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erence between revisions of "History of Sinology/zh/Chapte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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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世界汉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作为亚太地区年轻的移民社会，它们较晚才开始研究中国，缺乏欧洲汉学深厚的传教士和语文学传统。然而，它们与东亚的地理邻近、大量华人侨社的存在以及与中国不断演变的战略关系，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催生了一个日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研究传统。本章追溯澳大利亚汉学的发展——从"白澳"时代的种族焦虑，到费子智（C. P. FitzGerald）的奠基性工作，再到1972年后的制度扩展——并简要概述新西兰的发展状况。<ref>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序言，xxii。</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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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1 早期澳大利亚人的中国认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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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澳大利亚人与中国最早的接触并非出于学术好奇，而是源于种族焦虑。1850年代的淘金热将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带入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引发了暴力的反华骚乱和限制性移民立法。查尔斯·皮尔逊（Charles Pearson），一位曾任维多利亚州教育部长的殖民地官员，发表了《国民生活与品格：一个预测》（''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A Forecast''，1893年），其中他认为亚洲人口增长和中国的现代化对白人文明构成了生存威胁。这种"黄祸"话语在1901年的《移民限制法》（"白澳政策"的法律基础）中达到顶峰，塑造了澳大利亚数十年间对中国的认知，并对中国研究的发展投下了长长的阴影。<ref>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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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然而，即使在这种敌对环境中，也存在反面声音。罗伯特·贝尔（Robert Bell）是澳大利亚第一份中文报纸《唐人新闻纸》（1856年）的创办者，他是一位出生于伦敦的亲华人士，广泛撰写了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活跃于1920年代的诗人肯尼斯·斯莱瑟（Kenneth Slessor）创作了多首中国主题诗歌（《马可·波罗》、《一首古老的中国诗》、《道家》），并主张澳大利亚应与中国发展战略关系——在其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极具远见的立场。<ref>张西平，讲座1，"西方汉学导论"，第165–168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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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2 制度性起步：悉尼大学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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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澳大利亚东方学的制度基础于1918年在悉尼大学奠定，当时设立了东方学系，以满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日语专业人才的需求。第一任教授默多克（Murdoch）及其继任者萨德勒（Sadler）主要专注于日本研究。直到1947年，A. R. 戴维斯（A. R. Davis）被任命为教席后，该系才开始认真从事中国研究。戴维斯是古典中国文学专家，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学习，他在澳大利亚大学中首次开设了中国文化课程。他的学术兴趣——集中于唐诗，尤其是杜甫的作品——树立了语文学严肃性的标准，影响了后续几代学者。他的著作包括《杜甫》（''Tu Fu''，1971年）和《陶渊明：其作品及意义》（''T'ao Yuan-ming: 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1983年）。戴维斯任期之后，他所建立的系科成为澳大利亚汉学的一个核心，戴维斯教授纪念奖学金和讲座系列至今仍在纪念他的遗产。<ref>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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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3 费子智：奠基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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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澳大利亚汉学创立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查尔斯·帕特里克·费子智（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1902–1992年）。费子智出生于伦敦，在中国度过了近二十年（1923–1950年），亲历了军阀时代、日本入侵、中国内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是极少数在各个层面——从北京知识分子到云南少数民族——对中国社会拥有直接、深入了解的西方学者之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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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费子智的《中国简明文化史》（''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1935年）是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奠定了他的国际声誉，并在数十年间充当西方了解中国文明的标准入门读物。《天子传：李世民传》（''Son of Heaven''，1933年）通过唐朝开国者的视角探索了中国的帝制历史；《五华楼》（''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1941年）是对云南大理白族的一项开拓性研究；《中国的革命》（''Revolution in China''，1952年）则试图向不理解且持敌意的西方观众解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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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费子智于1951年加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成为第一位远东史教授。他的到来改变了这一领域。他不仅将严肃的中国学术引入澳大利亚，还以"中国中心"的中国史研究方法挑战了当时盛行的"白澳"心态，这一方法比保罗·柯文（Paul Cohen）后来在美国语境中阐述的方法论论点提前了数十年。费子智认为，中国历史应当从内部来研究——从中国人自身的视角出发——而不是透过西方扩张和影响的棱镜。正如澳大利亚中国问题学者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与费子智无亲属关系）所指出的，费子智"打开了一扇窗户，澳大利亚人由此可以不带恐惧或偏见地审视中国"。<ref>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另见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数字人文指南。