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of Sinology/zh-tw/Chapte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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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英國——外交官、傳教士與翻譯學者傳統

一、早期英國的貿易接觸

英國漢學的歷史，是一部起步遲緩、制度忽視以及實用功利與純粹學術之間持久張力的歷史。法國可以自豪地宣稱擁有從十七世紀耶穌會傳教使命一直延續到1814年法蘭西學院中文教席設立的不間斷學術傳統，而英國與中國學問的關係卻是斷續的、以商業為驅動的，且在其歷史的大部分時期中顯得異常單薄。正如張西平所言：「英吉利海峽將英國與歐陸隔開，其島國心態、強烈的民族優越感以及對外國文化相對缺乏開放性，共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漢學發展模式，使之有別於大陸傳統。」[1]

英國對中國的認知可追溯至都鐸王朝時期（1485–1603），但幾乎完全依賴二手資料。英國學者缺乏前往中國的途徑，只能依靠大陸著作的譯本——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的理查·哈克盧伊特英譯本（1588年）、塞梅多《中華帝國志》和衛匡國《韃靼戰紀》的英譯本（均於1655年出版）——來獲取有關中央之國的知識。這些譯本質量參差不齊，所傳達的理解也相應地膚淺。[2]

據稱伊麗莎白一世曾試圖用不甚流利的拉丁文給中國皇帝寫信，但沒有證據表明此信曾被送達。其繼任者詹姆斯一世以英文再次嘗試；此信現存於明尼蘇達大學詹姆斯·福特·貝爾圖書館。當鄭成功（國姓爺）驅逐荷蘭人離開臺灣時，英國人一度幻想其後裔可能收復大陸，查理二世甚至致函「臺灣國王」——這一外交倡議在清朝鞏固統治後悄然作罷。[3]

十七世紀最引人注目的「準漢學家」是托馬斯·海德（Thomas Hyde，1636–1703），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館長，傑出的波斯學家。他在1683年隨耶穌會士柏應理抵達英國的中國訪客沈福宗的協助下，編纂了英國第一部中文書籍目錄（Varia Chinesia）。然而，該目錄包含令人尷尬的錯誤——《孟子》被歸類為通俗小說。科學家羅伯特·胡克也曾購得一部中文字典，並花費大量精力研讀。而建築師約翰·韋布（John Webb）雖不懂中文，卻於1668年發表了一篇非凡的論文，主張中文是巴別塔之前人類所說的原始語言——這是英國人首次以書籍形式試圖為中文在世界語言史中確定位置。[4]

十八世紀帶來了更密切的商業往來，但在知識層面進展甚微。英國對中國的興趣幾乎完全由貿易驅動——尤其是東印度公司打開中國市場的願望——英國學者滿足於通過二手途徑、主要是法文資料來了解中國。張西平對此時期有一個精闢的觀察：「十八世紀中國對英國最明顯的影響來自實用藝術和園林設計。」建築師威廉·錢伯斯年輕時曾到訪廣州，出版了關於中國建築和園林藝術的著作，並在威爾斯親王妃的邱園中建造了著名的中國塔。約瑟夫·斯賓塞翻譯了耶穌會畫家王致誠修士描述圓明園——「舊夏宮」——花園的一封信，此文成為「英文中最早的關於此主題的詳細描述」，並影響了英國風景園林的發展。但這些都是審美上的借鑑，而非學術研究；它們反映的是對異國情調的品味，而非理解中國文明本身的願望。[^fn_18c_extra]

這種態度的不足在1793年暴露無遺——當英國終於派遣以馬戛爾尼勳爵為首的正式使團前往中國時。正如張西平所指出的：「當英國終於決定派遣正式代表團時，全國竟找不到一位合格的譯員。」[5]馬戛爾尼的秘書喬治·斯當東不得不從那不勒斯神學院招募兩名中文譯員。使團唯一留下的持久語言遺產是年僅十一歲的小喬治·托馬斯·斯當東，他在航行途中開始學習中文，給乾隆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皇帝賜予他一個御腰黃色荷包——殊榮無比。小斯當東於1810年出版了《大清律例》的英譯本，這是自1719年威爾金森翻譯《好逑传》以來第一部中國著作的完整英譯。他還擔任1816年阿美士德勳爵使團的副使——又一次因拒絕叩頭而失敗的使命——後來成為議員，積極鼓吹鴉片戰爭。他的職業生涯體現了英國人特有的語言能力、商業利益與帝國野心的結合。[6]

