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ce between revisions of "History of Sinology/zh/Chapte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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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第九章：英国——外交官、传教士与翻译家-学者传统 = |
| − | + | == 一、早期英国通过贸易的接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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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英国汉学的历史是一部起步迟缓、制度忽视以及实用功利与超功利学术之间持续紧张的历史。法国可以声称拥有从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到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教席的不间断学术传统，而英国与中国学术的关系则断断续续、以商业为驱动，并且在其大部分历史中——相当薄弱。正如张西平所观察的，"英吉利海峡将英国与大陆隔开，其岛国心态、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对外国文化相对封闭的态度，共同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汉学发展模式，使其有别于大陆传统。"<ref>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序言，xxii。</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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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英国对中国的认知可以追溯到都铎时期（1485—1603），但几乎完全是间接的。英国学者缺乏前往中国的手段，只能依赖大陆作品的翻译——哈克吕特（Richard Hakluyt）的英译本中的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史》（1588年）、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卫匡国《鞑靼战记》的英译本（均于1655年出版）——来获取关于中华帝国的知识。这些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传达的理解也相应肤浅。<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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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称伊丽莎白一世曾试图用不太确定的拉丁文给中国皇帝写信，但没有证据表明信件被送达。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用英文再次尝试；这封信保存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詹姆斯·福特·贝尔图书馆。当郑成功（国姓爷）将荷兰人从台湾驱逐后，英国人一度幻想其后代可能光复大陆，查理二世给"台湾国王"写了信——当清朝巩固了控制权后，这一外交举措悄然作罢。<ref>张西平，讲座1，"西方汉学导论"，第165—168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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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七世纪最值得注意的"准汉学家"是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长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一位杰出的波斯学家，他在1683年随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来到英国的中国访客沈福宗的帮助下，编纂了首部英国中文书目（''Varia Chinesia''）。然而，该目录包含令人尴尬的错误——《孟子》被归类为通俗小说。科学家罗伯特·胡克也获得了一部中文字典，并花费大量精力研究它。而建筑师约翰·韦布，尽管完全不懂中文，却在1668年发表了一篇非凡的论文，主张中文是巴别塔之前人类所说的原始语言——这是英国人首次以专著形式试图为中文在世界语言史中定位。<ref>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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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八世纪带来了更密切的商业接触，但知识进步甚微。英国对中国的兴趣压倒性地由贸易驱动——特别是东印度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愿望——而该国学者们满足于通过二手资料、主要是法国文献来了解中国。张西平关于这一时期的观察颇具启发性："十八世纪，中国对英国最明显的影响来自实用艺术和园林设计。"建筑师威廉·钱伯斯年轻时曾访问广州，发表了关于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的著作，并在威尔士公主位于邱园的花园中建造了一座著名的中式宝塔。但这些都是审美上的借鉴，而非学术上的参与；它们反映的是对异国情调的趣味，而非理解中国文明的愿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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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种方法的不足在1793年暴露无遗，当年英国终于在马戛尔尼勋爵的率领下向中国派出了正式使团。正如张西平所指出的，"当英国最终决定派出官方代表团时，在整个国家找不到一个合格的翻译。"<ref>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马戛尔尼的秘书乔治·斯当东不得不从那不勒斯的神学院招募两名中国翻译。使团唯一持久的语言贡献是年仅十一岁的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他在航行途中开始学习中文，并给乾隆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帝王腰间获赠了一个黄色荷包——一项特殊的荣誉。小斯当东于1810年出版了《大清律例》的英译本，这是自1719年威尔金森翻译《好逑传》以来第一部完整的中文作品英译。<ref>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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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二、马礼逊与传教士语言学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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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英国汉学作为学术事业的基础不是由外交官或商人奠定的，而是由新教传教士奠定的，其创始人物是苏格兰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马礼逊的成就非凡：在很大程度上孤军奋战、在恶劣条件下工作，他创造了使后续英国学术成为可能的语言基础设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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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马礼逊于1807年抵达广州，是第一位在中国定居的新教传教士。