</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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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的著作《中国人对自身世界地位的看法》（''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1964年）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持续的批判，指出"远东"一词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傲慢的欧洲中心假设。他写道："只有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曾处于西方统治之下，也只有在那里，传统从古代到现代连续不断地延续着。"这部著作写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问世二十多年之前，是亚洲研究中反欧洲中心主义学术的一个极为早期的典范。<ref>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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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4 泰伟思与中国政治研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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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泰伟思（Frederick Teiwes，1939年生），美国出生的学者，1976年加入悉尼大学，建立了世界领先的中国精英政治和中共党史研究项目之一。他的著作——包括《中国的政治与清洗》（''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1979年）、《中国的领导、合法性与冲突》（''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1984年，中文标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的灾难之路》（''China's Road to Disaster''，1999年）和《林彪的悲剧》（''The Tragedy of Lin Biao''，2008年，与孙万国合著）——以细致使用中文资料和深入分析中共决策内部动态而著称。泰伟思还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撰稿。他将马克斯·韦伯的统治类型学（魅力型、法理型、传统型）应用于中国领导层分析，影响深远，虽也引发了争议。<ref>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Leiden: Brill, 2020）。</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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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5 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繁荣（1972年至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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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972年12月，在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总理任内，澳大利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标志着澳大利亚汉学的一个转折点。随后白澳政策的废除（1973年）以及中国移民、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研究的国内背景。该领域从最初的两个中心——悉尼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大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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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ANU设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后更名为澳大利亚中国在世界中心，CIW），发展了世界上最全面的中国研究项目之一，提供中文、历史、政治、经济、社会、考古和文学等专业方向。ANU每年举办的莫理循讲座（Morrison Lecture）纪念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曾在北京担任《泰晤士报》通讯员十七年），已成为中国相关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论坛。<ref>参见本卷第22章（翻译）关于人工智能翻译挑战的论述。</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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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墨尔本大学：'''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提供澳大利亚最大的中文课程之一，涵盖中文语言主修和中国研究辅修。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开展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研究。<ref>"Wenyan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asks," arXiv预印本（202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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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其他机构：'''莫纳什大学、格里菲斯大学（设有孔子学院）、昆士兰大学、悉尼科技大学（设立了澳中关系研究院ACRI）、麦考瑞大学和拉筹伯大学均设有不同规模的中国研究项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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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CSAA）：'''作为中国学者的专业团体而创立的CSAA每两年举办一次学术会议，出版期刊《东亚历史》（''East Asian History''），并管理中国研究奖学金。它是澳大利亚汉学界的主要制度网络。<ref>"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valuating Adequacy, Fluency, and Elegance," ''Proceedings of EMNLP''（202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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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图书馆资源：'''中文图书馆藏的建设对澳大利亚汉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房兆楹等人的指导下，ANU图书馆到1980年代初已积累了超过112,000册中文藏书。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悉尼大学费舍尔图书馆也建立了规模可观的中文收藏。1982年，ANU举办了中文书目自动化国际会议——这是将中文资料纳入全球图书馆系统的一个里程碑事件。<ref>"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202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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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6 挑战与张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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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20年代的澳大利亚汉学处于高度政治敏感的环境中。