二、馬禮遜與傳教士語言學家

英國漢學作為學術事業的基礎，不是由外交官或商人奠定的，而是由新教傳教士奠定的，其開創者是蘇格蘭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馬禮遜的成就非凡：他在很大程度上獨自工作，在極其惡劣的條件下，創建了使後來英國學術研究成為可能的語言基礎設施。

馬禮遜於1807年抵達廣州，是第一位定居中國的新教傳教士。哈尼在《祭壇上的香》中將他與亞歷山大·偉烈亞力和翟理斯一起列為「英國三傑」，置於英國漢學傳統之首。[7]馬禮遜的主要動機是傳教——將《聖經》翻譯成中文——但他為此目標而創造的工具具有持久的學術價值。正如哈尼所言：「英國漢學源於新教傳教士在中國的事工，主要是蘇格蘭人馬禮遜（1782–1834）在辭典編纂和聖經翻譯方面，偉烈亞力（1815–1887）在目錄學、天文學和數學方面，以及理雅各（1815–1897）在經典方面。」[^7b]這三位傳教士——辭典編纂家、目錄學家和經典學者——確立了英國漢學在整個十九世紀所依靠的三大支柱。

馬禮遜最偉大的成就是《華英字典》（1815–1823），一部大型漢英字典，由東印度公司資助出版（捐助兩千英鎊）。張西平稱之為「當時最具權威的中西辭典」，一部「開創了十九世紀西方學者包括其他傳教士編纂同類工具書的先河，從而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的著作。[8]他還與米憐合譯了中文《聖經》，先出版《馬太福音》（1810年），繼而完成整部《聖經》（廣州-馬六甲版，1823年）。1818年，他在馬六甲創辦英華書院——第一所在新教主持下專門教授西方人中文的機構。1824年短暫回英期間，他在倫敦創立東方翻譯基金，並成為第一個在首都教授中文的英國人。[9]哈尼強調馬禮遜作為專業漢學先驅的角色：馬禮遜並非語文學意義上的學者——他的字典和譯作是傳教工作的工具——但他確立了英國人與中文進行嚴肅而持續接觸的可能性。[10]

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哈尼所稱「英國三傑」中的第二位，是倫敦傳道會負責在中國分發《聖經》的代理人。然而，他的學術貢獻遠遠超出了其職責範圍。1850年代，他與偉大的中國數學家李善蘭在上海墨海書館（倫敦傳道會印刷所）合作，促成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中文譯本的完成——徐光啟和利瑪竇兩個半世紀前未完成的後九卷。這一合作是中西知識交流史上的里程碑，之所以成為可能，得益於偉烈亞力對西方數學和古典中文的深厚造詣。他對漢學最持久的貢獻是《中國文獻紀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1867年），一部系統的分類書目，數十年間都是標準參考書。[^7c]

馬禮遜並非十九世紀初唯一從事中文研究的英國傳教士。在孟加拉，天主教平信徒拉薩爾和浸信會傳教士馬什曼合作進行了另一版《聖經》翻譯（塞蘭坡版，1822年完成），並編寫了一部文法書——《中文文法》（1814年），可能是任何西方語言中出版的第一部古典中文文法。「孟加拉學派」很快被馬禮遜以廣州為基地的工作所超越。[11]米憐（William Milne），馬禮遜的摯友與合作者，擔任馬六甲英華書院院長，參與《聖經》翻譯，編輯《英華拾遺》，並出版了東南亞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1821）。[12]

英國中文圖書收藏的發展，與法國相比，既緩慢又缺乏系統。英格蘭最早的中文書籍通過荷蘭學術網絡進入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早在1601年便收到一部殘缺的中文書籍，此後荷蘭學者又有進一步捐贈。到1613年，博德利圖書館約收藏了十七部殘缺的中國醫學文獻。第一次重要的公共收購發生在1823年，喬治·托馬斯·斯當東將其186冊中文藏書捐贈給皇家亞洲學會。劍橋大學圖書館最重要的早期收藏來自威妥瑪捐贈的個人藏書，包括四千三百餘冊中文書籍，其中有珍稀的明代木刻版《異域圖志》和早期清代抄本《明實錄》，以及珍貴的太平天國資料。翟理斯後來補充了劍橋藏書並出版了目錄。大英博物館的中文藏品增長速度慢於歐陸。部分藏品是從廣州掠奪所得，部分從法國書商購入。博物館直到二十世紀初才通過駐北京的代理建立起系統的收購計劃——比其歐洲同行晚了將近一個世紀。[^fn_library]

