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 Ninao Ji/zh/Chap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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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润物细无声
Ch. 6: Silent Nourishment
第六章 润物细无声
——默祷者紧闭双唇 不发出任何声音 但天空中阴云已散 浩浩荡荡的春风 正行在路上
当初，松原供电公司选择李大伟去长岭县八十八乡、五十八村任驻村第一书记是经过一番周密考虑的。驻村扶贫，要和农村、农民打交道，最好要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熟悉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熟知农民的心态和诉求，知道农村问题的关键在哪里。这样，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便可以抓住主要矛盾，工作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另外，在工作风格上，要沉稳、有耐心，不能急躁，对于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要慢慢来，不能急于求成；还要善于动脑、善于思考，要善于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环境里，破解各种难题。因为有很多扶贫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和孤立的，往往会和很多其它问题紧紧勾连在一起，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某种误区或打上死结。 扶贫工作虽然不是电力系统的主要工作，但却是国家的重点工作，绝不能本着“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应付态度随便派一个人过去。派，就要派能力强、能胜任的优秀干部。这不仅涉及到老百姓能不能受益、能不能满意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扶贫工作意义的能否得到体现和党和国家在群众中的形象。 会议开了半个下午，经过对可能的干部人选进行逐一推敲，最后，确定了长岭供电分公司办公室主任李大伟。高标筛选的“按图索骥”任务是完成了，领导们觉得各方面条件都很合适，可散了会，往办公桌前一座，发现了问题。让李大伟去做驻村书记，这相当于挖了长岭供电分公司的墙角。一个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就是单位里事事、时时少不了的“大管家”，信息、文案、会议安排、车辆调度、领导行程的排定等等，缺了这样一个总调度，保证各项工作的井然有序就是一个问题，但事已至此，也只能遵循重要优先的原则。
一
八十八乡、五十八村，一个奇怪的地名。李大伟事先翻过长岭县的县志，想查一查这地方为什么叫了这样一个名字，结果并没找到任何记载和依据。但听当地的老人说，这一带很早是蒙古人的牧场，后来牧场主人为了变现，开始放荒卖地，牧区变农田。考虑大片草原找不到买家，特意分割成均匀小块，编上号码转让给中小买家。土地的新主人也不愿意挖空心思另外给土地命名，就沿袭了原始的土地编号为地名。八十八乡原来就是八十八村，后来成了乡政府所在地，顺势就变成了八十八乡，而五十八村，百年之前就叫五十八村，现在仍叫五十八村。村庄的名字和村庄一样，有一点儿懒得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 从长白公路转下来，向平原的深处走，十几公里之内的路途依然是水泥路面，可以直抵五十八村。但从村部再去其它四个自然村的路就是沙石路和土路了。好在冬季有大雪覆盖，路虽然滑，但没有泥泞。这个拥有着370户村民、1620口人的村庄，从总体格局上看，还是几十年之前的感觉——土地平整，地广人稀，自然村与自然村之间留有大片空白。村里的房子经过几次大规模改造之后，虽然不旧，但由于分布不够均匀显得有一点儿零散和无序，好则好在宽松，不局促。紧靠乡路边的村部，房子还算新，但却有些冰冷，村务大厅和用来接待客人、开会的房间都没有暖气，也没有温暖的气息。几个扶贫队员挤在紧靠这座房屋最里边的一间房子里，算集体宿舍，也算冬季日常办公的场所。屋内虽然摆满了几个人的衣物、日常用品和用来办公的电脑，显得有些杂乱拥挤，但火炉里压着还未燃尽的碳火。