霍尼在《祭坛上的香》中将他置于英国汉学传统之首，与卫三畏（Alexander Wylie）和翟理斯（Herbert Giles）并列为"英国三杰"。<ref>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ref>马礼逊的首要动机是传教——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但他为追求这一目标而创造的工具具有持久的学术价值。正如霍尼所观察的："英国汉学发展自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服务，主要是苏格兰人马礼逊（1782—1834）在词典编纂和圣经翻译方面，卫三畏（1815—1887）在目录学、天文学和数学方面，以及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经典方面的贡献。"这三位传教士——词典编纂者、目录学家和经学家——建立了英国汉学在整个十九世纪所依托的三大支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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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马礼逊最伟大的成就是《华英字典》（1815—1823），这是一部庞大的汉英词典，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出资2,000英镑）出版。张西平称之为"当时最权威的汉西词典"，一部"在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包括其他传教士）中开创了编纂类似参考工具的做法，从而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的著作。<ref>见本书第22章（翻译）关于人工智能翻译挑战。</ref>他还与米怜（William Milne）合译了中文《圣经》，先出版了《马太福音》（1810年），然后是完整的《圣经》（"广州-马六甲"版，1823年）。1818年，他在马六甲创立了英华书院，这是第一所在新教主持下专门教授西方人中文的机构。<ref>"Wenyan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asks," arXiv预印本 (202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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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卫三畏（Alexander Wylie，1815—1887），霍尼"英国三杰"的第二位成员，是伦敦传道会负责在中国分发圣经的代理人。然而他的学术贡献远远超越了其官方职责。1850年代，他在上海墨海书馆与伟大的中国数学家李善兰合作，促成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文翻译的完成——徐光启和利玛窦在两个半世纪前留下的未完成的后九卷。他对汉学最持久的贡献是《中国文献纪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1867年），一部系统分类的中国文学和学术著作书目，数十年间一直是标准参考工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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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马礼逊并非十九世纪初唯一研究中文的英国传教士。在孟加拉，天主教平信徒拉萨尔和浸信会传教士马希曼（Joshua Marshman）合作了一个独立的圣经翻译（"塞兰坡"版，1822年首次完成）和一部语法书《中文文法基础》（1814年），这可能是任何西方语言中出版的第一部古典中文语法书。<ref>"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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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英国中文图书馆收藏的发展与法国相比既缓慢又零散。英国最早的中文书籍通过荷兰学术网络进入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早在1601年就收到了一本残缺的中文书。剑桥大学图书馆获得了其最重要的早期收藏——威妥玛（Wade）捐赠了超过4,300册中文书。斯坦因收藏在二十世纪初为大英博物馆所获，改变了该机构在汉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斯坦因的中亚探险（1900—1901、1906—1908、1913—1916）从敦煌石窟和其他遗址带回了数千件手稿、绘画和织物。中文手稿由翟林奈（Lionel Giles）编目；绘画由韦利在博物馆工作期间（1913—1930）编目。这些收藏使英国处于新兴的敦煌学领域的中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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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三、外交官-汉学家：威妥玛、翟理斯与威妥玛-翟理斯拼音系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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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英国汉学的第二根支柱由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外交官-汉学家们建立。与1814年起根植于大学的法国传统不同，英国汉学长期依赖于在政府服务过程中习得中文、退休后才转向学术的人士。这赋予了英国汉学一种特征性的印记：经验性的、实用的，有时在掌握中文口语和书面语方面表现卓越，但在制度上不稳定，在理论上缺乏雄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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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于1841年进入英国驻华外交机构，升任驻华公使（1871—1883）。在华期间，他设计了以其名字命名的罗马化拼音系统，首次发表于其教科书中。威妥玛系统以北京话发音为基础，后经翟理斯（Herbert Giles）完善，成为英语世界中中文名称的标准罗马化方案，直到二十世纪晚期拼音被采用。<ref>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ref>回国后，威妥玛将其私人收藏的650余册中文书捐赠给剑桥大学，并被任命为剑桥首任中文教授——这个职位是专门为安置他的捐赠而设立的。<ref>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chinesedh2025.eas.princeton.edu)。</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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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在剑桥继任威妥玛并任职三十五年（1897—1932），成为英国汉学最多产也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曾在中国各地领事馆任职，从1867年到1893年。霍尼将翟理斯视为过渡性人物。<ref>张西平，讲座1，第54—60页。</ref>他的产出惊人。《华英字典》（1892年，1912年修订）半个世纪来一直是英语中文学习者的标准词典。《中国文学珍宝》（1884年）和《中国文学史》（1901年）都是文学概览的开创性作品。