斯坦因收藏在二十世紀初被大英博物館獲得，極大地提升了該機構在漢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奧雷爾·斯坦因的中亞探險（1900–1901、1906–1908、1913–1916）從敦煌石窟和其他遺址帶回數千件寫本、繪畫和織物。中文寫本由翟林奈編目；繪畫則由韋利在博物館工作期間（1913–1930）編目。這些收藏使英國成為新興敦煌學領域的中心。

三、外交官漢學家：威妥瑪、翟理斯與威妥瑪拼音系統

英國漢學的第二大支柱由十九世紀中後期的外交官漢學家建立。與法國傳統從1814年起便植根於大學不同，英國漢學長期依賴那些在政府服務過程中習得中文、退休後才轉向學術的人。這賦予英國漢學一種特有的印記：經驗主義的、實用的，有時在口語和書面中文的掌握上堪稱出色，但在制度上不穩固，在理論上缺乏雄心。

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於1841年加入英國駐華外交部門，最終升任英國駐華公使（1871–1883）。在華期間，他設計了以其名字命名的羅馬化方案，最早發表於其教科書《語言自邇集》（1867年）和《文件自邇集》（1867年）。威妥瑪方案以北京方言的發音為基礎，後經翟理斯改進，成為英語世界中文姓名標準羅馬化方案，直到二十世紀末漢語拼音被採用。[13]回英後，威妥瑪將其個人收藏的六百五十餘冊中文書籍捐贈給劍橋大學，並被任命為劍橋第一任中文教授——這一職位是專門為安置他的捐贈及確保其利用而設立的。張西平指出其中的諷刺意味：教席實質上是捐贈的附帶條件，而非制度性致力於中國研究的表現。[14]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在劍橋繼任威妥瑪，主持教席長達三十五年（1897–1932），成為英國漢學中最多產——同時也最具爭議——的人物之一。他是職業外交官，1867年至1893年間在中國各地領事館任職，回英後以驚人的精力投入學術。哈尼將翟理斯視為過渡人物：「最後一批由領事官員轉型為學者的人之一」，「在英國漢學從兼職事業痛苦地轉變為全職職業的過程中充當了過渡角色」。[15]他的學術產出極為豐富。《漢英詞典》（1892年，1912年修訂）半個世紀間都是英語學生學習中文的標準辭典。其《中國文學精華》（1884年）和《中國文學史》（1901年）是開創性的文學概覽之作。哈尼指出，翟理斯的「維多利亞式中文韻譯，連同費諾羅薩更為印象派的文學抒發，一方面催生了龐德的渦旋主義，另一方面催生了韋利自己對跳躍節奏的變奏」。[16]其《中國人名辭典》（1898年）是一部不朽的工具書，儘管後來的編纂在準確性上有所超越。張西平指出，翟理斯的成就為他贏得了牛津榮譽博士學位和法蘭西學院院士資格，但其研究品質並非始終處於最高水準。[17]

四、理雅各與中國經典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英國漢學史上佔據獨特地位：公認為第一位以翻譯的品質和完整性贏得國際聲譽的英國學者。中國學者尊稱他為「英國漢學界的玄奘」（英国汉学界的玄奘）——此比擬足見其著作受到的崇敬。[18]

理雅各是倫敦傳道會的蘇格蘭傳教士，1840年至1873年間先後在馬六甲和香港服務。哈尼以整章篇幅論述理雅各，將他視為「通過經典實現利瑪竇式文化適應」這一理念的化身——這一思想源自利瑪竇的適應策略，認為與中國文明最深層的接觸需要掌握其經典文本。[19]他翻譯的《中國經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書經》、《春秋》連同《左傳》以及《易經》——在1861年至1872年間分冊出版（後經修訂收入繆勒的《東方聖書》叢書）。

哈尼對理雅各的分析著重於其語文學成就。理雅各對中國注疏傳統——圍繞每一部經典文本累積了數百年的詮釋——的掌握「可與中國本土學者媲美，在中國他被視為從舊學經學的角度研究《詩經》的專家」。[20]他的翻譯以忠於原文著稱——有時忠實到生硬的地步——並以注釋的詳盡見長。如哈尼所說，理雅各寧願自己的翻譯「寧可木訥也不含糊」——這一說法既道出了他的長處，也點出了他的局限。1875年，理雅各獲頒儒蓮獎——中文翻譯的國際獎項——這一殊榮使他躋身最偉大的法國漢學家之列。[21]