一开门，立即觉得身上的寒意顿消。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一个奇特的意象——这个房间，在这座空荡荡的房子里，不就是一颗还没有失去温度的心脏嘛！ 在经济状况普遍不是很好的长岭县，像五十八村这样的村子，还评不上贫困村。虽然村子里有148户共273人是贫困户，但由于村里的机动地很多，除去因各种原因流失的以外，还有1111公顷草原和约400公顷农田，每年的固定收入大约20多万元，所以就没有进入贫困村的行列。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村子不是贫困村，就享受不到国家很多的扶贫政策，村子的集体收入，光用于清扫卫生和雇佣机器等开销都入不敷出。那么多的贫困户，怎么办？就只能依靠国家、对口帮扶单位、县镇两级政府的统一扶贫政策，村里是很难伸手相助的。由于周边几个贫困村比如十九村、二十村、八十一村等，都有省、市、县领导亲自包保，各项产业集中落地、各种投资接续不断，村子建设得如城镇一样规整漂亮。 据村民们描述：“不但自然村与自然村之间，连村子内部的巷道都已经修成了规规矩矩的水泥路，路边有路灯，有漂亮的景观树，各家是统一的围墙、统一的铁大门，连街边的排水沟都是水泥浇筑的。每块农田都打了电机井，每一个村的集体都不止一个产业项目。把一些困难户美的，国家给建了大棚自己都懒得种，转手包给了别人，不用干活也能挣到钱。”结果，贫困村成了现代化的富裕村，而非贫困村却成了“脱毛的凤凰”，显得寒酸、贫穷又土气。
相形见绌啊！五十八村现在能见到的唯一项目就是镇里统一建了一座光伏电站，有村里30千瓦的股份，理论上每年可以分到3万元左右的红利。至于村路、巷道、路灯、水泥排水沟啊，全村人只有“眼馋”的份儿。面对如此悬殊的差别，村民们有怨气，觉得村班子不作为、“没能力”，村班子觉得压力大，“见不得人”。为了面子上过得去，也顺便应对各类的参观和检查，五十八村便自筹资金搞起了村子里的基本建设。管县里和乡里要一部分，向村民借用一部分，暂时把部分村街和围墙、路灯等搞起来。这么一花，就是几十万，结果面貌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还欠了一大堆债务，光欠村民的钱就达到33万元。 秋天时，村集体经济到账21.7万元，结果一撒手就没了。哪里还有钱买取暖煤呀！李大伟是2018 年8月进村的，哪里知道村子这样的状况？入冬后还指望着村里能给解决采暖问题，可是村里却以账上没钱只有债务为理由，一直没有想办法解决。看看几个队员都挺不住了，李大伟便请假回单位一趟，汇报了五十八村的经济状况和和驻村工作队的情况。于是，单位租了一辆大卡车，装了满满一车煤来，这算解决了村部部分冬季取暖问题。 入驻五十八村之后，真正面对现实的农村和农民，李大伟才发现，要想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理出扶贫工作的头绪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说不轻松，倒不是扶贫工作本身有多么让人不轻松，而是要想把扶贫工作和其它村务工作剥离出来的难度太大。如何当好第一书记，如何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他以往的经验中是一片空白。不但自己没有经验，整个国家也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书籍，也没有老师，一切都要自己按照组织部门设计的那个工作职责“创造性”地发挥。效果如何，要看领会的程度，更要看工作方法和能力。入村之前，他特意把《驻村第一书记职责》打印了几份，有时间就对着那张纸反复琢磨。在“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为民办事服务，提升治理水平，发展集体经济”五项基本要求中寻找着自己的突破口和着力点。 难吗？很难！五条里，除了“为民服务办事”这一条哪一条都不可能靠一己之力独立完成。容易吗？也容易，有一天李大伟突然发现五条里，也就是“为民服务办事”是不需要搞到多少钱，也不需要组织多少人，更不怕受到各种环境制约，只要拿出一颗真心，这件事随时随处可办。只要全心全意，也没有可能办不好。这就是党的宗旨啊！先入户，对所有的贫困户一家一家地走，只有走到他们中间，才能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也才能知道如何帮助他们。 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李大伟把148户贫困户挨门3地走完。