<ref>张西平，讲座1，第102—113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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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四、理雅各与中国经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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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英国汉学史上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他是公认的第一位凭借其翻译的质量和完整性而赢得国际声誉的英国学者。中国学者尊他为"英国汉学界的玄奘"（''英国汉学界的玄奘''）——这一比喻表明了其著作所受到的崇敬。<ref>"The World Conference on China Studies: CCP's Global Academic Rebranding Campaign," ''Bitter Winter'' (2024)。</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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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理雅各是伦敦传道会的苏格兰传教士，1840年至1873年在马六甲和香港服务。霍尼用整整一章来论述理雅各，将他视为"利玛窦式经典文化融入"的化身。<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xii。</ref>他的《中国经典》翻译——《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附有《左传》的《春秋》和《易经》——分多卷出版于1861年至1872年间（后来的修订版收入缪勒的《东方圣书》丛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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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霍尼对理雅各的论述强调了他的语文学成就。理雅各对中国注释传统的掌握"可与中国本土学者相匹敌，在中国他被视为旧学意义上的《诗经》专家"。<ref>"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报告 (2024)。</ref>他的翻译以忠实于原文著称——有时到了生硬的程度——以及注释的彻底性。正如霍尼所言，理雅各宁可翻译"呆板而不含糊"。1875年，理雅各获得了儒莲奖——国际中文翻译奖——这一荣誉使他跻身最伟大的法国汉学家之列。<ref>"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uman Rights Watch (2021)。</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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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876年，理雅各被任命为牛津首任中文教授，一直任职到1897年去世。理雅各著作的意义可以用其持久性来衡量。他去世一个多世纪后，其《论语》、《孟子》和《诗经》的翻译仍在广泛使用。<ref>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第7章，第100—111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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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五、阿瑟·韦利——独立的天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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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是英语世界中国和日本文学首屈一指的翻译家，也是汉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的学术生涯在几乎每个方面都是反常的：自学中文和日文，从未担任大学教职，从未访问亚洲，完全在学术汉学的制度框架之外工作。然而，他的翻译改变了西方对东亚文学的理解，树立了一个很少被超越的文学质量标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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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韦利原名亚瑟·戴维·施洛斯，生于坦布里奇韦尔斯。1913年加入大英博物馆东方版画和素描部，在那里为斯坦因收藏中的中日绘画编目。正是在博物馆里，他自学了中文和日文，仅凭字典和原文，没有接受过正式教学。<ref>Thomas Michael, "Heidegger's Legacy for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Laoz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11, no. 2 (2020): 299。</ref>霍尼用整整一章论述韦利，称他为"汉学家中最杰出的诗人"和"十九世纪教会、商业和政治利益所催生的自学汉学家谱系中最后也最优秀的一位。"<ref>Steven Burik, ''The End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Task of Comparative Thinking: Heidegger, Derrida, and Daoism'' (Albany: SUNY Press, 2009)。</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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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韦利的第一本书《一百七十首中国诗》（1917年）是一次启示。重印十余次并翻译成法文和德文，它首次将中国古典诗歌带入了普通西方家庭。<ref>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UNY Press, 1987)，序言。</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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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除诗歌外，韦利的翻译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全部领域。他节译的《西游记》以《猴》（1942年）为名出版，成为西方最知名的中文著作之一。他的《诗经》译本（1937年）被誉为最佳英译本。<ref>Wolfgang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3)，第11章，第194—195页。</ref>他的《论语》译本（1938年）成为一代人的英文标准版本，《道与德》（1934年）展示了他对早期中国哲学散文的驾驭能力。《鸦片战争：中国人的视角》（1958年）是从中国角度呈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开创性尝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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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韦利拒绝访问中国或日本——他职业生涯中最著名的怪癖——从未得到完全解释。他在晚年对一位朋友说："对我来说，中国最熟悉的地方是唐代的长安，但我怀疑它此后已经有些变化了。"