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Essay/zh/Chap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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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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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基础

(1. Grundlagen der Untersuchung)

Deutsches Original: 1. Grundlagen der Untersuchung

1. 研究基础

散文i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迎来了新的繁荣，然而在西方迄今几乎未获文学研究的关注。散文除具有一般的交际功能外，还在舆论形成中发挥着作用，正如民国初年社会政治局势被视作危机之时一样，它再次成为知识分子就当前社会政治议题展开讨论的重要媒介。ii犹如20世纪20年代现代文学方兴未艾之际，散文尤其借助报刊杂志的专栏再度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散文作为一种文体无疑比在西方文学中占据着更为核心的地位。自1980年以来，出现了专门刊载散文的期刊。iii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大量散文选集和个人散文集相继出版。

散文的根源植于文学传统（尤其是哲学论述、书信、随笔札记和游记iv）。然而，今天这种非正式的、以白话文写就的中国散文形式仅从20世纪才开始存在，它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的元素。

在阐明方法论基础之前，先简要勾勒本研究的步骤。本书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研究基础；第二部分概述现代散文的发展；第三部分通过统计分析筛选出待研究的散文家；第四部分介绍四位现代散文（1917—1949）的代表作家；第五部分概述当代散文（1949—1995）的发展；第六部分介绍当代中国散文的五位代表作家；第七部分总结研究成果。之后附有参考文献和索引。34篇散文译文以独立出版物的形式，以《二十世纪中国散文选译》为题于1998年出版。

第一部分首先从资料来源、问题提出、研究方法和目标等方面阐述研究基础。具体讨论：a）大部分为中文的资料来源；b）关于作者在政治参与型"主流"作家群体中所处地位的核心问题；c）融合西方与中国文学研究的折中性或综合性方法；d）本研究的目标。

1.1 资料来源、问题提出、研究方法与目标

1.1.1 资料来源

首先对本研究查阅的全部散文集进行了文献编目。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香港和美国的130余部散文集中1994—1996年间出版的31v部选集进行的统计分析——这些选集均为著者在所到访的德语、中文和英语地区可获取的vi——为本书选取的九位散文家vii奠定了基础，通过对他们的论述来代表性地展现散文的发展脉络。

共统计了31部散文选集中1462位散文家的5650篇散文，viii其中24部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ix4部来自香港和台湾，3部来自美国。对5000余篇散文按篇名和重印情况进行的统计分析，同时也是本书提及的1000余篇作品的出发点。在选取时注意将统计上重印频率最高的散文纳入其中。这1000余篇散文经过进一步筛选，其中200余篇在此以示例方式介绍其内容，部分进行了分析（参见九位散文家的相关章节）。从中选译了34篇散文。x

本书公开所采用的选取标准（接受统计：出版频率、获奖数量等），或——在每种情况下均明确说明——依据散文研究领域专家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亦经过批判性审视并在本研究的范围内尽可能加以验证。xi对中国专家所作选择的呈现并不意味着接受其各种选取标准，相反，本书在个别情况下会对选择进行批判性评论。本书还提供了解释方案，以说明不同地域来源的散文选集在选择特征上的差异（参见统计分析之后的第151页及以下）。

在分别详细介绍的每位作者的十至五十篇散文中，根据统计分析出现频率最高的散文得到优先考虑。其余散文的选取部分有据可循，部分也构成上述1000余篇散文的横截面。若将当前西方文学评论的实践作为参照，可以发现如今"独创性"或"创新性"已成为评判作品的决定性标准，xii因此本书以示例方式介绍可代表一类散文的个别作品，同时也避免重复。

以下将展示散文在中国如何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

1.1.2 散文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

散文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在民国时期由周作人xiii引入的。20世纪30年代，关于散文的理论探讨逐渐消退。在散文创作方面，随着内战、战争以及后来的毛泽东主义运动，xiv也进入了一个停滞期。直到1985年，李丰茂xv的散文分析才标志着这一文体作为研究对象的重新发现。自1986年以来，尤其是来自台湾的郑明娳xvi以其关于当代散文（1949年以来）理论的著作，参与推动了新的散文讨论。自1985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了散文专业辞典。xvii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参加的散文学术会议分别于1994年在苏州和1995年在广州举行。xviii尽管在美国至今尚无关于中国散文的专著，但中文领域的原始文献和二次文献似乎已达到临界量，使得在西方汉学界也有必要出版一部关于中国散文的专著。

在本研究开始时，自1980年以来已有十部专门论述这一文体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七部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三部来自台湾。xix然而，它们往往不过是按时间顺序汇编文本——大多不符合西方的学术要求，尤其是对文体的定义和发展脉络的梳理。

当代众多散文选集xx的选编往往也反映出不同来源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台湾）的不同意识形态立场，本书对此一一予以标明，并在统计概览中加以证实。xxi

在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和欧洲文学研究中，尚无关于中国散文的系统文学史论述。即便是那些在标题中号称提供全面文学概览的著作，有时也不包含或仅包含关于这一文体的不完整资料。xxii

1995年和1996年在美国出版了两部收录英译中国散文的选集。《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xxiii汇集了多种文体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大量散文，选取标准部分基于代表性，部分着眼于西方读者的兴趣。1996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1893—1945年文学论著》（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893-1945）xxiv则以有限的时间段和有限的主题——文学理论——为范围选取散文。编者Denton认为西方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被高估了，西方理论在中国未能奏效，因为它在那里缺乏原生的产生背景。注释显示出严重的粗疏（年代错误率异常之高），xxv缺少对鲁迅xxvi（1881—1936）为何被政党经典化的解释，而将鲁迅杂文译为"satirical essays"（见第505页）对于深入分析鲁迅的散文观也颇不实用。

1995年也出版了关于个别中国作家散文作品的德语研究（涉及Gaylord Leung [梁锡华]xxvii、王蒙xxviii，未出版的：刘再复xxix），以及关于作家群体的研究，如关于"新月派"xxx（Neumondschule）。xxxi这些个案研究表明，有必要进行一次综合性的概述——尤其以20世纪的散文作家为重点。

William H. Nienhauser Jr.xxxii以及独立于他的Tao Tao Sanders早已考虑过一项关于散文的全面研究（暂定题目：History of sanwen），但由于材料过于丰富及其他计划而未能实施。xxxiii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它产生于Martin关于中国当代散文的综合研究项目框架之中。

本研究也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尽管涉足的新领域广阔且材料丰富，仍尽可能地整理了材料，并加以评价和分析。其学术目标在于：对散文和散文家作出有据可循的选择，通过翻译、内容概要或文献记录来开掘原始文献，通过描述传记背景使其更易理解，将其纳入作者的整体创作中，批判性地呈现和审视既有评价。本研究旨在为未来散文领域的文学研究铺平道路。在此过程中，除了借鉴和评价来自西方和中文世界的现有研究成果外，还有意识地展示了部分原始文本，并在经过挑选的个案中加以分析。

1.1.3 目标

本研究之初确立了四个目标：1. 界定现代中国散文；2. 从散文这一特定视角重新审视文学史；3. 介绍中国散文的代表人物；4. 揭示散文接受中的地域差异。其实现方式如下：

1. 在研究开始时进行文学理论的反思和定义尝试，揭示中国和西方文学研究中无疑存在差异的文体重点，并由此加以区分。本书指出各种不同的定义，并提炼出一个作为工作基础的最低共识。

2. 对以往散见于各种文学通史中的、部分流于表面的散文论述予以审核、汇总和深化。这种全新的、以散文文体为核心的审视方式，适应了散文在整个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变化的现实。

3. 首次在西方通过代表性选取的20世纪作者（作者肖像、作者主题及其影响、翻译文本示例）和一份内容丰富的、带有批注的参考文献目录（原始文献和二次文献）来介绍中国散文。同时，对现有的中文二次文献加以整理，使其适用于德语学术界，并使其背后不同的立场得以辨识。

在不采用布尔迪厄xxxiv术语的前提下，本书仍在有限范围内揭示了不同群体（如地域性群体）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将中文散文家纳入散文选集的程度各有不同。这些选集经常提出的代表性主张（按照布尔迪厄的理论）分配着文化权力，例如鲁迅在台湾长期被禁，或周作人在经历了50年代的社会排斥之后，在文化大革命后又较频繁地被接受。尽管并不主张布尔迪厄理论体系的严密一致性，但他的一些思考确实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4. 重构当代中国散文选集基于范式xxxv和利益xxxvi的选择标准。其成果对接受研究的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它们使得对散文选集的批评和文本示例的选择成为可能，有意识地以较为客观的标准（如代表性、独创性）与政治评价划清界限。中国选集编者的选择标准往往不被说明；即便偶尔提到"质量"作为标准，选择实际上仍多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

1.1.4 核心问题与论点

本研究有必要审视数百篇散文。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同一作者的散文彼此间极为相似。其原因当然在于散文所特有的表达作者个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在于叙述者"我"与写作者"我"的重合：散文不能从变换的视角来写，它始终是散文家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瞬间记录。因此，对散文的研究导向了对散文家的研究，这也是本书将个别散文家作为整体来论述的原因，对当代作家则涵盖其生平和创作直至20世纪90年代。

对散文家的研究始终直接集中于一个核心问题：中国文学至迟自1917年现代文学的开端或20世纪20年代末的政治化以来，便是"介入文学"，换言之是"倾向文学"。在这八十年间，文学在中国对社会及其政治表明了立场。由于文学不仅是改革的发起者，而且像其他任何国家都少有的那样，直接地、攸关生死地受到政治的支配——一篇被解读为批判体制的文本可能意味着死亡——因此，在阅读每位散文家及其每篇散文时，关于其在自主文学与介入文学之间定位的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对于介入文学，还需区分批判体制的文学和顺从体制的文学。本研究针对每位散文家都提出了这一问题。

