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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全集•第六卷】
且介亭杂文
序言
——一九三四年——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答国际文学社问
“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 小引
论“旧形式的采用”
连环图画琐谈
儒术
“看图识字”
拿来主义
隔膜
“木刻纪程”小引
难行和不信
买“小学大全”记
韦素园墓记
忆韦素园君
忆刘半农君
答曹聚仁先生信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门外文谈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中国语文的新生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以眼还眼”
说“面子”
运命
脸谱臆测
随便翻翻
拿破仑与隋那
答“戏”周刊编者信
寄“戏”周刊编者信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关于新文字
病后杂谈
病后杂谈之余
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
阿金
论俗人应避雅人
附记
且介亭杂文二编
序言
——一九三五年——
叶紫作“丰收”序
隐士
“招贴即扯”
书的还魂和赶造
漫谈“漫画”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寻开心”
非有复译不可
论讽刺
从“别字”说开去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人生识字胡涂始
文人相轻
“京派”和“海派”
鎌田诚一墓记
衖堂生意古今谈
不应该那么写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什么是“讽刺”？
论人言可畏
再论文人相轻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文坛三户
从帮忙到扯淡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题未定”草（一至三）
名人和名言
“靠天吃饭”
几乎无事的悲剧
三论“文人相轻”
四论“文人相轻”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题未定”草（五）
论毛笔之类
逃名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萧红作“生死场”序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杂谈小品文
“题未定”草（六至九）
论新文字
“死魂灵百图”小引
后记
且介亭杂文续编
——一九三六年——
文人比较学
大小奇迹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难答的问题
登错的文章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我要骗人
“译文”复刊词
白莽作“孩儿塔”序
“海上述林”上卷序言
我的第一个师父
续记
写于深夜里
一 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之入中国
二 略论暗暗的死
三 一个童话
四 又是一个童话
五 一封真实的信
三月的租界
“海上述林”下卷序言
“出关”的“关”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苏联版画集”序
捷克译本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半夏小集
“这也是生活”
立此存照（一）
立此存照（二）
死
女吊
立此存照（三）
立此存照（四）
立此存照（五）
立此存照（六）
立此存照（七）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且介亭杂文二编】
【序言】
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
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
编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大感想。要感的感过了，要写的也写过了，例如“以华制华”之说罢，我在前年的《自由谈》上发表时，曾大受傅公红蓼之流的攻击，今年才又有人提出来，却是风平浪静。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宁可如邵洵美辈的《人言》之所说：“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单将这些文字，过而存之，聊作今年笔墨的记念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且介亭杂文续编】
【一九三六年】
【文人比较学】
齐物论
《国闻周报》十二卷四十三期上，有一篇文章指出了《国学珍本丛书》的误用引号，错点句子；到得四十六期，“主编”的施蛰存先生来答复了，承认是为了“养生主”，并非“修儿孙福”，而且该承认就承认，该辨解的也辨解，态度非常磊落。末了，还有一段总辨解云：
“但是虽然失败，虽然出丑，幸而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因为充其量还不过是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到底并没有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
中国的文人们有两“些”，一些，是“充其量还不过印出了一些草率的书来”的，“别的一些文人们”，却是“出卖了别人的灵魂与血肉来为自己的‘养生主’”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别的一些文人们”，就知道施先生不但“并不能算是造了什么大罪过”，其实还能够算是修了什么“儿孙福”。
但一面也活活的画出了“洋场恶少”的嘴脸──不过这也并不是“什么大罪过”，“如别的一些文人们也”。
【大小奇迹】
何干
元旦看报，《申报》的第三面上就见了商务印书馆的“星期标准书”，这回是“罗家伦先生选定”的希特拉著《我之奋斗》（A.Hitler：My Battle），遂“摘录罗先生序”云：
“希特拉之崛起于德国，在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希特拉《我之奋斗》一书系为其党人而作；唯其如此，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以此书列为星期标准书至为适当。”
但即使不看译本，仅“由此处入手”，也就可以认识三种小“奇迹”，其一，是堂堂的一个国立中央编译馆，竟在百忙中先译了这一本书；其二，是这“近代史上为一大奇迹”的东西，却须从英文转译；其三，堂堂的一位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却不过“欲认识此一奇迹者尤须由此处入手”。
真是奇杀人哉！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凯绥·勖密特（Kaethe Schmidt）以一八六七年七月八日生于东普鲁士的区匿培克（Koenigsberg）。她的外祖父是卢柏（Julius Rupp），即那地方的自由宗教协会的创立者。父亲原是候补的法官，但因为宗教上和政治上的意见，没有补缺的希望了，这穷困的法学家便如俄国人之所说：“到民间去”，做了木匠，一直到卢柏死后，才来当这教区的首领和教师。他有四个孩子，都很用心的加以教育，然而先不知道凯绥的艺术的才能。凯绥先学的是刻铜的手艺，到一八八五年冬，这才赴她的兄弟在研究文学的柏林，向斯滔发·培伦（Stauffer Bern）去学绘画。后回故乡，学于奈台（Neide），为了“厌倦”，终于向闵兴的哈台列克（Herterich）那里去学习了。
一八九一年，和她兄弟的幼年之友卡尔·珂勒惠支（Karl Kollwitz）结婚，他是一个开业的医生，于是凯绥也就在柏林的“小百姓”之间住下，这才放下绘画，刻起版画来。待到孩子们长大了，又用力于雕刻。一八九八年，制成有名的《织工一揆》计六幅，取材于一八四四年的史实，是与先出的霍普德曼（Gerhart Hauptmann）的剧本同名的；一八九九年刻《格莱亲》，零一年刻《断头台边的舞蹈》；零四年旅行巴黎，零四至八年成连续版画《农民战争》七幅，获盛名，受 VillaRomana 奖金，得游学于意大利。这时她和一个女友由佛罗棱萨步行而入罗马，然而这旅行，据她自己说，对于她的艺术似乎并无大影响。一九○九年作《失业》，一○年作《妇人被死亡所捕》和以“死”为题材的小图。
世界大战起，她几乎并无制作。一九一四年十月末，她的很年青的大儿子以义勇兵死于弗兰兑伦（Flandern）战线上。一八年十一月，被选为普鲁士艺术学院会员，这是以妇女而入选的第一个。从一九年以来，她才仿佛从大梦初醒似的，又从事于版画了，有名的是这一年的纪念里勃克内希（Liebknecht）的木刻和石刻，二二至二三年的木刻连续画《战争》，后来又有三幅《无产者》，也是木刻连续画。一九二七年为她的六十岁纪念，霍普德曼那时还是一个战斗的作家，给她书简道：“你的无声的描线，侵人心髓，如一种惨苦的呼声：希腊和罗马时候都没有听到过的呼声。”法国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则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穷人与平民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用了阴郁和纤秾的同情，把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里了。这是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然而她在现在，却不能教授，不能作画，只能真的沉默的和她的儿子住在柏林了；她的儿子像那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医生。
在女性艺术家之中，震动了艺术界的，现代几乎无出于凯绥·珂勒惠支之上──或者赞美，或者攻击，或者又对攻击给她以辩护。诚如亚斐那留斯（Ferdinand-Avenarius）之所说：“新世纪的前几年，她第一次展览作品的时候，就为报章所喧传的了。从此以来，一个说，‘她是伟大的版画家’；人就过作无聊的不成话道：‘凯绥·珂勒惠支是属于只有一个男子的新派版画家里的’。别一个说：‘她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宣传家’，第三个却道：‘她是悲观的困苦的画手’。而第四个又以为‘是一个宗教的艺术家’。要之：无论人们怎样地各以自己的感觉和思想来解释这艺术，怎样地从中只看见一种的意义──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普遍的：人没有忘记她。谁一听到凯绥·珂勒惠支的名姓，就仿佛看见这艺术。这艺术是阴郁的，虽然都在坚决的动弹，集中于强韧的力量，这艺术是统一而单纯的──非常之逼人。”
但在我们中国，绍介的还不多，我只记得在已经停刊的《现代》和《译文》上，各曾刊印过她的一幅木刻，原画自然更少看见；前四五年，上海曾经展览过她的几幅作品，但恐怕也不大有十分注意的人。她的本国所复制的作品，据我所见，以《凯绥·珂勒惠支画帖》（Kaethe Kollwitz Mappe，Herausgegeben Von Kunstwart Kunstwart–Verlag，Muenchen，1927）为最佳，但后一版便变了内容，忧郁的多于战斗的了。印刷未精，而幅数较多的，则有《凯绥·珂勒惠支作品集》（Das Kaethe Kollwitz Werk，Carl Reisner Verlag，Dresden，1930），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此后又出了一本新集（Das Neue K.Kollwitz Werk 1933），却更多明朗之作了。霍善斯坦因（Wilhelm Hausenstein）批评她中期的作品，以为虽然间有鼓动的男性的版画，暴力的恐吓，但在根本上，是和颇深的生活相联系，形式也出于颇激的纠葛的，所以那形式，是紧握着世事的形相。永田一修并取她的后来之作，以这批评为不足，他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和里培尔曼（Max Liebermann）不同，并非只觉得题材有趣，来画下层世界的；她因为被周围的悲惨生活所动，所以非画不可，这是对于榨取人类者的无穷的“愤怒”。“她照目前的感觉，──永田一修说──描写着黑土的大众。她不将样式来范围现象。时而见得悲剧，时而见得英雄化，是不免的。然而无论她怎样阴郁，怎样悲哀，却决不是非革命。她没有忘却变革现社会的可能。而且愈入老境，就愈脱离了悲剧的，或者英雄的，阴暗的形式。”
而且她不但为周围的悲惨生活抗争，对于中国也没有像中国对于她那样的冷淡：一九三一年一月间，六个青年作家遇害之后，全世界的进步的文艺家联名提出抗议的时候，她也是署名的一个人。现在，用中国法计算作者的年龄，她已届七十岁了，这一本书的出版，虽然篇幅有限，但也可以算是为她作一个小小的记念的罢。
选集所取，计二十一幅，以原版拓本为主，并复制一九二七年的印本画帖以足之。以下据亚斐那留斯及第勒（Louise Diel）的解说，并略参己见，为目录──
（1）《自画像》（Selbstbild）。石刻，制作年代未详，按《作品集》所列次序，当成于一九一○年顷；据原拓本，原大 34×30cm.这是作者从许多版画的肖像中，自己选给中国的一幅，隐然可见她的悲悯，愤怒和慈和。
（2）《穷苦》（Not）。石刻，原大 15×15cm.据原版拓本，后五幅同。这是有名的《织工一揆》（Ein Weberaufstand）的第一幅，一八九八年作。前四年，霍普德曼的剧本《织匠》始开演于柏林的德国剧场，取材是一八四四年的勖列济安（Schlesien）麻布工人的蜂起，作者也许是受着一点这作品的影响的，但这可以不必深论，因为那是剧本，而这却是图画。我们借此进了一间穷苦的人家，冰冷，破烂，父亲抱一个孩子，毫无方法的坐在屋角里，母亲是愁苦的，两手支头，在看垂危的儿子，纺车静静的停在她的旁边。
（3）《死亡》（Tod）。石刻，原大 22×18cm.同上的第二幅，还是冰冷的房屋，母亲疲劳得睡去了，父亲还是毫无方法的，然而站立着在沉思他的无法。桌上的烛火尚有余光，“死”却已经近来，伸开他骨出的手，抱住了弱小的孩子。孩子的眼睛张得极大，在凝视我们，他要生存，他至死还在希望人有改革运命的力量。
（4）《商议》（Beratung）。石刻，原大 27×17cm.同上的第三幅。接着前两幅的沉默的忍受和苦恼之后，到这里却现出生存竞争的景象来了。我们只在黑暗中看见一片桌面，一只杯子和两个人，但为的是在商议摔掉被践踏的运命。
（5）《织工队》（Weberzug）。铜刻，原大 22×29cm.同上的第四幅。队伍进向吮取脂膏的工场，手里捏着极可怜的武器，手脸都瘦损，神情也很颓唐，因为向来总饿着肚子。队伍中有女人，也疲惫到不过走得动；这作者所写的大众里，是大抵有女人的。她还背着孩子，却伏在肩头睡去了。
（6）《突击》（Sturm）。铜刻，原大 24×29cm.同上的第五幅。工场的铁门早经锁闭，织工们却想用无力的手和可怜的武器，来破坏这铁门，或者是飞进石子去。女人们在助战，用痉挛的手，从地上挖起石块来。孩子哭了，也许是路上睡着的那一个。这是在六幅之中，人认为最好的一幅，有时用这来证明作者的《织工》，艺术达到怎样的高度的。
（7）《收场》（Ende）。铜刻，原大 24×30cm.同上的第六和末一幅。我们到底又和织工回到他们的家里来，织机默默的停着，旁边躺着两具尸体，伏着一个女人；而门口还在抬进尸体来。这是四十年代，在德国的织工的求生的结局。
（8）《格莱亲》（Gretchen）。一八九九年作石刻；据画帖，原大未详。歌德（Goethe）的《浮士德》（Faust）有浮士德爱格莱亲，诱与通情，有孕；她在井边，从女友听到邻女被情人所弃，想到自己，于是向圣母供花祷告事。这一幅所写的是这可怜的少女经过极狭的桥上，在水里幻觉的看见自己的将来。她在剧本里，后来是将她和浮士德所生的孩子投在水里淹死，下狱了。原石已破碎。
（9）《断头台边的舞蹈》（Tanz Um Die Guillotine）。一九○一年作，铜刻；据画帖，原大未详。是法国大革命时候的一种情景：断头台造起来了，大家围着它，吼着“让我们来跳加尔玛弱儿舞罢！”（Dansons La Carmagnole！）的歌，在跳舞。不是一个，是为了同样的原因而同样的可怕了的一群。周围的破屋，像积叠起来的困苦的峭壁，上面只见一块天。狂暴的人堆的臂膊，恰如净罪的火焰一般，照出来的只有一个阴暗。
（10）《耕夫》（Die Pflueger）。原大31×45cm.这就是有名的历史的连续画《农民战争》（Bauernkrieg）的第一幅。画共七幅，作于一九○四至○八年，都是铜刻。现在据以影印的也都是原拓本。“农民战争”是近代德国最大的社会改革运动之一，以一五二四年顷，起于南方，其时农民都在奴隶的状态，被虐于贵族的封建的特权；玛丁·路德既提倡新教，同时也传播了自由主义的福音，农民就觉醒起来，要求废止领主的苛例，发表宣言，还烧教堂，攻地主，扰动及于全国。然而这时路德却反对了，以为这种破坏的行为，大背人道，应该加以镇压，诸侯们于是放手的讨伐，恣行残酷的复仇，到第二年，农民就都失败了，境遇更加悲惨，所以他们后来就称路德为“撒谎博士”。这里刻划出来的是没有太阳的天空之下，两个耕夫在耕地，大约是弟兄，他们套着绳索，拉着犁头，几乎爬着的前进，像牛马一般，令人仿佛看见他们的流汗，听到他们的喘息。后面还该有一个扶犁的妇女，那恐怕总是他们的母亲了。
（11）《凌辱》（Vergewaltigt）。同上的第二幅；原大 35×53cm.男人们的受苦还没有激起变乱，但农妇也遭到可耻的凌辱了；她反缚两手，躺着，下颏向天，不见脸。死了，还是昏着呢，我们不知道。只见一路的野草都被蹂躏，显着曾经格斗的样子，较远之处，却站着可爱的小小的葵花。
（12）《磨镰刀》（Beim Dengeln）。同上的第三幅，原大 30×30cm.这里就出现了饱尝苦楚的女人，她的壮大粗糙的手，在用一块磨石，磨快大镰刀的刀锋，她那小小的两眼里，是充满着极顶的憎恶和愤怒。
（13）《圆洞门里的武装》（Bewaffnung In Einem Gewoelbe）。同上的第四幅，原大 50×33cm.大家都在一个阴暗的圆洞门下武装了起来，从狭窄的戈谛克式阶级蜂涌而上：是一大群拚死的农民。光线愈高愈少；奇特的半暗，阴森的人相。
（14）《反抗》（Losbruch）。同上的第五幅，原大 51×50cm.谁都在草地上没命的向前，最先是少年，喝令的却是一个女人，从全体上洋溢着复仇的愤怒。她浑身是力，挥手顿足，不但令人看了就生勇往直前之心，还好象天上的云，也应声裂成片片。她的姿态，是所有名画中最有力量的女性的一个。也如《织工一揆》里一样，女性总是参加着非常的事变，而且极有力，这也就是“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的精神。
（15）《战场》（Schlachtfeld）。同上的第六幅，原大 41×53cm.农民们打败了，他们敌不过官兵。剩在战场上的是什么呢？几乎看不清东西。只在隐约看见尸横遍野的黑夜中，有一个妇人，用风灯照出她一只劳作到满是筋节的手，在触动一个死尸的下巴。光线都集中在这一小块上。这，恐怕正是她的儿子，这处所，恐怕正是她先前扶犁的地方，但现在流着的却不是汗而是鲜血了。
（16）《俘虏》（Die Gefangenen）。同上的第七幅，原大 33×42cm.画里是被捕的孑遗，有赤脚的，有穿木鞋的，都是强有力的汉子，但竟也有儿童，个个反缚两手，禁在绳圈里。他们的运命，是可想而知的了，但各人的神气，有已绝望的，有还是倔强或愤怒的，也有自在沉思的，却不见有什么萎靡或屈服。
（17）《失业》（Arbeitslosigkeit）。一九○九年作，铜刻；据画帖，原大 44×54cm.他现在闲空了，坐在她的床边，思索着──然而什么法子也想不出。那母亲和睡着的孩子们的模样，很美妙而崇高，为作者的作品中所罕见。
（18）《妇人为死亡所捕获》（Frau Vom Tod Gepackt），亦名《死和女人》（Tod Und Weib）。一九一○年作，铜刻；据画帖，原大未详。“死”从她本身的阴影中出现，由背后来袭击她，将她缠住，反剪了；剩下弱小的孩子，无法叫回他自己的慈爱的母亲。一转眼间，对面就是两界。“死”是世界上最出众的拳师，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而这妇人则是全作品中最伟大的一人。
（19）《母与子》（Mutter Und Kind）。制作年代未详，铜刻；据画帖，原大 19×13cm.在《凯绥·珂勒惠支作品集》中所见的百八十二幅中，可指为快乐的不过四五幅，这就是其一。亚斐那留斯以为从特地描写着孩子的呆气的侧脸，用光亮衬托出来之处，颇令人觉得有些忍俊不禁。
（20）《面包！》（Brot！）。石刻，制作年代未详，想当在欧洲大战之后；据原拓本，原大 30×28cm.饥饿的孩子的急切的索食，是最碎裂了做母亲的的心的。这里是孩子们徒然张着悲哀，而热烈地希望着的眼，母亲却只能弯了无力的腰。她的肩膀耸了起来，是在背人饮泣。她背着人，因为肯帮助的和她一样的无力，而有力的是横竖不肯帮助的。她也不愿意给孩子们看见这是剩在她这里的仅有的慈爱。
（21）《德国的孩子们饿着！》（Deutschlands Kinder Hungern！）。石刻，制作年代未详，想当在欧洲大战之后，据原拓本，原大 43×29cm.他们都擎着空碗向人，瘦削的脸上的圆睁的眼睛里，炎炎的燃着如火的热望。谁伸出手来呢？这里无从知道。这原是横幅，一面写着现在作为标题的一句，大约是当时募捐的揭帖。后来印行的，却只存了图画。作者还有一幅石刻，题为《决不再战！》（Nie Wieder Krieg！），是略早的石刻，可惜不能搜得；而那时的孩子，存留至今的，则已都成了二十以上的青年，可又将被驱作兵火的粮食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鲁迅。
【难答的问题】
何干
大约是因为经过了“儿童年”的缘故罢，这几年来，向儿童们说话的刊物多得很，教训呀，指导呀，鼓励呀，劝谕呀，七嘴八舌，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儿童的人，是看了要头昏的。
最近，二月九日《申报》的《儿童专刊》上，有一篇文章在对儿童讲“武训先生”。它说他是一个乞丐，自己吃臭饭，喝脏水，给人家做苦工，“做得了钱，却把它储起来。只要有人给他钱，甚至他可以跪下来的”。
这并不算什么特别。特别的是他得了钱，却一文也不化，终至于开办了一个学校。
于是这篇《武训先生》的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来道：
“小朋友！你念了上面的故事，有什么感想？”
我真也极愿意知道小朋友将有怎样的感想。假如念了上面的故事的人，是一个乞丐，或者比乞丐景况还要好，那么，他大约要自愧弗如，或者愤慨于中国少有这样的乞丐。然而小朋友会怎样感想呢，他们恐怕只好圆睁了眼睛，回问作者道：
“大朋友！你讲了上面的故事，是什么意思？”
【登错的文章】
何干
印给少年们看的刊物上，现在往往见有描写岳飞呀，文天祥呀的故事文章。自然，这两位，是给中国人挣面子的，但来做现在的少年们的模范，却似乎迂远一点。
他们俩，一位是文官，一位是武将，倘使少年们受了感动，要来模仿他，他就先得在普通学校卒业之后，或进大学，再应文官考试，或进陆军学校，做到将官，于是武的呢，准备被十二金牌召还，死在牢狱里；文的呢，起兵失败，死在蒙古人的手中。
宋朝怎么样呢？有历史在，恕不多谈。
不过这两位，却确可以励现任的文官武将，愧前任的降将逃官，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要不然，作者是决不至于如此低能的。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
我记得曾有一个时候，我们很少能够从本国的刊物上，知道一点苏联的情形。虽是文艺罢，有些可敬的作家和学者们，也如千金小姐的遇到柏油一样，不但决不沾手，离得还远呢，却已经皱起了鼻子。近一两年可不同了，自然间或还看见几幅从外国刊物上取来的讽刺画，但更多的是真心的绍介着建设的成绩，令人抬起头来，看见飞机，水闸，工人住宅，集体农场，不再专门两眼看地，惦记着破皮鞋摇头叹气了。这些绍介者，都并非有所谓可怕的政治倾向的人，但决不幸灾乐祸，因此看得邻人的平和的繁荣，也就非常高兴，并且将这高兴来分给中国人。我以为为中国和苏联两国起见，这现象是极好的，一面是真相为我们所知道，得到了解，一面是不再误解，而且证明了我们中国，确有许多“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必说真话的人们。
但那些绍介，都是文章或照相，今年的版画展览会，却将艺术直接陈列在我们眼前了。作者之中，很有几个是由于作品的复制，姓名已为我们所熟识的，但现在才看到手制的原作，使我们更加觉得亲密。
版画之中，木刻是中国早已发明的，但中途衰退，五年前从新兴起的是取法于欧洲，与古代木刻并无关系。不久，就遭压迫，又缺师资，所以至今不见有特别的进步。我们在这会里才得了极好，极多的模范。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内战时期，就改革木刻，从此不断的前进的巨匠法复尔斯基（V.Favorsky），和他的一派兑内加（A.Deineka），冈察洛夫（A.Goncharov），叶卡斯托夫（G.Echeistov），毕珂夫（M.Pikov）等，他们在作品里各各表现着真挚的精神，继起者怎样照着导师所指示的道路，却用不同的方法，使我们知道只要内容相同，方法不妨各异，而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
兑内加和叶卡斯托夫的作品，是中国未曾绍介过的，可惜这里也很少，和法复尔斯基接近的保夫理诺夫（P.Pavlinov）的木刻，我们只见过一幅，现在却弥补了这缺憾了。
克拉甫兼珂（A.Kravchenko）的木刻能够幸而寄到中国，翻印绍介了的也只有一幅，到现在大家才看见他更多的原作。他的浪漫的色彩，会鼓动我们的青年的热情，而注意于背景和细致的表现，也将使观者得到裨益。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竞尚高简，变成空虚，这弊病还常见于现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里，克拉甫兼珂的新作《尼泊尔建造》（Dneprostroy），是惊起这种懒惰的空想的警钟。至于毕斯凯莱夫（N.Piskarev），则恐怕是最先绍介到中国来的木刻家。他的四幅《铁流》的插画，早为许多青年读者所欣赏，现在才又见了《安娜·加里尼娜》的插画，──他的刻法的别一端。
这里又有密德罗辛（D.Mitrokhin），希仁斯基（L.Khizhinsky），莫察罗夫（S.Mochalov），都曾为中国豫先所知道，以及许多第一次看见的艺术家，是从十月革命前已经有名，以至生于二十世纪初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都在向我们说明通力合作，进向平和的建设的道路。别的作者和作品，展览会的说明书上各有简要说明，而且临末还揭出了全体的要点：“一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对于现实主义的根本的努力”，在这里也无须我赘说了。
但我们还有应当注意的，是其中有乌克兰、乔其亚、白俄罗斯的艺术家的作品，我想，倘没有十月革命，这些作品是不但不能和我们见面，也未必会得出现的。
现在，二百余幅的作品，是已经灿烂的一同出现于上海了。单就版画而论，使我们看起来，它不像法国木刻的多为纤美，也不像德国木刻的多为豪放；然而它真挚，却非固执，美丽，却非淫艳，愉快，却非狂欢，有力，却非粗暴；但又不是静止的，它令人觉得一种震动──这震动，恰如用坚实的步法，一步一步，踏着坚实的广大的黑土进向建设的路的大队友军的足音。
附记：会中的版画，计有五种。一木刻，一胶刻（目录译作“油布刻”，颇怪），看名目自明。两种是用强水浸蚀铜版和石版而成的，译作“铜刻”和“石刻”固可，或如目录，译作“蚀刻”和“石印”亦无不可。还有一种 Monotype，是在版上作画，再用纸印，所以虽是版画，却只一幅的东西，我想只好译作“独幅版画”。会中的说明书上译作“摩诺”，还不过等于不译，有时译为“单型学”，却未免比不译更难懂了。其实，那不提撰人的说明，是非常简而得要的，可惜译得很费解，如果有人改译一遍，即使在闭会之后，对于留心版画的人也还是很有用处的。
（二月十七日。）
【我要骗人】
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得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不可的。而且还得有清水。浅间山边，倘是客店，那一定是有的罢，但我想，却未必有去造“象牙之塔”的人的。
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