自2018年以来澳中外交关系的急剧恶化、围绕外国干预立法的争议以及关于孔子学院角色的公共辩论，为中国学者创造了一个困难的环境。一些孔子学院已被关闭或协议未获续签，原因是对学术自由和外国影响的担忧。与此同时，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和安全的战略重要性确保了对中国专业知识的需求依然强劲。澳大利亚汉学面临的挑战是，在日益受地缘政治竞争塑造的环境中，维护学术独立性和知识严谨性。<ref>参见Mark Edward Lewis and Curie Viragh,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 no. 1 (2022)。</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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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二、新西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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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1 一个较小但不断成长的传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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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西兰的中国研究传统规模小于澳大利亚且起步较晚，但一直在稳步发展。奥克兰大学提供中文语言课程和涵盖东亚历史、政治与文化的亚洲研究项目。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设有一所孔子学院，致力于推广中文教学和国际文化交流。坎特伯雷大学和奥塔哥大学也开设了中文课程。<ref>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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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西兰与中国的关系受到几个独特因素的塑造：1972年早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澳大利亚同年）；2008年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第一个此类协定）；以及大量华人社区的存在，尤其是在奥克兰。这些因素催生了政府、商界和学术界对中国专业知识日益增长的需求。<ref>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chinesedh2025.eas.princeton.edu)。</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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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2 制度发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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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奥克兰大学孔子学院和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孔子学院是中文语言教育和文化活动的主要制度载体。新西兰大学与中国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参与学生交换项目。然而，新西兰中国研究基础设施的规模与澳大利亚相比仍然有限，该领域缺乏澳大利亚经验所展现的那种深度制度支持——专门的研究中心、教席和图书馆藏。<ref>张西平，讲座1，第54–60页。</r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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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三、结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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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南半球汉学的发展受到一组独特力量的塑造：种族排斥的遗产、外交承认和移民改革的决定性影响、毗邻中国的战略需要，以及费子智、戴维斯和泰伟思等先驱学者的知识贡献。起初只是英国东方学的一个边缘分支，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演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传统，它以自身的视角——务实的、政策导向的、受一个处于亚洲近邻的多元文化社会经验所启示的——为中国文明研究做出贡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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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验还揭示了全球汉学史中一个更广泛的模式：学术独立与政治工具化之间的张力。使澳大利亚汉学具有紧迫性和相关性的那种与中国的近距离，同样也使其面临来自堪培拉和北京双方的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损害学术自由。在维护中国文明研究所要求的知识深度和广度的同时驾驭这种张力，是南半球汉学在未来数十年面临的核心挑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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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参考文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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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Davis, A. R. ''Tu Fu''. New York: Twayne, 197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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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itzGerald, C. P. ''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Cresset Press, 1935. 第4修订版，1976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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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itzGerald, C. P. ''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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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FitzGerald, C. P. ''Revolution in China''. London: Cresset Press, 195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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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earson, Charles. ''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A Forecast''. London: Macmillan, 18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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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eiwes, Frederick C.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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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eiwes, Frederick C.,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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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张西平.《西方汉学十六讲》.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16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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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半球的汉学