在确定散文及其作者的立场时，大体上可以辨认出两个主要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介入文学的"主流"，这些文人——无论他们在何时属于哪一派——都表达了政治立场。第二个方向则是逆流而行的群体，他们有意识地不让自己的文学被政治化，而是捍卫艺术和个人的自由。

Müller-Funk在其教授资格论文中提出了关于西方随笔的核心论点，即随笔在其介入之处本质上具有反对性，xxxvii而本书对现代中国的散文则提出了如下论点：由于时势所迫，散文在那里大多是对"主流"的肯定。在现代中国，反对性特征较少明显地体现在那些罕见的真正异见者身上——他们无法不受干扰地从事创作，被迫沉默、"改造"、流放或消除——而更多地体现在一小群人身上，他们与政治表态保持距离，这种距离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表态，或者他们将批评隐藏在字里行间。然而正如本研究所示，恰恰是这一小群人在20世纪90年代比现代和当代的"主流"获得了更强烈的接受：不是肯定性的散文家如茅盾和郭沫若，而是明确反对文学政治化的作家如周作人、朱自清和巴金，位居散文家排行榜的前列。

在国际文学研究中，介入文学的美学和文学价值颇有争议，至少对意识形态或政治表态的义务是一种自我限制。即便如鲁迅这样公认的作家也未能承受接踵而至的政治事件的压力，最终投身于某种意识形态和时事政治，这使得一些人对其整个作品部分的超时代性产生了质疑。至少与独立作家的文学相比，他们的文学更难从作品本身来诠释：需要更多的时代历史背景解释。本研究也相应处理：首先从作品内部来考察和分析文本；但若有助于理解，也将其置于时代历史背景下加以呈现。

第二类作者——那些没有被倾向文学所裹挟的人——产生了不同的类型：周作人出于信念而不问政治，但绝非不爱国，他被迫与日本人合作，却因此被国民党xxxviii和毛泽东扣上了"汉奸"的罪名。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宣布："还有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周作人、张资平就是这类人。这就是汉奸文学艺术。"xxxix上述两位作家在1937年日军占领北京和上海后投靠了侵略者，周作人至少在名义上如此。由此，周作人的全部创作被贬低，他不得不以翻译家的身份度过余生。

沈从文xl（1903—1988）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搁笔。朱自清xli（1898—1948）则因其政治独立性，在台湾充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诗人鲁迅——后者在台湾被坚决排斥——的"替代"角色。最后还有冰心xlii（生于1900年），她出于一种和谐化的需要，对一切表示认同，尽可能局限于不涉争议的主题（儿童、母爱）。

对于那些散文创作重心在1949年之后的作者来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不再是是否愿意写介入文学的问题——不写政治性作品者从定义上说就不是作家——而是如何在这种荒诞的境遇中生存：昨天还有效的东西今天可能已经不再成立。试举两位作家为例：巴金xliii（1904—2005）在20世纪50年代初对自己民国时期的作品进行了自我审查，但此后渐渐恢复了勇气，直到他和王蒙因发表批评性言论而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打压"。在对"文化大革命"xliv的评价上——巴金曾在此期间出于政治原因在报纸上攻击一位同事——作家之间也呈现出差异：巴金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作品贯穿着毫不留情的反思，王蒙则以幽默方式处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流放经历，而冰心则完全否认其存在，她续写"文化大革命"前的作品，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在确定当代作家立场时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为了能够创作自己的作品而对政治作出了多少妥协。王蒙作为一位自由派作家，走的是一条尤为艰难的钢丝路：一方面他在作品中进行隐晦的批评，同时又表达对党的忠诚，以便担任文化部长——他于1986年至1989年六月事件期间担任此职。但即便在此之后，他仍勇敢地抵御了正统派的攻击，并在其关于《红楼梦》的散文中埋下了批判性的政治宣言。

汪曾祺（1920—1997）因支持江青的样板戏而被视为拥护体制的作家，但他转向了与冲突无关的历史题材（皇家教育、《水浒传》）或自然描写，并在1996年的采访中乐观表示，1989年六月事件的受害者将很快得到平反。

余光中则与国民党政权走得很近，他徒劳地期望被任命为台北政府尚待设立的文化部长一职：他以特别忠于路线的口号活跃于各种论战中，甚至不惜将自己的乡土文学同行"污蔑"为共产主义者。

贾平凹以其情色小说闻名，在散文中同样不受政治影响，其题材多取自农村。作为1950年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他在此可以代表这样一批年轻作家：他们无需与意识形态抗争，便可作为自由作家生活。王朔则揭示了这一自由的边界，他那时髦的犬儒主义在1997年受到了批评。

上述九位作者——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冰心、巴金、王蒙、汪曾祺、余光中和贾平凹——被选为现代和当代的代表人物进行研究。散文或散文家选择的代表性源自其在接受者眼中的重要性。从统计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各自类别（现代、当代、台湾当代、1949年后出生者）中名列前茅。本研究详细论述排名前25位的散文家，对其余作者的纳入则给出理由。

在确定个别作者的立场时还须考虑到，他们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因此，其立场需要根据时代环境多次重新界定。对于这一复杂任务，传记式的研究方法最为适宜：九位经统计证明具有代表性并在本研究中详加论述的作者，其散文创作被纳入各自的传记和社会政治背景之中。

此外，作者的立场只能相对地——即参照其他作者、流派和文学潮流——来确定，因此本书大量使用了交叉参引。同时也指出了"主流"政治取向的变化，如国民党与共产党联盟破裂后的左转，这在1930年将许多作者推向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xlv

根据个别散文的形式或内容对散文整体发展的重要程度，分析的重点会相应地放在这两个方面之一。本研究对形式和内容两者兼顾：依据有据可循的形式标准界定研究对象，根据形式和内容的变化追溯散文的发展，以内容和形式特征介绍个别散文家的作品并以具体例证加以论证。随后，对个别散文根据其接受频率和重要性加以论述和分析。

本研究以折中或综合的方式，运用著者认为最适合各个研究对象的方法，这些方法大多受到跨学科的影响。这种做法在文学研究领域已经确立。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方法尤其受到重视，汉学也被视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

在阐述了本研究的目标之后，下文将在基础论述的框架内更详细地介绍本研究所采用的折中或综合性方法——融合西方与中国文学研究——以及各领域的研究现状。

1.1.5 研究方法、研究现状

以共同的定义（参见第28页）作为文本的选择标准，这当然是文学研究的偶然专断，但也是其自由。这一前提使得比较成为可能，从而更好地评判相似的文本。此外，将文本置于作者的整体创作及其传记背景信息中，也有助于作出更准确的判断。

诚然，中国文学研究者对散文的定义部分比西方定义更为宽泛，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以诠释学为导向的西方文学研究工具xlvi能否完全适用于中国散文。需要指出的是，经验性的xlvii以及传记—历史取向的文学研究，乃至以诠释学为导向的文学研究，至少在东西方语文学的张力场中，比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民族文学研究享有更广泛的认可。因此，本研究选择了经验性和传记—历史的方法。为了展示诠释学取向的方法，还以范例方式解读了以下散文：巴金的"小狗包弟"xlviii（参见第428页及以下），鲁迅的"小品文的危机"xlix（参见第238页）和"风筝"l（参见第213页），以及朱自清的"背影"li（参见第307页）。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地的文学研究者对各作者的研究成果均予以批判性审视。在此过程中揭示了一种现象：无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在台湾，文学批评都以何种天真的方式，仅凭作者个人对文人"主流"政治观点或主导意识形态的态度，来对其全部散文创作进行评价。在涉及具有体制颠覆性lii的批判性国内政治弦外之音时，liii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至1987年）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文学研究有时收效甚微。因此，本研究也考虑了被当地文学研究所忽视的文本。liv

在社会主义国家，科学须为意识形态服务，研究成果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lv的方法获得。虽然在毛泽东时代曾倡导科学的统一化，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可零星看到按意识形态倾向评价作者的现象，郑明娳至今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散文研究者佘树森提出这一批评。lvi但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科学界和出版业日益增长的经济自主权，可以观察到学者个体化的趋势。

本书对理解中国散文的条件、可能性和局限进行了思考，揭示了西方读者因其有限的文化背景知识在阅读中国散文时遇到的困难——例如引经据典的钱钟书lvii（1910—1998）或大量引用的汪曾祺（1920—1997）。本书追溯了散文创作的各个方面。lviii

由于许多被收录的散文家在此是首次作为散文家加以研究，lix他们此前更多以小说家或诗人著称，因此在重新评价这些作者作为散文家时，读者先前对他们的印象仍然具有一定的决定性作用。lx以下将——在可能的范围内——兼顾接受美学、lxi接受史、lxii历史和地理距离的跨越lxiii以及不同的期待视野。lxiv lxv

带注释的参考文献目录遵循了Allischewski从文献学角度和Seifert在版本学专业期刊上所展示的范例文献目录。lxvi该方法与中国文学研究者为王蒙参考文献所采用的方法相结合并加以发展。

在将散文定义为世界文学的一种文体时（参见第……页及以下），除了大量中文资料来源lxvii外，从西方文学研究方面主要参考了以下两个来源：Bolz在一篇详细的百科词条中追溯了西方随笔的发展，Butrym则在其随笔选集的导论中发展了一套随笔理论。lxviii

在文学评价领域，Schulte-Sasse已证明"价值标准"始终是"历史形成的思维定式"，Kermode进一步阐发了历史与价值之间的这种关系。Kienecker则揭示了文学评价所依据的标准，如独创性和创新性。lxix