去年的秋天或是冬天，日本的一个水兵，在闸北被暗杀了。忽然有了许多搬家的人，汽车租钱之类，都贵了好几倍。搬家的自然是中国人，外国人是很有趣似的站在马路旁边看。我也常常去看的。一到夜里，非常之冷静，再没有卖食物的小商人了，只听得有时从远处传来着犬吠。然而过了两三天，搬家好象被禁止了。警察拚死命的在殴打那些拉着行李的大车夫和洋车夫，日本的报章，中国的报章，都异口同声的对于搬了家的人们给了一个“愚民”的徽号。这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天下太平的，只因为有这样的“愚民”，所以把颇好的天下，弄得乱七八糟了。
我自始至终没有动，并未加入“愚民”这一伙里。但这并非为了聪明，却只因为懒惰。也曾陷在五年前的正月的上海战争──日本那一面，好象是喜欢称为“事变”似的──的火线下，而且自由早被剥夺，夺了我的自由的权力者，又拿着这飞上空中了，所以无论跑到那里去，都是一个样。中国的人民是多疑的。无论那一国人，都指这为可笑的缺点。然而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我是中国人，所以深知道这秘密。其实，是在下着断语的，而这断语，乃是：到底还是不可信。但后来的事实，却大抵证明了这断语的的确。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所以我的没有搬家，也并不是因为怀着天下太平的确信，说到底，仍不过为了无论那里都一样的危险的缘故。五年以前翻阅报章，看见过所记的孩子的死尸的数目之多，和从不见有记着交换俘虏的事，至今想起来，也还是非常悲痛的。
虐待搬家人，殴打车夫，还是极小的事情，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现在单是这模样就完事，总算好得很。
但当大家正在搬家的时候，我也没有整天站在路旁看热闹，或者坐在家里读世界文学史之类的心思。走远一点，到电影院里散闷去。一到那里，可真是天下太平了。这就是大家搬家去住的处所。我刚要跨进大门，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学生，在募集水灾的捐款，因为冷，连鼻子尖也冻得通红。我说没有零钱，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觉得对不起人，就带她进了电影院，买过门票之后，付给她一块钱。她这回是非常高兴了，称赞我道，“你是好人”，还写给我一张收条。只要拿着这收条，就无论到那里，都没有再出捐款的必要。于是我，就是所谓“好人”，也轻松的走进里面了。
看了什么电影呢？现在已经丝毫也记不起。总之，大约不外乎一个英国人，为着祖国，征服了印度的残酷的酋长，或者一个美国人，到亚非利加去，发了大财，和绝世的美人结婚之类罢。这样的消遣了一些时光，傍晚回家，又走进了静悄悄的环境。听到远地里的犬吠声。女孩子的满足的表情的相貌，又在眼前出现，自己觉得做了好事情了，但心情又立刻不舒服起来，好象嚼了肥皂或者什么一样。
诚然，两三年前，是有过非常的水灾的，这大水和日本的不同，几个月或半年都不退。但我又知道，中国有着叫作“水利局”的机关，每年从人民收着税钱，在办事。但反而出了这样的大水了。我又知道，有一个团体演了戏来筹钱，因为后来只有二十几元，衙门就发怒不肯要。连被水灾所害的难民成群的跑到安全之处来，说是有害治安，就用机关枪去扫射的话也都听到过。恐怕早已统统死掉了罢。然而孩子们不知道，还在拚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费，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欢。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象也相信款子真会到灾民的手里似的，付了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
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蹰，答道真有的罢。
然而这一天的后来的心情却不舒服。好象是又以为孩子和老人不同，骗她是不应该似的，想写一封公开信，说明自己的本心，去消释误解，但又想到横竖没有发表之处，于是中止了，时候已是夜里十二点钟。到门外去看了一下。
已经连人影子也看不见。只在一家的檐下，有一个卖馄饨的，在和两个警察谈闲天。这是一个平时不大看见的特别穷苦的肩贩，存着的材料多得很，可见他并无生意。用两角钱买了两碗，和我的女人两个人分吃了。算是给他赚一点钱。
庄子曾经说过：“干下去的（曾经积水的）车辙里的鲋鱼，彼此用唾沫相湿，用湿气相嘘，”──然而他又说，“倒不如在江湖里，大家互相忘却的好。”
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骗起人来了。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
但不幸而在既未卒业，又未中止之际，遇到山本社长了。因为要我写一点什么，就在礼仪上，答道“可以的”。因为说过“可以”，就应该写出来，不要使他失望，然而，到底也还是写了骗人的文章。
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候“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
单是自己一个人的过虑也说不定：要彼此看见和了解真实的心，倘能用了笔，舌，或者如宗教家之所谓眼泪洗明了眼睛那样的便当的方法，那固然是非常之好的，然而这样便宜事，恐怕世界上也很少有。这是可以悲哀的。一面写着漫无条理的文章，一面又觉得对不起热心的读者了。
临末，用血写添几句个人的豫感，算是一个答礼罢。
（二月二十三日。）
【“译文”复刊词】
先来引几句古书，──也许记的不真确，──庄子曰：“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相煦以湿，──不若相忘于江湖。”
《译文》就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出世的。那时候，鸿篇巨制如《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库》之类，还没有诞生，所以在这青黄不接之际，大约可以说是仿佛戈壁中的绿洲，几个人偷点余暇，译些短文，彼此看看，倘有读者，也大家看看，自寻一点乐趣，也希望或者有一点益处，──但自然，这决不是江湖之大。
不过这与世无争的小小的期刊，终于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终刊号”和大家告别了。虽然不过野花小草，但曾经费过不少移栽灌溉之力，当然不免私心以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气和慰安：这是许多读者用了笔和舌，对于《译文》的凭吊。
我们知道感谢，我们知道自勉。
我们也不断的希望复刊。但那时风传的关于终刊的原因：是折本。出版家虽然大抵是“传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所以荏苒半年，简直死得无药可救。直到今年，折本说这才起了动摇，得到再造的运会，再和大家相见了。
内容仍如创刊时候的《前记》里所说一样：原料没有限制；门类也没有固定；文字之外多加图画，也有和文字有关系的，意在助趣，也有和文字没有关系的，那就算是我们贡献给读者的一点小意思。
这一回，将来的运命如何呢？我们不知道。但今年文坛的情形突变，已在宣扬宽容和大度了，我们真希望在这宽容和大度的文坛里，《译文》也能够托庇比较的长生。
（三月八日。）
【白莽作“孩儿塔”序】
春天去了一大半了，还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沥沥，深夜独坐，听得令人有些凄凉，也因为午后得到一封远道寄来的信，要我给白莽的遗诗写一点序文之类；那信的开首说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罢。……”──这就使我更加惆怅。
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长，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也没有诗人的朋友，偶尔一有，也终至于闹开，不过和白莽没有闹，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现在，对于他的诗，我一句也不说──因为我不能。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那一世界里有许多许多人，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单是这一点，我想，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夜，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海上述林”上卷序言】
这一卷里，几乎全是关于文学的论说；只有《现实》中的五篇，是根据了杂志《文学的遗产》撰述的，再除去两篇序跋，其余就都是翻译。
编辑本集时，所据的大抵是原稿；但《绥拉菲摩维支〈铁流〉序》，却是由排印本收入的。《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一篇，既系摘译，又好象曾由别人略加改易，是否合于译者本意，已不可知，但因为关于艺术的只有这一篇，所以仍不汰去。
《冷淡》所据的也是排印本，本该是收在《高尔基论文拾补》中的，可惜发见得太迟一点，本书已将排好了，因此只得附在卷末。
对于文辞，只改正了几个显然的笔误和补上若干脱字；至于因为断续的翻译，遂使人地名的音译字，先后不同，或当时缺少参考书籍，注解中偶有未详之处，现在均不订正，以存其真。
关于搜罗文稿和校印事务种种，曾得许多友人的协助，在此一并志谢。
一九三六年三月下旬，编者。
【我的第一个师父】
不记得是那一部旧书上看来的了，大意说是有一位道学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辟佛，却名自己的小儿子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这件事来质问他。他回答道：“这正是表示轻贱呀！”那人无话可说而退云。
其实，这位道学先生是诡辩。名孩子为“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手，安心。和尚这一种人，从和尚的立场看来，会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从读书人的立场一看，他们无家无室，不会做官，却是下贱之流。读书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见当然和读书人相同，所以也就不来搅扰了。这和名孩子为阿猫阿狗，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容易养大。
还有一个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为师，也就是舍给寺院了的意思，然而并不放在寺院里。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拜师是否要贽见礼，或者布施什么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还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论理，是应该用各种破布拼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非喜庆大事不给穿；还有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上挂零星小件，如历本，镜子，银筛之类，据说是可以避邪的。
这种布置，好象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没有死。
不过，现在法名还在，那两件法宝却早已失去了。前几年回北平去，母亲还给了我婴儿时代的银筛，是那时的惟一的记念。仔细一看，原来那筛子圆径不过寸余，中央一个太极图，上面一本书，下面一卷画，左右缀着极小的尺，剪刀，算盘，天平之类。我于是恍然大悟，中国的邪鬼，是怕斩钉截铁，不能含胡的东西的。因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经去问上海的银楼，终于买了两面来，和我的几乎一式一样，不过缀着的小东西有些增减。奇怪得很，半世纪有余了，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然而我又想，这法宝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险的。
但因此又使我记起了半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无论谁，都称他为“龙师父”，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对人很和气，对我也很和气，不教我念一句经，也不教我一点佛门规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来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无祀孤魂，来受甘露味”的时候，是庄严透顶的，平常可也不念经，因为是住持，只管着寺里的琐屑事，其实──自然是由我看起来──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师母，就是他的老婆。论理，和尚是不应该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我是徒弟，他是师，决不能抗议，而在那时，也决不想到抗议，不过觉得似乎有点古怪。但我是很爱我的师母的，在我的记忆上，见面的时候，她已经大约有四十岁了，是一位胖胖的师母，穿着玄色纱衫裤，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纳凉，她的孩子们就来和我玩耍。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吃，──自然，这也是我所以爱她的一个大原因；用高洁的陈源教授的话来说，便是所谓“有奶便是娘”，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
不过我的师母在恋爱故事上，却有些不平常。“恋爱”，这是现在的术语，那时我们这偏僻之区只叫作“相好”。《诗经》云，“式相好矣，毋相尤矣”，起源是算得很古，离文武周公的时候不怎么久就有了的，然而后来好象并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话。这且不管它罢。总之，听说龙师父年青时，是一个很漂亮而能干的和尚，交际很广，认识各种人。有一天，乡下做社戏了，他和戏子相识，便上台替他们去敲锣，精光的头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风头十足。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以为和尚是只应该念经拜忏的，台下有人骂了起来。师父不甘示弱，也给他们一个回骂。于是战争开幕，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有些勇士，还有进攻之势，“彼众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又只好慌张的躲进一家人家去。而这人家，又只有一位年青的寡妇。以后的故事，我也不甚了然了，总而言之，她后来就是我的师母。
自从《宇宙风》出世以来，一向没有拜读的机缘，近几天才看见了“春季特大号”。其中有一篇铢堂先生的《不以成败论英雄》，使我觉得很有趣，他以为中国人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的，“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近人有一句流行话，说中国民族富于同化力，所以辽、金、元、清都并不曾征服中国。其实无非是一种惰性，对于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罢了”。我们怎样来改悔这“惰性”呢，现在姑且不谈，而且正在替我们想法的人们也多得很。我只要说那位寡妇之所以变了我的师母，其弊病也就在“不以成败论英雄”。乡下没有活的岳飞或文天祥，所以一个漂亮的和尚在如雨而下的甘蔗梢头中，从戏台逃下，也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失败的英雄。她不免发现了祖传的“惰性”，崇拜起来，对于追兵，也像我们的祖先的对于辽、金、元、清的大军似的，“不承认成功的英雄”了。在历史上，这结果是正如铢堂先生所说：“乃是中国的社会不树威是难得帖服的”，所以活该有“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但那时的乡下人，却好象并没有“树威”，走散了，自然，也许是他们料不到躲在家里。
因此我有了三个师兄，两个师弟。大师兄是穷人的孩子，舍在寺里，或是卖在寺里的；其余的四个，都是师父的儿子，大和尚的儿子做小和尚，我那时倒并不觉得怎么稀奇。大师兄只有单身；二师兄也有家小，但他对我守着秘密，这一点，就可见他的道行远不及我的师父，他的父亲了。而且年龄都和我相差太远，我们几乎没有交往。
三师兄比我恐怕要大十岁，然而我们后来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担心。还记得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他不大看经，想来未必深通什么大乘教理，在剃得精光的囟门上，放上两排艾绒，同时烧起来，我看是总不免要叫痛的，这时善男信女，多数参加，实在不大雅观，也失了我做师弟的体面。这怎么好呢？每一想到，十分心焦，仿佛受戒的是我自己一样。然而我的师父究竟道力高深，他不说戒律，不谈教理，只在当天大清早，叫了我的三师兄去，厉声吩咐道：“拚命熬住，不许哭，不许叫，要不然，脑袋就炸开，死了！”这一种大喝，实在比什么《妙法莲花经》或《大乘起信论》还有力，谁高兴死呢，于是仪式很庄严的进行，虽然两眼比平时水汪汪，但到两排艾绒在头顶上烧完，的确一声也不出。我嘘一口气，真所谓“如释重负”，善男信女们也个个“合十赞叹，欢喜布施，顶礼而散”了。
出家人受了大戒，从沙弥升为和尚，正和我们在家人行过冠礼，由童子而为成人相同。成人愿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为和尚只记得释迦牟尼或弥勒菩萨，乃是未曾拜和尚为师，或与和尚为友的世俗的谬见。寺里也有确在修行，没有女人，也不吃荤的和尚，例如我的大师兄即是其一，然而他们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象总是郁郁不乐，他们的一把扇或一本书，你一动他就不高兴，令人不敢亲近他。所以我所熟识的，都是有女人，或声明想女人，吃荤，或声明想吃荤的和尚。
我那时并不诧异三师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样的女人。人也许以为他想的是尼姑罢，并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当。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这“相思”或“单相思”──即今之所谓“单恋”也──的媒介的是“结”。我们那里的阔人家，一有丧事，每七日总要做一些法事，有一个七日，是要举行“解结”的仪式的，因为死人在未死之前，总不免开罪于人，存着冤结，所以死后要替他解散。方法是在这天拜完经忏的傍晚，灵前陈列着几盘东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盘，是用麻线或白头绳，穿上十来文钱，两头相合而打成蝴蝶式，八结式之类的复杂的，颇不容易解开的结子。一群和尚便环坐桌旁，且唱且解，解开之后，钱归和尚，而死人的一切冤结也从此完全消失了。这道理似乎有些古怪，但谁都这样办，并不为奇，大约也是一种“惰性”。不过解结是并不如世俗人的所推测，个个解开的，倘有和尚以为打得精致，因而生爱，或者故意打得结实，很难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个落到僧袍的大袖里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结，到地狱里去吃苦。这种宝结带回寺里，便保存起来，也时时鉴赏，恰如我们的或亦不免偏爱看看女作家的作品一样。当鉴赏的时候，当然也不免想到作家，打结子的是谁呢，男人不会，奴婢不会，有这种本领的，不消说是小姐或少奶奶了。和尚没有文学界人物的清高，所以他就不免睹物思人，所谓“时涉遐想”起来，至于心理状态，则我虽曾拜和尚为师，但究竟是在家人，不大明白底细。只记得三师兄曾经不得已而分给我几个，有些实在打得精奇，有些则打好之后，浸过水，还用剪刀柄之类砸实，使和尚无法解散。解结，是替死人设法的，现在却和和尚为难，我真不知道小姐或少奶奶是什么意思。这疑问直到二十年后，学了一点医学，才明白原来是给和尚吃苦，颇有一点虐待异性的病态的。深闺的怨恨，会无线电似的报在佛寺的和尚身上，我看道学先生可还没有料到这一层。
后来，三师兄也有了老婆，出身是小姐，是尼姑，还是“小家碧玉”呢，我不明白，他也严守秘密，道行远不及他的父亲了。这时我也长大起来，不知道从那里，听到了和尚应守清规之类的古老话，还用这话来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点不窘，立刻用“金刚怒目”式，向我大喝一声道：
“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那里来！？”
这真是所谓“狮吼”，使我明白了真理，哑口无言，我的确早看见寺里有丈余的大佛，有数尺或数寸的小菩萨，却从未想到他们为什么有大小。经此一喝，我才澈底的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萨的来源，不再发生疑问。但要找寻三师兄，从此却艰难了一点，因为这位出家人，这时就有了三个家了：一是寺院，二是他的父母的家，三是他自己和女人的家。
我的师父，在约略四十年前已经去世；师兄弟们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们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们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萨，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
（四月一日。）
【续记】
这是三月十日的事。我得到一个不相识者由汉口寄来的信，自说和白莽是同济学校的同学，藏有他的遗稿《孩儿塔》，正在经营出版，但出版家有一个要求：要我做一篇序；至于原稿，因为纸张零碎，不寄来了，不过如果要看的话，却也可以补寄。其实，白莽的《孩儿塔》的稿子，却和几个同时受难者的零星遗稿，都在我这里，里面还有他亲笔的插画，但在他的朋友手里别有初稿，也是可能的；至于出版家要有一篇序，那更是平常事。
近两年来，大开了印卖遗著的风气，虽是期刊，也常有死人和活人合作的，但这已不是先前的所谓“骸骨的迷恋”，倒是活人在依靠死人的余光，想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我不大佩服这些活家伙。可是这一回却很受了感动，因为一个人受了难，或者遭了冤，所谓先前的朋友，一声不响的固然有，连赶紧来投几块石子，借此表明自己是属于胜利者一方面的，也并不算怎么希罕；至于抱守遗文，历多年还要给它出版，以尽对于亡友的交谊者，以我之孤陋寡闻，可实在很少知道。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沥，怆然有怀，便力疾写了一点短文，到第二天付邮寄去，因为恐怕连累付印者，所以不题他的姓名；过了几天，才又投给《文学丛报》，因为恐怕妨碍发行，所以又隐下了诗的名目。
此后不多几天，看见《社会日报》，说是善于翻戏的史济行，现又化名为齐涵之了。我这才悟到自己竟受了骗，因为汉口的发信者，署名正是齐涵之。他仍在玩着骗取文稿的老套，《孩儿塔》不但不会出版，大约他连初稿也未必有的，不过知道白莽和我相识，以及他的诗集的名目罢了。
至于史济行和我的通信，却早得很，还是八九年前，我在编辑《语丝》，创造社和太阳社联合起来向我围剿的时候，他就自称是一个艺术专门学校的学生，信件在我眼前出现了，投稿是几则当时所谓革命文豪的劣迹，信里还说这类文稿，可以源源的寄来。然而《语丝》里是没有“劣迹栏”的，我也不想和这种“作家”往来，于是当时即加以拒绝。后来他又或者化名“彳亍”，在刊物上捏造我的谣言，或者忽又化为“天行”（《语丝》也有同名的文字，但是别一人）或“史岩”，卑词征求我的文稿，我总给他一个置之不理。这一回，他在汉口，我是听到过的，但不能因为一个史济行在汉口，便将一切汉口的不相识者的信都看作卑劣者的圈套，我虽以多疑为忠厚长者所诟病，但这样多疑的程度是还不到的。不料人还是大意不得，偶不疑虑，偶动友情，到底成为我的弱点了。
今天又看见了所谓“汉出”的《人间世》的第二期，卷末写着“主编史天行”，而下期要目的豫告上，果然有我的《序〈孩儿塔〉》在。但卷端又声明着下期要更名为《西北风》了，那么，我的序文，自然就卷在第一阵《西北风》里。而第二期的第一篇，竟又是我的文章，题目是《日译本〈中国小说史略〉序》。这原是我用日本文所写的，这里却不知道何人所译，仅止一页的短文，竟充满着错误和不通，但前面却附有一行声明道：“本篇原来是我为日译本《支那小说史》写的卷头语……”乃是模拟我的语气，冒充我自己翻译的。翻译自己所写的日文，竟会满纸错误，这岂不是天下的大怪事么？
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所以史济行的把戏，就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我所要特地声明的，只在请读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儿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这希望，因为这是我先受了欺骗，一转而成为我又欺骗了读者的。
最后，我还要添几句由“多疑”而来的结论：即使真有“汉出”《孩儿塔》，这部诗也还是可疑的。我从来不想对于史济行的大事业讲一句话，但这回既经我写过一篇序，且又发表了，所以在现在或到那时，我都有指明真伪的义务和权利。
（四月十一日。）
【写于深夜里】
【一 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之入中国】
野地上有一堆烧过的纸灰，旧墙上有几个划出的图画，经过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这些里面，各各藏着一些意义，是爱，是悲哀，是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来的更猛烈。也有几个人懂得这意义。
一九三一年──我忘了月份了──创刊不久便被禁止的杂志《北斗》第一本上，有一幅木刻画，是一个母亲，悲哀的闭了眼睛，交出她的孩子去。这是珂勒惠支教授（Prof. Kaethe Kollwitz）的木刻连续画《战争》的第一幅，题目叫作《牺牲》；也是她的版画绍介进中国来的第一幅。
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纪念。他是我的学生和朋友，一同绍介外国文艺的人，尤喜欢木刻，曾经编印过三本欧、美作家的作品，虽然印得不大好。然而不知道为了什么，突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龙华和别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枪毙。当时的报章上毫无记载，大约是不敢，也不能记载，然而许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间了，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然而，后来知道，很有一些人是觉得所含的意义的，不过他们大抵以为纪念的是被害的全群。
这时珂勒惠支教授的版画集正在由欧洲走向中国的路上，但到得上海，勤恳的绍介者却早已睡在土里了，我们连地点也不知道。好的，我一个人来看。这里面是穷困，疾病，饥饿，死亡……自然也有挣扎和争斗，但比较的少；这正如作者的自画像，脸上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的相同。这是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母亲的心的图像。这类母亲，在中国的指甲还未染红的乡下，也常有的，然而人往往嗤笑她，说做母亲的只爱不中用的儿子，但我想，她是也爱中用的儿子的，只因为既然强壮而有能力，她便放了心，去注意“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孩子去了。