引言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世界汉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作为亚太地区年轻的移民社会，它们较晚才开始研究中国，缺乏欧洲汉学深厚的传教士和语文学传统。然而，它们与东亚的地理邻近、大量华人侨社的存在以及与中国不断演变的战略关系，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催生了一个日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研究传统。本章追溯澳大利亚汉学的发展——从"白澳"时代的种族焦虑，到费子智（C. P. FitzGerald）的奠基性工作，再到1972年后的制度扩展——并简要概述新西兰的发展状况。[1]
一、澳大利亚
1.1 早期澳大利亚人的中国认知
澳大利亚人与中国最早的接触并非出于学术好奇，而是源于种族焦虑。1850年代的淘金热将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带入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引发了暴力的反华骚乱和限制性移民立法。查尔斯·皮尔逊（Charles Pearson），一位曾任维多利亚州教育部长的殖民地官员，发表了《国民生活与品格：一个预测》（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A Forecast，1893年），其中他认为亚洲人口增长和中国的现代化对白人文明构成了生存威胁。这种"黄祸"话语在1901年的《移民限制法》（"白澳政策"的法律基础）中达到顶峰，塑造了澳大利亚数十年间对中国的认知，并对中国研究的发展投下了长长的阴影。[2]
然而，即使在这种敌对环境中，也存在反面声音。罗伯特·贝尔（Robert Bell）是澳大利亚第一份中文报纸《唐人新闻纸》（1856年）的创办者，他是一位出生于伦敦的亲华人士，广泛撰写了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活跃于1920年代的诗人肯尼斯·斯莱瑟（Kenneth Slessor）创作了多首中国主题诗歌（《马可·波罗》、《一首古老的中国诗》、《道家》），并主张澳大利亚应与中国发展战略关系——在其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极具远见的立场。[3]
1.2 制度性起步：悉尼大学
澳大利亚东方学的制度基础于1918年在悉尼大学奠定，当时设立了东方学系，以满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日语专业人才的需求。第一任教授默多克（Murdoch）及其继任者萨德勒（Sadler）主要专注于日本研究。直到1947年，A. R. 戴维斯（A. R. Davis）被任命为教席后，该系才开始认真从事中国研究。戴维斯是古典中国文学专家，曾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学习，他在澳大利亚大学中首次开设了中国文化课程。他的学术兴趣——集中于唐诗，尤其是杜甫的作品——树立了语文学严肃性的标准，影响了后续几代学者。他的著作包括《杜甫》（Tu Fu，1971年）和《陶渊明：其作品及意义》（T'ao Yuan-ming: 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1983年）。戴维斯任期之后，他所建立的系科成为澳大利亚汉学的一个核心，戴维斯教授纪念奖学金和讲座系列至今仍在纪念他的遗产。[4]
1.3 费子智：奠基人
在澳大利亚汉学创立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查尔斯·帕特里克·费子智（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1902–1992年）。费子智出生于伦敦，在中国度过了近二十年（1923–1950年），亲历了军阀时代、日本入侵、中国内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他是极少数在各个层面——从北京知识分子到云南少数民族——对中国社会拥有直接、深入了解的西方学者之一。
费子智的《中国简明文化史》（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1935年）是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奠定了他的国际声誉，并在数十年间充当西方了解中国文明的标准入门读物。《天子传：李世民传》（Son of Heaven，1933年）通过唐朝开国者的视角探索了中国的帝制历史；《五华楼》（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1941年）是对云南大理白族的一项开拓性研究；《中国的革命》（Revolution in China，1952年）则试图向不理解且持敌意的西方观众解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费子智于1951年加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成为第一位远东史教授。他的到来改变了这一领域。他不仅将严肃的中国学术引入澳大利亚，还以"中国中心"的中国史研究方法挑战了当时盛行的"白澳"心态，这一方法比保罗·柯文（Paul Cohen）后来在美国语境中阐述的方法论论点提前了数十年。费子智认为，中国历史应当从内部来研究——从中国人自身的视角出发——而不是透过西方扩张和影响的棱镜。正如澳大利亚中国问题学者约翰·菲茨杰拉德（John Fitzgerald，与费子智无亲属关系）所指出的，费子智"打开了一扇窗户，澳大利亚人由此可以不带恐惧或偏见地审视中国"。[5]
他的著作《中国人对自身世界地位的看法》（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1964年）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持续的批判，指出"远东"一词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傲慢的欧洲中心假设。他写道："只有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曾处于西方统治之下，也只有在那里，传统从古代到现代连续不断地延续着。"这部著作写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问世二十多年之前，是亚洲研究中反欧洲中心主义学术的一个极为早期的典范。[6]
1.4 泰伟思与中国政治研究
泰伟思（Frederick Teiwes，1939年生），美国出生的学者，1976年加入悉尼大学，建立了世界领先的中国精英政治和中共党史研究项目之一。他的著作——包括《中国的政治与清洗》（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1979年）、《中国的领导、合法性与冲突》（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1984年，中文标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的灾难之路》（China's Road to Disaster，1999年）和《林彪的悲剧》（The Tragedy of Lin Biao，2008年，与孙万国合著）——以细致使用中文资料和深入分析中共决策内部动态而著称。泰伟思还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撰稿。他将马克斯·韦伯的统治类型学（魅力型、法理型、传统型）应用于中国领导层分析，影响深远，虽也引发了争议。[7]
1.5 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繁荣（1972年至今）