在散文定义和文学评价方面，还吸收了1994年苏州"中国当代散文国际学术研讨会"lxx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审阅该会议大多数论文手稿后发现，这些报告未达到北美或德国的国际研究水平：lxxi它们更多地表明，中国文学研究尚未超越其民族文学的视野lxxii——郑明娳lxxiii和黄维梁lxxiv的报告是例外。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lxxv对于查找关于中国散文的论文颇有助益。它是每月出版的检索工具，可用于查找最新的学术出版物。它提供精确的来源信息，但不含内容提示。文本按文体排列，可通过前面的文体索引或后面的作者索引进行检索。

另一部有用的参考工具书是1994年出版的、可在洪堡大学查阅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著内容提要集。lxxvi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倾向在当地散文选集的作者选择上有所反映。例如，前文化部长王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选集中出现的频率肯定高于、而鲁迅在台湾选集中出现的频率肯定低于其文学品质所应有的水平。同样出现频率过低的还有巴金，其最近主要从香港出版的原始文本甚至无法完整查阅。因意识形态原因遭受最严重忽视的长期是周作人，他在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均因非文学原因而长期被视为"不存在之人"：这位娶了一位日本妻子的作家曾被迫在名义上与日本占领者合作，为此先被国民党政府定罪入狱，后来获得特赦。如上所述，毛泽东在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lxxvii中将周作人的散文烙上了"汉奸文学"的标记。

在同一篇讲话中，毛泽东称赞鲁迅的散文创作堪为楷模。lxxviii1957年他评价道：

鲁迅后期的杂文最为深刻、最有说服力，而且没有片面性。lxxix

对鲁迅1930年至1934年间时事政治散文的评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意识形态原因高于西方（"创作高峰"对"缺乏创造力""无持久文学价值"）。在文学评价中基本未受意识形态影响的是政治上较为温和的冰心和看似不涉政治的朱自清的作品。贾平凹的散文因其时效性，汪曾祺的散文因其京剧更为知名，至今尚未被研究界充分关注。

对散文的解读涉及语言、内容和形式三个不可分割的方面，采取尽可能不带成见的作品内部分析方法。在适当且有望取得成果之处，将确定字面意义、反思所使用的文体/形式、诠释母题和意象世界、阐发可能的象征含义，或进行相互关联的结构与形式分析。尤其会考虑传记和接受史信息——如果可获得的话——以便在超越作品内部诠释的层面上促进对文本的理解。

在解读过程中同时采用归纳法——即从翻译的散文范例和阅读经验中提炼关于作者及其散文风格的论断——和演绎法——即从已知的关于某位作者文学的研究成果推导出关于其散文的结论，但在个别情况下会加以验证。

在本研究中，散文家主要以传记为线索按时间顺序lxxx加以介绍，各个时期创作的作品以内容概要的形式——部分附有分析和解读性说明——按时间顺序嵌入其中：传记信息对文献信息形成补充。在个别情况下，只有通过这种结合才能作出判断。例如，先描述周作人写作时所处的动荡年代，然后列举其散文中看似平庸的内容。周作人以此表达了他对文学功能化的抗议。各种关联在传记语境中得以阐明。

在介绍了研究方法之后，在论述研究基础的框架内还需简要讨论散文代表性的问题。

1.1.6 代表性主张

选取本书所收录的作家和散文的标准是代表性。由于代表性无法实证地加以衡量，因此以可通过散文选集和具有代表性主张的散文研究二次文献中的出版情况进行统计验证的接受度为依据。其中排除了专门针对某一主题的散文选集。lxxxi

本书指出了通过这一统计分析所获结果的相对性。所调查的31部选集中，有些仅涉及现代和当代，有些仅涉及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其比例经过选择，使得组成大致对应于所掌握的总体比例。lxxxii选集的数量由于与所考察时段内可获取的散文选集和散文概述著作的总数相对接近，也保证了较低的误差概率。lxxxiii统计分析的概览见第151页及以下。

通过国别作者排行榜和散文排行榜可以证实个别作者刊印频率的地域差异。本书对一些无疑也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地域特殊性逐一指出。但由于这里所依据的不是选择的代表性，而是当前接受度的代表性——即1994年至1996年实际存在于读物供给中的散文家和散文——因此散文选集编者选择的主观性又只起到很小的作用。

此外还可以考虑那些主题明确的散文选集，lxxxiv但此处未予采纳，因为它们不具有代表性主张。同样，散文选集的印数lxxxv也可以纳入统计分析。印数在已知的情况下已在文献记录中注明。此外，还可以考虑实际售出的册数、家庭中实际拥有的册数（包括从图书馆借阅的）以及实际被阅读的散文篇数。然而，这种工作量在本研究的框架内既无法承担，这样一种方法对于本课题也不合适。lxxxvi而且，在审阅了几部散文选集之后，一份明确的排行榜便已显现，随着分析的推进，这份排行榜越来越清晰，即便仅调查现有散文选集的一半也能得出类似的结果。

在阐述了资料来源、研究方法和研究现状等基本要素之后，下文将把中国散文（sanwen）/随笔（suibi）/小品（xiaopin）定义为国际"随笔"（Essay）文体的组成部分。

1.2 定义：中国散文属于世界文学中的随笔（Essay）文体

以下将简要复述并批判性地考察来自中国综合性辞典《辞海》、lxxxvii《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lxxxviii《中国散文辞典》lxxxix的定义，并参考日本大型辞典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xc《中文大辞典》xci和《汉语大词典》xcii中的定义：

《汉语大词典》xciii指出了散文的古典附义，如"文采焕发"（光辉灿烂的文学才华）。在主要义项上，散文与韵文和骈文相区分。但实际上只解释了广义的散文，即"非虚构散文"。在某些时代，甚至虚构文本也被归入这一概念之下。散文即是既非虚构小说、亦非诗歌或戏剧的文学。文中列举了三种散文形式：杂文、小品文和随笔。

《中文大辞典》xciv和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xcv通过与韵文和骈文的区分以及列举若干散文形式来阐释这一文体的含义。最后还引用了明末和清代的两则用例，以说明当时的含义。

对上述三个定义可以提出批评：它们既未指出散文广义与狭义之间的区别，也未触及散文的本质。它们仅仅提供了一个否定性定义。

王斌比其他学者更清楚地区分了散文概念的广义、狭义和定义。xcvi

《辞海》称：散文是一种文学体裁，自六朝（222—589年）以来通过与韵文和骈文的区别而发展形成。后来该概念扩展至诗歌以外的一切文本。今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包括杂文、小品、随笔、报告文学。狭义是指以作者视角描写生活并表达自身情感的散文。散文可以具有以下属性：抒情、记述、理论和杂文。xcvii

这一定义虽然简短，但抓住了散文广义与狭义之别等要点。由于篇幅所限，未包含作者的角色（第一人称叙述者）、散文的发展历程和更多的散文形式。然而，要深入研究散文，这些内容是必不可少的。

《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xcviii在"散文"条目下没有词条，但有一篇关于"Prose"（散文）的文章，本研究予以参考。《东亚文学辞典》xcix将"散文"归为非虚构散文（实为广义散文），而将"杂文"归为Essay，颇为非常规。据此，鲁迅被视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奠基人。该辞典也仅列举了少数散文形式：Essay、小品文、速写和文学报告。《中国手册》c对中国散文的定义和发展作了详细论述，但未提供散文的定义，只是认为散文属于"高雅文体"，但"难以明确定义"。ci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cii提供了如下定义：散文在古典和当代有不同含义。在古典时期，它指那些以不受约束区别于韵文和骈文的文本，如经（经典注疏）、传（传记）、史（史书）和书（书信）。散文从应用文ciii和学术论著发展而来，至今仍与这两个领域保持着联系。周代已出现史书散文和名人散文。东汉以后出现了书（书信）、记（笔记）、碑（碑铭）、铭（铭文）、论（论说）和序（序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散文得益于其他文体的衰落而蓬勃发展。在唐、宋、明、清各朝，又出现了更多散文形式，包括山水记（游记）、寓言、传记和杂文。姚鼐（1732—1815）在其重要著作《古文辞类纂》civ（1820年）中将古典散文分为十三类，相当全面地涵盖了各种亚文体。在现代文学中，散文与诗歌、虚构散文和戏剧并列，构成第四种文类。散文可分为叙事、抒情和议论三种。从叙事散文中发展出了作为独立文体的报告文学，从理论性散文中发展出了杂文。从叙事性和理论性散文中产生了狭义的散文小品。

该辞典条目接着进行界定、列举更多散文形式并采纳了鲁迅的广义散文观。cv

这一较为详细的定义提出了散文源于应用文和学术论著的论点，但实际上最古老的散文形式是[经过整理后发表的]书信。对散文在各朝代中的发展叙述过于粗疏，与"其他文体衰落"之间的因果关系值得商榷，将姚鼐选集中的文本称为"散文"也与"非韵文"的出发定义相矛盾。以抒情散文作为分界点来区分广义和狭义的做法与事实不符：抒情散文也属于狭义散文。尽管进行了详细的界定、列举了散文形式并把握了散文自由的本质，但论证显得缺乏深度。该条目的事实内容本可以用一半的篇幅来容纳。作为专业辞典中的条目，其水准偏低。

《中国散文辞典》cvi中说：

散文。大的文学体裁。在古典和当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在中国古典时期，最初按照音韵强调的程度、对称的韵文和所有以简朴散文体写成的文章来区分。随着文学自身的发展，散文的含义也不断变化，后来除诗、词、赋以外的一切作品都被归入散文。现代散文是与非虚构散文、诗歌、戏剧并列的一种文学类型。其特征是：题材多样，结构自由灵活，表现手法多样，篇幅有限，不要求完整的情节，语言不受拘束，可以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既要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加以描写，又要对其进行适当的艺术加工。因为散文能够贴切而迅速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体验和问题，直接表达作者的认识和感受，所以也被称为"文学的轻骑兵"。其三个亚类是议论性散文、抒情性散文和叙事性散文。其形式丰富多样，如杂感、短评、小品、随笔、速写、游记、书信、日记、报告（报告文学）、通讯、特写、回忆录等。cvii