现在就有她的作品的复印二十一幅，来作证明；并且对于中国的青年艺术学徒，又有这样的益处的──
一、近五年来，木刻已颇流行了，虽然时时受着迫害。但别的版画，较成片段的，却只有一本关于卓伦（Anders Zorn）的书。现在所介绍的全是铜刻和石刻，使读者知道版画之中，又有这样的作品，也可以比油画之类更加普遍，而且看见和卓伦截然不同的技法和内容。
二、没有到过外国的人，往往以为白种人都是对人来讲耶稣道理或开洋行的，鲜衣美食，一不高兴就用皮鞋向人乱踢。有了这画集，就明白世界上其实许多地方都还存在着“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是和我们一气的朋友，而且还有为这些人们悲哀，叫喊和战斗的艺术家。
三、现在中国的报纸上多喜欢登载张口大叫着的希特拉像，当时是暂时的，照相上却永久是这姿势，多看就令人觉得疲劳。现在由德国艺术家的画集，却看见了别一种人，虽然并非英雄，却可以亲近，同情，而且愈看，而愈觉得美，愈觉得有动人之力。
四、今年是柔石被害后的满五年，也是作者的木刻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后的第五年；而作者，用中国式计算起来，她是七十岁了，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纪念。作者虽然现在也只能守着沉默，但她的作品，却更多的在远东的天下出现了。是的，为人类的艺术，别的力量是阻挡不住的。
【二 略论暗暗的死】
这几天才悟到，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
中国在革命以前，死囚临刑，先在大街上通过，于是他或呼冤，或骂官，或自述英雄行为，或说不怕死。到壮美时，随着观看的人们，便喝一声采，后来还传述开去。在我年青的时候，常听到这种事，我总以为这情形是野蛮的，这办法是残酷的。
新近在林语堂博士编辑的《宇宙风》里，看到一篇铢堂先生的文章，却是别一种见解。他认为这种对死囚喝采，是崇拜失败的英雄，是扶弱，“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的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所以使“凡是古来成功的帝王，欲维持几百年的威力，不定得残害几万几十万无辜的人，方才能博得一时的慑服”。
残害了几万几十万人，还只“能博得一时的慑服”，为“成功的帝王”设想，实在是大可悲哀的：没有好法子。不过我并不想替他们划策，我所由此悟到的，乃是给死囚在临刑前可以当众说话，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还有力量的证据，所以他有胆放死囚开口，给他在临死之前，得到一个自夸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场。我先前只以为“残酷”，还不是确切的判断，其中是含有一点恩惠的。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杀人的，他只秘密一件事：和他那些妻妾的调笑。到得就要失败了，才又增加一件秘密：他的财产的数目和安放的处所；再下去，这才加到第三件，秘密的杀人。这时他也如铢堂先生一样，觉得民众自有好恶，不论成败的可怕了。
所以第三种秘密法，是即使没有策士的献议，也总有一时要采用的，也许有些地方还已经采用。这时街道文明了，民众安静了，但我们试一推测死者的心，却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惨苦。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三 一个童话】
看到二月十七日的“DZZ”，有为纪念海涅（H.Heine）死后八十年，勃莱兑勒（Willi Bredel）所作的《一个童话》，很爱这个题目，也来写一篇。
有一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国度。权力者压服了人民，但觉得他们倒都是强敌了，拼音字好象机关枪，木刻好象坦克车；取得了土地，但规定的车站上不能下车。地面上也不能走了，总得在空中飞来飞去；而且皮肤的抵抗力也衰弱起来，一有要紧的事情，就伤风，同时还传染给大臣们，一齐生病。
出版有大部的字典，还不止一部，然而是都不合于实用的，倘要明白真情，必须查考向来没有印过的字典。这里面很有新奇的解释，例如：“解放”就是“枪毙”；“托尔斯泰主义”就是“逃走”；“官”字下注云：“大官的亲戚朋友和奴才”；“城”字下注云：“为防学生出入而造的高而坚固的砖墙”；“道德”条下注云：“不准女人露出臂膊”；“革命”条下注云：“放大水入田地里，用飞机载炸弹向‘匪贼’头上掷之也。”
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学者，往各国采访了现行律，摘取精华，编纂而成的，所以没有一国，能有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头有一页白纸，只有见过没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够看出字来，首先计三条：一、或从宽办理；二、或从严办理；三、或有时全不适用之。
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犯人，在开庭时候是决不抗辩的，因为坏人才爱抗辩，一辩即不免“从严办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人，是决不上诉的，因为坏人才爱上诉，一上诉即不免“从严办理”。
有一天的早晨，许多军警围住了一个美术学校。校里有几个中装和西装的人在跳着，翻着，寻找着，跟随他们的也是警察，一律拿着手枪。不多久，一位西装朋友就在寄宿舍里抓住了一个十八岁的学生的肩头。
“现在政府派我们到你们这里来检查，请你……”
“你查罢！”那青年立刻从床底下拖出自己的柳条箱来。
这里的青年是积多年的经验，已颇聪明了的，什么也不敢有。但那学生究竟只有十八岁。终于被在抽屉里，搜出几封信来了，也许是因为那些信里面说到他的母亲的困苦而死，一时不忍烧掉罢。西装朋友便子子细细的一字一字的读着，当读到“……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你的母亲被吃去了，天下无数无数的母亲也会被吃去的……”的时候，就把眉头一扬，摸出一枝铅笔来，在那些字上打着曲线，问道：
“这是怎么讲的？”
“…………”
“谁吃你的母亲？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吗？我们吃你的母亲？好！”他凸出眼珠，好象要化为枪弹，打了过去的样子。
“那里！……这……那里！……这……”青年发急了。
但他并不把眼珠射出去，只将信一折，塞在衣袋里；又把那学生的木版、木刻刀和拓片，《铁流》、《静静的顿河》，剪贴的报，都放在一处，对一个警察说：
“我把这些交给你！”
“这些东西里有什么呢，你拿去？”青年知道这并不是好事情。
但西装朋友只向他瞥了一眼，立刻顺手一指，对别一个警察命令道：
“我把这个交给你！”
警察的一跳好象老虎，一把抓住了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寄宿舍的大门口去了。门外还有两个年纪相仿的学生，背脊上都有一只勇壮巨大的手在抓着。旁边围着一大层教员和学生。
【四 又是一个童话】
有一天的早晨的二十一天之后，拘留所里开审了。一间阴暗的小屋子里，上面坐着两位老爷，一东一西。东边的一个是马褂，西边的一个是西装，不相信世上有人吃人的事情的乐天派，录口供的。警察吆喝着连抓带拖的弄进一个十八岁的学生来，苍白脸，脏衣服，站在下面。马褂问过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之后，就又问道：
“你是木刻研究会的会员么？”
“是的。”
“谁是会长呢？”
“Ch……正的，H……副的。”
“他们现在在那里？”
“他们都被学校开除了，我不晓得。”
“你为什么要鼓动风潮呢，在学校里？”
“阿！……”青年只惊叫了一声。
“哼。”马褂随手拿出一张木刻的肖像来给他看，“这是你刻的吗？”
“是的。”
“刻的是谁呢？”
“是一个文学家。”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卢那却尔斯基。”
“他是文学家？──他是那一国人？”
“我不知道！”这青年想逃命，说谎了。
“不知道？你不要骗我！这不是露西亚人吗？这不是明明白白的露西亚红军军官吗？我在露西亚的革命史上亲眼看见他的照片的呀！你还想赖？”
“那里！”青年好象头上受到了铁椎的一击，绝望的叫了一声。
“这是应该的，你是普罗艺术家，刻起来自然要刻红军军官呀！”
“那里……这完全不是……”
“不要强辩了，你总是‘执迷不悟’！我们很知道你在拘留所里的生活很苦。但你得从实说来，好使我们早些把你送给法院判决。──监狱里的生活比这里好得多。”
青年不说话──他十分明白了说和不说一样。
“你说，”马褂又冷笑了一声，“你是 CP，还是 CY ？”
“都不是的。这些我什么也不懂！”
“红军军官会刻，CP，CY 就不懂了？人这么小，却这样的刁顽！去！”于是一只手顺势向前一摆，一个警察很聪明而熟练的提着那青年就走了。
我抱歉得很，写到这里，似乎有些不像童话了。但如果不称它为童话，我将称它为什么呢？特别的只在我说得出这事的年代，是一九三二年。
【五 一封真实的信】
“敬爱的先生：
你问我出了拘留所以后的事情么，我现在大略叙述在下面──
在当年的最后一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三个被××省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开检查庭。这检察官的审问很特别，只问了三句：
‘你叫什么名字？’──第一句；
‘今年你几岁？’──第二句；
‘你是那里人？’──第三句。
开完了这样特别的庭，我们又被法院解到了军人监狱。有谁要看统治者的统治艺术的全般的么？那只要到军人监狱里去。他的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惨酷是不快意的。时局一紧张，就拉出一批所谓重要的政治犯来枪毙，无所谓刑期不刑期的。例如南昌陷于危急的时候，曾在三刻钟之内，打死了二十二个；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也枪毙了不少。刑场就是狱里的五亩大的菜园，囚犯的尸体，就靠泥埋在菜园里，上面栽起菜来，当作肥料用。
约莫隔了两个半月的样子。起诉书来了。法官只问我们三句话，怎么可以做起诉书的呢？可以的！原文虽然不在手头，但是我背得出，可惜的是法律的条目已经忘记了──
‘……Ch……H……所组织之木刻研究会，系受共党指挥，研究普罗艺术之团体也。被告等皆为该会会员，……核其所刻，皆为红军军官及劳动饥饿者之景象，借以鼓动阶级斗争而示。无产阶级必有专政之一日。……’
之后，没有多久，就开审判庭。庭上一字儿坐着老爷五位，威严得很。然而我倒并不怎样的手足无措，因为这时我的脑子里浮出了一幅图画，那是陀密埃（Honoré Daumier）的《法官》，真使我赞叹！
审判庭开后的第八日，开最后的判决庭，宣判了。判决书上所开的罪状，也还是起诉书上的那么几句，只在它的后半段里，有──
‘核其所为，当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条，刑法第×百×十×条第×款，各处有期徒刑五年。……然被告等皆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不无可悯，特依××法第×千×百×十×条第×款之规定，减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于判决书送到后十日以内，不服上诉……’云云。
我还用得到‘上诉’么？‘服’得很！反正这是他们的法律！
总结起来，我从被捕到放出，竟游历了三处残杀人民的屠场。现在，我除了感激他们不砍我的头之外，更感激的是增加了我不知几多的知识。单在刑罚一方面，我才晓得现在的中国有：一、抽藤条，二、老虎凳，都还是轻的；三、踏杠，是叫犯人脆下，把铁杠放在他的腿弯上，两头站上彪形大汉去，起先两个，逐渐加到八人；四、跪火链，是把烧红的铁链盘在地上，使犯人跪上去；五、还有一种叫‘吃’的，是从鼻孔里灌辣椒水，火油，醋，烧酒……六、还有反绑着犯人的手，另用细麻绳缚住他的两个大拇指，高悬起来，吊着打，我叫不出这刑罚的名目。
我认为最惨的还是在拘留所里和我同栊的一个年青的农民。老爷硬说他是红军军长，但他死不承认。呵，来了，他们用缝衣针插在他的指甲缝里，用榔头敲进去。敲进去了一只，不承认，敲第二只，仍不承认，又敲第三只……第四只……终于十只指头都敲满了。直到现在，那青年的惨白的脸，凹下的眼睛，两只满是鲜血的手，还时常浮在我的眼前，使我难于忘却！使我苦痛！……
然而，入狱的原因，直到我出来之后才查明白。祸根是在我们学生对于学校有不满之处，尤其是对于训育主任，而他却是省党部的政治情报员。他为了要镇压全体学生的不满，就把仅存的三个木刻研究会会员，抓了去做示威的牺牲了。而那个硬派卢那却尔斯基为红军军官的马褂老爷，又是他的姐夫。多么便利呵！
写完了大略，抬头看看窗外，一地惨白的月色，心里不禁渐渐地冰凉了起来。然而我自信自己还并不怎样的怯弱，然而，我的心冰凉起来了……
愿你的身体康健！
人凡。 四月四日，后半夜。”
（附记：从《一个童话》后半起至篇末止，均据人凡君信及《坐牢略记》。四月七日。）
【三月的租界】
今年一月，田军发表了一篇小品，题目是《大连丸上》，记着一年多以前，他们夫妇俩怎样幸而走出了对于他们是荆天棘地的大连──
“第二天当我们第一眼看到青岛青青的山角时，我们的心才又从冻结里蠕活过来。
“‘啊！祖国！’
“我们梦一般这样叫了！”
他们的回“祖国”，如果是做随员，当然没有人会说话，如果是剿匪，那当然更没有人会说话，但他们竟不过来出版了《八月的乡村》。这就和文坛发生了关系。那么，且慢“从冻结里蠕活过来”罢。三月里，就“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说道──
“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
谁说的呢？就是“有人”。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八月的乡村》“里面有些还不真实”。然而我的传话是“真实”的。有《大晚报》副刊《火炬》的奇怪毫光之一，《星期文坛》上的狄克先生的文章为证──
“《八月的乡村》整个地说，他是一首史诗，可是里面有些还不真实，像人民革命军进攻了一个乡村以后的情况就不够真实。有人这样对我说：‘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就是由于他感觉到田军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如果再丰富了自己以后，这部作品当更好。技巧上，内容上，都有许多问题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呢？”
这些话自然不能说是不对的。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外国，如果坐在希忒拉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然而在三月的租界上，却还有说几句话的必要，因为我们还不到十分“丰富了自己”，免于来做低能儿的幸福的时期。
这样的时候，人是很容易性急的。例如罢，田军早早的来做小说了，却“不够真实”，狄克先生一听到“有人”的话，立刻同意，责别人不来指出“许多问题”了，也等不及“丰富了自己以后”，再来做“正确的批评”。但我以为这是不错的，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可惜的是这么一来，田军也就没有什么“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错处了。立论要稳当真也不容易。
况且从狄克先生的文章上看起来，要知道“真实”似乎也无须久留在东北似的，这位“有人”先生和狄克先生大约就留在租界上，并未比田军回来得晚，在东北学习，但他们却知道够不够真实。而且要作家进步，也无须靠“正确”的批评，因为在没有人指出《八月的乡村》的技巧上，内容上的“许多问题”以前，狄克先生也已经断定了：“我相信现在有人在写，或豫备写比《八月的乡村》更好的作品，因为读者需要！”
到这里，就是坦克车正要来，或将要来了，不妨先折断了投枪。
到这里，我又应该补叙狄克先生的文章的题目，是：《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题目很有劲。作者虽然不说这就是“自我批判”，但却实行着抹杀《八月的乡村》的“自我批判”的任务的，要到他所希望的正式的“自我批判”发表时，这才解除它的任务，而《八月的乡村》也许再有些生机。因为这种模模胡胡的摇头，比列举十大罪状更有害于对手，列举还有条款，含胡的指摘，是可以令人揣测到坏到茫无界限的。
自然，狄克先生的“要执行自我批判”是好心，因为“那些作家是我们底”的缘故。但我以为同时可也万万忘记不得“我们”之外的“他们”，也不可专对“我们”之中的“他们”。要批判，就得彼此都给批判，美恶一并指出。如果在还有“我们”和“他们”的文坛上，一味自责以显其“正确”或公平，那其实是在向“他们”献媚或替“他们”缴械。
（四月十六日。）
【“海上述林”下卷序言】
这一卷所收的，都是文学的作品：诗，剧本，小说。也都是翻译。
编辑时作为根据的，除《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的残稿外，大抵是印本。只有《没工夫唾骂》曾据译者自己校过的印本改正几个错字。高尔基的早年创作也因为得到原稿校对，补入了几条注释，所可惜的是力图保存的《第十三篇关于列尔孟托夫的小说》的原稿终被遗失，印本上虽有可疑之处，也无从质证，而且连小引也恐怕和初稿未必完全一样了。
译者采择翻译的底本，似乎并无条理。看起来：大约一是先要能够得到，二是看得可以发表，这才开手来翻译。而且有时也许还因了插图的引动，如雷赫台莱夫（B.A.Lekhterev）和巴尔多（R.Barto）的绘画，都曾为译者所爱玩，观最末一篇小说之前的小引，即可知。所以这里就不顾体例和上卷不同，凡原本所有的图画，也全数插入，──这，自然想借以增加读者的兴趣，但也有些所谓“悬剑空垄”的意思的。至于关于辞句的办法，却和上卷悉同，兹不赘。
一九三六年四月末，编者。
【“出关”的“关”】
我的一篇历史的速写《出关》在《海燕》上一发表，就有了不少的批评，但大抵自谦为“读后感”。于是有人说：“这是因为作者的名声的缘故”。话是不错的。现在许多新作家的努力之作，都没有这么的受批评家注意，偶或为读者所发现，销上一二千部，便什么“名利双收”呀，“不该回来”呀，“叽哩咕噜”呀，群起而打之，惟恐他还有活气，一定要弄到此后一声不响，这才算天下太平，文坛万岁。然而别一方面，慷慨激昂之士也露脸了，他戟指大叫道：“我们中国有半个托尔斯泰没有？有半个歌德没有？”惭愧得很，实在没有。不过其实也不必这么激昂，因为从地壳凝结，渐有生物以至现在，在俄国和德国，托尔斯泰和歌德也只有各一个。
我并没有遭着这种打击和恫吓，是万分幸福的，不过这回却想破了向来对于批评都守缄默的老例，来说几句话，这也并无他意，只以为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判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判批评者的权利，咱们也不妨谈一谈而已。
看所有的批评，其中有两种，是把我原是小小的作品，缩得更小，或者简直封闭了。
一种，是以为《出关》在攻击某一个人。这些话，在朋友闲谈，随意说笑的时候，自然是无所不可的，但若形诸笔墨，昭示读者，自以为得了这作品的魂灵，却未免像后街阿狗的妈妈。她是只知道，也只爱听别人的阴私的。不幸我那《出关》并不合于这一流人的胃口，于是一种小报上批评道：“这好象是在讽刺傅东华，然而又不是。”既然“然而又不是”，就可见并不“是在讽刺傅东华”了，这不是该从别处着眼了么？然而他因此又觉得毫无意味，一定要实在“是在讽刺傅东华”，这才尝出意味来。
这种看法的人们，是并不很少的，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但小说里面，并无实在的某甲或某乙的么？并不是的。倘使没有，就不成为小说。纵使写的是妖怪，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猪八戒高老庄招亲，在人类中也未必没有谁和他们精神上相像。有谁相像，就是无意中取谁来做了模特儿，不过因为是无意中，所以也可以说是谁竟和书中的谁相像。我们的古人，是早觉得做小说要用模特儿的，记得有一部笔记，说施耐庵──我们也姑且认为真有这作者罢──请画家画了一百零八条梁山泊上的好汉，贴在墙上，揣摩着各人的神情，写成了《水浒》。但这作者大约是文人，所以明白文人的技俩，而不知道画家的能力，以为他倒能凭空创造，用不着模特儿来作标本了。
作家的取人为模特儿，有两法。一是专用一个人，言谈举动，不必说了，连微细的癖性，衣服的式样，也不加改变。这比较的易于描写，但若在书中是一个可恶或可笑的角色，在现在的中国恐怕大抵要认为作者在报个人的私仇──叫作“个人主义”，有破坏“联合战线”之罪，从此很不容易做人。二是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见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怒。我是一向取后一法的，当初以为可以不触犯某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倒触犯了一个以上，真是“悔之无及”，既然“无及”，也就不悔了。况且这方法也和中国人的习惯相合，例如画家的画人物，也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然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向来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的。
不过我在这里，并不说傅东华先生就做不得模特儿，他一进小说，是有代表一种人物的资格的；我对于这资格，也毫无轻视之意，因为世间进不了小说的人们倒多得很。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还有一种，是以为《出关》乃是作者的自况，自况总得占点上风，所以我就是其中的老子。说得最凄惨的是邱韵铎先生──
“……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要是这样，那么，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了，我相信，鲁迅先生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的本意是不在这里的。……”（《每周文学》的《海燕读后记》）
这一来真是非同小可，许多人都“坠入孤独和悲哀去”，前面一个老子，青牛屁股后面一个作者，还有“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还有许多读者们连邱韵铎先生在内，竟一窠蜂似的涌“出关”去了。但是，倘使如此，老子就又不“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想他是会不再出关，回上海请我们吃饭，出题目征集文章，做道德五百万言的了。
所以我现在想站在关口，从老子的青牛屁股后面，挽留住“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以及许多读者们连邱韵铎先生在内。首先是请不要“坠入孤独和悲哀去”，因为“本意是不在这里”，邱先生是早知道的，但是没说出在那里，也许看不出在那里。倘是前者，真是“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了”；倘因后者，那么，却是我的文字坏，不够分明的传出“本意”的缘故。现在略说一点，算是敬扫一回两月以前“留在脑海里的影子”罢──
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不料竟惹起邱先生的这样的凄惨，我想，这大约一定因为我的漫画化还不足够的缘故了，然而如果更将他的鼻子涂白，是不只“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地削弱”而已的，所以也只好这样子。
再引一段邱韵铎先生的独白──
“……我更相信，他们是一定会继续地运用他们的心力和笔力，倾注到更有利于社会变革方面，使凡是有利的力量都集中起来，加强起来，同时使凡是可能有利的力量都转为有利的力量，以联结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
一为而“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仅次于“无为而无不为”一等，我“们”是没有这种玄妙的本领的，然而我“们”和邱先生不同之处却就在这里，我“们”并不“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而邱先生却会“真切地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的关键也在这里。他起了有利于老子的心思，于是不禁写了“巨大无比”的抽象的封条，将我的无利于老子的具象的作品封闭了。但我疑心：邱韵铎先生以及像邱韵铎先生一样的作家们的本意，也许倒只在这里的。
（四月三十日。）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一 来信】
鲁迅先生：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无不欢迎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Reds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自一九三○年后，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在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叛背的“新政策”。但恰因为此，我们现在受到各投机分子与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溺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政治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顺颂
健康！
陈×× 六月三日。
【二 回信】
陈先生：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斥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
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连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最后，我倒感到一点不舒服，就是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要请你原谅，因为三日之期已过，你未必会再到那里去取，这信就公开作答了。即颂
大安。
鲁迅。 六月九日。
（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病中答访问者，O.V.笔录
“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这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缦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不能看作革命文学运动的停止，或者说“此路不通”了。所以，决非停止了历来的反对法西主义，反对一切反动者的血的斗争，而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的立杨。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胡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的。但有些我的战友，竟也有在作相反的“美梦”者，我想，也是极胡涂的昏虫。
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自然，太多了也使人头昏，浑乱。
不过，提口号，发空论，都十分容易办。但在批评上应用，在创作上实现，就有问题了。批评与创作都是实际工作。以过去的经验，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所以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因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含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懂得这一点，则作家观察生活，处理材料，就如理丝有绪；作者可以自由地去写工人，农民，学生，强盗，娼妓，穷人，阔佬，什么材料都可以，写出来都可以成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