1876年，理雅各被任命為牛津大學首任中文教授，直至1897年去世。哈尼追溯了理雅各「從傳教士翻譯家到專業漢學家」的演變——這一轉變在他香港的職業生涯中逐步完成。在早期作品中，理雅各的翻譯動機是展示儒家思想與基督教教義的相容（或不相容）性。但隨著他對中國注疏傳統的掌握日益深入，其學術研究變得愈加自主——由對準確性和完整性的承諾所驅動，超越了任何教義議程。到受聘牛津時，理雅各首先是一位漢學家，其次才是傳教士。[^fn_legge_extra]

理雅各著作的重要性可以其持久生命力來衡量。在他去世一個多世紀後，其《論語》、《孟子》和《詩經》的翻譯仍被廣泛使用，不斷重印，沒有任何後來的翻譯者能夠完全取代它們。理雅各的牛津繼任者是前外交官布洛克（T.L. Bullock），學術產出不多；其後是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一位在華數十年的浸信會傳教士。蘇慧廉的著作包括《中國三教》（1913年）和《李提摩太在中國》（1924年），但他並非理雅各那個級別的語文學家。[22]

五、韋利——獨立的天才

韋利（Arthur Waley，1889–1966）是英語世界最傑出的中國和日本文學翻譯家，也是漢學史上最非凡的人物之一。他的職業生涯幾乎在每個方面都是異常的：自學中文和日文，從未擔任大學教職，從未造訪亞洲，完全在學院漢學的體制框架之外工作。然而，他的翻譯徹底改變了西方對東亞文學的理解，確立了一個少有人能企及的文學品質標準。

韋利本名亞瑟·大衛·施洛斯（Arthur David Schloss），生於坦布里奇韋爾斯，就讀於拉格比公學和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師從哲學家狄金森（G. Lowes Dickinson）和摩爾（G.E. Moore）。1913年，他進入大英博物館東方版畫與繪畫部門，在那裡為斯坦因收藏中的中國和日本繪畫編目。正是在博物館中，他用字典和原文自學了中文和日文，沒有接受過任何正規訓練。[23]哈尼以專章篇幅論述韋利，稱之為「漢學家中最傑出的詩人」和「十九世紀教會、商業和政治利益所催生的自學漢學家譜系中最後也是最優秀的一位」。[24]

韋利的第一部著作《一百七十首中國詩》（1917年）猶如天啟。此書重印十餘次，被譯為法文和德文，第一次將中國古典詩歌帶入西方尋常家庭。當時的評論者將這種體驗比作「發現了一個新大陸」。在西方報紙讀者把中國與戰爭、饑荒和政治崩潰聯繫在一起的時代，韋利的翻譯揭示了「另一個世界——一個充滿道德、文明、慈悲、誠實和社會規範的東方樂園」。他運用一種他稱為「跳躍節奏」的技法——一種自由詩形式，以重讀音節來模擬中文單音節詩行的效果，摒棄韻腳而追求節律的抑揚與對原作意象的忠實。[25]他後來的詩集將翻譯範圍擴展到中國詩歌的全部時段。張西平指出，韋利視唐前為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偏愛樸素自然的民歌風格勝過後世的精巧技藝。他翻譯了白居易的108首詩——白居易是他最鍾愛的中國詩人——並出版了傳記研究《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1949年）。他與李白的關係則較為矛盾：在《李白的詩歌與生涯》（1950年）中，他批評李白重複和缺乏道德嚴肅性——張西平指出，這一判斷反映了韋利的英國道德標準與唐代中國文學文化價值觀之間的「文化鴻溝」。[26]

在詩歌之外，韋利的翻譯涵蓋了中國古典文學的全部領域。他節譯的《西遊記》以《猴》（Monkey，1942年）之名出版，成為西方最知名的中國書籍之一，無數次重印並被譯為多種語言。他的《詩經》英譯（1937年）被譽為最優秀的英文版《詩經》。[27]他的《論語》英譯（1938年）成為整整一代人的標準英文版本；《道及其力量》（1934年），即《道德經》的翻譯，展現了他對早期中國哲學散文的精熟。其研究《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爭》（1958年）是從中國視角呈現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先驅之作——這一取徑預示了後來數十年的後殖民敏感性。在日本文學方面，韋利翻譯的《源氏物語》（1925–1933年）被公認為英語文學翻譯的傑作之一。