这一散文定义提供了更多的散文形式、对散文本质的精确描述和一份写作指南。"轻骑兵"的形象联想则显得多余。即便在这一详细的定义中，仍缺少以下几点：散文广义与狭义的区分、与虚构文学的明确界限、散文的封闭性特征、对个性的强烈强调、思想进程的联想性特征、作者与所描写对象之间的一定距离以及驾驭素材所需的从容。

所有这些散文定义都表明，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文学研究散文定义，cviii本书从对上述散文定义的批评以及对大量古今散文文本的背景知识中推导出这一定义（参见1998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散文选译》）：

此处暂且不论散文概念的起源和散文形式的列举，因为它们将在下文详细阐述。

"Essay"（中文：散文cix）是对较短的、自成一体的非虚构cx散文文本的文体称谓，在这类文本中，作者试图从主观的cxi第一人称视角，以联想的方式从多个侧面，不作为应用文，而是以通俗易懂但具有艺术性或学识深度的形式传达对某一对象或问题的个人见解，其中对素材的驾驭游刃有余，主题被置于宏观关联中审视，甚至可以幽默地加以呈现。形式和内容的自由是其本质特征。

这一定义在要点上与西方文学理论辞典中对"Essay"的定义相吻合。cxii因此，散文被视为世界文学中"Essay"文体的组成部分。

按照这一理解，cxiii报告文学cxiv等文体即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往往以真实素材为基础，运用艺术自由进行写实但虚构的加工。同样，诗歌（如散文诗）也不能算作散文，因为它们不是散文文本，但抒情散文则被涵盖在内。不属于该文体的还有日记摘录和书信，cxv只要它们仍是应用文，未被改写成散文（文学书信、文学日记）。由于散文在内容上的自由性和世界范围内相似的主题（日常生活、哲学等），仅以形式定义即为充分。广义的非虚构散文（散文的更宽泛含义）包含狭义散文和应用文（报刊文章、使用说明书、书信、序言等）。

现有散文的范式，尤其是自人们意识到它是一种文体以来，无疑也归纳性地影响了此后的散文创作。然而，形式和内容的自由要素恰恰保证了并非每篇散文都在所有方面符合定义。

界定一种文体并将其应用于文学史的一个原因在于，这种改变了的、限定性的视角能够提供新的发现，并更清晰地呈现那些在传统考察中——如在诗歌和虚构散文之间——未能如此深入阐述的内容。

将散文限定为Essay、从而视为世界文学的一种文体——在各国文学中有不同的实现形式——这一做法必须加以论证：

概念作为语言的表达手段：1. 在共时层面因主体而异地被理解；2. 在历时层面经历含义变迁。科学的精确性要求对含义加以限定，即对本性上原本不精确的概念进行定义。任何概念都可以通过一个虽然是任意的、但清晰的定义成为文学研究的工具。即使这样做不能总是顾及词源学等其他学科的要求，但目的（文学研究的精确性）在此证明了手段（对原本较不精确的概念进行含义限定）的正当性。本研究中取得的许多成果只有通过运用这一手段才能以这种形式获得。在文学研究中经常不加质疑地等同起来的"长篇小说"与Roman、"中篇小说"与Novelle以及"短篇小说"与Kurzgeschichte之间的相似性远不如此。

将中国散文纳入世界文学"Essay"文体，使得以国际文学研究方法来考察中国当代散文、并按国际文学研究评价标准来评判它成为可能。

起初，西方和中国的两种散文传统各自独立发展。1907年，通过西方随笔被翻译成中文，两种散文形式首次相遇：Washington Irving曾以The Sketch Book为题，汇集了仿照18世纪英国随笔家风格的短篇随笔。林纾cxvi以《拊掌录》为题出版了其译本。cxvii1911年出版了附有中文注释的Addison和Steele随笔选集。cxviii直到"五四运动"cxix之后，才有50余卷英国随笔在中国被注释、翻译和批注。cxx

后来，中国散文在西方也逐渐为人所知，尤其是散文家林语堂cxxi（1895—1976）和鲁迅的作品。由于下文将进一步阐述的原因，中国散文经历了一场嬗变，使其在形式、内容和受众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随笔趋于一致。由于文学的可及性和全球性接受以及图书市场的开放，从此可以说存在一种统一的随笔文体。地域差异——如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此后日益消失。

按照今天的理解，现代散文以"经验"和"实验"两个基本要素为特征。cxxii散文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标志是"客观与主观、'史诗性'与'抒情性'的辩证结合"。cxxiii散文与新闻随笔的区别在于其精神和文学水准以及对超越时代的认识的追求；与追求客观性的学术论著的区别在于其主观性。

散文中的"我"是一个纯粹的叙述性"我"，不像虚构文学中的被叙述的"我"那样拥有镜像，例外情况是叙述者"我"与被叙述"我"之间的时间差，如日记、回忆录等。cxxiv抒情诗的间接语言既能通过其可诠释性来遮蔽抒情的"我"，cxxv也能通过其特殊的手段——如意象、母题和隐喻——比散文语言的简朴手段更为鲜明地刻画抒情的"我"。在每种文体中，"我"都是真实性的保证，尽管散文属于艺术散文，因此真实的书信经过文学加工后改写为散文形式的"书信"会损失其真实性。散文家有意识地传达其"我"的形象，这将所叙述的真实限定为主观真实，也隐含着有意歪曲真实的危险。

散文与以第三人称视角写成的非虚构散文文本的区别，主要在于作者将自身经验传达给读者的直接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主观）真实性。散文与使用说明书和报刊文章等应用文的区别尤其在于其文学水准、高雅的叙述者姿态以及借助"尝试"间接接近主题的方式。散文与学术论著的主要区别在于其缺乏精确性和可验证性：当一位学者就同一主题分别撰写一篇论著和一篇散文时，后者仅从形式上就以缺少引文出处和其他注释为显著特征。正如修辞学中所知，散文中有时也援引权威作为论据。

按照西方和中国的理解，文学中的文学类型、文体和亚文体可归纳为如下概览：cxxvi

领域

文学

三种西方类型

叙事文学（Epik）

抒情文学（Lyrik）

戏剧文学（Dramatik）

四种西方（亚）类型 = 四种中国类型

非虚构散文

虚构文学

文体

具有文学水准的文本（如散文、短评）

实用文本（新闻报道、说明文、学术论著等）

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传说、传奇、神话、童话等

诗歌、叙事诗

悲剧、喜剧、悲喜剧等

亚文体

散文形式：哲理散文、文学书信、散文式序言等

这一概览也符合王斌cxxvii的分类精神，王斌进而将散文细分为小品（自由随笔）、杂感（混合感想）、随笔（松散随笔）和通讯（报道）。cxxviii

当今中国文学中将文学分为四类的做法，与追溯到歌德等人的cxxix西方三分法并无本质差异：散文sanwen（非虚构散文，cxxx另一含义：随笔Essay）、戏剧xiju（Drama）、小说xiaoshuocxxxi（虚构散文，另一含义：短篇小说）、诗歌shige（抒情诗，另一含义：诗）。cxxxii本研究中的散文仅取其狭义的文体名称（Essay），而非其广义的文学类型名称（非虚构散文）。

在西方文学研究内部，Essay这一概念并不完全统一：在德语中，学术论著不能被称为Essay，但在英语中却可以。cxxxiii本研究中的散文仅取其狭义理解。

在思想展开方面，散文的特征是对所论述的对象或概念进行环绕式探讨：对象不是直接描述，而是通过例证和隐喻加以迂回描写，使其同样被精准呈现。当然也有例外，如小品文中有意为之的题外话（"从一根小棍扯到另一根小棍"），或者作为鲁迅晚期散文中的一种修辞手段。散文式的论述往往是辩证的，但由于全知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却缺乏对话的交流和动态。散文以非纯粹科学的方式接近主题的能力，赋予了它跨越学科的效力："散文是过度专业化者的通用语。"cxxxiv然而这同时也蕴含着一种危险：许多学者认为散文允许将对客观对象的主观描述隐藏其中，从而可以忽略文献记录。cxxxv

写散文需要一个契机："每篇散文都以隐形的字母在标题旁书写着：借此机会……"cxxxvi由此产生了散文陈述受其触发因素制约的问题：散文是他律触发的，但自律成型的。cxxxvii

散文在文学理论和文学评价中至今未能找到与之相称的位置，一如通俗文学：散文被阅读的频率与戏剧、诗歌和短篇小说相当，甚至更高。在西方的文学教学课本中，散文相比中国课本更加被边缘化，甚至完全缺席。cxxxviii

这同样适用于文学理论著作。针对台湾文学所提出的批评——即散文这一完整文体尚未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cxxxix可以推广到整个华语文学。尽管中国今天创作的散文数量与短篇小说、诗歌和报告文学相当，但散文在国际上获得的关注在这四种文体中最少。cxl Nienhauser甚至进一步认为，整个散文亚文体由于负面联想（如prosaic一词的平淡含义）而在西方研究中被忽视。cxli

在将中国散文作为阐释研究基础的组成部分而被界定为国际散文文体的一部分之后，接下来还应阐明常以情感为主的中国散文与注重形式的西方散文之间的特殊差异。

1.3　中国散文与西方散文的界定

比较中文和德文地区的散文理解，德语中形式似乎是重要的区分标准，而在中文中，内容相近的文本也可被纳入其中，即使它突破了形式的框架。郑明娳所列的"未经加工的日记"或"未经加工的书信"等亚文体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在德语中被归入个人使用的（非虚构）散文文本，只有在被加工为散文形式后（郑明娳："日记体散文"和"书信体散文"），才属于散文文体。这种倾向于更宽泛的散文理解直接源于散文sanwen在中文中的另一含义："非虚构散文"。在这一更广义的含义中，实用文本也被包含在内——但本研究仅涉及狭义的散文（Essay）。