（六月十日。）
【“苏联版画集”序】
──前大半见上面《记苏联版画展览会》，而将《附记》删去，再后便接下文：
右一篇，是本年二月间，苏联版画展览会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写来登在《申报》上面的。这展览会对于中国给了不少的益处；我以为因此由幻想而入于脚踏实地的写实主义的大约会有许多人，良友图书公司要印一本画集，我听了非常高兴，所以当赵家璧先生希望我参加选择和写作序文的时候，我都毫不思索地答应了：这是我所愿意做，也应该做的。
参加选择绘画，尤其是版画，我是践了夙诺的，但后来却生了病，缠绵月余，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了，写序之期早到，我却还连拿一张纸的力量也没有。停印等我，势所不能，只好仍取旧文，印在前面，聊以塞责。不过我自信其中之所说也还可以略供参考，要请读者见恕的是我竟偏在这时候生病，不能写出一点新的东西来。
这一个月来，每天发热，发热中也有时记起了版画。我觉得这些作者，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自十月革命以后，开山的大师就忍饥，斗寒，以一个廓大镜和几把刀，不屈不挠的开拓了这一部门的艺术。这回虽然已是复制了，但大略尚存，我们可以看见，有那一幅不坚实，不恳切，或者是有取巧，弄乖的意思的呢？
我希望这集子的出世，对于中国的读者有好影响，不但可见苏联的艺术的成绩而已。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鲁迅述，许广平记。
【捷克译本】
记得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新兴的国家出现的时候，我们曾经非常高兴过，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曾被压迫，挣扎出来的人民。捷克的兴起，自然为我们所大欢喜；但是奇怪，我们又很疏远，例如我，就没有认识过一个捷克人，看见过一本捷克书，前几年到了上海，才在店铺里目睹了捷克的玻璃器。
我们彼此似乎都不很互相记得。但以现在的一般情况而言，这并不算坏事情，现在各国的彼此念念不忘，恐怕大抵未必是为了交情太好了的缘故。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历来又少得很。
出乎意外地，译者竟将首先来试尽这任务的光荣，加在我这里了。我的作品，因此能够横在捷克的读者的眼前，这在我，实在比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走过艰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鲁迅。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鲁迅先生：
贵恙已痊愈否？念念。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艺界的纠纷，我就无缘再亲聆教诲，思之常觉怆然！
我现因生活困难，身体衰弱，不得不离开上海，拟往乡间编译一点卖现钱的书后，再来沪上。趁此机会，暂作上海“文坛”的局外人，仔细想想一切问题，也许会更明白些的罢。
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于是从他们的野心出发的分离运动，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对于他们的言行，打击本极易，但徒以有先生作着他们的盾牌，人谁不爱先生，所以在实际解决和文字斗争上都感到绝大的困难。
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参加统一战线的左翼战友，放弃原来的立场，而看到胡风们在样子上尚左得可爱；所以赞同了他们的。但我要告诉先生，这是先生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之故。现在的统一战线──中国的和全世界的都一样──固然是以普洛为主体的，但其成为主体，并不由于它的名义，它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而是由于它的把握现实的正确和斗争能力的巨大。所以在客观上，普洛之为主体，是当然的。但在主观上，普洛不应该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所以，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所以先生最近所发表的《病中答客问》，既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这是不对的。
再说参加“文艺家协会”的“战友”，未必个个右倾堕落，如先生所疑虑者；况集合在先生的左右的“战友”，既然包括巴金和黄源之流，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黄源是一个根本没有思想，只靠捧名流为生的东西。从前他奔走于傅郑门下之时，一副谄佞之相，固不异于今日之对先生效忠致敬。先生可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此理我实不解。
我觉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先生的看人又看得不准。譬如，我个人，诚然是有许多缺点的，但先生却把我写字糊涂这一层当作大缺点，我觉得实在好笑。（我为什么故意要把“邱韵铎”三字，写成像“郑振铎”的样子呢？难道郑振铎是先生所喜欢的人么？）为此小故，遽拒一个人于千里之外，我实以为不对。
我今天就要离沪，行色匆匆，不能多写了，也许已经写得太多。以上所说，并非存心攻击先生，实在很希望先生仔细想一想各种事情。
拙译《斯太林传》快要出版，出版后当寄奉一册，此书甚望先生细看一下，对原意和译文，均望批评。敬颂
痊安。
懋庸上。 八月一日
以上，是徐懋庸给我的一封信，我没有得他同意就在这里发表了，因为其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发表出来，并不损他的威严，而且也许正是他准备我将它发表的作品。但自然，人们也不免因此看得出：这发信者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
但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巴金、黄源、胡风诸先生不要学徐懋庸的样。因为这信中有攻击他们的话，就也报答以牙眼，那恰正中了他的诡计。在国难当头的现在，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不就正是这些人么？这封信是有计划的，是他们向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的新的挑战，想这些人们去应战，那时他们就加你们以“破坏联合战线”的罪名，“汉奸”的罪名。然而我们不，我们决不要把笔锋去专对几个个人，“先安内而后攘外”，不是我们的办法。
但我在这里，有些话要说一说。首先是我对于抗日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其实，我已经在好几个地方说过了，然而徐懋庸等似乎不肯去看一看，却一味的咬住我，硬要诬陷我“破坏统一战线”，硬要教训我说我“对于现在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我不知道徐懋庸们有什么“基本的政策”。（他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么？）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做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等到这枝笔没有用了，我可自己相信，用起别的武器来，决不会在徐懋庸等辈之下！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一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以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
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俞平伯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H.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泛敬熙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后来，欧阳予倩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却有更远大的发展。汪敬熙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象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了。序中有云──
“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因为持了这种客观态度的缘故，我这些短篇小说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我只写出我所见的几种经验给读者看罢了。读者看了这些小说，心中对于这些种经验有什么评论，是我所不问的。”
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跖：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那自序道──
“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一言以蔽之，小说家也如艺术家，想把天然艺术化，就是要以他的理想与意志去补天然之缺陷。”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
二
“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但同时也遭了艰险。终于，《新青年》的编辑中枢不得不复归上海，《新潮》群中的健将，则大抵远远的到欧美留学去了，《新潮》这杂志，也以虽有大吹大擂的豫告，却至今还未出版的“名著绍介”收场；留给国内的社员的，是一万部《孑民先生言行录》和七千部《点滴》。创作衰歇了，为人生的文学自然也衰歇了。
但上海却还有着为人生的文学的一群，不过也崛起了为文学的文学的一群。这里应该提起的，是弥洒社。它在一九二三年三月出版的《弥洒》（Musai）上，由胡山源作的《宣言》（《弥洒临凡曲》）告诉我们说──
“我们乃是艺文之神；
我们不知自己何自而生，
也不知何为而生：
…………
我们一切作为只知顺着我们的Inspiration！”
到四月出版的第二期，第一页上便分明的标出了这是“无目的无艺术观不讨论不批评而只发表顺灵感所创造的文艺作品的月刊”，即是一个脱俗的文艺团体的刊物。但其实，是无意中有着假想敌的。陈德征的《编辑余谈》说：“近来文学作品，也有商品化的，所谓文学研究者，所谓文人，都不免带有几分贩卖者底色彩！这是我们所深恶而且深以为痛心疾首的一件事。……”就正是和讨伐“垄断文坛”者的大军一鼻孔出气的檄文。这时候，凡是要独树一帜的，总打着憎恶“庸俗”的幌子。
一切作品，诚然大抵很致力于优美，要舞得“翩跹回翔”，唱得“宛转抑扬”，然而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在这刊物上，作为小说作者而出现的，是胡山源、唐鸣时、赵景沄、方企留、曹贵新、钱江春和方时旭，却只能数作速写的作者。从中最特出的是胡山源，他的一篇《睡》，是实践宣言，笼罩全群的佳作，但在《樱桃花下》（第一期），却正如这面的过度的睡觉一样，显出那面的病的神经过敏来了。“灵感”也究竟要露出目的的。赵景沄的《阿美》，虽然简单，虽然好象不能“无所为”，却强有力的写出了连敏感的作者们也忘却了的“丫头”的悲惨短促的一世。
一九二四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但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韩君格、孔襄我、胡絮若、高世华、林如稷、徐丹歌，顾、莎子、亚士、陈翔鹤、陈炜谟、竹影女士，都是小说方面的工作者；连后来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也曾发表他幽婉的名篇。次年，中枢移入北京，社员好象走散了一些，《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的《沉钟》周刊了，但锐气并不稍衰，第一期的眉端就引着吉辛（G.Gissing）的坚决的句子──
“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
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 Wilde），尼采（Fr.Nietzsche），波特莱尔（Ch.Baudelaire），安特莱夫（L.Andreev）们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还要在绝处求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虽是冯至的饰以诗情，莎子的托辞小草，还是不能掩饰的。凡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难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见了。
不过这群中的作者们也未尝自馁。陈炜谟在他的小说集《炉边》的“Proem”里说：──
“但我不要这样；生活在我还在刚开头，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这也不用怕。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怯得连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秃笔不会写在破纸上么？若干年之后，回想此时的我，即不管别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念罢，如果值得忆念的地方便应该忆念。……”
自然，这仍是无可奈何的自慰的伤心之言，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它好象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里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然而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是活着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冯沅君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卷施》──是“拔心不死”的草名，也是一九二三年起，身在北京，而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于上海创造社的刊物上的作品。其中的《旅行》是提炼了《隔绝》和《隔绝之后》（并在《卷施》内）的精粹的名文，虽嫌过于说理，却还未伤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中的主角，或夸耀其颓唐，或衒鬻其才绪，是截然两样的。然而也可以复归于平安。陆侃如在《卷施》再版后记里说：“‘淦’训‘沈’，取《庄子》‘陆沈’之义。现在作者思想变迁，故再版时改署沅君。……只因作者秉性疏懒，故托我代说。”诚然，三年后的《春痕》，就只剩了散文的断片了，更后便是关于文学史的研究。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菲（Petöfi. Sándor）题B.Sz.夫人照像的诗来──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三
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二二年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晨报副刊》，后来是《京报副刊》露出头角来了，然而都不是怎么注重文艺创作的刊物，它们在小说一方面，只绍介了有限的作家：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黄鹏基、尚钺、向培良。
蹇先艾的作品是简朴的，如他在小说集《朝雾》里说──
“……我已经是满过二十岁的人了，从老远的贵州跑到北京来，灰沙之中彷徨了也快七年，时间不能说不长，怎样混过的，并自身都茫然不知。是这样匆匆地一天一天的去了，童年的影子越发模糊消淡起来，像朝雾似的，袅袅的飘失，我所感到的只有空虚与寂寞。这几个岁月，除近两年信笔涂鸦的几篇新诗和似是而非的小说之外，还做了什么呢？每一回忆，终不免有点凄寥撞击心头。所以现在决然把这个小说集付印了，……借以纪念从此阔别的可爱的童年。……若果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们肯毅然光顾，或者从中间也寻得出一点幼稚的风味来罢？……”
诚然，虽然简朴，或者如作者所自谦的“幼稚”，但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他所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这时── 一九二四年──偶然发表作品的还有裴文中和李健吾。前者大约并不是向来留心创作的人，那《戎马声中》，却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后者的《终条山的传说》是绚烂了，虽在十年以后的今日，还可以看见那藏在用口碑织就的华服里面的身体和灵魂。
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开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而且是已不存在的花园，因为回忆故乡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较为舒适，也更能自慰的──
“父亲的花园最盛的几年距今已有几时，已难确切的计算。当时的盛况虽曾照下一像，如今挂在父亲的房里，无奈为时已久，那时乡间的摄影又很幼稚，现已模胡莫辨了。挂在它旁边的芳姊的遗像也已不大清楚，惟有父亲题在像上的字句却很明白：‘性既执拗，遇复可怜，一朝痛割，我独何堪！’
“…………
“我想父亲的花园就是能够重行种起种种的花来，那时的盛况总是不能恢复的了，因为已经没有了芳姊。”
无可奈何的悲愤，是令人不得不舍弃的，然而作者仍不能舍弃，没有法，就再寻得冷静和诙谐来做悲愤的衣裳；裹起来了，聊且当作“看破”。并且将这手段用到描写种种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物去。因为故意的冷静，所以也刻深，而终不免带着令人疑虑的嬉笑。“虽有忮心，不怨飘瓦”，冷静要死静；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是被观察和被描写者所不乐受的，他们不承认他是一面无生命，无意见的镜子。于是他也往往被排进讽刺文学作家里面去，尤其是使女士们皱起了眉头。
这一种冷静和诙谐，如果滋长起来，对于作者本身其实倒是危险的。他也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如《石宕》，但可惜不多见。
看王鲁彦的一部分的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家，但那心情，和许钦文是极其两样的。许钦文所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他所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他听得“秋雨的诉苦”说──
“地太小了，地太脏了，到处都黑暗，到处都讨厌。人人只知道爱金钱，不知道爱自由，也不知道爱美。你们人类的中间没有一点亲爱，只有仇恨。你们人类，夜间像猪一般的甜甜蜜蜜的睡着，白天像狗一般的争斗着，撕打着……
“这样的世界，我看得惯吗？我为什么不应该哭呢？在野蛮的世界上，让野兽们去生活着罢，但是我不，我们不……唔，我现在要离开这世界，到地底去了……”
这和爱罗先珂（V.Eroshenko）的悲哀又仿佛相像的，然而又极其两样。那是地下的土拨鼠，欲爱人类而不得，这是太空的秋雨，要逃避人间而不能。他只好将心还给母亲，才来做“人”，骗得母亲的微笑。秋天的雨，无心的“人”，和人间社会是不会有情愫的。要说冷静，这才真是冷静；这才能够和“托尔斯小”的无抵抗主义一同抹杀“牛克斯”的斗争说；和“达我文”的进化说一并嘲弄“克鲁屁特金”的互助论；对专制不平，但又向自由冷笑。作者是往往想以诙谐之笔出之的，但也因为太冷静了，就又往往化为冷话，失掉了人间的诙谐。
然而“人”的心是究竟还不尽的，《柚子》一篇，虽然为湘中的作者所不满，但在玩世的衣裳下，还闪露着地上的愤懑，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我以为倒是最为热烈的的了。
我所说的这湘中的作家是黎锦明，他大约是自小就离开了故乡的。在作品里，很少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他一早就在《社交问题》里，对易卜生一流的解放论者掷了斯忒林培黎（A.Strindberg）式的投枪；但也能精致而明丽的说述儿时的“轻微的印象”。待到一九二六年，他布告不满于自己了，他在《烈火》再版的自序上说──
“在北京生活的人们，如其有灵魂，他们的灵魂恐怕未有不染遍了灰色罢，自然，《烈火》即在这情形中写成，当我去年春时来到上海，我的心境完全变了，对于它，只有遗弃的一念。……”
他判过去的生活为灰色，以早期的作品为童了。果然，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些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但尤其显出好的故事作者的特色来：有时如中国的“磊砢山房”主人的瑰奇；有时如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cz）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但其失，则又即在立旨居陆离光怪的装饰之中，时或永被沉埋，倘一显现，便又见得鹘突了。
《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四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但声援的很不少，在小说方面，有文炳、沅君、霁野、静农、小酩、青雨等。到十一月，《京报》要停止副刊以外的小幅了，便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其时所绍介的新作品，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的魏金枝之作：《留下镇上的黄昏》。
但不久这莽原社内部冲突了，长虹一流，便在上海设立了狂飙社。所谓“狂飙运动”，那草案其实是早藏在长虹的衣袋里面的，常要乘机而出，先就印过几期周刊；那《宣言》，又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间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但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
“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熟睡了，死一般的，没有一点声音，一件动作，阒寂无聊的长夜呵！
这样的，几百年几百年的时期过去了，而晨光没有来，黑夜没有止息。
死一般的，一切的人们，都沉沉的睡着了。
于是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便互相呼唤着：
──时候到了，期待已经够了。
──是呵，我们要起来了。我们呼唤着，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罢。
──若是晨光终于不来，那么，也起来罢。我们将点起灯来，照耀我们幽暗的前途。
──软弱是不行的，睡着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者被障碍压倒。我们并不惧怯，也不躲避。
这样呼唤着，虽然是微弱的罢，听呵，从东方，从西方，从南方，从北方，隐隐的来了强大的应声，比我们更要强大的应声。
一滴水泉可以作江河之始流，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兆暴风之将来，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周刊便叫作《狂飙》。”
不过后来却日见其自以为“超越”了。然而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可记的也仍然只是小说方面的黄鹏基、尚钺，──其实是向培良一个作者而已。
黄鹏基将他的短篇小说印成一本，称为《荆棘》，而第二次和读者相见的时候，已经改名“朋其”了。他是首先明白晓畅的主张文学不必如奶油，应该如刺，文学家不得颓丧，应该刚健的人；他在《刺的文学》（《莽原》周刊二十八期）里，说明了“文学绝不是无聊的东西”，“文学家并不一定就是得天独厚的特等民族”，“也不是成天哭泣的鲛人”。他说──
“我以为中国现代的作品，应该是像一丛荆棘。因为在一片沙漠里，憧憬的花都会慢慢地消灭的，社会生出荆棘来，他的叶是有刺的，他的茎是有刺的，以至于他的根也是有刺的。──请不要拿植物生理来反驳我──一篇作品的思想，的结构，的练句，的用字，都应该把我们常感觉到的刺的意味儿表现出来。真的文学家……应该先站起来，使我们不得不站起来。他应该充实自己的力，让人们怎样充实他自己的力，知道他自己的力，表现他自己的力。一篇作品的成功至少要使读者一直读下去，无暇辨文字的美恶，──恶劣的感觉，固然不好，就是美妙的感觉，也算失败。──而要想因循，苟且而不得。怎样抓着他的病的深处，就很利害地刺他一下。一般整饬的结构，平凡的字句，会使他跑到旁处去的，我们应该反对。
“‘沙漠里遍生了荆棘，中国人就会过人的生活了！’这是我相信的。”
朋其的作品的确和他的主张并不怎么背驰，他用流利而诙谐的言语，暴露，描画，讽刺着各式人物，尤其是智识者层。他或者装着傻子，说出青年的思想来，或者化为渝腿，跑进阔佬们的家里去。但也许因为力求生动，流利的缘故罢，抉剔就不能深，而且结末的特地装置的滑稽，也往往毁损掉全篇的力量。讽刺文学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不久他又“自招”（《荆棘》卷首）道：“写出‘刺的文学’四字，也不过因了每天对于霸王鞭的欣赏，和自己的‘生也不辰’，未能十分领略花的意味儿，”那可大有徘徊之状了。此后也没有再看见他“刺的文学”。
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可惜的是为才能所限，那斧背就太轻小了，使他为公和为私的打击的效力，大抵失在由于器械不良，手段生涩的不中里。
向培良当发表他第一本小说集《飘渺的梦》时，一开首就说──
“时间走过去的时候，我的心灵听见轻微的足音，我把这个很拙笨地移到纸上去了，这就是我这本小册子的来源罢！”
的确，作者向我们叙述着他的心灵所听到的时间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儿童时代的天真的爱和憎，有些是借着羁旅时候的寂寞的闻和见，然而他并不“拙笨”，却也不矫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对，娓娓而谈，使我们在不甚操心的倾听中，感到一种生活的色相。但是，作者的内心是热烈的，倘不热烈，也就不能这么平静的娓娓而谈了，所以他虽然间或休息于过去的“已经失去的童心”中，却终于爱了现在的“在强有力的憎恶后面，发现更强有力的爱”的“虚无的反抗者”，向我们绍介了强有力的《我离开十字街头》。下面这一段就是那不知名的反抗者所自述的憎恶──