<ref>Bryan W. Van Norden, ''Taking Back Philosophy: 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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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六、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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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二十世纪最雄心勃勃、最有影响力的英国汉学家，尽管他相对晚年才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转入中国研究。剑桥的杰出生物化学家——皇家学会会员，三卷本《化学胚胎学》（1931年）的作者——李约瑟通过1937年来到其实验室的三位中国研究生（其中包括鲁桂珍，后成为他的终身合作者和第二任妻子）发现，中国文明对科学和技术做出了在西方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的根本性贡献。<ref>Carine Defoort, "'Chinese Philosophy' at European Universities: A Threefold Utopia," ''Dao'' 16, no. 1 (2017): 55—72。</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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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二战期间，李约瑟担任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科学参赞和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1942—1946）。他在十个战时省份行程超过五万公里，访问了三百余所科学和教育机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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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于1954年出版，全书最终发展为七大卷（含多个分册），涵盖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医学和中国科学的社会背景。李约瑟的核心论点是：在有记录的历史大部分时期，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上远远领先于欧洲。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尽管中国拥有更早的技术领先优势，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ref>关于韩国印刷术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关于《直指》的登录。</ref>李约瑟的著作将汉学的范围从人文学科扩展到了自然科学——这是任何其他国别传统都没有的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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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七、制度发展：SOAS、剑桥、牛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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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英国汉学的制度史是一部长期资金不足、迟来认可以及依赖外部事件——尤其是战争——来激发政府支持的历史。英国最早的中文大学教席并非出于学术信念而设立，而是因为捐赠和赞助的偶然机遇。<ref>关于"殖民合作"见同上。</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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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里伊报告（1909年）建议在伦敦大学内设立专门的东方研究学院，但SOAS的成立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推迟到1916年。<ref>关于韩国战后汉学见 "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ref>SOAS学生人数增长迅速，但资金不足。张西平指出，中国作家老舍在1920年代曾在SOAS担任中文讲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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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两位欧洲流亡学者将大陆的语文学标准带入了二十世纪中叶的英国汉学。瓦尔特·西蒙（Walter Simon，1893—1981），生于柏林，1938年逃离德国，成为SOAS的中文教授（1947—1960）。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1898—1951），在莱比锡师从康拉迪，1938年移民剑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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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二战展示了英国忽视东方学研究的代价。1940—1941年间，英国所有大学中仅有26名学生学习中文。斯卡伯勒报告（1947年）和海特报告（1961年）呼吁扩张。撒切尔政府的紧缩措施下，SOAS预算被削减37%，教学人员减少25%。帕克报告（1986年）对英国东方学研究做出了尖锐的批评。<ref>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ref>张西平的总体评价严厉："在整个时期，英国政府对短期商业和外交利益的关注、对培训翻译而非支持研究的重视以及对该领域的长期资金不足，导致了远远落后于法国、德国、美国、苏联和日本的汉学成就水平。"<ref>关于独立越南中古典中文的使用，见维基百科文章 "History of writing in Vietnam"；Alexander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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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八、当代英国汉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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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尽管存在上述制度困难，英国汉学产出了持久重要的著作，二十世纪晚期既见证了巩固也见证了更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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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先后在SOAS（1956—1968）和剑桥（1968—1980）任教，是战后最有影响力的英国汉学家之一。作为唐宋史学者，他与哈佛的费正清联合编辑了多卷本《剑桥中国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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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翟理斯之子，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终生，编目了斯坦因从敦煌带回的中文手稿——这项工作历时三十八年。