由于远东与西方文化圈之间交流甚少而形成的独立文化标准传统，差异自然继续存在。（无意识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观从不会将当代中国散文列入顶级文学之列，仅仅因为其频繁的意识形态内容和风格特征如重复、谚语以及用类似表述再次表达同一事实的习惯。鲁迅早期那些意识形态上独立且更受西方影响的散文更符合这一理解。作为中国散文的另一特征，上海文学评论家李子云自1970年代末以来观察到悼念散文的复兴，这一传统可追溯到经典作家韩愈（768—824）cxlii和袁枚（1716—1798）cxliii。cxliv

中国文学研究者偶尔将散文sanwen理解为不仅限于Essay，还包括报告文学或未经加工的实用文本，这种倾向归因于未能精确区分该概念的狭义和广义。

《德国当代文学实用辞典》cxlv和《文学术语辞典》中关于散文的条目，在阿多诺的意义上仅涉及阐释性散文，cxlvi而未涉及教谕性散文。后者因中国文学更强的社会政治参与倾向cxlvii而在中国更为普遍。

对西方和中国散文形式的比较表明，尽管如此，由于中西散文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共同点，仍应将其视为一种国际性文体。地区差异小于诗歌、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被视为国际性文体的成熟文体。

从形式和内容角度比较中国文学研究者（此处为刘锡庆cxlix 1989年cl和1994年cli）、台湾文学研究者（此处为郑明娳clii 1987年cliii）的散文形式分类，cxlviii与散文家（此处为王蒙的作品集1981.2cliv和1993clv）、散文期刊（此处为《散文月刊》）和工具书（此处为《中国散文辞典》clvi）的分类对比，可以发现：中国文学研究中虽然普遍使用散文sanwen这一文体概念，但其亚文体的定义尚未明确。

散文（Essay）这一文体的中文名称自1930年代起在华语地区以几乎完全对应的散文sanwen来表示。clvii最初使用的小品xiaopin一词（此处取Essay之义，周作人用以区别于带有一定倾向性的杂文zawen，意为自由随笔）如今已很少作为当代中国散文的对等词使用，它在台湾的书名中比在中国大陆的书名中出现得稍多一些。clviii

大量的分类导致散文sanwen的语义场进一步分化。这一点可以通过展示当代散文的概念场（与西方散文相比较）来最清楚地说明：

国际文学

分类层面

西方文学

中国文学

文学类型

叙事文学（Epik）

叙事文学 xushi wenxue

亚类型

散文（Prosa）

无韵文 wu yunwen / 散文 sanwen

文体

散文（Essay）

散文 sanwen（较少用小品 xiaopin）

从以下概览可以看出不同作者或学者对散文及其各亚文体分类的理解差异：

中国亚文体

中国特有类别

中国混合形式

刘锡庆1989年clix的亚文体分类（形式区分）

美文 meiwen（优美散文）、纯文学散文 chun wenxue sanwen（纯文学性散文）和抒情散文 shuqing sanwen（感情浓郁的散文）。亚文体：速写、游记、随感、回忆录、传记、书信、序言、跋等

亚文体：新闻报道、报告文学、散文文本、日记clx

刘锡庆1994年clxi的亚文体分类（形式区分）

议论散文 yilun sanwen（议论性散文，延伸至杂文 zawen（杂感散文）和随笔 suibi（随意散文））

抒情散文 shuqing sanwen（感情浓郁的散文，延伸至散文诗 sanwen shi（散文诗））

叙事散文 xushi sanwen（纪实散文，延伸至报告文学 baogao wenxue（报告文学））

散文诗 sanwen shi（散文诗）

王蒙1981.2年clxii的亚文体分类

（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区分）

创作谈 chuangzuo tan（论创作）、理论 lilun（理论）、文艺杂谈 wenyi zatan（文艺杂论）、短篇小说谈 duanpian xiaoshuo tan（论短篇小说）、作品谈 zuopin tan（论作品）

王蒙1993年clxiii的亚文体分类

（形式区分）

杂文 zawen（杂感散文）、代言 daiyan（代序）、序 xu（序言）、综论 zonglun（综述）、书评 shuping（书评）

访谈被归入综论 zonglun（综述）、文艺杂谈 wenyi zatan（文艺杂论）或自述 zishu（自传性文字）

报告文学 baogao wenxue（报告文学，收入散文选集）

散文诗 sanwen shi（散文诗）

王蒙1993年clxiv的亚文体分类

（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区分）

文艺杂谈 wenyi zatan（文艺杂论）、作家作品谈 zuojia zuopin tan（论作家与作品）、创作谈 chuangzuo tan（论创作）、贺词 heci（贺辞）、自述 zishu（自传性文字）、欲读书结 yu dushu jie（读书之果实）clxv

《散文月刊》Sanwen yuekan（散文月刊）的亚文体分类

（形式区分）

闲谈、阐释性散文、理论性散文（论散文之散文）、自由散文

教谕性散文、散文诗

《散文月刊》Sanwen yuekan（散文月刊）的亚文体分类

（内容与形式或原创性区分）

自然感悟、台湾散文、港澳散文、外国散文、爱情散文、世界与向往、回忆录、拖鞋的足迹、无名作者散文

《中国散文辞典》clxvi的亚文体分类（形式区分）

议论性散文 yilunxing sanwen（议论性散文）、抒情性散文 shuqingxing sanwen（感情浓郁的散文）和叙事性散文 xushixing sanwen（叙事性散文）

《中国散文辞典》clxvii的亚文体分类（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区分）

杂感 zagan（杂感）、短评 duanping（短评）、小品 xiaopin（自由散文）、随笔 suibi（随意散文）、速写 suxie（文学速写）、游记 youji（游记）、书信 shuxin（书信）、回忆录 huiyilu（回忆录）

报告 baogao（报告）、通讯 tongxun（报道）、特写 texie（特写）、日记 riji（日记）clxviii

郑明娳clxix的亚文体分类（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区分，部分按形式划分）

情趣小品 qingqu xiaopin（怡情散文）：人情小品 renqing xiaopin（论人情世故之散文）、物趣小品 wuqu xiaopin（论物之散文）

哲理小品 zheli xiaopin（哲理伦理散文）：直接式说理 zhijie shi shuoli（直接陈述/宣传）、抒情式说理 shuqingshi shuoli（感性陈述）、叙事式说理 xushishi shuoli（叙事性陈述）

杂文 zawen（杂感散文）：社会批评 shehui piping（社会批评）、人生杂谈 rensheng zatan（人生杂论）

特殊结构的类型 teshu jiegou de leixing（特殊结构的亚文体）：日记 riji（日记）：日记体散文 riji ti sanwen（日记体散文）；书信 shuxin（书信）：书信体散文 shuxin ti sanwen（书信体散文）；序跋 xuba（序与跋）：自序跋 zixuba（作者自序跋）、他序跋 taxuba（他人序跋）、代序跋 daixuba（代序跋）；游记 youji（游记）：景观式游记 jingguan shi youji（风光游记）、人文式游记 renwenshi youji（人文游记）

传知散文 chuanzhi sanwen（传知散文）：人文知识 renwen zhishi（人文知识）、社会科学 shehui kexue（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ziran kexue（自然科学）

传记文学 zhuanji wenxue（传记文学）：自传 zizhuan（自传）、他传 tazhuan（他传）

（特殊结构的亚文体）：日记 riji（日记）：原始性日记 yuanshixing riji（未经加工的日记）；书信 shuxin（书信）：原始性书信 yuanshixing shuxin（未经加工的书信）；报道文学 baodao wenxue（报道文学）：经验式报道文学 jingyanshi baodao wenxue（经验报道文学）、考证式报道文学 kaozhengshi baodao wenxue（考证报道文学）

需要指出的是：在寻找中国散文的本土渊源时犯了以下错误：孔子被视为最古老的散文家，其《论语》被视为最古老的散文，而《尚书》被视为最古老的散文集。

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可能是：1. 中国有一种传统，只承认过去已经存在的事物。2. 孔子之所以被称为"第一位散文家"，其《论语》被称为"最早的散文"，是因为大量中国古典文学（经典著作）和现代文学理论通过回溯孔子来为自身正名。

1.3.2.2 反思

在寻找自身散文传统时确实有所发现，而后续的散文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种意识的塑造，即身为韩愈或欧阳修（1007-1072）的后继者而写作。因此，这里同样回顾中国散文的历史发展。同样，蒙田也曾站在普鲁塔克等人的传统之上，尽管文体意识直到他才形成。然而，不能说荀子哲学散文的传统以及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阐释性散文传统在今天的散文中得到了延续，最多也只是在一般文化背景知识的框架内，而与文体的传承无关。

没有人会想到将小说史的起点定在白话文引入文学之时，尽管今天形式的小说确实从那时起才出现。事实上，对口头文学前身以及宋代最早小说集的考察是非常有成果的。

中国大量的散文史著作显示了中国散文独立传统的自觉意识，同时忽视了西方散文有据可查的影响，这或许也受到面对据称居高临下的西方文化而持续追求解放意识以及民族主义的影响。汪曾祺在中国散文史内部，除了上述古典散文与现代散文之间的断裂外，还看到了现代散文与当代散文之间的断裂：他遗憾地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散文的民族传统没有在当代散文中得到继承和延续。1917年至1949年间的散文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仍能达到很高的印量，这说明现代散文依然留存在人们的意识之中。

1.3.2.3 散文的历史发展概览

以下列举了在文学研究中被视为散文的作品和文体。不同观点已尽可能在注释中标出。此外，作者对大部分所提及的作品基于自身阅读作出了判断，看其是否符合前述散文定义的形式标准。尤其因为缺乏白话文，现代散文的开端被认为始于白话引入文学之后。