“为什么我要跑出北京？这个我也说不出很多的道理。总而言之：我已经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游离了四年之后，我已经刻骨地讨厌了这古老的虚伪的大城。在这里面，我只看见请安，打拱，要皇帝，恭维执政──卑怯的奴才！卑劣，怯懦，狡猾，以及敏捷的逃躲，这都是奴才们的绝技！厌恶的深感在我口中，好似生的腥鱼在我口中一般；我需要呕吐，于是提着我的棍走了。”
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飙社的进军的鼓角。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Nihilist）。巴札罗夫（Bazarov）是相信科学的；他为医术而死，一到所蔑视的并非科学的权威而是科学本身，那就成为沙宁（Sanin）之徒，只好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了。但狂飙社却似乎仅止于“虚无的反抗”，不久就散了队，现在所遗留的，就只有向培良的这响亮的战叫，说明着半绥惠略夫（Sheveriov）式的“憎恶”的前途。
“这次太学生应试，国文题在文科的是：《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理科的是《拟南粤王复汉文帝书》，并把汉文帝遗南粤王赵佗书的原文附在题后。也许这个试题，对于现在的异动，不无见景生情之意。但是太学生对于这两个策论式的命题，很有些人摸不着头脑。有一位太学生在试卷上大书：‘汉文帝三字仿佛故识，但不知系汉高祖几代贤孙，答南粤王赵他，则素昧生平，无从说起。且回去用功，明年再见。’某试官见此生误佗为他，辄批其后云：‘汉高文帝爸，赵佗不是他；今年既不中，明年再来吧。’又一生在《士先器识而后文艺》题后，并未作文，仅书‘若见美人甘下拜，凡闻过失要回头’一联，掷笔出场而去。某试官批云：‘闻鼓鼙而思将帅之臣，临考试而动爱美之兴，幸该生尚能悬崖勒马，否则应打竹板四十，赶出场外。’是亦孤城落日中堪资谈助者。”
寥寥三百余字耳，却已将学生对于旧学之空疏和官师态度之浮薄写尽，令人觉自言“歇后郑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者，诚亦古之人不可及也。
但国文亦良难：汉若无赵他，中华民国亦岂得有“太学生”哉。
【立此存照（二）】
晓角
《申报》（八月九日）载本地人盛阿大，有一养女，名杏珍，年十六岁，于六日忽然失踪，盛在家检点衣物，从杏珍之箱箧中发现他人寄与之情书一封，原文云：
“光阴如飞的过去了，倏忽已六个月半矣，在此过程中，很是觉得闷闷的，然而细想真有无穷快乐在眼前矣，细算时日，不久快到我们的时候矣，请万事多多秘密为要，如有东西，有机会拿来，请你爱惜金钱，不久我们需要金钱应用，幸勿浪费，是幸，你的身体爱惜，我睡在床上思想你，早晨等在洋台上，看你开门，我多看见你芳影，很是快活，请你勿要想念，再会吧，日健，爱书，”
盛遂将信呈交捕房，不久果获诱拐者云云。
案这种事件，是不足为训的。但那一封信，却是十足道地的语录体情书，置之《宇宙风》中，也堪称佳作，可惜林语堂博士竟自赴美国讲学，不再顾念中国文风了。
现在录之于此，以备他日作《中国语录体文学史》者之采择，其作者，据《申报》云，乃法租界蒲石路四七九号协盛水果店伙无锡项三宝也。
【死】
当印造凯绥·珂勒惠支（Kaethe Kollwitz）所作版画的选集时，曾请史沫德黎（A.Smedley）女士做一篇序。自以为这请得非常合适，因为她们俩原极熟识的。不久做来了，又逼着茅盾先生译出，现已登在选集上。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许多年来，凯绥·珂勒惠支──她从没有一次利用过赠授给她的头衔──作了大量的画稿，速写，铅笔作的和钢笔作的速写，木刻，铜刻。把这些来研究，就表示着有二大主题支配着，她早年的主题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爱，母性的保障，救济，以及死。而笼照于她所有的作品之上的，是受难的，悲剧的，以及保护被压迫者深切热情的意识。
“有一次我问她：‘从前你用反抗的主题，但是现在你好象很有点抛不开死这观念。这是为什么呢？’用了深有所苦的语调，她回答道，‘也许因为我是一天一天老了！’……”
我那时看到这里，就想了一想。算起来：她用“死”来做画材的时候，是一九一○年顷，这时她不过四十三四岁。我今年的这“想了一想”，当然和年纪有关，但回忆十余年前，对于死却还没有感到这么深切。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
大家所相信的死后的状态，更助成了对于死的随便。谁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是相信有鬼（近时或谓之“灵魂”）的，既有鬼，则死掉之后，虽然已不是人，却还不失为鬼，总还不算是一无所有。不过设想中的做鬼的久暂，却因其人的生前的贫富而不同。穷人们是大抵以为死后就去轮回的，根源出于佛教。佛教所说的轮回，当然手续繁重，并不这么简单，但穷人往往无学，所以不明白。这就是使死罪犯人绑赴法场时，大叫“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面无惧色的原因。况且相传鬼的衣服，是和临终时一样的，穷人无好衣裳，做了鬼也决不怎么体面，实在远不如立刻投胎，化为赤条条的婴儿的上算。我们曾见谁家生了小孩，胎里就穿着叫化子或是游泳家的衣服的么？从来没有。这就好，从新来过。也许有人要问，既然相信轮回，那就说不定来生会堕入更穷苦的景况，或者简直是畜生道，更加可怕了。但我看他们是并不这样想的，他们确信自己并未造出该入畜生道的罪孽，他们从来没有能堕畜生道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然而有着地位，权势和金钱的人，却又并不觉得该堕畜生道；他们倒一面化为居士，准备成佛，一面自然也主张读经复古，兼做圣贤。他们像活着时候的超出人理一样，自以为死后也超出了轮回的。至于小有金钱的人，则虽然也不觉得该受轮回，但此外也别无雄才大略，只豫备安心做鬼。所以年纪一到五十上下，就给自己寻葬地，合寿材，又烧纸锭，先在冥中存储，生下子孙，每年可吃羹饭。这实在比做人还享福。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只要很闲适的躺在楠木或阴沉木的棺材里，逢年逢节，就自有一桌盛馔和一堆国币摆在眼前了，岂不快哉！
就大体而言，除极富贵者和冥律无关外，大抵穷人利于立即投胎，小康者利于长久做鬼。小康者的甘心做鬼，是因为鬼的生活（这两字大有语病，但我想不出适当的名词来），就是他还未过厌的人的生活的连续。阴间当然也有主宰者，而且极其严厉，公平，但对于他独独颇肯通融，也会收点礼物，恰如人间的好官一样。
有一批人是随随便便，就是临终也恐怕不大想到的，我向来正是这随便党里的一个。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后来也不再深究，忘记了。近十年中，有时也为了朋友的死，写点文章，不过好象并不想到自己。这两年来病特别多，一病也比较的长久，这才往往记起了年龄，自然，一面也为了有些作者们笔下的好意的或是恶意的不断的提示。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象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不过默默的躺着，有时还发生更切迫的思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后来，却有了转机，好起来了。到现在，我想，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九月五日。）
【女吊】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但其实，是并不的确的；这地方，无论为那一样都可以用。
不过一般的绍兴人，并不像上海的“前进作家”那样憎恶报复，却也是事实。单就文艺而言，他们就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我以为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一种是表现对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的“无常”，我已经在《朝花夕拾》里得了绍介给全国读者的光荣了，这回就轮到别一种。
“女吊”也许是方言，翻成普通的白话，只好说是“女性的吊死鬼”。其实，在平时，说起“吊死鬼”，就已经含有“女性的”的意思的，因为投缳而死者，向来以妇人女子为最多。有一种蜘蛛，用一枝丝挂下自己的身体，悬在空中，《尔雅》上已谓之“蚬，缢女”，可见在周朝或汉朝，自经的已经大抵是女性了，所以那时不称它为男性的“缢夫”或中性的“缢者”。不过一到做“大戏”或“目连戏”的时候，我们便能在看客的嘴里听到“女吊”的称呼。也叫作“吊神”。横死的鬼魂而得到“神”的尊号的，我还没有发见过第二位，则其受民众之爱戴也可想。但为什么这时独要称她“女吊”呢？很容易解：因为在戏台上，也要有“男吊”出现了。
我所知道的是四十年前的绍兴，那时没有达官显宦，所以未闻有专门为人（堂会？）的演剧。凡做戏，总带着一点社戏性，供着神位，是看戏的主体，人们去看，不过叨光。但“大戏”或“目连戏”所邀请的看客，范围可较广了，自然请神，而又请鬼，尤其是横死的怨鬼。所以仪式就更紧张，更严肃。一请怨鬼，仪式就格外紧张严肃，我觉得这道理是很有趣的。
也许我在别处已经写过，“大戏”和“目连”，虽然同是演给神、人、鬼看的戏文，但两者又很不同。不同之点：一在演员，前者是专门的戏子，后者则是临时集合的 Amateur——农民和工人；一在剧本，前者有许多种，后者却好歹总只演一本《目连救母记》。然而开场的“起殇”，中间的鬼魂时时出现，收场的好人升天，恶人落地狱，是两者都一样的。
当没有开场之前，就可看出这并非普通的社戏，为的是台两旁早已挂满了纸帽，就是高长虹之所谓“纸糊的假冠”，是给神道和鬼魂戴的。所以凡内行人，缓缓的吃过夜饭，喝过茶，闲闲而去，只要看挂着的帽子，就能知道什么鬼神已经出现，因为这戏开场较早，“起殇”在太阳落尽时候，所以饭后去看，一定是做了好一会了，但都不是精彩的部分。“起殇”者，绍兴人现已大抵误解为“起丧”，以为就是召鬼，其实是专限于横死者的。《九歌》中的《国殇》云：“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当然连战死者在内。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余岁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我们的责任，这就算完结，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顿竹篠（这是绍兴打孩子的最普通的东西），一以罚其带着鬼气，二以贺其没有跌死，但我却幸而从来没有被觉察，也许是因为得了恶鬼保佑的缘故罢。
这一种仪式，就是说，种种孤魂厉鬼，已经跟着鬼王和鬼卒，前来和我们一同看戏了，但人们用不着担心，他们深知道理，这一夜决不丝毫作怪。于是戏文也接着开场，徐徐进行，人事之中，夹以出鬼：火烧鬼，淹死鬼，科场鬼（死在考场里的），虎伤鬼，……孩子们也可以自由去扮，但这种没出息鬼，愿意去扮的并不多，看客也不将它当作一回事。一到“跳吊”时分──“跳”是动词，意义和“跳加官”之“跳”同──情形的松紧可就大不相同了。台上吹起悲凉的喇叭来，中央的横梁上，原有一团布，也在这时放下，长约戏台高度的五分之二。看客们都屏着气，台上就闯出一个不穿衣裤，只有一条犊鼻裈，面施几笔粉墨的男人，他就是“男吊”。一登台，径奔悬布，像蜘蛛的死守着蛛丝，也如结网，在这上面钻，挂。他用布吊着各处：腰，胁，胯下，肘弯，腿弯，后项窝……一共七七四十九处。最后才是脖子，但是并不真套进去的，两手扳着布，将颈子一伸，就跳下，走掉了。这“男吊”最不易跳，演目连戏时，独有这一个脚色须特请专门的戏子。那时的老年人告诉我，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也许会招出真的“男吊”来。所以后台上一定要扮一个王灵官，一手捏诀，一手执鞭，目不转睛的看着一面照见前台的镜子。倘镜中见有两个，那么，一个就是真鬼了，他得立刻跳出去，用鞭将假鬼打落台下。假鬼一落台，就该跑到河边，洗去粉墨，挤在人丛中看戏，然后慢慢的回家。倘打得慢，他就会在戏台上吊死；洗得慢，真鬼也还会认识，跟住他。这挤在人丛中看自己们所做的戏，就如要人下野而念佛，或出洋游历一样，也正是一种缺少不得的过渡仪式。
这之后，就是“跳女吊”。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为什么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只知道她何以要穿红衫。看王充的《论衡》，知道汉朝的鬼的颜色是红的，但再看后来的文字和图画，却又并无一定颜色，而在戏文里，穿红的则只有这“吊神”。意思是很容易了然的；因为她投缳之际，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红色较有阳气，易于和生人相接近，……绍兴的妇女，至今还偶有搽粉穿红之后，这才上吊的。自然，自杀是卑怯的行为，鬼魂报仇更不合于科学，但那些都是愚妇人，连字也不认识，敢请“前进”的文学家和“战斗”的勇士们不要十分生气罢。我真怕你们要变呆鸟。
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听说浙东的有几府的戏文里，吊神又拖着几寸长的假舌头，但在绍兴没有。不是我袒护故乡，我以为还是没有好；那么，比起现在将眼眶染成淡灰色的时式打扮来，可以说是更彻底，更可爱。不过下嘴角应该略略向上，使嘴巴成为三角形：这也不是丑模样。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就是现在的我，也许会跑过去看看的，但自然，却未必就被诱惑得上吊。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
“奴奴本身杨家女，
呵呀，苦呀，天哪！……”
下文我不知道了。就是这一句，也还是刚从克士那里听来的。但那大略，是说后来去做童养媳，备受虐待，终于弄到投缳。唱完就听到远处的哭声，这也是一个女人，在衔冤悲泣，准备自杀。她万分惊喜，要去“讨替代”了，却不料突然跳出“男吊”来，主张应该他去讨。他们由争论而至动武，女的当然不敌，幸而王灵官虽然脸相并不漂亮，却是热烈的女权拥护家，就在危急之际出现，一鞭把男吊打死，放女的独去活动了。老年人告诉我说：古时候，是男女一样的要上吊的，自从王灵官打死了男吊神，才少有男人上吊；而且古时候，是身上有七七四十九处，都可以吊死的，自从王灵官打死了男吊神，致命处才只在脖子上。中国的鬼有些奇怪，好象是做鬼之后，也还是要死的，那时的名称，绍兴叫作“鬼里鬼”。但男吊既然早被王灵官打死，为什么现在“跳吊”，还会引出真的来呢？我不懂这道理，问问老年人，他们也讲说不明白。
而且中国的鬼还有一种坏脾气，就是“讨替代”，这才完全是利己主义；倘不然，是可以十分坦然的和他们相处的。习俗相沿，虽女吊不免，她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绍兴煮饭，多用铁锅，烧的是柴或草，烟煤一厚，火力就不灵了，因此我们就常在地上看见刮下的锅煤。但一定是散乱的，凡村姑乡妇，谁也决不肯省些力，把锅子伏在地面上，团团一刮，使烟煤落成一个黑圈子。这是因为吊神诱人的圈套，就用煤圈炼成的缘故。散掉烟煤，正是消极的抵制，不过为的是反对“讨替代”，并非因为怕她去报仇。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
（九月十九──二十日。）
【立此存照（三）】
晓角
饱暖了的白人要搔痒的娱乐，但菲洲食人蛮俗和野兽影片已经看厌，我们黄脸低鼻的中国人就被搬上银幕来了。于是有所谓“辱华影片”事件，我们的爱国者，往往勃发了义愤。
五六年前罢，因为《月宫盗宝》这片子，和范朋克大闹了一通，弄得不欢而散。但好象彼此到底都没有想到那片子上其实是蒙古王子，和我们不相干；而故事是出于《天方夜谈》的，也怪不得只是演员非导演的范朋克。
不过我在这里，也并无替范朋克叫屈的意思。
今年所提起的《上海快车》事件，却比《盗宝》案切实得多了。我情愿做一回“文剪公”，因为事情和文章都有意思，太删节了怕会索然无味。首先，是九月二十日上海《大公报》内《大公俱乐部》上所载的，萧运先生的《冯史丹堡过沪再志》：
“这几天，上海的电影界，忙于招待一位从美国来的贵宾，那便是派拉蒙公司的名导演约瑟夫·冯史丹堡（Josef Von Sternberg），当一些人在热烈地欢迎他的时候，同时有许多人在向他攻击，因为他是辱华片《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的导演人，他对于我国曾有过重大的侮蔑。这是令人难忘的一回事！
“说起《上海快车》，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上海正当一二八战事之后，一般人的敌忾心理还很敏锐，所以当这部歪曲了事实的好莱坞出品在上海出现时，大家不由都一致发出愤慨的呼声，像昙花一现地，这部影片只映了两天，便永远在我国人眼前消灭了。到了五年后的今日，这部片子的导演人还不能避免舆论的谴责。说不定经过了这回教训之后，冯史丹堡会明白，无理侮蔑他人是不值得的。
“拍《上海快车》的时候，冯史丹堡对于中国，可以说一点印象没有，中国是怎样的，他从来不晓得，所以他可以替自己辩护，这回侮辱中国，并非有意如此。但是现在，他到过中国了，他看过中国了，如果回好莱坞之后，他再会制出《上海快车》那样作品，那才不可恕呢。他在上海时对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希望他这是真话。”
（下略。）
但是，究竟如何？不幸的是也是这天的《大公报》，而在《戏剧与电影》上，登有弃扬先生的《艺人访问记》云：
“以《上海快车》一片引起了中国人注意的导演人约瑟夫·冯史登堡氏，无疑，从这次的旅华后，一定会获得他的第二部所谓辱华的题材的。
“‘中国人没有自知，《上海快车》所描写的，从此次的来华，益给了我不少证实……’不像一般来华的访问者，一到中国就改变了他原有的论调；冯史登堡氏确有着这样一种隽然的艺术家风度，这是很值得我们的敬佩的”。
（中略。）
“没有极正面去抗议《上海快车》这作品，只把他在美时和已来华后，对中日的感想来问了。
“不立刻置答，继而莞然地说：
“‘在美时和已来华后，并没有什么不同，东方风味确然两样，日本的风景很好，中国的北平亦好，上海似乎太繁华了，苏州太旧，神秘的情调，确实是有的。许多访问者都以《上海快车》事来质问我，实际上，不必掩饰是确有其事的。现在是更留得了一个真切的印象。……我不带摄影机，但我的眼睛，是不会叫我忘记这一些的。’使我想起了数年前南京中山路，为了招待外宾而把茅棚拆除的故事。……”
原来他不但并不改悔，倒更加坚决了，怎样想着，便怎么说出，真有日耳曼人的好的一面的蛮风，我同意记者之所说：“值得我们的敬佩。”
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也该有知人之明：我们要知道他并不把中国的“舆论的谴责”放在心里，我们要知道中国的舆论究有多大的权威。
“但是现在，他到过中国了，看过中国了”，“他在上海时对人说他对中国的印象很好”，据《访问记》，也确是“真话”。不过他说“好”的是北平，是地方，不是中国人，中国的地方，从他们看来，和人们已经几乎并无关系了。
况且我们其实也并无什么好的人事给他看。我看过关于冯史丹堡的文章，就去翻阅前一天的，十九日的报纸，也没有什么体面事，现在就剪两条电报在这里：
“（北平十八日中央社电）平九一八纪念日，警宪戒备极严，晨六时起，保安侦缉两队全体出动，在各学校公共场所冲要街巷等处配置一切，严加监视，所有军警，并停止休息一日。全市空气颇呈紧张，但在平安中渡过。”
“（天津十八日下午十一时专电）本日傍晚，丰台日军突将二十九军驻防该处之冯治安部包围，勒令缴械，入夜尚在相持中。日军已自北平增兵赴丰台，详况不明。查月来日方迭请宋哲元部将冯部撤退，宋迄未允。”
跳下一天，二十日的报上的电报：
“（丰台十九日同盟社电）十八日之丰台事件，于十九日上午九时半圆满解决，同时日本军解除包围形势，集合于车站前大坪，中国军亦同样整列该处，互释误会。”
再下一天，二十一日报上的电报：
“（北平二十日中央社电）丰台中日军误会解决后，双方当局为避免今后再发生同样事件，经详细研商，决将两军调至较远之地方，故我军原驻丰台之二营五连，已调驻丰台迤南之赵家村，驻丰日军附近，已无我军踪迹矣。”
我不知道现在冯史丹堡在那里，倘还在中国，也许要错认今年为“误会年”，十八日为“学生造反日”的罢。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象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于是成怒，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不看“辱华影片”，于自己是并无益处的，不过自己不看见，闭了眼睛浮肿着而已。但看了而不反省，却也并无益处。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立此存照（四）】
晓角
近年的期刊有《越风》，撰人既非全是越人，所谈也非尽属越事，殊不知其命名之所以然。自然，今年是必须痛骂贰臣和汉奸的，十七期中，有高越天先生作的《贰臣汉奸的丑史和恶果》，第一节之末云：
明朝颇崇气节，所以亡国之际，忠臣义烈，殉节不屈的多不胜计，实为我汉族生色。但是同时汉奸贰臣，却也不少，最大汉奸吴三桂，贰臣洪承畴，这两个没廉耻的东西，我们今日闻名，还须掩鼻。其实他们在当时昧了良心努力讨好清廷，结果还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真是愚不可及，大汉奸的下场尚且如此，许多次等汉奸，结果自更属可惨。……”
后又据《雪庵絮墨》，述清朝对于开创功臣，皆配享太庙，然无汉人之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洪承畴四名，洪且由乾隆列之《贰臣传》之首，于是诫曰：
“似这样丢脸的事情，我想不独含怨泉下的洪经略要大吃一惊，凡一班吃里爬外，枪口向内的狼鼠之辈，读此亦当憬然而悟矣。”
这种训诫，是反问不得的。倘有不识时务者问：“如果那时并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且汉人也配享太庙，洪承畴不入《贰臣传》，则将如何？”我觉得颇费唇舌。
因为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
【立此存照（五）】
晓角
《社会日报》久不载《艺人腻事》了，上海《大公报》的《本埠增刊》上，却载起《文人腻事》来。“文”“腻”两音差多，事也并不全“腻”，这真叫作“一代不如一代”。但也常有意外的有趣文章，例如九月十五日的《张资平在女学生心中》条下，有记的是：
“他虽然是一个恋爱小说作家，而他却是一个颇为精明方正的人物。并没有文学家那一种浪漫热情不负责任的习气，他之精明强干，恐怕在作家中找不出第二个来吧。胖胖的身材，矮矮的个子，穿着一身不合身材的西装，衬着他一付团团的黝黑的面孔，一手里经常的夹着一个大皮包，大有洋行大板公司经理的派头，可是，他的大皮包内没有支票帐册，只有恋爱小说的原稿与大学里讲义。”
原意大约是要写他的“颇为精明方正的”，但恰恰画出了开乐群书店赚钱时代的张资平老板面孔。最妙的是“一手里经常夹着一个大皮包”，但其中“只有恋爱小说的原稿与大学里讲义”：都是可以赚钱的货色，至于“没有支票帐册”，就活画了他用不着记帐，和开支票付钱。所以当书店关门时，老板依然“一付团团的黝黑的面孔”，而有些卖稿或抽板税的作者，却成了一付尖尖的晦气色的面孔了。
【立此存照（六）】
晓角
崇祯八年（一六三五）新正，张献忠之一股陷安徽之巢县，秀水人沈国元在彼地，被斫不死，改名常，字存仲，作《再生纪异录》。今年春，上虞罗振常重校印行，改名《流寇陷巢记》，多此一改，怕是生意经了。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元宵夜，月光澄湛，皎如白日。邑前居民神堂火起，严大尹拜灭之；戒市人勿张灯。时余与友人薛希珍杨子乔同步街头，各有忧色，盖以贼锋甚锐，毫无防备，城不可守也。街谈巷议，无不言贼事，各以‘来了’二字，互相惊怖。及贼至，果齐声呼‘来了来了’：非市谶先兆乎？”
《热风》中有《来了》一则，臆测而已，这却是具象的实写；而贼自己也喊“来了”，则为《热风》作者所没有想到的。此理易明：“贼”即民耳，故逃与追不同，而所喊的话如一：易地则皆然。
又云：
“二十二日，……余……匿金身后，即闻有相携而蹶者，有痛楚而呻者，有襁负而至者，一闻贼来，无地可入，真人生之绝境也。及贼徜徉而前，仅一人提刀斫地示威耳；有猛犬逐之，竟惧而走。……”
非经宋、元、明三朝的压迫，杀戮和麻醉，不能到这田地。民觉醒于四年前之春，而宋、元、明、清之教养亦醒矣。
【立此存照（七）】
晓角
近来的日报上作兴附“专刊”，有讲医药的，有讲文艺的，有谈跳舞的；还有“大学生专刊”，“中学生专刊”，自然也有“小学生”和“儿童专刊”；只有“幼稚园生专刊”和“婴儿专刊”，我还没有看见过。
九月二十七日，偶然看《申报》，遇到了《儿童专刊》，其中有一篇叫作《救救孩子！》，还有一篇“儿童作品”，教小朋友不要看无用的书籍，如果有工夫，“可以看些有用的儿童刊物，或则看看星期日《申报》出版的《儿童专刊》，那是可以增进我们儿童知识的”。
在手里的就是这《儿童专刊》，立刻去看第一篇。果然，发见了不忍删节的应时的名文：
小学生们应有的认识 梦苏
最近一个月中，四川的成都，广东的北海，湖北的汉口，以及上海公共租界上，连续出了不幸的案件，便是日本侨民及水兵的被人杀害，国交显出分外严重的不安。
小朋友对于这种不幸的案件，作何感想？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国际的交涉，在非常时期，做国民的不可没有抗敌御侮的精神；但国交尚在常态的时期，却绝对不可有伤害外侨的越轨行动。倘若以个人的私忿，而杀害外侨，这比较杀害自国人民，罪加一等。因为被杀害的虽然是绝少数人，但会引起别国的误会，加重本国外交上的困难；甚至发生意外的纠纷，把整个民族复兴运动的步骤乱了。这种少数人无意识的轨外行动，实是国法的罪人，民族的败类。我们当引为大戒。要知道这种举动，和战士在战争时的杀敌致果，功罪是绝对相反的。
小朋友们！试想我们住在国外的侨民，倘使被别国人非法杀害，虽然我们没有兵舰派去登陆保侨，小题大做：我们政府不会提出严厉的要求，得不到丝毫公道的保障；但总禁不住我们同情的愤慨。
我们希望别国人民敬视我们的华侨，我们也当敬视任何的外侨；使伤害外侨的非法行为以后不再发生。这才是大国民的风度。
这“大国民的风度”非常之好，虽然那“总禁不住”“同情的愤慨”，还嫌过激一点，但就大体而言，是极有益于敦睦邦交的。不过我们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却还“希望”我们对于自己，也有这“大国民的风度”，不要把自国的人民的生命价值，估计得只值外侨的一半，以至于“罪加一等”。主杀奴无罪，奴杀主重办的刑律，自从民国以来（呜呼，二十五年了！）不是早经废止了么？
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
而这也是关于我们的子孙。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
（九月二十七日。）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铓。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十月九日。）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候，喧传有好几位名人都要译《资本论》，自然依据着原文，但有一位还要参照英、法、日、俄各国的译本。到现在，至少已经满六年，还不见有一章发表，这种事业之难可想了。对于苏联的文学作品，那时也一样的热心，英译的短篇小说集一到上海，恰如一胛羊肉坠入狼群中，立刻撕得一片片，或则化为“飞脚阿息普”，或则化为“飞毛腿奥雪伯”；然而到得第二本英译《蔚蓝的城》输入的时候，志士们却已经没有这么起劲，有的还早觉得“伊凡”“彼得”，还不如“一洞”“八索”之有趣了。
然而也有并不一哄而起的人，当时好象落后，但因为也不一哄而散，后来却成为中坚。靖华就是一声不响，不断的翻译着的一个。他二十年来，精研俄文，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烟袋》和《四十一》，出了《铁流》以及其他单行小册很不少，然而不尚广告，至今无煊赫之名，且受挤排，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依然不断的在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这固然也因为一时自称“革命作家”的过于吊儿郎当，终使坚实者成为硕果，但其实却大半为了中国的读书界究竟有进步，读者自有确当的批判，不再受空心大老的欺骗了。
靖华是未名社中之一员；未名社一向设在北京，也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但还是遭些无妄之灾，而且遭得颇可笑。它被封闭过一次，是由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电报，听说发动的倒是同行的文人；后来没有事，启封了。出盘之后，靖华译的两种小说都积在台静农家，又和“新式炸弹”一同被收没，后来虽然证明了这“新式炸弹”其实只是制造化装品的机器，书籍却仍然不发还，于是这两种书，遂成为天地之间的珍本。为了我的《呐喊》在天津图书馆被焚毁，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以及未名社的横祸，我那时颇觉得北方官长，办事较南方为森严，元朝分奴隶为四等，置北人于南人之上，实在并非无故。后来知道梁教授虽居北地，实是南人，以及靖华的小说想在南边出版，也曾被锢多日，就又明白我的决论其实是不确的了。这也是所谓“学问无止境”罢。