在入户的过程中，他不但对每一个贫困户的致贫原因、贫困程度、需求、愿望和可能的脱贫或致富途径进行了全面调查，也对五十八村的历史、人文背景和村子的整体工作情况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他发现，除了土地、气候等自然资源不够丰富、优质之外，五十八村老百姓的困苦与其所处的人文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政策、法律、公理、规矩等敏感词汇，按理应该成为现在人们处理事务和维护权益的工具或“武器”，但对于五十八村的村民来说，似乎这些东西离自己都很遥远，毫无兴趣，脑子里也一片空白。 李大伟刚刚走了十几户村民，就发现了问题。村里其他的村民和困难户，大多都住上了崭新的砖瓦房，困难户姚喜春家却还住着干打垒的土平房。虽然房子不算破旧，也算不上危房，但在砖瓦结构的民房群里，看起来却显得很“扎眼”。当李大伟问他为什么不利用国家的政策翻建一下时，姚喜春瞪着一双懵懂的眼睛说：“不知道啊！”没办法，李大伟只能详细地给他介绍“安身住房”政策能解决啥问题，能给土房改造的村民补助多少钱。一项项算下来了，姚喜春这座房子改建之后可以拿到5.5万元的补助款。在李大伟的帮助下，老姚马上进行了建房补助申请，基本没有花自己的钱，房子就建成了。就这样，姚喜春在政策之内却喜出望外地住进了崭新的砖瓦房。
走的户数多了，李大伟发现，有很多贫困户的贫困竟然是因为没有充分享受到国家政策所致。这对于一个处于正常环境中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想一想，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发布《第一号文件》开始。几乎每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都要通过一号文件有针对性地制定一系列倾斜“三农”的政策，2004年至2018年又连续发了15中央一号文件，实施了多少惠农惠民政策？每年国家直接拨付到农村和农民的钱有多少？如果每一项政策都能够不打折扣地落在土地和农民的头上，广大农民们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是否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 李大伟这个在农村长大，跳出农村，有重新回到农村的党员干部，在第一书记这个特殊的工作岗位上，看到了当下农村存在的很多深层次问题。其中之一，也最严重，就是党和国家的政策难以很好落实的问题。 这些问题，有的出自于一些农民文化水平低不关心、关注政策，不知道自觉利用政策；也有来自于各级干部在理解传达和掌握过程出现了偏差；有的则来自于基层干部不负责任的忽略和故意隐瞒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比如，国家的医疗扶贫政策是农民受惠最大的一个利益点。将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90%；慢病门诊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提高到80%报销。此项政策一落实，基本很好地解决了贫困户看病难和看不起的问题。如果不用负担大比例的医疗费用，绝大部分因病致贫人员可以直接脱贫。 五十八村四社有一个贫困户叫张喜斌，为“二星贫困户”，患有重度肝炎，按政策规定，可以享受95%的报销政策。病重时需要住院治疗，就去了太平川镇第二医院，结果门诊医生给他看完病之后，给他开了600多元的中药。回来后才发现，这笔医药费无法报销，因为医生给他开的药并不在报销范围，不能按比例报销。张喜斌去找医院院长：“以往我这个病一犯，开的药都能报销，这次为什么不给我开能报销的药呢？” 院长说：“这个你要去问医生。” 张喜斌又去找医生，医生说：“按病的性质，你就应该吃这个药。” “可我那600元钱怎么办？” “我们只管看病，不管报销。” 张喜斌只好回来。在李大伟入户走访时，把情况反映给了李大伟，寻求帮助解决。其实，这时李大伟已经了解到了很多类似情况。不仅需要住院治疗的大病，患有慢性病的贫困户日常用药，省里也有政策——在指定的医院里开指定的药，可以报销80%。但很多贫困户反映，去了指定的医院却开不到指定的药，没办法只能去私人诊所或药店里购买，这样就无法享受到报销政策。村民们之所以把问题反映给李大伟，是以为李大伟这个第一书记是个万能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实他们并不知道，一个小小的第一书记最大的能耐就是回到自己原来的单位去要钱要物。除此外，只能发挥一个反馈信息和传话筒的作用。但李大伟相信，只要把老百姓的事情记在心里，真正当成事情办，总能找到比较好的解决途径。村民提出的这些事情，暂时李大伟也没有办法解决，但他都很认真地一一记在本子上，记挂在心里，时刻在等待和寻找着解决时机。 