两个母亲激动的表情和语言，李雅繁的反应却显得轻描淡写：“我也不是不惜代价，我知道什么东西值钱。世界上有什么比一个人生命和内心的希望更贵重呢？更何况，公司也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管理者。”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李洋这个残疾青年竟然给李雅繁带来了意外的惊喜，这也是善有善报。自从李洋来到裕丰公司之后，虽然身体不太灵便，但却事事上心，从早到晚不停地忙碌，交给他什么事情都做得精细、完美。每到秋收或向外发货的忙碌季节，李洋总是最早一个到公司，最后一个离开，为了等晚归的运粮车入库，他甚至会守候到深夜。虽然自己身有残疾，但却知道关心别人，当李雅繁和梁好成忙得顾不上自己日常生活上的事情，李洋总是默默地为他们分担。在李雅繁和梁好成眼中，李洋就像自己亲生的儿子。 某日，李亚繁正出差在外地，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是一个怯生生的女声。原来公司缺少一个保洁员，正在网上招聘。对方问，你们招聘这个岗位在乎不在乎长相？这些年还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李亚繁心里顿时一愣，不知道对方的长相会有多么出乎意料。但按常理，不论如何都只能回答不在乎，因为招聘广告上并没有明确竞聘人员要相貌端庄，更何况，这个职务与相貌并没有关系。为了给自己留有余地，她让对方第二天就去公司面试，是去是留，由在家里临时主持工作的表妹确定。 第二天，表妹来了电话，说那个女人已经来公司应聘。虽然经过半天的试用，态度和工作表现不错，活干的很地道，但就是相貌实在太丑，建议不留用。表妹的理由是，公司有这样一个人，她总是会要在客人面前露面的，被客人看到会影响公司的对外形象。 “她家庭条件如何？”李亚繁没有急于表态，沉吟片刻问了表妹这样一个问题。 “据她自己介绍，她家在很远的农村——孔家围子村，女儿在市里读高中，她是来陪读的，因为家里实在太困难，租房供孩子上学的学费和城里生活的日用，已经让她花光了所有积蓄，本人也没什么技能，之前接了几个家政的活儿因为相貌的问题，没几天就被解雇了……” “你先别把她打发走，等我回去看看再说。” 放下表妹的电话，李亚繁回想和分析那个女人给自己打电话时的声音。那种胆怯、那种卑微、那种近于乞求的试探，又触动了李亚繁的心：“一个女人要面对怎么样的困境才不得不承认并向外人暴露自己的“丑”？如果之前的很多次打击她都听了过来，万一就到了我这里，她再也挺不住，因而自信心彻底崩溃，她以后会怎样生活？她的孩子会面临什么？容貌好坏也不是她自己的错，再丑的人，也有权利享有人的尊严啊！”其实，想到这些时，她已经在心里打算把工作机会留给那个人了。必不可少的见面，也只能是认识一下那张连她本人都没有信心的脸。
就这样，那个姓辛的女工顺利地留再来裕丰公司。这样一个深深自卑并屡受打击的女人，不可能不知道能把她留在身边的人有着怎样的一颗心。但她也没有把感激放在嘴上，而是靠超常的工作来回报李亚繁。一个保洁员的工作也是有范围的，但小辛的工作却是没有范围的，不管是分内还是分外，不干事李亚繁自己的事情还是家人的事情，只要让小辛知道，她一定会强行介入，很“霸道”地把很多的公务和家务“据”为己有。 夏天来了，李亚繁要组织公司的姐妹们去野游，顺便去“榔头泡子”游泳玩耍。当大家都兴高采烈为这次野游做准备时，只有小辛落落寡欢。李亚繁知道她有什么心事，便把她叫到身边问她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小辛说，她不想和大家一起去了。理由有二，一是没有泳衣，而是自己长得太丑，不好意思当众人面裸露身体。没有泳衣好办，李亚繁立即就打发人给她买一套。至于不敢见人，李亚繁确实费了好一番说辞，总的意思就是：“你要勇敢面对自己的生活，皮肤黑白，长得好坏并不是个人的过错，人值不值得尊重也不光看外表，连你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别人咋尊重你？” 结果，小辛被逼和大家一起下了水，不但没有人嘲笑她皮肤黑长得丑，反而还在嬉戏中体会到了姐妹们的亲切和友善，有生以来，小辛第一次获得了这样快乐的体验。在人群中，她撩起了飞溅的水花，高兴地像个孩子一样，大喊大叫，仿佛把一生的郁闷和卑微都抛在了水里。此时，站在一旁的李亚繁感觉到内心更加快乐，因为她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别人创造了自信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