但现在居然已经得到出版的机会，闲话休题，是当然的。言归正传：则这是合两种译本短篇小说集而成的书，删去两篇，加入三篇，以篇数论，有增无减。所取题材，虽多在二十年前，因此其中不见水闸建筑，不见集体农场，但在苏联，还都是保有生命的作品，从我们中国人看来，也全是亲切有味的文章。至于译者对于原语的学力的充足和译文之可靠，是读书界中早有定论，不待我多说的了。
靖华不厌弃我，希望在出版之际，写几句序言，而我久生大病，体力衰惫，不能为文，以上云云，几同塞责。然而靖华的译文，岂真有待于序，此后亦如先前，将默默的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是无疑的。倒是我得以乘机打草，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鲁迅记于上海且介亭之东南角。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写完题目，就有些踌蹰，怕空话多于本文，就是俗语之所谓“雷声大，雨点小”。
做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后，好象还可以写一点闲文，但已经没有力气，只得停止了。第二天一觉醒来，日报已到，拉过来一看，不觉自己摩一下头顶，惊叹道：“二十五周年的双十节！原来中华民国，已过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了，岂不快哉！”但这“快”是迅速的意思。后来乱翻增刊，偶看见新作家的憎恶老人的文章，便如兜顶浇半瓢冷水。自己心里想：老人这东西，恐怕也真为青年所不耐的。例如我罢，性情即日见乖张，二十五年而已，却偏喜欢说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以形容其多，真不知忙着什么；而且这摩一下头顶的手势，也实在可以说是太落伍了。
这手势，每当惊喜或感动的时候，我也已经用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犹言“辫子究竟剪去了”，原是胜利的表示。这种心情，和现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张勋来也好，段祺瑞来也好，我真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
当我还是孩子时，那时的老人指教我说：剃头担上的旗竿，三百年前是挂头的。满人入关，下令拖辫，剃头人沿路拉人剃发，谁敢抗拒，便砍下头来挂在旗竿上，再去拉别的人。那时的剃发，先用水擦，再用刀刮，确是气闷的，但挂头故事却并不引起我的惊惧，因为即使我不高兴剃发，剃头人不但不来砍下我的脑袋，还从旗竿斗里摸出糖来，说剃完就可以吃，已经换了怀柔方略了。见惯者不怪，对辫子也不觉其丑，何况花样繁多，以姿态论，则辫子有松打，有紧打，辫线有三股，有散线，周围有看发（即今之“刘海”），看发有长短，长看发又可打成两条细辫子，环于顶搭之周围，顾影自怜，为美男子；以作用论，则打架时可拔，犯奸时可剪，做戏的可挂于铁竿，为父的可鞭其子女，变把戏的将头摇动，能飞舞如龙蛇，昨在路上，看见巡捕拿人，一手一个，以一捕二，倘在辛亥革命前，则一把辫子，至少十多个，为治民计，也极方便的。不幸的是所谓“海禁大开”，士人渐读洋书，因知比较，纵使不被洋人称为“猪尾”，而既不全剃，又不全留，剃掉一圈，留下一撮，打成尖辫，如慈菇芽，也未免自己觉得毫无道理，大可不必了。
我想，这是纵使生于民国的青年，一定也都知道的。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而八国联军遂入京，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末。于是满清官民，又要维新了，维新有老谱，照例是派官出洋去考察，和派学生出洋去留学。我便是那时被两江总督派赴日本的人们之中的一个，自然，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是早经知道了一些的，而最初在实际上感到不便的，却是那辫子。
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目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讲演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到得他说“我在这里骂老太婆，老太婆一定也在那里骂吴稚晖”，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就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象也不外乎嬉皮笑脸。“老太婆”者，指清朝的西太后。吴稚晖在东京开会骂西太后，是眼前的事实无疑，但要说这时西太后也正在北京开会骂吴稚晖，我可不相信。讲演固然不妨夹着笑骂，但无聊的打诨，是非徒无益，而且有害的。不过吴先生这时却正在和公使蔡钧大战，名驰学界，白纱布下面，就藏着名誉的伤痕。不久，就被递解回国，路经皇城外的河边时，他跳了下去，但立刻又被捞起，押送回去了。这就是后来太炎先生和他笔战时，文中之所谓“不投大壑而投阳沟，面目上露”。其实是日本的御沟并不狭小，但当警官护送之际，却即使并未“面目上露”，也一定要被捞起的。这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今年吴先生讥刺太炎先生受国民政府优遇时，还提起这件事，这是三十余年前的旧账，至今不忘，可见怨毒之深了。但先生手定的《章氏丛书》内，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先生力排清虏，而服膺于几个清儒，殆将希纵古贤，故不欲以此等文字自秽其著述──但由我看来，其实是吃亏，上当的，此种醇风，正使物能遁形，贻患千古。
剪掉辫子，也是当时一大事。太炎先生去发时，作《解辫发》，有云──
“……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强邻，戮使略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剪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孙、释隐玄，皆以明氏遗老，断发以殁。《春秋谷梁传》曰：‘吴祝发’，《汉书·严助传》曰：‘越发’，（晋灼曰：‘，张揖以为古剪字也。’）余故吴越间民，去之亦犹行古之道也。……”
文见于木刻初版和排印再版的《訄书》中，后经更定，改名《检论》时，也被删掉了。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越在古昔，“断发文身”，今特效之，以见先民仪矩，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囟门上，令人很气闷。在事实上，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而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论讽刺】
我们常不免有一种先入之见，看见讽刺作品，就觉得这不是文学上的正路，因为我们先就以为讽刺并不是美德。但我们走到交际场中去，就往往可以看见这样的事实，是两位胖胖的先生，彼此弯腰拱手，满面油晃晃的正在开始他们的扳谈──
“贵姓？……”
“敝姓钱。”
“哦，久仰久仰！还没有请教台甫……”
“草字阔亭。”
“高雅高雅。贵处是……？”
“就是上海……”
“哦哦，那好极了，这真是……”
谁觉得奇怪呢？但若写在小说里，人们可就会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讽刺。有好些直写事实的作者，就这样的被蒙上了“讽刺家”──很难说是好是坏──的头衔。例如在中国，则《金瓶梅》写蔡御史的自谦和恭维西门庆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还有《儒林外史》写范举人因为守孝，连象牙筷子也不肯用，但吃饭时，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圆子送在嘴里”，和这相似的情形是现在还可以遇见的；在外国，则如近来已被中国读者所注意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他那《外套》（韦素园译，在《未名丛刊》中）里的大小官吏，《鼻子》（许遐译，在《译文》中）里的绅士，医生，闲人们之类的典型，是虽在中国的现在，也还可以遇见的。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们皆谓之讽刺。
人大抵愿意有名，活的时候做自传，死了想有人分讣文，做行实，甚而至于还“宣付国史馆立传”。人也并不全不自知其丑，然而他不愿意改正，只希望随时消掉，不留痕迹，剩下的单是美点，如曾经施粥赈饥之类，却不是全般。“高雅高雅”，他其实何尝不知道有些肉麻，不过他又知道说过就完，“本传”里决不会有，于是也就放心的“高雅”下去。如果有人记了下来，不给它消灭，他可要不高兴了。于是乎挖空心思的来一个反攻，说这些乃是“讽刺”，向作者抹一脸泥，来掩藏自己的真相。但我们也每不免来不及思索，跟着说，“这些乃是讽刺呀！”上当真可是不浅得很。
同一例子的还有所谓“骂人”。假如你到四马路去，看见雉妓在拖住人，倘大声说：“野鸡在拉客”，那就会被她骂你是“骂人”。骂人是恶德。于是你先就被判定在坏的一方面了，你坏，对方可就好。但事实呢，却的确是“野鸡在拉客”，不过只可心里知道，说不得，在万不得已时，也只能说“姑娘勒浪做生意”，恰如对于那些弯腰拱手之辈，做起文章来，是要改作“谦以待人，虚以接物”的。──这才不是骂人，这才不是讽刺。
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
（三月十六日。）
【从“别字”说开去】
自从议论写别字以至现在的提倡手头字，其间的经过，恐怕也有一年多了，我记得自己并没有说什么话。这些事情，我是不反对的，但也不热心，因为我以为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想一点什么方法，固然也许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无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这回事。
前几天在《自由谈》上看见陈友琴先生的《活字与死字》，才又记起了旧事来。他在那里提到北大招考，投考生写了误字，“刘半农教授作打油诗去嘲弄他，固然不应该”，但我“曲为之辩，亦大可不必”。那投考生的误字，是以“倡明”为“昌明”，刘教授的打油诗，是解“倡”为“娼妓”，我的杂感，是说“倡”不必一定作“娼妓”解，自信还未必是“曲”说；至于“大可不必”之评，那是极有意思的，一个人的言行，从别人看来，“大可不必”之点多得很，要不然，全国的人们就好象是一个了。
我还没有明目张胆的提倡过写别字，假如我在做国文教员，学生写了错字，我是要给他改正的，但一面也知道这不过是治标之法。至于去年的指摘刘教授，却和保护别字微有不同。（一）我以为既是学者或教授，年龄至少和学生差十年，不但饭菜多吃了万来碗了，就是每天认一个字，也就要比学生多识三千六百个，比较的高明，是应该的，在考卷里发见几个错字，“大可不必”飘飘然生优越之感，好象得了什么宝贝一样。况且（二）现在的学校，科目繁多，和先前专攻八股的私塾，大不相同了，纵使文字不及从前，正也毫不足怪，先前的不写错字的书生，他知道五洲的所在，原质的名目吗？自然，如果精通科学，又擅文章，那也很不坏，但这不能含含胡胡，责之一般的学生，假使他要学的是工程，那么，他只要能筑堤造路，治河导淮就尽够了，写“昌明”为“倡明”，误“留学”为“流学”，堤防决不会因此就倒塌的。如果说，别国的学生对于本国的文字，决不致闹出这样的大笑话，那自然可以归罪于中国学生的偏偏不肯学，但也可以归咎于先生的不善教，要不然，那就只能如我所说：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
改白话以至提倡手头字，其实也不过一点樟脑针，不能起死回生的，但这就又受着缠不清的障害，至今没有完。还记得提倡白话的时候，保守者对于改革者的第一弹，是说改革者不识字，不通文，所以主张用白话。对于这些打着古文旗子的敌军，是就用古书作“法宝”，这才打退的，以毒攻毒，反而证明了反对白话者自己的不识字，不通文。要不然，这古文旗子恐怕至今还不倒下。去年曹聚仁先生为别字辩护，战法也是搬古书，弄得文人学士之自以为识得“正字”者，哭笑不得，因为那所谓“正字”就有许多是别字。这确是轰毁旧营垒的利器。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辩文的白不白──但“寻开心”者除外──字的别不别了，因为这会引到今文《尚书》，骨甲文字去，麻烦得很。这就是改革者的胜利──至于这改革的损益，自然又作别论。
陈友琴先生的“死字和活字”，便是在这决战之后，重整阵容的最稳的方法，他已经不想从根本上斤斤计较字的错不错，即别不别了。他只问字的活不活；不活，就算错。他引了一段何仲英先生的《中国文字学大纲》来做自己的代表──
“……古人用通借，也是写别字，也是不该。不过积古相沿，一向通行，到如今没有法子强人改正。假使个个字都能够改正，是《易经》里所说的‘幹父之蛊’。纵使不能，岂可在古人写的别字以外再加许多别字呢？古人写的别字，通行到如今，全国相同，所以还可以解得。今人若添写许多别字，各处用各处的方音去写，别省别县的人，就不能懂得了，后来全国的文字，必定彼此不同，这不是一种大障碍吗？……”
这头几句，恕我老实的说罢，是有些可笑的。假如我们先不问有没有法子强人改正，自己先来改正一部古书试试罢，第一个问题是拿什么做“正字”，《说文》，金文，骨甲文，还是简直用陈先生的所谓“活字”呢？纵使大家愿意依，主张者自己先就没法改，不能“幹父之蛊”。所以陈先生的代表的接着的主张是已经错定了的，就一任他错下去，但是错不得添，以免将来破坏文字的统一。是非不谈，专论利害，也并不算坏，但直白的说起来，却只是维持现状说而已。
维持现状说是任何时候都有的，赞成者也不会少，然而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效，因为在实际上决定做不到。假使古时候用此法，就没有今之现状，今用此法，也就没有将来的现状，直至辽远的将来，一切都和太古无异。以文字论，则未有文字之时，就不会象形以造“文”，更不会孳乳而成“字”，篆决不解散而为隶，隶更不简单化为现在之所谓“真书”。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况且我们的方块字，古人写了别字，今人也写别字，可见要写别字的病根，是在方块字本身的，别字病将与方块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这方块字之外，实在并没有救济的十全好方法。
复古是难了，何先生也承认。不过现状却也维持不下去，因为我们现在一般读书人之所谓“正字”，其实不过是前清取士的规定，一切指示，都在薄薄的三本所谓“翰苑分书”的《字学举隅》中，但二十年来，在不声不响中又有了一点改变。从古讫今，什么都在改变，但必须在不声不响中，倘一道破，就一定有窒碍，维持现状说来了，复古说也来了。这些说头自然也无效。但一时不失其为一种窒碍却也是真的，它能够使一部分的有志于改革者迟疑一下子，从招潮者变为乘潮者。
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维持现状说听去好象很稳健，但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史实在不断的证明着它只是一种“并无其事”：仅在这一些。
（三月二十一日。）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爱伦堡（Ilia Ehrenburg）论法国的上流社会文学家之后，他说，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们：“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着，实验X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沉没在大洋里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这末两句，真也好象说着现在的中国。然而中国是还有更其甚的呢。手头没有书，说不清见于那里的了，也许是已经汉译了的日本箭内亘氏的著作罢，他曾经一一记述了宋代的人民怎样为蒙古人所淫杀，俘获，践踏和奴使。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的黎民施威，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气焰和奢华就跟到那里，颓靡和贪婪也跟到那里。“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
人民在欺骗和压制之下，失了力量，哑了声音，至多也不过有几句民谣。“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就是秦始皇、隋炀帝，他会自承无道么？百姓就只好永远钳口结舌，相率被杀，被奴。这情形一直继续下来，谁也忘记了开口，但也许不能开口。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雅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莫谈国事”，是我们做小民的本分。
我们的学者也曾说过：要征服中国，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其实，中国民族的心，有些是早给我们的圣君贤相武将帮闲之辈征服了的。近如东三省被占之后，听说北平富户，就不愿意关外的难民来租房子，因为怕他们付不出房租。在南方呢，恐怕义军的消息，未必能及鞭毙土匪，蒸骨验尸，阮玲玉自杀，姚锦屏化男的能够耸动大家的耳目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要征服中国民族，必须征服中国民族的心！”但这书却于“心的征服”有碍。心的征服，先要中国人自己代办。宋曾以道学替金元治心，明曾以党狱替满清钳口。这书当然不容于满洲帝国，但我看也因此当然不容于中华民国。这事情很快的就会得到实证。如果事实证明了我的推测并没有错，那也就证明了这是一部很好的书。
好书为什么倒会不容于中华民国呢？那当然，上面已经说过几回了──
“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这不像序。但我知道，作者和读者是决不和我计较这些的。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夜，鲁迅读毕记。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我觉得中国有时是极爱平等的国度。有什么稍稍显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以人而论，孙桂云是赛跑的好手，一过上海，不知怎的就萎靡不振，待到到得日本，不能跑了；阮玲玉算是比较的有成绩的明星，但“人言可畏”，到底非一口气吃下三瓶安眠药片不可。自然，也有例外，是捧了起来。但这捧了起来，却不过为了接着摔得粉碎。大约还有人记得“美人鱼”罢，简直捧得令观者发生肉麻之感，连看见姓名也会觉得有些滑稽。契诃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但中国又是极爱中庸的国度，所以极端的昏蛋是没有的，他不和你来战，所以决不会爽爽快快的战死，如果受不住，只好自己吃安眠药片。
在所谓文坛上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两样：翻译较多的时候，就有人来削翻译，说它害了创作；近一两年，作短文的较多了，就又有人来削“杂文”，说这是作者的堕落的表现，因为既非诗歌小说，又非戏剧，所以不入文艺之林，他还一片婆心，劝人学学托尔斯泰，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去。这一流论客，在礼仪上，别人当然不该说他是“昏蛋”的。批评家吗？他谦虚得很，自己不承认。攻击杂文的文字虽然也只能说是杂文，但他又决不是杂文作家，因为他不相信自己也相率而堕落。如果恭维他为诗歌小说戏剧之类的伟大的创作者，那么，恭维者之为“昏蛋”也无疑了。归根结底，不是东西而已。不是东西之谈也要算是“人言”，这就使弱者觉得倒是安眠药片较为可爱的缘故。不过这并非战死。问是有人要问的：给谁害死的呢？种种议论的结果，凶手有三位：曰，万恶的社会；曰，本人自己；曰，安眠药片。完了。
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农夫耕田，泥匠打墙，他只为了米麦可吃，房屋可住，自己也因此有益之事，得一点不亏心的糊口之资，历史上有没有“乡下人列传”或“泥水匠列传”，他向来就并没有想到。如果他只想着成什么所谓气候，他就先进大学，再出外洋，三做教授或大官，四变居士或隐逸去了。历史上很尊隐逸，《居士传》不是还有专书吗，多少上算呀，噫！
但是，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中之一体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 Essay ，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寓言和演说，好象是卑微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杂文发展起来，倘不赶紧削，大约也未必没有扰乱文苑的危险。以古例今，很可能的，真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这一段话，我是和不是东西之流开开玩笑的，要使他爬耳搔腮，热剌剌的觉得他的世界有些灰色。前进的杂文作者，倒决不计算着这些。
其实，近一两年来，杂文集的出版，数量并不及诗歌，更其赶不上小说，慨叹于杂文的泛滥，还是一种胡说八道。只是作杂文的人比先前多几个，却是真的，虽然多几个，在四万万人口里面，算得什么，却就要谁来疾首蹙额？中国也真有一班人在恐怕中国有一点生气；用比喻说：此之谓“虎伥”。
这本集子的作者先前有一本《不惊人集》，我只见过一篇自序；书呢，不知道那里去了。这一回我希望一定能够出版，也给中国的著作界丰富一点。我不管这本书能否入于文艺之林，但我要背出一首诗来比一比：“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地狱鄹氏邑，宅接鲁王宫。叹凤嗟身否，伤麟怨道穷。今看两楹奠：犹与梦时同。”这是《唐诗三百首》里的第一首，是“文学概论”诗歌门里的所谓“诗”。但和我们不相干，那里能够及得这些杂文的和现在切贴，而且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能移人情，对不起得很，就不免要搅乱你们的文苑，至少，是将不是东西之流的唾向杂文的许多唾沫，一脚就踏得无踪无影了，只剩下一张满是油汗兼雪花膏的嘴脸。
这嘴脸当然还可以唠叨，说那一首“夫子何为者”并非好诗，并且时代也过去了。但是，文学正宗的招牌呢？“文艺的永久性”呢？
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我所以极高兴为这本集子作序，并且借此发表意见，愿我们的杂文作家，勿为虎伥所迷，以为“人言可畏”，用最末的稿费买安眠药片去。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卓面书斋。
【人生识字胡涂始】
中国的成语只有“人生识字忧患始”，这一句是我翻造的。
孩子们常常给我好教训，其一是学话。他们学话的时候，没有教师，没有语法教科书，没有字典，只是不断的听取，记住，分析，比较，终于懂得每个词的意义，到得两三岁，普通的简单的话就大概能够懂，而且能够说了，也不大有错误。小孩子往往喜欢听人谈天，更喜欢陪客，那大目的，固然在于一同吃点心，但也为了爱热闹，尤其是在研究别人的言语，看有什么对于自己有关系──能懂，该问，或可取的。
我们先前的学古文也用同样的方法，教师并不讲解，只要你死读，自己去记住，分析，比较去。弄得好，是终于能够有些懂，并且竟也可以写出几句来的，然而到底弄不通的也多得很。自以为通，别人也以为通了，但一看底细，还是并不怎么通，连明人小品都点不断的，又何尝少有？人们学话，从高等华人以至下等华人，只要不是聋子或哑子，学不会的是几乎没有的，一到学文，就不同了，学会的恐怕不过极少数，就是所谓学会了的人们之中，请恕我坦白的再来重复的说一句罢，大约仍然胡胡涂涂的还是很不少。这自然是古文作怪。因为我们虽然拚命的读古文，但时间究竟是有限的，不像说话，整天的可以听见；而且所读的书，也许是《庄子》和《文选》呀，《东莱博议》呀，《古文观止》呀，从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读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驳杂，脑子给古今各种马队践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乱七八遭，但蹄迹当然是有些存留的，这就是所谓“有所得”。这一种“有所得”当然不会清清楚楚，大概是似懂非懂的居多，所以自以为通文了，其实却没有通，自以为识字了，其实也没有识。自己本是胡涂的，写起文章来自然也胡涂，读者看起文章来，自然也不会倒明白。然而无论怎样的胡涂文作者，听他讲话，却大抵清楚，不至于令人听不懂的──除了故意大显本领的讲演之外。因此我想，这“胡涂”的来源，是在识字和读书。
例如我自己，是常常会用些书本子上的词汇的。虽然并非什么冷僻字，或者连读者也并不觉得是冷僻字。然而假如有一位精细的读者，请了我去，交给我一枝铅笔和一张纸，说道，“您老的文章里，说过这山是‘崚嶒’的，那山是‘巉岩’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副样子呀？您不会画画儿也不要紧，就钩出一点轮廓来给我看看罢。请，请，请……”这时我就会腋下出汗，恨无地洞可钻。因为我实在连自己也不知道“崚嶒”和“巉岩”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形容词，是从旧书上钞来的，向来就并没有弄明白，一经切实的考查，就糟了。此外如“幽婉”，“玲珑”，“蹒跚”，“嗫嚅”……之类，还多得很。
说是白话文应该“明白如话”，已经要算唱厌了的老调了，但其实，现在的许多白话文却连“明白如话”也没有做到。倘要明白，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至于旧语的复活，方言的普遍化，那自然也是必要的，但一须选择，二须有字典以确定所含的意义，这是另一问题，在这里不说它了。
（四月二日。）
【文人相轻】
老是说着同样的一句话是要厌的。在所谓文坛上，前年嚷过一回“文人无行”，去年是闹了一通“京派和海派”，今年又出了新口号，叫作“文人相轻”。
对于这风气，口号家很愤恨，他的“真理哭了”，于是大声疾呼，投一切“文人”以轻蔑。“轻蔑”，他是最憎恶的，但因为他们“相轻”，损伤了他理想中的一道同风的天下，害得他自己也只好施行轻蔑术了。自然，这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古圣人的良法，但“相轻”的恶弊，可真也不容易除根。
我们如果到《文选》里去找词汇的时候，大概是可以遇着“文人相轻”这四个字的，拾来用用，似乎也还有些漂亮。然而，曹聚仁先生已经在《自由谈》（四月九日至十一日）上指明，曹丕之所谓“文人相轻”者，是“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凡所指摘，仅限于制作的范围。一切别的攻击形体，籍贯，诬赖，造谣，以至施蛰存先生式的“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呀”，或魏金枝先生式的“他的亲戚也和我一样了呀”之类，都不在内。倘把这些都作为曹丕所说的“文人相轻”，是混淆黑白，真理虽然大哭，倒增加了文坛的黑暗的。
我们如果到《庄子》里去找词汇，大概又可以遇着两句宝贝的教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记住了来作危急之际的护身符，似乎也不失为漂亮。然而这是只可暂时口说，难以永远实行的。喜欢引用这种格言的人，那精神的相距之远，更甚于叭儿之与老聃，这里不必说它了。就是庄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要不然，一部《庄子》，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写完了。