韋利的榮譽反映了他在英國文化生活中的獨特地位：大英帝國司令勳章（1952年）、牛津榮譽博士（1953年）、女王詩歌金質獎章（1953年）和名譽勳位（1956年）。美國漢學家史景遷總結了他的成就：「韋利帶給人們的震撼將永遠不會被複製，因為他所翻譯的大多數作品在西方世界此前完全不為人知，正因為如此，這些翻譯才展現出如此非凡的影響力。」[^fn_waley_extra]

韋利拒絕造訪中國或日本——他職業生涯中最著名的怪癖——至今未得到完整的解釋。在生命接近尾聲時，他對一位朋友說：「對我而言，中國最熟悉的地方是唐代的長安，但我懷疑它此後已有些許變化。」[28]哈尼的評價是公允的。韋利是一位文學天才，「普及了中國和日本文學翻譯的閱讀」，並「確立了一個幾乎無法模仿的標準，就其目的而言，大體上既準確又可讀」。[29]但他身處學院漢學之外的位置意味著他無法培養學生或建立制度性遺產。

還有幾位人物值得在任何十九世紀英國漢學概述中提及。比爾（Samuel Beal，1825–1889），英國艦隊隨軍牧師，成為研究中國佛教的先驅，出版了法顯和宋雲遊記的翻譯以及玄奘傳。他的工作與法國的雷慕沙和儒蓮相平行。[^extra_beal]亨利·玉爾（Henry Yule，1820–1889），蘇格蘭軍官，編著了《契丹及其通道》（1866年）和《馬可波羅行紀》（1871年），這些附有注釋的譯本甚至贏得了以吝於讚揚聞名的伯希和的尊重。[^extra_yule]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1868年至1896年間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工作的傳教士，與中國學者合作翻譯了數百部西方科技著作為中文——這一事業對中國知識的近代化意義重大。[^extra_fryer]

六、李約瑟與《中國的科學與文明》

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二十世紀最具雄心和影響力的英國漢學家，儘管他進入中國研究相對較晚，且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學科。他是劍橋傑出的生物化學家——皇家學會會員、三卷本《化學胚胎學》（1931年）的作者——1937年三位中國研究生來到他的實驗室（其中包括後來成為他終身合作者和第二任妻子的魯桂珍），他由此發現中國文明對科學技術做出了幾乎完全不為西方所知的根本性貢獻。他決心撰寫一部中國科學史，學習了中文，到1930年代末已開始就此主題發表論著。[30]

二戰期間，李約瑟擔任英國駐重慶大使館科學顧問及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1942–1946）。他行程超過五萬公里，穿越十個戰時省份，訪問了三百多所科學和教育機構，會見了一千多位中國學者。這一經歷為他畢生的事業提供了人脈和文獻資源。

李約瑟的研究方法論基於六項原則，如張西平所歸納：系統收集和編索材料；進行田野調查和直接觀察傳統工藝與技術；使用實驗重建來驗證中國文獻中的科學論斷；將中國科學置於世界史的框架之中；結合內在和外在的研究路徑——既關注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也關注塑造其走向的社會和制度因素；以及發展國際學術合作。[^fn_needham_method]

《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第一卷於1954年問世，此後該工程擴展至七大卷（含眾多分冊），涵蓋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工程學、醫學以及中國科學的社會背景。李約瑟的核心論點是：在有記錄的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國在科學和技術方面遠遠領先於歐洲；將科學進步完全歸功於希臘羅馬和歐洲傳統的常規西方敘事是根本性的誤導。他還提出了後來被稱為「李約瑟問題」的問題：儘管中國擁有更早的技術優勢，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為何沒有在中國發生？[31]隨後而來的榮譽包括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盟的薩頓獎章（1968年）、英國學術院院士（1971年）以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1983年）。[32]李約瑟的工作將漢學的範疇從人文科學擴展到自然科學——這一貢獻在任何其他國別傳統中都沒有先例。

七、制度發展：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劍橋、牛津

英國漢學的制度史是一部長期資金不足、遲來的認可以及依賴外部事件——尤其是戰爭——來激發政府支持的歷史。英國最早的幾個大學中文教席，並非出於學術信念，而是因為捐贈和資助的偶然機緣而設立。倫敦教席（1837年）由喬治·托馬斯·斯當東出資，條件是將馬禮遜的圖書館安置在大學學院；職位授予了傳教士基德（Samuel Kidd），他在1843年去世，此後教席停辦。牛津教席（1876年）為理雅各而設。劍橋教席（1888年）為威妥瑪而設，作為其捐書的條件。曼徹斯特教席（1901年）則授予了帕克（Edward Harper Parker）。[33]到二十世紀初，英國有五個中文教席，但沒有一個得到充足資助，任職者幾乎全是退休外交官或傳教士，而非受過訓練的學者。