西方语言中迄今尚无关于中国散文的历史概述，在现有的一般文学史中，散文被论及的程度远低于其在中国文学中应有的地位。

书信——散文的一种早期亚文体

书（书信）也属于散文这一文体，尽管其实用性质尚未能奠定一种散文传统。在《尚书》中有一篇文本，既可能是演说也可能是书信。若属后者，则它是现存最古老的书信。作者是周公（公元前11世纪），收信人是其弟召公，他在信中劝说召公保留其官职：

如今轮到我这个小子旦了。我仿佛漂流在大川之上。我当起身与你奭一同渡过。我这个小子仍然如同尚未居于高位[即执政者]时一样。请勿劝我[……]退位；没有鼓励，我将无法[……]成功。若有全德之老者不肯屈尊来帮助我们[即周朝]，便不会有吉祥之鸣鸟可闻；更何况我们怎能[……]成功呢。

尤其在公元4至5世纪围绕佛教的论争中，形成了一种书信传统，某些书信因此而闻名，以至于后来出现了以"仿……体之书"为题的书信。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有具有官方性质的书信和上疏（奏折）。汉代，书信作为独立文体确立了下来。最初它们是政治内容的媒介，后来公开信也越来越具有私人性质：在《文选》中可以找到讲述与家人分离、友谊、举荐、庇护和爱情的书信。王弘（379-432）首次撰写了一本书仪（书信规范）手册，但未流传下来。最著名的书信规范出自唐宋时期。书信作为其他文学体裁中的元素出现在唐传奇中，自20世纪以来也以书信体小说的形式出现。

散文的产生

中国散文在公元前5至3世纪"百家争鸣"中迎来了第一次繁荣，其特点是形象性、令人难忘、风格多样、笔迹各异、语言极度精练和经济。百家的哲学思想以各具风格的散文著作记录下来：墨子（约前468—前376）写作详细，有重复，但直截了当、深思熟虑，简短朴素并受口语影响，其大量的反问句令人联想到对话体的影响。孟子（前372—前289）精辟而形象，突兀而迅速，从日常生活中取喻，引用历史或传说中的轶事。庄子（约前350—前275）则在文中展现了巨大的想象力，在寓言的选择上也充满奇思，善用譬喻。

然而，中国散文（散文，散即松散的、不规则的、独立的风格，自由散文）的传统直到脱离对话或格言形式——如哲学性的《论语》中那样——才得以确立：荀子以其哲学论文提供了后来散文的原型。他的文章首次面向广大读者，对后来的散文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这些是哲学说理散文，其中一般性的论断不仅从经典例证中推导得出，而且首次也从个人的切身经验中得出。在这段文字中，荀子以挥手的描写展示了幽默感，但也显示了他对骈偶等传统文体形式的依附。在许多篇章中，荀子并不描述个人经历，而仅仅引用前人的例证。但在连续阅读多篇散文时，始终能感受到叙述者"我"的强烈个性，散文常以肯定式的套语收尾，如"此吾所立也"或"吾意如此"。

文学分类在散文作为独立文体的意识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学的分类

当人们着手对文学进行分类时，从古至今对二分法就存在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文（可供赏玩的文章）与笔（实用文章）之间的区分直到公元9世纪都比后来兴起的韵文（诗歌）与无韵文（散文）之间的区分更为重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们最初对虚构与真实之间的差异感受更深，因此这里以现代术语小说（虚构性作品）与散文（此处指：纪实性作品）来对称性地指称古典和前现代文本。事实上，对文学合理分类的看法在历史进程中似乎差异极大。华丽与朴素以及模仿与创新的文学风格阶段不知疲倦地、互补地交替出现，其中文学接受与文学批评发挥着调控功能。

然而，若将范围限定于较小的单位（此处指：文体），这些在功能上而非时间上加以界定的单位，可以首先在共时层面上相互区分，然后在历时层面上追踪其发展。以下将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观照下，对今天被归入"散文"这一文体的文本进行此种考察。

在汉代，文学达到了很大的规模，文体逐渐形成，最早的文学批评也应运而生。在经历了以内容为标准的各种分类初步尝试之后，汉末2至3世纪首次出现了不同的文体观念：曹丕（187—226）关于文体理论留下了致吴质的书信和《典论·论文》，他在其中批判性地审视了建安时期的文学并总结了各种文体的特征。曹丕首次赋予文学以独立价值，在此之前文学一直以其教化或政治价值来衡量。他区分了四种风格，每种风格各配两种文体。散文部分可在以下文体中找到：书（书信）和部分的论（论述），两者均归入理（严密的）风格；在个别情况下，归入实（真实的）风格的诔（悼辞）也可从内容上视为散文，如果将其视为哀悼散文的先驱的话。

陆机（261—301）在其简练的《文赋》中已列出了十种文体。其中可以找到诔（悼辞）作为哀悼散文的先驱，箴（劝诫）作为说理散文的先驱，论（论述）作为议论散文的先驱，以及说（论说）作为描写散文的先驱。然而，在赋予各文体的风格要求中，却无法涵盖具有个性化和轻松风格的真正散文。这部作品强调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梳理了创作过程中的各个步骤，并倡导想象力而非模仿。

钟嵘（469—518）的《诗品》对于文体分析贡献不大。它更多地发现了自然和社会作为艺术与文学的源泉。刘勰（约462—522）在《文心雕龙》前半部分从文学整体中列举了大量文体，并将它们追溯到各自的起源。作为散文的先驱，以下文体可以考虑——与《文赋》类似——：诸子（哲学著作）、论（论述）、说（论说）以及奏议、辩难和书信。当时出现了最早的文学总集，其中也收录了散文作品。

约526年，《文选》对现有的文体概念进行了系统化整理，将其精简为37种。其中35种不属于纯粹的抒情诗，但形式上如此严格，最多只有以下几种在内容上可视为后来散文某些亚文体的先驱：箴（劝诫）、论（论述）、诔（悼辞）——后来哀辞的先驱、哀（挽辞）、对问（答问）、设论（假设性论说）、赞（赞辞）——例如为肖像画作赞。在主观性或个体性的要求方面，真正只有书（书信）和序（序言）两种文体能够满足。以下分别引用各一段文字，首先是孔融致曹操荐举盛宪的书信结尾：

凡我在此所陈述的一切，曹操，你都已知晓。若我再次提及，只是因为我希望你能铭记那些故事背后的思想；因此，在这封信中我省去了进一步的阐述。

在《文选》所收石崇的"思归引序"中，则表达了大量的个性化色彩：

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及年五十，以事免官。年渐长而愈乐闲放；林薮之好，由来已久，遂退居河阳别业。[……]归来之日，或弄琴自娱，或披卷忘忧；又好服食养气，冀求不死，庶欲骋翔云际，齐驾仙游。

《文选》中其他大量不属于抒情诗而属于一种富有诗意、形式严格的散文的文体，按照本文开篇所作的散文定义并不在考虑之列，因为它们仅面向统治者，具有官方性质或属于实用文体。对于保留下来的文体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许多仅面向因其书写能力而享有特权的、人数极少的官僚阶层，在形式上仍受到强大规范力量的约束。

《文选》对文体概念的形成和散文文学地位的提升所具有的杰出意义，已由三位学者所证实：爱德华兹（Edwards）、海陶玮（Hightower）和康达维（Knechtges）。1984年，中国文学学者褚斌杰也出版了一部关于文体的专著，追踪了文体从古典到前现代时期的发展。

一种不依赖文体的文学批评见于司空图（837—908）的《二十四诗品》。其中提出了全工（完美的技艺）和全美（完美的审美）等标准，并赞扬那些兼擅多种文体的作者。

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姚鼐以第一部主要收录散文的选集《古文辞类纂》（1820年）及其13个实用的文体概念重新塑造了文学认知。在他的分类中，书（书信）和说（论说）合为一个文体。今天对散文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种散文文学地位提升的影响。

文体意识的形成

"笔记"这一文体名称最早由宋祁（998—1061）使用：《宋景文公笔记》，其中收录了私人历史笔记、轶事、通讯和随想。

关于"散文"一词的产生，《中国大百科全书》提及"六朝时期"，《辞海》笼统地提到古典或前现代中国，但均未给出具体出处。《中文大辞典》和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引用了明末或清代两处有说服力的出处。

一个更早的——可能是最早的——使用"散文"（此处指：形式自由的散文）概念的文献，见于罗大经（?—1248年后）的笔记《鹤林玉露》。他从形式上将散文与骈体文区分开来："散行排列"（以不规则的行列排列）。

作者在该书中找到了"散文"一词的首次出现（见前面缩印的图版），在此语境中，罗大经将这一术语用于与"诗"（抒情诗）这一文体相对立的意义上。罗大经似乎并非自创此词，其自然流畅的使用表明，这一术语在他生前已是一个固定的文学批评术语。***从此处起进一步检查索引

作为文体名称，"小品"最初是通用的称谓，如今该表述的使用频率低于"散文"，且在台湾地区更为常见。

散文这一文体意识在中国形成于清代，伴随着大量专收散文的选集问世（如吴楚材编《古文观止》，1695年出版），以及20世纪关于散文的历史专著的出现。本研究是西方语言中关于中国散文的第一部专著。

散文的发展

除荀子和其他个别文本外，以下著作也帮助创造了后来普遍使用的散文风格：

《左传》以叙事的笔法润饰了《春秋》中干巴巴按编年体排列的历史事实、战争和祭祀，其文风代表了文学上的进步。

在《韩非子》中，同名作者韩非（前280—前233）运用著名的传说和民间故事来阐释其哲学学说。他的文风犀利而执着。

还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前145—前86）及其史传散文集《史记》，该书大部分以传记形式写成。这些散文与《春秋》中干巴巴的罗列不同，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准。一篇突出的早期自传体散文典范见于第130篇，司马迁先以第三人称描述了其父和自己的生平：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