他还翻译了《孙子兵法》（1910年）。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出版了《中国的艺术》（1973年），成为英语世界关于中国艺术的标准入门读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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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1960年至1971年任牛津中文教授，创作了被普遍视为中国小说最佳英译的作品：五卷本《石头记》（企鹅出版社，1973—1986年），最后四十回由其女婿闵福德翻译。<ref>关于考试内容见同上；大英百科全书文章 "chu nom"。</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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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任何英国汉学叙述都不能不提及巴克斯（Edmund Backhouse）事件——张西平所谓"英国汉学史上的一大悲剧"。巴克斯（1873—1944），牛津毕业生，1898年抵京，向博德利图书馆捐赠了约27,000册中文书，并与布兰德（J.O.P. Bland）合著了两部被广泛引用的晚清史著作。真相在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的《北京的隐士》（1976年）中大白于天下，揭示巴克斯伪造了其著作所依据的许多"宫廷日记"和文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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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OAS仍然是英国最大的中国研究中心。牛津和剑桥继续维持教席和项目，其他几所大学——利兹、爱丁堡、达勒姆、谢菲尔德——也发展了重要的中国相关教学和研究。<ref>关于考试的社会影响见 "Persistent legacy of the 1075–1919 Vietnamese imperial examinations," MPRA Paper 100860 (202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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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九、评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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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英国汉学的历史总体而言不是一部制度成功的故事。与法国的法兰西学院传统、德国在柏林、汉堡和莱比锡的教席以及美国1945年后区域研究的大规模扩张相比，英国的贡献在规模上是谦逊的，在制度支持上是脆弱的。然而，它因少数个人——马礼逊、理雅各、韦利、李约瑟、霍克斯——而显得卓越，这些人的个人成就跻身于学科史上最优秀之列。英国汉学本质上是一种在制度冷漠面前展现个人才华的传统——一种翻译家-学者的传统，其著作的持久力远超那些未能支持他们的委员会和报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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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国学术界的视角，如张西平讲座所代表的，提供了一种互补性评价。张西平承认非凡的个人成就，但坚持认为英国汉学的总体轨迹受到了该国持久的功利主义的阻碍——它倾向于因中国研究的实际商业和外交应用价值而非其对人文知识的贡献来评价它。毋庸置疑的是英国传统所产出的著作的持久价值。理雅各的中国经典译本、韦利的中国诗歌译作、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霍克斯的《石头记》以及《剑桥中国史》共同构成了西方人文学术的伟大成就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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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注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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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参考书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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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一手文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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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Giles, Herbert A.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第2版. London and Shanghai, 1912. | ||
| + | * Giles, Herbert A.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1. | ||
| + | * Hawkes, David, 译.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红楼梦''). 5卷.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3—1986. | ||
| + | * 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 5卷. Hong Kong and London, 1861—1872. | ||
| + | *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6卷. Macao, 1815—1823. | ||
| + | * Needham, Joseph等.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7卷（多分册）.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 ||
| + | * Waley, Arthur.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London: Constable, 1917. | ||
| + | * Waley, Arthu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8. | ||
| + | * Waley, Arthur. ''Monke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42. | ||
| + | * Waley, Arthur. ''The Book of Song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7. | ||
| + | |||
| + | === 二手文献 === | ||
| + | |||
| + | * Barrett, T.H.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1989. | ||
| + | * Honey, David B.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86.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 ||