雷伊報告（1909年）建議在倫敦大學設立專門的東方研究學院，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創建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推遲至1916年。[34]亞非學院學生人數增長迅速，但資金匱乏，政府主要將其視為培訓譯員的場所而非研究中心。張西平指出，中國作家老舍在1920年代曾在亞非學院擔任中文講師，編寫了一本教材並錄製了一套中文教學唱片。[35]

兩位歐洲流亡學者在二十世紀中葉將大陸語文學標準引入英國漢學。西門華德（Walter Simon，1893–1981），生於柏林，1938年逃離德國，成為亞非學院中文教授（1947–1960）。作為漢藏語言學專家，他對上古漢語輔音韻尾的構擬是歷史音韻學的開創性貢獻。[^extra_simon]哈隆（Gustav Haloun，1898–1951），在萊比錫師從孔拉迪（August Conrady），先後在布拉格、哈勒和哥廷根任教，1938年移居劍橋。哈尼將哈隆視為文本批評大師，其關於《管子》以及中國史料中巴克特里亞與月氏問題的研究展現了英國漢學前所未有的嚴謹。[^extra_haloun]

第二次世界大戰暴露了英國忽視東方學研究的代價。1940–1941年間，全英大學僅有二十六名學生學習中文。兩份戰後政府報告試圖應對這一危機。斯卡伯勒報告（1947年）呼籲為東方學系提供適當經費，由此推動了亞非學院和其他機構的大幅擴張。海特報告（1961年）呼籲進一步擴張，包括設立區域研究中心。在其影響下，亞非學院於1966年設立了五個區域研究中心，1967–1968年在福特基金會支持下成立了當代中國研究所。[36]戰後的成果證明是脆弱的。在撒切爾政府的緊縮措施下，亞非學院的預算被削減了37%，教學人員減少了25%。帕克報告（1986年）對英國東方學研究作出了嚴厲的評價。[37]張西平對制度史的整體評判頗為嚴厲：「在整個這一時期，英國政府聚焦於短期的商業和外交利益，強調培訓譯員而非支持研究，加上長期的資金不足，導致其漢學成就遠遠落後於法國、德國、美國、蘇聯和日本。」[38]

二十世紀英國漢學的一個顯著特徵是旅居英國的中國學者的貢獻。向達於1936年應牛津之邀編目其中文藏書。老舍在1920年代於亞非學院教授中文。劉殿爵（D.C. Lau）先在亞非學院任教，後轉赴香港中文大學，貢獻了權威性的《論語》和《孟子》英譯。庚款獎學金於1931年由中華民國政府與英國政府協議設立，將《辛丑條約》賠款的一部分用於文化交流。由此成立的大學中國委員會資助牛津、劍橋和倫敦的中國教授薪金，並為從事中國研究的英國學者提供旅行補助。[^fn_chinese_uk]

八、當代英國漢學

儘管存在上述制度困難，英國漢學產出了具有持久重要性的著作，二十世紀後期見證了鞏固與更新。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1925–2006），先後在亞非學院（1956–1968）和劍橋（1968–1980）任教席，是戰後最有影響力的英國漢學家之一。作為唐宋史專家，他與哈佛的費正清共同主編了多卷本《劍橋中國史》，到二十一世紀初已出版十五卷，涵蓋從秦朝到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歷史。這雖是一個國際性項目，但其學術中心在劍橋，編輯方向體現了英美歷史傳統的特長：對文獻證據的密切關注、對制度史的敏銳把握以及對敘事綜合而非理論抽象的偏好。[39]

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翟理斯之子，畢生在大英博物館工作，用三十八年時間為斯坦因從敦煌帶回的中文寫本編目。他還翻譯了《孫子兵法》（1910年），張西平稱之為「第一部較為完整而準確地表達了孫子軍事思想」的英文版本。[^fn_lgiles]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藝術史家，戰時在中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博物館工作四年，著有《中國藝術》（1973年），成為標準的英文中國藝術導論。