但我们现在所处的并非汉魏之际，也不必恰如那时的文人，一定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凡批评家的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互相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轻”这一个模模胡胡的恶名所吓昏，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
（四月十四日。）
【“京派”和“海派”】
去年春天，京派大师曾经大大的奚落了一顿海派小丑，海派小丑也曾经小小的回敬了几手，但不多久，就完了。文滩上的风波，总是容易起，容易完，倘使不容易完，也真的不便当。我也曾经略略的赶了一下热闹，在许多唇枪舌剑中，以为那时我发表的所说，倒也不算怎么分析错了的。其中有这样的一段──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眼中跌落了。……”
但到得今年春末，不过一整年带点零，就使我省悟了先前所说的并不圆满。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己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不但现身说法，演述了派别并不专与地域相关，而且实践了“因为爱他，所以恨他”的妙语。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因为现在已经清清楚楚，到底搬出一碗不过黄鳝田鸡，炒在一起的苏式菜──“京海杂烩”来了。
实例，自然是琐屑的，而且自然也不会有重大的例子。举一点罢。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到这里要附带一点声明：我是故意不举出那新出刊物的名目来的。先前，曾经有人用过“某”字，什么缘故我不知道。但后来该刊的一个作者在该刊上说，他有一位“熟悉商情”的朋友，以为这是因为不替它来作广告。这真是聪明的好朋友，不愧为“熟悉商情”。由此启发，子细一想，他的话实在千真万确：被称赞固然可以代广告，被骂也可以代广告，张扬了荣是广告，张扬了辱又何尝非广告。例如罢，甲乙决斗，甲赢，乙死了，人们固然要看杀人的凶手，但也一样的要看那不中用的死尸，如果用芦席围起来，两个铜板看一下，准可以发一点小财的。我这回的不说出这刊物的名目来，主意却正在不替它作广告，我有时很不讲阴德，简直要妨碍别人的借死尸敛钱。然而，请老实的看官不要立刻责备我刻薄。他们那里肯放过这机会，他们自己会敲了锣来承认的。
声明太长了一点了。言归正传。我要说的是直到现在，由事实证明，我才明白了去年京派的奚落海派，原来根柢上并不是奚落，倒是路远迢迢的送来的秋波。
文豪，究竟是有真实本领的，法郎士做过一本《泰绮思》，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了，其中就透露着这样的消息。他说有一个高僧在沙漠中修行，忽然想到亚历山大府的名妓泰绮思，是一个贻害世道人心的人物，他要感化她出家，救她本身，救被惑的青年们，也给自己积无量功德。事情还算顺手，泰绮思竟出家了，他恨恨的毁坏了她在俗时候的衣饰。但是，奇怪得很，这位高僧回到自己的独房里继续修行时，却再也静不下来了，见妖怪，见裸体的女人。他急遁，远行，然而仍然没有效。他自己是知道因为其实爱上了泰绮思，所以神魂颠倒了的，但一群愚民，却还是硬要当他圣僧，到处跟着他祈求，礼拜，拜得他“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终于决计自白，跑回泰绮思那里去，叫道“我爱你！”然而泰绮思这时已经离死期不远，自说看见了天国，不久就断气了。
不过京海之争的目前的结局，却和这一本书的不同，上海的泰绮思并没有死，她也张开两条臂膊，叫道“来 ！”于是──团圆了。
《泰绮思》的构想，很多是应用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倘有严正的批评家，以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实本领”，我也不想来争辩。但我觉得自己却真如那本书里所写的愚民一样，在没有听到“我爱你”和“来 ”之前，总以为奚落单是奚落，鄙薄单是鄙薄，连现在已经出了气的弗洛伊特学说也想不到。
到这里又要附带一点声明：我举出《泰绮思》来，不过取其事迹，并非处心积虑，要用妓女来比海派的文人。这种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妨随意改换的，即改作隐士、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类，都无不可。况且泰绮思其实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时是泼剌的活，出家后就刻苦的修，比起我们的有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像人样。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
至于为什么去年北京送秋波，今年上海叫“来”了呢？说起来，可又是事前的推测，对不对很难定了。我想：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把断砖、旧袜、皮袍、洋服、巧克力、梅什儿……之类，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
（四月十四日。）
【鎌田诚一墓记】
君以一九三○年三月至沪，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中遭艰巨，笃行靡改，扶危济急，公私两全。越三三年七月，因病归国休养，方期再造，展其英才，而药石无灵，终以不起，年仅二十有八。呜呼，昊天难测，蕙荃早摧，晔晔青春，永玄壤，忝居友列，衔哀记焉。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会稽鲁迅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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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全集・第六巻】
且介亭雑文
序言
——一九三四年——
中国に関する二、三の事
国際文学社の問いに答える
「草鞋脚」英訳中国短篇小説集 小引
「旧形式の採用」を論ず
連環画瑣談
儒術
「看図識字」
拿来主義
隔膜
「木刻紀程」小引
難行と不信
「小学大全」購入記
韋素園墓記
韋素園君を憶う
劉半農君を憶う
曹聚仁先生への返信
子供の写真から言えば
門外文談
肉の味を知らずと水の味を知らず
中国語文の新生
中国人は自信力を失ったか
「以眼還眼」
「面子」を説く
運命
臉譜臆測
気ままにめくる
ナポレオンと隋那
「戯」週刊編者への返信
「戯」週刊編者への手紙
中国文壇の鬼魅
新文字について
病後雑談
病後雑談の余
河南盧氏曹先生教沢碑文
阿金
俗人は雅人を避くべしを論ず
附記
且介亭雑文二集
序言
——一九三五年——
葉紫著「豊収」序
隠士
「招貼即扯」
本の還魂と急造
漫談「漫画」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説二集序
内山完造著「活ける中国の姿態」序
「尋開心」
翻訳のやり直しは不可欠
論諷刺
「別字」から話を広げて
田軍著「八月の郷村」序
徐懋庸著「打雑集」序
人生は字を識りて胡塗に始まる
文人相軽
「京派」と「海派」
鎌田誠一墓記
衖堂商売の今昔談
そのように書くべきではない
現代中国における孔夫子
六朝小説と唐代伝奇文にはいかなる区別があるか
「諷刺」とは何か
論人言は畏るべし
再び文人相軽を論ず
「全国木刻連合展覧会専輯」序
文壇三戸
助けることから出鱈目へ
「中国小説史略」日本訳本序
「題未定」草（一より三）
名人と名言
「天に頼りて飯を食う」
ほとんど無事の悲劇
三たび「文人相軽」を論ず
四たび「文人相軽」を論ず
五たび「文人相軽」を論ず──明術
「題未定」草（五）
毛筆の類を論ず
名を逃る
六たび「文人相軽」を論ず──二売
七たび「文人相軽」を論ず──両傷
蕭紅著「生死場」序
ドストエフスキーのこと
孔另境編「当代文人尺牘鈔」序
雑談小品文
「題未定」草（六より九）
論新文字
「死魂霊百図」小引
後記
且介亭雑文続編
——一九三六年——
文人比較学
大小奇蹟
「ケーテ・コルヴィッツ版画選集」序目
難答の問題
登り間違えた文章
ソ連版画展覧会を記す
私は人を騙したい
「訳文」復刊の辞
白莽著「孩児塔」序
「海上述林」上巻序言
私の最初の師父
続記
深夜に記す
一 コルヴィッツ教授の版画の中国への伝来
二 暗々たる死を略論す
三 一つの童話
四 またも一つの童話
五 一通の真実の手紙
三月の租界
「海上述林」下巻序言
「出関」の「関」
トロツキー派への返信
現在の我々の文学運動を論ず
「ソ連版画集」序
チェコ語訳本
徐懋庸に答え併せて抗日統一戦線問題について
半夏小集
「これもまた生活」
立此存照（一）
立此存照（二）
死
女吊
立此存照（三）
立此存照（四）
立此存照（五）
立此存照（六）
立此存照（七）
太炎先生に関する二、三のこと
曹靖華訳「ソ連作家七人集」序
太炎先生によりて想い起こす二、三のこと
しかし我々の中国では、紹介されたものはまだ多くない。私が覚えているのは、すでに廃刊となった『現代』と『訳文』に、それぞれ彼女の木版画が一枚ずつ掲載されたことだけだ。原画自体が既に手に入りにくいのだから、これは仕方のないことだ。
ところが今、プリンスの蒐集と許可により、この木版画集がようやく中国の読者と見えることになった。もっとも原画は白黒であるが、限られた紙幅の中で彼女の作品の真髄を窺うことはできよう。
ケーテ・コルヴィッツは一八六七年にケーニヒスベルクに生まれた。コルヴィッツという姓は夫のもので、夫は医者だった。彼女は若い時から版画に志し、ゲルハルト・ハウプトマンの『織工たち』に霊感を受けて、一八九八年に連作版画「織工蜂起」を完成させた。これは彼女の出世作となった。その後「農民戦争」の連作が生まれ、さらに「死」の連作、「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の連作と続き、技法はますます円熟し、その画面は深沈にして力強く、ドイツ版画史上に不朽の地位を占めるに至った。
思えば彼女の描くものは、すべて困窮と飢餓と死と闘争である。しかし決して絶望ではない。彼女の画中の母親たちは、目を見開いて未来を注視し、片手で子供たちを胸に抱きしめている。彼女が描くのは窮民の嘆きであり、同時にまた彼らの怒りであり、彼らの覚醒である。
中国には「窮人は自ら窮であることを知らず」という言い方がある。しかしコルヴィッツの版画を見れば、窮人こそが最もよくその窮を知る者だと分かる。知っているからこそ、怒り、立ち上がるのだ。
彼女の作品は、見る者の心に静かに、しかし確実に火を灯す。それは芸術が人の良心を揺さぶるということの、最も端的な証左である。
かくしてこの「武訓先生」の作者は一つの問題を提起して言う——
「小さなお友だち！ あなたは上のお話を読んで、どんな感想をお持ちですか？」
嗚呼、お子様諸君に向かってこのような問いを発するとは！ いったい子供にどんな感想を持てと言うのか。大人でさえ感想のまとまらないことを。
武訓は乞食をして学堂を建てた。半生を卑屈のうちに過ごし、権勢ある者たちに跪拝し、殴られ、侮辱され、それでも金を貯めて、貧しい子弟のために学校を設立した。これは尊ぶべきことなのか。一見すると感動的な話のようだが、考えてみれば、これは一つの体制を肯定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すなわち乞食をしてでも現存の秩序のなかで這い上がれ、自らを卑しめてでも教育の恩恵を得よ、と。
問題はそこにある。武訓の精神を讃えるのは容易いが、なぜ乞食をしなければ学堂を建てられなかったのか、なぜ制度そのものを変えようとしなかったのか——これこそ問うべきことであろう。
しかし作者はそこまで問わない。ただ子供たちに感想を求めるだけだ。このように、問題の核心を避けて表面の感動だけを掬い取ることは、実のところ子供たちの思考力を養うどころか、かえって鈍らせるものである。
真に子供のためを思うなら、もっと深い問いを投げかけるべきだ。しかし我々の教育は往々にして、浅い感動で満足させ、深い疑問を封じ込めてしまう。これは悲しむべきことだ。
『訳文』はこのような状態のもとで一九三四年九月に世に出た。当時、鴻篇巨制たる『世界文学』や『世界文庫』のような翻訳全集がまさに花を開かんとしていた。しかし、開花はしたものの、やがて枯れてしまうものもあった。
『訳文』の目的は、もっと地味で、もっと着実なところにあった。毎号、一篇あるいは数篇の外国文学作品を訳載し、原文に忠実であることを旨とした。翻訳は本来、地味な仕事である。巧みな言い回しも、華やかな文体も必要ない。必要なのは正確さと誠実さだけだ。
しかし、この地味さが却って問題を引き起こした。読者は刺激を求め、批評家は独創性を求める。忠実な翻訳など、彼らの目には「面白くない」ものとしか映らない。
しかし私は信じている。翻訳こそが文化交流の基礎であり、一国の文学を他国に伝えるための最も確実な方法だと。独創的な作品を書くことは無論大切だが、他国の優れた作品を正確に訳すことも、それに劣らず重要なのだ。
『訳文』は決して華やかな雑誌ではなかった。しかし、その地道な仕事は、中国と世界の文学的交流にとって、なくてはならない架け橋であった。惜しむらくは、このような地味な仕事を理解し、支持する者が少なすぎたことだ。
私はあの頃、三番目の兄弟子が女を想っていることに驚きはしなかったし、しかも彼が理想とする女がどのような女かも知っていた。人はおそらく彼が想ったのは尼だと思うだろうが、そうではない。和尚の世界と俗世間とは、実は常に一衣帯水の関係にあって、彼は俗世の美しい女を想っていたのだ。
彼は毎日、経を読むふりをしながら、実は窓から遠くの村を眺めていた。時折、農婦が畑で働くのが見えると、彼の目は一瞬輝いた。しかしすぐにまた経典に目を落とし、何事もなかったかのように木魚を叩いた。
師父はもちろん知っていた。しかし何も言わなかった。若い僧侶が女を想うことなど、別に珍しくもないからだ。それは人間の本性であって、仏門に入ったからといって消えるものではない。
三番目の兄弟子はその後、結局は還俗した。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ある村の女と結婚して、真面目に畑を耕しているという。彼にとってはその方がよかったのだろう。仏門にいても心が俗世にあるなら、何の修行にもなるまい。
私がこの話を持ち出すのは、人間の本性というものについて考えるためだ。我々は往々にして本性を抑圧し、体裁のために取り繕う。しかし本性は決して消えるものではない。それを認めた上で、いかに生きるかを考えること——それが真の知恵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二月十七日の「DZZ」を見ると、ハイネ（H. Heine）の没後八十年を記念して、ヴィリ・ブレーデル（Willi Bredel）が一文を寄せている。ハイネは生前、亡命者としてパリで没し、死後もまた安息を得なかった。彼の祖国ドイツは、今やファシズムの暗黒に覆われている。
ブレーデルはハイネの皮肉な精神を讃えつつ、こう述べている——ハイネの武器は笑いであった。彼は笑いをもって権力者を嘲り、偽善者を暴き、圧制を告発した。しかし彼の笑いの奥底には、深い悲しみと怒りがあった。
これは我々中国の作家にとっても、多くの示唆を含んでいる。諷刺の精神とは、単に人を笑わせることではない。笑いの中に真実を盛り込み、読者の目を覚まさせることにある。ハイネのように、軽妙な筆致の裏に深刻な批判を込めること——これこそが真の諷刺文学なのだ。
しかし我々の時代において、このような諷刺は許されるだろうか。ハイネのドイツもそうであったように、権力者は常に諷刺を恐れる。なぜなら諷刺は、彼らの虚偽を白日の下に晒すからだ。だからこそ、権力者は検閲を強化し、表現の自由を圧殺しようとする。
しかし、歴史が証明しているように、真の文学は決して検閲によって滅ぼされることはない。権力者はいずれ朽ち果てるが、ハイネの詩は永遠に生き続ける。これこそが文学の力であり、諷刺の力である。
題名はなかなか力がある。作者は、これがすなわち「自己批判」だとは言わないけれども、実際には『八月の郷村』を抹殺する「自己批判」の任務を遂行しているのだ。読んでいくと——
田軍の『八月の郷村』は、東北の農民が日本侵略者に抗して立ち上がる物語を描いた作品である。粗削りな筆致ではあるが、そこには生きた現実がある。しかしある種の批評家たちは、その芸術的な未熟さをあげつらい、全体を否定しようとする。
問題は、彼らが「芸術」の名のもとに政治的な目的を遂行していることにある。「芸術的に未熟だ」という批判は、一見もっともらしく聞こえる。しかしその真意は、抗日の内容を描く作品そのものを封じ込めようとすることにある。
我々はここで、「芸術」と「政治」の関係について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純粋な芸術など存在しない。すべての芸術は、何らかの立場に立っている。「芸術的に未熟だ」と言って一つの作品を全否定することは、その作品が伝えようとする現実をも否定することに他ならない。
田軍の作品が粗削りであることは認める。しかし、その粗削りな筆致の中にこそ、東北の農民たちの血と涙が流れている。磨き上げられた美文の中に空虚な理念を盛り込むよりも、素朴な言葉で生きた現実を描く方が、はるかに価値があるのではないか。
これはまことに私を「困惑」させた。なぜならスターリン氏らのソヴィエト・ロシア社会主義共和国連邦が世界のあらゆる方面で成功を収め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とりもなおさずトロツキー氏が追放され、漂泊し、落魄し、ついには「やむを得ず」敵の金銭を使うに至った末路の惨めさを証明しているではないか。今の流浪は、革命前のシベリアの当時の風情とは異なるだろう。あの時は恐らくパンを差し入れる人すらいなかったのだから。しかし心境はまた異なるはずで、それは今日のソ連の成功ゆえである。事実は雄弁に勝る。まさかこれほど無情な諷刺が今こうして現れようとは。次に、君たちの「理論」は確かに毛沢東氏らよりはるかに高尚だ。はるかに高尚どころか、片や天上にあり片や地上にある。だが高尚なるがゆえに敬服すべきとはいえ、いかんせんこの高尚さがまさに日本侵略者に歓迎されるものであるとなれば、この高尚さもやはり天から落ちて、地上の最も汚い場所に墜ちざるを得ない。君たちの高尚な理論が日本に歓迎されるがゆえに、私は君たちの印刷もきちんとした刊行物を見て、思わず君たちのために一把の汗を握った。大衆の前で、もし誰かが君たちを攻撃する噂を作り上げて、日本人が金を出して君たちに新聞を出させているのだと言ったなら、君たちはすっきりと潔白を証明できるだろうか。これは決して、以前に君たちの中の誰かが他人に附いて私がルーブルを貰っていると罵ったから、今になってこの手で報復しようというのではない。違うのだ、私はまだそこまで下劣ではない。なぜなら君たちが日本人の金を貰って新聞を出し、毛沢東氏らの一致抗日論を攻撃するほど下劣になるとは信じないからだ。君たちは決してそんなことはしまい。ただ一言忠告しておきたい。君たちの高尚な理論は中国の大衆には歓迎されない。君たちの所業は中国人として現在あるべき道徳に背くものだ。君たちに言いたいことは、ただこの一点のみだ。
最後に、私はいささか不愉快に感じたことがある。それは君たちが突然手紙と書物を私に送ってきたのは、理由のないこと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すなわち、私のいくつかの「戦友」がかつて私を何々だと指さしたためだ。しかし私は、いかに不出来であろうとも、自ら省みて君たちとはなお相当に隔たっていると思う。あの実直にして、大地にしっかと足を踏みしめ、現在の中国人の生存のために血を流して奮闘する者たち——私が同志と仰ぐのは彼らであり、それを光栄と自認する。ご容赦を請う。三日の期限はすでに過ぎ、君は必ずしもあそこへ取りに行くまいから、この手紙は公開で返答する。謹んで
大安を祈る。
魯迅。 六月九日。
（この手紙は先生が口述し、O.V.が筆記した。）
【現在の我々の文学運動を論ず】
——病中に訪問者に答え、O.V.筆録
「左翼作家聯盟」が五、六年来指導し闘ってきたのは、プロレタリア革命文学の運動である。この文学と運動は一貫して発展してきた。今やより具体的に、より実際的な闘争として、民族革命戦争の大衆文学へと発展した。民族革命戦争の大衆文学は、プロレタリア革命文学の一つの発展であり、プロレタリア革命文学の現段階における真実のより広大な内容である。この種の文学は今すでに存在しており、まさにこの基礎の上で、実際の戦闘生活に培われ、爛漫たる花を開こうとしているのだ。したがって、新しいスローガンの提出を、革命文学運動の停止、あるいは「この道は通ぜず」と看做すことはできない。すなわち、決してこれまでのファシズム反対、一切の反動者への血の闘争を停止したのではなく、この闘争をより深く、より拡大し、より実際的に、より細微曲折にし、闘争を抗日反漢奸の闘争に具体化し、一切の闘争を抗日反漢奸闘争という本流に合流させるのだ。決して革命文学がその階級的指導の責任を放棄するのではなく、その責任をより重く、より大きくし、重くかつ大きくして全民族に、階級と党派を問わず、一致して外に対せしめるのだ。この民族の立場こそ、真に階級の立場なのだ。トロツキーの中国の孫弟子たちは、こんな簡単なことすら分からぬほど愚かなようだ。しかし私の戦友の中にも、逆の「美夢」を見ている者がいるのは、これも極めて愚かな虫けらだと言わざるを得ない。
だが民族革命戦争の大衆文学は、プロレタリア革命文学のスローガンと同様に、おそらく一つの総スローガンであろう。総スローガンの下に、さらに時宜に応じた具体的なスローガン、たとえば「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芸」……などを提起することは、差し支えないと思う。差し支えないどころか、有益であり、必要である。もちろん多すぎれば人を眩惑させ、混乱させる。
ただし、スローガンを掲げ空論を発するのは極めて容易い。しかし批評に応用し、創作に実現するとなれば、問題が生じる。批評と創作はいずれも実際の仕事である。過去の経験に照らせば、我々の批評はとかく基準が狭すぎ、見方が浅すぎることに流れやすく、我々の創作もまたしばしば題目を出して八股文を作るに近い弱点を露呈した。だから私は今、特にこの点に注意すべきだと思う。民族革命戦争の大衆文学は、決して義勇軍の戦闘や学生のデモ請願……などの作品に限局され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れらはもちろん最もよいものだが、こう狭くあるべきではない。それはもっと広範であり、現在の中国のさまざまな生活と闘争の意識を描写する一切の文学を包括するほどに広い。なぜなら現在の中国の最大の問題、万人共通の問題は、民族生存の問題だからだ。あらゆる生活（飯を食い眠ることを含め）がこの問題と関わっている。たとえば飯を食うことは恋愛と無関係でありうるが、目下の中国人の飯と恋愛は日本侵略者と多少なりとも関係がある。満洲と華北の情況を見れば明らかだ。そして中国の唯一の出路は、全国一致して日本に対する民族革命戦争である。この点を理解すれば、作家が生活を観察し素材を処理する際に、糸を手繰るように秩序が立つ。作者は自由に労働者、農民、学生、盗賊、娼妓、貧民、富豪——いかなる素材でも書くことができ、書けばすべて民族革命戦争の大衆文学となりうる。作品の末尾にわざと民族革命戦争の尻尾を挿し込んで、旗のように振りかざす必要もない。我々が必要とするのは、作品の後に付け加えたスローガンや取ってつけた尻尾ではなく、作品全体の中の真実の生活、生き生きとした闘争、脈打つ鼓動、思想と情熱——等々なのだ。
（六月十日。）
【「ソ連版画集」序】
——前半の大部分は上掲「ソ連版画展覧会を記す」を参照されたい。《附記》は削除し、以下に接続する。
右の一篇は、本年二月、ソ連版画展覧会が上海で開催された際に、私が書いて『申報』に掲載したものだ。この展覧会は中国に少なからぬ益をもたらした。空想から脚を地につけた写実主義へと向かう者が多く出るだろうと思う。良友図書公司が画集を一冊刊行したいとのことで、私はそれを聞いて非常に喜び、趙家璧氏が選画と序文執筆への参加を希望した時、何の躊躇もなく承諾した。これは私がしたいこと、またすべきことだったのだ。
版画、特に木版画の選択への参加は、かねての約束を果たしたものだが、その後病にかかり、一月余り床に臥して何もできなくなった。序文の締め切りはとうに過ぎたのに、紙一枚持ち上げる力もない有様だった。印刷を止めて私を待つわけにもいかず、やむを得ず旧稿を取って巻頭に置き、責めを塞ぐこととした。ただ、その中で述べたことはなお多少参考に供しうると自負している。読者にお詫びしたいのは、よりによってこんな時に病気になり、新しいものを書けなかったことだ。
この一月来、毎日発熱し、熱の中でも時折版画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た。これらの作者のなかに、瀟洒、飄逸、伶俐、玲瓏な者はただの一人もいないと感じた。彼ら一人一人が広大な黒土の化身のごとく、時にはまったく愚鈍にすら見える。十月革命以後、開拓の大家たちは飢えに耐え、寒さに抗し、拡大鏡一つと刀数本をもって、不撓不屈にこの芸術の一分野を切り拓いたのだ。今回は複製ではあるが、大略は残っている。見てもらえば分かる——どの一枚が堅実でないか、懇切でないか、あるいは巧みに取ったり、小賢しいことをしたりする意図があるだろうか。
この画集の出版が中国の読者に良い影響を与え、ソ連の芸術の成果を知るだけに止まらないことを、私は願っている。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三日、魯迅述、許広平記。
【チェコ語訳本】
世界大戦の後、多くの新興国家が現れた時、我々は非常に喜んだものだ。なぜなら我々自身も、かつて圧迫され、もがき出てきた人民だからだ。チェコの興起は、当然我々にとって大きな喜びだった。しかし奇妙なことに、我々はまた非常に疎遠でもあった。たとえば私は、一人のチェコ人も知らず、一冊のチェコの本も見たことがなかった。数年前に上海に来て、ようやく店先でチェコのガラス器を目にしたのだ。
我々は互いにあまり記憶し合っていないようだ。しかし現在の一般的状況からすれば、これは悪いことではない。今日、各国が互いに念々として忘れないのは、おそらく大抵の場合、交情が厚すぎるためではあるまい。もちろん、人類は互いに隔たりなく、関心を持ち合うのが最善だ。しかし最も公正な道は、文芸による疎通しかない。残念なことに、この道を歩む者は歴来ごく少なかった。
意外にも、訳者はこの任務を最初に試みる光栄を、思いがけず私のところに授けてくれた。私の作品が、かくしてチェコの読者の目に触れることになる。これは私にとって、流通の広い他国の言語に訳されるよりもなお嬉しいことだ。思うに、我々両国は民族を異にし、地域も離れ、交流もごく少ないが、互いに理解し近づくことができるはずだ。なぜなら我々はともに困難な道を歩んできたし、今もなお歩みつつ、光明を求めているのだから。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魯迅。
【徐懋庸に答え、併せて抗日統一戦線問題について】
魯迅先生：
ご病気はもうお治りになりましたでしょうか。心にかかっております。先生がご病気になられて以来、文芸界の紛糾もあり、もう親しくご教示を承る機縁もなくなりました。思い出すたびに愴然たる思いがいたします。
私は現在、生活の困難と身体の衰弱のため、やむなく上海を離れ、田舎へ赴いて金になる翻訳の仕事を少しした後、また上海に戻るつもりです。この機会に、しばらく上海「文壇」の局外人となって、すべての問題をじっくり考えてみれば、もう少し明瞭にな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目下のところ、私はどうしても先生がこの半年来の言動によって、無意識のうちに悪しき傾向を助長しておられるように感じます。胡風の性情の狡猾さ、黄源の行為の阿諛を、先生はどちらも察知されず、永久に彼らに私物化され、群衆を眩惑させ、偶像のように祀り上げられている。こうして彼らの野心から出た分裂運動は、もはや収拾がつかなくなっているのです。胡風たちの行動が明らかに私心から出た極端な宗派運動であること、彼らの理論が前後矛盾し、誤りだらけであることは、疑いの余地がありません。たとえば「民族革命戦争の大衆文学」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も、最初は胡風が「国防文学」に対立させるために提出したものでしたが、後になって一方が総論で他方が附属だと言い、さらに後には一方が左翼文学が現段階に発展したスローガンだと言い出す有様で、こんなぐらぐらした説を、先生でさえ彼らの代わりに辻褄を合わせることはおできにならないでしょう。彼らの言動を打撃することは本来極めて容易ですが、ただ先生が彼らの盾となっておられるため——先生を愛さぬ者がおりましょうか——実際の解決にも文章での闘争にも甚大な困難を感じているのです。