随后他转换为第一人称，袒露自己的情感：

嗟乎！余先人尝受此职，显功于唐虞之世，至周复典此务。司马氏世世代代掌天官之事。今此任在余，余其念哉！

在致任安（字：任少卿）的信中——该信由班固附于后记——司马迁为自己选择宫刑而非自杀进行了辩护，目的是完成《史记》。为使自己后来的行为显得合理，司马迁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这是典型散文风格的一份早期见证：

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

汉代文风严整，直到王朝末年，个性主义和审美意识才得以绽放，这在建安七子（建安时期，196—219年）和曹丕（187—226）的文学理论中可以看到。尽管曹丕偏好非政治性文学，但他在其论著《典论·论文》中评论文学作品时不以立场为标准。他只限于评判作品是否达到了预期意图，属于何种文体和风格。此外，他阐述了各位作者的个性特点和长处以及作品的时代背景。他呼吁在文学批评中要更加宽容和富有同理心。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种后来被称为抒情散文的文体。

晋朝（265—420）

鲁迅认为最早的散文见于晋朝（265—420）的"清言"（纯净的谈话），但"它们早已随王朝一起消逝了[……]"。鲁迅所说的"清言"指的是清谈，自汉末至4世纪末，人们以机敏精妙的方式品评人物。

六朝（222—589）

六朝时期，各种形式的散文大量涌现。一些学者认为这才是散文真正的开端：作为"相对简短的非虚构散文作品，作者在其中表达个人经历或观点"，其萌芽最早出现在这一时期。

散文的各个亚文体有不同的风格要求：书（书信）须以华丽而详尽的风格撰写。在自己或他人的序（序言）中融入个人经历，例如：王羲之（321—379）的"兰亭诗序"（兰亭[诗人雅集]诗作之序）和陶渊明/陶潜（365—427）的"桃花源记"。

此外还有跋（后记/跋文），另有传（传记）和说（论说），后者源于哲学论辩，后来常被用作政治说服的手段（亦称说（游说之辞））。

志（记录）这一文体最初仅为非个人化的史书编纂，但在六朝时期发展出以下两种典型的散文形式：日录（日记）和极具私人性质的笔记（随笔札记）。笔（手写批注）这一形式一直保留到9世纪，而笔记在唐宋时期再度繁荣，后来也被称为笔记散文——以随感式的笔记和评注为主，通常是私人史书编纂，作为官方史书的非正式对应物。由于它们——在其最初形式中——并非为公众而作，作者在其中理想地表达了最真实的自我。

唐（618—907）

唐代官职多由军事人员担任，从事较长篇幅写作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于是产生了短篇散文。这些散文又回到了以古文（古代散文风格）为范本的古典风格，但自公元750年起，散文这一文体以批判精神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韩愈（768—824）将这些散文视为先驱；自宋代起，它们也受到文学批评的关注。韩愈和柳宗元（773—819）这对组合"创作了塑造散文直至今日的作品"。他们要求文学更加自然、朴素和个性化，由此引发了一场运动，使古文风格的散文也成为其他文体的范式。这场运动反对当时文学中的矫饰，尤其是骈体文，而以汉代乃至更早时期的散文——特别是儒家经典著作——的内容和朴素形式为典范。

韩愈在其散文中对日常事物进行哲思，例如马的品质。在其散文"师说"中，韩愈阐述了教师这一制度。他传达了师生关系普遍性的见解，认为这不取决于年龄、地位、知识储备等。选择老师的唯一标准是其是否比学生更接近道，或者是否有更精深的专长。即使孔子也有三位老师，而他们未必比孔子更有智慧。

十七岁的李蟠精通古典文学，在六艺、经书和史籍方面非常博学。他不随俗流而拜我为师。因喜其能践行古道，遂为之作此《师说》。

在散文"圬者王承福传"中，韩愈描述了一位泥瓦匠的人生态度，此人努力将自己的手工劳动精益求精。他只为自己工作，却明白自己的劳动服务于他人，在社会中承担着一种功能。韩愈批评这种态度过于自利，但他承认这种观念对此人而言确有其合理性。

韩愈在其散文中的一个重要关切是遏制佛教在唐朝宫廷的影响。韩愈在追慕古道和文学理念上令人联想到T.S.艾略特。两人都在"为艺术而艺术"与文学功利化之间采取了中间立场。在风格上，韩愈和柳宗元通过吸纳口语元素，找到了一种新的、更具论辩性的散文形式。

鲁迅推崇唐代那些具有批判性和社会关怀的散文：

罗隐的《谗书》中几乎处处充满反抗和愤慨；皮日休和陆龟蒙自视为隐士，别人也这样称呼他们。然而在其文集《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里，他们绝未忘怀世事。他们的小品文是混沌污泥中的光辉与巅峰。

以诗人身份更为人知的李白（701—762）也写过散文。

在六朝时期，"文"尚指与官府实用文相对的散文。在唐代，它先是泛指散文，后来诗歌和散文兼指。这种等同体现在周敦颐（1017—1073）的名言中："文以载道"（文学[文]用以承载教义[道]）。尽管"文"也指行政领域的应用文学，但遵循"诗言志"（表达情感与志向）原则的诗歌反而被较低估价，或者"志"的含义被道德化地重新诠释。

鲁迅写道："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文却兴盛起来。"从唐末到1917年，散文未再有进一步的发展，只是其各种变体享有不同程度的流行。例如，古文散文从9世纪至清代越来越受欢迎。最为流行的古文选集可能是《古文观止》。散文在宋代也保持了唐代的高水平。

宋（960—1279）

宋代伴随着城市化带来了印刷业、文学活动和文学社团的繁荣。

在宋代，王安石、苏东坡和欧阳修进一步深化了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风格。后者尤以散文闻名，此外也创作了诗歌。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也影响了其他五位被列入唐宋八大家的宋代作家。所有这些作家都精通各种亚文体，这些亚文体在形式和内容上可以被视为散文，如书信、跋文、游记、日记等。

宋代还发展出了诗话（诗歌评论），因为对唐诗的接受推动了评论文化的兴盛。诗话直到1900年左右一直是一种流行的文体。它们不仅限于批评，还记述了文人雅集和诗歌谈论，穿插轶事，富有趣味性。

秦少章[即秦觏，11世纪]曾讲述：郭功甫经过杭州时，在卷轴上题了一首诗给东坡看。他先自己朗诵，声调感动了在场所有人。——朗诵完毕后，他问东坡："你给我这首诗打几分？"——苏东坡说："十分！"——秦觏闻之大喜，请求解释。——东坡说："朗诵七分，诗三分，加起来不正好十分么。"

宋代末期，"散文"这一文体概念首次被使用（参见第 页）。

在宋代和元代（1279—1368），章回小说中插入了散文段落，作者在其中描述个人思想或闲聊日常琐事，这也对散文的发展产生了影响。更晚得多的完善这一技巧的例子有沈复（1763—?）的《浮生六记》和刘鹗（1857—1909）的《老残游记》，叙述者在其中穿插散文式的解释说明，不过这些说明与情节相关：

"大家都说海上日出多么壮观。你们觉得今晚我们不睡觉去看这个景象怎么样？"——"既然你有此雅兴，"大家回答，"我们乐意奉陪。"秋季昼夜大致等长，但夜晚似乎更短，因为晨昏的雾气反射了光线，即使太阳尚未升至地平线之上。

明（1368—1644）

15和16世纪，以前七子和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古典主义）学派占据主导地位。前七子中的李梦阳在散文方面只认可汉秦之前的作品，这一主张被后七子中的王世贞（1526—1590）和李攀龙（1514—1570）等人继承。新作品必须模仿古人：文（散文）应效法秦汉之文，诗（诗歌）应效法唐诗。

就亚文体而言，明清时期被八股文所主导。

关于八股文，这里列举两篇研究论文：靖一度（Ching-yi Tu）从文学角度考察了科举散文，彼得·博尔（Peter K. Boll）则探讨了散文在科举制度中的意义，尤其是在唐宋时期。

第一篇八股文写于1386年。自1487年起，它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化散文。它以秦汉时期为范本，承续了宋代以经义（经典阐释）作为考试题目的传统。这是一种按照规定形式和长度撰写的阐释性文学论文，针对一段经典文本进行解读。考生得到一段数字之短的经典摘录，须以骈偶风格在八个修辞段落中加以阐释。这种形式数百年来影响了中国的散文创作。周作人也指出了八股文直至民国时期的影响。

八个修辞段落如下：首先在一两句引言中阐明主题的含义，且不得使用引文中的文字。第二部分须用三至七句话阐述经典作者的意图。前两部分尽量以经典作者的语言风格行文，而考生在第三部分则以自己的语言阐述主题，可选择以重新引用原文作结。在第四部分，考生引向自己的论证；在第五部分，以略为轻松的风格再次概括这一论证。第六部分提供主要论证，第七部分将各论证线索汇合，随后是严格规范的结尾部分。在内容上，要求考生将引文置于原始语境中并讨论注疏情况，最后对引文中所蕴含的问题进行一般性讨论。

为使读者了解这些八股文的风格，以下引用一位八股文大家的作品的前三个修辞段落：王鏊（1450—1524）以"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为题写道：

民庶既富，则君亦富于上矣。盖君之富，赖民以守之也。民既已富，岂忍独使其君贫乎？有若之对哀公，可谓善言君民一体之义矣。公之欲加赋，以国用不足故也。欲足国用，何如先足民用乎？

这种风格对古人的模仿往往显得生硬刻板，但可以观察到"[……]八股文作者须以古代圣人之口吻说话的规定，并未——如人们可能以为的那样——导致对古代范本的奴性遵从；相反，人们驾驭经典文本的方式在其精湛技艺中始终倾向于越过通向反讽和模拟的界限"。*例