终于在脱贫工作即将迎接国检验收之前，县卫生局的一个副局长来村里征求意见，李大伟集中反馈了村民们的意见。结果，第二天，太平川镇第二医院就把张喜斌的医药费给退了回来，定点医院那边也打来电话，说医院里进了一批新药，有需要的村民可以拿着医疗卡去开药了。 听说第一书记李大伟为人热心，乐于助人，能帮村民解决很多难以解决的困难。一些村民见到李大伟时就愿意把自己的事情对他多说说，有什么困难或困惑也愿意经常向他请教一下。能解决的，李大伟就马上答应下来，并顺便给他讲讲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对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李大伟也耐心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告诉他为什么不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尽心尽力为大家做事，不会糊弄人，所以很相信他。他说不行的事情，就不再也不继续纠缠。 村民于金贵一家四口人，夫妻俩身体都不是太好，妻子患有重度糖尿病，两个孩子一个念初中，一个在长春市念职业中专。本来靠1.5公顷农田维持正常生活都有些吃力，还要拿出一部分钱供妻子常年吃药和两个孩子读书，生活压力很大，日子一直在贫困线之下徘徊。于金贵来找李大伟时，没想一定会解决什么问题，也是报着试试看的态度，只是想向李大伟请教一下，像他这样的情况能不能享受低保政策。李大伟认真分析了他的情况，享受低保，根据县里的政策肯定是不行的。但像他这种情况，如果把国家的各种扶贫政策都享受到的话，包括庭院经济补助、分红、医保和教育补助政策，再加上自己的土地种植收益，应该算条件很不错的家庭，为什么显得这么紧张呢？结果在分析于金贵的收入结构时发现，医疗和教育两项优惠政策他都没有享受到，妻子的药本可以报销80%，结果现在都是自己在药店里自费买药，而国家的教育扶贫政策“雨露工程”补助，两个孩子都没有享受到，从来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搞清原因之后，李大伟立即向县扶贫办报告情况，给两个孩子申请教育扶贫政策，每个学生每学年补助3000元。至于于金贵的妻子，可以去定点医院开药，又能节省下一笔生活费。
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大伟靠自己的细心、耐心和热心，为村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做了很多好事，但实际上他自己心里清楚，这些问题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村民们只是通过自己找回了不应该丢失的利益。当村民把信任和依赖越来越多地加到他的肩上时，他明确地感到了来自身心的巨大压力。 几天前，一个贫困户喝过了酒之后，来村部大骂了一场，谴责村干部想方设法霸占老百姓的地，那人指着现在的村书记质问：“你是现在的头儿，你给我说说，现在刘四已经被抓进去了，他霸占我们的那些地能不能还给我们，什么时候能还给我们？”显然，这些事情本是以前的事情，和现在的村干部并无关系。村书记平白无故挨了一顿骂，心里也很不舒服，但老百姓有自己理，他也不好多说什么，沮丧之余只低低地骂了一句“刁民”。实际上，这也是一些村干部对同类村民的一贯印象和评价。 这件事，李大伟之前也有所了解，大约是在前任村长张森林在任时的事情。五社靠飞机那边有大约40垧农田，通过以前的村干部流到了外村人手里。据村民反应，张森林这个人还很有为民办事的意识，硬是把这些地从外边又要了回来，想物归原主重新分给五社村民，平均每户7亩。村民们买地的费用都交了，突然，半路杀出来一个“程咬金”，被当时很有 “势力”的刘闯劫走。没办法，村里又以“地有了变化”为由，把地从村民手里收了回去，钱如数退回。秋后，给每户村民象征性地发了一袋白面作为“补偿”。眼睁睁看着煮熟的鸭子飞走，村民们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刘闯是当地一霸，他想插手的事情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村民们连“吱一声”的勇气都没有，就别说借酒劲儿大骂一场啦！。没多久，刘闯又当了五十八村书记，这件事就更成了没人敢翻的铁案。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尽管老百姓文化水平低，说话、办事显得粗莽，但终究还是弱者，如果不仗着酒力，不是确认自己人身是否安全，连自己的权益也不知道或不敢维护。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如何能保证他们权益不被剥夺，他们的利益不被侵占呢？