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1960年至1971年任牛津中文教授，完成了被廣泛認為是中國小說最優秀英譯本的五卷本《紅樓夢》（The Story of the Stone），由企鵝出版社在1973年至1986年間出版。（最後四十回由霍克思的女婿兼學生閔福德在其指導下翻譯。）張西平指出，《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將其與韋利翻譯的《源氏物語》相提並論。[40]在其論文〈中國詩歌與英語讀者〉中，霍克思分析了將中國詩歌翻譯成英文的根本障礙——聲調格律的不可譯性、英語語法要求對「對仗」（對偶）不可避免的破壞。這些對翻譯局限的坦誠評價與他對有意義的跨語言文學交流之可能性的堅定信念並存。霍克思的學術成就不止於《紅樓夢》——還包括他翻譯的《楚辭》（The Songs of the South，1959年），即這部古代選集的第一個完整英譯本，以及他對「全真劇」——元雜劇中以道教精神轉化為主題的一個次類型——的研究。[^fn_hawkes_extra]

任何關於英國漢學的敘述都不能不提及巴克斯事件——張西平稱之為「英國漢學史上的一大悲劇」。巴克斯（Edmund Backhouse，1873–1944），牛津畢業生，1898年抵達北京，向博德利圖書館捐贈了約兩萬七千卷中文書籍，並與布蘭德（J.O.P. Bland）合著了兩部被廣泛引用的晚清史著作。這些書數十年間被視為第一手資料。揭露來自休·特雷弗-羅珀的《北京隱士》（1976年），該書證明巴克斯偽造了其著作所依據的許多「宮廷日記」和文獻。這一醜聞不僅使巴克斯本人的著作名譽掃地，也使依賴其偽造材料的一整批學術研究受到質疑。巴克斯事件成為關於信任未經驗證的資料之危險性以及嚴格語文學考證——如伯希和所堅持的那種考證——之重要性的警示。[^fn_backhouse]

亞非學院仍是英國最大的中國研究中心，提供涵蓋中文語言、歷史、文學、宗教、政治和經濟全領域的課程。牛津和劍橋繼續設有教席和項目，其他幾所大學——利茲、愛丁堡、達勒姆、謝菲爾德——也發展了重要的中國研究教學和科研。1990年代初的一項調查確認英國約有160位中國研究專家，其中約60%側重現當代中國，不到25%研究前近代時期。這一對現代研究的強調——張西平將其解讀為自其起源以來一直塑造英國漢學的「實用主義傾向」（实用主义倾向）的延續——與法國傳統形成對比，後者始終更堅持古典語文學和前近代歷史。[41]

九、評價

英國漢學的歷史，總體而言並非一個制度成功的故事。與擁有法蘭西學院傳統的法國、在柏林大學、漢堡大學和萊比錫大學設有教席的德國或在1945年後大規模擴展區域研究的美國相比，英國的貢獻在規模上是有限的，在制度支持上是不穩固的。然而，它以少數傑出個人——馬禮遜、理雅各、韋利、李約瑟、霍克思——的成就而著稱，這些個人的成就足以躋身學科史上最傑出之列。英國漢學本質上是一個在制度冷漠中運作的個人卓越傳統——一個翻譯學者的傳統，他們的著作在那些未能支持他們的委員會和報告被遺忘之後依然長存。

哈尼對英國傳統的分析把握住了這一悖論。他指出「英國漢學源於新教傳教士在中國的事工」——這一遺產賦予了它實用的語言能力和精細文本工作的傳統，但也限制了其理論雄心和制度支持。從業餘到專業漢學的過渡——從十九世紀「帶連字號的傳教士漢學家、官員漢學家或商人漢學家」到二十世紀的全職學者——是「痛苦的」且並未完成。即便是韋利，這位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英國漢學家，也站在「專業漢學的制度軌道之外」。[^fn_honey_uk]

以張西平講座為代表的中國學術視角提供了互補的評價。張承認英國非凡的個人成就，但堅持認為英國漢學的整體軌跡受到了該國根深蒂固的功利主義的阻礙——傾向於以實際的商業和外交應用價值而非對人文知識的貢獻來衡量中國研究。毋庸置疑的是英國傳統所產出之著作的持久價值。理雅各的中國經典翻譯、韋利的中國詩歌翻譯、李約瑟的中國科學史、霍克思的《石頭記》以及《劍橋中國史》，共同構成了西方人文學術的偉大成就之一。

注釋

書目

一手文獻

  • Giles, Herbert A.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 London and Shanghai, 1912.
  • Giles, Herbert A.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1.
  • Hawkes, David, trans. The Story of the Stone (Hongloumeng). 5 vol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3–1986.
  • 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 5 vols. Hong Kong and London, 1861–1872.
  •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6 vols. Macao, 1815–1823.
  • Needham, Joseph, et al.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7 vols. (multiple par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 Waley, Arthur.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London: Constable, 1917.
  • Waley, Arthu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8.
  • Waley, Arthur. Monke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42.
  • Waley, Arthur. The Book of Song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7.