先生のご本意はよく存じております。先生は統一戦線に参加する左翼の戦友たちが元の立場を放棄するのを恐れ、胡風たちの態度が見かけ上はまだ左翼らしいとお思いになった。それで彼らに賛同されたのでしょう。しかし申し上げたいのは、先生が現在の基本的政策を理解しておら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現在の統一戦線——中国のも全世界のも同様に——むろん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を主体としていますが、それが主体たるゆえんは、その名義、特殊な地位や歴史によるのではなく、現実を把握する正確さと闘争能力の巨大さによるのです。だから客観的には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が主体たるのは当然です。しかし主観的には、プロレタリアートは目立つ徽章を掲げるべきではなく、仕事によってではなく特殊な資格によって指導権を要求し、他の階層の戦友を怖がらせてはなりません。だから目下の時節に、連合戦線の中で左翼のスローガンを提出するのは誤りであり、連合戦線を危うくするものです。ですから先生が最近発表された『病中答客問』で、「民族革命戦争の大衆文学」は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の現在の一発展だと説明しつつ、これを統一戦線の総スローガンとすべきだとおっしゃったのは、正しくありません。
「文芸家協会」に参加した「戦友」が、一人残らず右傾堕落したわけでは決してありません。先生がご危惧なさるほどのことでは。まして先生のお側に集う「戦友」に巴金や黄源の輩が含まれているのですから、「文芸家協会」の参加者が皆、巴金や黄源にも及ばないとでもお考えなのでしょうか。私は新聞雑誌から、仏独両国の「アナーキスト」が反動的で統一戦線を破壊するさまはトロツキー派と何ら変わりないこと、中国の「アナーキスト」の行為はさらに卑劣であることを知っております。黄源は根本的に思想のない人間で、名流を担ぎ上げることだけで生きてきた輩です。かつて傅氏や鄭氏のもとに奔走していた頃の阿諛の相は、今日先生に忠誠を尽くし敬意を示すのと何ら変わりません。先生はこの手合いと組むことはできても、多数の人々と協力することを厭われる。この理は私にはまことに解せません。
事を見ずして人のみを見るのは、この半年来の先生の誤りの根本原因だと思います。しかも先生の人を見る目は正確ではない。たとえば私個人は、確かに多くの欠点がありますが、先生が私の字の書き方の不明瞭さを大きな欠点だとなさるのは、実におかし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なぜ私がわざわざ「邱韻鐸」の三字を「鄭振鐸」に見えるように書くでしょうか。鄭振鐸は先生のお気に入りの方なのですか。）このような些事のゆえに、一人の人間を千里の外に拒むのは、正しくないと思います。
今日、もう上海を発ちます。旅の支度に忙しく、これ以上書けません。あるいはすでに書きすぎたかもしれません。以上申し上げたことは、決して先生を攻撃する意図からではなく、まことに先生にさまざまな事柄をよくお考えいただきたいのです。
拙訳『スターリン伝』がまもなく出版されます。出版後一冊お送りいたしますので、原意と訳文ともにご批評を賜りたく存じます。敬んで
ご全快を祈ります。
懋庸拝。 八月一日
以上は、徐懋庸が私に寄越した一通の手紙であるが、彼の同意を得ずにここに発表した。なぜなら中身はすべて私を教訓し他人を攻撃する言葉であり、発表したところで彼の威厳を損なうことはなく、むしろおそらく彼が私に発表させるべく用意した作品なのかもしれない。だが当然、人々はこのことからも見て取るだろう——この差出人こそいささか「悪質な」青年であることを！
だが私は一つ頼みがある。巴金、黄源、胡風の諸先生には、徐懋庸の真似をしないでもらいたい。この手紙の中に彼らを攻撃する言葉があるからといって、歯には歯を、目には目をで応えるなら、それこそ彼の詭計に嵌まることになる。国難を目前にした今日、昼間は御大層なことを言いながら、闇夜にこっそりと離間、挑発、分裂の所業を行う者——それがまさにこの手の人間ではないか。この手紙は計画的なもので、「文芸家協会」に加入していない人々への新たな挑戦だ。相手が応戦するのを待ち、そうなれば「統一戦線の破壊」の罪名、「漢奸」の罪名をかぶせようというわけだ。しかし我々はそうはしない。断じて筆鋒を数人の個人に向け、「安内攘外」を行うようなことは、我々のやり方ではない。
しかし私はここで、いくつかのことを述べておきたい。まず抗日の統一戦線に対する私の態度だ。実のところ、私はすでに何度かの場で述べている。しかるに徐懋庸たちはそれを見ようともせず、ひたすら私に噛みつき、私が「統一戦線を破壊」していると誣告し、「現在の基本的政策を理解していない」と教訓しようとする。徐懋庸たちにどんな「基本的政策」があるのか私は知らない。（彼らの基本的政策とは、私を何口か噛むことではないのか。）しかし中国の現在の革命的政党が全国人民に提出した抗日統一戦線の政策は、私の目に見えているし、私はそれを擁護する。無条件でこの戦線に加入する。その理由は、私が一人の作家であるだけでなく、一人の中国人だからだ。だからこの政策は私にとって非常に正確だと認める。私がこの統一戦線に加入するに当たり、もちろん使う武器は依然として一本のペンであり、する仕事は依然として文章を書き本を訳すことだ。このペンが役に立たなくなった時は、自ら信じて言うが、別の武器を取っても、決して徐懋庸の輩に劣ることはあるまい！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説二集序】
一
およそ現代中国文学に関心を持つ者なら、『新青年』が「文学改良」を提唱し、後にさらに一歩進んで「文学革命」を号召した先駆者であることを、知らぬ者はいまい。しかし一九一五年九月に上海で創刊された当初は、全篇文語であった。蘇曼殊の創作小説、陳嘏と劉半農の翻訳小説、いずれも文語である。翌年、胡適の「文学改良芻議」が発表されたが、作品としては胡適の詩文と小説だけが白話であった。やがて白話の作者は次第に増えたが、『新青年』は本来論議の刊行物であったため、創作はさほど重視されず、比較的盛んだったのは白話詩のみ。戯曲や小説は依然としてほとんど翻訳に限られていた。
ここで創作短篇小説を発表したのが魯迅である。一九一八年五月から「狂人日記」「孔乙己」「薬」などが陸続と現れ、「文学革命」の実績を示したとされ、また当時「表現の深切さと形式の特異さ」と評されたため、一部の若い読者の心をかなり揺り動かした。しかしこの感動は、実はそれまでヨーロッパ大陸文学の紹介を怠ってきたせいでもある。一八三四年頃には、ロシアのゴーゴリ（N. Gogol）がすでに「狂人日記」を書いていた。一八八三年頃には、ニーチェ（Fr. Nietzsche）もまたツァラトゥストラ（Zarathustra）の口を借りて「汝らは虫から人間への道を歩んできた。汝らの中にはまだ多くの部分が虫である。かつて汝らは猿であり、今なお人間はいかなる猿よりも猿である」と語っていた。しかも「薬」の結末には、明らかにアンドレーエフ（L. Andreev）流の陰鬱さが残っている。だが後発の「狂人日記」は、家族制度と礼教の弊害を暴くことを志し、ゴーゴリの憂憤より深く広く、またニーチェの超人の渺茫さには及ばなかった。その後は外国作家の影響から脱し、技巧はやや円熟し、刻画もやや深まった「肥皂」「離婚」などがあるが、一方で熱情も減退し、読者の注目を集めなくなった。
『新青年』から、これ以外に格別な小説作家は育たなかった。
むしろ多かったのは『新潮』上である。一九一九年一月の創刊から、翌年、主幹たちが留学に出て消滅するまでの二年間に、小説の作者は汪敬熙、羅家倫、楊振声、兪平伯、欧陽予倩、葉紹鈞を数えた。むろん技術は幼稚で、しばしば旧小説の書法と語調を残し、しかも平板に叙述して一気に余すところなく、あるいは偶然の一致が過ぎて、一瞬の間に一人の上にあらゆる堪え難い不幸が集中する。しかしまた一つの共通した前進の傾向があった。当時の作者たちの中に、小説を超俗の文学と見做し、芸術のため以外には何ものでもないとする者は、一人もいなかったことだ。彼らは一篇ごとに「なすところあって」発したのであり、社会改革の道具として用いていた——たとえ究極の目標を設定してはいなかったとしても。
兪平伯の「花匠」は、人々は矯飾を排し自然に任せるべきだと主張し、羅家倫の作品は婚姻不自由の苦痛を訴えたもので、やや浅露の嫌いはあるが、まさに当時多くの知識青年の共感であった。イプセン（H. Ibsen）の「人形の家」と「幽霊」を導入する機運も、ちょうどこの時に熟したのだが、「人民の敵」と「社会の柱石」にまでは思い至らなかった。楊振声は民間の疾苦を描くことに力を注ぎ、汪敬熙はさらに笑みを浮かべながら、優等生の秘密と貧しい人々の災厄を暴いた。だが結局のところ上層の知識人であるため、筆先はどうしても身辺の瑣事と庶民の生活との間を行きつ戻りつした。後に欧陽予倩は劇本に力を注ぐようになり、葉紹鈞にはさらに遠大な発展があった。汪敬熙はまた『現代評論』に創作を発表し、一九二五年に自選集『雪夜』を一冊出したが、ついに自覚しなかったのか、あるいは往時の奮闘を忘れたのか、自分の作品には「何ら人生を批評する意義はない」と述べるに至った。その序文に云う——
「私がこれらの短篇小説を書いた時、忠実に私が見たいくつかの人生経験を描写しようと力めた。私はただ描写の忠実さを求め、いささかの批評的態度も差し挟まなかった。むろん人が事実を叙述する時、その描写は人生観の影響を免れえないが、私は可能な範囲で客観的態度を保つことに力を尽くした。
この客観的態度を持したがゆえに、私のこれらの短篇小説には何ら人生を批評する意義はない。私はただ私が見たいくつかの経験を読者に示しただけだ。読者がこれらの小説を読んでどのような評論を抱くかは、私の関知するところではない。」
楊振声の文筆は「漁家」よりもさらに活き活きとしたが、かえって往時の戦友汪敬熙と正反対の立場に立った。彼は「主観に忠実でありたい」、人工的に理想の人物を造り出したいと望んだ。しかも自分の理想だけでは不安で、何人かの友人にも相談し、何度か削改して、ようやく中篇小説「玉君」を完成した。その自序に曰く——
「もし玉君は実在かと問われたなら、答えはこうだ——小説家で本当のことを言う者はいない。本当のことを言うのは歴史家であり、嘘を言うのが小説家だ。歴史家が用いるのは記憶力、小説家が用いるのは想像力。歴史家が取るのは科学的態度で、客観に忠実であろうとする。小説家が取るのは芸術的態度で、主観に忠実であろうとする。一言で蔽えば、小説家も芸術家と同じく、天然を芸術化しようと欲する。すなわち己の理想と意志をもって天然の欠陥を補おうとするのだ。」
彼はまず「天然を芸術化しよう」と決め、唯一の方法は「嘘を言う」ことであり、「嘘を言うのが小説家」だとした。かくしてこの定律に従い、かつ衆議を博して「玉君」を創り上げた。しかし、これは必然である——操り人形に過ぎず、その誕生はすなわち死であった。我々はその後、この作家の創作を二度と見ることはなかった。
二
「五四」事件が勃発するや、この運動の大本営たる北京大学は盛名を負ったが、同時に艱険にも遭った。ついに『新青年』の編集中枢は上海に戻らざるを得なくなり、『新潮』群の健将たちは大半が遠くヨーロッパやアメリカへ留学に去った。『新潮』という雑誌も、大々的に予告しておきながら今に至るまで出版されていない「名著紹介」をもって収場し、国内に残された社員たちへの遺産は一万部の「孑民先生言行録」と七千部の「点滴」であった。創作は衰歇し、人生のための文学も当然衰歇した。
しかし上海にはなお人生のための文学の一群がいた。ただし、文学のための文学の一群もまた崛起した。ここで触れるべきは弥洒社である。一九二三年三月に出版された『弥洒』（Musai）上で、胡山源が書いた「宣言」（「弥洒臨凡曲」）が我々にこう告げている——
「我等は芸文の神なり、
我等は己が何に由りて生じたかを知らず、
また何のために生じたかを知らず——」
誠に、簡朴ではあるが、あるいは作者自ら謙遜して言うところの「幼稚」ではあるが、文飾が少なく、彼の心の哀愁を書き表すには十分である。彼の描写する範囲は狭く、人物はみな古い知識人の殻から脱しきれていない。しかしその哀愁は真実のものであり、読む者の胸に染み入る。
これらの初期の作家たちに共通しているのは、彼らがみな「何かのために」書い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だ。純粋な芸術のためではなく、社会を変革するための道具として文学を用いていた。もちろんその「道具」としての使い方は未熟だったし、時に直截すぎて芸術性を損なうこともあった。だが少なくとも彼らには、文学を通じて何かを変えようという情熱があった。
しかし情熱だけでは文学は成り立たない。技巧もまた必要だ。そして技巧は、創作と批評の不断の往復によってのみ磨かれる。当時の中国文壇に欠けていたのは、まさにこの往復のメカニズムだった。批評家は往々にして自らの政治的立場から作品を裁断し、作家もまた批評を恐れるあまり萎縮した。
真の文学の発展のためには、自由な創作と正直な批評が不可欠だ。しかしこの二つが同時に存在することは、どの時代においても稀なことだ。特に我々のように、内憂外患に苦しむ国においては、なおさらである。
「今回の太学生の試験で、国文の題目は、文科が『士はまず器識にして後に文芸』、理科が『擬南粤王の漢文帝に復する書』であり、併せて漢文帝の原書をも参照させた……」
ここに至って我々は思わず苦笑する。試験の題目がすでにこのように古めかしいのだから、受験生が「別字」を書くのも無理からぬことだ。文語の教育はすでに形骸化し、学生たちは試験のために暗記するだけで、その意味を真に理解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
問題の根本は、教育制度にある。我々は文語と白話の狭間で揺れ動いてきた。文語を廃して白話に統一すべきだという主張は、もう何年も前からある。しかし実際には、教育の現場では依然として文語が幅を利かせている。
この矛盾が生み出すものは何か——それは、文語も白話も中途半端にしか使えない世代である。彼らは文語の精髄を理解することもなく、白話の力強さを発揮す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いわば二つの言語の間に宙づりにされた状態だ。
言語の問題は、単なる技術的な問題ではない。それは思想の問題であり、社会の問題だ。どの言語で考え、どの言語で表現するかは、その人の世界の見方を決定する。旧い言語に縛られたままでは、新しい思想は生まれない。
だからこそ、言語の改革は急務なのだ。しかしそれは、単に旧字を新字に変えるとか、文語を白話に変えるという程度の改革では足りない。根本的な教育の変革が必要なのだ。
開場前からすでに、これが普通の芝居ではないことが見て取れた。なぜなら舞台の両脇には早くから紙の帽子がずらりと掛けられていたからだ。すなわち高長虹のいわゆる「紙で作った偽の冠」である。
これは一つの見世物だ。芝居と見世物の違いは何か。芝居は虚構の世界を通じて真実を照らし出すものであり、見世物は現実そのものを娯楽として供するものだ。しかし我々の文壇の「芝居」は、往々にしてこの見世物に堕してしまう。
文人たちは互いに貶し合い、互いに持ち上げ合う。今日は誰それを批判し、明日は誰それと和解する。このような「芝居」は、読者にとってはなるほど面白い見世物かもしれない。だが文学そのものの発展には、何の益もない。
問題は、この種の「芝居」が往々にして文学論争の外衣を纏っていることだ。表面上は文学的な議論のように見えるが、実際には個人的な恩怨や権力闘争に過ぎない。真の文学論争とは、作品の内容と形式をめぐる真摯な議論のことであって、人身攻撃の応酬ではない。
我々がいつになったら、この見世物から脱却し、真の文学論争を行えるようになるのか。私は甚だ悲観的だ。なぜなら、見世物の方が遥かに面白く、人の耳目を集めやすいからだ。そして文壇の人々もまた、真摯な議論よりも派手な喧嘩の方を好む傾向がある。
「辱華映画」を見ないことは、自分にとって何の益もない。自分が見ないだけで、目を閉じて腫れぼったい顔をしているに過ぎないのだから。しかし見ておいて反省しないのも、これまた何の益もない。
ここに問題の核心がある。見ることと見ないことの間には、実は大きな違いはない。重要なのは、見た後にどう考え、どう行動するかだ。
我々中国人が外国映画の中でどのように描かれているか——それを知ることは不愉快だが、必要なことだ。不愉快であるからこそ、現実を直視し、改めるべきところを改める契機となりうる。しかし不愉快なものを見ないようにするだけでは、現実は何も変わらない。
もちろん、すべての「辱華映画」が正確な中国の姿を映し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偏見もあれば、誇張もあり、まったくの捏造もある。しかし、その中に一片の真実が含まれていないとは限らない。その真実の部分にこそ、我々は目を向けるべきなのだ。
抗議だけでは十分ではない。自ら変わること——それが最も有効な反駁だ。もし我々が本当に立派な国となれば、いかなる映画も我々を辱め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しかし自ら変わる努力をせずに、ただ映画を禁止しろ、見るなと叫ぶだけでは、それこそ「目を閉じて腫れぼったい顔をしている」のと何も変わらない。
靖華は未名社の一員である。未名社はもっぱら北京に置かれ、地道に実務に励み、大声で騒ぎ立てることを好まない小さな団体だった。しかしそれでも理不尽な災禍を蒙り、事端にも巻き込まれた。
未名社の人々は、華やかさとは無縁だった。彼らは黙々と翻訳し、黙々と出版した。世間の注目を浴びることもなく、文壇の喧騒にも加わらなかった。しかし彼らの仕事は着実で、その翻訳は誠実だった。
靖華——曹靖華はその中でも特に地道な人物だった。彼はロシア文学に通じ、多くの重要な作品を中国語に訳した。その翻訳は華麗ではないが、正確で誠実だ。
私はこのような人物こそが、文化の発展に真に貢献する者だと思う。華やかなスローガンを掲げ、派手な論争を繰り広げる者よりも、黙々と翻訳や創作に励む者の方が、はるかに多くのことを成し遂げる。
靖華は今も変わらず、黙々と仕事を続けている。彼のような人物は、文壇では目立たない存在だ。しかし文学の真の発展は、まさにこのような目立たない人々の地道な努力によって支えられているのだ。彼の著作集にこの序を寄せることは、私にとって喜びである。
【論諷刺】
我々はしばしば一種の先入観を免れない。諷刺作品を見ると、これは文学の正道ではないと感じるのだ。なぜなら我々はまず、諷刺は美徳ではないと思い込んでいるからだ。しかし社交の場に赴けば、しばしばこのような光景を目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二人のふくよかな紳士が、互いに腰を折り手を拱いて、油光りする満面のまま会話を始めるのだ——
「お名前は？……」
「手前は銭と申します。」
「おお、かねがねお噂は！ まだ字をお伺いしておりませんでしたが……」
「草字は闊亭でございます。」
「高雅でございますな。お住まいは？」
「上海でございますが……」
「おお、それはまことに結構で……」
誰が奇異に感じようか。しかしこれを小説に書けば、人々はまた別の目で見るだろう。おそらく大概、諷刺に数えられるに違いない。事実をそのまま書くだけの作家の多くが、こうして「諷刺家」——良し悪しは言い難い——の肩書を冠せられてきた。たとえば中国では、「金瓶梅」が蔡御史の自謙と西門慶への恭維を「恐らく我は安石の才に及ばず、されど君には王右軍の高致あり！」と書き、「儒林外史」が范挙人の喪中のため象牙の箸すら使わぬのに、食事の時には「燕の巣の碗から大きな海老団子を摘んで口に入れた」と書いた。これと似た状況は今でも遭遇しうる。外国では、近頃中国の読者にも注目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ゴーゴリの作品がそうだ。彼の「外套」（韋素園訳、「未名叢刊」所収）に出てくる大小の官吏、「鼻」（許遐訳、「訳文」所収）に出てくる紳士、医者、暇人の類の典型は、現在の中国でも遭遇しうるものだ。これは明らかに事実であり、しかも極めて広汎な事実だ。しかし我々はこれをみな諷刺と呼ぶ。
人は大抵名を残したいと思う。生きている時は自伝を書き、死ねば誰かに訃文を出してもらい、行実を書いてもらいたい。甚だしきに至っては「国史館に宣付して立伝」を望む。人はまた自らの醜さをまったく知ら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しかし改めようとはせず、ただ時とともに消えて痕跡を留めず、残るのは美点——たとえばかつて粥を施して飢えを救ったなどの——だけであることを望む。全体ではなく。「高雅でございますな」——彼自身、いささか気色が悪いことは承知している。しかしまた、言ってしまえばそれきり、「本伝」には決して載らないと知っているがゆえに、安心して「高雅」し続けるのだ。もし誰かがそれを記録し、消滅させないなら、彼は不快に思うだろう。そこで知恵を絞って反撃に出る。これらは「諷刺」なのだと、作者の顔に泥を塗って自分の真相を覆い隠そうとする。だが我々もまた、考える暇もなくつい言ってしまうのだ。「これらは諷刺だ！」と。まんまと騙されることの何と甚だしいことか。
同じ例の一つに、いわゆる「罵り」がある。仮に四馬路に行って、私娼が客を引いているのを見かけ、大声で「野鶏が客引きしている」と言えば、彼女に「人を罵っている」と罵られるだろう。人を罵るのは悪徳だ。かくして君はまず悪い方に判定される。君が悪ければ、相手は良いことになる。しかし事実は、確かに「野鶏が客引きしている」のだ。ただ心の中で知っているだけで、口に出せない。万やむを得ない時にも、「お姉さんが商売をしている」と言うしかない。ちょうど腰を折り手を拱く輩については、文章にする時には「謙にして人に接し、虚にして物に応ず」と改めねばならないように。——これでこそ罵りではなく、これでこそ諷刺ではない。
実のところ、現在のいわゆる諷刺作品は、大抵は写実にほかならない。写実でなければ、いわゆる「諷刺」とはなりえない。写実でない諷刺は、たとえそのようなものが存在しうるとしても、でっち上げと誣いに過ぎない。
（三月十六日。）
【「別字」から話を広げて】
別字を書くことの議論から現在の手書き字の提唱に至るまで、その間の経過はおそらく一年余りにもなるだろう。私自身は何も言わなかったと記憶している。これらの事柄に私は反対ではないが、さりとて熱心でもない。なぜなら方塊字（漢字）そのものがすでに死に至る病であり、人参を少々飲ませるとか、何か手立てを考えるとか、なるほど延命は多少できるかもしれないが、結局は救い難いのだから、この問題にはあまり注意を払ってこなかったのだ。
数日前、『自由談』で陳友琴氏の「活字と死字」を読み、旧事を思い出した。彼はそこで、北大の入試で受験生が誤字を書いたことに触れ、「劉半農教授が打油詩で嘲弄したのは、むろんよくないことだ」が、私が「曲げて弁護するのも大いに不必要」だと述べている。その受験生の誤字とは「倡明」を「昌明」と書いたことであり、劉教授の打油詩は「倡」を「娼妓」と解したもの、私の雑感は「倡」が必ずしも「娼妓」と解されるとは限らないと述べたもので、これはなお「曲」説ではないと自負している。「大いに不必要」という評については、なかなか意味深い。一人の人間の言行は、他人から見れば「大いに不必要」な点が多いものだ。そうでなければ、全国の人々が一人であるかのようになってしまう。
【田軍著「八月の郷村」序】
エレンブルグ（Ilia Ehrenburg）はフランスの上流社会の文学を論じて、かつてこう言ったことがある——彼らの作品には「生活」がない。金箔で飾られた空っぽの箱のようなものだ、と。
田軍の「八月の郷村」は、これとはまったく正反対だ。ここには溢れんばかりの「生活」がある。それも、装飾された居間の生活ではなく、銃火と血と泥にまみれた東北の農民の生活だ。
この作品は決して完璧ではない。構成には粗があり、文章には推敲の足りぬ箇所もある。しかしそれを補って余りあるのは、その圧倒的な生命力だ。作者は実際に義勇軍に従い、実際に戦闘を経験した。その体験が、一字一句に力を与えている。
文学においては、安楽椅子に座って構想を練るよりも、大地に足をつけて体験することの方が、はるかに重要な場合がある。この作品はまさにその証左だ。
私がこの序を書くのは、この作品が完璧だからではない。この作品が真実だからだ。そして今の中国に最も必要なのは、まさにこの真実の文学なのだ。
【徐懋庸著「打雑集」序】
中国は時として極めて平等を愛する国だと思う。何か少しでも目立つものがあれば、すぐに人がやってきて引きずり下ろそうとする。「打雑」すなわち雑用をこなすという言葉も、実はこのような平等主義の産物かもしれない。
知識人が文章を書くことは、ある人々の目には「特権」と映る。しかし文章を書くことが「特権」であるなら、雑用をこなすこともまた一つの「特権」だ。なぜなら、真の雑用は、何でもこなせるだけの能力を必要とするからだ。
徐懋庸の文章は、まさにこの「打雑」の精神に貫かれている。彼は特定の分野に固執せず、時事を論じ、文学を語り、翻訳もする。その一つ一つは必ずしも深い専門性を備え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が、いずれも誠実で、真剣で、読者に考えさせる力がある。
我々の時代には、このような「雑」な文章が必要だ。なぜなら我々の直面する問題そのものが、「雑」だからだ。政治、経済、文化、教育——あらゆる問題が絡み合い、一つの専門だけでは太刀打ちできない。「打雑」のできる知識人こそ、この時代に最も求められる人材なのだ。
【人生は字を識りて胡塗に始まる】
中国の成語には「人生識字憂患始」しかない。「胡塗に始まる」というのは私が作り変えたものだ。
子供たちは字を覚える前、世界をありのままに受け入れている。花は花であり、犬は犬だ。しかし字を覚えた途端、世界は言葉によって媒介されるものとなり、直接の経験と言葉の間にずれが生じ始める。これが「胡塗」、すなわち混乱の始まりだ。
もちろん、字を覚えなければ知識を得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し、文明の恩恵に与ることもできない。しかし字を覚えることの代価として、我々は世界を直接に感じる能力を少しずつ失っていく。言葉に頼れば頼るほど、言葉と現実の間の溝は深くなる。
とりわけ危険なのは、言葉を現実そのものと取り違えることだ。「仁義道徳」という言葉を唱えれば、仁義道徳が実現したと思い込む。「民主自由」という言葉を掲げれば、民主自由が達成されたと信じる。言葉はいつの間にか、現実を変える手段から、現実を隠蔽する道具に変質する。
だからこそ、「人生識字胡塗始」なのだ。字を識ることの危うさを自覚してこそ、言葉を正しく使うことができる。
【文人相軽】
古来同じ言葉を繰り返し言うのは飽きられるものだ。いわゆる文壇では、一昨年「文人無行」と一度騒ぎ、昨年は――
「文人相軽」は曹丕の「典論」に遡る古い話だが、今日なお新鮮であり続けるのは、文人の本質が変わっていないからだろうか。それとも社会の構造が変わっていないからだろうか。
文人が互いに軽んじ合うのは、実は「文」そのものの性質に由来する。文学には客観的な基準がない。科学であれば、実験によって正否を判定できる。しかし文学においては、何が優れた作品で何がそうでないかについて、万人の一致する基準は存在しない。だからこそ、文人たちは自分の基準を唯一のものと信じ、他者を軽蔑するのだ。
しかしより根本的な原因は、中国の文人が経済的に自立できないことにある。限られた地位と収入をめぐって争い合わざるを得ない状況が、「文人相軽」を不可避のものにしている。もし文人が経済的に豊かであれば、他者を軽んじる必要もあるまい。
だが現実はそうではない。だから我々は、「文人相軽」を嘆きつつも、それが構造的な問題であることを認識し、個人の道徳に帰してはならない。
【「京派」と「海派」】
昨年の春、京派の大家がかつて大いに海派の道化を嘲笑し、海派の道化もまた小さく京派の大家にやり返したことがあった。
「京派」と「海派」、すなわち北京流と上海流の対立は、中国文壇の古くからの構図である。京派は典雅を旨とし、海派は通俗を尊ぶ。京派は学院の中に安住し、海派は市場の中で奮闘する。互いに相手を蔑み、互いに自らの正統性を主張する。
しかし実のところ、京派と海派の対立は、文学そのものの対立ではなく、生活様式の対立に過ぎない。北京の文人は官費や学校の俸給で生活し、上海の文人は原稿料で生活する。この経済的基盤の違いが、文学の態度の違いを生むのだ。
官費で暮らす者は悠然として「芸術のための芸術」を唱えることができる。原稿料で暮らす者は読者の嗜好を無視できない。どちらが高尚で、どちらが低俗かという問題ではない。それは単に、生存条件の違いの反映に過ぎないのだ。
したがって、京派が海派を嘲笑し、海派が京派を攻撃するのは、いずれも見当違いだ。真に批判すべきは、文人をこのような対立に追い込む社会の構造そのも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鎌田誠一墓記】
君は一九三〇年三月に上海に至り、図書の出納に従事した。勤勉にして謹厳、かたわら絵画の修練にも励み、斐然として成果を上げた。その半ばにして病に罹り、遂に再び起つ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
鎌田誠一は日本人でありながら、中国の文化事業に身を捧げた人物である。内山書店で働きながら、中国の版画に深い関心を寄せ、自らも制作に励んだ。彼は異国の地で、黙々と、しかし確実に、日中の文化交流の一端を担っていた。
人の一生の価値は、その長さによって量れるものではない。鎌田君は若くして世を去ったが、その短い生涯の中で、彼は自らの仕事に真摯に向き合い、異国の文化を尊重し、自らの芸術を追求した。これは決して小さなことではない。
私がこの墓碑の文を記すのは、彼の人となりを偲ぶためであるとともに、このように静かに、しかし確かに、国境を越えた文化の架け橋となった人物がいたことを、後世に伝えたいから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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