二
李大伟刚到五十八村的时候，刘闯（人称“刘四”），已经离开五十八村到了另一个村当书记。他人虽然走了，但势力仍然在，村干部大部分都是他的亲信，因为他那时还高度掌控着八十八乡各个村实质性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干部任免权、工程承包权和部分土地、草原的流转权等。依他的强势，很难容忍“圈子”外的人在村班子里担任要职。那时，村子里的干部和村民交口称赞刘闯的能力强，大概主要因为他说一不二，没有人敢和他“唱反调儿”。直到几个月后，“扫黑除恶”行动开始，多年盘踞在八十八乡的刘闯黑恶势力团伙被打掉，五十八村的村委中以及各社骨干共9人被捕之后，人们才敢公然讲述村里的往事。 五十八村在长岭县从来都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的特殊性一是表现在地理上，一是表现在人文上。由于地理上，五十八村处于八十八乡边缘，与大兴和新丰两个乡接壤；也处于长岭县的边缘，与乾安和前郭两县毗邻，这样一个三不管地带不仅土地面积和草原面积广大，而且管理相对缺失。由于边界模糊，土地和草原的归属问题一直难以厘清，为此而生的争执和冲突不断。不断的争执和冲突，又造成人文环境的恶劣，不讲理，不规矩，轻规则，崇尚力量，屈服强势，成为这个特殊地带的特殊文化。 刘闯之前的几任书记都是乡里派下来挂职的书记，只管党务，基本不参与村务。村内的一切事务都由村主任“说了算”。刘闯之前，村里由村长张森林主政。多年来，他可能也饱尝了本村土地被不断侵蚀之苦，一当上了村主任，就下决心将以前村子流失的土地收回来。但那些土地多数都不是以正当理由和手续流出去的，收，当然很难通过正规的渠道收回来。找县里或乡里，没有哪个领导和部门愿意介入这种村级的土地纷争，想诉诸法律，也是一场难以打赢的无头官司，因为谁也拿不出原始依据。这些地，多年来不断易手，不断引起激烈的纷争，五十八村一直试图到乡里或县里找到原始图纸，但一直没有哪个部门能够提供。既然走的时候，是靠强硬手段走的，那好，往回要，也同样靠强硬手段要好了。 对张森来强硬的态度，村民们肯定是支持的，因为他是在为本村的村民争气、争利益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张森林像村民眼中的英雄一样，左右冲杀，接连收复失地。西山那100公顷土地要回来了；南边被大兴乡讹去的那片草原也抢回来了；飞机场附近的40公顷土地也算要回来了，要不是被刘闯“截胡”，也给村民分到手里了；靠八十八村那100多公顷草原也一直在往回要……如果这些草原和土地都要回来分给村民，五十八村哪里还会有这么多贫困户？ 让村民感到十分惋惜的是，这个为村民利益拼拼杀杀的村主任，在2013年却遭遇了一次本不该发生的“滑铁鲁”。在五十八村靠近新丰乡丰水村的农田边缘，有一块盐碱地，以一个较低价格包给了本村村民。村民为了把那块地改造成耕地，自己去远处拉来好土垫出了约4.5公顷耕地。但还没等自己去种，却让风水村的村民抢先给强行种上了。双方争执不下，一个要地，一个坚决不给。为什么呢？对方村民也和本村也签了同一块土地的承包合同，对方村子和村民认为是五十八村先动手侵占了自己的土地。在双方村民都拿不出土地归属证据的情况下，五十八村的村民回到村里找村书记张森林给自己做主。张森林一听立即火冒三丈：“这还了得，欺负人都欺负到家里来啦!地是谁垫出来的还不知道吗？凭什么他给种上？”张森林立即带人去邻村交涉，邻村的村民根本不买张森林的账。 “你再厉害不过是五十八村的主人，能奈我何？你说地是你们的，我说是我们的，现在我们已经种上了，就是我们的，有能耐你把苗拔下去我看看！” “好啊！你以为我不敢？我自己的农田，随我怎么处理！”张森林一气之下果然就回村叫了一台拖拉机，把4.5公顷的青苗全部毁掉。 这一毁不要紧，正好跳入一个法律陷阱，犯了“毁青苗罪”，现成的。别说土地尚有争议，就是你自家的地，有人检举，这个行为也触犯了法律。结果对方一起诉，五十八村的村主任张森林和村民李宝才被判两年半有期徒刑，而其他相关4人则 “判二缓三”。 至于土地，不管是原来属于谁，只凭毁青苗这一条，法院就判定归属于风水村，从此，成为法律事实。两年半的牢狱之灾，始终让张森林心有不甘，认为法院的裁定有失公平，出来后，一直想找到土地归属的原始凭证借以重新起诉，可是到哪里去找呢？挣扎了几年之后，终于偃旗息鼓。 张森林之后，村政权的实控人实际上就变成了刘闯。这时刘闯在五十八村任书记，实际上他平时是基本不来村上的，村里的大事由村委向他汇报定夺，小事基本不过问。村上的很多人只听说有刘闯这个人，也久闻他的何何大名，但很难能一睹尊容。那时的刘闯已经在八十八乡建立了强大的势力范围，连乡党委书记和乡长都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下。