| + | * 张西平. "第九讲：英国汉学的发展". 《西方汉学史十六讲》. | ||
| + | * 何寅、许光华. 《国外汉学史》.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
| + | * 黄长著、孙越生、王祖望编. 《欧洲中国学》.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
| + | * Twitchett, Denis,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多卷.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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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参考文献 == | ||
| + | <references /> | ||
[[Category:History of Sinology]] | [[Category:History of Sinolog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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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st revision as of 02:35, 26 March 2026
第九章：英国——外交官、传教士与翻译家-学者传统
一、早期英国通过贸易的接触
英国汉学的历史是一部起步迟缓、制度忽视以及实用功利与超功利学术之间持续紧张的历史。法国可以声称拥有从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到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教席的不间断学术传统，而英国与中国学术的关系则断断续续、以商业为驱动，并且在其大部分历史中——相当薄弱。正如张西平所观察的，"英吉利海峡将英国与大陆隔开，其岛国心态、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对外国文化相对封闭的态度，共同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汉学发展模式，使其有别于大陆传统。"[1]
英国对中国的认知可以追溯到都铎时期（1485—1603），但几乎完全是间接的。英国学者缺乏前往中国的手段，只能依赖大陆作品的翻译——哈克吕特（Richard Hakluyt）的英译本中的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史》（1588年）、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卫匡国《鞑靼战记》的英译本（均于1655年出版）——来获取关于中华帝国的知识。这些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传达的理解也相应肤浅。[2]
据称伊丽莎白一世曾试图用不太确定的拉丁文给中国皇帝写信，但没有证据表明信件被送达。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用英文再次尝试；这封信保存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詹姆斯·福特·贝尔图书馆。当郑成功（国姓爷）将荷兰人从台湾驱逐后，英国人一度幻想其后代可能光复大陆，查理二世给"台湾国王"写了信——当清朝巩固了控制权后，这一外交举措悄然作罢。[3]
十七世纪最值得注意的"准汉学家"是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馆长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一位杰出的波斯学家，他在1683年随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来到英国的中国访客沈福宗的帮助下，编纂了首部英国中文书目（Varia Chinesia）。然而，该目录包含令人尴尬的错误——《孟子》被归类为通俗小说。科学家罗伯特·胡克也获得了一部中文字典，并花费大量精力研究它。而建筑师约翰·韦布，尽管完全不懂中文，却在1668年发表了一篇非凡的论文，主张中文是巴别塔之前人类所说的原始语言——这是英国人首次以专著形式试图为中文在世界语言史中定位。[4]
十八世纪带来了更密切的商业接触，但知识进步甚微。英国对中国的兴趣压倒性地由贸易驱动——特别是东印度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愿望——而该国学者们满足于通过二手资料、主要是法国文献来了解中国。张西平关于这一时期的观察颇具启发性："十八世纪，中国对英国最明显的影响来自实用艺术和园林设计。"建筑师威廉·钱伯斯年轻时曾访问广州，发表了关于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的著作，并在威尔士公主位于邱园的花园中建造了一座著名的中式宝塔。但这些都是审美上的借鉴，而非学术上的参与；它们反映的是对异国情调的趣味，而非理解中国文明的愿望。
这种方法的不足在1793年暴露无遗，当年英国终于在马戛尔尼勋爵的率领下向中国派出了正式使团。正如张西平所指出的，"当英国最终决定派出官方代表团时，在整个国家找不到一个合格的翻译。"[5]马戛尔尼的秘书乔治·斯当东不得不从那不勒斯的神学院招募两名中国翻译。使团唯一持久的语言贡献是年仅十一岁的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他在航行途中开始学习中文，并给乾隆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从帝王腰间获赠了一个黄色荷包——一项特殊的荣誉。小斯当东于1810年出版了《大清律例》的英译本，这是自1719年威尔金森翻译《好逑传》以来第一部完整的中文作品英译。[6]
二、马礼逊与传教士语言学家
英国汉学作为学术事业的基础不是由外交官或商人奠定的，而是由新教传教士奠定的，其创始人物是苏格兰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马礼逊的成就非凡：在很大程度上孤军奋战、在恶劣条件下工作，他创造了使后续英国学术成为可能的语言基础设施。
马礼逊于1807年抵达广州，是第一位在中国定居的新教传教士。霍尼在《祭坛上的香》中将他置于英国汉学传统之首，与卫三畏（Alexander Wylie）和翟理斯（Herbert Giles）并列为"英国三杰"。[7]马礼逊的首要动机是传教——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但他为追求这一目标而创造的工具具有持久的学术价值。正如霍尼所观察的："英国汉学发展自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服务，主要是苏格兰人马礼逊（1782—1834）在词典编纂和圣经翻译方面，卫三畏（1815—1887）在目录学、天文学和数学方面，以及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经典方面的贡献。"这三位传教士——词典编纂者、目录学家和经学家——建立了英国汉学在整个十九世纪所依托的三大支柱。
马礼逊最伟大的成就是《华英字典》（1815—1823），这是一部庞大的汉英词典，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出资2,000英镑）出版。张西平称之为"当时最权威的汉西词典"，一部"在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包括其他传教士）中开创了编纂类似参考工具的做法，从而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的著作。[8]他还与米怜（William Milne）合译了中文《圣经》，先出版了《马太福音》（1810年），然后是完整的《圣经》（"广州-马六甲"版，1823年）。1818年，他在马六甲创立了英华书院，这是第一所在新教主持下专门教授西方人中文的机构。[9]
卫三畏（Alexander Wylie，1815—1887），霍尼"英国三杰"的第二位成员，是伦敦传道会负责在中国分发圣经的代理人。然而他的学术贡献远远超越了其官方职责。1850年代，他在上海墨海书馆与伟大的中国数学家李善兰合作，促成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文翻译的完成——徐光启和利玛窦在两个半世纪前留下的未完成的后九卷。他对汉学最持久的贡献是《中国文献纪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1867年），一部系统分类的中国文学和学术著作书目，数十年间一直是标准参考工具。