1972年12月，在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总理任内，澳大利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标志着澳大利亚汉学的一个转折点。随后白澳政策的废除（1973年）以及中国移民、贸易和投资的迅速增长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研究的国内背景。该领域从最初的两个中心——悉尼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大学。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ANU设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后更名为澳大利亚中国在世界中心，CIW），发展了世界上最全面的中国研究项目之一，提供中文、历史、政治、经济、社会、考古和文学等专业方向。ANU每年举办的莫理循讲座（Morrison Lecture）纪念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曾在北京担任《泰晤士报》通讯员十七年），已成为中国相关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论坛。[8]
墨尔本大学：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提供澳大利亚最大的中文课程之一，涵盖中文语言主修和中国研究辅修。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开展关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研究。[9]
其他机构：莫纳什大学、格里菲斯大学（设有孔子学院）、昆士兰大学、悉尼科技大学（设立了澳中关系研究院ACRI）、麦考瑞大学和拉筹伯大学均设有不同规模的中国研究项目。
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CSAA）：作为中国学者的专业团体而创立的CSAA每两年举办一次学术会议，出版期刊《东亚历史》（East Asian History），并管理中国研究奖学金。它是澳大利亚汉学界的主要制度网络。[10]
图书馆资源：中文图书馆藏的建设对澳大利亚汉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房兆楹等人的指导下，ANU图书馆到1980年代初已积累了超过112,000册中文藏书。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悉尼大学费舍尔图书馆也建立了规模可观的中文收藏。1982年，ANU举办了中文书目自动化国际会议——这是将中文资料纳入全球图书馆系统的一个里程碑事件。[11]
1.6 挑战与张力
2020年代的澳大利亚汉学处于高度政治敏感的环境中。自2018年以来澳中外交关系的急剧恶化、围绕外国干预立法的争议以及关于孔子学院角色的公共辩论，为中国学者创造了一个困难的环境。一些孔子学院已被关闭或协议未获续签，原因是对学术自由和外国影响的担忧。与此同时，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和安全的战略重要性确保了对中国专业知识的需求依然强劲。澳大利亚汉学面临的挑战是，在日益受地缘政治竞争塑造的环境中，维护学术独立性和知识严谨性。[12]
二、新西兰
2.1 一个较小但不断成长的传统
新西兰的中国研究传统规模小于澳大利亚且起步较晚，但一直在稳步发展。奥克兰大学提供中文语言课程和涵盖东亚历史、政治与文化的亚洲研究项目。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设有一所孔子学院，致力于推广中文教学和国际文化交流。坎特伯雷大学和奥塔哥大学也开设了中文课程。[13]
新西兰与中国的关系受到几个独特因素的塑造：1972年早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澳大利亚同年）；2008年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第一个此类协定）；以及大量华人社区的存在，尤其是在奥克兰。这些因素催生了政府、商界和学术界对中国专业知识日益增长的需求。[14]
2.2 制度发展
奥克兰大学孔子学院和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孔子学院是中文语言教育和文化活动的主要制度载体。新西兰大学与中国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参与学生交换项目。然而，新西兰中国研究基础设施的规模与澳大利亚相比仍然有限，该领域缺乏澳大利亚经验所展现的那种深度制度支持——专门的研究中心、教席和图书馆藏。[15]
三、结论
南半球汉学的发展受到一组独特力量的塑造：种族排斥的遗产、外交承认和移民改革的决定性影响、毗邻中国的战略需要，以及费子智、戴维斯和泰伟思等先驱学者的知识贡献。起初只是英国东方学的一个边缘分支，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已演变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学术传统，它以自身的视角——务实的、政策导向的、受一个处于亚洲近邻的多元文化社会经验所启示的——为中国文明研究做出贡献。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验还揭示了全球汉学史中一个更广泛的模式：学术独立与政治工具化之间的张力。使澳大利亚汉学具有紧迫性和相关性的那种与中国的近距离，同样也使其面临来自堪培拉和北京双方的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损害学术自由。在维护中国文明研究所要求的知识深度和广度的同时驾驭这种张力，是南半球汉学在未来数十年面临的核心挑战。
参考文献
Davis, A. R. Tu Fu. New York: Twayne, 1971.
FitzGerald, C. P. China: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Cresset Press, 1935. 第4修订版，1976年。
FitzGerald, C. P. 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FitzGerald, C. P. Revolution in China. London: Cresset Press, 1952.
Pearson, Charles. 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A Forecast. London: Macmillan, 1893.
Teiwes, Frederick C. Leadership, Legitimacy, and Conflict in China: From a Charismatic Mao to the Politics of Success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4.
Teiwes, Frederick C.,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张西平.《西方汉学十六讲》.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16讲。
引用
- ↑ David B.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序言，xxii。
-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序言，x。
- ↑ 张西平，讲座1，"西方汉学导论"，第165–168页。
- ↑ 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另见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数字人文指南。
- ↑ 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 ↑ 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Leiden: Brill, 2020）。
- ↑ 参见本卷第22章（翻译）关于人工智能翻译挑战的论述。
- ↑ "WenyanGPT: A Large Language Model for Classical Chinese Tasks," arXiv预印本（2025）。
- ↑ "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valuating Adequacy, Fluency, and Elegance," Proceedings of EMNLP（2025）。
- ↑ "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2025）。
- ↑ 参见Mark Edward Lewis and Curie Viragh, "Computational Stylistics and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 no. 1 (2022)。
- ↑ 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 ↑ China-Princeton Digital Humanities Workshop 2025 (chinesedh2025.eas.princeton.edu)。
- ↑ 张西平，讲座1，第54–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