如果他让乡党委书记或乡长办的某一件事没有办好，他上来了暴躁脾气，完全可以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不管是否有村民在场。那种情景被村民看到之后，广为流传，各村的村民就更惧怕刘闯了。 八十八乡管辖七个村，刘闯在四个村里担任过书记职务。据各村的村民反映，不管走到哪里，刘闯都是一个大人物的做派，他基本不在小利益上打圈圈，绝对不和普通村民争执一些小利益。有时，高兴了还会无缘无故地发发东西，给村民一些小恩惠。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各村机动地、林地和草原的掌控和全乡各种工程的垄断，以及各村干部的选举和控制上。各个村子机动地转来转去，最终落到谁的手里，各种补贴和承租费用等，大多都要遵从刘闯的意愿。各村的林地和草原也大部分掌控在刘闯集团手里。他掌控林地的面积多少，数字不详。据有关部门说，他个人拥有的草原就达2000多公顷。因为这些属于村集体资源，和村民们不发生直接关系，村民们不敢过问，也没有太大兴趣关注。很多村民们认为：“反正那些资源和自己无关，就算不是刘闯的也不会是我们的。”
刘闯之所以能在这些领域里得心应手，是因为各村的村长、委员以及各社的骨干大部分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在八十八乡，谁当各村的书记，可能乡里还有点儿自主权，能说了算，至于各村主任和村委，基本都是刘闯说了算，他说让谁干，谁就能干。至于村民的选举关，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通过一个例子就可以破解刘闯控制村级选举的手法。五十八村换届时，村会计人选尚未确定，刘闯想让村民任武担任，可是中间出了一个徐占海想竞争此岗。那时，刘闯已经在另一个村子任书记了。徐占海知道这件事没有刘闯的同意一定会有麻烦，报了名之后，就把手机关掉躲到了亲戚家，免得中间受到打扰或威胁。选举前一天晚上，徐占海才回到了家中。一到家，刘闯就给徐占海的家人打来电话，让徐占海接听。徐占海哪里敢不接呀，很显然，自己的一举一动尽在刘闯的监视之下。在电话里刘闯对徐占海说：“这个会计岗这次你就不要争啦!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安排其它岗位。”就这么一句话，然后就把电话撂了。徐占海乖乖地缴械，自动退出竞选。 第二天一早，五十八村所属的五个自然村村头的大喇叭都同时传出一个声音：“全体村民注意啦！全体村民注意啦！有重要事情通知，村会计岗位竞选只剩下任武一人，徐占海已经退出……”村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对刘闯的顺从，虽然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人选就剩下那一个，不选他选谁？” 掌握和控制了村级政权之后，刘闯做起什么事情来根本不用直接出面，但却得心应手。有时，他看好了哪片土地、草原或林地需要圈下来，个别村干部不识时务，违背刘闯的意愿，刘闯也不用说什么，他手下的几个打手一露面，对方也就知道那是隐形的刘闯到了。有一些工程由于县里或市里有人插手，乡里或村里控制不了，刘闯就会以群众的名义组织上访，逼迫有关部门放弃工程竞争。只要他一声令下，说各村每村给我出十个人去县里上访，各村就会有社长或村委带队，参加上访队伍。每村不落，10人整整齐齐。一个浩浩荡荡的上访队伍把县委县、县政府大门一堵，最后的结果大多数是责令有关单位抓紧退出，不要与‘农民’争利。 2019年，也该刘闯流年不利，为了枪工程，刘闯又使出以往的“杀手锏”——以闹取利，没想到这次搞错了对象，带队伍截了新任县委书记的车，恰巧，又正赶上全国“扫黑除恶”，他就撞到了枪口上。县里越过乡里，直接对刘闯团伙进行了立案调查。如果还依靠乡里上报，刘闯至今也可能会安然无恙。案子一立，刘闯黑恶势力很快就被一网打尽。随着刘闯的落网，乡党委书记、副书记、乡长、派出所所长、政委以及全乡80多名村级干部和骨干都成了同案犯，尾随而去。
三
“山高皇帝远”是指旧时代远离朝廷的地方官吏，依仗“王法”的鞭长莫及，独霸一隅自己当起了作威作福的“土皇帝”。中国社会虽然已经运行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纪，但农村的个别干部还是满脑子旧时代的“土皇帝”思想，如一道道黑暗的墙，把底层百姓与党和国家的阳光隔绝开来。对种种的贪婪、自私、霸道的行径，农民们失望、怨恨已久，就盼望着有幸“摊上”一个好干部，能关心百姓的疾苦，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而不是整天变着法儿地算计和盘剥百姓。 八月的一天，李大伟和村委会主任去贫困户曹猛家走访探望。