古典主义的分段式散文风格——古文——在8至9世纪之交已作为"古典主义散文风格"而受到散文界青睐，在16世纪初取代了15世纪的台阁体（秘书院风格）。它由"前七子"重新引入。这一风格的重要散文家有刘基（1311—1375）和王祎（1323—1374）。这种风格也影响了散文直至20世纪。

为与宫廷骈文（骈偶散文）相区别，改革派创造了一种新型散文，首次也被称为散文，同时"小品"（自由散文，原义：短小的散文篇什）这一表述也确立了下来。"散文"一词此前已有记载，但仅用于"散文"上位的文学分类——"非虚构散文"，即不押韵、无对偶的自由文章。

16世纪产生了新型的小品（自由散文），形式上遵循八股文的规则，内容上却是非正式的、有意为之的随兴之作。它们从主观的作者视角出发，"常以文字游戏和不寻常的修辞手法处理奇趣之事"。"小品"一词自明代起也被用于唐宋时期的笔记。八股文作为官员选拔的试金石，对塑造西方——尤其在中国风盛行时期——心目中一个学问渊博的中国形象起到了不小的作用。直到今天，中国仍有"散文大国"的自觉意识。

反对"前七子"的运动以唐末和宋代"八大散文家"的古文散文风格为范本，王世贞（1526—1590）主张散文不应有外在的法则，而应像诗歌一样源自作者内心。

16至17世纪之交（20世纪又被重新倡导），公安派以表达自身性格和"内在灵性"来对抗拟古派的形式主义。这是一场浪漫主义乃至表现主义的反运动，针对的是颓废混乱的万历时期正统文学复古（古典主义）的平庸追随者和八股文。袁氏三兄弟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将个性主义、即兴灵感和表现力置于首位。他们反对拟古派的某些门徒对古典文学不加批判的模仿。由此，20世纪散文的种子已然播下。尤其周作人将这些流派的散文——以其反对正统标准和价值的立场——视为现代散文的源头。

与散文相近但在形式上有所区别的是公安派将诗歌与散文混合的主张。

关于明末散文的状况，引用鲁迅的论述：

虽然明末小品文有趋于颓废之势，但也并非全都在歌风弄月。其中有些确实饱含愤懑、讽刺、攻击和破坏。这种风格令满清皇帝和官员们不安。他们动用了暴吏的无数刀锋和充当帮凶的文人官僚的无数笔锋来对付小品文。小品文直到乾隆时期（1736—1795）才被压制下去。

清（1644—1911）

在清代，受八股文影响的桐城派——主要影响了18世纪的散文文学——要求回归先秦以及汉、唐、宋的风格，其重要成果是散文选集的编纂，但质量上未能达到唐宋时期的水平。

李渔（1611—1680）三十岁起投身戏剧、诗歌和散文创作。他四处游历拜访赞助人，以写作养活其四十口之家。除了与自己的歌女戏班演出的剧作外，他还撰写了以下主题的散文：戏剧创作、表演艺术、女性魅力、建筑、旅行、休闲、饮食、卫生。他关于生活乐趣理论等方面的哲学散文已有德语译本。以下段落表明，李渔以前现代文言写就的散文虽未标有散文之类的文体名称，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无疑属于散文：

将自己的想法隐藏于人前，乃自保之大秘诀也。这本来都是我个人的私事，原想秘而不宣，但如今一旦提笔便无法再加掩饰。这不是等于主动招供了吗？

行文联想式铺展，李渔（除序言外）使用口语化表达，风格轻松、幽默，涉及日常生活之事。李渔散文的一个特点是其常见的相似结构：引言、陈述、阐释、以历史或自传事例为证据、结论与建议。结尾通常是一个——有时通过出人意料的转折获得的——普遍性认识。李渔将表达的自然性视为重要的审美价值。

李渔的散文形式和文学理论承继公安派传统，尽管他更关注的是表达自己的创造力而非情感。

袁枚（1716—1798）三十三岁辞去官职，以诗人、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和其他诗人赞助者的身份生活，诗友们常聚于其处热烈交流。他强调自由表达自然情感（包括性情感）的重要性，倡导女性教育并扶持女性文学。他提出关注性灵（天生的感受力），主张诗人应以个人情感为引导和灵感来源。模仿在他看来不可接受。

乾隆时期（1736—1795）之后，如鲁迅所述，由于限制性政策，产生了辞藻华丽、崇尚古典的散文。

现代的根源已被追溯至19世纪末。现代散文的先驱是梁启超（1873—1929），他是数家政治刊物的编辑，多产的新闻工作者。他以散文如同"手术刀"般揭露社会弊病。他的文风——如后来的孙逸仙（1866—1925）一样——是文言与白话的混合体。他撰文涉及西方文化、民族主义、君主立宪、民主、小说等主题，并推动外国知识分子在华演讲活动，尤其是伯特兰·罗素的讲座。

他的两篇关于"翻译中的政治小说"和"小说与民众政治之关系"的散文被收入英译文集《现代中国文学思想》（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梁启超和王国维（1877—1927）致力于引入西方文学及其形式。百日维新失败后，加之受日本的影响，梁启超要求文学服务于政治改革："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试图通过读者对小说主人公的认同来传播教育和政治启蒙。出于这一信念，他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十五少年漂流记》（Deux ans de vacances）等作品。由此发展出社会批判性的、政治讽刺性的、揭露性的小说。

梁启超作为改良派领袖之一，与他人首先提出"诗界革命"，主张采纳现代词汇，实现政治与文学的结合，尤其是摆脱古典和前现代时期僵化的传统规则。由此为中国诗歌在20世纪的重要发展铺平了道路。在"诗界革命"提出不久之后，在文学中引入白话的主张也随之而来。

1911年，新的国家成为现实，最初以一个薄弱的共和国形式出现。

至此，本研究的基础阐述告一段落。前文介绍了资料来源，描述了在政治参与占主流的文学中作者地位这一核心问题，论证了融合西方和中国文学研究的折衷方法论，讨论了本研究的目标，将中国散文定义为国际散文文体的组成部分，并阐明了情感色彩浓厚的中国散文与形式取向鲜明的西方散文之间的差异。此外还描述了散文的希腊起源、蒙田对文体的奠定及其后在西方的发展，中国散文在书信形式中的起源及从《荀子》对话体中的脱离，以及散文直至现代的发展脉络。

接下来即可讨论直接源于西方影响的1917年以来的中国现代散文。首先将概述散文及其理论的发展，读者在此应注意已初现端倪的鲁迅与周作人之间不同散文观的分歧。

2. 中国现代散文（1917—1949）

现代散文理论的雏形在1917年至1921年间形成，至1928年进一步完善。然而这些理论尚不足以解释散文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发展。散文家们更多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征，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小篇幅的作品节选或内容概述来传达各自的散文理解和创作风貌。对中国现代散文的研究绝大部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1928年就有论文问世，1932年出版了一部散文研究专著。1957年，毛泽东在"百花运动"之后重新将文化政策的舵轮转向不利于知识分子的方向并发起"反右运动"，倒是在香港有余暇以两部专著来研究散文。

直到1980年代才再次出现关于散文的出版物。王彬认为散文在现代的源头来自对西方的借鉴。台湾地区对现代中国散文家的研究迟至1980年代下半叶才出现，首先是论文集《现代中国散文理论》，然后是条理清晰的《中国散文论辩》，其中按不同审美标准讨论和评价了古典与现代散文。

一篇关于散文概念在现代的定义与界定的资料性论文是1988年《现代散文选读词典》中的"前言"。王彬在其中引用了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梁实秋（1903—1987）等中国著名作家的散文，这些作家在文中探讨了"散文"这一概念的含义。

直到1990年代，对散文的关注才再度增强。除了当代散文论文集外，还出版了一部在时间跨度和所选文本方面具有综述性质的散文文献汇编：卢玮銮（1939年生）编纂了一部香港文集，收录了关于中国现当代散文的论文，涵盖台湾、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例。刘锡庆编辑了大量散文选集及一部兼顾散文的文学史，并在一篇论文中阐述了他对散文审美要求的看法。阎豫昌介绍了22位老一辈作家及其散文，吴周文介绍了12位。此外还有大量关于散文的辞典条目，这些在前文定义部分（参见第 页起）已有阐述。

关于现代散文的产生，笔者主要依据佘树森、李丰楙和郑明俐的研究，这些研究也有详细的德语内容提要。《自我的肖像》一书首次在术语界定的丛林中开辟了一条道路，将郑明俐的"现代散文"解释为"现代时期的散文"。根据目前已有的认识，可以进一步区分：在台湾，"现代散文"也包括当代散文。作为工作翻译，该书将杂文译为"批判性的"颇为实用，因为鲁迅的散文被称为"杂文"且多具批判内容。本研究还进一步阐明了鲁迅本人对杂文的理解——他也将自己的对话、寓言和散文诗称为"杂文"。根据"杂"这一概念的发展史，这里可以提出新的翻译建议：杂文译为"混合散文"（vermischte Essays），杂感译为"混合印象"（vermischte Eindrücke）。由于上述研究篇幅所限，周作人的散文《美文》仅在注脚中被提及，此处可以更深入地加以讨论。同样因篇幅局限而缺失的"散文王国"与《语丝》杂志之间的关联也可在此予以厘清。该研究中从研读郑明俐而发展出的关于游记发展的工作假说可以进一步深化：游记散文已有数千年的传统，并在1930年代散文繁荣时期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对于该研究中表达的惊讶——即郑明俐将杂文列为"小品文"（自由散文）的亚文体——这里可以提供一种解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散文这一文体有时也以"小品文"（自由散文）来称呼。对1949年后191部书目的统计表明，"小品文"这一名称在台湾的使用频率（7%）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