二手文獻

  • Barrett, T.H.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 London: Wellsweep, 1989.
  • Honey, David B. Incense at the Altar: Pioneering Sinologis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logy. 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86.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2001.
  • Zhang Xiping 张西平. "Lecture 9: Development of British Sinology" (第九讲：英国汉学的发展). In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Sinology.
  • He Yin 何寅 and Xu Guanghua 许光华. Guowai hanxueshi 国外汉学史 (History of Sinology Abroad). Shanghai: Shanghai Waiyu Jiaoyu Chubanshe, 2002.
  • Huang Changzhu 黄长著, Sun Yuesheng 孙越生, and Wang Zuwang 王祖望, eds. Ouzhou Zhongguo xue 欧洲中国学 (European Chinese Studies).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05.
  • Twitchett, Denis,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Multiple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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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reface, x.
  3. ↑ Zhang Xiping, lecture 1,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Sinology Studies," pp. 165–168.
  4. ↑ Peter K. Bol, "The China Historical GI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5. ↑ Hilde De Weerdt, "MARKUS: Text Analysis and Reading Platform," i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see also the Digital Humanities guide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6. ↑ Tu Hsiu-chih,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 no. 2 (2020).
  7. ↑ Peter K. Bol and Wen-chin Chang,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n Digital Humanities and East Asian Studies (Leiden: Brill, 2020).
  8. ↑ See Chapter 22 (Translation) of this volume on AI translation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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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Benchmarking LLMs for Translating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Evaluating Adequacy, Fluency, and Elegance," Proceedings of EMNLP (2025).
  11. ↑ "A Multi Agent Classical Chinese Translation Method Based on Large Language Models," Scientific Reports 15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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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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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Honey, Incense at the Altar, preface, xxii.
  20. ↑ "Academic Freedom and China," AAUP report (2024); Sinology vs. the Disciplines, Then & Now, China Heritage (2019).
  21. ↑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Fear We Have: How China's Long Reach of Repression Undermines Academic Freedom at Australia's Universities," Human Rights Watch (2021).
  22. ↑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ch. 7, pp. 1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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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Albany: SUNY Press, 1987), preface.
  26. ↑ Francois Jullien, Detour and Access: Strategies of Meaning in China and Greece (New York: Zone Books, 2000); cf. "China as Method: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Francois Jullien's Philosophical Detour through China," Contemporary French and Francophone Studies 28, no. 1 (2024).
  27. ↑ Wolfgang Kubin, Hanxue yanjiu xin shiye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3), ch. 11, pp. 194–195.
  28. ↑ Bryan W. Van Norden, Taking Back Philosophy: A Multicultural Manifesto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29. ↑ Carine Defoort, "Is There Such a Thing as Chinese Philosophy? Arguments of an Implicit Debat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51, no. 3 (2001): 393–413.
  30. ↑ Carine Defoort, "'Chinese Philosophy' at European Universities: A Threefold Utopia," Dao 16, no. 1 (2017): 55–72.
  31. ↑ On Korean printing 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see the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inscription for the Jikji (earliest extant movable metal type printing, 1377); on the Goryeo Tripitaka, see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inscription.
  32. ↑ On the colonial period, see "Kangaku and the State: Coloni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Korean and Japanese Traditional Sinologists," Sungkyu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4, no. 2 (2024).
  33. ↑ On "colonial collaboration," see ibid.
  34. ↑ On post-war Korean sinology, see "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The Korean Reception, Curation, and Reinvention of Cultural Knowledg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5. ↑ Ibid.
  36. ↑ "Two Millennia of Sinolog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37. ↑ On the Chinese period, see Keith Weller Taylor, The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38. ↑ On the use of classical Chinese in independent Vietnam, see the Wikipedia article "History of writing in Vietnam"; Alexander Woodside,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39. ↑ On the Vietnamese examination system, see the Wikipedia article "Confucian court examination system in Vietnam"; on the Temple of Literature, see the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inscription.
  40. ↑ On examination content, see ibid.; the Britannica article "chu nom."
  41. ↑ On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examinations, see "Persistent legacy of the 1075–1919 Vietnamese imperial examinations," MPRA Paper 10086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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