马礼逊并非十九世纪初唯一研究中文的英国传教士。在孟加拉，天主教平信徒拉萨尔和浸信会传教士马希曼（Joshua Marshman）合作了一个独立的圣经翻译（"塞兰坡"版，1822年首次完成）和一部语法书《中文文法基础》（1814年），这可能是任何西方语言中出版的第一部古典中文语法书。[10]
英国中文图书馆收藏的发展与法国相比既缓慢又零散。英国最早的中文书籍通过荷兰学术网络进入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早在1601年就收到了一本残缺的中文书。剑桥大学图书馆获得了其最重要的早期收藏——威妥玛（Wade）捐赠了超过4,300册中文书。斯坦因收藏在二十世纪初为大英博物馆所获，改变了该机构在汉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斯坦因的中亚探险（1900—1901、1906—1908、1913—1916）从敦煌石窟和其他遗址带回了数千件手稿、绘画和织物。中文手稿由翟林奈（Lionel Giles）编目；绘画由韦利在博物馆工作期间（1913—1930）编目。这些收藏使英国处于新兴的敦煌学领域的中心。
三、外交官-汉学家：威妥玛、翟理斯与威妥玛-翟理斯拼音系统
英国汉学的第二根支柱由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外交官-汉学家们建立。与1814年起根植于大学的法国传统不同，英国汉学长期依赖于在政府服务过程中习得中文、退休后才转向学术的人士。这赋予了英国汉学一种特征性的印记：经验性的、实用的，有时在掌握中文口语和书面语方面表现卓越，但在制度上不稳定，在理论上缺乏雄心。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于1841年进入英国驻华外交机构，升任驻华公使（1871—1883）。在华期间，他设计了以其名字命名的罗马化拼音系统，首次发表于其教科书中。威妥玛系统以北京话发音为基础，后经翟理斯（Herbert Giles）完善，成为英语世界中中文名称的标准罗马化方案，直到二十世纪晚期拼音被采用。[11]回国后，威妥玛将其私人收藏的650余册中文书捐赠给剑桥大学，并被任命为剑桥首任中文教授——这个职位是专门为安置他的捐赠而设立的。[12]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在剑桥继任威妥玛并任职三十五年（1897—1932），成为英国汉学最多产也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他曾在中国各地领事馆任职，从1867年到1893年。霍尼将翟理斯视为过渡性人物。[13]他的产出惊人。《华英字典》（1892年，1912年修订）半个世纪来一直是英语中文学习者的标准词典。《中国文学珍宝》（1884年）和《中国文学史》（1901年）都是文学概览的开创性作品。[14]
四、理雅各与中国经典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英国汉学史上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他是公认的第一位凭借其翻译的质量和完整性而赢得国际声誉的英国学者。中国学者尊他为"英国汉学界的玄奘"（英国汉学界的玄奘）——这一比喻表明了其著作所受到的崇敬。[15]
理雅各是伦敦传道会的苏格兰传教士，1840年至1873年在马六甲和香港服务。霍尼用整整一章来论述理雅各，将他视为"利玛窦式经典文化融入"的化身。[16]他的《中国经典》翻译——《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附有《左传》的《春秋》和《易经》——分多卷出版于1861年至1872年间（后来的修订版收入缪勒的《东方圣书》丛书）。
霍尼对理雅各的论述强调了他的语文学成就。理雅各对中国注释传统的掌握"可与中国本土学者相匹敌，在中国他被视为旧学意义上的《诗经》专家"。[17]他的翻译以忠实于原文著称——有时到了生硬的程度——以及注释的彻底性。正如霍尼所言，理雅各宁可翻译"呆板而不含糊"。1875年，理雅各获得了儒莲奖——国际中文翻译奖——这一荣誉使他跻身最伟大的法国汉学家之列。[18]
1876年，理雅各被任命为牛津首任中文教授，一直任职到1897年去世。理雅各著作的意义可以用其持久性来衡量。他去世一个多世纪后，其《论语》、《孟子》和《诗经》的翻译仍在广泛使用。[19]
五、阿瑟·韦利——独立的天才
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是英语世界中国和日本文学首屈一指的翻译家，也是汉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的学术生涯在几乎每个方面都是反常的：自学中文和日文，从未担任大学教职，从未访问亚洲，完全在学术汉学的制度框架之外工作。然而，他的翻译改变了西方对东亚文学的理解，树立了一个很少被超越的文学质量标准。
韦利原名亚瑟·戴维·施洛斯，生于坦布里奇韦尔斯。1913年加入大英博物馆东方版画和素描部，在那里为斯坦因收藏中的中日绘画编目。正是在博物馆里，他自学了中文和日文，仅凭字典和原文，没有接受过正式教学。[20]霍尼用整整一章论述韦利，称他为"汉学家中最杰出的诗人"和"十九世纪教会、商业和政治利益所催生的自学汉学家谱系中最后也最优秀的一位。"[21]
韦利的第一本书《一百七十首中国诗》（1917年）是一次启示。重印十余次并翻译成法文和德文，它首次将中国古典诗歌带入了普通西方家庭。[22]
除诗歌外，韦利的翻译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全部领域。他节译的《西游记》以《猴》（1942年）为名出版，成为西方最知名的中文著作之一。他的《诗经》译本（1937年）被誉为最佳英译本。[23]他的《论语》译本（1938年）成为一代人的英文标准版本，《道与德》（1934年）展示了他对早期中国哲学散文的驾驭能力。《鸦片战争：中国人的视角》（1958年）是从中国角度呈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开创性尝试。
韦利拒绝访问中国或日本——他职业生涯中最著名的怪癖——从未得到完全解释。他在晚年对一位朋友说："对我来说，中国最熟悉的地方是唐代的长安，但我怀疑它此后已经有些变化了。"[24]
六、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二十世纪最雄心勃勃、最有影响力的英国汉学家，尽管他相对晚年才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转入中国研究。剑桥的杰出生物化学家——皇家学会会员，三卷本《化学胚胎学》（1931年）的作者——李约瑟通过1937年来到其实验室的三位中国研究生（其中包括鲁桂珍，后成为他的终身合作者和第二任妻子）发现，中国文明对科学和技术做出了在西方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的根本性贡献。[25]
二战期间，李约瑟担任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科学参赞和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1942—1946）。他在十个战时省份行程超过五万公里，访问了三百余所科学和教育机构。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于1954年出版，全书最终发展为七大卷（含多个分册），涵盖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工程学、医学和中国科学的社会背景。李约瑟的核心论点是：在有记录的历史大部分时期，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上远远领先于欧洲。他还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尽管中国拥有更早的技术领先优势，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26]李约瑟的著作将汉学的范围从人文学科扩展到了自然科学——这是任何其他国别传统都没有的贡献。
七、制度发展：SOAS、剑桥、牛津
英国汉学的制度史是一部长期资金不足、迟来认可以及依赖外部事件——尤其是战争——来激发政府支持的历史。英国最早的中文大学教席并非出于学术信念而设立，而是因为捐赠和赞助的偶然机遇。[27]
里伊报告（1909年）建议在伦敦大学内设立专门的东方研究学院，但SOAS的成立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推迟到1916年。[28]SOAS学生人数增长迅速，但资金不足。张西平指出，中国作家老舍在1920年代曾在SOAS担任中文讲师。