曹猛几年前患上了脑血栓，留下了后遗症。平时他一直呆在家里，很少出去活动。那几天，因为有一笔困难补助没有领到手，正在心里怄气，见李大伟和村长进门，情绪立即激动起来，不由分说分说就往外赶两个人，一边推推搡搡，一边愤怒地指着村主任大声嚷嚷：“不用你假惺惺地来看我。当初选你当村长，我现在都后悔了。你也不为我们老百姓办事，选你有啥用？”李大伟见状，马上安抚：“大叔，有话慢慢说，别生气，我们来不就是为了给你解决问题的嘛！”李大伟知道老曹心里有什么疙瘩，便坐下来和曹猛聊起来，一聊就聊了一个多小时。 原来，村里前段时间发放困难救助款，每户500元，发给了别人没有发给他，这让老曹很恼火。李大伟一边向老曹解释国家扶贫政策，没有给他这项补助的缘由，一边安慰他：“你的困难我们都清楚了。现在国家的政策好，只有你真困难，肯定会有一个渠道可以扶持。我回去研究一下，看你这种情况得通过哪个渠道解决。” 回来后，李大伟就曹猛的情况和村主任认真研究了一下，觉得可以申请民政部门临时救助款予以补助。他立即联系乡里的民政助理帮老曹申请救助，并帮他跑下相关的手续。很快，2150元的民政临时救助款发放到老曹手中。为此事，曹猛多次打电话给李大伟表示感谢，也给村主任打电话表示抱歉。 农村无大事，大部分老百姓也都不善于说些漂亮话，但只要当干部的心心念念地惦记着他们的事情，他们就会在内心给你戴上一朵大红花。2018年冬末的一个傍晚，李大伟从长岭县返回五十八村，路上，他看到一起惨烈的车祸，一辆大卡车与一辆同向行驶的农用车发生追尾事故。经常开车的人都知道，每到傍晚十分，一些农用车由于没有尾灯，也不开前边的大灯，灰蒙蒙的和土地的颜色差不多，不到附近很难发现它的存在。那天的那辆大卡车可能也是因为发现农用车之后刹车来不及了。大卡车侧翻，整个农用车和驾驶员都被大卡车碾成模糊的一团。李大伟看到了这个情景，马上就想到了五十八村的村民。 转眼就到了春耕时节，全村一两百台农用车在公路上穿梭往来，一旦哪一台车出了点儿什么事情可咋办？想到这里，他有点儿不敢往下想了。下一次他回长岭县城，便自掏腰包买了300多个四轮车“3M”反光贴，组织驻村工作队员赶在春耕前一周时间内对全村拖拉机统一进行粘贴，并反复嘱咐大家驾驶时要注意交通安全。一个小小的细节，李大伟和他的几个驻村队员并没有当成一回事。想到了，做完了，也就过去了；可在老百姓的心里，事情却没过去。“反光贴”已经贴过好一阵子了，村里还有人在反复提及这件事情，村民们都觉得能遇到一个为自己着想的干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李大伟和他的队员，也能从村民的目光和态度里感觉到几分亲切和尊敬。 五十八村五社的吴其新，是个小时候随父母从潍坊闯关东过来的山东老汉，脾气爽直、粗犷，说起话来嗓门很大，铆足了力气喊，讲起过去村子的事情以及自己的际遇，冷丁听起来就很像在控诉。 他首先说了一个“不过”。 “不过，现在村里的干部好多了，态度和蔼了不说，还真给村民办实事。过去的干部，一个个像‘丧门星’似的，板着脸，说话也不好好说，总是骂骂咧咧的。老百姓谁敢吱声啊？哪像现在呀，还扶贫。那时我欠了村里1500元合同款，就不由分说，把我家5口人的地没收了。”
从1985年开始，吴其新、吴其逊兄弟俩就尝试在五十八村进行人工种植木耳。由于初次尝试没有经验，木耳试种没有成功，当年投资的2万元血本无归。那时，农民手中的土地还要每年上缴农业税，村干部的工资也要从农民的手里出，学名叫“合同款”。每到年末，村里就要催缴这两项费用。吴家兄弟俩人加一起共欠村里的“合同款”3000多元钱。村里催过几次，两人也没拆借到钱来还村里的账。最后，村干部带了两个保安员来到吴其新家里来要这笔钱。村干部说了：“如果还不上钱，就得没收两家的承包地。”那还是第一轮土地承包期，吴其新家是5口人共2.65公顷地；吴其逊家4口人，也是2公顷多。本来种木耳就陪了钱，这点保命的地再没收，两家9口人怎么生活呀？ 当时，吴其新提出再缓交一年，等下年有钱再换钱。村干部回答：“不行，要交就现在交！否则就把你们的地收到村里，顶这笔债务，什么时候把钱交齐，什么时候再把地还你们。” “这也不合理呀！我们一共4公顷多地，包给别人一年也值1万块钱啊？你们凭啥收我的地呀？就是收地，我一年的租地钱也把债务抵清啦！要不，这地交给我们自己出租，等租来钱就还村里的欠款。” 村干部的回答仍然很坚决：“不行，要么今天还钱，要么收地。” 山东人性格急，倔强，一下子就觉得血往上涌，声音高了八度。两个腰别电棍的治保员见状，马上冲过来准备动手。 “算啦！”关键时刻吴其新还是软了下来：“我们老百姓的胳膊也拧不过你们的大腿，你们说咋办就咋办吧！” 事情过后，吴其新觉得心有不甘，想请一个律师和村里“打官司”。经过初步咨询，律师也认为这官司肯定能赢，欠钱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呀！农民的承包田是不能随便没收的。