两位欧洲流亡学者将大陆的语文学标准带入了二十世纪中叶的英国汉学。瓦尔特·西蒙（Walter Simon，1893—1981），生于柏林，1938年逃离德国，成为SOAS的中文教授（1947—1960）。古斯塔夫·哈隆（Gustav Haloun，1898—1951），在莱比锡师从康拉迪，1938年移民剑桥。
二战展示了英国忽视东方学研究的代价。1940—1941年间，英国所有大学中仅有26名学生学习中文。斯卡伯勒报告（1947年）和海特报告（1961年）呼吁扩张。撒切尔政府的紧缩措施下，SOAS预算被削减37%，教学人员减少25%。帕克报告（1986年）对英国东方学研究做出了尖锐的批评。[29]张西平的总体评价严厉："在整个时期，英国政府对短期商业和外交利益的关注、对培训翻译而非支持研究的重视以及对该领域的长期资金不足，导致了远远落后于法国、德国、美国、苏联和日本的汉学成就水平。"[30]
八、当代英国汉学
尽管存在上述制度困难，英国汉学产出了持久重要的著作，二十世纪晚期既见证了巩固也见证了更新。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先后在SOAS（1956—1968）和剑桥（1968—1980）任教，是战后最有影响力的英国汉学家之一。作为唐宋史学者，他与哈佛的费正清联合编辑了多卷本《剑桥中国史》。
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翟理斯之子，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终生，编目了斯坦因从敦煌带回的中文手稿——这项工作历时三十八年。他还翻译了《孙子兵法》（1910年）。迈克尔·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出版了《中国的艺术》（1973年），成为英语世界关于中国艺术的标准入门读物。
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1960年至1971年任牛津中文教授，创作了被普遍视为中国小说最佳英译的作品：五卷本《石头记》（企鹅出版社，1973—1986年），最后四十回由其女婿闵福德翻译。[31]
任何英国汉学叙述都不能不提及巴克斯（Edmund Backhouse）事件——张西平所谓"英国汉学史上的一大悲剧"。巴克斯（1873—1944），牛津毕业生，1898年抵京，向博德利图书馆捐赠了约27,000册中文书，并与布兰德（J.O.P. Bland）合著了两部被广泛引用的晚清史著作。真相在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的《北京的隐士》（1976年）中大白于天下，揭示巴克斯伪造了其著作所依据的许多"宫廷日记"和文件。
SOAS仍然是英国最大的中国研究中心。牛津和剑桥继续维持教席和项目，其他几所大学——利兹、爱丁堡、达勒姆、谢菲尔德——也发展了重要的中国相关教学和研究。[32]
九、评价
英国汉学的历史总体而言不是一部制度成功的故事。与法国的法兰西学院传统、德国在柏林、汉堡和莱比锡的教席以及美国1945年后区域研究的大规模扩张相比，英国的贡献在规模上是谦逊的，在制度支持上是脆弱的。然而，它因少数个人——马礼逊、理雅各、韦利、李约瑟、霍克斯——而显得卓越，这些人的个人成就跻身于学科史上最优秀之列。英国汉学本质上是一种在制度冷漠面前展现个人才华的传统——一种翻译家-学者的传统，其著作的持久力远超那些未能支持他们的委员会和报告。
中国学术界的视角，如张西平讲座所代表的，提供了一种互补性评价。张西平承认非凡的个人成就，但坚持认为英国汉学的总体轨迹受到了该国持久的功利主义的阻碍——它倾向于因中国研究的实际商业和外交应用价值而非其对人文知识的贡献来评价它。毋庸置疑的是英国传统所产出的著作的持久价值。理雅各的中国经典译本、韦利的中国诗歌译作、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霍克斯的《石头记》以及《剑桥中国史》共同构成了西方人文学术的伟大成就之一。
注释
参考书目
一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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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les, Herbert A.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1.
- Hawkes, David, 译. The Story of the Stone (红楼梦). 5卷.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3—1986.
- 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 5卷. Hong Kong and London, 1861—1872.
-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6卷. Macao, 1815—1823.
- Needham, Joseph等.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7卷（多分册）.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 Waley, Arthur.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London: Constable, 1917.
- Waley, Arthu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8.
- Waley, Arthur. Monke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42.
- Waley, Arthur. The Book of Song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7.
二手文献
- Barrett, T.H.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1989.
- Honey, David B.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86.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 张西平. "第九讲：英国汉学的发展". 《西方汉学史十六讲》.
- 何寅、许光华. 《国外汉学史》.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黄长著、孙越生、王祖望编. 《欧洲中国学》.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Twitchett, Denis,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多卷.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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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rine Defoort, "'Chinese Philosophy' at European Universities: A Threefold Utopia," Dao 16, no. 1 (2017): 55—72。
- ↑ 关于韩国印刷术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关于《直指》的登录。
- ↑ 关于"殖民合作"见同上。
- ↑ 关于韩国战后汉学见 "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 ↑ 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 关于独立越南中古典中文的使用，见维基百科文章 "History of writing in Vietnam"；Alexander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 关于考试内容见同上；大英百科全书文章 "chu nom"。
- ↑ 关于考试的社会影响见 "Persistent legacy of the 1075–1919 Vietnamese imperial examinations," MPRA Paper 100860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