但律师一提到要让吴其新交1500元律师费，又把吴其新吓退了：“本来就欠了那么多债，再增加一千多，咋还啊？这官司真打赢了还好，如果打不赢又赔进去一大块，那不越陷越深？” 就这样，吴其新兄弟俩的地被村里一收就是七八年，直到2009年才“赎”回来。农民的胆小怕事和承受不起任何经济风险的脆弱，成就了某些村官的贪婪，致使农民的权益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无偿剥夺。 转眼，吴其新已经种了几十年木耳，虽然他一直没有因为种木耳发家致富，但作为一种技能或“营生”却被他一直坚持下来。他坚信，总有一天这项技术会给他带来回报的。他总结了这么多年种木耳的经历，给自己下了一个初步的结论——运气不是太好。这些年木耳种植的规模、产量几乎每年都在发生变化。说来奇怪，往往是产量好的时候价格不好；而市场价格好的时候，产量又上不来。 2016年之前，曾有几年种木耳的效益连续看好。这就刺激了吴其新的野心，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加大了贷款投资力度，扩大了产能，指望来一个“鹞子翻身”，一年致富。结果这一年，一向比较成全人的木耳，狠狠地坑害了他一把。由于那年的气候恶劣，20000袋木耳全“瞎”了，基本没有出产。吴家两兄弟最近一些年日子还算过得殷实，就这一下，双双坠入了贫困的泥淖。 李大伟来五十八村任书记的第二年，吴其新还在顶着压力操持旧业。木耳虽然产量还行，但由于自己的销售手段比较落后，很难卖上一个好价格。每年的收入，去掉一部分还债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贫困。李大伟在入户走访过程中发现吴家兄弟这两个特殊的贫困户，不缺技能，也不缺“志”，稍微往起带一带，帮助他们转变销售理念，打开销售渠道，只需要一年时间，债务问题也解决了，后续发展的问题也解决了。 2019年，就新一年的生产方向问题，李大伟特意去吴其新家一趟，鼓励他加大生产规模：“今年的木耳种植，搞多一些，别担心卖不出去，我来帮你弄，只要你能种出来，质量好，我保证你能赚到钱。”吴其新听了李大伟的劝告，当年把产能扩大到了26000袋。这个“宝”算是押上了，能否取得成功，其实李大伟心里也不是那么有把握，但事情只有往好的方向努力，才有可能出现好的效果。 这一年，李大伟就把吴其新当作了自己工作中的一个重点，关注着、鼓励着，想方设法扶持。他要让村民们看到吴其新的巨大变化，他要让村民们懂得，致富的路要自己花力气、花心血走出来。这一年，三天两天他就去吴其新家一趟，问问他有什么困难和情况。资金上缺了，他就帮助协调资金；技术上有了难题，他就去县里给联系技术人员。他自己能够亲自做的，有时间就帮助指导吴其新学习利用互联网销售自己的木耳。这个领域，本来自己也不是很熟悉，但他知道一个种植专业户，这个意识必须有，这一关必须过。为了引导吴其新，他“边学边卖”搞明白了一件事情传递给吴其新一件。什么网络销售、线上销售、利用朋友圈销售等互联网时代新的销售方式，一一介绍给了吴其新。同时，他也在边学边用，真的在自己的朋友圈和网上平台卖起了木耳。 以往，吴其新的木耳晒干后，用胶丝装起来堆在自己家的仓库里，等着外边来的小贩子到家里收购，一般每斤木耳基本就能卖到20元左右。经过李大伟的指点，他发现网上的木耳都是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价格不等，只要换一下方式，价格就能成倍增长。李大伟还告诉他，网上那些还是散货，如果自己能把木耳分一分类，质量特别好的装进包装盒里卖，至少能卖到上百元。慢慢地吴其新也开窍儿了，他打算下一年自己要打造一个小品牌，投点儿钱把木耳装到盒子里去卖。 2019年秋天，木耳大批上市，李大伟一边帮助吴其新在网上、自己的朋友圈和单位的工作群里为吴其新叫卖木耳，一边又请示了本单位领导，联系了本单位的工会和职工食堂，对五十八村开展了消费扶贫，为村民销售了一大批农产品，也包括吴其新家的木耳。这一年，从李大伟手里卖出去的木耳有700多斤，并且卖出去的价格都在每斤50元左右。年末吴其新算了一下账，一年仅木耳一项总收入就达到了4.5万元。 有一天，村里的一个干部对吴其新说：“扶贫验收完，李大伟就要走了，再没人帮你卖木耳啦，我看你咋办？” 是啊，咋办呢？吴其新像是被这突然的问题击中了要害，沉吟半晌想不出有力的回应。终于这句明显带有挑衅和挖苦意味的话，让吴其新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恼怒。半晌，才找到一句回怼的话“咋办？靠自己呗！靠你们能靠上啊？这么多年，你们啥时候帮我们卖过一斤木耳？” “帮你卖，你也不会说我们好。” “要想别人说好，得先自己做的好。李书记就是不帮我卖木耳，我也会说他好，因为我知道他是真心帮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